红楼梦和张居正、张元忭

楼主:messiyun 时间:2019-02-14 13:25:32 点击:251 回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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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和张居正、张元忭

  红楼梦里面有没有张居正?这是一个很八卦的问题。值得寻找一番。
  红楼梦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运用烟云笔法,把一些政治因素加入到书中。比如反清复明的思想和反思明亡原因。如——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
  俺认为张岱应该会把张居正这么重要的一位人物写进红楼梦里去。因为张居正声名赫赫,而且和张岱高祖张天复同年进士及第,更是张元忭夺魁的伯乐。可谓是张家能够辉煌百年的福星。有人说张道士影射张居正。俺觉得可以一读。包括朱赓的妖术案,俺也觉得和红楼梦绣春囊事件有关联。不仅如此,深受张元忭影响的张岱,还会把张元忭也写进去。慎终追远、孝道也是红楼梦的主要思想。

  以下摘录自张海新《张岱及诗文研究》,张海新博士,也和张姓很有缘分呢。
  ————
  张元忭的伯乐:张居正
  张元忭的一生和父亲的仕途联系在一起,在政治上并无太大建树,但这也和万历年间的政局密切相关。嘉靖、隆庆二帝合起来掌国五十一年,这五十一年间,明代己开始走下坡路,朝中逐步走向权臣党争的局面。元怜辛未年科场夺魁,当年主考是张居正。照旧例,两人有座主、门生之谊,但张元忭却并不逢迎居正,这在张居正当权的万历初年自然属于“与时乖违”。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居正成进士。同年成进士的还有李春芳为当年状元、张天复等。当徐阶为首辅时,“倾心委居正”。隆庆帝登基入阁为相。徐阶致仕后,李春芳为首辅。隆庆三年秋,赵贞吉入阁隆庆三年冬,高拱复入阁兼任吏部尚书。高拱再得任用的背景是张居正与赵贞吉不睦,张居正密谋以高拱对付赵贞吉,以夺春芳政。李春芳是个明哲保身、惧祸求全之人。《明史》载,徐阶去后,春芳叹曰“徐公尚尔,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听闻此言,张居正却说“如此庶保令名。”一语让春芳愕然,由此更坚定了致仕求去之意。隆庆五年五月,春芳去,高拱为首辅。后张居正与高拱亦交恶,高拱又与中人冯保不和,张居正遂与冯保联手,在神宗即位后即以两宫诏旨逐走高拱,由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去世,在他此前担任首辅的十年间,其声势赫然,威重海内。《明史》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果,不可谓非经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居正之经济才当然不能不让人佩服,但其独掌权柄,与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政治格局不相符合,难免会受到清议人士的攻击。而他的夺情之举以及此后因患病百官斋酿为之祈祷更令士林中不少人愤怒,张元忭就是其中一位。张岱在《家传》中记载了元作两件事,一是就万历五年“星变”,元忭上疏,并“以揭帖诣座师张江陵”,张居正对此十分不悦,元怀干脆请假回家二是万历六年,元作离开绍兴北上京城,对于居正,也只是逢年过节“一揖而已”,私下从来不去拜访,并尝对人说“某门人也。皂囊白简,以让他人,乃若丧请留,病请祷,某总纵死不为也。”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去世,按照明代官员制度,必须停职二十七个月为父守孝,而张居正却以“夺情”免。从大孝子张元忭过去的孝行和上述的话来看,他当然不能认同张居正的“夺情”。居正在夺情之后,曾大病一场,不仅神宗皇帝关心备至,而且百官为之斋酿祈祷,这样的场面的确会让人产生“震主”的想法。元作所谓“丧请留,病请祷,某总纵死不为也”,正是对夺情及斋蘸的回应,由此可以见出元作的傲岸风骨。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六月去世,在居正死后的近六年里元怜在万历十六年三月去世,元怀看到了居正身后是如何的不幸官秩被削、家产被抄,子女中有饿死者,还有被发戍守烟瘴之地者。这种生前大富大贵,死后却差点被剖棺戮尸的极大反差,让人震怖无语。而张居正生前所提拔引荐的官员,也斥削殆尽。可能正是元怜当初并不加入张居正集团的原因,在张居正死后,他得到新的任命。张居正死的当年九月,皇长子诞生,元作贵诏告楚中六王丁亥年年,万历十五年起复为左谕德,值经筵。这一年,元怜方岁,正是年富力强之岁,可是这一年他再次为亡父天复申请复官,天复在万历年甲戌年八月三十日亡故,至万历十五年己死十三年了,元防仍念念不忘。元作所担任的“左谕德,值经筵”一职属詹事府左春坊官员,是辅导太子学习的官员,为从五品。本来这样的职位由于接近太子,可以说是将来晋升的很好台阶,元防若能谨慎从事,或可在政治上有更大前途,毕竟他是状元出身。但由于他过分沉浸于父亲的“冤案”,竟致郁郁成疾,万历十六年,才五十岁的张元忭炸就去世了。
  总结元怜这一生,父亲天复没有给他多少荫庇,反倒带来不少风波,天复的政治遭遇就像一朵悬在头上的乌云,让元怜无法享受更多的阳光,以致《明史》的作者在为其立传时,除了“曾抗疏救御史胡津,又请进讲《列女传》于两宫,修`二南'之化,皆不省”这么一句外,其他全是写其为父伸冤及回乡省母的事,元作给人的印象基本是“孝子”而不及其余。这和他的老友朱赓做到首辅、老友罗万化做到礼部尚书都有不小的差距。不过,他并不以门生的这层关系即效仿他人而去投靠座主张居正的风骨还是令人钦佩,也因此在张居正死后以神宗为首的势力清算张居正的浪潮中而躲避开了祸端,不能不说是“失之桑榆,收之东隅”。这由元作的耿介个性所决定,当然,其中也不能说没有洞察历史经验的政治智慧。在党争已经启衅的万历初年,像元作依然不结党的这种人确实很少了,但是张元忭防也给儿子张汝霖留下了一笔政治遗产,那就是早在嘉靖三十五年丙辰年七月七日他己与朱赓订下了儿女亲家,时张元忭炸尚未婚,只有岁,朱赓也只有岁。这门亲事给儿子张汝霖带来的不利因素元作当年一定未料到。如果说明代党争在张天复、张元忭作父子两人身上体现得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到了张岱祖父张汝霖这一代,则难逃党争的磨难。
  自张居正死后,明代首辅的权力落到了张四维的手中,此后内阁先后由申时行、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主政。万历三十年,沈一贯为首辅,朱赓与沈一贯、沈鲤共献守成、遣使、权宜三论,由朱赓执笔。后沈一贯与沈鲤渐不相能,党争之势成。明年冬,发生了甚为诡橘的“妖书案”—朱赓在自己府门口捡获《续忧危胧议》揭帖,其内容涉及太子废立事,“书辞诬赓动摇国本”,说太子朱常洛早晚被朱赓等十个大臣废掉,立郑贵妃之子朱常询为太子。朱赓自然大惊失色,连忙将此书揭帖送呈万历皇帝。还好万历帝信任朱赓,只说是妖人造谣,“诏五城大索”。妖书案侦缉过程中,沈一贯把矛头对准沈鲤,唆使给事中钱梦皋、杨应文弹劫郭正域。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素与沈一贯不睦,而与沈鲤善,因之沈一贯拿郭正域开刀借以打击沈鲤的势力。最后该案虽糊涂了之,却造成朝廷上党派相争的格局,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即言“光庙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之名立矣。”万历三十四年,沈一贯与沈鲤致仕,朱赓以七十二岁高龄“独当国”,三十六年秋卒于官。朱赓在官场,“醇谨无大过”,但是“与沈一贯同乡相比,昵给事中陈治则、姚文蔚等,以故蒙垢病”。《明史·沈一贯传》还提到朱赓与沈一贯联手对郭正域夺吕本溢之议加以封杀,因吕本亦是浙人并且在万历允许沈一贯致仕后,“一贯独得温旨,虽赓右之,论者益警其有内援矣”。结合《明史》中对于朱赓事迹的记载及评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赓与沈一贯以同乡之谊而结党,被视为浙党,朱赓在沈一贯后担任首辅是浙党势力的延续。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朱赓女婿的张汝霖自然会遭到岳父在政治上敌对势力的攻汗,前述汪若霖弹勃张汝霖之事自然也在情理中。
  朱赓在党争中的成败荣辱自然会连带及张汝霖,甚至到汝霖下一代也受到连累。张岱在《家传》中就曲折地透露出此一消息,如张联芳到淮安购买铁黎天然几,而淮抚李修吾亦想得此收藏,遂“飞骑追镊,见朱文爵勘合,不敢问而返。”



  心学传人:张元忭
  张元忭作更是心学传人中重要的一员。李费《续藏书》将元作列入“理学名臣”,事迹颇详细:
  公名元忭,字子草,别号阳和。其先盖蜀之绵竹人,宋相忠献公之后也。徒家越之山阴,代有闻。十传为赠吏部主事招。生天复,以进士官至甘肃行太仆寺卿,配刘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长好读书。安人怜之,戒无溺苦于学。公乃张灯幕中,侯母寝夜颂,不令母知。总角时,岳岳负意气,数矢口谈时政得失,人物减否。太仆公故抑之,不答也。会杨忠愁谏死,公遥为沫词,慷慨泣下沾矜。太仆公乃色喜,大奇之。尝读书至朱子《格致篇》,辄乙其处而沉思。已闻王文成良知之说,遂潜心理学。嘉靖戊午,举于乡,数上公车不第。下伟龙山之阳,唱然叹曰`怪贤学自有真,曲士抱虫蛙之见,不务即心证圣,而狠踵其下风,一何陋也。”戊辰,归自京师,而太仆公有滇难。盖太仆公故尝副滇泉,击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语,卒从吏讯。君身掖太仆公万里赴逮于滇,已复驰如京,白状当事者。比有诏免太仆公官,归越。复驰如越,履及门,血缕缕灭趾,天下闻而哀之。
  庚午,游太学。明年,举南宫,射策,赐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君自以遭逢圣明,释跷取上第,凛凛期有以自树。日素笔守官下,搜罗金匾典宪研究之。词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辄引代厄为解。君独聚徒,讲求世务人才,相与籍记之,户外屡常满。每抵掌论天下事,不为首鼠两端。 元年,君尝疏直御史某,且请进讲《列女传》于两宫,以修二南之化。不报。戊寅,免太仆公丧。起家,奉旨教习内书堂,公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习为善。勃貂、管苏非人乎”乃取《中鉴录》,自为条解。又作`甸忠”诸吟,令歌之。寻管理语救,值起居馆。会皇子生,奉书告楚藩。因上匡庐,浮沉湘,还取道武夷,所至多题咏,具《搓间漫笔》中。丁亥起家,用词林久次。超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清理武黄。寻充经筵讲官。既入侍金华,退而叹曰“明主方草享向学,呕喻受讲臣风劝。而讲臣不竭忠毕智,以迪哀听,非夫也。”每喝唱然盟心待对,冀有所感孚焉。初上御历覃恩,公即疏白太仆公冤状,请以恩及己者移太仆公冠服。至是复申前请,许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见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揖甲宵,斩首虏千级,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为父洗沉冤。长负君亲,吾死为后。”盖居常深念两世登朝,父建功,不钵志以段。愿以身代父报国,而卒且檄国恩报父,故终其身有提萦之恨,竟以此郁郁致疾。疾革,顾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螟。
  公平生稚志圣贤之学,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额务以实践为基。尝曰“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近世学者,徒票文成之外都耳。”又谓朱陆同源,而末流乃歧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论著与文成意符者汇集之,题曰《朱子摘编》,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绝不喜殡柯事人。然坦焉嗬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见。盖公之进也,出江陵门下。当其炎炎时,卑者蚁附,高者鸳鸣,而公不随不激,有以自守。尝语同门曰“某门人也,皂囊白简之事,当以待他人。乃若丧请留,病请祷,某即死弗为矣。”里居数年,私刺不及公门。然事关公义,则侃侃无少避。如议赋法,议不毁两贤祠,议祀四先生于学,越人至今诵为美谈。天性孝友,侍太仆公若安人疾,汤药非口所尝,弗进。比卒,染来柴疥。丧葬悉遵古礼,尽革燕宾崇佛诸敝俗,越人化之。有异母弟二人,太仆公病以属公。公扮之,恩义隆备。居常饭脱粟,衣洗补,而贩施宗党若弗及。盖公行益,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尔推,粹然一出于正。初,太仆公作《山阴县志》未成,公续成之。已又创《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义严衷钱,足称一方信史。他所著有《云门志略》、《山游漫稿》、《搓间漫笔》,行于世。又有《不二斋稿》、《志学录》、《读尚书考》、《读诗考》、《读史肤评》、《皇明大政记》,藏于家。
  日本学者今关寿磨编撰的《宋元明清儒学年表》中亦注意到张元忭:
  隆庆二年戊辰,隶张天复于越,子元卞侍而行。隆庆五年辛未,张元忭、唐鹤征字元卿号凝庵顺之之子、邹德涵字汝海号聚所守益之孙、邓以横字汝德号定宇南昌新建人、吕坤字叔简号心吾河南宁陵人进士。万历七年己卯,张元忭教习内书堂。毁天下书院,时士大夫竞讲学,张居正恶之,尽改为公癣。万历十六年戊子,张元忭卒,年五十一。
  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张元忭被收在“浙中王门学案”,而且亦列入诸卷学案之前的“师说”,可见其在心学系谱中的地位。张元忭是守仁弟子龙溪的门下,这样算来,元件是王门第三代人物。
  王幾,字汝中,别号龙溪,籍贯也是浙江山阴人。“弱冠举于乡,嘉靖癸未下第,归而受业于文成。丙戌试期,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为子荣也。顾吾之学,疑信者半,子之京师,可以发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会试。时当国者不说学,先生谓钱绪山曰`此岂吾与子仕之时也'皆不廷试而归。文成门人益进,不能遍授,多使之见先生与绪山。”王瓷是守仁最重要的弟子之一,从上述材料来看,王阳明对其寄予厚望,而其一生的确也没有辜负师父的期待,“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强将手下无弱兵。有王瓷这样的名师,元比亦造诣不凡。
  张元忭是王学重要人物王幾的弟子。《明儒学案》卷十五《浙中王门学案五》有“侍郎张阳和先生元作”,记其事迹:
  张元忭字子草,别号阳和,越之山阴人。父天复,行太仆卿。幼读朱子《格致补传》,曰“无乃倒言乎尝云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而后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嘉靖戊午,举于乡。隆庆戊辰,太仆就逮于滇,先生侍之以往。太仆释归,先生入京讼冤。事解,又归慰太仆于家。一岁之中,往来凡三万余里,年逾三十而发白种种,其至性如此。辛未,登进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寻丁外艰。万历己卯,教习内书堂。先生谓“寺人在天子左右,其贤不肖为国治乱所系”,因取《中鉴录》谆谆侮之。江陵病,举朝奔走酸事,先生以门生未尝忘也。壬午皇嗣诞生,贵诏至楚,丁内艰。丁亥升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侍读。明年三月卒官,年五十一。
  元忭之精神气概、学术见地可以用“光风雾月、行实思笃”来概括。《明儒学案》有其语录,且引一二以见其为人与思想脉络:吾兄谓摹拟古人之言行,庶几可进于忘物,以此为下学而上达。窃谓摹拟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所谓博而寡要,劳而无功也。昌若摹拟于吾一心之为易且简乎万事万物皆起于心,心无事而贯天下之事,心无物而贯天下之物,此一贯之旨也。故不离于事物言行之间,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下学上达无二事也。若以摹拟为下学,忘物为上达,是二之矣。答田文学立人达人,毕竟是仁发用处。 答孟我疆。
  近时之弊,徒言良知而不言致,徒言悟而不言修。仆独持议,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顿悟,而必曰事以渐修,盖谓救时之意。 答周海门。
  窃疑世儒口口说悟,乃其作用处,殊是未悟者。悟与修分两途,终未能解。龙溪曰“狂者志大而行不掩,乃是直心而动,无所掩饰,无所窝藏,时时有过可改,此是入圣真路头。世人总说修持,终有演示窝藏意思在,此去圣学路径,何舍千里”定宇曰“所贵乎不掩藏者,为其觉而能改也,非谓其冥然不顾,而执之以为是也。”《秋游记》
  予谓定宇曰“昨所言天地都不做,得无骇人之听那”定宇笑曰“毕竞天地也多动了一下。”予曰“子真出世之学,非予所及也。然尝谓此体真无而实有,天不得不生,地不得不成,譬如木之有根,而发为枝叶花实,自不容己。天地亦何心哉佛氏以大地山河为幻妄,此自迷者言之耳。苟自悟者观之,一切幻相皆是真如,而况于天地乎”定予曰“学在识真,不假断妄,子言得之矣。”《秋游记》
  尝思父母生我之始,光光净净,只有此性命,一切身外物,真如水上沤。奈何抛我之本来,而汲汲营营于身外暂生暂灭之浮沤乎《志学录有壁立万切之气概,乃可以语光风雾月之襟怀。《志学录善树木者艾其枝叶,则其本盛矣。善为学者敛其英华,则其神凝矣。《志学录》
  眼前一草一木,皆欣欣向荣,一禽一鸟,皆缨缨自得,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志学录》以祸福得丧付之天,以赞毁予夺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责之己,岂不至易至简乎《志学录》颜子当仰钻瞻忽时,只是于本体上想像追寻,终不可得。后来得夫子之教,却于博文约礼用工夫。工夫既到,而后本体卓尔,如有可见,始悟向者想像追寻之为非也。《志学录》。
  张岱亦称:
  先文恭曰癸酉秋,余请告归,再登泰山之颠,排徊四顾,空阔无际,俯视世间,何物尘埃,足以入吾胸次邪盖于是忧然大有所悟,恨未能时时如此境界耳。
  此等胸次,可与上述语录交相印证。张元忭虽是王学中人,但融合朱、王两派之长,既重视心的修为生发,又重视“致”的工夫,在实践上加以体会,所谓“不但曰良知,而必曰致良知不但曰理以顿悟,而必曰事以渐修,盖谓救时之意”。这就避免了后世王学末流为人所讥的高蹈虚空、徒逞口词之病,元作一生虽短,却也遵循师祖阳明济世立功之道路,同时学问不辍,真成一代士子风范。其“救时之意”拳拳可鉴可表,乃深明有明一代学术之“软肋”之人,可惜枝叶不茂,清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二《学术辨上》“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书,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异。龙溪、心斋、近溪、梅汀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遍天下,未成大观,湮没于汹汹世说之泪泪隅隅竟流中。
  另外,《四书遇·孟子》有“如此章”,亦见汝霖心学上造诣一斑家大父曰心体中打叠得干净,圣贤学问工夫,自一了百当。张侗初曰认得本心,一生更无余事。
  正因有了这样的家学渊源,心学势必对张岱有所影响。张岱有《四书遇》一书,是其一部“语录体读经著作”,实际上就是一部读四书的心得体会的笔录。对于书名里的这个“遇”字,张岱在书前《自序》这样解释:
  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书遇》。盖“遇”之云者,谓不于其家,不于其寓,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古人见道旁蛇斗而悟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笔法大进。盖有以遇之也。古人精思静悟,钻研已久,而石火电光,忽然灼露,其机神摄合,政不知从何处着想也。举子十年攻苦,于风檐寸暑之中构成七艺,而主司以醉梦之余忽然相投,如磁引铁,如拍摄当,相悦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其所遇之奥窍,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推而究之,色声香味触发中间,无不可遇之。一窍特留,以待深心明眼之人,邂逅相遇,遂成莫逆耳。
  由此即知,此书不类一本正经的“经书训话”,而是夹杂了诸多人生感悟后的读经“随笔”黄裳称之为“读书札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再回到书本这样一种不断反复、体验、凝思而成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
  近人马浮即马一浮于《四书遇》前有题记:
  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弊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态唯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仪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灭亡,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
  清张维屏《松心日录》论陆陇其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溢清献,有《三鱼堂集》“清献之学,专宗朱子,其论人未免过严。于太史公传游侠则以为陋于韩昌黎上宰相书则以为耻于渊明太白,则讥其酗酒于东坡则低其近禅于阳明则尤排击不遗余力。竟至谓明之亡,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无乃己甚。且由斯以谈,三代不几少完人软”清黄宗羲“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铃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明人说经,大似禅家举公案,张宗子亦同此血脉。卷中时有隽语,虽未必得旨,亦自可喜胜于碎义逃难、味同嚼蜡者远矣。
  正因为张岱不强作解人的姿态、功夫在诗外的路径,给此书平添很多生趣,见出其作为一个文人的个性与作为一个史家的特长态肆多趣、旁征博引、直抒胸臆、一语见的,书中也因之可以看到这位晚明文史大家在心学方面的见解。张岱对于自己才能的自信可能与他家传的王学有一定关系。如《四书遇》里有这样一段话:
  邓文洁与龙溪谈道谓圣也不做他,贤也不做他,天地也不做他,只是自修自证。吾人住世,一灵往来,半点帮贴不上。所谓戒慎恐惧,亦是这点独体,惺然透露,如剑芒里安身,轮铁顶上立命,无始光明,一齐迸露。天命之性,率行之道,修道之教,不过光明中影现法像而已。故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从上面来看,张膺服于“自修自证”的论断。所谓“谓圣也不做他,贤也不做他,天地也不做他,只是自修自证。吾人住世,一灵往来,半点帮贴不上”
  这话很要紧,就是说人生天地间,要靠自己打拼,打拼的过程就是自修,也是自证。有这句话支撑,张岱心中那种高扬的自我也就益加分明了。但这种自我并不是狂妄,相反有一点悲壮,就是天地生你,惟你自活。你不必成圣成贤,因为圣贤的道路也正在自己的努力中,你的一点一滴,一语一行,都是践行圣贤的过程。这话当然是对比较自觉的人提出的比较高尚的目标。好处是悲观地看待世界,因为悲观无所退处,也就充满了力量,强调的是个人在世间的独特与无助,而坏处就是可能出现人性无所忌惮地一溃千里。因为没有宗教信仰在照管他,监督他,而且,圣贤也只是自家来做。


  张岱家族忠孝观:代代相传的强烈的忠孝观念
  山阴张家五代人可谓忠孝传家,从张岱高祖张天复开始,即以报效明王朝建功立业为己任。天复到云南镇压叛乱,功成之后却遭诬陷打击,即使在削籍还家后并未与朝廷决裂,依然支持儿子元防继续求取功名。张元忭除了以孝顺父母闻名,其对于明王朝也是忠心耿耿,张岱《家传》载“年十七,太仆官议部,杨椒山弃西市,曾祖设位于署,为文哭之,悲枪愤鲤,闻者吐舌。”杨椒山,即杨继盛,字仲芳,河北保定容城人。曾上疏以“十大罪”弹勃严篙,遭严篙陷害处死。《明史》载“继盛临刑赋诗曰`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天下相与涕泣传颂之。”时张元忭随父在京,闻其冤状,故有“为文哭之”之举,“悲呛愤鳗”之状,可见元作从小就仰慕忠臣。中状元后,元作亦竭效忠诚,一年星变,元怜上疏,其言切直,因此而得罪张居正元件临死“一语不及私,伏枕呼陛下者再,曰`朝臣亦有多人。”,到死还想的全是国家大事,堪称忠孝典范。所以张岱在《家传》中评价元件“吾文恭一生以忠孝为事”。到张岱祖父张汝霖时同样为了明王朝的巩固而尽心竭力,万历四十五年,汝霖视学黔,十月主武闲,策中独问奢、蔺二酋,谓其变在旦夕,其为防御计甚悉。汝霖后进广西参议,提兵往讨瑶、壮之乱。“自粤至黔,千有徐里,悉底定。”汝霖的武功似乎是在重复其祖父的道路,但在万历末年,清兵已经步步紧逼,四十六年克抚顺、克清河堡,四十七年克开原,明王朝已经越来越难以应付辽东的局面了,汝霖在西南的平叛可谓是尽力在为明王朝延其国柞。到张岱父亲耀芳,天启七年,其在充州担任鲁藩长史司右长史,适值“山东妖贼猖撅,围充州城三匝,先子任城守,出奇退贼。”山东白莲教众起义,围充州,而耀芳竟然能出奇退贼,似乎传承了父亲、曾祖的统兵御敌才能。到张岱,他礼迎鲁王、参与鲁王小朝廷初期建设规划、为鲁王献计欲杀马士英等都是其忠心事明的见证。



  张岱高祖张天复
  《明史》上说,徐阶离职后,李春芳为首辅,接着赵贞吉入阁,但赵与张居正不睦,因此张居正又在隆庆三年冬再次启用高拱,以便用高拱来对付赵贞吉。李春芳,江苏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及第,为当年的状元,与张天复、张居正同年,嘉靖四十四年夏四月入阁参与机务,隆庆五年夏四月致仕。这样,李春芳、赵贞吉等人先后或“引去”或被“猜罢”,朝中被张居正与高拱的政治同盟所把持。
  天复所遭黔国公沐朝弼的诬陷在隆庆二年,朝中首辅为李春芳、阁臣尚有张居正、赵贞吉等人,究竟是谁收受沐氏贿赂而与天复为难,张岱并无明确交代。《家传》中所谓“沐氏知不可饵,乃晕金至都,赂当事者,啮龄之”,这里的“当事者”也令人疑惑是指阁臣呢还是指御史、给事中等言官据《石匾书·吕光询传》“沐氏既衔光询抑其权,又患光询发其养贼阴事,益不平,谗措腾起,荤金于京师,嘱要路弹滴之。光询以南工部尚书致仕,张太仆以生擒凤继祖功发云南抚按勘问。”“要路弹滴”或当指言官弹勤,毕竟言官是专职担当此项职责张岱《家传》中又谓“有诏逮训于滇”,按照明朝中央政府程序,圣旨先得“票拟”,后再由穆宗传旨,至少李春芳等阁臣是参与其事的。这里我们要稍作分析,阁臣中,李春芳、张居正两人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而张天复也是当年进士,三人有同年这层关系,但是张居正、张天复两人都是受到徐阶的推荐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政治后台一样,张居正从中作梗的可能较少,这一点从辛未年张元忭的科场夺魁不难看出,因为彼时张居正任主考官。而李春芳作为首辅,当言官弹劫,恐怕也难以阻碍。事情似乎是按程序在走,一旦朝廷中无人出言为之辩护,吕光询、张天复远在边鄙之地,不得朝中信息,难免背后遭此一劫。况且,此之前,沐氏已经在朝中运作,为自己回护,当吕光询督抚云南之前,“赂结权要,夺抚臣兵权”,并“倡议招抚,阴养寇以自重'夕,沐氏采取的路线是“养寇以自重”巩固自己在云南的势力范围,另外,在朝中通过行贿使得一些重要大臣为其所用,并且夺取前任督抚的兵权,这样使云南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吕光询的到来打破了沐朝弼的算盘,而且关键是其养贼自重的图谋恐将暴露,一下使得双方矛盾激化,沐氏主要矛头是对准吕光询,但张天复势必也受其牵连。值得注意的是,吕光询是浙江新昌人,而张天复是山阴人,新昌、山阴在明朝时同属绍兴府,两人还有同乡这层关系,难免沐氏将吕、张二人作为“同党”而一并对付。结果是吕光询致仕,而张天复则“发云南抚按勘问”。功臣反倒至于如此下场,以致“滇人冤之,建祠武定,祀光询与张太仆,春秋祭飨不绝”。据张岱在《石匮书》中嘉靖年间云南先后有三位黔国公。嘉靖四十五年,吕光询、张天复用兵云南时,时为沐朝弼任黔国公。《快园道古·经济部》“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当逮,朝议皆难之。谓朝弼纪纲之卒且万人,不易逮,逮恐生变。张江陵耀用其子,而驰单使缚之,卒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而锢之南京。”亦可参见丰家弊《杨慎与云南沐氏—杨慎交游考述之一》,称“后张太仆事得昭雪,而隆庆辛未子元怜以廷对第一人上疏鸣父冤,诏复原官,并叙光询功绩,事始大白。救建报功祠于新昌。”
  张天复出生入死,本来以为可以凭借军功,仕途会再上一个台阶,诅料反遭受不白之冤。他和吕光询触动了云南沐氏的家族利益,又被沐氏在朝廷内的利益代言人而罗织罪名,山阴张家甫一发达便遭受政治上的陷害打击,宦海风波带给张家的冲击力可见,以致张元忭再为父亲之事奔忙的途中竟一夕白头,可见仕途风险之大,而此等风险即使张元忭后来高中状元亦不能幸免。
  综观张天复的政治生涯,他在天复青年时期通过向父亲争取而得到“业儒”的机会,考取功名,步入仕途,张岱评曰“岱家发祥于高祖,而高祖之祥正以不尽发,为后之人发”,视之为张家发迹之始。正是由于天复所奠定的基础,才有了接下来的元作、汝霖、耀芳维持官宦之家,形成山阴张家连绵几代的赫赫声势,也正是有了天复所奠定的基础,才可能有了张岱在几代前人所积累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础上所爆发出的文化成就。张岱在《家传》中特别提到嘉靖朝首辅徐阶,应该是有所暗示,即徐阶的大力拔摧才有了天复在仕途上的前景。徐阶与天复之间类似“师生”关系,这从“华亭徐文贞行学,得高祖精,置第一”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而这种由学校、科举制度所形成的“师生”关系,正是明朝文官制度下在朝廷上结党接派形成某种政治利益集团的主要方式之一,即使是洁身自好、孤岸傲标的人物也不能不被裹挟进去,不得不投靠或者依附某种政治势力获得政治上的生存空间,但一旦所依附的人物失势,又不能迅速获得新的依附,难免与之俱沉。张天复尽管不在京城任职,离开政治漩涡有一段距离,但他以军功而仍未幸免政治上的暗礁险滩,由此或可推断出在嘉靖皇帝后期徐阶己经不再被帝王信任的格局,这既有阁臣之间的角力,又有长期所担任要职所遭受的来自上、下两个方向的猜忌。张岱在《石匾书·吕光询、徐元泰、吴百朋列传》末尾有一段评论:
  石遗书曰:国朝以军旅之事责备文臣,原有轻武之意,及文臣侥幸成功,多置不录,而言官乘之,未免一斥即去,是始终成其轻武之意也。吕、徐、吴三君子之拓疆勘乱,宜有封侯之赏,辄格不行,得以功过相准,而赐骸首丘,则又幸之幸矣。报功若此,使后有疆场之事,谁复肯为朝廷出力也哉。
  张岱认为,明朝原本并不重视武事,出于维护内部皇权统治的需要,以文官节制武事,而文臣侥幸获得军事上的成就,却又被朝堂上的言官所中伤,依吕光询本身的功劳本来可以获得封侯,现在不杀已经算是幸运中的幸运。如此赏罚不当,人心丧失,军事上一旦有事没有人为明王朝卖力也就很正常了。这段评论,指出明王朝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后期对于武备的废弛,加之朝廷本身设置制度的互相消耗,臣下即使想做忠臣都难。这不仅是对于吕光询等三人经历的看法,事实上也可看作张岱对于高祖天复所遭受的政治上的磨难而对明王朝透露出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评论中明确提到“言官乘之”,由此可以断言,在吕光询、张天复所遭受的诬措中,“言官”正是主要发端者,而这种多所掣肘的政治体系、以清议面目出现的政治斗争,正是后来愈演愈烈的党争状况的温床。无怪乎《明史》中在《穆宗本纪》末尾对于这位穆宗皇帝有如下酷评赞曰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隆宁谧。继礼守文,可称令主矣。第权巨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怒有余,而刚明不足者软。
  天复云南武定一役,事在嘉靖四十五年,翌年即是穆宗御宇,而隆庆二年即有吕光询致仕、张天复逮对云南之事,所谓“权臣相轧,门户渐开”正是穆宗朝的“新气象”,由此可见隆庆皇帝是个统御能力并不强的皇帝,所谓“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因此朝臣乘间隙而立门户。天复一案可以看作是嘉靖转换到隆庆朝之时党争开始加强的产物。显然,这种党争的产物给张家带来了重大影响,这给天复之后的张家三代人都蒙上了难以消释的阴影其影响更遥及张岱,使得张岱内心对于党争怀着强烈的反感,即是对东林党党人,张岱一样充满厌恶之情。
  张元忭的仕途人生从隆庆二年为父诉冤起,即与天复的政治生涯联系起来。政治对于张元忭的影响最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其年纪轻轻就一头白发,当时其才三十岁,正值而立之年。张岱《家传》记载:
  文恭掖之走万里,往对薄。滇中当道皆沐氏私人,惟直指稍持公道。滇中传其丁忧,报且至。文恭急走,问计于黔抚麟阳赵公。赵公者,高祖戚也,称文恭曰舅,且曰“按君报逮马上,将入境矣,而尊人对薄事,得一月方了,奈何事在今夕,吾与舅熟思之,迟则不可为矣”文恭彻夜走庭除,计无所出,则泣。公于暗中出呼舅曰“有策乎”对曰“无有”。复泣。公亦泣。如是者,至再至三。天曙,文恭须鬓翻然成斑白矣公见之大惊,曰“孝子孝子吾计已定。若第至滇,速了对薄事。”公嘱一香“至屠香释伺之,有差马入滇,侦是下檄按院者,拉得之,以斗殴喊辕门,吾自有说。”香奉命,果得下檄者,喊辕门,公问之,辄应曰“斗殴。”公曰“斗殴巡抚耶”发所司将二人监,后经月,取出讯之,乃曰“某下按院丁忧檄者。此人拉至,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十九。累羁候者月余矣。”公曰“若不早言。”巫释之,驰至滇,高祖事已得雪。
  “黔抚麟阳赵公”即赵锦,浙江余姚人,余姚在明属绍兴府所辖八县之一,赵锦与张天复是儿女亲家关系。张天复的女儿嫁给了赵锦的儿子赵淳卿为妻,在张天复死后,张元忭作索铭于赵锦,由徐渭代赵锦写了一篇《张太仆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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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中辈分最高的角色:贾敬,他的原型是皇帝?
  来源:搜狐
  我们来看宁国府中一个很奇怪的人,他是《红楼梦》中活着的角色中辈分最高的一位:贾敬!
  这个贾敬,在整本《红楼梦》中很少提及,少得几乎没让他正面出场过。但是,贾敬又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而且还较为详细地提到了他的死。
  贾敬
  那么,曹雪芹写他有什么隐藏在文字表面的深刻意义呢?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
  首先,贾敬的名字就很容易让人直接联想到一个人——嘉靖。嘉靖是明朝的皇帝,是一个全心全意炼丹修行的皇帝。
  等等,这个设定是不是在哪里看过?
  对,贾敬也爱炼丹修行,一心一意想着成仙而去。他虽然承袭父亲的爵位,但如今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随便把爵位送给儿子之后,贾敬又不肯回南京,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
  哎呀,和嘉靖帝太像了。你别着急,不仅是爱好相同,而且结局也差不多。
  嘉靖
  贾敬最终是过度饮用仙丹,中毒而亡!嘉靖呢?历史上也普遍认为他是丹药吃多了,中毒而死。
  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里是这样描写的:
  正顽笑不绝,忽见东府中几个人慌慌张张跑来说:“老爷宾天了。”
  众人听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说:“好好的并无疾病,怎么就没了?”
  家下人说:“老爷天天修炼,定是功行圆满,升仙去了。”……
  大夫们见人已死,何处诊脉来,素知贾敬导气之术总属虚诞,更至参星礼斗,守庚申,服灵砂,妄作虚为,过于劳神费力,反因此伤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肚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的紫绛皱裂。便向媳妇回说:“系玄教中吞金服砂,烧胀而殁。”
  仙丹
  众道士慌的回说:“原是老爷秘法新制的丹砂吃坏事,小道们也曾劝说'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爷于今夜守庚申时悄悄的服了下去,便升仙了。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
  很早就有读者发现贾敬的死,用的居然是“宾天”这个词!
  “宾天”这个词可不得了,它在汉语词典里的意思是:基本意思为委婉语,特指帝王之死。
  专门用于皇帝死亡的名词用在了一个小说人物身上?而且在当时康雍乾三朝是文字狱的顶峰时期,这么搞灭族之罪都是轻的,曹雪芹的这个行为太让人吃惊了!
  吃惊归吃惊,其实贾敬影射嘉靖帝是有原因的。
  贾府
  在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一朝,正是因为嘉靖帝长期不理朝政,一味沉浸于修道之中,致使国势进一步衰败,后虽有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明朝又挺了数十年,但毕竟积重难返,大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而贾敬一味崇道,不理宁府家务,也是造成贾府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红楼梦曲·好事终》说的那样:“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红楼梦》作者设计贾敬这个不务正业一味好道的人物,来营造全书开篇的“末世”氛围,用贾敬影射明世宗嘉靖皇帝,意在揭示明朝衰落的起因是从嘉靖懒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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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花不乃 时间:2019-02-15 19:43:56
  张献忠要谋反,也是张家事。
  好,反出英雄。
作者:花花不乃 时间:2019-02-15 19:49:29
  坐实张家反崇祯!
我要评论
楼主messiyun 时间:2019-06-04 00:40:41
  徐渭、张元忭和张居正的一些事

  徐渭支持张居正:徭赋之法,盖莫善于今之一条鞭
  一条鞭
  【释义】:明代中叶以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明代赋役繁苛,人民负担极为沉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武宗正德年间开始改革赋役,到世宗嘉靖时期,南北都试行新法,最关键的就是一条鞭法。主要为简化税制,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将扰民最重的役逐步并入赋内。以各州县田赋、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编合为一,通计一省税赋,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称一条鞭法。嘉靖时始行于地方,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推行于全国。其特点为役并入赋和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它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它是继唐朝两税法之后的又一重大赋役改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条鞭法未能彻底实施,且各地实行也不一致。
  【出典】:《明史》卷78《食货志二》1902页:“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
  【例句】:明·徐渭《会稽县志诸论》:“余闻诸长老云,徭赋之法,盖莫善于今之一条鞭矣。” 明·任源祥《赋役议》下:“久之,折色名项多,难于督并,乃隐其说于一条鞭。”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书河南府施志后》:“《明史》言,国初有里甲、均徭、杂泛三等,嘉靖时行一条鞭法,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徐渭的史才:主编总纂《会稽县志》。力促一条鞭法的认真贯彻
  丁家桐:明代中叶绍兴修志,府志与山阴县志已由张天复主笔修成,还剩下一部《会稽县志》,材料已备,尚须主编总纂。此时张元汴由于父亲病故,丁优在里,便由张元汴主纂,张便交代文长代笔。文长在因之身,过去既无功名,现在已非生员,在地方史志上留名是不宜的,但他要尽主编之力以赎罪,历时四月,便大功告成。县志由马尧相、金阶起草,未定稿,有地理、治书、礼书、户书四部分,共十六章。文长在日后收集自己的文集时,收入四章总论及十六章分论,说明属于代笔。志中言论属务虚部分,但提纲挈领,表达一个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诸方面的官方见解,反映一处地方治史的水平。文长之论因由张元汴署名,自然不乏张元汴的见解,但运笔个性极鲜明,构思出自文长则是明显不过的。做官如做工。《地理总论〉云:到会稽来做官的人先要了解情况,即沿革、分野、山川、物产、风俗,做官的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一、…
  五、力促一条鞭法的认真贯彻。万历初,张居正当政,前朝推行多年的一条鞭法正认真施行,“余闻诸长老云,徭赋之法,盖莫善于今之一条鞭矣”。一条鞭法使赋税合并,简化税制,改实物征收制为货币制,而且由官府统一办理,减少了官绅的层层盘剥,也减少了许多苛捐杂税。百姓拥护,但豪绅反对,文长大声疾呼,千万不可变此良法,“则幸甚矣,则幸甚矣!”
  六、治越者应特别重视水利建设。《水利论》云:会稽的地势是上承诸流而下迫海”,说上流是咽喉,出海是尾闯,而会稽的田亩则是胃。治越者咽喉、胃、尾间三者要调节好,オ足以导致丰产。
  ——
  徐渭赞赏张居正抚和蒙古
  “明神宗即位初年,由阁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张居正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期间又过居庸关赴塞外,经戚继光介绍,至辽东寻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并结识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虽受吴兑等人受到敬重,但因健康不佳,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
  无稽之谈:章重认为四声猿影射张居正
  章重为《徐文长逸稿》所写的跋语《梦遇》中述及了《四声猿》的写作情况,云:方江陵当国时,欲以翰林待诏官先生,先生伴狂,往往卧臭堑中。作《四声猿》,有所刺。先生厌毒煊赫如此,乃几几俎豆之间哉?
  章重与王骥徳都是会稽人,与徐渭同乡,但章重并未见过徐渭,而王骥德则是从徐渭学曲的弟子。更何况,以《四声猿》刺张居正,从徐渭的文集中并无可证,因此,章重所记历来不为学者所重。
  ——
  徐渭给吴兑代笔祝贺张居正生日
  ——丁家桐《东方畸人徐文长》
  文长在宣府,主要任务自然是为吴兑捉笔。万历四年十月,张居正进左柱国,支伯爵俸,在朝堂进一步巩固了元辅的地位,受吴兑之命,文长代作《贺张相公启》,性质也与当日代胡宗宪作贺严嵩生日启仿佛。不同的是,在治国大政方针上,文长由衷拥护张居正的施政作为,在边事方面,主张民族和陸,张居正一吴兑一文长也一致,所以代作书启心情是愉快的。自然,有捉笔的由头,吴兑少不了有厚赠,只是未达胡宗宪一次赠银二百二十两之数。比起在胡宗宪幕府情形,在宣府显得自由一点。可能是抗倭时处于战时,而现在的宣大地区则是和平时期。他参观过数场练兵,参观过车战,多次在汤泉沐浴,还去过马市,看边民贸易,拜访过若于名胜景点,如龙门山、黄杨山、苦迷湾、银洞岭、盘石、黑石堡等,拜谒过若千道观。五十六岁的人,游兴还是不浅的。
  另有三娘子,为沟通汉蒙关系历史人物。此女为大酋俺答之外甥女,十分美丽,且文武兼备,为数代蒙族首领所寇。通贡间,此女多次率队至关内互市,文长在《边词廿六首》有六首写三娘子,笔生动写三娘子校场试箭,引起明军惊叹:
  汉军争看绣禠裆,
  十万弯弧一女郎。
  唤起木兰亲与较,
  看他用箭是谁长?
  有些官府应酬文字,文长曾代吴兑捉刀,如祝贺张居正七十ー岁生日,吴兑送了《王母图》,并由文长代为作长序。文长到京,在《答吴宣镇》中说,某寿作,“不敢自以为是,故欲进而复止。唯高明裁酌”,便是说代作的文字已经写好了,不敢径送,有机会能让吴兑看一看才行。当时长子徐枚从家乡赶来随侍,因为还有这一类事务,所以父子二人“复就荫于楩柟之一叶”,楩与柟均是大木,代指庙宇。
  ——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各地拥护,限制权贵盘剥百姓。立章奏考成法,政体为肃。
  ——
  高山大川张元忭
  ——客观评价张居正+影响张岱心学观、是红楼梦情理并重德色同行的滥觞
  张元忭作为张居正之门生,在张居正大权独揽、炙手可热的情况下,能做到洁身自爱、不党不阿,而在张居正去世之后受到群起攻讧之时,又能客观评价张居正的功绩:“江陵公平日自是自私,倚信群小,结怨缙绅。致有今日之祸,固其自取。然至于籍其家,辱其母,杀其子弟,则太甚矣。十年翊赞之劳,岂容尽泯即如筹边一事,十余年西北晏然,谁则主之,此其罪与功亦应少准,而一旦斩艾之若此,于国家之元气,得无少损乎”(《张阳和文选》卷二《答邹南皋》)张元忭在张居正权倾朝野之时不阿附,又在其去世后受到抨击时能够客观评论其功过,不以一己之利害而有损公允之心,可见其超越俗流的独到见解与刚正无私的高尚气节,张岱亦于《石匮书》载:“王龙溪品藻诸贤而独曰阳和子(张元忭)如高山大川”。张元忭为人忠孝,克己端谨,是一个严格的道德主义者。他不仅对自己严苛,治家亦是如此。
  张元忭既有显赫功名,又在学术领域颇有建树。“先生之学,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四有教法。龙溪谈本体而讳言工夫,识得本体,便是工夫。先生不信,而谓‘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工夫也。’尝辟龙溪,欲浑儒释而一之,以良知二字为范围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曰:“吾以不可学龙溪之可。先生可谓善学也。”张元忭与王龙溪交游,并与其有姻亲关系,他通过王龙溪接受了阳明学说,但是他于工夫论上并不认同龙溪之学。在心性论上,张元忭有明确的心学立场,他认为:“夫心本无垢,何从而新,心本无污,何从而洗盖无垢无污者,心之本体者也。物交于外,欲动于中,能无垢无污乎是故列圣之所为惓惓者,惟惧其本体有蔽也。去其蔽而还其真,而学无余事矣。”祛除私欲还复本心的本然状态,这种观点是阳明学一贯秉持的,但是张元忭已敏锐洞察到王学左派喜谈本体而忽略工夫的可能性倾向,他认为王龙溪、杨复所均是“谈本体,而讳言功夫,以为识得本体便是功夫”,自己则主张“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功夫也。识得本体,方可用功夫”。张元忭指出:“近世谈学者,但知良知本来具足,本来圆通,窥见影响,便以为把柄在手,而不复知有戒慎恐惧之功。以嗜欲为天机,以情识为智慧,自以为寂然不动,而妄动愈多;自以为廓然无我,而有我愈固,名检荡然,阳明之良知果若是乎一念之动,其正与否,人不知而己独知之。即此是独,即此是良知,于此格之,即是慎独,即是致良知。物与知无二体,格与致无二功也。
  批评空谈本体而不行实践工夫的论学者,认为他们窥见良知之影形就误以为是良知本体,以贪欲为天机、以情识为本心,自以为在践行良知而其实在纵情恣性,这正是放弃了戒慎恐惧等工夫的弊病。张元忭的学术倾向对张岱有较深影响,张岱在《石匮书》中提及张元忭:
  “平生雅志圣贤之学,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专务以实践为基。”
  其以王学为宗而又强调工夫践履和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张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有显著体现。
  张元忭另一个鲜明的学术倾向即主张调和朱陆,“(张元忭)又言朱陆之学本同一源,后人妄以意见分门户,滋生异议,乃取朱子诗文,摘其与文成合旨者,汇成一书曰《朱子摘编》,书出而纷纷异同之说可置弗辩已。”(朱赓:《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阳和张公行状》,《朱文懿公文集》卷十一)强调朱陆同源,并试图在学术上对朱陆之争做出调和,对张岱对待朱陆之观点亦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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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羲评论张元忭的学术:善学者、谈文成之学,而不出于朱子、恐于本体有所未明
  先生之学,从龙溪得其绪论,故笃信阳明四有教法。龙溪谈本体而讳言功夫,识得本体,便是功夫。先生不信,而谓“本体本无可说,凡可说者皆功夫也”。尝辟龙溪,欲浑儒释而之,以良知二字为范围三教之宗旨,何其悖也。故日:“吾以不可学龙溪之可。”先生可谓善学者也。第主意只在善有善几,恶有恶几,于此而慎察之,以为良知善必真好,恶必真恶,格不正以归于正为格物,则其认良知都向发上。阳明独不日良知是未发之中乎?察识善几、恶几是照也,非良知之本体也。朱子《答吕子约》日:“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所论致知格物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此即先生之言良知也。朱子易箦,改《诚意章句》曰:“实其心之所发。此即先生之言格物也。先生谈文成之学,而究竟不出于朱子,恐于本体终有所未明也。(《明儒学案》巻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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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歌
  徐渭
  琉球佩刀光照水,三年不磨绣花紫。
  换钱解向市中悬,我贵彼贱无人市。
  家惟此刀颇直钱,易钱不得愁欲死。
  客问此刀值几何,广州五葛飞轻雨。
  及今求市不较量,但输三葛钱亦止。
  千人十往九不顾,向刀长立折双趾。
  一日不食良巳饥,两日不食将何以。
  却走异县告长官,往日停车傥知己。
  平生自有孟尝心,今日翻思门下士。
  题注:是年虏寇古北口入薄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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