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达模老师
二十多年前能够去海南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机遇。这得益于一个我终身难忘的老师，达模老师。
达模老师是我们常德的骄傲。他是临澧人，1965年在中科院遗传所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遗传所工作，专门从事细胞遗传学和辐射诱变基因等课题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曾多次获得国家和中科院的重大成果奖，93年他开始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
他现在已经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了，可在二十多年前，我在给他做助手的时候，他的职称还是副研究员。其实我这个“助手”称号是我自己封的，目的是美化自己。当时他真正的助手是一个刚从上海生化所毕业的研究生小余，而我的身份只不过是达模老师手下的技工。达模老师为了照顾我们的面子，喜欢将全部手下都视为助手，而我们自己也很虚荣地喜欢助手这一称呼。
在我跟随达模老师之前，达模老师的工作单位是中科院遗传所设在海南的一个实验站。那年，海南实验站从遗传所分离出来，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中科院长沙现代化所，原来海南实验站的全部工作人员都迁回了湖南。这样我才有了替达模老师工作的机会。
达模老师和他的科研机构虽然迁到了湖南，可他还有一些原来在海南开展的研究项目还没完成，特别是在他的研究中有一个辐射诱变基因的项目，需要使用钴-60r射线来作为辐射源，而这钴-60设备当时只有海南才有（由于这种射线具有高度危害的辐射作用，遗传所在海南岛腹地的大山中，修建了一个永久性的深达几十米的防辐射井，专门用来安置钴-60仪器设备。实验站迁湖南时，这套设备没办法搬迁，只好留下专人看护）。因此他就只好派我们这些助手去海南，继续那些尚未完成的科研项目。可以说，我是很幸运地得到了这一机会。这样的事情如果在今天，那实在是没有什么幸运不幸运的，现在小小年纪走南闯北的多了去了。可在那个僵化的年代，能够因公出差到祖国的宝岛去，那可是非常难得的了。
二、初上宝岛
那时从湖南去海南没有飞机，海口和三亚虽然已经有了机场，但三亚机场是一个军用直升飞机机场，海口机场也只能起降小型飞机，而且每周只有两个航班，一个飞广州，另一个飞湛江。买飞机票必须持县团级以上的介绍信，因此一般的平头老百姓就不需要朝这方面费心了。
我们第一次去是坐的到湛江的火车。去湛江那条路比较偏，每天也就只有一趟从武汉始发的。因为是过路车，从长沙上车是不可能找到座位的。运气好的，也要过衡阳才能找到座，运气如果不好，那就一直要站到桂林才行。桂林是个大站，来这旅游的人多，下的人多了，原来站着的就容易找到座位。可我们每次经过桂林时，也同样被桂林的山水所诱惑，总是要在这里下车去玩上一天。可等到第二天再挤上车来时，车上又还是满满的没有座位了。
湛江这个港湾城市，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文革前在这拍过一部反映女跳水队员生活的电影，这电影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刻了。那湛蓝的天，碧绿的水，穿着鲜艳的游泳衣的漂亮姑娘，从十米高台上像燕子一般飞下来，一头扎入水中，又变成了一条美人鱼。更令人称奇的是那些水底拍摄的特技镜头，竟然能够让观众看清楚美人鱼在水底的活动。
从湛江到海口是水陆联运。开始时坐汽车，汽车要穿过整个雷州半岛，在半岛上第一次看见了剑麻。汽车来到半岛最南端的海安，这是一个小镇，可几乎没有什么居民，环顾四周，好象全都是提着行李等候渡海轮船的旅客。站在海边向南望去，对面应该就是海南岛，可琼州海峡太宽，怎么都望不见海南岛的影子。
轮船航行在琼州海峡，速度很慢，不会比我们洞庭湖的轮船快。海峡其实并不宽，轮船行驶到海峡中间时，北面的雷州还没有消失，而南面的琼州已经在望了。
海口是海南特别行政区的首府城市，可在二十年前，海口的城市规模还很小，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走完整个城市。我们住的市内最大的饭店华侨旅行社，是一幢三层楼房。在那里停留的两天里，我还因为感冒去市人民医院看了次病，那医院就像是我们那儿的公社卫生院。
从海口到三亚的公路交通有三条路线，即东线、中线和西线，一般都习惯走东线，因为东线的路况比另外的两条要好。汽车行驶在东线公路上时，我终于发现了海南比我们湖南先进的地方，那就是海南的公路质量，要远比湖南的好得多。同样都是柏油路面，但海南的公路就没有我们湖南公路上常见的坑坑洼洼，坐在车上，从没有感受到一点点颠簸，就像行驶在现在的高速路一样。从海口到三亚有三百多公里，只花了五个小时就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