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

楼主:面前海黄昏 时间:2018-05-28 18:04:36 点击:135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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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蜑”是中国古代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它最初称“诞”,不同历史时期有“蜒、蛋、疍”等同音同义异体字。历史上名为“蜑”的族群有两支——长江流域蜑民和南方沿海地区蜑民,前者是今天土家、瑶、苗等族先民;后者则是古越族后裔,两者没有血缘关系。“蜑”除专指上述两个区域的族群外,还用来泛指其他非汉人族群,与“蛮”的泛称同义。“蛮蜑”称呼甚为复杂,须依据他们所处区域及其族群特征,并通过语境来判断其所指代的族属。
  近代南方沿海水居蜑民以其人口多、分布广、生活方式独特,引起许多人重视。20世纪以来,罗香林、陈序经等许多学者对蜑民进行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为蜑民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笔者审视20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一些论著不加分辨,将凡是名为“蜑”的族群一概视为沿海水居蜑民,没有认真审查“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内涵①。为使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对蜑民的研究,有必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界定,辨其名实。本文对此问题进行详细阐述,敬请方家指正。
  一、“蜑”名源流
  现存文献表明,用“蜑”作为族群名称不晚于汉代,最初称这一族群为“诞”。《世本·氏姓篇》记载了巴人祖先廪君创国的传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①。此处“巫诞”之“巫”是地名,指巫山,在鱼复县(今奉节县);“诞”为族群名称,即巴人祖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谈到巴郡南郡蛮时也采用此说。唐太子李贤为此作注:“《代本》(按:即《世本》,避李世民讳改)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②此注也把“诞”当作一个族群对待。“故出巫诞”,《太平寰宇记》作“故出巫蜑”③,则“诞”即后来的“蜑”。不少学者认同“诞”是族群名称,是隋唐以前一直活跃在长江中上游一带的蜑民。段渝指出:“巫诞,巫为地名;诞为族名,即是巫地之诞。诞,别本或作蜒、蜑、蛋。”④
  三国时,吴地武陵郡也有一支名为“诞”的少数民族。《三国志》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⑤此处,“诞”与“巴、醴、由”并称,都是族群名称。汉武陵郡,今为湘鄂黔渝辖区一部分,北至清江南岸和酉水上游,南至沅江上游。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在汉代被统称为“武陵蛮”。其中一支在东汉后迁到沅江上游,又被称为“五溪蛮”。所谓“五溪”,即《太平寰宇记》所谓“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古谓之蛮蜑聚落”⑥。
  《太平寰宇记》所载“蛮蜑”与《三国志》所载武陵“诞”人,地域相同,且与“蜑”同时并存的少数民族还有“巴”族,故《三国志》所载“诞”族即《太平寰宇记》所记“蜑”族。学界也多认同此处“诞”人即后来湘西一带蜑民。潘光旦指出:“‘巴、醴、由、诞’,四字不成一个句子,而是四个族类的名称……诞,就是……后来的‘蜑’,即今日的疍民。”⑦童恩正也说:“西汉以后,湘西地区虽有很多民族杂处,但蜒仍为其中之一。故《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武陵蛮有‘巴、醴、由、诞(蜒)邑侯君长’。”⑧
  “蜑”作为族群名称,应在东汉后期出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是研究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史料。该书《巴志》云:“(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戆勇,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⑨;《蜀志》载:“(广都县)汉时县民朱辰,字元燕,为巴郡大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獽民北送及墓。獽蜑鼓刀辟踊,感动路人”。诸葛亮、朱辰都是东汉人,说明“蜑”一名称在东汉时已有。清人郑珍考证“蜑”字时也指出:“盖汉已来乃有此种夷称号,其文作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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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罗香林在《百越源流与文化》(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版)中论证蜑民源流为古代越族时,认为古代蜑民居地,“西南起川滇之交,经越南而达两粤,东沿南海,而伸张于闽浙二省,适成一弧形地带”(第227页),把长江流域疍民和南方沿海地区疍民当作同一群体。陈序经《疍民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论述疍民的地理分布时,也将两者混为一谈,认为宋代疍民聚居之地多在两广,是因为不少四川两湖疍民南迁的结果。而且,他在引用宋代以前史料时,没有区别疍民之专称和泛称,如将唐僖宗时四川节度使高骈讨伐四川疍蛮之“疍”也当作疍民(第47、48页)。尽管已有学者指出他们把上述两个地区疍民混淆的错误,如吴永章《古代鄂川湘黔边区蜒人与岭南蜒人之比较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87年第2期),但是,由于罗、陈两先生在学界享有盛誉,其观点已为不少研究者所接受,在论及疍民时,人们仍不自觉地把两者混为一谈,如傅贵九《明清疍民考略》(载《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说:“疍民活动的地区最早是在四川、云南等西南省区;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疍民逐渐向东南方向迁徙……至迟在唐宋时已经开始在两广及福建沿海一带定居”(第179页);叶春生《岭南民间文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说:“最早记载‘蛋民’的是晋代的《华阳国志》,那时他们居住在巴东涪陵一带,后转辗迁至粤、闽,尚居陆上,宋以后他们才有迁移到水上的。”(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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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蜑”字不录于东汉字典《说文解字》。据现有史料,“蜑”字最早见于字书,乃南朝梁阮孝绪《文字集略》。《文字集略》早轶,今本是清人马国翰所辑,该书“蜑”作“徒旱反,蛮属。同上(《晋书音义》)。”唐代何超《晋书音义》载:“天门蜑。徒旱反。蛮属,见《文字集略》。或作蜒。”马国翰是据《晋书音义》辑录该字。晋代天门郡乃汉代武陵郡。魏晋南北朝时,长江流域蜑人势力非常强大,与政府交往密切,蜑族为人熟知,“蜑”成为通用字而列入字书。
  “蜑”之造字属“形声”。形声字由形旁、声旁组成,形旁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此处,“虫”是形旁。中国古代用虫兽偏旁命名四方少数民族由来已久,南方边地之人,生于虫蛇之地,故指代南方蛮夷之人的汉字,多从虫,表示他们乃虫蛇种类。“延”是声旁,音“徒旱反”,是造字者取蜑人称呼“河流”的相同或相近发音。据徐松石考证:“蜑实僚壮中水上人的通称,今两粤仍有称蜑人为水上人或水户者。川滇壮族称河为Daan,唐樊绰《蛮书》译为赕字。现时广西壮人则呼河为Dah为Da。蜑字蛋字赕字乃系同音异译。”①此说甚是,符合古代造字原理,是汉族学者用汉字反切方法对蜑人“河流”之音的记录。这也是“蜑”之称谓最先起源于长江中上游川滇之地的原因。因此,“蜑”与“诞”,都是蛮语异译,是古代汉族对南方滨水少数民族的命名。
  《晋书音义》还提及,时人或将“蜑”写作“蜒”。当时汉字尚未规范,或上下结构,或左右结构,只是偏旁异置,实乃同义。此类情况在当时字书里多有出现。因声旁、偏旁写法相同而发生借用,其用法乃古汉语修辞中的通假。宋代《集韵》“蜒”作“蛮属”解,即与“蜑”互通,义同。唐代以后文人经常“蜑、蜒”互用。
  宋初,徐铉等人奉诏校订《说文解字》,将“蜑”作为新附字列入字书,解释为“南方夷,从虫,延声”②,这继承此前蜑为“蛮属”的定义。南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对“蜑”注释为“徒旱切,南方夷也”③,与徐铉所注同。同在宋初,《太平寰宇记》已将“蜑”作为“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者的命名④。尽管出现以“蜑”称岭南水上居民,但此称谓只流行于岭南一带,其后才随宋人著作为中原人所识。
  蜑字除异写为“蜒”外,还有“蛋、疍”等同音同义异体字。据汪冰冰等研究,“蜑”写作“蛋”,乃汉字传抄时字形讹混的结果。“延”在用楷体书写时,变化不大,但在用行书或草书书写时,“延”就与“疋”发生了讹混,这一讹变始于唐朝⑤。“蜑”写作“疍”是在民国时期,“疍”是“蛋”的变体,当时一些具有民主平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为“蜑”或“蛋”形旁从虫,含歧视之贬义,故新造“疍”字以代之。1933年广东省政府建设厅布告《限令疍民拆除大沙头木屋茅寮》上已有“疍民”称呼,可知“疍”字已在政府公文中普遍使用⑥ 。新中囯成立后,考虑到“蛋”有贬义,现代汉语统一使用“疍”,日常称呼则称“水上居民”或“渔民”。其余写作“但、旦”,乃近人不规范用法。
  为何将这群人称为“蜑”,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蜑”的族群属性与特征进行推论。巫蜑、巴蜑生活在长江三峡一带,荆州蜑活动于“五溪”区域,两者都夹江而居。巫蜑是廪君的祖先,廪君有善于操舟的传说,《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巫蜑因临江的地理环境而善于用舟可以推知。许多史料都说蜑人习于水战。《周书》卷28《陆腾传》说“信州蛮蜑据江峡反叛,连结二千余里”。《资治通鉴》卷177载:“素遣巴蜑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遂大破之。”胡三省对此注云:“蜑亦蛮也。居巴中者曰巴蜑,此水蜑之善于用舟者也。”以上材料说明,最初以“蜑”命名蛮族是因其习于水上生活。宋代所记蜑民,习于水上生活更无疑义。《后山谈丛》说:“舟居谓之蜑人”①;《桂海虞衡志》载:“蜑。海上水居蛮也。”②这说明,宋代以后文人士大夫用“蜑”命名南方沿海水上族群,也是因为他们习于水的生产生活习性,而并非说沿海地区蜑人与长江流域蜑人有血缘上的继承关系(详见下文)。“蜑”字从魏晋南北朝时指代长江流域少数民族,到宋代用来命名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反映了汉人势力南下的趋势,宋代汉人势力已从长江流域扩展至华南沿海。随着汉人势力向边陲扩展,汉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不少南方少数民族被冠以新的名称。
  二、宋代以前的蜑民及其族属
  宋代是长江流域蜑民与沿海地区蜑民族群分野的界限,为使读者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别,笔者拟以宋代为界,分别阐述其族群历史变迁及族属。
  (一)长江流域蜑民的历史变迁。蜑民自汉代见诸史籍后,直至五代,他们一直活动在长江中上游一带,并分为两支,一是渝东、鄂西、黔东一带的巴州蜑,一是湘西武陵地区的荆州蜑。
  晋代巴蜑是汉代巫蜑后裔。巫蜑人口不断繁衍,分布地域进一步扩展,东晋时已超出巫山一带。《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③巴州所属巴东、涪陵郡都有蜑民存在,巴东郡“(有)奴、獽、夷、蜑之蛮民”;④涪陵郡“山险水滩,人戆勇,多獽、蜑之民”⑤。晋代蜑民分布,不出今渝东、鄂西、黔东北一带。
  南北朝史书对长江流域蜑民记载最为详尽,有建平蜑、信州蛮蜑等称谓。这一时期,也是蜑民实力最强大时期。南朝梁萧绎所绘《职贡图》有“建平蜑”名目。建平即今重庆巫山。梁时建平蜑即晋时巴蜑后裔,建平为巴蜑集中地带,故称其为建平蜑。北周时,三峡一带蜑民势力非常强大,他们据江反叛,北周政府出动大军才将其剿灭。《周书》卷28《陆腾传》载:“信州蛮蜑据江峡反叛,连结二千余里,自称王侯,杀刺史守令等”;同书卷49《蛮传》载:“腾乃积其骸骨于水逻城侧为京观,后蛮蜑望见辄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辍矣。”信州,梁时设立,州治在白帝城(今奉节县内)。此外,《南齐书》、《梁书》等也有蜑民记载。《南齐书》卷54《明僧绍传》载:“(僧惠照)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蜒。”《梁书》卷17《张齐传》说:“(巴西)郡人姚景和聚合蛮蜑,抄断江路。”仔细分析这些史料,不难发现,南北朝蜑人的活动地点都在今四川、重庆东部,都是晋代巴蜑后裔。经过北周政府的残酷镇压,三峡一带蜑民势力受到极大削弱,但并未就此消失,隋唐时,巴蜑仍屡见于史书。隋攻陈,利用善于水战的信州巴蜑大败陈军。《隋书》卷48《杨素传》云:“拜信州总管……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樯碎贼十余舰,遂大破之。”此处信州即上文梁时设立的信州,杨素的战斗主力巴蜑也即上文之建平蜑、信州蛮蜑。唐朝武后时,仍存在蜑人。唐张说《故洛阳尉赠朝散大夫马府君碑》云:“归次葭萌,江溢毁道,攀轜号恸,涛为之却。蜑人哀之,葺栈而济。”①葭萌在今川北,此川北之蜑也。《资治通鉴》卷204载:“太后欲发梁、凤巴蜑,自雅州开山通道,出击西羌,因袭吐蕃。”梁州,治今陕西南郑,时为巴中之地;凤指凤州,今陕西凤县,地理位置与四川北部接壤。川北陕南这部分蜑人应是川东巴蜑的向北扩展。
  另一支东汉武陵“诞”人发展到晋代称为“天门蜑”。《晋书》卷9《孝武帝纪》云:“天门蜑贼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将军桓豁遣师讨平之。”晋代天门蜑势力非常强大,该次起事竟将太守杀死。晋天门郡即汉武陵郡,“天门蜑”乃东汉武陵蜑人后裔,此为荆州之蜑。此后至五代,荆州一地蜑人多次见于史籍。刘宋沈攸之任荆州刺史,曾标榜自己“戍防一蕃,扑讨蛮蜒,可强充斯任”,事见《宋书》卷74《沈攸之传》。《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荆州条两次出现“蛮蜒”名称:“桓温平蜀,治江陵。以临沮西界,水陆纡险,行迳裁通,南通巴、巫,东南出州治,道带蛮蜒,田土肥美……境域之内,含带蛮蜒,土地辽落,称为殷旷。”《陈书》卷13《徐世谱传》云:巴东人徐世谱“世居荆州为主帅,征伐蛮蜒”。以上蜑民活动之地都在古荆州一带。
  综上所述,汉至五代间,一直有两支名为“蜑”的族群活跃在长江中上游一带,即巴州蜑和荆州蜑。这两支蜑人关系密切。楚灭巴后,巴人流入“五溪”,巴人之一的蜑人也进入该地区。《太平寰宇记》说:“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古谓之蛮蜑聚落。”荆州蜑是巴州蜑移民的后代。两支蜑人在反抗政府强暴统治中相互支持,《宋书》卷97《夷蛮传》记:“世祖大明中,建平蛮向光侯寇暴峡川,巴东太守王济、荆州刺史朱修之遣军讨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东千余里。时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弊。”建平蜑起义得到天门蜑的呼应,使统治当局疲于奔命,透露出两支蜑民关系非常密切,有民族亲缘关系。此后又有巴建蜑人首领向宗头流动作战于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及武陵等蜑人集中地区,时间长达二十多年,反映了其深厚的群众基础②。
  (二)宋代以前蜑民的族属。宋代以前长江流域蜑民具有如下族群特征:住地高山险阻,环境恶劣,农业生产不发达,“惟出茶、丹、漆、蜜,蜡”③,以采摘农业为主。有悬棺葬习俗④,习于用舟等。
  长江流域蜑民的族属是什么呢?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看法。童恩正认为他们是苗、瑶族先民⑤。吴永章认为他们是廪君后裔,今土家族先民,并从地望、姓氏上加以论证,同时指出,由于这一地区各民族错居,蜒民中并不排除苗、瑶诸族先民的成分⑥。刘美崧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的蜑人是土家族先民⑦。蒙默认为汉唐间川鄂湘黔地区蜒人是近代侗族先民一支⑧。综合上述各位学者所论,笔者认为,古代民族发展成近代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要完全分辨出近代民族的来源是有困难的。就该地区蜑人来讲,其应为后世土家、苗、瑶、侗各族的先民,或许还发展成其他民族,但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其发展主体还是土家族。
  上文所述长江中上游之“蜑”指巴州蜑或荆州蜑,是专称。但是,中国文化悠久,语言修辞丰富,即使是同一时代出现的蜑字,其内涵也往往不同。“蜑”还经常被用来泛指南方其他少数民族,此时“蜑”与“蛮、夷”的泛称用法相同。唐代南方各地的蜑,一般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具体指代何种民族,要根据语境确定。
  一指代南诏。唐代南诏曾时断时续地与唐朝战争,被唐朝统治阶层视为心腹大患,他们提到南诏时,大多深恶痛绝,将其蔑称为蛮蜑。《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载:“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蛮、蜑”,此处“蜑”乃指“南诏”。此事《新唐书》卷180《李德裕传》说得非常明确:“蜀自南诏入寇……德裕至,则完残奋怯,皆有条次……于是二边浸惧,南诏请还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维州将悉怛谋以城降。”该史料讲的就是前文李德裕拒吐蕃、平南诏之事,显然,蜑乃南诏别称。874年,南诏入侵四川,西川节度使高骈率兵击退之,事载《旧唐书》卷19下:“南诏蛮寇蜀,诏河西、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征兵赴援。西川节度使高骈奏:‘……伏以西川新军旧军差到已众,况蛮蜒小丑,必可枝梧……’诏答曰:‘蛮蜒如尚凭凌,固须倍兵御敌’。”从语境看,这里蛮蜒也指南诏无疑。
  有人把刘恂《岭表录异》提到的蛮蜑当作岭南水居蜑民,认为岭南蜑民称谓早在唐代已经出现,这是误解该文。该文云:“其笋丛生,转复牢密,邕州旧以为城,蛮蜑来侵,竟不能入”①。邕州即今广西南宁,中唐以后,南诏曾数次侵犯该城,事见《新唐书》卷222《南蛮传》,此处蛮蜑也是指南诏。此类例子还很多。
  二指代壮族先民。元稹的作品多次使用“蛮蜑”一词,如《授王师鲁等岭南判官制》的“蛮蜑獠狸之杂俗”,《授崔方实试太子詹事制》的“蛮蜑之间,有黄贼者”②。前者“蛮蜑獠狸”并用,指代唐代广西少数民族,后一“蛮蜑”则指代“黄贼”族类,是唐朝统治者对当时黄家起义军的蔑称,两者都是今天壮族先民。这还可从元稹《送岭南崔侍卿》诗“黄家贼用镩刀利,白水郎行旱地稀”③得到印证,黄家贼即前文所谓黄贼;唐代尚未用“蜑”称呼水上居民,这里称其作“白水郎”。元稹前文之蜑确实另有所指。
  三泛指南方少数民族,与“蛮、夷”泛称同义。樊绰《蛮书》载:“夷蜑居山谷(自注:蜑即蛮之别名),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④此处夷蜑指代有别于汉族之蛮人。论者以为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中“林蛮洞蜒,守条死要,不相渔劫”⑤之“蜒”为岭南水居蜑民,这是误读。“林蛮洞蜒”是并列词组,要结合在一起考察,从上下文理解,应是泛指岭外十三州偏远之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宋代何恪《祭灶斋记》谈到湖南永新风物时说:“卒就下科以进,流落于此,日与林蛮洞蜒处,殆又其势所宜得也。”⑥何恪此处借用韩愈“林蛮洞蜒”一词,当然不是说湖南也有蜑民,而是指代边地少数民族,这也证明“林蛮洞蜒”是泛称。还有人以为,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的“胡夷蜑蛮”的“蜑”是水居蜑民,这也是误解,此处蜑也是泛称。该文云:“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①此处“胡夷蛮蜑”并称,并非说当日聚会有胡人、夷人,“蜑”与“胡、夷、蛮”一样,都是少数民族泛称,指代前文的“群僚”。
  三、宋代以后的蜑民及其族属
  入宋以后,一些著作在记述长江中上游地区风俗人情时,仍沿用“蛮蜑”称呼该地区少数民族,但同时,史籍中频繁出现用“蜑”称呼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给予蜑民新的定义。
  (一)沿海地区蜑民的历史变迁。较早记载岭南蜑民的是北宋初年乐史《太平寰宇记》:“蜑户,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②舟居、捕鱼为业、习于水上生活,作者从居住状况、职业、生活习性等方面规定了岭南蜑民的属性。这是现今见到岭南蜑民的最早记载。稍后,陈师道《后山谈丛》说:“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瑶人,舟居谓之蜑人,岛上谓之黎人。”③他再次明确了蜑民的族群特征为舟居,此后直到明清时期,人们在论述岭南民族时,一直沿用这种族群分类法。令人纳闷的是,陈师道从未到过岭南,其所论可能得诸传闻;陈与苏轼、秦观交往甚密,该二人都有咏及蜑民诗文,陈对蜑民的了解可能源自他们。若是这样,中原人对蜑民的了解来自南迁文人。
  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南宋文学家范成大和地理学家周去非的著作,他们是好朋友,同在广西为官,对辖区内的蜑民非常了解,可谓亲历者。他们从多角度记录了岭南蜑民情况,成为研究蜑民最为宝贵的史料。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没水探取。”④周去非《岭外代答》更详细地描绘了岭南蜑民:“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也。”此说法延续了宋代以前对蜑民的定义。不过,我们要特别注意他对钦州蜑民的分类:“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纶;二为蠔蜑,善没海取蠔;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此分类法为我们追寻蜑民族属提供了线索。作者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蜑民很穷,子女却很多,儿童自小熟悉水性;语言类似于福建、两广;他们是采珠能手,但境遇悲惨;蜑民虽在海上流浪,却仍受政府管辖⑤。
  有宋一代,蜑民不断见于诗歌、文集及正史中。北宋文豪苏轼贬官岭南,其《连江涨雨》、《与秦少游书》等诗文对岭南蜑民多有记载。由于苏轼名气很大,岭南蜑民也随其诗文流传而为人熟知。与其同时代谪官岭南的诗人唐庚、秦观也有诗文咏及蜑民。南宋诗人杨万里还有一首著名的咏蜑户诗:“天公分付水生涯,从小教他踏浪花。煮蟹当粮哪识米?缉蕉为布不须纱。夜来春涨吞沙嘴,急遣儿童劚荻芽。”⑥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岭南蜑民的生活情景。蜑民独特的文化引起众多宋代南迁文人的注意,并随其诗文而广泛传播。
  宋代蜑民为人熟知,还与他们和珍珠结下的不解之缘有关。“凡采珠必蜑人”①,述及采珠,必论及蜑民,众多宋代笔记都提到蜑民采珠之事。除《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外,蔡絛《铁围山丛谈》、张师正《倦游杂录》也叙述了广西蜑户采珠情形,对他们所受压迫表示同情。蜑民因采珠与政府发生联系,从而被载入正史。972年,宋太祖在了解采珠危苦后,降诏废媚川都,放归采珠蜑民。此后,由于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需要,采珠时禁时弛,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贡珠百斤。七年,贡珠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一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②。1156年,“罢廉州贡珠,散蜑丁。”③而官吏逼迫蜑民私采却一直没有停止。
  宋代蜑民参加水军,事见《宋史》卷187《兵志一》:“迨咸淳末,广东籍蜑丁,闽海拘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又见同书卷284《陈尧叟传》:“(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不习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尧叟因规度移四州民租米输于场,第令琼州遣蜑兵具舟自取,人以为便。”则蜑民很早就服务政府矣。
  宋代蜑民足迹,西南到越南,经广西、海南、广东乃至于福建。“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其以鱼蚌易斗米尺布者,谓之交阯蜑”④,该史料说的就是越南蜑民,这也说明,宋代对“蜑”的命名是根据该人群的生产生活特征,而非地理区别。两广、海南蜑民情况已见诸上引史料。福建蜑民见蔡襄《宿海边寺》诗云:“潮头欲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怪得寺南多语笑,蛋船争送早鱼回。”⑤该诗咏海澄海边风景,描绘了蜑民打渔归来,一片欢声笑语的图景。
  元明清三代,南方蜑民人口膨胀,加上官私出版物丰富,对蜑民的记载尤多。元代对蜑民的记载多与采珠有关。《元史》有罢贡珍珠及复采珠的记载。1319年,东莞张惟寅曾作《上宣慰司采珠不便状》,历数采珠之害民,使朝廷自此停止东莞采珠。明代蜑民单独建立户籍,开始成为贱民。明清各地修志蔚然成风,在地方志中,对本地蜑民也有着墨。值得一提的是,蜑民曾引起雍正皇帝注意,并发布了开豁蜑民谕旨。可见在明清时期,蜑民已经发展成一支力量非常强大的群体。
  上述各家所记,虽侧重点不同,但都非常明确地指出南方沿海蜑民的主要族群特征是水居、以江海捕捞为生。而长江流域蜑人则是居住陆上,《隋书》卷82《南蛮传》明确说“蜒”是洞居少数民族,“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随山洞而居”;以采摘及狩猎为生。因此,两者族群特征有明显差别,是属于不同族属的两类人。
  (二)宋代以后蜑民的族属。学界对宋代以后蜑民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南方沿海地区的“蜑”多指水居族群争议不大,但对其族属仍有分歧,或以为是古越族后裔,或以为是汉族一支。从地域分布上看,宋代以后蜑民主要分布在岭南和福建地区,这一地区原是古越族居住地,两者地望相合。蜑民的生产生活习性与古越族相同,这也证明他们是古越族后裔。水居说明蜑民习于水上生活,这与古越族习水便舟特性相吻合。《淮南子·齐俗训》、《汉书·严助传》对古越族习水便舟特性都有记载。蜑民以渔为业,采海为生,不怕腥臊,喜生食水产,这也与越人饮食习惯相同。桓宽《盐铁论》云:“越人美嬴蚌”①;张华《博物志》载:“(东南之人)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②此外,蜑民以舟为居室,善于用舟,船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又是他们的生活工具。“木蜑”善于伐山取木,则蜑民造船技术相当先进了。南方地区江河交错,海岸漫长,古越族很早以前就已经能够造船。根据1975年广州发现的秦汉时期造船工场推算,当时已经能够造出宽6-8米,长30米,载重量50-60吨的船③。蜑民先进造船技术是对古越族造船技术的继承,是地理环境使然。文化习俗方面,明清史料多记载蜑民以蛇为图腾,明代邝露《赤雅》记:“蜑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引《潮州志》说:“古以南蛮为蛇种,观其蛋家神宫蛇像可见。”这与古越族以蛇为图腾的文化一致。因此,蜑民与古越族分布地域相同、文化一致,很难说蜑民一定非古越族后裔。
  此外,宋代是岭南蜑民名称出现时期,对唐宋时期相关史料记载进行认真分析,也能够对蜑民族属有科学认识,这也是前文对唐宋蜑民着墨尤多的原因。宋代史料对蜑民的定义是“水居蛮”。其实,在沿海蜑民称呼出现前,福建及岭南一带就已存在水居族群,具有宋代水居蜑民的族群特征。刘禹锡为福建观察使薛骞写的《神道碑》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⑤“家浮筏者”即以船为家的
  水上居民,也就是宋代以后的水居蜑民。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说:“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⑥文中所说的龙户,即后来的蜑户。南宋朱翌《猗觉寮杂记》云:“退之送马总南海云:‘衙前龙户集,上日马人来。’……龙户即蜑户也。”⑦稍后的曾三异《因话录》也说:“昌黎广州诗: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若龙户往往以为蜑户。”⑧这就是说唐代也将水居族群叫做“龙户”。
  唐代还将水居族群称为“卢亭”,刘恂《岭表录异》说:“卢亭者,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入海岛野居,惟食蠔蛎,叠壳为墙壁”;“海夷卢亭,往往以斧揳取壳,烧以烈火,蠔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赴墟市以易酒”。⑨卢亭在海岛濒水而居,善于取蠔,即周去非所讲之“蠔蜑”,而且,周明确指出“广州有蜑一种,名曰卢停,善水战”。瑏瑠卢亭水居、采海为生的族群特征,与水居蜑民相同,他们实乃一类人。
  我们还可从采珠这一线索探寻蜑民来历。宋人已明确说岭南采珠者一定是蜑民。岭南采珠历史不迟于战国。《后汉书》卷76《孟尝传》载:“迁合浦大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该史料说明,在东汉孟尝为合浦大守时,合浦采珠业已相当发达了。三国吴时万震《南州异物志》也载:“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这些采珠者后来被称为“珠户”或“珠民”。《岭表录异》说:“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每年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①此处之廉州,辖境相当于今合浦、灵山等县,廉州珠户,乃宋代志书所说之合浦采珠蜑户,范成大说:“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没水探取。”合浦为宋代采珠蜑民集中地,这些蜑民乃前代珠民的后代无疑。
  周去非说宋代蜑民分三类,其一为“木蜑”,这也为我们辨别水居蜑民族属提供端倪。所谓木蜑,就是善于伐山取材的人。这些人从山上把木材砍伐下来,顺着江河将木材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出售。直到近代,仍存在这一群体,他们被称为“放排工”。这群人在江河中放排,需要很好的水性,这也是他们被称为蜑的原因。“木蜑”在唐代时被称为“木客”。刘禹锡为官连州时曾写下《莫徭歌》云:“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②这里的木客就是通过水上放运木材的人。这说明古越族所居地域早就有这一群人存在。
  综上分析,宋代以前,具有水居蜑民族群特征的人还未统一命名,各地根据当时习惯,将其称为“家浮筏者、白水郎、龙户、卢亭、珠民、木客”,等等。这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宋代以前,南方沿海一带,特别是岭南地区,开发较晚,中原人对这一地区了解不多,他们根据自己在某一地区所见,给予蜑民先民某种称谓,称谓多样,在所难免。宋代以后,南方开发加速,特别是南宋以后,政权中心移到南方,政府加强了对南方地区的统治,对当地社会了解也更深入。此外,宋代印刷术还经历了一次革命,使得出版物更为丰富。蜑的名称随文人、士大夫的著作而广为流传,最终成为南方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专称。因此,尽管宋代以前南方沿海地区蜑的名称没有出现,但他们一直生存在百越地区,是古越族后裔。
  宋代以后,蜑民与汉族交往密切,不仅有蜑民登陆融合于汉族,也有其他民族成员下水居住而成为蜑民。宋元以后的南方沿海地区蜑民,已经是一个民族融合体,从体质上很难区别蜑民与非蜑民。新中国建国后,中山大学张寿祺、黄新美曾对珠江口蜑民的体质进行检测,发现他们与陆地居民体质相似,与陆地居民同为广东汉族一部分③。这也证明了上述论点。但是,我们阅读明清时期有关蜑民的记载,发现志书大多把他们当作异族,经常与瑶、黎并列,连雍正帝开豁蜑民的上谕也说:“闻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曰蜑户,即猺蛮之类。”④直到建国初期,政府还一度将蜑民当作少数民族对待。因此,明清以后的蜑民被视为少数民族,主要是因为他们文化上与汉文化还有区别,也即说,与陆地居民相比,他们与汉族的融合还不够彻底,更多地保留古越族的文化底色。
  前文所述,宋代以后,“蜑”已主要成为南方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称谓。那么,是否宋代以后出现的蜑,都指水上居民呢?事实并非如此。使用这些史料时必须审其内涵,辨其文理,才能准确把握其含义。一般来说,蜑不用来指代水上居民的情况有两种:
  一指代宋元贵州少数民族。《太平寰宇记》卷120《黔州》记载:“控临蕃种落:牂牁……蛮蜑,葛獠……俚人、莫猺,白虎。”⑤则宋代黔州(辖境大体为今贵州北部和东部一部分地区)有蛮蜑族群存在。他们直到元代还存在,《元史》卷27《英宗本纪一》载:“丁未,播州蜑蛮的羊笼等来降。”播州(今遵义地区)蜑蛮乃《寰宇记》所记黔州蛮蜑后裔,为元代贵州少数民族。明代以后不见记载,殆与他族同化矣。
  二泛指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民族。宋周必大《桂广观察使喻邕管伐黄贼檄》说:“黄少师等世依山险,境接王封,赖国家涵养之恩,保蛮蜑零丁之种。”①此处蜑指代黄少师等僚夷,是泛称。1052年,侬智高造反,余靖因平叛有功获升迁,欧阳修执笔《赐尚书工部侍郎余靖诏》表彰他:“蠢尔蛮蜒,惊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宣勤力。”②显然,此处蛮蜒指侬智高叛军,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宋史》卷308《张旦传》云:“雅州(今四川雅安)密迩蛮蜑”,此处蛮蜑指川西少数民族。出现这种情况,与宋代文学修辞有关。宋人好典,他们受到唐人文章影响,往住把蛮蜑二字,当作典故而滥用。如南宋何恪《祭灶斋记》就引用韩愈“林蛮洞蜒”典故,叶适《祭朱文昭文》所说的“独钓孤耘,蜑浦蛮村”③,则是对韩愈典故的发明。因此,蛮蜑的用法在宋代还是比较普遍,要通过语境来判断蜑的具体内涵,通过所处地域与生活习惯综合判断其族属。明清时期,用“蜑”指代异族的情况依然存在。1877-1878年,丁廉等人游历东非内陆,《三洲游记》为其见闻录,该书记:“行至尼郎伽河……河畔居民颇多,冬季猎兽,春秋捕鱼。每逢夕照空明,渡头开霁,篙人蛋妇,逐队而来。”④此处将东非妇女称为蜑妇,显然不是指南方沿海蜑民,而是指与作者不同的外国妇女,称她们为蜑,是因其生活习俗与蜑民相似,这也反映了作者以大国国民自居的心态。
  四、结语
  自明代起,长江流域蜑民消失了,或同化于汉族,或演变为其他少数民族。而在南方沿海地区,自宋代起,“蜑”主要成为水上居民的专称,蜑民群体不断扩大,直到建国初期,蜑民在当地社会仍有一定影响。近代以来的蜑民研究,主要对象是沿海地区蜑民,许多人不知道有长江流域蜑民的存在。部分留意到长江流域蜑民的学者,却忽略了他们与沿海地区蜑民是不同族属的两类人,有些人甚至认为沿海地区蜑民是由长江流域蜑民移民而来。
  蜑作为族群名称,在不同历史时期内涵不断变化,并非始终都指代同一族群;而且,有专称和泛称两种含义。蛮蜑称呼甚为复杂,在使用相关史料时,要特别留意蜑民所处区域及其族群特征,通过语境进行判断。宋代以前,“蜑”的专称主要用于指代巴州蜑或荆州蜑;宋代以后,“蜑”更多地用于指代两广、福建一带的水上居民。“蜑”之泛称则一直用来借代非汉人族群,与“蛮”的泛称同义。长江流域蜑民主要是今天土家、苗、瑶、侗等族先民,宋代以后的沿海地区蜑民是古越族后裔,两者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沿海地区蜑民很早以前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是由长江流域蜑民移民而来。元、明、清三朝,沿海地区蜑民不断掺入其他族群成分,在体质特征上已不是纯粹的越人。由于他们的文化与汉文化仍有差别,才被以正统文化自居的汉人长久地目为异族。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直到新中囯建立初期,蜑民还被视为少数民族。(作者詹坚固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地址:广州市)

  蜑民_ 浅蓝色的薰衣草的新浪博客
  “蜑民”是一个长时间被忽略的群体;是福建文化的起点,在历朝历代都有残留。在明清时期蜑民分化为岸上人和水上人,岸上人被汉人同化,水上人长期受人歧视,受到朝廷的排挤。水上人由于生计问题,会转自岸上,清雍正时期曾经颁布劝谕蛋民上岸居住的谕令,清雍正七年五月(1729年),雍正帝特就南方蜑民之事颁布谕令:“闻粤东之地,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蛋户......并令有司劝谕蛋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以副朕一视同仁之至意。”(《清世宗实录》卷81;道光《广东通志·训典》卷1;道光《高要县志·列传》卷21)。但是后来上岸越来越困难。新中国成立后,岸上人被认定为汉族人,勿用质疑。对于水上人的身份认定是汉族的支系还是少数民族问题上产生困难,最后认定蜑民为汉族的一个支系。
  在作者看来国内外的学者对蜑民的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作者的研究属于第四个时期。第一阶段蜑民起源问题,运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方法;第二阶段民族识别过程中,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存在;第三阶段华德英引入意识模型概念来理解和解释一种族群现象或地方传统,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中国族群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及文化认同各层次的复杂结构与动态关系。第四阶段,新的研究方法的开创,历史学的区域社会文化史与人类学族群理论和田野方法相结合的研究。作者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阶段学的是三个不同专业,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对于蜑民的研究也是运用了三种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书写的。
  明代,一部分蜑民(水上人家)为了与汉族人靠近,上岸依附于汉人,成为其私役,转变为陆上人家,形成了岸上人与水上人。同一族群在经历社会变迁后形成两个不同的群体,两者在信仰、仪式、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水上人与陆上社会存在着互动。在以往的民族学研究一般都是中心-边缘的陆地上研究,蜑民则是岸上人家和水上人家的研究,跨越了地域的范围,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本论文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利用大量文献进行书写的,下篇是田野调查的结果。作者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讲述蜑民的由来、发展、演化,同时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水部尚书的考察。作者在上篇做的是史料的田野研究,作者在利用史料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首先把史料还原到当时的背景中,深刻挖掘史料的多层次意义;其次历史上对于蜑民的研究都是以他者的立场进行书写历史,在利用史料论证和铺陈时尽量顾及其背后的观念与权力,并由此而及与其相关的更大的历史环境,将是在史料工作上值得进一步推敲之处(P26)。
  黄向春对于蜑民的调查是以论文《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述-明清以来闽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与仪式传统》的形式于2005年写作完成。黄氏在前言中指出自己论文运用的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即史料的田野研究。论文有上下两篇,上篇是对史料的整理,下篇是田野民族志的调查。上篇共有四章,第一章描述汉人视角下的蜑民,第二章历史书写中的蜑民,第三章民间小说中的蜑民,第四章新时期的蜑民。
  梁启超、林惠祥等人的民族史研究是以汉族人为主体进行书写的,对于少数民族的书写则是他者书写的历史。林惠祥等人类学者的写作思路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心论,按照进化论的思想进行叙述,以中国为一个整体,华夏族同化少数民族的结果进行分期。林惠祥认为作为精于操舟的古代东南大族越族,其居海滨者为渔业及交通之便利而营水上生活乃自然之事势,及汉人南下,更有一部分越人被迫避徙海上,后因习惯而不复移居陆地,因此蜑民与古越族关系密切,但其来源不是一元的,而应是多元的(P18)。作者的写作思路与林惠祥等人的思路是明显不同的,20世纪,民族学的研究开始转向了以大一统的中华民族为前提,从各个少数民族的角度去书写民族史,以自我的角度去书写。黄的论文运用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蜑民进行研究,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黄氏的蜑民研究是基于林蔚文等学者对福建南平樟湖坂崇蛇习俗的调查研究,黄淑娉的蜑民与广东区域文化研究以及郑振满等学者对妈祖信仰与蜑民关系的考述(P21)基础上写就的,对传统民族志进行了补充了反思。作者在上篇讲述蜑民在明代受汉风的影响,一部分蜑民为了与汉人拉近关系,纷纷上岸成为其奴役,一部分蜑民留在水上继续过以往的生活。一方面是“岸上人”聚落与社区的层级性扩展,另一方面则是维持了一道永恒的“岸上人/水上人”的族群边界(P35)。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水上人”或参与走私,或皈依天主教,在生计策略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P36)。同为蜑民在陆地上与水上各自发展在生态、制度、生计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表现为黄氏的写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福建地域文化是以属“南岛语族”的“百越”系统中的一支“闽越”土著族群文化为“底层”的(P37)。闽越、山越、蛮獠、畲、山都木客、汉人,由原先的异族到后来汉化为汉人。在国家、制度、文化、生态所构成的大背景,下作者用考古遗存和史料分析的方法阐述自己的观点。蜑民在明清时期地位很低,在生计的驱动和社会的趋势下,一部分蜑民上岸成为汉人,在上岸后的生活中也保留着原来的生活习惯。
  清代乾嘉时期福建里人何求的《闽都别记》展示了一幅以闽江下游地区史事逸闻、神话传说及民情风俗为主要场景的历史图像,其中涉及“蜑民” (“曲蹄”)的故事内容(P100)。在民间传说中,展现了居住在山上、陆地上、水上的三类人群,在生态经济、社会等级、文化、风俗等分类上,有着明显差异,同时也有紧密的互动。作者透过民间传说,发掘里面深层次的族群关系,展现岸上人与水上人的各自生活方式。《闽都别记》里面有很多传说故事,很多是当时蜑民生活的体现,在卞尾尾的故事中可以看出,水上人和岸上人又水与岸形成了一道界限,水上人脱离了岸上俗的状态被岸上人所排斥,在岸上人看来水上人是开化较晚的,不懂事理的。造成了水上人长期受到歧视,不公正的待遇。
  水上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很多问题,主要的是认同困境,作为汉族人还是作为少数民族。19世纪中叶以后水上人参与走私、信奉天主教,岸上人进行自己的生计调整,把水上人排斥在外,水上人走上了边缘化的状态。对于蜑民来说,把他们定义为汉族或是少数民族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们对于民族没有概念的。以往蜑民都是着压迫,长期以来的积淀使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地位是低的。作者在后面也提及了,蜑民的历史是通过神话故事所缔造的,本人认为蜑民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过于牵强,蜑民可能是少数民族。历史上对于蜑民的记载很少,蜑民到底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无从考量。首先就名字来说,“蜑”字中有虫,一般是华夏人对于少数民族的蔑称所使用的。
  中国少数民族认定标准是按照斯大林的现代民族四个基本特征,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作者的论文中提及1953年对于蜑民的调查中把其定义为少数民族。在陈碧笙学者的论证下,蜑民变成了一个四无的汉族。就其所说的“第二, 没有共同的区域(河流既不能离开陆地而自成为一区域,而水上居民在水上的生产活动中也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第三,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水上经济是附属于陆地经济的,没有一种内部的经济联系能够把各处水上居民团结为一个整体)。”我认为是有所争议的。蜑民自古以来居住在船上,虽然时常捕鱼划的地方远,但就具体的水域来说还是在同一区域的。水上经济与陆地上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并不一定是水上经济附属于陆地经济。蜑民们共同的经济生活是靠捕鱼为生,同时还有共同的习俗,“每年逢农历七月初十日,要举行一次名叫“水陆烧幽”的活动,以超度溺死于水中的亡灵,祈求神灵保佑船上老少平安,每年三月一日为“蜑家婆”买力之日”(摘自中国·饶平-历史文化-蜑民风俗)。
  就最后共同心理来说,首先蜑民受到长期的压迫、歧视,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不敢提出质疑,他们属于闽越边缘群体,一些信息、资源很少会到达他们那。他们对于民族的概念也就无从知晓。在引用江炳银先生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自己是否被认定为少数民族也很矛盾,如果被认定为少数民族会被岸上人欺负。这也就是长期以来蜑民受到压迫的一种体现。把蜑民以汉族看待,以共同纲领”中“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来看,蜑民遭受长期以来的不公正待遇是一个族群内部的事。如果把他定义为少数民族,则会出现有悖民族平等。在詹坚固《试论蜑民变迁与蜑民族属》论文中从“蜑”名源流、宋代以前的蜑民及其族属、宋代以后的蜑民及其族属,三方面论证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蜑民还被视为少数民族。后来蜑民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直到现在,由于中国现行政策,以一个大中国的背景来展现蜑民。如果将其定义为少数民族则会有违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综上所述,蜑民被定义为少数民族还是有可能的,只是我的论证不足。
  在论文的第四章,作者引用了《闽都别记》中的神话故事,曾说到傅先生未对该书进行系统的研究,若作者借用民俗学的观点来看此书,还会有不少的收获。
  参考文献:
  1.黄向春.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述——明清以来闽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与仪式传统.2005.12
  2.潘洪钢.关于雍正蛋民陆居令《国文天地》杂志第20卷第2期(总第230期),2004年7月1日刊出。
  3.詹坚固.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

  二分无赖说扬州:扬=杨=诞=蜑=蜒=疍=但=亶=袒=襢=澶
  提要:但人是长江流域最古老的居民。扬、杨、诞、蜑、蜒、疍、亶、袒、襢、澶等,都是它的音转。近代疍民仍以船为家,专门从事水上捕捞、水上运输,从到越南北部、广西、广东沿海一直延伸到江苏南部。
  正文:“萧娘脸下难胜泪,桃叶眉头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中唐诗人徐凝的一首《忆扬州》,给扬州古城增添了朦胧而又永远也抹不掉的诗意。许多没有到过扬州的人就是从这首古诗中知道扬州的美丽的。细读诸家对《忆扬州》一诗的解释,可以看出中国汉文学的博大精深。笔者也想凑凑热闹,顺便谈谈“扬州”是怎么来的,这对理解扬州女人为什么是美的,扬州的那一轮明月为什么是天下最亮最美的明月,也许有所启示。
  扬州现在为江苏省辖市,秦时称广陵,汉代名江都,隋代改曰扬州。但历史上的“扬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地理概念。《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郭璞注:“自江南至海。”就是说江北是不包括在内的。但《禹贡》说:“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里的淮指淮河,海指东海。彭蠡在今湖北黄梅县、安徽宿松以南长江北岸。三江指今吴淞江及已湮塞的东江、娄江。震泽即太湖。所以扬州大体位置在今江西、湖南、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比《尔雅》所说大得多。
  扬州的“扬”来源于“扬越”(亦作“杨粤、杨越”)。《逸周书·王会》将其称为“扬蛮”。《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集解:“杨粤,扬州之南,越也。”庸在湖北竹山县;鄂即武昌;句亶在今江陵;鄂在今大冶;越章在鄂之东。扬粤当在此范围之内。《战国策·秦策三》言吴起 “南攻扬越”;《后汉书·南蛮传》则写作“吴起南攻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盖以洞庭、苍梧之地为扬越,洞庭湖、苍梧山在今湖南,则吴起所攻之扬越在今湖南。《三国志·孙权传》载,黄武元年(222),“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当、张郃、徐晃围南郡。…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历。”这里所说的“扬越蛮夷”,显然是指孙吴时期以丹阳郡为活动中心的“山越”。所以,扬越(杨粤)应该在今湖北、湖南一带。


  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詹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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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其《货殖列传》:“九嶷、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太史公自序》:“汉既平中国,而佗能和集扬越,以保南藩,纳贡职。”这段史料揭示了岭南、岭北两地同为越人文化的史实;也就是说,在九嶷、苍梧以南到海南岛,都可划入扬越的范围。这里的扬越包括整个岭北、岭南地区。
  从《禹贡》所谓“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来看,似乎扬州与“阳鸟”有关。对“阳鸟”的解释分歧很大,郑玄说为大雁,“鸿雁之属,随阳气南北”(《诗•邶风•瓠有苦叶》孔疏引);林之奇说是地名(《尚书全解》);但曾运乾说:“鸟,当读为岛。《说文》所谓‘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是也。本经皆假鸟为之。岛夷皮服、岛夷卉服,古今文本皆作鸟。…阳岛,即扬州附海岸各岛,大者则台湾、海南是也。云阳岛者,南方阳位也”(《尚书正读》)。笔者认为,“阳鸟”即“扬州岛夷”。总之,古之所谓“扬越”,实与“百越”无异。《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是证。
  王力认为,“扬”的上古声母为d(《汉语史稿》),试比较“饧-杨、汤-扬、荡-炀”。如此,则“扬”与“亶”音近,楚伐扬粤而置句亶王,说明“扬”即“亶”,也就是“但”。罗香林早在1943年就指出,“扬”与“夷”古音多对转也(《中夏系统中的百越》),丁山说:“淮、海之间的淮夷,以及江南的吴、越,断发纹身,可能即今蜑户先祖”(载《文史》第28辑)。可惜这些见解常常被人忽略。
  在现代汉语中,“但”是个副词,《淮南子》中却指一个种族名,也就是后来的疍民,应该就是南移的夷。《淮南子•说林训》:“使但吹竽,使工压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高诱注:“但,古不知吹人。”意思是说,但人是汉代以前就存在而不会吹竽的民族。古姓中有“但”。[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姓但者,音若檀,近岁岭南监司曰但中庸是也。”中国人的姓氏一般来源于古代图腾或地名、族名,“但”姓可能就是“但人”的后裔。在歌曲中亦有“但歌”。《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妓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曹操)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曹操是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但歌”能被他欣赏,说明其艺术价值之高。可惜古老的“但歌”在晋以后便不复传,大概是由于歌词是以古越语演唱,汉人听不懂的缘故。
  但人以后该族演化为疍、滇、剡、儋、赡、郯、壮、侗、傣、泰,读音都极其相似。樊绰《蛮书》卷10引《夔府图经》云:“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显见“蜒”即“但”。《隋书•地理志》予“梁州”下记载:“又有獽、蜒、蛮、賨,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所说颇同于僚,是《隋书》作者魏征等人就隋唐之际所见其风俗文化而言,虽未辨源流,却颇有根据。实际上这几个族系均出僚人,《太平寰宇记》卷76即载:“又有獠人,与獽、夷亦同,但名字有异而已”,可见是僚的不同分支。而僚人其实就是古越人。高诱给《淮南子》“但”作注,称此字读“燕”,《汉语大字典》据此给“但”注音为yan,笔者哑然失笑。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此奇怪读音。难道是一种方言的读法么?我在上小学二年级时,当时苏北刚解放,农村教师极端缺乏,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青年给我们上语文课,课文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位先生领我们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延”生了!话音刚落,学生们的笑声就像炸弹一样在教室里炸开了,教室的窗玻璃轰轰作响,其戏剧效果可谓从未见过。不久他就从教室里永远消失。后来,我在乡间小路上,看到他在吃力地拉板车。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古人造“诞”字,为什么偏要用“延”字作偏旁,使我们这位年轻的老师产生误读。
  汉代刘向(前77-前6)《说苑•善说》中记载了春秋时代楚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听到一位榜枻越人唱歌的故事,当时曾用汉字记音,可能就是“但歌”的一种。刘向在文中通过楚大夫庄辛之口,描绘了富丽豪华的舟游盛况之后,紧接着写道:“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糂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晰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梁启超说:“《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櫂歌,…是独一无二的了,歌词的旖旎缠绵,读起来令人和后来南朝的‘吴歌’发生联想”(《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对于这样一首越人歌谣,如果光看那段越语记音,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即使看了所谓“楚说之”的译文,也未必能够欣赏这首古歌的奥妙之处。《越人歌》原文用汉字记音有32字,而楚译人把它译成楚辞的形式后,用了54个字,竟多了22字。有人认为,楚译人为了使译文合于楚辞歌式,其中还包含有一些只为凑韵而添加的起兴式游辞。“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当是楚国译人为满足楚辞韵例凑足6句而添加的衬韵句。
  子晰何许人?据《史记•楚世家》载,子晰是楚共王的儿子,是楚康王(名子招)、楚灵王(名子围)的同母弟。子晰曾于公元前528年短期任过楚令尹。按此推算,《越人歌》的故事发生于子晰“官为令尹”之时,大约是公元前528年的作品,比《离骚》还要早100多年。那时楚国的首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善说》里记载这位榜枻越人,既是一位出色的水手,又是一位能“拥楫而歌”的歌手。
  古代江浙闽粤之地为越人所居,他们生息水网之邑,善舟楫泅渡之技,按古文献载,疍民归属百越之人。《隋书•南蛮传》称:“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 所以,这首《越人歌》当是船民之歌。唱歌的榜枻越人就是在楚国境内的蜒(今叫水上居民)。
  早在西汉惠帝刘盈时,已出现称为“越讴”的吟唱,[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有“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时切讽谏”的记载。刘向所说的“拥楫而歌”与南海张买的“鼓棹为越讴”之说法大体一致,都是“舟中作”。由此悉之,《越人歌》也好,《越讴》也罢,即是疍民在船上即兴而唱的“榜歌”。
  由于民族学者推测古越族属南岛语族或侗台语族,1953年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将《越人歌》试用占语进行对比,结果是:尊敬啊伟大的王子(滥兮抃草),尊敬啊伟大的贵人(滥予昌枑)。认识啊伟大的王子(泽予昌州),王子正义的,王子尊贵的(州糂州焉)。我们在好幸福(乎秦胥胥),心我们服从(缦予乎昭)。所有在状态让繁荣(澶秦逾渗),一人长时间地致敬祝福(惿随河湖)。
  1981年韦庆稳提出与壮语比较,认为这是一首古老的壮族民歌。他把拟构的上古壮语按原歌记字顺序加以排列,作了词对词、句对句的直译:晚今是晚哪(滥兮抃草滥予)?正中船位哪(昌桓泽予)?正中王府王子到达(昌州州糂)。王子会见赏识我小人感激感激(州焉乎秦胥胥)。天哪知王子与我小人游玩(缦予乎昭澶秦逾渗)。小人喉中感受(惿随河湖)。
  1991年,又有人用侗台语里文字形式较古的泰文进行译解,分原文为五句:夜晚哎、欢乐相会的夜晚(滥兮抃草滥),我好害羞,我善摇船(予昌枑泽、予昌州),摇船渡越、摇船悠悠啊,高兴喜欢(州糂州焉乎、秦胥胥)! 鄙陋的我啊、王子殿下竟高兴结识(缦予乎、昭澶秦踰),隐藏心里在不断思恋哪(渗惿随河湖)!
  《史记》记载,楚王熊渠灭扬越,封其子为句亶王。这个“句”是古越语发语词,无意义,如同“句吴”之“句”。“亶”即上文所说的“但”。《世本》中句亶王的亶作“袒”;《集韵》:“但,或作袒、襢。”可见句亶王即管理但人的王。鄂君子晰时,楚国首都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句亶在江陵,子晰正是在江陵附近的船上见到了榜枻越人。所以这首《越人歌》中的“越人”,其实就是歌中的“澶”,是该民族的自称。如此,则歌的后半部的意思便是:“我们衷心服从你,让我们‘但人’繁荣昌盛,我们久久地向你致敬。”
  笔者之所以将歌中的“澶”视为该民族的自称,主要是参考了《后汉书》关于《白狼王歌》的翻译。该歌中两次提及“偻让”,一句是“偻让龙洞”,汉译“蛮夷贫薄”;一句是“偻让皮尼”,汉译“蛮夷所处”。所以“偻让”当为民族自称;“澶”的情况与此相同。《白狼王歌》多次提及“愿主长寿(阳洛僧鳞),子孙昌炽(莫稚角存)”,“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陵阳臣仆)”,这与《越人歌》中表达的意思应该相似。若将《越人歌》与《白狼王歌》联系起来考虑,可以加深我们对两首少数民族作品的理解。
  “榜枻越人”亦即是疍人(今叫水上居民)。古代江浙闽粤之地为越人所居,他们生息水网之邑,善舟楫泅渡之技,按古文献载,疍民归属百越之人。[明]邝露《赤雅》称,疍人“能辨水色,知龙所在,自云龙种,籍称龙户。”又曰:“疍人神宫画蛇以祭。”田汝成《炎徼纪闻》:疍人“辨水色,以知龙居,故又曰龙人。”《广东新语》:疍人“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纹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这与“剪发纹身,以像龙子”的古越人,一脉相承。但和疍两者相关,重要的文化特徽是相同的。直到今天,疍民仍以会唱歌著称。广阔的江海,哪里有疍民,哪里就有悠扬的疍歌。
  成书于战国时的《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诞大概即巫山地区的但人。邓少琴说,诞通蜑,或作蛋、但。《说文新附》:“蜑,南方夷也。”《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隋书•地理志》记载梁州有蜒,“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唐]刘禹锡在为福建观察使薛骞写的《神道碑》中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应是指土著越人的后裔。居洞砦,指山居;家浮筏,指水居,“家浮筏”的水居民族即蛋民。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称:“浮生江海者,疍也。钦(州)之疍有三:一为鱼疍,善举网垂纶;二为蠔疍,善没水取蠔;三为木疍,善伐山取材。”蔡襄《宿海边寺》诗曰:“潮头若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惟得寺南多语笑,蛋船争送早鱼回”。陈师道《后山谈丛》:“舟居谓之蜑人,岛上谓之黎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业,采海物为生。”[明]邝露《赤雅》称南海有蜑:“蜑人,浮家泛宅,或住水浒,或住水瀾,捕鱼而食,不事耕种。”[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诸蛋以艇为家。”他们的共同特点,皆以舟为家,以渔为业。其中诞、蜑、蜒、疍,为但、亶、袒、襢、澶的同音异写,无疑是古越语daan、dah、dä(河、近水之处)的音译(《文物》1983年12期47页),这正是但人始终与水相伴的最好注脚。试比较壮语ta⁶(河)、tam²/thum¹(池塘),布依语ta⁶(河)、tam²(池塘),侗语tam¹(池塘),水语ⁿdam¹(池塘),毛南语ⁿdam¹(池塘)。
  近代疍民仍以船为家,专门从事水上捕捞、水上运输,从越南北部、广西、广东沿海一直延伸到江浙。“曲蹄”是专用于福州疍民乃至整个闽东地区疍民的矮化称谓,来自于闽东语。在清代闽县旧志中,有关于福州话“曲蹄”(平话字:Kuóh-dà̤)称谓来源的记载:“俗呼曲蹄,以处舟中,其脚常弯曲不舒故。”即认为疍民弯曲的腿部使陆地上的福州人贬称其为“曲蹄”。根据燕京大学吴高梓的调查,该词的由来有几种可能:一曰“曲蹄”二字可能来自福州疍民的睡姿“曲蹄”,二曰福州俗字也写作“科题”,疑为“裸蹄”而来,三曰疍民自称“科题”乃“郭倪”二字转音,源自疍民的“郭”、“倪”二姓,四曰 “诃黎”,见闽诗人张亨甫(道光间绍武人)风土诗:“闽俗真殊异,遗风自汉唐。手香笼苜莉,齿黑嗜槟榔。诃囝谁能赋,诃黎不可祥。家家爱鱼菜,疑是海人乡。”黎,民也;诃,斥也。“诃黎”乃指诃斥之民。以上4说,全属臆说。依笔者看来,“曲蹄”(Kuóh-dà̤)首音是词头,无意义;而“蹄”(da)即“水”。
  广东沿海的疍民多到外商船舶上充当佣工或搬运工。到解放初期,仍有90万人。过去有说其先祖为罪人,被谪居水上,罪人即坏蛋,因称疍民;有说其泊居的篷船状似卧蛋,故称疍民。其实皆无稽之谈。过去,疍民倍受歧视,被限制只能在水上生活,不许上岸居住,不准与陆上居民通婚,在岸上不准穿鞋子,不准参加科举考试。1729年清雍正旨令,疍民可在近水村庄居住,部分疍民开始移居陆上,转营农业。
  浙江绍兴、宁波府和江苏常熟县有一种人叫“堕民”,据统计,抗战前浙江有“堕民”5万,绍兴就占3万。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与平民迥然不同。堕民基本上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干侍候人的活,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他们的劳动为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但是又被人看不起,视为低等的。男性堕民的主要职业是吹鼓、演戏、抬轿子、拗竹灯檠、收鸡毛旧货、卖饧饼、捕蛙龟、塑土牛土偶、打铁、制绳、配猪种、打野胡(跳鬼),在他们生存的地区,这些事成为他们的专门活计,士农工商中没有人去做这种事。女性堕民从事保媒、卖珠、接生等活动。她们走街串户,到妇女当中去,由于良家女子轻易不能出门,所需要的东西不易到手,或者男人买的不顺心,堕民女子给她们送来所喜爱的物品,为姑娘开面,做发髻,保媒,跟随或代表新郎迎亲,指导新娘完成繁琐的婚仪。堕民职业微贱,在内部却有贫富的不同。有的人拥有田产和金钱,有的一贫如洗,因此堕民尽管职业相同,但经济生活并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身份。在衣饰上,堕民有自己特有的装束。男子戴狗头型的帽子,女子穿青色上衣,不许卷袖,穿蓝色裙子,一定要做横布的,不许穿红鞋,发髻稍高于良家的妇女,簪子只能用骨角的,不得戴耳环,出门不论晴雨,必定携带长柄雨伞,而且要头朝地夹在腋下,大多缠足,小到二寸七分。这群男女到了公共场合,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堕民。堕民不许乘车马,不能读书,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得与良民通婚。堕民一般有几十户到一两百户固定主顾。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鲁迅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说:“记得民国革命以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据清代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元年(1723)九月“除浙江绍兴府堕民丐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堕民才真正获得新生。俞婉君说,戏曲业是男堕民最向往的职业,绍剧的起源与堕民有关,绍剧的泰斗六岭童等都是堕民出身(《漫话绍兴堕民》)。六龄童原名章宗义, 6岁学艺,一生执著于猴戏,曾成功地出演电影《三打白骨精》中的孙悟空,有“南猴王”美称。其祖父章廷春人称“活猴章”,当时生活在农村,农闲的时候喜欢耍耍猴拳,因此得名。其父章益生人称”赛活猴”,是绍剧的业余爱好者。其子六小龄童章金莱因电视剧《西游记》的孙悟空而一炮走红。一个家族出了四代美猴王。
  2012年6月中央电视台曾报道富春江有九姓渔民,分别是陈、钱、袁、孙、林、叶、许、何、李,旧时代没“人格”,不能穿鞋子、不能上岸居住、不能和岸上人结婚、不能考取功名。他们两桨一舟,男打渔、女卖唱,岸上居民监视九姓不得上岸。传说明朝朱元璋和陈友谅鄱阳湖大战,20万军采用火攻打败陈友谅连锁战船60万大军。而九姓为陈友谅败军将士后裔。战后被流放迁移至富春江上,由朱元璋外甥李文忠领军监视。解放以后,九姓才彻底翻身,他们做的富春咸鱼干有名。实际上这些渔民就是江浙一带常说的“堕民”。
  清代钱大昕编纂的《鄞县志》卷一《风俗》中,曾引录《堕民猥编》关于堕民的记载:“堕民,谓之丐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丐自言则云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元人名为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扁其门曰丐。”这种说法经受不住推敲,“堕民”有可能就是远古疍民的遗存。绍兴称女性堕民为“老嫚”,堕民的未婚女孩为“鳗线”(即小鳗),这暗示了“堕民”与“南蛮”的关系。
  疍民原有的语言,在《越人歌》中我们已知是古越语,南岛语族才是蛋民的直接来源。“游艇子”是古籍上对福州疍民最早的称谓,也泛指东南沿海的其他疍民,见于《北史》和北宋淳熙年间的《三山志》。《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载,宋代泉州有一种水上居民,称之为“白水郎”,“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为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首尾尖高,当中平阔,冲波逆浪,无畏惧,名曰了鸟船。”该书《江南东道十》又载:“东海上有野人,名曰庚定子。…土人谓之白水郎。…音讹亦谓之卢亭子。” 黄向东认为,所谓“游艇子”、“庚定子”(从发音上推测,庚定子为庾定子之讹写)、“卢亭子”以及“卢循”实际上是马来语lautan的对音。这是马来人对文化水平较低的海上或水居民族的称呼。当lautan翻译为书面语时,转或讹为记音的“卢亭”及表意的“游艇”,再将其文字与东南沿海一带广泛流传的孙恩、卢循的故事联系起来,所谓“卢循遗种”之说即源于此(《游艇子与南岛人》)。由此可见,只有把疍民置于整个南岛语族与东南区域的社会文化变迁脉络中,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群体的实质,同时对南岛语族文化与东南区域文化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更丰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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