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识的前提
所谓「重新认识中国」，并不是说需要完全从中国的知识出发，从中国传统本身的思想去重新认识中国，或者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之所以需要被重新认识，事实上与另一个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重新认识西方。换言之，重新认识中国与重新认识西方，事实上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面向，二者互为前提。因为正是由于我们对西方知识的认识发生了问题，所以要重新认识中国。
中国的存在绵延数千年之久，每个时代的人皆有对中国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像或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特色。近现代以来，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作为实体性存在的中国，虽然一直在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化强大的压力下，所谓中国，令人遗憾地，基本上一直只是某个被认识的对象与客体。
自身主体性沦丧与话语权失落的问题，不仅肇因于表面上双方力量简单的对比，更源自我们自身对世界理解方式的转变。因为自从移植了西式的教育体制，采取了对方的学科划分方式，引用了他们的分析概念，我们认识与划分外在生活领域以及理解自身的方式，从此就丧失了自我。无论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透过对方的认知框架获得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性的西方，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我们内在的组成部分。
当自我变成他人，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往往已成为同一个事实的两面。从而我们无法再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去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如果无法察觉以及认清这个前提，所有各种类型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论述框架。如果当代中国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那么问题的核心即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的陷阱之中，避免自我东方化，勇于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提出我们自己的解释与对未来的愿景。
「重新认识中国」的悖论
在这个问题意识下，所谓重新认识中国，不是要抛弃西方的知识或是排除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正好相反，而是要重新认识西方的知识，重新认识这些知识的前提条件与假设内容。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的态度从漠视、抗拒、接纳、拥抱，最后到崇拜。将自身失败的原因最初归结为一种「器物论」，后来又扩展成为一种「制度论」，最终更演变成一种「文化论」。为了寻求解放与自主，我们对自我的批判与否定不可谓不深入，对西方知识的学习与模仿不可谓不努力。
然而正是因为我们全心全力将西方视为学习榜样，以他人代替自我这种本末倒置的悖论方式去寻求自我，使我们难以真正建立自身的主体性。事实上，整个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西方知识本身，而是我们学习西方的方式出了问题。西方知识是按照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产生与演变，本身并无好坏对错之分，虽然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西方以文明与野蛮并存的各种形式推销其制度与文化，可是由于我们将西方看作一个模范而非问题，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自身主体性的沦亡与话语权的丧失。
这个问题也反映了另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那就是近现代以来，我们虽然全心拥抱西方，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并且翻译了各式各样的著作，可是勿庸讳言，其实我们至今对西方的整个知识体系仍然所知有限。或许正是因为对西方知识认识得不够深入，导致我们一直将西方看作是一个我们未来的模板，而不是问题化的对象。因此，我们不但必须将西方知识产生的过程重新历史化，更重要的是还要重新问题化，因为重新回到历史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缺乏认识论层面的分析，所谓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建构意识形态的材料而已。历史其实并没有隐藏自己，重要的是赋予其内容何种意义。这个状况如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时，曾表明商品并没有隐瞒自己，然而纵使商品流通过程的规律可以清楚地被认知，可是商品拜物教的力量并不会就此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