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法家的“法治”哲学思想 及其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转载)

楼主:十所秦武 时间:2019-11-06 13:19:59 点击:464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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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先秦法家的“法治”哲学思想
  及其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文配山 文信光

  先秦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何谓“法家”?法家就是谋士。谋士是干什么?出谋献策。所以法家的思想就是谋士哲学。
  那么,先秦法家(即谋士)为谁出谋划策?为雇佣或聘用他们的人。谁雇佣和聘用他们?君主。君主雇佣、聘用他们干什么?保卫自己,巩固政权。为什么要保卫自己,巩固政权?因为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斗争相当激烈。各国的君主,内有权臣觊觎,外有强敌威胁,很不安全。至于那些强势的君主,则又想兼并他人,称霸天下。总之,无论是强势的君主,还是弱势的君主,是想苟且偷安,还是想发财进取,都需要谋士(法家)的帮助。谋士既然是给这些雇主帮忙的,是受雇或受聘于某一君主的,那他就不能再为别的君主或雇户谋划。这就好比一个律师,不能既代表原告,又代表被告。他只能为当事人着想,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所以,法家只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谋,也是有原因,有道理,甚至有道德的。什么道德?职业道德。
  法家这个学派,成熟很晚,起源很早。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管仲是什么人?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人。为什么能成就霸业?实行霸道,富国强兵。靠什么实行霸道?靠什么富国强兵?军事管制。怎么管制?一是查户口,二是定编制。据《国语﹒齐语》,管仲给齐桓公讲霸术,主要是两条:一、首先是士农工商分开住。士民安排在清净的地方(就闲庶),然后农民住乡村(就田野),工民住作坊(就官府),商民住闹市(就市井)。士农工商,不能杂居,也不能乱窜,更不能见异思迁,随便更换职业。相反,还必须保证“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工商当中,个别优秀的,也可以变成士。二、安居乐业以后,就“作内政而寄军令”,即寓军令于政令,按照部队建制来管理。具体地说,就是在士人之乡中,以五家一轨,设轨长。十轨一里,设里长(里有司)。四里一连,设连长。十连一乡,设乡长。每个家庭都要出一个人当兵。五家一轨,轨长就有五个兵(士)。依此类推,各级军吏手下的士兵,里长五十,连长二百,乡长两千。一乡两千,五乡一万,这就是一个军。全国十五个士人之乡,正好三军。国君统率中军,大夫统率左军、右军。春练兵,秋习武,就可以横行天下,称王称霸了。
  这就是管仲的“治国方略”。显然,它与其说是“法治”,不如说是“霸术”;与其说是“依法治国”,不如说是“君主集权”。其目的,就是要把全国都置于国君的绝对控制之下,是其是,非其非,步调一致,令行禁止。最后的结果,是全国都变成了一座军营,一个以农民和战士为主体的“耕战组织”。商鞅的改革,就是这样。韩非的主张,也大体如此。
  君主集权,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但如何付诸实践,也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法家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管仲之后,法家产生了三个派别,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慎到(约前395—约前315年)为代表,认为要靠权力威势。统治者有权势,老百姓就害怕。即使那君主是个笨蛋,也能管住聪明人。这个叫做“势派”,即主张“势治”。一派以申不害(约前385—约前337)为代表,认为要靠政治谋略。君王有谋略,臣下就老实,不敢耍心眼、耍滑头。这个叫做“术派”,即主张“术治”。一派以商鞅为代表,认为要靠规章制度。国家有制度,民众就规矩;做事有规章,秩序就稳定。这个叫做“法派”,即主张“法治”。这就是战国法家三大派,韩非则是“集大成者”。势、术、法,哪个重要?韩非认为都重要。势、术、法,怎么统一?韩非认为应该统一于法,所以法家叫法家。
  由此可见,所谓“法家”的哲学思想就是主张以势、术、法来治国为核心。势,就是由权力和地位形成的统治力量,即“权势”。术,就是统治人民和控制下属的政治手段,即“权术”。法,就是规章制度,其实是国家机器的统治职能,即“权能”。权势、权术、权能,核心是权,关键也是权。法家的“法”,是为君主的“权”服务的。说到底,就是要保证君主拥有至高无上、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先秦法家之所谓“法”,与我们今天说的“法”差别很大,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今天说的“法”,是为广大人民而立,指的是法律。而法家之法,是为君主而立,指的是既包括“法”,也包括“令”,因此也叫“法令”或“宪令”。比如规章、制度、条例、刑律、政令、文件。总之,一切由明文来规定的东西,都叫“法”。《韩非子﹒定法》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著,就是制定;必,就是标杆;慎法,就是谨守法令;奸令,就是触犯禁令。由此可见,法家的所谓“法”,就是由官方制定的标杆。这个标杆,是用来决定赏罚的。奖赏谁?谨守法令的人。惩罚谁?触犯禁令的人。谁该守法?谁会犯法?人民。因此,这根标杆,虽然由官方制定,却必须牢牢立在百姓心中。立在那里干什么?让他们知道好歹,知道厉害。所以,“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韩非子﹒五蠹》),也就是强调立法必须周密,执法也要严峻。这就叫“刑罚必于民心”。
  从上述的内容看,先秦法家的哲学思想不但以君主集权为核心,而且重于现实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地推动历史发展,具有很宝贵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例如,春秋时期,管仲以法制的理念,为齐恒公提出“治国方略”,以君主集权,实行霸道,富国强兵,终于帮助齐恒公成就霸业。又如,战国时期,商鞅相秦十年,为秦孝公出谋划策,主张“法治”,制定规章制度,提出“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说法,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殴打,稳定社会秩序,终于使秦国迅速崛起。又如,汉朝时期,荀子以创新的观点,将“法治”的内容加以改造,以人性论充实“法治”的内容,提出“兼取儒法,杂用王霸”的主张,把孔子的“德治”与韩非的“法治”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治本与治标,稳定社会秩序,为汉朝的统治者巩固了政权。
  由于荀子“兼取儒法,杂用王霸”的主张合情又合理,汉代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大体上都这么做,并行之有效,有力地推动历朝历代的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先秦法家的“法治”哲学思想对当今社会同样也有宝贵的价值。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人民民主专政取代君主集权。195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提倡一夫一妻制,强调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同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使贫苦农民彻底翻身解放,当家作主。1954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强调在法律上人人平等,有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有力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改革开放期间,1997年、1999年,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党中央分别颁布《中华人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行政区基本法》,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方针的合理性、正确性,有力保障港人治港、澳人制澳的自由与安全,有力促进香港与澳门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2005年,党中央因台湾问题,颁布《反对分裂国家法》,保证祖国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破坏祖国统一大业。特别是2013年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实现振兴中华的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强调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出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建国方略:内治外交。所谓“内治”,就是在国内整治腐败,打虎拍蝇,狠抓经济建设;所谓“外交”,就是与国际建立外交关系,倡议并创建“一带一路”,引导全人类共筑世界梦,共创互利共赢,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举措与建国方略,都是儒家“德治”哲学思想与法家“法治”哲学思想的延伸与创新。没有古代这两个源头,也就没有今天这个圆满的法治与德治的两副药方。
  最后,让儒家“德治”与法家“法治”在神州乃至全球大地永远扎根、开花、结果,使神州乃至全球变成绿色的桃源、幸福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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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outfoxing 时间:2019-11-06 16:04:21
  谋士不等于法家。法家只是谋士中的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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