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合川钓鱼城记(图文)

楼主:罗锡文 时间:2018-02-11 00:00:16 点击:530 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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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骄阳下的钓鱼山显得神定气闲,与环抱它的嘉陵江、涪江和渠江的悠然从容极为相宜。在走下公交车,即将从钓鱼山的西北角探寻向往已久的钓鱼城前,我突然想到了周敦颐,那个将儒学提升到一个令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的大儒,一时间灼热的空气和白花花的光景都变得云淡风轻。周敦颐曾在合川做官,于北宋嘉佑五年,即1061年6月离开合川赴京,之后就再未回到这三江美地。他没有见到钓鱼城的建造,更没有机会看到改变世界格局乃至世界历史的三十六年钓鱼城之战。但他肯定登过钓鱼山,为钓鱼山的雨烟风水所折服。其实,他没有亲自见到那场伟大但又是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是其幸事,战争,毕竟跟他这样的大儒是格格不入的。只是后人没有忘记他,在城中江边的一组大型浮雕中,刻上了他的形象。而永远也无法使人忘怀和向往并倾力倾心前往观摩的,还是眼前这座被称为“东方麦加”和“上帝折鞭处”的钓鱼城。诗意的张扬,儒学的博大,一沉淀在合川,就是周敦颐们的造化和呕心沥血。战争一飞落在钓鱼山上,就是农耕与游牧用各自的文明作出的最为惨烈与持久的抗衡,梦魇之卉从未凋谢,但文明也从不示弱服输。时间从三江迷蒙的光景中飞升到空中,便是万里云天,一个下降,就是大气魄的钓鱼城。战争丰富了时间,时间锻造并过滤了战争。战争是人类天性中最大的衍生物,人类只能用天性中最强硬的部分加以反击,留下柔软的部分,成为歌诗、艺术和遗迹。

  

  文明史是有一定的高度、厚度和宽度的,当我们要去寻探文明史的时候,是要有一定的坡度的,就跟要登上钓鱼山一样,考验的是对文明熟悉的程度、逡巡在文明史中的脚力和心力,以及越来越高的去处,尽管抵达近半山腰时,我仿佛在不停地发出声响的毒日头和碧绿得让人滋生足够的勇气去抵抗酷暑的山林的飒飒声中,听到了当年响彻整个钓鱼山和世界史的呼叫与杀伐之声。
  杀伐之声的第一个来源,是在半坡上道路朝左急转的路边,一整块巨大的石头和上面的文字。据文字介绍,该地是钓鱼城外城西北角的一掉刚刚发觉不久的地道。这地道是蒙古人开凿的一条直抵钓鱼城城下的秘密通道。蒙古人横征欧亚大陆的时候,像这般不遗余力地挖掘地道,或以这样的方式偷袭并战胜对手的情形,估计不多。元宪宗蒙哥汗,自然也不会想到他不可一世的功绩和魁梧的肉体,会被掩埋在弹丸之地的合川。但获取战事的胜利,总得讲究战略战术,攻守之间,谁有足够的智慧,有偷袭和突袭的本领,谁就有赢得战争的把握。因此,这条秘密通道,是极具战略和战术智慧的,这对于擅长在马背上肆意杀戮掠夺的蒙古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更是难能可贵的。只是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在有意无意间漠视和伤害中原文明,包括语言和文字,比如,他们在跟农耕文明做买卖和打仗的过程中,就不由分说地废弃了古汉字中的入声字,马背民族若要在万马奔腾中用入声字指挥战争,只能使他们的嗓子退化,战争失败(有时我想,极端讲求技巧尤其是呼吸的蒙古音乐形式之一的呼麦,是不是受到中原古汉字的入声的启发,才形成的呢?)。他们进而向文明发达的中原推进的时候,全然将北方流行的语言带来,强行推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普通话”。咱们最古老的语音和文字,在宋之后,尤其是明清之后,变异的变异,隐匿的隐匿,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留存于南方方言中。显然,用当今流行的普通话朗读古诗,是相当别扭的,不标准的,音韵大多合不上。不清楚张艺萌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用四川方言代替普通话,让演员大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不是也是基于这个考虑。此其一。其二,蒙古人的铁蹄踏进南方,进入襄阳、江南和四川后,不得不面对无数崇山峻岭,尤其是到了合川这一带,傻眼或恼怒之后,对战术不得不进行革新,因为盘着大屁股,叉着罗圈腿,挥舞着圆月弯刀,跟文明程度更高的南宋人作战,已极不现实。因此,这种秘密地道,无疑便是其战略战术变化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在蒙古人的漫漫征战史上,这种新的形式是颇有意义的,而对于研究元代历史的专家学者们来说,这条地道也是一个极有史学价值的参证。只是在蒙古人的脑子里,只有马背民族是最强悍的,南方人只是会歌舞升平,好吃懒做,斯文酸腐,不堪一击,诸如挖掘地道这样的事情,并非是他们战争方略中的全部,三十六年中,他们的意图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在合川,他们被南宋军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汉族人的坚韧和聪慧,加之地理位置的险要,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见之明的南宋官员,在蒙古人来临之前,就未雨绸缪,在三江环绕的钓鱼山上建造了钓鱼城。

  

  透过历史厚厚的云雾埃尘,我看到,勇武过人的蒙哥汗率领千万兵马,趾高气扬、杀气腾腾地来到钓鱼山下时,他傻眼了。他强行摁住狂躁的坐骑,一道夹杂着傲慢、杀气、粗鲁和残忍的光从两眼中喷射而出,脑中迅速闪过一个个解决这块巴掌之地的计策,却又迅速地将它们否定,直到咽气那刻,他都没有找到哪怕让钓鱼城惊惧片刻的灵丹妙计。
  在半山腰一段坡道左边山崖上还有一道摩崖题刻,叫“土地岩题刻”,与城中那块“王坚纪功碑”是同一个时期的。这题刻虽然上半部分基本上被风化,但下半部分有些许文字依稀可考。它们揭示了南宋开庆元年南宋军民和元军在钓鱼城西北角激战的历史原貌,元宪宗蒙哥大汗死亡之谜也就揭开了。
  让蒙哥汗傻眼的人,首先是时任四川置制副使的彭大雅。他令其属下甘闰,于嘉熙四年,即一二四零年,在已经成为合川人休闲娱乐之地的钓鱼山上修筑城墙等军事设施,以防来犯之敌,使这里很快便成为一座可以休闲、娱乐和躲避战乱的场所。其二,是遵义(南宋播州)名士冉琎、冉璞兄弟。兄弟俩向当时的兵部侍郎、四川安抚节度使兼重庆知府又兼四川总领再兼夔路转运使余玠建议,在原来城池的基础上,再加修加固钓鱼城。冉家兄弟被任命为筑城首领,“钓鱼城”之名,便由此传诸于世。第三,就是时任合州知府的王坚。这是也是一个有眼光和忧患意识的人,他在任期间,在钓鱼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
  分兵三路攻击南宋的蒙哥汗,亲自率领一部杀入四川,来到刚刚重修完没多久的钓鱼城下,时间是1258年。蒙古人久攻不下,便越发急躁,这在蒙古人的战争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当时负责守城的是主将王坚与其副将王珏。翌年,七月流火。蒙哥汗亲自督战,令属下在东新门外建造台子高楼,之后,为了看清楚钓鱼城中的情形,这个已经被钓鱼城军民搞得满腔怒火和灰头土脸的元宪宗,忽必烈的弟弟,不顾危险等上高台,结果被守城南宋兵士看见,便朝他发炮。那时的炮是火炮,威力很大。蒙哥汗不幸中炮(一种版本说是身中飞石),跌下高台,时间是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蒙哥汗死于重庆北碚温泉寺。蒙哥汗之死,可以说是元王朝攻打南宋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崖山之战,让南宋王朝彻底覆灭,甚至有人说再也没有华夏了。但真正影响战局和历史的,是钓鱼城之战,是蒙哥汗的死亡,崖山之战,只不过是南宋王朝在回光返照时的反扑,极其悲壮而已,命运最终没有倒向南宋,倒是在三十多年以后,重庆早已被攻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钓鱼城也将是蒙古人的“盘中餐”,但守城将领王立等开成降元,是另一个转折点。对于此,元之后的历代史学家文学家战争研究专家等,解读是不一样的。稍后本人也将对此进行必要的解读。
  在朝山上走去的时候,我就在猜想蒙哥汗被火炮击毙后,元王朝统治集团是如何的震惊、愤怒、恼火和悲伤。但对于其王位的争夺者,或者说是所有在肚子里打着算盘的对手的眼里,蒙哥汗的死亡,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毫无疑问,在纵横欧亚,杀人千万以上的蒙哥汗,其强悍、残忍和威严,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们中最为有名的,在他死之前,还咬牙切齿地说,他日要是攻下了钓鱼城,必将里面的人全部杀戮,一个不留。但忽必烈就没那么说,也没那么做,反而还很守信誉,答应王立不杀城中一人的开城投降的条件。此乃后话。

  二

  我莅临的第一个景点是南宋军营,即古军营。古军营位于钓鱼城中心区域,是钓鱼山顶一处较为宽展的平地,当然,这片类似于全国各地千篇一律的“影视城”的“军营”,是近些年当地政府部门大力重修的。或许是为了旅游开发,原古军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较场,现在却用来停放车辆,私家车官车都有。在较场一角,就是古军营山庄,里面的军营,便是照南宋守卫钓鱼城的军营样式建造的。一二七九年,蒙古人占领钓鱼城后,将南宋的军营悉数销毁,留给现代人的,只是一些残存的屋基,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在屋基的基础上修建复原了南宋军营。古兵营是南宋军民的驻地,没有战事时,军民在里面操练和休憩,在周围的田间地头劳作,粮食大多充作了军粮。当战事发生,军官一声令下,他们立即冲出营房,迅速赶往战事发生地。军营四周除了铺设有宽阔的跑马道之外,其他道路也是四通八达,各个城门均能通达。建造者们的智慧,对战争形势的准确判断,指挥作者的沉着和机智,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驻扎在这里的军民除了本地人之外,还有大量来自川北、川东和陕西南部的人,元代以前,汉中虽说是一级行政区,但在唐宋以前,基本上属于四川属地,元人统治期间,为了孤立四川,打击四川,尤其是忌惮四川人强大的战争执行能力和强悍无比的民风,将汉中划归了陕西,使得四川失去一道天然的屏障,也为中原进入蜀地开辟了道路,汉中宛如中原,特别是关中的一座桥头堡。显然,元人的这个算盘看起来打得很精,其实效果并不明显。陕南的人,至今大多保留着跟巴蜀一样的语言和生活习俗,而南宋钓鱼城的战事,都有他们的功劳和牺牲。历来游牧民族都很强悍,能征善战,但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他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自我满足和成功,但农耕文明终究会用他们强大的心灵和文明力量,将他们赶出自己的地盘。事实就是如此,尽管我仍然要说,咱们的历史典籍的可信度不到五成,但大的事例,始终是值得考证和信任的。

  

  我不惧如火的毒日头,行走在较场、军营之间,而后又进入军营下面的展厅,那是一座座小型博物馆,展出了跟钓鱼城之战的所有物件,极为详尽,之后又重新进入古军营,徜徉在那座巨大的,由无数石头打凿并拼接成的广场之中。一面面黄色的旗帜上,写着大大的“宋”字,在山风中飘扬,也将人的心给撩拨起来了,让人不自觉地进入了当年那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中。

  

  而这战争的声音,除了来自古军营,还来自距其不远的东新门。
  看过遗址旁边那块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换过水,水业已呈黄绿色的,供当时的军民使用的池塘,一块小型的、按照一定比例缩小的九口锅遗址(文章后面再作解读),也看过东城内城那座很不起眼,若没有介绍就会被人忽视的城垣遗址,我来到一大丛竹林和其他树棵包围的山坡,山坡上有一道弯曲的石级,石级下面,就是当年宋元两方面对面打得最为激烈的场地之一的东新门。我之所以要将它与古军营连在一起写,主要是我觉得军营距这里很近,来去都顺便,时间充裕,更重要的是,当时比较大的战事,包括火炮设施和偷袭蒙古人的小道,都不亚于钓鱼城的其他地方。只是站在城内坡段上看城门楼,感觉和在城外石级上看城门的感觉不大一样。城内看,两层的城门楼显得沧桑无比,业已到了距离朽坏业已不远的地步,楼下也立牌标示,此楼乃危楼,游客不能在楼道或楼上逗留,我自然也是迅速穿过了城门楼第一层,到了城墙的另一边。回头看去,那确实是一座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老楼。幸好游客不多,要是喧嚣不已又爱冒险的游客蜂拥而来,那爬到二楼的人估计不在少数。走下城墙,我穿过由大量的石头砌成的、业已呈现出沧桑老态的城门洞,便来到城外。

  

  这是钓鱼城唯一与陆地相连的一方,放眼望去,高低起伏的地方多是丘陵,一层厚实的绿,将城东的山野包裹得宛若铺了一层地毯,那是生机勃勃的庄稼,包括山地的玉米等农作物,也包括水田中绿油油的水稻。田埂上或坡上的庄稼地边缘,则是一簇簇桑树。远处,则是东新门正对的脑顶坪山堡。回头再看城门楼,高高地矗立在城墙上,显得威风凛凛,不可侵犯。作为当时抗击蒙古人的主要战场,东新门记载了无数血雨腥风,生生死死。一二五九年的三月下旬,守城军队与蒙古军队在东新门大战,结果以蒙古军队的大败而告终。蒙古人没想到的是,水路无法攻克,是情有可原的,毕竟游牧民族不谙水性,岂料在陆地上也没占到丝毫便宜,蒙古铁骑看样子是一时无法踏平巴蜀大地了。

  

  我回到城墙上,看到了“砲台遗址”。文献资料上的“砲”,指的是以机械装置发射石弹的抛石机。游人在东门城墙上看到的砲台,就是抛石机。砲台建造在城墙向外凸出的地段上。遗址上的砲台已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漫长岁月,虽说有所锈蚀,但其威风和肃杀之气丝毫不减,在冷兵器占主导的时代,它的杀伤力无疑是巨大的。南宋时期的砲台,大多都是这种样式。除了东门,钓鱼城的南水门码头,始关门等地,也有大量的砲台遗址,供游客尽情观摩。

  

  距离砲台不远处,有一个不大显眼的洞,叫“皇洞”。此洞高一点三米,宽一米,进深十七米,是城东门城墙上一个兼有暗道功能的排水设施,在城墙外呈涵洞状,券顶,城内呈平顶,中间由条石竖立,将其划分为两小洞,人要进出的话,只能侧身仄体,擦着洞壁爬行,虽说艰难,但极其隐蔽。一二五九年五月,王坚率领守军一部,深夜潜出钓鱼城,直扑蒙哥汗营帐,因蒙哥汗部下拼死保护,加之援军及时赶到,蒙哥汗才幸免一死。

  

  

  沿着浓荫覆盖、清凉幽静的古老城墙,慢慢走到南门,除了能欣赏到嘉陵江的风胜之外,游客还能看到另外两种样式的砲台,一种是配重式抛石机,另一种是独脚旋风砲,它们都在钓鱼城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紧挨着砲台的是另外一只可以做暗道使用的洞,叫飞檐洞,早先是山顶岩石中的一处天然缝隙,后因在上面修筑了城垣,形成巨大的石峡峙,仅能容一个人的身位进出。我沿着在石壁上开凿出的石级,亲自体验了一把那种逼仄和急促的感觉。一二五九年,蒙古大将汪德臣率部进犯护国门,钓鱼城守军将领王坚于夜晚率军从飞檐洞悄然潜出城外,与城内守军里外夹击蒙古军,大获全胜。

  


  三

  看过南外城东一字城墙遗址,我站在一道坡度很陡的城墙垛口,朝清澈的嘉陵江望去。烈日下的大江显得温润、祥和与平顺,似乎从未经历过任何战乱似的。此处城墙距离嘉陵江并不远,当然,距离钓鱼城遗址的标志性建筑,即护国门,也不远。
  沿着那条由大小不一的石板拼砌的坡道走下去,便是大名鼎鼎的护国门城楼。靠近城门的一条斜斜的而且古远的石道边的石壁上,蒋介石、何应钦等名人留下的石刻仍清晰可见,这些石刻的形制为摩崖石刻。老蒋题刻的为“艰苦卓绝”,何应钦题刻的为“十年教训”。蒋介石和何应钦到钓鱼台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也是拼死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时期,因此两人的题刻,自然就跟当时的形势和个人心境密切相关。

  

  护国门依山壁建造,是钓鱼城古战场最为恢宏和最有名气的建筑,也是钓鱼城八座城门中最险要的关隘,是城南第二道关卡,即钓鱼城南城的第二道防线,也是依靠嘉陵江天险的咽喉之地,重庆市十大标志性人文与自然景观之一,更是所有游客必须莅临和怀古思幽之地。走出城门洞,更真切地看出,护国门建造在悬崖峭壁和嘉陵江深渊之间,险要,巍峨,有一股傲视天下、不可侵犯的气势。据资料记载,当初护国门外建造有栈道的,乃“过河拆桥式”建筑模式,意思是,出城时放下栈道,回来时拆除栈道,不给来犯之敌任何可乘之机。南宋守卫钓鱼城的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此进行了许多鏖战,但均以蒙古人的失败而告终。除了一字城墙曾经被短暂攻占外,护国门一直固若金汤,始终未曾被蒙古人攻破,东新门那边也是。元人的骏马一头撞死在钓鱼山山崖上,长刀被钓鱼城的斜风细雨轻轻折断,是骄傲而残忍的蒙古军人不可能想到的。
  护国门城墙上的城楼高约七米,重檐歇山顶建筑样式,“护国门”牌匾悬挂于其上,成为钓鱼城古迹的标志性“形象”,早年我在书本上见到的关于钓鱼城宣传画册上的代表建筑,就是护国门。回头再看看城门洞,其高三点二四米,宽二点四五米,进深六点四二米。门洞额上题刻着“全蜀关键”四个大字。
  想当年,蒙古人在东新门吃了败仗,其余城门的战事也没有超好的方向转换的迹象市,便将注意力转了向,发誓要拿下最为险要的护国门。想想,也是,只要攻占了护国门,对守城南宋将士的打击就非同一般,士气势必大受影响。因此,蒙古人不惜冒着不谙水战,稍有不慎便有葬身鱼腹的危险,沿嘉陵江大举进攻护国门。王坚为首的守军,牢牢地把控着全局,依据天险,与蒙古军队周旋,始终未曾让他们染指护国门和钓鱼城腹心地带。作为战争史上的奇迹,改变中国历史的漫长战役,这种内耗和坚持,显然也不是守城军民愿意为之的,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守着钓鱼城,让劳师远征的蒙哥汗最终葬身钓鱼城,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堪称奇迹,让威名传播地球的蒙古人蒙羞。每一个来此游览和凭吊的巴蜀后人,无不为此感到骄傲。

  

  因此,所有看过钓鱼城,尤其是参观过护国门的游客,都愿意在这里留下一点什么,当然,不是那种字歪人浮、素养亟待提高的“某某到此一游”模式,而是留下墨宝或题刻。虽说这种题刻的形式少不了有破坏景观和炫耀显摆的嫌疑,但因留下题刻的多是古今名人,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意义。不论在军事史上,还是艺术史上,这种题刻不仅仅是艺术,更多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参与保卫战,从而具有极高的欣赏和考古价值。护国门内外的摩崖石刻在钓鱼城是最多的,在我看来,它们自然就是护国门风景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我就这么将它们合在一起,从战争到艺术,从城墙城楼到摩崖石刻,从一个审美意义上的整体进行观摩和学习。
  这些摩崖石刻,除了护国门里面的,也就是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的题刻外,护国门外面的悬崖峭壁上,还留存着更多的题刻遗迹,大多是国内重要的文化名人的题刻,而且很多题刻隐含了极有意思的历史事实和个人思索,比如郭沫若的题刻:“魂夺蒙哥尚有城,危涯拔地水回萦。冉家兄弟承璘玠,数郡山河壮甲兵。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郭沫若的这首摩崖题刻诗作,是护国门摩崖石刻的代表,引起很多人的观赏和共鸣。诗中涉及的冉家兄弟等人,前面我已经讲过。这里还需提一下诗句中的“贰臣妖妇”。贰臣指的是王立,即那个后来开城向蒙古人投降的南宋守军将领。妖妇,则指的是熊耳夫人。王立是南宋四川制度使兼重庆知府王珏的副将,也是南宋灭亡前最后一个镇守钓鱼城的将领。王立原本是一个守卫钓鱼城的干将,功劳很大。但在一二七八年春,因一个叫赵安的奸贼出卖,重庆被蒙古人攻破,钓鱼城立即陷入可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窘境,随时都有可能被蒙古军队攻破,尽管蒙古人那时对攻占钓鱼城仍心有余悸,不敢做过多的奢望,但谁都不敢肯定,在重庆陷落之后,钓鱼城会永久存在。摆在王立跟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与时间一起,同钓鱼城一起毁灭,要么在保护城内无辜百姓的前提下,开城投降,最终,他在取得忽必烈的承诺之后,打开城门,投降了。忽必烈也没有屠杀投降后的任何一个钓鱼城军民。忽必烈的信守诺言,虽说并非心慈手软,极具人性化,但完全可以充当所有战争参与者,尤其是那些战争骗子的楷模。以不屠杀投降军人和平民百姓为诱饵,结果得逞后食言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那熊耳夫人又是何人呢?在重庆陷落,钓鱼城投降之前,蒙古军的将领熊耳率军攻占了四川泸州,其夫人也跟着去了泸州。泸州位于四川南部,长江边,也是一座山城,气候和地理与重庆极为相似。没多久,南宋军队收复泸州,熊耳战死,其夫人,即熊耳夫人则被宋军俘获,将其交给了王立。熊耳夫人是一个极其聪明和有眼光的女人,在混乱中为了保全自己,谎称自己姓王。王立将她纳为宠妾,对外却将她称为自家义妹。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据史料记载,熊耳夫人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的同母异父的妹妹。王立最终投降了元朝,始作俑者就是熊耳夫人。
  郭沫若的题刻诗作,显然是在批判和辱骂王立和熊耳夫人。贰臣,乃古今中国传统道德中极为蔑视的“事二姓”,说白了,就是贰臣,卖主求荣的叛贼。熊耳夫人作为吹枕旁风的女人,自然就是妖妇了。漫漫历史长河中,这两个人历来褒贬不一,郭沫若如此这般,不足为奇。明朝时期,合川人王玺和在贵州做官的同乡陈揆一同在钓鱼城修造了王张祠,供奉王坚和张珏。满清时期,王张祠中请进了玉玠、王坚、张珏、冉琎、冉璞五人,正式更名为忠义祠。但一个叫陈大文的苏州人在合川任知府期间,在忠义祠中加入了王立和熊耳夫人,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一个叫华国英的遵义人坚决将王立和熊耳夫人请出了忠义词。郭沫若题刻诗中的倾向于这个遵义人相当,都是在否定和批判投降者。战争,是人类的“杰作”,从人类产生时就有的,只有人类灭亡,或许才能消除战乱。即使没有战争,打肚皮官司,吃飞醋而进行心灵的较量,也是一种“战争”,我们只能解释为人类确实是不知道好歹的东西,就个体而言,只能共苦不能同甘的普遍现象,便能将这个说法讲透。或许,用利益和性命苟且为上来诠释战争,确实比用正义与非正义来诠释战争更符合人性、战争的规律等,但普通人往往更愿意舍弃身家性命去护卫他们的家国,而且认可其正义性,这显然又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或胆小懦弱者或天生为小人的人所不愿意做的。这样的问题可以争论,但在战争来临的时候,也只有枪炮和勇敢能说明问题。至于像将谁放在什么样的祠堂内,谁该被请出去,往往不是由有无正义感的普通人决定的,只有官僚和地方上望族,才有这样的权势,至少他们拥有话语权。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人一直喋喋不休地要请在西湖边上跪了近千年的秦桧夫妇“站”起来么?当然,反对者还是多数,人心所向嘛,虽然我从来就不认为人多势众就拥有了良知和正义。很多在护国门外看题刻和过一会儿在忠义词中参观的游客,大多赞成华国英和郭沫若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生灵涂炭,整个钓鱼城的人都被蒙古人杀光,也不能丢弃民族气节,苟且偷生。但也有一些人,包括后来我的某刊物上看到的一些试图为王立和熊耳夫人翻案的文人,都以为王立的做法可取,因为通过开门投降,保住大部分人的性命,比作无谓的牺牲要有价值得多。其中还有提到“亡国”“亡天下”“民族灭亡”等观点,来证明之间微妙的区分是可以成为投降的理由的。一言蔽之,那些为王立和熊耳夫人辩护的,理由之一就是王立和熊耳夫人的举措,其实是可取的,还说王立投降,是看清楚了南宋王朝即将寿终正寝,他们没有必要为一个即将消亡的朝代垫背、买单。同样,汪精卫和他的汪伪政权,尽管名声不好听,却在客观上保全了普通百姓,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屠杀,老百姓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民,汪精卫功大于过,甚至没有过错。但反对者却语气强硬、义愤填膺地辩驳道,汪精卫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不仅仅是国家远未到灭亡之地,而且汪精卫的投靠日本,显然是惧怕日本,笃信国家要灭亡,他的本质是一种极为个人的行为,却拿整个民族的利益和面子跟日本人作交换,跟王立的投降是两码事。
  这个话题很大,在此禁不住多说了几句。

  

  我迅速放松心情,调整状态,尽情欣赏着那些题刻,一次次从那些文字中领会文化和艺术的要义,冷静地思索着战争,当然,还有来之不易的和平,以及在和平中人类又忍不住衍生的那种渴望刺激,尤其是战争的刺激的心理及其特点。
  我走进了忠义祠。我看到的情形却是跟郭沫若等人的想法差不太多的景象,即王立、熊耳夫人和李德辉的牌位没有放在正堂,即“忠义千秋”的匾额下,显然,很多人还是不愿意看到投降者的牌位与玉玠等人放在一起。但令人意外的是,王立等三人的牌位却被放置在正堂左边的屋子里,虽说他们没有资格摆放在正堂,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也保护了钓鱼城军民的身家性命,被史家称为“活城”。因此这左室,就是三人的长生牌位所在地了,被称颂为“丹心云表”,那匾额上就是这四个字,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三人的思想和行为。看来,很多以为是自己观点的游客或文人,大抵还是受到忠义祠的影响。

  

  

  世界如此奇妙,战争,和平,坚守,投降,忠义,悖逆,短寿,长生等,都没有确切的定义,无法给出标准答案,更难从是非曲直中剖析它们。包容也罢,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也罢,坚持自己的意见也罢,都可取,或者都不可取。如此费心劳神,那般明争暗斗,还不如在护国寺里周游,看看那棵古老的黄葛树,在风化得极为厉害的地面和围栏处小憩,看大雄宝殿内外的祈求者虔诚的样子,看青色烛烟袅袅于红尘之间,一切有关战争和道义的话题都烟消云散,尽管这是在钓鱼城,在钓鱼城精湛而宏达的建筑群中,我们无法不涉及战争和战争之后的情势,但在关键时刻,尤其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人该怎么做才对等等,让人不敢造次,自然也不敢轻易说出所思所想,只有亲临其境的人,依照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决断,而且还得有任凭后人评说而岿然不动的胆气和胸襟,才可如此,或许,也只能如此了。

  四

  天梯,在钓鱼城遗址中显得极为特别,而且它因是一条开凿在峭壁上的栈道而被赋予了强大而持久的战争意义。这就是“上天梯”人文景观。不过,当我真的跟当初的守军一样登上天梯时,却又禁不住哑然失笑。我承认它的军事价值,却不大欣赏它被夸大了的说法,因为它委实无法跟泰山极富文化含量的石梯、华山的古今一条路和甘肃平凉崆峒山的天梯相提并论。但没有谁敢在钓鱼城的天梯上说出不恭不敬的话,做出极其造次的事来,因为战争,因为三十六的鏖战和永久的忍耐力。
  资料上说,天梯下方在三十六年的抗战时间里,曾被守城将领设为刑场。但凡在非战争环境中砍头杀人,后来用子弹射穿脑袋的杀人方式,都让人虽说不至于不寒而栗,但只要亲自到过刑场,亲眼目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栽倒在土坑里,一眨眼的工夫就双腿蹬直的情景,多多少少都会给人带来阴影。或许只有沈从文那样的调皮小子,在年少时候热衷于观看处决犯人的仪式,而且将其看成一种节日,要是长时间没见到杀人了,他就浑身不自在,或怅然若失。当然,真真让人们在战争环境中杀人或看杀人,最终的结果,他们要么麻木,要么吓破胆,要么开始启动脑子,思考生命。沈从文属于第三种人,在他的一生中,生命成了他的信仰,生命之外的东西,比如政治、物质利益和名声,一直是他排斥、厌憎和避让的元素。他不长的军卒生涯,确实影响了他一生,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杀人和杀人带来的死亡。
  尽管天梯下面的刑场让人感到有些晦气和阴冷,但在此被处决的,基本上都是元人。一二五九年春天,自以为是的蒙哥汗派遣一个叫晋国宝的使者到钓鱼城劝降。守城军将领王坚虽深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古训,但因来者是蒙古人派来的,据说态度傲慢,一怒之下,便在天梯下面的刑场中,将晋国宝斩首示众,表达了与钓鱼城共存亡的决心。一个工作人员熟悉这段历史,向几个游客做起了免费的导游,讲得绘声绘色,唾沫飞溅。看得出来,他是极端仇恨蒙哥汗,极其欣赏王坚的。这符合重庆人的性格,爱憎分明,绝不藏着掖着。

  

  天梯之上,便是著名的“九口锅”遗址。那是一块巨大的山顶平地,当地人一般称其为平台。平台一侧,有一块状若三角形的整块竖石,上面用绿色阴文标明,此处乃九口锅遗址。石块下面,便是大小不一,深浅不一,方圆不一的石坑,呈锅状,这就是九口锅。很多人以为这样的坑有九个,我数了数,不止九个,大概“九”乃最大的数字,用它来指代这里的石坑很多了,让人隐隐看到当年这里异常紧张忙碌但井然有序的劳作场景。这些“坑”可不是纯天然形成的,也绝不是一般的人工挖凿的普通的水坑,而是当年守卫钓鱼城的军民研磨火药原料和制作兵器的地方,因此这里又被称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兵工厂遗址。九口锅遗址原来裸露在外的面积约有一千平方米,有大量的柱础和建筑基槽,为后来研究钓鱼城战史而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挖掘和发现,提供了实证材料。其中,研磨火药的主要工具是磨盘,原材料是硝、硫磺、木炭等。蒙古人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地方,竟然有如此规模和先进的制作武器的场所,从这里制造的大量杀伤性武器,给了自己以重创,蒙古军队的绝世英名,几乎毁于一旦。那些武器中,最为有名的就是火炮,铁雷等,极大地丰富了守城的内涵,不仅使钓鱼城在三十六年间立于不败之地,还用火炮击毙了不可一世的蒙哥汗。

  

  如此真实的场景,不得不给人无限的遐想或联想。很快,人就进入场景之中,成为当年拼命制造武器的军或民,即便不愿意因为厌恶战争而深入战争场面,仅仅作一个局外的冷静的观察者,却仍然不得不面对一个个画面,被席卷进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去。这种强烈的画面感仍然是由战争引起的,影响人们的情绪,甚至决定人们的意志。三面被水包围,一面与大陆连通的天险,也从未让守城者有丝毫大意和懈怠,他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注意着山下和江上的敌情,随时准备出击和死亡。同时,无数百姓和军士不得不整日奔波在兵工厂和战场之间,为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而不惜体力地忙碌着。我们再次透过历史厚厚的云雾,看到了钓鱼城军民为制作兵器和研制火药的忙活情形,而且越来越清晰,放佛自己已经不是局外人,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军民一边开着可雅可俗的玩笑,用巴蜀人乐观的心态,一边手脚不停地清点着火药或兵器,一边倾听着山下的炮声和呐喊声,判断又一场战斗的胜利者是谁,要是长久没有结局,那就猜测时间最终会将战斗带到哪个地步,一边用最恶毒的话咒骂蒙古人,一边又觉得这样的战胜特别有意思,至少它使得人不至于因为懒惰而无所事事,活了一辈子,即使无病无灾,充其量也就是一架造粪机器,不能为天下苍生做点有意思的事情,一边又得接受自己因为疏忽而做错事情或耽误了时间被骂被教训的事实,却看在必须打败蒙古人的大局上,任何谩骂和责备在他们看来都不是事儿,一边和心上人眉来眼去的,口水都快流到嘉陵江中去了,尽管战争让两个人难以经常在一起,咬咬舌头,说说情话,做做美事,但只要能看到心上人,哪怕一句话也不说,也是美妙的,一边向雕刻在峭壁上的三位圣贤或悬空的睡佛祈祷,祈求他们保佑合州,保佑钓鱼城,保佑四川,让可恶的蒙古人滚回他们的老家,等等。可以这么说,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情形下,九口锅的场面是壮观的,动人的,是符合战争需要的。正是因为有了一幕幕令人热血沸腾,充满了积极意义的打造武器的场景,才有了的真正意义上的钓鱼城,而且比后来的崖山之战更具有战略和历史意义。九口锅的功绩,实在无法用具体的数字和事件来衡量,只有坚守、胜利和应对残酷战争的勇气,才能褒奖它,记住它。

  


  五

  重庆直辖以后,专属于重庆市的石刻艺术,最有名气的当属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大足石刻,不久前我也去看过,确实让人震惊。除此之外,钓鱼城的摩崖石刻技艺虽说无法跟大足石刻相提并论,但自有特点,历史也很悠久,艺术价值不低。除了前面提到的摩崖题刻之外,在护国寺西南方位的悬崖峭壁上,出自晚唐艺术家之手的悬空睡佛算是上乘之作。这让我想起了四川宜宾蜀南竹海仙寓硐的石刻,也属宗教题材,而佛教始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单看雕刻技术仙寓硐的睡佛不如钓鱼城这个有名气,而且历史也没那么悠久,但宗教意义却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个人更欣赏仙寓硐的那尊睡佛,那睡佛显得更亲和,更自然,与人贴得更近。当然,钓鱼城的这个悬空睡佛,在结构、比例、造型与手法等方面都很严谨、规范、合理,要是拿来在美术学院的课堂上作为范本进行讲解,应该没有问题。据资料记载,该睡佛完全是在峭壁上用一整块巨石雕凿而成,身长十一米,肩宽二点二米,两耳间距一点八米,双足间距一点二米。头部造型为高肉髻,是佛教题材头部造型最为普遍的形式。睡佛袒露胸脯,头西脚东,背北面南,姿态自然,面目安详,端庄优雅。但足以支撑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集宗教和艺术为一体的摩崖石刻的代表作的,是另外一个原因,即睡佛并非席地而睡,而是浮虚而眠,悬于空中,不管是做梦,还是小憩,都脱离了“地气”。这种雕刻艺术样式在全国并不多见,堪称绝品。一言以蔽之,这尊悬空睡佛真正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各种雕刻技艺的精深,亦非宗教题材,而是“悬空”这种造型艺术。资料上给予它的那些介绍性文字显然有夸大和为旅游开发服务的嫌疑,这是咱们最近几十年来名义上是开发旅游,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质上仅仅只是捞取政绩和钱财的普遍形式,已经毫无新鲜度可言,在此按下不表。幸运的是,在三十六年的抗击蒙古入侵者的战争中,它没有受到损坏,也被当地人看成是他们的守护神,幸运之佛。
  

  在悬空睡佛一侧,有一摩崖题刻,上刻“一睡千古”四个大字,楷体,阴文,技艺不凡。那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学者王休的手笔,手书所指对象便是旁侧的“悬空睡佛”。我虽不喜书法,小时候极其厌恶练字,但这不妨碍我尊重和欣赏书法艺术。王休的字力道十足,笔势峭陡,气韵深厚,且不落窠臼,自成一体,观者无不由衷地表示惊讶和钦佩。再将它们拿来与在悬崖峭壁上沉睡了千载的睡佛一起欣赏,解读,不仅被其不凡的气势感染,更因其与佛教教义切合,让人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宗教文明的博大精深。

  

  在睡佛东边的石穴中,有一眼山泉,四季不断流,早先是钓鱼山八景之一的“古洞流泉”,但资料上说,那个从睡佛身边的洞穴中飞涌而出的犹如万千银丝的飞瀑景观基本上不存在了,只有一眼清清泉水从山石中流出,千百年来都不曾断流,干涸。我走上前去,只见山洞流出的泉水,通过石壁上的一小道,汇入下面一凹陷的坑中,这坑一侧还有一小坑,略低,两坑之间凿有一通道,上坑的水便通过这小道流入下面那小坑,也是终年不断。当地人将上面那坑,形象地称之为上盆,略低的那坑叫下盆。旁边有一牌子,不仅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该泉水的前世今生,也提醒游客,要是洗手或喝水,请用下盆的水,为的是保持上盆水的洁净,不被人为污染。但还是有不少的游客大大咧咧,不管不顾地在上盆洗手或掬水大喝,因为上盆比下盆大,水多,看起来更清澈,尤其是在重庆八月这个足以热晕人的季节里,泉水对人的诱惑自不必多说。不守规矩,只顾自己安逸快活,是很多中国游客的习性。当然,共享天赐的好物,获得身心两方面的愉悦,也是人之常情。个体行为的错漏,自然应该纠正,但将老祖宗的遗产,老天爷的馈赠圈起来收取人民币的行为,怎么看都不让人快活,至少属于不作为的范畴,说大一点,就是靠不作为而非常作为地赚取最大利益,从而彻底忘却主政者的职责,而且还要普通民众为其大唱赞歌,也没大自然和老祖宗啥事了。这,也是咱们施政者和执政者的共性。因此,当很多游客在甘肃天水胡氏旧居前被告知,只要凭身份证领取门票,便可免费参观,以及在成都的大慈寺等寺庙中可以随意进出,不花钱时,他们的惊讶和感动,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社会进步,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谓的当代意识,所谓的文化,在咱们这个全民追逐物质利益的时代,才刚刚起步,甚至还没有起步,因为“方向感”差,或者过于自私或脆弱,或者甘于平庸,在施虐之时,也乐于享虐,来到大自然或人文景观中,突然要发泄,要疯狂,要快活,自然就不管不顾别人了。这种现象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

  

  心绪转好时,我来到了三圣岩前。这是钓鱼城比较有名的宗教题材的又一石刻艺术杰作,被称为清代石刻艺术的精品,代表作。我突然想起山西晋祠圣母殿的彩绘艺术作品,位于殿堂正中的屎圣母,主要人物,但制作她的艺术手段却略显粗糙,而两侧的侍女等下人则描绘得极为形象生动,犹如活人。不同的是,钓鱼城不管是单独的雕刻作品,还是一组雕刻作品,其雕琢的技艺都一致,形象传神,栩栩如生。三圣岩(也叫三佛崖)中的三圣雕像,也是如此。位于中间的是阿弥陀佛,两边是手持沉香和宝瓶的菩萨,个个气度不凡,又各有特点,总的来说,雕琢者在他们身上是花了功夫的。

  

  凡世诸人,莫不对凡尘之外的元素怀着好奇和敬畏之心之情,因而要念经,要遁入空门,要撑起慈航之灯,为人行善,更要佛祖保佑苍生,之外,还要在悬崖峭壁之间雕刻他们心目中的大神大圣们,以此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情感。像钓鱼城这种闻名于世的地方,尽管其地位可以跟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古战场媲美,但在战争来临时,也要在军事之外做一些工作,那就是祈求上苍或佛祖的保佑。从俗没有什么不对,我在摩崖石刻的艺术作品前观摩、徜徉时,就一直在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侵犯和反击侵犯之间,人类自然是要分出胜负的。但在和平和战争两个元素互为依靠的关系上,人到底还是不知好歹的,和平时不思进取,不晓得死于安乐的道理,要打要斗,但在战争时期,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眼前消失,面对家园被毁灭,国土沦丧,往往又痛心疾首,便振臂高呼,人人团结,众志成城,一致对外。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或许到世界灭亡的那一天,也是如此。即便是在战争中被深情呼唤的上帝、老天爷、佛祖、菩萨娘娘等一竿子代表非世俗势力的元素,也是打闹不休的。世俗战争和宗教战争,在本质上区别不大,有一点是最让人哑口无言的,即生命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仇恨的成分远大于爱,战争比和平更能熨贴人类的喜好、信仰和德行。即使永远孤独的个体,内心也一直在打斗不止。
  人类个体无法战胜自己,却能通过战争战胜他人。或许,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长期不断地争斗下去,才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动力,战争将其发挥到了极致,这跟流动的水不会腐臭,转动的门柱不至于被虫蛀蚀是一个道理。因此,宗教才适时地跳出来,佛祖或上帝才有了价值和意义,战争才成了被诅咒的对象,却因为其强大的力量而总被人类“惦记”。钓鱼城的威名,也没有跳脱这些元素。战争,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宗教、文化和自私的人性,在战争跟前没有多少意义,更遑论话语权了。

  六

  太阳缓慢地朝西山挪去,跟其他风景区一样,此刻的钓鱼城,游人更加寥寥,我也得以讨个清静安逸,兴致勃勃地登上钓鱼台。其实,钓鱼城的开发虽说不错,但我这一遭的游览过程中,并没见到多少游人,在景区内做买卖的当地人告诉我,钓鱼城全年除了春节和其他长假游客较多以外,其他时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因此,我所谓的清静真的是清静,尽管那几个游客在钓鱼台上吧唧了很久才离开,但我得说句实话心,我并没有感受到无穷的聒噪和喧嚣,只有时时感受到的古战场当年的铁蹄声、炮声和呼喊声。
  钓鱼台古今都是巴蜀大地最为著名的胜地之一,毫不逊色于山西宝鸡的那座也是极为有名的姜子牙钓台(那地方我也去过),国内很多取名钓鱼台的地方,也是颇有名头的,只是名字的由来不同而已。据资料记载,宋代有个叫祝穆桂的学人,在其《方舆胜览》中的《合州》中记录了一个民间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嘉陵江、渠江和涪江洪水泛滥,百姓无以为生,只好跑到这座山上避难,期待着洪水早日退去。但洪水很久都没有消退,老百姓又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大多饿得奄奄一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天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人,只见他脚踏飞云,飞身而下,落在山上,站在山崖一块巨石上,拿出一根长长的鱼竿,装上鱼饵,抛到洪水奔腾咆哮的江中,转眼间就钓起了无数活蹦乱跳的鱼儿,让老百姓食用。老百姓得救了,巨人也走了。从此以后,巨人脚踏的巨石就被人叫做钓鱼台,这座山就叫钓鱼山。两相比较,合川的钓鱼台比宝鸡的姜子牙钓台高大恢宏多了。当然,姜子牙那钓台即使再不起眼,却因为那是姜子牙钓鱼的地方,其文化和历史意义自然不用多说。蒙古人进犯四川时,因为当地守军和百姓在山上修筑了城池而被称为钓鱼城。自以为是的蒙古人,没想到杀遍欧亚无对手的辉煌战绩,却在不高不低的钓鱼山前被洗白,说通俗一点,马背上的成吉思汗的子孙,在钓鱼城下,成了南宋军民钓起的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

  

  尽管气温依旧很高,江风依旧微弱,吹到山上来的,不是风,是热气,也尽管时间让钓鱼城与当初抗击蒙哥汗的钓鱼城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那一股不可战胜的气势仍然存在,在渐渐变得红黄的夕阳照射下,让人庄严异常,又热血沸腾。战争带给人的是不幸,但在不幸中参与了战争,亲眼目睹生命的消失,命运的斗转,也是幸运的。大江,落日,古老的战场,如今令人不敢造次的清静,都一一呈现在八月初的这个炎热的下午,我也就是那场伟大战争的参与者了。
  钓鱼台临悬崖的一边是一棵年龄很大的黄葛树,枝叶婆娑,浓荫如盖。一块题写“钓鱼台”的石碑,表明这里曾经是人类的拯救者驻足的地方,也是抵抗者反击侵犯者,进行殊死搏斗的地方,更是后来人拜谒先贤,祭奠英灵的地方。铁链将它围住,与其说是防患于未然,以免好动好奇的游客蹦跳到台边,一不留神摔到悬崖下面去,不如说那是维护和平的臂膀和怀抱。只有亲自见证了战争的人,才能更准确地理解生与死,战争与和平。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坚韧在钓鱼台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在钓鱼台前,还有五块凿有空穴的巨石,叫插竿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深浅不一的小洞小坑,不规则地分布在钓鱼台上。它们也是那场耗时三十六年的战争的亲历者,见证者。如今,它们通过默默的注视和抵抗蒙古人一样抵御着更加强大的孤独和寂寞,向世人讲述着七百多年前的战事,遗迹它们对时间的体味,对生死的感悟。我相信,所有在这里驻足停留的人,都会被它们感染,即使对历史不感兴趣,或者根本就不信任咱们教科书的历史记载的人,都会冷静下来,想一想,悟一悟。
  在走下钓鱼台,黄昏的气色越来越浓之时,我的旅行即将结束。我沿着跑马道往回走,心思犹如当年在这条道上飞奔的马匹一样。但跑马道两边的树林除了知了的花腔女高音之外,就是令人惊悸的大块大块的碧绿和大片大片的宁静。宁静带来了深沉的凝眸,凝眸则带来遥远的往昔,而往昔却让后人们不停地思索,思索,再思索。

  

  我想,所谓以弱胜强,指的屋外就是外在形态得胜利,真正能够较量到底,最终获得胜利的,往往是心灵力量、文化力量和文明力量。人类各种形式的争斗,都是势均力敌的,表面上的胜利和失败容易迷糊人类的眼睛和心智,只有将胜利或失败倒过来看,才能看明白。所谓钓鱼城开城投降是在东边的都城临安被元朝骑兵征服之后,眼见势单力薄,不得已而为之的说法,多半也是一种借口而已。其实,这种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朝廷却与敌人“和解”“苟合”,甚至“媾和”,且签订了这样那样的协议,实质上就是投降的情形,古今皆不乏实例,而且让人极端费解。统治者的想法有时颇像女人,女人是一本大书,统治者也是,前者爱美而实施了无数令人捉摸不透的行为,统治者因为好大喜功而将内心遮蔽,却鼓捣出无数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来。如此想来,王立的投降,仅仅只是这种游戏中的很不起眼的一个细节罢了,他由此不应再得到批判和嘲讽。当然,这种行为也不必提倡,投降、苟且偷生,毕竟也不是多么动听的词汇和多么让人向往从未获得生存质量的行为。所谓崖山之战之后再无中国的说法,不过是矫情而已。很多人将元朝排斥在华夏文明版图之外,从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元朝的统治者在中原干了些什么,稍微读过书的人,大抵还是能了解一二的。在理智上,那说法不大站得住脚,至少蒙古人还是忌惮华夏文明的,后来的大辫子满清,不正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身向汉族文化学习,期冀切入华夏文明,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么?尽管晚清时期,清人还是露出了他们很不开化和缺乏文明教养的一面。其实,崖山之战,应该是钓鱼城之战的延展,都是华夏子民为生存作的殊死搏斗,本质上没什么两样,尽管前者是主动投降,后者是战败,但其感天动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作为,都是中国人考证和参与战争必须参照的范本,而且可以纠正一些偏见,譬如,因南北两宋都极其尊崇文人和经济,军事上就一直别人诟病,说是一群病夫在作战。事实上并非如此,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军事实力,尤其是战斗力,都是入流的,与文学和经济比照,也不差,可以说,南北两宋丝毫不逊色于汉唐,也是一流时代。在宋朝的诸多战例中,无论是延州之战,采石矶大战,还是钓鱼城及崖山大战,都是宋人在军事上的杰作。钓鱼城及崖山之后,华夏民族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更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丰富了自己,尽管很多统治者并不这么想。
  这般寻思着,慢慢行走,便走到了山门前。我站下来,舒缓了一大口气,将大半天深陷在战争氛围中的身心调整一番。周谷城题写在景区大门额上的“钓鱼城”三个字突然之间不再是几个小时前我第一次看见它们时露出的那一股杀伐和反杀伐之气,而是变成了它们本来的面目——艺术。显然,钓鱼山和躺在其怀抱中的城池,以及建造城池并依托它们进行反击的人,将那场战争打成了艺术,我们这些后人,充其量只是一个个慕名者、追想者或鉴赏者而已。当时间在钓鱼山上活成那些伟岸的巨树,便是生命博大的存在。当生命落在战争的中心,它们就是最伟大力量的输送者。当战争被演绎成艺术,伟大的群族必将生生不息。啊,我的巴蜀先民,请接收我庄严的凝眸和祭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至少在抵御外敌入侵这一环节上,我们从不含糊。
  残阳一抖一抖地滑向西边的山顶,三江瑟瑟,流云离离,只有在三十六载的战争泥沼中突显出身位的钓鱼城,悄无声息,安之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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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征提督李如松 时间:2018-02-11 11: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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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征提督李如松 时间:2018-02-11 11:45:47
  钓鱼城应该算是英雄城市了 抗击了蒙元的侵略者[d:赞]
楼主罗锡文 时间:2018-02-27 00:16:46
  @东征提督李如松 2018-02-11 11:45:47
  钓鱼城应该算是英雄城市了 抗击了蒙元的侵略者[d: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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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问好东征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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