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又现访民敲诈勒索政府案(转载)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09 13:01:34 点击:1130 回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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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28日,山西省浑源县永安镇农民刘茂开,候二花夫妻二人在北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浑源县政府勾结开发商用强暴手段非法霸占自家唯有的七亩口粮田,并不给合理补偿。浑源县政府知道后,打电话要求他们回家解决问题,并承诺给其生活困难补助,夫妻俩信以为真,回家后,问题没有解决,收到政府生活困难补助费后,浑源县公安局立即以涉嫌敲诈勒索政府罪名对夫妻俩刑事拘留并逮捕。家属在此请求有良知正义感的律师代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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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09 13:05:00
  这个妇女好胆大,竟敢“敲诈勒索”公安局(2015-02-13 16:55:22)转载▼ 分类: 法治新闻
  有感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日前下发《关于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在刑事执行检察的各环节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那么,对这起访民敲诈勒索政府案能得到纠正吗?




  访民冯改娣敲诈勒索政府案

  冯改娣是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农民。早在2008年时,因为邻里建房纠纷,被在县国税局工作的邻居,带着一伙人到她家中闹事,冯改娣女儿受惊吓诱发癫痫病。

  此后,冯改娣四处上访控告,由于政府部门对问题处理不力。后又出于维稳目的,多次对她强行截访,公安机关还多次拘留她。

  2012年12月20日,由内黄县委副书记组织协调,县信访局、县公安局、县国税局、县工商局、石盘乡政府、长庆路办事处共六家单位,与冯改娣达成了《关于处理冯改娣反映问题协议书》,以帮扶救助方式,一次性解决冯改娣反映的信访问题,包括冯改娣女儿病因、病情、医治等问题,总共给冯改娣六十万元。其中,县公安局给政法救助金25万元,县信访局9万元,县国税局10万元,县工商局6万元,石盘乡政府5万元,长庆路街道办事处5万元。这些钱都是通过县信访局转给冯改娣,冯改娣也给这些单位出具了收条,同时,还写了不再为女儿的事情上访承诺书。

  2014年7月初,冯改娣带女儿到北京市开阳中医院治病,她说,内黄县公安局、信访局认为她又在为女儿事情到北京上访,就把她强行带回内黄县,并作出行政拘留决定。

  2014年7月21日下午,内黄县委政法委在县公安局会议室召开案件协调会,专题研究县公安局长庆路派出所办理的冯改娣涉嫌敲诈勒索案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县委政法委一副书记、县法院一副院长、县法院一党组成员、县检察院一副检察长、县检察院侦查监督局一局长、县公安局一副局长、县公安局一党委委员、县公安局法制大队一副大队长、长庆路派出所一所长、长庆路派出所一民警等人,会议由政法委副书记主持。首先由公安局党委委员通报了冯改娣敲诈勒索一案的工作情况,随后派出所所长汇报了案件的调查取证进展情况。汇报后,与会人员对案件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发言。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犯罪嫌疑人冯改娣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应当按敲诈勒索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天,内黄县公安局以冯改娣涉嫌敲诈勒索罪作出拘留决定,第二天,即在2014年7月22日向关押在内黄县拘留所的冯改娣宣布刑事拘留,将她转至安阳市看守所羁押。

  2014年7月25日,经内黄县人民检察院批准,内黄县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逮捕冯改娣。

  2014年11月5日,内黄县人民检察院以冯改娣以非法上访给政府造成负面影响,前后两次敲诈勒索政府61万元,构成敲诈勒索罪,向内黄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4年12月26日,内黄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冯改娣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万元,没收赃款61万元。冯改娣不服一审判决,现案件正在安阳市中级法院二审之中。

  看了冯改娣案件的证据材料后,让我感到十分吃惊的,不只是公检法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错误,而在于案件的办理程序的严重违法。

  让我更为惊讶的是,在冯改娣还没有被刑事拘留时,内黄县人民检察院一副检察长、侦查监督局一局长、县人民法院一副院长、县法际一党组成员就参与了案件定性讨论。

  公检法三家如此配合办案,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更为荒唐的是,内黄县公安局作为被冯改娣“敲诈勒索”的“被受害单位”,与案件存在严重利害关系,但竟然对冯改娣一案行使管辖权,而不报请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据了解,在内黄县还不只冯改娣一起敲诈政府案件。另一起类似的敲诈勒索政府案件,被告人名叫张改利,她被内黄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现案件也在安阳市中级法院二审审理之中。

  这六家单位给冯改娣的是经济补助金,并且是在内黄县委领导的协调之下,以县委信访工作领导小组文件下发通知,再由这六家单位与冯改娣达成协议,这怎么可能是敲诈勒索?且不说单位不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犯罪对象,假使能够成为的话,为何当时不刑事拘留冯改娣,为何还要等到事过一年六个月再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抓人。政府单位,特别是县公安局还会被一个访民“敲诈勒索”,这实在是罕见。

  如此简单的案情,不要说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公检法人员,就是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也能看清楚这不是敲诈勒索犯罪。很显然,内黄县公检法是迫于内黄县委政法委压力,而不顾案件事实和法定程序共同制造冤假错案。

  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本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办案。同时,还要对县公安机关和县人民法院办案是否合法进行监督。

  但没有想到的是,在政法委压力之下,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也会置法律于不顾,置事实于不顾,屈服于法外权力,配合违法办案。

  如果上级检察机关对这起敲诈勒索政府案不予监督,任由下级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违法办理下去,必将酿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也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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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09 13:07:00
  访民敲诈勒索政府案,被法院发回重审
  转载 2015-07-16 10:20:28
  7月14日上午,河南省安阳市中级法院在安阳市看守所就访民冯改娣“敲诈勒索”内黄县信访局、公安局、国税局、工商局、石盘屯乡政府、长庆路街道办事处61万元一案进行宣判,法官没有通知我去参加,只是在宣判后打来电话,让我去拿裁定书。安阳市中院以部份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内黄县法院重审。



  ?河南农妇敲诈政府案”二审宣判:发回重审http://www.farmer.com.cn/sh/sh1/shxw/201507/t20150717_1128383.ht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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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09 13:07:00
  冯改娣敲诈勒索政府案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接受冯晓磊委托,担派本人担任冯改娣敲诈勒索政府案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给你院递交了委托手续,查阅了案件证据材料,在安阳市看守所会见了上诉人冯改娣。现针对一审判决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判案时参考。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程序严重违法。这起所谓的敲诈勒索政府案是典型的冤假错案,辩护人为上诉人冯改娣作无罪辩护。

  一、内黄县公检法与冯改娣案存在利害关系,本案从立案侦办、到审查起诉、再到一审审判,程序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辩护人从刑事侦查卷宗(证据材料卷),看到一份内黄县公安局在2014年7月22日出具的《关于冯改娣涉嫌敲诈勒索案件协调会的情况说明》(在证据材料卷第84页)。

  情况说明称,2014年7月21日,内黄县委政法委在我局七楼会议室召开案件协调会,专题研究我局长庆路派出所办理的冯改娣涉嫌敲诈勒索案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邵建新、县法院副院长张建波、县法院党组成员赵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希民、县检察院侦查监督局局长项东、县公安局副局长郭红兵、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张萌、县公安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李慧敏、长庆路派出所所长高广法、长庆路派出所民警赵同亚等人,会议由邵建新副书记主持。首先张萌通报了冯改娣敲诈勒索一案的工作情况,随后高广法汇报了案件的调查取证进展情况。汇报后,与会人员对案件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发言。最后,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犯罪嫌疑人冯改娣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应当按敲诈勒索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内黄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充分暴露了冯改娣案件是一起由政法委干涉“未审先定罪”的典型案件。

  刑事侦查卷宗(证据材料卷)第3页,是内黄县公安局长庆路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

  “抓获经过”称,内黄县公安局民警、长庆路办事处工作人员、石盘屯乡政府工作人员到北京接访冯改娣,2014年7月7日将在北京上访的冯改娣带至长庆路派出所,当日,冯改娣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内黄县公安局长庆路派出所依法行政拘留十日,于2014年7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委托内黄县公安局执行对冯改娣在北京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执行拘留5日,于2014年7月21日将涉妨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嫌疑人冯改娣依法刑事拘留。

  从这两份证据中可知,2014年7月21日内黄县政法委组织公检法三家对冯改娣进行定性讨论时,冯改案是在被连续两次执行行政拘留(共15日)后的最后一日。

  政法委协调会的第二天,即在2014年7月22日上午十时,内黄县公安局以冯改娣涉嫌敲诈勒索罪向她宣布刑事拘留决定。(见《刑事侦查卷宗》法律文书卷第4页的拘留证)

  也就是说,在案件还没有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之前,即在作出刑事拘留决定之前,在县政法委的组织下,内黄县检察院、内黄县法院就与侦查机关一起对案件进行实体讨论。这显然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本案的一审法院,在案件还没有被公诉机关起诉,法院负责人就参与案件定性讨论,先入为主,对案件审理怎么可能有公正可言?

  本案的侦查机关——内黄县公安局是这起所谓的敲诈勒索政府案中的“被受害单位”(在涉案金额中该局给了冯改娣25万元政法救助金)。作为本案的“被受害单位”,不论是从法理上讲,还是从常理上说都应回避对案件的侦查,而不能自己管辖自己的案件。鉴于案件与本单位有利害关系,就该及时向上级公安机关请示,由安阳市公安局指定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的公安机关行使案件管辖权。

  但是,内黄县公安局置基本的法律程序而不顾,竟然自己管辖自己的案件,对“敲诈勒索”本单位的案件,自己进行侦查取证,如此办案还有公正可言吗?

  内黄县检察院作为案件的审查起诉机关,作为当地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机关违法行使管辖权、对一审法院的违法审理,竟然也不进行法律监督。在政法委压之下力,不仅参与案件定性讨论,还配合侦查机关批捕,并进行违法起诉。

  在冯改娣敲诈勒索政府案中,根本看不到程序的公正。连基本的程序公正都做不到,又怎么可能会有案件实体公正?

  二、一审判决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一审判决置县信访领导小组文件而不顾,把县委主要领导会议作出的决定,即由六家政府单位给付冯改娣家的困难帮扶救助金,故意认定为敲诈勒索政府所得赃款,如此颠倒黑白认定事实,并不是一审法官业务水平差,而是因为政法委的干涉,为了达到判冯改娣有罪,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本案是因为邻里建房纠纷引发,2008年8月3日,在国税局工作的邻居焦某带着一帮人到冯改娣家中闹事,冯改娣女儿冯晶晶被恐吓引发癫痫病,冯改娣曾到国税局找焦某讨说法又遭到暴力,以致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此,冯改娣开始在县里上访反映,由于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她又到省里和北京上访控告,多次被暴力截访,多次被行政拘留。

  本案证人内黄县信访局局长王悠在2014年8月7日9时12分至11时42分的询问笔录中称:

  “2010年4月份以来,冯改娣一直上访告状,告的单位包括工商局、国税局、公安局等几个单位,冯改娣多次到北京、郑州上访,并经常到县委等单位上访,后来冯改娣于2011年11月8日给我一份书面的诉求,并口头提出要100万的赔偿,我当时就跟她说提出的赔偿数额太大,不可能有人给她这么多钱,由于冯改娣家中有两个年迈老人及一名弱智女儿需要人照顾,当时领导也决定给冯改娣进行救助,让其息访罢诉,我给冯改娣说到30万至40万之间的时候冯改娣依然不同意,之后冯改娣就不再找我说救助的问题了。2012年6月12日和2012年11月12日内黄县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对冯改娣进行救助的问题,在2012年11月12日的会议上确定单位救助金额共35万元,其中国税局10万元,工商局6万元,石盘屯乡政府5万元,长庆路办事处5万元,信访局9万元;政法救助款由公安局负责。2012年12月20日,冯改娣与工商局、国税局、石盘乡政府、长庆路办事处、县公安局、县信访局六家单位签订了协议,六家单位共给了冯改娣60万元,冯改娣在停访息诉保证书上签了字。当时由于领导考虑到冯改娣家中有两名年迈老人和一名弱智女儿需要人照顾,对其非访的行为进行打击的话不太合适;同时冯改娣的信访问题几家单位也存在一定责任,没有彻底解决冯改娣的信访问题;再加上信访一票否决制度,最终县里的领导和几家单位决定对冯改娣进行救助。【摘自刑事侦查卷宗(证据材料卷)第45页至50页王悠询问笔录】

  辩护人在证据材料中,没有看到冯改娣提出过索要100万元赔偿证据,这只是王悠局长一人说法。但政府单位给予60万元救助金是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在本案证据中,有一份中共内黄县委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中称,2012年6月20日,内黄县委群工部、县信访局根据县委副书记郑象征在2012年6月12日召开的冯改娣案协调会要求,提出了《关于尽快解决冯改娣案件的建议》,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妥善解决冯改娣的问题。(《关于尽快解决冯改娣案件的建议》,见刑事侦查卷宗<</span>证据材料>第109页至112页)。

  2012年11月12日,中共内黄县委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印发<</span>冯改娣案件协调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内信领【2012】135号),通知中称,县委副书记郑象征在办公室主持召开冯改娣案件协调会,认真研究了案情,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对案件的解决提出了明确要求,现将《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遵照执行。(这份《会议纪要》在刑事侦查卷宗<</span>证据材料>第113页至第115页)

  在《冯改娣案件协调会会议纪要》第三条中称,冯改娣在信访反映问题过程中情绪激烈,行为过激,尽管存在违法乱纪现象,已多次被拘留和训诫,但鉴于其复杂的家庭背景和实际情况,采取帮扶救助的办法更有利于化解矛盾,有利于问题解决。

  在第四条中称,帮扶采取单位救助和政法救助相结合的办法。单位救助金额共计35万元,其中国税局解决10万元、工商局解决6万元、石盘乡政府解决5万元、长庆路办事处解决5万元、信访局解决9万元,单位救助款项务必于11月16日前交信访局,由王悠牵头组织协调;政法救助款项25万元由公安局长肖英亮牵头组织,于11月19日前和冯改娣对接完毕。

  在第五条中称,所有救助款项分期分批支付信访人冯改娣,冯改娣要出具收款凭据并签订相关协议,签署息诉罢访表,其女儿医疗问题由冯改娣自行解决,并不再反映信访案件涉及的任何单位、任何人中的任何问题。

  在第六条中称,如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和所有救助款到位后仍上访反映问题,政法机关要从重、从快、从严追究冯改娣在信访过程中的违法违纪问题。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09 13:08:00
  在《冯改娣案件协调会会议纪要》作出一个多月后,即在2012年12月20日,内黄县国税局、内黄县工商局、内黄县信访局、内黄县公安局、石盘乡政府、长庆路办事处,与冯改娣签订了《关于处理冯改娣反映问题协议书》,甲方是六家政府单位,乙方是冯改娣,协议书中写明了信访案件的起因经过,以双方的协调过程。协议书共有六条,第一条称,甲方县国税局筹集资金10万元、县工商局筹集资金6万元、县信访局筹集资金9万元、石盘张政府筹集资金5万元、长庆路办事处筹集资金5万元、县公安局集筹集政法资金25万元,共计筹集社会救助资金60万元,用于解决冯改娣反映的一切信访问题,包括她女儿冯晶晶病因、病情、医治等问题。

  协议书第五条还约定,乙方若不履行协议内容,自愿将甲方所有救助资金60万元无条件主动全部退回。

  在签订协议书的同时,冯改娣又在内黄县公安局打印好的《停访息诉保证书》书签了名。保证书中称,我自愿接受县公安局以政法救助形式救助金25万元,解决协议中表明的我所反映的所有信访问题,并在协议签订后我和我的家人不再因协议上所说的任何问题任何形式到任何地点上访,不再以任何形式到任何地点反映政法问题,真正停访息诉。否则,我将无条件退还所有社会救助资金,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冯改娣收取六家单位共60万元救助金后,还分别给六家单位出具了收条。由于公安局给予救助金高达25万元,此前公安局还按照财务审计制度报批。几家单位的救助金全都转在县信访局账户上,再由县信访局转给冯改娣。在款项使用性质上全都写的是救助金。

  本案证据中的政府文件以及六家单位与冯改娣签订的协议书,充分证明给付冯改娣救助金六十万元是因为引起了县委主要领导的重视,为彻底解决冯改娣的信访问题才给经济救助,并不是县委领导或六家单位领导、工作人员受到冯改娣威胁或恐吓才给钱。

  此前,给付的一万元是冯改娣带去上访的钱,在她遭截访时被扣押,回到当地要求返还,根本不是敲诈勒索所得。

  在本案证据中,并没有客观证据能证明冯改娣给六家单位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

  这六家政府单位与冯改娣达成协议给予六十万元救助金后,到2014年7月11日县委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三家开会对事件进行讨论“定性”,时间已经快一年零七个月了。

  设想一下,如果这家六政府单位是被冯改娣敲诈勒索了,为何当年没有刑事拘留她?要知道,给钱的六家单位都是政府单位,给了25万元的还是掌握行政拘留权和刑事拘留权的内黄县公安局。

  协议达成快一年零七个月后,又认为当年给钱是迫于敲诈勒索,把冯改娣涉妨敲诈勒索罪刑拘。

  包括县公安局在内的六家政府单位,竟然会被一个访民敲诈勒索六十万元巨款,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从常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对控方证人证言作了内容摘要,但对客观证据——书证,即前面提到的《关于尽快解决冯改娣案件的建议》、《关于印发<</span>冯改娣案件协调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冯改娣案件协调会会议纪要》、《关于处理冯改娣反映问题协议书》,内黄县公安局支出25万元凭证以及冯改娣给六家单位写的收条、《停访息诉保证书》等书证,只以“关于内黄县信访工作的相关材料”和“关于冯改娣信访案件的相关材料”列出总标题,而不将书证中的各份证据名称及主要内容摘要列出。

  从一审判决书中列出的书证总标题中,根本看不出有那些书证,书证要证明什么事实。

  一审合议庭法官置信访会议纪要和协议书等众多书证而不顾,把政府给付的救助金认定是冯改娣敲诈勒索所得的赃款,并且在判决书中只摘要证人证言内容,故意隐瞒能证明冯改娣无罪的书证内容,这并不是他们业务水平问题,而是故意颠倒黑白,为了达到判冯改娣敲诈勒索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构成徇私枉法罪。很显然,

  一审法官的行为已经涉嫌枉法裁判罪。

  辩护人认为,本案的全部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冯改娣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反而证明了她的行为是无罪的。

  三、冯改娣上访控告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她没有对六家政府单位人员使用威胁和要挟手段勒索财物。

  按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

  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比如威胁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自由、名誉等。

  如果被勒索者拒绝勒索者的要求只会损害财产权利而不会危及人身权利,则不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罪在客观方面是以威胁、要挟的方法,造成被害人心理上的恐惧从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

  也就是说,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只能是自然人,因为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会有人身权利,也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一审判决中称,“冯改娣的非访行为使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及领导产生心理压力,精神上产生恐惧,也给内黄县有关单位造成了不良影响,六家单位支付600000元救助金是在怕追究信访稳控责任,具有胁迫感和被要挟产生恐惧感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为了大局的稳定,不情愿按救助金做出给付行为。”

  冯改娣从2008年开始上访,在当地得不到解决后,她才开始进京上访。

  从她上访材料可以看出,她上访只是要求追究国税局焦某带人强闯民宅,把她女儿恐吓出癫痫病的法律责任。

  在上访过程中,由于政府部门不解决问题,反而对她进行暴力截访,还多次非法拘留,她才要求一并追究有关部门责任。

  她在上访过程中有过激行为,是为了能引起上级机关的重视,解决她反映的问题。

  但她在上访过程中,从来没有针对六家单位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个人和单位的财物。

  冯改娣在上访反映的材料中,从没有提过要六家政府单位给多少钱。

  从一审判决书中列出的十三个政府工作人员证言来看,有些人担心冯改娣经常上访会给县里带来负面影响,因而担心会被上级机关追究稳控责任。

  六个政府单位人员“产生心理压力,精神上产生恐惧”,这并不是冯改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们使用了威胁或要挟手段,而是因为他们处理不了冯改娣女儿被恐吓出癫痫 病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解决不了,冯改娣就会上访控告。

  冯改娣上访控告问题得到解决,最终还是在内黄县委主要领导重视下,多次与六家政府单位协调,六家政府单位才与冯改娣在2012年12月20日达成协议。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内黄县委主要领导重视,六家政府单位不可能与冯改娣达成协议给予救助金。因为给冯改娣的资金不是六家单位工作人员或领导的个人资金,而是单位的财政资金。

  冯改娣女儿冯晶晶被恐吓引发癫痫病时,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病情发生后,冯改娣带女儿四处求医,至今也没治好,女儿成了残疾人后,还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冯改娣家的实际困难,信访局长王悠在证言中说过。

  但在协议书签订后,冯改娣再没有上访反映这六家政府单位的问题。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09 13:11:00
  在《冯改娣案件协调会会议纪要》作出一个多月后,即在2012年12月20日,内黄县国税局、内黄县工商局、内黄县信访局、内黄县公安局、石盘乡政府、长庆路办事处,与冯改娣签订了《关于处理冯改娣反映问题协议书》,甲方是六家政府单位,乙方是冯改娣,协议书中写明了信访案件的起因经过,以双方的协调过程。协议书共有六条,第一条称,甲方县国税局筹集资金10万元、县工商局筹集资金6万元、县信访局筹集资金9万元、石盘张政府筹集资金5万元、长庆路办事处筹集资金5万元、县公安局集筹集政法资金25万元,共计筹集社会救助资金60万元,用于解决冯改娣反映的一切信访问题,包括她女儿冯晶晶病因、病情、医治等问题。

  协议书第五条还约定,乙方若不履行协议内容,自愿将甲方所有救助资金60万元无条件主动全部退回。

  在签订协议书的同时,冯改娣又在内黄县公安局打印好的《停访息诉保证书》书签了名。保证书中称,我自愿接受县公安局以政法救助形式救助金25万元,解决协议中表明的我所反映的所有信访问题,并在协议签订后我和我的家人不再因协议上所说的任何问题任何形式到任何地点上访,不再以任何形式到任何地点反映政法问题,真正停访息诉。否则,我将无条件退还所有社会救助资金,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冯改娣收取六家单位共60万元救助金后,还分别给六家单位出具了收条。由于公安局给予救助金高达25万元,此前公安局还按照财务审计制度报批。几家单位的救助金全都转在县信访局账户上,再由县信访局转给冯改娣。在款项使用性质上全都写的是救助金。

  本案证据中的政府文件以及六家单位与冯改娣签订的协议书,充分证明给付冯改娣救助金六十万元是因为引起了县委主要领导的重视,为彻底解决冯改娣的信访问题才给经济救助,并不是县委领导或六家单位领导、工作人员受到冯改娣威胁或恐吓才给钱。

  此前,给付的一万元是冯改娣带去上访的钱,在她遭截访时被扣押,回到当地要求返还,根本不是敲诈勒索所得。

  在本案证据中,并没有客观证据能证明冯改娣给六家单位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

  这六家政府单位与冯改娣达成协议给予六十万元救助金后,到2014年7月11日县委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三家开会对事件进行讨论“定性”,时间已经快一年零七个月了。

  设想一下,如果这家六政府单位是被冯改娣敲诈勒索了,为何当年没有刑事拘留她?要知道,给钱的六家单位都是政府单位,给了25万元的还是掌握行政拘留权和刑事拘留权的内黄县公安局。

  协议达成快一年零七个月后,又认为当年给钱是迫于敲诈勒索,把冯改娣涉妨敲诈勒索罪刑拘。

  包括县公安局在内的六家政府单位,竟然会被一个访民敲诈勒索六十万元巨款,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从常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在一审判决书中,一审法院对控方证人证言作了内容摘要,但对客观证据——书证,即前面提到的《关于尽快解决冯改娣案件的建议》、《关于印发<</span>冯改娣案件协调会会议纪要>的通知》、《冯改娣案件协调会会议纪要》、《关于处理冯改娣反映问题协议书》,内黄县公安局支出25万元凭证以及冯改娣给六家单位写的收条、《停访息诉保证书》等书证,只以“关于内黄县信访工作的相关材料”和“关于冯改娣信访案件的相关材料”列出总标题,而不将书证中的各份证据名称及主要内容摘要列出。

  从一审判决书中列出的书证总标题中,根本看不出有那些书证,书证要证明什么事实。

  一审合议庭法官置信访会议纪要和协议书等众多书证而不顾,把政府给付的救助金认定是冯改娣敲诈勒索所得的赃款,并且在判决书中只摘要证人证言内容,故意隐瞒能证明冯改娣无罪的书证内容,这并不是他们业务水平问题,而是故意颠倒黑白,为了达到判冯改娣敲诈勒索罪。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构成徇私枉法罪。很显然,

  一审法官的行为已经涉嫌枉法裁判罪。

  辩护人认为,本案的全部证据根本无法证明冯改娣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反而证明了她的行为是无罪的。

  三、冯改娣上访控告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她没有对六家政府单位人员使用威胁和要挟手段勒索财物。

  按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

  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比如威胁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自由、名誉等。

  如果被勒索者拒绝勒索者的要求只会损害财产权利而不会危及人身权利,则不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

  本罪在客观方面是以威胁、要挟的方法,造成被害人心理上的恐惧从而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

  也就是说,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只能是自然人,因为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会有人身权利,也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一审判决中称,“冯改娣的非访行为使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及领导产生心理压力,精神上产生恐惧,也给内黄县有关单位造成了不良影响,六家单位支付600000元救助金是在怕追究信访稳控责任,具有胁迫感和被要挟产生恐惧感的情况下,工作人员为了大局的稳定,不情愿按救助金做出给付行为。”

  冯改娣从2008年开始上访,在当地得不到解决后,她才开始进京上访。

  从她上访材料可以看出,她上访只是要求追究国税局焦某带人强闯民宅,把她女儿恐吓出癫痫病的法律责任。

  在上访过程中,由于政府部门不解决问题,反而对她进行暴力截访,还多次非法拘留,她才要求一并追究有关部门责任。

  她在上访过程中有过激行为,是为了能引起上级机关的重视,解决她反映的问题。

  但她在上访过程中,从来没有针对六家单位工作人员和负责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个人和单位的财物。

  冯改娣在上访反映的材料中,从没有提过要六家政府单位给多少钱。

  从一审判决书中列出的十三个政府工作人员证言来看,有些人担心冯改娣经常上访会给县里带来负面影响,因而担心会被上级机关追究稳控责任。

  六个政府单位人员“产生心理压力,精神上产生恐惧”,这并不是冯改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们使用了威胁或要挟手段,而是因为他们处理不了冯改娣女儿被恐吓出癫痫 病的问题。问题的根源解决不了,冯改娣就会上访控告。

  冯改娣上访控告问题得到解决,最终还是在内黄县委主要领导重视下,多次与六家政府单位协调,六家政府单位才与冯改娣在2012年12月20日达成协议。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内黄县委主要领导重视,六家政府单位不可能与冯改娣达成协议给予救助金。因为给冯改娣的资金不是六家单位工作人员或领导的个人资金,而是单位的财政资金。

  冯改娣女儿冯晶晶被恐吓引发癫痫病时,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病情发生后,冯改娣带女儿四处求医,至今也没治好,女儿成了残疾人后,还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冯改娣家的实际困难,信访局长王悠在证言中说过。

  但在协议书签订后,冯改娣再没有上访反映这六家政府单位的问题。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09 13:17:00
  2013年4月,冯改娣家扩建房屋,内黄县城管执法局人员开车到她家强行制止施工,患癫痫病的冯晶晶被闯入家中的城管队员惊吓,当场昏迷。冯改娣报了警,交警到场扣了城管局三辆无牌照车。冯改娣女儿病情加重后,她找城管执法局反映,要求给她女儿看病。

  冯改娣反映内黄县城管执法局问题,当地政府又没有引起重视给予妥善处理,冯改娣开始进京上访,2013年10月中旬两次被截访。

  到了2014年7月4日,冯晶晶的病情仍无好转,冯改娣与儿子冯晓磊带着冯晶晶到北京,住进北京开阳中医医院治疗。女儿入院治病后,冯改娣再次去了上访。2014年7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冯改娣在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前路边,扰乱了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处以五日行政拘留。拘留作出后,并冯改娣没有被送进朝阳区拘留所,而是把被内黄县公安局警察带回。

  冯改娣被带回内黄县后,2014年7月7日,内黄县公安局以冯改娣多次在北京市中南海附近非正常上访扰乱了当地的公共场所秩序,2013年10月17日、18日两次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训诫,2014年7月6日因在北京三里屯扰乱单位秩序被朝阳区分局三里屯派出所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处以行政拘留10日。

  从案件证据来看,冯改娣2013年10月17日至18日、2014年7月6日在北京上访反映的问题,与原六家政府单位没有任何关系。

  为了控制冯改娣上访控告内黄县城管局问题,2014年7月21日,内黄县政法委组织公检法三家负责人开会讨论,认定冯改娣涉嫌敲诈勒索罪,同日作出刑事拘留决定。

  特别要提醒合议法庭注意的是,冯改娣上访控告内黄县城管执法局的问题,是改变不了六家政府单位在2012年12月20日协议书中的救助款性质。六家政府单位给的救助款不会因为冯改娣后来上访控告县城管执法局就变成敲诈勒索所得的赃款。

  从本案证据来分析,冯改娣之所以被抓,并不是她敲诈勒索六家政府单位,而是她与六家政府单位签订协议后,又因为城管执法局执法问题去上访控告,因而遭到当地打击报复。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这起因民事纠纷引发的敲诈勒索政府案,上诉人冯改娣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客观上也没有使用威胁或要挟手段勒索财物,六家政府单位前后两次给的六十一万元,有一万元是返还扣押款,另外六十万元是给的困难救助金。上诉人冯改娣不构成敲诈勒罪。

  政府单位在与冯改娣签订协议后,同样要遵守协议,应当诚实守信,不能出尔反尔。为了解决冯改娣的问题,给钱时就说是困难救助金。为了再稳控冯改娣上访,给钱后反咬一口说是敲诈勒索,这是典型的“诱民入罪”。



  审判长、审判员:

  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一审法院竟然还敢置案件事实于不顾,置法律规定于不顾,颠倒黑白地做判决,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实在是胆大妄为。

  针对本案中的严重违法问题,辩护人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了反映。

  鉴于一审判决故意歪曲事实,请求二审合议庭认真听取本辩护人的意见和建议,对冯改娣敲诈勒索政府案进行开庭审理,彻底查明案件事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办案法官要对冤假错案终身负责。

  最后,恳请二审法院排除来自政法委的干扰,坚守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撤销一审法院错误判决,改判上诉人冯改娣无罪。



  此 致



  北京锐意锋律师事务所刘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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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0 05:54:00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0 17:03:00
  浑源政府绑架了公,检,法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1 04:47:00
  一个妓女被八岁小孩强奸了,你们信么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1 17:12:00
  一个小农敲诈勒索政府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2 09:33:00
  手段太卑鄙无耻了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2 20:22:00
  是谁支付的敲诈勒索款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5 21:16:00
  论敲诈勒索政府罪
  标签: 法律 当地政府 疑点 非法手段 马继文
  野史公论“敲诈勒索政府罪”:
  犯罪主体:访民冤民等公民群众。
  犯罪对象:公仆官员等人民政府。
  犯罪动机:为讨公道获取自身公民权益,谋求个人应得钱财。
  犯罪行为:以反复上访缠访告状申冤控诉甚至静坐下跪示威抗议及暴力自杀为威胁恫吓手段。
  犯罪后果:干扰人民公仆休假下班的正常秩序,导致人民政府基层形象工程受损,招商引资对外开放事业失败,来之不易的和谐维稳局面毁于一旦。
  犯罪启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律罪名随着上访缠访不断涌现的新手段新情况新问题,也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对待,随时创新罪名,快速反应,全面动员,不惜一切代价,对由上访缠访而燃烧起来的嚣张气焰,消其于校园之外,灭其于家门之内,直至震慑一切胆敢敲诈勒索人民政府的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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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访农民敲诈 还是政府“钓鱼”
  2010年05月07日 07:21新京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4条

  ■ 观察家
  “判上访者敲诈政府”的司法判决疑点重重,让人感觉很像是“钓鱼司法”:当地政府和法院联合报复上访者,设个法律陷阱让上访者往里跳,然后冠冕堂皇地以法律之名抓捕之。
  见过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也见过以诽谤罪治异议者的,但以“敲诈勒索政府罪”抓捕上访者,倒不多见。
  因土地被占将镇政府告上法庭,山西临县兔坂镇农民马继文虽胜诉,但镇政府却不归还其土地,迫使其拿着法院判决不断上访。他不会想到的是,同一家法院、同一个法官,如今却判他有期徒刑三年,罪名是“敲诈勒索政府”。镇政府称其以上访为名要挟政府,政府“被迫答应”给他6600元。(5月6日《中国青年报》)
  不是说弱者一定代表正义,上访就占据着道德优势,如果上访者马继文确实敲诈勒索了政府,以非法手段向政府索要钱财,当然可以判其敲诈勒索罪。同一家法院的同一个法官此前判其胜诉、此后判其有罪,也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问题出在,“判上访者敲诈政府”的司法判决疑点重重,让人感觉很像是“钓鱼司法”:当地政府和法院合伙设局报复上访者,设个法律陷阱让上访者往里跳,然后冠冕堂皇地以法律之名抓捕之。
  镇政府称其以“上访”为名要挟政府,但正如记者追问的是,敲诈勒索是采取非法手段,马继文用的是上访手段,可上访是合法行为。如果说马继文称掌握了当地政府的丑闻,然后以此向政府索要钱财,这就构成敲诈勒索。可他仅仅是去上访,何以能对当地政府构成要挟和勒索?
  最重要的是,即使在当地政府“为了缓解非正常上访造成的政治压力”而要其别再上访时,马继文确实向政府提出金钱要求,但这只能视为其“获得被占土地”而要求的补偿。从马继文的描述看,他没有主动向当地政府要钱,而是当地政府知道他上访,于是找他解决问题,这种语境更可能是“要求补偿”而非“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可一个农民能拿什么去威胁、恫吓地方政府呢?镇政府为阻止马继文上访,要求在镇政府解决问题,马继文就“不上访”要求补偿,镇政府给钱并签了协议,然后又告其敲诈勒索,检察院批捕,公安抓人,法院判罪,这太像法律陷阱。钓鱼执法事件后,不得不让人对可能存在的“钓鱼司法”多点儿戒备。
  这样分析,并非说山西临县这起“判上访者敲诈政府”事件,就是陷害上访者的钓鱼司法,而是说,上访者已经与当地政府形成利益对立关系,政府有报复上访者之嫌疑———正因有这种嫌疑,法院在审判这个案件时,就应拿出充分证据,以铁的事实和明晰的法条判案,摆脱“报复性司法”之嫌。可如今的判决疑点重重,很难让人信服。
  新闻中的一个细节让人很感悲壮,不公的遭遇让马继文一家心灰意冷,马家原有四个孩子,分别叫青山、青水、青田、青娥,有山有水有田有娥,挺喜气的。但现在都没了,如今马继文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了“无情”、“冰情”……这样改名传递着他们的寒心。法律是捍卫正义的底线和公民的最后希望,期待一个正义的判决,还马家“山水田娥”,还社会“山水田娥”。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5 21:45:00
  警惕敲诈勒索罪成为公权滥用的借口
  (戴 福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在我国的刑法中,有几个罪经常被掌权者(特别声明:此处掌权者主要指那些手握权杖,动辄对群众进行专政的个别地方官员)用作报复异己、陷害同僚、打击群众的借口。其中,最为经常和直接被使用的便是诬告陷害罪。当举报人或者控告人的维权行动将要触动被举报者或被控告者时,他们就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将举报人、控告人掐监入狱,并名之曰涉嫌诬告陷害罪,凭此反客为主。还有就是诽谤罪,本系为维护自然人名誉权而设的诽谤罪,却经常被官员们用作钳制舆论,对异议者特别是对网络异议者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凡此种种,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

  今天,先就一则涉及敲诈勒索的案件谈些看法。但是需要事先声明的是:这些看法只是根据媒体报道的事实,讨论行为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执法部门是否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对行为人进行刑事追诉。但却并未断言有关执法部门就是以该罪对行为人进行打击报复的,所以还请有关执法部门万勿断章取义、对号入座。

  2008年7月2日《中国青年报》以“手机用户多次投诉SP商被判有罪”为题,对河南省永州市东安县芦洪市镇南江村人陈曙光因从被投诉的SP商获取赔偿款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进行了报道。根据该报道,2008年4月3日,冷水滩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曙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运营商和SP商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反复以自己或他人的手机卡恶意投诉,胁迫网络运营商和SP商给予高额赔偿。数额较大,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因此,判处1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通过报道可知,陈通过自己的维权经历以及研究原信息产业部的相关规定发现,在投诉滥发垃圾短信的SP商过程中,被投诉者为避免行政部门的严重处罚或维护自己与网络运营商的合作关系,多通过花钱消灾的方式解决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接下来,陈不但通过自己的手机卡投诉获得了高额赔偿,还接受他人委托代理投诉,“胁迫”被投诉者支出高额赔偿。后因诸多网络运营商及SP商的联合举报,陈被永州市冷水滩区公安分局抓获,最终被法院以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刑。

  究竟是正当维权,还是敲诈勒索罪?有必要结合刑法规定,对陈的行为进行评判。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要理解刑法所规定的敲诈勒索罪,必须首先明确何谓敲诈勒索行为。只有敲诈勒索行为严重了,才会构成敲诈勒索犯罪。所谓敲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即依仗权势或者威胁、欺骗手段,索取财物。所谓勒索,即用威胁手段向别人要财物。(见《现代汉语词典》第824页)应当说,《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们对该词语含义的通常理解。那么,敲诈勒索在刑法理论上又是如何定义的呢?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索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基本构成是:对他人实施威胁—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722页)

  但是,行为人如因自身权利受到侵害,以威胁方式要求侵害人赔偿的情况下,不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损失,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723页)在行为人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在行为人与侵害人之间产生赔偿权利义务关系,行为人作为权利人,以威胁方式要求侵害人赔偿,自然也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行为人以威胁方式索要财物明显超过其应得的赔偿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比如,某消费者购买了一瓶啤酒,发现里面有苍蝇,以请媒体暴光或者向法院起诉要挟生产者赔偿10万。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具有权利人身份,完全可以向生产者主张权利。在消费者主张权利时,难道只能要求其索赔一瓶酒,或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双倍赔偿吗?不是的。既然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纠纷,消费者向生产者索赔多少都是权利的正当行使。至于最后是在有关部门如消费者协会协调下解决,还是双方经过私下协商解决,也无论生产者最终赔偿了消费者多少钱,消费者的行为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当然,如果行为人实施胁迫的手段行为触犯了其他罪名,则应当以其他罪名追究其责任,但却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因为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必然会考虑法律之外的因素,诸如免受诉讼之累,树立良好服务形象,避免暴光后遭受更大损失等等。所以,即便消费者最后获得了远远超过合理范围的赔偿,也不能认为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既然法律允许消费者在诉讼时提出高额诉讼请求,就不能认为在协商中的过高要价构成犯罪。从被害人的角度看,尽管在作出财产处分前受到了诸如被暴光、被举报、被起诉之类的胁迫,但是却完全可以拒绝支付高额赔偿。正是因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纠纷,行为人具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人身份,从而排除了其胁迫行为的违法性。当然,这里所谓的胁迫行为,不应当是违法胁迫。如果行为人以对被害人实施人身或者财产侵害进行胁迫,就不是合法的胁迫,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而以请新闻媒体暴光,向有关部门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威胁,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综合上述观点,只要行为人具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人身份,且其威胁对方的行为不违反法律,就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至于双方在经过不断的博弈后,行为人最终获得了多少赔偿,并非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因素。据此完全可以分析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案件。如行为人甲以揭露受贿事实相要挟,向某官员索要“封口费”,因其与该官员之间并无纠纷,其也不具有要求该官员赔偿的权利人身份,所以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再如,行为人乙因被张某殴打导致重伤,乙以向司法机关告发相要挟,从张某处获得远超过法定标准的赔偿。因乙与张某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乙具有向张某索赔的权利人身份,其以向司法机关告发这一合法行为相要挟,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是如果乙以残害张某的子女相要挟,虽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却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当然,实践是复杂的。在实践中,还存在一类更为复杂的情况。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纠纷,行为人也具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人身份。但是为使自身权利得到救济,行为人以与该纠纷无关的,但对被害人不利的事实要挟被害人。比如,某甲被某乙殴打致身体严重伤害,虽经多方协调始终未获赔偿。后某甲得知某乙在担任镇长期间,曾向他人索取贿赂的事实,遂以此要挟某乙赔偿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乙赔偿数额与某甲所受损失的法定赔偿数额相差不大,不能认为某甲的行为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这是因为其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某乙财物的目的,因而缺少了敲诈勒索罪所要求的主观要件;但是,如果某甲借此要挟某乙交付财物数额远超过法定标准,则其行为即了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当然,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身体遭受伤害有权要求精神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又无具体规定,所以当判断某甲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否过高时,就应当结合伤害程度、过错情况、甚至经济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另外,如果某甲以向有关部门告发某乙对自己的伤害行为要挟某乙,则无论最后其获得多少赔偿,都不应认定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也就是说,当行为人作为权利人,有权利要求侵权人给予赔偿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利用与纠纷相关的事实进行要挟,无论最后获得多少赔偿都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如果以与纠纷无关的事实进行要挟,则必须考虑其获得赔偿数额是否超过法定标准。因为此时如果行为人获得了超过法定标准的财物,实际上就已经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性。

  用以上观点来衡量河南永州陈曙光的行为,实际上并不符合敲诈勒索的犯罪构成。首先,无论他是以自己的手机卡进行投诉,还是以他人的手机卡进行投诉,在持卡人与SP商之间都产生权利义务关系,持卡人都有权向网络运营商或SP商主张权利、要求赔偿。其次,陈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提起诉讼的方式对运营商或SP商进行要挟,其借以要挟的事实即纠纷本身,且无论举报还是起诉均不违法。所以,陈无论最后得到多少赔偿,其行为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其所得到的赔偿,是双方不断博弈的结果,是其维权努力的结果。

  由是观之,湖南省永州市的司法机关对陈进行刑事追究,明显是错误理解和适用了刑法关于敲诈勒索罪规定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网络运营商和SP商等的压力下,司法机关所做的是违心之举,甚至是在利益驱使下的权力滥用!所以,对于正当维权引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必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涉及到垄断行业、政府背景企业时,更应当对公权介入私权纠纷保持足够的警觉!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5 21:51:00
  警惕敲诈勒索罪成为公权滥用的借口
  (戴 福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
  在我国的刑法中,有几个罪经常被掌权者(特别声明:此处掌权者主要指那些手握权杖,动辄对群众进行专政的个别地方官员)用作报复异己、陷害同僚、打击群众的借口。其中,最为经常和直接被使用的便是诬告陷害罪。当举报人或者控告人的维权行动将要触动被举报者或被控告者时,他们就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将举报人、控告人掐监入狱,并名之曰涉嫌诬告陷害罪,凭此反客为主。还有就是诽谤罪,本系为维护自然人名誉权而设的诽谤罪,却经常被官员们用作钳制舆论,对异议者特别是对网络异议者进行打击报复的工具。……凡此种种,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

  今天,先就一则涉及敲诈勒索的案件谈些看法。但是需要事先声明的是:这些看法只是根据媒体报道的事实,讨论行为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执法部门是否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对行为人进行刑事追诉。但却并未断言有关执法部门就是以该罪对行为人进行打击报复的,所以还请有关执法部门万勿断章取义、对号入座。

  2008年7月2日《中国青年报》以“手机用户多次投诉SP商被判有罪”为题,对河南省永州市东安县芦洪市镇南江村人陈曙光因从被投诉的SP商获取赔偿款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进行了报道。根据该报道,2008年4月3日,冷水滩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曙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运营商和SP商管理制度方面的漏洞,反复以自己或他人的手机卡恶意投诉,胁迫网络运营商和SP商给予高额赔偿。数额较大,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因此,判处1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通过报道可知,陈通过自己的维权经历以及研究原信息产业部的相关规定发现,在投诉滥发垃圾短信的SP商过程中,被投诉者为避免行政部门的严重处罚或维护自己与网络运营商的合作关系,多通过花钱消灾的方式解决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接下来,陈不但通过自己的手机卡投诉获得了高额赔偿,还接受他人委托代理投诉,“胁迫”被投诉者支出高额赔偿。后因诸多网络运营商及SP商的联合举报,陈被永州市冷水滩区公安分局抓获,最终被法院以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刑。

  究竟是正当维权,还是敲诈勒索罪?有必要结合刑法规定,对陈的行为进行评判。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要理解刑法所规定的敲诈勒索罪,必须首先明确何谓敲诈勒索行为。只有敲诈勒索行为严重了,才会构成敲诈勒索犯罪。所谓敲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即依仗权势或者威胁、欺骗手段,索取财物。所谓勒索,即用威胁手段向别人要财物。(见《现代汉语词典》第824页)应当说,《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们对该词语含义的通常理解。那么,敲诈勒索在刑法理论上又是如何定义的呢?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施威胁,索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基本构成是:对他人实施威胁—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722页)

  但是,行为人如因自身权利受到侵害,以威胁方式要求侵害人赔偿的情况下,不应当构成敲诈勒索罪。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损失,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723页)在行为人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在行为人与侵害人之间产生赔偿权利义务关系,行为人作为权利人,以威胁方式要求侵害人赔偿,自然也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行为人以威胁方式索要财物明显超过其应得的赔偿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比如,某消费者购买了一瓶啤酒,发现里面有苍蝇,以请媒体暴光或者向法院起诉要挟生产者赔偿10万。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具有权利人身份,完全可以向生产者主张权利。在消费者主张权利时,难道只能要求其索赔一瓶酒,或者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要求双倍赔偿吗?不是的。既然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存在纠纷,消费者向生产者索赔多少都是权利的正当行使。至于最后是在有关部门如消费者协会协调下解决,还是双方经过私下协商解决,也无论生产者最终赔偿了消费者多少钱,消费者的行为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当然,如果行为人实施胁迫的手段行为触犯了其他罪名,则应当以其他罪名追究其责任,但却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因为在协商过程中,双方必然会考虑法律之外的因素,诸如免受诉讼之累,树立良好服务形象,避免暴光后遭受更大损失等等。所以,即便消费者最后获得了远远超过合理范围的赔偿,也不能认为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既然法律允许消费者在诉讼时提出高额诉讼请求,就不能认为在协商中的过高要价构成犯罪。从被害人的角度看,尽管在作出财产处分前受到了诸如被暴光、被举报、被起诉之类的胁迫,但是却完全可以拒绝支付高额赔偿。正是因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纠纷,行为人具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人身份,从而排除了其胁迫行为的违法性。当然,这里所谓的胁迫行为,不应当是违法胁迫。如果行为人以对被害人实施人身或者财产侵害进行胁迫,就不是合法的胁迫,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而以请新闻媒体暴光,向有关部门投诉,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威胁,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综合上述观点,只要行为人具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人身份,且其威胁对方的行为不违反法律,就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至于双方在经过不断的博弈后,行为人最终获得了多少赔偿,并非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因素。据此完全可以分析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案件。如行为人甲以揭露受贿事实相要挟,向某官员索要“封口费”,因其与该官员之间并无纠纷,其也不具有要求该官员赔偿的权利人身份,所以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再如,行为人乙因被张某殴打导致重伤,乙以向司法机关告发相要挟,从张某处获得远超过法定标准的赔偿。因乙与张某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乙具有向张某索赔的权利人身份,其以向司法机关告发这一合法行为相要挟,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是如果乙以残害张某的子女相要挟,虽然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却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当然,实践是复杂的。在实践中,还存在一类更为复杂的情况。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纠纷,行为人也具有要求赔偿的权利人身份。但是为使自身权利得到救济,行为人以与该纠纷无关的,但对被害人不利的事实要挟被害人。比如,某甲被某乙殴打致身体严重伤害,虽经多方协调始终未获赔偿。后某甲得知某乙在担任镇长期间,曾向他人索取贿赂的事实,遂以此要挟某乙赔偿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乙赔偿数额与某甲所受损失的法定赔偿数额相差不大,不能认为某甲的行为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这是因为其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某乙财物的目的,因而缺少了敲诈勒索罪所要求的主观要件;但是,如果某甲借此要挟某乙交付财物数额远超过法定标准,则其行为即了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当然,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身体遭受伤害有权要求精神赔偿,而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又无具体规定,所以当判断某甲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否过高时,就应当结合伤害程度、过错情况、甚至经济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另外,如果某甲以向有关部门告发某乙对自己的伤害行为要挟某乙,则无论最后其获得多少赔偿,都不应认定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也就是说,当行为人作为权利人,有权利要求侵权人给予赔偿的情况下,如果行为人利用与纠纷相关的事实进行要挟,无论最后获得多少赔偿都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而如果以与纠纷无关的事实进行要挟,则必须考虑其获得赔偿数额是否超过法定标准。因为此时如果行为人获得了超过法定标准的财物,实际上就已经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性。

  用以上观点来衡量河南永州陈曙光的行为,实际上并不符合敲诈勒索的犯罪构成。首先,无论他是以自己的手机卡进行投诉,还是以他人的手机卡进行投诉,在持卡人与SP商之间都产生权利义务关系,持卡人都有权向网络运营商或SP商主张权利、要求赔偿。其次,陈以向有关部门举报或者提起诉讼的方式对运营商或SP商进行要挟,其借以要挟的事实即纠纷本身,且无论举报还是起诉均不违法。所以,陈无论最后得到多少赔偿,其行为都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其所得到的赔偿,是双方不断博弈的结果,是其维权努力的结果。

  由是观之,湖南省永州市的司法机关对陈进行刑事追究,明显是错误理解和适用了刑法关于敲诈勒索罪规定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网络运营商和SP商等的压力下,司法机关所做的是违心之举,甚至是在利益驱使下的权力滥用!所以,对于正当维权引发的敲诈勒索案,有必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涉及到垄断行业、政府背景企业时,更应当对公权介入私权纠纷保持足够的警觉!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6 10:39:00
  盛大林

  过去两年,多起农民被指“敲诈”政府案,在河北沧州不断上演。至少4名农民因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案件都发生在重大活动、节日之前,他们被指控的敲诈对象是当地法院或政府。这些涉案人的共同点是,他们被抓前都因个体的事情四处投诉,多次进京。“不要理解成是为了息访才对他们进行控制。”沧县政法委副书记曹庆山一再强调,“是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敲诈勒索。”(据2月25日《新京报》)

  敲诈政府?从网上的反应看,很多网友对这样的罪名感到震惊,其实类似的案子早就发生过了。据2009年8月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河北魏县大北关村农民张建军就曾因坚持上访并最终拿到征地补偿款而被认定为“敲诈政府罪”并被判处了4年徒刑。

  发生在河北的这几起案子,无论是犯罪事实还是司法程序,都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有涉案人称有关部门设套后抓人,一起案件中甚至出现了两份完全不同的判决书,等等。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探讨。笔者最为疑惑、也是所有“敲诈政府”案中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或法院能成为敲诈勒索罪的受害人吗?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勒索公私财物的行为。所谓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的所有者、管理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即其在侵犯被害人财产权利的同时还会侵犯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比如威胁到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生命、自由、名誉等。如果被勒索者拒绝勒索者的要求只会损害财产权利而不会危及人身权利,则不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从以上共识中可以看出,敲诈勒索罪的受害人一般都是具体的自然人,因为任何组织或机构都不会有人身权利,也不会在精神上被强制从而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政府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法院本身就是国家的机器,相对公民个人而言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由于地位悬殊,老百姓从来都不敢与政府、法院或者其他国家机器作对;即使是遭到了很大的冤屈,万般无奈之下的老百姓也只会作一些哀求式的“抗争”,怎么敢去“威胁”政府、“敲诈”法院?就算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有人胆敢威胁或要挟政府或法院,拥有强大机器的政府和法院又怎么会感到恐惧呢?

  当然,有些政府官员或法院领导确实害怕老百姓或当事人上访,因为群众的上访可能让他们受到处分甚至丢掉乌纱帽,但那种让官员恐惧的行为不可能是上访者施与的,上访者也不可能发出“摘掉你的乌纱帽”之类的威胁。退一步讲,即使威胁到了某一个领导,那也只能是敲诈某官,而不可能是敲诈政府或法院呀!

  敲诈勒索是一个古老的罪名。在欧美的法治国家,这个罪名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在几百年的司法实践中,从来都没有听说“敲诈政府罪”或“敲诈法院”之类的判例。要知道,在那些法治国家,政府、法院等公权机关远远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强势。在那些法治国家政府尚且没有成为敲诈的对象,在公权强悍如虎的中国竟然有人敢勒索政府,不是太雷人了吗?

  在笔者看来,“敲诈政府案”的频频发生,不仅不是中国的老百姓真敢挑战或冒犯政府或法院了,而且恰恰说明中国的政府等公权机关强势到了可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地步!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6 10:48:00
  以上访要挟政府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稿源: 2006-09-04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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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访要挟政府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与胡克委、冉彩珍商榷该行为的定性

  刊登在《甘肃法制报》2006年6月16日第3版的《以上访要挟政府构成敲诈勒索罪》一文,笔者读后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想与二位作者进行商榷。

  该文案例的主要内容如下:张某系立功复员军人,2004年8月他多次组织其他战友以没有合理安排为由进京上访,给当地政府造成很大压力。2005年3月“两会”期间,张某又扬言组织人员进京上访,镇政府派人做安抚工作,张某提出要政府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可停访。鉴于当时信访稳定工作的紧急情况,镇政府领导被迫答应了张某的无理要求,从镇财务开支9000元为张某的女儿交了择校费。

  该文作者认为,张某的上述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笔者认为,其观点有误,张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所谓的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索公私财物的行为。从定义上看,该罪有三个特征,第一,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就这个特征而言,该文作者认为,张某虽然没有直接向镇政府索要财物,但却提出要政府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实际上使他获得了9000元的经济利益,就认为他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笔者认为,张某只要求镇政府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并没有要其付择校费,是镇政府自行决定付9000元钱的择校费,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等号的关系,镇政府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该问题。所以不能认为他的行为就侵犯了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第二,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逼使被害人当场或限期交付财物的行为。该文作者认为,张某利用“两会”期间,扬言组织人员进京上访,直接威胁到镇政府信访工作的成败,使镇政府领导产生了“恐惧心理”,从而被迫答应了张某的无理要求,故认为其行为符合该方面的要求。笔者认为,首先,依法上访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张某准备在“两会”期间进京上访,虽然上访时间敏感,但法律却并不禁止,谈不上以此来要挟镇政府。倒是镇政府为阻止其进行上访,而主动进行“安抚”,最后达成其放弃上访,镇政府则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的协议,所以张某的行为不符合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这个要件。其次,张某并未要求交付财物,只是要求镇政府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而这个关键的事实,该文作者却推定为等同。所以其行为也不符合交付财物这个要件。最后,一般来讲,敲诈勒索罪的对象只是自然人,对敲诈镇政府,从而使其产生恐惧,恐怕无法令人信服,更何况镇政府是主动上门做“安抚”工作,自愿做“被害人”的。该文作者认为张某是利用“两会”期间来要挟镇政府,要求政府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为其付择校费,故具有主观占有的目的。笔者认为,张某只有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的要求,而没有要其付9000元钱择校费的要求,为其付择校费是镇政府自己选择的,故张某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笔者认为,张某准备在“两会”期间进京上访,从法律上讲该行为并不违法,要求镇政府安排其女儿到县重点高中上学本身也并不违法,而镇政府解决该问题也是合法的,所以该行为并不具备作为犯罪本质所要求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但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也不构成其他任何犯罪。至于其行为是否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规定,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认定。

  (酒泉中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刘玉强)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6 11:31:00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6 12:06:00
  敲诈勒索罪名的新用途(2015-03-01 21:00:30)转载▼


  访民马改娣被判敲诈勒索罪,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定罪方式,以及背后的一个矛盾的政府。政府可以成为访民敲诈勒索的对象,可见其软弱;政府也可以给访民定敲诈勒索罪,可见其强大。

  据查,最早的因要挟上访而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判例可追溯到2004年——中国维稳体制初露峥嵘之时,一位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退伍军人因上访而从“最可爱的人”沦为“敲诈勒索的罪犯”。那时,判访民敲诈勒索罪的判例,虽然已经出现,但凤毛麟角,因为毕竟是“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了“敌我矛盾”了,说起来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随着维稳形势的告急,此类判例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不知是访民中的敌人越来越多,还是信访制度终于退到了赤裸裸的底线。一种可接受的解释是:因为随劳教制度的废除,地方政府对付访民已无得心应手的工具了,所以,需要开发新产品,但依法治国的中央政府是不可能为地方政府的特殊需求定制新产品的,只能新酒装旧瓶,敲诈勒索罪名因此升级换代了。

  我在人民法院网上查阅了有关因上访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案例,搜索结果令人惊诧,仅2014年公布的此类判例竟有上百则,因特殊原因未公布的判例还不知有多少。显然,敲诈勒索罪名已经成为中国信访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一部分访民的终点站。

  马改娣们的敲诈勒索罪十分特殊,她是以政府为受害人。那么,她是以什么来敲诈政府的?她勒住了政府的什么?她向政府索要了什么?

  典型的敲诈勒索一般是以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来敲诈,例如绑匪以撕票要挟。当然,新型敲诈勒索案也层出不穷,例如针对上市企业,以揭露财务黑洞为要挟;或是针对官员,以散布艳照为要挟。而马改娣是以“上访”为“要挟”,这是非法的吗?

  上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上访的诉求超过正当限度,甚至是不成立,也不可否认上访本身的合法性。这是判访民敲诈勒索罪的最大的法理障碍。但在访民敲诈勒索案的判决书中,多数法官不说理,吞吞吐吐,语焉不详。在查到的有限的几份大胆说理的判决书中,法官为否认犯罪嫌疑人上访的合法性,使用了“滥用上访权”和“非正常上访”两个概念,但无明确的法律定义。法官以模糊概念否定法定上访权的合法性,并定罪,极大地破坏了刑法的谦抑性和罪刑法定主义。

  什么是“滥用上访权利”?如何认定?其实,不得滥用权利是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民事审判中经常被适用,但是,如果在刑事定罪中,也适用“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以此认定行为的“违法性”,所谓罪刑法定主义的规则岂不是极易就被几条抽象的原则架空吗?而抽象原则的解释权完全在法官手中,没有法定的明确界限。“欲加之罪,何患无原则?”,相比“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仅仅多了一层“原则”的遮羞布而已。

  什么是“非正常上访”,在许多判决书中,法官解释时,多提及犯罪嫌疑人“去敏感地区周围非访上访”。“去敏感地区周围非访上访”?这同样是一个需要精确定义的概念,是走错门了?还是在那里打了横幅?或者只是在那里躲猫猫?不同的行为法律性质和后果差别很大,但法官又语焉不详。与其说这是一种法律推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直觉而已。

  政府为什么怕上访?马改娣们勒住了政府什么软肋?

  马改娣一案的司法材料显示:“马改娣的非法上访行为给多家单位工作人员和领导产生心理压力,精神上产生恐惧,怕追究信访稳控责任,精神上产生胁迫感和恐惧感”。但是,问题是,胁迫感和恐惧感根源于何处?其实,根源不在马改娣的上访,而在于中央政府的上访排行榜和维稳考核之类的官员评价制度。这才是勒在政府官员脖子上的真正绳索,虽然它与马改娣们的上访有关联,但绳索不在马改娣们的手中。

  法官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内部博弈规则,作为地方政府被勒索的定罪依据,这是十分荒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在法律上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但在政治上,它们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政治实体。访民向地方政府说:“我要60万社会救济金,不给我就上访”。其实,就是在向整个政府说:“你给我60万元社会救济金,否则,我就继续向你要”。这如何是敲诈?

  但法官在裁决此案时,却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区分开,并且将中央政府想象为一种自然力,就像天上的雷公和电母。于是,在法官的脑海里,刚才那段解读就变成了:“给我60万元社会救济金,否则,我就告到雷公和电母那里,让他们劈死你”。剧情如此解读,就成为典型的敲诈勒索了。可见法官思维之朴素和形象,但缺乏基本的现代政治理念。

  当然,也有法院认识到判访民敲诈勒索罪不妥,于是就判访民寻衅滋事罪。但是,总有些访民上访总是静悄悄的,不张扬,不生事,所以,无法抓住他们的寻衅滋事的把柄,况且上京上访的寻衅滋事罪的司法管辖权一般在北京而不在地方,但访民进京前,总要“敲诈”一番,地方法院判他们敲诈勒索罪,实属“无奈”。

  根绝所谓访民“敲诈勒索”问题的途径在于信访制度的改革,而非定罪。信访制度的弊病在于,以虚伪的包青天精神建构现代社会的治理模式,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访民之间的劳民伤财的博弈,来缓和矛盾的爆发。她缺乏裁决纠纷的客观标准和程序,最终鼓励缠访。总体上看,访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方都是博弈的失败者。

  现在,博弈又有新动向,访民敲诈勒索罪的判例正在蔓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最高人民法院却一直保持沉默。我不相信,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接到此类案件的申诉或再审请求,但石沉大海是肯定的了。



  ——载财新《新世纪》周刊2015年2月第7期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7 16:46:00
  无能政府又是那样邪恶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19 11:15:00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勒索财物的行为。而所谓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关系密切的人实施精神上的强制,对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使得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因精神上的被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惧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的行为。那么,能对之实施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惧心理的,只能是自然人。法人、机关或机构,是不具备有恐惧和畏惧心理的。这就决定了敲诈勒索罪的受害人只能是自然人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20 10:55:00
  @山西农民申冤团 2015-09-09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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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21 14:09:00
  如此简单的案情,不要说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公检法人员,就是社会上的普通民众,也能看清楚这不是敲诈勒索犯罪。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22 19:47:00
  敲诈勒索是一个古老的罪名。在欧美的法治国家,这个罪名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在几百年的司法实践中,从来都没有听说“敲诈政府罪”或“敲诈法院”之类的判例。要知道,在那些法治国家,政府、法院等公权机关远远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强势。在那些法治国家政府尚且没有成为敲诈的对象,在公权强悍如虎的中国竟然有人敢勒索政府,不是太雷人了吗?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09-26 17:09:00
  本文原始标题:女教师陈文艳上访被判敲诈勒索罪 1年后获无罪返讲台(图)] 爱微女性网www.iweiba.cn 重审被判无罪后,河北遵化二中女教师陈文艳重新回到了讲台。受访者供图 2015年9月,河北遵化二中女教师陈文艳,终于在失去自由1年后重回讲台。
  
楼主山西农民申冤团 时间:2015-10-06 10:35:00

  
作者:情濛濛 时间:2017-02-06 20:58:00
  亲们;我八十一岁的老父亲因上访被政府诬陷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求帮助伸冤。电话1390348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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