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合资旅行社---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员工薪水1400
1， 悍然降薪，居心叵测。
副总经理赵杰日前公开宣布，由于钓鱼岛争端导致日中关系紧张，严重影响了公司的预期收益，因此从2012年11月开始，全体人员一律降薪。该公司的工资结构为为基本工资、浮动工资以及岗位津贴。普通员工的基本工资一律定为1200元，浮动工资大多2000元（新录用之大学生）、3300元、4600元（资深员工），税前总额大约为3200、4500、5800元不等；主任、科长、部长等管理人员的基础公司当然远在普通员工之上，税前总额大约为7000、10000、12000、18000元不等。根据赵杰实施的降薪条例，2012年11月-12月期间，普通员工的工资调整为基础工资照发，浮动工资减半。因此普通员工的实际所得基本上被限制在2000-3000元之间。从2013年1月1日开始，所有员工将只能领取北京市最低生活工资；通过季度核算，如果某部门能够完成公司下达的业绩指标，那么该部门之所属员工也只能可以领取其原先浮动工资的70%。若想恢复到原先的工资状态，必须在超额完成的部分中抽取比例极低的提成，并且个人所得多少完全由该部门之部长、科长灵活把握。
由此可见，该公司的普通员工，要想恢复到十八大召开以前的工资水平都是难上加难，要想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无异于白日做梦！潘太史急于弄清，常振明先生对于这个情况是否知情，您作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对于下属公司的这种行为有何感想？ 公开宣称收入倍增，您的直接下属却将自己员工的工资一降到底！虽然表面上打着钓鱼岛事件造成的经营困难为名，但时间点却选择在十八大召开期间，请问这种行为应该属于什么性质？
副总经理赵杰日前公开宣布，由于钓鱼岛争端导致日中关系紧张，严重影响了公司的预期收益，因此从2012年11月开始，全体人员一律降薪。该公司的工资结构为为基本工资、浮动工资以及岗位津贴。普通员工的基本工资一律定为1200元，浮动工资大多2000元（新录用之大学生）、3300元、4600元（资深员工），税前总额大约为3200、4500、5800元不等；主任、科长、部长等管理人员的基础公司当然远在普通员工之上，税前总额大约为7000、10000、12000、18000元不等。根据赵杰实施的降薪条例，2012年11月-12月期间，普通员工的工资调整为基础工资照发，浮动工资减半。因此普通员工的实际所得基本上被限制在2000-3000元之间。从2013年1月1日开始，所有员工将只能领取北京市最低生活工资；通过季度核算，如果某部门能够完成公司下达的业绩指标，那么该部门之所属员工也只能可以领取其原先浮动工资的70%。若想恢复到原先的工资状态，必须在超额完成的部分中抽取比例极低的提成，并且个人所得多少完全由该部门之部长、科长灵活把握。
由此可见，该公司的普通员工，要想恢复到十八大召开以前的工资水平都是难上加难，要想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无异于白日做梦！潘太史急于弄清，常振明先生对于这个情况是否知情，您作为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对于下属公司的这种行为有何感想？ 公开宣称收入倍增，您的直接下属却将自己员工的工资一降到底！虽然表面上打着钓鱼岛事件造成的经营困难为名，但时间点却选择在十八大召开期间，请问这种行为应该属于什么性质？
2， 一人造孽，全员埋单
赵杰公开宣称，该公司在2010-2011年度，两年期间累计亏损1500余万，但问题在于，那段时间属于正常年景，并无任何天灾人祸可言。直到2009年为止，该公司至少还能够保持盈利，原先的利润还极其可观。盈亏的拐点其实发生在2008年，投资额仅占245万元的日方小股东竟然迫使大股东签订了一份协议，该公司每年划拨500万人民币购买日方的两套软件系统。但客观事实却是，五年以来日方所带来的接待客源以及营业额却在不断下降，以致该公司财务收支由盈转亏，而且该软件的公平价值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权威机构的评估认定。
不论赵景文、赵杰当初的决策是出于何种目的，与日方之间是否存在对价交易，日方作为股东是否涉嫌触犯《抽逃出资罪》，事实上所出现的亏损已然超过了公司注册资产的三倍，而中信旅游总公司作为大股东，帐面潜亏至少高达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关于这个情况，赵景文作为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兼中信旅游总公司董事长，是否向常振明先生做过汇报？如果隐匿不报，请问属于什么性质？如果阁下已然知情，请问又是如何处理的？
既然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早已资不抵债，那么为什么不按照正常途径进入破产程序呢？根据网络资料显示，赵景文先生出生于1954年7月，作为一名副部级高干，他距离退休年龄63岁还可以继续“为人民服务”到2017年。根据可靠情报显示，中信旅游总公司与日本交通公社就该合资公司所签订的合作期限恰好止于2017年。那么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出现巨额亏空以至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按照正常流程启动破产程序呢？难道2012年11月开始的降薪行动，其惟一目的就是设法将公司维持到2017年，以全体员工的绝对低薪甚至大规模裁员为代价将目前1500万元的潜亏全部冲销，以便为赵景文董事长的胜利离休保驾护航吗！
3，降薪先行，裁员在后
自从赵杰宣布降薪计划以来，该公司顿时人心惶惶，据说短短两个月之内，已有20多名普通员工主动离职，但令人蹊跷的是，其中竟然没有一名科长级以上的管理层人员！由此可见，赵杰行动计划的终极目的，其实就是企图以降薪为手段，达到零成本裁员的目的！该公司已经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阶级。根据可靠信息，该公司除了两三个部门可以保持盈利以外，诸多业务部门居然长期维持赤字，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名科长以上的管理人员遭到过降职、降薪的处理！因此潘太史认为，广大员工与二赵之间的冲突，已经逐步超越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而是正在演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按照二赵的既定方针，该公司的零成本裁员计划还将继续推行，具体手段除了降薪之外还包括强制性转岗等等，直到完成其预期目标为止。对于如此以员工为敌、严重《违背劳动合同法》的行为，请问常振明先生有何感想？
潘太史的诉求
既然常振明先生身为十八大代表，潘太史希望阁下能够履行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职责，立即以控股公司董事长的名义派驻工作组，对赵景文、赵杰控制下的中信旅游总公司以及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展开调查。
潘太史说来与中信集团多少也有点渊源，中信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几部翻译作品，可惜关于原创著作的合作至今尚未启动。常振明先生身肩重任，平时想必日理万机，但是潘太史希望在2013年年初的二中全会闭幕之后，阁下能够公开就此问题表明态度，决定受理与否。至于本人的联系方式，阁下不妨通过中信出版社系统进行查询。
另外，关于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营困境问题，本人曾经写过论文，相信凭借阁下日语老前辈以及在经营管理学、围棋领域的杰出造诣，对于事情原委必定一目了然。相关链接如下：
既然常振明先生身为十八大代表，潘太史希望阁下能够履行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职责，立即以控股公司董事长的名义派驻工作组，对赵景文、赵杰控制下的中信旅游总公司以及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展开调查。
潘太史说来与中信集团多少也有点渊源，中信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几部翻译作品，可惜关于原创著作的合作至今尚未启动。常振明先生身肩重任，平时想必日理万机，但是潘太史希望在2013年年初的二中全会闭幕之后，阁下能够公开就此问题表明态度，决定受理与否。至于本人的联系方式，阁下不妨通过中信出版社系统进行查询。
另外，关于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经营困境问题，本人曾经写过论文，相信凭借阁下日语老前辈以及在经营管理学、围棋领域的杰出造诣，对于事情原委必定一目了然。相关链接如下：
从开放到开裆，再从开裆到开膛
一，从开放到开裆
潘太史出生于火红的七十年代，从初中到高中，恰逢中共先后召开了第十二大及十三大，而且当时政治课程完全与时政挂钩，有关改革开放的论述早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也正因为如此，一贯偏爱数学的潘太史在高二时毅然决定“与时俱进”，结果弃理从文，而且在高三填报志愿时清一色报考外语专业。
不料“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坚持开放的”的十三大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过于深入人心，报考外语专业的应届生居然骤然剧增，以至于造就了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空前绝后的奇迹，那就是文科（总分640）录取线竟然超过了理科（总分710）分数线。潘太史当年虽然投机失误，但最终好歹非常幸运地仅以一分的优势被一所市属外语类高校录取，专业则是日语。
当时正值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日资企业大量涌入中国，日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男生）一度曾经非常紧俏。不过当时的外资企业普遍没有人事权，日资企业在北京的所有本地雇员几乎都要通过外企服务总公司（该公司至今依然存在）进行招聘。日资企业当时的实际用工成本是，每月向外企服务总公司支付600美圆（当时汇率为1美圆=8.3元人民币），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其中外企服务总公司抽取4000元以上，日企职工实际所得不过区区一千元。但是即便如此，当时北京市的司局级干部的工资只有300-400元。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旗帜鲜明地拥护改革开放。不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深化、再深化，到了2012年，外资企业早已在中国各地成立了诸多独立法人，拥有独立自主的人事权。一名普通高校日语专业的毕业生，日资企业的工资成本仅仅为3200元，扣除五险一金等苛捐杂税，员工实际收入为2500元。如果此人乃北京土著，尚可住在家中继续啃老；假如是家在外地的北漂族，那么势必要承担一笔不菲的房租，2500元的收入恐怕连温饱都难以维持，颇有穿开裆裤的感觉。
而北京市2012年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为：正科级3900（税后）、副处级（4400税后）、正处级（5500税后）、副局级（6500税后）、正局级（8800税后）。至于灰色收入，目前已经成了体制内的专利，旁人根本无缘染指。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仅仅证明了一个真理：国民所得确实有所增加，但外资企业的实际用工成本反而有所下降；如果扣除通货膨胀以及公共福利大幅度削减（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那么惟一的受益阶层仅仅局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而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的体制外的生存状况非但毫无改善，反而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中。正因为如此，才导致越来越多的体制外人士开始对改革开放发生质疑，并且逐步走上了反思的道路。
一，从开放到开裆
潘太史出生于火红的七十年代，从初中到高中，恰逢中共先后召开了第十二大及十三大，而且当时政治课程完全与时政挂钩，有关改革开放的论述早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也正因为如此，一贯偏爱数学的潘太史在高二时毅然决定“与时俱进”，结果弃理从文，而且在高三填报志愿时清一色报考外语专业。
不料“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坚持开放的”的十三大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过于深入人心，报考外语专业的应届生居然骤然剧增，以至于造就了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空前绝后的奇迹，那就是文科（总分640）录取线竟然超过了理科（总分710）分数线。潘太史当年虽然投机失误，但最终好歹非常幸运地仅以一分的优势被一所市属外语类高校录取，专业则是日语。
当时正值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日资企业大量涌入中国，日语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男生）一度曾经非常紧俏。不过当时的外资企业普遍没有人事权，日资企业在北京的所有本地雇员几乎都要通过外企服务总公司（该公司至今依然存在）进行招聘。日资企业当时的实际用工成本是，每月向外企服务总公司支付600美圆（当时汇率为1美圆=8.3元人民币），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其中外企服务总公司抽取4000元以上，日企职工实际所得不过区区一千元。但是即便如此，当时北京市的司局级干部的工资只有300-400元。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旗帜鲜明地拥护改革开放。不料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深化、再深化，到了2012年，外资企业早已在中国各地成立了诸多独立法人，拥有独立自主的人事权。一名普通高校日语专业的毕业生，日资企业的工资成本仅仅为3200元，扣除五险一金等苛捐杂税，员工实际收入为2500元。如果此人乃北京土著，尚可住在家中继续啃老；假如是家在外地的北漂族，那么势必要承担一笔不菲的房租，2500元的收入恐怕连温饱都难以维持，颇有穿开裆裤的感觉。
而北京市2012年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为：正科级3900（税后）、副处级（4400税后）、正处级（5500税后）、副局级（6500税后）、正局级（8800税后）。至于灰色收入，目前已经成了体制内的专利，旁人根本无缘染指。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历史仅仅证明了一个真理：国民所得确实有所增加，但外资企业的实际用工成本反而有所下降；如果扣除通货膨胀以及公共福利大幅度削减（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不利因素的影响，那么惟一的受益阶层仅仅局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而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的体制外的生存状况非但毫无改善，反而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中。正因为如此，才导致越来越多的体制外人士开始对改革开放发生质疑，并且逐步走上了反思的道路。
二，从开裆到开膛
潘太史大学毕业以后，常年从事与日资企业相关的工作，不论笔译、口译、商务谈判、日语导游堪称样样精通，后来又逐步升格至同声传译、咨询顾问、社会生态学等诸多尖端领域，因此许多日资企业都是本人长期观察的对象。早在三洋电机被松下电器收购之后（2008年），潘太史就大胆预言松下公司将在十年内破产，就该公司目前的状况来看，很有可能提前走向消亡。
从2010年以后，潘太史对日资企业的观察重点逐渐集中到了日本交通公社（JTB公司）身上，该公司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旅游企业，于2000年与中信集团下属企业——中信旅游总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合资旅行社-------交通公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以下简称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中方为255万，占51%；日方为245万元，占49%。因此该公司董事长始终由中信旅游总公司法人代表赵景文先生（此人在中信集团担任常务董事、副总经理，其地位与董事长、十八大代表常振明先生只不过一步之遥）兼任，而总经理则由日本JTB公司委派。
新纪元国际旅行社之所以引起了本人的高度的关注，起因于该公司2010年时实施过一次大规模裁员。不过根据该公司官方网站所披露的数据，2001-2009年度累计营业额高达21亿元人民币，其中2009年度为1.8亿元人民币。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该公司2001-2008年间的利润率（税后）不妨估算为5%，2009年度的利润率为3%，2010-2012年间的利润率（税后）为2%，而且年均营业额下降至1.5亿元人民币。那么到2009年年底为止，累计法定公积金计提则应该在1000万元以上。虽然2009年度的纯利或许只有500元左右，但2008年奥运会的超级利好因素着实不容低估，本人估计该公司2008年度的纯利至少应该在1200-1500万之间。因此，潘太史难免对该公司发动大规模裁员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根据多方消息汇总，潘太史获悉该公司从2008年开始，在日方的强烈要求下全面引进了一套软件管理系统，该公司将其称之为“统合(TOGO)”系统。根据相关协议，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每年要向“统合”系统的所有者日本JTB公司缴纳500万元人民币的“软件使用费”。那么从2008-2012年间，JTB公司除了每年正常的法定分红之外，累计从新纪元国际旅行社先后计提或冲销了总计2500万的软件使用费。
按照先前的计算原则，该公司2008年度的纯利如以1200万元计算，那么计提500万元的软件使用费以后，尚能实现盈余700万元；而2009年度的纯利不过500万元，那么扣除计提之后仅能维持帐面持平；而2010-1012年间，其一年经常利润不过区区200万元，而软件使用费却依然高达500万，实际上每年出现了高达300万元人民币的赤字，三年累计下来就接近一千万之多。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税务部门断然不允许企业出现赤字，因此在帐面上还必须出现一定的盈利，中日双方股东还要继续按照投资比例进行分红。因此本人估计，2009-2012年间，新纪元国际旅行社在毫无利润甚至出现赤字的情况下，每年至少还要计提100万元的纯利用于分红。那么该公司的实际亏损至少应该在13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不仅完全冲抵了创业十年来所计提的全部公积金，反而还出现了巨额亏损。
如果该公司管理层将原先每年计提的公积金用于公款旅游、公款招待、为日籍员工支付公寓费、子女就读国际学校的费用，那么该公司实际上恐怕根本就没有多少公积金的积累，其实际赤字目前很可能高达1000万元以上，早就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
于是潘太史根据由果索因的原则，对新纪元国际旅行社与2010年所实施的大规模裁员的真实动机做出了推测。那就是日方股东J公司根据2009年度的业绩，深知每年计提500万元的软件使用费已经严重损害到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盈利机能，但为了确保自己的巨额收益，于是就想以裁员的方式来削减成本，以便在帐面上维持收支平衡，于是就做出了实施大规模裁员的决定
三，裁员失利
根据新纪元国际旅行社官方网站显示，该公司2009年时的职工人数为155人，其中日籍员工（包括JTB公司派遣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在北京聘用之各类专业人员）大约为20人。中国籍员工的工资标准，按照新人3200元、资深员工4500-6000元、副主管8000元、主管12000元、副经理15000元、经理18000，副总经理赵杰25000元计算，个人平均工资成本大约为6500元左右。日籍员工的平均人事支出（包括公寓租金、国际学校等费用）当在2000元左右。那么，该公司每月的工资成本就是：中国籍员工135×6500=877500元，日籍员工20×20000=400000元。二者合计：1277500元。一年总计：1533万元。
根据相关信息显示：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总共下设七大部门，其中导游部的编制为33人，人数最多，因此在裁员中首当其冲，共有九名员工在2010年年初被公司除名。据说新纪元国际旅行社在裁员中使用了极其高明的诱导方式，声称这九名导游只是离职而不离岗，今后仍然能够以临时聘用的形式为该公司效力，而且待遇优厚。结果有8人在离职书上签字，只有一人没有上当。据说在后来的集体诉讼中，签过字的8名导游所得无几，而拒不签字的导游却获得了一笔金额可观的赔偿。从此以后，该公司竟然形成了一个惯例，几乎每一名离职的员工都会与其老东家对簿公堂，而且大多胜诉。
由于裁员计划在导游部遭到了激烈的抵制，并且连续引发诉讼案件，迫使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最终放弃了裁员计划，而且由于在旅游旺季时导游人手严重不足，后来反而又有所扩编。按照导游部的裁员比例进行推算，新纪元国际旅行社原先制定的裁员比例当在30%左右，而且应该全部落实在中国籍员工身上，那么裁员人数当在40人左右（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按照40×6500×12计算，每年在工资成本上即节约312万。另外，新纪元国际旅行社于2009年变更了办公地点，估计可以节约数十万元办公经费。
如果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裁员计划能够成功，再加上采取各种节流手段，那么在2010-2012年期间，在继续向日方股东J公司缴纳软件使用费的前提下，至少在帐面上还能确保出现微利。无奈裁员计划非但未能成功，反而引发了诸多诉讼，而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财务状况却在不断恶化，据说如今已然债台高筑、岌岌可危。
四，图穷匕现
由于在软件使用费方面决策失误，加之裁员失败，而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财务危机却日益严重。于是从2012年8月起，该公司副总经理赵杰同志悍然宣布降薪计划，并且表示首先从管理层开始实施；从2013年1月1日起，降薪计划将在全公司内强制推行。相关信息显示：一名月薪（税前）12000元的主管，其实际收入当在9000元左右，但八月后则一举降至5000元。按照这个比例测算，2013年开始，该公司普通员工的实际收入将至少降低30%以上。也就是说，原先6000元的，降低4000元左右；原先4500元的，降至3000元以下；原先3200元的，降至2000元以下。
根据前文中提供的数据，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每年的工资成本为1533万元，削减若能一举削减30%，其具体金额恰好是500万左右，正好可以用于填补向日方支付软件使用费所造成的巨大窟窿！由此可见，这个所谓软件使用费的计提，恰恰是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由盛到衰的关键拐点！而该公司管理层从2009年开始的一切动作，都是为了设法掩盖这个巨大的无底洞！
由于劳动合同法的施行，企业的裁员成本从2008年起急剧攀升，而且还面临着巨大的司法风险。企业既然无法裁员，那么在困境中实施降薪，按说也是合理之举。或许这就是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管理层在历时三年长考后所做出的抉择，但万分不幸的是，由于每年高达500万元的软件使用费计提，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无法走出困境，反而会使自己彻底走向深渊。
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对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诸多“不法行为”进行了揭露，其中提到了“抽逃出资罪”的问题。此人虽然一举击中了要害，但对问题的认识显然还略嫌肤浅。首先，我国法律对于“抽逃出资罪”的罪名是这样定义的：
公司发起人、股东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在公司成立后又抽逃其出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构成本罪，必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抽逃出资，给公司、股东、债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累计数额在1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2、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1）致使公司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正常经营的；（2）公司发起人、股东合谋抽逃出资的；（3）因抽逃出资，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抽逃出资的；（4）利用抽逃出资所得资金进行违法活动的。如果没有符合以上条件之一的，就不能以本罪定罪量刑。
处罚：1、自然人犯本条所定之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七以下罚金。 2、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并折合为股份。
由此可见：新纪元国际旅行社在未经公正价值评估的情况下就贸然接受日方股东JTB公司提出的软件使用费是完全错误的。JTB公司每年计提500万元软件使用费的做法，不仅在一年之内就抽出了自身全部资金，而且在事实上还把中方的注册资金也据为己有。
鉴于新纪元国际旅行社并非高新技术产业，其业务内容无非是旅游景点、线路、餐厅、代订航班、宾馆、安排导游、司机等等，毫无技术含量可言。对于这样的软件居然定价500万元，而且每年都要计提，如此苛刻的合同，恐怕比当年中日两国签订的《马关条约》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如此，据说日本J公司在上海也设立了独资企业，那套所谓的统合软件系统依然需要每年计提500万元。
古人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终有一德。二赵作为体制内精英分子，当初对于接受日方股东每年500万元软件使用费的苛刻条件，想必事先早就想好了对策。诸如期待日方提供更大的业务量等等。但是，如果仅仅是开放到了开裆的地步，或许大家还可以对这种裸奔的现象理解为行为艺术，不过以一次性投资245万元，而每年以软件使用费的名义计提500万元，如此行径简直与开膛无异！
本人早在十几年前就经营过企业，对于经营决策的艰辛自然心知肚明。但既然五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向日方股东每年支付500万元的软件使用费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生存，那么改弦更张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潘太史自以为天资平常，大学毕业之后仅仅在体制内混了一个月就被迫下岗，因此深知二赵今日成就之不易，尤其是对二人的智商从未产生过任何质疑。
潘太史衷心希望，新纪元国际旅行社今后能够继续履行其社会责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王永庆先生所倡导的“永续经营”。尤其是在今天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极其微妙的状态下，双方股东都应该切实进行反思并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就一般人的社会常识而言，在一个注册资本仅为500万元的旅游企业，小股东以软件使用费的名义，每年计提500万元的做法，不论在程序上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经过了公正价值评估（何况还未必有），恐怕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也是永远无法接受的。因此本人希望新纪元国际旅行社能够成功自救，如果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恐怕就不是大小二赵所能左右的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类似于新纪元国际旅行社这样，从开放走向开裆，然后又被开膛的合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到底还有多少呢？希望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在摸了三十年石头依然没有过河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光明正大地宣布改革开放胜利结束呢？
另外，据说工会组织目前已经对民营业企业实施全面渗透，某些小型企业即使仅仅雇佣了一名员工，也被勒令建立工会。而拥有上百名员工的中日合资企业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成立十二年来，却始终没有建立工会，难道治外法权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不成？赵杰从八月起就强令科长以上人员降薪一半，据说连自己也未能幸免，惟独由日本JTB公司委派委派的总经理及行政总监依然照样享受高薪。因此潘太史不得不对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董事会产生强烈质疑，其性质恐怕更加接近于日军统治北平时的维持会！难道改革开放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诱导中国人民逐步走向开裆甚至开膛的“金光大道”吗！
2012年10月7日星期日初稿
2013年1月11日星期五修订
本人早在十几年前就经营过企业，对于经营决策的艰辛自然心知肚明。但既然五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向日方股东每年支付500万元的软件使用费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生存，那么改弦更张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潘太史自以为天资平常，大学毕业之后仅仅在体制内混了一个月就被迫下岗，因此深知二赵今日成就之不易，尤其是对二人的智商从未产生过任何质疑。
潘太史衷心希望，新纪元国际旅行社今后能够继续履行其社会责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王永庆先生所倡导的“永续经营”。尤其是在今天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极其微妙的状态下，双方股东都应该切实进行反思并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就一般人的社会常识而言，在一个注册资本仅为500万元的旅游企业，小股东以软件使用费的名义，每年计提500万元的做法，不论在程序上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经过了公正价值评估（何况还未必有），恐怕在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也是永远无法接受的。因此本人希望新纪元国际旅行社能够成功自救，如果事情上升到政治层面，恐怕就不是大小二赵所能左右的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类似于新纪元国际旅行社这样，从开放走向开裆，然后又被开膛的合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到底还有多少呢？希望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内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在摸了三十年石头依然没有过河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光明正大地宣布改革开放胜利结束呢？
另外，据说工会组织目前已经对民营业企业实施全面渗透，某些小型企业即使仅仅雇佣了一名员工，也被勒令建立工会。而拥有上百名员工的中日合资企业新纪元国际旅行社成立十二年来，却始终没有建立工会，难道治外法权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不成？赵杰从八月起就强令科长以上人员降薪一半，据说连自己也未能幸免，惟独由日本JTB公司委派委派的总经理及行政总监依然照样享受高薪。因此潘太史不得不对新纪元国际旅行社的董事会产生强烈质疑，其性质恐怕更加接近于日军统治北平时的维持会！难道改革开放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诱导中国人民逐步走向开裆甚至开膛的“金光大道”吗！
2012年10月7日星期日初稿
2013年1月11日星期五修订
据说从日方总部派遣过来的总经理及行政总监，两人一年全部花费（工资以及相关费用）竟然高达400万元人民币。二人在日本的工资收入，充其量不过一千万日圆，折合人民币大约70万元。即使将出差因素考虑在内，每人每年，上限应该在100万元以内。两人的花费顶多不超过200万元，如今却超额了整整一倍，请问个中玄机何在？
中日两国在物价、工资水平方面的确存在差异。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税前工资未3200元，日本大公司的起薪标准则在21万日圆左右，折合140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五倍左右的差异，当属正常水平。
但是，这两个日本人的工资成本，竟然超过了50名中国员工的全部收入（该公司员工人数充其量不过150人），这个情况未免过于骇人听闻。难道公司出现了赤字，也要绝对保证日本大爷的绝对高薪以及统合系统的软件费用？
中日两国在物价、工资水平方面的确存在差异。中国大学毕业生的税前工资未3200元，日本大公司的起薪标准则在21万日圆左右，折合140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五倍左右的差异，当属正常水平。
但是，这两个日本人的工资成本，竟然超过了50名中国员工的全部收入（该公司员工人数充其量不过150人），这个情况未免过于骇人听闻。难道公司出现了赤字，也要绝对保证日本大爷的绝对高薪以及统合系统的软件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