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转型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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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市工业文明博物馆，红光电子管厂生产研发的我国第一个彩色电子显像管样品，以及静静等待的“劳模之家”，还让人能看出过去的辉煌。在过去，人们用“三转一响（三转为钟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来描述劳模的家当，这也是当时荣耀的家庭生活象征。但更多的，却是对过去辉煌的回忆。
如破茧之蝶找到方向
七十年代·转折他们，自豪、失落、奔波……
繁华东郊：热闹不逊春熙路作为当时东郊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的技术人员，现在成都市工业文明博物馆当管理员的杨建新，以川棉厂为例，描述了东郊国有企业的规模宏大：一个车间，可以容纳500台车床，走进去就像走进一个大型超市，转得人头晕目眩。
围绕厂周围，有学校、医院、超市，俨然成了一个小社会。而东郊，沿着沙河形成了轻工、食品、医药、建材等八大产业。那个时候，东郊的热闹不逊春熙路。即使在那样繁忙的日子里，工厂依然要组织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文艺汇演、赛诗大会、职工运动会……厂里组织的各项活动，每个车间都非常重视。遇上和周围工厂之间的“厂际”交流比赛，那规模架势又不一般。男工人们敲锣打鼓，女工人们摇旗呐喊，比赛反而成了次要的了，倒是像在比哪个工厂的气势大，精神面貌好。
若周末没有安排，人们就去逛建设路，那里有许多临街商铺，因为平时工作忙，人们就到街上买齐一周的生活用品，或者去看电影。
至今，杨建新还记得，在二号桥还立了一块牌，有中文、俄文、英文，大致内容是：外国人不经允许不准入内。在外人的眼中，那时的东郊是个神秘的地方。
荣耀东郊：有女要嫁东郊郎当时，每个厂区都有不同的工作服，下班之后，各色工作服混杂在一起，身穿工作服的这些人，不停迎来令人羡慕的眼神。除了上述的神秘感之外，东郊工人的整体待遇普遍是成都最好的。
1979年，在无数人的羡慕中，易劲夫招工考进了红光厂，成为改革开放后进入东郊大型工业企业中的一员。“当时社会上有一句话：女嫁东郊是福分。考进了东郊，什么都不用愁了，特别是像红光这样效益好的企业。”易劲夫和同伴们进入工厂后，来给他们介绍对象的、张罗婚事的几乎踩破门槛。最终，他选择了厂子弟校的一名女教师结婚。
失落东郊：下岗之后忙生计随着成都现代化进程，东郊许多工厂的发展瓶颈逐渐显现出来。无法维持的，最终走向破产和倒闭。“原来在大型国有企业，分工十分明确，哪怕是摆放工具，也有人专门负责，他们或许一辈子只从事一个工作，出去之后，可能没有其他的生存手段。”
易劲夫在进厂之后，还自考了大专，后来还评上了职称，可以说比一般的工人多了一些资本。但红光破产之后，他和妻子一起下了岗。后来他跑到深圳打了5年工，但找不到一样的活路，易劲夫只有打些零工、短工。从广东回来后，易劲夫在成都到处找工作，“但很多地方都卡了年龄，不好找。”
许多东郊工人，随着工厂破产而逐渐被淹没。若非易劲夫在今年把《红光报》送到成都工业文明博物馆，我们或许永远不知道他。“那是真真实实存在过的，我们真的没有忘记。”说完，已不惑之年的男子，眼泪说流就流了，看得让人无比揪心。
但这学期开学前，他应聘到树德中学当上了一名生活老师。间歇中谈到那段辉煌的岁月时，这位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中年男子，眼中仍然闪烁着一丝光芒。但他没有时间去感伤了，而是赶着6点钟到食堂吃饭。无论怎样，生活还得继续。
八九十年代·迷茫他们，浮躁、徘徊、挣扎……
时间流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晋良树这一代人，从改革开放时期进入国企这个小社会，走过了企业改制、职工下岗、同事下海等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豪，迷惑，有过压力，曾经挣扎，最后回归平静。伴随那个激荡的年代，军转民、聘用合同、下岗、下海等新名词也出现了。而他个人也数次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除了骨子里继续保存着勤勉和克己为公的朴素情怀之外，和上一辈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多了对个人价值实现的思考。
辉煌记忆：自豪家有“双燕”
1988年，晋良树从西安航校毕业之后，被调配到专业对口的成发集团（420厂）工作。那时各国有企业正掀起“军转民”高潮。东郊的国有企业不再单纯制造军工产品，开始涉足民用领域。
而在晋良树的老前辈蒋辅臣家中，摆放着“双燕”牌单缸洗衣机，商标下面的“航空工业部成都发动机公司”，标明了出处。虽然过去20多年了，公司也不再生产这种产品了，而他家也更新了许多家电，惟一没换的就是这台洗衣机。“还能用，不换，挺好的。”
蒋辅臣回忆，当时这牌子的洗衣机非常走俏。那个时候，420厂率先用不锈钢做洗衣机内装桶的原材料。在同行内，国有企业拥有扎实的技术基础，生产的洗衣机，质量过硬，价格合理。在当时要拥有一台“双燕”牌洗衣机，要找关系拿购物票，才能买得到。在洗衣机之后，420厂又生产“双燕”牌电冰箱。晋良树还清楚记得，刚进厂的时候，成天看到厂门外通宵排队守货的经销商，在队伍中，还有普通老百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有冰箱和洗衣机的成都家庭，都以拥有“双燕”牌为豪。
整改困惑：打破了“铁饭碗”
上世纪九十年代，民营企业开始起步，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无法忽视。东郊的国有企业纷纷改制，开始与民营联营，引入市场化的经营手段。1990年，420厂从原来的大一统的生产经营、行政管理的模式，按照专业划分为几个分厂，并放权让后者独立生产经营。这个前所未有的体制改革的成效，让作为技术人员的晋良树感受最深的，是研发新品的方案不用再等到集团行政审批后再动工，新品试制成功的周期缩短了整整一半。
此后，一系列的改革接踵而。在晋良树的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集团开始和员工签用工合同，国有企业“铁饭碗”的概念被打破，接着出现了职工下岗。
就在这时，1991年，18岁的游强搭上换工的末班车，顶替父亲进入了420厂。“我进厂那会儿，东郊已经不再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了。”
而游强凭借多年努力工作掌握的一手技能，毫无争议地留在了岗位上。“看着很多多年一起工作的工友突然下岗离开车间了，心头还是不舒服，像被啥子东西堵到起了样。”有好些次，游强扯着嗓门喊工友名字，准备一起去吃饭，喊出来后才回过神来，这个工友已经下岗了……
思维冲击：“下海”成为时尚
1998年，他和同事们被调回420厂。“那种感觉，就像下乡的知青返城，觉得一直在城里呆着的同事思想要更先进一些。”因为他发现，周围已经有不安分的同事，纷纷办理停薪留职，下海出去闯荡。“其实早在1994年就有人开始跳槽了，当时走的这些人，有一些是技术系统非常有能力的人，因为闯劲大，许多人都做了大老板，赚了钱。”刚回来的时候，这种变化，再一次给他带来了思想的冲击，曾经有人邀请他出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去或留”之间徘徊和犹豫，并开始思考自身价值的体现。
在浮躁的岁月里，游强保持着安静平和的心境，从学徒工慢慢做起，一干就是16年。他家在龙泉十陵镇，每天7点过就要出门，早早来到车间，向老师傅们请教头天遇到的问题，遇到需要加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