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的“有为而治”思想 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及其社会价值

楼主:十所秦武 时间:2019-09-13 23:36:14 点击:1332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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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儒家的“有为而治”哲学思想
  与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思想及其社会价值观
  文配山 文信光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二次开场(第二个环节)是儒家与道家人之争,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道家的代表作人物杨朱、老子、庄子。在对待自然、社会的态度、观点、立场上,儒家的哲学思想是主张“有为而治”;道家的哲学思想是主张“无为而治”。
  首先来说儒家的“有为而治”哲学思想。何谓“有为”?按字义解释,即“做什么”与“怎么做”的意思。儒家代表文士(或叫“儒士”),是代表士的上层与代表士的未来。先秦儒家的“有为而治”哲学思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春秋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第二阶段为战国时期,代表人物为孟子。依次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孔子。考查历史,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始祖),尊称“至圣”、“先师”,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论语》一书是以曾参为主的孔子门弟运用语录体散文形式,记录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全书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艺等诸多方面。就其哲学思想而论,孔子主张“有为而治”。这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第一,在仁德方面。孔子在《论语·颜渊第十二》里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这两句对话中,孔子的回答很干脆,所谓“仁”,就是“爱人”。按哲学范畴加以解释,“仁”的深刻含义包括两部份:爱人与爱已。从狭义讲,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亲,止于至善。从广义讲,也就是从社会深层面讲,强调的是对本人的关怀与尊重,从而形成理想和善的人际关系,构建和睦邻居及乃至和谐大社会。可见,“仁”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在《论语·里仁第四》里又写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在本章里,孔子强调“仁德”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只有与仁德的人作邻居,才是好邻居,也才是有明智的人。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最佳选择。
  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里还写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本章里,孔子强调以仁德治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以仁德治国,就会天下归心,人民顺从,国家安宁,社会和谐。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行之有效的药方。
  第二,在礼孝方面。孔子在《论语·颜回第十二》里写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两段话中,孔子一方面强调礼制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严格指出礼制的四个要求。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行为规范。
  孔子在《论语·学而第一》里写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本章里,孔子明确指出,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要做学问,首先要从修德入手,而“孝悌”是道德修养的根本,因此先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做起,然后由敬爱自己的亲人推而广之去敬爱别人的亲人。这些都做到之后,退而其次才谈得上做学问。否则,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掌握的知识越丰富,会的技能越多,只能对他人、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毫无益处。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强调以孝为先治国齐家的重要性。
  第三,在文化教育方面。孔子在《论语·学而第一》里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本章里,孔子明确地指出,学习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当真正学到了知识,掌握了知识,并且有所用,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尊重,那么学习自然成了一件快乐的事情。与此同时,孔子还提示人们,能与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朋友在一起探讨和研究学问,共同进步,自然是一件很乐意的事情。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文化教育大智慧与知识源泉。
  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七》里又写道:“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在这段话中,孔子肯定并鼓励人现在的进步,不纠缠人过去的错误。这是孔子有教无类的一种典型例子。当然,还有大款子贡、贵族子弟等。正因为孔子有教无类,在他的私学里面,所有的学生出身不同,所以会导致他们的立场不同,会导致他们的利益诉求的不同,于是他们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表达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就形成了“百家争鸣”。可见,孔子是开创百家争鸣时代的人、是“有为而治”哲学思想创始人(始祖)。
  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七》里还写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本章里,孔子明确指出,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是他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其中的“文”与“行”是手段,“忠”与“信”是目的。而要达到“忠”与“信”这个目的,孔子在内容上作了明确、具体的安排,那就是《诗》、《书》、《易》、《礼》、《春秋》的“大六艺”。“大六艺”是与“小六艺”相对而言的。所谓“小六艺”是指官学教的“礼、乐、射、御、书、数”。两者的区别在于:“小六艺”是“小学”,是培训专门技术的,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是培养工具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培养“器”;而“大六艺”是“大学”,是培养价值判断力的,是培养人格的,是不把人当工具培养,而是把人当人培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把人培养成立身于“道”并能灵活运用“道”的人。这样的人,当然就能事君事父,就是一个对家国有用的人,就是一个“忠”、“信”完美的大人。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培养人才所设制的具体内容,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文化底线。
  第四,在奋斗目标方面。孔子在《论语·颜渊第十二》里写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本章里,孔子强调一个国家诉讼的事件根本不发生,这个国家就是和谐、文明的国家,也就是太平盛世。这是孔子的最高理想。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孔子用三种方法来实现他的“无讼”主张:一、具体的案件,尽量用调解法解决,而不用诉诸法律;二、统治者不要官逼民反;三、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使其不犯罪;四、反对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这是孔子“有为而治”思想的奋斗目标必用的有效方法。
  孔子在《论语·颜渊第二十》里又写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这段中,孔子特别强调做君王的治国理政,绝不能乱杀老百姓,要为老百姓造福,老百姓就会归心天下。这样的君王就是品德高尚的君王;这样的国家就是和谐、文明的国家。这种幸福的国家,孔子把它描绘为“德若天地,化若四时,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的和谐社会、大同世界。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崇高奋斗目标与伟大理想。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孟子。考查历史,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今东邹县)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得到孔子学说的真传,是儒家学派最优秀的继承者之一。面对百家争鸣,天下征战的局面,他仿效孔子传道授业,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阐述“仁政”主张。晚年他醉心于著书立说,曾为《诗经》、《尚书》作序,为儒家学派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孟子》一书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齐力编纂而成。全书体例与《论语》相同,采用对话体的论文形式,论述了孟子与诸弟子的“疑难问答”以及孟子本人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孟子站在“士”的立场,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表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他们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摈“杨墨”,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其核心思想是“民本”、“仁政”。其中“仁政”的思想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孟子认为民众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最早期民本思想的代表。另外,他强调君子在用人和杀人时,应该尊重“国人”的意见,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其哲学思想而论,孟子同孔子一样,主张“有为而治”。这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第一,在仁义方面。孟子在《孟子·离娄上第一章》里写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以存幸也。……事君无义,进退无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在这段节选中,孟子强调仁义治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圣人用尽心思去治理国家,接着又用仁政,他的仁爱就盖天下”。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又写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这段节选中,孟子对大王明确指出“何必讲利,只要有仁义就够了”的话语,充分证明了治国齐家必须先义而后利的正确性与仁义的重要性。治国必须先义而后利的正确性。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通途,是治国齐家的绝对真理。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第五章》还写道:“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在这段节选中,孟子提出施行仁政的具体内容、有效措施及其作用。明确指出,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战略意义。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第一章》里再写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在这段节选中,孟子从实践中对道义总结出来的作用及其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伟大真理。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策略方针。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第四章》里再写道:“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在这段节选中,孟子强调施行仁政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施行仁政则国家安富贵尊荣。否则,就会招致屈辱。而不想招致屈辱,就要看重道德,尊重士人,使贤能者有职有权。国家无事时,及时修明政治,这样不但不招致屈辱,而且也会受到大国的敬畏。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必然选择。
  第二,在勇为方面。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第二章》里写道:“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五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个衡行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在这段节选中,孟子强调大勇的重要性。指出周文王因为用大勇整顿自己的军队,阻挡敌人的军队,扩展周对天下的恩惠,酬答老百姓,所以天下得到安定。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重要举措与必胜之道。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里又写道:“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在这段节选中,孟子科学地论证“正义”、“意志”与“气”的辩证关系。明确而深刻地指出,意志是气的统帅,而气用正义培养就能充满天地之间。气是很多合于正义的行为逐渐累积,就能培养出浩然之气。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科学唯物辩证法与心理战。
  其次,接下来谈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思想,何谓“无为”?按字义解释,即“不要做”的意思。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先秦道家分为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人物。杨朱代表第一阶段,老子代表第二阶段,庄子代表第三阶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依次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杨朱。考查历史,杨朱没有留下著作,他的生平也没人知道,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即春秋与战国时期之间。杨朱的主张说来简单,只有四个字:一毛不拔。杨朱这一主张有两个版本,一个见于《孟子·尽心上》,说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另一个见于《韩非子·显学》,说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一毛不拔的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不管哪个版本,哪一句话,杨朱胆敢公然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主张能够风行天下,也自然有他的道理。
  其实,杨朱留下的不只“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这一句话,查史料记载,还有第二句话“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而且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至矣”。什么意思?就是说,牺牲个人来满足社会(损一毫利天下),不对;牺牲社会来满足个人(悉天下奉一身),也不对。社会和个人是对等的,谁也不能损害谁。只有个人和社会都不受损,都不牺牲,才是“两全其美”,才是“天下大治”。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
  实际上,杨朱不但主张“一毛不拔”,同时还主张“天下为公”。他也不反对天下大治,更不反对天下太平。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能靠牺牲个人来实现。因为所谓“天下大利”,正是“无数个人小利”的总和,这就叫“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受伤害,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害,天下才能大治,也才叫大治,这就叫“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就是典型的道家了,即“无为无不为”,或者说“不利而无不利”。所有人都不损自己,那就没人受损害;所有人都不做牺牲,那就没人做牺牲。一个既没人受损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牺牲的社会,岂非太平盛世?这从现实观看是对的,但从发展观看是不对的。杨朱的这种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思想是“雏形”的哲学思想。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老子。考查历史,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被后世称为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即管理图书的史官),后因不满于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而消然隐退,不知所终。
  在长期的隐居中,老子以隐士的身份,发表言论,著书立说,保存下来的巨著有《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该书著作的年代,是奠基于春秋末年,定型于战国初年。全书共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份,八十一章,约五千字,集中体现了老子的哲学系统,即由论宇宙而论人生,再由论人生而论政治。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中“道”是最高范畴,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含有朴素的辩证思想,其社会政治观则集中体现为“无为而治”。这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第一,在人与天地、自然的辩证关系方面。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里写道:“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段话中,老子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博大精深地阐述人与天地的密切关系。明确指出,宇宙的四大关系是有自然法则(或有自然规律)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谁也不能违反谁。如果违反了,就会犯错误,也就不能生存,更不能生生不息。尤其人只有取法于自然规律,才能得于生存,生生不息。这是老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第二,在治国理政方面。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里写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段话中,老子首先用水性来比喻有高尚品德者的人格,认为他们的品格像水那样,一是柔、二是停留在卑下的地方、三是滋润万物而不与争。最完善的人格也应该是有这种心态与行为,不但做有利于众人的事情而不与争,而且还愿意去众人不愿去的卑下的地方,愿意做人不愿做的事情。他可以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能尽其所其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而不会与别人争功争名争利。这是老子“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无为而治”重要哲学思想。
  第三,在为民立德方面。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里写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在本章里,老子明确指出,道的属性表现为德,凡是符合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反之,就是失德。道与德不可分离,但又有区别。因为德有上下之分,上德完全合乎道的精神。德是道在人世间的体现,道是客观规律,而德是指人类认识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人们把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功能,就是德。更深层次地说,老子的上德则是无以为、无为,它不脱离客观的自然规律,施政者没有功利的意图,不单凭主观意愿办事,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无为而无不为”,即把道的精神充分体现在人间,所以又是有德。然而下德是有以为的无为,但却抱着功利的目的,凭着主观意志办事。与此同时,老子把政治分成两个类型、五个层次。两个类型,即无为和有为。道和德属于无为的类型;仁、义、礼属于有为的类型。五个层次,是道、德、仁、义、礼。这五个层次中、德和仁是最高标准,但德只是指上德,不是下德。“失道而后失德”,这是在无为的类型内部说的,失道则沦为下德,那就与上仁相差无几了。“失德而后仁”,这是指离开了无为的类型才有了仁。仁已经是有为、为之了。所以“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是在有为的范围内所显示出来的不同层次。最后,老子劝告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即按忠信行事,不执行浇薄的礼。这是老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对政治与德行规范的要求。
  第四,在对人度量方面。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六章》里又写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而民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本章里,老子讲的是不争的政治哲学,也就是“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老子通过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指出“大者宜为下”的道理,也指出圣人也要为下。他认为统治者应该处下、居后,这样才能对百姓宽厚、包容。就好像居于下游的江海可以包容百川之水那样,“江海容纳百川”这一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是老子用江海来比喻人的处下居后,同时也以江海象征人的包容大度。这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包容性。
  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八章》里还写道:“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在本章里,老子专从用兵的意义上讲战略战术的原则。老子要求人们不逞勇,不轻易激怒,避免与人正面冲突,充分发挥人的才智能力,善于利用别人的力量,以不争达到争的目的。老子认为,这是符合于天道的,是古老的原则。老子的这一理论,是道家“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大智慧。
  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庄子。考查历史,庄子,名周,战国时期睢阳蒙县(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曾做过蒙城漆园吏,后厌恶仕途,隐居著述。著有《南华经》(又称《庄子》)。书成后,共52篇,后散逸,只剩得33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全书以内篇为核心,其中的《齐物论》、《逍遥篇》和《大宗篇》等集中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强调事物的自由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看到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他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在。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之中。这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第一,在寻求自由世界方面。庄子在《南华经·逍遥游》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重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在这段节选中,庄子以寓言的表现形式,描写鲲鹏展翅九万里,扶摇直上,从尘埃的北海迁飞到天蓝蓝的南海。故事中,老子以“鲲鹏”比喻英雄豪杰等品位最高境界的人,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比喻品位最高境界者的英雄气概,以“天之苍苍”比喻美丽、理想、自由自在天地。这是庄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奋斗目标。
  第二,在物化方面。庄子在《南华经·齐物论》里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在这段节选中,庄子通过寓言的故事表明“无所凭依”和物我交合、物我俱化的旨意与阴阳观。这是庄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第三,在治理天下方面。庄子在《南华经·在宥》里写道:“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性;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痒痒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在这段节选中,庄子鲜明地指出,一切有为之治都会使天下之人“滛其性”而“迁其德”,因此“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就应当“莫若无为”,果断地推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这是庄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与治国方略。
  从以上解读、分析的内容看,儒家“有为而治”哲学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哲学思想在阐述奋斗目标与理想时具有异曲同工的文学色彩。儒家把它描写为“德若天地,化若四时,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的和谐社会、大同世界。道家把它描绘为“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生态平衡的世外桃源、自由自在的天地。为了实现此奋斗目标与理想,两者的治国方略与施政策略亦有所不同。儒家“有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侧重于“仁、德、义、礼”,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侧重于“道、德”。这两者的本质区分在于“仁”与“道”。儒家的“仁”,其本义就是“爱人”、“爱人之心”。而怎么爱人?要通过“立德”、“取义”、“行礼”、“育人”来体现。道家的“道”,其本义指的是“自然规律”,而怎么遵循这个自然规律?要通过“立德”、“养性”来体现。高度概括起来,就是“显形”、“抗争”与“隐性”、“不争”之分。“有为而治”适用乱世,“无为而治”适用于盛世。可见,儒家“有为而治”与道家“无为而治”都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治国齐家的最佳“药方”。
  毋庸讳言,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有为而治”哲学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价值观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都在潜移默化地推动历史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
  今天,我国正处在盛世时期,但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充分发挥儒家“有为而治”哲学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两副最佳“药方”治国齐家。明确地说,和平时期善于发挥道家的“无为而治”,在内加强自身建设,保护自然生态平衡,打造美丽中国、海洋强国、世界科技强国;在外与邻邦乃至全世界建立友好关系,铺好“一带一路”,使其前景更加灿烂辉煌。万一时逢战事,则善于发挥儒家的“有为而治”,用正义的战争战胜非正义的战争,捍卫国家的安全,建立和谐、文明的社会,最终实现世界大国。
  最后,让儒家“有为而治”与道家“无为而治”这两副最佳“药方”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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