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坡笠屐图》论辩的逻辑清理——再评韩国强先生《东坡笠屐图简论》

楼主:三支藕饼 时间:2018-05-13 17:11:43 点击:482 回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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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和不讲逻辑的人讲道理,等于试图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对一个不懂逻辑的人讲道理,等于对牛弹琴,白费力气。


  关于《东坡笠屐图》论辩的逻辑清理
  ——再评韩国强先生《东坡笠屐图简论》

  林冠群


  李伯时是不是《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这是我与韩国强先生多次辩论的话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逻辑起点就是:找出李伯时的原作来。有了李伯时的原作为证,才能证实他是不是“首创者”的问题。
  有人举出《兰亭序》为例①,认为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序》也没有原作传世,但人们并不否定王羲之书写过《兰亭序》;因此,李伯时虽没有原作传世也可以证明他创作过《东坡笠屐图》。很抱歉,这实在没有举证的类比前提。因为《兰亭序》是一篇美文,其作者正是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以笔书写出自己的文章,这一观点,历来没有人怀疑过。而历史上却没有李伯时说他创作过《东坡笠屐图》的记载,也没有他同时代的人以及稍后至南宋末的各种记载提到过他曾创作过《东坡笠屐图》。所以举《兰亭序》为例,缺乏类比的前提。
  直到近千年之后的今天,韩国强先生却提出了“李伯时为《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观点。那么,他的论据是否有道理、合乎逻辑呢?
  韩在《东坡笠屐图简论》(下称《简论》)中特辟专章“李公麟首创东坡笠屐图”②。
  他在《简论》中针对我主张“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为琼州人”的观点说:“第三种说法只凭近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一则记载:‘石久失,有拓本。图为戴笠着屐冒雨状。原由琼州人所绘。’没有其他旁证,也没有图传世。按林先生的‘逻辑’(林先生在《〈东坡笠屐图〉再考》说:‘到底这幅《东坡笠屐图》是如何传承的?谁收藏过?后又传到谁的手里?皇室有否收藏?有谁题识?有谁跋语?有何收藏钤印?翁方纲既认为是真迹,真迹在哪里?谁见过?’),《东坡笠屐图》首创者为琼州人,也应予以否定。”
  看来,韩先生也在讲逻辑。但他在这里却犯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即一个问题内包含两个无关的重点)。他引述我的话,原本是讨论两个不同的问题的。我在《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原为琼州人》一文中引述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所载“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条,说明南宋末画家钱选所作《坡仙笠屐图》的创作素材原本于琼州不知名的画家之手,因此我推定:“东坡居儋时,已经有琼州人士为东坡画了《笠屐图》”,为此,东坡才有机会就此图题赞语:“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假如韩先生认为我所举为孤证,不足为据,完全可以举出更为有力的证据推翻张友仁的说法。但他无力这样做,却找出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关于另一个问题的观点来加以反驳。我在《东坡笠屐图再考》一文中说:“究竟李伯时是不是《东坡笠屐图》的“首创者”?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节点在于作者的亲笔真迹。如果至今还可看到李伯时画的真迹,则一切迎刃而解,无须争辩。如果没有真迹存在,而有相关的历史记载果能证明李伯时亲笔画过《东坡笠屐图》,那也可以作为有力的佐证。”为解答这个问题,韩先生却引清代翁方纲题跋明代朱兰嵎所谓临摹李伯时《东坡笠屐图》的话为据,称:“画幅多处有清代书法家、金石家翁方纲的题词。翁方纲的题词鲜为人知,现摘录如下:‘季枢藏松雪画像皆与宋真本相合。盖疏眉凤眼,秀摄江山,两颊清峙,而须不甚多。右颊近上处黑子数点,是为宋李伯时之真本。赵松雪、朱兰嵎所临皆是证也。’”而我认为翁方纲拿了元代赵松雪等所画的东坡的肖像来对照朱兰嵎的画幅,觉得朱所画的东坡的像很像,所以就确定是李伯时“真迹”。这不仅是“常识问题”,简直是荒谬。打个比方:若某人依据董希文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上的毛泽东画像画了一幅《毛主席来到五指山》,而“鉴定家”看了说:“这毛主席像画得完全像!一定是董希文《毛主席来到五指山》的真迹!”你能因此便相信董希文画过《毛主席来到五指山》吗?如此荒谬之举,“韩文”却夸赞说:“他对《东坡笠屐图》的研究造诣颇深”、“他在《复初斋诗集》把《东坡笠屐图》的传承说得清清楚楚。”哪么,从李伯时的年代直到清乾嘉时期的六七百年间,到底这幅《东坡笠屐图》是如何传承的?谁收藏过?后又传到谁的手里?皇室有否收藏?有谁题识?有谁跋语?有何收藏钤印?翁方纲既认为是“真迹”,真迹在哪里?谁见过?这一连串对于书画鉴定来说属于必备的信息要素,翁方纲一句也没有交代。
  很明显,我上述的论述是针对韩说翁方纲“把《东坡笠屐图》的传承说得清清楚楚”这一观点说的。至今韩非但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却反过来就此当作论据追问张友仁所说“原由琼州人所绘”这句话。以为就此一问,“原由琼州人所绘”的观点就不能成立了,但是,张友仁的话并不在于证实琼州人画作的存在与否,而在于他的画作作为素材已经被钱选纳入画中,也就是说,见到钱选的画即可知琼州人图画在先。
  韩先生不能回答我的质询,却反过来以此不相干的反诘追问已成的事实,韩先生不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有毛病吗?
  我在《东坡笠屐图考》一文中说李伯时不可能为东坡作笠屐图的理由之一是他人品有问题,是个趋炎附势的“势利之人”,这观点也并非我个人无中生有的杜撰。韩先生却在《简论》中举《宋史•李公麟传》为证,称“其‘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说李公麟是‘势利之人’的主要凭据是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后录》的一则信息:‘当东坡盛时,李公麟至为画家庙像。后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我在《“以扇障面”考辨》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已作阐述。‘东坡南迁’时,苏轼的儿子们、苏辙的儿子们都不在京师。苏过《己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兄弟》诗可作证。惠,即惠州;许,即许州,古称颍川。既然‘苏氏两院弟子’都不在京师,那么,何来‘东坡南迁,公麟在京师,遇苏氏两院弟子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的事发生呢?‘以扇障面’之说显然是无中生有。善良的学人被邵伯温们骗了几百年。”
  韩先生在这段话中可就见识过浅了!因为《闻见后录》所引的那段话不是邵伯温说的,而是他的儿子邵博引用东坡的好友晁说之的话。而晁说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族人。邵博是当作一种琐谈而引述入书的,因为这种表现在当时的社会太平常不过了。韩先生以苏轼、苏辙二人南迁时,小儿子苏过、苏远都跟在身边,所以“两府子弟”都不可能在街上碰到李公麟。但他忽略了一点:当时,苏辙的长子、次子都在许昌(颍川)经营农庄,许昌距东京不到一百公里,怎么没有可能到京都碰到过李伯时?另外,东坡的侄子苏时在东坡被贬海南将要过海时,中了进士。东坡为此写信给他的母亲表示祝贺。这说明“两府子弟”其时也有人在京都。东坡到儋后,也有书信给他居留在京都的侄孙苏元老。并说:“侄孙既是东坡骨肉,人所觑看。住京凡百加关防。切祝,切祝!”这还不足以说明当时苏氏子弟在京的处境吗?而公麟见了这些人“以扇遮面”也是很自然的事。当时凡是不与东坡等“坏人”划清界线者后来大都被打入《元祐党人碑》。李公麟入了此碑没?韩先生可以查一查。韩先生说“说李公麟是‘势利之人’的主要凭据是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后录》的一则信息”。韩先生在这里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邵伯温只写有《邵氏闻见录》,邵博是他的次子,写有《闻见后录》。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岂止是常识错误,逻辑上也讲不通:你既然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又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出晁说之是说谎,怎能就断言说他们是“无中生有”?《宋史·李公麟传》中“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这样空泛的话怎能就包揽了他一生中的种种表现与细节?
  2017年以前,韩先生是认定翁方纲所“鉴定”的明代朱兰嵎临摹的《东坡笠屐图》为李伯时所作。但是,我明确指出:第一,翁方纲只看到朱兰嵎所临摹的画却未见过所谓李伯时的原作(韩先生在《简论》中也承认“翁方纲治学严谨,没有真正见过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直到晚年还在考证,不随意下结论。”但最后还是“以愚意度之”,没有真正见过的结论);第二,朱兰嵎在画中的题跋也只是说“右李伯时写像上有此数语题识”,且不说古文中所云“写像”一般是指肖像而非有内容有情节的“图”, 朱兰嵎所云“写像”不等于就是指笠屐图,就算是指笠屐图,也不等于就是所谓李伯时的真迹。因为若真的看到真迹,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这幅“真迹”的流传过程也不能仅据朱兰嵎不明不白的几句话就能确定的。一幅古画的鉴定也决非翁方纲之流看着画面上“像与不像”的表面印象就能断定,这中间存在着十分严谨而科学的鉴定过程,不是随口一说便可定谳。但韩先生就能下结论:“这说明朱兰嵎是见过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这是怎样的逻辑推论?
  2017年至今,韩先生似乎又找到了新的证据。
  他在《简论》中说:“2017年春节期间,我的外甥女婿杨涛(博士)旅游台湾,带回曹树铭校编的《东坡词编年校注及其研究》,我阅读中惊喜地发现刊有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真迹影印件)。”
  “惊喜地发现真迹影印件”?要知道,李伯时的真迹若能流传至今可算是国宝级的藏品,价值连城。若曹树铭先生有此“真迹”,其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实不亚于相传为李伯时所作的《西园雅集图》。那么,这么贵重的“真迹”是谁鉴定的?故宫博物院?据我看到的韩的附图(见2017年第一期《载酒堂》杂志封二),画面上有题词但没有款识。因为没有李伯时(号龙眠)的落款,附图的旁边却有这样的说明:“龙眠题云:先生在儋,访诸梨,不遇。暴雨大作,假农人箬笠木屐而归。市人争相视之。先生自得幽野之趣。”既然画面中没有李伯时的署名或印鉴,则这个“龙眠题云”只能是韩国强或曹树铭“题云”了!曹树铭还就此加了按语:“龙眠于元符三年因病致仕,前图(指同页所附《东坡与春梦婆图》)系东坡在儋州时事。且无论从笔触及题字言,证之元汤厚《古今画鉴》所称:‘伯时暮年作画苍古,字亦老成。余尝见徐神翁像,笔墨草草,神气炯然。上有二绝句,亦老笔所书,甚佳’,可必此数图为龙眠致仕后暮年之作。一九六四年编者旅台北时,书家于右任氏盛称此五图题字高古遒劲,沈著之极,为宋人书中其平生所仅见云。”②看来,这就是所谓的真迹“鉴定”了!韩先生因此也惊喜不已。然而,我看到这幅画与韩先生原先肯定为李伯时“真迹”的朱兰嵎所作《东坡笠屐图》却大有区别:朱图,东坡面向右而此图却面向左。且服饰及木屐等也略有区别。哪么,到底哪一幅是“真迹”?难道两幅都是?果然,韩先生在《简论》中说:“按照曹树铭的研究,李公麟‘尚另写有《东坡笠屐图》’。现存朱兰嵎临摹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后图)很可能就是曹树铭说的那幅另写的《东坡笠屐图》。”虽然语气还未肯定,但他认为李伯时起码画有两幅形象有别的《东坡笠屐图》,这是肯定的。不仅如此,据他和曹树铭的观点,李伯时还画有《东坡与春梦婆图》。这就够热闹的了!一下子发现了北宋著名画家李伯时的这么多传世“真迹”!其新闻价值足可惊动世界,可惜这么多年来从没见诸报道。而我从别的渠道也觅得一幅画面上有落款的《东坡笠屐图》,题款曰:“龙眠居士李公麟写”八个字,其下还有两方钤印图章(字迹不明)。以上翁方纲、曹树铭、韩国强所认定的笠屐图均没有李伯时的题款,也没有他的印章,而我见到的这幅却分明有此题识。按韩先生的观点,这就更应该是李伯时的“真迹”了!哪么,世间上又多了一幅李伯时的“真迹”!?李伯时晚年竟然画了这么多幅《东坡笠屐图》?
  韩先生在《简论》中引述曹树铭对《东坡笠屐图》的“研究”,一会说:“此图东坡体胖,髯疏,头戴竹笠,脚着木屐,面朝左,腰微弯,双手提袍,神态悠然自得。”一会又说:“这幅见诸于曹树铭著作的李公麟《东坡笠屐图》(我们姑且称为“前图”),人物面朝右,一般绘东坡晚年相,多刻画其瘦削,而李公麟此画独丰腴。现代著名教育家、学者曹树铭在《李龙眠之研究》一书针对程庭鹭认为‘榕园出所藏李伯时真迹,皆成削,不多髯,绝不类世所传写’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观点:‘程庭鹭之说,似不可尽信。不知程氏所见龙眠写东坡真相,系何时所作。想象东坡中年远遭患难,流离奔走之际,有时成削,其为可能,但不可一概而论。依绍圣五年戊寅(1098),东坡六十三岁时所作《菜羹赋》,末云:‘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因此吾人可以断言东坡晚年必不成削,而且相当丰满。本书介绍龙眠写东坡五相,尤以《东坡与春梦婆》《东坡笠屐图》二相,不独东坡悠然自得之神态,跃然纸上,并与东坡自注‘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之语,全相吻合。”
  从“著名”学者曹树铭的这些“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胖一瘦,一少须一大胡子,两个不同形体的东坡居然全出于李伯时的笔下!这个“李伯时”晚年是不是得了疯瘫症神经了?怎么同是一个人却能像四川变脸技法一样会变脸?而他从东坡居儋时期所作的《菜羹赋》中竟然读出一句“先生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从而断定东坡这时还是个大胖子。哪么,照此“研究”,我们读到同是东坡海外所作《老饕赋》,中有句云“美人散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禅逃”,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东坡谪居海外仍有美女艳姬侍候?其实,此前东坡写给他在京都的侄孙苏元老的信中就说:“近来多病瘦瘁,不复如往日”,“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这是写给亲人的信,东坡该不会说假话,将瘦弱之躯说成是胖子吧?诗人之词语,兴会所至,总不能句句坐实,这是做学问的起码常识。
  曹先生还质疑程庭鹭认为“榕园出所藏李伯时真迹,皆成削,不多髯,绝不类世所传写”的看法。认为“吾人可以断言东坡晚年必不成削,而且相当丰满”。看来,韩国强先生也赞同这一观点。然而,不知韩先生查阅过程庭鹭的《小松圆阁杂著》没有?该书卷上有“书苏文忠画像后”云:“苏公像藏于杭者,南都程怀立、金昌何充本也。藏于江南浮玉、江西双井者,舒城李伯时笔也。其藏内府南薰殿者,自元递传至今,最为逼肖。嘉庆壬戌,法梧门祭酒始橅得之,转贻大兴翁学士。此海内真像也。余所见仁和王见大苏集前所摹,及客刊江右李榕园观察斋中祝坡公生日,榕园出示所藏李伯时真迹,皆成削,不多髯也。绝不类世所传写。”③这则记载,首先可证曹树铭将东坡肖像与《东坡笠屐图》混为一谈,证明他没有看到过这幅收藏于皇宫内府的东坡肖像摹本,因而与翁方纲的观点不同。翁方纲得到过这一幅肖像的摹本,认定东坡“盖疏眉凤眼,秀摄江山,两颊清峙,而须不甚多。右颊近上处黑子数点,是为宋李伯时之真本。”④肯定东坡面相清秀,须不多,面颊较瘦削。而曹树铭却以他见到的《东坡笠屐图》为据,主张世俗所传肥胖说,以为“程庭鹭之说,不可尽信”。
  其次,藏于皇宫内府的这一东坡肖像是李伯时的真迹,其摹本自元代流传至清嘉庆年间。程庭鹭的这则记载也提到了王见大(文诰)得到了这一肖像的摹本。而成书于嘉庆年间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一书中,王文诰也特别收入此像的摹本,并写了一篇《苏文忠公真像记》,提到了这一真像画面上的跋语:“右真像在元代时,为广平程洺山集撰藏于燕京之安贞里第,实其父著作公所贻也。其后以提举儒学,携至闽中。凡七年而代革。贫不能归,越十八年至乙丑,始克载还盱江,传其子彦则。彦则仕明,亦奔走于南北,而守之弗替。又二十四年至戊子,再传其子南云。南云登朝,复携以至燕。因从南云得之。”⑥跋语至此以下,皆“残脱不可辨认”。但这已经算是完整的传承过程,让人置信了,不像韩先生说“翁方纲‘把《东坡笠屐图》的传承说得清清楚楚’”却无半句下文。而仅据朱兰嵎一句“李伯时写像上有此数语”便断定朱见过李伯时真迹。
  韩国强先生初时认定翁方纲“鉴定”的明代朱兰嵎自称临摹李伯时《东坡笠屐图》就是李的“真迹”,事实上,朱兰嵎只是说“右李伯时写像上有此数语题识”并不能证明他见过《东坡笠屐图》这一“真迹”;翁方纲也是“以意度之”,承认并没有见过“真迹”,韩先生却以此推定“李伯时为《东坡笠屐图》首创者”,这不是明显的逻辑错误吗?
  2017年以来,韩国强先生忽得到博士外甥女婿提供的资料,又认定“著名”学者曹树铭文章中的《东坡笠屐图》、《东坡与春梦婆图》为李伯时的“真迹”,并以此推定李伯时又画有另一形体不同的《东坡笠屐图》。据我上文的分析,这显然又是一种明显的逻辑错误。
  另外,韩先生《东坡笠屐图简论》开头第一句话:“《东坡笠屐图》流传至今已近千年。”这本身就有逻辑错误。因为以《东坡笠屐图》为名的作品各朝代都有,难道张大千的《东坡笠屐图》也有近千年历史?
  2018年4月,在海南召开的二十二届苏轼研究年会上,海滨先生做总结,提到这次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弊病:(一)文献资料的硬伤。“这次会议论文中,竟有学者连程颐程颢是兄弟还是父子都能搞不清”,而在《东坡笠屐图简论》中,韩先生竟把邵伯温与邵博的父子关系混为一谈,也是一例;(二)视角方法的遮蔽。“偏材料则易轻内在逻辑”,而韩先生在《简论》中大量援引资料,这些材料相互矛盾而不自知。如东坡是多须体胖还是少须清瘦都不加区别,变成一个东坡,两种形态;(三)高头讲章的空疏。“实际内容少,学理逻辑更是难求”,《简论》过多引用资料,理性的分析偏少,而在没有充分论证李伯时有没有“真迹”的前提下就论定他是“首创者”,这就是缺乏学理逻辑的典型表现。
  我赞同海宾先生的观点,希望学术要讲究点求实精神,不要“见庙就拜,见坟就哭”,弄出些似是而非的假学术来。




  ①见《载酒堂》杂志2017年第2期,第51页。
  ②见2017年9月14日天涯社区网 天涯论坛 煮酒论史。
  ③见《载酒堂》杂志2017年第1期封二“曹树铭按”。
  ④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十九册。
  ⑤见2015年5月29日《海南周刊》所载林冠群《东坡笠屐图考》。
  ⑥见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林冠群校点本下册846页)2012年12月海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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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寒儒 时间:2018-05-13 19:14:56
  久旱逢甘雨
作者:寒儒 时间:2018-05-15 10:55:42
  王安石也有一幅“王荆公骑驴图”。据《王荆公年谱考略》传神总论:“荆公归钟山后,优游山水间,往来昭庆、定林、八功德水,所与遊皆清尚之士,若李伯时、米元章、蔡天启、叶致远、诗人俞秀老、清老是也。…….曰是胜事不可以无传,而因为骑驴图者,李伯时也”然后又说“苏子瞻也。子瞻亦有笠屐图,视此何如也。”
  这里说“王荆公骑驴图”是李伯时画,但没说“笠屐图”是李伯时画,只说苏子瞻“笠屐图”视此何如“王荆公骑驴图”也。不过有意思是,此处把“李伯时”称为“清尚之士”。
作者:寒儒 时间:2018-05-15 11:14:42
  清代著名收藏家傅氏在作《宋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跋》称南宋泉州市舶司东吴阿老书籍铺本,旧为杨幼云龙所藏,衣帙笺题备极雅丽。写东坡像於卷首,搜集南薰殿本、松云翁本、罗两峰本、冯少卿本、孙克弘本、笠屐图本,共六通。此处可见在南宋时期,笠屐图曾是一卷案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三支藕饼 时间:2018-05-15 22:16:07
  多谢寒儒先生,受教,受教了!
作者:灵芝仙子 时间:2018-05-16 08:36:06
  早安,藕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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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韭菜飘香 时间:2018-05-22 22:35:31
  太深奥,太伤神,问好大学者前辈们。
作者:灵芝仙子 时间:2018-05-23 09:58:17
  早安,藕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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