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日讲起居注

楼主:金叵罗123 时间:2018-06-26 22:21:26 点击:58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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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话日讲起居注
  张正义

  “八年,升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这是张岳崧逝世四年后琼州籍官员与士绅联名上呈礼部,要求朝廷批准张岳崧崇祀琼州府与定安县学宫乡贤祠的公文中,介绍张岳崧履历的一句话。八年指道光八年(1828年),侍讲,原意为从师读书,听其讲学,魏晋时期成为官衔,职责是与皇帝讲文论史充当文学顾问。清代的翰林院侍讲属于从五品的职衔,没有固定职责。日讲起居注官是翰林院中三大职能机构之一起居注馆的官员,是张岳崧道光八年的实任官职。日讲起居注是什么意思?清代的日讲起居注官负责什么工作?进入现代社会,大概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回答出来了。

  从经筵讲到日讲
  日讲,顾名思义就是每日讲课,起源于经筵讲。经筵,讲经的筵席,古代帝王为研经读史特设的御前讲席。这种经筵讲席延续到太子的东宫,后人统称为宫廷的帝皇教育。御前设席讲经起源于汉代中期,汉宣帝刘洵自幼成长于民间,十八岁时被迎进皇宫就任皇帝,为了研究儒学经术谋求治国之道,他在皇家图书馆石经阁设置筵席,诏令五经博士轮流为他讲解经史。从此,诏群儒入禁庭讲论经学成为历代常制,学者称其为“经筵之始”。唐代唐玄宗将皇家图书馆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选择著名儒者每日一人侍读经书,并设置侍读学士、侍读直学士和侍读等官职,这些儒学官员统称为经筵讲官。“日讲”一词由此滥觞,经筵制度逐渐向正规化、完善化发展。
  宋代重文抑武的统治方针为经筵制度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北宋的皇帝均重视经筵。宋太祖未统一全国时,就常常召饱学之士入宫讲读。宋太宗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还时常劝宰相等官员研读经史,数次赴国子监听讲课,召儒臣入讲之举更是屡见不鲜。真宗设立翰林院侍讲学士和侍讲官职,加上原有的侍读学士和侍读等官职,组成完整的经筵机构,称之为“经筵所”。并规定了相应的班秩、俸禄、职掌、经筵时间等,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经筵运行机制。
  明代开经筵成为朝廷盛典。明代不设专任的经筵讲官,由首席内阁大学士担任经筵总负责人“知经筵事”,殿阁大学士和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尚书担任副职“同知经筵事”,修撰以上官衔的翰林院官员或国子监祭酒轮流担任“经筵讲官”,翰林院各官兼任“日讲官”,另有展书、侍仪、供事、赞礼等执事人员。经筵制度到了明代渐趋成熟,但也逐渐仪式化。比如,宋代开经筵很频繁,每月经筵有开讲的具体时间,或双日讲读,甚至每日开讲。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不过,明代也开创了新的帝皇教学形式,计有“日讲”、“午讲”和“进呈讲义”等,并形成相应的制度。日讲就是每日辅导帝皇讲读经史,午讲就是上午进讲后休息一段时间午后再讲,进呈讲义就是讲官开讲之前先进呈讲稿由首席大学士审批。经筵讲这时被称为月讲,多流于礼仪形式,“日讲”开始常态化,称“小经筵”。明代著名的经筵讲官有海南理学名臣邱濬,他用十年时间编纂的《大学衍义补》就是经筵教材。

  

  图一、海南琼山理学名臣邱濬的经筵讲书《大学衍义补》
  清朝皇权极度高涨,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几乎被抹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讲官的个性,也不再追求所谓的师道尊严。清代规定每岁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较明代更少。即便是规定一年两次,很多时候都无法做到。如果将明代的每月三次的经筵称为月讲,那么到了清代,经筵只能是皇帝每年就学的开学典礼了。清朝的经筵典礼开始依明制在太和殿西侧的文华殿举行,乾隆中期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建成后改在文渊阁进行,一直到咸丰期间经筵典礼停止。
  至于日讲,清代初期还是有所坚持。顺治皇帝亲政后,在儒臣的多次奏疏要求下,同意学习明王朝的经筵制度,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谕:“朕惟自古帝王,勤学图治,必举经筵日讲,以资启沃”。所谓“启沃”就是竭诚开导与辅佐君王。顺治皇帝选满、汉臣各8人,以原官衔充日讲官,每日为皇帝讲解经书,并规定每年二、八月春秋二季举行“ 经筵”礼仪之后,按日举行日讲。春讲到夏至日止,秋讲到冬至日止。
  至康熙朝,康熙皇帝初期还继承顺治的经筵制度,按时举行经筵仪式后开始日讲。到了康熙二十五 年,皇帝对儒家经典已经洞悉无遗,其学术造诣已超于众讲官,日讲官讲不出什么新意来。加上他日理万机,没有时间听讲,便以自己“披阅”为理由,停止日讲,将日讲改为对太子的教育。康熙以后各朝不再设置日讲官,只是日讲之名仍然保留在起居注官名中,合称为日讲起居注官。康熙二十五年后,经筵典礼举行的次数也逐渐减少,而且在经筵典礼上,皇帝反客为主,亲自主讲经典内容,对众臣进行训诫,经筵的教育意义与作用彻底改变。经筵典礼延至咸丰时期,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社会动乱而停止。
   
  

  图二、清代著名的经筵日讲官与《康熙字典》总裁陈廷敬

  起居注源远流长
  起居注是一种以记载君主言行为主,旁及朝政大事的日记体裁的史册。我国远在周代即有左史记行、右史记言之制度,但其时尚无“起居注”之名称。西汉武帝时始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帝马皇后曾自撰《明帝起居注》,均属于宫廷内部记事。朝廷上皇帝的言行记事多由随值的著作郎官兼任。自后魏起,始有负责记注朝廷事宜之专官,称为“起居令史”或“起居舍人”。自隋唐直至元明,起居注官员之名称虽然不一,其隶属关系也时有变动,记注事宜亦时有间断,但大体上还是代代相沿,记注得以延续。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及封建王朝的兴废交替,历代起居注中,除唐代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及明代的少量起居注得以保留外,其余大都已散佚无存。只有清代,不仅有专事记注的官员,还有专门的机构,其记注成果也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图三、现存最早的起居注《唐创业起居注》
  清代早在入关以前即已开始设官记注,清太宗皇太极曾命满洲文臣库尔缠等记注本朝政事。顺治初期摄政王多尔衮在入关初年也有史官为其记注,故有《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存世。但清代正式任命记注官及设立起居注馆,见之于史书记载的分别是康熙七年(1668年)和九年(1670年)。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零五十五载:“康熙七年,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奏准,请遴选儒臣簪笔左右,圣躬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八年,给事中魏象枢奏准,临御之时,召满汉辅臣讲说治道,仍择满汉词臣文字雅重者数人,备顾问,记起居。九年,始置起居注馆于太和门西廊。”

  

  图四、清代紫禁城太和门西廊与熙和门之间为起居注馆所在地
  起居注馆属于翰林院内设机构,为了方便记事,具体地点设在皇帝临朝的太和殿门外西廊与熙和门之间,与翻书房南北相对,共有房屋“二十二楹”(《清宫述闻·卷二》)。起居注馆有满、汉记注官员侍值,以日讲官兼任,称为“日讲起居注官”。记注官员据乾隆元年(1736年)定制,有满洲记注官八至十员、汉记注官十二员,于满、汉员中各任一名职位较高者为总办记注官。任职人员在翰林院掌院学士以下、编修、检讨以上,以及詹事府詹事、左右春坊、司经局等翰林院出身的官员中选择。翰林院掌院学士和詹事府詹事为照例兼任,不在定制之内。记注官员有缺额必须由吏部开列名单呈报皇帝批准任命。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后,日讲起居注官名仍然保留。自康熙七年设置此官职以后,除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四年间,因记注官赵熊诏私抄谕旨泄露朝廷机密,康熙皇帝曾诏令取消记注事裁撤销起居注馆外,直至清亡,始终没有停止记注事宜。
  清朝制度,凡皇帝从事各项政务活动,包括祭祀、朝会、出巡、引见、召对等,起居注官均得轮流侍 值,默记朝廷上所见所闻,退值之后即将所见所闻书之于稿,签署记注人姓名及年月日,收藏于起居注馆,至明年再按月排纂,装订成册。康熙十八年(1688年)以前每月装成一册,其后则每月分装两册,全年二十四册,是为草本。另有满文本,由满起居注官据汉文本译出。然后由总办记注官对草本逐条查核增改,撰写序跋文字,送掌院学士审定后,派庶吉士等缮成正本(满汉各一份),盖用翰林院印信,称为“起居注册”,封储于铁柜。至年底封印前, 由翰林院具折奏上呈,待皇帝发下后,将起居注册正本藏于内阁大库,草本则仍存于翰林院起居注馆。
  清廷对起居注册的记注体例有严格的规定,何事应记,何事不应记,甚至包括记注的顺序和内容的繁简,都载在《会典》中。如:“凡记注,先载起居、次谕旨、次题奏、次官员引见”;“凡谕旨及官员引见除授皆全载,奉旨依议及该部议奏报闻者俱不载”;“凡选授文武各官,如教职、千把之类,不引见者俱不载,如奉特旨拣选则俱载;凡吏部、兵部推补、推升及奉旨出具考语送部引见者不载,俟该官员引见之日,方行载入”等。总之,凡皇帝起居言动,包括朝会、祭祀、典礼、日讲以及谕旨、题奏,官员引见、觐见、召见、请训、陛辞,高级官员的除授、升迁、降革、休致、死亡,皇帝与大臣的奏对答问,秋审、朝审等事项,在起居注册内根据要求,有的全载,有的节略,有的不载,各有定例。
  清代现存的起居注册起于康熙十年(1671年),迄于宣统二年(1910年),长达239年,共有一万二千余册,其中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约三千八百六十三册,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约七千四百余册。如此卷帙繁浩的庞然巨编,是研究清史非常珍贵的资料宝库。因为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史料来源最为直接,比其他官修史书更为原始可靠,堪称第一手史料。与《清实录》相比较,起居注册不仅文字朴实,很少修饰,是《清实录》所载史料的主要来源和依据。
  清朝历史资料中,有许多内容是《清实录》讳忌不载或载而不准、略而不详的。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四月二十七日《起居注册》记索伦族人往雅克萨城途中与厄罗斯(俄罗斯)人交战事,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五月十三日又记厄罗斯人偷来边境打猎获取貂皮的侵略行为,这些都是《清实录》不载的,而只能在《起居注册》中发现清初中俄交涉的史料。再如,关于厄鲁特蒙古首领噶尔丹的死,《清实录》里说他是“饮药自尽”。《起居注册》中却说:“噶尔丹于三月十三日早得病,至晚即死,不知是甚病症?”起居注所记均为第一手资料,应当更为可靠。清代还有一种内起居注,其纂修制度未见记载,大约是出之于宫官或敬事房宦官之手。其内容主要是皇帝在宫中的生活起居,记注比较简括,历代无人论及。

  张岳崧与起居注
  张岳崧于道光八年(1828年)由记名御史被擢升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实任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官。道光十年(1830年)在日讲起居注官任上因政绩优异,三年京察被评为最高等级的“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澥山公行述》),也就是名字被记录在吏部拟晋升为道员或知府的花名册里。至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得到道光皇帝亲自任命,补授江苏常镇通海兵备道道员,出任地方官。可见他在京城任日讲起居注官的时间约有三年,办公地址位于紫禁城太和殿大门西廊的起居注馆。
  三年记注官实任,张岳崧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清通典》记载:“凡皇上御门听政、朝会、宴食、大典礼、大祭祀、及每发勾决重囚,皆以日讲官满洲、汉人各二人近前侍班。谒陵、校猎、巡守方岳,则请旨扈从。凡侍值敬聆纶音,退而谨书之。”(《清通典》卷二十三·职官)。大意是凡皇帝在朝廷上的一切活动,都有满、汉各两名日讲起居注官侍立两旁值班,聆听观察朝上活动的过程,默记于心,退朝后记录起来。如皇帝外出谒陵或视察等,则由皇帝批准带多少位日讲起居注官陪侍。
  日讲起居注官编制有二十二人,但是在朝轮流值日的仅有满、汉各两人,其余的值日退朝根据所见所闻编纂《起居注册》,因此,《起居注册》有满、汉文两种。因为仅凭记忆编纂,为了避免错漏,必须由值班的两人同时撰写,互相对照,协商统一,再由一人执笔。其次,编纂《起居注册》还必须根据其他资料进行补充。如皇帝发布的指示由军机处下发记载在《上谕簿》,地方的奏折经御批后抄录在《外纪簿》,这些资料都存于内阁的大库中,必须调取抄录与参考。再者,还必须按照既定的编纂记注体例,做到次序不紊,详略得当,符合规范。编纂成草本后签署姓名与日期以示负责。草本一月一结,交由总办起居注官对草本通条核实考订,再送负责起居注馆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审定。
  张岳崧任日讲起居注官,在太和殿中皇帝御座旁值班。他记忆力非凡,能够做到全神贯注,牢记朝上君臣的各种活动。退值后编纂《起居注册》,又勇于任事,每次撰稿都充当统稿的执笔人。为了补充资料,他认真负责,勤于跑内阁大库,摘录档案资料一丝不苟。因此,他编纂的《起居注册》资料齐全,详略精当,取舍合规,书法出众,质量上乘。总办记注官对他上呈的草本非常满意,几乎不用核实就送翰林院掌院学士审定。当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为潘世恩,对张岳崧编纂的《起居注册》更是击掌赞叹。
  潘世恩,清代名臣,人称四朝元老。号芝轩,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乾隆五十八年考中状元,年仅二十四岁。嘉庆朝时他深得皇帝信任,官运亨通,四十岁未到已升至户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十三岁再升职为从一品的户部尚书。四十五岁时母亲病逝回家守孝,期满后再请假奉侍父亲,引起嘉庆皇帝不满,降为侍郎衔。十一年后父亲病逝服满回京复职,道光八年署吏部尚书,九年“复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也就是再次坐上翰林院第一把手的位置。道光十八年晋武英殿大学士,二十八年晋太子太傅衔,咸丰三年逝世,谥号“文恭”。

  

  图五、清代名臣潘世恩画像
  张岳崧道光九年至十一年编纂的《起居注册》,由翰林院掌院学士潘世恩最后审定,由于张岳崧所撰草本质量较高,他对张岳崧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非常满意。道光十年是京官三年的京察期,潘世恩主持翰林院官员的考核,评定张岳崧为最高等级“京察一等”。名单送上吏部,他还是吏部代理尚书,又将张岳崧“记名为道府用”,也就是将他列入晋升正四品道员或从四品知府的名单。第二年三月,张岳崧循例补授正四品的江苏常镇道道员。
  清代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记录的《起居注册》共100册。张岳崧任日讲起居注官从道光八年到道光十一年三月,时间约有三年。汉人任日讲起居注官有十二人,轮流陪侍皇帝值班撰稿,因此,这三年的《起居注册》大约有六分之一出于张岳崧的手笔或他参加的编纂。为了方便学者研究,故宫博物院出版社于1984年影印出版《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发行。道光朝的《起居注册》是研究清代社会急剧变化,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过程的重要史料。这份史料倾注过张岳崧的心血,印证了他的人生履踪,也是他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图六、清代道光朝的部分起居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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