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内农民和乡政府三次冲突的真相(转载)

楼主:定安的商人 时间:2008-04-13 14:25:52 点击:5596 回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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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起他们上访的原因,彭荣俊说主要是看到农民负担过重和国家有关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说几句公道话”。
  他做糖生意,要收本地芝麻,有次赶集,一个老头卖芝麻给他时,别人告诉他这个老头是“人民的大好人”,说他为农民减轻负担。彭荣俊就是从这个老人手里得到了中央和省有关农民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文件。
  晚上,他和爱人都看了文件。两人议论说,干部按县里规定收的钱和中央、省里的文件大不相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块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她很气愤,对我说,你是个退伍军人,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
  在一次村民小组会上,他读了中央和省有关文件。村民听了很生气,大伙说,你彭荣俊如果能向上级反映,把不合理负担降下来,我们出钱请你上访。“这事很快传开了,有不少老百姓找我,也有老党员、老干部,根据群众的要求,我找来了13个有社会经验、名声比较好、历史清白又愿意替农民说话的村民,当减负代表,基本上是每个村一个代表。
  “我们先写了一份《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然后,挨门挨户让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家还出了340块钱作为上访费用。”
  听说有人要上访,乡村干部找彭荣俊谈话。“那个乡干部和我是一个大家族的,辈份比我大四辈,他说,我以族里最大班辈的名义,以我现在的身份,要镇压你上访!我说,我彭荣俊一不违纪二不违法,我就要上访给你看看。我劝你凭良心干点实事,不要昧着良心坑害老百姓。他回答说,你是个聪明人,上面政策讲的是一套,下边根本做不到;现在市场上肉都要五块钱一斤,我们现在一百多块一个月,吃什么都没有……”“那次我们去了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有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搞了4颗红印回家,但到了底下就不一样了。”上访回来后他们决定向村民宣传
  “赶集的时候,我们在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里的文件,管区干部把电停了。我们又租了台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镇干部找我说,这样干违法,没有经过审批。我说,我宣传党的政策违了什么法?你讲法为什么乱收费。最后他们答应和谈,我们也暂不上街宣传。
  “和谈那天,我定的地点在水管站,干部定在原乡政府,我们不愿意去。干部说县委也来人,我们就去了。实际上县里根本没来人。“干部将我们每人一间房分开谈,他们打了我们的代表,有人就说干部打人了。我爱人听见后,以为是我挨打了,就喊了两声,那些镇里请来的人把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在地上。我出来劝,他们又把我打到沟里不能动弹。”
  彭荣俊还说,后来县里把上访的人抓了20多个,捆起来挂牌示众,开万人批斗会,最后全被农民抢走了。农民没打到多少人,当场打到一个黑社会的人。农民也不怕冷,追到河边打,把他打到河里去了。那次抓了屈刚,他69岁了,被捆绑在台上,手都搞断了。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还有的减负代表被判了刑,现在还关着……
  他们一再邀请于建嵘到他们村里走一走,向更多的村民做调查,并帮助解救被判刑的农民。于建嵘表示自己只是一个研究者,不能出面,也无能力帮助他们解救同伴。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失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觉欠了这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二)“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
  
  2003年春节前后,于建嵘再次进入衡阳县,与他同行的还有社科院的陆雷博士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部分研究生。他们调查了两个多月,访问了更多的农民“减负代表”。
  
  于建嵘说:“我原以为,他们被抓、被打、被判刑了,不会再搞减负上访了,事情应该平息了。结果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坚持抗争,而且形成了全县性的网络组织,这究竟为什么?”
  
  谈起上访经历,“减负代表”凌学文讲:一开始上访,都是先到乡里和县里,回来以后受到打击,然后到了市里;再次受到打击后,又到了省里,最后上到中央的。“我到衡阳市,感到没有办法,就跑长沙;长沙跑了30多次,上面也没有解决,于是跑到北京。凡是上访的人,家里人基本都受过打。但越打越是要去上访,因为政策不是我的,是党中央的,我是为了维护党的政策,我受了委屈当然不服。”
  凌学文是在市政府院里砌墙时,有个市领导给了他中央有关文件看。有一次在家赶上干部来收税,他与干部起了冲突。“我说生猪税,绝对不能按人头平摊,要收就拿文件给我看,不给看就别收。我很气愤,干部竟然在下面这样骗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上访了。
  “我跟家里打了招呼,我去上访,家里有风吹草动就把锣拿出来,如果在紧急关头,有十多二十个人到家里来打东西,就把锣用力敲,加急敲;如果是一般的事,锣就打缓一点。我也跟邻居打了招呼,他们说,你为农民说话,如果这些人来报复的话,我们一定赶到。
  “那次,政府派了12个人来家里打人时,是我小侄儿敲的锣。听到锣声,村里人都赶来,把政府的人围起来了。他们怕群众打就逃走了,吉普车也不要了。”
  在“减负代表”邓仔生家,于建嵘诧异地发现,这个强壮而有头脑的农民,一家人住的却是半边倒塌、破烂不堪的房子,屋里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邓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干和勤快的人。他的邻里给我提供了许多证据。他的家之所以如此败落,按邓仔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上访败家’。”
  邓仔生上访的路线也是先去乡里、县里,再到市里、省里。他讲:“如果当时乡政府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动了;但乡政府不解决,我们就一路上访,上访的钱全部是自己掏。今年又走了好几次,去市里的次数比县里的多,县里去了也没用。到省里去了十多次,到北京去了一次。上访的费用一共花了七八千块钱,都是车费和复印费。钱都是借贷款,现在还欠信用社一千多块钱。”
  他上访的起因是要求村务公开,村干部不肯。“他一掌打在桌子上说,看你有多狠,让你去告,你去上访去吧!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个小小村干部就逼农民去上访!”
  。
  他认为: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这种矛盾就不会根本解决。“乡村干部迫于各种压力和出于自己的利益对农民暴力相向,让不少农民扬言与干部誓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他们双方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
  于建嵘说:“在衡阳县,我看到了许多流泪的场面。农民在讲述他们受的冤屈时痛哭失声;减负上访代表为自己受到政府不公正对待和得到农民舍身营救与精心照顾而泪流满面;乡镇干部为因为领不到工资而不得不让独生女远行打工而哽咽难言。应该说,流泪的农民和流泪的乡镇干部,都是不合理的干部管理体制的受害者,而这不合理的体制又把两个受害者变成了冤家对头。”
  于建嵘也问过农民,现在搞村民自治,既然对村干部不满,你们也可以参加竞选呵?
  凌学文就说:“在下边按票数我是第一,可是选上了,他们也不让我当呵。镇里的人就说,如果让凌学文在村里当干部,不但我们搞不到钱,反而还要找钱给他呢。”
  还有村民讲:“群众选上去是没用的,我们组的群众干脆弃权不选,大家说不要干部。”
  可总是上访,也不是办法,“减负代表”们也想到这个问题。
  “上访终究是一件吃苦的事情,而且上访花钱。我家里做豆腐、喂猪和收谷的钱,被我到省里走一趟就花掉了。”“到了上面,最多也就给你搞个条子。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那个问题又来了。今天这个当官的被搞掉了,如果明天又来个贪官,比现在的干部更坏,那又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找个和政府机构协调的办法,就是说政府做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和他们商谈,不走上访这条老路了。”“有事可与干部互相协谈。该交的就要交,不该交的就不能交,不能影响社会的稳定。这样上访起风波,政府也麻烦,群众也不安宁。”
  “。”
  “这个组织的干部,干得好,可以让你多当几年;干得不好,农民有权罢免你。现在村委会就是没有这样搞,交头接耳,拉帮结派,没有通过群众。”
  “让农民自己管农民。当得不好就只当这一届,第二年另选。由农民自己推选自己的干部,不要上级委任。”
   读后感言: 我们广大农民对政府的不作为和腐败深深的感到心凉,我不希望政府怎样怎样,我只希望我们农民能够团结起来,争取我们应该拥有的合法利益,而不是任由政府欺压我们百姓,我们农民也是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不是你是什么干部就牛B,不是你是什么恭谗党就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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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am196701 时间:2020-06-16 18:02:04
  己扎口。
作者:zam196701 时间:2020-07-04 21:05:16
  还是特色社会好!你不服?不服就法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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