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巍溥：历史哲学之数学原理（第二版）

　　第一章 牛顿第一定律
　　氏族分工所产生的世卿世禄制，既是选官秩序，又是财富分配依据，还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直维持近三千年，直到战国军功爵制也未能彻底打破，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思想转变彻底完成。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思想转变后出现新秩序和新的财富流向。世卿世禄制依靠豪强庄园经济和九品中正制强势回潮。但由于思想已开，门阀政治仅维持了三百年，很快寒人掌机要，均田土断在经济上又起作用。到唐太宗氏族志，说依靠冢中枯骨，得到支持。此后科举为学而优则仕，五代十国时提的也是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到1911年，这一秩序、价值和意识在所有领域，都已不再是明面上的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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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文字中，具有相同特征的概念有“世卿世禄制”、“布衣将相之局”、“九品中正制” 、“学而优则仕”和“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些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似乎应该成为理想史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事实却是，理想史学并不以这些概念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经验概念内涵繁复，不仅无法量化，而且只能就事论事。因此，理想史学只得抛弃上述经验概念，而仅以一个理想概念完全替代之，这就是秩序量。
　　想象有一筐小球，上面贴着相同内容的标签，标签上写着“棕色杯盖位于白色杯子之上”的字样，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十分确切的秩序点的模型。若进而再去掉球上的标签，就只剩下小球的数量了，这就是秩序量。现实秩序的模型，其实就是一些标签不同、数量不同的小球的不同搭配。
　　定义赋予内容是且只是秩序的理想点为秩序点，理想秩序由内涵相同的秩序点组合而成，理想秩序中秩序点的数量叫做秩序量。秩序量与秩序内涵是秩序的基本属性，现实秩序乃是数量不同、内涵不同的理想秩序的混合体。
　　以秩序量的多少度量理想秩序的大小，秩序量的由正变负表现为对立秩序的产生。对立秩序是指内涵上不相容、不共存的秩序。对立秩序与非对立秩序合称不同秩序，不同秩序与相同秩序合称有关秩序，有关秩序与无关秩序合称现实秩序。
　　在理想状态下，除非无关秩序，一切存在非对立秩序的秩序，都必须分解为无关秩序加对立秩序的形式，即不存在有非对立秩序存在的理想秩序，“有关不同即对立”。理想秩序的改变，会造成其所在的现实秩序全部或部分的改变。
　　与秩序量相类似的概念，还有价值量和意识量。
　　定义赋且只赋予一个历史量的理想点为初始理想点，属于经济范畴的初始理想点为价值点，理想价值由内涵相同的价值点组合而成，理想价值中价值点的数量叫做价值量。价值量与价值内涵是价值的基本属性，现实价值乃是数量不同、内涵不同的理想价值的混合体。
　　以价值量的多少度量理想价值的大小，价值量的由正变负表现为对立价值的产生。对立价值是指内涵上不相容、不共存的价值。对立价值与非对立价值合称不同价值，不同价值与相同价值合称有关价值，有关价值与无关价值合称现实价值。在理想状态下，一切非对立价值必须分解为相同价值加对立价值的形式，即不存在非对立理想价值。理想价值的改变，会造成其所在的现实价值全部或部分的改变。
　　定义赋且只赋予一个历史量的理想点为初始理想点，属于意识范畴的初始理想点为意识点。理想意识由内涵相同的意识点组合而成，理想意识中意识点的数量叫做意识量。意识量与意识内涵是意识的基本属性，现实意识乃是数量不同、内涵不同的理想意识的混合体。
　　以意识量的多少度量理想意识的大小，意识量的由正变负表现为对立意识的产生。对立意识是指内涵上不相容、不共存的意识。对立意识与非对立意识合称不同意识，不同意识与相同意识合称有关意识，有关意识与无关意识合称现实意识。在理想状态下，一切非对立意识必须分解为相同意识加对立意识的形式，即不存在非对立理想意识。理想意识的改变，会造成其所在的现实意识全部或部分的改变。
　　秩序量、价值量和意识量是理想史学中最基础的概念，合称初始三量。
　　初始三量都是矢量，其大小为初始三量本身，即小球的数量；其方向为初始三量内涵，即标签上的内容。初始三量单纯的数量的变化，叫做理想点的直线运动；初始三量内容的变化，叫做理想点的曲线运动。在初始理想状态下，理想量内容只有对立（平角）和无关（垂直）两种。
　　能够改变初始三量的作用力叫做初始三力，即政控力、物控力和意控力。有且只有初始三力的理想点叫做初始三点，初始三点的数量叫做初始点数，初始三量在时间上的积累叫做初始总量。初始三力用符号F表示，初始三量用符号v表示，初始点数用符号m表示，初始总量用符号s表示，诸量内部凭借下小标相区分。
　　在没有初始三力存在的理想状态下，一切理想点总能保持初始三量不变，直到有初始三力改变它们为止。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第二章 质量与密度
　　18、19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英国民众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许多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重大疾病相继被人类征服。这一系列的潜在变化，促进了英国民众生育率与寿命的提高和死亡率的下降。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18世纪以后，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
　　这两百年里英国人口的增长幅度，完全超乎了民众和很多经济学家的预期。Mark Overton在他的《英国农业革命》一书中惊叹：“Gregory King认为英国人口数在1700年达到550万，1800年达到642万。并预测1901年可能达到735万。事实上，1801年，英国的总人口数已经达到866万。而在1901年，竟然达到了3000万。Gregory King认为英国的极限人口数是1100万，并预测这一数值将在3500年出现。然而事实上却是，它出现于1820年。”
　　尽管目前学界仍存分歧，但总的意见是，在18世纪中叶，英国人口已经达到了600万。而根据尚不能够做到完全覆盖的英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到了1801年，英国人口已经突破900万大关。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人口更是激增到了1800万。Wrigley 和Schofield在他们合著的《英国人口史》 一书中认为，在1751年，英格兰地区的人口数为580万，两人据此推断当时的不列颠地区总人口数为620万。而到180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920万。
　　与英国总人口数大幅增长相伴随的是英国农村人口数的快速增长。由附表可知，英国乡村人口的增长与英国农业工人数量的增长大体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些许的不一致之处。其中一致的部分说明了，英国乡村人口的大幅增长，为农业工人数量的激增提供了数量基础。而不一致的部分（18世纪），说明了在人口数量增长的原因之外，还潜藏着另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那就是18世纪英国农村正在悄然发生的结构性变革。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农业技术迅速发展起来。这次革命保证了稳定的并且正在扩大的市场，使英国与荷兰那种远较进步的技术发生更密切的接触。于是稀有的植物如芜菁和人工栽培的牧草如苜蓿等开始较大规模的种植。这些作物一旦输入，人们就放弃旧日两次谷类作物和一次休耕的轮种法，而采用每四年中种植谷类、根菜类和牧草各一次那种比较科学的轮种法。饲料的革命使英国的农民能在全冬不与粮食生产相矛盾地喂养牲畜，进而极大的增加了牲畜的体量。1710年在斯密士菲尔德出卖的羊平均重量为28磅，牛平均重量为370磅。到了1795年，羊平均重量为80磅，牛为800磅。
　　新的饲养法又反过来影响了谷类的栽培。现在由于把羊依次圈在有牧草和块根作物的地里饲养，又由于牛和猪是在农家庭院里喂肥了的，所以初次有了丰富的肥料供应。这样，农业一个部门的每一进步，造成其他部门再进一步的可能。当肉类的需要随着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时候，人们见公牛不适用于时尚的深耕，渐渐用马代牛来耕田。农具和机器也有所改进，以与其他方面的进步相适应。到了19世纪初期，一种全部用铁造成的犁已经成为完全通用的农具。早在1730年，塔尔就在实验一架条播机，到18世纪80年代，这种机器始渐具有它的现代形式。
　　这一切的改革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只有应用大量的资本才能做到。这些改革与那时仍实行于约占全国一半地区的原始公地制完全不相容，又与那时一些地区内代替了公地制的小规模自耕农业也几乎不相容。新方法的首倡者都是富裕殷实的人，主要是经营大地产的富裕地主。 因此，技术革命引起改变英国农村全部结构的社会革命，并且与社会革命平行发展。
　　18世纪圏地的目的在于变共耕的公地为大块相连的农场，即能实行新的比较科学的混合农业而有利的农场。用新法经营的土地可以设法支付这种高涨的地租，但对于农场和资本太小而不能成功地采用新法的人们，这是无益的。许多小自由持有农们也因为不能与他们较富的邻人的最新方法相竞争而被迫变卖全部财产，其结果就是租有地的普遍合并。
　　在实际等于强制出卖的情形下，农民得来的补偿款项通常数目太小，即使他们知道如何善用此款，把它用在任何其他事业上，也不能所成就。少数人，会成为成功的工厂主，但绝大多数则很快就用尽他们的金钱，然后降到雇佣工人的地位。而茅舍农的权利更是受到无情的侵害。他们很少有人能证明，他们在乡村公地上惯享的权利有任何法律的根据，更少有人因为丧失了这些权利而得到适量的赔偿。这个阶级的人原来可以利用少量的土地从事家庭工业，饲养少数牲畜或家禽，种植蔬菜和五谷。而现在，他们除了成为农场雇工外，已别无他途。
　　最终，18世纪之后的圈地运动造成了英国乡村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
　　在1520年，英国乡村中“没有乡土牵挂的人”，大约只占总人口的23.7%。而到了1851年，这个比例竟然提高到了78.6%。 据R.E.Jones的研究，在Moreton Say的 Shropshire，在1700年前后,土地所有者与农业雇工的人数比例为29:21。但是到了1820年，这个比例竟然变成了4:21。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该镇土地所有者的人数下降了一半，而农业雇工的人数则增长了4倍。 18世纪圈地运动使得该地土地所有者的人数下降一半的同时，农业雇工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而较之1680年，该镇1800年的人口也扩大了一倍，于是农业雇工的人数便增长了4倍。
　　可见，人口相对于不可增长的土地的大幅增长，促进了农业雇工的人数的增加。而18世纪的圈地运动，不仅同样导致农业雇工的增长，还促使小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因此， 18、19世纪以后，英国进入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迅速消失，而农业雇工则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的人口结构急速改变的历史时期。
　　在1705到1842年的137年间， Kent郡的 Ash地区的人口数翻了一倍，但土地所有者的人数却由136人下降为102人。并且其中占地19英亩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只剩下了18人。 根据会议记录，在Axholme，仅在1800年之后的29年里，总人口数就增加了1/3，而与之相伴随的是“无产者们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 。在1766年，在Wigston Magna的Leicestershire，虽然还存在着99个土地所有者。这其中，包括47名土地实际占有者。但是这一数据，与1086年“末日审判书”中记载的土地所有者的数量相比，明显是少得多了。统计数据对比显示，在16世纪中叶以来的两百年里，Leicestershire地区至少有2/3的土地所有者丧失了土地。而在其后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一进程更是大大的加快了。尽管Hoskins没有在书的最后明确提出小土地所有者已经基本破产的结论，但是他却明确的记载说到了1851年，全部Leicestershire地区只剩下27个土地所有者，并且其中的5个占据了全部土地的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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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文字中，具有相同特征的概念有“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口寿命”……这些概念都是人类历史抽象出的基本概念，想必该是理想史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事实却是，理想史学并不以这些概念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经验概念再抽象，也无法达到理想化的程度，也就达不到理想史学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需求。因此，理想史学只得抛弃上述经验概念，而仅以一个理想概念完全替代之，这就是“理想点”。
　　理想点的内涵远远小于人口，因此其外延远远大于后者。理想点是不带有任何历史量的单纯的点，相当于上一章中不带标签的小球。将数量赋予理想点就得到了“理想点数”的概念。“理想点数”相当于物理学中的“质点”，其符号为m，对应的经验概念之一是“人口数量”。
　　定义单位体积理想点数为理想点密度，符号为ρ。根据定义：
　　理想点数=理想点密度×理想点体积。符号表示为：m=ρV。

　　第三章 牛顿第二定律（一）
　　希腊古风时代，“平民帮助僭主夺取政权，打击贵族” 。经过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和克利斯提尼改革，“雅典的统治力没有内耗在一触即发的平贵斗争中，而是实现了良性的集中” 。公元前550年，贵族各自为政，国家力量分散的米底王国，被统一波斯诸部的居鲁士所灭亡。波斯帝国建立不久，就一意西侵，于前546年灭小亚强国吕底亚，约在前514年控制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兵锋直指希腊。而此时的雅典，也正凭借着民主改革后形成的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谋求建立爱琴海和黑海门户的新秩序，“雅典对波斯的西侵怀恨最深” 。
　　公元前479年之后，希波战争进入到雅典大举对外扩张的阶段。这时的雅典不但对波斯采取攻势，迫使波斯不得染指爱琴海，并且乘机加强对爱琴海区大部分希腊城邦的控制，建立了海上的霸权秩序。通过对提洛同盟全盟大会最后决定权的控制，雅典得到了入盟各邦的政控力。《卡里阿斯条约》订立后，提洛同盟已失去存在的理由。但雅典不仅没有解散它的意图，反而通过军事移民来进一步加强对入盟各邦的控制。前437年，伯里克利亲率雅典舰队游弋黑海，迫使黑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加入提洛同盟，此举使雅典在黑海获得了更多的政控力。
　　提洛同盟演变为雅典帝国后，雅典就成了斯巴达和他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敌视对象。当时双方都企图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希腊秩序，伯罗奔尼撒战争因而爆发。战争中，“雅典控制着海面，但是他的敌人在陆上却更强大。……许多殖民地叛变了，波斯又给予斯巴达以援助。” 政控力的不足造成了雅典霸权秩序的丧失，战后斯巴达的称霸又导致了科林斯战争的爆发，并使波斯乘机通过“大王和约”将自己的政控力渗入希腊。不久之后，斯巴达被底比斯打败，底比斯又被雅典打败，雅典的第二次海上同盟又因同盟战争而解散，城邦体制使希腊的政控力难以持久稳定，进而导致希腊世界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
　　腓力二世通过削除部落首领的武装力量，限制贵族会议的权力等措施，使得听命数大为增加，政控力随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领3万步兵和5000骑兵开始远征波斯。当时的波斯帝国拥有军队数十万。尽管力量悬殊，但波斯帝国内部四分五裂，听命比例极低。马其顿王国则气势正盛，政产力很高，加之“马其顿方阵”对其政控力的扩大（同质系数阻力），亚历山大最终战胜了大流士三世。亚历山大死后，“他的部将为争夺权力而纷争不止，他的帝国也因此而一分为三” 。
　　朱古达战争初期的罗马，因其士兵军纪松弛（听命比例低）且士气涣散（政产力低）而连遭败绩，马略则通过提高政控力的募兵制和战术改革，使罗马赢得了战争。改革也使职业军队开始长期追随和服从自己的统帅，进而造成罗马军队的政控点日渐集中。马略死后，苏拉旋即独裁；苏拉死后，前三头同盟形成；恺撒遇刺，后三头同盟继起；罗马的政控力最后都集中到了屋大维的身上。屋大维正是凭借其巨大的政控力，以新的帝国秩序取代了以往元老院政控力建立的共和秩序。为了重获图拉真时代的强大政控力，查士丁尼对内颁布《罗马民法大全》，充分肯定皇帝的专制权力；对外灭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使拜占庭帝国的西界，直达比利牛斯半岛。
　　496年，克洛维率领3000名法兰克战士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在客观上获得了罗马教会和信教的高卢罗马人的政控力支持。 752年，教宗斯蒂芬三世将矮子丕平于苏瓦松会议上利用其强大的政控力建立起的新秩序合法化。作为报偿，756年，丕平以其强大的政控力，在亚平宁半岛上建立起有利于教宗而不利于东罗马帝国和伦巴德人的秩序。格里哥利改革以后，教宗的政控力得到迅速提升，并在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从克吕尼运动、卡诺莎觐见、沃姆斯协定到十字军东征，教皇拥有的政控力已然居于王权之上。这一时期教宗的属灵收入，比属世收入高出十倍以上，足见全欧洲对教宗听命比例之高。14世纪以后，专制王权利用阿尔比异端、阿维农之囚、胡斯战争和《九十五条论纲》对教皇政控力的冲击和消耗，乘机崛起。受此影响，这一时期教宗的属灵收入明显下降。
　　在英国，从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再到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在法国，从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世到路易十四世再到路易十六世；在普鲁士，从腓特烈一世到腓特烈二世；在奥地利，从玛丽亚?特蕾西亚到约瑟夫二世；在瑞典，古斯塔夫二世；在俄国，从伊凡四世到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西班牙，从卡洛斯一世到腓力二世；在奥斯曼，苏里曼一世； 在伊朗，阿拔斯一世；在印度，从阿克巴到奥朗则布；在中国，从玄烨到胤祯再到弘历；在老挝，苏里亚旺萨王；在日本，从织田信长到丰臣秀吉再到德川家康，16-18世纪的这些近似政控点，莫不利用手中的强大的政控力，或改变或强化了前人留下的旧秩序，建立起君主专制制度的新秩序。
　　从939年平将门之乱、1028年平忠常之乱，到1167年平清盛任太政大臣、1192年源赖朝任征夷大将军，日本武人拥有的政控力节节攀升，直至居于天皇之上。1776年托马斯?潘恩《常识》的出版，极大地动摇了十三州人民对英王乔治三世的听命比例，其与1854年曾国藩发表之《讨粤匪檄》，可谓异曲同工。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使威廉一世的政控力大增，进而拥有了挑战英国世界霸权的战争动力。1898年光绪帝下诏变法维新，然而帝党听命比例虽高，怎奈人少力弱，终归失败。1923年，凯末尔乘《色佛尔条约》亡国之机，夺得听命比例，建立共和国。1991年，早已自弃民众听命比例的苏共中央，在“八一九事件”中饱尝苦果，无力回天。
　　1946年的阿塞拜疆危机，掀开了战后美苏在全球范围内比拼国际影响力、争建世界秩序的序幕。在亚洲，1946年外蒙古独立，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字，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1958年苏联欲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1964年约翰逊政府制造北部湾事件，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在欧洲，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苏联建“共产党情报局”，1949年“经互会”和北约成立、德国正式分裂，1955年华约成立，1961年苏联修筑柏林墙，1968年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1990年美国支持立陶宛独立。此外，两国还在美洲争夺古巴，在非洲争夺安哥拉，在中东争夺以色列和埃及。1991年，唯一能在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上抗衡美国的苏联宣告解体，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得以最终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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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文字中，具有相同特征的概念有“居鲁士”、“克洛维”、“平清盛”、“叶卡杰琳娜二世”和“苏联”……。这些概念都曾在人类历史上叱咤风云、盛极一时，极大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理应成为理想史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事实却是，理想史学并不以这些概念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经验概念内涵丰富而外延狭仄，不仅无法量化，而且只能就事论事。因此，理想史学只好尝试着将这些概念进行提纯处理。这些概念的共性是他们都拥有“权力”、“政治权利”、“国家统治力”、“政权控制力”和“国际影响力”…… 这些概念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似乎可以成为理想史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事实上，即便提纯如此，这些概念仍然不失经验概念的根本缺憾。一方面，权力还是无法量化；另一方面，诸如探索力和探险力、医药力和疾病力在更大的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改变自然界和身体秩序的一种“军事力量”，但上述经验概念却无法将这四个概念予以统合。
　　因此，理想史学只得抛弃上述经验概念，而仅以一个理想概念完全替代之，这就是政控力。定义“政控力”是秩序量的改变速度，即：
　　政控力=秩序点数×Δ秩序量/时间，符号表示为：F政=m秩×Δv秩/t。
　　将政控力赋予理想点可得政控点，政控点的政控力来源于政源点。定义政源点释放政控力的量为政产率，符号为a。听命比例为政源点实际提供政产力与最大可提供政产力之比，以听命比例表征政源点之政治依附程度。在本书中，为了降低理解难度，暂规定听命比例恒为1。
　　由初始定理可知：
　　政控力＝听命比例×政源点数×政产率。
　　定义中的听命比例，如同物理学中的密度和动摩擦系数一样，是一个比例量，符号为μ听。政产率符号为a政。
　　因此政控力定义式的符号表示为：F政=μ听ma政。
　　这就是理想史学中的牛顿第二定律之政控力。
　　于是，人类历史上的豪杰、霸主、皇帝、医生还是国家……，就全部被“带有一定量政控力的政控点”这一描述统而概之了。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研究具体的机车，则功率不等于机车；如果研究抽象的统帅，则凯撒只能是统帅”。

　　第四五章略

　　第六章 动量
　　1581年，尼德兰联合省三级会议依靠“乌特勒支同盟”提供的政控力，通过了改变西班牙与尼德兰“宗主国—殖民地”秩序的《誓绝法令》，《法令》中这样写道：
　　我们已宣布、现同此宣布，西班牙王在法律上已丧失他在这些省的君主身份、管辖权和继承权，我们决不想承认一切涉及他个人在这些省的统治权、管辖权和领土权，也不用或允许别人用他的名作为我们君主的名。因此我们宣布，这些省的一切官员、法官、权限较低的贵族、附庸和其他一切居民（不论其身份和等级如何）今后必须解除他们对西班牙王作为这些地方君主的一切义务和已经立下的誓约。
　　为了阻止这一现象的出现，“腓力二世甚至派出了他认为的最有能力的将领阿尔伐公爵，率领着一支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组成的庞大的军队，以便在尼德兰重塑他的权威。”

　　1628年，议会依靠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政控力，通过了重申在13世纪由贵族、骑士和市民政控力所确定的大宪章秩序的“权力请愿书”，其主要内容为：
　　自今而后，非经国会法案共表同意，不宜强迫任何人征收或缴付任何贡金、贷款、强迫献金、租税或类此负担；亦不宜因此等负担，或因拒绝此等负担，而对任何人命令其答辩，或作答辩之宣誓，或传唤出庭，或加以禁闭，或另加其他折磨或困扰；亦不宜使任何自由人因上述种种致遭监禁或扣押；陛下宜调离上述海陆军队，俾民人等今后不再受累；又上述执行戒严法之钦差亦宜撤废；又今后不宜再委何人任此类特职，或令其以上述方式执行其职权，恐其有所凭借，竟违背国法民权，使陛下臣民皆有遭受陷害或被处死之虞。
　　在政治支持度规律的作用下，查理一世在得到金钱补助之后，随即使“权力请愿书”失去效力。正如“大抗议书”中所说的那样：
　　“权力请愿书”本已在国会全体会议上批准，但由于一项非法宣言而遭破坏，该宣言使请愿书对其本身、对国会权力、对臣民自由以及对发布此请愿书的目的都起了破坏作用；现在这请愿书已经毫无用处。

　　1776年，北美第二届大陆会议依靠民主派提供的政控力，通过了改变英美旧秩序的《独立宣言》，《宣言》中说：
　　我们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和权力，谨庄严地宣布并诏告：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地合众国；它们解除对于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作为自由独立的合众国，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
　　为了阻止新秩序的建立，“英王乔治和议会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压制……如利用驻兵法向美洲增派士兵……利用波士顿港法对增加独立度的行为施以惩罚等等” 。事实上，“早在殖民地人民首次威胁到其政控力，即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时，他就已经对十三州人民产生了最强烈的愤恨之情” 。“因此可以说，美国革命的本质就是英帝国对权力的需求与殖民地对自治的需求的冲突。”

　　1791年9月3日，法国制宪议会依靠第三等级提供的政控力，通过了改变法国等级秩序的以《人权宣言》为前言的《1791年宪法》，《宪法》规定：
　　前言 第六条 ……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
　　……
　　前言 第十二条 人权的保障需要有武装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此种力量的受任人的个人利益而设立的。
　　……
　　第三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五条 国王不得解散立法议会。
　　……
　　第三篇 第三章 第三节 第二条 ……当提出该法令的那个立法议会的下两届立法议会以同样辞句继续提出同一法令时，即认为国王已予以批准。
　　……
　　第六篇 法国决不从事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
　　……
　　第八篇 第二条 任何由宪法所设立的权利无权更改宪法，无论是整个的或部分的……
　　因政治支持度规律而“始终与革命相对立的路易十六” ，不惜借用外国的武力来阻止法国大革命的进行。他在1791年12月3日给普鲁士国王的信中说：
　　我抱着信心要求您的关切。我刚才已经写信给皇帝，给俄罗斯女皇，给西班牙国王和瑞典国王，我向他们表达我的看法，为了制约此间的乱党，或建立较为如愿的社会秩序，并防止我们所遭受的祸害波及欧洲其他各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武力为后盾召开一次欧洲主要国家的会议。
　　1792年7月25日发表的《布伦斯维克宣言》，在表明了路易十六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的同时，还提出了路易十六所支持的政治秩序：
　　国王得以行使他原有的合法威权。……巴黎城及其全部居民一律均应立即顺从国王，不得迟延，应使国王完全自由，并应保证国王及王室人员的不可侵犯和享有自然法与万国法所要求臣民对其君主应有之尊敬。

　　1868年1月3日，日本倒幕派依靠西南强藩提供的政控力，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改变幕藩体制的《王政复古大号令》：
　　德川内府奉还前所委任之大政及辞退将军职位二事今已断然获准。……圣意已决，实行王政复古，树立挽回国危之基。自此废除摄关、幕府等，先暂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使之处理万机。
　　“《王政复古大号令》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江户幕府统治时期的结束，更标志着持续了近700年的武家政治的终结。”“幕府政权坚定地反对朝廷的这份诏令” 。“幕府对《大号令》的反对，导致了戊辰战争的爆发。”

　　1898年10月7日，康有为在接受《中国邮报》的记者采访时曾言：
　　反对的信号是从皇帝命令把两个尚书、四个侍郎革职的时候开始的。两个尚书中，有一个是礼部尚书，名叫怀塔布。第二天李鸿章与敬信又被免去总理衙门的职务。这些被免职的官员们邀同一起去朝见太后，跪在太后面前，求她协助，说如果让皇帝这样干下去，那么全体旧官员们不久都会被革职。……谣言很盛，说皇上打算废黜太后，因此太后决定叫荣禄发难，先发制人。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也曾提到：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中国覆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对派的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禁起来。
　　可见在当事人眼中，依靠维新派政控力改变帝后秩序的戊戌变法，已经间接地对后党的政控力有所威胁；而康梁等人围园囚后的计划，更是对慈禧政控力的全盘否定 ；加之“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 ，无论是否“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也一定会“即刻由淀园还京” 。在还京之后，她立即发布否定康梁秩序的上谕，上谕中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
　　* * *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那就是腓力二世、查理一世、乔治三世、路易十六、德川庆喜和慈禧太后分别对尼德兰革命、清教革命、美国独立、法国革命、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进行着不遗余力的阻挠。这条线索反映出的经验规律是人的行为与利益的一致性。
　　传统的史学分析往往在此止步，因为这已经是经验主义模式所能得出的最概括、最抽象的结论了。然而，作为经验规律，这一表述还是存在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一是精确度不足，诸如“行为”和“利益”这些概念都是无法量化的。二是普适性不够，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对“义”和“利”的理解是不同的，历史上存在很多“重义轻利”的时期。三是缺少客观性，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属于为己谋私利并不能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因而往往走向诛心之论。四是缺乏必然性，在人类历史上，舍弃个人利益，追求正义和真理的志士仁人是存在的，这从反面证明了“行为”和“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
　　因此，理想史学坚决的抛弃此类经验规律，代之以理想概念支持下的支持度规律。
　　定义理想状态M，状态中仅有秩序数为m的秩序点A，秩序量改变量为Δa，支持度为b。根据导言线索，知a、b之间为有关量，适用于初始定理，即
　　政治支持度规律：政治支持度＝秩序点数×Δ秩序量。
　　推广：支持度=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
　　支持度用符号P来表示，因此支持度规律可用符号表示为：P= mΔv。
　　这就是理想史学中的动量规律。
　　笔者选择Δ秩序量而非政控力作为赋予量，是因为根据理想实验，一个理想点一旦赋予秩序量便会高兴，而不必定要赋予政控力。可近似的理解为对一个最最普通的人来讲，给他一个官做就会使他高兴，这个官位不必须拥有实权。

　　第七章 冲量
　　5世纪以后，罗马自由农和日耳曼公社成员，在外敌入侵、内乱不止的情况下 ，依照日耳曼人赠送首领礼物的部落传统 ，逐渐形成托庇于新贵族、豪强和亲兵的中世纪农奴 。在“几乎以土地为唯一价值量” 的中古西欧，“必须通过割让土地以蓄养封臣的习惯” 和“采邑逐渐变成附庸的世袭财产” 的总体趋势，与农奴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独立、分散的庄园领主经济。在政治上，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民族大迁徙中涌现出的诸多日耳曼民族武装，获得了夺取和建立政权的有利时机。 为罗马奴隶物控点所选择的西哥特政控点 ，因占领罗马城后纵兵大掠，失去候选资格。为罗马阿非利加省所选择的汪达尔政控点，因“汪达尔主义”而成明日黄花。奥多亚克和东哥特王国起初因高于罗马的秩序增量而相继被残存的罗马奴隶主贵族临时选择，后又因更高秩序增量政控点的出现而被舍弃。 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劫掠，使查士丁尼东、西罗马物控点均用共选的计划黄粱一梦。战胜了伦巴德的法兰克又因继承纷争而解体 。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和持久统一政控点的缺乏 ，使各地豪强物控点渐次放弃了均用共选的追求 ，转而选择统治范围小但秩序增量高的政控点为有效政控点 。因而“到了8世纪，越来越多的国家分崩离析” ，“众多的小诸侯甚至仅仅拥有几个村落的小领主都可以在中古西欧割据称雄” 。中古早期西欧政治与经济的分合演变，一如八百年后之坦桑尼亚。
　　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虽然在5世纪躲过了日耳曼人的冲击，却在7世纪不得不面对日渐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的威胁。为此，希拉克略王朝进行了设立军区制的军事改革。军区制的内涵是：在政治上，以军区代替行省，军政合一，由主管军事的将军统治；在经济上，建立军屯制度，自由农民被编入军队，并分配以世袭份地，亦兵亦农，缴纳赋税，但不服劳役，成为实际上的屯田兵；同时，对军队上层则进行土地分封，形成军事封建贵族，既作为帝国阶级支柱，又加强帝国军事力量。军区制的实行，同时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拜占庭帝国的中央政府，仍旧是东欧、近东地区的统一政府；另一方面，地方军事将领的势力得到很大发展，独立性日渐增强。到了11世纪，随着新兴封建主势力的愈益强大，军区制最终瓦解。在出身上与加佩王朝相似的科穆宁王朝，改行“普洛尼亚”制度。相对军区制，监领地制度所蕴含地方独立倾向更加明显。尽管如此，东欧最终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
　　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仿效波斯旧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阿拔斯朝前期的几位著名的哈里发，普遍励精图治，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统一一方面带来了以新月沃地为中心，西达尼罗河流域，东到阿姆-锡尔河流域广大地区农业的大恢复和大发展；另一方面帝国境内丰富的资源和活跃的过境贸易，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巴格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和贸易中心之一。然而9世纪以后，随着边境蛮族的内迁，阿拉伯帝国走上了与罗马帝国相似的道路。为了巩固边防，阿巴斯帝国先后册封藩王驻守边疆。随着帝国中央军事力量的下降，各自为政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大，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开始分裂。自820年起，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和哥疾宁王朝在帝国东部地区前仆后继；909年以后，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在帝国西部波涛相逐；从945年开始，在帝国的核心部分，白益王朝、塞尔柱王朝和花刺子模王朝此起彼伏。
　　在同时期的印度，与西欧相似的历史情势在孔雀帝国崩溃之后的1400年里频频上演。3世纪后期起，室利笈多家族逐渐强盛，他自称“摩诃罗阇”，在北印度建立了初步的霸权。旃陀罗笈多一世以后，笈多王朝雄主辈出，文化昌盛。超日王统一货币、兴修水利、推广铁质农具，伴随着经济的极大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富足。北印度地主阶级于是支持笈多王朝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统一。然而随着白匈奴人的南下，与西欧相似，北印度地方贵族发现，继续坚持统一所需要的成本，已经逐渐超过收益。因此不如各自为政，将自己控制的有限的人力物力用于自身安全的建设上，于是北印度再度分裂。604年，戒日王打败了残存的哑哒人，偶然出现的强势政权带来的收益增长，使北印度王公贵族再度燃起统一的希望。然而647年戒日王死后，后继无人的统一政权迅速衰弱，分裂的优势随之再度显现。印度历史也因此进入到了以分裂割据为其主要特征的，长达近600年的拉其普特时期。
　　在同时期的中国，和帝以降，先有梁冀跋扈，后有五侯横暴，强大的东汉帝国迅速衰弱。自桓灵至黄巾起义，维系统一的收益渐渐不及独立。董卓造乱，各地豪强地主纷纷拥兵自立。后三分天下，实乃北方统一收益高而全国分裂成本低所致。直到280年，各地豪强地主才最终认可了统一利益更大。然而仅仅十数年后，西晋政权就在八王之乱中“生灵版荡，社稷丘墟” 。与西欧相似的混乱局面，导致“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 的宗主都护，在十六国时期因性价比最高而如西欧般遍布北方各地。439年，军力强大而又“劝课农桑” 、“与民休息” 的北魏政权赢得了北方豪强地主的共同支持。486年，为了彻底消除分裂的隐患，冯太后推行均田制和三长制，中西历史发展走势自此分道扬镳。虽然499年孝文帝死后，北魏全面腐化，统一利益下降。但大的分裂已经不合利益。河阴之变以后，北魏仅仅只是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部分。北齐政治昏暗，北周则因苏绰改革和武帝的图治而蒸蒸日上。当维护北齐统一和各自为政的利益都比不上北周统一时，北方豪强地主选择了北周统一北方。

　　* * *
　　上面的论述比较清晰的勾勒出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在中世纪开始以后，西欧各历史实体离心倾向加剧，最终互不选择而走向了分裂。拜占庭离心倾向受到遏制，各派力量选择了国家统一。阿拉伯先选择了统一，后改为分裂。印度先选择了分裂，再改为统一，后又改成了分裂。中国在统一和分裂之间不断的选择。朝鲜先选择了分裂，后改为统一。日本先选择了统一，后又改为半分裂半统一。这条线索反映出的经验规律是“各个地区的各种势力之间，选择与抛弃的行为在不断地上演”。
　　很显然，这一经验规律也是有着不精确（选择条件无法度量）、不普适（不敢说所有的利益团体都如此）、不客观（不同的人对利益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必然（不同道德和观念的人对利益有不同的理解）这四个无法消除的局限性的。
　　对于导言所述，理想史学给出了的理想规律是选择度规律。下面笔者仅以物控点对政控点的选择为例，进行探索和推导。
　　定义拥有选择政控点权力的物控点叫做有权物控点。“有权物控点”是一个理想概念，对应的经验表述是“大到能够影响政治走向的经济力量”，可以近似地理解为“统治阶级的某种不自觉的联合体”。被有权物控点选择，拥有分配权的政控点为有效政控点。有效政控点对有权物控点的价值在于
　　⑴为物控点的生产提供生产秩序保障；
　　⑵为物控点的生产提供安全秩序保障。
　　这两点其实利用的都是政控点的政控力，因此根据初始定理：
　　物控点的选择度与物控点获取的政控力成正比，可知，
　　选择度规律：物控点选择政控点，有权物控点选择有效政控点，选择度=政控力×时间。
　　选择度用符号I来表示，因此选择度规律可用符号表示为：I=Ft。

　　第八章 动量守恒定律
　　“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 金坛之战中“假如清军没有得到英国无限量供给的大炮、军官和军火的话，太平军是完全可以击败教练军的” 。频繁亲见洋炮威力的曾国藩，其思想逐渐因意变点的作用而发生变化。他不仅多次在奏折中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的思想和“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到了1857年，湘军水师已有“大小炮位两千尊” ，而同时期的清兵则普遍只有射程小且射速慢的鸟枪 。亲历战阵的胡林翼还认识到“湖南炮局，……不如粤东所购洋炮之美” ，受其影响的咸丰皇帝多次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从西方国家购买洋铁炮， 并在上谕中指出“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能得利” 。
　　目睹迫击炮的前身臼炮“所攻城垣……垛楼尽坍” 的李鸿章，一面惊叹洋人“战守攻具，天下无敌” ，一面致书曾国藩，称“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买造炮器具。……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 他时刻不忘提醒清朝统治者，西方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他根据“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 的认识，提出了中国应“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 的洋务思想。
　　新意识量的出现，对太平天国的后期将领们来说，影响同样明显。在最后的三年里，“太平军不乏新式武器” 。“忠王军三分之一均有洋枪”；李秀成解天京之围时，带有“开花炮多尊及洋枪两万杆” 。在香港受到更大意变点影响的洪仁玕，更是于1859年写出了在当时中国最具现代化色彩的《资政新篇》。
　　在新河战役中，由于“鞑靼骑兵武装的并不好，因为手头只有弓箭、腰刀、长矛和很少几支枪” ，其结果便是“联军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 ，而僧格林沁所部的蒙古骑兵则“精锐耗竭” 。在第三次大沽口之战中，清军的武器“式样老透了，使用既不方便，又没有杀伤力” 。因而“中国人尽管拼命搏斗，结果却还是被打败了” 。在八里桥战役中，“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 。大量意变点的出现使奕意识到“查八旗禁军，素称骁勇，近来攻剿，未能得力，非兵力之不可用，实瞻识之未优。若能添习火器，……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 这与不久前“王……奏请饬统兵大臣激励兵心，以维大局。” 并说“刻下夷情愈急，援兵未齐，……稍宽时日，一俟各省官兵到来，兵力稍厚，设法攻剿，以图歼灭” 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膺封疆，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泊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 正如张之洞所言：“自法人寻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 可见正是有了“到广之日，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 的经历，张之洞才产生了“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 的认识。中法战争产生的新意识，与张旧有的清流派意识，逐渐融合成带有儒家色彩的洋务思想。“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此知有理而不知以理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

　　甲午战争，既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又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甲午以前，吾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 甲午以后，不仅光绪皇帝“从中日战争的苦痛经验中得到了教训，注意到了日本的进步，因此引起了取法于日本的决心”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经过甲午战败，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变法’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速传播，并且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 。故时人曰“戊戌之事，因败于日本而然。当时首祸之人，皆欲以日本为法。”
　　“谭复生思想，约可分为两期，而以甲午为转捩点。甲午前，……皆纯乎儒者之言。乙未以后，忽尽弃卅岁以前所作，而为激昂亢进之言。此为其思想之大转变处。梁启超所为《谭氏传》有云：‘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镂刻、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 。“光绪二十年七月中日战争起，……对谭氏个人而言，这一次战争的打击也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巨变。……（他）于是更强烈地自觉到非变法将无以挽救，……战前的想法与主张亦因此而随之改变。” “谭嗣同思想最重要的转换点是中日甲午之战。以这场战争为界限，他决定性地转向于变法与革新。”
　　“甲午战后，严复公开发表了四篇最重要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中西之差异在于专制（despotism）与民主（constitutionalism）。” “纵观严复一生，早岁从事海军教育，为时虽久，未尝有著作问世。甲午战役之后，乃悉出平日精思所得，倡民权国家之说，以为澄清吾国政治之道，不能仅以西学为用，而必知进化之精神及时适应之所在。”
　　1898年9月18日康有为会见伊藤博文时，针对伊所提出的中国人妄自尊大、轻视外国的问题时曾言道：“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此种议论，发之在三年以前，对老耄大臣言之则可。若敝邦近年士大夫，年齿三十以下者，已知此议。各地学校、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知识大开。明此议者，十中亦有六七，无待君侯言之。”
　　甲午战争还造成了某些洋务派官僚思想中新旧意识量的消长。“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 中法战争中在李鸿章身边“参预机宜，靡间昕夕” 的盛宣怀，也于此时产生了“更新不求实际，复旧又似太激” 的居中调和思想。



　　“日俄战争的爆发及其结果，在给中国带来严重灾难的同时，也促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去思考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的优劣。于是，要求立宪的呼声逐渐高涨起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云贵总督丁振铎、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贵州巡抚林绍年、驻法公使孙宝崎等相继奏请朝廷实行宪政。日俄战争结束后，舆论普遍认为，俄败日胜的结局，足以显示立宪政体的威力。” “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 “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之败于立宪国也。” “此次战役，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实验场，其刺激于顽固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也。” “历观全地球近五十年来之兵事，……若夫专制国与自由国相遇，则专制国未有能支者。其一验诸普法之役，其二验诸美西之役，其三验诸中日之役，并此而四矣。” 立宪国日本于1895年和1905年分别打败专制国满清和沙俄，使立宪思想在中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终形成蔚为壮观的思想洪流。

　　上述文字基本勾勒出本章第一部分反映出来的历史线索。该线索反映出的经验历史规律是“形势比人强”、。该经验规律对应的理想规律是意识取代规律。“取代”是一个理想概念，其所对应的经验词汇之一是“战争”。

　　意控力为意控点改变意识量的能力。现实中的经验实体，如一件实物、一句话、一次事件等等，莫不是意控点的混合体，并可以产生出混合状态的现实意识。不同的意控点拥有的意控力不同，因而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之说。“文化内容的增加，可分质和量两方面考察。质的增加，就是未有的内容，重新产出；量的增加，就使既存的内容，支持的或享受的人数增多。” 杜亚泉用经验语言描述的，正是初始意识量为零和不为零的情况。导言所述，即是拥有强大意控力的现实产生出了大量与旧有意识量反方向的意识量，于是取代现象便产生了。
　　在有且只有一组对立意识（甲、乙）的理想状态里，由于没有意控力存在，意识量总和因惯性定律而保持不变。由此可知，
　　意识取代规律：取代后的意识量＝甲意识量＋乙意识量。
　　若改变后的意识量为零，则称为恰好取代。
　　该规律可推广为：
　　初始三量取代规律：取代后的初始三量＝甲初始三量＋乙初始三量。
　　用符号表示就是：m1v1+m2v2=（m1+m2）v＇，等式两边均为矢量和。
　　。

　　第十一章 功和能
　　犬戎破镐京和郑国崛起，打破了西周立国以来力量与利益的平衡。公元前707年，郑庄公打败周桓王，新的平衡以“郑庄小霸”的形式建立起来。随后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相继崛起，崛起之后又都通过战争建立了新的国际均势。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晋的内忧加剧和楚的外患严重，晋楚在各自衰弱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弭兵格局。到春秋后期，除吴、越相继崛起，在东南形成新的力量平衡外，中国整体上表现为晋楚齐秦四国均势的国际格局。
　　三家分晋和李悝变法，导致了晋的灭亡和魏的崛起，改变了春秋晚期晋楚齐秦组成的国际体系。从魏文侯到魏惠王的东征西讨，以魏国与其它六国力量平衡为基础的新的国际格局在逢泽之会上达到顶峰。之后，随着邹忌相齐和商鞅变法的相继出现，新的力量结构出现，马陵战后建立起了以秦齐力量平衡为基础的国际格局。再之后，乐毅破齐和胡服骑射导致齐衰而赵兴，秦、齐二元结构被秦、赵二元结构所取代。最后，长平之战和五国合纵攻秦的失败，打破了战国存在的最后的基础——秦与六国的力量平衡，历史进入到秦统一的时期。
　　1618年，布拉格的新教徒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两名钦差掷出窗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被迫向天主教同盟求援，天主教同盟立即出兵参加战争。在天主教同盟的帮助下，斐迪南二世取得胜利，并在神圣罗马帝国诸邦中树立了威信，这引起了信奉新教又毗邻德国的丹麦国王的不满，丹麦遂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支持下卷入战争。丹麦起初取得了一部分胜利，但很快复失。斐迪南二世乘机将势力扩展至波罗的海，这引起了对岸强大的瑞典王国的不满，瑞典在法国的支持下卷入战争。瑞典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两败俱伤，于是欧洲老牌霸主西班牙乘机参战，战争倒向哈布斯堡家族一方。一直惧怕哈布斯堡家族再度称雄欧洲，但又因同为天主教国家故一直保持中立的法国决定参战。法国瑞典联军很快打败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战争结束。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宗教改革以后，宗教在维系国家关系和国际格局上的作用大为减弱。早已存在的力量与利益的背离最终以战争的方式进行回归。战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和意大利继续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法国则得到战略要地阿尔萨斯，因而实力大增。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重要港口，成为北欧强国。尼德兰独立获得确认，很快成为新兴的世界强国。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后，虽然三巨头中的荷兰在英荷战后被英国取代、瑞典在北方战争中被俄国取代、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受到削弱，普鲁士和奥地利乘机崛起。但总的来说，欧洲均势没有被系统性打破，直到拿破仑战争的爆发。
　　拿破仑战争是欧洲诸国力量与利益总体性失衡的表现。一方面，欧洲大陆列强不能忍受拿破仑帝国的崛起却在军事上屡战屡败；另一方面，最积极维护大陆均势的英国却让拿破仑束手无策。因而，英法两国必须有一方完全失败，否则失衡就不会结束，战争也就不会止歇。自1799年神圣罗马帝国联合英国、土耳其、俄罗斯组成第二次反法同盟之后，欧洲列强又相继组成了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反法同盟。直到1812年匈牙利、普鲁士、俄罗斯、瑞典、英国及莱茵联邦的某些邦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同盟在莱比锡战役中打败法国，重新建立起欧洲的力量平衡，才算基本上结束了拿破仑战争。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签订的《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及有关条约、宣言和文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基础。它以均势原则、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等为指导思想，在拿破仑帝国瓦解后的欧洲，建立起新的政治均势，并暂时维持了欧洲列强间的和平与协调。为了确保维也纳体系的完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15年联合奥、普两国缔结神圣同盟。为防止法国再起，英、俄、奥、普四国又于同年11月缔结了四国同盟条约，规定四国联合以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决议的实施。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法国取代俄国成为构成欧洲均势的两极之一。然而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导致新的力量结构与旧的国际秩序的矛盾越来越大。 维也纳体系与德国统一并存，是自三皇同盟至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三十余年间欧洲政治家没能解开的死结。随着近东-东南欧地区成为欧洲力量和利益背离的前沿，这个欧洲的火药桶终于在1914年6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七月外交危机以后，欧洲主要国家都被卷入大战。到了1917年，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欧洲之外的新兴强国也卷入了战争，“一战”也因此演变为对构建世界力量平衡的初步探求。
　　“一战”结束以后，暂时的均势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然而这一体系，既是最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也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因而很不成熟。具体表现为利益分配不均、对战败国处理举措失当和维护体系的“国联”的软弱无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德国和苏联意外的迅速崛起和日本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军事优势的形成，这个脆弱的国际体系最终成为了法军元帅福煦口中的“20年的休战”。
　　果然在20年后，力量和利益的背离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德国闪击波兰，英法苏三大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相继卷入；在远东-太平洋地区，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东南亚、南亚、美国和澳大利亚相继卷入。到1945年，卷入大战的国家和地区已达61个，人口占当时世界总数的3/4。
　　雅尔塔体系是二战末期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雅尔塔确立的国际格局，其建立的基础在于美国和苏联的力量平衡。由于核武器的难以反制和苏联体制问题的暴露，导致这一格局后来出现一种尴尬局面。在军事上，苏联与美国势均力敌，力量与利益的背离并未出现。在经济和文化上，苏联很快被甩在日本和西德的后面，力量与利益严重背离。 最终，这一严重扭曲的世界格局，在1991年的苏联解体中彻底瓦解，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得以在和平中建立。
　　* * *
　　导言描述了这样一个历史线索，那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规定的国际利益分割方式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实力难以共存，维也纳体系规定的国际利益分割方式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实力难以共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规定的国际利益分割方式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实力难以共存。概括成经验规律就是力量与利益背离的国际格局不会长久。
　　“力量与利益不会长久背离”是一个经验规律，其所对应的理想概念是“取代势能”。

　　历史学与物理学的区别只在研究对象上，而不在思维模式上，因此历史规律与物理规律往往具有颇为相似的形式。同物理学一样，历史学中的能量也来自于做功。根据定义，可知初始三点做功规律：
　　初始三点做功=初始三力×总和地位度，符号表示为：W=Fs。
　　据此可知初始三力功率为：
　　初始三点功率=初始三力×总和地位度/时间=初始三力×初始三量，
　　符号表示为：P=Fv。
　　物理学中的能量分为动能和势能，其中势能分为弹性势能、重力势能和电势能。历史学中的能量分为初始三能和势能，其中势能分为取代势能和差异势能。
　　初始三能包括秩序能、价值能和意识能。
　　定义初始三能理想状态Y，其中总和地位度为初始三量在时间上的积累，状态最初时刻初始三量、初始三能皆为零。则有：
　　∵总和地位度=初始三量×时间，
　　又∵初始三力做功=初始三力×总和地位度=Δ初始三能=初始三能-0；
　　∴初始三能=（理想点数×初始三量平均速度）×（初始三量×时间）=（初始点数×1/2×Δ初始三量/时间）×（初始三量×改变时间）。
　　经过整理可知初始三能定理：
　　初始三能=1/2×初始点数×初始三量2。符号表示为Ek=1/2×mv2。

　　“取代势能”是一个理想概念，其产生原因是初始三力和初始三量的背离，对应的经验主义描述是“力量与利益的背离”，因而：
　　取代势能＝初始三力差×初始总量差，其符号表示为：
　　Ep=（F1-F2）×（s2-s1）。
　　“差异势能”是一个理想概念，其产生原因是初始三力和总和地位度的背离，对应的经验主义描述是“力量与地位的背离”，因而：
　　差异势能＝初始三力差×总和地位度差，其符号表示为：
　　Ep=（F1-F2）×（h2-h1）。

　　能量既是维持状态的依托，亦是改变状态的凭借。改变规律的作用效果需要能量，改变量越大，需要的能量就越大。能量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 ，就是希图将伐匈奴取得的意识能转化为秩序能，改变自己本应被杀抵罪的秩序。对于更高阶的衍生理想状态，所有能量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花费一定数量的货币乘车去某地，就是价值能转化为动能的过程。
　　历史能守恒定律：在初始三力为零的密闭理想状态中，无论初始三量发生何种形式的变化，其总值恒定不变。亦即在初始三力为零的密闭理想状态中，历史能不会产生、不会消亡，而是只能相互转化。
　　推论：在初始三力不为零的密闭理想状态中，无论初始三量发生何种形式的变化，其前后总差恒等于初始三力所做之功。其含义是，在初始三力不为零的密闭理想状态中，历史能可以产生，可以消亡，但本质上仍旧只是更大范围的相互转化。
　　公元前258年，吕不韦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的共计一千六百金的物控力，帮助子楚获得王位。前249年，价值能成功转化为秩序能，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 。585年，隋文帝凭借政权推行“输籍定样”的户口管理办法，将秩序能转化为价值能，使杨坚的可控物控力由589年的400万户增至606年的890万户。 这些能量除在隋末乱世中被消耗的部分之外，其剩余部分“使以后的很多朝代都从中获益，最直接的受惠者则是伟大的唐王朝” 。第六章中查理一世因金钱补助而批准“权力请愿书”，便是想通过转化价值能为秩序能，以达到利用物控力增加政控力的目的。《秦律》中有关战争俘虏和被掳掠来的边境少数民族可以作为生产性奴隶使用的规定 ，则是上述过程的反过程。
　　* * *
　　“兴衰”是两个经验主义的名词，“兴”所对应的理想化概念是“能量的集聚”，“衰”所对应的理想化概念是“能量的耗散”。如果将秩序能、价值能和意识能以一定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那么就可以得到“综合能量聚散指数”，其经验主义表述就是“兴衰指数”。
　　由于古代中国较之同时代的旧大陆其他国家，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因此中国的古代历史，更加接近于理想状态，虽然仅仅只是接近而已。中国古代历史的这一特质，使一些颇使人震惊和迷惑的经验规律屡屡出现。前面所讲北民南下北胜南败规律，和本章所要谈及的秦汉隋唐现象，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秦汉隋唐现象，从狭义上讲，是指秦汉两代与隋唐两朝在诸多方面的惊人相似。广义上，这一现象则指的是隋唐五代两宋在大尺度上对秦汉三国两晋南朝的历史重复。与其他经验规律一样，秦汉隋唐现象也是理想化规律的外在表现。更具体的说，这一现象，是控域比例秩序能守恒衍生出来的中国古代历史兴衰周期率这一经验规律的子规律。（见图表22）
　　概括地讲，中国历史上的控域比例秩序能的消长，大致形成了五个本质相同的历史周期。自上古经太康失国或桀亡夏至盘庚迁殷，是中国控域比例秩序能从集聚到耗散的两个700年。自盘庚迁殷经平王东迁至秦统一，是中国控域比例秩序能从集聚到耗散的两个550年。自秦统一经曹丕建魏至隋统一，是中国控域比例秩序能从集聚到耗散的两个400年。自隋统一经唐亡至元统一，是中国统一秩序能从集聚到耗散的两个400年。自元统一至鸦片战争，是中国集聚已满的控域比例秩序能逐步耗散的50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在开放系统下，处于耗散半周期的晚清和北洋时代，在国家走向分裂的同时，新增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以上是大的周期性划分，在周期内部，由于能量丰度的不同，会形成很多特征鲜明的阶段。例如同处于第Ⅵ阶段（能量集聚过半却未满）的秦、隋、元三朝，便既有能量集聚的功业和开创，又有能量不足的短命特征。其中，Ⅵ、Ⅰ、Ⅱ三个阶段（即自能量集聚过半至能量耗散过半）可以经验地称为兴盛半周期，而余下的三个阶段亦可以称为衰退半周期。
　　在这五大周期中，先秦时期的国家由于在规模体量和统治模式上还处于探索和形成阶段，因此较之帝国时代以后的中国历代王朝尚不稳定，表现为第一周期出现九个阶段（其中Ⅲ、Ⅳ、Ⅴ三阶段即衰退半周期重复出现）而第二周期仅有五个阶段（其中第Ⅳ阶段为瓜分型缺失）。元明以来的第五周期由于封闭体系在1840年的被打破而中断。如此一来，位于帝国时代的第三周期和第四周期，便因为国家体量十分相近、统治模式大体相同，因而秩序能的集聚和耗散速度大体相同。其结果，表现为这两个历史周期及其内部秩序能的变化幅度和消长时间非常相近，两个时段宏观上的非常类似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由于内部具体的能量分配的差异，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这种周期内部不同阶段的具体能量分配，是不影响整个周期的能量守恒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同属于第Ⅳ阶段的西晋较之北宋存世之日短，因而其后同属于第Ⅴ阶段的东晋南朝较之南宋享国之日深。若将两阶段合起来计算，则第三周期第Ⅳ、Ⅴ阶段共309年（280-589年），第四周期第Ⅳ、Ⅴ阶段共316年（960-1276年）。两相比较，几无差别。若再加上第Ⅲ阶段，则第三周期衰退半周期共计369年（220-589年），第四周期衰退半周期竟然是仅差一年的368年（907-1276年）。

　　第十二章 更多基本规律
　　从46亿年前写到现在
　　时空近大远小规律
　　周围均匀介质下，两个理想点内部理想点均等
　　其中一个理想点理想点数=引力×介质点数，另一个固定在理想点理想点数=1×介质点数
　　归并，理想点理想点数1×理想点理想点数2=引力×介质点数平方
　　引力对应经验语言影响力
　　扩展

　　你说一他说二，你说二他说三，你说三他说一，就和向心力公式一样，力与速度方向永远垂直，你的讲解力和五毛的话题永远垂直

　　向心力问题
　　当政控力与秩序量内容恒定无关时，F=mv2/r
　　当初始无关时：平抛运动

　　理论编
　　第十三章 内涵总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识到凭借计量史学建立历史科学的想法仅仅是一个神话” 。一度宣称“只有计量化的史学才是科学” 的勒胡瓦拉杜里 ，在80年代初却转而提出：“1950—1970年间疯狂地推行计量研究和信息技术”是一种“偏向” 。新经济史学派 的主要代表福格尔后来也大谈“历史学中计量方法的限度”，并明确提出计量方法不能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按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观点，广义上的计量史学“是指对一系列可以量度的现象进行的历史研究” 。然而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情感分析和价值判断，这些现象“实际上构成了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那么真正“可以量度的现象”又有多少呢？实践表明，“这种方法只可能应用于有充分统计资料可用的那些时期（大致指1780年以后）”和“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即欧洲和北美的历史研究，因为这些地区比较早地注意了国民核算的统计” 。由是观之，计量史学在广度上受限颇多，其结论既难有广阔的适用空间，亦疏于对宏观性历史问题的整体把握。广义上的计量史学尚且如此，更遑论让?马尔祖斯基的“狭义和严谨的定义” 下的计量史学了。
　　不宁唯是，数据资料的占有是使用统计方法的先决条件，但考虑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修史习惯，这一条件仅在研究少数国家的少数历史时期时方能满足。因而在计量史学研究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缺少数据。……不是从未收集过就是丢失了。有些情况下，数据是有的，但它们数量巨大”而不得不“借助于现代统计方法的帮助” 。于是乎，高等数学、“高级推理统计学和多变量解析领域的分析” 成了计量史学的理论基础，“相关分析、回归方程、趋势推论、意义度量、线型规划、动态数列、超几何分布、投入产出分析，因子分析、马尔科夫链等数学模型、模糊数学，还有博弈论和对策论、曲线拓扑理论”成了计量史学的常用方法，“电子计算机成为历史计量研究的主要手段。” 人文学者与理工科学者的知识结构迥然异趣，计量史学对此视若无睹，实属不该。
　　总之，历史现象“是一种茫无边际的杂多” ，是一种无限多异质因素的微妙组合；统计方法又是一种大数据量的模型计算，其图像与表格既多且杂，概念与公式枯燥难懂。计量史学“对历史资料进行数字统计” ，其研究过程必定异常复杂，其研究成果不免晦涩艰深。 可想而知，一本“耗费巨大的资金和人力” 的“充满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图表的历史书”必定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不仅研究者“在同行中……知音难觅” ，研究工作亦难以为继。
　　较之计量史学，数理史学更侧重于从整体上探寻“人类行为的普遍数学模式” 。然而“现实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各种因素往往汇集在一起作用于同一事物” ，故而历史现象实由大量函数叠加而成，视作一个函数处理，并以此作为“把这些复杂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些复杂观念的内容是如此丰富，又丝毫未经分析，我们不能希望立刻用符号公式来说明他们。” 数理史学日渐式微，数学模型分析经验史事的研究路径难辞其咎。
　　以数理史学之范式，分析文明发展现象的拉歇夫斯基，可谓个中翘楚。他先把“一个国家或民族平均城市人口数量与河道、海岸线长度及人口密度等”很多因素归纳成一个含有15个未知数的基础公式，再将“人的行为模式与通讯媒介之间的关系”、“家庭环境的作用”、新思想“对人体大脑中心的刺激”、“孩子天生接受某事物的能力”等多种复杂因素逐一考虑，经由12次高等数学变换，得到一个含有7个未知数的复杂公式。 两式联立，始能得出结论。数理史学繁难至此，犹有缺失。如拉氏就未曾考虑“代表真理的某些理论、学说、思想会因人们认识的限制或因某种压制而在历史上长期被埋没” 这一因素，其结论亦因此而与史实大相径庭。

　　时下科学主义史学的堪忧现状，与劳伦斯?斯通“叙事史的复兴”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文本考据工作成效显著，探赜索隐、发微钩沉之书层见叠出；另一方面，“17世纪所掀起的那场科学革命中，历史学是始终被遗弃在外的。一直要到19世纪，历史学是不是、或者应不应该、或可不可能成为科学，才被提到日程上来” 。“如果历史学终于完成了从伪科学向科学的过渡”，那么“这个转折点，……从其规模和重要程度来说，相当于预示着近代物理学诞生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说。……然而，这样的胜利目前尚未赢得”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理想史学研究模式，希望能在西方史学理论体系之外，为开拓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份绵薄之力。
　　所谓“理想化”，非与先验论同一指谓，亦与完美化内涵有别。逻辑学认为，概念的内涵越大则外延越小。现实语汇内涵多而外延少，科学概念内涵少而外延多。“理想化”之本质，就是减内涵亦即增外延，如同变前者为后者的加工器和翻译机。理想史学由理想状态和理想实验两部分组成。

　　“现实本身是一片混沌的神秘经验整体” ，理想状态则是与经验现实相对而言的纯粹形态。理想状态思想既实践了卡尔?马克思“最大的矛盾” 的“主要矛盾”思想，又超越了马克斯?韦伯“尽可能展现完备之意义妥当性的概念单位” 的“理念型”方法。理想状态不是对历史表象的经验描述，不是对历史过程的假设猜想，而是对历史线索的高度纯化。因而理想状态在经验现实中并不存在，理想状态亦不要求接近经验现实。理想状态不同于理论模型 ，经由理想状态所得结论，既不能单独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亦不能单独反映任何社会现象。 即使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粗略描述，如果没有多项成果间的协同作用，亦不可能。因而对理想史学而言，经由规律整合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其价值远超于各项成果自身价值的简单加合。
　　“实际测量直观的经验材料时所获得的量值不免是经验的和不精确的” ，理想实验则是与直观测量相对而言的思维实验。理想实验以理想点为实验对象、以演绎推理为实验步骤，因而不依赖经验的实测数据、实验设备和现实客体。理想实验与弗朗西斯?培根之经验归纳，与奥古斯特?孔德之实证观察，决分两途。“人们必须首先通过精神过程来开拓所谓理想的实验条件，然后才能进行有意义的实验。但智力分析是决定性的第一步。只有在这之后，才能够进行实验。像后来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伽利略绝大多数时候做的是‘理想实验’。” “伽利略的《对话》的有意义的特点是，这本书不单纯是实验资料的陈述，它还包括了许多演绎推理。例如在讨论到匀加速运动的性质时，……伽利略不是以实际的物理量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以一个可以称之为理想实验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科学欲立，语言先行！经验主义以现象为中心，内涵多而外延少；理想状态以理想量为本位，内涵少而外延多。换言之，经验主义研究若比雕版印刷之雕版，理想状态思想则如活字印刷之活字。因而理想史学必须通过定义和诠释，建立一套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语言体系。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所提概念，“总的来说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但在当时，正如牛顿所指出的，是‘鲜为人知的术语’” 。如果没有理想化的语言体系，单凭对经验现实的筛选和忽略，得到的永远只是经验主义范围内的概念和结论。理想化的语言体系一经建立，理想状态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形成。因而，认为理想化就是“忽略次要因素和过程，只考虑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 的想法是非常肤浅的。由于学科特点的不同 ，理想史学的语言体系亦不与其他学科相同 。总之，理想史学研究以建成一套与经验主义研究不同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语言体系为前提，马克斯?韦伯失之于前，物理主义史学失之于后。
　　一直以来，史学“求得其公理公例” 的科学化尝试，远不及“如实地说明历史” 的客观化努力成果丰硕。因而在“科学与人文的张力未见缓解” 的今天，“在历史世界里发现一种牛顿式的规律” 愈显其要。然而以计量史学和数理史学为代表的欧美科学主义史学，虽不失为可贵之探索，却因其颇多偏失，而迭遭质疑。笔者认为，尽管以往的道路颇为曲折，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进而简单地对历史科学化加以否弃，而应该适时地调整研究路径，愈挫愈奋，逼近真理，积极而主动地适应历史学未来发展的需要。

　　第十五章 学科定位
　　人类思维包括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抽象思维包括经验思维、理想化思维和思辨思维。其中，经验思维是描述式的抽象思维，理想化思维是量度式的抽象思维，思辨思维是概括式的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的内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其外延为现实世界中的文化和艺术。形象思维的特点是现实客体的全部属性都完整地体现在概念之中。
　　经验思维的内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总结，其外延为现实世界中的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经验思维的特点是经验概念来源于对认知客体多数属性的抽象概括。经验思维直接以现实客体为研究对象，因而不简化则无法数学化，一旦简化则必然失真。是故经验主义模式的量化是饮鸩止渴的统计学量化。
　　理想化思维的内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理想化认识，其外延为现实世界中的科学。理想化思维的特点是概念元素化，就是以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理想元素替代现实客体作为研究对象。因而理想化模式的量化是在元素化的基础上，对元素进行的量化，这是唯一可行的量化模式。
　　思辨思维的内涵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思辨概括，其外延为现实世界中的哲学。思辨思维的特点是思辨概念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如现实中不存在抽象的物质，有的只是物质的具体形态。
　　现实世界中人的思维，即是以上几种思维体系的混合体，只是比例有所不同。抽象是思维脱离现实的过程（认识），技术是思维回归现实的过程（改造）。形象思维抽象度为零，故形象技术并不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科学”实际上是技术。比如中医和西医，两者都不是科学。西医是科学技术，并以化学技术为主；中医则是哲学技术与经验技术的混合。

　　早在两三千年以前，形象思维、经验思维和思辨思维就已产生。当以自然界为认知客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形成了自然文化，表现为能够带来审美愉悦、教化作用和自然关怀的，反映自然美的美术、音乐、文学和摄影等艺术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界的描述和总结形成了自然经验，表现为“打雷要下雨、天冷要加衣”式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直观总结；对自然界的思辨认识形成了自然哲学，表现为宇观概括的自然观和研究观。当以人类历史为认知客体时，人们对历史现象的感悟、体验和理解形成了历史文化，表现为能够带来审美愉悦、教化作用和人文关怀的，反映人性美的美术、音乐、文学和文献纪录片等艺术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历史的描述和总结形成了历史经验，表现为“可以知兴替”式的历史经验和对历史经验的直观总结（通常表现为对现实的镜鉴作用）；对超越历史本体的宏观思考形成了历史哲学，表现为历史观和史学观。
　　理想化思维对语言体系的要求极严，因而迟至17世纪才在不断的比对中诞生于物理学一个领域之内。“物理学真正成为一门精密学科，是从1687年牛顿发表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开始的” ，在此之前则处于“经验科学或自然哲学时期” 。“符号公式乃是数学语言组成的极端简化和分析的产物” ，因此“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笛卡儿和牛顿“都看出在物理学中引入数学的必要性，因此两人都把他们的物理学建立在几何学的发现之上” 。但是，“真正代表近代科学方法论精神的不是笛卡儿而是伽利略和牛顿”，因为“在伽利略和牛顿那样的近代科学大师那里，实验观察与数学演绎是十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笛卡儿却执著于“经由数学来寻求物理世界的答案” ，过分的“强调数学方法的地位” 。培根则矫枉过正，他对数学演绎不屑一顾，却对经验归纳法指导下的观察实验推崇备至。 因而“真正代表近代科学方法论精神的不是培根而是伽利略”，因为“伽利略……所谓的实验并不是培根意义上的观察经验，而是理想化的实验。……只有理想化的实验才可能与数学处理相配套” 。“伽氏在科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一项贡献为将问题‘理想化’的这个诀窍。他能将每个问题减至其基本而必要的形式；除去非立即相关的因素；寻找并非描述实际物体的运动，而是当环境的影响被除去或标准化时，物体行为的‘法则’。举例而言，……在研究下坠物体时，忽略摩擦力与阻力。……伽氏可以区分亚里士多德所谓‘基本’与‘次级’的性质，并集中测量前者。他避开‘原因’等复杂的问题，使能发现数学的‘描述’。这个‘理想化’的窍门使伽氏能直达问题的核心，且发展出简单的数学理论” 。
　　18世纪以来，正当理想化思维在化学和生物学领域逐步扩展之际，囿于经验科学藩篱的历史学越来越暴露出许多与生俱来的弊端和缺陷。其一，“在人类事物的任何研究中，都必定有一种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因素” 。“历史事实是人为的” ，“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历史学家使用这些事实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加工利用的过程。” “历史学家的确是有选择的” ，“史料……被一种原则和价值标准所支配” 。“历史是‘孩子的字母盒，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拼出任何单词’” ，而所谓的“求解历史，毋宁说是为了让想象中的过去重现旧貌” 。其二，从尼布尔到阿克顿，客观主义史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 。“弗鲁德说起他参考了国内外10万篇论文的手稿，这仍是为了掌握、有效占领一个狭窄领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埃德蒙?法拉尔于1942年写到：‘正是对大历史的恐惧扼杀了历史。’” 其三，从为尊者讳到鲁鱼亥豕、郢书燕说；从伯恩哈特与萨顿对斯特雷泽曼涉苏文件的漠视 到斯大林对卡廷森林事件的掩盖；从“王沈《魏录》滥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风”到“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信史难寻，令“语文性历史……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怀疑所围绕” 。

　　理想化思维的产生，源于人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想化认识形成了自然科学，表现为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孤立的社会现象，如同孤立的自然现象一样，不具备科学研究价值。只有连贯的社会现象即人的历史，如同连贯的自然现象即物的历史一样，才是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因此，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想化认识理应形成社会科学，表现为历史学。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指人类有记忆价值的过去。历史不是也不应该是百科全书，认为历史学就是 “唯一的科学”的观点，在学术分工和学科划分上是毫无意义的。
　　时至今日，历史学依旧不过是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经验科学而已。正如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狄金森为《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作序时说的那样：“巴勒克拉夫教授……认为科学的历史学尚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即便是这样的表述）巴勒克拉夫教授对于科学的历史学的胜利也许过于乐观了” 。历史学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是因艺术性而变质的科学性；历史学的不同于音乐美术的艺术性，是因科学性而扭曲的艺术性。形象思维与理想化思维的矛盾，即科学性与艺术性的斗争，致使历史学的学科性质极不稳定。历史学既游离于科学与艺术之外，亦游移于科学与艺术之间。每当历史学尝试进行科学化，就会导致其艺术性的淡失；一旦历史学尝试进行艺术化，就会导致其科学性的减弱。客观主义史学“反映出19世纪自然科学的深入人心，‘客观性’成了人们衡量某种知识或某门学科的价值准则，这是科学理性的胜利，也是人文精神的悲哀” 便是一例。
　　在史学理论研究中，“除了高层次的抽象的哲学研究以及低层次的只针对某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索之外，还应该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次。这一层次的研究同史学研究的实践紧密相连，对历史学的发展影响也大。它既不像历史哲学那样过分抽象，又不像具体历史问题理论那样过分狭窄，而是以历史整体或者历史学研究的整体作为对象，结合史学研究的实践，进行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这种研究自然仍需哲学原则作为指导，而且往往需要用哲学语言来加以阐述，但它已不是空泛的。它的指导意义带有普遍性，但又因为与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因而又是具体的。” 引文中所描述的所谓“中间层次”，正是介于历史经验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历史领域缺失已久的理想史学。
　　理想史学的诞生，意味着历史科学、历史经验和历史文化的分立，意味着历史科学与历史文化的互不干扰和相得益彰。这就既不会因追求历史文化的美而抛弃历史科学的真，也不会在追求历史科学的真的同时放弃历史文化的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的发展，应当是历史文化和历史科学的协调发展。真正的历史科学应当是人文精神的胜利，而决非人文精神的悲哀。
　　理想化思维的建立要以准确把握学科特点为前提，因此认知对象的复杂程度决定着理想化的实现次序。从物理、化学、生物的自然运动到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运动，随着认知对象复杂程度的提高，其对应学科完成理想化的难度亦逐级升高。17世纪，物理学实现理想化；18世纪，化学实现理想化；19世纪，生物学实现理想化。人类目前的任务，在于进行一次理想化思维与历史学科特点相结合的尝试，理想史学的学科定位即在于此。

　　第十六章 社会价值
　　分配力是人类改造社会的能力，是人类对社会的控制和调节能力。因此分配力决定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产品的分配、社会生产的管理、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机制的运行等等。卡尔?马克思“阶级和阶级剥削被彻底消灭，国家完全消亡”、“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全社会公共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彻底消灭了三大差别和旧的社会分工”、“全社会成员普遍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 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的理想主义国家，所描绘的都是分配力高度发达时的社会图景。
　　较之古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条件虽已大为改善，人们的幸福感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益。19世纪以来，因痛感人性异化而极力否定科学理性，批判技术文明的学者层出不穷。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奥特伽?迦赛特、萨特诸人和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流派便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甚至早在前工业时代，老子便提出过“绝圣弃知” 的思想，卢梭亦认为不平等源于知识的进步 。然而这些观点，登其堂而未入其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生产力只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力，对于社会问题，必须且只能通过提高分配力来解决。如同一个人想要前进，他已经迈出了左腿，如果还想继续前进，就应该跟上右腿，而非收回左腿。上述诸贤却错误地认为既然不能只依靠左腿前进，那就不该前进。
　　毋庸置疑，社会需要的不只是大量的优质产品，还有正确地分配和使用各种社会资源。一个没有较高分配力的社会，再发达的生产力也只会成为破坏自然和进行战争的得力武器。低分配力本身还会造成两极分化和剥削压迫，造成社会失去平等和公平，最终造成社会的混乱和无序。总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生产力与分配力的同步发展。列宁“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的著名论断，体现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我们在20世纪对社会的整顿、对国内外社会环境的控制真有进步吗，真的没有显明的倒退吗？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进化不是已经远远落后于技术的进步了吗？” “千百年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来改造人们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们对其自身的社会组织的认识和控制……的进步是缓慢的，它的成果还远不尽如人意。” 那么，如何提高人类社会的分配力呢？

　　“在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前的几千年中，人类的认识活动基本上遵循这样一个模式：生产、技术、科学，也就是说凭经验进行生产，在漫长的生产过程当中，提炼出技术，然后在改进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科学。这是一个凭经验办事的过程，所以走了不少弯路和错路。瓦特没有重走人类几千年走过的弯路，为了对旧式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瓦特曾钻研过力学、数学、化学，做过系统的实验并仔细计算过气缸的热效能。为什么瓦特会使用这样一种以前的工匠们根本不会想到的方式来进行发明创造？他对于生产、技术、科学三者关系的认知从何而来？在瓦特研制蒸汽机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正是欧洲历史上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从17世纪中期开始，近代科学在一批巨人的推动下产生。在这批科学巨人当中排在最中心位置的是一位妇孺皆知的人，他就是艾萨克?牛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从近代科学的角度看，正是牛顿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以牛顿力学体系为代表的近代科学诞生以后，人类社会飞速发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们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
　　技术革命要以科学革命为先导，这既可以在事实中找到佐证，亦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证明。认识能力是改造能力的基础和依据，因此认识能力决定改造能力。自然科学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而生产力则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因而自然科学决定生产力。同理，社会科学决定分配力，提高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就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分配力。
　　然而直到21世纪初的今天，所谓的社会科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一种经验科学而已。“结果的壮观……不亚于17世纪的物理学的成果之运用于18世纪的机械技术那样”的“人性的科学”“大体上并没有实现。” “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找到一个能分析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好的理论框架……时至今日，关于人类行为本身的许多理论，仍然停留在对经验的描述上，并不具有数理科学那种普遍的有效性，因而不能满足人们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需要。” 那么，怎样提高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呢？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对达姆斯特和赫旁萨所编《科学技术编年表》上记载的1501至1950年间重大科学成果作统计学研究，他把凡是重大科学成果数超过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总数25%的国家称之为“科学活动中心”，他发现“科学活动中心”发生过四次大的转移。
　　“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过程，是理想化模式在人类认识领域逐步深入的过程，是近代科学在理想化模式引领之下逐一诞生的过程，是理想化模式取代经验主义模式、收获三个胜利果实（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过程。1540—1610年，当意大利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科学革命的先驱”、“近代科学之父” 意大利人伽利略（1564—1642）为代表的理想科学 （近代科学）诞生。1660—1730年，当英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近代物理学奠基人” 英国人牛顿（1642—1727）为代表的经典理想物理学 诞生。1770—1810年，当法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近代化学之父……化学里的牛顿” 和“化学现代化的完成者” 法国人拉瓦锡（1743—1794）为代表的理想化学 （近代化学）诞生。1830—1920年，当德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遗传学的创立者” 和“植物学上的拉瓦锡” 德国人 孟德尔（1822—1884）为代表的理想生物学 （遗传学）诞生。1920年以后，当美国作为“科学活动中心”时，以“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美国人 爱因斯坦（1879—1955）为代表的现代理想物理学 （现代物理学）诞生。因而，科学之本质在于理想化，精确化、数学化、实验化，仅是理想化之不同层次的外烁扩延。实现社会科学的理想化，就可以提高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
　　不仅如此，引领“科学活动中心”的杰出科学家，莫不是理想化思维的首倡者和科学思想的革命家。他们如PH试纸一般，是映照科学起落和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伽利略的不幸，标志着意大利科学走向衰落” ，“在意大利科学于1633年失去活力以后，科学革命在那一时期的一个特点是科学活动在地理上的向北转移” 。为牛顿提供适宜的研究环境的英国，获得了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回报。拉瓦锡死后，科学中心被迫由法国转回了以道尔顿 为代表的英国。革命法庭的判决注定了拿破仑的失败 ，法国将世界第一强国的桂冠拱手让人。德国在1865年遗忘了孟德尔，世界第一强国的桂冠在1918年第一次抛弃了德国。德国在1933年驱逐了爱因斯坦，世界第一强国的桂冠在1945年第二次抛弃了德国，选择了爱因斯坦抵达的美国。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上看，在政治上，二千二百年前，中国就已经建立起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西欧直到四百年前的近代早期，才建立起较为强大的王权统治；在经济上，盛行于西欧中世纪的三圃制，早在中国的西周时代就已产生；在文化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且绵延不绝，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技术上，中国的发明创造也曾远远领先于这个世界，以至于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可见，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所以能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全面的超越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并给人类带来崭新的工业文明，其独有的只是理想化思维及由此带来的自然科学的诞生。

　　综上所述，生产总量和分配关系决定社会发展水平；生产力决定生产总量，分配力决定分配关系；自然科学决定生产力，社会科学决定分配力；理想化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构成自然科学，理想化的历史学构成社会科学。理想史学的社会价值即在于此。

　　第十七章 史料取舍
　　历史以时间为主要承载维度。时间之尺度，在天文史则十数亿年，在地质史则亿数万年，在史前史则万数千年。当我们谈论中国古代史时，其跨度往往是年，而近代史则变成月，现当代史则变成日，聊家常甚至用到时。这是因为距离自己越近的事物，其尺度显得越大；距离自己越远的事物，其尺度显得越小，这便是时空近大远小现象。
　　尺度是理想点在时间、空间和数量上的跨度，常态实体可近似地视为理想点。尺度的大小可以用尺度数来衡量。不同的尺度有不同的现象，但有着同样的规律。尺度思想既是理想点思想的理论基础，又是第一、第二层次历史划分的意义所在，亦是社会科学就是且只能是历史学的理论依据。当研究对象的尺度数远远小于研究时空的尺度数时，可将其看作理想点。由于理想化规律具有普适性，因此不受尺度限制，因而理想史学只需要对某一尺度下（最合适的尺度下）的历史进行研究即可；经验主义研究则由于尺度的限制而必须凭借史料去研究不能凭借史料研究的第二层次的历史。只有历史具有使社会现象变成理想点的时间尺度，其他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等不具备这一特点。
　　尺度的变换，可以使异质的理想量同质化。通过变换尺度，无论同质或异质的历史量都可以用同质系数来进行归并，从而有效地降低衍生阶数。
　　粗时间尺度数：尺度时间折算成年或秒（十进制的两端）数之后的数量级。根据1年（格里高里年）=31556952秒，得出年秒转化公式：
　　粗秒=粗年+7 （年数＜3.1688739或秒数≥3.1556952）
　　粗秒=粗年+8 （年数≥3.1688739或秒数＜3.1556952）
　　细时间尺度数：尺度时间折算为十进制年或秒后取以10为底的对数。
　　细秒=细年+7.4991
　　尺度级：尺度数的数学期望。定义a的δ邻域：a＝0.5k,k∈Z，δ=0.25。细尺度数取平均值后所在的邻域的心a便是尺度级。其实质是细尺度数取平均值后离其最近的整数值或半数值。
　　秒尺度级=年尺度级+7级半。（此处将1年近似为31622776.6秒）
　　例：已知生物进化周期为1亿年、王朝兴灭周期为400年、月相变化周期为30天，求各周期的秒尺度级。
　　∵生物进化周期为1亿年=3155695200000000秒；
　　∴秒尺度级=15级半。
　　∵王朝兴灭周期为400年=12622780800秒；
　　∴秒尺度级=10级。
　　∵月相变化周期为30天=2592000秒；
　　∴秒尺度级=6级半。
　　除时空尺度外，人数尺度也是衡量历史事件层次性的重要指标。空间尺度和人数尺度的计算方法理同时间尺度，只是单位不同。人数尺度中的见证人数尺度是判定历史事件层次的决定性依据。由于小单位数据在度量差异的能力方面更为明显，因此较之大单位数据更易于反映不同尺度间的差距。
　　君主制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长达2132年（前221—1912年），即67279421664秒，秒尺度级为11级；其在中国的见证人数至少为59594978 +50066856 +16163863 +46019956 +46285161 +16990386 +15760000 +16280254 +24969300 +59848964 +59873305 +60692856 +902720409=1375266288人，人尺度级为9级。在这样大的尺度之下，君主制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不可为假，因此属于第一层次的历史。
　　清王朝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长达276年（1636—1912年），即8709718752秒，秒尺度级为10级；其在中国的见证人数至少为14483858 +24621324 +102750000 +419441360 +341423867 =902720409人，人尺度级为9级。与前例相同，清王朝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也因尺度过大而不可为假，亦属于第一层次的历史。
　　光绪帝在中国存在的时间长达34年（1874—1908年），即1072936368秒，秒尺度级为9级；其在中国的见证人数至少为377636000 人，人尺度级为8级半。与前两例相同，光绪帝曾经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也是不可为假的第一层次的历史。
　　光绪死因的时间表现便是光绪死亡的瞬间，时不满秒，秒尺度级为0级；瀛台涵元殿面积不过数亩，米尺度级为3级；密谋者最多不过慈禧、李莲英、奕劻或袁世凯等数人，人尺度级不足1级。因此光绪死因因见证人尺度过小而可以为假，是为第二层次的历史。
　　结合上例，定义第一层次的历史为在足够大的尺度上运行，因而不可为假的历史；第二层次的历史为在不足大的尺度上运行，因而可能为假的历史。
　　为了更便于读者的理解，这里再举数例。604年，杨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崩于大宝殿” ，世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但论及死亡原因，却是“中外颇有异论” 。对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我们可能无法知道为何征服者威廉会入侵英国，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确入侵了” 。1911年，“成都血案”和“成都兵变”接连发生。“成都血案”由于“水电报”的广为传布和《辛亥四川路事纪略》中奏折、上谕的明示天下，事件本身及其制造者都是第一层次的历史。“成都兵变”的尺度更大，既有当时全体成都人的惨痛记忆 ，又加以《民立报》的广为传播 ，是为第一层次的历史无疑。但对于兵变是否为赵尔丰所发动，由于涉及人数过少，又无可靠的“见证者”存在，因而属于第二层次的历史。
　　第二层次的历史因其尺度小而隐蔽性强，经验主义史学鞭长莫及。如“光绪正常死亡说”虽有传统史籍（《德宗实录》卷四二七）、时人笔记（杜仲骏《德宗请脉记》、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和原始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之脉案、病原等）等一手资料佐证，却并非事实。
　　第二层次的历史由于无法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判断，因此史料的不完全可信、不完全真实，等价于完全不可信、完全不真实。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历史解释，好比真实证据不足条件下之法理推论，虽可自圆其说，却并非真实原因。
　　理想化模式所特有的精确、普适、客观、必然，打破了经验主义状态下不同尺度研究对象间的规律壁垒，使得不同尺度的客体具有了相同的规律，摆脱了理论探索对全体研究对象的依赖。如在后文中，无论慈禧太后对维新派“围园杀后”计划是否知情，都无关支持度公式的正确性及其在各个历史尺度间的适用情况。伊尹与太甲关系的不确定性，并未影响到地位度规律的总结与验证。相反随着理想史学的发展，未来的历史学家却可以利用普适性公式的计算，还原出真实的历史。
　　如同经典物理学家不需要在观察过所有的自然现象之后才开始理论探索一样，理想历史学研究亦不需要以全部历史的厘清为基础。“正如牛顿所作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获得人类行为的初始概念和规律，再利用这些概念和规律推导出其他所有的东西。” 以种粮和吃饭的关系为例，我们既不能只种粮不吃饭，亦不能希图种遍古今中外所有的粮而后吃饭；只有一边种粮一边吃饭，才能种新的粮、吃新的饭。正因如此，由理论探索（即内程式）、认知工具和认知对象的循环关系组成的外程式，成为科学进步发展的固有程式。
　　总之，史料的真实与否，对理想史学规律的研究和技术化毫无影响，且反过来还需理想史学为之决断。因此在理想史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只以最一般的、不可为假的第一层次的历史为基础，就可以进行规律总结了。可以说，在目前的历史学界，开启理想史学研究的“第一桶金”已然足备。

　　第二十七章 历史动力机械
　　的制作原理
　　科学之本质在于理想化，理想化就是元素化，因此科学之本质在于元素化。社会历史动力机械的理论基础，是利用理想语言取代自然语言，对现实世界进行编码模拟的过程。所谓编码模拟，系指通过有限的历史元素，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客体进行度量、描述和预测的过程，类似于活字对书籍的模拟。具有编码能力的语言叫做理想语言，其编码能力来自于其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特性，其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特性，来自于其小内涵、大外延的本质。
　　与之相对，自然语言就是不具备编码能力的生活语言，也可称作经验语言。在17世纪以前，人们对物理事物的描述，所使用的是诸如大小、轻重、冷热和远近等自然语言。1687年牛顿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提出了诸如体积、质量、温度和位移等理想语言取代了自然语言，并创造出了诸如动量和动能一类的完全超越自然语言的理想语言。18世纪，拉瓦锡以硫、钾和碳等理想语言取代了如草木灰、硝石、硫磺、木炭等自然语言。19世纪，生物学中的这一转变为孟德尔所完成。
　　理想化的量化模式，不是对现实事物的直接量化，而是先进行元素化，再对元素进行量化的间接量化模式，是分析语言与数学相结合的量化模式。历史元素必须以客观存在为前提，以内涵单一为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历史元素的提炼，必须来源于现实，并且以理想点的形式定义。
　　然而时至今日，历史学中使用的术语，仍然是无法编码化的自然语言。理想语言由理想语素组成。政控力、支持度、动机度和地位度等等便是理想语素，而诸如人、城市、经验值、权力、河道长度、皇帝、官僚资本和草原文明一类的词语，则属于无法兼具精确、普适、客观、必然四性的自然语言。
　　就像英语仅凭26个字母便可以涵盖和表征世间一切事物一样，社会历史过程实质上也只是由24个理想语素组合而成的。本书下面将对24个社会历史领域的理想语素进行了专项阐述。任何地区的任何形式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都是由这24个元素组成的。 这24个元素分别是：
　　主量（20个），其中包括：
　　体量（12个）：政控力（含听命比例、秩序数和秩序量）、物控力（含供给比例、价值数和价值量）和意控力（信实比例、意识数和意识量）。
　　用量（8个）：支持度、选择度、取代度、温和度、动机度、动力度、胜败度和地位度。
　　辅量（4个），其中包括：
　　系量（2个）：同质系数和异质系数。
　　阻量（2个）：定域阻力和变量阻力。
　　利用这24个历史元素，可以解释一切社会历史问题。一旦他们与计算机结合起来，便可以制造出具有预测社会走向和分析社会状态的社会历史动力机械了。具体说来，就是将由历史元素组成的历史规律（数学公式）编入计算机中，作为理想点的运行规则，即命令语句。依靠这些历史定律,利用显卡强大的浮点运算能力,帮助CPU模拟真实世界中的社会运动，达到模拟和预测的目的。
　　因此本编的任务，在于合并这些理想语素为理想语言。由理想语素组成的社会历史领域的理想语言，亦是社会历史动力机械的理论基础。社会历史动力机械，这台社会历史领域里的蒸汽机，必将随之由一位精通计算机的人士来完成。当然啦，就像火车和轮船刚发明时一样，社会历史分析机的成功估计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未来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仪器的精确性也会随之提高，更高级的仪器亦会不断地涌现。
　　社会历史分析机的运行机理在于：
　　⑴将24个历史元素编入计算机中，形成24个变量，即数据输入端口。
　　⑵由于24元素精确、普适、客观、必然，具有历史源代码的性质，因此再复杂的社会历史状态，也一定是这24个元素的某一种搭配形式而已。任何现实社会的变化，都可以转换成这24个元素的一个或几个的改变。
　　⑶将由历史元素组成的历史规律（数学公式）编入计算机中，作为理想点的运行规则，即命令语句。依靠这些历史定律,利用显卡强大的浮点运算能力,帮助CPU模拟真实世界中的社会运动，达到模拟和预测的目的。
　　⑷数据获取。
　　说明：
　　⑴除了检测（预测）功能，该机器也可作为社会决策分析器、历史实验仪和大型穿越游戏（与动漫结合）使用。
　　⑵在研发的初始阶段，可以先通过编码中国历史进行熟悉和基础建设。
　　关于社会历史分析机的数据获取：
　　1.总论
　　⑴由于社会科学自身的独特性，原器有可能是实物，但更可能是一套程序。
　　⑵定义能且只能破坏150个标准沙袋的破坏力为1单位战争动力。规定有且只有1单位战争动力的军队为国际战争动力原器。规定有且只有1国际战争动力原器的国王为国际政控力原器。当然啦，150个标准沙袋也可以改成4.5米厚的标准钢板之类的东西，具体技术指标的设定由技术人员酌情决定。此处为了让读者更直接地理解原器，笔者在这里进行拟规定。真正制作原器时，切勿受此羁绊。
　　⑶以听命比例为例，先要根据政控力的定义，规定出类似于国际千克原器一样的国际政控力原器。然后利用战争胜败公式，批量生产额定政控力政控点。最后，利用类似于额定电压测电阻的方法制成听命表（类似干电池电阻表）。举例来说，当一个拥有3个秩序点的政控点与额定政控力为1的政控点恰好战平时，其听命比例为0.33。余者仿此。
　　⑷利用一直听命比例人归纳基本生理特征，批量生产标准听命比例器（相当于标准电阻）。此非必要步骤。
　　2.体量获取
　　定义能且只能破坏150个标准沙袋的破坏力为1单位战争动力。规定有且只有1单位战争动力的军队为国际战争动力原器。规定有且只有1国际战争动力原器的政控点为国际政控力原器。当然啦，150个标准沙袋也可以改成4.5米厚的标准钢板之类的东西，具体技术指标的设定由技术人员酌情决定。此处为了让读者更直接地理解原器，笔者在这里进行拟规定。真正制作原器时，切勿受此羁绊。
　　利用战争胜败公式，可以制作政控表，用以测量政控力。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批量生产额定政控力政控点。在额定政控力政控点的基础上，利用类似于额定电压测电阻的方法制成听命表（类似干电池电阻表）。举例来说，当一个拥有5个秩序点的政控点与额定政控力为1的政控点恰好战平时，其听命比例为0.2。当一个拥有7个秩序点的政控点与额定政控力为1的政控点恰好战平时，其听命比例为0.143。余者仿此。只要利用异质系数，对国际政控力原器稍加改造，就可以制作成国际秩序量原器。至此，四个政治（秩序）方面的体量的度量就完成了。
　　同样的方式，还可以制作出国际物控力原器和国际意控力原器。定义能且只能交换300个标准香蕉、或者是0.5克标准黄金的购买力为1单位价值量。规定有且只有1国际价值量原器的物控点为国际物控力原器。定义能且只能说服1个标准反对者、或者是在5分钟内说服20个标准人的说服力为1单位意识量。规定有且只有1国际意识量原器的意控点为国际意控力原器。进而，12个体量就都可以利用仪表获取了。
　　3.用量获取
　　仿造秩序点的获取方式，可以对体量表稍加改造后制成用量表：
　　⑴将体量表的变化度制成仪表，就可以得到支持度表。
　　⑵将体量表加入增量系数后，就可以制成选择度表。对多个选择度表数值的加减计算，就制成了改选度表。再加入反作用量，就制成了转变度表。
　　⑶利用纯粹体量表和阻量体量表在选择度上的差异数值，可以制成温和度表。
　　⑷利用意识量表的变化度可制成取代度表。也可以利用意变度表求得（见下文）。
　　⑸利用意识量表、取代度表和支持度表，可制作战争动机度表。
　　⑹战争动力度表可由原器直接制作获得。
　　⑺标示战争动力度表的差度的仪表就是战争胜利度表。
　　⑻仿造秩序表的制作方法，只要将体量表稍加改造就可以制成地位表。
　　4.辅量获取
　　系量可以利用额定体量下被测理想点数量的倒数求得，即额定电压测电阻的方法。以意变度为例，意变度就是意变点个数的倒数。当利用国际意识量原器获得额定意识量后，根据产生额定意识量的意变点数量，就可以求得意变度了。比如说，同样一件事，一个人听了35个人（35遍）才相信，但看了一次后就相信了。这时，“道听途说”的意变度就是“眼见为实”的0.029倍。
　　由于阻量不是理想量，而是现实量，因此不能直接获取。获取阻量的方法是将阻量转化为非阻量，然后利用上面的方法进行度量。
　　社会历史源码系统：
　　规律的本质就是元素的性质，因此历史规律表现为历史元素的性质。就像物理学中的因素、化学中的元素和生物学中的基因一样，社会历史领域也有它自身的源码系统。历史元素就是理想史学的源码，而历史规律组成的网络就是社会历史的源码系统。
　　①体量编码
　　政控力＝听命比例×政源量×政产力＝Δ秩序量。
　　物控力＝物产力×供给比例×物源量＝Δ价值量。
　　意控力＝信实比例×意产力×意源量＝Δ意识量。

　　小结一下

　　在没有初始三力存在的理想状态下，一切理想点总能保持初始三量不变，直到有初始三力改变它们为止。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定义单位体积理想点数为理想点密度，符号为ρ。根据定义：
　　理想点数=理想点密度×理想点体积。符号表示为：m=ρV。

　　初始三力=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时间=缴奉比例×初始点数×初始产率。
　　符号表示为：F=m×Δv/t=μma。

　　推广：支持度=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
　　支持度用符号P来表示，因此支持度规律可用符号表示为：P= mΔv。

　　选择度规律：物控点选择政控点，有权物控点选择有效政控点，选择度=政控力×时间。
　　选择度用符号I来表示，因此选择度规律可用符号表示为：I=Ft。

　　初始三量取代规律：取代后的初始三量＝甲初始三量＋乙初始三量。
　　用符号表示就是：m1v1+m2v2=（m1+m2）v＇，等式两边均为矢量和。

　　取代动机规律：取代动机度＝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政控力×时间。
　　用符号表示为：I＝ΔP＝Ft＝mΔv。

　　总和地位度＝初始总量=初始三量×时间=1/2×初始产率×时间2。
　　用符号表示就是：s=vt=1/2at2。

　　初始三能=1/2×初始点数×初始三量2。符号表示为Ek=1/2×mv2。

　　本编小结
　　在没有初始三力存在的理想状态下，一切理想点总能保持初始三量不变，直到有初始三力改变它们为止。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理想点数=理想点密度×理想点体积。符号表示为：m=ρV。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密度规律。

　　初始三力=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时间=缴奉比例×初始点数×初始产率。
　　F=m×Δv/t=μma。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二定律。

　　支持度=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
　　符号表示为：P= mΔv。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动量规律。

　　选择度=政控力×时间。
　　符号表示为：I=Ft。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冲量规律。

　　取代后的初始三量＝甲初始三量＋乙初始三量。
　　碰撞瞬间两初始点受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且在同一条直线上。
　　符号表示就是：m1v1+m2v2=（m1+m2）v＇，等式两边均为矢量和。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三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

　　取代动机度＝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政控力×时间。
　　符号表示为：I＝ΔP＝Ft＝mΔv。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动量定理。

　　总和地位度＝初始总量=初始三量×时间=1/2×初始产率×时间2。
　　用符号表示就是：s=vt=1/2at2。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位移规律。

　　初始三点做功=初始三力×总和地位度，符号表示为：W=Fs。
　　初始三点功率=初始三力×总和地位度/时间=初始三力×初始三量，
　　符号表示为：P=Fv。
　　初始三能=1/2×初始点数×初始三量2。符号表示为Ek=1/2×mv2。
　　取代势能＝初始三力差×初始总量差，其符号表示为：
　　Ep=（F1-F2）×（s2-s1）。
　　差异势能＝初始三力差×总和地位度差，其符号表示为：
　　Ep=（F1-F2）×（h2-h1）。
　　在初始三力为零的密闭理想状态中，无论初始三量发生何种形式的变化，其总值恒定不变。亦即在初始三力为零的密闭理想状态中，历史能不会产生、不会消亡，而是只能相互转化。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功、功率规律和动能定理、势能规律、能量守恒定律。

　　对应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又称惯性定律，它科学地阐明了力和惯性这两个物理概念，正确地解释了力和运动状态的关系，并提出了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其运动状态不变的属性——惯性，它是物理学中一条基本定律。
　　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力的作用时，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除非作用在它上面的力迫使它改变这种运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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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初始三力存在的理想状态下，一切理想点总能保持初始三量不变，直到有初始三力改变它们为止。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物体加速度的大小跟物体受到的作用力成正比，跟物体的质量成反比，加速度的方向跟合外力的方向相同。 而以物理学的观点来看，牛顿运动第二定律亦可以表述为“物体随时间变化之动量变化率和所受外力之和成正比”，即动量对时间的一阶导数等于外力之和。牛顿第二定律说明了在宏观低速下，a∝F/m，F∝ma，用数学表达式可以写成F=kma，其中的k为比例系数，是一个常数。但由于当时没有规定多大的力作为力的单位，比例系数k的选取就有一定的任意性，如果取k=1，就有F=ma，这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牛顿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达式。

　　-----------------------------
　　初始三力=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时间=缴奉比例×初始点数×初始产率。
　　F=m×Δv/t=μma。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二定律。

　　另外着重说一下，我并没有机械的比附牛顿定律，而是十年来（自2004年2月）经过不断摸索，最后这些规律竟然推导得与牛顿定律完全一样的形式，应该是相同思想（理想化）的结果吧


　　在经典力学中，动量（国际单位制中的单位为kg·m/s，量纲MLT^(-1)）表示为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是与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相关的物理量，指的是这个物体在它运动方向上保持运动的趋势。动量也是矢量，它的方向与速度的方向相同。
　　公式
　　p=m·v

　　------------------------

　　支持度=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
　　符号表示为：P= mΔv。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动量规律。

　　如果一个系统不受外力或所受外力的矢量和为零，那么这个系统的总动量保持不变，这个结论叫做动量守恒定律。动量守恒定律是自然界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守恒定律之一，它既适用于宏观物体，也适用于微观粒子；既适用于低速运动物体，也适用于高速运动物体，它是一个实验规律，也可用牛顿第三定律和动量定理推导出来。

　　牛顿第三定律的内容主要有：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同时在同一条直线上，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即 F1=－F2（N=N‘） ①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同时出现，同时消失。 ②相互作用力一定是相同性质的力 ③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作用在两个物体上，产生的作用不能相互抵消。 ④作用力也可以叫做反作用力，只是选择的参照物不同 ⑤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因为作用点不在同一个物体上，所以不能求合力。
　　--------------------------
　　取代后的初始三量＝甲初始三量＋乙初始三量。
　　碰撞瞬间两初始点受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且在同一条直线上。
　　符号表示就是：m1v1+m2v2=（m1+m2）v＇，等式两边均为矢量和。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三定律和动量守恒定律。

　　3.动量守恒的数学表述形式：
　　(1)p=p′.
　　即系统相互作用开始时的总动量等于相互作用结束时(或某一中间状态时)的总动量；
　　(2)Δp=0.
　　即系统的总动量的变化为零.若所研究的系统由两个物体组成，则可表述为：
　　′(等式两边均为矢量和)
　　(3)Δp1=－Δp2.
　　即若系统由两个物体组成，则两个物体的动量变化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此处要注意动量变化的矢量性.在两物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可能两物体的动量都增大，也可能都减小，但其矢量和不变.

　　2.瞬时性
　　动量是一个瞬时量，动量守恒是指系统在任一瞬时的动量守恒。m1v1+m2v2=m1v1′+m2v2′，等号左边是作用前的各物体动量和，等号右边是作用后的各物体动量和，不同时刻动量不能相加。

　　而且，理想史学中的规律也出现了和牛顿定律一样的一致性，就是其实就是利用

　　能够改变初始三量的作用力叫做初始三力，即政控力、物控力和意控力。有且只有初始三力的理想点叫做初始三点，初始三点的数量叫做初始点数，初始三量在时间上的积累叫做初始总量。初始三力用符号F表示，初始三量用符号v表示，初始点数用符号m表示，初始总量用符号s表示，诸量内部凭借下小标相区分。

　　这些量之间的互相推导得出结论。因为这些量都是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理想历史量


　　动量定理是动力学的普遍定理之一。内容为物体动量的增量等于它所受合外力的冲量即Ft=Δvm，或所有外力的冲量的矢量和。

　　------------------------
　　取代动机度＝初始点数×Δ初始三量＝政控力×时间。
　　符号表示为：I＝ΔP＝Ft＝mΔv。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动量定理。

　　动能物体由于运动而具有的能量. 用Ek表示。
　　表达式：，能是标量 也是状态量。
　　单位：焦耳(J) 1kg*m^2/s^2 = 1J

　　-----------------------
　　初始三能=1/2×初始点数×初始三量2。符号表示为Ek=1/2×mv2。

　　@@@@@@@@@@@@@@@@@@@@@@@@@@@@@@@@@@@

　　物体由于被举高而具有的能叫做重力势能(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对于重力势能，其大小由地球和地面上物体的相对位置决定。物体质量越大、位置越高、做功本领越大，物体具有的重力势能就越大，其表达式为：Ep=mgh。
　　-----------------------
　　差异势能＝初始三力差×总和地位度差，其符号表示为：
　　Ep=（F1-F2）×（h2-h1）。

　　这次的复杂度和难度已经降到最低了，仍然没人看懂？

　　@老马识途否2012 32楼 2013-06-15 10:27:00
　　还是老问题：求真？还是求术？
　　有了“经典力学史学”，那就必须承认“相对论史学”的可能存在；也必须承认“量子力学（概率）史学”的可能存在！
　　楼主可认同？
　　-----------------------------
　　当然认同，不过那都是25世纪的事情了

　　没有经典力学体系的话不会有后来的那些的

　　而且，理想史学不是比附经典力学规律强行套在历史上，而是一旦学会了经典力学的核心思维，居然自动的推导出来了与经典力学形式一样的公式，可见理想化思维内在的一致性

　　还有，历史没有求真的必要，只要能制造出改变社会的机械来就行，我的最后一章就是历史核反应堆设计

　　@又见孙巍溥 34楼 2013-06-15 10:31:00
　　没有经典力学体系的话不会有后来的那些的
　　-----------------------------
　　@老马识途否2012 37楼 2013-06-15 10:37:00
　　我不否定楼主艰苦的探索，相反，是欣赏、支持楼主的有益探索！我很反对在人文经验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形而上学的预设（信念）的界线。我认为“人文”进入科学或科学进入“人文”都是迟早的事！
　　我是在楼主的大作中看出了“求真”的意思，所以发此问。就如现代物理学的“求真”一样。形而上学必须死亡！
　　-----------------------------
　　谢谢您的鼓励，

　　@又见孙巍溥 34楼 2013-06-15 10:31:00
　　没有经典力学体系的话不会有后来的那些的
　　-----------------------------
　　@老马识途否2012 37楼 2013-06-15 10:37:00
　　我不否定楼主艰苦的探索，相反，是欣赏、支持楼主的有益探索！我很反对在人文经验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形而上学的预设（信念）的界线。我认为“人文”进入科学或科学进入“人文”都是迟早的事！
　　我是在楼主的大作中看出了“求真”的意思，所以发此问。就如现代物理学的“求真”一样。形而上学必须死亡！
　　-----------------------------
　　九年又四个月，112个月，从18岁的高中生到27岁的博士，这本书耗尽了我十年来全部的心血，能得到您一句鼓励真的很温馨，历史会感谢您，因为历史因您这样的有识之人而向前发展

　　回复第35楼(作者:@又见孙巍溥 于 2013-06-15 10:32)
　　而且，理想史学不是比附经典力学规律强行套在历史上，而是一旦学会了经典力学的核心思维，居然自动的推……
　　==========
　　惯性定律，
　　

　　欢迎@又见孙巍溥 回归学术中国，失踪二年多，赶快归队啊

　　分野中峰变，阴阳众壑殊。社会同自然一直有个壁垒。
　　

　　杜牧？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溥幸名。
　　

　　@成康之治 42楼 2013-06-15 16:17:00
　　欢迎 @又见孙巍溥 回归学术中国，失踪二年多，赶快归队啊
　　-----------------------------
　　嗯，谢谢成康先生，不是失踪，是继续磨剑去了，目前七年磨一剑已经变成十年磨一剑，看看明显更锋利了吧

　　@atyears 41楼 2013-06-15 16:15:00
　　回复第35楼(作者: @又见孙巍溥 于 2013-06-15 10:32)
　　而且，理想史学不是比附经典力学规律强行套在历史上，而是一旦学会了经典力学的核心思维，居然自动的推……
　　==========
　　惯性定律，
　　-----------------------------
　　请仔细的看，本书虽然把历史规律全部用也用全了经典力学的基本规律来表示，但是没有一个是先有物理公式再推出历史规律的，全部是完全在历史学的范围内推导出来的，也就是说，我除了用的是物理学的理想化思维，其他的和物理毫无关系，但推导出来的规律形式与物理学一模一样（当然量是不一样的，比如物理学中惯性是无力速度不变，而我完全用历史领域的概念推导出来的是理想史学中无力秩序量不变）

　　再举一个例子
　　物理学中是：

　　撞击力×时间=质量×速度的变化，即动量定理

　　我推导出来的是

　　思想力×时间=人口数×意识量的变化，即意识量取代规律

　　我是想说，科学之本质在于理想化，一旦掌握了这个技巧，牛顿力学形式的规律在历史学中也一样适用（注意：我说的是形式）

　　@atyears 43楼 2013-06-15 16:22:00
　　分野中峰变，阴阳众壑殊。社会同自然一直有个壁垒。
　　-----------------------------
　　也就是说，所谓的自然同社会的壁垒，仅仅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科学的本质就是理想化

　　一旦掌握了理想化，什么领域都是这点东西

　　

　　下面我用一个现实的例子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规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例子仅仅只是模拟而已，真实的支持度规律，如同物理学中的动量规律一样，必须在理想状态下方能运行。

　　你喝醉了，掉到温柔乡了。

　　第一：理想化并不难理解；
　　第二：如何确定多少个基本量足够描述社会？
　　第三：自然科学在中国已经被神化了，但是自然科学有局限，这个必须知道。
　　第四：多年了你虽然翻阅了很多资料，可是你是以有欲的心态去翻阅的；
　　第五：借用了牛顿三定律，可以说是使用同构原理；同构原理很有用，只是自然科学本质上不是利用同构原理建立的。

　　@atyears 52楼 2013-06-15 20:20:00
　　第一：理想化并不难理解；
　　第二：如何确定多少个基本量足够描述社会？
　　第三：自然科学在中国已经被神化了，但是自然科学有局限，这个必须知道。
　　第四：多年了你虽然翻阅了很多资料，可是你是以有欲的心态去翻阅的；
　　第五：借用了牛顿三定律，可以说是使用同构原理；同构原理很有用，只是自然科学本质上不是利用同构原理建立的。
　　-----------------------------
　　难道牛顿当年确定了多少个量足够完成描述自然么？这本来就不是我一个人应该完成的，而且，目前所有规律都与经典力学的全部基本原理有所对应，余下的只是按照物理学当年的路按图索骥罢了

　　第一章 牛顿第一定律
　　想象有一筐小球，上面贴着相同内容的标签，标签上写着“棕色杯盖位于白色杯子之上”的字样，这就形成了一个不十分确切的秩序点的模型。若进而再去掉球上的标签，就只剩下小球的数量了，这就是秩序量。现实秩序的模型，其实就是一些标签不同、数量不同的小球的不同搭配。
　　定义赋予内容是且只是秩序的理想点为秩序点，理想秩序由内涵相同的秩序点组合而成，理想秩序中秩序点的数量叫做秩序量。秩序量与秩序内涵是秩序的基本属性，现实秩序乃是数量不同、内涵不同的理想秩序的混合体。
　　以秩序量的多少度量理想秩序的大小，秩序量的由正变负表现为对立秩序的产生。对立秩序是指内涵上不相容、不共存的秩序。对立秩序与非对立秩序合称不同秩序，不同秩序与相同秩序合称有关秩序，有关秩序与无关秩序合称现实秩序。
　　在理想状态下，除非无关秩序，一切存在非对立秩序的秩序，都必须分解为无关秩序加对立秩序的形式，即不存在有非对立秩序存在的理想秩序，“有关不同即对立”。理想秩序的改变，会造成其所在的现实秩序全部或部分的改变。
　　如果将上述定义中的秩序改为价值和意识，就得到了价值量和意识量的定义。秩序量、价值量和意识量是理想史学中最基础的概念，合称初始三量。初始三量在时间上的变化率，叫做初始三率，包括秩序率、价值率和意识率。
　　初始三率都是矢量，其大小为初始三率本身，即小球的数量；其方向为初始三率内涵，即标签上的内容。初始三率单纯的数量的变化，叫做理想点的直线运动；初始三率内容的变化，叫做理想点的曲线运动。在初始理想状态下，理想量内容只有对立（平角）和无关（垂直）两种。
　　能够改变初始三率的作用力叫做初始三力，即政控力、物控力和意控力。有且只有初始三力的理想点叫做初始三点，初始三点的数量叫做初始点数，初始三率在时间上的积累叫做初始三量。初始三力用符号F表示，初始三率用符号v表示，初始点数用符号m表示，初始三量用符号s表示，诸量内部凭借下小标相区分。
　　因此，在没有初始三力存在的理想状态下，一切初始点总能保持初始三率不变，直到有初始三力改变它们为止。这就是理想史学的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定律）。
　　* * *
　　下面我用一个现实的例子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规律。需要着重说明的是，这个例子仅仅只是模拟而已，真实的初始三率规律，如同物理学中的惯性定律一样，必须在理想状态下方能运行。

　　自猿人至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社会生产力在长达数万年至数十万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有效改变秩序率的质变，近似的可以看成初始理想状态。事实上，直到原始社会晚期，氏族成员地位平等的秩序才面临真正的打破，而此前则一直保持着“无制令” 和“刑政不用”、“甲兵不起” 的“大同” 秩序。
　　父系氏族社会后期，因奴隶制社会分工所产生的宗法制，自虞夏至战国初年，延续时间亦达二千年之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 就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秩序和经济价值分配的写照。
　　宗法制，特别是由此产生的世卿世禄制，虽然在春秋时期尚有管仲“叁其国而伍其鄙” 的一力支持，但到了战国初中期，已明显处于颓势。自李悝变法，中经吴起变法至商鞅变法，世卿世禄制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然而，军功爵制并不是世卿世禄制的对立初始三量，因而军功地主的形成并未彻底结束世卿世禄制秩序量的存在。
　　前209年，在大泽乡受困的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口号，彻底给出了与世卿世禄制完全对立的意识量。这些意识量在汇成巨流之后，在汉初形成了令赵翼慨叹为“前此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的布衣将相之局。
　　然而，随着两汉之际师丹、王莽和刘秀抑制土地兼并和农民沦为奴婢的改革相继失败，豪强地主的势力迅速增强。到曹丕称帝之际，世家大族重新获得了在初始理想状态中放入初始三力的能力。曹操创立的“唯才是举”、“拔出细微” 的选官秩序逐步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九品中正制所取代。但由于士族“不堪行步”、“不耐寒暑” ，而布衣将相思想已开，又兼土断、均田断其根本，门阀政治秩序仅维持了三百余年。
　　隋文帝凭借政控力，以科举制的形式为选官秩序确定了运行方向。之后唐太宗和武则天则利用政控力，对已经气息奄奄的士族秩序以最后打击。随着“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的《氏族志》和“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的《姓氏录》修订完成，出身再难成为规章制度上的选官规则。
　　自此以后，中国历史上的选官秩序基本维持着“学而优则仕” 的秩序。但以出身选帝王的秩序则被保留了下来，而且除了少数例外，在和平时期一直保持着西周时代就已形成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的秩序。这一秩序在五代十国时一度被政控力改变为“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1911年，这一秩序最终为革命军与北洋军阀集团的联合政控力所埋葬。
　　中国科举制度部分秩序内容和意识量，经过伏尔泰的过滤和调整后，汇入了1870年6月4日英国枢密院颁布的、以正式确立公开竞争考试为内容的、标志着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初步完成的枢密令之中。此后，西方国家相继效仿英国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这些类似DNA残片一样的秩序内容和意识量，也随之扩展至更多的西方国家。
　　上述文字中，具有相同特征的概念有“世卿世禄制”、“布衣将相之局”、“九品中正制” 、“学而优则仕”和“兵强马壮者为之”……这些概念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理想史学并不以这些概念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经验概念内涵繁复，不仅无法量化，而且只能就事论事。因此，理想史学抛弃了上述经验概念，而以一个理想概念完全替代之，那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初始三量。

　　《淮南子?汜论训》。
　　《商君书?画策》。
　　《礼记?礼运》。
　　《左传?桓公二年》。
　　《孟子?滕文公》上。
　　《国语?齐语》。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颜氏家训?勉学篇第八》。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论语?子张》。
　　《公羊传?隐公元年》。
　　《新五代史》卷五一《安重荣传》。

　　@atyears 52楼 2013-06-15 20:20:00
　　第一：理想化并不难理解；
　　第二：如何确定多少个基本量足够描述社会？
　　第三：自然科学在中国已经被神化了，但是自然科学有局限，这个必须知道。
　　第四：多年了你虽然翻阅了很多资料，可是你是以有欲的心态去翻阅的；
　　第五：借用了牛顿三定律，可以说是使用同构原理；同构原理很有用，只是自然科学本质上不是利用同构原理建立的。
　　-----------------------------
　　还有，我没有借用牛顿三定律，是我按照历史概念内的逻辑关系推导公式时，有一天发现恰好和牛顿定律形式一样，上面的惯性定律就是例子，也就是说，就是碰上了，当然，所有的规律形式全部完全一样，虽然是碰上的，但也足以说明问题了，就是理想化是科学的本质

　　第二章 质量与密度
　　理想点是不带有任何历史量的单纯的点，相当于上一章中不带标签的小球。将初始点数量赋予理想点就得到了“初始点数”的概念。“理想点数”相当于物理学中的“质点质量”，其符号为m，对应的经验概念之一是“人口数量”。
　　定义单位体积初始点数为理想点密度，符号为ρ。根据定义：
　　初始点数=初始点密度×体积。符号表示为：m=ρV。
　　这就是理想史学的密度规律。

　　

　　五霸之后，春秋的历史进入到“弭兵”时代。这是一个因晋楚齐秦力量均势而战乱消弭的时代，虽然吴越一度形成了新的取代势能，但最终并未改变大局。真正的改变来自于三家分晋和李悝变法，前者导致了晋的灭亡，后者造就了魏的崛起。战国初年的列国形势，很像1871-1945年的欧陆格局。魏国如德国一样突然而强势的崛起，产生了巨大的取代势能。
　　随着邹忌相齐和商鞅变法的相继出现，如果以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比拟两次世界大战，则战后出现的齐秦对峙格局一如2200年后世界的美苏冷战。再之后，乐毅破齐和胡服骑射导致齐衰而赵兴，秦、齐二元结构被秦、赵二元结构所取代。最后，长平之战和五国合纵攻秦的失败，使秦国的取代势能超过了战国存在的最后基础——秦与六国总和力量的平衡，历史进入到秦统一的时期。

　　笔者诸章虽以物理规律命名，但并没有对这些规律进行任何形式的解释。这是因为理想史学与经典物理学同属理想化思维，因而具有完全相同的规律形式。但仅仅只是具有相同的形式，理想史学的规律全部是以历史学自身为出发点定义和推导出来的，而非照搬物理学规律，题目取物理规律也只是帮助读者理解
　　～～～～～～～～
　　牛逼
　　

　　由于本编题目全部以物理规律命名，故可能有读者误以为笔者是借用甚至照搬物理学规律来研究历史，实则不然。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笔者全书没有对任何一条物理规律进行介绍和说明，笔者以经典物理规律来命名理想史学规律，目的在于一方面让读者体会核心思维同属理想化体系的理想史学和经典物理学，所得规律在外形上是如何的完全相同。二是利用读者对基本物理规律的熟识，降低读者对理想史学规律的认识难度。

　　～～～～～～～
　　这样表叔岂不是更好
　　

　　第十七章 语言基础
　　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令世界困惑的“李约瑟难题”，而在笔者看来，其实还应该有一个扩大版的“李约瑟难题”。那就是在政治上，中国早在二千二百年前就已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而西欧直到近代早期才建立起较为强大的王权统治；在经济上，盛行于西欧中世纪的三圃制，不过是中国西周时代农业耕作制度的翻版；在文化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且绵延不绝，“中国学”与“中国热”曾一度令18世纪欧洲最有智慧的头脑们所向往；在技术上，中国的发明创造曾一度远远领先于这个世界，“四大发明”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道。然而，当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文明降临于世的时候，历史却选择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而抛弃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这个扩大版的“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独有的理想化思维。
　　其实，即使在西方国家的内部，理想化思维的转移，也如PH试纸一般，成为映照科学起落和国家兴衰的晴雨表。“伽利略的不幸，标志着意大利科学走向衰落” ，“在意大利科学于1633年失去活力以后，科学革命在那一时期的一个特点是科学活动在地理上的向北转移” 。为牛顿提供适宜的研究环境的英国，获得了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回报。拉瓦锡死后，科学中心被迫由法国转回了以道尔顿 为代表的英国。革命法庭的判决注定了拿破仑的失败 ，法国将世界第一强国的桂冠拱手让人。德国在1865年遗忘了孟德尔，世界第一强国的桂冠在1918年第一次抛弃了德国。德国在1933年驱逐了爱因斯坦，世界第一强国的桂冠在1945年第二次抛弃了德国，选择了爱因斯坦抵达的美国。理想化思维集精确、普适、客观、必然于一体，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成果。
　　“经验的数学统计方法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确性” ，这是因为经验思维以经验词汇作为量化对象，经验词汇的特点又是模糊化、反量化，因而是一种缘木求鱼的量化模式。理想化思维以理想语言替代经验词汇作为量化对象，“先翻译-后量化”，这也是是唯一可行的量化模式。例如我们无法量化“诚信”，但可以量化“为了维持某一商业秩序而投入的秩序力”；我们无法量化“爱情”，但可以量化“两个理想点之间的依附比例”。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研究原子、分子时，没有必要去考虑几千年前或几万年前的氢原子、氧原子或水分子及其运动方式与现在的氢原子、氧原子、水分子及其运动方式有什么差别，也没有必要考虑伦敦、纽约、莫斯科或北京的氢原子、氧原子或水分子及其运动方式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些自然物质及其运动方式总是跨越时间的和空间的界限而恒定不变地存在着，总是以同样的形态和特征重复不变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学家在研究农民、雇工、商人或城市、村落、国家、军队、战争等等社会历史现象时，却不能不考虑那些现象在一千年以前和一千年以后的时间差别和它们在北美、西欧、东欧、东亚、西亚等不同地域和国家存在的空间上的差别。” 引文的作者显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论述的并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异，而只是经验主义与理想化之别。普适性绝不是自然现象的专利，只是理想语言（如引文中的氢原子）相对经验概念（如引文中的农民）的独到优势。因而，社会现象和规律若想同样普适，只需要先进行简单的翻译即可。
　　例如，白登之围、五胡乱华、突厥寇边、契丹南下、金灭辽宋、蒙古灭金、清军入关和沙俄侵华，这些都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具体事件，俱不普适。而唯有将之译为“取代动力和取代动机兼具”才能一以贯之，且远不止此。中国古代北民南下则北胜南败这一趋势，只能表现在宏观的、全局性的战争上面，其胜利亦仅指宏观的、全局性的战略胜利，且存在着诸如汉武北伐和元末战争之类的特例。而取代动机动力规律则如同彗星问题可以推广到所有天体一样，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形式的战争。
　　例如，沙俄侵华五十年后，胡汉民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叹道“事已至此……应按照渐进主义，在他日适当时期以图东山再起” ，没有了取代动机。三十年后，“在侦得敌方守备空虚后”动机动力俱全的平北游击队“一举袭取了赤城县城” 。又过了两年，“盟军在澳大利亚战场上对日奉行先欧后亚的妥协政策” ，虽有防御动力，却无反攻动机。再向前推二百年，“一旦美洲人认识到美洲是他们的美洲，那么只要力量足够强大，他们就一定会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抗宗主国的统治” 。
　　“西方的历史哲学界和史学界中，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地认为，任何历史研究实际上都是在研究者一定的观念、理论或一定的情感、兴趣之类的主观因素引导下进行的；一切历史研究的成果都打上了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认识烙印，都是受研究者一定的历史观引导的。” 这段文字的作者显然也没有意识到他所论述的只是经验词汇的特质，而非社会科学的性征。细想之下，历史学家观念殊异，难道物理学家就是天生的不谋而合？当然不是！任何经验认识都必定伴随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窘境，只有理想化为纯粹的粒子形态，才能使研究者众口一词。理想史学不受任何观念、理论、情感、兴趣和利益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历史主义从此难为借口，现实主义自是不似苛求，人类思想得以统于真理，文化专制与众说纷纭在无形之中消弭。
　　理想史学的必然性，表现为只要满足条件，就一定符合结论；只要不符合结论，就一定不满足条件。因而，若结论正确，则所有满足条件的史实必定全部符合结论；若结论错误，则所有满足条件的史实必定全不符合结论；舍此断无第三种情况。因此，如果日后本书所援引的史例因新材料的发现而改写，只要不是史例的全部改写，则改写后不再符合结论的史例必然同时不再满足条件。如本书中关于伊尹与太甲的关系问题，《古本竹书纪年校补》所持“自立”说与《孟子》所述“训教”说完全对立，但地位度规律依然成立。因为前者既符合结论又符合条件，后者既不符合结论又不符合条件（忠君观念衍生量的存在打破了地位初始理想状态）。
　　精确、普适、客观、必然，其一边连接的是理想语言对经验话语的超越，另一边昭示的是科学的基本标准。理想化模式的精确、普适、客观、必然，为历史学带来了后发优势和在此基础上的赶超战略。由于理想史学与经典物理学的核心思想都是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理想化思维，且其阐发出的具体规律又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因此不仅经典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作为理想史学发展的指路明灯，经典物理学的微积分方法可以成为理想史学深入探索的利器，甚至经典物理学的相关实验都可以为理想史学提供现成的样板。正是凭借这样强劲而有力的后发优势，理想史学只用了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经典物理学最初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因此，笔者乐观地认为，如果未来理想史学也能像经典物理学那样形成研发团队的话，历、物两学剩下的三、四百年的差距，最快可在三四十年内消除。
　　此外，理想史学之精确、普适、客观、必然，亦是史料取舍、理经互译和理实分野的依据，理论推演的基础和规律整合的前提。而这五者，乃是历史成为科学，并由科学到技术的五大基石。

　　@2013zgbjbk 62楼 2013-06-29 23:46:00
　　由于本编题目全部以物理规律命名，故可能有读者误以为笔者是借用甚至照搬物理学规律来研究历史，实则不然。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笔者全书没有对任何一条物理规律进行介绍和说明，笔者以经典物理规律来命名理想史学规律，目的在于一方面让读者体会核心思维同属理想化体系的理想史学和经典物理学，所得规律在外形上是如何的完全相同。二是利用读者对基本物理规律的熟识，降低读者对理想史学规律的认识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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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看到，十分感谢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例如在物理学领域中，很久以来都把力学现象看作是基础的现象，从而看作是唯一可以理解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应还原为这种东西：由此就出现了那些劳而无功的想用力学的语言来表达电磁学的企图。在生物学领域中，已出现过一些想把生命过程还原为已知的理化现象的企图，这些企图没有看到在一门经常不断地改变着的学科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而其反作用则是一种反还原论的生机论，它的唯一的功绩完全是反面的，在于对这种不成熟的还原论所产生的错觉进行抨击。在心理学中已出现过把一切心理现象都“还原”为刺激反应格局，“还原”为联想等等的企图。”还原论的观点在孙巍溥的思考中占据着极端过分的地位，导致其思考发生不顾历史事实的偏向。

　　太长了

　　13年的帖子

　　很多人认为慈禧抱残守缺，竭力反对变革，她的存在是中国近代改良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她是历史的罪人。之所以人们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民国以来的清末历史，一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客观的谣言作为蓝本。其实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慈禧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她要真是铁杆顽固派，又怎么可能允许搞洋务运动？其实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与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见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在甲午惨败之后，老太太心里非常清楚，大清朝若不变法，江山社稷迟早不保。在这一点上，她与急于变法革新的光绪和维新党人其实是具有共识地，而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基本都是经过她点头同意才得以施行。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慈禧这个戊戌变法的总后台的存在，光绪帝的政令才能够不被利益受损的保守派阳奉阴违，从而得以成功地施行下去。

　　@剑走边锋0 2013-07-25 16:56:00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例如在物理学领域中，很久以来都把力学现象看作是基础的现象，从而看作是唯一可以理解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应还原为这种东西：由此就出现了那些劳而无功的想用力学的语言来表达电磁学的企图。在生物学领域中，已出现过一些想把生命过程还原为已知的理化现象的企图，这些企图没有看到在一门经常不断地改变着的学科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而其反作用则是一种反还原论的生机论，它的唯一的功绩完全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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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自然科学如果和现实一致还是科学么（自由落体与现实落体），哲学如果完全描述现实还是哲学吗？所以你需要学习什么是“抽象”，这对你未来的学术研究有帮助

　　最新消息通报：1.恭喜理想史学第三部著作的书评发表2020年1月海外发表成功，汉文版如下：


　　从“理想化”角度探索历史学科学化的有效路径
　　——评《历史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数学模型与计算机代码》
　　马晓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长期以来，部分历史研究者尝试仿照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建立科学化史学研究路径。但《历史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数学模型与计算机代码》一书指出，以往史学科学化尝试均失之偏颇、繁难，未抓住自然科学“理想化”之研究本质而流于失败，因而提出 “理想史学”研究模式。作者主张以理想化语言翻译经验现实，并建立理想状态下的历史模型开展研究。该模式虽在理论渊源和研究路径上有可商榷之处，但不失为历史学科学化研究的一种宝贵尝试。
　　关键词：历史；科学化；理想史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DOI：

　　An effective method of scientized history research based on Idealization System
　　MA Xiaochi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ome historical researchers hav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scientific research modes of hi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science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pointed out that the past researches did not realized the natural science’s essence- ‘idealization’ and put forward a new method called ‘Idealization History System’, which needs to ‘translate’ the empirical reality into ideal reality based on a logical system like Newtonian mechanics system. Although the Idealization History research mode has some points that needs to be furtherly discussed in aspects of theoretical origin and research method, it is still a valuable attempt of scientized history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y; Scientizing method; Idealization History System

　　在西方史学传统中，不同时期的历史学虽然风采各异，但都以“求真、人文、垂训”为核心诠释历史，演绎出各异的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1]84 但17世纪以后，这一史学传统受到来自其他学科的冲击。在自然哲学领域，由数理逻辑联系的“数学—实验”方法开始确立，并形成了以《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为典范的自然科学体系。该体系在随后300年间的完善过程中，持续、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及其生活的世界。许多人文学者受此冲击，不再一味恪守西方古典哲学体系中的学术传统，而是尝试借鉴自然科学并在本领域内建立一套具备相同特征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本领域的科学化、定量化。此外，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引入数学方法，也取得一系列显著成就。在此背景之下，人文领域的代表之一——历史学中，诞生了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物理主义史学等科学主义史学流派，及代表欧美“新史学”中科学主义趋向的数理史学、计量史学等研究方法。
　　针对研究者长期进行的将历史学科学化的努力，孙巍溥在《历史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数学模型与计算机代码》[2]一书指出，上述诸流派未抓住自然科学的本质而一味模仿其形式，既不具备科学所拥有的客观、普适、必然等特征，也因其繁复使人望而却步，并不能有效理解、解释人类行为本身和社会现象。基于此，他提出“理想史学”这一概念，指出“理想化”才是历史学科学化①的唯一有效途径。
　　孙著共4编，设36章，是作者理想史学系列研究的最新进展。为了指出“理想史学”的具体内涵及其合理性、有效性，全书在论文《理想化模式与历史学研究》[3]的基础上，以宏阔的视野，阐释了理想史学的理论关怀、研究基础及研究路径。本文尝试对其进行简要介绍及评价。
　　一、探寻本质：理想史学的理论关怀
　　19世纪中叶的西方世界，物理学得到广泛应用，科学实验和抽象规律的研究方法获得巨大成功，导致许多其他学科研究者纷纷效仿物理学研究方法。以实验为主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否适用于历史学研究，是当时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核心之一。[4]81在这一问题上，作者在开篇论证中指出，“历史科学、历史经验与历史文化分立……历史科学与历史文化的互不干扰和相得益彰……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的发展，应当是历史文化和历史科学的协调发展。”2[10]在历史科学的层面上，作者认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于历史学的适用性，并展开了对以往历史学科学化路径之批判，这正是“理想史学”的理论关怀。
　　对于实证主义史学，书中指出，以孔德（Auguste Comt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目标是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实证科学体系、用自然科学来说明人类社会[5]221，但却充满悲剧性地把对科学的认识停留在实验化的层次[2]绪论17，但人、社会和国家并不服从物理学规律，而且现实的社会实验成本高昂，例如不能为了进行关于战争的历史研究，就要求国家发动对外战争供实验观测——这也是实证主义史学在当代销声匿迹的原因。物理主义史学流派则是把“力”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中心，从而认为力的大小不同导致了各民族、各国家发展速度不同。作者对此同样持批判态度，认为物理主义史学只知道机械地照搬物理学概念,“空有近代科学之外形，却未能入其室领悟理想化方为根本”[2]绪论17。
　　对于时至今日已经发展为运用计算机收集、整理、分析史料数据，并制作数学模型来表达历史现象的计量史学，其诞生与发展也与科技革命时代的电子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及数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密不可分。与部分计量史学质疑者的观点相似，作者认为可度量的历史现象之有限、计量法之复杂性，导致了计量方法只能应用于拥有充分统计资料的地区和时段，更使计量史学的研究不得不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运算，往往使读者和研究者望而却步[2]1。
　　而尝试从整体上建立“人类行为的普遍数学模式”的数理史学，则把历史现象转化为大量叠加的函数，建立数学模型是其分析历史问题的核心路径。作者通过引述拉歇夫斯基（E. Rashevsky）繁难的研究②指出，尽管数理史学尝试考虑尽可能多的影响历史的因素，并将其纳入到公式和推理之中，但不能将历史人物提出的某些理论、思想、学说等因素纳入其中，从而可能导致结论与史实大相径庭。[6]516-520因而在作者看来，数理史学虽强行摆脱了统计学的束缚，但落入了经验化路径下的繁难窠臼……用理想化的数学模型来分析经验化的现实历史，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2]2
　　关于以上种种科学主义史学流派理论体系及研究方法之偏颇，当代史学理论研究者仍然处于热烈的讨论之中。近年来，有学者针对史学界关于历史学科学化之反思指出，相对于社会学、文化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门类）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取得的成绩而言，当下的历史学还处于一种滞后状态[4]93。作者亦在绪论中表明了类似观点。针对此种情况，他提出的建立在理想化基础上的“理想史学”研究体系，就是在承认历史学科学化可以实现的前提下尝试改变这一现状。

　　二、新语言：理想史学的研究基础
　　简而言之，理想史学就是将历史现象进行“理想化”之后进行研究，进而得到以数学为表达形式的历史规律、原理，即“历史哲学之数学原理”。作者首先阐释了核心概念——“理想化”的定义：“理想化”并非预设研究前提，也非与先验论同一指谓，亦非完美化、简化、忽略和分解，而是与“经验化”相对的、以“要素本位”替代“现象本位”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法[2]3，这种替代关系对标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同样以全新的理想化语言系统为根本基础。
　　具体而言，“理想化”这一概念源于在近代取得巨大成功的物理学③。学界普遍认为，十六、十七世纪的西方，伽利略开创的“数学—实验”方法和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发表，使物理学乃至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都逐渐摆脱了经验科学或自然哲学时期的特征④，真正成为一门精密的科学。但需要注意的是，伽利略所谓的实验并不是培根意义上的观察实验，而是理想化的实验，即人们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把现实的实验条件和研究对象加以极度的简化和纯化，抽象或塑造出来的一种理想化过程的“实验。” [7]195 在牛顿的研究中，这种实验导致了以数学为表达形式、研究物体运动规律和运动状态的理想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该体系依赖于一套基于理论、异于常识、不受日常生活经验约束⑤的理想化语言系统。[8]295-298该语言系统拥有质量（m）、时间（t）、位移（s）等基本量，并通过推理、演绎、运算不断发展，能够在人类认知范围内阐释自然现象并发现其中的规律，如理想状态下的牛顿运动定律、万有引力定律等等，理想状态下抛体运动、完全弹性碰撞过程、正弦交流电的产生等理想过程。
　　基于以上认知，作者曾指出，人们通常认为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数学加实验”的特征，其实只是理想化的不同外在表现而已，科学之本质其实是理想化[2]141，而这正是科学得以发展的本质和成功的原因。抛弃了经验化思维、拥抱理想化研究，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具备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等特征的理想化语言系统的建立。同样地，作者认为历史学欲实现科学化，也必先通过定义和诠释建立历史学本身的理想化语言系统，即“科学欲立，语言先行。”2[4]
　　该系统首先拟定一个理想化状态，定义有且只有唯一可量化决定量的研究状态为初始理想状态，在此状态下将历史诸要素定义为不带有任何性质的理想点——即历史点，量度历史点性质和运动状态的量叫做理想量。根据其对历史点施加的影响之种类和效果，可以把理想量分为两类——决定量和程度量。其中，前者决定量是影响历史点性质和运动状态的决定因素；后者程度量则属于影响因素。关于历史点的运动效果，作者指出，历史点的存在与消亡取决于决定量的存在与消亡；历史点的运动状态呈围绕决定量进行的波动状，至于波动幅度，则取决于程度量。[2]4
　　从以上诸性质出发，理想史学语言系统中不存在经验主义视野下的历史现象，只有构成历史现象的诸“要素”。每个“要素”由运动着的历史点组合，是“存在且不能独自作为一个现象而存在于经验现实中的、可量化且不使用统计学方法进行量化的因素”，是存在于不同历史现象之中，但可供提取的最一般、最本质的共性内容。作者进一步指明，以要素为本位的研究才是理想史学的方法基础，只有将诸多历史现象中的上述要素进行提取，才能发现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变量，才能发现规律；而以往以“现象”为本位的研究，只以历史个案为中心考察其内部要素，所得“结论”之普适性往往遭到挑战。因而，“以现象本位的研究”转化为“以要素为本位的研究”[2]3，是历史学科学化的方法论基础。关于要素、历史现象、方法转变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简单地由下图所示。
　　为将历史点的运动状态量化、推导历史规律并设计理想实验，同经典物理学体系一样，作者定义了三个核心决定量——历史移（s）、时间（t）和历史数（m），分别指历史点的位移、运动所需时间和数量，并从此着手以定义法、代入法、反证法及综合运用法⑥[2]37-39在理想状态下定义不同的历史量。共12个拥有单位和表达式的历史量，分别是历史率（v=s/t，平方米/年）、历史率变率（a=v/t，平方米/年2）、历史力（F=ma，千个·平方米/年2）、历史数（m=ρV，千个）、历史力积（I=Ft，千个·平方米/年）、历史率积（p=mv，千个·平方米/年）、历史功（W=Fs，千个·平方米2/年2）、历史功率（P=W/t，千个·平方米2/年3）、率能（Ek=0.5mv2，千个·平方米2/年2）、移能（Ep=mgh，千个·平方米2/年2）。在此基础上，程度量也分别由以上诸种历史量定义，还由此衍生出历史率守恒定律、历史力规律、取代动机动力规律、率能定理、历史能守恒定理等定理。[2]47-80，129-131
　　另外，对于上述语言体系，书中一再强调其并非对自然科学、物理学的照搬照抄，尤其是对物理主义史学的批判也表明作者不认可这种实践。书中指出，理想史学与物理学的相像，更多的只是一种表象，是“高度同构”[2]130，其根源在于皆遵循了理想化的科学研究路径，物理学在历史上的成就使其成为了科学的典范，仅此而已。
　　三、理经互译：理想史学的关键路径
　　在作者看来，如同近代自然科学一样，理想化语言系统的建立，是理想史学研究的基础，但并非先验论式的着力建构理想化体系而忽略历史内容。事实上，理想史学研究同样以史料和历史事实为基础，但前提是必须划分历史的层次：第一层次的历史与第二层次的历史。[2]31-32作者举例，604年杨坚“卧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宝殿”[8]，世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但论及其死亡原因，却是“中外颇有异论。”[8]那么在此处，杨坚的死亡是第一层次的历史，即叙事足够宏大不可能为假的历史，而杨坚的死因是第二层次的历史，其具体内涵因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因而哪种说话均不足以采信。作者指出，第一层次的史料因第一层次的历史不可能为假，在理想史学中具备可信度，而第二层次的历史及经人不断演绎的第三、第四、第五乃至更多层次的历史则完全不可信。[3]32
　　通过区分不同层次的历史，获取不同可信度的史料，下一步则需要“理经互译”，即跨越经验现实与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分野，实现从经验语言到理想化语言的互相“翻译”，但如同语言之间的翻译难免有信息流失一样，“理经互译”也只是一种近似对应。[2]135作者对这一过程进行了举例说明，参照物理学以质量取代重量、以温度取代冷热，那么理想史学中，以要素为本位，经验世界的尊卑可译为“高秩序地位”和“低秩序地位”、贫富可译为“低价值地位”与“高价值地位”、人口红利可译为“特定时间理想点域数量分数变率”、仇恨可译为“战争动机恒定正向程度量”等等。
　　作者意识到，以数学为表达形式的理想化语言系统无法离开数据的获取和运用，因而在完成史料取舍和理经互译后，应当建立理想史学的数据获取方法。他指出，理想史学体系与经典物理学体系高度同构 [2]39，理想史学的数据获取也是围绕F=m·s/t2来进行的。究其根源，历史数m的本质是个数，位移/历史移s的本质是变数，时间t的本质是次数，因而时间t的单位为年（a）或秒（s），历史数m的单位为个（g）。而对于历史移s，又可以分成三个维度进行度量：秩序移、价值移、意识移。根据作者的定义，理想状态下秩序移就是“秩序点控域面积的变化量”，单位为历史米（m）；价值移则是价值点拥有财富的变化量，单位可以被定义为历史元（y）；意识移就是意识点控制信众人数的变化量，单位为历史人（r）。[1]131
　　以上步骤即完成了理想史学研究路径的建立，为了说明和检验理想史学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者列举了大量事例。由于原书论证过程分散且篇幅较长，本文仅举以下简单实例呈现理想史学面对具体问题时的基本面貌。如利用“动机动力规律”解释“北民南下北胜南败”这一中国古代史上的经典理论问题。笔者简单归纳如下：作者认为，以往对该问题的解释，往往要将诸多因素考虑在内，如南北双方民众的性格体质、饮食习惯、战术特点、主将战略战术思想、不同兵种战斗力甚至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气候变迁等。但在理想史学体系下，作者给出了一个较为简明的解释。他指出，前述“性格体质”等诸因素，皆是“北民南下北胜南败”现象的“影响因素”而非“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只能对一朝或几朝的南北战争进行概括，也不能解释诸如汉武帝北伐成功令匈奴“远遁漠北”这样的特例。而在理想史学“取代条件规律”的表述下，这一问题的数学化表达就是Ft=Δmv，在理想状态下，根据动机、动力状态的不同，战争爆发和胜负只有以下四种情况（表1）[2]73。
　　表1取代条件理想状态下任意历史点之间的取代关系
　　情况 条件 结果
　　经验化表述 理想化表述
　　Ⅰ 无动机无实力 mΔv≤0，Ft<mΔv 不会发动战争
　　Ⅱ 无动机有实力 mΔv≤0,Ft≥mΔv
　　Ⅲ 有动机无实力 mΔv>0, Ft<mΔv
　　Ⅳ 有动机有实力 mΔv>0, Ft≥mΔv 会发动战争
　　而这四种情况表明，在中国古代，较漠北政权拥有更多财富的中原政权不会为了夺取相对贫穷的北方政权的游牧空间，而首先对其发动战争（Ⅰ、Ⅱ），当南强北弱时，漠北政权也不会轻易尝试以卵击石而发动南下战争（Ⅲ），除非双方对对方军力对比有所误判，因此战争必定多在北强且南弱的时候爆发（Ⅳ），其结果自然是北方胜利南方失败。此外作者还将该规律推广到了1933年长城抗战、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独立运动，以说明动机动力问题的普适性。

　　四、“理想史学”的方法论意义
　　若回顾西方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史，不难发现，西方学界关于其科学化的探索自18世纪肇始于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以来从未停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前人的数理化探索成果，与孔德（Auguste Comte）等人期望中的那种近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数理研究相去甚远。正如孙书中所一直强调的，以往的历史学领域的数理研究，无一不是建立在经验化的研究模式的基础之上，因而难以具有基于理想化研究模式的、为近代自然科学已经拥有的“硬科学”数理属性。
　　因此，作者开展了基于理想化模式的历史学之数理化探索。其立论前提之一是对历史学学科属性的新认识。书中一再表明，历史学是“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混合学科，将二者分离开来同步发展才是正确的选择，“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的发展，应当是历史文化和历史科学的协调发展。” [2]11“理想史学”正是历史学在科学层面的延伸，由此引出作者立论的另一个重要前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尽管研究领域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同为科学，都应具有共通的本质，即理想化；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如此，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亦然。[2]15-19这是作者的核心创见。但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这一观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界、历史哲学界乃至科技哲学界，都还不是主流意见[10]127-128，值得持续探讨。
　　作为一家之言，全书尝试打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壁垒，创造性地提出：社会历史领域的数理研究欲完成科学化，或者说欲形成如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般的发展脉络，就必须从根源——语言系统的建立入手。全书建立了一套逻辑严密、富于创见的语言系统，先在理想状态下进行牛顿意义上的基础公式和规律的研究，再于其上进行现代科学复杂的数理量化模型计算，可以称的上是该书最具价值的创新之处。作者甚至大胆地想象，一旦理想史学理论体系足够完善，在理想化状态下得到的结论，就能使人类社会的运行可以依靠科学计算、逻辑推理发现规律并做出预测，从而彻底摆脱依靠经验进行的无目的的缓慢摸索，使“以古鉴今”的过程更加精确。[2]131
　　理想状态下得出的规律和公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科学发展的基础，但目前却无法直接用于解决经验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书中表明理想史学的最终目的是研制社会历史分析机、形成历史技术[2]前言9。依照笔者理解，其最终目标并不仅仅致力于阐释历史问题，而在于以理想化模式分析历史问题，进而得到具有普适性的、以数理为表达形式的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以此指导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在全书末尾，作者指出这一步骤尚需要系统性的开发才能完成。这一想法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乃至科幻性质，但是否有效及可行，尚需进一步研究，也是读者在阅读全书之后最期待看到的部分。
　　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充满多样性。出现于19世纪的科学主义史学诸流派，至今尚未得出任何一个牛顿定律意义上的科学规律，因而经验化指导下的历史学科学化尝试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不成功的，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劣势使其迭遭质疑。孙巍溥“科学之本质在于理想化”这一提法，确有其独到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从史学方法论角度，这为历史学科学化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尽管尚有可商榷和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但作者已经开始以相对扎实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构建自己的体系，这是难能可贵的。


　　注 释：
　　①全书所言之“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及真正完成了“理想化革命”的社会科学，理想史学即为后者范畴内的尝试。作者同时指出，社会科学要发展为真正的科学，必须具备与自然科学相通的“理想化”本质。下文详述。
　　②如拉歇夫斯基先把“一个国家或民族平均城市人口数量与河道、海岸线长度及人口密度等”很多因素归纳成一个含有15个未知数的基础公式，再将“人的行为模式与通讯媒介之间的关系”、“家庭环境的作用”、新思想“对人体大脑中心的刺激”、“孩子天生接受某事物的能力”等多种复杂因素逐一考虑，经由12次高等数学变换，得到一个含有7个未知数的复杂公式，两式联立，得出结论。详见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515-520页。
　　③陈嘉映在《哲学·科学·常识》（中信出版社，2018）一书导论中指出，通常的看法一般径以物理学为科学的典范。
　　④例如，如描述以统一温度度量系统下的数值高低取代凭经验感觉描述的冷热，研究世界各地的水时均将其理想化为H2O等。18世纪的化学研究从炼金术转化为近代元素化学，19世纪及之后的生物学，则以博物学为基础开辟了基因遗传学研究。
　　⑤例如，牛顿第一定律就是理想定律，无法通过实验直接验证，也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所不及。
　　⑥举例如下。定义法：定义历史移与时间的比率为历史移的变化率即历史率（v=s/t）；历史率与时间的比率则为历史率的变化率即历史率变率（a=Δv/t）。历史率变率在历史数上的积累叫做历史力（F=ma）；历史率在历史数上的积累则是历史率积（p=mΔv）。

　　参考文献：
　　[1]易兰.兰克史学、西方史学传统及其现代意义[J].史学史研究,2014(1): 84-87.
　　[2]孙巍溥.历史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数学模型与计算机代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
　　[3]孙巍溥.理想化模式与历史学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139-144.
　　[4]晁天义.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J].史学集刊，2016(6) :81-94.
　　[5]张广智.西方史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6]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7]栾玉广编著.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法[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3.
　　[8]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9]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M].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10]张云飞.历史学性质科学与艺术之争的基本范式评析[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24-129.































　　另外一些好消息

　　论述理想化语言转向及其在军事技术发展中的运用的论文，已经被英国最顶级期刊
　　HUMAN BEHAVIOR子刊收稿，摘要和精彩文摘汉文版分享给大家：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计量史学为代表的历史科学化尝试并不尽如人意，但学界不应据此而对历史科学化持否定态度。与依托经验统计方法的计量史学不同，近代自然科学采用理想化的思维模式和语言体系。在理想状态下，历史学不仅可以建立起一套与物理学一样的精确、普适、客观、必然的理论体系，且其成果可以应用计算机进行程序编写。因此，进行有别于计量史学的，严格遵循牛顿——瓦特式研究思维与语言方法论的创新性研究值得尝试。

　　片段：面对计量史学在历史科学化道路上的顿挫，相关研究者给出了各自视角下的分析结论。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计量史学的问题在于符合统计学规范的历史数据过于乏少及对统计学方法的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史学家雷德利克认为基于主观性数据的反事实假设方法是在虚构的“制造历史”。这些观点虽然都有各自的道理，但都不免流于表面，未能从科技哲学的深度给出根源性的答案。
　　17世纪以来，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相继经历了由前科学向现代科学的变革，表现为经典力学、元素化学和遗传学的诞生，但其过程中并未出现计量史学的种种弊端。而计量史学由于未能将“数学+实验”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想化思维的基础之上而与科学化失之交臂。以福格尔为例，为了计量奴隶生活品质的好坏，他以奴隶的营养状况为中间量，希求通过量度奴隶热量的摄取量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在现实世界中，热量摄取大并不等同于营养摄取好，营养摄取好也不等同于生活品质就高；运河的修筑更是存在各类因素制约下的长度瓶颈。计量史学强行以复杂的现实世界作为科学化的研究对象，最终导致其与近代自然科学在思维模式和语言体系上迥然不同，而仍旧与占星术、炼金（丹）术、博物学同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
　　语言体系的理想化是指运用理想化思维建立数理分析语言体系并取代经验语言的过程。以要素为描述对象的语言叫做数理分析语言，其特点是精确、客观及可重复性；与之相对，以现象为描述对象的便是经验语言，其特点是模糊、主观及特殊性。冰晶不能带给我们感觉上的“炎热”，但却具有科学意义上的“热量”。世界各地的猫虽千差万别，但生物学家口中的猫皆是DNA。计量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铁路、奴隶及选民等经验词汇，在量度时使用的还是投资回报率、生活幸福度及得票率等经验概念，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前人们描述自然界所使用的水、冷热、快慢、轻重等自然语言如出一辙。
　　近代以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因使用理想化的数理分析语言而具备了精确、客观、普适、必然的科学特征；计量史学却仍旧使用经验语言而只是利用统计学使之强行数学化。自由落体运动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研究者如果只是逐个统计秋叶的落地时刻，然后强行套以统计学上各种方差分析、回归方程、线性规划、动态数列、超几何分布、马尔科夫链、模糊数学以及博弈论、对策论、曲线拓扑理论等处理方法，得到的只能是他所统计的那些现实落体的复杂的落地函数而已。焉能如伽利略一般运用理想化思维，在去除现实落体过程中的空气阻力等各种干扰因素后进行理想实验[ “伽氏在科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一项贡献为将问题‘理想化’的这个诀窍。他能将每个问题减至其基本而必要的形式；除去非立即相关的因素；寻找并非描述实际物体的运动，而是当环境的影响被除去或标准化时，物体行为的‘法则’。举例而言……在研究下坠物体时，忽略摩擦力与阻力……这个‘理想化’的窍门使伽氏能直达问题的核心，且发展出简单的数学理论。”】，得出了简洁普适的自由落体定律。

　　计量史学以数学方法处理历史问题为旨归，却使用与数学不相适应的自然语言，这正是计量史学在语言上的内在矛盾性。这一结论不仅限于对计量史学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并不依赖统计学但仍旧使用经验思维和语言谋求科学化的诸如孔德为代表的的实证主义史学、库尼奥为代表的物理主义史学和拉谢夫斯基为代表的数理史学等历史科学化实践。借助理想化思维否定现实达到理想状态得出因果性的科学规律，然后对所得的因果性规律进行整合，继而通过加入相关因素否定理想状态回归现实完成技术开发是牛顿——瓦特式科学技术走过的发展道路。而以往历史科学化诸哲的尝试都局限于以经验现实为出发点，企图通过相关因素的分析获得因果性推论，但相关因素的无限性决定了其研究结论的局限性，使其并不能具备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与预测性。


　　

　　

　　

　　认识能力决定着改造能力，17世纪的科学革命因之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础。基于同样的理由，理想史学分析模式不仅可以在理论上分析解决诸多史学难题，亦可催生作用于人类社会领域的技术工学。单纯基于遗传学所产生的克隆人，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镜像躯壳。只有在社会历史领域完成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化、模型化和代码化之后得到该人头脑中的思想代码，再与其克隆体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息克隆。当然，就像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万能蒸汽机不仅可以运用在织布领域一样，理想史学代码化技术的应用前景除了全息克隆之外，还在历史武器的研发等领域有所应用。
　　‌ 以历史武器中用来扰乱对方经济和金融秩序，进而令对方经济体深陷系统性金融风暴的泥沼的派生价值移武器为例：




　　具体这个武器如何利用模型和代码进行研发，大家还是看英文版吧，暂时属于绝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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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哲学：日本科学哲学会が発行 住所：〒192-0397 東京都八王子市南大沢1-1 首都大学東京大学院　人文科学研究科哲学事務室内　日本科学哲学会事務局

　　楼主宣传的心可以理解，对与不对，大家都可以讨论嘛 但是真的没有 HUMAN BEHAVIOR这个刊物，而且behavior是美国的拼法，英国写作behavi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