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公先秦史:许穆夫人返卫初辨

楼主:虎公 时间:2012-02-28 12:07:49 北京 点击:2076 回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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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穆夫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女诗人,是与卫国的一次灾难分不开的。

  公元前660年12月,卫国境内突然出现狄人的大股军队。其实早在上一年春天,这股突入中原腹地的狄人就侵犯过附近的邢国,霸主齐桓公挥师来援,狄人撤去。此次行动,狄人吸取了去年的教训,行动极其诡秘迅捷。仓促之间,卫懿公亲自率兵迎击,荧泽一战,卫军全军覆灭,懿公也未能幸免。得知战败消息的朝歌臣民连夜弃城,向东溃逃。第二天,逃至黄河岸边,被到狄人赶上,又是一通惨绝人寰的屠杀,幸亏宋桓公前来接应,连夜护送卫国人东渡黄河,清点人数,整个朝歌城,居然只剩下730个遗民。
  这时,卫国共、滕两座城邑的百姓也聚拢过来,加在一块共有5000人,这5000卫国人就在曹邑(在今河南省滑县)草草安顿下来,大家共立公子顽与宣姜的长子申为君,是为卫戴公。戴公迅速派人向中原各国求救。

  接到告急,许国人并没有派兵前去援助的打算,而许穆夫人毅然赶往卫国,并写出《载驰》这首诗,留名千古。许穆夫人的此次活动究竟是怎么样的:她最终有没有顺利抵达曹邑?此次返卫之行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段?这些都还是两千年来聚讼不止的争议话题。还有,这次华丽无比的“搏出位”,对夫人自己、对许穆公、对许国将有什么样的实质影响和后果?人们似乎也很少去关心。下面,作者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严格意义上的探讨,也欢迎大家指正。

  第一个问题:许穆夫人有没有如愿抵达曹邑?
  对此历来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许穆夫人根本没有成行,赋《载驰》仅是她在许国发了发牢骚。这种观点为《毛氏正义》等权威版本所主张。因为女子出嫁后,如果父母已经去世,依礼她是不能亲自回娘家的,这叫“义不得”。在这种“主题先行”的语境下,《载驰》中一些语句的解释就显得比较牵强乃至滑稽了:如“大夫跋涉”被解释成“卫国的大夫跋涉前来报告亡国的不幸消息”——卫国覆亡之不暇,来到小国告败还要派大夫这样的高官前来,真是不切实际;再有,许穆夫人说的“不能旋反”被解释成“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思归也”;“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样的豪言壮语,也被解释成了“不如我所思之笃厚也”。这样一来,许穆夫人简直成了善于运用精神胜利法的春秋版阿Q了。
  二是认为许穆夫人已经驱车上路,但在中途被许国大夫赶上并且拦回。朱熹就是采取的这种解释。应该说,这种说法比第一种更加接近《载驰》的语境,也不至于出现过多的滑稽解释。
  三是认为许穆夫人不顾许国大夫劝阻,最终还是抵达了曹邑。近代人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持这种观点。
  今天的读者去阅读许穆夫人的《驱驰》这首诗,其实意思很明白:诗描写的就是夫人仆仆赶路,许国群臣跋涉追上进行劝阻,而夫人断然拒绝返回许国、继续前行的场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许穆夫人最终屈从于许国人的压力而掉头返国,决心和情愫遭受摧折的她,如何还能写出如此豪情和决绝的文字来?就算有文字,那也只会是怨妇式的文字,而绝不可能是“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这样豪气干云的句子。很显然,那些把这首诗解读为“自伤”的经学派,是为了遵循诗三百“温柔醇厚”的主题,故意扭曲了了许穆夫人的真实感情和历史真相,所以,才不得不在语句解释中出现那么多令人喷饭的牵强和阉割。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既然是“思无邪”,许穆夫人当然就不会有违背礼法擅自回故国探问的行动——这好像很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抛开僵化的礼仪,许穆夫人忧心故国和心情和绝然回国的行动,是多么地符合人之常情,多么地“无邪”啊!如此简单自然的情愫和行动,如果被定义为“义不得”,那真的说明周礼真是僵化得可以,也说明孔子“思无邪”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了。
  其实,问题不在周礼,也不在孔子。关于许穆夫人回国吊唁的争论发生在许国,也发生在东周时期的儒学圈内。《韩诗外传》及《春秋繁露义证》二书都记载了孟子对这件事的评论: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舛。夫道二,常谓之经,变谓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
  ——许穆夫人的行为符合孝道,思虑符合圣人,就算对礼仪变通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
  礼有经,亦有权。如果你僵化地去理解和套用礼法而不知变通,必然出现类似《正义》中对《载驰》削足适履型的胡说八道,进而显得不近人情、面目可憎,这不是礼法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从孟子与高子的对话来看,当时的人们解读《驱驰》,内容是不存在任何异议的:许穆夫人就是违背礼法回了趟卫国。这种行为又如何被孔子列入了“思无邪”的《诗三百》呢?孟子的解释再明白不过:因为许穆夫人心怀一种可爱可敬的“孝” ,她的突破礼法就不但不被谴责,甚至还是“虑中圣”的!
  孔子的儒学讲究“仁”与“礼”的结合与统一,而柔润细腻的人心与僵化冰冷的礼法之间总会出现矛盾和纠结,这时候应当如何进行价值判断?孔子似乎没有过多地关注和阐释这一问题,孔子之后,儒家也就分裂成了更注重规范的“礼派”和更关注人心的“仁派”,这个现象十分复杂,也很难进行简单的评判。但仅就对《载驰》和许穆夫人的理解来看,孟子的“仁派”无疑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能服人之心。早在春秋时,一个南方人——吴国的公子季札就发出“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嘲讽,幸亏有孟子的出现,才有力扭转了儒学僵化和庸俗化的下滑局势。而等儒学发展到很有些陋儒化的“经学时代”,诸如歪曲《载驰》的拙劣表现就层出不穷了。
  因此,在本文中,作者毫不迟疑地采信了第三种观点:许穆夫人最终是赶到了曹邑的。至于她有没有到卫国之后继续奔走于齐鲁宋等国家去“控于大邦”,四处求援?个人感觉未必,她感动诸侯来援的,不是靠身份和实力,靠的是她真挚的情怀,因此,有了《载驰》这首诗歌的产生和迅速流传,也就等于她自己已经在“控于大邦”了。

  第二个问题,许穆夫人的此次返卫之行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段?
  对于这一问题,历来的注家意见比较一致:发生在公元前659年春夏之交。因为《载驰》中明明写着“芃芃其麦”四个字:麦子已经很茂盛了。对此,笔者总觉得难以信服,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和指正。
  个人觉得,许穆夫人此次返卫之行,应该发生在公元前660年年底,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左传》本意。
  关于此次卫国沦丧和诸侯援救的事迹,保存在《左传?闵公二年》里。《左传》先是详细记述了“好鹤”的卫懿公在荧泽一战中军败身死、卫国都城臣民整体逃难的事迹,接着就是宋桓公在黄河边接应,立卫戴公为君,然后就是“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这一连串的事件应该是在短期内发生,都在前660年年底。
  《左传》是今人了解春秋史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这部书有着相当严格的记事逻辑:如果在当年的文字里记载其他年份发生的事情,作者都会用“初”的字眼进行提示,或者直接列明发生的年份,如《左传》在此篇还记述了此后邢国、卫国迁都的事情,作者明确记载:“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而对于“许穆夫人赋《载驰》”的记载,《左传》并未标明是发生在其他年份,可见《左传》作者是认为此事是发生在前660年之内的,对此不存在太大异议的空间。
  第二,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卫国沦亡,事情发生的十分迅速,以至于不但卫国都城的百姓措手不及仓皇逃窜,当时中原诸侯也很难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反应最快的是宋国人,他们及时在黄河边接应,仅仅保住了730名卫都遗民,这已经是非常迅速的营救了。接着,宋桓公聚拢5000卫国遗民于曹邑,草草安顿后立戴公为卫国新君。在此同时,卫国人也应四处派人告难。
  距离曹邑约500华里的许国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对于是否主动出兵援救的问题,许穆夫人与许国人发生争执,然后许穆夫人毅然决定只身赶往卫国吊唁,这一系列的事情可能会耽搁一些时日,但许穆夫人从许国赶往曹邑,驱车大概也就三天的路程,这样,从卫国溃败到许穆夫人赶到曹邑,大约也就需要15到20天的时间。许穆夫人创作《载驰》诗篇并将其送往各国,以及齐国人的营救行动都在同时展开,这一些列的时间均发生在前660年12月之内,合情合理。
  就许穆夫人的做事风格来看,要她等到第二天春夏之交,与许国人争论得筋疲力尽之后再鼓足勇气自己去吊唁,就显得很不合理。而且,根据《左传》,“许穆夫人赋《载驰》”在前,齐国发兵援助在后,当时狄人猖獗,不允许齐国人等到第二年春夏之交才缓缓赶来,这也不符当时卫国的危难局势,也不符合齐桓公作为春秋霸主的行事风格。
  第三,符合卫戴公“即位后旋即身死”的事实。
  卫懿公死后,宋国人立了卫戴公为君,而卫戴公在即位后很快也就去世了,接着是齐国人立卫文公为君。关于卫戴公的在位时间,目前的通说认为,戴公在位数日就去世了,根本没活到第二年开春,因此,公元前660年是卫懿公9年,第二年(前559年)就是卫文公元年了,卫戴公根本没有自己的纪年。而根据《史记》,卫戴公死于自己的“元年”的,也就是前659年,显然司马迁弄错了,这样的话卫文公在位就不足25年了,《史记》首先自相矛盾了。司马迁在对于列国的纪年是在马虎,错得太多,这个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载驰》诗中,许穆夫人表明自己回国是要“归唁卫侯” “唁”在当时是有严格用法的:“吊生曰唁”,也就是说,被“唁”必须是活人。而《载驰》中的卫侯,历代注家都明确认为是卫戴公。因此,许穆夫人出发前和在路上的时候,卫戴公应当还在人世,至少他去世的消息还没有流传开来。因此,许穆夫人此行应该发生在前660年12月,即卫戴公去世之前。
  第四,关于“芃芃其麦”的问题。
  “芃芃”,茂盛的样子。“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许穆夫人驱车行走在原野上,看见麦子长得茂盛。它的引申义,是说看见麦子长这么大了还没收割,许穆夫人担心卫国人的生活必然困顿(麦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将困也)。通过这一情景化的描写,断定许穆夫人此行发生在第二年春夏之交,就显得颇为理直气壮了。
  其实,对照一下《载驰》前面的“陟彼阿丘,言采其虻”,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这种情景式的描写属于诗经中“兴”的手法,是为诗人铺垫感情用的,不一定是实指。我们总不能根据前面的“言采其虻”,就推说许穆夫人在匆忙赶路的中间,还会有空闲爬上山丘去采贝母吧?再则,当时的时间是周历12月底,大体相当于公历11月底,这时候小麦已经播种了一个多月,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温暖,麦苗已经出土并且长势旺盛,也大体符合实际情况。

  第三个问题:这次卫国之行对许穆夫人在许国日后的生活有何影响?
  许穆夫人的这次“搏出位”,为她赢得了千载的令名,但是,如果我们能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设身处地地替许穆夫人着想一下,不禁就你要替为夫人日后的生活捏一把汗了。
  这次卫国之行,无疑在许国朝廷制造了一次剧烈的政治地震。我们看看许穆夫人对许国群大夫的说话吧:“视尔不臧,我思不远”,“视尔不臧,我思不閟”,如果说这还只是各执己见的正常争论,那么,“许人尤之,众秭且狂”,这简直就是夫人在声嘶力竭地厉声痛斥了——痛斥的范围是全部“许人”。
  《载驰》中提到的争论和对峙双方,是许穆夫人自己和许国的群大夫。这背后还有一个敏感的问题:许穆公本人的态度如何?无论是作为一国之君,还是作为夫人的丈夫,许穆公本人都是避不开这场政治风波的。在尖锐对立的的夫人和群臣之间,他会是怎样的立场和态度呢?
  对夫人明确支持的立场几乎可以排除。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旗帜鲜明地支持许穆夫人,穆公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立即调动军马去援救卫国,而夫人回国吊唁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
  严厉禁止的态度似乎也不大可能。如果穆公因为夫人回国吊唁的态度而大发肝火,夫人要想擅自出行,可能根本就走不出许国都城。即使走出,如果许穆公对此深恶痛绝,当时的卫国已经处于亡国的边缘,穆公完全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休妻等激烈手段,但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载。
  沉默,是许穆公最有可能采取的态度。对于夫人,他能理解那种心忧故国、怀念亲人的自然情绪,对于群臣,他也能理解那种小国之人战战兢兢生存的合理心态。那么,对于夫人的毅然出行,他似乎不会支持也不会明令禁止;对于群臣的抗议和前往拦阻,他同样可能是没有支持也没有禁止——这好像是一种放任和不负责的做法,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他的沉默,在群臣看来,几乎可以被理解为对夫人的过渡软弱和放任;在夫人看来,同样可能是一种懦弱甚至背叛。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只有许穆公采取这样的姿态,穆公、夫人、群臣在此后的日子里才存在和解的可能,许国各种力量之间继续共存和合作才有了必要的缓冲的空(虽然弥合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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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enhong90 时间:2012-03-18 18:44:00 宁夏
  支持一下,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哦
作者:天庭观天天天蓝 时间:2013-06-30 08:01:00 山东
  重读,感觉像是@蒹葭从风 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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