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和《读书》破天荒:推荐一位90后的思想笔记(转载)

楼主:宋词一百首 时间:2013-08-20 17:21:53 点击:557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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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位宽广的自由思考者

  北京大学 何怀宏
  来源:读书 2013年7期


  读到韩乾《声西击东》这部书稿让我颇有些吃惊,作者虽然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但他的哲学素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了解相当深入,还有分析问题和写作表达的能力,都远超大学哲学本科生的一般水平。除了青春的锐气,我还很欣赏作者的思想力,对概念的把握能力。我们还看得出他阅读的宽广和深入,他不仅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自由主义,而且对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激进主义或一些不宜归类的思想家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对中国现代历史也相当关注,而且始终是秉持一种自由思考和独立批评的精神。   


  不过,作者的观点也是相当清晰的,他谈到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乃至“对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还有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我更倾向于译为‘自由优先主义’)抱有相当的亲切感”,“对科学沙文主义和民粹倾向的非精英民主”也“怀有敏锐的警惕”,而从中国现代思想的谱系看,他也是赞成“五四”的启蒙,认为其方向还是我们有待争取的未来。他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包括缩小政治领域,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也相当别致,认为中国现代史“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政党力量逐步支配社会的历史”。谈到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是“狭义的政治吞噬了广义的政治,也即,现实主义的政治吞噬了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政党组织,其首要任务即是争取实质权力;因此,它们先天就趋向于以严密替代松散、以单一替代多元”,而当其兴起壮大之后,社会力量也的确难与之抗衡。   

  作者在《正义战争与政治虚无主义》中写道:“我们想必都会认同‘正常社会’这一概念。它表明,存在着某些共同而普遍的律则,当一个社会违反这些底线时,便不能被称为‘正常的’,其政治也不能被认可为正义的。这一标准即是:社会能否为个人选择与多元文化共存提供足够大的空间,个人能否有足够的自由选择他/她所期望的生活,以及诸种文化、诸种价值观是否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是否得以免遭政治权力的干涉。换句话说,当政治能够为上述标准提供保障时,才是正义的。”亦即作者认为自由多元的价值共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政治制度应当是保护这一基本特征的,为此,就应当将政制与善观念进行分离,即现代政制不应再是促成某一种善的(价值)观念实现的手段,这也应该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核心取向”。   

  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些思想特质都是相当宝贵的:他的哲学分析的能力,他对历史的关照,以及他明显表露的西方学术的视野和深藏于心中的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我自然也看好他的思想潜力和未来发展。但是,在此我也愿意就他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有些可能是引申或强调,有些也可能是批评或希望。   

  强调现代政制与善观念的分离,或者说政治与单独一种广泛完备的价值理论或观念体系的分离,以及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对制度的正义或者说制度伦理、乃至也包括对所有个人行为的“正当”的道德评价的缺席。使“正当”(right)独立于“善”(good),乃至优先于“善”,从而使政治与某一种“善”的观念脱钩,恰恰是现代道德的“正当”或“正义”在政治领域的一个首要要求。如此,政治也才能保障自由多元的价值共存,或者说各种合理价值的共存和自由竞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不必讳言政治的道德性,不必讳言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紧密联系,甚至可以像最强调价值多元的一位现代思想家伯林那样,将政治哲学看作伦理学的一部分,虽然这种伦理学不是那种依附于价值观念的传统道德、个人道德,而是与正当、正义观念紧密联系的现代伦理,包括制度伦理,对一种较好的政治制度的信心和支持力量,其实也首先乃至主要是来自这样一种认其为正义的道德信念。   现代政治不宜是某一种罗尔斯所称的全面和完备的价值理论或宗教信仰的工具,但两者之间肯定还是会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或是一种历史的或逻辑的引申,例如现代自由主义也是从古典的比较完备的自由主义发展过来的,历史上有过一种理论的引申,当代如罗尔斯则更强调一种范围的限定;或是一种后面的精神信仰的支持关系,例如基督教与法治的关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是可以给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强大的支持的,且历史上法治的形成也的确和宗教有过不解之缘;或是一种可以调整得相容的关系,例如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现代自由民主政制的关系,前者的确并不包含后者,或者说后者并不能够逻辑地从前者引申出来,但是,依据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固有要素,是可以将其调整得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不仅互不冲突,甚至给予某种根本的价值思想的后援的。   这就要涉及我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成长的一点看法了,它为什么显得相当弱小,为什么在这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敌激进主义,更曾在经由激进主义而最后达到的全能主义压制下几乎一度消失殆尽?这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而从其自身这方面的原因来说,我认为有两点是可以反省的:一是它的激烈反对传统;二是它的强烈拒斥宗教。它放弃甚至赶走了它本可有的同盟军或后援力量。严苛一点说,甚至可以说在这两方面它与它真正的对手并无二致,从而为强大的、势不两立的“政党政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或者呼应。而且,有些遗憾的是,在它重新开始生长之后,一些热爱自由的人们似乎仍没有深刻地觉察到中国上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这样两个思想盲点或弱势,且不谈宽容或容忍本就是自由主义内核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保障自由多元的价值共存本就是自由主义的要旨),当然,更希望的是还能对中国的传统及宗教的信仰有较深的理解和体验,不是说要或者能成为其信徒,但是,这种体验将至少能带给我们一种对它们的尊重。   

  还有作者对自由选择和价值多元的强调,这固然是自由主义的一个要义,我在此只是想提醒一下自由多元的复杂性。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否多数人比少数人更看重物质而非精神,更看重安全而非自由,更重视奇迹而非理性?如果确是这样,在一个多数意见支配的社会,多元就可能变成实际上的一元,即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盛行,成为价值追求的主流,从而让另一些(少数)人失望或者感到压抑;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即许多人在一段时间里受“奇迹”的诱惑而失去自己的正常判断力,或者在安全与自由两者相冲突的时候放弃自由,甚至在这之前就逃避自由。当然,在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之后,仍然致力于捍卫所有人的自由选择和社会价值的多元是可贵的,也是正确的,但提出的理由就要更复杂一些。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挑战性,这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社会抱有一种恰如其分的期望,知悉单纯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对的,但却可能是不够的。   

  在文体方面,我注意到作者的文章似乎越到后来越学术化,越来越进入一种细密的分析。如果走学术的路,这是一种必要的功夫,但学术的路也将是一条漫长的路。严格的学术要求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趋深入和比较系统,但也可能因此失去一些读者。但是,作为学术论文,也还可以比现有的文章有更细密的分析论证和更严格的形式要求,而如果是评论,则可以更为犀利和生动有力。如果作者能够善用两种文体,且明确地将两者区分开来自然更好。   


  总之,我希望韩乾这位年轻的朋友能坚持走自己的路,保持一种坚定性,同时也保持一种开放性,除了更加大量地吸取新知和进行思想的持久训练,其写作也可能会慢慢融入自己对人性复杂和人生沧桑的体验和认识,这样不仅写作的风格,思想和观点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另外可能还要经受一些时间和事件的考验,而我倒是希望作者能坚持目前的基本立场,但又能不断将其扩大和深化,做一位宽广的自由思考者。

  (《声西击东》,韩乾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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