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中国应迁都重庆》1 前言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2 18:50:59 点击:10923 回复: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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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作者:吴星生


  迁都,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新奇的话题。这不仅是因为从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起,北京就正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而且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这一条规定在之后的“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中都继续得以保留。也就是说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一直是以宪法为保障的。几十年来,北京在国际社会中已约定俗成为中国的代名词。经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在普通中国民众的意识中“北京是中国首都”差不多已像数学公式一样成为近乎真理一般的表述了。现在突然提到迁都,确实会让人感到非常诧异。
  其实如果把目光放远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不管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迁都实在算不上什么稀罕事件。从纵向看,据统计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历史上各王朝政权所建立的首都(陪都)达298个,再加上一些王朝末期小朝廷所选定的“国都”和农民起义政权所建立的“国都”,那么这个数字大约在350左右。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拥有国都最多的国家,从而也就成为迁都最为频繁、迁都色彩最为浓烈的国家。从横向看,远的不说,单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相继有1/3的国家迁了都。迁都的国家遍布各大洲,既有中国、印度、伊朗等文明古国,也有加拿大、巴西、美国等新兴的殖民国家。时至今日,迁都论在国际上依然大有市场,像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迁都的计划或意向。
  孙中山先生曾说:“都城者,木之根本,而人之口头也。”国都是国家的统治和控制中心。国都在什么地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通常便在什么地方。从中国历史上看,国都的区位选择与王朝的国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都如果有一个好的地理位置,往往能让王朝拥有坚实的战略后方作为支撑,在对付外敌、镇压内乱时占有地利,同时方便对国土进行有效统治,从而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相反,一个不理想的国都区位不但可能使王朝无法很好地实现统治国土的任务,甚至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生存的一个安全软肋,影响王朝的国祚。历史上因国都被敌人一击而中而导致暴亡的政权为数不少。因此,定都不仅是一门高超的政治艺术,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历史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居安思危方能长治久安。当政者只有以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国计民生问题,国家的发展才能够少走弯路,政权的国祚才能够长久。我们今天谈论迁都,不是静极思动,哗众取宠,研究相关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当然,这里的资源并不单指经济资源,还包括地理资源、军事资源、文化资源等各种广义上的资源,效益也不单指经济效益,还包括安全系数的提高、政府管理的优化、民族融合的加强等综合效益。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迁都来减少国家不必要的一些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支出,尽可能在资源配置的效率上实现帕累托最优。
  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历史形成的,但这并不代表它就一定就是合理的,或者说即使北京具有一些适合定都的条件,也不代表全国范围内就没有更好的替代城市。毕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整个华南和西南地区都还没解放,很多城市连进入首都候选城市的资格都没有。定都候选地的全面性和广泛性本来就不足。只是由于特定的政治环境,相关问题在建国初期的三十年中没有人提及而已。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想领域万马齐喑的局面开始改变,北京作为首都是否合适的问题也很快被提出来了。早在1980年初,北京就有学者上书,提出将首都迁出北京,打破对国家资源的高度垄断。只不过在当时的舆论看来,迁都的观点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并未在社会上引起多大反响,甚至被某些人看作是思想上的异端。此后,随着在环境、交通、水资源等方面的问题不断暴露,人们对于北京能否胜任首都的质疑也越来越多。2000年,时任总理朱镕基指出,沙漠化问题若不能控制,迟早要迁都。这说明迁都的问题已引起中国最高层领导的关注了。2006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蒙古、内蒙古沙尘暴来势凶猛,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迁都的议题正式从学术界走向人民大会堂。由此引发的 “迁都热”也开始在社会上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民众纷纷参与到迁都问题的讨论中来。
  但是应该清楚地看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上关于迁都的学说和观点虽然不胜枚举,但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却大都流于表面,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也未能深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当前的“迁都热”表面上看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但实质上却并未出现多少能经得起推敲、足以让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相反,一场严肃的国是论衡颇有向“全国各城市形象宣传活动”演化的趋势,相应的新都备选地名单也变得越来越长:从最开始的西安、洛阳、南京等几大古都到广州、武汉、成都等一、二线城市,再到信阳、岳阳、九江、汉中等中等城市,最后到近些年非常热门的南襄盆地、荆襄宜盆地等地区。各位学者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各种观点你来我往,众说纷坛。关于迁都的讨论表面上看上去是热火朝天,但却掩饰不住各种论点的空洞无物和论据的苍白无力,很多意见甚至还停留在“谁不说咱家乡好”的层次。整场讨论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准令人实在不敢恭维。
  英国前首相邱吉尔曾说:“对历史看得越深,对未来看得越远。”人类文明不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高台,而是拾级而上的台阶。我们之所以能较前人看得远,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中国古代史上发生过很多次关于定都和迁都的讨论,当时提出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其战略之宏大、布局之精妙、见识之高远、思想之深邃,足以令后人折服。近代以来,国人对于国都问题的关注也从未停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前后,关于定都和迁都的讨论都一再掀起热潮。这其中参与人数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当属抗战后期的建都论战。此次论战中,从论战各方的理论依据看,有国防安全论、历史地理论、东南富源论、工业化中心论、陆都论、海都论、北强南弱论、北方论、南方论、沿海论等;从论者的阵营看,社会各界,包括国大代表、参政会议员、国民党元老、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知名学者、社会贤达、南门北派等都纷纷卷入。著名学者如傅斯年、沙学浚、张其昀、钱穆、洪绂、史念海、雷学宗、陈正祥、张君俊、李旭旦等都加入其中。实事求是地讲,当前关于迁都问题的讨论,无论是参与者的广泛度还是学术水平,都远远不如抗战后期的这次择都之争。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我们要想在定都和迁都的问题上拿出真正掷地有声的结论,最基本一点就是要历尽前贤家与国,认真消化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定都,不单是选一个地方作为中央国家机关驻地那么简单。迁都,也并非换一个地方安营扎寨那么容易。国都的区位选择,最根本的因素应当是当时的大环境,即对国家整体形势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格局。比如在北宋前“黄河本位”的时代,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都运昌隆,而到了北宋后“塞北本位”的时代,北京就开启了一城独大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定都和迁都的问题时,一方面要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整体走势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知道历史的洪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另一方面要有系统的全局观念,对整个棋盘上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有深刻的了解,搞清楚真正左右局势发展的各种变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那种以一时一地的因素作为定都或迁都的依据实在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孟子》上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们只有尽可能地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才有可能在国都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吹尽黄沙始到金”,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国都者,国之重器,不可轻动。如果中国在通盘考虑得失、全面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要将首都迁离北京,那么新都所在地也必须经过千挑万选,能够担负起时代使命,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避免出现“这山望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没柴烧”的情况。当前在很多学科的研究中都盛行建模之风,研究者偏爱用数学模型作为工具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如果在中国迁都问题的研究中也可以引入数学模型,那么整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以综合效益为标准,将北京和迁都成本放在天平的一端,然后把新都的候选城市逐个往天平的另一端放,看是否能把北京这一端翘起。如果能翘起,则迁都。如果不能翘起,则不迁。只是这种模型注定只能存在想象中,没有什么可行性,因为要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在研究国都区位选择的问题上没有什么新的捷径可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基础问题的研究才是最可靠的办法。
  关于中国迁都的讨论,事实上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是否应迁都,主要是对定都北京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以评价北京作为首都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判断题;二是首都应迁往何处,主要是按照建都所必需的条件进行筛选,从中国辽阔的版图中找到最具竞争力的新都候选者。这是一个选择题。本书之所以明确提出“中国应迁都重庆”,并非对重庆有什么特殊的个人情感,而是完全基于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对现实的理性分析。因此本书的1-3章主要是阐述古今中外定都和迁都的机理,以及北京不适合继续为都的原因,回答“中国是否应迁都”的问题,4-7章则是阐释重庆在安全、经济和管理这三大条件上无与伦比的综合优势,从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形势的角度论证迁都重庆对于中国在强化国防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优化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回答“首都应迁往何处”的问题。
  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被很多后世文人奉为人生信条。对于古圣先贤的胸怀和志向,个人一直是以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待之。写此书的目的也是希望自己粗陋的见解能有助于国人深入思考调整国都区位选择、优化国家资源配置的问题,于国于民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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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月亮草船 时间:2016-03-22 22:00:00
  你就直接点,说迁都重庆的几点理由?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3 18:25:00
  目录


  第一章 从长安到北京
  1、彭城之憾
  2、汉都长安
  3、陕西,制天下之命者也
  4、关中衰落之迷
  5、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6、应运而兴之都
  7、北京都运昌隆之迷
  第二章 北京不能承受之重
  1、失而复得的国都之位
  2、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3、高枕无忧乎
  4、无水之都
  5、风起则沙尘涨天
  6、危墙之下
  7、辐射还是抽血
  第三章 迁还是不迁
  1、中国要迁都吗
  2、当迁不迁遗祸种
  3、南都北迁改国运
  4、建都三要素
  5、安全导向型的迁都
  6、经济导向型的迁都
  7、管理导向型的迁都
  第四单 安全:外御内制之所
  1、近代风从海上来
  2、铁幕旁的中国东部沿海
  3、不怕南边虎,要防北方熊
  4、外战不出川
  5、踞一隅而制全局
  6、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
  7、“厅堂”转换中的天府之国
  第五章 经济:西进点睛之笔
  1、海洋时代的西部困境
  2、中国的三次“西进运动”
  3、助力中国经济第四极
  4、加码长江经济带
  5、全天候发展的神奇城市
  6、“四重喜庆”的背后机理
  7、不仅是告别“环首都贫困带”
  第六章 管理:掌控全局之地
  1、长江时代的选择
  2、四川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
  3、打造西南民族大熔炉
  4、引导人口南迁的城市化
  5、立都必居中土
  6、大有大的好处
  7、大国崛起中的战略后方
  第七章 新都热门备选城市评析
  1、西安: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2、洛阳:天下之中,洛阳落阳
  3、南京:自古金陵王气短
  4、武汉:长江流域的汴梁城
  5、成都:千年成都未成都
  6、南襄盆地:建构理性未必行
  7、百城争都中的帕累托最优
作者:我网名叫堕天之翼 时间:2016-03-23 19:32:00
  继续
作者:iwbs 时间:2016-03-23 21:49:00
  现在迁都也不会找一个大城市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3 22:34:00
  @iwbs 2016-03-23 21:49:00
  现在迁都也不会找一个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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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论述,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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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流畅的键盘 时间:2016-03-23 23:15:00



  从目前全球各国的首都地理位置来看,大多数选在靠海近但又不是临海的地方,重庆纯内陆,不是很合适吧



  
作者:jin色浪man 时间:2016-03-24 01:19:00
  迁都重庆?在50年代重庆甩成都几条街,但四川省府确就是要在成都,为什么?重庆根本就是不适合人居住的山区,你们去看看‘重庆论坛’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重庆人多么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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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angguangyinan 时间:2016-03-24 07:41:00
  重庆地形地貌交通条件决定了它的历史定位和地位。楼主,快醒醒。
  • 吴星生: 举报  2016-03-24 09:16:28  评论

    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本书理论水平的高度、逻辑的严密度、知识的广度都远远超过中国其他关于定都、迁都的著作。对于重庆是否适合定都的问题,后面会有全面、系统的论述。再耐心看几章,你肯定会被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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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utte2010 时间:2016-03-24 12:50:00
  关注中,继续
  
作者:锤你龟儿 时间:2016-03-24 13:18:00
  好啊,每天早上眼睛一睁豆看倒升国旗的军人,好帅的,擒一个回来耍,哈哈,
作者:高创锦业ceo 时间:2016-03-24 13:52:00
  民间娱乐
作者:figo789 时间:2016-03-24 14:13:00
  关注,提纲很吸引人,顶楼主一个。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4 19:16:00
  2、汉都长安

  作者:吴星生

  《史记·高祖本记》记载,刘邦曾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出游,喟然叹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可见其心志之大,也不在项羽之下。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楚怀王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最先入关中,按约定本应把关中作为他的封地。结果项羽担心刘邦有志于天下,以“巴蜀亦关中地也”的理由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想把他困在蜀地。项羽东归后,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平定三秦。这样一来,刘邦就等于占据了秦国旧地,开始与项羽争霸天下。楚汉争霸可以看作是武王伐纣、秦灭六国后,关中势力第三次东出逐鹿中原。在反秦战争中处于弱势的刘邦凭借关中雄厚的基础作为后盾,由弱变强,最终打败项羽夺取了天下。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在众人“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的劝进中于定陶称帝,定国号为“汉”。五月,刘邦等人前呼后拥来到洛阳,置酒南宫,有长期住下去的打算。这时候在何处定都的问题自然就提了出来。这个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说在洛阳,一说在长安。这场争论对后世影响巨大,对于奠定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着重要意义。
  一开始,有一位原籍山东,戍守陇西的军人娄敬路过洛阳,求见刘邦。娄敬问刘邦:陛下定都洛阳,想必是想仿效周朝吧?刘邦点头称是。娄敬对刘邦说道:陛下取得天下,与周室不同。周氏一族自始祖后稷一直就是贵族,身为诸侯镇守一方。周族积德累善数百年,至武王伐纣,才得天下。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但是为了便于收取四面八方的诸侯给周王室的贡赋,周朝统治集团又在王朝版图的中心地区——洛阳,营建了成周洛邑作为东都。西周晚期,秦国力量兴起和东进,西北地区戎狄力量发展,周王朝在关中已无法对全国的统治,平王被迫迁到成周洛邑,绝不是因为洛阳有比关中更险阻的地形。
  娄敬进一步指出:洛阳虽居“天下之中”,但作为国都,它的地理形势并不理想。陛下从丰沛收集了3000人的部队,带领他们起事,很快席卷四川、陕南,占领了关中。后来为了统一全国又出兵关东,与项羽在河南荥阳为争夺军事重地成皋展开了决战,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双方死伤惨重,尸体遍地,血流成河。仗打得如此艰难,不能说与地形不利没有关系。回过头来看看,陕西关中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可以作为坚固的防线,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况,百万之众的雄兵是可备一战的。借着秦国原来经营的底子,又以肥沃的土地为依托,这就是所说的形势险要、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地啊。陛下进入函谷关把都城建在那里,山东地区即使有祸乱,秦国原有的地方是可以保全并占有的。与别人搏斗,不掐住他的咽喉,击打他的后背,是不能完全获胜的。如果陛下进入函谷关内建都,控制着秦国原有的地区。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啊。
  当时,刘邦的文武大臣大部分是关东人,他们不愿远离家乡到关中去做官,便对刘邦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邑,背靠黄河,面临伊河、洛河,地势十分险要,“其因亦足恃”。而且周平王从关中的镐京迁都到洛邑,周朝在这里称王数百年,秦在关中却二世而亡。
  这时候,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关中则左有崤函之险(即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
  刘邦听了娄敬和张良的分析后,当即决定定都关中。由于咸阳已被项羽烧毁,刘邦并没有在原址重建,而是在渭水之南,龙首原的西北的所谓长安乡聚的地方兴建新都,并沿用了“长安”这个旧名称。自此,长安成为西汉王朝的首都,是西汉一代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张骞通西域后,又成为著名的国际城市,与西方的历史名城罗马并称为当时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大都会。
  《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中鲁唯一对刘邦定都作如此分析:“汉代选都所根据的原则与秦相同,即注意战略需要和实际的有利条件,而不偏重与中国过去的光辉业绩有联系的因素。这两个帝国国都都选在关中自然屏障之内,而不选在其建都的条件是以周王室的文化遗产为基础的地址之上”。从整个西汉的历史来看,刘邦定都长安的抉择无疑是非常英明的。长安作为首都对整个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对外关系的处理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定都关中地区有利于巩固中央政权。
  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地。早在战国末年和秦时期,关中地区就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史记》上曾有描述说:“夫关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十居其六焉”,特别是战国末期郑国渠的开凿,更是为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发展。《汉书》中则记载关中地区可以“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司马迁曾经列举出全国几大经济中心,关中位居首位。关中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定都于此的西汉王朝巩固中央政权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关中地区地理位置的险要,“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定都于此可以很好的辐射到周围封臣领地的地区,便于随时扑灭可能的叛乱。
  秦、西汉的统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于历史更深刻的整合,则是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完成。在这种整合最终完成之前,对于天下的统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西汉在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国家的统一中有相当的脆弱性,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东方仍可能会出现潜在的反叛,因此西汉的统治者一直苦心积虑防备 “山东之忧”和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在西汉推行这种“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政策时,关中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楚汉相争时,刘邦借助手下众多将领和背叛项羽的诸侯王打败项羽取得天下,在战后不得不将功绩最高的一群将领封为诸侯王,但却对异姓诸侯王心存疑虑,害怕其谋反,危及自己的江山,于是又着手翦除了异姓诸侯王和功臣势力。将异姓诸王清灭后,刘邦大封同姓诸侯王,实行郡国制,以保刘氏江山稳固,却又使得同姓王得以坐大。汉文帝时,先后发生了济北王和淮南王的叛变;而汉景帝时更发生了七国之乱。无论是汉初平定异姓王之乱时,还是之后平定同姓王之乱,关中地区的地理优势都得以很好地发挥。如果将都城的选址定在汉初定都时另一备选城市洛阳的话,诸侯作乱时洛阳周围必然为战场,都城则有累卵之危,如汉朝初年的七国之乱,主战场就在河南东部一带,距离洛阳很近,对中央政权则是很大的威胁。
  二、定都关中地区有利于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秦汉之际,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崛起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领袖冒顿单于统率下,四面出击,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是汉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给西汉北方地区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
  关中地区靠近北部边疆。西汉定都长安,精兵猛将云集关中,对于北部边疆的匈奴势力能起到很好的威慑作用,且以之为都方便就近组织指挥汉朝对北方匈奴的反击战争。另外从地理上看,关中西北横亘着陇山山脉,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陇山山口有萧关依险而立,可以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虽然通北之道不限于萧关一条,但除萧关附近道路仍较为平坦可行外,北方其他地区水土流失较严重,原来平坦的塬面,经过流水冲蚀,形成许多沟壑纵横其间,增加行军难度,再加上秦长城的阻碍,北方游牧民族很难通过其他道路向南深入。
  西汉在经历了“白登之围”后,深切地感受到在军事力量上与匈奴之间的巨大差距,便开始了长期的休养生息、积累力量,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集团。关中地区西部和北部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区,双方征战不断,使得关中地区民风彪悍,尚武之风盛行,兵员质量好。而且就当时而言,中国北方未完成彻底的农耕化,其中关中周边就有大量的农牧混合地区,特别是关陇西部一带产马众多,这就为马政的推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汉武帝时反击匈奴获得巨大胜利,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这其中汉朝大量建设骑兵,高明运用骑兵战术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而关中地区产粮丰富且靠近农牧混合区对于西汉骑兵建设的贡献也无疑是巨大的。
  • 龙洲剑客: 举报  2016-03-27 22:51:05  评论

    清人诗曰 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 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 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 徒纵咸阳三月火,让他娄敬说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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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4 19:19:00
  三、定都关中地区有利于西汉政权对西域的经营和控制。
  关中西北外围高地,以陇山为主体,延及黄土高原之一部分,这片地域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自这里径趋关中腹地较易,而自关中腹地仰攻则较难。因此,如果说关中对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那么陇西对关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势。在关中与中原群雄逐鹿之时,其军事要点在于几处关隘所控制着的山川险要。可是,当关陇地区内部形势混乱之时,关陇局势的控制却取决于对关中西北外围高地的控制。关中西北高地为关陇地区的军事重心,对于关中腹地局势的底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山西边是河西走廊。陇西在关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陇西之西。如果说陇西对关中拥有地理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河西对陇西同样拥有地理上的优势。陇西足以制关中,河西则足以制陇西。河西对关中西北安全的巩固意义重大。但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没有天然的地理屏障来保障这个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权可以利用这片地域来屏护关陇,西北游牧民族也可从这个走廊涌入,透入关陇,给关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压力。从关中往西层层递推的经营逻辑的西端应该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系列山脉才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的相对极限。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称为西域。只有经营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关中西北的层层渐高的梯级地势给历代经营西北者显示出了一个层层递推的逻辑:欲保关中之安全,必须控制陇西;欲控制陇西,必须控制河西;欲控制河西,必须抚定西域。
  由于关中西北的地理形势,使得定都关中的王朝都是将经营西北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汉武帝派张骞再度出使西域,固然有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的用意,但经略西北、确保关中地区的外围安全也是西汉王朝的重要战略意图。在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打通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后,长安成为链接内地与西域的纽带和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汉武帝后期,西汉对西北的用兵推进至西域。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西域诸国震怯,纷纷遣使来朝。其后,西汉又设立西域都护府,将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的版图,开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之先河。
  “立国建都,必择其地理之广延,山河之峻险,城郭之坚固,人物之丰盈者而后定都焉。始足为千万国来朝之朝,亿万年不拔之基也。”项羽定都彭城,四年而亡。刘邦建都关中,西汉享有国祚长达两百多年,长安也真正成为“长治久安”之都。在国都地理位置上的两种不同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楚汉争霸双方的不同命运。国都地理区位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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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5 21:00:00
  3、陕西,制天下之命者也

  陕西关中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执棰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于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在群雄逐鹿时,一方割据势力如果能据有关中之地,那么对其发展壮大乃至于争霸天下无疑都是重大的利好。
  隋末,杨玄感起兵反隋,问计于李密,李密以隋炀帝远在辽东,主张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长安,他说:“关中之地四面都有要塞屏障,是天府之国,虽然有卫文升,但他不足为虑,如今您统帅部众向西击鼓进军,经过城池不要攻取,直取长安,招收长安的豪杰之士,抚慰长安的士民,凭借险要据守长安,天子虽然从高丽返回,但失掉了根本之地,我们就可以慢慢进取了。”杨玄感未从,兵败被杀。
  后来,李密、翟让在中原起兵,却迟迟未打开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议说:“关中以高山为屏障,以黄河为天堑,项羽离开这里就灭亡了,刘邦在这里建都就成功了。照我的想法,让裴仁基镇守回洛仓,翟让镇守洛口仓,您亲自挑选一支精锐队伍,向西突袭长安,百姓谁不到郊外来迎接,定会不用打仗就到手了。攻克西京之后,等根基牢固兵马强壮,才回头径直攻打东西崤山和函谷关,攻克东都洛阳,传递文书发令调遣,天下可以平定。只是如今英雄豪杰争先恐后地起兵,实在担心别人抢在我们前头,一旦错失机会,后悔哪里来得及!”李密因顾虑重重而未行此策,结果也最终失败。
  再后来,李世民建议李渊说:“关中豪杰风起造反,但不知归附于谁,您要是大张旗鼓地向西进军,招抚他们并且使他们归附,这就如探囊取物一样容易。为什么要受一个使者的监禁,坐等被杀戮呢?”李渊从其计,在晋阳起兵,向长安进发。途中,有人传言突厥人与刘武周乘虚袭击晋阳,李渊召集将领僚佐们商议准备返回。李世民劝李渊不听,在李渊的营帐外号哭,坚决主张继续进军,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李渊从其言,继续西行。当时,隋炀帝远在江都,关内隋军力量薄弱,而中原的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均无暇西顾。因此,李渊父子进军神速,于617年农历十一月攻入长安,并于次年建立唐朝。唐朝开国之初,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但李渊父子以关中为根据地,逐一剪除东方群雄,统一天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事实上李渊在晋阳起兵时,进军关中的军队只有3万,与杨玄感和李密相比并无什么优势,正是在攻占关中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够与刘邦一样成为“高祖”,而其余两人只能落得个兵败被杀、身首异处的下场。因此顾祖禹说:“然则,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所系也,可不畏哉?”
  地理环境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能有如此高的地位,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它位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地势平坦,流域内黄土颗粒细,土质松软,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养分,利于耕作。在古代生产力比较低下,生产工具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一地区开发利用的难度较小,因此率先得到大规模开发。在中国境内出现文明曙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黄河流域一直是整个国家的发展高地,农业技术、人口密度、社会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因此在北宋之前,中国境内任何势力想要在国内的博弈中获得优势地位,必须要占据黄河流域。三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都曾出现南北对立的情况,结果最终胜利的都是占据黄河流域的北方政权,这就是南北实力对比的结果。长安、洛阳能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拥有漫长的建都史,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们位于当时中国的中心区域——黄河流域。
  在北宋之前,相对于全国其他地区而言黄河流域是发达地区,但在黄河流域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城市,长安之所以能在这些城市中鹤立鸡群,主要缘于关中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西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上,耸立着四座雄关,控制着进出关中的交通,这就是著名的“关中四塞”。当形势有利,关中势力可以出关进取,当形势不利时,又能闭关自守。这四座关口分别为: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
  函谷关,即后来的潼关,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极尽险阻。函谷关即当道依险而立,守之足以保障关中东部门户,扼之可以断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径至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即至南阳盆地。武关则在其东南出口依险而立,扼守这条通道,为关中东南门户。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则无以图关中。
  萧关,又名陇山关,位于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天然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合流穿切形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险峻,而泾河方向进入关中较为容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有了关中四塞,关中势力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获得了巨大的主动权。若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正所谓:“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
  战国时,苏秦曾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事实上,苏秦关于坐拥关中之地可以“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的论断,不但在秦汉时得到印证,到了隋唐时也同样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北宋之前,以关中为根据地进而统一天下的模式可以算得上是历史的主流。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5 21:01:00
  周朝的祖先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民族,兴于黄河中上游的陕甘地区,曾与戎狄杂居,后在其首领古公亶父的带领下,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周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合农业生产。周人在此开辟田野,悉心经营,国势逐渐强盛,开始为消灭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商朝奠定物质基础。经过长期的经营和准备,至文王时,周的国力大增,开始称王独立,与商王朝的关系由附属国变为公开与之对抗的独立国家。在消灭了北方与西方的戎狄,有了稳定的大后方后,周人在武王的带领下,“东观兵于孟津(今河南孟县)”,“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于牧野一仗中推翻商朝,建立了以镐京为首都,以关心为中心的强大王朝——西周。
  秦朝本发源于西周初年今甘肃天水附近的一个附庸小国,后渐次东进,不断扩大地盘。特别是进入春秋以后,西周在陕西境内的土地,大都归秦人所有。秦人以关中为根据地,向西灭戎,向南吞并巴、蜀,同时利用崤山、函谷关的天险,挡住了来自东方譬如六国“合纵”攻秦之类的进攻,不断积聚、发展力量,随时准备一有机会问鼎中原。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形势成为秦国在春秋战国的群争霸中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等到秦国因商鞅变法而不断富强后,秦王赢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在很短的时间内并吞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朝。
  秦朝灭亡后,反秦的斗争演变为各路诸侯争霸天下的战争。一开始,刘邦的势力不算最大的,可他的幸运之在于项羽分封诸将时被封为汉中王,王巴、蜀、汉中。项羽东归后,刘邦引兵从故道出,连续击破章邯、司马欣、董翳军,不到一个月就夺取了函谷关及其以西地区,占据了秦国旧地,为之后在群雄逐鹿中原提供了稳固的大后方。在此后的楚汉争霸中,一开始战场上的形势并不利于刘邦。但刘邦一方有萧何留守关中,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前线。反观项羽这一方则逐渐“兵疲食尽”。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下,刘邦由弱变强,项羽由强转弱,最终刘邦取得了政权争夺战的胜利,“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西汉。
  隋朝承袭于宇文觉建立的北周,而北周又承袭于宇文泰操纵下的西魏。西魏由北魏分裂而来,本是当时南北鼎立的三方中所辖之地最小、势力也最弱的一个政权。在西魏初年的东、西魏战争中,关中的宇文泰和关东的高欢数次交锋。由于实力不济,西魏好几次都处于亡国的边缘。可是西魏有东魏和梁所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那就是占有函谷关以西的关中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中的优势开始显现。关中政权的实力不断发展,开始由弱变强,获得了战略主动权。到了北周武帝时期,北周消灭了东边的宿敌北齐,结束了北方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隋代北周后,隋文帝又灭了南边的后梁和陈,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左右的分裂,在秦之后再一次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隋朝。
  唐朝的建立者李渊本是隋朝的太原留守, 617年晋阳起兵时在各股反隋势力中实力并不出众。可是李渊、李世民父子无疑拥有非凡的战略眼光,没有像其他势力一样想着如何先去占据更广大的地盘,拥有更多的兵力,而是在起兵之初就定下了十分明确的目标:乘虚入关,攻取长安。5个月后李渊占领长安,再过半年,李渊以唐代隋。唐建立初期,仅据关中一隅,可谓势单力薄。可是以李渊父子以关中为依托,确立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方针,用了7年时间,消灭了各路军力曾远胜于他们的反隋义军和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一个王朝——唐朝。
  “有天下者莫先于立天下之本,立天下之本莫先于择天下之地,地利既得则天下大势自定。”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这两千多年时间里,中国总共出现过七个统一王朝,其中竟有五个是以关中为根据地而统一天下的。关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正所谓:“陕西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为自古建都重地。雄长于兹者,诚足以奄有中原矣。”
作者:重庆第二疯 时间:2016-03-25 23:24:00
  迁来重庆?那大堵车,雾霾,各位老爷出行的交通管制,外国友人来的阅兵仪式和警戒净街,开啥子和平会议的时候不准吃烧烤摆摊和火锅馆不准开业,大田湾开奥运会,要我们没事别开车让洋大人先走也要一起搬迁过来?

  写这书的和重庆有什么仇啊?
作者:夫涯版王智商高 时间:2016-03-25 23:43:00
  放屁
  
作者:ylt07 时间:2016-03-26 02:41:00
  反对
作者:稳倒稳倒的来 时间:2016-03-26 08:56:00
  一说起雾霾就让人睡不着觉,一提起大堵车就让人不知所措,去北京呆不上几天就想回重庆,现在今后都别提这事儿,谁提跟谁急~
作者:真的越学越坏了 时间:2016-03-26 11:08:00
  宝批龙,你翻中国的历史,也是嫩个写哩嘛,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中的黄土埋皇上。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6 19:58:00
  4、关中衰落之迷

  作者:吴星生

  古巴比伦文明距今2500年到6000年,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附近一系列城市文明的总称,后人称为两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最早的寓言、格言、谚语和爱情诗,甚至还流传下来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第一部农人历书等。生活在那个时期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凭借着智慧和劳动,将这个地区灿烂的文明一步步推向顶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连年征战,加上巴比伦人在创造灿烂文化、发展农业的同时无休止地垦耕、过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随着气候变化,雨水减少,干旱加剧,使这片沃土最终沦为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漫漫黄沙使巴比伦王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唐代诗人罗隐写过一首诗《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并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有兴起,有昌盛,自然也有衰亡。文明和国家如此,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为周、秦、西汉、隋、唐五个统一王朝的龙兴之地和都城所在地,关中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沐尽荣耀。这份荣耀在唐朝时达到了极致。据钱德勒和福克斯考证,世界上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是唐朝时期的长安。唐长安城周长达35.56公里,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如今西安城墙内面积的9.7倍,隋唐洛阳城的1.8倍,元大都的1.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公元447年所修君士坦丁堡的7倍,公元800年所修巴格达的6.2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至盛唐,长安为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当时来长安与唐通使的国家、地区多达300个。唐的科技文化、政治制度、饮食风尚等从长安传播至世界各地。另外,西方文化通过唐长安城消化再创造后又辗转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缅甸等国家和地区。唐长安成为世界西方和东方商业、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然而月圆则亏、日中则昃。长安在唐朝达到它的发展巅峰后,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五代以来,关中地区不可遏制地陷入长期衰落中。10世纪初,长安丧失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开始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城市,并且之后再也没能恢复。“关中”这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词汇,逐渐成为后世文人对于汉唐盛世的一种遥远回忆,正如元代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写道:“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关于关中地区和长安的政治地位突然跌落并从此一蹶不振的原因,一千多年来众说纷坛,其中有两条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那就是在开发中不断破坏,在战乱中不断衰落。

  一是过度开发。都城是人类积极改造自然的产物。一个地区长期建都必将导致该地区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经济基础的削弱。当这种破坏和削弱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城就因失去其依托而渐渐衰落甚至消失。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周、秦属于开发的早期,西汉时达到较高的开发程度,隋、唐两代300余年,关中地区的人口激增,对其开发也随之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不仅使关中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而且使得长安在中唐以后“气候振动较大”,“地震活动频繁”,“水旱灾害不断”。打开《西安市志》,像“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陆游饿殍,人相食”等等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目,令人触目惊心,很难相信这些是在堂堂一国之都附近发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记载在唐代中后期更多。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的剧减,严重影响到长安作为一国之都的经济基础。尽管关中平原以土地肥美,物产丰殷著称,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却是古而有之,从秦开始历朝历代都要通过漕运从关东运粮以解关中缺粮之急。这种情况发展到唐代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酿成震动京师的粮食危机。据史书记载,唐中后期许多皇帝因为京城缺粮而率文武百官去洛阳“就食”,成为“逐粮天子”。可见,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在唐中后期已显现出明显的颓势。

  二是战乱的破坏。战乱对长安城的破坏是极其惊人的。从西周末年的犬戎灭镐,到秦末项羽火烧咸阳,再到西汉末年的新莽之乱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长安不断地遭到战乱的洗劫,对长安的人为破坏可谓陈陈相因,变本加厉。唐末的历史大动乱更是对长安致命性的破坏。据史书记载,长安城及其郊区在僖宗和昭宗时曾四次陷于战火之中。883年,黄巢在长安与官军激战空前惨烈,四月离开长安时,下令焚宫闱、省寺、居第殆尽,官军进城更是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居所存无几;885年,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田令孜败归后,令焚坊市及宫城,长安城唯昭阳、蓬莱等三宫仅存;896年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放火,使长安城宫室建筑统统化为灰烬;而到八年后的904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而且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流而下运往洛阳”,这使长安城遭受了致命的一击。此后京城成为废墟。严酷的战火摧毁了长安城,也摧毁了长安郊区,使长安不能作为都城继续沿用下去。

  除了以上两个被广泛认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长期被人忽视。而这一因素对于关中地区和长安的没落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关中地区再次崛起和长安重新成为中国首都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就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崛起而导致的东亚范围内力量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在581年隋朝建立,隋唐盛世拉开大幕时,中国面对的邻国只有高丽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定居人口的、稳定的和组织完善的国家。除此之外,它的周围是一些组织松散和无知的游牧部落民族,它们的文化发展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中国。这些民族,如6、7世纪的突厥人,有时能组成强大的联盟,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这类部落联盟都是短命和不稳定的,中国人能用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付:加强边防,利用其内部分歧以破坏其团结。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在对外关系中还是掌握着主导权,应付周边少数民族的威胁还在中原王朝的能力范围之内。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之为“天可汗的世界”。唐太宗推行了一种恩威并用、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贞观时期,“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通典·边防典》中列举了与中国发生联系的189个国家、政权和部族,其中,东夷19个,南蛮55个,西戎75个,北狄40个。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方面,唐代实行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册封制度要求所有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的少数民族都必须接受唐朝的册封。唐朝通过册封域外政权首领为“可汗”、“王”,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羁縻府州是指唐朝在接受其政治领导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州和都督府。它们不同于内地的“正州”,其都督、刺史均为各部落和番国的首领,其辖区不变、自主内部事务的权力和称号不变,朝廷所授予的“都督”、“刺史”称号也与其首领一样世袭。这样,各部落首领一方面接受唐朝的册封为可汗或王,另一方面又被授予国家官职都督和刺史.从而使唐朝与周边建立了更强有力的部族宗主隶属关系。

  文明成果的传播会缩小文明边缘地区与文明中心的实力差距,从而为霸权在地区间的流动创造条件。唐朝包容开放的对外政策一方面造就了恢弘、博大的“盛唐气象”,扩大了中原王朝在东亚地区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在世界上影响力,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也给周边的少数民族提供了一次长期、全面、近距离观摩、学习中原文化的机会,特别是学习中原农耕政权精密的政治组织制度的机会。这大大加速了它们的社会发展进程,使得原本处于部族形态的各少数民族纷纷摒弃落后低效的部落制度,采用“国家”这种先进高效的组织机制,完成了组织形态上的一次大跃进。

  至晚唐,在东北、南方和西南,一些效仿中国的稳定的农业国纷纷建立。更为严重的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在组织形态上也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跃进。这对于中原农耕政权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因为就单兵作战能力而言,游牧民族的骑兵远胜过中原王朝的步兵。唐之前的中原农耕民族之所以能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原王朝能利用国家这种组织机制有效地调动长城以南整个农耕区的资源,而北方游牧民族则因为处松散的部落状态无法最有效地组织力量。一旦游牧民族也采取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后,在草原与农耕区的对抗中,中原王朝的优势将荡然无存。自唐末开始,契丹、党项、女真(满洲)、蒙古等游牧民族纷纷在中国北方建立国家。长城内外的强弱形势出现逆转。北方游牧民族像西伯利亚冷空气一样拉开了强势南下的大幕。“塞北本位”的时代来临了。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6 19:59:00
  唐朝之前的游牧民族即使入主中原,骨子里也缺乏那种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像南北朝时的鲜卑虽然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人,仍主动采取汉化政策,积极与汉人同化。唐之后的游牧民族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他们虽然学习中原王朝的规章制度,建立国家,却不认为自己逊色于汉人,而是纷纷创立自己的文字,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对待中原王朝的态度不再是顶礼膜拜,而是想取而代之。从这时起,北方游牧民族再也不像之前那样以劫掠农耕区的形式在东亚政治版图上扮演一个配角,而是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参加到决定地区秩序的角逐中来。从此以后,“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的时代过去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不再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而是北方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界线,即400毫米等降水线,也就是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与长城的位置大致相当。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是这种大的时代背景的改变,使黄河流域丧失了在整个国家中核心区域的地位,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关中地区和长安的长期没落。唐朝灭亡以后, “崤函之险”依旧,“关中四塞”依旧, “八百里秦川”依旧,但中国的政治中心却再也没有重回关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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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庆灰哥 时间:2016-03-26 22:43:00
  要得个铲铲,一火色来了几千万党员...
作者:印地安老斑鸠一 时间:2016-03-26 23:40:00
  @吴星生 2016-03-23 19:07:00

  第一章 从长安到北京  1、彭城之憾  清代《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有一副很有名的励志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上联讲的是...

  -----------------------在网上卖弄文字历史知识不算厉害,厉害的是口头上滔滔不绝。
作者:巴渝农门阵 时间:2016-03-27 06:00:00
  要得,搬到重庆来,国语改成江津腔,国宴改成三巴汤,安逸,,,,,,
作者:高创锦业 时间:2016-03-27 07:18:00
  惊人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7 11:55:00
  @吴星生 2016-03-23 19:07:00
  第一章 从长安到北京  1、彭城之憾  清代《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有一副很有名的励志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上联讲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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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地安老斑鸠一 2016-03-26 23:40:00
  在网上卖弄文字 历史 知识不算厉害,厉害的是口头上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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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要卖弄文字的意思。这只不过是个引子,引出“百二秦关”和关中的话题而已。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7 20:10:00
  从燕云十六州入辽后,中原汉人就一直生活在对北方游牧铁骑的恐惧中。“石晋以燕云入契丹,出帝之祸,不旋踵焉。宋争燕云,而力不能保也。靖康之辱,复蹈石晋之辙矣。自契丹、女真以及蒙古相继都燕,而中原受其害者,垂数百年。”直到四百多年后,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收复了幽燕地区,中原汉人的这场噩梦才告一段落。明朝吸取了北宋和金的教训,深知如果不能守住幽燕一带的防线,那么即使中原地区有再大的战略纵深,也无法抵挡游牧民族的铁骑,于是将全国的政治军事重点放在幽燕地区,集全国之力守住燕山、长城防线。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筑工程,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后来的历史证明,明朝的这一战略总体上是正确的。明朝建立以后,退回到漠北草原的蒙古贵族鞑靼、瓦剌诸部仍然不断南下骚扰抢掠;明中叶以后,女真族又兴起于东北地区,也不断威胁边境的安全。但是明朝集全国之力死守幽燕地区,即使在发生“土木堡之变”国君被俘的艰难处境下,依然不后退半步。因为大明上下都知道,只要退出了幽燕地区,接下来就是步宋、金之后尘。也正因为如此,在北方游牧民族势力如此强势的公元第二个千年,作为汉人王朝的明朝国祚依然能长达276年,而且终明一世,游牧铁骑南下中原,饮马黄河的事情也从未发生。
  满洲人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可以看作是继女真建立金之后的东北农牧混合区势力的又一次兴起。从1618年后金与明朝在抚顺首次交锋开始,明清之间展开了长达26年的战争,其间大战、小战交替发生,其规模之大,斗争之复杂,战局之多变,皆为亘古所少见。满洲人的军队屡屡打败明军,不断扩大在东北的地盘,并且数度自西北迂回入边,大掠河北,但由于明朝以举国之力守幽燕地区,扼守河北与辽东之间的主要咽喉——山海关,清军就算穿越燕山险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稳脚跟,入主中原更是遥不可及。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之后。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请求与清军联合进击李自成的大顺军。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星夜兼程向山海关趋进。在山海关,清军与吴三桂部协同,以优势兵力击溃了李自成所率大顺军主力,并跟踪追击,趁胜进入了北京,控制了幽燕地区。幽燕一失,东北大门洞开,关内汉人丢掉了抵抗游牧铁骑的天然屏障。满清入关后的形势可以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满洲人的铁骑纵横于大江南北,消灭了南明、大顺、大西等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了一个与蒙元相仿的多民族的庞大帝国。
  北宋名相富弼曰:“河北一路,为天下根本。”如果说在五代之前,“制天下之命者也”的关中地区地位无可匹敌的话,那么五代之后,“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者”的幽燕地区则取代关中成为整个东亚版图中的轴心之地。因此才会有“幽燕地区、实甲天下”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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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洲剑客 时间:2016-03-27 22:01:00
  有见地的文字,颇以为然。
作者:龙洲剑客 时间:2016-03-27 22:43:00
  @流畅的键盘 2016-03-23 23:15:00
  从目前全球各国的首都地理位置来看,大多数选在靠海近但又不是临海的地方,重庆纯内陆,不是很合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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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海权弱国,把国都定在大海附近无异于作茧自缚。就连国民政府当年在制定36、37年度的国防计划时都是做好了随时从宁沪地区转进华中准备的。这一线只是国防三线最外缘的一线。
作者:莫笑我辈少年狂 时间:2016-03-28 12:08:00
  继续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8 20:17:00
  6、应运而兴之都

  作者:吴星生

  公元10世纪初,长安结束了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历史,从国都城市的序列中退出。与此同时,一颗新星也正在从华北平原北部冉冉升起,它就是北京。从五代开始,原本在中国政治版图中默默无名的北京强势崛起,逐渐开启了它在公元第二个千年 “一城独大”的时代,取代长安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明代《帝京景物略》中说:“中宅天下,不若虎视天下;虎视天下,不若挈天下为瓶,而身抵其口。雒(洛阳)不如关(关中),关不如蓟(北京)。守雒以天下,守关以关,守天下必以蓟”。如果说长安是“关中形胜,自古建都极选也”,那么北京就是“山河形胜之地,应运而兴之都”。

  所谓“山河形胜之地”,主要是指幽燕地区的地理形势:“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前襟漕河,北枕大漠,川归毂走,开三面以来八表之梯航。奋武揆文,执长策以扼九州之吭背。秦晋为之唇齿,而斥堠无惊。江淮贡其挽输,而资储有备。鱼盐枣栗,多于瀛海、碣石之间。突骑折冲,近在上谷渔阳之境。修耕屯而塘泊之利可兴,振师干而开宁之疆在握,此真抚御六合之宏规也”

  所谓“应运而兴之都”,主要是指北京跻身国都的机遇:“天下有偏重之处,幽燕去河洛为远,而去关中为尤远。唐都关中,以范阳、卢龙斗绝,东垂为契丹、奚、室韦、靺鞨所环伺,于是屯戍重兵,增置节镇。禄山乘之,遂成天宝之祸。终唐之世,河北常为厉阶。其后契丹得幽燕,因以纵暴于石晋。女真得幽燕,因以肆毒于靖康。势莫如建为京师,俾禁旅云屯,才勇辐辏,以潜消天下之祸本。”

  从历史上看,五代之前北京并无辉煌的过往。作为长城以南农耕区最北端的一个边陲重镇,“据天下之脊,控夷夏之防”的北京充其量是中原王朝与塞外游牧民族对抗中的一个桥头堡、一个要塞,最高级别不过是诸侯国或割据政权的都城,与长安、洛阳、南京等城市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与日后那种“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的威仪更是相去甚远。北京的发迹始于五代。所谓“应运而兴”的“运”正是指唐朝灭亡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崛起,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南方农耕区三方势力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争夺东亚霸权的大背景。从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送给了契丹开始,中国继长安之后又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慢慢开始了它大国之都的历程。

  “辽起于临潢,南有燕云,常虑中原之复取之也。故举国以争之,置南京于燕,西京于大同,以为久假不归之计。”幽燕地区对于中原来说是屏蔽中原的一道有效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契丹国志》中说:“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契丹人从后晋手中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幽燕地区这个中原的北大门,转瞬间变成了契丹的南大门。从此,长城的界限被打破了,幽燕地区与草原连为一片,契丹也从一个单纯的游牧国家变成既有游牧区又有农耕区的国家。为了治理好幽燕地区,契丹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设南、北两个枢密院分而治之,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一国两制”。另外,为了体现对汉地的重视,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幽都府,立为南京,实为陪都,统辖着长城以南、河北北部的大片土地,北至燕山,南至拒马河,西至太行山和军都山,东达海滨,即古代所谓幽燕之地。辽在幽燕之地设南京为陪都的做法,使北京这个原先中原王朝的边塞和防备游牧民族的军事重镇终于初露峥嵘,跻身于契丹国“五京”的序列,拉开了它走向国都的序幕。

  “女真自会宁而西,擅有中夏,仍辽之旧,建为都邑,内顾根本,外临河济,亦其所也。”北京晋身为契丹国的陪都,相比于之前的历史无疑是一次飞跃,但与它之后的成就来说却只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北京的第一次辉煌是在代替契丹成为北方霸主的金王朝建立后。金朝的国都原本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东南),随着疆域单方向层层外扩,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不断向南移动,上京会宁府对新获疆土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原来的力量核心在空间上越来越被边缘化,定都于此很难适应领土急速膨胀之后的政治形势。为此,1150年金朝统治者围绕迁都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部分官员提出上京会宁府地处偏远“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诉,不若徙燕,以应天下之中”。1153年金主完颜亮下诏将金朝国都自会宁府迁至燕京,初名圣都,不久改称中都。金世宗时,文臣梁襄认为:“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皇,而俯视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诸关,东西千里,险峻相连,近在都畿,据守尤易。”若将金前期的政治中心会宁府与金后期的政治中心、南部最重要的城市汴京之间相连的直线视作金疆域的中轴,那么,燕京非常靠近这一中轴。可见,金朝迁都燕京使金政权的空间结构达到一种较合理的状态。自此,北京正式成为整个拥有中国半壁江山的金王朝的统治中心。

  “蒙古自和林而南,混一区宇。其创起之地,僻在西北,而仍都燕京者,盖以开平近在漠南,而幽燕与开平,形援相属,居表里之间,为维系之势。由西北而临东南,燕京其都会矣。”成为金朝的首都称得上是北京的第一次辉煌,但毕竟当时南宋尚在,北京并没有成为居天下之中,掌控南北的中枢之地。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国之都,北京有一段路要走。早在蒙古攻金时,成吉思汗账下“四杰”之一的木华黎就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只不过当时蒙古人没有定都的习俗,而且战场局势也不明朗,北京真正成为蒙古帝国的首都还要等到元世祖忽必烈当政。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1260年称汗后将自己于1256年建设的开平城(今天内蒙古滦河沿岸)改称为上都,作为自己的都城。与祖父以及前几任可汗不同,忽必烈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征服者,他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要成为中华皇帝,而这又牵涉到行政中心的选位如何能更好地实现治理国家的问题。忽必烈手下聚集了当时多个民族的最优秀的人才,而各民族的精英都劝他定都于幽燕之地,蒙古贵族霸突鲁认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地,非燕不可。”汉族谋臣郝经则认为:“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而色目人亦黑迭儿也建议在燕京整修宫殿,以作首都。于是,公元1264年起忽必烈开始营造新都。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起元王朝,次年迁都大都。北京正式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首都,成为整个东方最有影响力的城市。

  “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太宗深鉴于金陵之已事,定都于此,实为万世计也。”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定都南京,并一举烧毁了元大都。北京作为一国之都的历史暂时告一段落。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朱元璋死后,朱元璋第四子、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手中抢到了皇位。北京是朱棣的龙兴之地,朱棣即位后把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年)又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明永乐时有文臣上书:“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盛,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朱棣迁都北京主要是看重它的地理位置。明朝有人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形势最优:“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从当时的国防形势来看,明朝的军事重心在长城。蒙古势力虽然退出中原,逃回草原,可是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为了防止游牧民族重新坐大,重演“靖康之变”的悲剧,朱棣采取了“天子守国门”的政策,迁都北京,把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合二为一。对于这次迁都,历史上争论颇多,无论如何,朱棣迁都使北京又一次回到中国首都的位置,重新恢复了帝都的荣耀。

  如果说耶律德光、完颜亮、忽必烈和朱棣是北京的前四位贵人,那么北京的第五位贵人应该要算是多尔衮。满洲人崛起后前曾四迁其都,清朝在入关定都于盛京(今沈阳)。1644年李自成灭亡了明朝后,山海关降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战胜农民军后清兵直入北京。当时清人在是否要定都北京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论。摄政王多尔衮认为清朝应像元朝那样入主中原,要达到此目的,非定都北京不可。他在奏请迁都时说:“燕京势据形胜,乃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今既蒙天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则宅中图治,宇内朝宗,无不通达。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其在与反对者争论时曾说:“先帝尝言,燕京乃天下之元首,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而且从当时形势来看,清人要想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在政治上获得广大汉人的认同,而定都北京对于表现自己是传统皇权的合理继承者很有好处。1644年十月一日,顺治在北京行定鼎登基礼,发布告祭天地文:“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代表着满人正式入主中原。就这样,北京一国之都的地位又延续了近三百年。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8 20:18:00
  古代天文星象学认为,北京上应天垣紫微,乃众星环绕,向明而治之地。紫垣即北极星,是上天至尊之星,受众星之所向。其所对应的北京,也必然是万物所归,人心所向。从金、元、明、清四朝定都北京的过程来看,北京原来都非这些王朝的旧都,各朝的统治者是经过一番比较权衡之后才迁都于北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北京有如此大的魅力,使那么多的王朝都不约而同地把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放在这里呢?北京又如何能历四朝而不倒,始终都运昌隆,难道真的是星象学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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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9 20:43:00
  7、北京都运昌隆之迷

  在中国古代建都史上,长安和北京是最为出彩的双子星座。以北宋为界,前一段大放光彩的城市是长安,而后一段都运亨通的则是北京。如果再拿长安和北京两个城市比较,虽说长安总的建都时间长,建都的王朝多,但北京也有它的过人之处,那就是金、元、明、清四个王朝连续定都于此,时间长达七百多年,这是长安所无法企及的。另外,定都于长安的王朝大多为中原汉人王朝,而建都于北京的王朝中,虽也有明朝这样纯粹的中原汉人王朝,但更多的是金、元、清这种少数民族政权,在定都政权的多样性方面北京也胜过长安。
  战国时,淳于髡说齐威王,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什么在五代之前“不飞又不鸣”的北京,到了北宋之后开始“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磁场一下子变得如此之强,让那么多不同性质的政权都会对它青眼相待,把国家的统治中心定于此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北京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中对朝代更迭几乎能够免疫,长久保持国都的地位,都运昌隆呢?
  1、独特的地理位置
  唐末以来东亚范围内最重要的大背景是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长城以南农耕区这三大地区的势力上演三国演义,相互争斗,轮流坐庄。北京地处我国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点上,承担了连接这三大地理单元的任务,成为沟通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正是北京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自然而然就成为无可替代的天然首都。
  既然是三国演义,又是一打二的玩法,那么庄家必须要看住上家,防住下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地区和南方农耕区的三股势力虽然各自的人口数量、经济形态、文明发展程度上差异很大,不过到底谁有话语权还是靠战场上的胜败来决定的。三方如果真的进行军事较量,谁强谁弱倒真的不好说,否则也不会出现三家轮流坐庄的情况了。换句话说,这三方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即使在一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另外两方也存在着取而代之的潜力。正是这么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局面,让坐庄者必须如履薄冰,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提防其他两方势力。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为了提高反应速度,避免对手势力坐大,最好的办法无异于把指挥中心设在靠近对手势力范围的地方。北京位于三方势力范围的交界处,不管谁坐庄,作为监视、控制、分化、打击其他两方的大本营,都是不二选择。
  在定都北京的金、元、明、清四朝中,金、元、清三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唐末以来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与秦汉时已大不相同,南下的目的不再像匈奴那样以抢夺粮食、人口和财富为主,而是目标明确地要入主中原,成为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不过游牧民族南下,是单纯军事征服的结果,改变不了游牧民族文化落后,很多都尚处于部落形态的事实。“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少数民族要统治汉地,用他们原来的那套管理办法肯定是不行的,必须要效法汉族的统治方法。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说,在工业化之前,人类各文明的地域属性是很强的。农业文明的社会运行模式无法适应游牧区的社会现实,同样,游牧区的那一套管理方法嫁接到农耕区也无法成活。正因为如此,游牧民族要入主中原、统治汉人首先就要知道中原到底是怎样一种社会,汉人又是如何生活的。北京地处汉地,却紧挨着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历来是民族融合会聚之所,又是这两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第一站,于是便成为其学习中原文化的起点。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心态是很复杂的。他们羡慕南方农耕区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也想占有享有,不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又根深蒂固,汉人的数量十倍、百倍于他们,一旦汉人反抗他们很难招架,所以内心深处又有胆怯和不自信。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们在都城选址上相当踌躇,一方面他们知道汉人占国家总人口的大部分,要想对汉人实现有效的统治,都城最好是放在汉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害怕如果都城远离其本部,深入汉地,陷入汉人的汪洋大海中,一旦有事来不及应对。北京的地理位置对于医治少数民族这种疑心病无疑是一剂良药。北京处于农耕区,游牧民族定都于此可接触到灿烂的农耕文化,近距离地了解汉人的世界,享受南方农耕区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同时不管是对于来自蒙古草原还是东北的势力来说,北京都靠近他们本民族的聚居地,一旦都城周边有变,他们可以迅速调集力量应对。可以说定都北京既利于少数民族学习汉人,以汉制汉,又可北上联结本族,习鞍马骑射,不忘根本。
  唯一定都北京的汉人王朝是明朝。它也是北宋灭亡后汉人建立的唯一一个统一王朝。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与其说是理智选择,不如说是迫不得已。“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而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五代和北宋的历史清楚地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南方的汉人在失去了幽燕地区的天然屏障后,根本没有能力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既然整个国家的安危都系于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界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倾全国之力守住这条防线,这包括修建长城、关隘,也包括把首都迁到北京。“天子守国门”是明朝的国策,颇具几分悲壮的色彩,但正是因为迁都北京,明朝才能够就近对蒙古的残余势力进行有力的打压、分化,使其陷入内斗的泥潭,防止其死灰复燃,重新坐大,同时对东北的女真部落拉拢控制,纳入版图。自唐末以来,明朝是国祚最长的一个统一王朝,而且没有像北宋、南宋一样灭于异族之手。这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空前强大的公元第二个千年里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2、险要的山形地势
  《管子·乘马篇》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相对于其他城市,安全对于首都来说的重要性较一般城市要高的多。在中国历史上,首都被攻陷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亡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统治者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古代军事设备不发达,利用天然的屏障(如山脉、河流等)构筑防线成为大多数政权的自然选择。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要塞,地形地势相当险要,这为其成为建都之所提供了条件。明末孙承泽云:“幽燕自昔日称雄,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真定以北至于永平,关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扼尤著。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诚万古帝王之都。”
  从地理上看,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部边缘,地处太行山脉、燕山山脉和华北平原的交接地带,西、北、东三面环山,东南面为开阔的平原,像一个半封闭的海湾,故历来被称为“北京湾”。明代邱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说:“臣窃以为今世都燕,真所谓用武之地:比之关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独以一面制天下之大……燕则前之进者无穷,后之退者有界限焉。则是,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关中被山,此则被乎太行一带之险阻。关中带河,此之所襟者则大海也”。北京的这种地理形势对于防守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在西、北、东三面可以据山河之险以布防,只有南面是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从北京容易受到的攻击而言,从东边来的是女真或满洲人的骑兵,从北边和西边来的是蒙古人的骑兵,从南边来的则是汉人的步兵,战斗力强弱、危险性高低一看可知。
  从定都北京四个朝代的历史来看,金朝的灭亡与北京的沦陷有密切的关系。但究其原因,是金人在面对蒙古人进攻的时候,没有依仗北京周边有利的地势进行防守,轻率地迁都开封,致使中都变成一座孤城而被蒙古人攻占的。元的大都和明的北京是被南方的农民起义军攻陷的,不过此时的元、明两朝已丧失了对大部分国土的控制权,局势完全失控,实在是气数已尽。清朝则是享受了267年国祚后自动退位的。在四个朝代中没有出现像北宋那样因为国都瞬间被人攻陷而使大好河山易手的事情,这里面北京周边的地形地势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尤其是明朝,作为一个汉人王朝,受到蒙古和东北两大势力的挑战,却能利用北京周边的地形地势,进行有效的防守反攻,数次度过危机,把游牧骑兵挡在农耕区之外,免遭被异族亡国的命运。不得不说明成祖迁都北京的英明。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29 20:44:00
  3、优越的经济条件
  首都首先是一座城市,是人口集聚地。在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首都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为当时最大的城市。这一情况一直要到近代上海的崛起才被改变。人要生存,衣食住行都需要物质条件进行支撑。国都除了拥有最多的城市常住人口外,还拥有大量的常备军,它所消耗的物质资源是惊人的。因此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能力提供如此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不适合作为首都的。自唐末以来,长安之所以不再被后来的王朝当作定都时的选择,最根本的一点关中地区由于过度开发,生态破坏严重,已没有能力生产出足够的物质资料,再加上黄河水产阻塞,关东的财富又运不进来,定都长安很容易在粮草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被卡住脖子。
  明代徐贞明言:“京东诸州邑,皆负山控海。负山则泉深而土泽,控海则潮淤而壤沃。自密云以东,至蓟州永平之境,河泉流注,疏渠溉田,为力甚易,而丰润境内。濒海之田,几二百里,与吴越沃区相埒。”北京是典型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南边是华北平原,适合发展农业,作为都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故金国定都于此后北京逐渐发展成一个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对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长期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而言,北京已算得上是生活富足的天堂了。不过就全国范围而言,北京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经济发展水平较江南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元统一中国,北京从一个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发展成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后,对于物质财富的需求大增,仅靠华北平原的产出已经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了,其经济上的匮乏和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变得极不相称。北京的幸运之处在于中国的地势南高北低,南北开通运河后水流可凭落差由南向北自流。之前的隋朝已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元又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通过漕运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运送。同时北京又近海,紧挨着天津港,可以通过海河与渤海相通,当漕运出现问题后,海运又可以承担南北物资的流转需要,保证北京的物资供给。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 真番之利” ,“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除了地处华北平原,漕运、海运便利,可以得到南方农耕区的物资补充外,北京同样能得到游牧区的物质补充。燕山山脉南北的生态环境不同,以北是逐水草迁徙的游牧区域,以南是农耕区域。北京地区位于农牧交错带一线的中心位置,具有沟通汉族农耕区和游牧民族牧业区的交通优势,同时作为咽喉连接中原和东北这两个原本独立的地区。蒙古草原和东北地区虽然农业经济不发达,但是畜牧业发达,可提供丰富的牛羊、马匹、毛皮,同时东北拥有大量优良木材,像马匹、制作弓箭用的牛筋、木材等都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特别是对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而言,能就近获得草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物资供给,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军备上都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有着农耕区和游牧区两大经济区的物质支持,北京从一个边陲小城发展成一国之都并长盛不衰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王朝的国祚超过三百年,但北京的连续建都史却将近一千年,真可以算得上是都运昌隆。在北方游牧民族崛起的大背景下,凭借着地理位置、山形地势、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条件,北京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一枝独秀,成为了中国的“天选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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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k_322100 时间:2016-03-30 12:26:00
  楼主好文采! 虽然我是重庆人但也认为重庆不适合建都。当年国民政府设重庆为永久之陪读还不错.
  楼主快更 坐等你的论证
作者:莫笑我辈少年狂 时间:2016-03-30 16:31:00
  期待第二章。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30 19:11:00
  第二章 北京不能承受之重

  1、失而复得的国都之位

  作者:吴星生

  1912年2月12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退位诏书:“……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於前,北方各将亦主张於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连同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寿终正寝。
  清帝退位是辛亥革命后在整个大清王朝分崩离析的背景下,袁世凯以北洋六镇的军队为砝码对满清王室软硬兼施、危言恫吓的结果。因此,连孙中山先生也表示:“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按照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达成的协议,在南北和平统一后,孙中山将把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1912 年2 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有三个条件,第一条就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是各省代表会所议定,不能更改”,并强调“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 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对于孙中山这样的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中华民国应该是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产物,是一个能够体现崭新的共和价值和以汉族为主导的政治共同体。北京既是长期被“胡虏”占据的腥膻之地,又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巢穴,已然污秽不堪,绝无做民国首都的资格。定都南京,意味着从政治体制和种族两方面与清王朝断裂,这也符合“革命”题中应有之义。
  孙中山等人建都南京的动机,黎元洪可谓一语道破:“建都金陵之议,原欲改弦更张,从新缔造,宅心未尝不美”。然而形格势禁,建都南京的提议并没有获得多少人的拥护,反而是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人越来越多,“甚且有前主都南今又翻然主都北者”。特别是在1912年2月29日北京兵变后,建都北京的观点更是占到了绝对上风,孙中山只得退让。3月5日,孙中山致电蔡元培等在北京的迎袁专使,同意袁世凯不必南下就职。在这样的形势下,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六条办法,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接电后即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进行电报宣誓;同意民国首都迁北京等等。就这样,北京有惊无险地躲过了一劫,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依然作为中国的首都,国都的桂冠又戴了十几年。
  “南北议和”后,由于北洋军阀与革命党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双方很快又兵戎相见。革命党人对于之前屈就袁世凯,未能定都南京之事也一直耿耿于怀。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东组织成立了广东国民政府,并于次年出师北伐。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接收北洋政府一切机关,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7月7日,蒋介石来到北平碧云寺祭拜孙中山灵柩,在祭文中,蒋介石再次重申建都南京的意义:“溯自辛亥革命,我总理即主张以南京为国都,永绝封建势力之根株,以立民国万年之基础,以袁逆为梗,未能实现,我同志永念遗志,爰于北伐战事勘定东南之日,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而建立中华民国之国都。今宛平旧都,已更名号,旧时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问”。于是,北京的建都史暂时告一段落。
  北京属于传统政治中心城市,金、元、明、清一直贵为帝都,城市发展得益于历代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进入民国后,依然如此。中央重点、优先发展首都,将各种有利资源汇集于此,机关林立,官僚众多。又因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紧密联系,北京承载了文化中心职能,高校汇聚,名牌教授云集,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堪称人文荟萃之所。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也迅速发展,逐渐成为交通重镇和信息中心。北京作为一座消费都市,围绕官僚集团服务的金融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娱乐业盛极一时,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口前来谋生,成为一座近百万人口规模的大都市。而当其丧失了 “国都” 的至尊地位后,中央的这种支持势必也要撤去,北京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急速衰落中。1928 年 7月蒋介石来北平视察后,同阎锡山、李济深等政要先后离平,7 月 22 日的 《大公报》发出凄凉之叹: “从此北平城内,大有伯乐一过,冀北空群之慨。”
  国都优势是一把双刃剑,北京在获利的同时,也积淀了不少社会问题:城市发展路径单一和内动力不足,仅依托政治因素支撑,工业匮乏,繁荣的商业依赖官员消费,缺乏经济造血功能。一旦首都资格的丢失,北京原有的发展路径被堵塞,围绕政治权力、官僚群体运转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与政治运转相关的各行业在短时期内走向衰颓,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1928年后,中央机关及大批高官南迁,昔日门庭若市的军政机关人去楼空,大批公务员和围绕政治权力、官僚政客服务的工商从业人员纷纷失业。梁启超1928年《与思顺书》的描述是:“北京一万多灾官,连着家眷不下十万人,饭碗一齐打破,神号鬼哭,惨不忍睹……”据统计,1928 年6月至1929年6月间,北平总商会各商号失业工人达32.69%;从 1928 年 8 月到 1931 年 6 月间,北平纳捐商铺共计减少 1839 家。社会购买力锐减,商业经营遭遇 “冰点”,北京的城市发展举步维艰,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早在1928年春夏间,北京一些地方人士和学者就明确反对首都南迁,有些人甚至对政府回迁抱有幻想,一时间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在北方的报刊上颇为热烈。在《大公报》看来,北平“控制满蒙,在地理上终占国防重镇之地位”,北京各团体则在电文中向政府剀切陈词:“现在外蒙独立,尚未取消,西藏一隅,几非我有,首都倘再南迁,控制更非易易”。特别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苏俄对于外蒙及日本对于东北皆怀有某种野心,“设统制失驭,眼光仅注于腹地,直同弃土以资敌”,后果将不堪设想。虽然有北方舆论的质疑,但建都南京已成定局,再讨论下去也没有太大意义,1929年以后,反对的声音便逐渐沉寂下去。然而整个30年代,对建都南京的批评始终未曾完全停歇。尤其是在日本侵略的步伐不断南下乃至危及北平和整个华北的历史背景下,放弃北京而建都南京更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抗战后期,各方学者围绕战后的首都选址展开了一场持续5年的媒体笔战,时人称之为建都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大。一时间,迁都北平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主张最力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如是评价北平:“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北四省,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其他主张建都北平的学者强调,中国历史上统一时期外患大起,分裂时期则反之。这大概是因为统一时期边疆距离中央甚远,以致疏于防守。反之,国家分裂,接近边疆的割据势力自知悉力策御。由此可知国家治边之策远统不如近防。中国大陆边疆在北方,由军事外交观点看,中国首都应该设在北方无疑。且从中国历史的进程来看,从来建都北方的政权享国时间长,建国南方者享国短。这其中的原因,或因南方经济发达,北方穷。建都南方则施政标准失之奢靡,易生变乱。建都北方,则政简民洽,国祚绵长。故国都固不宜位于沙漠,亦不可位于过富地域。折中于贫富之间的北方,实为战后中国的理想之地。
  1946年的国民大会上,在提交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中,第一章第七条规定“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这再次引起了与会代表和各方人士的激烈争论。特别是主张建都北平的北方代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联署和提案运动。12月1日,国民大会绥远代表祁志厚向大会提交了正式提案,主张国都建于北平,列举了十四条理由,其中利于国防是最有力的理由。在提案上联署的代表达到三百八十人,其中甚至包括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元老,一时震动极大。有一位北方代表夸口说:“建都北平提案,北方代表几无一不签名其上,可谓代表二万万华北同胞作此呼吁。同时,中国五大民族中,蒙藏两族国大代表全体签名者亦多,甚至台湾代表亦表赞同,据此估计,至少可代表三万万人口。”虽不免夸张,仍可见当时建都北平声势之大。1946年12月11日,宪法审查委员会对该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支持建都北平者有117人,支持南京者67人。最后还是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将宪法中规定首都地点的条款取消,于是建都问题才被搁置起来。直到1948年1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定都南京,迁都北京之事才不了了之。
  如果国民政府能有明清两代那么长的国祚的话,那么北京将不可避免会走上长安的老路,逐渐沦为北方一座地区级的城市,充其量在华北有一些影响力,难以恢复昔日的荣光。但是国民政府也逃脱不了“自古金陵王气短”的魔咒,自执政后内忧外患不断,苦苦挣扎了22年后就被共产党推翻了。改朝换代意味着重新定都,沉寂了21年的北京再一次迎来了春天。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30 19:12:0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最早选定的新中国首都是具有“东方的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毛泽东非常喜欢欣赏中国地图,在他心目中,中国如同一只雄鸡,而黑龙江犹如一只展翅翱翔的天鹅,哈尔滨市就是这“天鹅项下的珍珠”,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而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了剧变,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了交通要道。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果断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东北。据一些回忆录披露,在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结束转战陕北历程的时候,已经考虑建国和定都的问题。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等城市纷纷成为备选城市。毛泽东的眼光最终锁定了北平。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实际上,他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思路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 王稼祥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毛泽东表示赞同。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王稼祥沉稳地説:“我认为我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如此痛快淋漓的意见后甚感欣慰,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笑着,一边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显然,王稼祥的远见卓识使毛泽东最终下定了定都北平的决心。
  1949年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审议了关于拟定国都的意见后,开始表决,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确定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将北平改为北京。就这样,北京在21年之后再一次成为中国的首都,也是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中继金、元、明、清、中华民国后第六次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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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笑我辈少年狂 时间:2016-03-31 11:59:00
  感觉对北京狂风暴雨般的评判山雨欲来……
作者:谁介绍我入党 时间:2016-03-31 13:46:00
  被两大江河分割的城市,定都?楼主良心大大的坏了。长江沿线的大城市定都,必然亡国。武汉,重庆,南京,还有广州。你以为党国真的是无神论?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31 16:02:00
  @谁介绍我入党 2016-03-31 13:46:00
  被两大江河分割的城市,定都?楼主良心大大的坏了。长江沿线的大城市定都,必然亡国。武汉,重庆,南京,还有广州。你以为党国真的是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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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什么地方来的理论?子不语怪力乱神。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31 19:36:00
  2、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要评价一朝一代建都位置的优劣,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看它是否顺应当时的历史大势。关中在北宋之前之所以能屡次成为建都之所,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黄河流域为中国的核心地区和发展高地,“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任何势力想要在群雄逐鹿中获得主导权,必须扎根于此。至于关中地区本身的一些山形地势,是建立在其位于黄河流域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的。到了北宋后,整个大环境变了,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后东亚的形势变成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长城以南农耕区三方势力轮流坐庄。这时候,尽管关中的山形地势依旧,却再也没有哪个王朝定都于此了,反而是北京利用地处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交接点的优势,成为新崛起的大国之都,历金、元、明、清四朝而不衰。这就是所谓的“形势比人强”。那么问题来了,在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的时候,东亚的形势是否还是来自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和长城以南农耕区三方势力轮流坐庄?

  事实上从1840年开始,中国所处的整个大环境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这就是李鸿章口中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肇始于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于19世纪中叶正式波及中国。它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原来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冷兵器时代令整个欧亚大陆谈之色变的游牧铁骑,在火器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北方草原民族再也没有资本参与东亚范围内的争霸战争,“塞北本位”的时代结束了。与此同时,海洋成了世界各大国的主要竞技场,也成了中国国防安全最大威胁的来源地。正是这种变化,从根本上否定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合理性。

  在定都的所有考量因素中,无论什么时候安全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北京之所以能在金、元、明、清四朝建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冷兵器时代它的山形地势有利于拱卫建都于此的王朝。“国家定都燕蓟,戴山履海,其势实足鞭棰埏合。”北京的北边是燕山山脉,西边是太行山脉,东边是大海,三面险阻,只有南面是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不过在冷兵器时代,从北京南边来的只可能是农耕区的进攻,大多以步兵为主,危险系数并不高,更何况再往南一点又有黄河天堑可以作为天然防线。因此,从山形地势来看北京虽然未必比得上“关中四塞”,但也是可以算得上是“依山带海,有金汤之固”,故能得到多个王朝的青睐建都于此。然而当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北京东面一百公里左右,农耕时代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大海,突然之间变成了坦途。“沿海万里无藩篱之限。喜人怒兽之伦,飙忽电迈于房栊卧榻之内,扼吾喉舌而踞吾腹心,顾可几幸万一于旦夕间哉?”曾经的“万年强御,百世治安”的北京,也一下子变成了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是发生在广东的“亚罗号事件”和发生在广西的“马神甫事件”。英法军队和清军一开始在广东发生冲突,还一度占领了广州城,胁迫广东地方官员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共同管制广州近四年时间。但是,这对于决定战争的结局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反正近半个中国在太平军手上,多一个广州被外国人占领又能怎样?1858年3月,英法联军改变策略,挥军北上,并于当年4月来到天津大沽口外。这下咸丰帝慌了,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可是英法联军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大沽失陷。26日,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一听要进攻北京,清政府屈服了,被迫与对方签订《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平息了一阵,又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这次,它们吸取上一次的教训,不再和清政府在别的地方浪费时间,直接北上。英舰队司令何伯宣称:“我们将稳操胜券,那么我们就应该不惜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京城挺进。”1860年,英、法分别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对华战争。5、6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1日,英法联军18000人,由北塘登陆,进占天津;8月21日,攻陷大沽;8月24日,占领天津;9月18日,攻陷通州;10月13日,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0月18日,占领北京,抢劫焚毁圆明园。短短两个半月左右,英法联军完成了从天津登陆到攻占北京的过程。这时候的清政府首都被人家攻占,皇帝在出逃途中病死,再和英法联军进行谈判连城下之盟都算不上了,只能由对方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了,在万般无奈中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国东北和西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那时候被俄国人割走了。

  “独自东、西列邦恣雎海表,京师辄有旷然无蔽之忧,庚申之危可为前鉴。”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海防的重视度逐渐提高。1875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说道:“……自奉天至广东,沿海袤延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于是,就有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是清朝后期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前后耗资三千多万两白银,寄托着清廷建设强大海防以拱卫帝都的期望。北洋水师以威海、旅顺和大沽为三大基地,力图利用互为犄角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打造渤海防卫圈,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

  可是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一开始就以攻占北京为目标开展了一连串的攻势,不但攻占旅顺和威海,全歼北洋水师,控制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而且扬言要进行“直隶平原作战计划”和“轻骑入燕京",进攻北京。清政府在陆军溃败,舰队被消灭,都城北京受到日军进攻威胁的情况下去与日本政府议和。谈判过程中,日本议和全权代表伊藤博文抓住了清政府的弱点,动辄以进攻北京相要挟说:“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轴轳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这下清政府又被人用刺刀顶着喉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为保京师、安宗社,清政府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畿能保,不割则都畿震惊”的理由,隐忍求和,耻辱地接受了日本赔偿白银二亿两、割让台湾等议和条件,以换取京畿安全和“十数年无事”之和局。正所谓“弃天下万里之地,数万万之民,以易区区之都城也”。当时国人的评价是:《马关条约》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超过之前历次条约的总和。

  北洋水师覆灭之后,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渤海防卫圈基本上就等于形同虚设了,北京东边的海上大门门户大开。“今朝鲜既失,威、旅已亡,海军荡然,宁复能御虏于堂奥之外。重以豺狼守户,熊虎当关,怀、愍前车岂堪覆蹈?盲者不察,方且陋亶父之遗规,蹑澶渊之孤注,坐使万骑徘徊,百僚蒙惑。呜呼!此岂可不为之寒心哉?”

  1900年,清政府与列强因义和团的问题发生争执,于6月21日同时向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十一国列强宣战,在宣战诏书中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结果列强的联军6月中旬开始进攻大沽口;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4日从天津沿运河两边出发进犯北京;8月14日攻入北京;8月17日占领北京全城。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从天津登陆到攻占北京的全过程,比1860年英法联军那次还快了半个月。这时清政府的处境比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时更惨,出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和清朝中央政府完全束手无策。德、意、奥等十一国向清政府共同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李鸿章等把它电告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并告知“若非将各款允从足适各国之意,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词义决绝,不容辩论。宗社陵寝均在他人掌握,称一置词即将决裂,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慈禧太后收到大纲后,立即表态“览所奏各条,曷胜感激!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于是,清政府一字不改地将“议和大纲”全部接受下来。《议和大纲》基本上包括了后来签订《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这正应了康有为的预言“将来外夷继轨,都畿终不能保,乘舆终必致惊,而区区十里之城,弃千里之地、十兆之民以易之,甚非策也。”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3-31 19:37:00
  《孙子兵法》中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而两国相争中的“必救之地”,排名第一的无疑是国都。曾经出任“常胜军”统领的英国人戈登,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他目睹了中国的多次战争之后说道:清朝一天不将国都迁离北京,一天不可以与外国人开战。清末陈澹然在《迁都建藩议》中也提出:“天子以万乘之重,孤注群虎之间,势非迁都以避其锋,虽伊、葛复生,不足以图自保”。自从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北京东边的海洋“天堑变通途”,成为军事威胁主要的来源方向,北京的军事安全形势急转直下,一直成为国人的一块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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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肚皮大了咕不下去 时间:2016-03-31 20:46:00
  作为地道的重庆人,我不希望迁都重庆。
我要评论
作者:肚皮大了咕不下去 时间:2016-03-31 20:49:00
  作为地道的重庆人,我不希望迁都重庆。
作者:矢空牛头午 时间:2016-04-01 07:20:00
  @吴星生 2016-03-23 19:07:00
  第一章 从长安到北京
  1、彭城之憾
  清代《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有一副很有名的励志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上联讲的是秦末战争中,西楚霸王项羽在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打败秦将章邯,最终灭亡秦朝的故事。这里的“百二秦关”在古代通指函谷关(潼关)以西的秦国领地。“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意思是说秦国派二万人据守函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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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好,其实我以前也发帖子,认为北京应该迁都到香港,呵呵,支持楼主,
作者:彭刀刀 时间:2016-04-01 11:25:00
  42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1 19:03:00

  3、高枕无忧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安全形势都有明显的好转。就国内而言,从1850年太平天国开始的,持续了100年的内乱终止,国内的政治秩序开始进入稳定有序的阶段。就国际而言,国际社会主要的不稳定因素都在二战中消除,整个国际环境演变为总体和平、局部冲突的局面,外敌大规模入侵中国的事情未再发生。然而即使是这样,北京的安全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远未到高枕无忧的地步。
  在新中国定都北京后不到9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两个多月后美国大规模介入,朝鲜半岛的局势急转直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否要出兵朝鲜?单从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而言,中国是不宜出兵的。新中国刚成立,在经历长期战乱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经济建设。一旦卷入朝鲜战争,直接与世界第一强国对抗,人员的伤亡暂且不说,单单战争造成的经济负担和国际关系的恶化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可问题是:中国有的选择吗?历史上,“朝鲜半岛一旦有外部势力侵入,中国必出兵”已经成为一条铁律。
  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朝鲜军队一触即溃,败退千里,半月之内首都汉城失守,两个月后平壤也惨遭沦陷。明朝政府闻奏朝鲜求援,认识到:“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万历皇帝派大军水陆并进,痛歼倭寇。战争前后进行了七年,中朝联军终于打败日本,但也将明朝国库和陆上骑兵精锐消耗殆尽,极大削弱了明朝的国力,为后面李自成农民军入京,清兵入关导致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王朝表示:“朝鲜为我大清籓屏二百馀年,岁修职贡,为中外共知……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国王请兵援剿,陈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日本也趁机出兵控制朝鲜,强逼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朝鲜内乱逐渐演变成中日两国的全面对抗,战火也从朝鲜半岛烧到中国境内。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应付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十几年后就灭亡了。
  在评价明清两代为什么要出兵朝鲜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美国发现后,立即宣布武装封锁古巴,在68个空军中队和8艘航空母舰护卫下,由90艘军舰组成的美国庞大舰队封锁了古巴海域,同时载有核弹头的美国轰炸机进入古巴周围的上空。美国集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庞大的登陆部队准备参战,而且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也进入戒备状态,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一场全球性的核战争。又不是本土遭到入侵,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因为古巴和美国隔海相望,如果古巴成为了苏联的桥头堡,那就等于在美国脚下埋了颗随时有可能被引爆的地雷,这会让美国人日夜生活在威胁和恐惧中。
  看了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反应后,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明清两代拼尽国力也要介入朝鲜事务。因为朝鲜半岛紧挨着辽东半岛,而辽东半岛又靠近北京。从地缘政治考虑,如果朝鲜半岛落入敌对势力手中,不但辽东半岛要直面威胁,而且北京也是唇亡齿寒。这就是为什么晚清时新疆受到外敌入侵,清朝中央政府就有人主张放弃西北;越南被法国占领,清朝中央政府就有人主张放弃越南;而当朝鲜被日本侵占后,清政府愿意拼尽国本与日本开战。当中国把国都定在北京后,只要朝鲜半岛有事,中国就没有第二种选择。
  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派军队入朝作战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朝韩南北对峙依然继续。而且随着南北双方实力差距的不断拉大和朝鲜核试验引起的核战阴影,中国面对的半岛形势对中国国家安全将越来越不利。今天的朝鲜半岛就像一战前的巴尔干半岛,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作为中、俄、美、日四个大国的利益交汇处,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局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破解的。今后朝鲜半岛的发展走势扑朔迷离。可中国既不能有效控制,又不能全身而退,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境中。朝鲜距北京才六百多公里,战斗机不到半个小时的距离。首都如此靠近一个随时有可能引爆的火药桶,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实非幸事。
  除了朝鲜半岛的隐患,北京还需面对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1949年定都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央认为北京靠近苏联和蒙古,没有战争之忧,而且国际上一旦有事,可以及时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支持。可是事与愿违,建国后中苏之间的蜜月期不到十年,两国就开始从兄弟之邦走向了全面对抗。本以为坚强后盾的苏蒙两国一下子变成了心腹大患,曾经是无战争之忧的北部边疆突然之间战云密布。
  中苏对抗期间,苏军驻亚洲地区总兵力127万,坦克14300辆,飞机4200架。苏军驻亚洲地区陆军共计59个师,其中45个靠近中苏边境,共计67.5万人。1962年起,苏军进入蒙古,并于次年与蒙古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蒙古成为苏联筹划进攻中国的桥头堡。中蒙边界上军队大量集结,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驻蒙苏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坦克1800辆、战车和装甲车2500辆、大炮1400门、飞机300多架,还有近程可带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发射器22部等,总人数约为8万人。苏联军队蒙古境内构筑军事基地,建造军事设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在蒙部署大体完成以后,苏军就经常举行演习,设想向我国的二连——张家口方向和多伦——承德方向突击,直接威胁北京。按照苏军战役战术规程,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在不断克服敌方抗拒的条件下,每天推进七十公里。北京离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就是说一周时间打到北京城下。
  明代大学士丘浚说:“今京都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近者百里,远者不过三百里。所谓居庸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据关中者将以搤中国之吭而拊其背,都燕者切近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清代顾祖禹也说:“然而居庸当肩背之间,古北在肘腋之下。渝关一线,为辽海之噤喉;紫荆片垒,系燕云之保障。近在百里之间,远不过二三百里之外,藩篱疏薄,肩背单寒,老成谋国者,早已切切忧之,而不仅此也。”他们都指出,北京作为国都的根本缺点在于距边防前线太近,政权的中枢极易受到困扰。从地图上看,北京距外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在张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无险峻地形可以据守。这种地理形势在面对机械化作战的部队时是很致命的,尤其对方还是陆军实力世界第一的苏联。
  从地缘位置上来说,中苏两国的对抗完全是一种不对等的博弈,中国占尽下风。对中国而言,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几乎位于地球的另一边,即使倾全国之力把整个西伯利亚都给占领了,也无法对苏联造成致命伤害。而苏联进攻中国的首都北京只有区区几百公里,一下子就能命中死穴。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多条防线,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他们长驱直入。”
  为了应付苏联的军事威胁,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中国把整个国家的国防重点放在北部边疆,当时整个三北地区常备兵力在200万以上,其中沈阳军区兵力约83万。在华北一带,由于多为平原地区,苏军机械化部队将成为巨大威胁,若苏军用大量坦克实施正面、大纵深的突袭,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此,北方边境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防御工事,以面对苏联在国境线上的百万大军。当时的中央军委提出了“堆山工程”。在华北平原上构筑若干“人造山”,在上面修筑炮位和防空火力点,可以减缓苏军装甲部队在战争初期的凌厉攻势。于是在北京、天津附近,在华北、内蒙古等广袤的平原地带,工程兵们开始修筑这种人造山,上演现代版的“愚公移山”,耗费了国家无数的人力物力。
  据现在披露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央已认识到如果苏军大规模入侵的话,最危险的是北京与蒙古一线,直线距离太短,如果苏军的驻蒙部队利用机械化集团军的高速强突击力,沿着内蒙古草原快速进攻直插北京,北京城是守不住的。预备方案是,利用燕山山脉杀伤苏军的有生力量,迟滞苏军的进攻势头,用空间换时间,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机关和人民撤出北京城,沿京广铁路退往河南湖北,在洛阳建立临时中枢,如果河北保不住,就在武汉建立全国领导中枢,或者退往关中西安(如果苏军的中亚集群还没有横扫新疆打到青海的情况下),等待华中、华南、西南、华东的新编部队来增援。
  1968年,苏联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以苏联突击队抢占布拉格国际机场打头阵,苏、波、匈、保、东德五国军队共50万人占领捷全境,并将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押到莫斯科,扼杀了“布拉格之春”。万幸的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没有爆发,中国所有的预案都只是预案。联系一下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中国当年的预案完全是有必要的。如果不是当年中国做好十二分的准备,谁又能保证苏联突袭布拉格的事情不会在北京重演?尽管只是虚惊一场,不过北京在北向国防安全上存在的缺陷,也在中苏对抗中暴露无疑。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1 19:04:00
  时至今日,苏联已经解体,中国北方的安全形势大为改观。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依然横亘在中国北方,实力虽不复当年的强盛,却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中俄两国在国际社会中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在领土问题、外蒙古问题、中亚问题等许多方面却存在着一些难以调和的因素,从长远来看不能排除重新走向对抗的可能性。国际政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中俄两国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在外蒙古不能收回的情况下,北京在安全上的软肋又会成为对方在博弈时的砝码。
  除了朝鲜半岛和北方俄罗斯的隐患外,北京还有一个最大的安全威胁,那就是来自东边海上的军事入侵。1860年和1900年北京被攻陷,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都是从天津登陆的。甲午战争中,日本也是在消灭北洋水师后扬言进攻北京,清政府才屈服的。朝鲜战争后,美国利用“第一岛链”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实际上都处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有效打击范围之内。东亚地区的海上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北京东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海上军事威胁并未消失。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从天津登陆到北京才一百多公里,而且是一马平川的海河平原。如果不能在海上有效地阻滞敌人,一旦对方在天津登陆后,北京就风雨飘摇了。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对海军舰艇部队进行视察,5次为“长江”、“洛阳”、“南昌”、“黄河”、“广州”等五艘舰艇写下了同样内容的:“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可是海军的建设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基础的。一个在工业制造和科技能力方面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想在海洋军事力量上异军突起,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海军力量虽然发展很快,但与世界一流海军之间依然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技术上存在着代差。如果一旦因台湾、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与美日等国发生军事冲突,我国海军是否有能力御敌于千里之外,使整个东部海岸线免受侵扰?结论或许并不是那么乐观。
  《易·既济》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心脏。首都的安全对于国家整体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不能将首都的国防安全完全寄托在“世界从此太平、外敌永不入侵”的幻想中,而是要以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态度来思考国都的安全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北京的地理区位在应对外部军事威胁时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并不是国都的上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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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矢空牛头午 时间:2016-04-02 04:30:00
  中国需要楼主这样直言敢谏的读书人,当今的疫苗事件,就是因为管理层的无知造成的,期待楼主的书,早日出版,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2 19:05:00

  4、无水之都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缺少的基础性资源。拥有充足的水资源是建都的必要条件之一。放眼全球,世界上大国的首都无不有大江大河作为水源依托,如巴黎有塞纳河,伦敦有泰晤士河,首尔有汉江,开罗有尼罗河,但北京是个例外;再看国内,中国其他几个古都也拥有自己的大型河流,如西安有渭河;南京有长江;杭州有钱塘江;洛阳、开封分别有洛水和黄河,但北京又是个例外。
  从地理上看,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是中国几个古都中纬度最高的一个。北京地处北半球暖湿带,属于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多年平均降水量595毫米,但蒸发量达1800-2000毫米,远大于降水量,而且北京的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这一特点极为不利自然降水的储存和保留,更容易导致干旱少水,再加上北京没有大江大河经过,缺少境外天然水源的支援。这些先天自然条件的不足叠加在一起,决定了从古至今北京的水资源一直是影响人们生活、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困扰当局决策的重大问题。
  “以水定都”是一个大国在选都、定都时应当遵守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指出,从历史上看北京其实也是逐水而建的城市。金中都建于今日北京南城莲花池以东,依傍永定河支流莲花河。1260年,元朝在北京建大都,是依托北部的高梁河。明清两朝,均建都于高梁河区域。因此,在历史上高梁河是北京城最重要的自有水源,只是其每年水量仅有数千万立方米。尽管径流量不大,但对于古代不足百万的京城人口来说,勉强够用。1949年新中国将北京确定为首都。当时的北京区域,只有长河、莲花河、清河、坝河等小型河流,全年地表水总量仅为5000万立方米左右。对于新中国来说,流淌了数千年的这点北京地表水,仅够维持城市景观和少量饮用水。只是当初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要在几十年之后向它的居民每年供水近40亿立方米。最初“以水定都”的北京最终慢慢地转变成了“以都定水”。
  历史学者研究发现,清朝末年北京仅有72.8万人口左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北京人口发展至156万左右。建都之后,北京对于人口的吸引力开始加强,短短数年之内,人口总数便骤然增至数百万。至1958年,北京人口已达660万人。原先由于人口基数小而并不明显的缺水问题,随着人口总数的急剧膨胀,变得越来越突出。建国以来国家在北京水利设施建设中投下了巨资,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80多座,开挖了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引水渠两大输水渠道,构成了年均供水40亿立方米的能力,比1949年增加了近50倍。可是水利工程的大跃进引发了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规模的大跃进。结果这些工程刚刚完工,北京市就发生了城市用水困难,水危机开始伴随我们发展。
  第一次水危机是发生于1960年、1965年。1960年1至6月份降水仅61毫米。1965年全年降水仅377毫米。因气候干旱,永定河上游来水减少,官厅水库水源枯竭最低水位比死水位尚低2米。城区用水紧张。国家紧急拨款3000万,开掘京密引水渠,把密云水库的水直接引入城区度过危机。
  第二次水危机是1970-1972年。连续3年平均雨量仅508毫米,官厅、密云两大水库来水同步减少,造成200多万亩作物严重减产,两大水库供水对象,由农村为主转向城市为主,农业主要依靠开采地下水。那段缺水时,北京一下打了四万多机井,把北京的地打得像筛子一样,靠大量底抽取地下水来渡过这次水危机。
  第三次是1980-1986年。1981年7月下旬,密云、官厅两大水库蓄水仅5.1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入不敷出,地下水也大面积超采,供水形势极为严峻。为了渡过这次供水危机,1981年国务院决定,密云水库主要保北京,天津改为由滦河供水,北京市采取了“限工、压农、保生活”的供水方针。
  从1999年开始,北京已连续干旱十多年。据北京水务部门介绍,1956年至2000年,北京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37.4亿立方米,水资源的年人均占有量不足200立方米,是中国人均的1/10,世界人均的1/40。自1999年以来,北京进入连续枯水期,目前北京年均水资源量仅有21亿立方米,比多年平均减少38%。自2011年5月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已降至100立方米以下,不足国际公认的缺水警戒线人均1000立方米的1/10,成为中国最“渴”的城市,也成为了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大城市之一。
  城市不是可以自我维持的系统。一个城市的极限规模是由城市所处区域生态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的。我国水资源南北分布不均衡。南方四个一级流域,国土面积、人口、GDP差不多占全国的一半,但是水资源却占到了全国的84%。而北方六个一级流域,国土面积、GDP、人口也差不多占到全国的一半,耕地面积还占到全国的65%,但水资源只占全国的1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北方发展过大的城市,会对当地的水资源供应造成巨大的压力。可是由于首都的光环,北京的城市规模一扩再扩,早已超出当地水资源能够承载的极限。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影响和制约首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水利部的官员发出警告:如果供水问题未能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就可能崩溃,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于是,为北京找水成了每届北京市政府的头等大事,甚至也是国务院大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现代北京史,就是一部找水史。
  北京市内的自有河流、湖泊,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基本断流、干涸。地表水不够,那就抽取地下水。1961年北京平原区地下水开采量为5.2亿米3/年,1971年增至13.8亿米3/年,1975年又迅速增为23.5亿米3/年。时至今日,北京成为一个以地下水为主要供水水源的城市,地下水的开采量占全市供水量的2/3左右。从1999年起,由于连续干旱,北京开始超采地下水,每年超采约五亿立方米。截至2014年1月,北京地下水已连续十五年超采,超采五六十亿立方米,相当于抽干了2800个颐和园昆明湖。连年的超采造成地下水位迅速下降,截至2014年1月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24.5米,与超采前的1998年同期相比,地下水位下降12.83米,地下水储量减少65亿立方米。至2010年,北京已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北京建成区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除了抽取地下水,北京还在向周边地区借水。河北有五座水库和山西两座水库向北京调水。从2008年9月到2014年3月,河北省岗南、黄壁庄、王快、安各庄4座水库向北京应急调水4次,累计调出水量超过19.4亿立方米,河北年均调水量约占北京年用水总量的近十分之一。然而,河北和山西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缺水问题。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河北人均水资源占用量排倒数第一,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8左右。最近十年,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3立方米,而根据国际标准,人均小于100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小于500立方米属极度缺水。山西的情况稍好,但人均占有量也只有300多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比以干旱著称的西北六省人均水资源量还低。为保证其供水,北京凭借政治地位从外地调水,很多地方不愿意也得服从,这如同抢夺饿殍之人的粮食一样,缺乏道义。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2 19:06:00
  目前,以北京为圆心,800千米半径之内(200平方千米,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近距离调水变得比较困难,北京就像一个巨型章鱼般,把它饥渴的触角伸向了一千多公里外的丹江口。这就是南水北调工程。自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提出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的设想以来,南水北调工程被视为解决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缺水问题的最后希望。在耗资2013亿元、移民34.5万后,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终于建成。2014年12月27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干渠终点——北京团城湖明渠开闸放水,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正式通水。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汉江水进京后,年均将为北京送水10.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北京未来一年将增加500多个昆明湖水量,但全市人均水资源量仅增加50多立方米。2014年,北京总用水量为37.49亿立方米。10.5亿立方米的汉江水能部分缓解北京的用水紧张问题,但无法根本性地解决北京的抽水问题。须知,近年来北京的人口总量还在急剧膨胀中,用水总量也在逐年攀升。
  抛开总额达5000亿的巨额投资不说,南水北调这一大规模改变自然的工程要穿越四大河流流域,横截700多条河流,打破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自然界限,改变四大流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调水的水源来看,东、中、西三线都从长江调水,长江又有多少水可调?由于地球环境的变化,近几十年长江来水也在减少。有人预测,到2030年长江也会缺水。如果长江入海水量减少,将引起海水倒灌,长三角的供水将会出现困难,长江航运和上海港的发展也会受到掣肘。另外还有安全问题。北美的调水工程因为要经过西部地震带无法确保安全而搁置。我国邢台、天津、唐山等地区的地震风险和强度都不在美国之下,在防震方面如果出现问题,将带来灭顶之灾。即使不出现什么工程安全问题,华北沿线各省都是工农业大省,又全是干旱省份,单单河北年均水资源缺口50亿立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生态用水,年缺水量达到100多亿立方米,而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年均总调水量仅为95亿立方米。南水北调实际能调多少水和最终有多少水到北京,是值得思考的。
  由于地理位置的制约,北京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在短期之内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像超采地下水之类寅吃卯粮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而从区域外远距离调水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经济成本高得惊人,并且也侵犯了其他地区的平等发展权。目前,北京的人口还在以每年几十万的速度继续增加,城市供水的缺口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果情况持续恶化,单单水资源这一个指标就足以动摇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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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员外78 时间:2016-04-02 19:55:00
  学者思维,值得研究!
作者:重庆航拍 时间:2016-04-02 20:07:00
  北京确实是中国鸡脖子 最薄弱的地方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但楼主忘了一点 天子只有 头上利剑高悬 才能奋发图强 。如果搬到安逸之都 国家早晚灭亡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3 14:45:00
  @重庆航拍 2016-04-02 20:07:00
  北京确实是中国鸡脖子 最薄弱的地方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但楼主忘了一点 天子只有 头上利剑高悬 才能奋发图强 。如果搬到安逸之都 国家早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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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主观作用不能被无限地夸大。形势比人强。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3 19:12:00

  5、风起则沙尘涨天

  20世纪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中,土地荒漠化首当其冲。荒漠化被视为地球的“皮肤病”、“溃疡病”,是目前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作为世界性的环境问题,荒漠化在各大洲均有分布,全球平均每年约有5~7万平方公里土地荒漠化,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亿多人口约占陆地面积1/3的范围受到荒漠化的威胁,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受影响的面积和人口数目都很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我国北方的沙漠化(沙质荒漠化)以其面积广大和发展迅速特别引人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67万公顷耕地、235万公顷草地和639万公顷林地变成了沙地。根据全国沙漠、戈壁和沙化土地普查及荒漠化调研结果表明,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4%,近4亿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近20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平均以 2460平方公里/年的速度扩展,每年因荒漠化危害造成的损失高达540亿元。
  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西北边缘,地理坐标北纬39°26'至41°03',东经115°25'至117°30',总面积1.67 万km2,山地约占总面积62%, 平原约占38%,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从中国北方沙漠化土地分布图来看,北京可谓三面受敌:北京西面的河套地区、北面的内蒙古草原、东面的科尔沁沙地都是我国土地沙化较为严重的地区。北京西部、北部、东北部三面环山,南部是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平原,耸立在西部和北部的山体成为挡风的屏障, 但是盆地和沟谷又留下许多缺口, 成为北京的风口。北京平原地区的海拔只有50米左右,八达岭一带在800米左右,而到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就达到了1000米以上,这种“下坡”地形,再加上河谷地带的“狭管效应”,很容易让裹挟着沙尘的西北部冷气团沿着风口来到北京地区后便减速、停滞下来,再加上冬春季干旱少雨,土壤疏松,植被稀疏,容易就地扬沙起尘,形成风沙天气。
  北京的沙尘天气古已有之,史籍中有“幽燕沙漠之地,风起则沙尘涨天”的记述,许多次较大规模的沙尘侵袭都有历史记录。在《元史》中关于北京沙尘天气的记录有很多。如至元四年(1338年)四月辛未,“天雨红沙,昼晦”;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三月庚子,“大风自西北起,飞沙扬砾,白日昏暗”。到了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更加严重,根据《明实录》以及《明史·五行志》的记载,1425年至1644年北京共出现沙尘天气113次,其中1445-1544年的100年间共出现沙尘天气记录49次,1545-1644年的100年间共出现沙尘天气记录83次,后100年比前100年的沙尘天气记录增加了59%。这说明随着时间推移,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有日益严重化的趋向。通过对晚清《翁同龢日记》记载的1860-1898年北京沙尘天气资料进行比较系统的考证与评价,得到1860-1898年北京年沙尘日数平均值为11天左右,其中春季沙尘日数平均值为7天左右。清末,老舍曾在《北京的风》一文中描写过北京春天的风沙:“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
  建国以后,据北京观象台资料,大风、扬沙、浮尘和沙尘暴等四种天气现象,1951年至2000年间,年均28天,最高年份是1952年,达87天。年均情况为,大风22天,扬沙20天,浮尘6天,沙尘暴2.4天。沙尘暴最多年份1966年达20天,50、60年代年均5天,70年代年均不到1天。2000年华北地区发生了12次沙尘天气,是90年代历年同期发生次数的3倍。时间之早、频率之高、范围之广、强度之大,为历史同期所罕见,给华北地区的交通运输、环境治理及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利影响,个别地方甚至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一年北京的沙尘天气,无论从次数还是从强度来说,都算得上我国自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年。3月27日,沙尘暴袭击北京城,局部地区瞬时风力达到8至9级,突如其来的狂风夹带着滚滚黄沙在数小时内把整个北京城全部笼罩,沙尘漫卷大街小巷。4月6日12时许,整个北京城笼罩在风沙当中,强沙尘天气使一些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00米。
  沙尘暴是一种强灾害性天气,危害后果相当严重。当其形成后,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向前移动,携带沙砾的强劲气流,所经之处通过沙埋、狂风袭击、降温霜冻等方式,使大片农田受到沙埋或被刮走活沃土,或者农作物受霜冻之害,致使有的农作物绝收,有的大幅度减产。它能加剧土地沙漠化,对生态环境生成巨大破坏,对交通和供电线路等基础设施产生重要影响,引发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事故。另外,沙尘暴还会加剧大气污染,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特别是呼吸系统健康。当人暴露于沙尘天气中时,含有各种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的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口、鼻、眼、耳中。这些含有大量有害物质的尘土若得不到及时清理将对这些器官造成损害或病菌以这些器官为侵入点,引发各种疾病。
  为了固土防沙,减少京津沙尘天气,中国于自2000年开始试点京津风沙源治理一期工程(2001-2010年)。工程区西起内蒙古的达茂旗,东至内蒙古的阿鲁科尔沁旗,南起山西的代县,北至内蒙古的东乌珠穆沁旗,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内蒙古等五省(区、市)的75个县(旗)。工程区总人口1958万人,总面积45.8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0.12万平方公里,总投资558亿元。在一期工程完成后,中国又开始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2013-2022年),工程范围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个省(区、市)的75个县(旗、市、区)扩大至包括陕西在内6个省(区、市)的138个县(旗、市、区),总投资达877亿元。?
  正在人们在为2000年之后北京的风沙天气大为减少,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成效显著而庆幸时,2015年4月15日,肆虐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卷土而来,北京遭遇了近13年来最强沙尘暴。这场历时近3天的沙尘天气覆盖我国1/7国土,影响面积140万平方公里。北京多个监测站点PM10小时浓度超过1000微克/立方米,达重度污染。17时起,沙尘暴自西向东扫过,呼呼的,偶尔带着几声嘶叫,夹着砂石拍打窗棂。马路上匆匆行走的人们都眯眼皱眉,口罩、纱巾,成了标配。车辆开着雾灯,深陷在昏黄中的高楼也早早亮起了灯光,空气中夹杂着呛人的土味儿。“沙子钻进鼻孔,再往里走,让人觉得嗓子眼冒烟。”人们调侃说,这样的天气出门需要戴口罩、带雨伞、带衣服、带秤砣。
  沙尘天气可以根治吗?所有专家和学者给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沙尘天气的根源在于土地沙化。我国北方的土地沙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气象原因,有关研究表明,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温度的显著升高。我国的情况大体相似。据研究,1951-1999年中国北方地区最低气温显著升高,暖冬年份连续出现,近50~100年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势;20世纪70年代开始干旱化趋势加快。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使我国土地出现沙化成为不可避免。二是人为原因,主要是指过度放牧、滥樵、滥挖、滥采、滥垦、滥用水资源。例如,据有关资料我国牧区家畜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900万头(只)发展到20世纪末的上亿头(只),掠夺式的经营导致草场严重超载,草场面积因沙化和开垦破坏减少1亿多亩。北方农牧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就不可避免地要向土地索取,而北方脆弱的生态环境又无法承受这种过度开发,这就是矛盾所在。
  2013年,国家环保局“沙尘暴与黄沙对北京地区大气颗粒物影响研究”课题组指出,沙尘暴的进京路线有偏北路、西北路和西路三条传输路径。该课题组组长全浩博士介绍,偏北路传输自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浑善达克沙地、朱日和、四子王旗起,至化德、张北、张家口、宣化,到达北京;西北路传输路径为阿拉善的中蒙边境、贺兰山南,北至毛乌素沙地、乌兰布和沙漠、呼和浩特、大同、张家口,直入北京;西路的源地在哈密和芒崖,沙尘暴走河西走廊、银川、西安,过大同、太原,最后落于北京。正是这种多源性和多路径,决定了北京风沙治理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专家称:在二三十年内即使我们能够开展些有效控制风沙的运动,也无法根治北京的风沙之患。也就是说我们与风沙的斗争将是持久战,而非朝夕之功。
  如果中国像埃及、伊拉克那样地处中东,整个国土大部分都是沙漠,无论定都哪个城市,都无法避免风沙天气,那么首都常有沙尘暴光顾也是可以理解的。可问题是中国处于东亚季风区,南北相距约5500公里,东西相距约5000公里,海陆兼备、幅员辽阔。根据2014年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达142个,其中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个。在选择范围如此大的情况下,选择一座距离沙漠仅70公里、常有沙尘天气光顾的城市作为首都,并且为了减轻首都的沙尘天气不惜动辄花费上千亿去搞风沙治理工程,是很不合理的。连大气治理都要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定都北京的成本是否真的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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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守突驹蒂 时间:2016-04-03 19:30:00
  @吴星生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4 19:29:00

  6、危墙之下

  地震,古称地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振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震常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能引起火灾、水灾、有毒气体泄漏、细菌及放射性物质扩散,还可能造成海啸、滑坡、崩塌、地裂缝等次生灾害。据统计,地球上每年约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即每天要发生上万次地震。其中绝大多数太小或太远以至于人们感觉不到,真正能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地震大约有一二十次,能造成特别严重灾害的地震大约有一两次。
  中国人常为“我们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自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这7%的国土上也承受了全球约35%的7级以上大陆地震,是世界上地震活动最强烈和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统计表明,20世纪全球因地震死亡的120万人中,我国占59万。我国有近1/3以上的国土位于Ⅶ度以上的高地震烈度区,而美国Ⅶ度以上的高烈度区仅占其国土面积的12%。20世纪以来,中国共发生6级以上地震近800次,遍布除贵州、浙江两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1900到2007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已经发生7.0至7.9级地震70次,8.0级及以上地震6次,这些地震造成的灾害涉及28个省份,死亡59万人,伤残76万人,受灾达数亿人次。
  北京是我国大陆东部多地震的地区之一,地处华北平原地震带、山西地震带与张家口—渤海地震带的交汇区,位于地震烈度八度区,地震构造背景复杂,活动断裂发育,是世界上曾遭受过八级以上地震灾害的三个国家首都城市之一(东京、墨西哥城)。由于北京地区存在发生强烈地震的潜在危险,多年来一直被列为全国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之一。历史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过多次破坏性地震。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地震的强度和危害,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自晋元康四年(294年)有地震记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曾遭受6级以上破坏性大地震袭击有6次之多;5级地震有11次。

  北京地区历史上发生过的五级以上地震情况 (震源在北京)
  参考震中 年代 震级 烈度
  延庆东 294年 6级 8度
  北京南 1076年 6.75级 9度
  北京 1337年 5级 6度
  居庸关一带 1484年 6.75级 8-9度
  通县附近 1536年 6级 7-8度
  北京 1586年 5级 6度
  通县东南 1632年 5级 —
  通县西 1666年 6.5级 8度
  三河-平谷 1679年 8级 11度
  北京西北郊 1730年 6.5级 8度
  昌平 1746年 5级 6度
  昌平西南 1765年 5级 —

  北京发生的历次地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破坏性最大的无疑是清康熙十八年发生的8级大地震。此次地震发生在1679年9月2日,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这场爆发力极强的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带来深重劫难:当时记载称“京城十万家,转盼无完垒”,“前街后巷断炊烟,帝子官民露地宿”,城区内不仅一般百姓民居遭破坏,就连梁柱坚实,建造精良的皇宫、王府、古刹也有数十处被毁,北京共倒塌房屋12793间,损坏18028间,“文武职官、命妇死者甚众”;通县“雉堞、城楼、仓廒、儒学、官廨、民房、楼阁、寺院无一存者,周城四面地裂,黑水涌出丈许,压死人民一万有余”;三河“倾毁房屋无数,县衙、儒学、庙宇、监狱等具无存,铁塔石桥震碎,石碑转向,压死二千六百七十七人”;平谷“城乡、房屋、庙塔荡然一空,黑沙兼水涌出,压死者无算,生者只存十之三四”。一名外国人这样记载当年惨烈的地震情形:“1679 年 9月 2 日,在北京发生可怕的地震,……当时埋葬在废墟内的有四百多人,邻县通州有三万多人压死。” 此次地震的破坏和波及范围十分广泛,破坏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最远有震感地区距震中达1千多公里,可以说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在地震发生之后一个月内,发生强余震10余次。其中9月3日、5日及29日,发生了3次强余震,估计震级均在6级左右。
  地震最可怕的是在毫无准备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当前的科学技术虽然突飞猛进,但仍然是“上天容易入地难”,要对地震进行短临预报依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中科院院士陈运泰系统总结和解释过地震预报的主要困难所在:地球内部的“不可入性”;大地震的“非频发性”;地震物理过程的复杂性。美国科学家们也曾提出“地震是不可预测”的学术观点,认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有效地进行地震的短临预报,也就是还不能准确地预报几天到1-2月内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强度。为了减少地震造成的损害,除了加强防震抗震教育和提高建筑物的抗震等级外,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提高城市规划的预见性,避免在地震频发地带聚集大量的常住人口。
  我国的人口分布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特点,而地震带分布却是西多东少,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震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性。但是位于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的华北地震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人口稠密地区,大城市集中,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都很发达,而这一地震区是中国东部大陆地区地震活动最强烈的一个地震区,也是中国晚第四纪构造活动强烈的地区,地震强度和频度仅次于“青藏高原地震带”,位居全国第二。据统计,该地区有据可查的8级地震曾发生过5次,7-7.9级地震曾发生过18次。其中1976年发生7.8级的唐山大地震,造成24.2万多人死亡,16.4万多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上万家庭解体,4204人成为孤儿,97%的地面建筑、55%的生产设备毁坏;交通、供水、供电、通讯全部中断;23秒内,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100亿元;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被夷为平地。
  从防震减灾的角度看,在华北地震区上不宜聚集太多的常住人口,尤其是不宜大规模地建设特大城市。相对于其他灾种,地震灾害对城市的破坏性最大,范围最广。实践证明:城市化程度越高,现代化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建筑密度越高,地震带来的直接破坏就越严重。地震将会造成大批建筑物倒塌以及大量人员伤亡,严重的甚至还会导致城市瘫痪。但是1949年以来,在华北地震区的四大地震带之一——华北平原地震带上不但发展出了北京、天津这样千万人口级的超级城市,而且重建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于国于民都未必是一件幸事。
  北京处于华北主要地震区阴山-燕山地震带的中段。北京及邻近地区的地震地质环境和历史地震活动规律表明,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发生强烈地震的构造背景。北京是人口稠密的特大型现代国际城市,具有地震强度高、破坏大、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种类多、危害程度严重、应急处置难、社会影响大等灾害特点。而且作为五朝古都,今日的北京是从一个历史名城和相对古老的城市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形成了中心城建筑集中,居民密度大,新旧建筑同时存在的特点,对于防震防火都十分不利。一旦发生震后火灾,加上消防系统也可能受到地震的破坏,火势很难扑灭,容易形成大灾难。美国旧金山和日本关东地震时地震火灾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如果相关的减灾措施跟不上,次生火灾也很有可能成为北京地震的又一个重要灾害。
  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7.9级强烈地震,地震灾区包括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65亿日元,连日本皇族成员都死了三个,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化为灰烬。当时日本人内心极其恐惧:如果再发生一次大地震,把日本震进太平洋中怎么办?日本人想到了移民,可是往哪移呢?整个日本列岛都处于强地震带上。为了克服国土狭小,自然灾害频发的缺点,日本的目光瞄上了大而孱弱的近邻中国,把魔爪伸向了中国东三省。“九一八”事件后,日本人占据了东北。1936年户田内阁发表了“二十年百万移民”方案。此方案被日本政府列入七大国策之一,计划20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500万人。这也可以看作岛国日本通过嫁祸于人的方法来实现防震减灾的目的。
  首都是一国精华汇聚之处,首都的地质安全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掉以轻心。作为世界上曾遭受过八级以上地震灾害的三个国家首都城市之一,东京和墨西哥城之所以依然成为各自国家的首都,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日本和墨西哥两国几乎整个国家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无论将首都迁往国内何处,都很难实现防震减灾的目的。但是中国则不同,中国国土辽阔,而且大部分城市都不处在地震带上,选择的余地相当大。将首都定在强地震多发地带的北京,无异于将国家的心脏立于危墙之下。无事则已,一旦有事后果则不堪设想。
  古人云:“防祸于先而不致于后伤情。知而慎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焉可等闲视之。”1949年新中国定都于北京时,当时的领导人可能没有考虑到北京的地质安全问题。但是在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这样的惨剧后,我们是否应当认真地考虑将首都搬离“危墙之下”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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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融创坑蒙拐骗赖1 时间:2016-04-05 11:28:00
  留下记号,写得中肯,分析到位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5 19:51:00

  7、辐射还是抽血

  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被称作“三西”地区。这一地区年降水量150mm-450mm,蒸发量却高达15O0mm—2200mm,干旱缺水,十年九旱,人口增长过快,土地资源相对超载,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经济文化落后,长期依靠国家救济,是历史上著名的“苦瘠甲天下”的贫困地区。如果有人告诉你在东部沿海地区有一片区域与西部最贫困的“三西地区”相比,处在同一发展水平,有的指标甚至更低,你信吗?如果再告诉你这一区域位于我国经济三极之一——京津唐的周边,围绕北京、天津成片分布,你信吗?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的调研报告中首次提出:北京、天津周边共分布着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这就是著名的“环京津贫困带”。如果以150公里的直线距离计算,与北京接壤的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就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环绕北京形成一个“C”型的环状区域,谓之“环首都贫困带”,名副其实。在这里,“走泥路、住旧房、种棒棒(玉米)、没新娘”、“户里穷、村里空、乡镇背着大窟窿;行路难、吃水难、脱贫致富难上难”成为真实写照。与一路之隔正在向世界大都市迈进的北京相比,当地的贫困更令人震惊。
  之所以说当地的贫穷让人震惊,是因为“环首都贫困带”的出现与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常识完全相背离。经济学上有一个扩散效应,是指这一经济中心发展起来之后,向周围地区扩散和辐射,因而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周边地区与中心地区经济互相促进,从而形成一个正向上升的循环累积过程。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通过其较强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人才等资源优势,带动周围乡村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从东京到上海,从巴黎到伦敦,从纽约到芝加哥……综观全球,依托特大城市的辐射能力而形成特大城市经济圈/带,是全球区域发展中引人瞩目的现象。在中国,无论是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还是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都是特大城市经济圈的典型代表,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是非常大。唯独北京的发展没有形成辐射效应,使周边地区走向共同富裕,反而在环北京地区形成了了庞大的贫困带,着实令人费解。难道在北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经济规律就失灵了?
  环首都贫困带的贫困有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在25个贫困县中有6个县分布在坝上高原,19个县分布在太行山、燕山、恒山深山区,20个县属革命老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大多位于高寒地带和深山区,干旱缺水,灾害频繁。当地自然条件的主要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石化、高寒、干旱、少田。但是,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整体经济腾飞的大背景下,环北京地区只要搭上这班顺风车,是没有理由长期在贫困的泥沼中挣扎的。地处北京周边、经济发展处处因北京而受限才是导致这些地区长时间、集中连片贫困的根源所在。例如,为保护北京的军事安全,张家口、承德某些县区建国后长期被列为军事禁区,在很长时间内基本上不修路,不上电,不摆项目,导致这一地区错过了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先期开放发展两个战略机遇,造成工业基础薄弱,交通、能源、电力、通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严重滞后,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也逐渐拉大。一个形象的比喻是,环沪带是妃子,能雨露均沾,环京带是太监,由于负有保障首都生态环境等特殊使命,无奈阉割自己的产业功能,终致贫困地区集中成片。
  环首都贫困带人均水源仅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是人均水资源匮乏的地区之一。降水量少,导致干旱频繁发生,一些主要河流流域年平均降水量仅为几百毫米,成为严重的稀雨区域。该区域地表水资源被超强度开采利用,现已无水可用,形成了各区域争水的局面。可是谁又能想到,位于首都周边的这25个贫困县竟都是北京重要的水源地,北京80%以上的用水都是来自于这一区域。为了给首都提供充足的水资源,这些地方严禁开发、发展一切大量耗水型企业,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限制农药及化肥的使用,这就使得农民务工岗位和收入明显减少、农业收入大幅度降低。以赤城县为例,2006年国家率先在赤城推行的“退稻还旱”——改变过去种植水稻的习惯,改种玉米等耗水少的耐旱作物,至2011年已推广至全县全部14万亩水稻田。据该县官方估计,此举使每亩平均减收500元,全县减收7000万元。官厅水库汇水面积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境内,原本是由河北省和北京市共同修建,水源由京冀共享。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用水吃紧,河北几乎无偿放弃了每年9亿立方米的用水权,当地的水库渔业和旅游业也被禁止。涿鹿县目前3.3万人存在安全饮水问题,赤城县174个行政村、6.1万人畜饮水困难。为了官厅水库的建设和运行,张家口市承担移民7万人,浸没面积200平方公里,坍塌、弃耕土地上万亩,至今还有几万移民没有脱贫。
  除了农业发展受到限制外,该地区的牧业也是一片惨淡。近些年来北京的风沙很大,为了防风固沙,改善北京的生态环境,国家在北京周边开展了一系列的环境治理工程。环首都贫困带是首都地区的生态保护伞,是“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国家“退耕还林(草)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重点实施区域,也是风沙源重点整治区域及京津地区泄洪和防洪的主要地区。为了支持首都的生态建设,河北省明确提出了“构筑京津绿屏障,再造河北秀美山川”的宏大目标,将维护京津地区的生态安全确定为全省上下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等政策导致该区域畜牧业遭受巨大损失。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2002年12月起,环首都周边的山区全部实行了禁牧政策。据赤城县畜牧局统计,实行禁牧政策后,短短三四年时间,全县羊、牛存栏量分别减少了48万只、4.6万头,仅此一项,全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收入近300元。涞水县的统计也表明,实行禁牧政策后,该县羊的饲养量减少了40万只,因此造成3000多户山丘区农民再次返贫。
  除了农业和牧业外,对环北京地区经济发展的打击最为致命的还是对工业的限制。早在20 世纪 70 年代,河北省就提出口号“保护党中央、保护毛主席,不让一滴污水进北京”。为给京津提供清洁的水资源,河北关停众多效益可观而耗水严重和排污标准低的企业,每年因此蒙受的损失数以百亿。2001 年,按照《21世纪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要求,环首都贫困地区停产了所有化工、农药等有可能危害水质的企业。张家口1996 年以来共停产治理企业324 家,取缔企业486 家,其中包括宣化造纸厂这样拥有4000 多名职工的大企业。仅赤城县就砍掉70 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造成每年损失利税近亿元;关停、压缩了59 家企业,近千人因此下岗。承德仅潮白河流域先后禁止的工业项目就达八百多项,每年仅给承德造成的利税损失就达十亿多元。承德滦平县关停三四十家高污染企业,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每年减少的税收也有四五千万元,还否决了接近6 亿元对水质影响大的工业项目,每年经济损失在2 亿元以上。目前北京用水的81%、天津用水的93%都来自河北,而且水资源保护标准不断被提高,对京津周边地区资源开发和工农业生产的限制越来越大。这些关停限制措施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今天的北京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壕沟”。“壕沟”的一边是气派的高楼大厦和宽阔平坦的马路,另一边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和崎岖不平的小道,正可谓是“地界相连两重天,欧洲非洲各一边”。在大自然中,有一种现象叫“大树底下不长草”。从生物学讲,那是因为大树把周围的阳光、水分以及各种养分攫取完了,其他植物没法生长。北京的发展和环首都地区的贫困就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扩散效应会失灵。经济扩散的前提条件是经济对外开放和生产要素充分的自由流动。但是在环北京地区,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在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迫使周边地区以“服务北京”为第一要务,丧失了产业发展自主权。作为以农村为主的环北京地区,农业发展受限制,牧业发展受限制,工业发展也受限制,试问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靠什么支撑?
  一个地区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说到底是由当地的生态系统决定的。华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根本没有能力承载太多的人口。一旦出现千万级人口的超级城市,只能通过寅吃卯粮和压榨周边地区的方式来维持自身的发展。由于拥有的首都的光环,北京这棵大树为了支撑自身的超常规发展,得以把它茂盛的树系伸向周边的土地,攫取本应属于当地民众的资源和权利。正是这种虹吸效应,导致北京与周边地区间之经济梯度落差过大,两地居民的生存状态越来越不平等。因此北京的发展对于周边地区起到的作用,不是辐射而是抽血。可以这么说,只要环首都贫困带一天不摆脱因北京而处处受限的境地,这些地区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繁荣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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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笑我辈少年狂 时间:2016-04-06 11:35:00
  这章让人开眼界。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6 21:05:00

  第三章 迁还是不迁

  1、中国要迁都吗

  1891年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下,当时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钢铁公司——汉阳铁厂开始筹建。根据各国的设厂经验,铁厂要么煤铁两便,要么以铁就煤,要么以煤就铁。可是张之洞却以便于直接管理为由,将铁厂建在了既不近煤又不近铁的汉阳,致使煤炭、铁矿石、锰矿石、石灰石等原料都要溯江长途运来。如果按每吨钢需铁矿石两吨大致折算,汉阳铁厂因选址不在铁矿所在地,每吨钢需多费成本四两四钱。过高的生产成本使汉阳铁厂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一投产就陷入巨额亏损中。资料显示,至1896年汉阳铁厂共耗银568万两,为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为了办铁厂,张之洞甚至截留军费,但也只是杯水车薪,最终不得不将曾自诩为“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的汉阳铁厂改为官督商办企业。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机会成本,指做一个选择后所丧失的不做该选择而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也可以理解把一定资源投入某一用途后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利益。在1891年4月8日给盛宣怀的电报中,张之洞曾详细地阐释了将铁厂设在汉阳的七大理由。在他看来,将铁厂设在武昌省城附近而不是煤铁产地绝对是无比正确的抉择。可是对经济行为的评价并不是由经营主体说了算,而是要通过市场竞争进行检验的。不管张之洞给出的理由多么能自圆其说,在市场这块试金石面前,将铁厂设在汉阳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古语说:一步差三市。汉阳铁厂经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厂选址的机会成本过高。
  一个企业的选址有机会成本,一个国家首都的选址何尝没有机会成本呢?建都是一个政治行为,虽然无法像经济行为那样通过市场竞争进行效益评价,但也并不代表首都的选址不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作为对国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抉择,建都不但要衡量经济上的合理性,更要从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综合评价首都选址的成本与收益。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北京是否适合继续作为国家首都的质疑越来越多,根本原因就是定都北京的机会成本畸高。
  前些年,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迁都,原因是北京“城市病”严重: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虚高、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北京不适合继续作为首都。这一观点在社会上很有影响力。近几年来北京的城市建设基本上就是比照这些问题一一进行的:人口膨胀就加强户籍管理、提高落户门槛、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交通拥堵就实行严格的交通限行措施、大搞基础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环境污染就搬迁高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建设绿化工程;房价虚高就实行严格的限购政策、大力建设经济适用房;贫富差距过大就调节收入分配机制、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北京的管理者深知首都的光环对于北京的重要意义,因此千方百计弥补城市发展中的短板,尽量不给迁都论者提供口实。
  近些年,又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迁都,原因是北京“首都病”严重:北京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教育科研中心和北方的经济中心,同时又具有服务全国的会展、旅游、体育、医疗、商业等功能,过多的职能不但使北京的城市规模恶性膨胀,同时也造成了国家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等,因此北京不适合继续作为首都。这一观点也同样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于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与“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成了北京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北京的一大批产业和职能向河北境内转移,以期实现调解北京人口规模和促进环首都地区协同发展的目的。不难看出,继续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仅是北京市的心愿,而且在国家高层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认同。
  但是我们应当指出:不管是“城市病”还是“首都病”,与北京是否适合继续作为中国的首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北京在治理“城市病”和“首都病”方面所做的努力,对于是否有助于其维持首都地位的影响也不是很大。造成“城市病”的原因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能力的低下。造成“首都病”的原因是政治资源对于生产要素的管控力度过强。不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而是寄希望于通过迁都来转嫁矛盾,那么迁都就变成了以邻为壑、祸水东引。如果按照上面两种迁都论者的逻辑,即使迁都后北京的难题解决了,新的首都又会重走北京的老路,再次出现“城市病”和“首都病”。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要因新首都不堪重负而再次另择新都了。因此,如果说中国的首都要迁离北京,那么原因绝不是北京什么的 “城市病”和“首都病”,唯一能经得起检验的理由只能是首都选址不当。
  中国首都应迁离北京的根本原因是支撑北京建都的历史大环境不存在了。《韩非子》说:“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从中国几千年的建都史可以看出,一个城市如果能长久建都,最重要的是它能够顺应当时的历史大势,在整个棋盘上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比如在北宋之前黄河流域是国家的核心区域,“得黄河流域者得天下”,这时候黄河流域中虎视天下的关中和中宅天下的洛阳就都运昌隆。北京之所以在公元第二个千年一城独大、六朝建都,最根本的原因是五代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强势崛起,中国进入了“塞北本位”的时代。北京位于长城以南农耕区、蒙古草原、东北农牧混合区三大地理单元交汇处的地理位置,使得任何一方势力定都于此都能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因此能长久建都。晚清时,有人提出北京离海太近,外部军事威胁过于严重,要将首都迁往关中,马上就反对者提出“顾当我朝建国,满、蒙实当根本之区。挟满、蒙以莅中原,其势必据燕都为枢管”。甚至到了民国初年“南北议和”时,定都北京有利于“控制北纬”、实现“五族共和”的观点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是应该看到,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充当“地缘大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定都问题上奉行“塞北本位”已缺少最基本的社会基础。当前的形势是外蒙古独立已是既成事实,东北地区也已完全汉化,并无民族独立倾向。北京三大地理单元交汇处的地理位置,在整个东亚大棋盘上不再像之前那样具有“天元”的战略地位,地缘价值大大下降。相反,在外蒙古独立后,“秋海棠”不见了,北京正好处于“雄鸡”版图最为单薄的“颈部”,战略纵深狭小,而且需要同时面对东边海上和北边陆上的双重军事威胁。为了弥补北京在战略安全上的缺陷,满清政府耗费三千多万两白银打造北洋舰队,以期能守住北京东边的海上门户;新中国在“中苏对抗”期间在北部边疆陈兵百万,以防止苏联借道外蒙古对北京进行“斩首行动”。腹背受敌的北京成了整个中国安全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区。
  除了地缘价值下降和军事安全堪忧外,建都北京的成本也过于高昂。人类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基本的一点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要形成良性互动。北京所处的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水热条件不佳,从当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考虑,并不具备负担千万人口级的超大型城市的能力。新中国建都北京不但使北京的城市规模获得了超常规的扩张,也顺带提升了天津的地位,致使生态资源贫乏的华北平原北部出现两个千万人口级的超级都市,而且其中一个的人口还超过了两千万,这在整个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不计后果的人口聚集,对于当地来说无异于一场生态灾难,也使得京津的发展走上了透支自身发展潜力和掠夺其他地区资源的道路。为了维持首都的发展,国家不计成本地从各个层面对北京进行大力扶植和政策倾斜。从某种意义上说,建都北京已成为中国的一种负担。更令人不安的是,北京还处于高强度地震带上,是世界上发生过8级以上地震的三个国家首都之一。像北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一旦发生强地震灾害,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北京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由它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属于先天不足,很难通过后天的人为干预进行弥补。如果北京只是一个普通城市,它的这些缺陷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淡化,比如北京虽然战略纵深狭小且海陆两面受敌,但如果不是首都,攻占北京的战略意义就大为下降,那么受到外敌攻击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减小了;再比如说如果北京不是首都,虽然在建国后城市规模肯定也会扩张,但绝不会出现如今这种恶性膨胀,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会大幅降低,即使出现强地质灾害,风险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大。可以说北京建都,使其本身的因地理位置而造成的缺陷被急剧放大,不但给自身的城市发展造成巨大的掣肘,而且影响了首都的安全和各项功能的发挥。这就像让一个有轻度腿疾的人长期负重,结果只会让腿疾越来越严重。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6 21:06:00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良禽择木而栖,既然北京不适合继续建都,那么我们将首都迁往他处不就行了。事情可能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国都作为国家的象征和政治统治的权力运作中心,向来被视为国家的根本之地。国都位置的选择一般来说是各方势力集体博弈的结果,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战略取向。因此国都一旦选定后,一般都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变更。而且一个城市建都的时间越长,它作为首都的“势能”就越大,想撬动它的地位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大。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导致国都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政权更迭。在和平时期迁都往往会给人以动摇国本的感觉,从而容易招致多方面的反对。
  除了政治上的争议外,迁都在经济上也是巨大的负担。经济学中有一个“路径依赖”理论,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在1949年确定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后,北京的各项建设都是以保证首都功能的实现为前提的。几十年的建设使北京拥有了一大批以履行首都职能为目的的配置,而这些配置在其他城市一般来说是不具备的。如果中国的首都从北京迁往他处,不但会使这些配置中的相当一部分闲置,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在新的首都又要重新配备这些配置,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的负担。
  今天的中国在首都的区位问题上,事实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要继续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每年需要花费相当可观的费用为北京寻找水源、防风固沙、治理污染等,同时在军事安全和地质安全上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是扬汤止沸,属于 “长痛”;如果要将首都迁离北京,又可能会在短期内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政治动荡,并将耗费巨额的迁都成本,这是釜底抽薪,属于 “短痛”。是“长痛”好还是“短痛”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还是要先认真地研究一下古今中外的迁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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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融创坑蒙拐骗赖1 时间:2016-04-07 17:14:00
  引古论今,壮哉!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7 19:00:00
  顾祖禹说:“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指黄河)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北宋是一个亮点颇多的朝代,在农业生产、城市建设、科技进步等方面都很有建树,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就有三项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诞生于北宋,而且北宋无宗室、外戚、宦官擅权专政,文官待遇也是历朝中最好的,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宋史专家邓广铭说:“宋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然而,正是这个“空前绝后”的北宋因为都城位置选址不当,被金兵攻破开封而暴亡。不知徽、钦二帝被掳到北方受尽污辱时,是否曾千百次地诅咒过老祖宗赵光义当年“在德不在险”的高论?
  宋人饲弱虎于亡羊之野,子狎甚,母怒之。其父咳然曰:“若毋患此虎也,且弱子幼而狎之,长且缒虎穴不畏,独奈何为是葸葸者为哉?”比长,子见啮其父,枕而哭。母睨而视之,唶曰:“嗟乎!是累累者君欲也,长而不迁,不死何待?求死而得又何哭焉?”不顾而去。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的“墨菲定律”指出:你越是担心某件事情会发生,那么它就越容易发生。欲灭其国,必陷其都。在两国对战中,国都从来都是敌方的首要攻击目标。北宋贪图开封在漕运方面的便利,明知其在军事安全方面存在致命缺陷,却心存侥幸拒不迁都,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结局,正应了宋人饲虎中“是累累者君欲也,长而不迁,不死何待”的教训。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北宋在国都问题上当迁不迁的下场,值得后来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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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8 19:28:00
  朱棣21岁受命就藩北平,在北平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是保卫东北边境和征讨蒙古北元势力中众藩王中军功最大、战绩最多的亲王。他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北元的残余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仍有复辟的可能性,而南京位置偏南,定都于此难以控制朔北。迁都北京,不仅可以避免了“南兵北调,南粮北运”的现状,使军队免受长途奔波之苦,有旺盛的精力、稳定的情绪和充沛的战斗力,从而使部队能够迅速出击做到快速反应,以确保优势兵力的调配,而且有利于密切同北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增进对北方地区民族之间不同情况的了解,便于就近对敌对势力进行分化打击,将有潜在威胁的势力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加强对北疆和东北疆的统治。明代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说:“以我国家之势论之,不得不都燕。盖山后十六州,自石晋予狄几五百年,彼且自以为故物矣,一日不还之中国,彼肯甘心而已耶?其乘间伺隙,无日不在胸中也。且近来北鞑之势强于西戎,若都建康,是弃江北矣;若都洛阳关中,是弃燕云矣!故定都于燕,不独扼天下之吭,亦且制戎虏之命,成祖之神谋睿略,岂凡近所能窥测哉!”

  从军事角度来看,朱棣迁都北京其实也是一次军事冒险,它以牺牲大纵深的防御体系以代价来增加长城一带的防御力量,化朱元璋的多层的韧性防御为单层的刚性防御。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敌人如果突破一线也意味着突破全线,不给自己留后路。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朱棣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略,深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终明一世,虽然也发生游牧铁骑兵临北京城下、君王亲征被俘的事,但是北京作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大本营,从未向塞外民族屈服,“九边”一线也牢牢地守护着长城以南农耕区的安全。正如清代徐元文在给顾炎武《历代宅京记》所作的序中说的那样:“明成祖不迁北平,而南都未所以二百四十年而无事”。

  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称帝。34年后,来自北方的反叛势力兵临南京城下,推翻了朱元璋指定继承人的政权。幸好这个反叛者是朱元璋的亲儿子而不是其他统兵大将,即位后继续帮他扛“大明”的旗帜,否则明朝的国祚真的只有区区的34年,毋庸置疑会成为定都南京的短命王朝俱乐部中的一员。对于明朝来说更为幸运的是,朱棣夺取政权后能够正视南京作为国都的缺陷,以排除万难的决心迁都北京。不管对于朱棣迁都北京有什么样的争议,明朝276年的国祚足以说明一切。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赵匡胤明知开封不宜为都,欲迁而未迁,终致“靖康之难”。朱棣察定都南京之病,毅然决然南都北迁,终使明朝国祚长久。当一个国家的首都不适合继续为都后,在迁都的问题上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相反,如果能顺应形势及时迁都,往往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因此,迁都不仅是变更建都之所,更是调整国策、扭转国运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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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淡一: 举报  2016-04-09 09:17:31  评论

    在你的微博中没看到这篇文章哟
  • 吴星生: 举报  2016-04-09 10:01:21  评论

    我在网上发的所有文章,我的博客中都有的。这一篇在我博客中的题目是:《中国应迁都重庆》18第三章 迁还是不迁3.南都北迁改国运
我要评论
作者:xrjs2001 时间:2016-04-08 20:38:00
  看到这里,至少还写得有理有据的,很想知道作者描述迁都重庆的理由。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8 20:59:00
  再耐心地等几天,从第四章开始有整整二十多节全都是详细阐述迁都重庆的理由。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9 19:15:00

  4、建都三要素

  “地理环境决定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是确认自然条件(即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种思潮。这派理论以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曾广泛流行于社会学、哲学、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中,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在《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一书中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并决定着人类迁移和分布,因而地理环境野蛮地、盲目地支配着人类命运;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1920年在《人文地理学原理》一书中认为自然条件是经济与文化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客观评价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地理环境虽然不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要件,但是它在很多时候确实对社会发展起到了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城市是人类对自然改造最为深刻的地方,而首都又是城市序列中最为重要的成员。相较普通城市而言,在首都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所起的作用往往以几何倍数被放大。作为控制全国领土和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神经中枢,首都在一个国家的行政中心等级中居于最高层次和级别的地位,是执掌和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的地方。这种特殊的功能和定位使得首都城市成为一国领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使得国都的选址成为事关国运的大事。如果国都的地理位置选择得当,往往能对国家的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反之则很有可能出现“棋错一着,满盘皆输”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国家首都的区位选择过程中,对地理环境进行认真研究变得至关重要。
  首都,首先是一种地理上的存在。什么样的地理条件才能符合建都的硬性要求呢?这应该是国都选址的逻辑起点。英国地理学家柯立希在《大国都》一书中曾归纳定都三条件:叉路口——交通便利之所,谷仓——丰富的物资、粮食供应,要塞——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明代陈建在《建都论》中说:“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对都城城址选择各个因素做了比较精辟的论述:“古代都城所在地的选择,一般是探求国土的中心点,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凭恃险要的地势,与其对策略相联系,建立王朝或政权建立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较为富庶的地区。”……虽然具体的表述有所差异,但概括起来古今中外普遍认可的“建都三要素”是:安全、经济和管理。
  安全,对于国都选址而言,主要指周围要有可以作为防护屏障的山形地势。首都是国家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国家政治管理和权力的中心。首都之于全国,犹如人的大脑之于全身。大脑指挥、协调着全身各器官的活动,它一旦失灵,全身虽不至于立即解体,但也至少部分瘫痪。纵观历代各国历史,无论是外患还是内乱,均以占领首都城市为目的。此目的一旦达到,基本上意味着原有的国家及其政权被推翻。“顾都城根本,关系一国存亡”。因此在国都选址时,安全应当是第一要务,军事上无重大安全缺陷应该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而要达到这一标准,借助于国都周边自然形成的一些天险,如山脉、河流、关隘等,就显得非常必要。
  “险可恃而不可恃也。”险之不可恃,是因为决定政治兴亡的自有更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富国强兵,自可怀敌附远,弥患于未萌。险之可恃,是在政治、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前提下,因地设险,防患于未然。正所谓“强弱无常形,盛衰无定理”,一国强盛时固然可以四面出击、横扫八荒,可是实力处于低谷时如能借助地利进行防守,也可以为自己扭转局势、反败为胜赢得更多的时间。因此,在政治兴亡和军事成败中,地理因素虽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利用好的话,却能对某一具体的历史进程施加影响。
  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在选择建都之所时,周围有可以用以构建牢固防御体系的山形地势,成了建都的必要条件,如西汉定都长安,看重的是“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东汉建都洛阳,看重的是“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八关都邑,八面环山,五水绕洛城”;元朝建都北京,看重的是“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明初朱元璋建都南京,看重的是“今建业长江天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右环大江,左枕崇岗,三面据水,以山为郭,以江为池,地势险阻”……
  经济,对国都选址而言,最先指国都周边地区要有充足的物资供应能力,后来也逐渐扩大到建都选址要有利于国土开发等问题上。国都首先是一个城市,在近代之前中国历代的国都一般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城市,像唐朝的长安、南宋的临安、明清时的北京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满足偌大一个城市的物资供给,压力是相当大的。因此,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考虑都城的选址时,必定会对京城周遭的经济环境进行一番详尽的调查,力求使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或使政治中心靠近经济重心,靠向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当然,一个王朝的国都选定反过来也会对王朝的经济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文明的属性上来看,中华文明属于大河文明,灌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定都首先考虑的经济因素便是农业经济的状况和农业经济的重心。农业稳则天下稳,农业兴则天下兴,农业有则天下有。由于农业经济开发时间早,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中心也一直徘徊在黄河流域,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重合度较高。北宋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则从黄河流域转移到江南,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使得国都的物资供应出现了困难。这时,远距离的物资运输成了必然的选择,尽管这样做劳民伤财,经济成本相当高昂。
  不管是柯立希说的粮仓还是陈建说的漕运,关键的问题是要保证国都的物资供应。中国历代王朝在解决国都的物资供应方面,大致也是采取这两种措施:一是定都于粮仓,如西汉定都关中,看重的是“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在此”;东汉定都洛阳,看重的是“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二是借助漕运,如北宋定都开封,看重的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元朝定都北京,虽然距离当时的经济中心江南地区相当遥远,但是京杭大运河和海运两大交通网保证了大都的经济供给。
  管理,对于首都的选址而言,主要指国都的地理位置要便于政令传达、物资集散和兵民往来,利于中央政府实现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国内政府间关系的中轴线,并且决定着整个国家政府间关系的基本格局。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顺与否和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兴衰成败呈正相关关系:当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协调时,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就会比较兴旺和强盛;而当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相互对抗矛盾时,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阻碍,陷入动乱和衰退之中。中国历史上,地方政权乘中央政权衰弱之机割据自立,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并不鲜见。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09 19:16:00
  在中央政府眼中,地方政权既是在辽阔疆域中实现中央意志的必要存在,但同时也有可能演变为叛乱之源,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作为国家施政方针的重中之重,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第二年(前220年),就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为的就是地方一旦有变,中央可以迅速调集军队应对,以保证中央对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作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国都的选址也要有助中央政府实现“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的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确保中央政府与各地往来的通达,方便中央政府监视、控制地方政权,实现“一兵一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也”,并将可能的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的统治者在定都过程中都将利于应对地方的突发事件、益于中央控制全国作为国都的必备地理环境之一,比如西汉定都长安,看重的是“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东汉定都洛阳,看重的是“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北通幽燕,南系荆襄”,“八方辐辏”、“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五代和北宋定都开封,看重的是“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荆湖之运漕”,“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都就像一个三足之鼎,而安全、经济和管理就是鼎下三足。如果这三要素足够优越,鼎下三足都十分健硕,那么国都的位置就容易稳固,可以长久鼎立天下,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反之,国都的地位就很可能会动摇,难以长久建都,甚至有可能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安全、经济和管理这“建都三要素”有所缺失时,通过迁都来弥补原有首都的缺陷,就成了一个政权及时战略止损、优化全局地理资源配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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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10 18:14:00

  5、安全导向型的迁都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的国都地位并没有被废,而是成为了“留都”,为的就是在南方为大明王朝“留后手”。公元1644年,整个北方的局势已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山海关外的辽东土地尽失,屡次侵扰华北的满清铁骑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入主中原;李自成号称百万的起义军在山西围宁武、破大同,兵锋直指北京。从当时的情况看,北京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迁都南京、启用明初留下的战略后手,是唯一可选择的良策。明末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东南各省却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经济富庶且人口密集,加之有长江之险,缺乏舟船的满清铁骑和农民军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过江的,另外,南京六部尚在,政府管理体系健全,大明王朝如果迁都南京,依赖富庶的江南经济和长江天险,很有可能东山再起。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完全没有体会到明成祖当年保留南京“留都”地位的良苦用心。据《明史》记载,崇祯皇帝在答复大臣李建泰疏请南迁时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最终,国祚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国都北京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后,黯然落下大幕。
  国都乃国之重器,不可轻动。然而不可轻动,不代表完全不可以动。对于每一个王朝来说,定都都可以算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因此都城的选定必定是通盘考虑、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过受到地理环境本身的制约,各方面完美的首都几乎只存在于理论中,任何都城在履职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另外,决策者在进行权衡比较时往往会受到个人经历、利益集团、主观好恶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使得都城的选址未必是最合时宜的,致使定都成本过高。也有一些情况,定都者选定的国都就当时的情势而言是最优选择,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国家和国都周边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当初的上上之选逐渐沦为下下之地,使得新的当权者必须忍痛割爱,重新为国选都。因此,从人类有建都史以来,迁都就一直与建都相伴而行。
  在建都三要素中,重要性排第一的永远都是安全。因此,决策者在为国都选址时,首当其冲要考虑的就是国都的安全问题。如果安全因素在优先序列中不是最高等级的,那么即使都城选址的其他方面考虑得极为周全,这个方案十有八九也是不合格的。也正因为安全因素的一票否决制,使得国都周边的安全形势恶化时,迁都就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国都安全受威胁而进行的迁都是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西周原本定都于镐京(今西安)。镐京接近戎狄,汧渭两水中间更是西戎入侵的路线。西周前期国力鼎盛时,对戎狄作战多有斩获。中期以后,国力衰微,戎狄屡次寇周,懿王甚至被逼迁居犬丘(今陕西兴平县南)。宣王时候,戎狄入侵更加严重,战争互有胜败,仅能依靠筑城防御阻止戎狄深入。公元前771年,申侯勾结犬戎攻破镐京,杀周幽王于骊山,西周灭亡。各地诸侯来镐京救援,打退了犬戎,立原来的太子宜臼为天子,也就是周平王,然后就回各自的封国了。没想到这些诸侯们前脚一走,犬戎后脚就又进来了,而且是经常进犯。当时,京师宫殿被焚毁,国库亏空,而且西边的很多土地都被犬戎占去了,边境烽火也是连年不息,“胡马过后,废池乔木,尤厌言兵”。于是,平王即位后第二年(公元前770年)在晋、郑、卫、奉等几路诸侯的护送下一路来到了洛邑(今洛阳),并将国都也迁于此,史称“东周”。
  西晋280年灭东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定都于洛阳。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允许边民内迁以来,大量游牧民族因各种方式被迁入。到西晋时,关中和凉州一带的外族已占当地人口一半。“八王之乱”后,西晋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弊端。从永嘉五年(311年)开始,匈奴、鲜卑、羯、羌、氐等少数民族趁机起兵作乱,开始了对汉人社会的大肆杀戮和抢劫。从309年至311年,匈奴大军三次围攻洛阳,洛阳失守,晋怀帝被俘。公元316年,匈奴发兵攻打长安,并且切断长安的粮运,晋愍帝在食粮断绝的情况之下投降,西晋灭亡?。《晋书》记载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匈奴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北方汉人王朝统治的基础不复存在。晋建武年间,晋元帝率中原汉族臣民从京师洛阳南渡,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南渡后的北方士族团结江东豪强共同协助西晋宗室司马睿重建晋王朝,定都建康,史称“东晋”。
  北宋建立后,定都开封。地处四战之地的开封无险可守,在军事安全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北宋末年,为了收复燕云十六州与金人订立“海上之盟”商议共同灭辽。没想到金人灭辽后顺势南下攻宋。公元1127年,金军攻破开封,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北宋灭亡。此时,在外驻守的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成了漏网之鱼,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当了皇帝。赵构称帝后因军事形势严峻,“行在”长期处于流动中:南京(商丘)——扬州——平江府(苏州)——杭州——建康府(南京)——绍兴府(绍兴)——杭州——建康——杭州。一开始大臣们准备迁都南京,赵构觉得南京都离长江太近,如果金兵先打破苏州,南北夹击,根本守不住,于是把杭州升为临安府,正式定都临安,史称“南宋”。
  中国历代因安全原因而迁都,绝大多数情况是不得已而为之,为的是在有亡国危险的情况下,通过壮士断腕、另起炉灶的方式割肉止损,以图重整旗鼓、扳回局势。明末崇祯皇帝誓死不迁都,虽然落得个“君王死社稷”的虚名,但大明王朝也跟着陪葬。周朝、晋朝和宋朝迁都后元气大伤,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荣光,但毕竟延长了百年以上的国祚。孰优孰劣,一看而知。当然,因为安全原因而迁都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在国际上也相当普遍。只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没有中国那么大的战略纵深,在战时进行迁都的可能性比较低。所以本着防患于未然的心态,有些国家在觉得首都的地理环境不安全的情况下,就主动迁都了。
  土耳其在显赫一时的奥斯曼时期是横跨亚、欧、非大陆的庞大帝国,控制着地中海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当时在欧洲部分,几乎整个巴尔干半岛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因此定都于伊斯坦布尔对于帝国来说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从军事上说是安全的。不过在后来的发展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与俄国,奥地利,英国等西方强国作战中败下阵来,沦为“欧洲病夫”,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它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几乎全部丧失,仅剩东南一隅(仅占全国面积的3.1%)。这时候,伊斯坦布尔在安全方面的问题开始突显出来。欧洲部分领土的丧失使伊斯坦布尔在陆上失去了战略纵深,几乎成为一个边境城市,更为严重的是,伊斯坦布尔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是一个港口城市,在土耳其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与欧洲列强抗衡的情况下,经常处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威胁之下,1920年还被英军占领过。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出于安全因素考虑,迁都于靠近土耳其国土中心的安卡拉。
  巴基斯坦独立后最初定都于国内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卡拉奇位于巴基斯坦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在国防安全上有相当大的隐患。印巴分治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就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问题于1947年到1949年爆发了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印度的海军较巴基斯坦要强大的多,如果继续定都卡拉奇,那么在之后印巴发生冲突时,巴基斯坦的首都存在着被印度一窝端的可能。卡拉奇在安全的上缺陷使得巴政府必须就首都所在做出新的统筹安排。1959年初,巴总统下令组织了有气象、铁路、水利、电力、农业等方面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的委员会,对首都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论证,最后选在旁遮普省最北端、拉瓦尔品第附近的波特瓦尔地区营建新都,并于1961年开始兴建。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打响,巴基斯坦决定迁都。当时,伊斯兰堡的建设还没有完成,但政府并没有等待,而是迅速作出决策,选择了靠近伊斯兰堡的军事重镇拉瓦尔品第作为周转,这也说明了当时巴基斯坦感受到威胁如何紧迫。
  缅甸自1948年独立以来,一直定都仰光。仰光虽然是缅甸最大的城市,但它与伊斯坦布尔和卡拉奇一样,是一个港口城市,没有任何战略防卫纵深,在国防安全上有巨大的缺陷,极易成为海上和空中的打击目标。“9.11”事件之后,美国挟反恐之名先后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引发了缅甸政府对自身命运的担忧。2005年,美国搬出了一份包括6个国家的邪恶轴心国名单,缅甸赫然在列。美国把缅甸列为“暴政前哨”,又斥其为影响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毒瘤”。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缅甸政府对继续建都仰光而容易遭受美国“斩首行动”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更坚定了其迁都的决心。2005年11月4日,缅甸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将首都从仰光迁移至内比都。内比都位于仰光以北 390公里,虽属缅甸中央平原地带,但附近地区有丘陵和山脉,西侧依托低矮的勃固山脉,东侧紧邻海拔千米的掸山脉,可进可退,缅甸政府的安全感大大增强。
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10 18:15:00
  韩国自1948年成立后,就定都于首尔。首尔的地理位置距离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军事分界线“三八线”仅四十公里,在对方的火炮射程之内,安全环境极其堪忧。朝鲜战争期间,首尔曾先后两次被来自北方的军队攻占。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开始了经济起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其中以首尔、仁川为核心,包括京畿道等地区在内的首尔经济圈约居住了韩国一半的人口,GDP占全国的70%左右。虽然朝韩双方的军事现代化水平相差很大,但朝鲜的1.3万门火炮正对着首尔,而且经常恫吓“要让首尔变成一片火海”,“在数小时内将首尔打回石器时代”。如果朝韩开战,就算最后韩美打败了朝鲜,也只是获得一场“惨胜”,“汉江奇迹”将灰飞烟灭,韩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一下子倒退几十年。因此,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韩国政府就考虑迁都,2004年迁都计划因被裁定违反宪法而搁浅,原本选定的位于韩国中部的新首都世宗市随后演变成“行政中心城市”,于2012年7月1日正式启用为行政首都。
  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于国防安全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很多在冷兵器时代不可逾越的天险,在现代化的军事装备面前变得不值一提。但是这并不代表国防安全就可以完全无视地理环境的影响了。从近些年国际上的几场战争来看,地理因素仍在现代战争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利用本国的山形地势,将首都迁到一个安全环境较好的区位,对于降低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军事威胁有相当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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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吴星生 时间:2016-04-11 19:13:00

  6、经济导向型的迁都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由于受自然地理的影响,中国的河流大多东西走向,隋朝时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使得中国的南北方之间增加了一条运量大、运费低且安全可靠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这对于增加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维持北方国都的物资供给有着重要的意义。唐和五代期间,中国的政治中心从长安东移到洛阳,再从洛阳东移到开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使国都的位置更靠近运河,方便漕运。元代定都北京,是军事、政治因素主导下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都的物资供给可以被忽视。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重,无不仰给于江南”。京杭大运河承担了南粮北运、保证北京物资供给的重要职责。元代时每年从南方运往大都的漕粮在100万石以上,有些年份竟达300多万石。在元、明、清三代历时500多年的时间里,京杭大运河成为“丰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的南北大通道,对于北京政权的巩固与维持有着重要影响,可谓“天下大命,系此一河”。
  定都是典型的政治行为,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因为首都首先是一个城市,而且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中央政府及其隶属机构的高度集中以及政治资源外溢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使得首都的人口高度密集,对于物资供应提出巨大的要求。可是城市本身是不具备农业生产能力的,各种生活资料大部分必须从外部输入,特别是粮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粟”。因此要保证首都的正常运转,一般情况下京畿地区要具备足够的经济能力来供养这个首都,既必须位于平原地带,还不能太小,水源、粮食还有各种物资都要得到充分的供应。而当首都周边的经济环境恶化,不足以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同时又没有漕运之类的替代措施时,首都的区位选择就有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商朝建立后,它的都城有过多次迁移。当时的农业生产主要利用土地的天然肥力,实行休耕和轮作,过若干年后就要放弃耕作过的土地,到异地重新开垦。而且那个阶段黄河的泛滥和改道是经常发生的,在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固守都城抵档洪水是不可能的。因此,早期的商人还摆脱不了游牧或迁移性农业的影响,养成了以迁移对付自然灾害、克服生产或生活上的困难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习惯。但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疆域的扩展和统治手段的加强,这样的迁移其实已经没有必要。到盘庚时,他决心加以改变,迁都于殷。殷都三面有水,一面背山,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天然防御圈,同时地位于古黄河、漳冲积扇上,地势较高,排水良好,土壤肥沃,是理想的农业地带,非常适宜古代人类居住和生活,是统治者立国定都的理想场所。盘庚迁殷后,商朝的首都就长期固定下来了。《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唐朝原本建都长安。武则天称制后,于684年迁都洛阳。她掌权期间,除了701年10月至703年10月住在长安外,一直居住在洛阳。武则天之所以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原因主要是经济因素。长安的粮食主要依靠关中平原,虽然关中平原被称为富庶之地,但毕竟狭小,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膨胀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或者遇到旱灾就会产生粮荒。而且,从关东漕运粮食至长安,不仅路途遥远,而且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势湍急,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漕运付出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十分有限。682年关中地区饥荒,高宗让太子留守长安,自己率宫廷到洛阳“就食”。因为情况紧急,出行仓促,随从人员竟有半途饿死者。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其西端的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为伊、洛、河、济四水交汇处,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定都洛阳,可以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尤其是粮食的供给。陈寅恪先生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
  石敬瑭因割让燕云十州给契丹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尽管是臭名昭著,但是就是因为这一举动,石敬瑭得以借助契丹的骑兵灭掉后唐,成为后晋的开国皇帝。公元936年后晋建立后,最初是仿后唐旧制,以洛阳为都城。可是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的跋扈和外患的侵扰,洛阳一带屡次变为战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再也无力承担国都重任。后唐建都洛阳,由于漕运不便经常闹粮荒,最终引起兵变。由于江淮地区负担了五代政府赋税的来源的绝大部分,一旦离开江淮漕运,北方政权就无法维持。于是,石敬瑭把眼光瞄向了同在永济渠另一头的开封,于937年将首都迁到了汴州,将汴州升为东京,置开封府。第二年,石敬瑭下了份诏书:“为国之规,在于敏政;建都之法,务要利民。历考前经,朗然通论,顾惟凉德,获启丕基。当数朝战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廪咸虚。经年之輓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隋朝开凿了大运河后,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后晋迁都开封,改变了中途转动的情况,江南大批物资可以直接到达都城开封,保证了都城的物资供应。
  对于国都的物资供应问题,史念海先生认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须具有一定的自然条件,使所必需的物资能够在都城附近就近取得,而不假于外来的助力。如果需要外地的供应,期间难易的程度,也应在考虑之列。若是过分困难,对于都城的地位能否长期地保持下去,也不是毫无影响的。”中国历史上因经济因素而进行的迁都,大都是以保证国都的物资供应为导向的。从最近几百年国际上的实践来看,通过迁都来调整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布局,利用首都区位的调整带动相关地区的经济成长,以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进步或平衡,成了相当多国家的选择。这种类型的首都选址调整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导向型的迁都。
  18世纪之前,俄国的首都是莫斯科。彼得一世1689年掌握实权时,与西欧相比,俄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被视为欧洲的穷乡僻壤。彼得一世力图改变俄国的落后状态,为此曾隐姓埋名亲自前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求学考察,亲眼见识了西欧飞速的发展,也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局限。回国后,彼得一世发动著名的“彼得一世改革”,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事业,开始了全面猛追西方国家的进程。为了更好地与欧洲国家进行交流,学习欧洲先进的经济文化,彼得一世不惜发动战争,夺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于1703年开始在在涅瓦河两岸,即在刚征服瑞典所获的土地的一部分上,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为了打开了一扇瞭望欧洲的窗口,将俄国带到欧洲的世界里去, 1712年彼得一世把首都从距离西欧相当遥远的莫斯科迁到波罗的海旁的圣彼得堡。从此,圣彼得堡就成了俄国与西欧交往的主要地点,俄国可以从圣彼得堡连接上与欧洲国家的轨道。
  巴西的原首都里约热内卢是巴西最大的海港,南美最大的都市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但其地理位置偏居东南一隅。1950年前后,巴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集中在里约热内卢周围,东南部的面积只占全国的11%,四个州却占全国总人口的43%,国民收入的65%,仅圣保罗一个州总提供了联邦全部税收的50%,雇用了40%的巴西工业劳动力,其生产值占巴西工业生产值的一半。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一直相对落后,一直以林业、畜牧业为主,缺乏工业基础。这样就有所谓“两个巴西”的存在:一个先进的沿海巴西,集中在东南部的狭长地带,其发达程度堪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一个是荒凉落后的内陆巴西,是全国的“低谷地带”。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的经济格局,当时的巴西军政府制定了“以某一大城市为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的开发”的区域经济开发战略。在人迹罕至的巴西高原中部兴建新都巴西利亚就是这种增长极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1960年巴西政府决定迁都巴西利亚,这一举动对于国家人口和财富在区域间均衡分布的推进力量正在不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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