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观对文化翻译的对策论意义

楼主:chenggongyi123 时间:2013-07-17 15:48:17 点击:63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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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手段,翻译在阐释、传递和建构文化价值观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同时,一个民族或个人的文化价值观也会影响其对他者文化的态度:融合或排斥、宽容或狭隘、友好或敌对,具体在翻译中来说,文化价值观往往决定着豳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发挥着一种支配作用。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为何这样翻译而不那样翻译?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接受者(如译人语文化中的翻译赞助人、译者等)和输出者(如译出语文化中的翻译赞助人、译者等)的文化价值观中找到答案。
  (一)文化价值观决定翮译文本的选择
  文化交流从来就是一个互利的过程,译入语文化在选择翻译文本的时候,往往会带着服务于本文化的功利性,选择对于译入语文化来说具有意义,或者说具有价值的文本。以中国清末的翻译高潮为例。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如狼似虎地扑向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时,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也开始大量涌人。单一稳定的文化价值系统遭到破坏,传统的意识形态受到强烈冲击。中国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开始有意识地向西方学习,但那时的学习仅仅停留在船坚炮利、声光电化等“器物”层面,企图在不改变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引进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种态度的背后,仍然挣扎着晚清士大夫对中国本位文化的自信心或“不甘心”。但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之战彻底摧毁了士大夫们的这份自信。在这次战争中,洋务派苦心经营了约30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持续了 30年的洋务运动就此宣告失败。甲午战败在中国社会引发的思想变化被梁启超称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2000 : 269〕很多学者把甲午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大转折点,甲午后,上至朝廷士大
  夫,下到民间读书人,个个反思洋务。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证明难以担负救国强国的重任,维新派取代洋务派走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对现实的认识从洋务派的“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发展到了“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他们意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从政治制度上去学习外国,在当时,这就意味着要重
  视翻译外国的“政事之书”,即政治、法律、教育、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然而数年之后,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呈现出后来者居上的气势,在数量和影响上都大大超过了科学著作的翻译。究其原因,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和“百日维新”等一系列的失败和挫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认识到靠清廷维新救国的路径行不通,不得已之下将注
  意力转向群众,而开启民智最方便、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莫过于小说。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一应全。在这些翻译小说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以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为代表的所谓通俗文学。这些小说类型之所以能够盛行,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学体裁的新颖,同时也因为它们符合当时的文化价值:能够满足当对读者的愿望和需求。国人厌弃封建制度和虚伪的共和制度,在列强的压迫欺辱下,痛感科学力量的伟
  大,人们迫切想在政治小说中祈望新的民主制度,在科学小说中领略科技的魅力,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平法制。(张萍,2002:53)应该说,当时的译者并不是随意选择翻译的对象,而是带有明确的翻译目的的,林林总总的外国小说无不符合新的文化价值观,服务于当时政治改良、文化改良以及启迪民智的需求的。
  (二)文化价值观决定翻译策略
  当某个文化中的人们认为本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时,就往往会习惯于用本文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思考,判断,排斥和片面否定他文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文化中心主义。远在夏朝时期,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称其四境民族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从那时起就在中国一直源远流长,这样的思想也一直存在于各个时期的翻译活动中。当某种文化处在中心位置时,它往往会认为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是最好最合理的。仍以晚清为例。当时中国传统文学仍处于中心位置,士大夫阶层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学充满由衷的自豪感,虽然小说在梁启超等人的提倡、提升之下得以进入文学的殿堂,但域外小说被大加赞赏的原因仍只在于其“开启民智”的功利性,其文学性未必被看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悠久文化文学传统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把域外小说奉若神明,相反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域外小说纳人中国传统文学观的框架内进行操作,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学规范对它们进行改造,以发挥它们在译人语文化中预期的作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小说译者对域外小说的增删改易就不是个别译者的随心所欲,而是代表了一种策略的表达方式。这样的例子在国外翻译史上也绝非罕见,古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希腊之后,以胜利者自居,把希腊作品看作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菲茨杰拉德在翻译古波斯诗人欧默,彻亚谟的《鲁拜集》时认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写,(Lefevere,2004:70)这些都是源于译者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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