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戎小捷——竞选中国社会学会长(转载)

楼主:戎小捷 时间:2017-05-22 20:38:26 点击:231 回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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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荐书
  (按语:下面的文章发表于3月23日《南方周末》,但被删节。一些微妙的、有意思的东西看不到了。请读者相互转告,既花时间阅读,就要读原汁原味。谢谢。郑也夫)

  简历。郑也夫,男,1950年生人,无党派。198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1986年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硕士。自1982至2013年先后在北京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从事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未申请过任何课题项目,没有过一分钱课题经费。主要学术著作《文明是副产品》《吾国教育病理》《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信任论》《代价论》《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主要社会评论杂文集:《半开放社会》《抵抗通吃》《被动吸烟者说》《走出囚徒困境》。创办并主编《北大人大清华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十余年。现为北京市政府交通问题顾问,曾任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
  自我评价。对学术始终保有纯正的追求,有敏锐精准的学术判断力,对学界腐败嫉恶如仇。做人做事苛刻决绝,常有面折同事的言行。一定程度上此系边缘人的角色行为,或许有制衡权力者的功能。若走向中心,对角色转换的自觉会令敝人性格趋向宽容。
  动机是人们面对反常行为时常常猜想和热议的。一个无官无职的退休教授自荐担任会长前所未有。笔者愿自白动机,与其说是为免遭非议,勿宁说这正是这一非常举动的题内之义,即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
  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学术荣誉与院系官职合二而一。换言之,学术官僚在极大程度上垄断了学术荣誉。一方面,这刺激了中国几代学人热衷于行政职务之谋求。另一方面,要么与动机取向关联,要么是长久忙于事务所致,学界官僚们平庸的学术水平令学术荣誉蒙垢。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历史遗憾,是在其社会最开放的年代中,未能将研究机构中的学术荣誉与行政职务分离,即让学术权威脱离行政职务,让院长、系主任、所长等行政职务成为教授团决议的朴实的执行人。
  社会学会长职务又与院长、系主任、所长职务不同。会长没有后者那么繁重的事务负担。其主要工作是利用其声望和判断力促进学术交流。应该说会长职务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项至高的荣誉。这性质决定了:其一,评选会长职务的根据是学术成就的高下,而非行政职务之大小。其二,荣誉应分摊,而非垄断,故会长任期应定为一年。其三,有行政职务者,因事务工作负担已经很重,不是做会长的最佳人选。
  1979年中国社会学会成立。1979—2008共六届30年的社会学会长,由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四人担任。其中费11年,袁6年,陆9年,郑7年。四人中无一人无行政职位。30年来会长的角色中并存着的行政化与垄断的双重特征。2005年以前会长任期没有年限,学会章程亦不健全。2005年修订了学会章程,有如下制度安排。其一,会长任期三年。其二,设副会长10人。为什么副会长要设10名之多?我们无法理解为这是给予10位学者做事的机会。如是就只能理解为这是荣誉的授予。但只设一个副会长是荣誉,设10个副会长荣誉不贬值吗?因副会长可以连任,自第七届至第九届的9年中共有3人作过会长,14人作过副会长(上述三位会长也做过副会长,此处计算未包括)。17人中无一人无行政职位。行政化成色十足。再看荣誉的垄断程度。如果按照笔者提议的制度安排,正会长均任期一年,每届设正副会长各一名,则9年中,将有9位会长和9位副会长,共18人。与过去九年的实况相比,笔者的设计中会长多6名,副会长少5名,且副会长均为当年唯一的副会长,而不是默默无闻于10人之中。现行的制度造成的显然是荣誉垄断,且荣誉集中在几个会长身上。官僚化与垄断性虽并存于此,却分属两种制度安排。即使坚定地维护会长官僚化,也没必要保持现有的垄断方式,以及10名副会长共存的荒诞。
  美国社会学会从其成立的1906年到1915年,会长任期两年。1916年至今均为任期一年。比如任期从2015年8月开始,到2016年8月终止,被称为2016年的会长。这称呼有道理,因其任期的重头在2016年。在美国社会学学会110年的历史中,106人担任过会长。中国学者所能想到的卓有贡献的美国社会学家,大多能从历届的会长中找到。对于一年任期下的换届是否仓促,有没有来不及适应的问题,其选举制在细节上有很好的应对。即会长、副会长要提前两年选出,待任一年,之后正式任职一年。比如2015年3-4月份开始提名2017年的会长和副会长,5月15日会员在网上匿名投票。2015年7月份公布Michèle Lamont和Kathleen Gerson胜出。2015年8月份社会学年会闭幕时,2014年选出的会长Ruth Milkman和副会长上任(他们已经待任一年),而2015年7月份选出的会长、副会长Michèle Lamont和副会长Kathleen Gerson即刻成为“待任会长(President-Elect)和待任副会长”,他们将在2016年8月上任,而名称上是2017年会长。他们以此解决一年任期制中的衔接问题。
  美国社会学学会有大约15000名会员,学生也可以成为会员,有资格投票的会员约8千多人。获得100名会员(包括学生会员)提名者,可以成为会长候选人。而会长的产生是全体会员直接投票的结果。2016年的会长选举中,49%的会员,即4千多人参加投票。2011年7月通过的中国社会学学会章程规定:“第十条,会员享有下列权利: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第十八条,理事会的职权是:…… 二、选举和罢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和罢免常务理事。”实际情况是,中国社会学学会拥有2300多名会员,300多名理事是单位申报后经资格审查和会员大会鼓掌通过而产生,会长则由理事(投票人须达三分之二)选举产生。章程对这一重大事务的阐述并不清晰,这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学会的规模毕竟不是很大,会长是从全体会员还是理事的选举中产生,是值得斟酌的。笔者倾向于前者。且认为,学生,至少是研究生可以成为没有投票权的会员。
  现代汉语中的“民主”一词大约来自日语,democracy译为“民主”不如译为“选举制”,因为选举之后是当选者主事和决策而非“人民做主”。选举制是人家改良了一、二百年的东西,我们搞选举不可以不借鉴。美国学会会长的一年制,要比我们现行的三年制,在换届衔接上处理得更好
  与一年任期制相比,笔者更激进的主张是选择会长的唯一考量是学术成就。这本来算不上激进,学术荣誉理当来自学术成就,只因积习日久,常识才显得突兀和激进。敝人以为,行政职务确也在考量之内,非因它是积极因素,在于它属消极成分。即一个人能否同时做好两份事务工作——会长和一个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应该是引起评委们审慎评估的事情。至少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兼任二职。
  若当选会长,敝人愿推动以下几项工作:一,将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非年会期间的中小型研讨会上,与分会会长、系所领导和各路学者,深入研究如何搞好兼顾学理与当下社会问题的中小学研讨会。二,努力改造年会风格。打破VIP对年会重要时空的垄断,比如,会场上 团成员在台上就坐,开幕式上过多的致辞,及特邀资深学者的发言。仪式性活动要极其简短,VIP不就坐台上,会长之外的致辞大可不必。简短开幕式后,主会场的学术发言交给一年来完成最重要学术作品(从去年5月份到今年5月,因为年会在夏季举办,这样才不会疏漏好作品)的那些学人,而不论他们资历如何。即让这些人占据年会最重要的时空,成为年会中最风光的人物。除此,还可以设置年度争议性作品论坛。仪式的改造极其重要,因为此地不是等级化的官场,而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学术界。多年来,我们的年会已经流行自报论坛名目,这增加了大家的积极性。但60个论坛的规模极可能导致水平下跌。平衡它的重要手段是与自发的论坛并存的各类“年度性论坛”。以年度作品的筛选保证这类论坛的质量,并保证有水准的学者的到会(作品入选,拒绝邀请就勉强了)。三,优秀作品是怎么筛选出来的?笔者的建议是,组织全国范围的优秀退休社会学家,请他们做评价与批评的主力军。年会之前评选出社会学年度优秀论文和图书。四,将同仁们的学术成果传播到社会。在主要媒体上建立社会学栏目并完善社会学网站。因笔者长期介入媒体的能力与关系,或许能尽绵薄之力。五,任期内,将与同仁们商讨改革产生本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理事的程序。
  笔者多年来拒绝任何官方奖项。既然认为会长是一种荣誉,一个拒绝官方奖项的人,为什么要向此荣誉伸手。或许是因为我比披戴很多冠冕的人更在乎荣誉,当我质疑一个评价系统时,我不会主动接受它的评价。而此次的自荐行为,包含着敝人改革制度与破除陋习的强烈用心。
  笔者深深以为,与其放言推进中国大社会之宪政,不如实践自己小学科的选举。后者才是切实的着力点。微观改善了,整体还能长久滞后吗?与此同理,与其宣扬一种理念,不如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为亲自登场。笔者曾撰文《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让学会走出社科院的阴影》(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7日)。建议关心本文的读者一并阅读这两篇文章。而两文死水微澜之效果令敝人意识到:人们可能已麻木于理念的宣讲,却有可能热衷真人秀,会被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
  环顾学界生态,敝人以为,会长职务之产生是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可能的突破口。产生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职务的程序已经固化,受到上级权力的太大制约。产生会长的程序虽有这样那样的不完善处(关于投票方式可参阅笔者文旧章《有限匿名制刍议》),毕竟在较大程度上豁免于学术界之外的力量。如果在这里发生了良性变异,必有其示范性、扩散性。
  我是一个在乎输赢的人。但宁可个人受挫,也要搅动一池死水。
  我是一个在乎荣誉的人。但不管他人臧否,敝人以挺身自荐为荣耀。
  一枚楔子已经打进固化的模式中。如果你有一张选票或能够影响会长选举,是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附:戎小捷的自荐书

  我也自荐竞选社会学会长
  (郑也夫提出竞选社会学会长已两个多月,竟然无一人应战。为避免差额选举泡汤,我在此也正式声明参加竞选社会学会长)


  简历。戎小捷,男,(生日保密)无党派。当过农民、工人、教师、编辑、审读(从未当过大学教授,从未当过研究员)。80年代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士学位。从未有人请我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从未有人给过我任何课题项目,从未有人给过我一分钱课题经费(虽然我很想得到这些)。主要学术著作《文明社会原理》《语文教学原理》《探险论》《陌生+熟悉=美》。主要社会杂文《世界老绘本再拟》《旧事新编》(以上著作均可在网上查到)。
  自我评价。对学术始终保有纯正的追求,有敏锐的学术判断力,是一个优秀的“民科”(郑也夫是一个优秀的“官科”)。做人做事和为贵,未有面折同事的言行。若有幸当选,角色转换会令敝人性格趋向宽严相济。
  动机是人们面对反常行为时常常猜想的。一个“民科”自荐担任社会学会长前所未有。为免遭非议, 笔者深层竞选动机暂时保密。

  社会学会长主要工作是利用其声望和判断力促进学术交流。这性质决定了:其一,评选会长职务的根据是学术成就的高下。其二,有行政职务者,不得做会长。
  笔者倾向认为,凡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无论“官科”“民科”,均有资格被选举为社会学会长。

  我主张5年任期制。笔者更激进的主张是,选择会长,当两人学术成就难分高下时,“民科”优先。
  若当选会长,敝人愿推动以下几项工作:一,将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官科”与“民科”的互帮互学上。二,主会场的学术发言交给近年来完成最重要学术作品的那些学人,而不论他们是“官科”还是“民科”。三,优秀作品怎么筛选?笔者建议,组织全国范围的“官科”筛选“民科”的社会学著作,组织全国范围的“民科”筛选“官科”的社会学著作。
  笔者多年来未获任何官方和民间奖项(虽然我很想获奖)。一个未获奖项的“民科”,为什么要向郑也夫挑战?或许是因为此次的挑战,包含着敝人改革制度与破除陋习的强烈用心。
  笔者以为,与其宣扬一种理念,不如以此种理念的行为亲自登场:人们已麻木于理念的宣讲,却可能热衷真人秀,会被我和郑也夫之间的公开竞争所吸引。
  环顾学界生态,敝人以为,“民科”竞选会长是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突破口。如果在这里发生了良性变异,必有示范性、扩散性。
  我是一个不在乎输赢的人。宁可竞选受挫,也要搅动“官科”的一潭死水,促进“官科”“民科”之间的基因交流。
  我是一个在乎荣誉的人。所以敝人以挺身自荐为荣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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