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易理的七宝楼台——基于特定文化场景的知识建构史

　　一：方位与方向

　　先来区别一下“方”与“位”。
　　“位”，基于特定“感受者”的空间体验，所标记及界定的具体位置关系，并因其为他者所接受，而具有了较为确定的“约定式的”公众意义。
　　“方”，具有被基于客观外在的自然界，所派生及凝练出来的公共标准，所界定与确定的意义。
　　在后文中，我们会在“位”的意义上使用“方位”这个词，而在“方”的意义上，使用“方向”这个词。
　　下面，我们即就“方位”与“方向”的概念，从其被感知、到被认知、确定、落实、规定出来，再到沉淀到文化内核的深处，并籍此而推衍并演化出旨在自利与该本体文化的生存利益的新的文化建构，这一系列的、并呈现为顺理成章之特征的文化过程，进行基于文化想象性质的推论与“试还原”，以期建构出其大致的解释模型。

　　01：方位

　　“方位”概念的被确定，首先是以特定感受者所处的位置为基准定位的。而由于人类所具有的往前/往后式的行走特征，使人们得以对位于身体二边的位置空间，进行“左”与“右”的区别。“前后左右”这种位置区别的产生，客观上呼应了我们所身体具有四面形的属性特征，并在位置观念上，确立了基于由身体四面形所决定的由前、后、左、右所构成的“人为式方位”。
　　易言之，根据自身所处的位置，我们可以对身边的周围空间，产生“前、后、左、右”的区别与标记，并基此而获得定位的依据。这一模式基准，中外皆然，持续至今，未有改变。比如，我们对左右的识别与指称，即是以“我”所处的位置为视角的本位。
　　扩展开去，我们可以将自己能被他人熟知的定居点如房屋，推广适用到这一定位的基准模式中。在这里，“能被他人熟知”所限定的“公众性”识别条件，是我们得以将其“设定”或者说“约定”为基准定位的关键所在。
　　但如果“我”并不能拥有绝对的独断性权威的话，那么，在这个由不同的感知个体——“群我”所充实、构造并主宰着的空间话语里，必然会面临着究竟该以谁所处的位置，为基准定位的不确定性。
　　在此情况下，就要援引一些天然就具有其“公众特征”的标志物，为标记位置的基准点。比如，在“群我”共同置身其间的村庄中，以村长的住宅，村社的建筑，标志性的大树、水井，或是村外的山头之类。这也构成了我们今天以公共标志物为标记位置的方位识别习惯。
　　但我们不免发现，“方位”对“公众约定”有着较大的依赖性，这个由“我”或“群我”所感知并规定的对空间的区别与指称方式，难免有着较多的族群或区域式的独断色彩，这就对我们能获得一个足以让“他者”或“群他”都有理由接受为具有更广泛公共意义的空间判定方式，构成了极大的制约。
　　而分处各地的不同“他者”，之所以“不方便”接受，首先是自然的约束，即它只适合在一定的、能被察觉与识别的空间范围内有效使用，一旦扩张到了经验与知识能力无法察觉并区别的其它地方，就很容易被这种扩张了的空间所湮没；其次是知识与政治话语权问题，由于该定位方式，缺乏其适于普遍推展的独特的技术成分，这使得谁都无法肆行的扩张其对“方位”的判定权威，于是，只能导致群“位”纷争，莫所适从的局面；这就对我们提出了下述文化挑战：是否可以寻找或建构出一种能让大家都能方便接受的、具有更高公共性的空间标记方式呢？

　　02：方向：东西

　　当我们因为食物采集与搏杀猎物的需要，而走出自己的村庄时，那些较为显眼的、能被更多族群及区域所接受的公共性标志物体，随之就升格为了我们的定位基准了。
　　就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说，我们是把今天的广大女性，至今不惯于迅捷的区别东西南北，而习惯于识别较为显眼的标志性物体，当作由这个长达百万年之久的食物采集时代，所形成的对“方位”的识别习惯，蚀刻为其较为本能的方位识别习惯。
　　就这种习性的被沉淀历程而论，通常被认为需要十数万年的时间，其理由是：告别食物采集时代进入农业、工业时代的时间未久，这显然还未足以“长”到能驱使其改变，这种被沉淀为习性的习惯之地步。
　　由于村舍周边的食物总是有限的，就要求希望搏杀更多猎物的男性，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的山头与溪谷，但即使最大限度的增强我们的记忆力与识别力，似乎也再难仅仅依靠采用掐指头来数山头的方式，来进行较为可靠的空间定位。
　　同时，随着族群交际范围的扩大，也很难找到能被其它族群共同确认的标志性自然物，为共同的定位基准。但既然定位或者说位置标记，是必须具备的知识手段，那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更为广泛的公共约定，来达成具有普遍公共性的定位方式呢？
　　理论上这是可行的，事实上，人类也是这样做的，但具体到达成这种特定的公共约定的当时，不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过程让大家顺应并习惯，更需要一个能够被大家所公认为方便而可靠的现实理由的支持。
　　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使得任何知识或政治强权，谁都无法在其权力范围之外，找寻到一个能提供给所有族群及区域的，可靠而方便的公共性的“方位”标记法，这就宣告了采行强硬规定方式的不可行，而只能从大自然中寻找能被大家所公认的解决方式，进行文化约定了。
　　这时，规律性运转的太阳，显然符合我们的这个标准。应该说，我的上述追摹未必准确，只是基于对知识演化的逻辑递进过程，所进行的分解式描述而已。
　　事实上，即使是一些动物，也会天生的搞一些朝日夕月之类的参拜仪式，这或许只是它们的一种无法表述出其“知识”理由的本能行为，但当能对这种“知识”过程进行“理由”言说的智慧人类出现后，将东升西落的太阳，确定为能被世人所公认的“方位”标记法，就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之势了。
　　人类早期对于较大范围内的空间“定位”或者说“标记”方式，相信是根据一个又一个遥相可望的、较为显著的自然地貌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而进行其空间定位的；在“方向”这种纯文化的标记方式被结构出来之后，则因为能将太阳与时间对大地的相对关系纳入进来，而使得在较大范围内进行较为精准的空间标记，有了知识及文化上的可能。对日用而不知，日行而不觉的我们来说，或许无法体会并肯认到这种巨大变化的文化神奇之所在，但对古人来说，从无法自由扩展的“方位定标记”，到能普遍适应於整个大地的“方向定位法”被构造出来，应该说，已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根本性变化，或曰文化进步了。

　　03：方向：南北

　　如果说，“东”与“西”这二个方向，更多的属于依据自然特征，而被“体会”出来的自然方位的话，那么，“南”与“北”这二个方向，就属于根据上述自然特征，而被“发现”或者说“凝炼”出来的自然方位了。
　　或许，正是由于我们人类身体的四面形特征，不但当然的预设了“前后左右”这种四面形的人为“定位”，甚至也暗示并促使了我们必须产生：找出可靠的自然依据，来区隔并发现“南”与“北”这二个自然方向的事实理由的知识冲动吧。
　　虽然说，我们可以自然而然的根据“前后左右”这种人为的方位区隔，顺理成章的派定出“南”与“北”这二个自然方向，以满足我们人类对四面形方位的习惯性感受。比如：至今依然留存於我们生活习惯中，所普遍采用的按照所谓的“日中”概念，来判断时间，进而对“南北”进行“方向”定位的传统方式，以及更为精确的通过对日出的持久观察，所得出精准的“东西”定位，再垂直中分，以确定精准的“南北”定位。
　　世界文化皆以“东南西北”这种自然的顺序特征，来标记及指称其“方向序位”，唯独中华文化例外的以“东西南北”，这种文化了的“方向序位”来标记及指称被其认定为具有自然顺序特征的“方向”序位，或许正与“东西”与“南北”的这种被确定的过程及其方式有关。
　　这就是说，即使此时的中华文化已经完成了在经验与技术上的对“南北”的精准定位，但就其在知识确定性的理由与事实依据的确定基础来说，难免仍有缺乏切实可靠的自然依据支持的缺憾，这只有等到对“北斗”与“北极”现象，得到清楚的辨识并确认之后，才有望满足这种旨在基于自然现象为依据，并支持的知识确定性的证明，以及赖以推导的逻辑理路。

　　04：甲骨卜辞与考古学上的“四方”

　　甲骨卜辞中颇多商人对“方”在地域概念层面，亦即区域标记层面的使用情况，吉德炜将其解释为“边、界、国，或地域”，王爱和认为是政治地理性质的概念，据其统计，姚孝遂分辨出40个，岛邦男是53个，陈梦家为47个，钟柏生则统计出84个这类政体。
　　甲骨卜辞中的这类地域之“方”，应该说主要是通过以殷商所处的核心地带为基本感受特征，所进行的地域标记。有些类似前文所说的“方位”的意思。
　　在商人的“方位”架构中，处于位置感受核心是“中商”或“中土”，其周边的空间区域则被划归“东、西、南、北”这一“四方”式的位置体系中，分别归属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或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有学者曾对“方”与“土”进行过政治学区别，指“土”为商人是直接控制区域，而“方”只是其影响力所及的非直接控制区域。
　　但这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本文关注的是：商人援引前述的“方、位”概念，对其所处的世界，进行了政治地理层面的知识区分。
　　今天，我们在日常意义上所使用的“方”的概念，更多的体现在商人对其所处世界，进行宇宙空间区分的“方向”的层面，相对于“方位”意义上的“方”或“土”的概念来说，这显然是一种超越政治与时代层面的，具有更多公共特征的知识架构。所有涉及“东、西、南、北”的使用范例，皆为基于“方向”意义上的宇宙空间结构，而进行其意义言说的。
　　就“方位”意义上的“前、后、左、右”，与“方向”意义上的“东、西、南、北”，这种特定观念的发生史而论，这应该是一个极为漫长的文化渐变过程，并可上溯到华夏先民在其人文化育的早期所开始的、对“所处世界”进行“概念化认知”与知识建构的结果。而不能简单的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并无视文献保存方式所构成的材料约束，而将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只能上溯到商代甲骨文的相关文字记载，直接的置换为相关观念发生史的时间上限，而非理解那仅是产生这种观念的时间下限的文字证明。
　　在60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墓葬中，所见的用蚌壳摆塑而成的龙虎形象，与战国早期漆木箱上所绘的28宿，及以龙虎为代表的东宫、西宫七大星宿的形象，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应可见其时不但已经有了极其成熟的对东、西方向的认知，也有了对东、西方向所进行的文化想象，以及基此所形塑的文化信仰。
　　同样在6000年前的陕西半坡文化遗址中，有保存较完整的118座墓葬，有101个头朝西；而在稍晚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的133座墓葬中，则只有约十分之一不是朝向东方的。如果我们可以将葬俗中的这种朝向，理解为某种宗教考量所致的话，那么，我们将由更多的理由相信，形成这种信仰的过程，更是一个极为漫长的酝酿及沉淀，甚至博弈的历程。由此也可想见，对“四方”的辨识与认知，应该有着更为久远的时间上限。
　　
　　对甲骨卜辞中颇多常见的“四方风”，以及与此相关的“四方神”、“四方祭祀”问题，我另有解释，后文将专章讨论之，这里暂且不表。

　　可怜人，来看看你：)
　　

　　脱离当时场景，我们总是很难理解和论证某事。如同古人无法预想和了解我们一样，我们也很难深刻而正确地理解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农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它是由其工作性质决定的。农民注定要靠天吃饭，什么时候该种什么可由不得丝毫马虎。
　　东、西是由大自然的现象而得出。如同甲骨文被定为最初的文字也是由于我们对历史了解的限制。

　　应该是先有的语言后有的汉字。先有的天文后有的易。因为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文字是为了留住历史。原始社会的人们除了对外宣战，他们平时几乎不需要记录什么。因为没有东西可记。但人们对大自然的渴望和探究却会从很早开始。譬如日月的变化，星星的转换。很早就有星座图了，名字是人们后想的。也就是说，诸多的一切都是因为发生了，引起人们关注了，才有了一切的一切。反倒是日月星辰还是那样辗转着。

　　好

　　有易学爱好者么，八字命理，和我一样爱好的，就来加我们的八字群吧。。本群有气质逼人的戊午大师为你指点迷津，更有一群帅哥美女和你谈天说地，话题轻松，横贯古今，欢迎加入


　　哈哈，说那么多，其实大家加群都是为了聊聊，互相成长，非诚勿扰哇~~~~
　　想要算八字的也可以来~~


　　加群请注明：老大我爱你 五个字 （八字实战 330673880）

　　由于七宝当初，医生交代不能玩跑轮啊。我就每天下班吃完饭。等他醒了之后，洗漱完毕，喝了水吃了饭，我就带她到我床上玩耍~~起初我没有垫布

　　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