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科道传》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02 17:32:57 点击:121 回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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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送葬美谈扬定邑
  立碑佳话遍琼州

  公元 1985年3月2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有点阴冷。海南岛定安县雷鸣镇石锦堂村约两百名村民、师生和定安县部分士民,在悲怆的唢呐声中,一步一泪地将一位逝者送到曾被唐懿宗划为“皇家苑圃”的文笔峰东北侧山下安葬。其送葬人数之多,在当地可谓奇观。
  在定安县相当部分的地区,人们认为死人不吉利,近之会沾上晦气,也会不吉利,因而普遍忌讳白事。一旦村中有人故世,死者家里一般只有直系亲属关起门来自办丧事,只有堂亲才会上门帮忙,极少有亲戚朋友前来相助。即使有些亲戚有相助意愿,因受习俗压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甚至丈夫给妻子送葬、父母给儿子送葬,也在忌讳之列。其余从左邻右舍到一般乡亲,则如防瘟疫,大门紧闭。为了避免沾上了晦气,期间村民出行,宁愿远远地绕上一大圈,也不愿从举丧人家的屋旁走过。
  死者出殡之时,村里的人更为害怕,必定管好小孩,禁闭大门,一致匿避。除非有极为紧急的要事,此时全村绝对没人出行。路人一旦碰上出殡队伍,也会如躲敌寇,慌不择路,纵使旁边有水田阻路,也会毫不犹豫地涉田远避。
  当然,由于逝者生前懿德高风、功德无量,众多乡亲朋友为之敬服而不避忌讳、主动上门悼念并聚众为其送葬的个别情况也曾有过。
  那是明代南京礼部尚书、以奏考回琼等众多善举堪誉“贤绝琼州”的龙梅村人王弘诲,生前赢得广大士民的普遍敬佩,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九月十五日逝世以后,主动上门为其悼念守灵者络绎不绝。奉旨为其送葬之日,规模更大。人们一路挥泪,排成长龙将其灵柩护送到30里外的古爽(今富文)隆重安葬。
  十分可惜,以勤劳朴实著称的定安人并没有抓住机遇,没有以此为契机对忌讳白事陋习深刻反省而有所改革,反而日益严重,让外地人无法理解甚至笑话,对定安的文明形象有所影响。
  人们实在弄不明白,仍然忌讳白事的定安人,同样忌讳白事的石锦堂村,为何有那么多的人毫不忌讳地为逝者送葬,诚可谓怪事奇观。
  按照当地习惯,人死送葬以后三年立碑(死亡当年算一年)。在该墓主被丧葬三年后的1987年清明节,两块分别落款“琼海县万泉人民敬立”“石锦堂村民众 小学敬立”用以纪念其人的石碑,赫然立在墓主之墓的前头,更是让人大惑不解。
  那么,逝者是谁?是什么力量使那么多人情愿触犯根深蒂固的白事忌讳呢?琼海县万泉人民为什么要集体给其人立碑纪念呢?
  他,就是被当地人敬称为“老革命”“科道二爹”的革命贤哲吴科道。他为民请命,雄兴正气,亮节高风如海瑞;替国分忧,勇揭邪端,善言懿德似屈原。时人为之敬佩,乡亲为之骄傲,万泉部分士民得其拯救不死而感恩怀念,集体立碑以称褒。
  琼海县万泉人民所敬立的碑文是:“吴科道同志革命精神永存——竭忠竭诚坚强可敬;无私无畏,刚直不阿。”
  石锦堂村民众和小学所敬立的碑文是:“无私无畏的无产者吴科道同志千古!”

  

  



  琼海县万泉人民和石锦堂村民众、小学为吴科道所立的石碑。(在吴科道墓园)

  有关人士对吴科道超凡越俗的送葬和立碑,让时人大开眼界,被传为美谈佳话,传遍定安,传遍琼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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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02 17:41:32
  第一章
  正气熏陶
  儒风濡染


  天地有正气, 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 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 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 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 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 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 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 清操厉冰雪。
  或为出师表, 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 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 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 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 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 天柱赖以尊……

  —— [宋] 文天祥《正气歌》











  人之正气,是刚正、公直的浩然之气,是强健不息、厚徳载物的凛然之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志气。做人处世,一定要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题记

   
  第一节
  正德传家生浩气
  清勤继世起熏风

  公元1915年9月25日子夜,海南岛定安县龙门墟一间杂物店的后屋里,传来一位产妇阵阵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显得十分响亮,使在邻近居住的许多人难以入睡。
  与后屋只有十步开外的杂物店里,中等个子、三十岁出头的店主吴登瑛坐在长凳旁边,给蜷缩在长凳上的四岁儿子吴科逢拍背抚宥,八岁的女儿吴伯川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弯着腰坐在店里的矮凳上,用双手抱住身子,瞪着充满恐惧的眼睛,好像在思索什么。
  后屋的喊叫声突然消失,寂静了好一会儿。吴登瑛若有所思,坐不住了,站起来显得极为焦虑地走来走去。
  “娘——”吴科逢突然蹦起,欲往后屋奔去。
  “做啥?”吴登瑛赶紧将他拉住。
  “娘死了!我要看娘我要看娘——”吴科逢想挣脱奔往后屋。
  “坐下。没事没事!” 吴登瑛将科逢拽得更紧。
  “娘——”吴科逢走不了,急起来放声大哭。
  “哎哟——”后屋里产妇的喊声又起。
  吴科逢顿时安静下来,坐在长凳上凝神侧听。
  “咕哇咕哇……”一阵新生儿清脆的哭声从后屋飘出,让人心旷神怡。经历了许多艰难,又在许多期待之下,吴登瑛第三个孩子出生了。
  吴登瑛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激动,一阵风似地奔往后屋。吴科逢和吴伯川也紧随其后。
  “添丁添丁,恭喜吴家添丁!”接生婆从屋里走出,乐呵呵地向吴登瑛报喜。
  添丁,这对吴登瑛来说,确实是值得高兴的好事。
  吴登瑛原籍在定安县雷鸣乡文笔峰附近的石锦堂村,自幼被龙门墟经营杂货店的冯明章夫妇收养。吴登瑛的祖父吴学极只单传登瑛的父亲吴升定,虽说父亲生了哥哥吴登瑚和他兄弟两人,但吴登瑛被收养以后,本支在石锦堂村实际只有兄长吴登瑚,而兄长当时未有子嗣,使本支传宗接代显得相当乏力。因此,添丁对吴家来说,当然显得极为重要。
  吴登瑛热情谢过接生婆,进去抚慰妻子一番,走出庭院考虑了很久,给次子取名吴科道,取恪守道义、处事有道、主持公道之意,盼望儿子长大以后有所作为,能有出彩的人生道路,给吴族增光添彩。
  收养吴登瑛的冯明章夫妇在龙门墟经营杂货店半辈子,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就是没有子嗣,因此,经常在人前唉声叹气。石锦堂村吴升定与冯明章深交多年,忧其所忧,尽管自己子嗣不多,还是将次子吴登瑛给其收养。
  冯明章夫妇深受感动,对吴登瑛视为己出,疼爱有加,除了送其上学读书以外,注重其品德教育,使之知书达理,尤其是得以养成较好的人格,健康成长。

  

  吴科道出生地定安县龙门墟的部分街道

  吴登瑛较早懂得人情世故,对养父养母十分孝顺。一家三口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可惜冯明章夫妇俩给吴登瑛娶亲生下长女吴伯川不久,就双双患病卧床。幸得吴登瑛夫妇恪守孝道,尽心照顾,使之十分满足地走完人生旅程,临终前都对吴家充满感激之情,嘱咐吴登瑛必要时可变卖龙门产业,回家乡石锦堂村做家创业。
  此后吴登瑛在龙门墟接手经营杂货店,相继生了长子吴科鹏、次子吴科道、三子吴科运、次女吴英凤和四子吴科进,可谓人口较多,人丁兴旺。尽管家庭生活由于子女过多而日渐困难,但吴登瑛心里感到非常充实。
  生子不教如养猪。吴登瑛深谙其中道理,在念念不忘传宗接代的同时,坚持端正德行,诚正传家,时常引导孩子们追思列祖列宗的功德与恩情,力图让其从中受到有益的启发与教育,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逐步形成公正、正义、正直、正派的精神和风度。
  石锦堂村吴氏的入琼始祖为南宋吴霜,字永洁,原福建福清县六十一都缑山下村人。宋孝宗隆兴二年(甲申,1164年),时为大理寺评事的吴霜因不满朝廷失政误民,敢说敢当,向皇帝上书直言而被贬谪到琼州府担任澄迈县令。
  吴霜无怨无悔,怡然就任,显见其一身正气。
  他尽心恭职,爱民如子,公正廉明,政绩斐然,以正气良风赢得民心,致仕后依民意卜居于澄迈县衙的倘驿,逐渐形成倘村而瓜瓞绵绵。崇德尚贤,诚正清勤,也就成为吴族的传统风范。
  吴科道从懂事开始,不知多少次听爹爹讲霜公的正气懿行,对霜公敬佩之余,总会以正气自勉,决心长大以后以正气立身,堂堂正正做人,好好地报国惠民。
  吴登瑛觉得《三字经》和有些谚语不失为教育孩子涵养正气的好教材,在下功夫教孩子认字算数的同时,教他们读《三字经》和有关谚语,经常以“宁向直中取,不可曲中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身正不怕月影歪”“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不贪为宝”等有利涵养正气的谚语对孩子们实施教育。
  《三字经》和谚语都言简意赅,朗朗上口,使孩子们都感兴趣,吴家整日家中书声琅琅,惬意融融。吴登瑛因势利导,时不时组织孩子们进行背诵《三字经》和谚语比赛,讲述其中要义,让他们加深理解,并要求孩子们学用结合,在实际生活中涵养正气。
  吴登瑛深深地懂得,言教不如身教,因而坚持从我做起,以身作则,平日处事公道,买卖公平,以公正博得人们的普遍好评。
  吴登瑛的妻子陈氏贤惠端庄,为人醇正,也注意率先垂范,时时事事处处以榜样的力量影响孩子们。
  吴科道从小勤学善悟,秉性耿直,不但对《三字经》和谚语记忆最好,多次夺得家庭背诵《三字经》和谚语比赛第一名,而且每次理解最深,在做人处事中体现最好,每当看到不平之事,总会挺身而出,支持弱者。
  吴科道八岁之时,有一天在外面被人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被撕破,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吴登瑛见状,以为科道必定是做坏事被人惩罚,顿时火冒三丈,不由分说操起扫把就对他责打一通。
  “爹爹不正,打死也不服打死也不服——”吴科道显得愤激地大声喊叫,表示抗议。
  “你不惹事,人家怎会打你?惩罚你有啥不正?”吴登瑛更加恼火,举起扫把想继续责打。
  “你就不能先听他说说吗?说不定真的有啥枉屈呢!” 陈氏赶紧拦住,示意吴科道说明情况。
  原来,吴科道上街玩耍时看到四个约八九岁的男孩,正在殴打一位年龄相当的男孩。被打者大喊救命,在旁边围观的有很多成年人,就是没人出来解救。吴科道个子较小,自知解救不了,但逐步养成的正气使他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地上前劝架,说是不能以强欺弱,赢了也无啥光彩。
  谁知对方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责骂吴科道多管闲事,多嘴招打,转为对吴科道拳打脚踢,如果没有几位大伯赶到阻止,吴科道恐怕不能从容地走回家来。
  “爹,他们四人打一人,侬不该劝架吗?”科道申述完后哭问父亲。
  “应该应该,爹确实惩罚不正!”吴登瑛赶紧要来跌打药膏,一边心痛地给科道涂药,一边告诉他以后要注意保护自己。
  “侬也知那时劝架等于挨打,但看到他们几人围打一人,实在无法忍耐啊!”吴科道显得满腔义愤。
  “你做得对,讲正气就要从言行做起,做好自己的事,帮助更多的人。有强烈的正义感,坏人就会怕你三分。” 吴登瑛热情地鼓励科道。
  吴登瑛知道精神是生命的主宰,因为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精神不是被正义、志气、骨气所充实鼓舞,就是被俗气、恶气、邪气所迷惑驱使。精神上的正气是做人的立身之本。一个人活着要有志气、有骨气、气节。他尽管心疼科道劝架挨打,但暗喜儿子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勇气和爱心,认为这样对孩子提升品格十分重要。
  吴科道也从心底里佩服爹爹是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顾家、热心、正直、善良、有毅力,乐于助人。兄弟、朋友和邻居说起他爹,都会竖一下大拇指说那是个汉子。因此,他一直暗中向爹爹学习,自觉涵养正气,不断健全自己的人格。
  受家庭氛围的影响,吴登瑛几个孩子都充满正气,都爱打抱不平,乐于助人,被当地人称为“正气之家”。
  吴登瑛还经常给孩子们讲述列祖列宗艰苦创业、清勤继世的故事,努力培养其创业精神和良好习尚。
  吴氏五世祖邦用公穷不夺志,敢闯敢干,于元代初从澄迈倘村迁往定安县潭榄村开基创业,硕果累累,宗传一方;九世祖杰公于明永乐庚末年从定安县潭榄村迁往定安县雷鸣乡,驻扎在文笔峰附近的荒坡,披荆斩刺,奋力拓荒,创建了石锦堂村,事业大成,财丁兴旺。他还建祠于石锦堂外,一连三间大屋并两排横廊屋子,规模可观,时为吴氏九世小宗祠,成为当地吴姓兴旺的象征之一。
  吴科道每次听父亲讲述列祖列宗的创业史,都感到热血沸腾,联想到爹娘每天起早摸黑打理杂物店,任劳任怨,克勤克俭,艰苦持家,深有感触,决心长大以后奋发有为,好好地干事创业。
  吴登瑛由于孩子较多,负担较重,特别是养父养母死前治病留下一大笔债务,使他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以致除了长子吴科鹏得以上学以外,吴科道等达到上学年龄的子女,都未能上学读书。。
  吴科道从小喜欢看书,到了上学年龄未能上学,心里极为难受,但他体谅父母难处,没有流露出怨气情绪。不过,他从八岁开始,就借来小伙伴学完的课本坚持自学,不但懂得了日常用字,而且开始学写短文。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吴科道较早具有自理能力,做家务、带弟妹……稍大以后帮助爹娘进货、售货,不但成为爹娘的好帮手,而且逐步形成诚正、厚道的良好品格。
作者:恋衣的猪腰子 时间:2018-09-02 17:50:04
  :)
作者:钟爱今生 时间:2018-09-03 10: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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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03 20:39:05
  第二节
  推诚以立守忠义
  择善而居返故乡

  吴登瑛总结多年的人生经验与教训,深深地懂得做人处世不信不立,不诚不行。因此,他经常教育孩子们以诚立身。
  “诚信是人生路途中第一要义。福来源于诚信;祸莫大于无信。”他不厌其烦地对孩子们一再强调诚信的重要性。
  “只有种下诚信的苗,才能结出诚信的果。你一定要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回报。”他常常以因果关系对孩子启发教育。
  “诚信首先要做到内不欺已,外不欺人。”他对孩子们提出以诚立身的具体要求。
  “顾客实际是购买亻赤 (海南方言“我们”的意思)的诚实,亻赤 实际是出售亻赤 的名誉。亻赤 只有诚信经营,才能获得好声誉,把店子办好。”他时不时结合实际教育与引导孩子。
  ……
  为了强化教育,形成浓厚的诚信氛围,以利于孩子们诚信自励,吴登瑛在杂货店里适当张挂“以诚立身”“以诚树德”“买卖公平”“货真价实”等诚信条幅,适时更换,使诚信在店里常讲常新。
  在实际生活中,吴登瑛以高度诚信的实际行动为人师表。
  他远离假货,有假必赔,且以讲到做到的信用赢得顾客的普遍信任。
  他远离贪心,有时顾客的货物或钱币遗落在店里,他总是设法找到失主悉数归还,因而口碑越来越好。
  他坚守信用,承诺何时送货,即使是刮风下雨,也按时送到。
  吴登瑛靠诚信使杂货店得以有效经营,虽然赚不了什么大钱,但能获利养活全家八口人,实属不易。
  更为难得的是,吴登瑛的诚信教育尤其是诚信懿行,对孩子们形成良好的影响。吴科道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经常对友人谈及其父母以诚信处世的故事,尤其是父亲在台风之日按时给客户送米一事,对他教育最为深刻,终生难忘。
  那是吴科道十岁时夏末某日,从凌晨刮起的台风裹着暴雨一直肆虐不停,龙门墟一片汪洋,出行艰难。吴科道的父亲因要按约定的时间给王大伯送米,看到风雨不停,急得直跺脚。
  “爹,今日狂风暴雨不能送米,明日送去做个解释,相信王大伯不会责怪。您就别急了。”吴科道劝慰爹爹。
  “不!这是前天讲好的。王大伯明日要做孙子生日,做粉做粑用米较多,今早一定要给他送去30斤米。”
  “特殊情况下午送去不好吗?”吴科道不想爹爹顶风冒雨前去送米。
  “坚守信用,就按答应的时间送去。”父亲的语气显得十分坚决。
  吴科道知道爹爹将诚信视同生命,多说没用,赶紧与大哥一起将30斤米包好,给父亲绑在背上,三人都披上簑衣,在狂风暴雨中相挽着给两里开外的王大伯家送米。
  王大伯看到吴家父子三人在暴风雨里守信送米,十分感动,到处宣传。从此,吴科道家里的杂货店,被誉为“诚信货店”。
  按照当地习俗,大部分货店都在店中供奉一尊财神爷或观音菩萨的神像,早晚叩拜,祈求辅助发财,极为虔诚。
  吴登瑛从小崇拜以忠义著称的三国时期蜀国名将关羽,一向推崇忠义,所以在店中所供奉的是关公神像,既表示自己立志做忠义之人,又祈求通过经营结交忠义之人,在家中涵养忠义之气,努力打造忠义之家。
  关公是世人将去世后的关羽神化的人物形象,又称美髯公。历代朝廷对关公多有褒封,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三国演义》尊其为蜀国“五虎上将”之首,毛宗岗称其为《三国演义》“三绝”(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曹操:奸绝)之“义绝”。
  吴登瑛在家中大讲正气的同时,经常讲忠义之道。他教育孩子们做人要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忠诚,一定要保持忠心、忠良、忠厚。要坚持正义、公平、公正、公道,说忠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不忠不义之人是没有什么好结局的。
  “没有忠义之人,哪来传世之业?”这是吴登瑛经常对孩子们所说的一句话。
  “尽管忠义之人往往被误会、非议,甚至会蒙受陷害,但国家需要忠义之人,人民支持忠义之人,历史肯定忠义之人!”吴登英深知做忠义之人极不容易,甚至会付出性命的代价,但他对忠义情有独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成为忠义之人。
  吴科道兄弟四人得其教育,从小就自觉涵养正气,尊崇忠义,平日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其精神气质显得与众不同,识者都说这兄弟四人日后必定不负父望,成为勇于任事、甘于奉献、报国惠民的忠义之士。
  此外,吴登瑛给孩子们讲得较多的是崇善尚贤。希望他们始终心存善意,与人为善,行善积德,做有道德、有爱心、有才能的贤明之人。
  吴登瑛告诉孩子们,善与贤都不是学问,而是行为,与正气、忠义等美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不能光靠言语去说,而是要用实际行动去证明。
  吴登瑛知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更知道榜样力量的作用,因而始终坚持身教重于言教,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出门看到小孩摔倒,他必定上前将其扶起;看到老人行动不便,他总会挽扶一程;看见路上垃圾,他总会蹲下捡起;看到别人发生争执,总会出面调解一番……吴登瑛告诉孩子们,只要心有善念,愿做善事,随处都有需要你的地方。
  吴科道和兄弟姐妹们在父亲的教导下,都懂得崇善尚贤对人格修炼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也懂得行善其实是善待自己,因为每次帮人排忧解难之后,内心收获的远远不止一声感谢,内心的愉悦宁静对身心健康极为有利。因此,行善积德,争当贤者,逐渐成为吴科道和兄弟姐妹们的强烈意识和自觉行动。
  但是,吴登瑛进入壮年以后,有一事让他颇费脑筋,甚至感到不安。那是因为他觉得孩子们生长的环境不太理想。
  几十年来,吴登瑛一家一直靠杂货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不但难以摆脱贫困的窘境,而且由于没有田地耕作,孩子们都不懂农事劳作,整日与墟上的伙伴们混在一起,逐渐沾染一些小市民习气,甚至对农家孩子有所鄙视,对其人格培养极为不利。
  有一次,九岁的吴科运与邻近乡村一位小男孩吵架,其中一些对话深深地刺痛了吴登瑛敏感的神经。
  “村鳖村鳖村鳖——”吴科运一个劲地贬讥村里的孩子。
  “我村鳖有公祖烧香,有田园种这种那。你有吗?你是野鳖野鳖野鳖——”对方反唇相讥。
  “村鳖!”
  “野鳖!”
  为此,吴登瑛陷入深深的思考。他想,科运小小年纪,就如此鄙视农村,长大以后,肯定会更为严重。其他孩子对农村的感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联想到孩子们不经意间所流露出来唯利是图等小市民意识,使他感到孩子的生活坏境问题不容忽视。
  如何改善孩子们生活的坏境呢?吴登瑛不禁想起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
  中国古代被誉为亚圣的孟子小时候很贪玩,模仿性很强。孟子自幼失父,其母将家迁到靠近坟地的小墟居住。孟子常玩筑坟墓或学别人哭拜的游戏。孟母认为这样不好,就迁家到集市附近。孟子又模仿别人做生意和杀猪的游戏。孟母认为这个环境也不好,又迁家到学堂旁边。孟子就跟着学生们学习礼节和知识。孟母认为这才是孩子应该学习的,心里很高兴,就不再迁家了。
  吴登瑛认为,孟子后来之所以学有大成,行为人师,最终成为圣人,与孟母远见卓识,注重生活环境,为了孟子健康成长不辞劳苦,一再迁居关系极大。是故古往今来,择善而居者大有人在。
  “为了孩子,我也要择善而居。”吴登瑛暗下决心。
  但是,迁往何方,何处为善,又让吴登瑛大伤脑筋。
  他曾想到定安县城,也想到属于琼岛教育中心的府城地区,但觉得这样反而强化孩子轻视农村的意识,再说自己也没有经济能力。
  考虑再三,吴登瑛觉得还是迁回故乡石锦堂村比较理想。
  吴登瑛的养父养母比较开明,人也热情,在世时除了欢迎登瑛的父母和族亲到家里做客,每年石锦堂村军坡期都带吴登瑛回故乡与家人相聚,领略其乡土人情。养父养母逝世以后,吴登瑛携妻带子归里探亲更是常事。每次回乡,吴登瑛都被家人和乡亲们浓烈的亲情、热情所包围,总会为之久久的感动,久久的怀念,时常在梦境再现。
  有道是月是故乡明,人是乡亲好。多次归里探亲,吴登瑛的乡土感情益发浓厚,早就萌发迁回故里的意念。
  更使吴登瑛动心的是家乡的正气良风,如乡亲们处事公道,团结友爱;孩子们奋发向上,勤奋好学;村中的学校为地方一流,吸引了不少外地学生……
  当时,吴登瑛的原配里圯园陈氏早已逝世,续娶的黄岭王氏也已逝世,长女伯川已经出嫁龙门墟一户姓章的人家。吴科道等兄弟姐妹对家乡早就向往,一致支持父亲举家迁回家乡的决定,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吴科道14岁的1928年冬,吴登瑛变卖龙门墟的杂货店等资产后,带着七位子女回到故里雷鸣乡石锦堂村,开启新的创业征程。

  
  吴科道家乡石锦堂村的远景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04 23:11:13
  第三节
  崇德尚贤添正气
  兴庠重学沐儒风

  吴科道的家乡石锦堂村地处文笔峰西北方山脚两里处,共400多户,2000多人,是方圆数十里较大且单一姓氏的村庄。
  文笔峰海拔虽然只有180米,峰高100余米,但在广袤的平野拔地而起,如巨笔直插云霄,气势非凡。高大石柱后面的山体则像龟背,自古被视为“龙首龟背”的风水宝地。
  山上龟石嶙峋,错落有致,水火融岩,别具一格。曾有玄学大师称其阴阳相济,妙不可言,乃极为难得的吉祥格局。
  该山不但景色秀雅,如诗似画,而且有高人得仙,颇有仙韵。那些令人啧啧称奇的仙人洞、仙人大脚印、仙人手掌、仙人酒杯、仙人石、娘子房等奇观胜迹,显得空灵玄妙,灵性、灵气、灵动,灵之又灵。加上传说南宗五祖白玉蟾在山上羽化成仙,使之神话弥漫,仙气昭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正因为该山有罕见的奇观异景、仙气灵光,才有被唐懿宗定名“李家岭”、划为 “皇家苑圃”的辉煌历史。
  传说明朝中叶,对玄学颇有研究的广东按察司副使陈英听说李家岭玄妙无比,大感兴趣,专程登该山游览考察,觉得其格局妙不可言,琢磨一番后将其改名“文笔峰”,并按玄学精要有所措置,云此举有利于振兴文脉,造福一方。


  

  位于吴科道家乡石锦堂村东南方约两里处的“文笔峰”

  传说当时有玄学大师将此举称为极大善事,断言此后文笔峰“五十里内兴文脉,风生水起出人才。”
  说来奇怪,仅明清两代,定安县考中进士、举人者多达92人。其中,清代考取进士者从明代的两人,跃升为八人,有张岳崧与张钟彦、王映斗与王器成两对父子进士,尤其是张岳崧高中探花,为全岛唯一科举高中一甲者,连 都为之惊叹“何地无才”。史籍所载的“海南四大名人”丘浚、海瑞、王弘诲、张岳崧,除丘浚以外,其余三人均出生于定安,都在文笔峰方圆五十里之内。
  因此,文笔峰声名显赫,趋之者众。
  也许正因为这样,吴科道的九世祖吴杰为了争取较大的作为,为后代创造较大的福祉,才从人称风水较好的潭榄村,迁来文笔峰山下垦荒创业,成为石锦堂村的创村始祖。
  石锦堂村最早称“石根塘”,意为文笔巨石之根基,坚实而高显,与文笔峰相伴相生,相辅相成。
  后来,石根塘村人根据文笔峰秀石锦岩的特色,将其村名取别名“石锦堂”,新中国成立到人民公社以后,村人从简要起见,又将村名取别名“石锦”。但是,一直到现在,“石根塘”“石锦堂”的村名还在使用。
  毗邻文笔峰的石锦堂村,也许真的与灵峻的文笔峰相辅相成,各方面都显得出类拔萃,引人注目。
  该村民风淳朴,和谐正祥。村民崇德尚贤,修心向善,讲道德、讲正气、讲和谐,以善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生活习俗、待人接物以诚相待,淳厚朴实。人人敬老爱幼,和睦相处,待客如宾,童叟无欺。村中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全村形成了明德惟馨、见贤思齐、以德服人的浓厚氛围,显得气正风清,使人如沐春风,让人从中看到了最为难得的真善美。
  村民崇尚儒风,村里翰墨飘香。不少村民喜欢读书,不乏书香世家,也不乏善写会算、吟诗作对的人才,时不时响起琅琅书声和琼剧唱段,使整个村子充满了儒风气息,具有文化名庄温文尔雅的风貌,催人向学,令人奋进。
  石锦堂村与明代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的家乡龙梅村同属一条龙脉,相距不到六里。明代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时辖于定安县东乡李家都的石根塘村广大村民,响应王弘诲关于盟约护乡的倡议,派代表在龙梅村签订了《李家都联防护乡民约》,规定所有乡民都要崇德向善,远离恶习;所有青壮年都要学点防身功夫,村村都要请人教习防守之法。尤其是村与村之间要互相支持,做到一村遭劫,数村救援,其他较远村庄看到求援的紧急信号之后,必须结集青壮年火急救援……
  此后石根塘村与其他参与盟约的诸多乡村一样,在大兴儒风的同时,组织青壮者习武护乡,多次成功抗匪擒贼,对保持地方稳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崇文尚武良风,一直保持到现在。
  传说陈英当年将“李家岭”更名为“文笔峰”之时,曾预言灵秀的文笔峰不只大兴文脉,催生学人,其挺拔的虎石将开引正气,使方圆五十里内催生诚正之士,大兴守正之风,甚至会出现惊世骇俗的刚正异士。果然有所灵验,明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文笔峰西南方不到五十里处辖于定安县新三图的石硖村,出生了若干年后以刚正不阿、敢于置棺上疏、为民请命而名震九州的一代骨鲠之臣——海瑞。
  也许受海瑞正气影响,抑或文笔峰的开引作用,自古以来石锦堂村充满正气,涌现了一大批诚正之人。其中,在吴科道全家迁回家乡前七年的民国十一年(壬戌,1922年)六月,为民捐躯的一代乡贤吴文虎,最让吴科道敬佩和感动。
  吴文虎,属于石锦堂村吴氏第二十三代,字子刚,榜名赞勋,清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生。文虎家庭贫困,但穷不夺志,以苦志、苦读、苦煎笑对苦况,学有所成,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模范中学,刻苦钻研,学问精深。毕业后历任定安县官立高等小学校校长、琼崖道视学、琼崖善后公署军法科科长、昌江县代理知事(县长)等职,尽职尽责,卓有建树。
  他身材魁梧,声如洪钟,目光四射,不怒而威,不但热心公益,发起创建定安县吴氏宗祠于定安县城,而且嫉恶如仇,一身正气,为了大众利益,敢作敢当,遭歹徒怀恨而暗杀,年仅42岁。
  吴文虎等乡贤的正气良风,对吴科道诚正人格的形成,无疑发挥了的十分重要的作用。
  更让吴科道感到振奋、骄傲,对其人生影响更大的是石锦堂村正义昭彰的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
  随着1927年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国人普遍认识到国民党的诸多弊端,认定该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导向正确、一心为民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1928年初,充满正气的石锦堂村也秘密建立了中共党的支部,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29年,吴科道归里伊始,就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弘扬正义!”“大兴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解放劳苦大众!”等宣传革命的新潮口号所吸引,一些革命同志充满激情的宣传讲话,使他感到热血沸腾,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虽然年仅14岁,不理解革命的真正含义,但革命同志的正气、激情、诚意,使他印象深刻,尤其是那些令人振奋的革命口号,深深地印记在脑海里,永世不忘。
  当时,村民生活比较困苦,但每当有中共地下党革命同志前来宣讲革命,总会有人热情地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吴科道的父亲素来崇尚正义,热情好客,接待革命同志次数最多。对此,吴科道感到奇怪,在家里第一次接待革命同志之后,便问其父亲。
  “爹,这些人是咱家的亲戚吗?”吴科道知道他家亲戚不多。
  “这些人诚正忠义,一心为民,比亲戚还亲。”吴登瑛生怕科道不懂,一字一顿地强调“诚正忠义,一心为民”。
  “哦?”吴科道毕竟年少,不太明白。
  “就是说这些人为人正气,为大众做事,深得人心,被大家当作亲人看待……” 吴登瑛耐心地对儿子解释一番。
  “爹,侬懂了,正气、为大众做事的人就是好人!”聪明伶俐的吴科道对此做出较好的概括。
  “对!你日后一定要讲正气,尽力为大众做事。”吴登瑛不失时机地因势利导,对儿子灌输进步思想。
  吴科道是在举家迁回家乡石锦堂村之后,才开始在村里民雅高等小学上学读书的。
  民雅小学虽然属于私立学校,但由于师资力量较强,学风优良,在雷鸣乡一带久负盛名,求学者众,桃李芬芳。其中,有四人从这里起步,继续努力,傲然迈入当时著名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石锦堂村人普遍以办学出色的民雅小学为荣,倍加尊师重教,对待学校的先生不但十分尊敬,而且当作亲人看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送一些给先生以示奖赏。
  吴科道得以入学读书,如鱼得水,十分刻苦。由于他自学多年,基础较好,学习成绩总是在班中名列前茅。
  中共地下党革命同志善于抓住民雅小学这一教育阵地,经常到学校给教师和学生们讲革命道理,教学生们唱一些革命歌曲或民谣,使石锦堂村革命气氛日益浓厚。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吴科道迁回家乡以后,得到正气和儒风的熏陶,加上在学校中经常接受革命教育,思想比较进步,充满正义感和进取精神,立志为救国救民而读书,对其形成一心为民的高尚品格、走上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钟爱今生 时间:2018-09-04 23:19:42
  追读
作者:朝闻道a2011 时间:2018-09-05 11:05:17
  秦制下难出秉持社会公道的忠贤,而多出愚贤,即是死心塌地为主子服务的所谓忠臣。
作者:星河钓客 时间:2018-09-06 07:54:13
  好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06 20:45:22
  第二章
  一心报国
  立志为民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宋]文天祥《正气歌》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追求、目标和理想。但不同的人所立的志向、所抱的理想各有不同。吴科道志存高远,一心报国,立志为民,对其人生影响极大。
  ——题记
   
  第四节
  读书救国豪情壮
  立志为民锐气浓

  1934年9月,吴科道以优异成绩考取定安县最有名的定安中学初中部。同时考上该校的还有村里比他小两岁的同宗侄辈吴忠(谈镦)。该村宗亲们引以为荣,纷纷上门表示祝贺。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能考取定安中学的,都属于优秀学生,都有远大的志向,蓝色的梦想。
  时年19岁的吴科道虽然只是中等个子,但身材匀称,皮肤白皙。一张国字脸上天庭饱满,浓黑的剑眉下朗目炯炯,又高又直的鼻梁引人注目,加上下巴棱角分明,声如洪钟,显得神采奕奕,英姿勃勃,更不乏雄心壮志,锐气豪情。
  吴科道着意锻炼自己,徒步30多里上学与回家。每次回家都要挑着担子赶回学校,里头装着能够吃上半个月的米粮、咸菜和萝卜干,还有干柴等生活用品。因为那时候定安中学没有集体食堂,每天放学以后,学生们得用石头搭灶自己煮饭做菜。
  毗邻定安文庙的定安中学于1926年9月由时任中共定安县特别支部委员张亮(又名张新泰,琼州唯一探花郎张岳崧第四代孙,1926年12月接任中共定安县特别支部书记)组织,与琼崖著名民主人士王集吾等六人一起在“尚友书院”(明代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创办)的基础上创办。当时,全县劣绅对张亮等人筹办定安中学组织围攻,许多共事者纷纷惊逃,只有张亮、王集吾等六人坚持到底,终于成功创办定安中学。张亮曾就此作诗《创办定中》。诗云:

  全县劣绅如聚蚊,
  逐钱出县议纷纷。
  雄心吓退千夫指,
  创办定中开学门。

  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坚持办定安中学七次迁址、于1945年10月分别从保亭县乘坡(今属琼中县)和定安高林村定安中学分校迁回复校的定安中学原校长王衍祜,晚年曾撰文回忆当时的定安中学,不乏溢美之词:“校舍位于县城南门一隅,远离闹区,环境清幽,西边与文庙毗连,宫墙数仞,气象庄严,美富所藏,时堪瞻仰,况复青葱林木,足动菁莪榆朴之思,幽雅风光,最宜讲艺论文之地。”
  当时的定安中学不但师资力量雄厚,学风优良,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共定安县第一个支部就建立在定安中学。中共党员、第一任校长黄云超为革命光荣牺牲。受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定安中学不少师生倾向革命、支持革命。
  1927年3月,新任定安县长黄梦麟在前任县长已经提前征收两年钱粮的情况下,策谋再提前征收第三年钱粮。在以张亮为书记的中共定安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时任定安中学教务主任王集吾亲自起草《告全县人民书》,号召民众予以抵制。张亮、王集吾等革命同志立即组织定安中学首届两班学生及进步人士深入雷鸣、平和、龙州等地广为宣传发动,组织近千名民众在县城召开公民大会,由张亮、王集吾等人在会上揭露国民党县府提前征收三年钱粮的恶行。全县公民立即包围了定安县府,打倒贪官县长黄梦麟的喊声响遍定城,震动全岛,迫使黄梦麟当众宣布取消提前征收钱粮的决定后弃官离去。
  定安中学的历届学子志存高远、奋发进取,认认真真地学做人、学知识、学做事,都学有所成,出来以后都有所作为,一定程度为母校争光。
  吴科道为能进入这样一个既充满儒风,又不乏正气的学校读书,感到光荣与骄傲,不禁激情勃发,欣唱高腔。
  但是,从上面传来旨在解救劳苦大众的中央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开始长征的负面消息,使素来忧国忧民的吴科道忧心忡忡。加上琼崖革命经过1932年国民党警卫旅长陈汉光率部进行的第二次大“围剿”,中共琼崖各级党政组织大部分解体,使琼崖革命处于低潮,吴科道不禁为之忧虑。
  “这样下去,中国怎么办?民众怎么办?”科道禁不住忧国忧民。
  “国民党不少人白天是兵,晚上是贼,干尽了坏事,丧失民心,一定要尽早将其推翻。”吴科道极为痛恨国民党。
  当然,吴科道也想到自己的责任。救国救民,我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必须为救 国 救 民 而 刻 苦读 书 。” 吴科道懂得救亡图存,必须刻 苦读书。
  血气方刚的吴科道冷静下来,笔走龙蛇,写下“为救国救民而刻苦读书”的座右铭,以资自励。
  吴科道从高从严要求自己,学习相当刻苦,成绩优良,尤其是有意识地坚持写日记,使写作能力不断增强,其作文多次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室的“学习园地”张贴。他书写工整,多思善辩,毛笔字和口才在全校属于一流。
  1937年7月,琼崖统一进行初中毕业会考,吴科道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时为全岛最高学府的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
  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的前身是久负盛名的“琼台书院”。该校历史辉煌,令人骄傲。在科举时代,琼台书院培养出十多名进士和众多举人,教化生徒万余人。流传海内外的“搜书院”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一直以来,弘扬正气、传承文化、培养人才、开启民智的琼台精神;教有大就、学有大成的琼台教育,以独特且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饮誉南疆,培养诸多士子成为思想先进、学识渊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精英,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琼崖俊彦的端雅儒风。
  继往开来,创新发展。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大力弘扬琼台精神,大力发展琼台教育,推陈出新,成就斐然。这里是琼崖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地方;琼崖成立的第一个中共支部成员大多数是琼台师生;琼崖革命早期主要领导人王文明、杨善集、冯平等革命先辈都曾在琼台学习过;不少社会名流、学界精英、军界名将也是琼台学子,使之显见正气弥漫,儒风昭彰,人才辈出,赞誉日增。

  

  吴科道曾就读过的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的前身“琼台书院

  思想敏锐、学有所成的吴科道研史悟道,审视时局,觉得在讲正气、重学识、出人才的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读书,是自己力图读书救国的最好选择。因此,他为救国救民而刻苦读书的决心更大,劲头更足,专心听讲,刻苦钻研,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尤其是喜欢写作,坚持写日记的好习惯,写作能力较为突出,每次作文比赛都榜上有名。有人认为这缘于灵崚的文笔峰暗中辅助,说什么“靠近文笔峰,文笔总称雄。”
  其实,这缘于吴科道勤学苦练。不知多少次,师生们上街看戏,吴科道却孤身一人在课室学习;每周周末,吴科道不给自己放假,依然坚持看书学习。正所谓“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来。”
  但是,吴科道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忧国忧民,关心时局,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救国救民革命事业情有独钟,十分关注。
  自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以来,国人尤其是政党对青年学生集合成事的能量不敢小视。因此,国民党当局的许多政要,都经常到各校讲“大局”,讲“稳定”,要求广大青年学生支持当局,维护他们的统治。
  共产党组织当然不会就此保持沉默,也时常派员深入各类学校讲仁德正义,讲一致抗日,讲救国救民,动员广大师生觉醒、奋起,为救国救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有不少教师是共产党员,他们每次上课或平时接触学生,必讲共产党为国为民的进步主张,必讲奋起反抗、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道理,引导广大学生弘扬正气,团结一致救国救民。
  吴科道早就倾向革命,每次对革命同志的宣讲都引起强烈的共鸣,革命的意识日益强烈,读书救国救民的热情不断高涨。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紧接着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吴科道为之振奋,觉得中华复兴大有希望。尤其是当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寇,首战告捷,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一千余人,击毁日军汽车一百余辆,为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灭日军的一个重大胜利,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
  “什么‘皇军不可战胜’,放小日本的狗屁!在神勇的八路军面前,不是一败涂地吗?”吴科道扬眉吐气,精神焕发。
  “事在人为。在无私无畏、敢做敢当的共产党人眼里,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和困难,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吴科道对致力救国救民的中国共产党至为敬佩,无限向往。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国救民。此生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为党和人民做点贡献,誓不为人!”吴科道在心底里暗暗发誓。
  1937年10月初某日傍晚,吴科道在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位姓王的国文老师家里,有幸参加五位老师和琼崖知名民主人士王集吾先生的聚会,席间大家所讨论的抗日问题,使吴科道产生强烈的共鸣,对其投身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王集吾与吴科道同属雷鸣乡,生于1880年6月,为雷鸣乡排溪村人,族名伯瑞,学名恩荣。他幼年母逝,家庭贫穷,但穷不夺志,苦读而学有大成,于1905年以成绩优异被选拔为广东第一名拔贡,名震一时。因当年清廷废除了行之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拔贡,与科考失之交臂。后经朝廷特许,1909年初,由两广总督、广东布政使司、广东提学使司给王集吾授予“拔进士”的匾额。
  原来,随着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9月22日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以后,一直关心琼崖的时任福建省连城县县长王集吾对琼崖时局更为关注,得知琼崖国民党当局对国共合作抗日思想抵触,甚至秘密逮捕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不禁为之焦急,于当年底毅然辞职回乡参加抗日,想通过自己的特殊影响,尽快促成琼崖国共抗日统一战线。
  王集吾知道当年琼州府学的几位同窗在此校任教且思想进步,便顺道上门拜访,交流思想。在交谈中得知在此读书的雷鸣学子吴科道不但才学出色,而且极有正气,遂欣然请其聚会。
  早在就读小学之时,吴科道就听父亲讲过王集吾小时候因家穷吃蒌芯、喝沟水上学读书的故事,还随父亲到排溪村王氏宗祠看过王集吾“拔进士”的匾额,对王集吾先生极为崇拜。这次有幸当面聆听他和各位老师的高见,使他感到十分荣幸。
  “老同学为了抗日救国,毅然放弃高官厚禄,令人敬佩。”一位文昌口音的老师对王集吾论起拇指。
  “日寇横行,国将不国。作为堂堂的华夏子孙,岂能贪图富贵,任其蹂躏?”王集吾显得慷慨激昂。
  “王兄虽为民主人士,尚能如此热心救国。我等曾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相比之下,惭愧至极!” 一位琼东口音的老师说完低下头去。
  “诶,话不能这样说。说句心里话,我敬服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光明磊落,都是值得骄傲的中华精英,因而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冯白驹同志对我说还是保持民主人士身份好,这样可以更好地为共产党说话办事。”王集吾显得有点失落。
  “对!我看琼崖这次国共合作抗日,有赖王兄以特殊身份从中斡旋。”姓王的老师语气中充满期盼。
  王集吾等几位老同学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日问题你一句、我一句谈了很久。其深厚的爱国爱民情怀溢于言表,使吴科道深受教育,深受鼓舞。其投身革命、要求入党的愿望更为迫切。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吴科道倾向革命也好,追随中国共产党也罢,都没想过要当官,更没想过要出名,只是在凭自己的良知和良心评判良恶,择善而从,只是想为国为民有所贡献。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07 08:47:27
  第五节
  闻敌侵华燃怒火
  投身抗日见奇情

  就在吴科道为救国救民而刻苦读书之时,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不满足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狼子野心,正在图谋全面侵华。
  1937年7月7日,野蛮至极的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北平西南部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中国军民为了保家卫国,奋起抵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爆发,惨案不断。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日军的势力由北往南不断扩展蔓延,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生灵涂炭。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开启了淞沪会战。到了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上海,在南京市放火连烧九日,军民死伤无数。上海5255家中国工厂被其霸占,损失超过八亿元。
  12月13日,日军攻下中华民国首都南京,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六周内烧杀淫掠,杀死三十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烧毁南京三分之一的房屋,造成了城内几乎无中国人的惊人局面。
  日军在攻打民国首都的同时,也将侵略的脚步踏向南方。
  1938年10月21日,日寇攻陷广州。
  本来,日军此后可以一鼓作气进攻海南岛。由于其军事力量的不足和国际政治上的空前孤立,被迫开始转入对华的持久战争,因而放缓对海南岛的进攻。
  日本人对海南岛的侵占,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日军希望通过占领海南岛,从切断中国抗战的海上运输线入手,达到其扼杀中国抗战的目的。企图通过掠夺海南岛的热带及矿产资源,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同时,也力求通过他们对海南岛的经营,使其成为日军进一步“南进”的战略基地。基于以上原因,日军对海南岛的侵占策划时间很长。
  1938年9月,与吴科道同村同时考取定安中学的吴忠经过一年时间的刻苦补习,也考取了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
  在石锦堂村吴族,吴科道为第23代,吴忠为第24代。吴忠按辈份(叔辈)称科道为“二爹”。
  “吴忠,你日后就称我‘学兄’算了,不要再称‘二爹’。”科道非常高兴,拍了拍吴忠肩膀,拉着他的手一起到操场散步。
  “学兄气质非凡,学识也深。能与学兄一起学习切磋,实在是三生有幸。”吴忠显得极为真诚。
  “可惜时局混乱,恐怕咱两在一起学习切磋的时间不会太多。”吴科道显得有点遗憾。
  “这话怎讲?” 吴忠感到奇怪。
  “日寇已经侵占多半个中国,估计不久就会入侵琼崖。我打算过些日子弃学从戎,参加抗日救亡。” 吴科道变得严肃起来。
  “如果日寇真的入侵,这书肯定读不了。我也跟你一起参加抗日救亡。”吴忠也一脸严肃。
  “好!咱两同心抗日,同生共死!”吴科道紧紧握住吴忠的双手,久久不放。
  1939年1月13日,日本的御前会议决定进攻海南岛,1月19日,分别向陆、海军下达进攻命令。
  一位名叫吉田昭彦的日本人曾对攻占海南岛的战略意图作过如下论述:“关于海南岛攻略作战,我的结论是,这表面上不过是支那事变中的一次作战行动,但日本海军的真实意图,首先,在于填补重要却尚未占有的据点,以适应构想中的对英作战的需要;其次,是在‘南进’思想不断高涨中,为实现‘南进’目标而取得前进基地。”
  当月,在日本侵略者开始进攻海南岛的隆隆炮火中,吴科道和吴忠拍案而起,决定弃学从戎。适逢中共定安县工作委员会民运干事王平前来学校动员学生参加抗日工作,吴科道和吴忠毫不犹豫地弃学随之而去,开始了雄壮的革命生涯。
  1939年2月10日凌晨3时,由日本陆军少将饭田祥二郎率领的日军台湾混成旅团主力,集结于澄迈湾,在海军舰艇的护送和空军飞机的掩护下,分成左右两翼,开始侵琼登陆。
  左翼部队在凌晨2时50分在位于海口西北角的天尾港至荣山寮之间的海岸开始登陆。右翼部队于3时5分也在海口白沙门一带海岸开始登陆。海军方面日军在其航空兵的掩护下,开始扫清通往海口的水道,其一部于正午11时在琼崖海关前登陆。海上的日军舰队及航空兵则在上午10时45分对海口西部的秀英炮台进行了压制性炮击。虽遭到中方炮台的还击,但没有给日军造成损失。
  日军强行登陆后分五路进攻:一路由天尾港沿海岸向秀英码头进犯;一路直奔长流经沿海公路向海口进犯;一路向文降村、国典村、道堂石山进发,抵达火山口之后又分两路侵犯:一路经国穴村、五原桥、业李村向海口进犯,一路则经施荣、永兴向府城进犯。
  面对日军的疯狂攻占,当时的中共琼崖武装队伍积极配合国民党保安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府城的甘蔗园一带,吴科道和吴忠等一批新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在王平等共产党人的指挥下,积极配合保安团龙驹部第二营王武华部奋勇阻击日军。
  吴科道和吴忠等青年起初只负责输送弹药、粮食等支前工作。王武华看到他们年轻力壮,要他们参加战斗,并安排一位老兵即时教导持枪瞄准、射击、投手榴弹等战斗要领。
  战斗打响后,我方利用有利地形,分多角度阻击日军,使之曾混乱一时。
  吴科道能够参加阻击日寇第一仗,感到很荣幸,也感到很振奋。
  日军稍为休整后集中重机枪、轻机枪对我方猛烈扫射,杀伤力十分惊人。我方伤亡惨重,有两位与科道和吴忠一起参加抗日的青年当场牺牲。指挥者深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抵抗等于送死,不得不下令撤退。


  

  吴科道参加海南军队阻击日寇第一仗所在地的海口甘蔗园一带

  其他在大英山等地阻击日军的我方部队,因为人数及武器火力上与日军存在巨大悬殊,也阻拦不住日军进犯的脚步。
  没有受到更多阻挡的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在半天的时间内,海口、府城多地相继失守。当天中午12时40分,日兵侵入了骑楼,整个海口城彻底沦陷。
  吴科道等人撤退之时,谁都慌不择路,拼命奔窜。他跑到南渡江边时,听到枪声越来越远,才放心地靠在一棵树头歇息。
  他心里乱哄哄的,对日后如何参与抗日,如何找革命队伍,心中茫然。
  “一定要设法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参与抗日斗争。”吴科道在迷茫之中想到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心中豁然开朗。
  “家乡石锦堂村一直是共产党活动的地方,回乡必定能找到党的组织。”吴科道顿时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先前的疲惫一扫而光。
  于是,他不再彷徨,跳起来直奔家乡。
  由于吴科道的家乡石锦堂村在全县较早成立中共支部,且是较大的村庄,经过多年宣传教育,倾向革命的村民不少,所以在吴科道回乡的第三天,时任中共定安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莫少波和民运干事王平就赶来石锦堂村,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劫后重逢,感慨万端。吴科道与王平紧紧拥抱,向莫少波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莫少波对吴科道弃学抗日,尤其是在阻击日军入琼战斗中的勇敢表现充分肯定,说中国共产党就需要这样的热血青年,只要继续努力,一定能实现自已的愿望。
  吴科道表示接受党组织的考验,要求莫少波给予安排具体工作,说只要是党的需要,哪怕是上刀山、入火海也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莫少波指示吴科道就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抗日,尽可能组织起能打硬战的武装队伍,以保证坚强有力地打击日本鬼子。
  从此,吴科道走村窜户,发动群众参与抗日,收集粮食支持琼崖游击队。
  他知道抗日相当危险,极有可能要付出性命的代价。要说服群众参与抗日,首先要动员自己的家人带头参加,以榜样的力量带动群众。
  于是,吴科道动员时年27岁的大哥吴科逢和22岁的三弟吴科运参加抗日,连年仅15岁的四弟吴科进,也被他动员参加进来。
  经过吴科道和中共党组织有关人员的宣传发动,石锦堂村吴谈钧、吴克川等进步青年都积极参加抗日工作。
  吴科道知道抗击日寇不能坐而论道,必须练就过硬的本领。于是,他和一批有志参与抗日的青壮年集中在设在村中吴行谦家里的练武场参加武术训练。大家从基本功练起,穿铁鞋跳跃,学越高墙,学习瞄准射击,练习拳脚功夫。每天,大家都勤学苦练,大有收获。
  据说生吞猫眼可以明目夜行,为了进一步提高杀敌本领,吴科道强忍恶心呕吐,与吴行谦、吴谈镇一起生吞了十余只猫的眼睛。
  此外,吴科道与青年们学唱了一些抗日歌曲,不断增强抗日斗志。
  吴科道自从当月10日与吴忠在府城甘蔗园一带阻击日军撤退时走散以后,
  一直没有吴忠的消息,以为他凶多吉少,心里十分难过。每当吴忠家人问及其去向,他都含糊其词,使其家人有所误会。十月下旬某日, 吴忠回到村里,让科道深感欣慰,也是一番拥抱,久久不放。
  原来吴忠将一位被日寇机枪打伤小腿的战友背离战场后藏在一位郎中家中治疗,待其家人接走后才得以归乡。
  1939年4月29日,驻定安县城的日军坂田混成旅团官兵从驻地出动三辆装甲车,取道金鸡岭、复文(今富文)、龙门一带,企图进犯翰林乡摧毁琼崖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机关“琼崖战时党政处”。日军装甲车到龙门后因故调头向雷鸣方向前进。
  定安县游击后备第一大队队长王志法(雷鸣乡南曲村人)提前得到日军装甲车返程要经过雷鸣墟的情报后部署伏击。他来到石锦堂村找到吴科道等人,约定分三路在雷鸣墟北边“双人墓”旁边伏击日军装甲车,志在重挫日寇锐气。
  根据地形,大家决定第一路由雷鸣乡南曲村游击队员埋伏在离定雷公路较近的“双人墓”旁边即定雷公路西侧伏击,负责炸毁日军装甲车;第二路由雷鸣乡石锦堂村游击队员埋伏在定雷路东侧田坎以火力牵制;第三路由雷鸣乡南曲村游击队员埋伏在“双人墓”西南方约两里处负责接应。
  下午四时,三辆日军装甲车先后驶了过来,后一辆装甲车进入射击圈时,随着游击队小队长王会祿一声令下,埋伏在“双人墓”旁边的12名游击队员一齐向装甲车开火、抛手榴弹,打死了几名鬼子兵。埋伏在定雷路东侧田坎的10名石锦堂村游击队员也向日军开火牵制。
  日兵赶快用机枪向两处扫射。在其他游击队员的火力掩护下,王会祿亲自带领六名游击队员快速向日军装甲车滚爬过去,争取将其炸毁。
  但是,由于日兵的机关枪火力太猛,游击队小队长王会祿中弹牺牲,队员王成祥肩部负伤。其他队员不得不赶快撤退。
  石锦堂的抗日民团埋伏地点离公路较远,步枪射击作用不大,加上日军前头两辆装甲车都火速转回合击,火力更猛。吴科道觉得坚持下去伤亡更大,便指挥大家赶快撤离。
  这次战斗,虽然游击队有所伤亡,但为全岛地方民团抗击日寇第一枪,意义极为重大。后来,国军琼崖守备司令、陆军上将王毅在1946年春为“雷鸣乡抗倭殉国官兵纪念碑”撰文时,赞誉“雷鸣市一役”是“我琼地方团队抗倭殉国此其第一声也。”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09 12:22:48
  第六节
  国民意识彰宏志
  县长心思系庶生

  吴科道有强烈的国民意识,以国为重,以民为大,始终体现出极为深厚的爱国爱民情怀。
  他深刻地认识到,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品德。爱国主义是一种深厚的感情,一种对于自己生长的国土和民族所怀有的深切的依恋之情。这种感情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千百年的凝聚,无数次的激发,最终被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所认同,升华为爱国意识,因而它又是一种道德力量,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面对时代在变、世道在变,吴科道深刻思考后认识到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是济世育仁、以民为大的历史使命。
  吴科道之所以毅然弃学从戎,不怕牺牲,完全是为了抗日救国,保邦安民。这正是他爱国爱民的最好的诠释。
  吴科道敏锐地看出,国民党当局虽然迫于日寇入侵和舆论压力,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的进步主张,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但他们骨子里总想消灭共产党,实际上存在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错误倾向。琼崖国民党当局也存在这种错误倾向,从其完全不顾国共合作的大局,继续清剿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可见一斑。
  1937年6月,中共琼崖特委与中央南方临时工委取得联系,冯白驹得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于当年10月初某日亲自上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被特务大队秘密逮捕。琼崖各界人士呼吁无条件将其释放毫无效果,后经周恩来与蒋介石交涉,冯白驹才于11月下旬得以获释。
  王集吾先生返琼后了解到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琼崖办事处秘书王伦如(定安县雷鸣乡南曲村人)对琼崖国共合作阻力较大,加上其儿子王志发为定安县游击后备第一大队队长,一定程度影响当局决策,便主动找王伦如沟通协调,并通过思想进步的王志发做其父亲工作,从而促使琼崖抗日统一战线于1939年2月10日宣告成立。 
  随后,根据中共琼崖特委的建议,经国共双方协商,于1939年2月21日在定安县翰林乡成立了琼崖统一战时政治工作机关——“琼崖战时党政处”。党政处由两党派员组成,邀请各方开明人士参加,由琼崖国民党守备司令王毅兼任处长。中共琼崖特委派出具有丰富政治工作经验的王业熹、王均、刘秋菊(女)、韩庆华(女)等到党政处具体负责组织、民运以及军队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并极力推荐知名民主人士王集吾担任秘书。根据王集吾先生推荐,党政处不久后还聘请毕业于中央大学的黄世谨(琼山县东山乡县苍源村人)从事文书工作。
  吴科道特别关注琼崖国共合作,通过王集吾和黄世谨了解到琼崖国共合作因人而异。前段不错,后来糟糕,因而深深地为之担忧。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能够以大局为重,诚意与中共合作,支持琼崖红军正式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王毅遵守信用,在其掌权时期,始终按协议书的要求,照常供给独立队需要的军饷和其他军需物资。对此,有的国民党官员却把王毅请中共琼崖特委派政工人员到党政处工作视为“请鬼探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王毅发给独立队军需物资视为“反水”“容共”之行为。而当时的王毅并没有因部下非议等压力而收回原有主张,指出国共合作是大局,南京国民党政府也这样强调。他还比较自信地说,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顾全大局,为了一致抗日。当时的王毅基本上说到做到,使在党政处工作的同志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但是,1939年6月,反共顽固派吴道南担任琼崖行政督察公署专员以后,架空王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琼崖国共合作形势急转直下。8月10日,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总团长符克和琼山县参议员韦义光(中共党员)到翰林同琼崖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吴道南、守备司令王毅商议加强合作抗战及抗战物资分配事宜,却被吴道南当夜派人押到附近的下坡桥草岭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符•韦血案”。
  王集吾知道后怒气冲冲地诘责吴道南,痛骂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抗日联盟,找到时任中共琼崖特委常委冯白驹,报告吴道南罪行后对冯白驹说:“冯同志,给我一支枪,我跟你上山。”
  冯白驹对一身正气的王集吾称赞有加,但还是认为他留在对方对共产党帮助更大。
  吴科道通过王集吾和黄世谨了解到有关内情之后,既对王集吾一心为国为民的精神倍加钦佩,又觉得国民党当局根本不顾国家利益,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必须严加防范,因而建议王集吾利用其特殊身份,尽可能多些了解国民党当局的政治与军事动向,提醒中共琼崖特委冯白驹等领导同志严密防备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阴谋,得到王集吾先生的赞同。
  参加雷鸣墟伏击日军装甲车战役之后,吴科道和吴忠继续留在石锦堂村组织练武,动员青年参加抗日及组织物资支前,表现积极,于1940年5月一起由时任中共定安县工作委员会书记莫少波和定安县一区宣传委员王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中旬,吴科道得知时任琼崖战时党政处秘书王集吾带领党政处文书黄世谨等人住在雷鸣乡美染村,便急不可待地赶到该村,在进步人士蒙传益家里拜见并与之谈论琼崖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吴科道许多独到的见解,让王集吾和黄世谨深受启发。
  适逢时任代理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来定安县指导工作,住在雷鸣乡三口坡村。王集吾即与黄世谨、吴科道、王俊才等人到该村找到冯白驹。王集吾向冯白驹详细报告国民党当局的有关内情,提醒他要小心防备琼崖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情真意切,让冯白驹深受感动。

  

  吴科道第一次拜见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的所在地雷鸣乡三口坡村

  石锦村1941年春节祭祀宗祠之后,村里数十名热血青年怀着抗日救国的共同志向,分头出去参加抗日工作。吴文柏、吴谈铨等七人偷越日寇封锁线,渡海到贵州省独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深造。吴科道和四弟吴科进及吴忠、吴谈钧等多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吴科道的大哥吴科鹏、三弟吴科运则就地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民运斗争。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时,吴科道已经27岁,大哥和三弟早已结婚生子,他却以事业为由一推再推,让父亲十分生气。
  按照地方风俗,吴科道年幼时由父母给其与定安县龙门墟一位姓彭的女孩订婚。因对方不久夭折,科道的父母再给他与龙门墟一位姓张的女孩订婚。想不到几年后对方也夭折,科道的父母又给他与定安县黄竹墟一位姓王的女孩订婚。
  吴科道成年以后一再推延与黄竹墟王氏的婚事,使女方父母意见很大。探知吴科道春节祭祀宗祠后就要奔赴抗日前线,不知要将婚期拖到何年何月,于是就在科道张罗动身的当天上午,女方父亲将女儿送到科道家中,说是战乱年代,婚事从简,算是成婚。
  王姑娘人生端庄,身体结实,一头秀发,慈眉善目,一看就知道是善良贤惠的女人。
  吴科道的家人无不高兴,热烈欢迎。吴科道也心中暗喜,表示欢迎,但并不因此改变行程。
  吴科道的父亲要他举行婚礼才走,说是哪怕是留下一夜也好。兄弟规劝,岳父恳求,妻子悲啼。但是,吴科道不为所动,执意要走。
  吴登瑛急了,骂科道不懂情理,将他拉到一旁,轻声说道:“你此去生死未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对得起人家?再说圆房之后,说不定能为吴家留点血脉呢!”
  “侬正因为此去生死未卜,不想误这姑娘终身。有道是无国就无家,得将日本鬼子赶走再说。”吴科道想的只是抗日救国。
  知子莫如父。吴登瑛知道再说也是白搭,只得转为安慰亲家和儿媳。
  吴科道上前对妻子说:“我决志抗日救国,凶多吉少。我已经不属于我了,也无法属于你了。有路你就走,不要死死地在这里等着我。”
  吴科道说完委托大嫂王氏照顾妻子,考虑倒也周到。他看到妻子落泪淋漓、可怜兮兮的样子;看到岳父唉声叹气、无可奈何的神情,不忍直视,心里像打翻的酱油瓶,五味杂陈,不禁也潸然下泪,赶快转身走出屋子,与整装待发的热血青年们奔赴抗日前线。
  此后,在与日寇的多次血战中,吴科道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被战友们称为“吴敢死”。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政权建设,1943年春,中共琼崖特委建立由琼东、定安两县联合组成的东定县抗日民主政府,由王平任县长,吴科道任民政科长。吴科道积极筹集粮款,大力支援前线抗日。
  1945年9月,日寇无条件投降。琼崖国民党当局转为清剿琼崖共产党。吴科道等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活动与其斗智斗勇。
  1947年5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琼崖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东、西、南、北四区地委和行署,东定县分设,王平任县委书记兼民主政府县长。吴科道任东区行署科长。
  是年冬,久经革命斗争和抗敌战火锻炼的吴科道被中共琼崖特委任命为定安县民主政府县长。
  鉴于琼崖国民党当局极力清剿共产党,作为中共定安县委政权建设的载体定安县民主政府,时常受到琼崖国民党武装队伍的袭击,不但没有固定治所,工作条件十分艰苦,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
  吴科道就任伊始,确立了尽心尽力为定安县劳苦大众争取解放、谋取福祉的惠民思想,与民众打成一片,体恤民情,竭力惠民,口碑很好。
  1948年11月的一天,定安县文曲乡丹村侨眷陈天伟将从南洋汇回的二百元金币劵,委托村中某人带到海口兑换银元。此人将兑换的银元转交给另一个“南洋客”(乐会县龙江乡人)给陈天伟带回文曲。那南洋客乘船回到万泉河边时,被中共征收员拦船检查,从身上搜查出其参加“三青团”的证件,当即拘留并没收银元。事后有人将此事反映到定安县民主政府,时任定安县民主县长吴科道认为审查三青团不能损害侨眷的合法财产,立即带领有关人员连夜冒雨从母瑞山赶到文曲乡丹村,亲自将银元如数交还陈天伟并表示歉意。后来,陈天伟每当对人们谈起这件事,总是啧啧称赞:“吴科道不愧是人民的好县长。”

  

  吴科道参与坚持抗战多年的琼崖革命根据地母瑞山
  吴科道在担任定安县民主县长期间,积极有效地配合中共定安县委领导定安人民坚持革命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基层民主政权,发展经济,活跃文化,做好拥军支前等各项工作,使定安县的民主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11 18:27:25
  第三章

  父子抗日
  全家革命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探虎穴兮入蛟宫,
  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先秦] 佚名《荆轲歌•渡易水歌》




  自古以来,民族精神与国家的兴衰存亡是息息相通的。吴科道全家革命、父子抗日。为了救国救民,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中华儿女的楷模。其英雄气概将浩气长存;其英勇事迹将流芳万古。
  ——题记

  第七节
  广积粮食呈卓越
  智转药品见高明

  吴科道深知,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为共产党执政的民主政府,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以保卫与发展母瑞山琼崖革命根据地为重要任务的定安县民主政府,更要切实做好农村和农民工作,争取更多的人民群众进一步理解革命、支持革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吴科道了解到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最早由母瑞山东南侧光耀村的共产党员陈玉侯组织创立。那是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大革命中心广州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的共产党员陈玉侯,受中共广东省委派遣,带着特殊使命回琼崖发动武装斗争所采取的革命举措。
  陈玉侯回到海南一时联系不上中共琼崖特委,不等不靠,觉得家乡附近的母瑞山山高林密、易守难攻,且周边田地较多,容易解决粮食问题,便以家乡光耀村为联络点,与梁秉枢、姚国强、林天德等共产党人通过深入宣传革命,发动有志救国救民的青壮年参加游击队,收集枪支弹药,很快扩大武装力量。陈玉侯经常率领小分队以巧妙的战术,迂回袭击和伏击嘉积、岭口、文曲等据点守敌,声威大震。
  反动民团多次清剿母瑞山,企图消灭陈玉侯领导的游击队,都被熟悉地形且有山林掩护的游击队打得惨败。因此,他们对陈玉侯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布告通缉他,声称“抓陈玉侯者赏1000光洋,打死割头者赏500光洋”。
  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王文明对在母瑞山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多次带领游击队成功袭击敌人的陈玉侯极为赞赏,从中受到启迪,决定率部深入母瑞山,在其基础上建立琼崖革命根据地。
  王文明觉得熟悉当地情况、有较好群众基础,且有较强组织能力的陈玉侯是领导创建母瑞山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最佳人选,有意对其委以重任。正因为这样,1928年8月12日,在琼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陈玉侯当选为琼崖苏维埃政府第一届委员,排名在王文明之后、其他几位委员之前,具体负责财政工作。
  陈玉侯在大会上提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群众的支持”;“自己动手,垦荒生产自救”;“建立后方医院”三点建议,得到王文明等领导同志的一致赞同。他亲自起草《临时土地法令》和《工商税收条例》,由琼崖苏维埃政府颁布施行以后效果较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
  1928年年底,陈玉侯协助王文明率部进入母瑞山正式开辟琼崖革命根据地。由于环境恶劣,生活条件困难,伤病员增多,形势十分严峻。
  期间,陈玉侯除了经常夜间潜入附近农村发动群众捐粮、捐药支持革命,还将家里的水田和橡胶林出卖,共得光洋600块,带到山上创办起小工厂和医院,一定程度缓解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困难。
  在此基础上,陈玉侯主张自力更生,就近组织办起三个农场,组织游击队员自己动手种植水稻和各种薯类解决粮食问题,还亲自率领队伍在母瑞山北、西侧扩建了文南、大山、邦浩、群山、浮南洋、南勉山等六个乡苏维埃政府,指导红区群众大种粮食支持革命,使红军农场尤其是浮南洋成了基本上能够满足母瑞山革命根据地需要的“后方粮仓”,被誉为“琼崖苏维埃政府理财第一人”
  1932年 9月13日,陈玉侯和他的儿子、儿童团长陈少坚在与围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之时,为掩护战友和群众转移而壮烈牺牲。
  陈玉侯的英勇献身精神,尤其是为创建与发展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做出的突出贡献,得到琼崖革命志士的普遍好评,是名副其实的 “琼崖苏维埃政府理财第一人”。
  吴科道参加琼崖革命不久,就听到不少有关陈玉侯创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故事,对陈玉侯深为敬佩。他担任定安县民主政府县长以后,在动员群众进一步支持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过程中,听到更多陈玉侯初创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尤其是千方百计解决母瑞山革命志士粮食的动人事迹,对陈玉侯的献身精神和对开创、建设母瑞山的特殊贡献更为敬佩,决心好好向陈玉侯学习,在采取得力措施确保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持革命,为琼崖革命的全面胜利多做贡献。
  当时,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由于队伍较大,加上要迎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剿,进而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使粮食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吴科道深知古往今来粮食和后勤补给对于军事战略都极其重要,认为要巩固和发展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必须切实解决粮食问题。他到母瑞山看到粮食补给严重滞后,红军战士往往靠吃革命菜(一种野菜)过日子,心情十分沉重,决心尽最大努力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组织粮食。
  吴科道知道组织粮食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因此,他一方面组织定安县民主政府及其属下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划片负责、责任到人等措施,下村发动群众为支持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捐款捐粮并组织若干送粮队,适时利用夜幕掩护秘密送粮上山;一方面组织母瑞山附近乡村部分较有生产经验的群众,上山帮助红军战士继续办好三个农场,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广积粮的战略措施得到较好的落实,一定程度改善了山上同志们们的基本生活,一定程度体现了吴科道卓越的领导才能。
  吴科道为组织药品支持琼崖纵队后方医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琼崖纵队后方医院位于母瑞山附近的“加扒”(今属东泰农场),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相对比较安全。但是,由于药品缺乏尤其是消炎药基本上只靠草药,极大地影响医院对病员的治疗效果,导致一些伤病员简单的伤口,因消炎药力不够而反复发作,院方显得无能为力。如中共地下党澄迈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大义执行任务时被毒蛇咬伤,在后方医院医治了整整三年,还落下右脚残疾,走路困难。
  吴科道急后方医院所急,除了广泛动员人民群众为该院捐赠成药、采集有关草药以外,积极建议中共琼崖特委协调购买一些急救、消炎等常规药品支持后方医院。
  1948年秋,中共琼崖特委通过特殊关系,从香港为后方医院购置了三十多箱药品,交代吴科道组织有关人员定时在琼东县博鳌码头接货,然后安全送到后方医院。有关领导对吴科道反复强调:“此事至关重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吴科道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对此事周密部署,亲自指挥。
  他决定由时任定安县五区游击队长的四弟吴科进协同组织,带领一批游击队员执行任务,其中,安排一批战士在敌兵经常截查过往船只的万泉河椰子寨河段北岸埋伏保护,一旦运送药品的船只被敌人盘查截叩,立即救援,以确保万无一失。
  此外,吴科道和吴科进觉得白天将三十多箱药品送上母瑞山目标太大,为了安全起见,决定接到药品后将其运到石壁码头附近的赤坡村,放在革命老屋主家里,晚上才送上山去。
  赤坡村是吴科道和王平、吴科进、吴强、李积才、吴谈钧、吴富川、王光福、王爱花等革命同志经常住宿的革命村庄,革命同志往往是白天到附近山中的南洴村潜伏,晚上到赤坡村召开有关会议或分头开展革命活动。
  赤坡村有多户革命老屋主,其中,吴科道等革命同志住宿较多的是林书田家。吴科道和吴科商定药品就寄存在林书田家里。
  当时,博鳌码头和石壁码头在当地属于规模较大的码头,来往于万泉河上的客船和货船进进出出,颇为热闹。
  以博鳌码头为中转站,一条产业链对地方经济贡献不小,那就是一些勤劳勇敢的当地人远往南海采集贝壳珊瑚,运回博鳌码头出售赚钱。万泉河一带不少农户则利用有利条件建起石灰窑,到博鳌买来贝壳珊瑚烧石灰出售赚钱。在运输过程中,诸多船夫也得以赚取运费……
  以当时地方上的路况和运力,要将三十多箱药品从博鳌运到石壁,唯有走万泉河水路货运。
  但是,国民党军队为防范共产党人利用船只运输抗战物资,经常派兵在万泉河椰子寨河段截查过往船只。在这种情况下,要将三十多箱药品从博鳌码头安全运到石壁码头,显然极为困难。
  吴科道深知这次执行任务固然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他充分考虑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逐一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不能将三十多箱药品集中装在一只船上,以免一旦遇险全部报销;须将药品严密隐藏,以确保能通过敌兵检查……
  在博鳌码头接货之时,吴科道亲自带领吴科进和若干武功较好游击队员执行任务。大家将三十多箱药品分为三堆,分别装上赤坡村陈家灿等三名进步青年驾驶的货船,上面用贝壳和珊瑚埋得严严实实。吴科道、吴科进和一名游击队员化装成船工,分别坐在三只船上,与其他几只运输珊瑚的货船相继驶出博鳌港,向石壁港方向驶去。其他游击队员则乘坐客船,一起赶往石壁。
  装运药品的货船路过椰子寨河段时,遭到敌兵盘查,由于药品被掩埋较好,得以顺利过关,平安到达石壁码头,由等待在石壁码头的游击队员迅速将三十多箱药品搬进赤坡村的林书田家后里。
  吴科道知道国民党也有内线,不敢有丝毫松懈,仔细观察,组织兵力在村外警戒,以防万一。
  国民党通过内线得知中共琼崖特委从香港购回一批药品要经过石壁码头运往母瑞山,早就派人在石壁码头监视。
  吴科道知道国民党也有内线,必定在石壁码头安排密探,便采取先将药品寄放在林书田家迷惑敌人,然后将药品转移到另一家革命老屋主藏好的保护方案。
  果然,与搬运药品队伍一直保持一定距离的两位汉子入村不久匆匆返回,到石壁码头乘船走了,便让有关人员通知吴科进实施保护方案第二步。
  吴科进赶快组织游击队员将三十多箱药品,转移到下屋林书亭的草房,用稻草掩盖起来。
  不久,近五十名国民党匪兵涌进赤坡村,将林书田家包围起来翻箱倒柜,没有找到药品,以为游击队已经将其搬往母瑞山,赶快往母瑞山方向追去。
  吴科道带领游击队员潜伏在村外丛林中静观其变,一旦敌人搜出药品,便突袭抢回。幸好敌人急于往山上追赶,没有搜村,否则将有一场恶战。
  二更过后,吴科进按约定的时间带领游击队员和村中陈振武、陈振栋等共产党员及一批进步青年,趁着夜色将药品运往琼崖纵队后方医院。吴科道带领的游击队则分作两拨,一拨在前方探路,一拨在后面掩护。吴科道亲自带领两名游击队员断后,一直与送药队伍保持一定距离。
  翌日黎明时分,吴科道等人才将药品送到后方医院。看到三十多箱药品逐一被医院有关人员验收签字,吴科道像一下子卸下重担,顿时感到浑身轻松舒畅,不禁轻声唱起高腔:“智取药品气轩昂……”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15 17:55:56
  第八节
  感铭忠友承情远
  悼念名贤立志高

  吴科道早期的革命生涯,与比他年长两岁的居丁乡坡村人王平息息相关。是王平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平担任民主县长,吴科道在其部下任民政科长;王平担任中共定安县委书记,吴科道出任定安县民主县长。
  1941年春,吴科道等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也是由时任中共定安县委宣传委员王平带领,到定安县宾文乡(今富文)、龙塘乡、新兴乡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伺机袭击日本鬼子。
  当时,由于吴道南实际把控琼崖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既要对付日本鬼子,又要防范国民党军队,处境相当艰难。
  与吴科道交情较好的国民党定安县游击后备第一大队大队长王志发,则与许多国民党人大不相同,富有正义感,远离内斗,与吴科道所在的游击队相处较好且保持联系,共同打击日本鬼子。因此,吴科道一直将王志发视为忠直的战友。
  1942年2月,王志发率领雷鸣乡和宾文乡后备中队七十多人在宾文乡潭陆溪西岸,与分别从深水、溪头村两路进犯的日伪军近千人激战,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消灭部分敌人。在战斗中长王志发等16名队员相继中弹牺牲,其中大队长王志发年仅29岁。陈定家和一位队员负伤。
  在该战役打响之前,吴科道所在的游击队驻扎在龙塘乡的某处山林之中,由于接到情报的时间较晚,王平带领吴科道等游击队员赶到战场援战时,日军已经撤走。
  吴科道从心底敬佩为国捐躯的王志发等爱国烈士,为失去忠直之友感到悲痛,对日本侵略者更为仇恨,更加坚定杀敌救国的雄心壮志。
  “如果所有的国民党武装部队都与共产党的队伍同仇敌忾,共同英勇抗日,何愁不消灭日寇?”吴科道不禁发出深深的慨叹。
  “忠友正气壮举,惊天地而泣鬼魂,必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吴科道对王志发等英烈由衷赞叹。
  后来,琼崖守备司令、陆军中将王毅于1946年春为雷鸣乡抗倭殉国忠烈官兵纪念碑撰文时,赞誉“潭陆溪一役为地方团队抗倭战中仅见者。”
  潭陆溪战役之后,吴科道随部队到定安县新兴乡一带打日本鬼子。
  为了保证队伍安全,吴科道等游击队们一般住在当地巍然屹立、气势雄伟的鹧鸪巢岭或人烟较少的山林之中。

  

  吴科道抗日战争时期曾驻扎过位于定安县(今屯昌县)新兴乡的鹧鸪巢岭

  当时,吃穿住用行是这些革命战士首先面对的难题。鹧鸪巢岭不但潮湿阴冷,而且蚊蝇很多,尤其适应山蚂蟥的大量繁殖。因此,山上山蚂蟥特别多,有地上爬的,有树上停的,有枝叶上吊的,大树小树的枝干和树叶上密密麻麻、斑斑点点,随处可见。
  山蚂蟥形体丑陋,背上有纵纹和斑点,有的身上好像还长着毛,大小不等,
  行动缓慢,有时弓着腰慢慢地弯曲爬行,有时静静地躺在树枝或树叶上一动不动,好像是在等待或搜寻猎物。
  山蚂蟥视觉好、敏感度高,一旦见到人和牲畜就会自行跳跃,准确地到达目标,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从地上钻进人的衣服里,从树上掉进人的脖子,贴近人的肉体,疯狂地吸血。人们没有知觉没有痛苦地任其“宰割”,感到患处奇痒无比时,才知道已经成了蚂蟥的猎物。
  吴科道第一次上鹧鸪巢岭不久,觉得腿上特别痒,卷起裤管一看吓了一跳,三只肉乎乎的蚂蟥已经变了形,身体里吸满了他的鲜血,还死死地叮着大腿不放。他用力拍打,使劲地拽,蚂蟥却纹丝不动,牢牢地吸附在皮肤上。还是王平有经验,用烟头将其烫伤,蚂蟥才肯缩头放手。
  科道想不到山蚂蟥真有这么多,这么猖獗,这么厉害,使游击队员吃尽了苦头。
  但是,山蚂蟥也有给游击队员解救危难的时候。
  有一次,吴科道带领几位游击队员正在鹧鸪巢岭歇息,突然有近百名日寇偷偷摸上了山头。吴科道等人发觉之时,与敌人距离不到百米,逃循已经来不及了。再说当时无论从哪里下山出去,都等于自投罗网。
  吴科道稍为思考后当机立断,不能下山,借助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爬到密林之中埋伏起来严阵以待。很快,有很多长脚蚊围上叮咬,令人心悸的山蚂蟥更是乘机肆虐,疯狂叮咬。但是队员们谁都拼命忍住,没有叫出声来。
  不久,山腰处传来鬼子兵“咿咿哇哇”的惊叫声,只见日寇全部回身滚下山去。原来,日寇受不了山蚂蟥的叮咬,不得不逃之夭夭。
  游击队的伙食问题,也让大家大伤脑筋。作为共产党的革命队伍,既不能靠打家劫舍收集粮食,也不能在田园中偷取老百姓的农作物。所以,游击队员难得一顿吃饱。
  在游击队极度困苦的情况下,是队员吴谈钧的姆爹(母亲的姐夫)梁安祥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热情帮助,解决了很大问题。
  吴科道印象最深的是到游击队进驻新兴乡第五天的晚上,事先联系妥当以后,多日饱受山蚂蟥欺负、饥肠辘辘的十多名游击队员在吴谈钧的带领下,悄悄潜入位于鹧鸪巢岭东边山脚四里处长安坡村梁安祥的家里。大家脱下衣服互相驱除山蚂蟥,将其扔进火炉里,接着饱食一餐,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梁安祥略懂草药,看见有几位游击队患病不轻,连夜为其找药熬汤,十分热情,使大家深受感动。
  梁安祥思想进步,赞同革命,受游击队员们为救国救民不怕牺牲、不怕吃苦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表示也
  要为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贡献力量,说是即使掏尽家底、献出性命,也要勒紧裤带,冒险接济游击队员,让吴科道等队员们更为感动。
  长安坡村户数不多,加上梁安祥家在村边的屋子紧靠山林,从后门出去十步开外就是林丛,附近的鹧鸪巢岭就在眼前,对接济游击队十分有利。
  梁安祥让队员们住在他家,说是山上蚊虫太多,不是人住的地方。他第二天就带领全家突击动手,在屋子后庭两侧分别搭起一间茅草房,名义是用以堆放稻草,实际上一是用以遮住外人对屋子通往后门山林通道的视线,好让队员们安全出入,二是为游击队员们解决住宿问题。
  当时,吴科道等游击队员多数秘密住宿在梁安祥家里,得以解决温饱问题。即使有时住在山上,梁安祥也按时做饭送去。
  经梁安祥动员,邻村一位穷苦青年也支持游击队。他没钱没粮,就帮梁安祥给游击队送饭,表现也相当积极。
  游击队员们十分感动,将梁安祥全家和这位青年视为忠友,称赞他们“抗日有功”。
  面对梁安祥等革命群众为支持抗日不畏风险、不顾家计、不怕艰苦的懿行善举,善于思考、具有较强感恩意识的吴科道想得更多。
  “游击队在这里幸好有梁安祥等革命群众大力支持。否则,不知有多少队员会饿死或病死,一定要牢记他们的恩德。一旦革命成功,一定要为他们请功表彰。”吴科道心生感激,想到日后报恩。
  此后,吴科道所在的游击队以梁安祥家作为抗日据点,在梁安祥等当地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日卧夜出,多次到新兴乡、龙塘乡、宾文乡一带袭击日军据点,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斗志。
  鹧鸪巢岭有三种叫法:原叫“石硖岭”,因山体像鹧鸪巢,故叫“鹧鸪巢岭”,又因海瑞的祖坟葬在石硖岭附近,所以又叫“海公岭”。
  鹧鸪巢岭北边山脚附近有个石硖村,是明代骨鲠之臣海瑞的出生地,当地人无不以海瑞故乡为骄傲,学习海瑞,涵养仁德、正气,也就成为当地士民的强烈意识和自觉行动。
  吴科道在新兴一带“蹲山”(海南人对琼崖共产党人驻扎山中坚持革命的别称)期间,由于从小就听父亲讲述海瑞敢于置棺上疏、谏君正道的故事,对海瑞至为敬佩,因而多次到石硖村拜谒海瑞的出生地,到石硖岭附近拜谒海瑞的祖坟,缅怀海瑞置棺上疏的盖世壮举,领悟海瑞一心为民的精神境界,思纳海瑞不畏权贵的铁骨傲气,盘点海瑞为民请命的豪言懿行,不禁豪情满怀,壮怀激烈,心中涌起一股奋发向上、崇德尚贤的浩然正气,立志以海瑞为人生楷模,敢于为国献身,敢于为民请命,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以高尚的品格立世,以利国利民风范与的行为谱写人生篇章。
  吴科道在新兴一带坚持抗日,不但与游击队员们一起多次袭击日军,大长广大抗日军民的志气,而且善于思考感悟,对其为国为民、立党为公等进步意识的升华,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15 18:05:50
  第九节
  父子抗倭賫志壮
  军民救国奋心长

  吴科道一家人在他的动员和带动之下,思想进步,较早地倾向革命。日寇侵琼之后,他一家人更是奋发向上,同心同德,同仇敌忾,都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自从二弟吴科道和四弟吴科进外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以后,作为大哥的吴科逢不甘落后,也与三弟吴科运参加以王志发为大队长的国民党定安县游击后备第一大队,随王志发经常性地袭击日寇,表现勇敢。
  1942年2月,王志发率领雷鸣乡和宾文乡后备中队在宾文乡与日寇激烈战斗的潭陆战役,吴科鹏和吴科运也勇敢参战,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
  日军占据雷鸣乡以后,为了加强其据点建设,防范当地军民攻打,十分野蛮地将明代万历年间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创建于家乡龙梅村西南方两里处即龙梅溪东岸的龙门塔(藏字塔)拆除,取其石材运到雷鸣墟,建起了一座两层混凝土结构的炮楼,极为坚固,成为当时日寇驻扎雷鸣地区的重要据点。
  吴科逢和吴科运曾参与王志发组织攻炸日军雷鸣炮楼的战斗,因其坚固而居高临下,火力很猛,未能成功。
  吴登瑛看到几位儿子都充满正气、英勇抗日,不禁为之骄傲。他想,尽管自己年岁年纪较大,手脚不太利索,不能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但也要为抗日尽心尽力。于是,他组织长媳、二媳、三媳和女儿英风,积极动员村民捐款捐粮支持抗日前线,十分卖力。吴伯川和吴英风还多次用南瓜挖开一个小口,将子弹装进去,然后堵起来,机智勇敢地混过日寇盘查,顺利送给游击队,被乡亲们称为“抗日家庭”。
  吴登瑛最心疼二儿媳的孤独与不幸。不知是吴科道不满父母早年给其订婚,还是真的全身心投入革命,给家里寄信从不提及妻子,以致每次寄信回家,都让可怜兮兮的二儿媳伤心地大哭一场。
  “科道呀科道,你样样都好,就是对自己的婚事视同儿戏,无视妻子的孤苦与悲哀。这实在对不起岳父一家啊!” 吴登瑛在心里责备次子科道。
  “你放心,科道不会变心,只是死脑筋,一定要坚持到革命成功才成婚。我一定尽快把他找回来。” 吴登瑛安慰二儿媳。
  “爹爹不要逼他。就让他安心打日本鬼子吧。早一日赶走日本鬼子,他就会早一日回来。”儿媳显得十分懂事,让性格刚强的吴登瑛忍不住热泪盈眶。
  “其实,科道是怕打日本鬼子凶多吉少,会因此误你终身。你如果觉得太委屈,就按他走前的话,找个老实人成家过日吧!” 吴登瑛觉得应该主动让媳妇选择自己的未来。
  “爹爹不要这样讲。侬自进入这个家,生死都在家里。即使科道有个三长两短永远不能回来,侬也守在这个家,永不再嫁。” 儿媳哭表心志,吴登瑛无法控制自己,赶快奔往村外,在无人之处大哭一场。
  吴科道的大嫂、三弟媳和妹妹都贤惠善良,善解人意,对科道的妻子诸多照顾,千方百计让其开心,让吴登瑛深感欣慰。
  吴登瑛虽然义无反顾支持四个儿子参加抗日,但想到与凶狠的日寇打仗,生命难保,不禁为诸子担忧。加上村中和当地时不时有子弟为国捐躯的噩报传来,使他忧心更甚。
  他了解到次子科道和四子科进从定安县新兴乡一带转移到同县的石壁乡、文曲乡一带(中共定安五区)打日本鬼子,想起诸多为国捐躯的烈士,想起日寇惨无人道,觉得不抓紧时间去看看这两个儿子,恐怕会遗憾终生。于是,思子心切的吴登瑛于1942年冬不顾一切地赶到石壁和文曲寻找,在石壁墟见到了两个儿子。
  战乱中父子三人在他乡相见,百感交集,相抱而泣。
  吴登瑛还看到曾多次去过石锦堂村的王平和石锦堂村的吴忠、吴谈钧,感到十分亲切,极为高兴。他饶有兴致地听大家讲述击队如何夜袭日军据点,如何围歼日军小队等战斗故事,不断称赞叫好。
  当时,大多数队员都扛着长枪,只王平、吴科道等几人佩带短枪,而且科道腰插两支驳壳枪,显得英姿飒爽。吴登瑛见过世面,看出科道有所长进,心中非常高兴。
  一位名叫许琼龙的万宁籍队员身材魁梧,声音宏亮,不怒而威,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位抗日勇士。他对吴科道十分敬服,绘声绘色第向吴登瑛讲述了时为副队长吴科道一些勇敢杀敌的战斗故事,尤其称赞吴科道左右开弓,枪法精准,打日寇时弹无虚发,使吴登瑛倍感振奋,为勇于冲锋陷、武艺高强、痛杀日本鬼子的儿子感到无比自豪。
  吴科道告诉父亲,他们的游击队在石壁、文曲一带坚持抗日斗争,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那就是为琼崖革命根据地母瑞山保驾护航。
  母瑞山位于海南中东部山区,是琼崖革命的“摇篮”和抗战根据地。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母瑞山是土地革命时期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独立师三大领导机关的驻地。
  1928年3月,国民党蔡廷锴师抵琼“围剿”琼崖革命,使琼崖军民反“围剿”严重受挫。同年底,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部转移到母瑞山,开辟革命根据地。
  1929年6月,红军独立团在此成立。王文明等第一代中共琼崖领导同志去世以后,为了反围剿,中共琼崖革命队伍在冯白驹等领导同志的带领下,不断巩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展开了长期的反围剿斗争,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保存了革命火种和力量。
  石壁、文曲一带的南牛岭、赤面岭、溪头岭等崇山峻岭,与中共琼崖革命根据地母瑞山等大小山岭相连,奇峰叠嶂,若身陷岭中,不知如何才能绕出群山。在地势险要的南牛岭等地建立抗日据点,一方面可以有效牵制日军清剿母瑞山,一方面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较快地对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实施有效的救援。
  吴登瑛到达石壁之时,适逢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副总队长庄田率领总队警卫连挺进与石壁距离不远的内洞山,开展建立抗日根据地活动。科道所在的五区抗日游击队必须紧密配合,使其任务显得更为繁重。
  吴登瑛听完科道介绍以后,对共产党领导志在救国救民的抗日队伍至为敬佩,对长期保持琼崖革命火种、支撑琼崖革命的母瑞山、内洞山革命根据地无限尊崇,决心留下来加入打日本鬼子的队伍,为抗击日寇、保护革命根据地贡献力量。
  吴科道知道父亲讲到做到的性格,规劝没用,只好带着父亲找到队长王平,由其直接请求留下来抗日。
  “吴大爹决心抗日,精神可嘉,令人感动。但抗日相当危险,加上这里山高林密,坏境恶劣,连青壮年都吃不消,何况您年纪不轻,手脚也不利索,还是回家去吧。”王平婉言相劝。
  “我身体硬朗,不但可以帮助游击队打探消息、征集粮食,找药、做饭、放哨,还可以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吴登瑛态度坚决而恳切。
  王平知道拗不过他,只得安排他住在石壁墟附近赤坡村林书田等革命堡垒户的家里,帮助游击队做有关工作。
  吴登瑛不但积极帮助林书田等革命堡垒户给抗日游击队做饭、送饭,还经常化装成老翁给游击队打探或传送情报。
  吴登瑛人生机灵、阅历丰富,故意装成较为老态的样子,以此为掩护为游击队员打探消息、传送情报、找药放哨等,做成了许多游击队员无法做成的事情,
  有一次,吴登瑛奉命给住在赤面岭的游击队送情报,途中遇到日寇盘查搜身,幸好他扮相老态,事前将纸条置于拐杖之中,得以安全过关。
  不久,吴登瑛随游击队转移到文曲乡丹村,住在革命堡垒户吴琼煕的家中。
  吴琼煕思想进步,两个儿子也参加抗日游击队,其中次子吴强次是由吴科道介绍参加游击队的。由于他对革命同志满腔热忱,机智勇敢,不但尽力接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善于掩护革命同志,所以他家成为五区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
  海南革命根据地母瑞山一带属于五区管辖范围,因此,冯白驹等领导同志多次到石壁、文曲一带活动。吴登瑛有幸给冯白驹等领导同志做饭、送饭、放哨,心里感到很高兴。
  当时,与吴科道一起活动的除了吴登瑛早就认识的王平等人和石锦堂村的吴谈钧、吴忠,还有肖焕辉、林树兰、王光福、莫少波、吴富川,王爱花、陈文琴等人。不久,吴科道介绍丹村的李积才参加游击队,还从居丁乡带来一位名叫莫天儒的小青年在游击队当通讯员。因为传送情报关系,吴登瑛与莫天儒接触最多。
  有一次,五区游击队从内线得到驻扎在定安和琼东、乐会的日军将分两路偷袭母瑞山革命根据的可靠情报,急需派人到母瑞山报信。为了保证将情报送达,游击队除了让莫天儒和另一名队员从不同路线赶赴母瑞山,还让吴登瑛化装成采药老汉,奔赴母瑞山。
  果然一路上有日伪盘查,好在吴登瑛懂得牛大力等草药,样子也显得十分老态,得以过关第一个将情报送达母瑞山,报告给冯白驹同志,使母瑞山的武装队伍得以及时部署反击,在险要之处阻击日寇,以少胜多。
  正因为这样,吴登瑛被游击队员敬称为“革命老爸”。
  吴科道和吴科进兄弟二人为有这样的革命父亲感到骄傲,更加积极工作,更加勇敢杀敌,父子三人得以经常分享胜利的喜悦。
  1943年春,中共琼崖特委为了开辟内洞山抗日中心根据地,加强琼东、定安两县的党政建设,将琼东、定安两县合并成立中共东定县委,由赵子民任书记;将东定督导处改为东定县抗日民主政府,肖焕辉任县长;将挺进大队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和琼山县基干队合编为第五支队,下辖第一、第三大队,陈石任支队长兼政委,定安县雷鸣乡龙梅村王宇权任政治部主任;由特委副书记林李明带领特委机关、新闻社和《抗日新闻》社从琼文地区迁进内洞山开展工作。
  是年8月,日军400多人进剿内洞山,企图摧毁中共琼崖特委机关。远东乡民主政府乡长王安明带领15名武装队员在该山与日军周旋,成功地将其引开。吴科道所在的游击队也奉命火速赶赴内洞山,严密保护中共琼崖特委机关。
  1944年1月,时任东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肖焕辉调任中共琼山县委员会书记,由王平接任东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经王平提名,吴科道任东定县一科科长。
  当时,吴科道目睹东定县乡村在日寇“三光”政策之下的悲惨境况,心中燃起熊熊怒火。他将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化作为救国救民酬粮支持前线抗日的强大动力,经常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收集粮食亲自送往抗日前线。
  1945年3月,吴科道的父亲因上山传送情报被蚊子叮咬而患上疟疾,住在文曲乡文斗村革命堡垒户陈琼波家里治疗。
  文斗村的革命群众历来热情支持革命,对革命同志尤其是抗日英雄吴科道、吴科进的父亲,自然是尽心照顾。不但陈琼波全家为其治病竭尽全力,而且村里很多人都对他关心帮助,使吴登瑛父子三人深受感动。
  但是,半个月后,无情的病魔还是夺去了吴登瑛的性命。
  在吴登瑛临终之前,吴科道和吴科进尊重当地习俗,将奄奄一息的父亲抬到陈琼波祖屋旁边的椰林里,默默地守在他的身旁。吴登瑛嘱咐两个儿子将其遗体埋葬在革命村庄文斗村,说是要陪着抗日队伍与日寇抗战到底。
  文斗村的革命群众担心白天掩埋吴登瑛会遭日寇发现而袭击或毁墓,建议打破常规改为夜间送葬。
  吴科道和吴科进想到父亲艰苦拉扯他们兄弟姐妹六人长大,含辛茹苦,相当不易,却因两兄弟抗日在外前来参与而客死他乡,不禁悲从中来,一齐伏在父亲遗体上悲哭。他俩依照父亲遗愿和大家建议,在文斗村众多革命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夜间摸黑将其遗体埋葬在文斗村的红宫井。
  定安五区的游击队员都到场为这位“革命老爸”送葬,称赞吴登瑛为抗日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吴科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住过及其父病逝前曾住过的文曲乡文斗村陈琼波家屋子

  1945年9月某日,时任东定县一科科长吴科道和县武装基干队副队长苏德仪带领武装基干队驻扎在琼东三区桃昌村开展革命活动。当时,琼崖正处于接受日寇投降的特殊时期,琼崖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想方设法独吞抗日果实,一方面大力清剿琼崖共产党武装力量,形势相当严峻。
  一天拂晓,琼东县国民党“清剿指挥部”一个中队上百人突然包围桃昌村,企图歼灭共产党武装基干队。敌强我弱,情况极为危急。
  吴科道临危不乱,神情自若,马上紧张有序地部署应战。
  战斗打响后,敌兵开始冲进来。吴科道指挥基干队员集中火力射击敌人的火力点,使对方一时处于被动。
  苏德仪抓住机会,身先士卒带队突围,被敌人火力压了回来。
  吴科道命令大家埋伏观察,等待机会。说是打蛇先打头,专找敌人的头目打。
  敌人以为基干队不堪一击,在中队长的指挥下步步逼进。
  那中队长志在必得,手持手枪不时挥动,显然是在指挥战斗。
  “先打蛇头!”平日在百步之外能射中杨柳叶子,有“双枪穿杨”之称的吴科道说完左右开弓,“砰砰”两声枪响,那中队长应声倒地。
  顿时,敌兵乱作一团,继而纷纷溃逃。
  “追——”吴科道又“砰砰”两抢搁到两位敌兵,带头追杀,击毙敌军十多名,收获枪支十多支。从此,“双枪穿杨”的吴科道成为美谈佳话。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15 18:07:53
  第十节
  兄弟牺牲忧满腹
  子民解放乐开怀

  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企图以速决战消灭苏联。想不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形势急转直下,苏联组织反攻而节节胜利。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苏联红军攻入柏林、逼近总理府的情况下,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宣告覆灭。
  天佑善者,作恶者自取灭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日本侵略中国,与德国侵略苏联一样不得人心,世界谴责,久而久之,必定失败,本应从纳粹德国覆灭的历史事件中的吸取教训,赶快停战收兵。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悔改之意,继续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捕杀共产党人更为猖狂。
  受蒋介石反动集团反共政策影响,当时的琼崖国民党当局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甚至不择手段,借刀杀人,勾结日寇铲除共产党。
  这种情况,在吴科道的家乡就有所体现。
  吴科道的家乡石锦堂村人口众多,为救国救民参加抗日者固然不少,但为个人打算参加国民党或受日伪威逼利诱,暗中为其通风报信甚至公开为其卖命者也为数不少,以致村中抗日志士被杀或其房屋被烧的事件时有发生。
  吴科道全家革命,父子抗日,尤其是60多岁的吴登瑛也出去抗日而客死他乡,使其家庭得到乡亲们的普遍尊崇,但也遭到日寇汉奸的忌恨,总想借助日寇予以铲除。
  果然,吴科道参加抗日斗争的大兄吴科逢因村中有人向日寇告密,于1945年6月某日惨遭日寇杀害。
  日寇了解到吴科道全家革命、父子抗日,虽然杀了吴科逢,但未能解恨,将吴科道家里的房子烧为灰烬,发誓要灭吴科道全家。
  吴科道闻知后不但悲愤至极,而且忧愁满腹。因为当时大哥的儿子吴治祚刚满三岁,大嫂怀孕第二胎只有三个多月。日后大嫂孤苦持家,如何养育两个孩子? 吴科道不禁为之担忧。
  本来,参加抗日斗争,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被日寇杀害不足为怪。问题是大兄吴科逢之死,缘于族兄吴科X向日本鬼子告密所致,使吴科道无法理解,极为气愤。
  出生于光绪癸卯年(1903年)的吴科X与吴科道系五代近亲,都是石锦堂吴氏第十八世祖吴元课的第五代孙。其中,吴科X为吴元课次子吴会墉的第四代孙;吴科道为吴元课三子吴会琦的第四代孙。截至吴科道的大兄吴科逢被日寇杀害之日,吴科X与吴科道尚合香火,每年春节、公期等节期都一起祭祖,清明期间都一起扫墓。诚可谓血脉相连,骨肉情深。
  毕业于琼山县县立中学的吴科X也曾参加革命,1943年春随中共琼崖特委机关迁进内洞山开展工作,因耐不住艰苦环境而叛变投敌。为了荣华富贵,竟然出卖骨肉亲情,使吴科逢惨遭日寇杀害,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吴科道打算杀掉吴科X。
  族里有位年长者知道吴科道欲杀科X,赶快找科道讲情,说科X害死族里兄弟伤天害理,固然罪该万死,但毕竟是不出五代的兄弟,不能也像他一样毫无亲情、毫无理性地骨肉相残,以免祖宗震怒、外人笑话。再说即使杀死科X,也不能使科逢复生,主张按祖宗罚则,在公祖面前将科X重重地责打即可。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吴科道想到列祖列宗,想到宗亲情深,尤其是想起自己家里八口人从龙门墟迁回家乡之时,得到宗亲们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得以顺利地在石锦堂村安居创业,其乐融融,不禁思虑多多,犹豫起来。
  他想,列祖列宗和全体宗亲当然不想再睹骨肉相残的惨剧,一旦自己为报仇打死科X,必定得罪祖宗和诸位宗亲。
  但是,善于全方位思考的吴科道想到了革命事业,想到更多的人民大众。
  “科X为了荣华富贵背叛革命,既然连族内兄弟都忍心出卖,必定会出卖更多的革命同志。”吴科道想起村里不少抗日志士被日寇抓捕杀害的惨案,虽然不能断定都缘于科X告密,但觉得留下科X对救国救民的革命工作极为不利。
  “对叛徒汉奸的容忍,就是对革命、对人民的极大犯罪!”吴科道想到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顿有所悟。
  “为国为民,大义灭亲,相信祖宗和宗亲们一定会理解和赞同。”于是,吴科道下定决心。
  吴科X自从向入寇告密害死吴科鹏以后,心里一直发虚,碰到科道那犀利的目光,不禁不寒而栗,预感大事不妙。
  果然一天下午,科道找到科X,说是要他一起去三坡仔办事,让科X先走。科X知道是祸躲不过,默默地向文笔峰山脚东南方的三坡仔走去。
  吴科道也默默地跟在后面。路上谁都不说话,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到了三坡仔路口,科道掏出手枪,二话不说,对准科X后背“砰”的一枪将其击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样受蒋介石反动集团反共政策影响,不久后琼崖国民党当局公开清剿共产党。吴科道等共产党人转为全力对付国民党。
  一直从事抗日民运工作的吴科道三弟吴科运,看到琼崖国民党当局不但独吞抗日果实,而且疯狂清剿共产党人,义愤填膺,多次参与中共游击队偷袭国军据点的战斗。
  1946年冬季某日,作战勇敢的吴科运在定安县居丁乡常树村与国民党军队打仗,杀敌无数,因寡不敌众,中弹牺牲。国民党匪兵对打仗不要命的吴科运极为痛恨,将其头颅割下拿回定安县城,用小竹篮装起来挂在国民党县府门口示众。
  时任东定县一科科长吴科道知道后痛不欲生,与四弟一起赶回家乡为其送葬。
  当时,吴科运的妻子苏氏生下女孩不久,境况也很凄凉。科道、科进兄弟二人极为同情,对其诸多抚慰,鼓励她坚强地生活下去,将女儿养育成人。
  更让吴科道忧心的是,居丁乡有两位恶霸都看上吴科道端庄贤惠的大嫂,都欲娶之做妾,正在托人做媒并对其大嫂暗中威胁。吴科道知道后警告大嫂不要同意出嫁,否则将她打死,然后让人警告那两位恶霸,不得打他大嫂的主意,以免产生血案。
  当地人通过吴科道大义灭亲枪毙吴科X一事,都知道他敢作敢当,不敢与其大嫂和三弟媳谈上婚事。吴科道知道这样对大嫂和三弟媳极不公平,但为了侄儿、侄女,他情愿就此留下骂名。
  1947年初,东定县分设, 王平任定安县民主政府县长,吴科道任民政科长。他走村串户筹集粮款,救荒赈灾。同年5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琼崖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东、西、南、北四区地委和行署,吴科道任东区行署科长。他一如既往地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支持革命。
  是年10月,吴科道被任命为定安县民主政府县长。他工作更积极,下乡更勤。他那宽大结实的腰带前头两侧,各插着一支乌黑发亮的驳壳枪,显得神武精干,十足的战士样子,完全没有县长架势,被群众昵称为“平民县长”“双枪县长”。
  他为人谦和,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喜欢的娱乐是“走城”(一种棋类娱乐项目)。直到现在,石锦堂村、黄龙坡村、美染村、排溪村等诸多村庄,还有人记得吴科道当年担任民政科长和民主政府县长期间,下乡闲暇之时腰插两支驳壳枪,与村民津津有味地走城的情景。
  但是,科道对妻子出奇的冷淡,使时人无法理解,甚至有人予以非议。
  吴科道的妻子自从1941年正月嫁来吴家以后,一直得不到科道的温情。科道虽然也曾回家探亲,也与妻子说话,但就是不与其同居,以致其妻终日郁郁寡欢,未老先衰,令人可怜。
  “科道样样都好,就是对待妻子太不地道。”很多人都这样责备科道。
  “跟这样的人做夫妻有啥意思?不要死心眼,趁着还年青,赶快另找人家过日吧!”有人对科道的妻子好言规劝。
  “我看科道生理有缺陷,哪有这么多年老公不近老婆的呢?”有人怀疑吴科道的生理功能。
  他们哪里知道,吴科道是一心革命,不想连累他人。再说,他一家多人为革命牺牲,心情十分沉重。
  吴科道从父亲、大哥和三弟为革命牺牲以后,经常想起大嫂和三弟媳守寡带子无家可归,妻子也随之流浪,惨不忍睹,心头阵阵发痛。他想,如果不是自己积极革命的影响,绝对不会带动全家革命,父亲、大哥和三弟绝对不会死于非命,家人也不会如此凄惨。他想起唯一的亲人四弟吴科进两次差点丧命,更是让他担心不已。
  1948年8月的一天,已经是定安县五区游击队副队长的吴科进和交通员周庆波(文昌县人,解放后曾任定安县计委副主任)正在文曲乡丹村执行任务,得到密报的琼东县国民党保安大队近百人突然从三面将丹村团团围住,大喊“吴科进投降不杀!”情况十分危急。
  革命老屋主吴琼熈赶快指引吴科进和周庆波潜入村前茂密的林丛,回到屋里看见吴科进的帽子还在椅子上,赶快将其扔到屋顶上面,然后爬上“公阁”(置放祖宗神位的小阁栏)躲了起来。
  吴科进和周庆波穿过丛林来到万泉河边的溪头,前面水深流急,后面敌人喊声渐近。沉着机智的吴科进招呼周庆波跑到上游不远处的沙滩,挥动双手刨沙,说是要将周庆波埋起来,救一个算一个。周庆波坚决反对,说是救领导要紧,赶快将吴科进按倒刨沙掩埋,到岸边取来一个破篮子罩住头部,然后躲进附近的林丛。
  追拿吴科进的敌人来到溪头,以为吴科进一定是慌不择路,跳进万泉河逃走走了。
  “这里水深流急,吴科进一定被激流卷向下游,快追!”一位长官模样的匪首说完,带着匪徒匆匆往万泉河下游奔去。
  吴科道虽然庆幸四弟大难不死,却增加了不少担忧。
  1949年秋,时任中共定一区区委书记吴科进、委员苏德轩等人到雷鸣乡新楼坡村做支前工作,遭国民党一三一师部分匪兵包围。机智勇敢的吴科进组织突围时苏德轩等四位革命同志中弹牺牲,革命老屋主王必桂的母亲为掩护吴科进等同志突围,也被敌人杀害。
  吴科道知道后又是一身冷汗。因为他家就剩下四弟这个兄弟,再也不能有什么闪失了。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由广东溃逃的国军余汉谋集团残部迅速撤往海南岛,连同岛上原有的第64军等部,总兵力约10万人,统由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
  薛岳将这些建制不全的残余力量,经过拼凑整编为19个师,对海南岛实行环岛防御。另外,以海军舰艇50艘、飞机45架,组成名为“伯陵防线”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企图凭借海峡天险,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解放海南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11万多人在叶剑英、邓华、韩先楚等人指挥下 ,在完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以木帆船为渡海工具,于1950年4月16日开始以陆军单独向敌陆海空三军立体防御发起进攻,在岛上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与国民党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期间,吴科道积极组织物资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炮火中跑来跑去,显得沉着、机智而勇敢。
  经过15天激战,大部分敌军从榆林港乘船逃跑,余敌被歼灭。最后,随着海南岛西岸的八所港被解放军攻克,5月1日,海南全境获得解放。
  5月1日,海南各市县统一召开庆祝海南解放大会。当时,吴科道随所部驻扎在琼东县的嘉积镇,其庆祝大会有三万多群众、学生参加,盛况空前。人们载歌载舞,欢声雷动。吴科道也激情澎湃,沉浸在喜悦之中。
  会后赶回驻地,吴科道老远就看见大嫂和妻子等在大院门前,喜不自胜,像小孩似的跑了过去。

  

  庆祝海南岛解放之日吴科道迎接妻子和大艘的嘉积镇某街道
  “现在革命成功了,你还要冷落我侬二姩吗?”大嫂单刀直入,睁着大眼看科道。
  “过去我是为了革命,也为老婆考虑。现在不同了,一定好好对待老婆!”吴科道一脸真诚。
  “这才像人话。才配称我侬二爹。”大嫂显得异常高兴。
  当天下午,吴科道与大嫂、妻子一起兴致勃勃地整理“新房”,用红纸写上一个偌大的“喜”字,张贴在大门上,说是要还给老婆一个温馨的洞房。
  当晚,这对结婚十年一直没有圆房的夫妻终于鱼水交欢,搂着喜极而泣的妻子,吴科道一再道歉,温情无限,轻声细语地与其一起描绘美好幸福的未来。
  谁知天不作美,第三天早上,妻子头痛发烧,而且高烧不退。科道赶紧将其送去琼东县医院,还是无法救治,三天后与他永别。
  吴科道想起妻子因自己受苦受累,刚得到些许福祉就命归黄泉,不禁悲从中来,自责不已,任是坚毅也落泪。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17 19:31:51
  第四章
  尽心竭力
  济世安民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唐] 王昌龄《出塞》(其一)




  行天下,知天下,安天下。共产党人出类拔萃,以脚步丈量大地,以心灵度量世界,以梦想拥抱日月,以功德福荫苍生。吴科道心怀天下,志在惠民,知行合一,堪为共产党员队伍中的排头兵。
  ——题记

  第十一节
  重史保全图久远
  履方把稳虑深长

  吴科道素来善于思考,且具有超前思维,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想到如何尊重历史,最大限度地保全历史文物和包括敌伪档案在内的历史资料,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方面称为“动员戡乱” ,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革命战争。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当局以30万军队围攻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这标志着国共双方大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也标志着全国解放战争由此开始。
  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期间,国共双方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被动地抵御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
  从1947年7月开始,国共双方部队作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原先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紧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1949年1月31日,随着历时63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夺取全国全面胜利指日可待。
  时任定安县民主县长吴科道为之振奋,不失时机地组织宣传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鼓舞军民斗志,积极组织做好支前工作。同时,结合琼崖革命形势,深入思考有关问题。
  琼崖的革命形势与全国一样,从1947年起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在粉碎了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和蔡劲军保安部队的“清剿”行动之后,琼崖出现了自卫反击战争的大好形势。
  经中共中央批准,1947年5月9日至26日,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在白沙第二区红毛乡召开,吹响了琼崖革命斗争从自卫转向反攻的号角。
  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振亚、吴克之任副司令员,黄康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马白山任参谋长。琼崖纵队下辖第一总队、第三总队、第五总队和一个独立支队,总兵力达到八千余人。
  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全岛人民争取早日翻身解放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青壮年纷纷参加琼崖纵队,使之不断发展壮大。截至1948年底,琼崖纵队总兵力达到一万五千人。而当时琼崖国民党军队(不包括地方武装)的兵力,只有八个团一万三千人。
  “失人心者失天下。国民党鱼肉人民,不得人心,兵败如山倒,必败无疑。”吴科道分析时局,对胜利充满信心。,
  “必须未雨绸缪,在穷追猛打国民党残匪的同时,采取措施防范他们破坏文物、烧毁历史资料等罪恶行为。”吴科道从有关渠道获悉琼崖国民党当局采取“山薯不吃戳烂烂”的破坏策略,意欲对包括历史文物、历史档案等进行毁灭性破坏的“清扫计划”后十分忧虑,思考对策。
  “这种没有硝烟的保卫战,对于济世安民,尤其是日后国家建设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吴科道自许自励。
  但是,这种破坏活动防不胜防,到底如何保全?他则感到相当为难。
  正当吴科道为如何保护定安县历史文物及历史档案绞尽脑汁之时,与德高望重的琼崖知名民主人士王集吾先生不期而遇。吴科道将心中的焦虑向他和盘托出,想不到与王先生的思虑不谋而合。
  原来,王集吾也了解到国民党的“清扫计划”,为之焦急,并向冯白驹同志做了汇报。冯白驹同志高度重视,在交代有关人员部署防范的同时,指示王集吾利用其特殊身份,尽可能联系更多的进步人士,对全岛的历史文物等予以保护。王集吾告诉吴科道,他最近四处奔波,遍找知己,正是为此广泛地宣传发动,采取保护措施。
  吴科道听后倍感振奋,决心组织打好这一场特殊的战役。他请王集吾转告给冯白驹同志,作为定安县民主县长,他除了组织做好抗敌支前等革命工作以外,一定想方设法保护好定安县的历史文物和包括敌伪档案在内的历史档案。
  王集吾高兴得紧紧握住吴科道的双手摇个不停,夸他是个明白人,是个好县长,说是代表冯白驹同志衷心感谢他,日后一定为他请功。
  吴科道也十分高兴,但并非是为了立功,而是高兴自己的想法与冯白驹同志的指示不谋而合。
  但是,如何打好这一仗?他还是感到茫然。他想来想去,觉得必须争取国民党内部有关人员的理解与支持。否则,不但事倍功半,而且会使防范计划彻底落空,造成极大的遗憾。
  他很快想到在定安中学读书时的学兄王衍端。
  时任国民党定安县保安总队平和中队长王衍端是定安县众所周知的父子进士王映斗的第五代孙,王器成的第四代孙。受父子进士尤其是王映斗精忠报国、一心为民高尚品格的影响,王家除了出了一位以克己为民称誉定安的“贴钱县长”王豫昌,还出了四位勇于抗日的志士。其中,王衍端的父亲王震昌因抗日被日寇追击丧命;其二弟王衍文也因抗日被日寇杀害。因此,时人称“父子进士”后代家族为“抗日之家”。
  誓与日寇不共戴天的王衍端曾任定安县抗日第一大队第四中队中尉政训员,坚持与共产党游击队协同抗日,功勋不小。其四叔王仁昌的长子即王衍端的堂弟王衍长也是学有所成的进步人士,担任国民党定安县党部书记长。
  吴科道认为,争取国民党内部官员支持共产党破除国民党的“清扫计划”,王衍端和其堂弟王衍文是最好的人选。
  但是,在国共已经分裂且进入国共双方决战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党的县长亲自上门找国民党要员请求帮助,危险性显然很大,弄不好是自投罗网。
  “共产党员不怕死,怕死不当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吴科道将生死置之度外,无所畏惧。
  “事不宜迟,马上就办!”吴科道果断地给自己下达命令。
  于是,吴科道探知王衍端的行踪之后,坦然来到地处定安县城西南方约八里处的王衍端家乡春内村登门拜访。
  在定安中学读书时,王衍端就结识为人诚实正派、学习成绩优秀、毛笔字首屈一指的贫困学弟吴科道。参加抗日以后,王衍端曾率部与吴科道所在的抗日游击队联手在金鸡岭伏击日军,一定程度打击其嚣张气焰,对吴科道一心为民、勇于抗日的精神为之折服,对其出色的武功尤其是百步穿杨的枪法更为佩服。看到贵客莅临,王衍端显得极为高兴,赶快让家人宰鸡备酒。
  性格直率的吴科道和王衍端寒暄几句就开门见山请求帮助,特别要求疏通其堂弟王衍文也大力支持。
  王衍端也是个耿直之人,也想为国为民做些实事,当即表态大力支持。他告诉吴科道,他和堂弟衍长虽然在国民党一方任职,但“只打日本鬼子,不打共产党人”的做人原则永远不变,一定竭尽全力支持共产党做好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就在吴科道与王衍端深入商议如何破除国民党“清扫计划”之时,王衍长也回到家里。王衍端干脆对其介绍科道身份,直言相告。
  王衍长早闻吴科道大名,相见恨晚,想不到他如此儒雅斯文,完全不像抗日出名的勇士,不禁平添几分敬意,赶快上前紧握着吴科道的双手直喊“幸会幸会!”
  共产党的县长与国民党的党部书记长握手言欢,谈笑风生,实在是匪夷所思,那是缘于正义奉引,正气使然。
  王衍长办事干脆,对吴科道郑重承诺,一定竭尽全力,保全国民党的人员档案和日寇留下的所有资料。
  按照国民党的职能分工,县的党部书记长只负责党员档案等党务管理等事务性工作,可以参加政府工作,但一般不管理部队。因此,时任国民党定安县党部书记长王衍长只兼任定安县教育局长和定安中学音乐教师,在军界没有职务,无法调动兵力执行任务。
  鉴此,王衍长说他尽其最大能力只能保全国民党的人员档案和日寇留下的有关资料,对于保护历史文物等事项,建议由堂兄王衍端负责。
  富有正义感的王衍端态度积极,语气坚决,与吴科道商量后一致认为,除了古籍和重要的历史资料,定安古迹和定安县历史名人故居,都在保护之列,尤其要维护好当时全岛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定安学宫”。


  

  吴科道于海南解放前夕曾尽力协调保护的定安见龙塔

  但是,王衍端也不能将此当作正常任务公开安排部下执行,只能暗中委托可靠的部属和朋友在“定安学宫” “见龙塔”等古迹附近巡看,以防不测。
  为了加强此项工作的沟通协调,吴科道委托与春内村王族保持密切联系的龙梅村革命同志王俊才,与王衍端、王衍长保持经常性联系,使定安县破除国民党“清扫计划”进展顺利。
  就此受冯白驹同此委托的王集吾先生时不时也与吴科道、王衍长等人直接联系。海南解放之时,全岛各市县对历史文物、历史资料等保护普遍较好。最好的是定安县,其中,对敌伪档案的保护,基本上做到毫无损失。
  对此,除冯白驹与王集吾等人总体部署并沟通协调各种关系以外,与吴科道、王俊才、王衍端、王衍长等人的积极努力也密切相关。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17 19:33:45
  第十二节
  治安干将声威壮
  管业能人志气高

  1950年5月1日海南解放以后,进入建立新政权、建设新海南的历史时期,
  5月3日,成立海南军事管制委员会人民公安接管委员会。与吴科道同年担任民主县长的陈武英为人民公安接管委员会主任,随即按照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于1949年9月1日发布《关于接管工作指示》所规定的大纲、原则和步骤,接管国民党旧警察、司法机关,建立人民公安机关。
  是年6月16日,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宣告成立。该处内设秘书科、治安科、侦察科、后勤科四个科室,处址在海口市新华南路(后来的海南日报社),肖焕辉任处长,王文源、文度、陈子严任副处长。
  当时,海南最缺的是干部,各级干部由原民主政府(即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政府)为数不多的干部、两千多名南方大学海南分校毕业的学员、两百多名南下干部(上级派遣),以及原国民党政府败退时留下的部分职员组成。南下干部虽然不多,但都在各级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本来,吴科道早在1947年就担任定安县民主县长,文武全才,卓有建树,解放后尽管不能像同批干部陈武英等人一样得到提拔重用,也应保留其原有县团级职务,相应安排县委书记、县长或海南机关正处级领导职务。由于此前吴科道曾批评中共琼崖特委三十年代初期肃反扩大化,尤其是激烈批评中共琼崖特委在革命胜利前夕的1949年8、9月间,将中共领导的“琼崖学联”当作“特务集团”处理,使两百多人被捕受刑,其中31人惨遭杀害。他认为这也像三十年代初期肃反“共产党人杀害共产党人”一样极端错误,强烈要求予以平反,从而得罪了有关领导,于1950年6月被降两级安排到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担任治安科科长。
  公安处各科科长的行政级别,都在17至18级之间,唯独吴科道为行政15级,是该处行政级别最高的科长。
  不少人认为组织上这样安排吴科道有失公允,为其鸣不平者不乏其人。但是,素来淡漠名利、服从组织安排的吴科道对此毫不在乎,办完妻子丧事后二话不说,立即赶赴海口报到履职。
  吴科道所在治安科的工作职责一是负责户口管理,二是负责公共秩序管理,三是负责特种行业管理,四是负责枪支弹药和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管理,五是负责与社会安定有关的其他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显得极为重要。
  由于刚刚解放,海南与全国各地一样,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吴科道深感治安科科长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拿出抗战时期不怕苦、不怕死的拼命精神,艰苦奋斗,真抓实干,使海南的治安形势当年就有很大的好转。
  1951年7月25日,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改建为海南行政公署公安总局,内设人事科、秘书科、治安科、政保科、经保科、执行科、后勤科、边防科八个科室,由区党委常委伊冠寿兼任局长,王文源、文度任副局长,吴科道照任治安科科长。
  他觉得公共秩序与社会治安关系最为密切,不加强管理使之稳定,社会治安、社会稳定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他将其作为科里的工作重点,下大力气抓紧抓好。
  吴科道将公共秩序管理的重点放在集市、车站、码头和群众集会场所,以及旅馆、公园旅游区、商场、舞厅、音乐茶座等文体场所。因为这些人们聚集的场所,既是各种违法犯罪人员易于混杂期间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场所,又是容易发生挤死、挤伤人等伤亡事故的地方。
  他通过调查研究、制定计划、沟通协调、组织指挥等措施,组织全岛治安干警结合贯彻落实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的镇反精神,在全岛范围内掀起一场公共秩序管理攻坚战,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努力建立起规范有序的新秩序。
  截至1950年底,全岛共逮捕混杂于外来流散人口的反革命分子、土匪流氓、和逃亡地主恶霸500多人,抓获国民党中统分子、中央党部秘书黄岭,马来西亚、港澳之特务头子黄光等335人,打劫商民案犯庞有才等31人,还有大批各类犯罪人员,有力地打击各种治安犯罪活动,确保公共安全。
  海南解放初期,社会上流散大量的枪支弹药,对人民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群众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吴科道遵照1951年7月7日政务院批准颁布的《枪支管理暂行办法》,认真组织全岛治安干警采取拉网式的清查收缴,全面收缴社会上散存的枪支弹药,逮捕私藏枪支案犯林光盈等等53人。对收缴的枪支进行全面审查登记,开始在全岛范围内对枪支弹药进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在此基础上提请制定枪支管理实施细则,对符合规定可持枪者颁发持枪证,纠正有枪无证、一枪数人、随便携带的混乱现象。由于对枪支管理严格有效,在全岛范围内一定程度减少了民间械斗案件,社会治安良好。
  吴科道在全岛范围内组织组织开展“三禁”即查禁贩毒、查禁赌博、查禁娼妓工作,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将鸦片、赌博、娼妓称为对人类毒害极大、对社会破坏极大的“三毒”,发誓在其任内想方设法组织力量将全岛的“三毒”清除干净,向海南人民交上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海南解放之前,海口、府城、文城、中原、崖城、感城、那大等市镇种植罂粟、贩运销售鸦片最盛行,烟馆棋布。更甚的是有的城镇、墟场用鸦片代替货币使用,或用鸦片作为供货计租的计算单位。国民党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虽然也在海口市设置禁烟委员会,由蔡劲军兼任主任,一方面装模作样地宣扬禁烟,一方面却由官方指定设烟膏销售处,以致贩毒日益严重。
  吴科道对贩毒早就深恶痛绝,从担任治安科长之日起,就考虑如何查禁贩毒。他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5月发布的《为严禁鸦片烟毒由》,借鉴广东省在广州、汕头等地开展重点打击制、贩、运毒的惯犯、现行犯试点经验,亲自草拟《海南行政公署公安总局查禁鸦片烟毒工作方案》,经局里批准后在全岛组织实施。各市县公安机关立即着手清除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祸害,拔除种植的烟苗,没收销售的烟土,严处吸毒者。
  与此同时,吴科道通过沟通协调,组织沿海边防派出所、军民在海防口岸采取截击行动,当年抓获偷运烟毒船只39艘,缴获烟土净重37385两6钱,严处重犯70余名。
  在此基础上,吴科道借助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分别于1952年5月21日、12月3日先后颁布《严禁鸦片烟毒通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的东风,草拟治理措施更为有力的工作方案,经批准后组织落实,并经常性地带队突击检查,从而在全岛再次掀起禁毒高潮,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效,如贩毒重灾区海口市到当年11月底,共逮捕和打击制造、贩卖、运送烟毒分子78名,破获烟毒案件87宗,没收烟土、烟膏259两2钱,处决烟犯一名,管制308名。至此,贻害海南岛百余年的烟毒得以彻底清除。
  吴科道在大力组织禁毒的同时,下大力气查禁赌博。
  海南解放初期,经过一番整治,虽然新秩序基本建立,治安趋于良好,但不少赌徒乘新秩序尚未巩固之际,啸群聚众,开设赌场,不但赌风日盛,而且有残匪混迹其间,破坏社会治安。
  吴科道根据海南公安接管委员会1950年5月19日发布的《禁绝聚赌之风布告》,在全岛范围内组织开展禁赌活动,取缔公开赌博场所,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51年元旦春节期间,吴科道组织全岛治安干警依照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50年8月12日颁布两个治安条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再次采取查禁赌博、封闭赌场的打击行动,共查处赌博案件320宗,处罚了一批赌头、赌棍,并坚持经常性的明查暗访,基本上刹住了这一长达上千年的赌博恶习。
  吴科道将查禁娼妓作为社会治安的重要内容,与查禁贩毒、查禁赌博工作一起研究,一起部署,一起组织落实。从1950年底开始,就在全岛范围内组织查禁娼妓。但是,由于力量有限,尤其是多次被抽调参加剿匪肃敌等中心任务,以致查禁娼妓工作不如人意。
  1951年10月,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禁止卖淫、取缔妓院、娼妓政令以后,吴科道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组织草拟查禁娼妓工作方案,经局里批准后于1952年上半年在全岛开展集中围剿娼妓活动。
  在声势浩大的查禁娼妓活动过程中,吴科道善于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结合土改、社改中心工作,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海口、临高、那大、崖县等四个市镇逮捕了屡教不改的娼妓桂英等106名,收容妓女510名,取缔妓院十多所。对患性病的娼妓强行治疗,同时组织办班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安置工作,共教育释放妓女187人,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受压迫的妓女从苦海中解救出来,使海南岛的卖淫嫖娼活动得到禁绝。
  吴科道组织建立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1年7月,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徙自由,经政务院批准,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在城市实行户口登记,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市户口登记制度。
  当时,一些不法分子趁新政权立足未稳,更换身份,涂改户口,冒名顶替,企图逃避打击。加上一些民房在战事中被毁,导致人口流动较大,使户口管理处于失控状态。
  吴科道认真学习《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觉得做好户口管理工作应首先从全岛最大城市海口市抓起。
  他组织草拟工作方案,选择海口市义兴派出所为试点,各派出所以一个居委会为试点,从重新申报户口、户口校正切入,点面结合,边检查边登记,边建立户口管理制度。他经常深入基层检查指导,通过组织户口查对,发现了大量人口及其变动的漏报、重复、差错情况,不仅比较准确地掌握海口市的人口总数,还查获一些潜藏匪特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得到海南军政委员会和海口是政府的好评。
  截至1951年底,海南彻底废除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全面建立起符合国家规定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
  此外,吴科道按照职责要求,卓有成效地组织开展旅馆业管理、印铸刻字业管理、旧货业管理的特种行业管理等工作。每一项工作都做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力度大,效果好,使海南的社会治安日新月异,被称为“治安干将”。
  正因为这样,在1950年9月1日至10日召开的“海南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海南行政公署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冯白驹同志所做《三个多月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接管工作基本完成,社会秩序大体恢复,各项建设事业逐步实施”。


  

  吴科道于解放初任海南行署公安总局治安科长主抓社会治安时的海口市某街道

  “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面对蓬勃发展的事业,面对光荣艰巨的网使命,吴科道豪情满怀,决心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以新的姿态、新的作为,谱写人生新的壮丽篇章。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18 19:40:26
  第十三节
  剿匪勇士惊敌胆
  镇反飙风固政权

  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厂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使新中国的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
  为了彻底摧毁旧势力,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生活秩序,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统一部署,从1950年冬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为关系新中国前途命运的“三大运动”之一。
  在海南解放前夕,国民党由于面临着全面崩溃和军事失利,不少不能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或者隐藏于深山老林,或者潜藏城乡,更多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充斥海口街头。有关资料记载,海南解放初期的匪特,大约有三万多人。
  一些国民党潜留的匪特为了搞乱人心,时不时在夜晚抛手榴弹炸毁车辆,炸伤行人,使作为新中国海南党政军重要机关驻地的海口,治安秩序显得较为混乱,社会情况十分复杂。
  面对这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作为海南最高公安机关的治安科长,吴科道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经过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供有关领导决策参考。
  当然,海南党政军领导对此更为重视,治理的措施也相当有力。1950年5月6日,刚刚成立的海南军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剿匪肃特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全岛剿匪肃特与镇反工作,出台了《关于立即在海南开展坚决、全面、干净、彻底地肃清匪特、巩固海南的通令》,并针对全岛匪特的分布情况和活动规律,从实战出发,制定了“发动群众、政治攻势、军事歼灭”三结合的“治匪”方针,在全岛划分四个清剿匪特区,投入剿匪兵力达五万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武装部队和农村基干民兵等密切配合,声势浩大地开展了剿匪活动。
  当时,澄迈县匪首邱岳观在澄迈境内组织有近百人参加的“中国青年救国军”,持有武器弹药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次杀害乡村干部,极为嚣张,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澄迈县多次组织抓捕,由于邱岳观精通武艺,枪法极准,加上人生机灵、熟悉地形,不但没法抓到,反而造成一定伤亡。因此,澄迈县政府要求海南军政委员会派兵对其进剿。
  195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刚整编完毕的第二十九团奉命进剿邱岳观残匪,要求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也派员配合。时为该处治安科科长吴科道因有实战经验且精通武艺,被最先点名担任队长,带领50多名武装人员执行该项任务。
  吴科道素来不畏强敌,一听到有强劲对手,浑身振奋,积极与第二十九团团长配合,通过各种渠道摸清邱岳观活动的主要区域和规律后一起研究制定了详细的捉捕方案。
  邱岳观对吴科道等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不敢与其硬拼,凭借其熟悉地形等有利条件,退入文儒乡王文儒烈士曾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东山岭与吴科道等人周旋,意欲与其打一场有利地主的持久战。
  吴科道等人决定速战速决。他全面了解东山岭的情况后请熟悉地形的群众带路,身先士卒,率部爬上东山岭。
  吴科道多年在南牛岭、母瑞山等高山峻岭活动,练就了过硬的爬山本领,加上他艺高胆大,一直走在前头。根据向导指引,不久就靠近敌巢。邱岳观怕暴露目标,赶快从山后逃走,不料正中科道等人计谋,被二十九团官兵伏击,不但断送了几名匪徒性命,本人也险些丧命。
  邱岳观赶快回头欲潜入山林负隅顽抗,进入了神枪手吴科道的射击圈。本来,吴科道完全可以一枪将其击毙,但想到抓获的警示意义更大,遂“砰”的一枪,击伤其小腿,轻而易举地将其活捉。
  1950年底,澄迈县召开公审大会,将邱岳观枪决示众,对潜藏的匪特形成极大的震慑,自首者为数不少。

  

  吴科道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大获全胜
  吴科道主动请缨,铲除琼东李日延残匪也表现出色。
  1951年,原国民党乐会县政府和琼东残匪李日延为首的数十名武装匪徒,流窜到定安县文曲、黄竹、龙门、龙塘、雷鸣等乡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熟悉当地情况的吴科道知情后请缨配合解放军对其进剿。
  早在1946年初,李日延就率部在南牛岭与吴科道的游击队打过仗,虽然其兵力数倍于吴科道的游击队,但最终被吴科道的游击队打败,使他对吴科道为之服畏。听说吴科道带兵前来搜捕,李日延当然害怕,但不愿放下武器,效琼崖纵队躲进母瑞山,企图建立反共根据地,坚持反共到底。
  怎料对母瑞山等山岭了如指掌的吴科道不久就穿插到李日延众匪的前头,截住去路,威风凛凛地令其放下武器。顽固到底的李日延赶快率领众匪躲到石峰后面,伺机反击。
  吴科道让战士们就地埋伏,自己悄悄地爬上不远处的一棵树,对准李日延露出的半个脑袋,“砰”的一枪,李日延登时毙命。其他匪徒见状,赶快先将枪支扔出,然后举起双手,小心翼翼地出来投降。
  1950年10月8日,由于美国入侵,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政府审时度势,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历史性决策。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命令志愿军于当月赴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从此开始。
  当时,吴科道一再书面申请,强烈要求参加抗美援朝。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原则上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部队成建制调剂组成,因而吴科道参加抗美援朝的愿望未能实现。
  “你如此喜欢打仗,是不是杀人成瘾?”有人直言不讳地想问个究竟。
  “谁说我喜欢打仗?我想剿匪也好,抗美援朝也罢,总得有人去啊!我无家无室,死了如父母不生我一样,比有家室的人轻松得多。”吴科道回答得轻轻松松。
  “听说你与公安干校最漂亮的阿花好上了,但你老是强调工作繁忙冷落人家,就不怕被他人乘虚而入夺爱吗?”有人为吴科道的婚事担心。
  “如果只因受点冷落就让别人乘虚而入,这样的伴侣不可靠,不要也罢。”吴科道对爱情有与他人不同的看法。
  对此,很多人认为吴科道一身正气、勇气、硬气、奇气……为之敬佩;有人则认为吴科道尽是傻气、俗气、野气、贱气……对他嘲笑。
  吴科道不管人们怎么看、怎么说,坚持走自己的路,做自己职责范围以内该做的事。
  海南由于解放较晚,其镇反运动与剿匪肃特工作一并进行,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50年5月至11月。
  1950年5月6日,刚刚成立的海南军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剿匪肃特工作会议,具体部署全岛剿匪镇反工作,出台了《关于立即在海南开展坚决、全面、干净、彻底地肃清匪特、巩固海南的通令》,吹响了全岛群众性的肃清匪特与镇压反革命相结合的战斗号角。在此基础上,深入宣传发动,组织学习有关政策,组织力量开始剿匪。
  期间,吴科道除了结合社会治安管理等职能工作,积极主动地组织搜捕潜伏匪特,还多次被抽参加调剿匪战斗,表现相当出色。
  全岛军民经过5个月的艰苦工作和激烈战斗,镇反运动与剿匪肃特工作成绩显著。其中,歼击匪特9153人。
  第二阶段为1951年1月至1952年夏。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残匪、特务、恶霸反革命分子”的要求,1951年1月,海南军政委员会重新部署镇反运动与剿匪肃特工作,集中力量进一步加大镇反力度,截至1952年夏末,共关押700余人名,处决150多名,基本消灭了海南境内的匪特和反革命分子。
  第三阶段为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底。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和黑社会帮会组织。
  反动会道门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反动封建迷信组织,如一贯道、九宫道等。他们以烧香、拜佛、念咒、传经等封建迷信方式,诈骗钱财、毒害人民、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扰乱治安。解放前这些组织的道首多是地主、恶霸、特务、土匪、汉奸,为反动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分子所掌握和利用。解放后多数道首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因此,在镇反运动中,反动会道门被定为五个方面反革命组织之一,受到毁灭性打击。
  1952年下半年,海南各市县集中时间和力量专门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和进一步肃清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海南有个“先天道”,解放前沦为国民党政客和特务的工具,解放后转入隐秘活动,秘密通匪、济匪,持有武器纠集暴乱等破坏活动。海口、嘉积、陵水的道首勾结匪特组织“反攻游击队”,进行反共复国情报活动,企图东山再起。
  1952年8月,海南各市县陆续召开有关会议,成立取缔反动会道门指挥部,统一行动,至1953年结束。全岛共计逮捕364名道首和反革命分子,除三名转外地惩处外,判处死刑14名,死缓17名,有期徒刑62名,保释211名,使反动会道门组织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鉴于前期对“反革命”没有权威性的规定,一定程度影响镇反运动顺利开展,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明确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行为,均为反革命罪。”从此,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均依照该条例对反革命案件予以审判。
  全国整个镇反运动被“杀”、“关”、“管”的总人数,毛泽东主席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
  镇反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上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对巩固新中国的新生政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20 13:57:43
  第五章
  雄姿英发
  奇气高风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吴科道由于长期注重学习,善于思考,显得涵养极好,素质较高。他思想敏锐,思维独特,文笔精华,论辩精辟。加上俊秀大方,胸怀磊落,一身正气,乐于助人,显见其出类拔萃,独具魅力。
  ——题记



   
  第十四节
  骨干担纲兴大业
  名师授课展雄才

  建国初期,我国干部十分缺乏,远远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所肩负新的历史重任。大力培养各类干部,成了当时极为急迫的重大问题。
  海南解放后,建立了新的人民警察机构,公安干警除了由部队转来一批骨干成员之外,还招收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充实干警队伍。由于当时的干警队伍为公安部队建制,凡是被招收充实干警队伍的青年学生,都视为参军入伍。
  为了切实提高新进入干警队伍的干部素质,1950年7月,海南行政公署创办了“海南区公安干部学校”,校址在海口市大英山。该校首任校长李林,学制一年,开设政治、语文、警察学等课程。分设甲乙两班(队),每班50人,开办两年(两批),1952年7月终止,共培训干部200名。
  鉴于当时海南没有警察专业师资,海南区公安干部学校的警察学课程,请当地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公安业务骨干执教。政治课程也结合公安业务,尽可能由公安机关的有关领导主讲。
  海南公安机关从最初成立的“海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到1951年7月更名的“海南行政公署公安总局”,派到海南区公安干部学校兼职执教有关课程的,是局领导和各业务科的科长。
  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主要业务,作为治安科长的吴科道,自然是公安干部学校兼职教师的较好人选。这不只是因为吴科道是公安总局业务科长,还有曾在师范学校受过系统训练、资格较老、级别较高等因素。因此,吴科道是第一个被总局领导点将到公安干部学校兼职任课的科长。
  吴科道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振奋之余,反复思考如何设置具体课程,如何增强教学效果。
  他想,公安工作与人民生命财产密切相关,对公安干部的培训,不能满足于常规性的业务辅导,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和引导培训对象切实强化忠诚、法制、公正、惠民、奉献、勤勉等多种意识。因此,他进一步深入思考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与学员们深入探讨的有关问题。
  按照公安业务培训的常规要求和治安管理职责范围,吴科道系统设置了“社会秩序管理”“特种行业管理”“户政管理”“枪支弹药爆炸危险物品管理”等教授课程。每一课都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讲课与讨论相结合,尤其是大力推行师生互动,采取启发式、讨论式的学习方式,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他根据工作实际与社会各界反映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组织教学,效果较好。如
  在讲授“户政管理”课程时,他就如何“查户口”这件看似简单的公安业务,将课室当作宾馆或民户,进行几种模式的模拟教学,让学员们真正懂得上门查户口时应如何叫门。
  吴科道让学员们坐在课室里,自己走出课室将们关上,然后有所间隔地模拟四种不同的叫门方式。
  一是撞击式:吴科道操起一杆事前准备好的步枪,以枪托用力“咚咚”地撞击门子。
  二是拍门式:吴科道抡起一只手掌,拼命“嘭嘭”地拍打门子。
  三是高喊式:吴科道站在门外声嘶力竭地高喊:“开门开门开门——”
  四是敲门式:吴科道站在门外,右手握成半拳,用并拢的指关节“叩叩叩”地适度敲门。
  随后,吴科道把门打开回到课室,对学员们环视一番后朗声问道:“刚才有四种叫门方式,大家认为我们上门查户口,应该采用第几种叫门方式?”
  “第四种——”学员们口径一致并拉长声调,表示肯定。
  “对!查户口不是对敌作战,不能“嘭嘭”地打门,也不能大声责令。”吴科道显得比较满意。
  吴科道因势利导,强调公安干警一定要文明执勤、文明执法。
  “居高临下,粗暴野蛮,动不动就气大脸黑,大声撕喉,甚至大打出手,这是旧官员特别是国民党官员的恶劣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绝对不能这么干!”吴科道语重心长,谆谆教导。
  吴科道觉得公安干部的品格、意识、作风等对其能否正确履行职责关系极大,虽然这些内容属于“政治”课程的范畴,但就此与学员切磋交流极为必要。于是,吴科道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休课等空余时间,与学员们探讨了系列问题。
  “依法办事对所有国家干部来说,都是基本要求,但对公安干部要求更严,请问各位能否做到?”有一次下课以后,部分学员们仍兴致勃勃地向吴科道请教有关业务问题,吴科道答非所问,提出这个看似简单,实际非常复杂且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附带说明业务问题待下一课讲述。
  “这还用问?肯定能做到!”马上有人显得比较轻松地回答。
  “好!那么假设有人举报张三私藏手枪一支,曾多次持枪吓唬他人。公安局任你为组长带领几位干警前去办案,你准备怎样处理?”吴科道结合正在声势浩大地开展的“镇反”运动,以案例设问。
  “这显然属于反革命案件,得尽快将张三抓起来,令其交出枪支并按要求笔录及整理有关材料后,一边将张三收押,一边以书面形式将案情向局里报告。”言者显得有点得意。
  “张三否认怎么办?”吴科道双眼逼视。
  “得想办法让他认罪交枪。”言者显得有点底气不足。
  “张三还是否认怎么办?”
  “那是拒不认罪,只能用刑了。”
  “用刑以后张三只承认有枪但交不出枪,甚至乱指埋枪地点,让办案人员耗时费力怎么办?”
  “那是藐视法律,戏弄干警。必须加大刑罚力度,使其彻底投降交枪。”
  “他如果还是交不出枪怎么办?”
  “这是顽固的反革命分子,立即报请镇压,以威慑……”
  “混蛋!你这是胡乱办案,屈打成招,草菅人命——”吴科道打断对方对话,显得非常生气。
  “哦?”众多围观的学员好像不太明白。
  “大家想一想,张三一经用刑就诏认画押,后来不管如何用刑,就是不交枪。这到底是为什么?”吴科道引导大家深入思考。
  “因为他是顽固的反革命。”有人回答得十分干脆。
  “嗯……”马上有人附和。
  “也许张三根本没有枪。”有人提出异议。
  “没有抢怎会诏认画押?要知道招认等于认死。谁愿意自已找死?”言者在反驳中予以肯定。
  “严刑逼供,生不如死,屈打成招的冤案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怎说不会?”
  有人反驳。
  一时间,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比课堂讨论热烈得多。
  看到大家都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吴科道十分高兴。他拍拍手,要大家安静下来。
  “看来从办案人员到各位评论者,都忽视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那就是从举报审察案情。”吴科道提醒大家。
  “对呀,会不会举报有误?”有人似是顿有所悟。
  “应该审问举报人。”马上有人反应。不少人点头赞同。
  大家又是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来。
  吴科道又拍拍手要大家安静下来。
  “审案必须全面。提审举报人极有必要。起码要举报人详细举证。比如,案犯为什么要用枪恐吓他?案犯分别在何时何地几次持枪对其恐吓?是否有人作证?该手枪的基本形状怎样?如果只是举报者个人举报而没任何证据,其举报应属无效。”吴科道做出结论,环视大家看看有没有不同意见。
  “反对。这样一来,岂不是对所有举报的案件,只要案犯抗拒不认,就可以变为无罪。”有人反对。
  “共产党办案,就是要疑罪从无。只要证据不足,就当作无罪释放。如果后来找到其犯罪证据,再抓捕法办也不迟。”吴科道语气坚决。
  “问题是案犯招认画押。”还是有人不服。
  吴科道觉得讲法理不能解决问题,想起不久前协助定安副县长吴强处理的一宗冤案,心里豁然开朗。于是,他将该案讲述如下:
  定安副县长吴强接到黄竹乡部分乡民怨诉,云某人被屈打成招,即将受刑,要求县政府主持公道。分管镇反工作的吴强副县长亲自到黄竹了解,通过审阅案卷,看见案犯已经招认教唆他人投药下井毒害群众,便亲自提审案犯,问他自己招认为何鸣冤。
  一提起招认,案犯就极为悲愤,泣不成声,说投药下井纯属捏造。起初,办案人员用了不少刑罚要他供认,他都咬牙坚忍不认,后来,一位办案人员发明新法,用步枪复进簧(细长的铁条,俗称“枪亮”)从肛门捅进去,反复抽插,使他痛不可耐,生不如死,只得违心招认求死,以求解脱。
  后来,吴强找到举报者,一问就破绽百出。他叫人取来投井未遂的“毒药”,当众给一只鸭子灌下,半天后鸭子无事。吴强问办案人员该如何处理,几位以案成报功的人员哑口无言。原来,那是举报者用红汞水和红土搅拌后装入瓶中,作为案犯“毒害”村民的证据。由于处决的报告已报给海南军政委员会,吴强请吴科道出面帮其撤案,还当事人以清白。
  “大家说说,为什么当事人要违心招认?”吴科道朗声问道。
  “刑讯逼供!”大家众口一词。
  “刑讯逼供是否符合依法办案?”吴科道将声音提高几度。
  “不——”众人回答的声音也提高了几度。
  “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法律、敬畏法律,坚持依法办事,使法制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吴科道慷慨激昂,侃侃而谈。
  此后,吴科道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与学员们探讨在他看来极有意义的品德、人生等问题,有些问题看似偏激,却发人深省,让人感悟。譬如,“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真理就在你等少数人手里,你敢不敢坚持真理?”“如果你碰到有人蒙受冤屈而性命难保,你敢不敢为民请命?”“如果你当了大官,能不能真正做到当官为民,廉洁奉公?”……
  吴科道与学员们这些课余闲聊,虽然不属于课程内容,但对学员们影响很大。不少学员认为,吴科道老师的课余提示,比一些领导在政治课堂上的照本宣科,不知强过多少倍。因此,只要是吴科道有感而发,学员们都围而听之,含英咀华,普遍感到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楼主邓光华海南 时间:2018-09-20 14:00:51
  第十五节
  匠意推言心作朗
  实情驳论理剖明

  海南行政公署公安总局秘书科长傅谦擅长写作,书写也漂亮,局里的大材料大多由他执笔,被公认是局里顶呱呱的笔杆子。
  因此,局里的同事大都恭维他,唯有吴科道当面指出他华而不实,说是自己心直口快,看见别人不足之处,忍不住要当面指出,但从来不说别人背后话。
  经多方了解,傅谦得知早年担任县长的吴科道,解放后之所以被降级安排当科长,是因为他爱给领导提意见,且不注意场合,不讲究方式,得罪了有关领导。他觉得吴科道自担任治安科长以来,同样存在这个毛病,也得罪了包括局领导在内的许多同志。
  “性格决定命运。吴科道这容易伤人的性格,恐怕会误其一生。”作为同事, 傅谦为吴科道着想,不想让他因此影响前程。
  “我也要找找他的毛病,挫挫他的锐气,促使他有所感悟,对其性格有所改变。”傅谦打定主意。
  有一次,傅谦看到吴科道与同事们谈到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时候,对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琼崖特委的肃反工作非议多多,说什么“共产党滥杀共产党人,做了敌人想做而无法做成的事。”觉得吴科道近乎夸张,将当年我党肃反出现的一些属于枝节性的问题无限上纲,说得十分严重,有损党的形象。
  傅谦当即上前与科道理论,怎奈科道被局长招去议事。吴科道临走前要傅谦另约时间辩论,说是口头、书面都可以,好像是胜券在握。
  此后傅谦几次想找吴科道辩论,因其太忙没有找到。傅谦符迁想到书面论辩,考虑到消除科道言论的影响,决定采用大字报的形式与吴科道论辩一番。
  于是,傅谦针对吴科道批评当年党中央和琼崖特委肃反工作的论点,写了一张《与吴科道同志论辩三十年代我党肃反之得失》。他充分肯定当年党中央和琼崖特委肃反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丰硕成果。指出尽管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但与肃反的伟大成果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吴科道过分夸大我党当年肃反的错误,实际上是给党抹黑,必须公开承认错误,起码应公开保证以后不再发布这方面的言论。
  傅谦特长行草,将该文用毛笔抄上大纸,张贴在局里办公室外头的墙壁上。
  “好文章、好观点、好书法。这下子吴科道出洋相了。”马上有人发表评论。
  “且不说吴科道书法远远赶不上傅谦,单就思辩与写作能力,吴科道肯定不是傅谦的对手。”有人对尚未开展的论辩先下结论。
  吴科道参加剿匪回来获知此事,当夜写出《三十年代我党肃反扩大化的惨重代价——与傅谦同志论辩肃反得失》一文,也用毛笔字抄好,第二天早上拿到局里张贴在傅谦大字报的旁边。
  吴科道简要肯定当时肃反工作的必要性和良好出发点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肃反扩大化使肃反结果事与愿违,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他简要论述,主要用例子与数据说明问题。
  吴科道指出当年肃反的弊端在于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对待不同意见者,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之下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给党的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如1932年时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夏曦以抓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为名,杀害了大批红军将士,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
  夏曦残害共产党人极为残酷。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是三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夏曦却无端怀疑他们是改组派。为得到所需口供,夏曦不惜对他们施以重刑。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被打折。当段德昌知道自己将被处死时,提出一个要求:“如今红三军子弹极缺,杀我时不要用子弹,子弹留下打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这是多么伟大的气概和人格,苍天也要动容,鬼神也会俯首,但没能撼动夏曦,竟然真的下令用刀把段德昌砍死。王炳南、陈协平也在段德昌死后被立即处死。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夏曦还曾在十几天之内抓捕了数百名所谓改组派分子,然后十人分为一组,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村寨游街,其中不少人死在路上。
  当时,琼崖特委也跟风开展肃反并极快陷入扩大化,将革命队伍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参杂在一起。1932年初,首先将在团的工作指导思想上与党特委产生一些分歧的琼崖团特委书记冯勋当作反革命分子关押审讯,发动了一场在自己内部进行的所谓反对政治派别的肃反运动。冯勋及所谓骨干分子被处决之后,缺乏内部肃反经验的琼崖特委将肃反继续扩大化。由于用了逼供,每审一批“反革命”,又“供出”一批“反革命”,越审越多,杀的人也越来越多。定安县高林村人张泰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早年参加中共,任过郭沫若秘书,1930年夏作为党的特派员回琼崖乐会县组建“列宁公学”,继而到母瑞山创建“红色童子军”,由于有人耐不住逼供将其“供出”为“反革命”,尽管荒谬无稽,还是被镇压了。张泰天被人无端指控为“反革命”,自知必死,去信在家的妻子要其另嫁。其妻认为被夫抛弃,上吊自尽。
  当时在琼崖被错杀的还有王波(万宁县委书记)、杨树兴(广东省农运特派员、万宁农会主席)、谢文川(红三团政委)、徐树芳(定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等一大批极有作为的共产党领导干部。
  吴科道沉痛地指出,与敌人打仗,牺牲的大多是一般战士,但红军肃反所杀的是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和中层骨干,是敌人高额赏金要不到、重兵围剿做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有人将肃反者称作“敌人刽子手”。
  吴科道透露,他曾就此对冯白驹直言其过失。早就深刻反省肃反惨重教训的冯白驹也直言“在肃反工作中,我们的损失实在太惨重了,党政军干部几乎损失了一半,领导工作也处于最困难的境地。”
  由于吴科道用事实说话,阅者无不认同,都说深受启发,顿有所悟。
  此外,吴科道文字精炼,书法比傅谦还好,显然是这场论辩的胜者。
  傅谦坦言论辩输了,但觉得吴科道在提示人们记取肃反扩大化教训、思考当时正在开展的镇反运动相关政策的表述中,关于“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存在扩大化,也错杀不少人”的结论有误,因为当时上头曾就此批评海南右倾保守,对反革命镇压力度不大。于是,他写了一张《谁说这次镇反扩大化——请吴科道同志解释》的大字报。
  吴科道也以事实说明问题,列举了有关案例。
  一是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湖南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 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日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抗击日寇。1950年在镇反运动被残酷处死。
  二是抗日将领陈应龙(海南文昌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 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48年携眷还乡,创办文昌县文西中学,受家乡父老称赞。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死。

  

  被吴科道举例不该镇压的陈应龙

  吴科道还列举多次率部协同共产党游击队袭击日寇、从不打过共产党的王衍端,只因担任过国民党定安县保安中队长就在1952年镇反运动中被镇压等只看任职经历、不看实际表现的错杀现象,说明镇反运动存在扩大化,错杀人。
  傅谦看了虽然无话好说,但对吴科道多次以王大鹏等地主为例非议土改政策的言行感到奇怪,想以此出出他的洋相。于是,他又贴出了《吴科道为何多次为王大鹏等地主讲话》的大字报。
  吴科道极快就以《王大鹏基本情况介绍》的大字报予以回复。
  王大鹏,琼东县麝栏乡下园村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琼崖首批党员之一,也是琼崖革命先驱之一,且对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杨善集有提携之恩。在以琼东民选县长身份掩护革命期间,安排不少革命同志以合法身份掩护从事革命活动,曾变卖自家田产和建屋木料,将所得2000块光洋捐建共产党干部学校——嘉积农工职业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他还将海口市和嘉积镇的祖铺交给党组织开办“平民书店”,作为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他利用到日本治病机会,购回20支手枪交给琼崖党组织,使琼崖党政领导首次拥有枪械。
  王大鹏曾任琼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经济委员会主任,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办起供销合作社、枪弹修造厂、被服厂、医院、印刷厂……被誉为“红色大管家”。
  王大鹏组织建成了嘉积至海口、文昌、岭口、中原等四条跨县公路,以及嘉积至福田、烟塘等县内公路,相应建起了里草桥、三发岭桥、山溪桥、烟塘桥,形成了以嘉积为枢纽的交通网络,极大地促进了琼东经济的发展。此外,采取加宽加取直的办法,改造了嘉积镇13条街道,对琼东发展贡献极大。
  1929年2月,王大鹏与敌伪作战受伤被捕,拒绝投降,被敌人活生生地割下头颅,在嘉积、海口等四处悬挂示众,牺牲极为惨烈。


  

  被吴科道评价为“对琼崖革命贡献很大、牺牲极为惨烈”的琼崖革命先驱王大鹏

  海南解放后,王大鹏的家人由于被评为地主成分,房屋被没收,全家人被驱逐出村,无家可归,到邻村借宿没人敢住“绝户”破屋。他的遗孀屡被批斗,不堪受辱,上吊自尽时幸被救活,境况凄惨。
  吴科道指出,琼崖革命先驱王大鹏对琼崖革命贡献极大,牺牲惨烈。人们不但不照顾其家庭,反而将其家人驱逐出村,以致一家数口无家可归。此外,还多次对其家属残酷斗争,实在过分,有感而发有何不妥?
  大家看了以后,都默默无言,有的甚至为之下泪。傅谦亦然,自忖不是吴科道的对手,到此为之,不再与之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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