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州在何处——唐贬官谪琼路线及心理考议

楼主:周泉根 时间:2013-09-19 13:08:37 点击:1070 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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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州在何处 生渡鬼门关
  ——唐贬官谪琼路线及心理考议
  周 泉 根
  (海南 海口)

  【摘要】中原政权直至唐代才真正实现对海南的有效管治,海南大规模流贬史也自此掀开,通过对勘各种正史、方志、笔记、家谱、碑铭以及各类刑法地理之类的典志等史料,以诗史互证为重要方法,以考察唐代流贬制度为切入,以海南贬官为案例,我们清晰地描绘了唐贬官由江南到岭南再到海南的万里投荒的路线和蛮荒忧惧、郡县逼迫、贼寇劫扰等等凄风苦雨的贬谪心理及历史原因。

  【关键词】贬官 蓝武驿道 崖州 诗史互证 李德裕



  【正文】
  自西周以后,流贬的故事便不绝于史,且流贬之地也随中原政权的统治圈的扩大而与朝递远。王权之鞭长所及便是流人贬官之足迹所届。屈原放逐,不韦迁蜀;屈贾谊于长沙,窜杨纶与天涯,皆童蒙习闻。今天史籍所见,贬谪海南的第一人即是隋宗室滕穆王杨纶。随后李唐代隋,李孝恭、李靖于武德四年(621年)率军南下。次年,冼夫人之孙冯盎接受招抚,岭南遂归于一统。海南大规模流贬的历史也自此掀开,万里投荒、凄风苦雨,一直到明中才渐渐结束。海南在华夏文明圈中的地位变迁与流贬史有着密切关系,据笔者检索各类正史、方志、笔记、典志、家谱、碑铭等史料,发现唐朝流贬海南的官吏有近七十个,且多数为高官宗室,宰相就不下十五人。 为了更好地理解唐代的流贬制度和海南的历史进程,笔者尝试通过考证描绘一下唐贬官来琼的路线、揭示贬官的精神感受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由于史料有限,我们将大量采择《全唐诗》作材料,也算是实践一下诗史互证法。

  一、唐贬官谪琼路线考述

  唐海南贬官,除少数(如李邕、李德裕等)乃是再贬而至琼外,大多是一步到位,即,从京官直接贬谪海南某州郡任司户司马县丞之类的小官,行程则是从京师长安径发海南。唐朝规定流贬人员必须走驿路,贬降诏令上多要求“驰驿发遣”、“驰驿赴任” ,“仍差纲领,送至彼所,勿许东西”(《第五琦长流夷州制》,《唐大诏令集》卷57),且“日驰十驿”,一路画押签到,姑息迁就者别有处分。(《唐会要》卷41《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所以,贬官从帝都长安到贬所海南的路线是相对固定的。但这个路线没有被细致考察过,有些问题因不明贬谪路线而错误地判别评议一些相关的历史问题。如郭沫若对《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作者辨正的论证失误,盖以为李自潮州去琼不必经过鬼门关所致。[28](p526)所以,很有必要全面的考察唐贬琼路线。
  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上都长安与各州之间都有通道,其主要路线有六。 又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由长安通往江淮至岭南诸地的道路有二:一为“两都驿道”。从长安出通化门,经长乐驿、滋水驿至昭应县,再东出潼关经由洛阳南行(或经汴河水路南行)。此为当时全国第一驿道。另一为“蓝武驿道”。从长安出延兴门或春明门,至太宁驿,经故驿、五松驿至蓝田县,出蓝田过韩公堆、蓝桥驿、商州、四皓庙到武关,再由武关至邓州南行。[1]唐德宗时更明令规定其为仅次於两都之驿道,为全国第二驿道,是南北交通之大动脉。
  “两都驿道”宽畅易行、途次从容,但比“蓝武驿道”程途远许多;而后者比前者又狭险。唐代南下的流贬官员行大多走蓝田武关驿道。严耕望考证指出:
  《太平广记》所记贬逐之臣,道途可考者,例取商岭、襄、荆道。大抵唐代京师与江淮岭表间之交通,唯有东西两干线。东取汴河水道,西取商邓陆路。汴河水道运输量大,故物资运输例多取东路,行旅者亦较安适。商邓陆路行程捷近,故公私行旅多取西路,旅途亦较艰辛。至于贬逐之臣须速行速达,不得求安适,故例取襄邓捷径也。[2](p664-665)
  严先生还另著“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详细探讨了这个问题。[3](p1039-1078)我们可以从当时南贬诗题诗句中得到证实。如,宪宗元和十年(815年)44岁的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行程中有《初贬官过望秦岭》、《韩公堆寄元九》、《初出蓝田路作》、《登商山最高岭》、《商山路驿桐树昔与微之前后题名处》、《题四皓庙》、《襄阳舟夜》。元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韩愈贬为潮州刺史,途中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武关西逢配流吐蕃》等诗作。从诗题所示行程可见,他们走的显然是蓝武驿路。再如顾师邕,文宗九年835坐李训案流崖州,至蓝田赐死。(《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二)可见他来琼走的就是蓝武驿路,只是未出陕西便殒命。
  而蓝武驿道至岭南又有两条路,即南行邓州至襄州后分东南、正南两线。
  其一,东南行经隋州(今随县)入淮南道的安州(今安陆)、沔州(今汉阳),经江南西道鄂州(今武昌)、淮南道的黄州(今新洲)、蕲州(今蕲春),复入江南西道的江州(今江西九江)、洪州(今南昌)、吉州(今吉安)、虔州(今赣州市),出大庾岭入岭南道的韶州(今韶关市)、广州(今广州)或潮州。
  其二,自荆州南入江南西道,经岳(今岳阳)、潭(今长沙)、衡(今衡阳)、郴州(今郴州),东南入岭南道韶、广州。与今天的京广线相合。又自衡州西南行,经永州(今零陵)西南入岭南道桂(今桂林)、柳(今柳州)、浔州(今桂平),复折向东经梧州(今梧州)。[4](p406-408)
  如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郓州蔡京以统御无方,为军士所逐。贬崖州司户,不肯之官,还至零陵,敕令自尽。(《资治通鉴》卷250)显然,他走的就是这条路。
  自岭南至海南,大都是从梧州南行到雷州半岛的徐闻,然后渡海抵琼。如果自大庾岭南来,则先行至广州后上溯西江,抵达梧州再南行至徐闻,然后渡海。据《通典》(卷184):“(珠崖郡)去西京七千四百里,去东京六千七百里。户二千五百,口一万二千。……崖州(今理舍城县。)海中之洲也。(其洲方千里。)汉武置珠崖、儋耳二郡;昭帝省儋耳,并珠崖;元帝又罢珠崖郡,以其阻绝数反,故罢弃之。与今海康郡之徐闻县对,自徐闻径度,便风扬帆,一日一夕即至。”《通典》乃中唐杜佑所著,且曾讨平琼州叛乱(《旧唐书》卷190),所以可信度高。
  从梧州南行至徐闻,要经过今天的藤县、容县、北流。据《旧唐书.地理志四》载:“隋置北流县。县南三十里,有两石相对,其间阔三十步,俗称‘鬼门关’。汉伏波将军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其南尤多瘴疠,去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十人九不还。” 《舆地纪胜》作“桂门关”, 元代一度改名为“魁星关”,明宣德中改名“天门关”。鬼门关地踞险要,控扼岭南,是通往钦(今广西钦州)、廉(今广西合浦)、雷(今雷州半岛)、交(今越南的中北部)各州的要道。唐沈佺期在《入鬼门关》一诗中云:“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全唐诗》卷97)被贬为崖州司户的杨炎南行路上也曾作诗《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云:“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 可证杨炎贬琼路线乃经永州、桂州、梧州南下雷州,然后从徐闻下海。唐以后很多诗篇描绘过徐闻遥望琼州的情形,而具体入海是在沓磊驿,但唐代是否也在沓磊驿入海犹待考证。
  早期,从徐闻渡海后,一般在烈楼港(今琼山长流镇海村)登岛。据传是汉楼船将军杨仆焚船励志的地方。船舰在熊熊烈火、滚滚浓烟中散作灰烬、化作波涛,此地遂名之“烈楼”。旧《徐闻县志》载,徐闻下“冠头渡渡海至琼,相传伏波平南粤,军既齐渡乃焚自舟,以示必胜!袁潭记云饮马于儋耳,焚舟于琼山是也”。清光绪《琼州府志》载:“烈楼港在府城县西三十里烈楼都,乃汉军渡海之处,有大石在海边,北有三墩,名曰烈楼嘴,海南渡徐闻此为最近。”
  后来航线西移,今澄迈县通潮湾成了海南的主要登陆点。澄迈县设立于隋大业三年(601年),治所即今之老城,城西门外通潮湾畔有古渡驿站,名“通潮驿”,是隋、唐、北宋时期主要登陆口岸。从海安到老城,如果顺风顺流,半天即可抵达。南梁至隋,崖州治所设在今儋州市,从通潮湾上岸后到崖州州城,比从今天的海口到州城要近得多。冯仁鸿就认为冼夫人就是从通潮驿登岸的。[5](p249-254)北宋苏东坡贬海南,也是从徐闻递角场渡海,在澄迈通潮阁上岸。光绪《崖州志》(卷20)载:“考宋时苏公渡海,由徐闻县直接指澄迈县通潮驿,非今日由海安指海口也。”南宋绍兴十八年(1146年)胡铨被贬到吉阳军,他也是从雷州半岛乘船于澄迈县通潮驿登岸的。南宋时,今海口的白沙津形成,航线也开始再度东北移,占据琼岛连通大陆的海上交通枢纽地位的老城古津渡驿站“通潮驿”才渐渐被“海口浦”所替代。但这已然是南宋中后的事了。所以,唐代贬官应该是在通潮湾登岸,走通潮驿进入各自贬所的。
  据《通典》(卷184《州郡十四》)载:“(珠崖郡)去西京(长安)七千四百里。”可见,在靠人畜脚力赶路的古代,从帝都至海南是十分遥远的。难怪李德裕在《登崖州城作》一诗中说:“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全唐诗》卷475)还好唐代邮驿制度较前代完备,全国共有驿站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供官员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兼具汉代“驿”、“邮”两种性质。与汉时的“亭”、“邮”也可供一般人利用不同,唐代驿站的供止宿的馆舍专为朝廷贵人及官员使用。唐代邮驿承袭汉代“三十里一置”的制度,所以“日驰十驿”,就是贬官一天要走三百里。显然,行程是非常紧迫。最大的困难是渡海和登岛。因为海上风险大,他们渡海前往往要向海而祷,祈求平安。(《旧唐书》卷193)唐朝的岛上交通极为困难,直到解放后,从海口到三亚尚且需要三天,一千年前由岛北至岛南其日程就不知凡几了。

  二、唐谪琼贬官心迹探源

  流贬海南乃是对官员身心的巨大打击。较之于万里投荒的艰辛路途,贬官精神上所承受的落差、迷茫甚至绝望乃是贬官更大的痛苦。宋代范正敏在《遁斋闲览》中指出,有唐一代贬谪案例,往往越是重臣贬得越远,而“唯崖州地望最重”。(《说郛》卷32引)由台阁重臣而州郡司户,他们左迁穷荒、谪降僻远,有的是举家以迁,有的是白首而降,更兼山水阻隔、郡县逼迫,政敌寇贼劫扰,所以多有“万死投荒”之谓。考察海南贬官的心路历程可以更具体地揭示“万死投荒”的实质。志书尝说:“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仕宦畏途。”(道光《琼州府志》卷2)这里原因很多。
  首先是岭南地恶的传闻让他们恐惧。在当时人看来,岭南(尤其是海南)乃是烟瘴魑魅盛行的化外之国。唐张鷟记载:“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奴食冶(野)葛死,埋之土中。茸生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或两月;全远者,一年、二年、三年亦即死。”(《朝野佥载》卷1)同书卷二还说“岭南獠民”将刚刚出生的老鼠“饲之以蜜”,然后生吃,吃时尚“卿卿作声”。天宝年间鉴真东渡,被信风漂泊至宁远(今三亚市)河口时,有汉商告之说,“此间人物吃人”。[6](p66)宋人记载岭南宜州时还提到“其文兰等四州最居偏僻,有州县且无廊宇”,更兼少数民族聚居,“人风犷戾,常持兵甲以事战争。皆左衽、椎髻,礼异俗殊,以岩穴为居止”。(《太平寰宇记》卷168)
  在这些传闻实录面前,广西“桂门关”讹变成“鬼门关”,就非常好理解了。唐诗描绘南下桂、琼皆如涉险鬼蜮之邦。如唐高适《李云南征蛮》诗云:“鬼门无归客,北户多南风。”(《全唐诗》卷212)张均《流合浦岭外作》诗云:“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全唐诗》卷96)前文所截引沈佺期《入鬼门关》一诗全文,更细致地描述这种境况:“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自从别京洛,颓鬓与衰颜。夕宿含沙里,晨行冈路间。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全唐诗》卷97)这种恐惧的传播导致有的唐朝官员(如韦执谊)在入仕之初就讳言崖州、并尽量回避目睹崖州地图。后来也果然贬谪海南。(《全唐文》卷560)
  与这种巫蛊风俗、野蛮食俗、好战穴居等相一致的是文化事业的废弛。《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载:“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岂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唐摭言》卷1)可见,岭南一道之及第者几可忽略不计。贬谪潮州的韩愈曾说:“此州(潮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几者耶!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间后生,无所从学尔。”(《韩昌黎文集.潮州请置乡校碟》)可见文化发展之落后。就是到了北宋,旷达如苏轼,其笔下海南的形象仍是“瘴疠交攻”,“魃魅逢迎”(《苏东坡全集.后集》卷13),给自己预后更是绝望的说“九死南荒”(《苏东坡全集.后集》卷7),“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苏东坡全集.续集》卷4)。而且地恶也非纯为想象或者诗歌渲染。《岭表录异》载:“故太尉相国李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沈失。”(《太平广记》卷464《水族一》)于是叫黑人奴仆昆仑奴下水捞取,看见鳄鱼极多,不敢靠近,原来竟是鳄鱼的洞穴。这段经历被记录在李德裕的《到恶溪夜泊芦岛》诗中,诗云:“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全唐诗》卷475)《舆地纪胜》说鳄溪以鳄鱼而得名。可见鳄鱼乃恶溪之首恶。
  让他们忧惧、视流贬琼崖为畏途的第二原因是,路上郡县逼迫、政敌寇贼劫扰甚至诏改就地赐死。本来一般流贬人员还有收拾告别的时间,“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唐会要》卷41《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敕》)但流贬崖州的多是位重之人,所以常常是立即执行。如户部侍郎杨炎贬道州司户参军,要求“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太平广记》卷153《崔朴》)。杨炎乃当朝财税重臣,可临行前连家都不能回,而且路上不能盘桓逗留。
  贬谪的行程,要求特别严格。左降官只能走驿路,且“日驰十驿”,一路画押签到,不得留连宴会。如:天宝五载七月六日敕:“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如闻在路多作逗遛、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元和十二年四月敕:“应左降官流人,不得补职及留连宴会。如擅离州县,具名闻奏。”(《唐会要》卷41)可谓郡县逼迫、急如星火,没有一点盘桓余地。而且路上随时有被赐死的可能。如顾师邕(见前文)、李贞素都没有走出陕西地界。李贞素,乃汉阳公主之婿,格温和自然,喜欢鲜亮花哨的衣服,官至左金吾卫将军。文宗九年835年十二月,因为他知悉甘露之变的执行者韩约的预谋,仇士良流放儋州,没出陕西就被赐死商山。(《新唐书》卷192)
  再如杨炎,乃两税制的创制人,早期深得德宗信任,几于言听计从,后遭疑忌,卢杞又见缝下蛆,终致罢相。此后,卢又便利用如严郢等与杨有积怨者罗织构陷他,终于狱成,被贬为崖州司马。建中二年(781年)十月下诏,诏曰:
  “尚书左仆射杨炎,讬以文艺,累登清贯,虽谪居荒服,而虚称犹存。……拔自郡佐,登於鼎司,独委心膂,信任无疑。而乃不思竭庆,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俾从远谪,以肃具寮。可崖州司马同正,仍驰驿发遣。”
  贬到崖州,还说是宽大处理,可见德宗之刻薄、卢杞之奸猾。杨炎南行,遣中使护送,在离崖州百里的地方,德宗又下诏赐死,年五十五。(《旧唐书》卷118)杨炎的遭遇在唐海南贬官中非常具有典型性。南行路上,他作诗《流崖州至鬼门关作》说:“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全唐诗》卷121)可见,杨炎是怀着悲戚忧惧的赴死心理走上流贬海南之路的。
  还有的恐惧源于仇敌盗匪的沿途劫杀。如则天朝万国俊等酷吏一到岭南就矫诏杀戮了三百多流人。有的在流贬途中为地方恶势力逼迫致死。如,约为宪宗朝的符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妻乌玉英,貌姝美,獠贼欲胁之改嫁,玉英怒而自沉於海。(《朝野佥载》卷6)
  他们在忧惧心理的主导下,“草草辞家忧後事”,心中又不忍离去,于是“迟迟去国问前途”,(白居易《初贬官过望秦岭》,《全唐诗》卷438)留恋和忧惧却不得不“朝经韩公坡,夕次蓝桥水”,“人烦马蹄跙,劳苦已如此”。(白居易《初出蓝田路作》,《全唐诗》卷433)与舟车劳顿相伴的是,怅惘、愤恨和无奈。所谓“已为秦逐客,复为楚冤魂”,于是“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李商隐《哭刘司户》,《全唐诗》卷539)
  在忧惧、流连、疲惫之外, 贬官们往往吊古讽今、借古抒怀,取法屈原“一洒问乾坤”。李德裕南贬船行至汨水时,写《汨罗》吊古自嗟:“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靳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万里碧潭秋景静,四时愁色野花新。不劳渔父重相问,自有招魂拭泪巾。”(《全唐诗》卷475)前文所引李德裕《到恶溪夜泊芦岛》一诗中还有“青蝇岂独悲虞氏,黄犬应闻笑李斯”句,这乃是拿三国时吴国的虞翻自况。虞曾因触犯孙权谪戍交州(《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裴注)而“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时”,表面写恶溪的瘴雾毒恶和鳄鱼翻船的灾难,实际上是痛斥朝廷奸佞遮日,妨碍正义公道。最后一句“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则是写自己羁旅思魂,取法《古诗十九首》“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可谓沉著痛彻。也可见,在贬官心里,羁旅途次之恶乃亚于人心之恶。
  贬官心理偶尔也不失刚正弘毅的一面。如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王义方坐与刑部尚书张亮交通,被贬为儋州吉安县(今昌江县)县丞,贬琼时正值盛夏,海面上风大浪急,舟人拟用酒肉果脯祭海。他却说:“黍稷非馨,义在明德。”于是酌水致祭,以身世国运祭告于海,祷词乃今天所见海南本土诗文中最早的文献,兹录于下:
  “思帝乡而北顾,望海浦而南浮。必也行愆诸己,义负前修。长鲸击水,天吴覆舟。因忠获戾,以孝见尤。四维雾廓,千里安流。灵应如响,无作神羞。”(《旧唐书》卷193)
  王义方素有君子儒的风范,不言怪力乱神,连海神都不屑阿谀,以祭祀的名义明志。
  宦海波翻,贬途迢递,贬谪者心路也同样复杂多面。我们不妨从李德裕一唱三叹的委屈之作《谪岭南道中作》中探悉总结之,诗云:“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全唐诗》卷475)清人沈德潜认为诗用“语双关”,和柳宗元贬后的诗句“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岭南江行》,《全唐诗》卷352)一样,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唐诗别裁集》)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显然都别有所指。这种寓意繁重、旨意遥深的笔法,正是流贬者失落、离恨、忧惧、谴责、怀乡、迷茫、坚韧和弘毅等复杂心理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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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泉根
  2006-4-5 初稿
  2009-1-11定稿 海南师大


  《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唐贬官谪琼路线及心理考议》,周泉根,《新东方》2011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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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公子无缘 时间:2013-10-09 10:09:00
  帮你顶一下!
作者:前度之刘郎 时间:2013-12-02 15:46:00
  受益大大的,谢谢周老师!
楼主周泉根 时间:2019-03-15 10:30:30
  冷贴无声自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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