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师讲过去的故事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8-12-14 06:30:24 点击:11244 回复: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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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19 00:22:05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0 00:45:30
  历史的误会
  ——从县委干事到县中代校长
  作者 杨生龙
  一九七O年八月,我和一批大学生被分配到乐东县工作。我因为喜欢写点东西,被分配在县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办公室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工作。几年过去了,县革委会变成县人民政府,恢复了在“文革”中被踢开的县委,宣传办公室改为县委宣传部,我仍在宣传部工作。
  一九七六年,毛 逝世的那段时间,我在冲坡公社搞“路线教育”运动,任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冲坡大队工作组长。当时的县委书记杨洪同志在这里驻队。
  一般来说,每期运动大约八个月。主要是派工作队下乡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教育。乐东县委的惯例,每搞完一期运动,要留下一些人在那个公社当副书记或副社长。和我一起分配到乐东县委工作的那批大学生,已有三、四名到下面去任职了。我也对此抱着希望。那期运动称为乐东县第五期路线教育运动,这期运动结束,我留在冲坡公社任职没消息。
  第六期运动,我继续参加,在我的家乡佛罗公社搞路线教育运动。一九七七年六月,乐东县第六期路线教育运动工作队进驻佛罗公社。县委副书记符桂森到这个公社驻队,点在丹村大队。我被安排到最边远的大队——白井大队当工作组长。这个大队是我的家乡新坡村的近邻。
  这期运动在一九七八年四月间结束,没有听到安排谁留在公社任职。我知道,符桂森同志没有提我。新任县委书记周芝美同志更不会提我。周书记给我的评语是:“只能当文官”。他是一位南下干部,正统的共产党员。我在县委工作时,就住在他的近邻。
  一九七七年秋,邓小平同志宣布恢复高考。周书记的女儿一九七七年没有考上大学,一九七八年继续备考。我是数学系毕业生,对她的数学进行过辅导。当年,她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周书记是湖南人,他爱人,县妇联会主任吉英妹同志是黎族人。按规定:子女可以任选父母一方的民族。周书记常跟别人开玩笑,说:“是她母亲利害。”当时高考录取,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考生,是分开划分数线的。
  这件事,周书记,特别是吉英妹同志对我很感激,同时也加深了周书记对我的看法:只能当文官。对我的论断,周书记的看法早两年就形成了。两年前的某一天,周芝美同志要我和他下乡去检查农业生产。那时他是副书记。我们是坐客车去的。那时县委只有一部“北京牌”吉普车。周芝美同志一向讲革命化,提倡坐公共汽车。当时交通运输工具很少,客车票也不容易买到,为了保证县委干部出发,每趟客车均留下两张票,称为“硬票”我们是靠“硬票”顺利地坐上车,上午九时左右才到达冲坡车站。
  周书记对这片地方很熟悉,不需要公社干部陪同。我们顺着田洋一片一片检查,到冲坡大队,再到赤塘大队。到达赤塘大队部时,已经是中午一时了。大队书记陈人青同志说要煮饭,他说要抓紧时间检查,继续走路。路上他对我说,“我们不要在大队部吃饭,他们总是喜欢铺张浪费”。他比我大十多二十岁,但挺会走路,是锻炼出来的。看他精神饱满地走着,我可是又累又饿,就差还不会趴下。一直走到长茅水库的东渠沟管养所,周书记才叫管养员煮饭。干饭拌盐巴吃完时,已经是下午三时左右了。我暗暗祈祷:以后周书记千万不要叫我同他一起出发了。从那以后,他也不再叫我和他一起出发了。同样,他也不提拔我去当人民公社的干部了。
  在机关工作,有个在仕途上发展的余地。经过那么多年没有长进,我知道自己仕途无望了。机关琐碎的工作,特别是长期出发下乡使我感到厌倦。我希望有一个转变,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机遇来了。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学校需要正牌科班毕业的大学生。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革命”以来,高考就停止了。一九七一年大学开始招生,不过不是开科考试,而是推荐上大学,叫做“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他们也没称大学生,而叫“工农兵学员”。中学的学制也比较短,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小学是读五年,就是九年制。当时中小学校的口号,叫做“读书务农”。边学习边劳动。教材也是筒单而实用的。
  学生高中毕业后,就回乡或上山下乡,两年后有路子就可以推荐上大学。因此,那时的“大学生”只知有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不知有老师。我在县委工作,经常随书记去广州开会,在广州读大学的学生,常常来看书记,说着感激不尽的话。随着高考的恢复,郑公义同志又返回教育局当局长。
  一九五八年以来,郑公义同志就当乐东县教育局长。“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他到县行政办公室当主任。
  文化大革命前,黄流中学叫乐东县中学。我是黄流中学的高材生,这一点郑局长是比较了解的。他找上我征询我个人意见,是否同意到永红中学任教。郑局长提出的优惠条件:解决家属子女的户口粮食,安排爱人在学校工作。我的原配夫人陈关引及四个子女,是农业人口。一九七八年五月,她们随着我到县城。
  当时,县办了一个农场,叫做“三八”场,以种菜为业,由国家发工资供应粮食。主要是安排干部家属就业。我想了很多办法,也不能将爱人安排进去。没有办法,只好安排到抱由公社企业,领一份口粮。为了生存,爱人做着沉重的挑砖或挑沙的工作,虽然有所收获,但对她的身体来说,是不堪负担。
  中国那时候,公民是按户口粮食的性质来区分的。具有城镇户口粮食,为首等公民;农村户口粮食者,则低人三等。县委机关的大多数干部,他们的家属均是农业人口。我们这些县委大院里的干部,老婆呆在家里,大家都是单身汉。
  说起来,既可怜又可笑。我们几个宣传部的干部从食堂打来菜,加上一些开水。大家喝着用甘蔗桔水酿的酒,讲着想念老婆的话。如果那一位的老婆来了,第二天大家就会围着他开玩笑。有一位姓何的干部,他爱人来看他。第二天,我们围着他开玩笑。
  有一位同事说:“昨夜没有听到一点声音?”“给你们听到就糟了,我将草席铺在地上进行,你们怎么能听到。说到这里,大家哈哈大笑。我们象苦行僧一样过着生活。为什么?因为爱人是农村人口,不能招工。孩子随母亲,也只能是农村人口。郑局长的条件,无疑对我有较大的吸引力。我考虑再三,为了充实一下生活,为了老婆孩子的户口粮食,为了我有一个用武之地,我豁出去了。我愿意到教育部门工作。这个选择,改变了我的一生。以后的几十年内,我就按这个开头走下去,寻找我的人生坐标
  我一向认为我不是当领导的料子,让我当领导是历史的误会。
  从县委调到永红中学的事情办得很快。一九七八年底,一位高中数学老师调回原籍,需要我前去顶这个空缺。县委组织部立即拍板:同意调动。我去组织部办理调动手续时,县委常委、管政工的冯桂庄同志在那里办公。后来她升为县委副书记,是乐东县妇女任职较高的一位。
  她对开介绍信的同志说:“从县委出去的同志,安排当个副校长。”由于冯常委的一句话,我便成为永红中学的副校长了。
  那时,永红中学是股级单位,属行政最低一级。冯常委送给我这个副股长,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官,但却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成为我的副手的吴国强同志,对中学被定股级,认为十分不合理。他发牢骚说:“一个税务所,有几个人,是股级。一个县重点中学几千人,也是个股级。”
  我拿着介绍信到县教育局,那时候管开介绍信的是钟奕芳同志。他在公文纸上给我开一张便笺:“现介杨生龙同志前往你校当副校长。”我便由“老杨叔”变为杨校长了。(本来是副校长,副字平时是不叫出来的。)
  这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初的事情了。有些同志总是喜欢说,他怎么利害,为什么不安排当官。还有些同志说,要想当官如何找门子,托人情。我这个副校长,不是什么官,但还是来得太容易。我总是认为:这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更大的误会还在后面呢。
  有时不能不讲运气,我想,运气就是机遇吧。人们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时,机遇比天才超天才还顶用。我到永红中学不久,邓小平同志有名的干部要讲“四化”的指示出台。邓小平同志要求干部要:“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我那时刚过三十岁,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正是而立之年,占个年轻化。
  我是一九六五年经过高考,录取在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就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这批人没有按规定读完所有课程,但是国家承认学历:大学本科。由于这一点,占着个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当然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四化”要求之首。
  我们这一代人,讲革命、讲纪律、讲艰苦奋斗,多少还是有一点。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不瞒大家说,当时我一不懂如何教书,因为没有教过书。
  二不懂管理学校,因为没有管过。由于机缘凑巧,一九七九年八月被任命为永红中学代校长,独挡一面去管理永红学校。
  我就是碰运气当上校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是历史对我开的大玩笑。
  【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0 00:46:04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1 00:26:26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2 00:31:52
  永红中学班子
  作者 杨生龙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接手管学校那阵子,作为永红中学的领导成员,只是我、梁昌深副校长和刘显文副教导三人。梁昌深副校长,是五十年代中师毕业生。志愿到山区来从事教育事业的。
  五十年代,乐东县城抱由地区,基本是草房土路。黎族群众不是赤身裸体,就是挂着遮丑布。瘴气、疟疾流行。一九七三、七四年那阵,机关干部种甘蔗。我们在县委后面挖沟种甘蔗挖出一些棺材。那些棺材的主人,都是当年到山区来建设,因病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都是无主的棺材,也没有坟墓。
  梁副校长原是永红中学第一任校长,这间学校一九五六年创办,原名叫抱由初级中学。他长得瘦小,脸上经常挂着善意的笑容。人挺老实,勤快,像老黄牛一样默默无闻地工作。我安排他管后勤工作。那时,学校有一部两吨半的卡车,汽油缺乏,很少用。本来有单车可以用。但梁校长不懂踏单车,做什么都是迈开两条细腿。他说:“来山区十几年,跑惯了。”
  刘显文副教导,主要工作是编课程表、编班和处理插班生等教务上的具体工作。其他工作,诸如政工、治安、教师任课安排、工作计划等,均是我来打点。而对于很多工作我都没做过。
  什么都是逼出来的。在教育上有一个笑话:说的是解放初期,乐东县佛罗镇有一个人在东方县当文教助理,那时文教助理有权招聘教师。据说,这位老兄站在佛罗村和丹村的路口,大叫一声:“凡是读过小学三年以上的人,都可以报名当教师。”结果有几十人跟他去当教师。他安排文化较高的一些人去各个小学当校长、教导等职务。
  其中有一位林某,安排当一个中心小学的教导,但他不知道如何编功课表。他灵机一动,跑到县一小抄了人家的一份课程表回去应急,过不了多久,他就成了一位熟练的教导。
  永红中学当时有24个班,另外还有两个补习班,如何安排教师任课呢?
  我根据自己这几个月来对老师的了解,妥善地进行搭配,交给刘显文副教导编功课表,各就各位,一切工作都就绪了。我们并没有出现太多忙乱的现象。其实,只要肯动脑筋、肯干,外行也可以迅速变成内行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路,人走多了就变成路。”鲁迅先生的话没有错。
  后来才逐步充实学校领导班子。从县教研室调来林尤时同志,当副校长,管教学教研工作。从县师范学校调进吴令智同志,当副校长管政工工作。从落实政策人员中,安排杨华荣同志来管总务工作。他一九五七年“反右”那阵,不知道讲过什么错话,被划为右派。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说是“反右”扩大化,平反收回安排工作。
  学校管理人员共是六人。我觉得对一个学校来说,安排这么多人就足够了。后来可不得了,安排的人越来越多。人手少效率高,人手多,反而做不好工作,这就是我们的弊病。当时我们的领导成员之间,当然也会有矛盾,但我还是挺怀念我们共事的那段时光。那时学校没有多少利益可争,没有过多的利益,是清水衙门。如果大家有什么矛盾的话,主要是工作上的意见不统一,最多是意气之争。
  我的这些助手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梁副校长那一代人,是山区文化教育的播荒者,开掘者。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共和国的教育史上,要留下他们光辉的一页。”当时的黎族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基本是空白。是他们那一代人,是他们,到山区办学校,盖草房,招学生,点燃了黎族山区文化教育之火。
  梁昌森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出生于琼海市长坡镇后祥园村一个农民家庭,个子长得瘦瘦小小,性格内向,有点口纳,容易面腆,谁也不会想到他以后会为乐东县的教育干出了一番事业。因为体质又差,父亲梁老先生希望他能识几个字,找件清闲的工干,勒紧裤带,送他去私塾读书。他也真为老爸争气,读了几年私塾,一九四六年春季,考上琼东县的简易师范学校读初等师范。
  抗战胜利后,琼海县各地农村办了不少新式学校,教师奇缺。一九四八年底,刚从琼东县简易师范学校初师班毕业的梁昌森,被派到烟塘镇昌头小学当校长。当了一年多的小学校长,他深感知识的不足,一九五零年梁昌森毅然放弃挣钱糊口的工作,考上琼海师范学校,继续深造。
  解放后,各地迅速兴起办学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高潮,人才缺乏成了办学的拦路虎。特别是地处山区的乐东县,由于交通闭塞,文化开发慢,更是缺少文化人。为了发展山区的教育,海南行政公署提出“沿海支持内地,汉区支援山区”,从琼山、琼海、文昌等文化发达地区,动员一批优秀的中师毕业生,支援山区的教育。
  琼海师范学校办了两年后,与文昌师范学校合并,梁昌森在文昌师范学校毕业。一九五三年六月,作为共青团员、优秀毕业生的梁昌森,不顾双亲年迈和体弱多病,毅然申请到乐东山区工作,决心为发展山区的教育事业奉献青春。
  一九五六年九月,梁昌深同志出任乐东县抱由初级中学校长。它就是乐东中学的前身,一九九六年乐东中学四十年校庆,就是这样来的。他工作任劳任怨,尽心尽责。他个子小,身体单薄,不懂踩单车,办什么事都是靠着两条腿。要知道那时的后勤工作不好办。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物质奇缺。粮缺、油缺、鱼缺、肉缺、砖缺、石缺、钢筋缺、水泥缺、纸缺、油墨缺、桌子缺、板凳缺……一句话,办学经费缺。
  一切都要靠校长去理顺。后勤方面,主要是靠梁副校长去理顺。他后来一直在乐东中学的任上干到退休。他应是乐东中学的办学元勋之一。
  林尤时副校长,1934年农历9月22日出生于海南省侨乡——文昌市东阁镇鳌头村,他父亲早年去泰国谋生,后来回乡完婚,才不再出去。他母亲一连生了16胎,有10个兄弟姐妹活了下来,林尤时是最小的孩子。1950.12—1954.1在文昌中学读初中,1月至8月在家劳动,8月参加高中入学考试,被录取到广东省海南中学读高中,1957年7月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因为社会关系不好(二哥和三哥在台湾当国民党军官)而名落孙山。
  1957年10月林尤时应聘到乐东县当教师,先在抱由区抱定小学任教。1958年10月至1962年2月在《乐东日报》当记者,1962年2月至12月在乐东县教研室,1961年底调到尖峰区岭头中学任教,1962年初又调到佛罗中学任教。1974年6月至1975年3月参加县路线教育工作队进驻黄流公社,197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爱人梁顺兰是广东阳县人,是从广东分配到乐东当教师的。他们两人在在佛罗中学任教16年,深受佛罗人民的喜爱,与佛罗人民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1977年7月林尤时调到乐东县教研室工作。他对抓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创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在我任内几年,教学和教学研究活动抓得有声有色,主要是靠他的努力
  这个同志有个性,有时也会耍点小脾气,不过工作责任心强,人是好人。同事之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很快就过去。后来,林副校长随爱人梁顺兰老师调回阳江县,梁老师是阳江人。一九八六年五月份,我和继室赵玲同志前往广州,曾经到阳江县他们家里拜访过他们。林尤时同志当时是阳江县教育局副局长。阳江县后来一分为三,林尤时同志是其中一个市的侨务办主任。1994年退休,2007年10月20日因病在阳江市家中逝世,享年73岁。
  副校长吴令智,是从汕头地区来的同志,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开始在黄流中学任教。他在九所中学的时间比较长,在调到永红中学当副校长前,在乐东师范学校当副校长。他对抓班主任工作有一套,做学生的思想工作认真细致,对治安工作,敢抓敢管。
  我们在永红中学共事的时期,属于由推荐到高考,由劳动到坐下来读书的转变时期。无心向学的学生,比例较大。学生打架斗殴,破坏公物,逃学,不尊重老师的事经常发生。有一次我和吴令智的房子,就被人用石头砸了。还差点砸到我的小男孩。为了保卫学校的安全,常常是我和他一起出动。那时候并没有设立校警,治安工作主要是靠校长和—部分责任心强的老师。
  一天晚自修时间,一个社会青年到学校捣乱,被我当场抓着。我准备拉他去办公室,半路被他打伤我的大拇指,没有抓牢,被他跑了。我们的爱人担心我们的安全。在晚修后,我们出去巡逻学校时,他们都跟在后面。不巧,无不巧,我们这两位夫人,均先后因病逝世,患病部位均相同。
  一九八四年吴令智出任乐东县教育局长,代替郑公义同志的职务。郑公义同志到县委办公室当主任。吴的出任,有点戏剧性。当时继续强调干部的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
  郑局长没有上过大学,但在他当教育局长任内,培养了不少大学生。就郑公义同志与我本人的私交来说,并不那么好,他并不重视和赏识我,下面还要谈到。凭心而论,郑局长自一九五八年任乐东县教育局长以来,除在“文革”中离任几年,基本上是在教育局长任上。
  乐东县的教育能有今天这个规模,固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条重要原因,不能不肯定:跟郑公义同志十几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郑公义同志退休后,住在海口,后来患了中风病逝世。
  吴令智同志同我的私人关系比较好,我到海南自治州中学(通什)当校长后,凡是去通什,他总要去找我,交流情况。
  吴令智在乐东县教育局长任上八年,政声不错。一九九三年调到海南省国兴中学当副校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刘显文副教导1937年出生于广东省阳春县,1957年9月至1960年7月在海南师专政治系读书。毕业后至1962年8月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卫校当教师。1962年9月至1963年8月在乐东县九所中学任教,1963年9月至1990年8月在乐东县中学任教。
  他在县中任教长达27年,在文革前就开始任教高三毕业班的政治课,恢复高考后一直上高中政治课,特别是高三毕业班的政治课。他本人肯学习、肯钻研,善于抓高考重点,指导高考备考工作认真,深入学生欢迎,是乐东县政治教学权威之一。后来当乐东中学副校长,在国兴中学创建时期,调去国兴中学当教务科长。现已退休。
  后来,又从县教研室调吴国强同志来当副校长。吴国强1937年出生于海南省万宁县大茂镇。大专文化程度。1958年10月至1962年7月在松涛水库琼海团政治处当办事员。1962年7月至1971年8月在乐东县黄流中学当教师。他在黄流中学任教九年,由于语文基础知识扎实,本人语言表达好,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他健谈,嫉恶如仇,爱好体育活动,喜欢和师生交朋友,深得同事、学生的信任和友谊。
  1971年9月至1973年底在乐东县师范任教,1974年1月至1979年9月在乐东县教育局教研室工作。曾于1973年和1975年分别在《广东教育参考资料》和《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汉字与汉字教学》、《关于少数民族农村业余教育问题》等教学论文。
  1979年10月当永红中学副校长,协助管全面工作。乐东县委办公室需要写作人才,调去县委办公室主任。1990年9月,海南师范学院挑选他担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院部办公室主任,一直干到退休。退休后定居海师教工大院。
  杨华荣同志,在我离开乐东中学后,调去乐东县民族中学抓总务工作。退休以后,有时在家纳福,有时到广州随小孩享福。
  我的这些同事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同时,本人身体健康,小孩安置妥当,家庭幸福。这是值得我欣慰的地方。【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2 00:32:16
作者:人生因为而完满 时间:2019-03-22 23:42:55
  拜读!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3 00:49:03
作者:人生因为而完满 时间:2019-03-25 01:43:40
  拜读。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5 23:39:54
  关心和培训教师
  作者 杨生龙
  为了建设好一支队伍,我还尽力同他们排忧解难,甚至调解家庭纠纷。尽量做到:调进来,安其心,用其才。
  邓小平同志说过,对知识分子欠债太多。指的是由于“文革”十年,不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让他们多数人夫妻分居,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
  我到永红中学那时,除个别教师带家属外,大部分人的老婆均是农村人口,没有工作。生活不方便,后顾之忧很大。
  我利用永红中学在县城之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为这些老先生们谋求老婆子女的城镇户口粮食及就业,以换取他们安心为社会培育人才。
  罗绍良老师的爱人安排工作了。他是一九六二年广西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先是分配到黄流中学任教。他先后走过几间中学,一九七八年从三平中学调进永红中学。听说有自然减员指标,我马上和罗老师出动找领导求情,希望能解决他爱人的工作问题。
  所谓“自然减员指标”,是中国人事制度中使用的一个名词。指就业人员中,因调到别县或死亡,其名下的缺额,称为“减员指标”。中国建国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招收工人也是按计划进行。除按计划增招多少名工人外,“减员指标”可以补充新人顶替。
  我和罗老师找书记,求县长。罗老师讲课还可以,在当官的面前就不那么会说话,应答还是我来。我们还动用了学生家长,及各方面的力量,终于从众多的竞争者中,拿到一个“自然减员”指标,一举解决了罗老师的家属的招工问题。子女的户口粮食也随之解决。这个问题,在“文革”中及此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罗老师本身出身不好。其爱人是乐罗地区有名的“颜博士”的堂妹,双方均占着一个“黑”字。一个“臭老九”加上夫妻“出身”均有问题的人,能得到照顾,不可想象。凭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凭着祖国建设急需人才,罗老师等一批老知识分子才有出头之日。
  麦秀丰老师的家属工作安排有着落了。麦老师是海南省儋县人,一九六二年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黄流中学任教,曾经是我的历史科教师。他的前老婆因故离异。到冲坡中学任教后,找到一个冲坡人为妻子,生下了三个小孩。多年的任教生涯,他对所教中学历史,背得滚瓜烂熟,是乐东县乃至当时的海南自治州地区有名的历史权威。
  一九八O年底,县教育局有一名“减员指标”。竞争者不少,县教育局的领导倾向于给局里一位司机。在讨论会上,我据理力争,说“麦秀丰老师是我县难得的人才,应予照顾安排其家属。”县民族中学陈校长抬扛说:“什么人才都是需要的,炒菜需要人才,开车也需要人才。”结果招工指标给了那位司机,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可也无可奈何。
  事后陈校长对我说:“你杨生龙那么傻,不会看看头绪。拿出来讨论是假的,给司机是定了的。乱讲话惹人恨。”
  陈校长五十年代就到乐东县任教,先在千家的一些小学当校长,再到千家中学当校长。一九八七年县决定兴办民族中学,从千家中学将其调来。他同样是乐东县教育功臣之一。
  他在民族中学,我在乐东中学,因为经费问题,招生问题以及各项比赛问题,经常和我抬扛,两个人又投缘,碰在一起总要开玩笑。一九九三年,我因计划生育受处分后,一次路过乐东县城,他还专门招待过我。他现在已退休。
  对于麦秀丰老师争不到“减员指标”问题,我心里十分不舒服。我带着麦老师前往县委符桂森书记那里告状,并找当时劳动局的局长说理,先后出动了十多个晚上。终于疏通了符桂森同志,与劳动局协商,从别的单位调来一个“减员指标”,才算解决了麦秀丰老师爱人的工作问题。
  麦老师人生并不幸运。后来他爱人因病逝世,有一个小孩也患了长期病。一九九四年调回家乡儋县工作。
  在我任职乐东中学的三年内,解决了一批骨干教师的家属子女的户口粮食问题,有十多个教师的家属安排了工作。
  我还充分利用学校的橡胶园、学生食堂,安排了一批教师家属当临时工。当时的临时工,工资不多,每月仅三十元,但可以应急。学校有二千多株橡胶树,大多数是吴安贵校长任内种的。
  吴安贵校长是琼山人,一九五九年在黄流中学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到抱由中学(乐东中学前身)当校长。后来又到三平中学、尖蜂中学当校长。一九七八年县职中创办,他又成为创办人。这位老同志的特点,每到一处都抓勤工俭学,为学校留下一批产业,同样是乐东县教育界的有功之臣。
  我安排一批教师家属去割橡胶。那时学校橡胶收入有两万多元,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在学生食堂,还安排了一批教师家属,使教师家属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随着教师家属的增加,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俗话说:做人难,做领导更难。如何处理这些“先生哥们”的住房问题,老婆的工种安排问题,子女上学问题,邻居之间、家庭之间纠纷的问题,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我上任之前,蔡向平校长任上盖了一幢凹型的住房,有十多间瓦房,排列较整齐一点,是当时全县教育系统最好的房子,被戏称为“白宫”。想想我们的老师当时的眼界是那么浅,一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瓦房,与美国总统住宅相提并论。这片房子,一九九六年底,我重返县中当校长,为了建教师套间楼,被我下令全部拆毁了。
  不管如何,这还是当时最好的房子,多数老教师都希望住到那里。只能安排一部分。安排不上的先生,心里不好受,说什么对他的看法如何。
  为了缓和这些矛盾,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在橡胶林旁边盖了一幢房子,每间房面积有三十多平方米,解决了八户教师的住房。
  因为土地承包到户,有一天抱由村的十多个队长,拿着皮尺,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浩浩荡荡来到学校,丈量土地。说土地是他们的。我说:“土地原来是你们的。一九五六年创办抱由中学时,已经由当时的卢亚雅县长划给学校。现在档案室存有地图和县长的签字。”
  卢亚雅县长是大安公社木棉村人,黎族领袖。一九七五年因病逝世了。他的话还是比较有效,暂时劝止了抱由村的干部。
  为了保证学校土地不被占领,我在靠河的那块地上,建起教师食堂和两幢教师宿舍,这样就比较有效地占领土地,防止土地被蚕食。也缓解了教师住房紧张的问题。
  我们这些老师的家属,基本上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原来在农村住,单家独户,邻居之间发生摩擦的机会少。现在一下涌进了学校,隔墙而居,摩擦增多,吵架时有发生。
  吴开文老师,是一位语文教师。他有一个爱好,喜欢看人家吵架。有一次,他要去买菜,看到两个家属吵架。他蹲在那边,一边吸烟一边看,忘记了买菜,被老婆骂了一顿。刚好在他们住的那一幢,有一位老师和他的爱人,因家务事经常吵架。有时还大打出手。多数情况下都是吴开文老师来找我去调解。事后,他还绘声绘色地向别人介绍现场情况,以此为乐趣。
  那时,学校是24个班,全校教职员工一百人左右。我有空,就在各家转悠,了解情况,与大家聊天。
  老职工孙有新,是黄流人,从小到这个学校当厨工,一九七二年才转为正式工。他有六个小孩。一个暑假即将结束时,我到他家里去。他和一个男孩,拿着暑假作业正在发愁。看到我来后,挺高兴地说:“校长,快来看这些题目,我们父子你看来我看去,均不懂作。”他这个男孩正在县小读书,入学报名需要交暑假作业。小孩不懂,父亲更不懂得,还是由我帮他讲解,才算解决了他的难题。
  还有一个木工,叫做孙木壮,也是黄流人,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他是钉子师傅。他每天拿着一把斧子,在学校里走来走去。做木工不用凿孔,全靠铁钉。他说:“校长管全校,我也管全校。我是管全校的桌子椅子。”
  由于刚刚开始抓教育,教师严重不足,而且很多教师都是从外地分配来的,他们家乡也缺教师,希望调回家乡工作。因此,教师队伍出现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情绪不稳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
  比较缺的是英语教师,其次是历史、地理教师。这些除了师范院校培养的原因,与乐东的情况也有关系。乐东人比较重视数学、物理、化学,特别是数学。因此,数学老师比较多,质量也还可以。
  原来在黄流中学学生是学俄语的,同此,乐东县读英语专业的学生很少。我的同学李军考上中山大学法语系,陈人哲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这是极个别的。为了解决英语教师问题,县教育局到处搜集英语人才,凡懂得一点英语又愿意做教师的,一律吸收当英语教师。教育局郑公义局长说:“教英语免不了音不同字相同。同是海南话,文昌话与乐东话也不同嘛!”
  由于到处搜集人才,短期内集中了一批英语老师,其中也有一批比较好的老师。当然,也有一些是滥竽充数的。×老师原是林业的一个干部,自称初中学过英语,转到我校教英语。我安排他教初二年级一个班的英语,他教的英语单词,星期一读一个音,星期二又读不同的音。闹了大笑话,后来转去教别的科目了。
  另有一位老师,原在初中和高中都读过英语,因为出身不好,考不上大学,在家务农,从农村吸收参加工作。他上课是用海南话授课,而且是本地海南话,学生听不懂。我叫他用普通话讲课,他说不懂讲。我说:“稍微变变腔就成了。”他说:“讲不出口,自己讲,自己觉得害羞。”这位老师后来调到冲坡中学,成为一个比较好的高中英语教师,可惜一九九六年因病去世了。
  由于教师缺乏,对那些比较好的教师,我们是由爱而宠,对个别紧缺学科的老师,也可以说是求他了。
  应该说,我们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中一部分人容易翘尾巴。依我看,这样讲并不过分。“文革”中把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排在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后面,称为“老九”。虽然毛泽东同志套用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台词,说过“老九不能走。”但是,老九不能走,日子还是不好过。
  全国恢复高考,大办教育,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大家都想在这大好时机,大显身手,把文革十年的损失夺回来。个别人并不是这样想,稍不如意就耍脾气,躺倒不干。我这个校长,每天要拿着鸡毛扫为他们搔痒。
  其中有两位教师,不好意思提他们的名字。弄得我很火,我马上与华南师范大学联系,派出两位老师去进修。过不久,这两位老师就教得很出色。
  那段时间的教研主题是如何迅速提高教师。我的作法有两条:一是抓熟悉教材,一是抓教学常规要求。
  “文革”中也办学校,但教材简单化、实用化,讲开门办学。批判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学思想,批判孔老二。不论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多数人不熟悉教材,也不懂得常规教学要求。在林尤时副校长和刘显文教导的主持下,“文革”后第一部《乐东中学关于常规教学的规定》出台了。
  现在看来,这个《规定》并不完善,但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在这个规定的规范下,乐东中学的教学逐步走上正轨。【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5 23:40:38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5 23:42:02
  把好招生关
  作者 杨生龙
  办好学校最重要的一条,是生源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乐东县在招生问题上,就卡得很紧。以我们一九六五届为例,当时全县招高中新生只有三个班,每个班三十多人。对这些学生来说,可以说是挑了又挑,是尖子的尖子。当时的乐东县中学(即黄流中学)能够在教学质量和高考上打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招生把好关。
  一九七九年那阵子,招生情况非常不妙。那时兴个“走后门”风,什么都可以讲人情。考不上初中或高中,父母到学校讲情,让其子女上学,称为“讲学”。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班额过大,既不好讲课,又不好管理。
  为了保证能招到比较好的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我从三个方面下手:其一,扩大招生范围;其二,不让过多的不合格的学生进校,其三,随时剔除不合格的学生。
  原来,县教育局规定,乐东中学高中招生范围,主要是县城和内区。乐东县从三角土划开,分成比较明显的汉族地区(称外区)和黎族地区(称内区)。
  我根据要办好重点中学的需要,向教育局要求扩大招生范围,他们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想办法。当时县教育局管招生的是龙田距副局长,他和我都是老宣传部的,私交不错。我跟他提出,全县考生凡是考四百分以上的(满分五百四十分,英语四十分,其他五科一百分),全部录取到乐东中学。他同意我的提法,结果,一九八0年和八一年,乐东中学都录取到比较好的学生。
  在招生插班问题上,我可是拼命堵着不让差生进入学校。那时,每学期开学时,来“讲学”的人比较多,我那时做到:“只认分数,六亲不认。”
  当时刚上任的容县长,他要将两个侄子转到乐东中学就读,派人来与我讲,我只同意安排一个,而且不是重点班。很多同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说:“县长交代的事你都不办,你不想当这个校长了。”幸好我们这位容县长,原则性比较强,人比较好,没有追究我的不敬。
  一九八一年八月的某一天,县委副书记陈人忠来学校找我,说他要去北京开会,但是担心其最小的小孩不能录取上初一。我查看了他小孩的分数,认为已经超过录取分数线,他才放心的去开会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九十年代,一定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当时,我还是顶过来了。可以说,我在乐东中学的几年,得罪的人太多,积怨太深,并且很久长。
  当时机关党委的一位同志,他的小孩考分太低,多次要求到乐东中学读书,我不同意。后来去民族中学读书,没有考上大学。他说:“杨生龙害了我的小孩。”
  一九八八年,自治州撤消后,我要求从通什调回乐东县工作。这位同志正在人事部门工作,他看了我的申请书后,就冷漠地说:“杨生龙不是远走高飞了吗?还回来干啥?”
  不少同志、同学后来都不理睬我。我后来遇到大大小小的灾难,这些老兄都不看我。在乐东中学酿的这杯苦酒,让我喝得够苦。
  及时的清除不合格的学生,这对于教育其他学生,提高学生素质,有一定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做得很猛,有时一次就退学了六十多个学生。对这个问题,我后来有了不同的看法:可不赶出去的,尽量不要赶出去。将学生赶出校门,他们变坏得更快。这是后话。
  当时对待退学问题,我是从严的。凡是旷课超过五十节,或者打架的,侮辱老师以及严重破坏公物的,都扫地出门,而且不准讲人情。县工会有位领导同志的小孩,这个孩子在校顽皮是出了名的,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他被退学了。他父亲到我家讲情,这位同志是个老同志,有高血压病。讲话激动起来昏过去了。弄得我很紧张,马上叫校医来抢救。为了保证学校有令就行,有禁就止,这位学生还是退学了。【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5 23:42:4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5 23:44:47
  文明礼貌和教风学风
  作者 杨生龙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八年说过:我们这十年(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所指的是政治思想教育。当然,我们中国人往往是“矫枉过正”。“文革”十年,学校讲空头政治,不讲读书。恢复高考后,矫枉过正,政治教育讲少了,读书讲得太多了。
  我作为校长并没有忘记党的教育方针,还是在学校中坚持思想教育。但措施不很得力,效果不太显著罢了。
  我接手乐东中学的工作后,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思想教育工作以什么作为突破口。当时,中央提出:五讲四美。要求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
  “文革”中号召学生批判师道尊严,任意批斗老师,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造成社会、家长及学生不尊师重教。“文革”那阵,学生中还大唱“他妈的”歌,随意打砸抢,大搞无政府主义。把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都丢了。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我根据当时的情况,亲自制定“乐东中学关于文明礼貌的规定”。这个规定类似于现在国家教委颁发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根据这个规定,我们抓紧两年的教育,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九八二年九月,我调到黄流中学以后,才感觉到这个变化的重要性。那时学生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尊敬老师,在校内外碰到老师打招呼,我从县城返校,碰到学生放学,一路有学生打招呼问候。
  其次是使用礼貌用语,对人讲礼貌。整个校园里出现互相帮助的气氛。过了十多年以后,一九九五年我重返乐东中学工作,还感觉到这种气氛犹存。
  我是比较相信对人的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创造一种环境,有形的无形的环境,健康的环境,无疑是可以引导人向上的。在这方面,郑公义局长提倡绿化美化校园,并且进行评比,促进我县校园的建设。大力倡导尊师爱校,提出“学校神圣不可侵犯”,保证了校园的安宁。正是那段时间,在我的主持下,制定了乐东中学的校旗、校徽、校歌。加强文娱体育活动。应该说,整个校园是活跃的。
  我从接手乐东中学的工作起,就注意校风特别是教风的培养。校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九八零年,根据县的文件,将永红中学更名为乐东中学后,如何建立良好校风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乐东中学的前身叫永红中学,是“文革”中的重灾区之一。当时永红中学是以开门办学出了名的,是广东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建立新的教风,树立良好的学风,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我的作法是,首先是依靠我的这支教师队伍。对于这支队伍,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感到十分的深切。这支队伍的构成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像岑庆光、陈汉平、高秋华、陈自强、吉家扬、罗绍良、陈泰文等。第二部分是我们这一批“文革”中冲冲打打过的未读完书的大学生。他们有66届到69届的毕业生,人数有三十多人,队伍比较庞大。
  再就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升上大学的老三届学生,如邢孔章、石璜等。所谓老三届,是恢复高考那阵的称呼,将66届、67届、68届毕业的高中毕业生称为“老三届”。因为“文革”的原因,一九六六年停止高考,一九七零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那年,68届的学生已超过二十五岁,按招生简章,已超龄。但考虑到他们没有享受高考权利,还是允许他们参加高考。
  教师的这三部分主力,用“文革”的话来说,他们基本上是“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同时,这批人来自广东省各地,汇集了各地的文化。利用这支队伍,集思广益,言传身教,新的校风、学风迅速形成。
  我的第二个作法,就是大力推广和介绍学习方法,让广大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那时候,我还是三十来岁,精力充沛,点子想得比较多。班里介绍学习经验,校内介绍学习经验,老师传授学习方法,逐步形成一个比较浓厚的学习氛围。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5 23:45:27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7 22:04:19
  欧鸥考上清华
  作者 杨生龙
  1981年,欧鸥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大学流体力学系起,乐东中学就开始“扬名立万”了。欧鸥家庭比较困难,靠着自己的艰苦努力,拼了出来。当时,县委奖励一万元给学校,学校拿出一千元给他作路费。
  接到欧鸥的录取通知书后,我们很自豪,敲锣打鼓到县委报喜。要知道他是乐东县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呀,而且是在广东省内参与竞争。广东省当时有八个专区,有五千多万人,除海南和韶关外,都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如梅县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潮洲地区等。在强手竞争之下,能考上清华大学实不简单。欧鸥后来去美国留学,现在美国旧金山的“圭谷”从事研究工作。一九八八年以后,乐东中学平均每年有一名学生考上清华大学,是欧鸥同学开了个好头。只是一九九七年以后,不再有学生考上清华大学。
  对于欧鸥同学考上清华大学,我也感到自豪和满足,一九六五年高考的时候,当时黄流中学校长黎良奋、孙基烈,安排我报考清华大学,由于自己的功底不足,没有考上。现在,我的学生替我出了一口气,替我争了光,我怎么能不满足呢!
  我没有上欧鸥的课,他是理科班,我担任文科班的数学课。我任课的班也有一个学生考了中山大学。
  从我担任校长的那天起,我就担任主课,并且亲自上高三毕业班的数学课。这在当时的学校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我的传统,几十年不变的传统。我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我亲自授课的。他们有人叫我“校长”,有人叫我“老师”,怎么叫我都感到亲切。我认为:校长亲自上课,是管好学校重要的一环。【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7 22:04:45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8 00:43:59
  乐东中学挂牌
  作者 杨生龙
  文革前黄流中学名为乐东县中学,是县的重点中学,永红中学名为抱由中学,地处县城。恢复高考后,乐东县革委会根据这种情况,把永红中学、黄流中学都看作县的重点中学,由于历史上的名气,海南自治州还承认黄流中学为州的重点中学。
  广东省1978年恢复重点中学。1980年12月召开重点中学会议,明确重点中学任务。1981年6月,省政府批发《关于进一步办好重点中学的意见》,对重点中学提出3条基本要求;模范地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方针;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培养学生质量高。并确定省重点中学16所(华南师大附中、广东实验中学、广雅中学、执信中学、中山纪念中学、梅县东山中学、汕头金山中学、北江中学、肇庆中学、湛江一中、江门一中、佛山一中、惠州一中、韶关一中、海南中学、海南自治州中学),市、县重点中学107所,其他部门重点中学3所,共126所。
  根据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办好重点中学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县政府决定将地处县城的永红中学为乐东县重点中学,更名为乐东县乐东中学。黄流中学不再是县重点中学。原来,永红中学有一个简易的校门,校名是书法较好的吴承炎老师写的。改校名那天,我和领导成员陪着吴承炎老师到校门口,当场将永红二字改为乐东,宣告了永红中学时期的结束。从当年起,乐东中学就实行全县优生录取,保证了县中的生源,为县中的崛起打下基础。
  对于永红中学更名为乐东县乐东中学。黄流中学不再是县重点中学。黄流地区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组织不少人到县委告状,把矛头指向当时的教育局长郑公义,说撤消黄流中学的重点中学资格,他是主谋,还说我是帮凶。这是天的冤枉。这个决定是县政府根据广东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办好重点中学的意见》的文件精神作出的,主要是两间学校地理位置而定的,跟我无关,也跟郑公义局长无关。
  虽然永红中学更名为乐东县乐东中学,定为县重点中学,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黄流中学在乐东人民的心目中,依然是重点中学,乐东中学、黄流中学还是乐东县的两间王牌学校。【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8 00:44:29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9 00:11:39
  培养民族学生
  作者 杨生龙
  乐东县是黎、苗、汉族聚居的民族县,八十年代初有三十八万人口。其中汉族二十多万人,黎苗族有十多万人。乐东中学的学生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学生。我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坚持学习。
  早在中学时期,我就和黎族同学友好相处,也了解他们的性格特征和一些学习的障碍。
  在黄流中学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几个黎族同学,其中一个叫李朝荣的同学,和我比较好。他经常请教我数学题,我都十分耐心的辅导他。他高中毕业后到通什地区一个农场工作,是那个农场中学的总务主任,我在海南二中时他来看过我。
  乐东中学有几位比较好的黎族教师,其中一位是文益耕,另一位是吉承球老师。文益耕是一九六六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生,那时有中南民院毕业生,如麦秀丰老师,还有广东民院毕业生,我们戏称他为“中央军”。吉承球是我华师大的老同学,他是中文系,我是数学系。
  为了加强对民族教育的领导,学校成立民族教育领导小组,由他们两位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在我的领导下,具体负责黎苗族学生的工作。
  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要求各县均要办一所民族中学,那时,乐东县已经创办民族中学。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民族团结,也不利于民族学生的学习。实践证明,自治州的民族中学和各县的民族中学都办得不怎么样。
  我倒是主张在重点中学办好民族班,我是全自治州第一个编少数民族班的。选派对少数民族学生有感情,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去任教。罗绍良老师是民族班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之一,他是正牌大学毕业生,在山区任教多年,对黎苗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障碍都比较了解,教学效果比较好。
  民族教育领导小组每学期组织两次学习经验交流会,让学习好的汉族生和黎族生,给大家介绍学习方法,互相促进。
  八十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尚未上路,农村经济比较落后,许多黎族同学没有钱上学,没有钱开饭。那时,国家还没有设“三包班”,我就对黎苗族学生实行“三免”:免交住宿费、学费和杂费。
  许多同学没有钱交伙食费,我就鼓励他们自己带米、带红豆、带木薯来校自己煮。我们六十年代在黄流中学读书时,也是经常带米、带番薯到学校煮来吃,那时叫作“炼高炉”,在黄流中学读六年书,炼了六年“高炉”。
  我经常到民族同学的宿舍去看他们,有些同学在那里煮东西,看到我来不好意思。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不怕,不怕,校长当学生时也同样煮东西。”
  由于我们重视和抓好民族教育,从一九八0年至一九八二年的三年间,有两名学生考上中央民族学院,每年有二十多名学生考上大专院校,是乐东县民族教育比较辉煌的时期。【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29 00:12:05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30 01:13:50
  改善老师的住宿条件
  作者 杨生龙
  教学设施不足,校舍很少,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所说对教育“欠债太多”的一方面。我到乐东中学的时候,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学校正在建教学主楼,也只不过是刚搭个架子。其余都是破旧的瓦房教室,还有三间草房教室。
  教师宿舍不足。在学校的东边新盖了一个瓦房院子,全县的教师都将其称为“白宫”,可见我们的老师的要求是那么低。但是,就算这么低的要求也无法得到满足。不少老师还是两、三人住一间房子。
  乐东县城已有自来水,但是供应不到学校,没有自来水,老师还是挑井水,不少学生下河(昌化江)洗澡,风险很大。
  在学校西边的这条昌化江,每年旱季,因为小孩玩水吞没不少年轻的生命。迷信传说水坝那边设立有鬼的指挥部,每年要招收一些青少年,显得很恐怖。
  学校没有实验室,全校的物理、化学仪器就堆在—间小房子里,由电工麦笃儒管理。有一部电影机,每周放一次电影。没有图书馆,少得可怜的图书,堆在一个小房间里。教室不足,教学设施不全,严重地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我的首要任务是将这幢18间课室的教学楼盖好。这是由国家下达计划,由县建筑公司承建的工程。说是国家计划,三层楼要分三年拨款,并且要上门去找计委主任讨。我就充当特殊时期的武训,求爹告娘,讨钱盖学校。
  那时代,什么都缺,缺钢筋,缺水泥,缺木料,缺砖头,缺碎石,缺沙土,缺运载工具,没一样东西不求人。当时具体抓基建的是梁昌深副校长、云茂芹和杨滋林。样样求人,样样要跑腿,他们求不到,又要我出面去求。
  我这个人一向自负,不愿求人,但为了办好学校,低声下气求人,倒是愿意。
  备料后,还要去请求建筑公司派人上工地施工。当时的基建是由县建筑公司垄断的,造价低,打公家工,磨洋工,工资照领,工人的积极性不高。工人多数是英海或黄流村人。为了加速进度,我还要跟那些领工、工人拉关系,讲交情,希望他们加快施工进度。
  1981年总算把教学楼建成了,在教室的安排上松了一点。1982年我被调去黄流中学,黄流中学那幢主楼也是盖了一半,我去后才盖好。乐东县的教育,总算与我有缘,乐东中学、黄流中学的教学主楼都经我手盖好。
  当时不少教师不安心,申请调回本地工作,住房不保证也是一个原因。全家三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夫妇要来一次那个,也得像小偷一样偷偷摸摸进行。
  我这个校长的住房,也是用竹片和厚纸皮隔成几小间。我有四个小孩,两夫妇,加上岳母七口人,木床排得拥挤,老师们戏称校长家开旅店。
  农业学大寨那阵,农村提的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说是先“整治”田洋,后才盖房子。学校是先改善教学设施,还是先盖教师宿舍呢?
  我认为两样都重要,都要建。在解决了教室的基础上,要着手解决教师住宿,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当时叫做解除后顾之忧。
  原来,永红中学副校长李喜昌在橡胶园旁边建了个宿舍地基,共12间房基,每间房有30平方米。我就抓紧盖这幢瓦房。资金来源,就是一点点去讨,这个月教育局拨一千,另一个月找计委拨二、三千元,那时钱难得,能拿到一千元已是谢天谢地了。
  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学校的橡胶收入。这个橡胶园,先是抱由中学时期,由吴安贵校长带领全体师生开始种植,历任校长不断种植,逐渐变成如今这个规模。
  橡胶由本校的教师家属来割胶水,她们水平不高,割得不太好,每年也可收入二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一部分要拿来改善教师生活,一部分用来补贴学生食堂,节假日给学生加莱,抽出一部分盖房子。
  橡胶园旁这幢房子至今还用。本来只能安排六户教师,考虑到住房太紧,将其中一间隔成两间,变成可以住八户。每户一间瓦房厨房,还是象模象样,分别安排给陈汉平、罗绍良、文益耕等老教师住。
  后来我又盖了三、四幢教师宿舍,教师宿舍紧缺的状况有所缓解。当然以现在的标准来讲,还是低标准的,不能相提并论,但当时来说已是令县内教师羡慕不已
  我的第三个目标,办自来水。我去找县委书记符桂森,诉没有自来水的苦,大讲有自来水的甜。我这个人磨起来,还是有那么一个“铁桿磨成针”的劲。功夫不负苦心人,符书记同意从水电局经费中拨二万元给我们建水塔,我像乞丐捡到金元宝那样欢天喜地。
  一九八O年开始在学生食堂那里挖一眼直径三米的水井。当时没有什么机械,就是包给一个福建工头,用人工挖井。造价八千元。由于工程量太大,工人每天只能赚到二元多。那位工头大叫上当,要求加价。我坚持按合同办事,没有加价。
  我请老同学俞诗竹帮我绘一个水塔的图。他是基建专业毕业的,在县建委工作。本来,画图是要钱的,我说学校没有钱,他说,看在老同学的面上不收你们的图纸费。花了一万多元,一个高十四米的五十吨水塔和一个六十吨的水池建好了。现在,因为学校高层楼多了,这个水塔已变得矮了。
  拉水管主要由麦笃儒和杨滋林,带领老师职工自力更生。那时,人的思想还是比较单纯,不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讲补助,没有补助就不干。当时就算是有补贴,也仅是微不足道的几毛钱。
  一九八一年八月,自来水塔试送水,清甜的井水,通过水管流到各家各户,结束了乐东中学无自来水的历史。【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3-30 01:14:2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1 01:17:03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1 01:18:20
  《琼南汉人风俗志》——《崖州志》的续编
  作者 关维相
  《琼南汉人风俗志》由杨生龙、杨武合著。该著作列为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丛书,经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审核发行。
  杨生龙,1965年就读华南师范数学系,理科学生,但其文理兼优,酷爱文学,著作颇多,属多产作家。他送我的作品抽空阅读,得益匪浅,可谓爱不释手,特别是《琼南汉人风俗志》更感兴趣。读后自我感觉该著品类似(清)张嶲、邢定伦、赵以谦、篡修的《崖州志》。
  琼南领三亚、乐东、东方三县市,它拓宽《崖州志》的空间,记叙内容是琼南汉人的习惯风俗。《崖州志》固为蓝本,经纬有序,纲目俱张,但随着星移斗转,社会发展,思维创新,原《崖州志》残缺的事物,也在《琼南汉人风俗志》这方志中客观地收集增补,以达到丰富完善或细化。例该著第一编生产消费风俗、第四编婚育葬丧礼仪,《崖州志》上也有记载,但没有这样具体,特别是丧葬更详尽。另第五编文化体育这块也比较具体地陈述记叙。做车福、做公道、祝窑福、祝田福皆为新内容。这里除了白话文优越于古文易读易懂,更妙的是细节笔真翔实耐人寻味。
  作者是我赏识的朋友堪称风流才子,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曾在原自治州中学、乐东中学、黄流中学三间名校供职任校长职务,是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杨生龙家庭2016年4月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书香之家”,他代表海南获家庭奖,前往北京领奖,他因书香,因香而书。2017年4月23日杨生龙读书事迹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殊荣响彻长城内外。
  他的《琼南汉人风俗志》不仅对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后的年青人对过去落后的生产工具、生产力、旧风陋习给予了解,对我们办好乡土文化草根文化,记住乡愁提供写作元素,增加历史感。
  杨生龙佳著很多,不必列举。但我较欣赏的是这部书,在我的书橱里将其列为藏书之一。它具有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它保留《崖州志》的原汁原味,又增加新的添加剂刺激眼球。
  《崖州志》局限崖州一隅,琼南地领三市县,琼南汉人的民风民俗是汉人风俗习惯的延续和发展。建议崖州人琼南人勿忘读一读,它在某种内涵上和角度上是《崖州志》的继续。它为抢救、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文化自信提供软实力。【作者关维湘,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秦标村人,原利国镇文化站站长。文学爱好者,多产作家。此文原载《望楼》杂志30期,这里题目有所变动。】【附《琼南汉人风俗志》前言】
  前言
  琼南主要包括三亚市、乐东县和东方县的一部分,古称崖州。乐东县的汉族地区,实际上就是老崖县的四区和五区,1958年才划归乐东县管辖。据清《崖州志》载,宋开宝五年(972年),振州(今三亚一带)改为崖州。海南岛四州并立,即琼州、崖州、儋州、万州,共辖13个县,至今老一辈人仍有人称琼崖4州13县。其中琼州,领琼山、临高、乐会、舍城、澄迈、文昌6县;崖州领宁远、吉阳2县;儋州领义伦、昌化,感恩3县,万安州领万安、陵水2县。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琼州升级为府,琼州府领崖州、儋州、万州3州10县。清代沿袭明末旧制,仍设琼州府领崖、儋、万3州10县,归广东领辖。明代南海诸岛改归崖州管辖,地域广阔。
  琼南三县,如今人口140多万,占海南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左右,其中汉人近百万人。琼南汉民的祖先,一千多年来从全国各地主要是从广东、福建渡海而来,定居琼南各地,繁衍发展,形成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小部落,又逐步形成族群,形成村庄。这些汉族先民们,他们有共同的文字,有共同的文化,带着当地的先进技术,来到当时属南荒地区的琼南,开掘荒地,发展生产,繁衍生息。同时,也带来汉族的风俗习惯,因此,琼南汉人的风俗习惯,就是汉族风俗习惯的延续和发展。
  不可否认,这些汉族先民来自许多个省份,有自己不同的方言。他们开始与海南岛的土著居民---主要是黎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在共同地域的熏陶、磨合下,在长期的溶合中,居然出现了共同的方言---海南话琼南方言。这个方言,除个别地区语调有些少差异外,基本上可以交流。而与同属海南话的琼北方言,却交流起来相当困难。笔者就有这方面的体会。1965年9月我从乐东县一个小村子前往广州读大学,碰到属琼北的琼海、文昌县的同学,居然无法用海南话交流,只好借助普通话交流。很少接触社会的老大爷、老奶奶,乐东人无法听懂琼海、文昌话,同样,琼海、文昌人也听不懂乐东话。
  同是汉人,同是从外省各地移民来海南岛的汉人,他们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开始有基本共同的风俗习惯,因在海南定居地不同,方言就出现这样的差异,说明风俗习惯也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在丧葬习俗上就有很大的差异,琼北先人的坟莹一般是土墓,而琼南先人的坟莹一般都是红砖筑的,而且越来越堂皇。树碑也有差异,琼北的石碑只是一小块,而琼南的石碑多都是两米或两米以上的。
  还可以举出风俗习惯上的更多差异。这就可以得出结论:有必要研究各地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从而折射出灿烂的民族文化。我自不量力,试图凭自己菲薄之力,探讨一下琼南地区汉人的风俗习惯,来个抛砖引玉,引来更多名家的探讨、研究。文中使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本人长期收集保存下来的。其中一部分资料是通过网上收集的,对于这些资料的作者,我在文中不一一列出。祈请他们原谅,并无限感谢!
  我是一个退休教师,是学数学的,对于文字工作,是门外汉。作些文学研究,是为了消遣。因此,错漏之处一定不在少处,如果本文有读者的话,请读者雅正。本人无限感激! 作者2011年1月6日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1 01:18:41
作者:精准的文昌人 时间:2019-04-02 16:10:46
  海南方言分歧太多,东部(海口、琼山、文昌、琼海、万宁、陵水、三亚)居民都能交流。但像长流、老城(军话)、儋州、临高、东方、乐东等及黎苗族方言不能互通。也说明自古海南做为荒蛮之地,人口来源很复杂。
  • 猫小孩: 举报  2019-05-17 13:00:48  评论

    长流、老城、石山、龙桥、龙塘乡镇和临高县地区讲的是壮侗语系的“村话”或者“哩话”。军话是北方方言西南官话,古代流传下来的普通话,主要分布在那大、昌化镇、崖城、羊栏等乡镇。
  • 精准的文昌人: 举报  2019-05-17 15:15:27  评论

    评论 猫小孩:谢谢分享,看来你对海南方言了解比较到位。
我要评论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3 22:10:27
  为啥调去黄流中学?
  作者 杨生龙
  我也知道,在县委九年的混迹,也多少懂得一点当官的奥秘。但人各有志,吹牛拍马的事我就是做不来,没有那个细胞,人也太自负,懒得跑官。性格中还有一条:爱认死道理。
  中国存在的封建割据时间太长,人的情绪容易受地方主义影响。我对自己的去职,首先就从地方情绪上考虑。事实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县中校长的去留,与教育局长是有一定关系的。县教育局局长郑公义同志是琼山县人,孙校长刚好是他的同乡,他们—向关系挺好。我是乐东人,后来大家都爱说一句话:“犯籍贯性错误”。我与郑公义同志,除工作关系外,没有什么私交。反而,在两人关系上,有人造了不少闲话。
  郑局长在县教育局长任上呆久了,免不了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希望他不干了,让别人干,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从县委出来的,又当县中代校长。有人就造出我要取代郑的话来,还编了一些我对郑不敬的话。以上这些都是我自己猜测的话,事实是否如此,我也说不清楚。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符桂森同志,管教育的副县长是王亚保同志。
  我曾经当面问过符桂森书记:“为什么要调我去黄流中学?”他说:“孙基烈来县中,比较好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我请他说得再明白一点,他按照习惯,“哈哈”笑两声掩盖过去。他不说,我也明白了。不过符书记和我是熟人了,我要详细听他的答复罢了。
  符书记的话不外就是说,我这个人处事不灵活,用流行的套话来说,叫做“四方不圆”,不会处理上下左右的关系。我在县中草创初期,在调进教师、招生插班问题上认死理,“四方不圆”,得罪了不少人:上至县长、书记,下至局长股长,局丁、股丁。直至今日想起来,那时真是“六亲不认”。只认分数没认人,落得众叛亲离。
  有位好友,酒后对我说:“派你去黄流中学当校长,还算是给你很大的面子了。”可惜,我还是不领这个情,满肚子的气,像个懒蛤蟆一样撑着一肚皮气,到黄流中学上任。我和大女儿杨雪梅、大儿子杨武先到黄流中学,岳母也先到黄流。雪梅在读初三,杨武读初二。目的是让他们先到黄流中学读书。爱人陈关引带着杨眉、杨志留在县中一段时间。杨眉在读小学一年级,杨志尚未读书。也没有什么大的理由要这样安排,主要是爱人在小农场种的那些黑豆尚未成热。要等收了黑豆才去黄流中学。
  我去上任之前,跟龙田矩讨三千元。他当时是副局长,是我在县委宣传部的同事。我的理由是:我在黄流中学没有地方住,要求安排三千元给我修理住房。本来,这样的事应该找郑公义,我对他有气,没有找他。
  龙副局长理解我的心情,答应帮助我解决三千元修理住宅。后来,果然拨了三千元下去。算是对我的一点安慰。【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3 22:10:5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3 22:12:34
  建设宽松的人际环境
  作者 杨生龙
  二十世纪八十年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纯朴的,当时领导之间教师之间可以说,比较宽松、融合。生活是清苦一点,但是愉快。大家都住在瓦房宿舍,每当星期六、星期天,大家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谈天说地。不管是大陆来的,还是海南的,不管是本县的,还是外县的,不管是黎族的,还是汉族的,大家很少隔阂,显得比较团结统一。
  那时的教师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什么地方主义情绪,基本没有派系。大家还是轻松愉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讲外地本地,本地人又讲这个区那个镇,闹起矛盾。我历来认为,这些都是个别当权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拉起的别动队。虽然积极拉帮派的那几个人,也有利益。但是,对多数人来说是无利可图的。
  那时猪肉和各种副食品供应少得可怜,猪肉还凭票。逢年过节,学生食堂养有猪,杀猪给学生加菜,也给老师每人分一份。
  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杨华荣总务代表学校去买生猪回来屠宰(在当时是非法的),然后按教职工人头,一人一份。按 惯抽签拿肉。
  有一位老师(名当然还记得,不过不必提名了),因为来慢了,剩下的那份肉不太好,他发牢骚不想要。杨总务说,要不你去拿我的那份,不过已放在锅里煮了。这位老师也有点古怪,真的到锅里把那份拿走。此事虽然近似于是恶作剧,但杨总务也只是笑笑过去了。
  最有趣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八0年,大约是五月左右的时候。县食品站去外地调一批生猪,因为天气比较热的缘故,有好几条猪被闷死了。食品站将这些猪杀了,不用肉票分给各单位。没有分给乐东中学,大家意见很大,说还是看不起教师,提出要将食品站的子女退出去。
  为了平息大家的情绪,我打电话给县食品站。他们怕事情闹大,杀了头猪,由副站长和一名干部送来,由学校分给大家。
  那次的电影票风波,现在想起来也是挺有趣的。那时既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更没有唱歌跳舞,唯一的娱乐是看电影。那时在电影院工作的人可露面了,文化局长也管分配电影票。
  不记得那次是放什么电影了,县电影院没有将票分给县中老师,一些年轻人义愤填膺,要处置他们的子女。
  我不主张这种作法,不管他们家长如何,他们的子女在我校读书,就是我们的学生,不应随意赶他们出门。应该说这也是一种特权。不过当时这种报复手段各地都有。我去找文化局的钟兆平局长讲情,希望以后凡是放好的电影,要分一些票给县中,让老师们也有一点娱乐享受。
  不管怎么说,那时,人与人之间还是相处比较好的,工作精神是可嘉的。管办公室的陈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除了管办公室外,还管广播室、管收发、管电铃鸣钟。一九八一年大约四月份左右,他去医院留医。本来他患有肺结核病,带病坚持工作。那次不知道吃什么东西,消化不好。他原来还不想留医,看他神态不大好,我叫他去留医。
  谁知道,他下午病情恶化,以至一病不起。他带一个小孩在身边,但不懂事。还是我从他身上取出房门锁匙,开门拿他的衣服给他换。后来备好寿木,连夜送他回家安葬,他家离校有五十多公里,绝大部分教职工都到墓地参加追悼会。他教的那个班,全班学生都去了。
  他逝世后的那几天,晚修后在校内没有教职工串门,因为他与大家的关系太好了,印象太深了,怕引起回忆,造成见鬼的印象。
  他过“六”的那天晚上(死后第六天晚上),不知道是接替他的人紧张还是怎么样,忘记了关自动电铃,电铃一直在响,全校人都很紧张。将近十一点,我听到了,才去广播室,将电铃关掉。
  林葆诗老师跟他关系很好,平时喜欢跟他开玩笑,他生前叫林老师送双皮鞋给他。不知道是记忆太深还是什么原因,那天林老师梦见他来索要皮鞋。弄得林老师很紧张,马上请人用纸做一双皮鞋,在他原住的房门烧给他。
  教职工之间也有吵架的,这不奇怪。老一辈人说:“山里木都有相挤的时候”,何况是在人群中呢。有一位老师的家属,有一种怪的念头,总认为她丈夫有外遇。怀疑她丈夫与学生通奸,又怀疑与其他教师家属有来往,经常吵架。后来我看了一些书,才知道这是一种女人更年期病,疑心比较重。女同志,从45岁到50多岁这段时间,如果心胸狭窄,少与人交往,心情忧郁,容易引起心理变态,而造成这种病态。虽然这位家属经常吵吵嚷嚷,但大家了解她的情况,理解她的心理,当事者出自不耐而苦笑而已。
  古章回小说上总喜欢说,“光阴如箭,日月如流。”人生确实如此,转眼间过去了十多二十年,回头间,头发已斑白。
  一九八二年八月,我离开乐东中学,前往黄流中学任校长。【此文选白《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4 22:39:55
  黄流中学领导班子
  作者 杨生龙
  说老实话,黄流中学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首先,领导班子的实力比较强。我的几位副手,都是从事教育多年的行家。
  王玄中,男,汉族,1933年出生,海南省琼海县万泉镇人。大专学历。1951年8月参加工作,在琼海县青天乡小学任校长,1952年3月后在万宁县大同中学任教。
  1952年9月至1978年在乐东县黄流中学任教,当体育教研组组长。其间1955年在广东省体育干部专科班学习,1964年至1965年在广州体育学院学习。197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8月至1980年8月任乐东县体校校长。1979年被授予国家一级裁判员,1980年被聘为广东省体育科学理事会理事。1980年9月至1984年5月任黄流中学副校长,是琼南地区有名的体育教师。
  他长得威风凌凌,嗓音很大,若大的一个操场,不用扩音机,叫起口令来,整个操场都可以听到。他在黄流中学教了三十多年的体育课,乐东外区几乎有一半人口是他教过的学生。他上过我的体育课,我是体育的差生,直到现在还有点怕他。他的爱人是黄流人,生有六个小孩,当时已有四个考上大学。在黄流地区享有比较高的威望。
  我的任命文件下达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你放心来!有我们几个配合你,怕什么!”到黄流中学工作后,我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我要采取什么重大的举措,首先上门和他商量,然后才在大会上提出来让大家讨论。在讨论中,他根据我的意图,谈自己的看法,很快地统一思想。
  一九八四年我离开黄流中学到州中报到时,邢诒武接任校长,王校长当党支部书记。不久,就由他任校长。他在黄流中学校长任上到一九九四年退休,为黄流中学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乐东县的教育功臣之一。可惜我的这位恩师,于一九九六年因病逝世了。
  王君吾校长当时也是一名副校长。1938年出生,海南省文昌市会文镇人。1958年7月毕业于广东省琼台师范学校,分配到乐东县佛罗学校当教师、团支部委员。1959年9月起在黄流中学任教,先后任教工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委员。1960年在海南行政区高中教师培训班化学科学习一年。1968年5月黄流中学革委会成立,当校革委会副主任,后来转为副校长。
  他是我在初三和高一时的化学老师。他虽然仅有中师学历,但书教得非常精彩,深受同学们赞扬。他当过我的初三班主任,他平易近人,和学生打成—片,深受学生的爱戴,我安排他管后勤工作,代替我处理学校的各项开支。他抓得比较紧,精打细算,安排得井井有条。每当有什么工作要布置,我都上门和他说清楚,征求他的意见,他很满意我这个学生的安排和举措,对我一直很好。他从那时起,一直在黄流中学当副校长,一九九四年到乐东县教育局当局长。他爱人也是黄流人,还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我们这些同学都喜欢跟她开玩笑。
  当时,他们已谈恋爱成熟,她才到我们班读书。有许多我们认为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开玩笑时提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在黄流中学的工作,得心应手,首先得益于我的这两位恩师。他们对我的教导、扶助,我至今难忘。
  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陈垂光。他原在那里当副校长,管教学。在家中排行第三,俗称“三爹”。 1941年出生,海南省乐东县乐罗村人。1962年7月毕业于广东省江门师专数学系,分配到乐东抱由中学当教师,后进修华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函授辽宁教育学院管理本科班,获本科学历,中学数学高级教师。1962年9月到抱由中学(乐东中学前身)当教师、革委会常委,1972年9月至1973年7月任志仲中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9月至1977年12月在黄流中学当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月起在黄流中学当副校长。
  有人说:“兄弟中,三爹最聪明,且窍门最多。”科学上是否如此,没有统计,不清楚。原来听人传说,陈垂光如何如何难合作,又如何跟尖峰林场的学生要木料等等。因为没有调查,我也附和这些说法,曾经说过,将其调离比较好。陈听一些领导说过,我不同意他留在黄流,就来找我(那时我还在县中),澄清情况,要求让他和我合作。我到任后了解情况,陈垂光并不是难合作的人。他并没有到尖蜂林场要什么木料。相反,讲他坏话的反而是要得比较多的人。
  还有邢诒武,1941年11月出生,海南省乐东县黄流村人。1963年7月毕业于佛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分配到儋县教育局工作。1965年2月起在儋县和庆中学工作,任教导主任。文化革命后,当校革委会主任,后当校长,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校党支部书记。1979年8月调回乐东县黄流中学工作,当教导主任。这次提上来当副校长。
  这样,我就有四位副手。我给他们的分工是:王玄中校长管政工,王君吾校长管后勤,邢诒武、陈垂光管教学。我的这四位副手都是强将,因此工作开展起来比较顺利。
  从乐东中学到黄流中学,我的领导艺术逐步成熟。养成了团结和带领一班人,同心干的良好作风。我的作法:从来是商量办事,分工负责,让副手有职有权。这些话,说是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同事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作为第一把手,宽宏大量是必备的素质。
  大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班子之间就算没有矛盾,周围的人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总要从中挑拨离间的。特别是黄流地区,是一个很早就形成的小圩镇。商人和小贩气息很浓,闲话不在少数,看你如何对待。
  我这个人很干脆,在大会上宣布:“谁都不要当面说我的好话,也不要转告我,别人如何说我的坏话。”我一向认为,当面说好话的不一定是好人,背后说你的坏话的人,不一定是对你不好的人。少计较这些闲话可以少些烦恼,可以活得长一点。
  我一向认为:校长不要管太多具体事,让副校长去干。我当校长十几年,均坚持上高中数学课。有些同志问我:“你管一个几千人的学校,那里还有空上课。”我说:“我不管事。”他们不理解,个别人还说我“不管事”、“不积极”。校长管那么多,还要副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干什么?管多得利多,怕架空自己,或者怕别人管不好,把事情搞砸,这两种心理状态,就是第一把手忙得团团转的原因。
  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社会不正之风或所谓问责制度的原因,不得不由第一把手包揽一切,统统把副手放在一边。自己从早上跳到晚上,反而获得肯干的美名,副手反而被说成不配合。怎么配合?什么都你说完了,什么都你去干了,什么都捞完了,他们只好干瞪眼了。
  黄流人在撤重点中学问题上,对我有气。黄流人对我也服气。我在黄流中学读书时,成绩优异,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一九六五年那阵,我和黄流村的学生邢峰是两大尖子,学校安排我报考清华大学,邢峰报考北京大学。邢峰考上了,我却落到华南师院。
  黄流人也不服气我。在我们那一带,黄流是个大村,又是圩镇。他们的“大村主义”情绪浓得很,把其他村居民叫做“村猴”。从黄流村到佛罗村,中间有一座山,叫做金鸡岭,那里是英海盐场办公所在地。黄流村人把金鸡岭以下的村子,叫做“下头村”。
  我的家乡新坡村属于“下头村”。黄流有些人说:“黄流这么大,为什么没有人能当校长,叫一个‘下头子’来当校长。”
  多年的事实证明,不一定大村才出能人,小村子里也可能出凤凰。我一年多的努力,黄流中学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那些不服气的人,也说:“想不到,只‘下头子’那么利害。”【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4 22:40:24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5 22:33:38
  稳定教师队伍和发扬良好校风
  作者 杨生龙
  我的当务之急,还是抓教师队伍。将黄流中学全体教师的心收拢来,变成一股锐气。也将我自己的怨气,变成锐气。黄流中学虽然调走了一些教师,但是还有一批骨干教师。
  数学教师,高中部还有陈作平、邢诒贞老师和陈太南老师。初中部还有陈人豪老师和孙腾明老师、张景英老师等一批老教师。陈人豪老师一直在黄流中学担任初中数学课,曾经是我的初中数学老师。他工作的责任心、干劲和负责精神,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孙腾明老师原是乐东中学的初中数学老师,后来因母亲老了,要求调回黄流照顾老人。这位教师的平面几何课讲得特别好,我多次听过他的课,印象很深,
  张景英老师是崖城人,在黄流地区任教到退休,曾获得全国先进班主任的光荣称号。为黄流地区的教学工作贡献了毕生力量。
  陈作平老师原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毕业生,没有分配工作,在家乡当民办教师,是孙基烈校长将其介绍到黄流中学当教师,并讨招工指标让他转正的。
  邢诒贞老师是武汉测绘学院毕业生,原分配在外地工作,后来才调回来任教的。陈太南老师是一九五六年兰州大学毕业生,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多年。
  物理教师还有陈垂强、林振武。陈垂强是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因事被遣回家,跟陈作平一样到黄流中学任教。林振武则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上华南师院物理系的。化学老师有苏嵩年,史诒让。苏嵩年是六十年代华南师院化学系毕业生,娶了黄流村人为妻,已是扎根黄流了。史诒让则是黄流人,中师毕业后函授华南师院化学系。语文科则有邢增塘、陈鸿标老师等。
  邢增塘是一九六三年华南师院中文系毕业生,是全县仅存的正牌科班出身的中文系毕业生。他几经周折,才调回黄流中学。因为计划生育问题被扣款,久不能长工资。生了四个小孩,本来他已有男有女,老婆怀孕后,不去做人流手术。他自己解释是老婆和丈母娘不同意。丈母娘说:“黄金堆与我的女儿一样高也不做人流。”孩子生下来受了罚。违反计划生育问题受处分是他咎由自取,但工资低,老婆没有工作,造成家庭生活困难,影响他的教学工作。为了使他能有精力工作,我每个月补助30元给他,虽然不多,但在那时来说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英语科还有我的同班同学陈人哲及马庆金、李启修等。陈人哲在初中和我是同学,是初45斑。后来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时,因出身比较好,分配在广州白云机场工作。那时算是参军,他一向比较浪漫,自从参军后,学习解放军,常常做好事。村里群众说:“陈人哲变了一个人。”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在蒙古。传说在白云机场的那些人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舰队,没有正式证实。他先调回驻在尖峰岭的部队,后来转业在家务农。被聘请在黄流中学当民师,后才转成正式教师。他很自负,总是瞧不起学校领导。对我倒是老实一点,他说:“你是我的学习委员,我服你。”但有时也总免不了使小性子,撂担子,威胁说不上课。
  历史地理老师更是比较好。张敬塘老师兼政治和历史两科的课,政治科老师还有蔡国钧老师。张敬塘老师是华师大毕业生,分配在黄流中学任教,当过我的政治老师。那时他年轻,人又长得帅,讲课挺好,大家都喜欢他。“文革”前调到抱由中学,前几年才重新调回黄流中学。
  这位老师是历史和政治两科的骨干,担任高三文科的两门的功课,教学效果很好,是原自治州地区的名牌教师之—。这样的教师我们没有抓住,一九九五年被东方县挖去了,很可惜。
  地理科的主将是黄钦佳老师,他是一九五八年华师地理系的毕业生。当时,地理科是高考科目,王老师的地理科,讲得出神入化,令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位老师,我到通什工作后,他也调去海南师院,在附中教地理课到退休。
  为了在高考中超过县中,争一口气,我紧紧依靠这批骨干教师,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将干劲鼓得足足的。
  黄流中学的根基雄厚,经过多次磨难,依然屹立。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黄流中学校风好、教风好,学风好,家长爱护黄流中学。黄流中学自六十年代以来,集结了一批像岑庆光、严昌学、钟瑞森、李广伦等名牌教师,培养了良好的教风,代代相传。不论风吹浪打,教师良好教风不变。
  黄流中学学生的学习精神,可以说,让人感动不已。黄流地区早就流传着学生“挑柴卖钱供自己读书”的故事。黄流妇女,就是靠着一条扁担,撑着男人去读书,去做事。据说黄流镇孔汶村的前清张举人,他的母亲是位寡妇,家里穷得连五亲六戚,内亲外戚都不肯相认。张举人全赖其母亲起三家睡半夜,肩挑求卖,勉强维持生计,送儿读书。张母凭着这杆扁担终于担出一位举人来。张母的贤慧、俭朴、吃苦、勤劳的事迹,在古崖州一带早已传为佳话。
  湛江水产学院教授李世珍,就是她母亲靠一条肩担,挑柴供应自己读书考上大学。长期以来,黄流中学的学生家长们就是勒紧裤带,供子女上学读书。黄流中学的穷学生们,体谅家长的艰辛,拼命读书,拼死读书。他们深深体会到:读书有困难,不读书更困难。在黄流中学这个摇篮里,用自己的汗水铺就通往知识殿堂的大道,也为自己和家庭的脱贫创造了条件。
  为了进一步调动全体教师,特别是高三老师的积极性,我采取了一种非常措施。就是与高三老师立下协定,按升学人数发奖金。这种方法并不可取,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作法。但是,在刚恢复高考那几年,还是很多地方在采纳,并有一定的效果。多年后,这种作法归入“应试教育”的办学思想,应予剔除。
  一九八三年的高考,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文科超过县中。其中有三名学生,文科总分分别是全自治州的一、二、三名。大家奔走相告,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那一年高考入围和录取上大中专的人数,均和县中相差无几。
  那年八、九月,是黄流地区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摆酒席的旺季,那时的风气,学生升学摆酒席,—定到校请老师赴宴。他们是以请到多一些老师到家里喝酒为光荣,如果请不到老师,那就要受到父母的责备,说在校不尊敬老师,所以老师不喜欢到他家里喝酒。有时同一天有好几个学生摆升学酒席,黄流中学差不多是全部老师出动喝酒。老师喝酒不出红封,并且是专门加菜,喝瓶装酒。其他客人不但没有意见,反而认为这是应该的。
  那段时间的风气是适合发展教育的,老师、学生与家长的感情融洽。后来,由于学生收费高了,家长和学生对学校有意见,这个风气才变了。
  那一年,在总结高考时,我按承诺给高三老师兑现了奖金。由于出现较大的差距,有的老师多达几百元,有些只是几十元。全校舆论大哗。吵得比较利害的是某老师。他说:“×你母,做个乜屌?安排好班给我教,也可以考上很多人。来黄流中学几年,年年教差班。”我对他说:“当然,谁教好班都会有人上大学,就怕让你教学生会逃到别班或别校去。”我讲的是事实,他不闹,如果是别人讲,那肯定不得了。不是因为我是校长他就不闹,而是他服我。这也是事实。【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5 22:34:07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6 22:02:25
  稳定黄流中学疆界
  作者 杨生龙
  稳定学校疆界,是我对黄流中学的重大贡献。黄流地区,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多地少。学校小农场的土地,早在我当学生时那片地就已归学校。现在黄流村却有几个大队出来争这块地。为什么?因为土地值钱。
  为了保证校园不被蚕食,在学校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决定修筑全校的围墙。当时的围墙的造价也比较低,围墙用片石水泥沙浆筑,并加水泥勾缝。每平方米的围墙造价十一元。
  可以说,建造围墙,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靠近黄流市场的这一段,靠近居民家。学校原来建有砖体结构的围墙,他们在墙上打洞,让污水流进学校,或者钻进来大小便。甚至拆掉围墙往内推进。
  黄流村,是个有地方吃,没有地方拉的地方。若大一个村庄,有一万多人口,来往的人又多,但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厕所。整个村没有排水沟,下水道。污水是用盆装起来,洒到路中间去。学校附近的居民,以为学校地方大,让污水流进学校。
  大便和女人小便,更是艰难。一般都要养成晚上大便的习惯。现在许多家庭都建起卫生间,情况与以前大不相同了。
  有一个笑话:某人晚上到人家墙边拉大便,刚好那家主妇例假,一团卫生纸打到他的头上。他手一擦,粘乎乎的有血腥味,他以为被打破了头,赶快跑到医院请求包扎。医生找来找去,找不到伤口,一边找一边说:“怪,我行医十几年,没有看到不见伤口,却流那么多血的。”
  由于加固围墙,要堵死这些居民的污水通道和方便之门,白天建起,晚上又被撞坏。没有办法,只好加大水泥比例,并且晚上派人看守,围墙才能建起来。。
  在国道北面,要筑围墙也遇到很大麻烦。在那里修了十多个狗肉店,而且有两家是我的老同学开的。他们也知道那是学校的界线,但是苦苦求情,说让他们开店一段时间,收回成本。我知道,中国人很重“人情,讲面子”。但我也知道,一拖,就全线不能成功。
  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围墙可以退回一点,在公路那边留下一个地,由他们经营,但围墙要从他们的店中间穿过。结果,人情是做了,店也没有开成。
  国道东段,田径场的右上角,遇到的麻烦更大。那里有我校一个职工占的一块屋基地,据说还有某个头面人物的小舅子的一块。她听说要筑围墙,马上挖墙基地,并且连夜进料,准备动工。我说不行,马上制止。
  我在黄流中学读书时,这位职工已在食堂作厨工,大家关系不错。她的借口这是黄三大队的土地,划给她当“屋基地”,不属学校的地盘。其实不然,学校的田径场已和黄三的地界,有一条黄三村道明显隔开,两家不沾边。并且原有的教师宿舍也已与地界划成一线,这两块所谓“屋基地”占入田径场,破坏学校400米跑道。
  开始,黄三大队的书记在他们的要求下,也出来讲几句。他有个小孩在初一读书,我叫他小孩回家请他到学校商量后,他到现场不再坚持说是他们的地了。
  为了保证学校的疆界,我下令围墙延伸过去,保证了田径场的用地。这位职工对我可是恨透了,碰到也不打招呼。直到很多年以后,仍是如此。
  确定学校小农场疆界,建围墙,更是一场硬仗。我采取的策略,第一步是建教师宿舍,只有建起学校的房子,有人住下来,才能占着土地。小农场就在校本部的对面,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已经是学校的小农场。那是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事情了。
  但是,黄一大队的干部却有人出来说是他们的土地,召集几个队长划定地界。我们打下地基以后,他们又召集群众把地基挖掉,矛盾激化。
  我找到—份广东省的文件,这个文件大致内容是:以前由政府划给学校的土地,—律归学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占用。按照这个文件,小农场的土地在一九五八年由黄流公社(政府)划给黄流中学当勤工俭学基地,并且一直由黄流中学使用至今。毫无疑问,土地是学校的。
  我拿着文件去找当时公社管政法的书记和管机关的副社长,这两位同志大力支持,并召集黄一大队的书记及有关干部说清楚,谁再闹,谁就违法,那些人才不敢再闹。
  这个小农场一边高一边低,有一部分尚有水。我的第二步,就是全面建围墙。有一户人盖房深入学校小农场土地达五公尺之多,我、王玄中校长和王君吾校长,带领一个班的学生,将
  其盖的瓦房拆掉。当然,对沿地界的户,在不侵占太多的情况下我都做出了让步。让给一米半米之地,以求迅速划定围墙界。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至一九八三年底,校本部及小农场的围墙全部建好,稳定了黄流中学的地界。这也是乐东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
  教育界的朋友夸大其词地说:“杨生龙在黄流中学筑万里长城。”没有那么长,只有几十里长,但也保证了学校教学秩序的正常进行。【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6 22:03:0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8 20:34:43
  计划外学生加收费
  作者 杨生龙
  学校招收“高价生”,也是我在黄流中学首创的,起码在乐东教育界是首创的。“文化革命”前,不存在讲学的问题。录取是暗中进行的,录取到的就有书读,不录取,就没有学上。重读、复读都是很少的事。
  恢复高考以后,全县统一录取初中或高中新生结束后,还有一个家长到学校“讲学”的环节。家长通过各种渠道,想让孩子进校读书。实际上是录取后的再录取,由学校录取。
  在一九八二年以前,到学校“讲学”,校长同意后或者领导集体讨论同意后,就可以和正式录取的学生一样收费。在乐东中学的几年间,我得罪的人多,也就是这个弊病。
  学校能容纳学生程度是有限的,班额是有限的,而要求插班的人却成倍增加。而且一个家长不可能有多次要求子女插班,不外就是一次或两次。那一位登门要求子女插班的家长,都声明“千年不求你一次,今天来求你,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一次忙。”能满足要求的就对你千恩万谢,不答应的就气鼓鼓的,和你有百世恩仇。县城不少家长,多少年后,还说:“我这个小孩子读不成书,主要是杨生龙不让他插斑。”这个仇就结得长了。
  我到黄流中学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尖峰林场的学生。尖峰林场有木料,要盖房子离不开木料。尖峰林场的学生喜欢到黄流中学,黄流中学的老师也欢迎尖峰林场的学生。
  在黄流中学传着这样的笑话,说:“黄流中学有二十多名教导。”开始,我不理解,经了解,原来凡是到尖峰林场的老师,都声称自己是教导主任,可以安排插班。
  许多教师的房里,都住着尖峰林场的学生。他们开玩笑:“安排这间房子放木料。”确实如此,许多老师通过学生的关系,弄到建房用的木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决定,凡是尖峰林场的学生,到黄流中学读书,每学期交三十元教育费。
  我当然有理由,因为教育经费是包干的,尖峰林场是企业单位,他们的教育经费不在地方,到地方读书,当然要缴交教育经费。
  这个决定引起了尖峰林业局的有关同志的不满,不少学生意见很大。他们说,“等杨校长上尖峰运木头时,要想办法卡着他。”
  我没有钱盖房子,不需要木料。有木料也没有钱买,虽然那时候,木料便宜,子京木每立方米才需一百四十元,我也没有钱买。我在黄流中学任上近二年,没有上过尖峰,也没有从那里要过木条。当然,那些有意见的人也没有让我出丑。
  黄流中学要求插班的人更多,每个教工都有任务,替别人讲插班。以往,有面子的就可以讲几个,没有面子的人就一个都没有。
  黄流这个地方,讲人情,讲面子比较严重。在插班问题上,造成内部意见很大。每当入学季节,总是吵吵嚷嚷。
  我在乐东中学时,对学生卡得比较紧,班额不是很大。一般都是每班56人左右。黄流中学可不得了。黄流地区的读书人比较多,今天有人来讲,明天有人来讲,天天有人讲,防不胜防。结果,一个班学生人数有多达一百零五人的。
  重点中学和比较好的学校,班额过大的现象持续了近二十年,恐怕还要延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8 20:35:04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8 20:37:12
  整治校容 做好规划
  作者 杨生龙
  整治校容,做好规划,是我对黄流中学的一大贡献。
  黄流中学原是日本占领黄流地区时的一个兵营,至八十年代,还保留着日本侵略者留下来的不少痕迹。首先是校门,本来有两个校门。对黄流老市那个,黄流人叫做前门。易法明同志当黄流中学革委会主任时,搞了一个矮小的平顶门。
  靠国防路这个门,黄流人叫后门。还保留着日本占领时的样子,是四根砖砌的柱,中间接几支三角铁。进门的校道,是砖铺的,两旁有几十株苍老的木麻黄树,据说是日本人种的。
  这条校道正对着新建的教学楼。这间教学楼有十八间教室,是孙基烈校长任上建好第一层,我来了以后,想办法建好投入使用的。
  怪就怪在乐东中学那间主教学楼是我去后建好投入使用,黄流中学这间主楼,也是我建好投入使用。这两间学校与我缘份不浅。
  主楼后面还保留着日本人盖的几间高脚房子。其中有一间,原是我在那里读书时的图书馆。我接触到比较多的书籍,能借到很多书来阅读,就是从这间高脚屋开始的。那时负责图书馆工作的是陈再汉老师,他是外地人,到乐东工作。这位老先生,有一个怪癖,不喜欢人叫他“馆长”,而是喜欢人叫他“陈老师”
  你想借到好书,你就得叫他“陈老师”,千万不能叫他“馆长”。如果当面叫他“馆长”,他就会板起面孔训你说,“不讲礼貌,老师不叫叫馆长。”这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这一幢曾给我许多知识和文化的高脚屋,对我来说,是值得记忆和怀念的。
  还有一幢高脚屋,以前是我们的学生宿舍。在一九六O年初,我们班十几个同学,因为肚子饿,上午第四节课留在宿舍里,不去上课。冯可彬教导找上宿舍来,我们都赶快逃跑。让他抓到,可不是好事。我那时,不知道那里来那么大的力气,从窗口跳出去跑了。
  冯教导让被堵着的人排好队,一个个登记名字。本来他没有发现我,但我们的班主任杜乾礼老师知道我不上课,也把我的名告诉冯教导,十几个人挨了处分。
  这些房子,挤在学校院子里,使整个校园显得很拥挤。只有清理了,才能使校园布局显得开阔。经过学校领导讨论,确定了黄流中学的规划蓝图。后来,黄流中学基本按这个规划进行。
  首先拆除旧校门,砍掉这些老树,扩大校道的路面,并且要铺水泥路面。拆掉旧校门,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砍掉这些老树,舆论压力可大了。黄流有不少外出干部都表示反对,不少父老乡亲也不同意。他们说:“这些树是风水树。”又说:“保留老树,才显得历史悠久。”
  我一方面大造舆论,说清楚扩大校道的好处,同时,请一些有影响的外出干部来讲话,逐步将舆论引导到整理校容校貌方面来。
  发动群众捐资建校,想办法筹措资金。在乐东教育史上,比较大规模的发动捐资建校,也可以说是我带了个头吧!
  我们向社会各界,校友、学生家长发出了五千份募捐书。我们的要求不高,一元二元均可。经过学校领导和全体老师的努力,得到的捐资款接近一万元。
  当时,请我的同学俞诗竹画一个校门的图纸,是四柱三门翅檐平顶的校门,中门宽四米八,两侧门宽一米八,高六米。还有一间二十四平方米的值班室。带校门两侧五六米宽的围墙。当时工程造价比较低,我们将这项工程包给外包工,包工包料总造价八干元。
  旧校门被拆开了,原来那几枝柱,外面用砖头砌,中间放着几个装满土的洋铁桶,均已生锈。
  不久,新的校门做好了。这个校门的建成改变了它的地位。黄流人原来叫它后门,实际上它地处国防路,应是前门。
  新建校门比较堂皇,是乐东教育界当时最堂皇的校门之一。当然应是前门。建好这个校门,实际上为黄流中学做了一个大广告,谁坐车路过,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黄流中学。
  在若干年内,因为这个校门,被黄流人称为上村的孔汶村、抱本村、东孔村的学生上大学人数激增。那几年内,黄流本村的人上大学的人少了。黄流村人骂我,说:建校门向着上村,风水流向他们,因此他们的小孩上大学的人就多。
  接着从校门到教学主楼的校道铺上水泥。这段路总长一百多米,路面宽十米,其中水泥路面六米,用水泥碎石沙浆铺路,厚度20公分。这项工程同样承包给外包工,每平方米造价十四元。
  在处理这些老树的问题上,为了筹集资金,我们组织一个小组,对每株树进行定价,标上价格,编上号码,然后由想购买的教职工抓阄确定买主。抓阄确定由谁购买后,就交钱,然后才能砍,并且限定,连树头也一起挖掉。这件事情处理得太巧妙了,大家没有一点意见。
  由于校门的建好,围墙早已建好,校道铺完,整个黄流中学旧貌变新颜。在校道两旁种上马楝树后,给人一种美观、舒适的感觉。
  那时水泥校道很少,可以说在乐东教育界,黄流中学是第一个铺起水泥校道的。2002年孙鸿睿校长任上又进一步拓宽,重新铺上水泥,显得更加壮观。
  我们还将日本人留下的那些高脚屋,全部拆除,用拆下的料在东边围墙边,盖了一溜二十间的瓦房,缓解了教师住房的紧张情况。将靠近黄流市场这边的两幢瓦房,改成平顶房,延长了使用期。
  在东边田径场附近,利用英海盐场职工宿舍的图纸,建起占地八间的两层楼房。在小农场建三幢两层水泥结构楼房。乐东教育界第一个让教师住上钢筋水泥楼房就是黄流中学。
  考虑到黄流地区读书人多,生源足,学校还要继续扩大。因此,我积极向上面活动,争取拨款兴建新教学楼。经过努力,县教育局定下来,同意黄流中学兴建第二幢教学楼。
  建筑规模:第一层占地八间教室,共建三层,二十四间救室。当时造价低,总造价27万元。已经确定一九八四年兴建第一层,拨给工程费九万元,分三次拨款建成。
  王玄中校长去请在自治州商业局基建科的陈人章负责设计。图纸设计好,地点确定在教学主楼的东边,并且连成一线。因为建筑质量的原因,后来这幢24间教学大楼成了危房,直至2004年才拆除,在其中建起一栋综合楼。
  有人说这幢楼是杨生龙建的,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其实,我争取到项目,确定地点,但在动工前夕,即1984年5月份我调去州中当校长。工程合同不是我订的,也不是由我动工的,是由后任的校长建好。我并不是想推斥责任,只是要讲清事实真相。,是我对黄流中学的一大贡献。
  黄流中学原是日本占领黄流地区时的一个兵营,至八十年代,还保留着日本侵略者留下来的不少痕迹。首先是校门,本来有两个校门。对黄流老市那个,黄流人叫做前门。易法明同志当黄流中学革委会主任时,搞了一个矮小的平顶门。
  靠国防路这个门,黄流人叫后门。还保留着日本占领时的样子,是四根砖砌的柱,中间接几支三角铁。进门的校道,是砖铺的,两旁有几十株苍老的木麻黄树,据说是日本人种的。
  这条校道正对着新建的教学楼。这间教学楼有十八间教室,是孙基烈校长任上建好第一层,我来了以后,想办法建好投入使用的。
  怪就怪在乐东中学那间主教学楼是我去后建好投入使用,黄流中学这间主楼,也是我建好投入使用。这两间学校与我缘份不浅。
  主楼后面还保留着日本人盖的几间高脚房子。其中有一间,原是我在那里读书时的图书馆。我接触到比较多的书籍,能借到很多书来阅读,就是从这间高脚屋开始的。那时负责图书馆工作的是陈再汉老师,他是外地人,到乐东工作。这位老先生,有一个怪癖,不喜欢人叫他“馆长”,而是喜欢人叫他“陈老师”
  你想借到好书,你就得叫他“陈老师”,千万不能叫他“馆长”。如果当面叫他“馆长”,他就会板起面孔训你说,“不讲礼貌,老师不叫叫馆长。”这一切,都成为美好的回忆。这一幢曾给我许多知识和文化的高脚屋,对我来说,是值得记忆和怀念的。
  还有一幢高脚屋,以前是我们的学生宿舍。在一九六O年初,我们班十几个同学,因为肚子饿,上午第四节课留在宿舍里,不去上课。冯可彬教导找上宿舍来,我们都赶快逃跑。让他抓到,可不是好事。我那时,不知道那里来那么大的力气,从窗口跳出去跑了。
  冯教导让被堵着的人排好队,一个个登记名字。本来他没有发现我,但我们的班主任杜乾礼老师知道我不上课,也把我的名告诉冯教导,十几个人挨了处分。
  这些房子,挤在学校院子里,使整个校园显得很拥挤。只有清理了,才能使校园布局显得开阔。经过学校领导讨论,确定了黄流中学的规划蓝图。后来,黄流中学基本按这个规划进行。
  首先拆除旧校门,砍掉这些老树,扩大校道的路面,并且要铺水泥路面。拆掉旧校门,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砍掉这些老树,舆论压力可大了。黄流有不少外出干部都表示反对,不少父老乡亲也不同意。他们说:“这些树是风水树。”又说:“保留老树,才显得历史悠久。”
  我一方面大造舆论,说清楚扩大校道的好处,同时,请一些有影响的外出干部来讲话,逐步将舆论引导到整理校容校貌方面来。
  发动群众捐资建校,想办法筹措资金。在乐东教育史上,比较大规模的发动捐资建校,也可以说是我带了个头吧!
  我们向社会各界,校友、学生家长发出了五千份募捐书。我们的要求不高,一元二元均可。经过学校领导和全体老师的努力,得到的捐资款接近一万元。
  当时,请我的同学俞诗竹画一个校门的图纸,是四柱三门翅檐平顶的校门,中门宽四米八,两侧门宽一米八,高六米。还有一间二十四平方米的值班室。带校门两侧五六米宽的围墙。当时工程造价比较低,我们将这项工程包给外包工,包工包料总造价八干元。
  旧校门被拆开了,原来那几枝柱,外面用砖头砌,中间放着几个装满土的洋铁桶,均已生锈。
  不久,新的校门做好了。这个校门的建成改变了它的地位。黄流人原来叫它后门,实际上它地处国防路,应是前门。
  新建校门比较堂皇,是乐东教育界当时最堂皇的校门之一。当然应是前门。建好这个校门,实际上为黄流中学做了一个大广告,谁坐车路过,都知道有这么一个黄流中学。
  在若干年内,因为这个校门,被黄流人称为上村的孔汶村、抱本村、东孔村的学生上大学人数激增。那几年内,黄流本村的人上大学的人少了。黄流村人骂我,说:建校门向着上村,风水流向他们,因此他们的小孩上大学的人就多。
  接着从校门到教学主楼的校道铺上水泥。这段路总长一百多米,路面宽十米,其中水泥路面六米,用水泥碎石沙浆铺路,厚度20公分。这项工程同样承包给外包工,每平方米造价十四元。
  在处理这些老树的问题上,为了筹集资金,我们组织一个小组,对每株树进行定价,标上价格,编上号码,然后由想购买的教职工抓阄确定买主。抓阄确定由谁购买后,就交钱,然后才能砍,并且限定,连树头也一起挖掉。这件事情处理得太巧妙了,大家没有一点意见。
  由于校门的建好,围墙早已建好,校道铺完,整个黄流中学旧貌变新颜。在校道两旁种上马楝树后,给人一种美观、舒适的感觉。
  那时水泥校道很少,可以说在乐东教育界,黄流中学是第一个铺起水泥校道的。2002年孙鸿睿校长任上又进一步拓宽,重新铺上水泥,显得更加壮观。
  我们还将日本人留下的那些高脚屋,全部拆除,用拆下的料在东边围墙边,盖了一溜二十间的瓦房,缓解了教师住房的紧张情况。将靠近黄流市场这边的两幢瓦房,改成平顶房,延长了使用期。
  在东边田径场附近,利用英海盐场职工宿舍的图纸,建起占地八间的两层楼房。在小农场建三幢两层水泥结构楼房。乐东教育界第一个让教师住上钢筋水泥楼房就是黄流中学。
  考虑到黄流地区读书人多,生源足,学校还要继续扩大。因此,我积极向上面活动,争取拨款兴建新教学楼。经过努力,县教育局定下来,同意黄流中学兴建第二幢教学楼。
  建筑规模:第一层占地八间教室,共建三层,二十四间救室。当时造价低,总造价27万元。已经确定一九八四年兴建第一层,拨给工程费九万元,分三次拨款建成。
  王玄中校长去请在自治州商业局基建科的陈人章负责设计。图纸设计好,地点确定在教学主楼的东边,并且连成一线。因为建筑质量的原因,后来这幢24间教学大楼成了危房,直至2004年才拆除,在其中建起一栋综合楼。
  有人说这幢楼是杨生龙建的,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其实,我争取到项目,确定地点,但在动工前夕,即1984年5月份我调去州中当校长。工程合同不是我订的,也不是由我动工的,是由后任的校长建好。我并不是想推斥责任,只是要讲清事实真相。【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8 20:37:4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9 22:07:18
  学生食堂承包
  作者 杨生龙
  学生食堂的管理,是学校一切管理中最难管的事情。我在黄流中学的管理改革,为我以后如何加强学生食堂管理提供了经验。
  黄流中学的学生食堂原来是由学校办的,配有会计、出纳,由总务部门管理。那时我们大家都不富裕,从事食堂工作的人也不富裕,加上思想道德素质并不是很高。因此,在食堂管理的各个环节上,漏洞很大。
  采购是食堂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食堂也定有采购、入库、验收、出库等一套手续,但大家还是喜欢当采购。以次充好,低价高报,短斤缺两,不一而足。到学生碗里,就没有多少了。还有诸如偷米、偷饭票、边煮边吃,还有将饭倒在漕水里挑回家喂猪等漏洞,防不胜防。
  俗话说:“天旱三年饿不死伙头(厨工)”。办学生集体食堂,学生花费大,食堂还亏本,学生吃不好,影响相当不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常常深入食堂,向管理人员了解情况,查看学生打饭及吃饭情况。
  当时,党中央已经提出“土地承包到户”的政策,将原属集体的土地承包给私人。这一政策给我很大的启发。一九八三年初,我将学生的大食堂,隔成八间小食堂,将原厨工分成八个小组,实行承包。这种承包方法,就是后来说的“全员承包”。这种承包方法,还可以增加教师职工家属的就业机会。我还安排陈太南老师的爱人等一批家属到食堂参加承包。
  我到黄流中学后,觉得有些事情很不好理解。个别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教师或职工,其家属反而安排当校工,而像陈太南老师这样的骨干老师的家属,却没有安排当校工。陈太南老师的小孩多,爱人没有工作。为了生计,他下课后还要赶回赤命村的家里,和老婆一起编竹器出售。食堂的承包为他的家属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了生活。
  承包和不承包,大不一样。最大的变化是职工提高了服务意识,对就餐的学生态度和蔼,服务周到。我下食堂问学生:“承包食堂后,你们感觉如何?”学生说:“工人态度变了。过去对我们,老是板着脸,稍不如意,就粗言烂语相骂。现在是笑脸相迎。”
  几个食堂一起供应饭菜和早餐,进行竞争,承包者有自主权,学生有选择的余地。职工有收入,学生花钱可以吃到东西。优越性是比较明显。
  【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09 22:08:33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0 22:15:53
  忘我工作
  作者 杨生龙
  在黄流中学那一年多的时间内,我确实在拼命工作的。忙到连孩子读到那年级也忘了。我的二女儿扬眉,本来在乐东县小已读了小学一年级。转到黄流时,我以为她尚未读过书,乃叫她去读一年级。我这位女儿也够老实,一句话也不说。后来她母亲问起,她才哭着说:“爸爸叫我读一年级。”
  我这个女儿也真是凑巧。她出生的时候,正是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环球远航归来。看到报纸上报导的标题是:“扬眉吐气的万里航程。”我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杨眉”。想不到,她读完北京大学后,顺利的前住美国留学,真的踏上“扬眉吐气的万里航程。”
  1983年,大女儿杨雪梅初中毕业,参加中专考试,成绩达到中师录取分数线。考虑到我有四个小孩,她是老大,我让她读中师。开始她不同意,我和她母亲将道理说了,她勉强同意了,录取在东方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她的弟弟妹妹都考上北京大学或北京师范大学。别人夸奖弟弟妹妹时,她就对我意见很大说:“是爸爸不让我读高中,不然的话,我也可以考上好学校。”
  这一点我相信。我这个女孩智力并不差,而且很有志气。她中师毕业后,马上函授大专,并于1990年考上海南教育学院本科班。她的学习基础非常好,特别是数理化,比两个弟弟还好。主要还是命运的问题,如果我不是调回黄流,或者我早一点去通什,或许我不会让她读中师的话,她确实可以考个好大学。
  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我为黄流中学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乐东县人民和家长的认可。【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0 22:16:13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1 22:22:09
  任海南自治州中学校长
  作者 杨生龙
  想不到我会来到阿陀岭下那个小山城——通什,后改名五指山市,渡过我生命最旺盛时期的九年时光,喜悦和悲伤反差都很大的时光。
  在乐东中学干了三年多,学校知名度高了,自己反而“有功不得好报”,一九八二年八月被贬黄流中学。对此,我总是耿耿于怀,认为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俗话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总是想找一个证明我存在的地方。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我前往海南自治州首府所在地--通什报到,就任自治州中学校长。我这次任职具有戏剧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也出乎乐东教育界的意料之外。
  听说自治州要创办民族中学,我趁去通什开高招会议的机会,前往州教育局找副局长王理辉同志,那是一九八三年五月的事情。我与王理辉局长的认识,是在一九八一年。那时他刚上任不久,去广州参加教育工作会议。那次会议我也参加了,我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王副局长是保亭县人,是和我同一届大学毕业生,但他年纪大一点。
  我们两个谈得投机,他对我印象挺好。到州中工作的那段时间,幸好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毛遂自荐,向王副局长要求到州民族中学当校长,王是管人事的副局长。他答应我,在局务会议上提出来,并与管教育的副州长林安彬同志提。
  据说州民族中学已选定了地址,我跑去州中找邢福新副校长,请他带我去看看民族中学的新地址。邢福新副校长是我县冲坡人,与陈汉平老师、罗绍良老师是老同学、好朋友。他的次男比较聪明,在州中读高一,州中已将高中改为三年制,县中还是两年,他希望小孩提前一年考大学。一九八O年,他将儿子送来乐东中学读书。他这个小孩参加高考,考上他的母校--中山大学。他挺高兴,摆酒席招待科任老师。由于这个缘故,我跟他比较熟。
  州中校长原是黄锦生,黄锦生调到州教育局当副局长后,学校工作就由邢福新管全面。邢福新校长的二儿子在乐东县中学读高二毕业班。他来看小孩时,陈汉平、罗绍良向他推荐,让我去州中当教导主任。他们认为我在招生插班问题上坚持原则,敢得罪人。他认为州中就是缺少这种人,也向州教育局推荐我。
  当时我的老上司杨洪同志任自治州党委书记,很多人认为,我能去州中当校长,是得益于杨书记的提拔。当然,州中校长是州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没有杨书记的点头,我是不可能被任命的。但是,提出和推荐我的,却是林安彬副州长。林副州长是三亚市羊栏人,是邢福新、陈汉平、罗绍良的同学,他从这些老同学的口里了解我。
  我的任命文件是一九八四年五月下达到乐东县委。县教育局的领导及县中的领导开始怀疑,后来是震惊。据说还有人跑到通什去反映过情况,但是红头文件已下达,他们也无可奈何了。
  一九八四年六月初,正是乐东县委换届的时候,符桂森原是县委书记,已经卸任。接替他的陈萍已经到任,他在带班。
  我到县城办调动手续的时候,先去找符桂森书记。一踏进门,其爱人钟爱清局长就说:“我以为你不会来看我们了。”符书记按惯例“哈哈”两声,说:“老杨不是这样的人。”
  钟局长是县卫生局长。她可能以为我对将我调去黄流中学有意见,符卸任后,我不会去看他们。符了解我,我不是这样的人。符书记是我的老上司,一向对我的才华比较尝识,比较关心我。他没有架子,人较随和,我跟他说话比较随便。
  我说:“我今天是来跟你讨官做的,现在是不讨官没有官当。”
  符书记又“哈哈”两声,说;“老杨今天为什么讲这样的话!”
  坐下来后,我告诉他,我要去州中任职。符书记说:“还是在乐东干吧!去了很可惜。”我不好意思顶他:“你当初为什么不留我在县中,贬我去黄流。”我又说:“州中是广东省重点中学,校长享受正科级,比在黄流好。”
  符书记还是连说:“去了可惜!”
  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如果我在乐东,你能不能推荐我当管教育的副县长,或者县教育局长,或者县中校长。”
  符书记转入别的话题。我告别他后,第二天去组织部办理调动手续。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我坐车前往通什。海南岛将这条公路,叫做中线公路,从毛阳镇叉路口开始爬山向通什进发,盘山公路千回百转。本来中线公路,我跑得比较多,这一次坐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头昏眼花。我有个预兆:前头路险。
  自治州中学,名为广东省的重点中学,校舍建设和校容校貌都比较差。一九八三年,郑公义局长带乐东县的中学校长和学区主任去州中参观,特别参观了新建在胡椒园旁边的那幢18套的套间楼,大家啧啧连声赞好。
  其实,大家当时没有认真的看,以一九八四年当时的情况看,州中的校容校貌既比不上黄流中学,也比不上乐东中学。这个学校既没有校门,也没有招牌,外来的人,如果不是多次打听是不知道这个学校到底在什么地方的。一条低矮狭窄的校道,从新建的自治州外贸大楼旁边通进学校,校园里没有一条像样的校道。
  新盖的图书馆大楼还有点气派。教学主楼是七十年代的试验产品,所谓试验产品是用水泥预制板搭成的,早就被判定为危楼,每当台风季节,总是要叫学生回避。
  初中楼是六十年代建的三层楼,据说是当时通什建设最早的钢筋混凝土大楼。质量还不错,并且第三层是尖顶结构的。仅是中间有顶,两边是阳台。
  第三层就做了民族学生的宿舍。学生宿舍楼是二层的楼房,仪器楼、办公楼都是三层的。不过,整个校园给人是一种破旧的感觉。
  我报到后的当天,就由总务主任安排我住在田边的一间平房里,借用学校的被席,暂时住下来。【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1 22:22:30
作者:人生因为而完满 时间:2019-04-12 13:56:33
  拜读。问好杨老师!
作者:海南文昌王英良 时间:2019-04-12 17:30:06
  贼子厄生!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2 22:15:28
  到州中草草安下家
  作者 杨生龙
  到州中报到的第二天,首先与领导班子见面。州党委给我配备的三名副校长是邢福新、欧继亚和王春兰。分工是州教育局安排好的:邢福新负责管教学工作;欧继亚是琼海县人,一九五九年考上广东师院中文系,后来合并到华南师范学院,一九六三年毕业,分管后勤行政工作。
  王春兰校长是个黎族女同志,当时三十二岁,是华南师院外语系的工农兵大学生,家在保亭县,分管政工工作。
  教导处有两名主任:王光钰和骆能干。王光钰是琼海人,一九六三年华师中文系毕业,因为与女生的关系处理得不好,“文革”中被遣送返家,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安排到州中任教的。骆能干则是乐东县黄流人,一九八一年中山大学物理系毕业,是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总务处两名主任:刘志景和陈人善。刘志景是广东人,一九六三年广东师院数学系毕业生,一直在州中工作。陈人善是乐东县佛罗人,是一九六二年中师毕业生,原在州一小当教导主任,一九七八年才调到州中工作。原团委书记空缺,还缺人事秘书。从学历和年龄构成来说,领导班子成员是不可挑剔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全体教职员工见面。我在会上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并简单提了几条施政意见,算是走马上任。
  通什也称翡翠城,因其坐落在万绿丛中,四季如春,气候宜人,空气清新而得名。我的到来,给翡翠城带来一阵小小的热闹。校长不是什么官,也不是什么风云人物,但应该说是令人注目的人物。因为其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
  谁家没有小孩呢?多数家庭都有人读书的。谁不希望有个好校长呢!
  对于我的到来,上至州级官员,下至黎民百姓,中至本校教职工,多数人是抱着比较大的希望的,因为我在乐东县闯出了名,多数人相信:我会办好自治州中学的。通什是海南自治州的首府,虽然只有万多人,但人员复杂,抱什么样的想法的人都有。
  当时有一种对我的任职,持反对或否定的舆论。这些人并不认识我,也不了解我的情况就下结论:不应该从下面一个公社调这个人来当校长。没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不一定有理由,这是我们中国一部分人的逻辑。
  当然也有理由,就是说:通什人才济济,不必到下面去要人。嘴巴谁都有一张,话都可以说,关键还是如何做?
  一九八四年八月中旬,我举家迁往通什。
  我原配夫人陈关引的工作调动手续尚未办理,但是我同黄流中学新任领导说清楚:让他到州中当临时工。
  我这次搬家,是轻装前进。原有的家具和烧火柴都搬回家去。走的那天,用黄流中学的那部二吨半的卡车运行李和坐人。我只运去一个矮的“南装柜”和两个床头柜以及一些烧火柴,还有一只中猪。那时候,几乎每家每户都要养猪,作为工资不足的补充。
  我在乐东中学时,有一个文昌县来补习的学生,他自认为不能考上大学了,转去作杀猪卖肉的生意。一九八O年那阵,我们还在乐东中学,他跟我爱人买两头猪,说是卖了猪肉才还钱。因为他有个亲戚是本校老师,就住在我们的旁边,大家是熟人,我们没有叫他先付款。他卖了猪肉后,不付款给我爱人。我爱人找了几天,他才付一只猪的款,至今还欠着一百五十多元。
  现在,对于一百多元来说,不是太大的事。当时的一百多元,就是二、三个人的一个月工资了,起码相当于现在的八、九百元。
  车过阿陀岭,两个女儿和她们的母亲都昏车呕吐。她们的母亲说:“这个地方那么难走,想起都怕。车开进了学校,我说:“到了”。我爱人说:“我的妈呀!这个学校这么差。”
  在住房安排上,也遇到一点周折,实际上是一种情绪的反映。原来,总务主任刘志景同志已说好,将隔壁一个已调出去的老师的房调剂给我们住。这位教师已不住在这里,由他的弟弟住着。刘总务另外安排一个房子给他弟弟住。
  我们到达时,他锁上门跑了,不愿意调剂这间房子。我们一家人只好分两个地方住下来。此人是某县人,后来还借故制造不少矛盾,并且还牵涉到某些教师。可见,中国人制造内哄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如何安置那只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刚到那里,手忙脚乱。刚好邢福新校长家属的猪栏就在我们的住房附近,我们就临时将猪放进她的圈里。
  谁知道猪也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内哄,两只猪咬起来,把邢校长阿姨的那头猪咬得跑出来了。这位阿姨,说起来还与我有点渊缘。她的两个弟弟是我的老同学,她原来也在我们家乡佛罗一带教过书。后来被压缩回家务农。本来身体是不错的,前一年到通什爆竹厂工作,爆竹厂爆炸,她受了惊吓,身体不太好。
  看到她的猪被咬了,她伤心得哭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忽忽忙忙在附近垒起一个圈,将猪迁过来,才算平息这件事。【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2 22:16:01
作者:人生因为而完满 时间:2019-04-13 11:05:48
  拜读。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3 22:08:37
  努力挖掘教师队伍潜力
  作者 杨生龙
  当年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三个不足”:经济投入不足,人才投入不足,教师精力投入不足。“三个不足”都是主要问题,作为校长的能力能够解决的,主要是第三个问题。
  我的办学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想办法将教师的精力挤出来,投进教书育人的活动中去。不能卡和压,而是科学的管理,感情的投入和解除后顾之忧。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士为知已者死,女为悦已者容。”新时代的人民教师,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旧社会的士,但是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还有,在我们的所有制条件下,校长要想办好学校,就必须对教师采取感情投入的方法。因为,在我们的制度下,老师可做可不做,可积极做,可消极怠工,校长最多是讨厌他。除此之外,是无可奈其何的。
  因此,我每到一所新的学校,都是想办法拉起一支得心应手的教师队伍。我到州中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是广泛和深入。
  原来,州中的教师是比较强的。在我来上任之前,州教育局已将十八名教师调出,其中有一半是骨干教师。无形中削弱了教师的力量。
  我在教师问题上,历来是三条:关心其生活,用人用其长和悉心培养。在州中(海南二中)任职的八年中,因为教师的流动性大,我始终将培养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放在学校工作的重要地位,抓紧抓好。
  培养新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能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关键。
  我们是落后地区,是山区,教师队伍流动很大。州中从一九八O年至一九八五年的五年间,就调出了七十五人,差不多是大换班。
  为了维持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我时刻注视教师中的苗子,悉心加以培养,并采取压担子,定任务的非常办法,逼使他们迅速提高。陈可夫老师是一个典型。
  他一九八四年广东民院中文系毕业。我发现这个人比较灵活,有钻研精神,加上当时高中语文教师紧缺,刚分配到学校就安排他从高二语文课教起,他一开始上课就深受学生欢迎。第二年,我就让他上高三年级语文。以后,他多次上高三语文课,不论是好班还是差班,都深受学生欢迎。
  后来,他调到通什市委工作。主要是后来的领导不懂得抓人才,造成离心,失去了一名好的语文教师。化学科的吴祥绍、杨民这些年轻教师,因为老教师调走,我都迅速地让他们挑大梁,教学效果并不差。
  对书法教师吴王的使用和培养,是最成功的一例。吴原是乐东师范学校体育班毕业生,人比较高大,打篮球是一好手,在州中任教体育多年。我到州中之前,原学校领导已提名将其调离,他情绪很大。我到州中后,他向我反映他的情况,要求继续留在州中。我了解他正在学书法,而且修有小成。我就同意他留下来,并专门在初一、初二年级开设书法课,由他上书法课。
  国家教委制定的教学大纲,对书法课没有具体的规定,中学也没有教材。吴王老师自己选定教材,认真备课,严格要求,并配以书展、比赛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三年,他培养了一大批的书法爱好者和一部分尖子。在全海南即席书法比赛中,获得全省团体第一名。吴王本人的书法也逐步提高,十年间获得多次国际、国内书法比赛优胜奖,被冠以青年书法家的称号。
  由于我十分重视和培养新教师,不断充实和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虽然经过1988年海南建省和撤消自治州的大变故,在人心动荡的情况下,仍然保持教师队伍的相对稳足,在我当校长的期间学校继续稳定和教育教学质量继续提高。
  在解除教师后顾之忧的问题上,我确实非常尽心的去做。刚到州中不久,陈积琼、张世忠和何家良三位教师的家属户口粮食问题,尚未解决。据说已报上州政府商品粮审批小组。
  当时户口粮食的审批是一件大事,常常出现“走后门”的现象。“走后门”这个词,现在很少讲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是经常讲的。所谓“走后门”就是托人情,送礼品,无原则的办好事情。
  为了在户口粮食的审批问题上,尽量做到公正合理,州人民政府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专门审办这件事。组长是黄理文副州长。黄理文副州长是一位黎族领袖,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英雄。
  还有一位成员是康省民副州长,康副州长原是和我一批分配到乐东县的大学生,福建省人。原在乐东县商业局当局长,后来提拔到自治州当副州长。
  我并不认识黄理文副州长,但是为了解决三位老师的家属问题,我亲自带他们三位老师去找黄副州长。这位战争年代叱咤风云的领导同志,态度十分和蔼,对老师充满着热情,处处透着关心。
  自我介绍以后,他就热情的和我握手,并与几位老师一一握手。我们说明来意后,他马上表态:过几天,找个时间讨论一下,给你们解决这个问题。他还表扬了我,说当校长这样关心老师,真是难得。
  为了保证几位老师家属的问题顺利通过,我还带他们去找康省民副州长、李明天副州长等领导同志。
  不久就顺利地解决这三位老师的家属户口粮食问题。他们很感激我,张世忠还专门杀了他家养的那条狗,请我去会餐。
  我到州中的时候,很多老师的家属,一部分还在家乡,一部分跟在身边做临时工,属于正式工的只有几个人。
  前几年为了要解决教师家属工作问题,酿出一场悲剧。有几位教师家属去通什爆竹厂打工。谁料祸从天降,一声爆炸,造成我校教师家属两死三伤。
  我到州中后,马上扩大就业门路,将一部分骨干教师的家属安排做临时工。陈汉堂老师的家属,就是其中一个。陈老师是一九五七年海中毕业的高材生,为了将读大学的机会让给弟弟,选择了就业,自愿到山区当教师。
  像他这样的老师,年岁已大,带一个小孩在身边读书,老婆不在身边。但是这位老师仍日以继夜地积极工作,教两个高三毕业班语文,并当一个班的班主任。我安排其爱人打扫卫生,领临时工工资。
  骆能干老师的爱人,也是那时候安排的。不过,开始她不想扫地,先是安排她去食堂当出纳,她也不想干,最后才安排她去管理体育器材。
  任州委书记的杨洪同志,原是乐东县委书记。在乐东时,我和他一起驻队,他对我的才能比较赏识。我经常将教师家属就业的问题向他反映。特别讲到因为家属户口、粮食和工作问题,不能解决,造成大量骨干教师外流。这件事情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他特别询问了是那些老师,那里人,在自治州教书多少年等等。我将州中老师的情况,一个个向他汇报。他表态,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为这批教师解除后顾之忧。
  一九八四年底,幸运降临到通什地区教师身上。州人民政府决定从自然减员指标中,拨出一百多个指标,解决教师家属的就业问题。
  州教育局根据通什地区教师的情况,具体规定了条件。按照条件,我校只有11位老教师入围,一批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现在是高中的骨干教师。就是因为工龄和教龄都很短,没有争到指标。
  为了解决这些教师的问题,我使出了浑身解数。
  一是亲自登门找领导谈。为了这件事,我先后找过州委书记杨洪、州长王学萍、管教育的副州长林安彬、州计委主任、劳动局长和教育局的陈局长。
  那时候,我爱人已觉身体不适,我却顾不上带她去看病,经常受到她的埋怨。
  其次是发动社会力量,借助家长帮忙,一个个突破。教育局管人事的副局长王理辉,他有一个孩子在我校读书,我就托班主任带老师去讲,解决其中一个教师的问题。
  我这个人要办成一件事是舍得花气力的。有一天,州教育局局长们在会议室讨论指标分配问题,我就大胆地闯进会场,反映我校的教师情况。那段时间,我们几位校长以及有领导干部子女在班里的班主任,全线出动,为本校教师家属争指标。
  功夫不负苦心人,我校一共争到二十八个指标,解决了一大批教师家属长期没有工作的问题,有二十八个教师家庭改善了生活。
  拿到指标后,有一部分教师因为这个那个手续不完善,无法办好。我还要亲自出面找劳动局领导,一个个帮他们解决。有一位老教师,他的爱人已超过招工年龄。当时规定,三十五岁以下才能招工。这位老教师的爱人,已经四十多岁,去劳动局办手续无法通过。他请了某位领导去说情,也无法办好。
  我叫他将户口本带来,跟他一起去找公安局的领导,将其爱人年龄改少十年,顺利地办完招工手续。骆能干的爱人,户口不在通什。当时规定,户口粮食在通什的,才能办招工指标。为了解决她的问题,我派学校那部海南汽车厂出产的二吨半卡车,连夜赶回到乐东县的黄流镇,将户口迁到通什。
  事情有时也非常凑巧。一九九五年我到乐东中学任职后,乐东县人民政府也拨了一批指标解决教师家属问题,县中拿到二十五个指标。当然,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是县委,县政府对教师的关心,我只是适逢其事罢了。
  我爱人没有拿指标,只是从乐东调到州中罢了,并且仍然是一个集体工指标。本来可以拿一个指标,转为全民工。但州教育局人事科的同志说,这样不合算,不算工龄,工资也少一点,因此没有办理。
  在我爱人的调动问题上,也具戏剧性。我到州中报到后,夫妻两人去找原州中校长、教育局副局长黄锦生同志,他答应帮我解决问题。一拖再拖,没见下文。后来我将商调表带去找人事科的董章德科长。他马上给我做意见,同意调进州中。并很快就办好。
  董科长在自治州撤销时,安排到三亚市统战部当部长。
  有几位教师的爱人在外地工作,为了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也是全力以赴去一个个解决。
  麦昌毓老师的爱人罗丕央,原在乐东县的三平当小学教师。他经常请假去探亲,有时请假太多,不好意思,只好偷偷地跑。影响了他的教学工作。他填了商调表,学校盖了“同意吸收”的公章,我和他一起去找局长。局长说:“讨论讨论。”讨论了将近半年,没有下文。讲多了,讲到我都发火了。我想来想去,只有去求董章德科长。他这个人办事比较干脆,他说办就办,说不办就不办。
  董科长这个人比较同情教师,也很干脆,叫我们把表带到办公室,他给我们办。结果,将罗丕央调到州中,安排在实验室工作。
  办事情,路子摸不准,就是瞎撞,摸准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林元彬老师的爱人调到通什粮食部门,曾少平的原爱人调到通什商业部门,韦纬老师的爱人调到通什农行,我都尽了力。
  韦纬爱人的调动有戏剧性,她原在乐东县的九所农行营业所工作。那一年,非常凑巧,州农行的行长有个小孩小学升初中没有入围。韦纬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马上写一张“录取通知书”由韦纬带去交给他,并将他的小孩安排在韦纬的班。结果,一个月内解决问题,将韦纬的爱人调到通什农行,并安排在州中对面那个营业所上班。
  在州中解决教师家属问题这件事,干得最漂亮,在我任职半年的时间内,有三十多位教师的家属招工或者调进通什工作。这件事在自治州里,特别是在乐东县轰动很大。很多教师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常常引用州中的例子。
  我是狗年生的,爱人总是讲“我做狗赶肉给人吃”。做狗赶肉给人吃,造福于人,我看也没错。当然,我帮过的人,在我遇难的时候,对我冷漠甚至落石下井,我也认为符合人之常情。
  我帮助他们解决家属问题,我只是走腿。能否解决,还是在教师地位的提高,党和人民政府对教师的重视。我帮助他们,只是为了换取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教育教学工作,并不希望他们报达我。【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3 22:09:0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4 22:28:29
  得英才而教之
  作者 杨生龙
  自治州中学,当时虽然挤身在广东省十八所重点中学之中,与广州的华师大附中、广雅中学、执信中学和广州市实验中学平起平坐,实际上教育教学水平相差很远。
  州中的学生学风差,纪律散慢,成绩差,高考长期上不去。一九八四年高考,只有六十三人升上大专院校。从人数来看还不如乐东中学,当然州中有一些尖子学生,上国线的考生比乐东中学多一些。
  高考长期上不去,招生是一个重要原因。作为自治州的重点中学,高一新生招收四个班共200人,从全州招生的指标仅有30人。其余在通什地区招生。当时通什地区只有一万多人口,人口组成只是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再就是经商者,还有少量的农民、菜农。当时,通什地区干部家庭中,鼓励子女读书的空气还不浓,不少人还有招工那条路,因此读书并不是很积极。
  从招收入校学生的分数段来看,全州招来的学生的分数,比在通什招生的最低分数线还超出一倍以上。为了照顾个别领导的子女就读,不管达不达到入围分数线,是领导子女就招。有一年,有一位领导干部的女孩,小学升初中两科总分才十四分,同样招生。至于高一,六科总分一百多分者,不在少数。
  据说,我的前任是一位名牌校长,很会说话,也很会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在这方面,我就自叹莫如。在招生问题上,我就不管各方面的关系,增加从全州招收高中新生名额。我从外地一共招了九十多人。分数高,愿意来州中读书的我都收。结果,州里各县招来的学生占了高中录取人数的一半。
  别认为招来尖子学生多,高考就能考好。除此之外,还得下大力气抓改变学风、改进学习方法等方面。在通什地区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州一小升上来的学生,他们有共同的小学,共同的老师,共同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如果没有适当掺沙子,那么州中学生的学风是清一色的“州一小型”,这样就不能博取众长。
  通什地区的子女,多数是机关干部,接触文科方面的知识比较多,多都重文轻理,特别是数学知识,基础一般都比较薄弱。相反,在乐东、东方、崖县一带,学生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思想影响比较深,数理化的基础比较好。这样渗沙子,取长补短,学习方法和习惯都很容易得到改善。
  学习上的刻苦和钻研精神,也得注意培养。从各县特别是农村来的学生,在学习上的那种拼命精神,很快就感染通什地区的学生。
  我这个人,至老都不喜欢承认现有的东西。总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以求前进。我到通什的时候,普遍的看法是通什的子女不会读书,外县来的学生才聪明。我在全体教师会上提了我的看法。我宣布:“通什地区的子女在读书方面,将逐步超过外县录取来的学生。”
  有些机关干部和学校的老师,问我:“杨校长,你有什么灵丹妙药,让通什那些干部子女变得聪明一点?”我开了几条药方:其一,改变学风,提高积极性;其二,将干部子女良好的家庭条件变成读书的优越条件。
  我认为,绝大多数干部子女智力是不错的,智商是高的。为什么前段有些子女读不上去,主要是学习不刻苦,学习基础不牢。他们一旦坐下来读书,进步的幅度肯定比外县来的学生快。
  学校也尽力为外县招来的学生提供较好的读书条件,有较好的学生宿舍,也有食堂,自来水供应、电的供应都比较好。但是,怎么样也比不上通什干部子女食住在家里,他们可以一门心思读书。
  二、三年后,我的愿望变成现实。一九八七年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中,通什子女占多数。州委书记杨洪的小女儿,考上华师大数学系。州委林副书记的小孩考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还有几位州委领导的小孩,都考上重点大学。
  我在州中的头三年,在高考方面打出了新格局。我这个人很奇怪,不论到那里工作都可以迅速搞上去。但是做好了,也没有上级说好。在顶头上司那里什么时候都是有争议的人物,我常常把这认为是命中注定的。
  我到州中的第二年,一九八五年高考,录取上大专院校的学生达到九十五人,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五十。第三年,即一九八六年高考,考上大专院校的达一百五十多人,又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
  第四年,一九八七年的高考,可以说是州中历史上高考最辉煌的一年。那一年,州中考生录取上大专院校的学生达二百零七人,其中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名牌大学,与海中仅差一筹。
  要知道,那年是海南岛与广东合在一起统一录取学生的。我们是在阿陀岭下的深山沟里,与人家广州、汕头、梅县等文化发达地区竞争的呀。
  谁的功劳?有了成绩,谁都想挣上一杠。
  州中图画教师冯尤忠当面笑着对我说:“谁当校长,州中都可以上这么多人!”
  我也笑笑说:“冯老师,你说的对。没有人当校长,或者叫一只狗来当州中校长,也可以上这么多人!请问以往州中为什么没上这么多人呢?”
  冯老师是一个五十年代的中师毕业生,在州中教初一、初二的图画课。一九八七年评职称时,他申请图画高级教师,大家没有评到他,他写了“九评州中职称评选的错误作法”。图画高级教师,相当于大学的图画副教授。后来,冯还是评上了。
  州中高考三年三个台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亲自安排科任老师。过去,一般都是教导主任安排任课老师。为了突出高考,主力都集中在高三年级。
  高三老师的待遇相对高一点,谁都想高居在高三年级,不想下来。教导主任也不敢随便改变他们的任课情况。我就不同了。我做什么工作都是先讲道理,后才投入实施。
  我反复讲清几个问题:(一)要提高教学质量,只有从起点班抓起;(二)实行教学小循环,有利于培养新教师;(三)科任老师能上能下,有利于整个教师队伍的培养、团结和协调。
  州中一九八七届毕业生,高考为什么那么好?可以说是从起点班抓起的成果。当时我派了一批好教师,脚踏实地从高一抓起,抓教风,抓学风,抓学习方法,因此一举获得成功。【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4 22:28:55
作者:人生因为而完满 时间:2019-04-15 07:52:28
  学习!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5 20:33:43
  妻子弃我而去
  作者 杨生龙
  人定胜天,这是一个奋斗的目标,但是很多方面人还不能胜天。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农历六月初八日)的晚上,我这位可怜的妻子头脑还十分清楚,临晨二时,我躺一下,睡意全无,就爬起来跟她说话。
  我们自小相伴,有说不尽的悄悄话,悄悄地说……
  我发现她在说话时,不久就将眼睛闭起一次,瞳孔放大,而且闭的间隔越来越小。我意识到,与妻子永别的时间要到了。
  那时,在场的有她母亲、哥哥以及我大姐等许多人。我马上把几个小孩叫起来,和他们的母亲见上一面,做最后的决别。三个大孩子容易叫起来,二儿子当时还是八岁,叫他起来,还是睡得迷迷糊糊,我将他抱到他母亲身边。
  两滴大大的泪珠从她的双眼里流出,她缓缓地说:“谁都挂忆自己的孩子,但现在挂也挂不来了。”说完这句话,她的眼睛又闭上了。按照本地的风俗,我们把她移进客厅里,并给她穿好衣服。这套衣服是西装式,记得是灰色的,是学校派人从通什买来的。
  我一边给她穿衣,一边声嘶力歇地叫着她的名字。她的眼皮好像动一动,想努力睁开眼再看看和她患难与共的丈夫。没有成功,她,她走了,不再看我一眼就走了。时间是临晨三时多。
  乐东县委、乐东中学、黄流中学、自治州教育局、州中均派领导参加了她的悼念活动。
  她,孤单地躺在流水沟。流水沟,没有水,也没有沟。据说原来有一条沟,不断地有水从地下渗了出来。现在,只要挖下几尺,水还是会渗出来。像我那绵绵不断的思念一样渗出来。
  在那几十天为她守灵的日子,我天天都去陪伴她、呼唤她。带着几个孩子在她坟地上种上树,希望我的陈关引能住得安逸。在坟周围种上鲜花,让我的关引躺在万花丛中。在坟地上还留有一个空穴,那是我的归宿。人生无常,生命有限,有一方地作为归宿,已是不尽的安慰。
  死者已矣!
  我还有沉重担子——社会的、家庭的担子。四个小孩,都在读书,大女儿的读中师二年级,大儿子读高一,老三读小学四年级,老四读小学一年级,才八岁,还得有人替他洗澡。母亲卧病在床。我担心因媳妇的逝世,刺激母亲,造成一家两丧。我请医生在那几天做好急救准备。还有岳母,跟随我们多年,带大几个小孩。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底,临近开学,我带着几乎要趴下去的疲倦,几寸长的头发,凄凄惨惨地回到通什的宿舍。岳母没有随我们返通什,她不忍心回到那个使她伤心的地方。除我和四个小孩之外,还带有两个外甥以及一个亲戚。
  爱人逝世后,生活的安排十分困难。幸好国家有抚养政策,每月发给两个小孩的抚养金六十多元。几个人的收入合起来,全家的生活安排才好过一点。
  【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5 20:34:15
作者:人生因为而完满 时间:2019-04-16 11:34:26
  学习!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6 22:10:33
  可怕的内耗
  作者 杨生龙
  妻子逝世后,我沉痛地回到通什,还遇到令我更痛心的事情。
  官场的东西,有时真的不可理解。早在我到州中工作不久,州教育局的主要领导,就前往州党委书记杨洪同志那里告我的状,把我到州中半年以来办的事情说得一无是处。
  我想,他可能认为我是杨洪的人,向杨洪书记告状,才能把我整倒。杨洪书记是一个成熟的党的干部,他问这位局座:
  “你找老杨谈过没有?”
  他答:“没有。”
  杨书记又问:“教育局管州中,还是州中管教育局?”
  他说:……
  杨洪同志到此可就不客气了,说:“我不知道你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就算是真实的,下级出了问题,你不下去了解,也不找本人谈,来我这里告状,上级告下级的状,你这个局长是怎么当的?”
  这位局长与我无冤无仇,他是一个老同志,在他周围集结了一批老乡。他的那几位老乡,也常到他那里嘀嘀咕咕,制造谣言。他就以为我对他不敬,以为我搞地方主义,整他的老乡。其实,大不然,纯粹是恶人先告状。
  我在州中的头几把火,是烧得比较猛的。既与原州中领导的作法不同,也与现行的作法相违背,不理解的人是不少的。
  在用人问题上,当然,职务安排是州教育局把关,连校内一些分工,都是局里下文决定的。但是安排任课上,我可是不管那个地方的,用人用其能。
  我的观点是:在工作上,在使用干部上应该讲五湖四海,不管是那里的同志,尽量平衡使用。在教书问题上,可就不得不考虑能者了。因为某个地区的人中好的教师比较多,任课安排当然有所倾斜,被他们抓到把柄,到处宣传杨某是地方主义者。
  我的看法,千万不能搞地方主义。地方主义搞下去,没有止境。在全国,搞一个省的地方主义,在一个省内,又搞某个地区某个县,在县内又搞乡镇,乡镇内又搞村,村内又搞东村西村。其实,带头搞的那几个人,是为了一己利益的。大多数参与者,并没有什么好处。别说是同一个地方人,利益就能一致。一奶同胞的兄弟,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利益一致,甚至大动干戈呢!
  州教育局的某些领导,还有学校里的某些人,在我爱人病重和逝世期间,掀起“倒杨”活动,企图抢椅子。人们常说,教育是清水衙门,学校是圣地,其实不尽然,同样还是充满着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咱们民族的内耗,确实一股十分可怕的堕力。
  我让算命先生给我测八字,他们都说我命中带有“五鬼”,到处都遇“小人”捣鬼,不过我命中有“贵人”。因此,常常可以遇难呈祥。
  共产党人是不相信命运阴阳说的,但我的大半生的实践,与算命先生的“测八字”有点巧合。【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16 22:10:58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25 22:28:25
  大儿子录取上北大
  作者 杨生龙
  一九八七年州中的高考成果,轰动了裴翠山城—通什。
  经过我三年的苦心经营,终于迎来了高考的累累硕果。全校有二百多人考上了大专院校,有一批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复旦、同济等全国名牌大学,创州中历史上最好水平。
  连那些“倒杨”的中坚们,也不得不承认州中高考“有进步”。但是,但是……言下之意,当然并不是我的功劳。对我来说,我并不想把功劳记在自己的身上,只是希望他们承认,这几年是我在那里当校长,一校之长。
  更令我欣慰的是大儿子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仅在广东省招收一名学生。大儿子以全自治州文科第一名的成绩摘下了这个喜果。他的班主任陈汉堂老师到处奔走相告,连称“了不起”。据说海南人能考上这个学校的中文系,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于大儿子学习的进步,改变了我的许多办学观点。他在初中读书时,成绩比较差。高中升学考试成绩不太好,数学和英语均是四十多分。谁会想到,经过高中三年的努力,他能跃上去呢?我一向对入学的分数看得比较重,因为分数太低,我不管是三亲六戚的子女均不让他们进校,劝他们另谋业就。儿子的成功,使我对分数有了新的认识,对人才的培养也有了新的认识。
  应该说,作为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的智力差别并不是很大的,主要的差别还是在非智力因素。在中国目前实行的高考制度下,学生能否上大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读不读,是否用功的读。后来,我还有很多学生的事例,来说明我这种看法。
  一九八七年高考名单公布的那段时间,通什人都在议论我。我有一名学生,叫做杨柳,考上上海交通大学。公布录取名单时,刚好和杨武列在一起:“杨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杨柳,上海交通大学。”大家认为我有两个小孩同时考上名牌大学,赞扬之声不于绝耳。
  杨武的高考成绩公布时,我和赵玲激动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七月底的一天,听人传说;杨武考了总分579分。(满分640分,当时没有转换分,语文、数学各120分,历史、地理、政治、外语各l00分)
  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我和赵玲晚上九点多钟,走路到州招生办去查成绩。那时,成绩没有公布,只是打回一份电报,传回来的消息。我俩看到电报后,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接到录取北京大学的消息,也是如此。
  一九八七年八月底,我们全家回家乡,将杨武上大学的事,祭告祖宗及其母亲,光宗耀祖。杨武上北京大学的事,已经震动了家乡和附近村庄。
  我们新坡村,原来没有出过举人,有一个秀才。我姑父黄家,曾当过一个“贡生”,也不知道是什么“贡”的。
  一九六五年,我考上华南师范大学,算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我当校长以来,给村里能读书的子女开了绿灯,陆续有一批子弟考上大学,但没有重点大学的考生。杨武考上了北京大学,是创了本村之最。
  杨家兄弟大感荣耀,在族长的召集下,杨家兄弟集资搞了第一天的庆祝。燃放爆竹长达几十米,从我家那株椰子树上吊下来,足足响了五分钟。第二天,我们又特意邀集亲朋庆祝一天。杨武是从三亚坐飞机到广州,再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的。【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25 22:29:26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25 22:30:36
  第二次握手
  作者 杨生龙
  为了生活的方便,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我和赵玲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赵玲成了孩子们的继母。不过孩子们还是叫她姑姑。我特别叫吉司机开学校的车,送我们去广州。沿途经过湛江、佛山等地,拜访了我的同学、调回广东的老师,还专门拜访了当时在广州军区的表内弟邢孔豪。并去华师大招聘老师。
  在第二次握手的问题上,我是动过脑筋的。我那个可怜人辞世后,我是孤单和悲苦的。很多人给我介绍伴侣,有丧偶的,有离婚的。
  我还是选赵玲。她是我的远亲,与子女有感情。开始,她并不很愿意,经多方面做工作,算是基本同意。
  我非常庆幸选赵玲当我后半生的伴侣。大家知道,后娘是最难当的,后娘给人的形象也不大好。是她将爱给了子女,填补孩子心中失去的母爱。她自己有了孩子以后,亦是如此。她不喜欢跳舞,也不打麻将。小孩回家,双休日在家里打打扑克是有的,但从来不赌钱。更不在家里打麻将,家庭始终保持宁静祥和。
  我太太赵玲不求吃,不喜欢打扮,始终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她不“猜奖码”,不买奖券,家中没有什么“研奖”的图,只是在家里看书看报,为小孩做表率,又陪伴小孩读书。
  太太从不干预我的政事,只是上班做好她的本职工作,下班作好家务,相夫教子。不论我是否当领导,她都始终和同事、和邻居保持团结友好,不摆架子,从不和人吵架。当我说话不注意,伤害别人时,她反而教育我要与人为善。
  她是以真心对待子女,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大女儿生小孩时,她亲自护理,洗屎洗尿,给女儿买补品,经常把外孙女带在身边。大媳妇生小孩,她从乐东县赶到海口妇幼保健院护理。二女儿在美国要生小孩,她申请去护理,因为美方不同意才没去成。2005年6月去了美国,准备回国时,外孙拉着她不让她走。二儿子是他从小拉扯大,现在已是大人了,住在北京。她差不多每周要打一到二次电话,关心和挂怀着他。
  将心换心,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她比我这个爸爸还重要。孩子读大学或毕业参加工作后,打电话回家总是先向继母问好。个人有什么欢乐或不愉快的事情,总是先告诉继母,让她分享欢乐和请教主意。说明她和子女的关系是十分和谐的,我有时还很忌妒她。
  太太经常看一些医学杂志和书籍,掌握不少医学,特别是有关老人病的医学知识,定期给我量血压。根据我的身体状况和爱好,配备食物和菜色。她是我的营养师和保健医生。我在《戽鱼缘》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仅以本文集献给我的两位夫人,已故的原配夫人陈氏和现任夫人赵氏,是她们为我奉献了一切,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事业略有所成,在小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我要永远感谢她们,谢谢她们对我的爱!”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4-25 22:31:2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0 00:27:02
  母亲逝世
  作者 杨生龙
  值得庆幸的是,我母亲虽然病危,但是在长孙上大学的庆祝活动期间,还是清醒,知道孙子上好大学,她心里也感到十分快慰。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母亲逝世。那时候,还没有程控电话,是辗转从州党委那边传来的电话。接到电话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
  我是欲哭无泪,我已流过太多的泪,而且当时也不是流泪的时候。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要赶着回家去处理母亲的后事。
  母亲做人很辛苦,在她生命的最后二年里更是辛苦。她患了中风病,去年以来一直卧床不起。我只能是每个月回去看她一次,主要由姐姐和两个妹妹照顾她。病人脾气一般都不好,动不动就骂人。
  晚上,一般都是大姐陪她。她经常因为睡不好,闹得大姐不能入睡。大姐骂她,她又说:“快点叫我的孩子(指我)回来照顾我。”
  母亲十九岁就嫁进杨家。父亲脾气不好,母亲脾气也倔,家里少不了吵架,总是母亲挨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还常常看到父母打架。当然,总是母亲吃亏。从我能记事起,大约是父亲四十岁以后,他身体就一直不很好。家里的主要担子还是由母亲来承担。
  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和支付我读书的费用,主要是靠母亲去挣钱。她到山上挖一种称为“岗念”的小灌木的根,挑到英海去卖。这种植物的根,可以浸出一种红汁,用以染棉布衣服或棉纱织的网,可以耐盐碱。
  母亲,在艰难中走完了她人生的道路。据说,在她咽气时,只有二妹天姬在身边。在前两天内她天天念着叫我回去。姐姐以为会像以往一样,我回到家她就好起来。从通什到家一百六十多公里,回一趟不容易故没有通知我。由此使我抱恨后半生,母亲咽气前没跟她晤上一面。
  我匆忙地找来司机,告知其他领导,全家忽忽忙忙往家赶。晚上八点多钟才赶到家。看到客厅里停着母亲的遗体,我肝肠寸断,伏在母亲身上哭得昏了过去。杨家那些堂兄们,救醒我后,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大家靠你拿主意,如何处理后事。”
  我父亲早在二十年前就辞世了,那时我还在广州读大学,按照我们本地的习惯,可以将母亲另葬,以后才将父母的骨殖合葬在一起。也可以将母亲与父亲合葬。我决定采取后者,这样可以省事一些,也可以干脆一些。
  因为墓葬要讲时辰、方向,并且要请风水先生踏看与测字。父母的坟建成八角形,直径有三米六,顶上八檐八角,中间一个倒坛形圆顶。主建师傅是我的堂哥杨茂思,他是村里的能人,木工建筑、竹工捕鱼、犁耙田、理发放电影,样样皆能。
  村里有老人归山,多数是请他筑“山屋”(即坟墓)。此事有些地方,已经组织了殡葬专业队,负责处理一方的丧事,按件付酬。这样做比较简便,也是一种改革。我们那里尚没有这种业务,总是请人帮工,只管饭,不付工钱。
  在建我父母的坟墓时,堂哥没有估计到地基问题,结果建到一米左右填土时墙倒了,倒了几次,弄得在场的兄弟都紧张起来。堂哥杨茂荣等一批兄弟,马上跪在坟上祷告。当时我不在坟地上,听说有此事后,我马上赶上去,并派人去买来粗铁丝扎坟墙。墓建得比较大,同时还等树碑,天气炎热,工程进展比较慢,共建了七天,“头七”那天才全部竣工。
  父母的碑高二米多,碑文多达300多字。在我们那个地方来说,算是比较高档的了。据母亲生前说,这块坟地是父亲自己挑选的,地名为“喉汪园”头。其实,这块地方,就是父亲和母亲生前劳作的地方。
  母亲的“头七”也办得比较隆重,“给赠”活动依村里“道公”的方式中规中矩地进行。所谓“给赠”就是请人“给字”和赐号,类似于旧社会皇帝给有功之臣赠字。我们这里是请村里有威望的人赠字。所谓读“宣文”,就是宣读追悼词一类活动,也可以说,“头七”这个活动就是旧式的追悼会。
  还要请“名人”给死者下跪。我父、母亲,都是请我的好朋友黄泽雄跪。黄泽雄是黄流镇委书记,是村里的名人。这种活动,我猜其意思可能是请名人下跪,显得逝去的人有“面子”。
  对于这些类似的仪式,我是不大清楚的,反正村里有专职人员来指导你进行,不必你费心。随着毛泽东的逝去,农村里不少迷信和旧风俗都卷土重来。争做神职人员,也是一种时尚。【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0 00:27:45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1 01:26:02
  海南建省撤州
  作者 杨生龙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三日,是海南省建省的纪念日,随着那年的过去,通什的优越地位也逝去了。通什是海南自治州的首府,原是直属于广东省,与海南行政区平起平坐。随着海南建省,撤消自治州和三亚升为地级市,在通什的公职人员一分而为三,去海口,去三亚,留在通什市。那几个月内,可以说人心惶惶。
  黎族同胞大骂某个黎族领导人,说他不该签字同意撤消自治州。有一位姓马的领导人,到处邀请人签字,反对撤消自治州。
  分流去海口的人是少数,三亚升级为地级市,主要人马撤去三亚。大批人拥去三亚,没有住的,用水也困难,天气又炎热,从通什去的人不大习惯,怨声载道。通什冷冷清清,活像劫后一样。有人暗叹:“我们是被人接收了。”
  不管如何,撤自治州已不可挽回。建海南省撤自治州功过如何,以后才能评说。不过,对于民族地区的扶持和照顾,当然有个自治州还是比较好。
  自治州中学属于省管不撤的单位,农校、州师范、州商校、州医院、州技工学校、州卫校等,也是这一类。
  省教育厅派人来接收我校,由我签字移交给海南省管。
  海南省管后,当然不能再叫海南自治州中学了。在改成什么名的问题上,大家提了几种方案,最后还是定为海南省第二中学。意思还是海南中学是第一中学,州中是第二中学。校门、公章很快就改定了。其他许多单位也照此办理,冠以海南省第二,如海南第二卫校等。自治州实验中学,开始是省管,后来移交给通什市管,领导和老师怨声载道。不少人也想办法调走了。
  建省后的那几年,各种各样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长出来。大陆来的同志说:“海南的公司多如牛毛,经理如蝗,一支椰子枝掉下来,都可以打到十个、八个经理。”
  咱们中国人的事情喜欢一风吹。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号召成立红卫兵,一夜之间,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在成长,连要找一块红布来当红袖章都成了问题。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同志宣布恢复高考,讲文凭。结果各种各样的文凭,红色的、黄色的、灰色的文凭,相当于的文凭、待遇文凭,如北方寒冬的鹅毛大雪一样,满天漂。据报载:一百多元就可以买到你满意的文凭。现在硕士学位已是低档了,人家讲的是博士、博士后学位了。
  咱们海南建省,成立公司,连那些搞招牌的人都发了大财,某县有一个刻印专业户,为了应付生意,几天内招聘了十七、八个徒工,成立刻印公司。
  那段时间,连要给一个公司起名字都困难,要查一查厚达几万页纸的公司名录,才能避免重复雷同。就算如此小心,仍出现“人和狗肉店”之类的笑话。
  这一年,我家调整了一块屋基地。我们原来有一块屋基地,是生产队解散的时候,分给我们的。这块屋基地没有靠近大路,调整后,就在进我们村的大道边。这条路是一九八七年,我和黄泽有想办法,从自治州公路局拨款下来改建的。我还想办法从自治州水电局弄到一笔款,给村里拉高压电线,一笔款给村里挖水井,不过这些水井后来都没有使用,报废了。
  如果不是自治州撤销,我可以利用州中校长之便,为家乡多办一点事。自治州撤消后,我就无能为力了。自治州撤销后,通什的地位改变了,已经不再是八个县的政治中心,海南第二中学的办学越来越困难。
  建省后的一九八八年,海南二中考上大学的人数继续增加,接近三百人考上大中专。那是海南建省后,扩大招生的缘故。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第一年自己承办高考录取,没有经验,各种不正之风引起不少家长的不满。
  海南二中直属海南省教育厅管辖,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王国。海南不想管我们,通什市也管不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世外桃源,受官场干预比较少。
  【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1 01:26:33
作者:海南文昌王英良 时间:2019-05-11 11:18:21
  杨老师的书,的确是海南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作者:精准的文昌人 时间:2019-05-11 11:48:07
  写的较全面真实,学习了。祝杨校长身体健康,分享更多有用知识。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2 00:25:01
  北京校长培训班
  作者 杨生龙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省教育厅统一组织一批中小学校长前往北京学习,主要是学习北京正在进行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经验。
  省教育厅中小学处指定由我当领队,因为海中没有校长前往,我是海南二中校长,他们就安排我领队。当然,省教研室的老田同志亲自参加,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去办。我们主要是到海淀区学习。海淀区教育局的同志很会说话:“我们要发挥‘两海’精神(海南、海淀),长期合作,为发展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我们先是住在北京市十二中(原北京八一中学),后半段搬到北京101中学。这间学校设在圆明园的旧址上,就在北大和清华的旁边。
  北京正在进行的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归结为: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校长负责制,就是校长代表政府,对学校负总责。校长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签订目标责任制,规定校长的权利和义务。
  校长由政府聘任,副校长及教职员工,由校长聘任。也就是说,校长真正做到掌管学校的人权、财权和管理权。当时,北京有部分学校已实行。由于我们很多人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有很多东西还消化不了。
  比如说,观念问题。认为校长负责制,就是校长私人办学,校长安排的就做,不安排的就不做。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不见了。再就是不被聘任人员,如何消化处理。工资差异大,有些人咽不下这口气。如老工人的工资还不如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一些教书不那么行的老教师,工资比年青教师少等等。
  因为校长负责制的实行,上级行政部门有大权旁落的感觉,对于校长按规定实行的权力,觉得不舒服,诸多刁难和评论。
  在学校的管理体制问题上,共产党执政以来,多都采取几种体制,一叫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叫校长双肩挑,就是党支部书记兼校长;一叫双轨制,就是校长和书记分由两人担,互相制约,多数经常吵架。现在推出的校长负责制,也有实行过,不过时间很短。
  实行以上几种制,校长名义上是管理学校,实际上只是安排功课,督促检查教学和执行招生任务等。校长没有得到必要的权力,一是没有干部任免权。副校长和科室主任,均是上面任命的,大家各有后台,互不相统属,校长的号令有时很难做到令行禁止。
  二是没有招聘教职员工权。上级行政部门掌握着教师调配权,他们给你什么人,你就要什么人,校长没有选择的余地。
  有些时候,也要学校作意见,校长签字。那是上级感到为难的时候,采用的推卸手段。对于他们的亲朋好友,倒是当机立断,一竿子插到底。
  三是没有财权。以往工资、基建、维修、办公费等,均是上面拨下来的,拨多拨少全凭校长与上级的感情,校长只有按数接收,按令支配。
  学校创收那部分,校长可以支配,但也要纳入上级的轨道。
  校长负责制无疑是一种好的制度。当然要建立监督机制,相适应的,由党支部监督、教代会监督和群众民主监督。
  北京部分学校的改革,无疑给全国学校管理吹进了春风,我省前往北京学习的四十多位中小学校长,都希望将经验带回去,因此,学习比较认真。
  这次留京时间长达两个月,在京的名胜古迹参观得比较多。
  海淀区的领导同志,理解大家的心情,还特别组织大家到河北承德山庄去住了几天。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是清朝几代皇帝的避暑胜地。乾隆皇帝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专门建了小布达拉宫、草原风光等八景点,专门请西藏、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的领袖到承德山庄居住。他就是借此与各兄弟民族联络感情,加强民族团结,保证边疆的安宁,国家的统一。
  大儿子杨武正在北大读书,我抽时间去看他,并带他到老同学邢峰那里吃餐饭。邢峰考上北京大学,后来留在北京大学当教师。杨武也经常到他那里玩。
  当我们离开北京时,大家都觉得学到很多东西,开阔了眼界。乐东县当时有两位校长参加学习,一是原在县中学当副校长的关义信,一是在县二小的罗副校长。北京归来后,海南一直没有试行校长负责制。我们共产党从延安开始,就一直讲简政放权。但是,遇到的阻力很大。改革开放,有一个阶段,准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由于阻力太大,也没有很好开展。
  教育行政部门,不想给校长太大的权力。不是他们与校长有仇,而是怕权力失控。在咱们这种体制下,权力就是面子,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指挥权。他们怕指挥不动学校。多年的实践,我已知道,原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小车不倒只管推。”【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2 00:25:35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3 00:50:14
  州中雄风逝去
  作者 杨生龙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海南二中的教育教学质量,还保持一定的水平,但也是“叫化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首先是师资力量的逐年削弱。
  病残和意外死亡几位老师,是海南二中巨大的损失。早几年,因骑单车失控而死亡的符老师,是我的同学,这是一位好人,好人不长寿。
  何家良老师,是一位难得的语文教师,年未满五十岁,就患了中风,人是救回来了,但也失去上课能力。
  一九九一年因车祸逝世的陈老师,是一位优秀的政治教师,为了挽回他的生命,我尽了很大的力量。从广州请了一位脑颅外科主任到通什来给他诊治,终因回天无术,英年早逝。
  一九八二年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州中因病因伤损失的骨干教师太多。有人说是风水问题,我不懂堪舆术,不很清楚。有些教师建议去请风水先生来看一下,终因我们是无神论者,没有成行。
  随着自治州的撤销,通什地位发生变化,教师的调动更频繁。通什作为自治州首府时,还能吸引一些人才,现在吸引力是更加削弱了。
  一九八五年那一年,通什地区,不知从那里冒出一种思潮,说:“汉族干部,除教师和医生外,都可以撤走了。”这种思潮可能是受了西藏的影响。具有这种思潮的人认为,除医生和教师他们干不了之外,当官是可以应付自如。其实,通什地区,整个少数民族地区,还是缺少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当然,当时在山区工作的人中,有些并不是什么特出人才,但也是各方面的需要,赶不得。这种情绪,是不健康的。我们应该大量培养优秀的民族干部,培养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优秀人才,创造条件让他们脱颖而出,但需要一定的时间。就算我们民族地区已经人才济济,还要引进和欢迎各地人才来参加建设。
  美国日本为什么发展那么快,主要是他们除尽力培养本国人才外,还大量引进外国人才。当然,在各种经济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因为就业的原因,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人数的失控,会造成本地无业可就的人增多,会引起本地人的不满。
  需要政府进行调控,既要保证本地一定比例的劳动就业,又要合理的引进急需的人才。
  有一位省的领导干部,不知是公开,还是私下说过一句话,引起本地干部极大的不满。这句话是说:“海南的干部素质低,要大批引进干部。”根据这位官员的指导思想,确实引进了一大批干部,造成失控。其实,就是为了争就业,争饭碗的问题。
  本来,就业的机会就是那么多,就那么多个位子,引进的人才多了,本地人的位子就少了,这个问题是个敏感问题,必须慎重处理。
  自治州撤消,各地的人不用谁赶,他们都要自己跑了。反而需要我们这些基层领导去劝说他们“老九不要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凡是执意打算要走的人,是劝不住的。
  生源不足,也是影响着海南二中的质量。通什环境优雅,气候宜人,治安条件也好。但这还不足以吸引学生。通什必究是在一个深山沟里,交通不便。原来作为自治州的首府,还有一定的吸引力,首府一撤,就显得冷清了。
  首府一撤,很多干部都走了,他们的子女也随着走了。作为通什市区本身的生源已少了。外地学生不来,好学生不容易招到了。海南二中是省教育厅直属单位,每年招生都在海口举行,与海中、中师、中专同时进行。
  每年的招生工作,我都亲自参加。年年都很不好意思,计划在外地招收九十人,仅有分数不高的十几人。省教育厅中小学处(后来改为基础教育处)的领导同志,也只有苦笑的份。他们鼓励我们到原自治州各个县去再招生。招生回来后,我们只好又派出一批老师,到各县去搜集愿意到通什读书的学生。
  首要是争乐东县的生源。我本身是乐东人,海南二中有一批骨干教师是乐东人,我们在乐东有一定市场。因为招生问题,常常跟乐东中招办发生矛盾,需要吵架。本来,乐东生源充足,每年有三千多个初中毕业生,乐东招收的高中生仅有一千二百人,不足百分之五十。适当安排一些学生到通什就读是可以的。但他们不干,只好自己去抢。
  我们直接到初级中学去,成批的要学生。特别是佛罗中学和英海中学。佛罗是我的家乡,佛罗的家长信任我,喜欢将子女送给我培养。我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有许多年份,是佛罗的学生名列前茅。
  随着老师队伍的质量下降,生源不足,自治州中学的辉煌历史已成为过去。
  【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3 00:50:50
作者:精准的文昌人 时间:2019-05-13 15:29:04
  学习了,谢谢杨校长能详细精准的讲述海南历史。让我们了解海南过去的真实情况,真不错!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4 00:13:37
  教师队伍大动荡
  作者 杨生龙
  建省后不久,副校长邢福新就调去三亚一中。这位老中大毕业生,既是一位名牌数学教师,又是管教学方面的一位干才。
  他调走以后,上面没有再配备管教学的副校长,我主要是将这方面的工作,交给副教导骆能干。我离开海南二中后,骆能干也调到三亚一中。
  为了阻止教师调动的洪流,我拟出一个教师调动的规定,这个规定,有几条条文是相当苛刻的。
  其一,教师调动,必须在每年五月份前提出。学校领导讨论同意放行后,九月份就不再安排功课,停发工资。如果本人联系不到接收单位,可以交回商调表,要求安排功课,但是三年内不准提出调动。
  其二,教师本人调动,原照顾安排在校就业的爱人,必须同时调出。
  其三,教师调离学校一个月后,必须交出原住房。
  这规定的出台,是根据当时有一部分人,借口联系调动,长期不回校上课的情况制定的,对一部分人起到劝阻作用,保证了有人上课。,
  那时,最多时有十人、八人没回校上课,也不领学校工资。多数人对这个规定没有什么意见,因为那段时间,到处有工打,在海口三亚一带,打工赚钱是小菜一碟。
  那时,有不少教师头脑了发热了,不安心在书桌边备课了,想跑到大社会去闯一闯。我校就有两位教师宣布不要公职,下海闯世界。有一位因为有各方面的扶持,还是让他闯出来。
  另一位就不那么幸运。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校当教师。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他跑去海口一家外资食店当跑堂,去了几个月,人风光多了。回来和那些还在校当教师的同事吹吹,口袋里有十张八张“领袖像”,觉得很了不起。
  离校几个月后,按照省厅的布置,我们去通知他返校任教。他一气之下提出辞职。我劝他不要辞职,还是回校与大家同甘共苦。他坚持要辞职,省教育厅批下来,他就设有公职了。
  过了几个月,他又跑回来要求复职。他母亲带着他回来哭哭啼啼的。原来他那个外资食店的老板,连夜卷起资金逃了,没有告诉任何人。员工照常营业,过几天才知道老板滚了。我觉得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易,同意他复职。省教育厅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
  陈汉堂老师的调动有点突然袭击性质。他在九月一日开学前一天,才提出调动,说三亚一中已同意接收他。我火了,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的那几条规定太吓人,我不敢提早提出。”
  对于那几条规定,一部分人也有意见,有一位教师,走了两年多,才回校要求补发工资。她有一位亲戚在省人大当个一官半职,她说:她那位亲戚认为学校的这种规定,是违反什么法的。一定要补发工资,不然就要告我。我说:“你那个亲戚要告也可以。要不,你请他出具一张条子,说不上班也可以补发工资,我马上补发工资给你。”她没有拿来亲戚的指示,我也没有补发工资给她。
  对于陈汉堂老师的调动,发火归发火,他想走,我还是成全他。原安排他担任两个高三班的语文课,我专程到乐东县的黄流去请一位退休教师来顶他的课,才放他走。
  办学的主要问题是教师,教师队伍的逐步削弱,就是一种消亡。当然我们的学校和其他事业一样,不讲效益,好不好都照办,领导照当。这些企业或单位,实际上是名存实亡。
  后来我的接任者,以为海南二中是省发工资,不怕没有教师来。那些好教师不想办法团结挽留,而是扬言:“谁想走的都放走。海南二中怕没有教师吗?”结果又走了骆能干、麦昌毓等几位骨干教师。
  教师会有的,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教师。他们以试教为名从各农场招来一些教师,情况如何,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试教”是否可以挑到好教师呢?很多人迷信这一招。其实,什么都可以做假,试教同样都可以做假。如果我当校长的,想要这个人,我可以预先透露讲课内容,让他去准备准备。听课时,挑选一部分听话的人,并关照他们,课讲得好不好,都打高分。评课时,多讲好话,抢着讲好话,其他人还能说什么呢?就算你的试教是真功夫,一两节课能反映一个教师的教学水平吗?
  培养一位好教师不容易,特别是落后地区,要稳定一位好教师,也是不容易的。保着一批好教师,就是保着学校的家底。【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4 00:14:04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5 00:46:35
  太太希望有个孩子
  作者 杨生龙
  我的太太赵玲没有生过小孩,她带大了我几个小孩,她越来越希望自己有一个小孩。我也很同情她,希望她能如愿以偿。但是,计划生育条例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
  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丧偶再婚,另一方没有孩子。若前妻已有两个小孩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若超过两孩,则不能再生育。通什是民族聚居地,计划生育指标比其他地方宽松一些,我们知道:在计生指标上,有不少人钻空子。我们夫妻商定,还是碰碰运气。
  我们去找通什市计生办的干事,这位干事是具体管这方面工作的。我们先去了解指标如何申请,他告诉我们有关手续如何办的问题。
  我们找上计生办主任的门。按照计生条例规定的条件,送上申请书和有关证明。主件是前妻生有两孩的证明材料——户口本。我家老大、老二已因上中师和大学,户口已迁移,户口本上只有我夫妇和两个孩子。我在申请书上写明“身边只有两个孩子”,有点取巧,但这是事实。
  计生办派人到学校调查时,我已先关照有关同志,证明“身边只有两个孩子。”一九九O年六月,我们就拿到了准生证,准生证上注明是第二胎,一九九一年的生育指标。
  我太太如期怀孕了。
  海南二中在一九八九年已重新定级为副处级,一九九一年上半年重新确定校长。如果我仍被定为正校长,则是副处级。
  关于我太太怀孕的举报信及时的到达省教育厅,人事处的同志到学校调查。人事处的同志找上我,说:“有人举报你爱人怀孕,违反计划生育条例。”我供认不讳:“我爱人怀孕。但我有计划生育指标。”我出示计划生育指标证书,他们后来还去通什计划生育办公室证实后,就回去了。
  后来批下来的任命文件,我任副校长(正科级),管全面工作,实际上保留原级别,没有升为副处级。在职务提升上,又一次失去了机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七日,我的这位三公子降临人间。这位捣蛋鬼,出生的时候就不那么安分。拖了一天多,才在他选定的日子安全出世,这天是中共武汉“八.七”会议召开的纪念日。那次会议,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全国武装起义。
  我给他命名“杨帅”,我家都是文官,缺少武将,但愿能出一名武官。
  【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5 00:47:11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6 00:50:11
  犯计生被举报
  作者 杨生龙
  随着小儿子的出世,可热闹了,举报信如雪片般飞向通什计生办、省教育厅、省人口局。还有一些人登门口诉举报。
  举报者中,伸张正义、维护条例者有之,挟仇报复者有之,抢椅子者有之。我屁股下有一张校长的椅子。
  张世忠先生到省教育厅办事,回到学校后,他传达省教育厅监察处同志的口信:“我已查阅过你的档案材料,情况清楚,不要再隐瞒。”这已经是一九九一年十月的事情了。我的档案存在省教育厅,原来生过多少个小孩,如实地记在档案里。
  我只好如实地交代了有关计划生育的问题。我和太太到海口去找具体处理此事的石秀慧科长,她就住在大儿子宿舍的前面。她对我们的事大表同情,但说:“这是国策,一票否决,只能按计生条例办事。”
  那时候,有关传言可多了,有一位同事告诉我,说省人口局有位科长已表态,像我这样的情况要开除公职。这位同事劝我去上面活动一下。我这个人一向不会活动,也不知道怎么活动。我到海口问亲家,他也说不懂活动。我只好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了。
  大家都知道,我的校长职务是保不住了,公职能不能保着,还是个大问题。有条件的人,都去争这个位子。副校长想争当正校长,中层干部想争当副校长,那段时间,你挖我的短,我告你的黑状,可热闹了。
  有人开玩笑说:“杨生龙放出一只兔子,大家都去追,谁追得太近,别人就将他拌倒。”上级也在紧张地物色校长。连续两次派人来学校考察,想在通什物色一位作为我的接任者。我的处分通知,已于一九九二年二月印好,但没有发出,因为尚未找到理想人选。
  关于我的处分,还是组织上从轻发落。上级认为我当校长多年,在山区工作多年,是属丧偶性质,且又能坦白交代,因此从轻处理。
  主要处分条款是两条:一次性罚款4000元;行政上降为临时工,领临时工资,一年后重新定级。
  我在任上留守到一九九二年四月,才从通什电大调一位老先生来接我的任。
  我当领导不长进,但几次我的接任者都比我的年纪大。一九八二年,在乐东中学接我任者年纪比我大十岁以上。一九八四年在黄流中学接我任者,也是如此。连这次是第三次,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奇遇。【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6 00:50:4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7 01:41:00
  校长变临时工
  作者 杨生龙
  一九九二年四月以后,我变成专职教师,是临时教师。这是我第一次当专职教师。再过二个月,这个学期就结束了。我还是上一个班的数学课。从一名校长突然变成临时工,反差很大,作为我自己,早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被开除公职。组织从宽处理,行政上降为临时工,领临时工资,一年后重新定级。还算保住了饭碗,值得庆幸。
  但社会和教职工的反应就不那么平稳了: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讽刺伤害者有之。有一位职员,是管学生食堂的,有不少劣迹,我不少批评过他。有一次,他当着很多人的面说:“老杨,你骂我多次,但没有在会上点我名。你现在落水了,我也不再计较了。”有人指责他不该这么说,当时我只是笑笑。
  有一些老师得过我多次帮助,出事后请他帮一下忙都不愿意。人情冷暖,我经过多次,并不计较。2003年末我写了一首七律诗《“世态炎凉”论》,就是有感而发。诗曰:“世态炎凉古未稀,孔子①落魂游列时;黄袍加身②众附翼,土洞捉君③亲叛离。霸王乌江辞父老④,汉王⑤京都封勇士;在位莫拒拥来客,失势勿怪无友至。”
  (注:①孔子在游列各国时到处遭到冷遇。②宋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众随从希望附之马翼而千里。③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战败后,躲在地洞中,因亲戚出卖被美军抓获。④西楚霸王项羽战败,最后只有亲随几人,在乌江边无脸见江东父老而自刎身亡。⑤汉王刘帮登基当皇帝,是为汉高祖,实行分封诸候。)
  一九九二年九月起,我担任三个高三班的数学课。每周上十八节课,工作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还是精神愉快。课后我用单车载杨帅到处转,自得其乐。
  2003年10月13日我返通什,到海南二中访旧,和原海南二中总务副主任陈人善住在海南二中尊师楼,转侧难眠。半夜爬起来写一首词,调寄《临江仙》,名曰《夜宿尊师楼》:“夜宿州中尊师楼,往事不堪回头,楼本吾奠基建造。楼旧人面新,相逢无言笑。十年回头宿一宵,欲寻当年旧梦,夜鸟归林听报晓,秋初雾尚薄,寒意心感受。”【此文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7 01:41:31
作者:人生因爱而完满 时间:2019-05-17 17:22:59
  学习!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8 04:05:48
  辞别山城
  作者 杨生龙
  一九九三年九月,我调回乐东工作,告别了阿陀岭那弯弯的山路。那里留下我的欢乐,也凝固着我的悲痛。啊,翡翠山城!啊,阿陀岭!啊,那留在山里的脚印!
  10年后我重返山城通什,感触颇深,赋诗如下:
  辞别山城十年还
  (203年9月9日)
  辞别翡翠菊正黄, 重进山城雨苍茫。
  山旧城新唤故忆,   秋深人老揪心怅。
  治学巧法创蓬勃, 挥泪撒汗写辉煌。
  人算不如老天算, 败走麦城下山梁。

  辞别五指山
  (崖州民歌)

  去过通什的都知, 阿陀岭高路难开;
  七拐八转不到顶, 听车声不见车来。
  听车声不见车影, 阴雨猴啼泪如浪;
  弯弯曲曲到岭顶, 回看通什路已长。
  回看通什路已远, 杨校手扪心自问;
  通什九年已过去, 有乜与人出山门。
  有乜与人出山窟, 清风带同一起归;
  几条旧衣与破锅, 满脸皱纹在相随。
  满脸皱纹一身累, 忆起前情心就酸;
  雄心勃勃为事业, 日夜辛劳在校园。
  日夜辛劳求发展, 刻意追求锦花添;
  州中海南二中学, 杨校生平大工程。
  杨校告别通什市, 州中九年费心机;
  事业辉煌不足惜, 苦痛也埋在山圮。
  苦痛也埋在山里, 往事回头心悲哀;
  原配夫人随同进, 离山并不陪回来。
  离山的时心难过, 不怨别人怨命衰;
  州中八年做校长, 培养人才汉与黎。
  培养人才不胜数, 桃李满园争春俏;
  因生一名第三子, 一切都成为飘渺。

  好马回头

  一九九—年八月,三儿子出世。群众举报违反计划生育。第二年,我受到政纪、党纪的处分。不知道什么原因,连枝术职称也被撤消了。
  政纪处分期满,我重新定级:“干部待遇,享受副科级待遇。工资定为一百零五元。”实际就是职务由正科级降为副科级,工资在原工资基础上,降二级。
  我受处分下台时,四十六岁。我的接任者,年纪比我大十岁以上,是一个临退休的老头子。老人的疑心总是比较重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对我有那么大的成见。我自信跟他没有什么过节。他原是州中革委会下设的一个部门的主任,我到州中时,他已调去州电视大学当副校长,没有共事过。
  他一直住着州中的房子,我也没有赶过他。虽然有一次,我碰到他,提醒他要交房租水电费,他已有一年不缴交了。我想,这也不能成为嫉恨我的理由。
  据一些老师猜测,认为他对教职工调不动,怀疑是我暗中搞的鬼。其实,我不但不捣鬼,还协助他做了不少工作。不管怎么说,他对我有意见是事实。省教育厅下文,保留我的副科级待遇,要求他安排职务。他总是说:“等等我们研究一下。”总是没有下文,省厅人事处的同志推他,他也不动。
  我猜他的本意,怕我东山再起。我在州中,后称海南二中,苦心经营八、九年,根基雄厚。怕我再上台,我认为大可不必。老人还能带着职务进棺材吗?何况,人家有办法东山再起,命中注定,势不可挡。
  看来我只有调离一途。我想调回家乡乐东县。“从那里来,回到那里去。”这个时候回去,我有一个机遇,还可以重新任职的机遇。乐东县教育界,有一批教育的有功之臣,因为自然法则,将从校长位子上退下来。
  说来有意思。这些老教育们,大都是和我同一批任职的,有些还是我的接任者,现在我却要回去等着接他们的班。
  “想办法调回乐东工作。”我的决心下定了。【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8 04:06:23
作者:人生因为而完满 时间:2019-05-18 11:53:22
  学习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9 00:50:20
  陈修演够朋友
  作者 杨生龙
  乐东是我的家乡,我在县城工作了十二年,认识的人不在少数。可是,我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在县城,想来想去,能帮助我,又肯帮助我的,只是陈修演夫妇了。
  陈修演和我在一九八零年认识。他当时在乐东师范学校当教师,我在乐东中学当代校长。据反映,他教书在行,我就去请他到县中当教师。后来就调进县中了。机缘凑巧,他到机关工作,先是党校副校长,再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调到省粮食学校后,他现在是代部长。
  我从通什到乐东县城,找到他们夫妻一说,他们极力支持。陈部长一口答应替我推荐。不久,他就答复我了。县委书记看了我的简历,说:“是个人才。虽然犯了错误,还是可以使用。用人用其才。”
  县书记是个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办事果断,重视人才。在乐东县委书记任上,乐东的工作有一段比较火红的时期。关于我的事情,他还指示:“由陈修演和林吉文同志去办。”林吉文副县长是管教育的副县长。
  事情似乎意料外的顺利,我正在考虑着,调回乐东后,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
  有一位贤者说过:“政界好似六月的天,说变就变。”×书记的工作变动了,他调到东方县任书记。新的书记是符祥日书记。随着县政府的换届选举,副县长工作安排也有所变动。林吉文同志不再管教育工作,由邢打胜副县长管教育。陈修演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邢副县长是大安乡人,原在千家镇当镇委书记、镇长,是由基层提拔上来的黎族干部。他在七十年代,曾在县委组织部,那时我在宣传部,算是在县委大院里同过事。本来,县委常委、县长副县长中,基本上是我的熟人。县委常委中,符书记是刚来。常委、组织部长范部长,原不认识。据说他原在自治州组织部,后才调到省组织部,估计对我有所闻。副书记潘孝平、林树勇均是熟人,常委林临英、陈修演;人大主任邢荣德,都是熟人。副县长李荣伟、林吉文、周孔辉、徐清仁等,均是老熟人。
  县长林玉强同志,更是与我有一定渊源。他的小姨王春兰,和我在海南二中是同事,他有一个小孩原在海南二中参加高考,考上了大学。
  虽然有那么多熟人,但我这个人不懂交际,主要是靠陈修演。他现在已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了。我想,一个常委推荐一个人,也不是什么太差的人,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话虽这么说,因为班子的变动,我调动的事情,还是拖了下来。我这个人,平时很随和,好像火烧房子也不会急。但是,当我想办一件事的时候,性子就很急,巴不得马上办好。
  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一天,我到乐东县城。刚好陈修演夫妻均不在。我想,自己去闯一下,找上县委组织部。十多年前,我在县委大院。院子里的干部,不管哪个部委办的,基本熟悉。时过境迁,现在基本上是陌生面孔了。
  问起组织部长,有人说:“部长不在。”旁边有人接着说:“县委书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跟书记谈。”我看到坐在那里的符书记,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书记长得斯斯文文,方脸宽额,一团和气。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是联系调动的事。他问我的名字,我说了以后,他说:“知道这件事了。陈修演将你的申请转给我了。”
  他说:“现在需要教师,你调回来,主要是当教师,教书。”“符书记,我这个人是坦率的。我能教书,但教书不是我的所长。我当了十几年校长,多少懂得学校管理。”接着我说:“如果是当教师,我就不要求调回来了。海南二中是省发工资,工资高,又稳定。我的想法是想为家乡办点教育。”
  符书记是稳重的人,他既不批评我,也不发表意见。说:“我们才讨论你的问题。”我是保留副科级待遇,相当于县的副局级,调动问题需经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乐东县委讨论决定接受我回乐东工作,但不做职务上的安排,安排到那个学校工作,由县教育局确定。
  办手续回来,还是不回?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翻滚不下一千遍。陈修演常委的意见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实在对不起。他的意见认为:还是回来的好。
  我的个人档案已调回乐东县委组织部,在海南二中那边已都知道我要调动。在调档案问题上,也已经闹遍教育厅。原来我的档案是存在省教育厅的。乐东县委组织部要求调档案时,我跑了几趟教育厅,没找到我的档案。
  因为跑来跑去,钱花了不少。我叫大儿子杨武去找,他在省文体厅工作。他也说找不到。我出于无奈,才回海南二中问一下。原来张世忠将档案带回学校。
  我是处在进退两难。“办调动手续,是死是活,听天由命。”我将调动介绍信,带回乐东县委组织部。组织部范高净部长请示符样日书记后,将我介去县教育局安排工作。介绍信上是这样写的:“现介绍杨生龙同志到你处安排工作,保留副科级待遇。”我又到了县教育局。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19 00:50:53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20 01:41:08
  还是回黄流中学
  作者 杨生龙
  我是希望能安排在县中任教。首先考虑的是小儿子已两岁多,要上幼儿园。任职问题还在其次。对这个宝贝儿子,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活动的结果,还是那里来回那里,我是从黄流中学调去通什,现在又从通什么调回黄流中学。
  当时,县教育局局长吴令智已调去国兴中学当副校长。由韦辉忠管全面,实际并不是他掌权。副局长陈亚出管人事,我找上陈局长,请求他帮助,他说尽力帮助我。但实际上还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邢打胜掌权。
  邢打胜副县长主持局务会讨论的结果,还是将我安排到黄流中学当教师,但有一条好的,同意接收我爱人到学校工作。
  为了能安排在县中,我做进一步的努力。我去找邢荣德,他是人大主任。他和邢打胜副县长较好,据说邢打胜比较买他的面子。
  邢荣德和我有一定的渊源。一九八零年我在县中当校长时,他在万阳中学当校长。他的儿子邢益春到我校读书,我任教数学科。当年邢益春考上广东民院,他和儿子一起来找我,还给我带来两瓶黎家美酒—-山兰酒。
  后来,邢荣德当教育局副局长,进而到副县长,副书记,人大主任。他的儿子邢益春,也已当上县团委书记。我找上门,邢主任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按照我的要求,给邢副县长写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至今还放在我的书包里。
  我去找县长林玉强,他给我写了张口气较强硬的批条,让我转给邢副县长。在乐怡楼宾 馆,我碰到在省计划厅当副厅长的王亚保。我请他代我求情,他说才讲。
  王亚保是和我一起分配进乐东县委的,曾经一起下乡驻队,平时很熟悉的。原在通什时,也经常在一起。人家命运好,当了厅级,我的运气差,现在为了能留在县中工作,到处求神拜佛。相比之下,我谙然神伤。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还是去了黄流中学。有什么办法呢?人在低檐下只好低头。不然的话,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一九九三年八月底,我从县教育局的人事股李正安副股长那里,拿到我和爱人的介绍信,到乐怡楼,交给黄流中学校长王玄中。他正在县城开会。他对我的事很同情,并作了一些推测:为什么不让我在县中?不管怎么说,总是事出有因。
  当然,说来说去都没有推出个结果来。我交了介绍信,算是报到了。他问我,爱人做什么工作,我说:“跟胡老师在一起。”胡老师是王校长的爱人,在图书馆工作。刚好副县长李荣伟的爱人原在那里工作,已办理手续调走了。
  我和王校长约定,九月五日那天搬家到黄流中学。他想来想去,说暂时还没有住的地方,只好住在办公楼上,那里有两间房子是当招待所用的。
  既然落到这个地步,只要有个落脚的地方就行了。我也准备从通什轻装回黄流,反正我的家乡就在几公里外,怎么都可以混。
  好在黄流中学正在盖36套教师宿舍,是用出售学校小农场的钱盖的。学校将小农场卖给县烟草公司,得一百五十万元,还仅是卖了大半,还保着原盖房子的那一片地。县烟草公司在那里盖市场,作为黄流第二市场。已经盖了一半,不知什么原因又停工了。
  我是当年在黄流中学校长任上,保着这片小农场的功臣,不然的话,已被群众占完了。当然有权取得三十六套住房中的一套,这应该不成为问题。
  回到通什后,我就积极准备搬家的事情。我打算只搬走简单的行李,将房子交给李学强替我看管。李学强是我的同学,是我将他从乐东调到海南二中来的。我连户口也没有迁回乐东。我在通什一干就是九年,还是有点留恋,希望有朝一日重返通什工作。
  我的接任者倪俊才,不敢直接叫我搬家。欧继亚调回琼海时,他是立即叫搬家的。如果真的他叫我立即搬家的话,我会不客气的回敬他。他调离州中,仍住在州中长达十一年。我在校长任上,并没有催过他搬家。
  他手下有一个总务副主任,半开玩笑地问我什么时候搬家。我说:“我不搬家,我过几年还要回来住。”我这样说,当然是气话,但也并不是毫无可能。
  倪俊才已经五十七点五岁以上,不久就会退休。我到乐东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复职。后来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我付出一点努力,完全可以重返海南二中当校长。不过,我嫌通什山高路远,不很想回去罢了。【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20 01:41:32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21 00:11:23
  黄流中学操场一角安家
  作者 杨生龙
  一九九三年九月五日那天,天气很好。我用学校的那部面包车,带上我们全家四口人的衣服,一个箱子,一部电视机,一些教案,参考书,离开了通什。送行的也有一些人,许多人不知道我们走。有些知道,也怕现任领导讨嫌没有送行。
  对于人情厚薄,世态炎凉,我已是司空见惯。我不怨天尤人,我也不计较他们。作为人,首先考虑让自己能活下去,这是应该的。当然,我们也提倡为他人,但作为多数人来说,首先考虑的是让自己活下去。
  那天天气很好。我们是从路过三亚那条路走的。我的心情很沉,但小儿子杨帅,看到一路青山、海、铁路,倒是挺高兴。在他两岁多的心胸里,充满着阳光。
  中午12时左右,车驶进黄流中学。按照我与王玄中校长的约定,我将车开到办公楼。这时,总务林平来接待,说不是这个地方,由他指挥,将车开到田径场东边的角落。
  原来,学校为了安排我的住宿,动员两位教师腾出房子。共有两个房子和两个厨房,足够我安置下来了。中午饭由学校接待。
  住地处在田径场的东边,靠着围墙,北边也靠着围墙,并且贴近海榆西线国防公路。原是给体育教师住的,本意也有占着这块地方,防止有人到田径场大小便的意思。
  简单安置下来后,我就要上课。因为开学已经几天了。王玄中校长说我工资低,生活困难。那时我才300多元工资。安排我担任三个班的数学课,每周十八节,同时还当一个班的班主任。这样可以多拿几个钱的补贴,养家糊口。
  在通什时,我已当了一年的专职救师,也是上三个班的数学课,在备课方面已经积累了教案,不过,海南二中主要是文科。
  学校安排我上的是三个补习班,两个理科和一个文科,从人数来说,有三百多人。我这个人生命力还是很强的。适应环境,特别是逆境的能力,还是可以。
  我们从通什带回两张小椅子。这些椅子,还是在乐东中学时做的,共有八张。放在新坡家里四张,两张给了外甥陈太平,我们随带两张。
  我就以睡床当办公桌(我有办公桌,但用床方便),坐在这张小红椅上备课。小儿子有时也来坐在旁边。黄流天气比较热,虽然已经是九月、十月,天气还是闷热。我为了进一步备好课,一章一章地认真写好教案,我有个想法,有机会,可以拿去印出来。因此我精选了不少新的习题,特别是选用一部分高考题。
  老同学符绳炎给我一本书,是历年数学高考题汇编,按章节分类的,对选用高考题做例子非常方便。
  我当高三(9)班的班主任,我这个班有105人。我早读和晚修,都下班抓学生学习。我们是住在操场旁边,每天都起来做早操。
  有一种草叫做“落地生根”,生命力很强,叶子落到地上,马上生根长芽,茁壮生长。我也学“落地生根”,在困境中生存和发展。
  从居住的环境来看,可以说相当恶劣,与我们在通什的居住环境相去太远。这个地方离教室比较远,就在海渝西线公路边。白天还好一点,晚上,汽车从公路上开过,轰轰的声音,好像从身上压过一样。
  没有自来水,只有一眼吸水井,还是我出资买零件,才将它修理得好一点。另两间房是体育教师住,他们的房里挤着很多学生,等于我们是和学生住在一起。
  没有洗澡的地方。幸好我们夫妻和小儿子住一间房,二儿子住一间房,可以将水提到房里洗澡。在逆境下,我们也不是很重视洗澡,随便用水抹一抹,应付一下就可以了。
  没有大小便处。我叫林平总务想办法给搞个小便处,且可以充当洗澡间。他凭着住在黄流几十年的经验,说:“不要搞小便处,没有地方排尿,反而很臭,不如买一个痰盂,白天要小便,就拉在痰盂里,乘着无人时泼出去,既方便,又不会臭。”
  他果然给买了个痰盂来,还是按他说的办理。大便,晚上问题不大,反正这个地方,除了住在这里的人,很少有人来往。据林总说,用锄头挖个坑,埋好就行了。
  白天则可以到学校的厕所去方便。学校的厕所在操场的另一角,两地相距有八百米左右。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免费。外人使用,则是每次二毛至三笔钱不等。
  这个厕所是我以前在这里当校长时已做了规划,后来他们建好的。由一名姓刘的汕头人承包,大家称他为“刘所长”(厕所所长)。叫惯了,他照样答应。有时叫他老刘,他反而反映不过来。他管理厕所,每个月可以从学校领150元。本来可以出售粪水,但这里人少用,也没有运粪的工具。他又将守门收款权转让给一个黄流人,每个月收90元。他自己却另去食店打杂工,因此,收入还是可观的。
  这个环境,二儿子最不习惯。他七岁就离开黄流中学到通什,一直在通什读小学、初中和高一。本来,我们说让他继续在海南二中住下去,在那里读书,他不同意。他这个人懒,没有办法离开家庭。
  过了一段时间,他受了这里学生学习干劲的影响,交上了朋友,才觉得习惯。但他还是不喜欢回家乡。他自从带上眼镜以后,就不想回家了。主要是有人说过他带眼镜,他就火了。
  小儿子还是很怀念他的出生地—-通什。开始是叫他外公来带他。他坐在车子上,他外公用木条在后面推,在校内推来推去。
  有一天上午,他拿着一把雨伞,匆匆从校门那里要走出去。刚好堂妹林鸳从外面回来,问他:“三弟,你要去那里?”“去通什。”“你懂不懂去?”“懂。”林鸳觉得又好笑,又担心,把他抱回来。他又哭又闹。
  一天下午,乘着外公不注意。他从角铁围墙的缝里钻出去,跑到公路上去,还是说要去通什。那段围墙是用角铁做的,小孩可以钻出去。
  不论环境怎么恶劣,我还是每天中、晚餐均喝酒,用乐东的话来说:“照喝”。酒是赖元、下沟人自己酿的米酒,比较纯正。晚饭时,将饭桌摆在田径场,月下饮酒,体会诗仙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情画意。
  我们来到黄流,用上煤气炉。这个煤气炉是大儿子给我们的。他分配到文体厅,人家就发煤气炉。
  晚饭后,我们就带小儿子在操场上散步,一边走,一边教小儿子学唐诗。他可以记着“蓠蓠原上草”等十多条唐诗。也记着本地的—些儿歌,如:“月公公,秀颜容。.....”
  我用海南崖州民歌的形式,叙述我住在黄流中学操场的一角,无官一心轻的清淡生活和乐观的心态。民歌如下:
  无职轻松作功课, 钻研教材功夫大;
  连教三班的数学, 杨校并不怕苦磨。
  杨校并不怕苦楚, 落地到土根味疏;
  住在操场的边角, 公路身圮安书桌。
  公路身圮把书看, 汽车轰轰似唱歌;
  身处逆境苦也乐, 苦酒照常当作糖。
  苦酒照常对月吃, 月公请来坐桌上;
  享受清风与明月, 人到无求心自凉。
  人到无求心清静, 元宵月夜看天灯;
  陪子清点天灯数, 清风吹人入梦甜。
  清风吹人六根静, 月照操场一片清;
  风吹草低远到近, 杨校归还大自然。
  【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21 00:12:09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22 00:13:18
  与黄流中学有缘
  作者 杨生龙
  我们回到黄流,无法了解人们的反映,但是王玄中校长对我是很照顾的。王君吾副校长也是如此。他的分工还是和我当校长时一样,管后勤。
  王玄中校长有时请我去店里喝酒,有中层干部会餐,也算我一个。“他是副科级,相当于副校长。”他对大家这样解释。
  两个副校长张建琼、邢诒武,也到我的住房来看过我。他们是黄流人。张是我的老师,邢诒武十年前是同事。王君吾校长的老二生孙子很忙,还是煮饭,请我们全家去吃。请我们到家吃饭的还有堂妹、林葆诗、麦礼栋等。
  我刚回到黄流中学没几天,就是教师节了。全体老师开会时,王玄中校长让我代表教师在会上讲几句话。这届教师节,刚好教师法颁布执行。我讲了教师法问题。接着讲了黄流中学与我的关系。
  我说:“黄流中学与我有缘。当我困难的时候,总是退回黄流中学,积蓄力量,不久又从黄流中学这个基地出发。”
  第一次,我进黄流中学读六年书,黄流中学给我知识和力量。第二次,从县中败退回黄流中学,又是黄流中学给了我力量。经过两年,我又向通什前进,在州中当校长。这一次是第三次。应该是过几年,我又继续前进。因为我当时只有47岁。
  有不少人也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这次是到底了。连守门的王关虎,当有人问我住在那里时,他说:“他犯了错误,劳改,住在操场那个角落里。”王关虎与我的关系不错。十年前,是我从学校农场叫他回来守门。他是个不太灵活的人,因为我从来不骗他,所以他很相信我。他从家里带两只小母鸡来给我养,过一个多月就下蛋。
  从我住的地方向校内,首先碰到的是一幢两层楼的教师宿舍。这幢楼是我在一九八三年任黄流中学校长时建的。那里住的有一名蔡吉师老师,是佛罗镇丰塘人。他人缘好,每天班主任下班管学生,都有不少人到他那里抽水烟筒和聊天。我也是其中一个常客之—。
  蔡老师是我的长辈,从教四十多年,任劳任怨培养了不少人才。他很喜欢我的小儿子,自己养的母鸡下蛋,自己舍不得吃,鸡下蛋后马上拿给他。人家送包香烟给他,自己舍不得抽,留给我,像长辈一样关心我,希望我早日官复原职,为乐东县教育事业贡献力量。【选自《从教生涯》】
  水土不服
  作者 杨生龙
  蔡吉师老师的隔壁,住着林安成老师。他是我十年前在黄流中学的老同事,他是大女儿和大儿子的物理科任老师,是比较好的一名初中物理教师。下午,他常到我住的地方来。有一天,他叫我管好小儿子,说这里是公共坟场,常常闹鬼。
  他说,这些鬼都是被枪毙的。其中还有一个是我们新坡村的,他现在是这群鬼的头头。据传说,这几年枪毙犯人的靶场都在金鸡岭,在那里已一共枪毙了七个人。他们成群结队在那里作祟,制造车祸,吓人。
  我回到黄流后,很奇怪。差不多每隔一个星期,就要出一点小毛病。星期六下午出事,星期天躺一天,晚上就好。也不耽误功课。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一个青年妇女在那里摇小孩,她看到我就叫我的名字,说:“你不来看你的小孩。”我说:“是不是我的小孩?”她说:“不是你的小孩,是谁的?”
  还有一天梦见一个青年妇女抱着一个小孩,挤上床来,要跟我睡觉。在我房里有两张床,我自己睡一张。
  我将这些事告诉“中间人”,他说:“有一个姑魂鬼在跟我,不过没有关系。”所谓姑魂鬼,就是还没有嫁人就死去的大姑娘。据说,这种鬼作祟利害。他还说:“这个鬼10年前已经跟过你,你去了通什后,她没有跟去。这次你回来,她又来跟你。不过她不伤害你,只是跟你开玩笑,没有关系。”
  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过去是公共坟场,死人比较多。我们住地的墙外这段公路,也经常出事故。这段公路很平坦,既没有转弯,也没有上下坡,却多次发生车祸撞死人。我们到来的不久前,还碰死过一个人。我们还看到,有人在公路上招魂。
  鬼这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有时听别人说得活灵活现的。
  【选自《从教生涯》】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22 00:13:51
楼主杨老师2015 时间:2019-05-23 00:49:24
  中学班子换届矛盾
  作者 杨生龙
  1993年底,黄流中学发生了一件大事,实质上是竞争谁当校长的问题。县组织部门派人来考核干部,按照惯例,年年如此。不过,今年的考核实际上含有换届的因素。在进行民意测验时,加上民主推选任职名单。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做手脚,涉及王玄中校长和几位副校长。
  王玄中校长怀疑有人搞鬼,企图取代他当校长。事后找一帮可疑人物来质问,并且在办公室大声斥责。有一些人害怕起来,把一些暗中活动的事讲了出来。
  本来,对王玄中、邢诒武、王君吾这三个人的任职问题,当时已有传闻。由于怀疑,大家的关系很紧张。原来他们是称兄道弟,想不到今天闹翻。我作为他们的学生,与他们的关系都很好。特别是这次回黄流,深得师长们的照顾。夹在中间,很不好做人。因此,我是两边做工作,想化解这场误会。
  王伯爹,就是王玄中校长,当时大家都这样称呼他。他已经六十岁,但身体很好,本来还可以再任校长,他本人也有这个愿望。他认为大家不应该这样对待他,因此总是愤愤不平。
  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王玄中校长和王君吾校长两人,作为工会先进单位代表和个人代表,到北京参加观礼并领奖。王玄中校长当了一次西哈努克。
  柬埔寨王国的西哈努克先生,外出访问时国内发生政变把他推翻。因离开单位而被赶下台的人,我们称他为西哈努克先生。
  四月底,县委常委对几间完中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黄流中学的王玄中校长因年龄的原因,不再担任校长职务,由邢诒武担任。民族中学的校长陈能英退休,由原教育局副局长韦辉忠任校长。韦局长很不满意,认为他是明升暗降。他原是民族中学副校长,到教育局当了九年副局长。吴令智调走后,由他代局长。这次让他当民中校长,他自称是“胡汉三回来了。”
  乐东进修学校的校长陈书栋退休,由一位姓李的任校长。李校长是九所人,原在一个局当副局长。县教育局的班子做了重大调整:由王君吾当局长,关义信当副局长,将原副局长陈亚出调去县宣传部当副部长,将原副部长刘文生调来当副局长,等于是两人调换。
  县教育局局长的人选角逐宣告结束。据说,参加此职竞争的人多达二十多人。最后历史地落在我的老师王君吾身上,他是双方都能认定的人选。
  乐东中学的班子也做了调整,孙基烈校长因已超期服役,退休。会上讨论,准备安排我,但因党内处分尚未期满,没有安排。说是留下这个位子,等我的处分期满再安排。
  我的党纪处分是一九九二年五月开始的,当时上报时只是留党察看一年,批下来却变成两年,不知道谁在背后捣鬼。大家怀疑是某人搞的鬼,因为这个人心术不正,总是希望他能在海南二中当校长,怕我东山再起。其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个人运气来的时候,大山都不可阻挡,何况是小的阴谋诡计。
  由于这样,我要到五月份才能处分期满,并且要经党组织讨论、上报,由纪检部门行文,才能算数。乐东中学的班子只是做了临时安排,由教育局副局长关义信代校长。
  王玄中校长从北京回来后,情绪不太好。叫他退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邢诒武的任职,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选自《从教生涯》】

  通什一中应聘未遂
  作者 杨生龙
  从通什回黄流中学,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在这之前,大约是1993年11月间,听说通什一中(即原来自治州民族中学,自治州撤销后归通什市管,更名为通什一中。)他们要招聘校长。
  我马上启程去通什,想通过应聘,东山再起。我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我能当上通什一中校长,几年后,一定可以重返海南二中当校长。
  我找到通什市教育局李副局长,他很支持我,将一些招聘的文件及有关通什一中的材料交给我,叫我好好准备。
  我到通什教育局报名后,大家很欢迎,说我很有希望。我自信,如果是公平竞争,凭着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完全可以被聘。
  为了慎重起见,我找到通什市组织部一位姓朱的副部长,具体抓招聘工作,他是从乐东调去的,认识我。我将我的情况告诉他,请他将我的情况转告市委书记李洪波。我是担心,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又是因计划生育问题,不能招聘,那就是浪费表情。
  朱部长请示李洪波后,李洪波说:“很遗憾,欢迎他以后再来。”宣告我不能参加招聘,我只好回到黄流。【选自《从教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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