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索赔的法理依据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与目标

楼主:经略网刊 时间:2014-05-17 07:04:27 点击:1371 回复:29
脱水 打赏 看楼主 设置

字体:

边距:

背景:

还原:

  迟来的索赔——上海法院扣押日本轮船进行索赔的法理依据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作者:半分忠义与一寸江山

   近期发生了上海法院扣押日本轮船以赔偿二战中国公司损失的事件,在此之前还出现了中国被掳奴工向中国法院起诉日本犯罪企业的事情。前者最终以日企三井公司支付赔偿金和利息合计40亿日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而告终,后者则还在进行当中。对于前者的结果,在广大战争受害者以及他们的遗属欢欣鼓舞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索赔、为什么出尔反尔”等异议的声音,甚至有人公然喊出了“在中国政府放弃了战争赔款、根本没有相关法理依据的前提下,日本财团竟然为了70年前的事情支付赔偿,充分说明了日本民族的高风亮节和忍辱负重”的口号。那么,在1970年代中国政府正式放弃了战争赔款后,日本政府始终坚持“拒绝向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的依据是什么?而中国社会和公民又是否真的失去了对战争罪行进行索赔的法理依据呢?在下文中,笔者将分五部分尝试着分析这些问题,并对今后向日本财团二战罪行进行索赔的大致走向进行预测。
   
   第一部分:日本财团战争中的惊人罪行以及由此获得的巨额利润

   关于二战中日本政府和军队利用军票、伪钞以及直接掠夺等手段掠夺中国巨额财富的问题,笔者将另外著文进行专门阐述。在这里,笔者将仅就日本财团在战争中的惊人罪行以及由此获得的巨额利润进行分析与说明。
    二战结束后,印度尼西亚政府说日本政府曾强迫400万印度尼西亚人充当劳工,大多数人被装到奴隶船上运走,在遥远的岛上一直干到死。朝鲜和韩国则坚持认为有600万朝鲜人为日本充当劳工,许多人被船送往东南亚(参见Hicks: The Comfort Women)。然而中国的劳工更多,每年日本强征约100万中国人和100万朝鲜人当劳工,其中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因为所有的日本矿工都被征召人伍(参见Roberts:Mitsui,第357-358页。日本杂志《海潮》的数据也参见Roberts 所写的Mitsui一书)。
   历史学家史蒂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解释说,作为日本帝国的臣民,朝鲜人受到某种“作为奴隶的优待”;而中国人,由于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受到的待遇不如牛马(参见Roberts: Mitsui,第358页)。还有5万来自中国和数字不详的台湾人被送到菲律宾,这些人中没有几个活了下来。目击者说,大量的中国人,包括来自台湾的劳工被活埋(2000年11月,日本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加岛,同意向战争期间死在日本北部花冈铜矿的中国亲属和幸存者支付450万美元的“慰问金”(而不是“赔偿金”)。当时那里的条件是如此的恶劣,劳工们进行了反抗。在暴动之前、之中和之后,有一半中国劳工死亡。有关战时中国劳工的数字是来自本诉讼案中律师收集的材料,该诉讼案是由11名中国幸存者起诉的)。他们只有稀饭和海草吃,许多人在干活时饿死,然后其他的劳工再顶替上来。约22.5万印度尼西亚人被送去修建泰国和缅甸之间的“死亡铁路”。他们死后,尸体被用来填充铁路的护堤(参见Daws: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第211页)。到1944年,在马来西亚,年龄在15-40岁的本地男子,如果被认为没有从事重要工作的话,就被强征到劳工营。
   数以千计的战俘拥挤在“地狱之船”上被运到日本。这种船是货船,数千人被封闭在货舱里,一艘装了1500名战俘的船到达日本时,已有一两百人死在船上,能到达目的地的人算是幸运的。运送战俘的船本来是应当有特别的标志, 这样可以免遭攻击。但日本人故意在这种“地狱之船”上不加任何标志,因此有些轮船受到盟国的潜艇和飞机攻击,连同被关在货舱里的战俘一同沉入大海。艾伯特·凯尔德(Albert Kelder)研究显示,潜艇无意击沉了16艘这种轮船,船上挤满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战俘以及数以千计的印度尼西亚苦力。艾伯特·凯尔德告诉我们,当这16艘铁棺材沉没后,至少有17036名战俘和劳工丧生。其中"帕姆勃尼特号"(Pampanito)共有2776名战俘淹死,创下了这方面的纪录。
   中国的航运公司被迫将它们的船“租借”给日本,日本付给这些公司军票(这实际上又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劫,关于二战中日本政府和军队利用军票掠夺巨额财富的问题,笔者将另外著文进行专门阐述)。这些船用来将被绑架的慰安妇和劳工运往日本和东南亚。然而,使用这些船的三井和其他大公司都是日本“最有钱的公司”。调查人员已发现了有关材料,确认了这些“地狱之船”、奴隶船和假的救护船“无可怀疑地”是由一些日本的大公司营运的,包括3家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它们的前身以及战时和战后它们合并的公司。其中有“日本游船株式航运公司”,它是“东京渔船株式会社”的继承者。还有一个是“株式会社航运公司”,它是一个跨国集团公司的一个部分, 是“日立公司”的前身以及日本一些最大银行的拥有者。还有一个是三井的“大阪商船株式航运公司”,他们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包括“三菱”和“住友”(非常感谢丁元先生和全球联盟将谁拥有和管理这些奴隶船和"地狱之船"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参见Global Alliance data from Ignatius Ding)。
   许多到达日本的战俘,被迫给日本制铁和三井矿山当劳工,他们每天至少要工作10个小时,每周7天。营养不良导致了痢疾、黄疸、脚气病、坏血病和糙皮病,卫兵用镐柄和铁铲打他们,很少有人幸存,而活下来的人全身上下都已伤痕累累(在 2000年6月28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年龄已78岁的比奇洛(Frank Bigelow)讲述了当年战俘的悲惨遭遇。有关材料能从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查到)。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1945年缴获的文件中有一份文件非常能说明问题,这份文件是一个日本战俘营司令官写的,时间是1944年8月1日,该战俘营在台北。他写到,他刚收到台湾战俘安全第10宪兵队第11部参谋长的指示,命令他在紧急情况下,以下列方式来处理他手下的囚犯:“无论是用个别、集体还是用其他任何方式处死他们——用大规模的轰炸、毒气、水淹、砍头或其他……目标是不许有任何人逃脱,要把所有人都消灭,不得留下痕迹”(法庭证据号No.2701,J T N Cross的(经陈诉者宣誓,在法律上可采作证据的)书面陈述,该宣誓是1946年9月16日进行的。法官是梅杰·P·A·L·瓦因和H·M·罗亚尔·马林斯。该文件来自Mackay的书:The Allied Japanese Conspiracy)。
   在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些日本公司从来没有为它们过去发行的白条兑现支付过一分钱,也没有对战时劳工进行应有的赔偿。而正是通过对战俘和奴工的奴役,使得日本政府以及各大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
   在日本本土和占领区使用劳工采煤、修建公路和铁路、机场和港口,日本及其各大公司从中获取暴利。“三井矿业”是最大的使用劳工的雇主,许多运送劳工的船是属于“三井公司”的。盟国战俘作为劳工,为川崎重工、三菱、三井、日本制铁、昭和电工和其他公司干苦力。今天,这些罪行累累的日本公司否认自己有义务赔偿那些幸存下来的战俘和劳工。下面我们仅以三菱公司为例,来说明日本政府及其各大公司从这些战俘和奴工的身上到底榨取了怎样的利润!
   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描述了三菱公司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相当于今天美国钢铁、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美国铝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杜邦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花旗银行、伍尔沃斯连锁店、希尔顿酒店等公司的“总和”。至于三井财团,它宣称其在国内外有180万名员工,拥有至少356家大公司。但是今天,这些罪行累累的日本公司竟然声称他们不是战时的财阀——这是骗人的。他们的银行在美国占领期间逃避了应有的严厉惩罚(这些资料参见《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Japan's Murky Past Catches Up”,2000年7月8日,第7页)。 

打赏

66 点赞

主帖获得的天涯分:0
举报 | | 楼主 | 埋红包
楼主发言:7次 发图:0张 | 添加到话题 |
楼主经略网刊 时间:2014-05-17 07:05:00
  第二部分:日本拒绝向战争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的所谓“法理依据”

  应当说,二战结束后,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财团与企业,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历史,反而对战争和战争犯罪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不承认侵略,不忏悔不道歉,不对受害者做出赔偿”。一般说来,日本法庭作出上述判决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国家无答责”。日本政府主张,《关于陆战的法规、惯例的条约》(即《海牙条约》)和《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性气体或类似气体以及细菌学手段的协定》(即《日内瓦协定》),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缔结的协定,个人不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也就是说,作为个人,国际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有提出救济的权力。而作为日本的国家的责任,因为1947年日本才有《国家赔偿法》,而包括细菌战、化学战、大屠杀、慰安妇、强掳奴工等战争罪行均发生在1947年之前,所以日本政府认为从法律上讲,不用对战争受害者进行任何赔偿。?
  二是所谓的“时壁”。日本政府认为:“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如果自从发生非法行为起经过二十年,赔偿请愿权应在法律上作废(即二十年忌避期)。”而包括细菌战、化学战、大屠杀、慰安妇、强掳奴工在内的所有战争罪行,从发生到诉讼,均已超过了二十年的期限,因此日本认为在法律上有权拒绝任何战争赔偿。?
  三是认为根据1951年《旧金山和约》相关规定,日本和亚洲(包括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旧金山和约》中有关日本战争赔偿的主要规定第五章第14条的有关内容如下:“缔约方认为日本国应该对于战争期间由日本国给同盟国造成的损害以及灾难作出赔偿。然而,缔约方认为目前日本的资源不足以为其维持可行的经济,并同时为履行它其他的责任,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在于:“同盟国放弃对于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实施战争所导致的所有的赔偿要求、放弃同盟国及其国民的其他要求和同盟国对于占领直接军事费用的要求”。日本政府据此认定,日本和亚洲(包括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事实上,这三条理由成了日本政府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并且自认为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什么诉讼,它都可以躲在这三条理由筑就的堡垒里。
楼主经略网刊 时间:2014-05-17 07:06:00
  第三部分:中国战争受害者和他们的遗属对日本政府和财团进行索赔的“法理依据”

  然而,就在今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们难道真的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去为他们(或他们的亲人)70年前的悲惨遭遇进行索赔么?答案是否定!?
  首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放弃了民间索赔的权利”。答案是——“从来没有放弃”!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法学专家管建强先生曾经从三个层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个层面,中国从大局出发,曾经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声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但问题在于,所谓的“政府放弃”,绝对不等同于“全部放弃”,也并不表示民间也放弃了此权利。1995年3月,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时的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发表了“在日中共同声明中所放弃的是国家间的赔偿,并不包括个人的赔偿请求,个人赔偿请求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不应予以干涉”的讲话。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民众有要求赔偿的的权力,中国和日本之间,只是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而历史发展到1945年后,世界上大多数的战后条约都把国家赔偿权与民间赔偿权划分开了,所谓的“国家赔偿权”并不包括“民间赔偿权”,这已是惯例。?
  第二个层面,根据我国宪法,政府如果要代表民间放弃赔偿权,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但至少据我所知,全国人大从未通过这样的决议。也就是说,即使是从最为重要的“程序正义”角度看,中国公民依然拥有“个人的战争罪行索赔权”。?
  第三个层面,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人基本权利的维护,有些权利比如公民个人的战争索赔权,是没人可以剥夺的。
  其次,日本政府所谓的“国家无答责”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日本律师荻野淳的分析:《海牙陆战条约》规定应该“保护平民受害者的个人权利”。各项战争罪行是违反人道的,因此不能根据一般交战的状况来定,在法律上需要有特别的对待。而关于国家对个人的赔偿,在战前日本一般都由行政法院作出。虽然相关的法律在1947年前没有,但审理的案例还是有的。因此日本政府所谓的“国家无答责”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再次,日本政府所谓的“时壁”问题也依然可以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破解,破解方法之一就是将日本政府的“现行隐瞒罪”作为诉讼的请求之一,状告日本政府的“隐瞒罪”。同时追究日本政府“立法不作为”的责任。这是因为,一方面,战后几十年日本政府通过修改教科书、国会质询中撒谎、欺骗、推托和假装等手段长期隐瞒细菌战、化学战、慰安妇、和大屠杀事实。日本政府的这种隐瞒行为,妨碍了救济受害者,损害了原告的权利,本身就应当承担罪责并给予赔偿。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政府知情而隐瞒,故意拖延关于受害赔偿的法律的制定,从而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而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制定了《战后赔偿法》,向被残杀和强行关押的受害者支付了赔偿金。特别是美国政府,已经通过立法向战争时期被强制收容的每一个日本侨民、甚至包括在这一阶段后期出生的日裔婴儿都赔偿了2万美元。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些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的日本侨民在精神上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但至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屠杀,也没有一个人被强迫去做奴工和苦役。这与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日本政府应该承担立法不作为的责任。也就是说,因为战后日本政府一直都在进行隐瞒,所以就造成了“新的侵权”;而正因为是“新的侵权”,所以所谓超过了诉讼时间的“时壁”论就“不能成立”。因此包括细菌战、化学战、大屠杀、慰安妇、强掳奴工等在内的战争罪行,就成了一件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始终都没有结束的犯罪。而日本政府面对这种犯罪不作为,则负有“立法不作为”的责任。?
  最后,《旧金山和约》第26条为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索赔提供了极其有力的法理依据。《旧金山和约》第26条规定,如果日本与任何一国达成优惠于本条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解决,日本必须以同等优惠条件与本条约缔约国达成战争赔偿解决。即“如果日本与任何国家达成和平协议或战争赔偿协议,并因此使该国得到比本条约所提供的更优惠的条件的话,这些条件应当同样适用于本条约的所有签署国”。也就是说,如果日本给任何国家的战争赔偿条件高于和约的规定,那么,它就必须给所有48个签署国以同样的赔偿条件(类似于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2000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近五十年之后,美国政府解密了1951年旧金山与日媾和会议上的一些外交文件,于是一个惊人的秘密被透露出来。2001年9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研究美日关系的美国学者史迪文(Steven Clemons)的发现:日本和荷兰的私下协议,表面上放弃了赔偿的荷兰,实际上秘密得到了日本政府一千万美金的“表示同情和歉意”款项。
  就在签约的数日之前,荷兰代表曾威胁要退出,因为根据条约的内容,荷兰国民将失去作为受害者个人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战争期间,东印度群岛数万荷兰侨民的财产被日本军队占领当地后接踵而来的日本企业强占。这些荷兰侨民在母国有相当的政治势力,他们要求日本赔偿。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了说服参会的同盟国接受美国政府的政策,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已费尽口舌,他担心随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会说“不”,于是就私下里调停日本和荷兰。9月7日与签约当天9月8日的上午,在杜勒斯的安排下,与会荷兰政府代表外交部长斯蒂克(D.U. Sticker)与日本政府代表首相吉田茂交换了有关战争赔偿条件的秘密信件,这些信件是当时交易的直接证据。信件中,吉田茂向荷兰承诺:荷兰政府参加《旧金山和约》后,其国民不会因之失去个人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也就是说,日本承诺说即使《和约》生效后,荷兰国民还是可以继续要求战争赔偿。
  1956年,荷兰政府果然代表其受害国民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日本就开始推托推委,荷兰态度强硬不依不饶。美国再次出面调停,“提醒”日本,兑现承诺。于是日本向荷兰支付了一千万美金的赔款(这笔金额在今天的价值显然更高)。
  这个结果昭示《旧金山和约》的另外四十七个签署国,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其公民都可以像荷兰一样拥有国民个人向日本索要战争赔偿的权利。因为条约中的第26条规定,如果日本与任何一国达成优惠于本条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解决,日本必须以同等优惠条件与本条约缔约国达成战争赔偿解决(类似于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
  此外,根据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瑞士政府和缅甸政府也都曾为其国民赔偿问题与日本进行交涉,结果是两个国家每个受害者获得的补偿金额为现在价值的5万美元。必须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缅甸曾经被日本占领,但瑞士甚至都没有和日本进行过交战。一个从未和日本交战的国家的战争受害者每人尚且可以从日本政府获得5万美元的赔偿,被日本整整掠夺和蹂躏了14年的中国的国民又怎么会没有索赔的权利呢??!!
  因此,上述事件的影响是“标志性的”。将战后日本政府对荷兰、缅甸和瑞士战争受害者进行的个人赔偿与《旧金山和约》第26条结合起来,日本将没有理由再说国家无答责,没有理由再说“20年的忌避期”,也同样没有理由再说“日本和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经略网刊 时间:2014-05-17 07:06:00
  第四部分:对日战争索赔的走势预测

  第一步:收集证据并进行法律确认,将相关信息向全世界公布和申诉。
  责任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事实的确认开始。通过认真、细致、全面而彻底的国内外历史文献查阅、新闻媒体调查、专业学者研究和专业律师取证,“在法律上”达到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受害者及其遗属身份确认、侵华日军罪行确认、和平居民财产损失确认和侵华日军掠夺财物确认等目标。一方面可以为今后在日本及联合国相关法庭提起索赔诉讼提供各种确凿无疑的证据,因为要想通过法律途径为受害者进行成功的索赔,就必须要搜集到足够数量真实而精确、并且经得起推敲的相关法庭证据;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还原并保护那段悲壮的历史。因为我们不能失去历史。如果我们失去历史,就必然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
  日本入侵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损害极其巨大,并且极其复杂,不是单凭想像就能明白的。而且对于包括细菌战在内的侵略所造成的损害还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目前所知的仅仅是冰山一角。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等战争罪行的历史大部分还没有被我们确实掌握。也正因为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没有能够掌握确实有力的证据,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控诉总是半信半疑。例如,以细菌战为例,美国人丹尼尔是1993年从BBC和NBC知道731部队和细菌战的,他把他看到的新闻报道讲给周围人听,但没有人相信,人们说“太离奇了,不可能是真的”。事实上,如果不是真的见到,丹尼尔也不敢最终肯定,这样残忍的事真的有过。“2002年我终于见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实例,这位妇女的脸烂掉了一半,生活完全毁掉了。”丹尼尔这样说,“这么惊人的恶行,竟然六十多年无人提起,造恶者竟然没有一个受到惩罚,这是人们不相信的最主要原因。”其实,“作恶者未受惩罚”仅仅是原因之一,我们未能对此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原因才是更值得深思的。?
  目前,关于日本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制造大量细菌开设死亡工厂的事实,我们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其他的诸如“江浙大屠杀”、“强掳奴工问题”、“慰安妇问题”也没有十分精确的调查和统计。我们只知道,日军在中国二十多个省曾经进行过细菌攻击,大约有100万中国平民因此死亡。但是,我们对细菌战造成的平民伤害和损失的情景远远没有一个细致的描述,而且,100万中国平民的死亡数量也仅仅是一个大概估计;如果不经过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学术调查和法律调查,这样的数字是绝对无法用作法庭证据的。因此,我们只知道细菌战是一种极恶的犯罪,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犯罪,在人类文明史、人类战争史上我们还不能将它准确地定性、完整地描述。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给别人留下了“篡改、隐瞒和抹杀”的空间。无论是从细菌战的揭露、调查与研究还是战后遗留问题的处理上,我们都远远地落后于日本和美国。
  应当说,慰安妇、劳工、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这些发生在六十年前的暴行的大致轮廓我们是知道的,但问题在于我们缺乏细节去填充它。而正是因为没有细节,整个历史就显得空泛而缺乏真实性。这其中的“细节”,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生命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的经历、命运和个性感受。只有当一个个的生命连接成历史的时候,历史才是充实而确信的,生动而鲜活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日本政府才有可能坐下来和平地、理性地谈历史责任问题;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全世界的人们才会完全相信我们确实曾经遭受过那样的苦难、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暴行。但是目前我们缺乏的就是细节。“细节决定成败”,我们缺乏的就是历史拐点上的细节。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点,调查是一件苦差事,并且在学术界一向被轻视。中国人在传统上往往倾向于大而化之,尤其喜欢推算。但问题在于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可以单纯依靠比例就能够推算出来的,因此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日本人质疑中国的说法,比如南京大屠杀的中方所说的死亡人数。因此中国必须要去修补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这是需要用脚“走出来”的历史。一家一户,一个一个的受害人。当一个地区的调查展开的时候,历史细节的缺失就会显露出来;而当一个地区完全没有调查时,这一地区的历史就将处在茫然的黑暗中。?
  第二步:通过相关法律诉讼,促使日本战争罪行的中国受害者及其遗属获得赔偿,并全力促使日本政府及相关在战争期间奴役及虐待劳工的大型公司和财团建立起“专项赔偿基金”,使其对战争受害者及其遗属的赔偿行为“制度化”、“实时化”。
  仅仅依靠诉讼进行索赔,将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使诉讼胜诉,也仅仅是解决了能够起诉的那一小部分人的问题。以著名的“福冈劳工案”为例,该案在上诉到福冈高等法院以后获得了胜诉,并且是一个全面的胜诉:即日本公司要道歉和赔偿,一个都不能少。应该说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一次胜利。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日本公司“只会向提起诉讼的劳工”进行赔偿,而不可能向全部受害劳工进行赔偿。因此建立一个赔偿基金就显得尤为重要。即迫使日本政府和财团,通过一种途径,制定一个“一揽子解决计划”,日本政府和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一个赔偿基金,向中国所有的战争受害者进行赔偿。当然,这里需要对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事实和法律上的确认。
  事实上,这在世界上并非没有先例。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总共向纳粹受害者支付了超过900亿美元的赔偿金,并且在2000年3月,德国、奥地利和瑞士银行共同建立了名为“忘记、责任、未来”的赔偿基金,向犹太人和受害劳工进行一揽子赔偿。该赔偿基金由德国政府和西门子、奔驰等大企业共同出资100亿马克。该基金成立的最大意义在于,此后针对德国纳粹战争罪行的索赔要求及赔偿行为不再需要“一事一诉”、“一审一赔”,而只需索赔者的战争受害者及其遗属的身份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定后,该“专项赔偿基金”即可向其进行相应赔偿。与之相对照的是,战后日本政府对外支付的全部战争赔偿不足30亿美元,连德国的三十分之一都不到。固然,欧洲的和解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赔偿,但是如果没有真诚而彻底的赔偿,真正的和解便永远也不会出现,和平也将永远是脆弱而得不到保障。
  必须要指出的是,该赔偿基金的设立固然和二战结束后德国政府真心忏悔、勇于负责的理念有关,但同时也和世界犹太人大会领袖、亿万富翁、加拿大金融家埃德加·布朗夫曼(Edgar Bronfman)对各犹太人组织向德国政府及公司索赔活动一直以来提供的资金支持有关。多年来,埃德加·布朗夫曼一直对向德国政府的索赔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最终为德国政府向犹太人受害者支付巨额赔偿金并建立相应的赔偿基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战后德、日两国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不同态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要求日本政府进行类似赔偿并成立类似赔偿基金的难度将会更大”的结论,因此我们就更需要中国那些有社会责任心的金融家、企业家们站出来,设立专项的索赔基金,来为中国战争受害者以及他们的遗属的诉讼行动提供类似于布朗夫曼对犹太人的索赔行为提供资金支持那样的帮助,从而使他们能够掌握足够的资源和力量,通过相关的国际法律诉讼(如向联合国有关部门提出有坚强而确凿证据支持的申诉)及国际合作(如与纳粹受害者联合并学习他们成功索赔的经验和方法),向那些多年以来成功地向德国政府及大公司进行索赔且经验丰富的律师们寻求支持,并在他们的援助之下促使日本政府以及在战争中那些强制奴役及虐待劳工的大型公司和财团建立起“专项赔偿基金”,使得此后的索赔要求及赔偿行为不再需要“一事一诉”、“一审一赔”,而只需索赔者的战争受害者及其遗属的身份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定后,该“专项赔偿基金”即可向其进行相应赔偿,从而促使日本政府及那些强制奴役劳工的日本大型公司和财团对战争受害者及其遗属的赔偿行为制度化、实时化,力争使更多的战争受害者和他们的遗属获得应有的正义与赔偿。
楼主经略网刊 时间:2014-05-17 07:07:00
  第五部分:对日战争索赔的“终极意义”

  ?在笔者看来,对日索赔的意义决不是为了所谓的“金钱或复仇”;其真正的终极意义恰恰在于能够从全人类的角度,揭露和反思战争暴行,从而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防止“悲剧重演”的制度和体系。
  ?向世界申诉中国战争受害者曾经受到的暴行与罪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他们的声音向全世界传达、被全世界所倾听,才有可能真正去讨回公道。就目前的情况以及双方所掌握的资源来说,中国的确处于弱势的一方。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努力寻找准确的细节和确凿的证据。只有这样,才能慢慢地扩大影响,让对峙的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因为只有你掌握了更多、更准确的资料才能打动更多的人;而只有动员了更多的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才会真正对日本政府产生压力。只要我们能够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的战争罪行,日本政府就无法再隐瞒了。我们一定要努力搜集相应的历史细节和资料,力争把“日本的战争罪行”变成一个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的“世界常识”。在这方面一定要向犹太人学习,他们把自己的悲惨遭遇向全世界倾诉,从而使德国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日本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压力,因为世界还不知道!在这方面,“细菌战”就是最好的案例与说明:

  图:死在731部队手中的中国人
  之所以选择“细菌战”为案例来说明,是因为与其他战争罪行相比,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历史,撒播这些恶疫在人类文明史上是最惨无人道的一种犯罪。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一样,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骇人听闻的人类最残酷的杀戮方式。而两者不同的是,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是隐蔽的,无声无息的,长久的对所有生命包括人类、动物、植物等地球上所有以生命方式存在的物种的“慢性灭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原子武器是定位的,预先设制的毁灭,细菌武器则是无边无际的漫延,在植物、动物、人之间反反复复传递的死亡。细菌武器以其不分平民与战斗人员的集体式屠杀方式因而符合国际法认定的“种族灭绝罪”。
  必须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细菌武器对于世界来说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知识和想象。事实上,日军从1940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一直都在进行着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攻击范围遍及中国20多个省;而由于在此之前中国的这些地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等恶疫的发生,根本没有防治的经验和准备,加上战争期间国力羸弱,鼠疫、炭疽等恶性传染病就这样加倍、恣意地在城市和乡村窜行,由此造成大约100万中国平民的死亡,更多的人则染上了终生无法治愈的疾病,一生痛苦。从某种角度上讲,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活着的人则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直至死去。更残酷的事实是日军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用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话来说:那真是“残酷的汇演”。这些实验项目包括将人体的水分抽出,看抽出多少人仍能生存;将人裸体置于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看人会冻成怎样;给人换上动物的血液观察其反应;往人的肾里注入马尿;用人体来培养鼠疫菌,然后再去感染跳蚤,再用带鼠疫的跳蚤去作武器感染更多的人等等。为《恶魔的饱食》撰写书评的人这样写道,“731部队活体之类的实验,是极其怪诞的。所以相比之下,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应该说是有些‘人性味’了。至少,德国的集中营被解放时‘还有犹太人生存’,而731部队撤离时却将收容的‘圆木’全部杀害,因此没有被害者可以证实其内幕。”1949年12月,在前苏联的伯力审判中,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日本军队从1931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的十四年间,在中国恣意地用活人进行着细菌武器的实验和生产,并将其投入对中国和亚洲的战争。”而根据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曾任关东军731部队生产总长、被俘时任日本关东军第一战线司令部军医处长、医生兼细菌学家的川岛清军医少将供认,“根据我因在该部队内职务关系上的知道的材料,我可以说,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哪怕我们仅仅依靠这个数字进行推算,1931年到1945年的十四年间就有近万名无辜平民惨死于细菌实验。这还仅仅是731一个细菌部队。问题在于在中国还有100细菌部队、北京还有1855细菌部队,南京还有1644细菌部队,广州还有8604细菌部队,这些部队统统用人体作细菌实验,其数额之庞大和手段之残酷真是无法想象。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掩盖,几乎所有的细菌战战犯均未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事实上,这些杀人者并不忌讳他们的杀人课目。这些所谓的“日本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细菌部队活动的全盛期和战后发表了一百多篇论文,只不过在公布活人体实验的数据的时候稍加掩饰,由“满洲猴”“长尾猴”来代替。而这些杀人工厂里经过重要训练的人,二战结束后大多数运用其在细菌工厂获得的专门知识,成为了日本“生物科学领域的杰出领袖人物”。我国著名学者王选对此有过一个调查,她通过搜集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发表的研究文章,对战后8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战后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并在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造成危害。王选追查的8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二战结束后全部仍然在日本的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医院、医药企业中担任要职。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日本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竟然赢得了“国际声望”,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一句话,这些人不但没有因罪恶得到惩罚,而且还在社会上担任要职,或者继续从事着和细菌有关的研究,而最让中国人欲哭无泪的是,当年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在调查时竟然担任着日本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这下我们终于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竟然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了。
楼主经略网刊 时间:2014-05-17 07:08:00
  又岂止如此?战后日本政府对于《井本日记》的态度,更是反映出其篡改历史、掩盖罪恶的实质。学界公认,对于研究“日本皇军细菌战历史”最有力的证据和材料,是四本日记,分别是:?
  (1)《井本雄男大佐业务日记》(以下简称《井本日记》)——井本雄男从1939年起任支那派遣军参谋,从1940年起担任参谋总部作战课课员,详细记载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联络调整情况。
  (2)金原节三军医大佐《陆军省业务日记摘录》——金原节三,1941年11月任陆军省医事课课长。
  (3)大塚文郞军医大佐写的题为《备忘录》的业务日记——大塚文郞是金原节三的后任,从1943年9月任陆军省医事课课长。其日记详细记录了对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计划。
  (4)《真田穰一郞少将业务日记》——真田穰一郞1943年10月至1944年12月任参谋总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
  事实上,这四本日记是目前所发现的仅有的关于细菌战的来自日军陆军中央骨干将校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之一。
  当时有细菌战索赔人员发现了《井本日记》,并被所记载的内容震惊。因为日本所在的图书馆不让复印,于是细菌战索赔人员就抄录了一部分。当他们向日本政府要求向社会公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立即停止了这类资料的查阅”。《井本日记》被封锁了起来,成了“任何人都看不到的秘密文件”。因为多次和政府交涉未果,1993年12月细菌战索赔人员将手抄的部分《井本日记》在《朝日新闻》发表。
  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将旧日本军的资料向一般民众公开,资料被收集于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可以查阅。但是到了1982年12月,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突然制定了《有关战史资料一般公开的内部规定》。这份内部规定规定了“四种情况不能公开”:①有保护隐私的必要的;②损害国家利益的;③可能会引起社会不良反映的;④其他不适合公开发表的。而符合这四条被剔除的是:“对外国人(包括俘虏)的虐待”、“掠夺及残杀等”、“毒气的使用”、“有关细菌武器实验的报告和记录”、“引起细菌武器使用怀疑的材料”。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将有关731部队及细菌战的资料进行了审查,进行了“全部封闭”。?
  1998年5月25日,细菌战诉讼第二次开庭,王选和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对记录细菌战的《井本日记》进行“证据保全”。第四次开庭时,王选再次书面提出《井本日记》原件的保全请求。被告日本政府立即向法庭申明:《井本日记》是“个人的笔记”,从“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观点来说,不能提交。于是关于《井本日记》的争夺贯穿了细菌战诉讼一审的整个过程。  
  当得知井本还活在世上,1998年7月一濑敬一郞和森正孝特地到井本的家里对已经95岁的井本进行了访问。井本雄男神志清醒,对当年的事记得很清楚。井本是能够找到并还活在世上少有的知道高级机密的历史见证人。以他当年所承担的职务来说,井本清楚细菌战攻击中国的所有情况,只要井本成为细菌战诉讼的证人,历史的疑团就不难解开。一濑敬一郞带着录音机,录下了这次见面井本所说的每一句话。井本答应将自己的日记提交给法庭的要求,但最后提出要“给政府方面的律师看日志后,才可以提交”。  
  然而在和日本政府方面的代表谈过之后,事情大变。《井本日记》的提交遭到了阻挠。这是因为,《井本日记》是日本政府“拼死都要护住的秘密”,因为这是一份“不小心暴露了的、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掉”的证据。  
  在第四次开庭时,日本政府的代表说:“《井本日记》是笔记本形式,即是个人笔记,从保护个人隐私的观点来说,不能提交。”并撒谎说:“井本先生本人也以保护私生活为理由,拒绝提交。”
  王选和辩护律师据理力争:“《井本日记》是总参谋部人员的业务日志,是公文,而正因为是公文才至今还保管在防卫厅,并到1995年才因为战争研究及学术研究而公开。不仅仅只有一本《井本日记》。1986年美国下院的公听会上,美国陆军档案管理部长哈契作证:美国已经将731相关文件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装箱返还给了日本。这些材料何在?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公开?”  
  中国细菌战原告们向日本法庭递交诉状提出诉讼要求,这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震动。细菌战诉讼团乘势委托日本参议院议员栗原君子质询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郞。1997年12月17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栗原君子议员问:“美国归还的资料现在保存在哪里?我的调查是,这部分材料最初放在外务省复原局,后来转到防卫厅,现在它们在哪里?”  
  防卫厅防卫局局长佐藤的回答是:“昭和33年,接受了美国扣押的旧日军的资料,约有4万份资料保存了下来。我们认为其中不存在表明731部队活动状况、该部队与细菌战有关联的资料。”  
  栗原君子要求防卫厅公开当年移交时的清单,但佐藤却回答:“不知是否有这份清单。”从而拒绝了栗原议员的要求。
  1998年4月,中国细菌战诉讼团为了《井本日记》能够成为法庭的证据而积极努力。如果此事能够成功,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将意味着被日本政府封锁得如铁桶般的有关细菌战的资料公开面世。  
  1998年4月2日,受细菌战诉讼团委托,日本参议院总务委员会上栗原议员再次质询内阁官房长官村冈、防卫厅防卫局防卫政策课课长大古、外务省亚洲局参事官薮中、厚生省社会援护局业务课课长竹之下。日本《时报》1998年5月25日26版刊登了质询原文,标题是《日本国会围绕日军731部队的一场论战 栗原君子舌战官房长官》。
  栗原君子:去年2月,有政府官员说从美国返还的4万份资料中有4份被确认为是有关731的资料,这是很有冲击性的事实。去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从这些情况来看,我认为政府有调查确认这一史实和公开有关史料的义务,作为官房长官你对这一义务和责任有何想法?  
  村冈:到目前为止,经过政府内部调查,政府保存资料中没有731部队活动情况的材料。如果有这方面新材料发现的话,我们会将它作为历史事实加以严肃对待。 
  栗原君子:政府的调查也许进行得不十分彻底,但是我和我的办公室人员带来了这方面的史料。就这些发现的史料,我想政府方面应该进行调查和确认工作。如果确实存在这回事的话,官房长官能否就公开有关史料做出保证呢? 
  村冈:(沉默不语)。  
  薮中:刚才栗原参议员提到的731部队资料,我和外务省的干部对(美国归还的)全部资料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现有731部队的史料存在。
  栗原君子:但是,我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中,有昭和十五至十七年(1940至1942年)日军对中国浙江省的宁波和金华、江山,以及和湖南省的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攻击的详细记录。旧日军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实施了这一攻击,或者说,对于这一事实政府是否承认?这是我首先要问的问题。  
  薮中:说到731部队资料,除了防卫研究所内所保管的那些资料外,我们政府内,在外务省中,根据现在为止的调查确认,没有与731部队相关的任何资料。  
  从内阁官房长官村冈兼造毫无表情的脸上,读不出他内心的想法,但作为政府的代表,他说出的话让人震惊,他居然说“我是第一次知道731部队这个名称和这回事”!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731部队是“从来都不存在”的,更不用说什么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进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细菌武器”更是顺理成章,至于对来自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学者所掌握的证据,日本政府一概视而不见!  
  对于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中国细菌战诉讼团进一步提出要井本雄男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一要求立即遭到日本政府代表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井本雄男年事已高,不适宜出庭作证”。王选代表原告团将会见井本时的录音提交给法庭,证明井本身体状况“完全胜任出庭作证”,并着力证明《井本日记》是战地业务日记,不是私人日记,不存在隐私的问题。 
楼主经略网刊 时间:2014-05-17 07:08:00
  就在此时,日本共同社记者采访了井本,并发表了题为《沉默的文件》一文。记者的采访再一次证明井本“神志清醒,记忆准确”。井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了作为陆军参谋参与细菌战的事实。他还请代理人提出了《对命令提交有关原告要求的文书的意见》,认定了下列事实:即不否认井本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参谋本部的细菌战,负责在参谋本部作战科与石井大佐的联络,向石井部队下达了细菌战作战的命令。    
  在中国细菌战诉讼团一再努力下,2000年井本雄男终于被法庭确定为证人。但是这一年的2月3日,井本雄男突然去世,这个细菌战的参与组织协调者,尽知细菌战高级秘密的人,还是将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带进了坟墓”。井本雄男的突然去世,对中国细菌战诉讼团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一损失让王选痛悔不已,她立即向法院提出申请,按照证人的年龄大小安排出庭秩序,年龄大的先安排,类似的事情不能再次发生。?
  而当井本雄男突然去世之后,日本政府突然一反之前“《井本日记》并非公文、而是私人隐私,因此不能公开”的说法,立即宣称“《井本日记》是绝密级公文”,并立刻将其从井本雄男家属手中取走并进行“最高级别的封存”。直到现在,这本《井本日记》依然没能在法庭上公布。“窥一叶可知秋”,通过围绕《井本日记》的斗争,日本政府拼尽全力篡改历史、掩盖战争罪行的真面目彻底暴露无遗。
  ?每年的8月6日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特殊的日子,因为1945年的这一天广岛受到了原子弹的袭击。因此日本人几十年来一直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向世界言说,每年的8月6日,日本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日本人会以各种方式向世界讲述,自己受到了怎样的伤害。日本人这么做本无可厚非,但人们更应该知道每年的8月6日也同样是中国人民的“受难日”!因为在1940年的同一个日子里,日本军队开始对中国的浙江省进行细菌战攻击!中国受细菌战之害的人远远高于广岛的原子弹,中国的二十多个省约有一百万人死于细菌战。也许是巧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发明的两种骇人听闻的杀戮方式——原子武器和细菌武器,都是在8月6日投入了使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原子武器的危害已为人类所认识,但是细菌武器的危害为大多数人所未知。这是因为,一方面,细菌战犯罪的最核心的秘密还被日本政府深深锁闭着,细菌战还在继续上演着“揭露”与“掩盖”的较量;另一方面,对于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确还没有能够在细节的层面上完全调查清楚。这就形成了日本的“原子武器受害者”的声音“为世界所闻”,而中国的“细菌武器受害者”却“被整个世界所忽略”的局面,并且被迫承受着日复一日的煎熬。因此人们远远不知细菌武器的危害性与毁灭性。但是,细菌战绝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的罪行,更是对全人类的罪行。人类决不能够放纵和漠视这种罪恶,就如同人类绝不能够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更应该向世界诉说,才更需要让世界倾听,以“细菌战”为突破口、带动化学战受害者、慰安妇受害者、奴工受害者以及大屠杀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起诉并索赔的目标才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罪恶!?
  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诉讼本身不但是为了“揭露”,更是为了“还原历史”。向世界申诉我们曾经受到的暴行与罪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我们的声音向全世界传达、被全世界所倾听,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讨回公道。但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揭露本身是为了记忆,而记忆、却并不是为了仇恨。仇恨如酒,发酵越久,力度越深,这样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其实都没有好处。把这些非人道的暴行揭露出来并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赔偿,在本质上其实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只有通过取证调查和索赔诉讼,才能够使被掩藏的罪恶暴露于阳光之下。只有使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们都知道这些战争罪行后,整个世界才有可能从“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而绝非单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来批判和反对这些人间极罪,才有可能达到共同采取措施以建立起制止“悲剧重演”的制度和体系的目的。?
  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但是如果不从“文化”和“人性”的角度反省这些战争罪行,则是远远不够的。换句话说,中日之间的问题绝不能总是停留在“民族仇恨”的狭小范围内;事实上,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绝不仅仅只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事,更是全人类的事。以“细菌战”为代表的日军战争暴行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应被视作“人类文明整体上的耻辱”。我们一定要向世界说明,对日索赔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和平而寻找真相,是为了人类能够找到扼制这罪恶的途径,是为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再受到细菌武器和其它战争暴行的伤害。在诉讼和索赔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而不仅仅是“愤怒”和“仇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把自己苦难的历史作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发掘出来,希望人类从过去经验中吸取教训,从而避免悲剧重演。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遭到大规模的细菌攻击。我们一定要从整个世界、至少是整个亚洲的角度来谈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当年日本侵略的是整个世界,至少是整个亚洲。中日之间的对话一定要从中日关系的单线中跳出来,要去寻找普遍的价值观念。这就是和平以及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们一定要超越国家和民族,让世界看到这是“对全人类的犯罪”,而我们是在“替所有的人类进行声讨”,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因为“纵容和漠视这种犯罪的结果,是有一天悲剧会重新降临”。一句话,日军的战争罪行绝不能仅仅被认为是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犯罪,必须将其上升到反人类的高度。必须使整个人类社会就日军战争罪行形成共识。这种共识就是,这些残酷的杀戮方式和战争罪行一天得不到清算,恶魔就随时随地有重返人间的可能。?
  在掌握了充足的调查得来的确凿证据后,除了用作法庭证据,其余的应当为之兴建一个“中国抗日战争受害者纪念馆”、并将这些资料和证据摆放其中。因为毕竟,诉讼不会永远进行下去,总会有结束的一天;但在诉讼中挖掘和整理出来的资料,会永远地保存下去,用它来复原一段珍贵的历史,这段珍贵的历史将因此被我们永远铭记并永远从中吸取教训、以防止悲剧重演。至于这个新建的“抗日战争受害者纪念馆”本身,一定要参考和借鉴犹太人建造“纳粹屠杀纪念馆”的经验。我们相信,只要造好了这样一个纪念馆,日本政府就一定坐不住了。因为“每一个到华盛顿去的人,都会去看犹太人纪念馆;有这个纪念馆在那里,德国人就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国际舆论都认同,德国人就不得不承认”。我们一定要力争建成一个类似的纪念馆,把我们搜集到的事实和资料都摆进去,进而争取国际舆论的认可和赞同。我们坚信,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日本的战争罪行就将再也无法掩饰,而受害者的尊严和利益也必将得到恢复和补偿!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从国际上看,韩国已经通过了受害调查法,菲律宾国会也在市民团体的强烈要求下,对慰安妇采取了救济措施。因此在我国设立专项基金以帮助战争受害者获得赔偿必将符合民心民意,并且与我国目前大力发展和建设的“和谐、稳定、健康长远发展的公民社会”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王道振法 时间:2014-06-09 22:54:00
  文章写得很好,希望写完文章后,能有实际行动,否则的话,和扯淡没有什么两样的。
作者:火龙焱明刀 时间:2015-04-16 23:46:00
  毛免了赔款,钓鱼岛和东海呢?
作者:13261107377 时间:2016-04-15 11:28:00
  分蛋糕就是最大的依据咯
作者:梦若悟空 时间:2017-09-20 14:56:05
  灭了美日才解恨
作者:娇纵8047 时间:2019-03-25 16:35:06
  买得起再说
发表回复

请遵守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