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籍宰相丘濬的经世情怀与明中期社会变迁(转载)

楼主:霸王林 时间:2014-04-30 09:47:10 点击:435 回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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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丘濬经世情怀与明中期社会变迁

  【作者:赵玉田,南开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提要:丘濬经世理念是明中期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经济生活近代化的期待与传统社会范式的修正成为丘濬经世理念中颇具时代特征的两种价值倾向。丘濬经世理念也是15世纪后期儒学“治道”与“治法”有效整合的一种尝试,是儒学以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内容为参照的一次自我充实与发展。丘濬强烈的“立功”意愿是其经世理念激励的结果与表现,而壮志难酬之命途使丘濬之经世理念幻化为以“救时”为主旨、以诗文为载体的浓郁的经世情怀。


  丘濬(1421一1495),海南琼山(今海口)人,字仲深,是明中叶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酷爱读书,“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论及丘濬功业,明代东林党巨攀叶向高有言:“孝陵(明孝宗)十八年之治平,实自公启之。经国大业,舍公将谁归哉!公尝论我朝相业,于‘三杨’多不满。谓:‘当其时,南交叛逆,轩龙易位,救使西洋,权归常侍,酿成土木之变,谁实为之?’然则公之自负实深,惟是衰暮登庸,设施未究,经济之志徒托之著述,而功业不无少让,此余之所以为公惜。”’时人亦称:“公之在位,调濡均平,百吏奉法,百度惟贞。”只是“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见于功业者,仅若此。然《大学衍义补》一书,其经济之才可见矣。使得久其位,尽行其言,相业岂三君子可及哉!”又言:丘濬“文为国萃,位登保傅,天既生公,夺之何逮?立言则多,蓄未尽施,方策所存,百世之师。”‘由是观之,时人推崇丘濬功名与学识之余,多有惋惜者。盖因丘濬虽贵为阁臣,却空怀经世济民之志,功业不显。丘濬身后,其事迹与思想引起后人的关注。当我们试着感受着他那丰富的思想及绝妙的诗文而揣摩其仕途心路时,不难发现,丘濬经世理念所体现的近代化意识乃是传统儒学以明中期社会经济生活擅变为背景与依据的自我充实与发展,是儒学“治道”与“治法”有效整合而适应社会发展的一种价值取向。丘濬悉心研究“治法”而撰《大学衍义补》一书,志在全体大用、“体用”结合,藉以矫正宋孺偏执于“治道”而无视“治法”之倾向,同时,也为匡正当时传统儒学“心学”化的趋势,是对先秦传统孺学经世精神的一次重建。问题在于,丘濬的积极努力却遭遇了社会保守势力的冷漠与“心学”派系的极力低毁,丘濬孤军奋战,慷慨激昂,无助之余,又颇显孤独与伤感。伤感之余,丘濬惟有将其经世抱负化为无法抹去的以“立功”意愿及“救时”理念为主旨、以诗文为载体的强烈的经世情怀。丘濬经世理念、情怀与明中期社会变迁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恰好表达了巧世纪中叶部分知识分子“具体而微”的文化心理内涵。
  丘濬“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及登进士第,选读书中秘,即预修《寰宇通志》,又于天下地理远近,山川险易,物产登耗,赋税多少,风俗美恶,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时年少气锐,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顾无为之之地耳!既登名仕版,旦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景泰五年(1454年),以“经济”自负的丘濬由进士而入翰林院供职,为实现其“用世”之志,更加勤奋学习,广泛涉猎,“经史事幽讨,兀兀穷岁年。誓言追往哲,绝彼尘累牵。立足千初岗,游心万古天。”’由于丘濬博学能文,他相继参与《衰宇通志》、(天下一统志》、(英宗实录》、《宋元通鉴纲目》等纂修工作。在繁复的修史与撰述中,丘濬一直心系时局与政事,注重事关民生、边防、军事和财政等诸问题的研究,希望有朝一日能被朝廷委以重任,以实践其在治国安民方面的主张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如天顺七年,丘濬上《两广用兵事宜》、《两广备御摇寇事宜》等奏疏,指陈用兵及地方治安方略,其主张为明宪宗所嘉许。’无奈,丘濬于仕途几经辗转,入翰林院“首尾二十余年,四转官阶,不离乎言语文字之职,凡昔所欲资以为世用者,一切寓之于空言无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迈,今则头颅将种种矣!非徒时不我用,纵有所用,则精神衰尽、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为矣。”咬经世济民之志惟游离于笔墨之间,激励丘濬数十年矢志向学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亦停滞在句读之中。成化十年(1474年),五十四岁的丘濬在《甲午岁舟中偶书》诗中慨叹:老到头来不自知,畏途扰自苦奔驰。不如归外长林下,扫地焚香待死时。五十驳袅入老乡,世间滋味饱经尝。匡时有术无施处,旦夕帷焚一柱香。乐土何乡似醉乡?泥泥沌沌度年光。恨天戒我平生酒,苦被醒眸扰闷肠。地角天涯最远乡,我家住在海中央。他年乞得归身去,追忆经游梦一场。
  翌年,丘濬在其《左右筒铭序》中写到:“人苦不安分,汲汲然常有不足之念,迫其老也,犹不息心。予今年五十有五矣,泰以文字为职业,然往往用于空言,平生所学,竟不得一施为者。”‘显而易见,年过半百、脚怀远大政治抱负的丘濬在其诗文中不时流露出一种经世之志未遂、功业未竟的急切而苦闷的情怀。难能可贵的是,岁月的风尘并没有消弧丘濬经世治国之志向,他一直等待着时机。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年六十岁的丘濬被朝廷“加礼部侍郎,掌国子监事。”丘濬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参政治事机会。当时,士风颓废,学风不正,儒生多侈谈心性,鄙视实学与事功。丘濬对士人这种畸形心态早想整治,因此,上任伊始,他便大力整顿学风。史称:“时,文风多以奇诱相高,炽不可遏。潜考试两都士,凡怪词险语,悉痛斥之。及为祭酒,辄谆谆垂训,自是文体复归浑厚。”’而且,他身体力行,力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文以载道,“逾十年,尊师道,端士习”。当时,“论者谓(丘濬)师道尊严,无愧李时勉,而综理微密,则时勉不及。”令人遗憾的是,丘濬参与具体政事的机会实在太少。成化十五年(1479年),花甲之年的丘濬在漫长的自修与等待之余,始全力纂述囊括其“治国平天下”主张的《大学衍义补》一书。《大学衍义补》是丘濬借用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之名,通过选取、点评历代治国理政之举措及嘉言摊行,以古鉴今,藉以就明中期的社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与策略。可以说,《大学衍义补》不仅是丘濬写于句读之间的经世筹划,也是丘濬针对宋儒以“治道”取代“治法”、以“内圣”取代“外王”的务虚的经世思想的一种纠偏与匡正。
  忙碌于青灯黄卷之间的丘濬面对着凝固为点点滴滴墨迹的经世济民之抱负,不免感慨,情到深处,定然会生出不尽的伤感。成化十八年(1482年),六十二岁的丘清在《岁暮偶书》诗中慨叹:“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态饱经谙。几多黑发不曾白,无数青拎出自蓝。大半交游登鬼录,一生功业付空谈。不堪老去思归切,清梦时时到海南。”’显然,丘濬这般黯然神伤的身世感叹实际是在诉说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一种透邀于笔尖的流不尽的茫然愁绪。诗中流露出的貌似平淡实则哀婉的平静背后,正是丘濬为了实现其经世济民理想而经历了太长等待之后的一种抑郁无助心态。丘濬这种怀才不遇的情感,历代的仁人志士时常有之,这种独特的心理倾向与经世情怀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现象。其后几年,除了撰写《大学衍义补》和其他应景文字外,丘濬依然没有“经济”社会、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这期间,老之将至的惆怅已成为丘濬不时触景生情、以诗言志的心理倾向与作文主题。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孝宗朱裕橙即位,适逢《大学衍义补》撰毕。己经六十七岁的丘濬在《进<大学衍义补》奏》中直接向弘治皇帝表述其“区区一念忠君爱国之诚”、为“有补政治”而纂述《大学衍义补》之苦心。丘濬称:“臣所纂辑者,非臣之私意杜撰,无一非古先圣贤经书史传之前言往事也,参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虽曰掇拾古人之绪余,亦或有以裨助圣政之万一。伏望皇上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省览。遇用人则检‘正百官’之类,遇理财则检‘制国用’之类,与凡臣有所建请,朝廷有所区处,各随其事而检其本类。则一类之中,条件之众,必有古人之事合于今时之宜者矣!于是审而择之,酌古准今,因时制宜,以应天下之变,以成天下之务。而其大要,则尤在于审察其擞微之先焉。《易》曰:‘惟擞也,顾能成天下之务’,此臣妄意著书之本指也。臣之精力尽于此书,皇上亲政之始,而缮写适成,盖有天幸然也。冒昧进献,不敢自谓其皆可用,倘采于千百之中,用其一二,见于施行,以成治效,使臣平生竭力尽瘁报国之忠,得以少效其万分之一,则臣学为有用,而段为不朽矣。”咭在这则言简意赅的话语中,丘濬那掩饰不住的经世情怀跃然纸上;其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一种失意与无奈。明孝宗看罢《大学衍义补》,“称善,资金币,命所司刊行。特进礼部尚书,掌詹士府事。 宗实录》,(丘濬)充副总裁。弘治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寻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尚书入内阁者自洛始,时年七十一矣。”’这种位及人臣的殊荣对于年过古稀的丘濬来说另有一番滋味。从景泰五年(1454年)时年三十四岁的新科进士,到弘治四年(1491年)七十一岁高龄的多病老人,丘濬在这漫长而繁杂的纂述与等待中感触太多,强烈的“立功”情结与等待中的苦涩使盛年不再、疾病缠身、满怀失落感的丘清视《大学衍义补》为其一生经世济民心思的总结与告老还乡的“谢恩表”,亦作为他经世情怀的一个终结。其后,归隐乡梓、老于户篇之间便也无憾了。
  明孝宗朱枯模欣赏丘濬的博学老成,特简丘濬入阁办事。这种仕途的突然变化打乱了丘濬的生活安排。此时,丘濬已年过古稀,身体屏弱,深感其“志欲为而气力不克,机可乘而岁月不待,有如伏杨老骥,志虽存乎千里而力已难驰。”2而且,他认为内阁“所办之事,乃国家大制作、大政务、大典礼,虽专词翰之职,实兼辅弼之任。顾眷之隆,恩典之厚,比诸庶僚悬绝之甚是,盖当代在宦之阶第一选也。”’丘濬清醒意识到自己难以较好地担负入阁赞划的繁重工作,惟恐有负朝廷重托,妨碍贤路。
  因此,他三上辞呈请致仕。辞呈中写道:内阁“第以禁密论思之地,天下治乱安危所系,非优老养菏之所。”‘显然,丘濬的“辞呈”出自本心,表现了他志在治事而非贪图官位的从政品格。
  然而,皇命难违,告老无路。丘濬在其《辛亥思归偶书》诗中感叹:“六疏求归未得归,可堪临老履危机。云龙际合真难遇,海燕孤单慢自飞。黄吻读书初志遂,白头归隐素心违。此身已属皇家有,空向秋风叹式微。”’显然,丘濬的心情是痛苦的,痛苦的根源在于他无法实现多年的理想。入阁第二年,病中的丘濬再上《壬子再乞休致奏》,自陈:“年逾古礼致仕之期,身婴医书难疗之疾,老病衰惫,举动必须为之扶翼,出入禁门不便,昏眺健忘,述作必须人为检讨,掌管文书不得。且又去家万里,隔越大海,一子早丧,身多病而心多忧,众苦所从,残生无几。伏望皇上哀臣孤苦,鉴臣诚恳,乞如薛煊致仕事例,放归田里,稗全晚节。”孝宗执意不允,圣旨:“联攫卿重任,勉图尽职,岂可以目疾求退。今后凡大风雨雪,俱免早朝。该部知道,钦此。”
  皇帝垂眷,求去不得。惟恐尸位素餐,丘濬遂以“老病衰惫”之躯毅然投身于“经略”国家的事业中。他相继上《论厘革时政奏》、《请访求遗书奏》、《乞严禁自宫人犯奏》、《请建储表》、《请昧爽视朝奏》等奏疏,其所奏内容涉及明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均是丘濬具体而微的经世方案。重燃的经世激情与皇上重用的些许感动伴随着一则则奏疏飘向明孝宗,垂暮之年的丘濬希望他的这些建议能化作诏令,以实现其经世济民、匡时救世的理想。然而,这人生的最后一搏却显得极其苍白,丘濬于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卒于任上,阁臣生涯不足四年,其间又多为疾病所困,心力交瘁,勉为驱驰,曾经萦绕于心的政治抱负及以奏疏形式上呈的治国方案均未实现。胸怀济世安民之志的一代儒师丘濬虽有阁臣之尊,却壮志未酬,不仅未逢“立功”之时势,而且他本人也不具有改变时势的能力与机遇。那么,丘濬的经世情怀是否是空穴来风而毫无社会意义?或者仅仅是一种多愁善感情慷使然?显然都不是。概言之,丘濬的经世情怀激发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意旨,明中期社会变迁之事实则使丘濬的经世理念中萌生诸多社会经济生活近代化的期待。“立德”、“立言”、“立功”是我国古代士人追求人生不朽及人生价值实现之举,丘濬虽情钟“立功”而未遇其时,惟有以“立言”补之,“立功”意识则成为丘濬经世情怀的内在激励机制。
  明代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萌动期,尤其是明中期以后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以极具变化与不断推陈出新为显著特征。这种社会变化的根本动力,是当时生产力的新发展,其变化大致肇端于成化(1465一1487)、弘治(1488一1505)年间。诚如李询先生所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新的也是重大的变化大约在15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变化是伴随着明王朝的衰弱开始的。”’无论是从社会特征、民生状态着眼,还是从风俗流变及经济生活内涵分析,明初社会都堪称古代中国传统的盛世。明太祖是一位重视实际却又不乏理想主义倾向的开国帝王,他所向往的家国规模,是以传统儒家勾勒的“先王之世”为蓝本,在对元朝积弊纠偏的基础上,力求通过礼治与法治的有机整合而建构一个具有超强内控制力的、贵贱有别、上下相安、人人乐业的小农社会。然而,正统(1436一1449)以后,尤其是景泰(1450一1456)、天顺(1457一1464)之际,貌似强盛的明王朝已经险象环生。当时,宦官干政,边疆动荡;土地兼并问题日趋严重,民生贫困,农民起义、流民运动更是此起彼伏。明朝统治危机日益加深,国家统治系统内部的矛盾和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也迅速发展,而国家权力的松动为人口流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创造了条件,因此,明代历史跌进一个躁动而不安的新时期。至成化、弘治之际,江南等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加快了自我调整步伐,土地耕种面积扩大而力求精耕细作,高产作物引入,农产品增加,手工业生产组织规模扩大,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市场竞争机制明显增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发展机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商业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市场经济囊括都市且深入乡村,农村定期集市及小城镇数t激增。乡村集市贸易及区域商业中心不断扩大,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形成。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发展及全国商业市场的形成,致使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产观念开始发生大变化,思想意识和社会行为准则也随之大变。隆庆(1567一1572)、万历(1573一1619)年间,社会普遍性生活风气崇尚奢靡,纵欲思潮与金钱至上观念蔚然成风。
  可以说,成化、弘治时期是明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一段极其微妙的时刻,它承载着社会转型萌动阶段的传统社会范式走样所带来的诸多杂乱的社会内容。此种变局之下,传统社会既有之规范如何包容或尝试着整合一些看似迷离的新的社会活动内容和方式已成为时代的课题。生活在这个特定时代的丘濬,曾经亲历明初纲纪修明、仓庚充实、民风淳朴、秩序井然的社会生活,亦曾审视正统以来变动不羁的社会秩序,以及成化及弘治初年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以浮躁与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群体社会生活状态。作为一位务实的思想家和胸怀经世抱负的官员,丘濬从传统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出发,考证古法、剖析时势,关注并研究现实社会问题,就当时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建设都有了自己颇有见地的认识和主张。面对着社会变迁和时势转变,一直关注社会民生的丘濬积十年之功而纂述《大学衍义补》一书。
  《大学衍义补》是丘濬于成化、弘治之际发出的一种颇具社会震撼力和影响力的声音,它带着丘濬鲜明的社会价值倾向和深刻的时代印痕,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丘濬的经世主张与社会思想,表达出丘濬凝固化的绵长而厚重的经世情怀。《大学衍义补》是传统儒家经世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丘濬依据,明中叶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而对传统儒学的丰富与改造,是丘濬社会思想的浓缩,它包含了丘濬的社会近代化的愈识及其对传统社会范式匡正这两种价值倾向。它一改宋明理学致力于修身正己、偏重“内圣”、空谈“治道”的经世之说,具体表达了丘濬的“治道”与“治法”并重、“治法”要变通救时的儒学实学化主张。
  经济方面,丘濬本着“人皆好利”的人性论观点,从实际出发,主张“听民自为”,鼓励私人工商业发展、反对国家强权垄断,主张海外贸易,将工商业生产与海外贸易视作富国利民之重要经济途径而积极提倡。

  丘濬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国家要促进私人经济发展。如他认为:“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具足,则国用有余也。”’而正常的海外贸易,除“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另外,丘濬提出“安富保富”主张“量入为出”原则,主张政府要薄赋税、限制宫廷开支、编制国家预算,设“计相”以专门负责统计,编制预算工作。丘濬反对政府滥发不兑现的纸币,建议改革币制,在银、钱、钞之间规定合理的换算比率,实行“银本位”的“三币制”。’凡此经济等观点,概要说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而谋求长足发展的愿望。
  传统的民本思想在丘濬的社会思想中有了新的诊释。丘濬提出:“盖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为人上者,诚知其所以为君而得以安其位者,由乎有民也。可不思所以厚民之生而使之得其安乎?民生安,则君得所以依附,而其位安矣。”民安则国安,只有人民安定富裕,统治才能巩固。正是因为有了如此深刻而清楚的认识,丘濬重视物质财富的作用,重视民生,提出“养民”论。如他所言:“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务民于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康,备水早,使天下之民,无间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以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柞长矣。”’
  丘濬法律思想中也有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成分。例如,他从人性论着眼,分析人的私欲与犯罪、官通民反等现象的关系,提出:“刑狱之原皆起于争讼。民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苟非听讼者中而听不偏,正而断合理,则以是为非,以曲作直者有矣。民心是以不平,初则相争,次则相斗,终则至于相杀,而祸乱之作由此始也。”弓显然,这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见解和带有启蒙主义因素的主张。另外,丘濬反对严刑酷法,抨击暴政,“人君为生人之主,体天地之大德,为生灵之父母。于凡天下之人,无不欲其生,于凡有生者,苟可以为其养生之具者,无不为之处置营课,伸之相安相乐,以全其生生之天。”而“为人上者,苟以私意刑戮人,则非天讨矣。一人杀人有限,而天下之人效之,其杀戮滋多。为人上者奈何不谨于刑戮?上拂夭意,下失人心,皆自此也。”‘丘濬还主张公共执法,即“盖民不幸犯于有司,所以罪之者,皆彼所自取也。吾固无容心于其间,不偏于此,亦不倚于彼,一惟其情实焉。”。
  在民族关系上,丘濬民族思想中虽有一些偏激成分,但是,其中一些认识还是颇有时代性和进步愈义。丘濬提出“因俗制宜”与民族自治管理原则;他提倡“兼爱华夷”的人道精神以谋求各民族的生存权利;倡议实施“以守为本”的战略方针而反对民族战争;他主张遵循“推诚与人”的民族交往原则,消除族群矛盾等等。‘概要说来,丘濬的经世理念是以成化、弘治时期社会变化内容为思考背景,以当时主要社会问题为思考内容的。他采取托古说今、薄古厚今、古为今用的论证取径与阐释原则以说明其社会主张。丘濬虽然把“三代”及以前社会奉为治世楷模,立论主旨却是以解决当时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社会问题为价值依归。丘濬的社会思想,尤其是其政治、经济和法律思想,都或明或暗地带有成化、弘治时期社会近代化的要求和内涵。尤其是其民富主张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建议,无疑是巧世纪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一缕划破沉寂夜空的耀眼的思想流星。换言之,他的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与时代最主要的课题—社会近代化相吻合,并就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等问题提出了卓有见识的主张。就儒学发展本身而言,丘濬作为一代通儒,他的社会思想尤其是其经济思想是15世纪后期传统儒学在经济意识方面的自我提高、充实与调适,其主旨是通过儒家“治道”与“治法”有机整合而对儒学进行实用化改造。显然,它不同于程朱理学空谈性理、鄙视事功的教条化价值取向,与初露端倪的谈玄式的,’,自学”更是迥然不同。然而,迎合浮躁世风、颇具影响力的“心学”已来势汹汹,丘濬倡导的儒学价值取向看上去异常孤独。
  成化以来,官场上因循守旧之习已久,臣僚多不思进取,庸碌自保,党援攀附。然而,丘濬则志在经世济民,积极作为。故其“不合时宜”的强烈的经世主张遭到一些人的讥讽与排斥。更有甚者,耿介的丘濬竟会为人视作“学博貌古,然心术不可知”的阴险狡诈之徒。’为此,时人何乔远为之辩解道:“丘濬立朝有险诱之名,读书宿儒亦岂宜尔?若迁与亢,疑有之矣。”’“迁与亢”恰恰反映了丘濬经世情怀的浓烈与经世理念的执着。
  丘濬入阁之初,曾不顾性命之忧,为实践其经世主张而积极作为,此举显然是其对内阁职能及阁臣角色存在认识上的偏颇所致。
  内阁是在明朝皇权极端强化的背景下产生,它自始至终不是国家一级行政部门,没有法定最高权力。因此,它的规模与功能状况往往与皇权的腐败程度休戚相关。成化时期,内阁功能停滞倒退,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之谑。‘宪宗不召见阁臣,反倒异常亲近内臣。史称:“皇上自退朝及经筵日讲外,罕与大臣接见,凡四方章奏,不召内阁大臣裁决,惟付之左右内臣而已。”阁臣被虚置,内臣却从中左右朝政,阁臣只好俯首听命。如宦官汪直,“威倾天下”,时人“但知汪太监”。。孝宗登基后,虽然调整内阁人选,任用徐溥、刘健、丘濬等三人,仍少有召见阁臣之举。事实上,成化以来内阁式微之势已成定局。弘治一朝,内阁角色颇为尴尬,它既非决策机构,也非议政机构,而且孝宗曾公开地把内阁t位于府部之下,有意削弱内阁权力。如弘治元年(1488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边铺上奏说:“昔太宗文皇帝设内阁,命文学之士处其中,日商机务,备顾问。”他请求孝宗“法祖宗延接大臣之意,凡大政事,大议论,大征伐,务召内阁大臣面议可否,无遣左右近习宣谕区处,以致泄露之弊。”孝宗批答道:“联有大政事,当召府部大臣面议。”’孝宗不召见、不重视阁臣,阁臣实际上成为被“搁置”之臣僚。
  丘濬入阁之际,并不认可内阁居六部之下及阁臣有名无实之事实。史载“初,内阁职任虽重,叙官仍以尚书为尊。洽在礼部时,王恕亦在吏部,虽同为尚书,而位居恕下。既入阁,恕以己长六卿,弗让也,浦不悦。

  既而内宴(在六年二月),潜径居恕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阁者,班皆列六部尚书上矣。”’丘濬努力抬升内阁班列次序之举显然是其源于历史传统的一种习惯认识使然。既然视阁臣等同于“宰相”,因此,入阁后,丘濬为实现其经世主张而勇于谋事。弘治四年(1491年)十二月,丘濬即上《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向弘治帝请示:“臣平生所见不外此书,请择书中所载切要之务今日可行者,荃去繁文,摘出要语,参会补缀以为奏章,酌量其先后次序陆续上献,乞经省览。如有可行,特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阁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出该部施行,或有窒碍难行,或姑留侠后时,或发下再加研审,亦望圣慈明示其所以然之故。”弘治帝回复:“卿欲有言,具奏来看,钦此。”得到皇帝首肯后,丘濬相继上《公栓选之法》、《建都议》、《贡赋之常》、《潜挽之宜》、《潜运之宜》、《潜运河道议》、《制国用议》、《足国用议》、《江右民迁荆湖议》、《屯田》、《铜褚之币》、《盐法议》、《修攘制预之策》、《守边议》、《边防议》、《御夷狄议》、《定军制议》、《战阵议》、《赏功议》、《马政议》等奏疏,其涉及政治运作、经济发展、民族关系、军事战略、民政与民生问题等经世济民之方略,实为国家管理与社会发展规模之整体设计,其中许多设计具有时代性与前瞻性。如果丘濬的这些社会主张真的为明王朝采纳并实施,那么,明代中后期的历史、明清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都将被改写。问题在于,历史不能假设。事实上,丘濬所上的以“《大学衍义补》要务”为主的治国方略之命运颇为惨淡,仅从《大学衍义补》书中的文字化作奏疏中的文字进而成为被搁置的建议而已。位极人臣的丘浩的确没有能力和权力实践其诸多社会主张。他不会从社会制度层面去思考其《大学衍义补》中所提出的经世主张无法实行、特别是其发展经济的建议不能被采纳与实施的症结,因为这种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是时人所无法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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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霸王林 时间:2014-04-30 12:26:00
  弘治八年(1495)二月,七十六岁的丘浚去世,史家对他的盖棺论定还是公允的,说他在内阁五年,常常以宽大启迪皇上,用忠厚改变士人习气,清廉耿介,嗜好学问,自己家的房屋低湿狭小,四十年没有翻修。也指出他的弱点:“议论好矫激”,例如讥讽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多事”,说岳飞未必能够恢复故土,秦桧有再造之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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