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纲:民国的内政与外事

楼主:经略网刊 时间:2014-05-18 10:19:16 点击:1072 回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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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绍纲:民国的内政与外事
  
  《中国的军阀政治》(美)齐锡生著 杨云若 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
  《剑拔弩张的盟友》(美)齐锡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版

  1911年10月,武昌城内的新军兵变,成为压垮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民国的肇建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缺乏“开国气象”的民国,给人的感觉更像是晚清的尾巴,而非新时代的开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政集团和以孙中山、黄兴等人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在经历短暂的妥协后,随着宋教仁的遇刺,双方很快拉开了决裂的序幕。虽然二次革命以袁世凯掌控局面而告终,但在外事上,北洋政府始终仰人鼻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国民大革命之后的南京政府),即便是内政,在洪宪帝制失败之后,权力又开始了碎片化,各路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何看待“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内政与外事,齐锡生所著的《中国的军阀政治》和《剑拔弩张的盟友》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面向。前者讲述的北洋时期(1916—1928)的军阀政治,后者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期间(1941—1945)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
  在1916—1928年的短短十余年间,“北洋政府有24次内阁改组,26个人担任过总理。任期最长的是17个月,最短的只有2天;平均存留时间是3—5个月”(萧延中语)。内阁总理的更换,如同走马观花。其原因在于袁世凯死后,北洋内部缺乏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来填补权力轮替的真空,导致整个集团分崩离析,各地军阀各自为政。显然,这只是直接因素,那么军阀政治深层的成因又是什么?齐著认为,清末民初,延续数千年的王朝政制突然解体,作为权威象征的王权遭受空前的冲击,使中国陷入了制度断裂和价值混乱的多重困境之中。军阀政治兴起于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盲点”之上:旧的权力架构已不起作用,而新的政治制度又尚未生成。作出上述分析后,作者进一步指出,军阀政治产生的根源是经济发展的低下。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结束乱局。要结束乱局,就必须先增强自身的实力——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在固守和扩张地盘的过程中,军阀们穷则主张自治,达则高喊统一。导致的结果是恶性循环,并没有给民族的发展带来可能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军阀的内部关系生成有关,由“家族主义”和传统的忠孝观念所衍生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北洋军政集团缺乏政治信仰。军阀对待个人忠诚相当认真,而对政治忠诚则迥然相反。私人交情高于政治原则,忠于首领个人往往比忠于政治信念更为重要。作者由此得出,构建“民族—国家”并非军阀政治的真正担当,所谓的统一或自治,不过是他们随时更换的“合法外衣”。
  在中国从王朝政制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军阀政治带来的更多是社会乱象。在外事上,仅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本接手德国在山东的利益格局。北洋集团对内难以安抚民生,对外不能争取国权,这意味着旧邦新造的事业仍需要继续。五四运动,正是救亡图存的又一个新开端。残喘到1928年的北洋集团,在国民大革命、东北易帜后落下了帷幕(形式上)。此后,进入国民政府时期。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就此全面进攻中国。在1941年以前,尽管中国不断要求西方诸国给予外交、经济及武器上的援助,但都被忽视。英国和法国因为担心日本对它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进行报复,甚至多次要求中国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条件”。到了1940年夏季,它们更进一步切断中国经过缅甸和越南通往国际的通道。在国共苦撑的四年里,国民政府所求的对象更多的是苏联,而非美国。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中美外交关系出现历史性的转机。蒋介石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于是趁势要求美国提供军事装备和军事训练援助,从既存的史料来看,对比美国当时的国力,中国的需求并不算离谱,而美国提供的援助却很少,甚至连白宫官员都看出军部对于援助中国缺乏热诚,从而向罗斯福提出,要督促美国军部的援助行为。在《剑拔弩张的盟友》一书中,作者反复论述,即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史迪威乃然只想付出最小的军援、牺牲最少的士兵,却让中国军队双线作战(中国战场和缅甸战场),从而拖住日军,减少美军在太平洋岛屿的伤亡。同时,在史迪威看来,中国在本土作战尚且连遭败绩,自顾不暇,在东南亚战场能起的作用更是有限,他本人也就难免经常以傲慢的态度令其蒋介石难堪。
  蒋介石作为“弱势独裁者”,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效率低下,尤其是迁都重庆之后,行政能力大打折扣,多数省份的行政、财政权,都掌握在地方实力派的手里,其政权基础十分薄弱。齐著认为,蒋介石一方面希望罗斯福和史迪威能够理解他的苦衷,另一方面又最担心美国借军事援助之名,损害他的尊严,干涉中国内政。1944年7月初,罗斯福突然要求蒋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这促使蒋介石向史迪威摊牌,中美关系走向了决裂。在作者看来,史迪威的傲慢和美国处理中国事务的漫不经心,以及蒋介石隐约闪现的民族自尊,是中美盟友之间剑拔弩张的原因。这在一定层面颠覆原有的历史研究。
  对当时的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盟友》引用了双方的大量史料,澄清了不少关键的时间节点。需要辨析的是,该书的着力点偏重于蒋史之争以及相关的外交政治层面,缺乏对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与分析。尽管作者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对美国来说,并不具有太多现实的战略价值(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对此亦有精到论述),即便是亲华的美国国务院系统,对中国的期望只是一个“撑”字,底线是中国不整体倒向日本。故而,中美关系的成败,便很难完全归咎蒋介石、史迪威的个人性格,国与国的军事同盟,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尤其是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国家利益永远是制定政策惟一考量的因素。
  回到《中国的军阀政治》,本书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独树一帜的政治史力作(《中国的军阀政治》成书于1976年)。其原创性贡献在于,并未囿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把“军阀政治”视为由拥兵自重的武夫所组成的军政集团,而是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历史要素中,勾勒出全方位政治运作的多元图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正如译者萧延中所说,“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的框架(卡普兰系统理论)来解释中国前现代政治行为,就难免使人觉得有些文不对题”。此外,著有《军绅政权》的陈志让认为,以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28年蒋介石执政之间作为军阀的统治时期,这样的分期不能说明中国军绅政权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它的衰落。当然,整体而言,齐锡生的两部著作,还是有很多别开生面的地方。
  读罢春秋不成歌,近代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内以完成权力碎片整合的工作,对外以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从而推动现代中国的构建。而这个过程,却让几代人历经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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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sjyzs 时间:2016-04-16 20:12:00
  全世界最具民国风情的城市应该是马来西亚的怡保和槟城
作者:iingjjng 时间:2016-04-18 11:03:00
  民国风...第二集
作者:中原大泽2014 时间:2018-10-11 11:08:12
  能驾驭了民国的人 唯有袁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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