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中国的保护实践(转载)

　　国际社会与国际组织的努力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渐成为一个国际性问题，其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了许多不懈努力。这两个国际组织分别从不同角度，即一个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一个从政府行政保护的角度，推动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注意保护传统文化的问题。１９８９年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建议案”，倡导各成员国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２９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２０００年４月，该组织总干事致函各国，正式启动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申报、评估工作，并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３年先后宣布了两批共４７项，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名列其中。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３１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ＵＮＥＳＣ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宣言强调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主张各国应制定相应文化政策，保护文化的多样性。２００２年９月，该组织专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召开第三次全球文化部长会议，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构成人们文化特性的基本要素，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各国政府有责任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保护它们，使之不断传承和传播。近些年来，该组织还积极推动相关国际公约的达成，经过不断起草和修改，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三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由此成为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相呼应的国际公约，这为各成员国制定相关国内法提供了国际法依据。２００４年８月，我国政府正式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提请加入该公约，经常委会审议后得到了批准。我国成为全球率先批准加入该公约的国家之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很早就提出保护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的问题。长期以来，有关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涉及传统文化知识领域。由于悠久的传统文化及知识大多来自有着古老文明、经济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往往凭借经济技术优势无偿掠夺这些资源，由此引发的矛盾和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１９８２年，该组织制定了《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为各国制定有关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本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参考。１９８８年以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从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等四个方面对《示范法条》进行新的研究。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该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生物资源、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政府间委员会，其工作主要围绕生物资源（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民间文学艺术ｆｏｌｋｌｏｒｅ、传统知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三个主题展开。他们主张，各国应当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传统文化版权保护方面的法律，同时国际间应就此问题达成共识，促成有关国际公约的出台。目前，我国有关方面也在积极关注有关传统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已授权国务院制定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办法。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生物资源的知识产权保护必将成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后续）

　　保护对象和表现形式：不同意见及其争论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对象和表现形式，不同组织、不同国家对它的理解不同，其范围或大或小。国际组织所制定的一些相关文件从较权威的角度为我们确定这些对象和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示范法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形式是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某国的某居民团体（或反映该团体的传统艺术发展的个人）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尤指以下内容：（一）口头表达形式，诸如民间故事、民间诗歌及民间谜语；（二）音乐表达形式，诸如民歌及器乐；（三）活动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舞蹈、民间游戏、民间宗教仪式；（四）有形表达形式，诸如民间艺术品、乐器、建筑艺术形式等。非洲知识产权组织认为，受版权保护的“民间文学”“包括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世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领域的传统表现形式与产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建议案”中，将“民间文化”（或“传统文化”）定义为：“文化社团以传统为基础进行的创造的总和，它由个人或团体来加以表现，并且就其反映文化和社会本体而言，它是一个社会团体愿望的反映；其标准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传心授。其形式包含在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工艺美术、建筑及其他艺术之中。”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是：“人们学习的过程及在学习过程中被告知和自创的知识、技术和创造力，还有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产品以及他们持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空间和其他社会及自然构造，这些过程给现存的社区提供了一种与先辈们相连续的感觉，对文化认定很重要，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保护也有着重要意义。”该组织在《人类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申报规定中指出：“列入《名录》作品必须是代表性的传统杰出工艺，有代表性的非文字形式的艺术、文学，突出代表民族文化认同，又因种种原因濒于失传或正在失传的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各类戏曲和相关的面具、服装制作工艺；舞蹈，如民族民间节日舞蹈、祭祀舞蹈、礼仪；音乐，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以及乐器制作工艺；口传文学，如神话、传说、史诗、游戏和故事；各种精湛杰出的工艺、手工艺，比如针织、织染、刺绣、雕刻、竹藤编织、面人制作、玩具制作和剪纸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所保护的对象划分了五大类：１、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即诗歌、史话、神话、传说及对文化群体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叙事的表演和公开表述。２、表演艺术：即在文化群体的节庆或礼仪活动中的表演艺术，其中包括肢体语言、音乐、戏剧、木偶、歌舞等表现形式。３、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即人一生中的各种仪式（出生、成长、结婚、离婚和殡葬等仪式），游戏和体育活动，亲族关系与亲族关系的仪式，定居模式，烹调技术，确定身份和长幼尊卑的仪式，有关四季的仪式，不同性别的社会习俗，打猎、捕鱼和收获习俗，源于地名的姓名和源于父名的姓名，丝绸文化和工艺（生产纺织、缝纫、染色、图案设计），木雕，纺织品，人体艺术（纹身、穿孔、人体绘画）。４、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和实践：即有关大自然（如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农业活动和知识，生态知识与实践，药典和治疗方法，宇宙观，航海知识，预言与神谕，有关大自然、海洋、火山、环境保护和实践、天文和气象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精神上的、预言式的、宏观宇宙的和宗教方面的信仰和实践，冶金知识，计数和计算方法，畜牧业，水产，食物的保存、制作、加工和发酵，花木艺术，纺织知识和艺术。５、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由此可见，这个保护范围是相当广泛的。
　　
　　在我国，对“民族民间文化”的理解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民间文化包括了所有存在于特定民族、群体、区域中的一切文化现象和表现形式。狭义的民族民间文化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学艺术、传统工艺美术等无形文化遗产方面。长期以来文化部门和社会团体主要是围绕着后者开展抢救保护工作的。随着我国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又已加入公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保护的范围和对象。但这一扩大既要考虑与国际公约相协调，又要考虑到我国自身的社会特点。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对我们的保护工作或立法实践而言，所需要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象和范围，既不同于以往狭义的传统文学艺术和工艺美术，也不完全等同于公约。其对象和表现形式主要有几大类：１、传统口头传说和表述以及相关的语言：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以及相关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濒危的语言。２、传统表演艺术：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音乐、舞蹈、戏曲等。３、传统工艺：主要指世代相传、技艺精湛、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４、民俗、节庆、礼仪：主要指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习惯风俗的重要礼仪、节日、庆典活动、游艺活动、民族体育活动等。５、集中体现或展现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空间。从实际情况看，这些对象和表现形式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既为各界一致认可，也与国际上的基本认识相一致。因而应当成为我们目前立法调整的主要对象和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到的其他内容，如传统的自然知识和实践，应有所甄别，区别对待，对包括天文、地理、宗教、饮食、医药等重要内容，亦可以随着法律制度的建立逐步纳入保护范围。
　　
　　（后续）
　　

　　关于认定标准的讨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众多，表现形式多姿多彩，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多民族大国，更是如此。如何确立抢救保护的认定标准，是一个现实和重要的问题。应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这个标准的确立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们通常处在主流文化价值评判的既定标准之外，对其价值往往予以轻视或不认可。二是其价值的衡量标准往往是一个流动的尺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种类而言，由于其特殊的民族性、群体性或区域性，尤其是“活态”性和内容纷纭复杂的特点，其价值标准往往受到特定社会、环境、审美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标准的建立仍是有章可循的，特别是通过法律建立起明确的标准，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首先，这一标准必须建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和性质之上。１、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整个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文化遗产共有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它也适用于一般文化遗产的基本评定标准。在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中，对文物的评定标准已有明确的规定，即“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标准。这也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等国际通用的衡量文物价值大小的三大标准。所谓历史价值，是指文化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当时历史的具体而真实的实物见证，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所谓艺术价值，是指文化遗产所体现出来的人类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性，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和历史。只有在继承和发展优秀的艺术成果的基础上，才能保持文化艺术的绵绵不绝。所谓科学价值，是指文化遗产所反映出的科学、技术的水平。任何文化遗产都是人们在当时所掌握的技术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因而直接反映着文物创造者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程度，反映着当时的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因此，这三个标准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的基本标准。２、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其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点就是依附于特定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存在，并流传至今，因此它比物质文化遗产更具有脆弱性、濒危性。它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更多的是一种现存性，对体现本民族、群体的文化特征具有真实的、承续的意义。因而它的认定标准应当与其保持、发展、传承的特定对象和环境相联系。３、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是特定民族、群体的“活”文化，且内容繁杂宽泛，不可避免地存在良莠交错现象，涉及到封建迷信、民族宗教等一些复杂问题。也就是说，它具有“社会性”。因此，继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摒弃糟粕，应成为我们确定认定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则。
　　
　　其次，国际组织也提供了相关范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制定并公布《人类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对如何确定这些遗产代表作的标准进行了归纳，大体有这样几个标准：１、必须是高度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２、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必须具有突出的价值；３、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植根于当地社团；４、民间文化必须对本社团的文化特性起到重要作用；５、必须在技术和质量上都非常出色；６、具有反映现存文化传统的价值；７、其生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威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实际上也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标准，规定“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符合人权标准、相互尊重和顺应社会发展，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受到保护的基本尺度。这些标准虽然是就全球范围而言的，但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参考性，对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基本尺度。由此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应当具有珍贵的价值（历史、艺术、科学等）；２、它应当是独特的，具有民族、群体文化特征的；３、它应当是依附并现存于特定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生活中的；４、它应当是面临濒危状况、需要抢救和保护的；５、它应当是符合人性、顺应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
　　
　　第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文化部门以及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机构，在长期的实践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基本上是依据这样一些标准和方法来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收集、分类、整理和保护工作的。１９７９年文化部开展了收集、整理民间文学艺术的一项系统工程——编纂十大文学艺术集成志书，抢救了许多濒临灭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形成了一套分类方法：将民族民间文学艺术归为十大类，如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戏曲、民间曲艺音乐、民间舞蹈等，并分册印刷出版。２００４年全部出齐３００部４５０册。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关资料库和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档案。在传统工艺美术方面，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发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的标准规定为：“百年以上，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世代相传，有完整的工艺流程，采用天然原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手工品种和技艺。”依照此标准，国家建立了评定机构，保护了一大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命名了二百余名“工艺美术大师”。２００３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艺术研究院和有关专业机构都参与了此项工程。“保护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认定集中体现中华民族创造才能，具有特殊价值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建立分级保护制度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制度；建立传承人命名保护制度；抢救与保护具有重大价值和濒危的语言文字、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比较完整、濒临消失而急需抢救的地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随着全国保护试点名录的推出，文化部准备颁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可以说，这些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建立了一批专业队伍，形成了基本的规范和模式，这都为我们在法律上确立认定标准、建立保护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后续）
　　

　　保护方式的探讨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在保护的手段、方式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对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所谓“保护”的本质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既有的物质形态保存下来，使之永续存在。这些措施包括考古发掘、整理归档、收藏修复、展示利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本质特点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因此除了收集整理保存那些物质性的载体或通过记录等手段将其物质形态化外，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承、教育等手段使之在人、群体、区域或社会中得以现实延续和发展。因此“保护”就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形态“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保护”定义为：“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这些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整理建档（包括研究），二是保存展示，三就是传承弘扬。显然，《公约》所确定的这些属于“保护”的内容，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保护”的范围。而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文化这一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由于“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主要方式或途径，如何采取措施，有效保障或实现其传承，是我们保护工作具体实践和立法中都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传承的实现形式大体有两种：一是自然性传承，一是社会干预性传承。前者是指在无社会干预性力量的前提下、完全依赖个体行为的某种自然性的传承延续，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是靠这种方式延续至今的，最典型的就是个体之间的“口传身授”，如民族民间的口传文艺、手工技艺、民俗技能等等。但这种方式往往因为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个体的变迁而受到极大的制约。后者是指在社会某些力量干预下的传承，这包括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团体的各种行为干预和支持。这其中，通过行政、立法所产生的某种强制性干预力量尤为重要。这种社会干预性传承主要有两方面：其一，通过社会干预性力量支持或保障自然传承活动的实现，包括采取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措施，建立传承人保障制度，促进特定遗产的传承；其二，通过教育途径将传承活动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活动、社会知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是《公约》所提出的一个积极内容。
　　
　　
　　近些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益被重视，支持、保障传承活动的开展也成为政府、社会乃至教育部门一项重要工作。例如在中央政府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基础上，不少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给传承人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云南、贵州、福建等省制定地方法规，建立传承人命名制度，为传承活动和人才培养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教育机构开展普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活动，规定有条件的中小学应将其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在实践中，不少地方都已经在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活动，如福建泉州很早就将“南音”纳入当地中小学乡土教材；一些文博机构将特殊传承活动作为某种“活”的展示，或为传承人提供传承活动的空间或场所；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也积极行动起来，不少大学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如中央美术学院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等等。这些卓有成效的业绩证明，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采取适应这种特性的保护方式，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完）
　　

　　学习啦！

　　楼主下了您的文章私下研究了...
　　今年的毕业论文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模式,都写好了,指导老师又说他还有一个学生写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让我在文章里论述一下他门的异同,本来以为小CASE没想到今天上网一看才发现他们好象是一样的,哦..这是我暂时的发现,楼主觉得呢?

　　请问具有三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佛教寺庵算不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产业结构，你好！你提到“具有三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佛教寺庵算不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我认为，宗教活动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
　　
　　但是已经“民间化”的、与宗教关联的文化表现形式却不能被排除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外。信仰是民族的精神支柱，体现出中华各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之“魂”。如：“藏传文化”、 “东巴文化”等等具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突出的价值，已经在全球文化视野中引起极大的关注。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党中央、人大、国务院都提出尊重民族信仰，我理解就是以尊重传承文化的主体价值为前提的。我知道，九华山佛教音乐就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
　　
　　目前在海南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某些民族文化属于“陋习”（如纹面、串杖），是“迷信”（如祭祀、公期），展现它们就是宣传封建迷信（如我的《海南文物记事》中原有“黎族黥面文身”一节被删掉），这是以一种“正统”的思想标准去制约民族的文化，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黎族的“黥面纹身”习俗，实际上与黎族的族源有甚大的关联，如果将其仅仅视为“陋习”，不但是笑话，且模糊了一个民族的渊源。我也了解到个别长官对此的态度，这实在是“乱弹琴”的事情。只有这样的长官闭嘴或改变立场，海南乃至中国的人文文化才能有更大的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