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榜雨露润琼州

楼主:金叵罗123 时间:2018-04-14 07:59:30 点击:78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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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花雨露润琼州
  张正义
  嘉庆十四年(1809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天刚放亮,北京都城长安东门外万头攒动,人声喧阗。这一天为清朝嘉庆皇帝五十寿诞增开的己巳恩科会试放榜日,数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应试举人云集于此,只想急于知道自己是否榜上有名。“来了,来了。”挤于城墙根的举子喊了两声,场面顿时静下来,只见数名官员捧着黄榜转出城门外,举行放榜仪式后将黄榜挂上城墙。前面的士子读一句,后面听到的大声重复一次,接着所有的人再重复一次,有似朝廷的“传胪”仪式,声音高亢而悠长。当听到“第二十二名,张岳崧,广东省琼州府定安县人”时,场中一身材颀长的中年汉子打一个激颤:“真的吗?”心中一阵狂喜,转而百感交集,有似打翻五味酱瓶,甜酸苦辣咸味和着泪水一齐奔涌而出……

  “为国求贤”话贡院
  这位热泪夺眶而出的中年汉子就是广东省琼州府定安县人氏张岳崧,他明白,作为全国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中,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挤入京师,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已经是多么的不容易,特别是他这个来自孤悬海外文化落后的琼州府农家子弟!今天会试放榜入围成为贡士,数十年锥股悬梁终于得偿所愿。殿试不再淘汰,他已经笃定是己巳恩科的进士了,怎么不教他热泪潸然呢?
  激动之余,他回想起三年前初次进京“观光上国”参加会试的情景。作为甲子科琼州新举人,他住进位于京城前门外的琼州会馆,来不及欣赏巍峨的宫阙和繁华的街市,首先来到魂牵梦萦即将大展拳脚的考试场所——北京贡院。为什么考试的地方称为“贡院”?原来是汉代朝廷要求地方官员上贡当地的特产,贡品不但指当地的奇珍异宝,还包括出类拔萃的人才,这类人才便称为“贡士”。上贡的人才必须经考试才能录用,考试的场所便称为贡院。科举制度建立后,贡院成为科举考试必须具备的基础设施,贡士也成为会试中式举人的固定名目。清朝的京城贡院位于北京皇城的东北隅,即现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位置。

  图一、清末北京贡院的明远楼
  张岳崧早就听说,北京贡院与广东乡试的贡院同一规格,建筑布局严谨,墙垣高耸,公堂、衙署高大森严。稍有不同的是,北京贡院有外层围墙三重,称外棘墙、内棘墙、砖墙,而广东的仅二重。围墙相隔丈余,两墙之间栽有荆棘,因此贡院也称为“棘闱”。贡院大门称“龙门”,鲤鱼跳龙门的典故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门内有石牌坊三座,东牌坊匾额书“明经取士”,西牌坊书“为国求贤”,正中间匾额书“天开文运”,三座牌坊道出了科举制度的途径、目的与期望。北京贡院内正中有三层高的明远楼,是贡院的最高建筑,既象征朝廷的权威和对考试的重视,也用于对考试场所的监控。而广东现存的贡院明远楼仅两层。明远楼前是士子考试的号舍,有近万间,按千字文的顺序排成行列,行列之间有小门,考试时有士兵把守。明远楼后面有至公堂、聚奎堂、会经堂等建筑,是监考和阅卷工作人员的办公和居住场地。场地中间有水池与石桥,将阅卷的内帘官与监控的外帘官隔开,防止两边人员串通作弊。考试还未开始,所有人员都必须入住贡院,同时“锁棘”严禁出入,直到放榜才能出来。


  图二、清末北京贡院的号舍
  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北京贡院最后一次会试结束,朝廷宣告科举制度正式终止。进入民国,北京贡院改为官用场地,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市民蚕食侵占。民国十六年,张作霖主政北京,将贡院原有建筑彻底拆除,拍卖其中物料,北京贡院从此荡然无迹矣。如今,当年的古代考场贡院已矗立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等多座大楼。为了保存中国建立科举制度一千多年来的雪泥鸿爪,有关部门在原场地辟出一小块地方,建起科举匾额博物馆供人参观。为了寻觅张岳崧的履踪,笔者曾徜徉其中,欣赏着这一块块明清科举名人的手迹,一股沧海桑田的感慨油然涌上心头。

  图三、位于北京贡院大街的科举匾额博物馆
  张岳崧之所以潸然泪下,还因为海南读书人通过北京贡院考试成为进士太不容易。海南岛史称为天涯海角,自古以来被人视为蛮荒之地。虽然隋代科举制度已经确立,唐代科举考试大盛,海南却渺然无闻,有如化外之地。史书记载,直至宋朝初期一名叫宋守之的郡守,才奉宋仁宗之命,带一批图书来海南创建学校。北宋有167年历史,海南有史书准确记载的进士仅2人。南宋录取名额大增,152年也只录取到10名海南进士。进入元朝海南竟成了“天荒”,整个朝代一名进士也没有出现。朱元璋开国建立明朝,海南教育有长足发展,科举人才层出不穷,共有62人成为进士,其中还出了一个明朝的理学名臣邱濬,官至内阁大学士,相当于现代的总理。可是到了清朝,海南的文化教育落后了。清代的科举考试历代最多,包括恩科共112科,海南只产生进士31人,仅及明朝90科的一半。明代海南在编人口仅50多万,清代到道光年间人口已经达到217万。在人口数倍激增的条件下,清代科举人才反而寥若晨星,原因是什么?现代学者也研究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因此,张岳崧觉得非常幸运,二十年的悬梁锥股,终于熬出头来了。当然,他不会想到下个月的殿试,竟能取得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成为海南唯一的探花郎。

  图四、现代仿建的云南贡院牌坊
  时光之舟驾驶至清朝末期,中华帝国落后了,四处挨打,割地赔款,风雨飘摇。于是,社会所谓有识人士纷纷剑指科举制度,认为是科举制度钳制了读书人的思想,使他们皓首穷经,无心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果真这样吗?贡院门前的两块匾额写得再明白不过:“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所谓“为国求贤”,通过科举考试,为国家选拔优秀的管理人才。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是通不过科举考试的。近代的英国人就是根据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现代文官制度,国家管理人员必须通过考试产生,现在全世界都通用。中国现代的公务员制度也是通过考试选拔国家管理人员。所以,科举制度是非常优秀的选人制度。要说有错就是前一句“明经取士”,考试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如将考试内容调换为今天考公务员的题目,谁又能说有错呢?

  沾衣欲湿杏花雨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这是南宋和尚诗人释志南春游江南写下的名句。“杏花雨”,指的是清明时节的春雨,到此时节有春雨滋润,百花盛开,其中杏花最为常见也开得最灿烂。清朝的会试时间为三月初九、十一、十四日,正值春季,故会试又称为“春闱”。春闱放榜时间一般是四月中旬,乾隆朝时定为四月十五日。读书人将秋季乡试的题名榜称“桂榜”,会试的题名榜顺理成章称为杏榜。张岳崧嘉庆己巳恩科会试,终于杏榜题名了。他是这一科唯一的琼州人,距前一次名登杏榜的琼州定安县人莫绍德已经整整13年,杏榜雨露又一次洒润琼州!


  图五、沾衣欲湿杏花雨
  提到会试杏榜,不能不谈起科举制度的产生。有了国家,就必须任用官员管理。任用什么人呢?商周时期是宗法社会,当然是任用有血统关系的亲属,而且还一代代的往下传。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家开始重战功,有功于朝才可以任官。到了汉代,国家管理机构日趋完善,需要大量管理人才,皇帝下诏责成中央和地方各级长官向朝廷推荐人才,称为“察举”。察举的人才就是上文所指的“贡士”。汉代察举制度由地方官员把持,钻营请托弄虚作假之风盛行,以致有“举秀才,不识字;举孝廉,父别居”的讽刺民谣流传。三国时期,魏国的吏部尚书陈群针对察举弊病,发明了“九品中正制”,就是由本籍官员任州县的中正官,以“九品”的标准评品地方人物的品格操守,再向朝廷推荐任用。由于中正官全由地方世族豪门把持,品评人才以门第为重,结果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任官的仍然是豪门子弟。
  到了隋代,隋炀帝将用人权收归中央,创立进士科,通过“策试”录用官员,开了科举制度的先河。唐代承继了隋代的取士方法,京城国家级学校的学生直接参加尚书省主持的考试,称“省试”;地方上的士子直接报名参加本籍州府的考试,称“解试”,因为录取的士子要解送上京参加省试。省试合格称“及第”,再经吏部选考就可以入官。唐初的礼部尚书沈既济称:“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说的就是当时省试的状况。到了宋代,士子省试及第便取得任官的资格,后来增加了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此后遂成定制,科举制度趋于完善。至于会试的名称,最早见于元代元仁宗皇庆二年的皇帝诏书,以会试取代了原来的省试称谓。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成熟,特别是考试监督制度。清代无论乡、会试,主考官都由皇帝在进士出身的京官中“御选”,应选人员必须身穿朝服带着行李入宫候选,接旨后不能回家,限定时间直接到主考的省份或进入京城贡院,防止接受考试有关人员的请托。在京的家也必须贴上“回避”封条,由专人看守,防止家人与外人接触,更不准考官与亲属有书信来往。乡试的主考官有两名,分别是正、副主考,阅卷官则由地方总督抽调进士出身离省城五百里远的官员充当。会试的主考官称“总裁”,一正三副,阅卷的称“同考官”,共十八名,称十八房官,全由京官充任。会试试题由总裁拟出多条,由皇帝最后定夺。
  会试与乡试一样分为三场,每场三日,均为第一日入场,第二日发卷考试,第三日交卷出场,乾隆期间固定为三月九日至十八日。第一场考经义与试帖诗,第二场考诏诰等应用文体,第三场考时事策问,时有变动。试卷交卷后由工作人员折糊封名,再由誊卷人员用朱笔全文誊写答卷,集中送同考官阅卷。十八房同考官由抽签分卷批阅,按一定比例初录送副总裁,称“荐卷”。副总裁批阅后又按比例送正总裁,最后由四位总裁根据各省分配名额选定为贡士。并定额录取40名副榜,对比朱卷与墨卷无误后正式公布。正榜公布之后还要经过堪磨和复试,如有落选由副榜靠前的补上,但是极少有落选的。副榜一般录用为誊录人员,日后根据资历议叙任官。其他落选举人可参加下一科会试,三次会试失败可经举人“大挑”任官。如遇朝考可以参试,入选后直接任官。张岳崧四子张钟琇二十四岁中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失败,接着参加朝考入选任内阁中书,品级比翰林院进士的检讨还高半级,是张岳崧后人中任官最早者。

  图七、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试卷汇编
  张岳崧自甲子科中式举人后,会试共考了三科,第一科为嘉庆十年(1805年)的乙丑科会试,第二科为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会试,这两科考试张岳崧都铩羽而归。嘉庆十四年(1809年)恭逢嘉庆皇帝五十岁诞辰,朝廷为表庆祝加试一科,因此称己巳恩科。根据《清实录》记载,本科会试录取名额由礼部请示嘉庆皇帝临时决定,全国共232名,其中广东10名。会试总裁为内阁大学士费淳,浙江钱塘人;副总裁是礼部尚书王懿修,安徽青阳人,吏部侍郎英和,满洲正白旗人,内阁学士贵庆,满洲镶白旗人。参试举人中七十岁以上并能完成三场考试的有372人,按例授予学正、助教衔,本科加授翰林院检讨衔,九十岁以上者授予国子监司业衔。本科的试题是:“君子喻于”二句,“思知人不,知天”,“得天下有”六句,试帖诗“赋得‘一意同欲’得‘同’字”。会试的会元是孔传纶,浙江钱塘人。
  张岳崧嘉庆己巳恩科中式被录为贡士,按照惯例,这一科四名总裁都是他的老师,包括最初推荐他文章的房师蒋祥墀和朱士彦。在会试座师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蒋祥墀。蒋祥墀,号丹林,湖北天门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工诗文善书法。其子蒋立镛为嘉庆十六年状元,官至内阁学士;孙子蒋元溥为道光十三年探花,官至道员;曾孙蒋启勋、玄孙蒋传燮俱登进士第,入选翰林院。一家五代两鼎甲五翰林,明清科举人才中仅见。张岳崧的《筠心堂集》中存有与座师蒋祥墀的唱和诗《梧斋琴韵图步蒋丹林师韵》和《蒋丹林师童子钓游图次韵奉题二首》,以及《上蒋丹林师书》。在《上蒋丹林师书》中,张岳崧对朝廷不愿拨款治水颇有怨言,称在老师家乡湖北省防洪抗灾,“无异移愚公之山,衔精卫之石”,并将自己辞官归里的意图征求老师的意见。如此涉及朝廷的隐私事能在信中倾诉,可见他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

  吾家宜有发甲者
  张岳崧考中探花时已经36岁,总共参加过多少场科举考试呢?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遇有国家庆典加试一科称恩科。考试共分为四级,最低一级为的童试。童试又分三级:县试、府试与院试。院试由省级学政主持,定安县每三年有十二个名额,入围者称入学,成为生员。生员每三年要考一次,称岁考,决定能否保住生员资格与升上高一级。第二级为乡试,先由学政的科试筛选,按一定名额推荐到省参试。乡试又称“大比”,由皇帝派遣正、副主考官按临各省主持,录取名额也分配到省,广东省每科有名额七十个左右。被录取的称举人,第二年可以赴京师参加会试。会试为第三级,名额也由皇帝临时决定,全国约二百名左右。第四级称殿试,会试中式后不再淘汰,只决定进士的名次排位。由于每一级都有约95%的淘汰率,每过一级都异常艰难。所以,只有绝顶聪明又有坚强意志坚持不懈的人,经过百场以上的考试才有可能爬上科举制度的最高端成为进士。有人读了一辈子书,考了一辈子试,连秀才都不是。

  图八、清末的会试考卷
  张岳崧自幼天资聪颖,在父亲的辅导下七岁就过文字关,能读懂三国、水浒等传记小说。十岁入学启蒙,拜蔡南昭先生为师,开始学写作文。十二岁应童子试,未考完就应父亲要求回家。十五岁再应县试轻松过关,又顺利通过府试、院试,考上了生员。因为家庭贫困,他十八岁就当上私塾老师赚钱养家。执教之余坚持读书,逢试必考,二十二岁考上生员最高级的廪生,每年享有国家发给2.4两廪饩银的伙食费。此后还是逢试必考,至少有三次通过学政的科考,赴省参加乡试。可能是因家庭所累,没有时间读书而名落中山,直到二十九岁在道光皇帝的老师万承风先生的手下考上了优贡,又经学政万承风的推荐离开海南,到广州的粤秀书院专心读书,学业由此大进,终于考上嘉庆甲子科(1806年)的举人。
  第一次到京城参加会试,张岳崧失败了,可能有些沮丧。他想到京师离家万里之遥,自己离乡别井已经四年整,父亲年近八旬,万一遭遇不测无法及时赶回将造成终生遗憾,便向父亲提出欲回琼州侍养。父亲基伟去信坚决制止,说自己“神明矍铄”,有长兄岳元服侍不必挂怀。嘱他“勉图进取,已竟吾志。”(见于张岳崧次子张钟彦的《澥山公行述》,下同)当过风水先生的父亲,对张岳崧的会试信心十足,曾对他人说,“吾家宜有发甲者”,意思是自己家应有人考中进士。
  张岳崧留寓京师花尽官府发的宾兴费,生活窘迫,却“不妄受人一介”。他经熟人介绍,到一位聂姓人家当家庭教师,辅导聂家两个儿子读书。解决了囊中羞涩问题,还有余钱寄回家供父亲的“菽水之资”。特别是东家为书香世家,允许他翻阅家中的巨量藏书。他次子张钟彦称:“府君课学之余,益肆力于古,而《十三经注疏》尤覃精,䌷绎功力最深”。大意是说,张岳崧课余时间,更加致力于古文的研究,对儒家经典著作《十三经》的注疏与解释,阐述的功力最深。正因为有这些知识作为底子,张岳崧基本功夫扎实,火候已到,第三年考试或因为小纰漏落选了,第四年己巳恩科会试终于脱颖而出,京师杏榜再添琼州人一名。

  图八、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
  为什么张钟彦说,父亲对《十三经注疏》阐述的功力最深,科举考试就能胜券在握?《十三经》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左传》、《孝经》、《论语》、《尔雅》、《孟子》等十三部秦汉以前儒家经典著作,历代都有名家对它作出注释与疏解,其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伦理、民俗、地理、科技、典章制度等。它是明清两代皇帝钦定的考试书目,从童试、乡试、会试到殿试,出题与答题都必须来自《十三经》及其注疏,考生必须滚瓜烂熟才能灵活运用。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张岳崧己巳恩科会试的试题。明清科举考试规定,试题必须来自《四书》。《四书》也称《四子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与《中庸》,《大学》与《中庸》是《礼记》中的两个章节,总共5万余字。明清科举考试考了五百多年,有大量的现成范文在社会流传,每句话都都能找到多篇现成的范文供背诵。考官为了防止士子抄袭和模仿,于是千方百计出怪题,偏题,让考生挠头猜测。据清人统计,各种出题方法有四十八种之多。如嘉庆己巳科会试题“君子喻于”出自《论语·里仁》内“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句,属于“截下题”,截去“义”字以下的内容让考生猜。而“思知人不,知天”来自《中庸》“思知人不可以知天”一句,属于“截搭题”,即截取四书中个别词语,搭配成考题。“得天下有”来自《孟子》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也属于“截下题”。考生不仅要对《四书》滚瓜烂熟,还要熟悉各种出题的方法,才能猜对题目,否则就答非所问,被淘汰出局。

  图九、存于高林村张氏宗祠张岳崧次子张钟彦的进士牌匾。
  除此以外,还必须掌握八股文的写作方法。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又要用排比、对偶而相对的两股文字组成,需要极高的文字技巧,故称八股文。文章的观点必须符合“义理”,即用朝廷钦定的“程朱理学”来论说观点,“程朱理学”就是宋代儒家对《十三经》的解释,考生不能随意发挥。行文述事必须“入口气”,模仿圣人的口吻述说问题,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修养。还必须用秦汉以前的人和事,即《十三经》中叙述的内容。文章的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能随意加减。科举考试除了做八股文外,还有试帖诗、策论等内容,但是,取士的标准还是以八股文为主。
  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的确有负作用,它束缚读书人的思想,使人的才智得不到发挥,因此后人称科举考试为“敲门砖”,敲开入官之门后不再使用。但是,科举制度毕竟比察举制和中正制进步得多。科举考试使社会基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向上流动,促进了社会的平等与公正,缓和了社会矛盾。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传播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明,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以八股文为取士标准,使科举考试程式化,减少人为的干扰,保证了选举的公平公正。总之,科举制度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纵观历史,自从科举制度产生后,对中华民族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绝大多数是从科举考试中走出来。可以这样说,科举制度的优越性远远高于它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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