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僭“帝”的秦汉秘史(授权发表)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1 15:51:21 点击:5357 回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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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王”僭“帝”的秦汉秘史
  ——辛亥革命百年祭
  
  张远山
  
  弁言 宗教演进与哲学突破
  
  人类宗教演进,分为三大阶段:植根于泛灵崇拜的多神教,植根于日月崇拜的二神教,植根于太阳崇拜的一神教;均以人格神的主观意志,解释世界形成和万物变化的偶然原因和非规律性。
  人类哲学演进,也分三大阶段:脱胎于多神教的多元论,脱胎于二神教的二元论,脱胎于一神教的一元论;均以非人格的客观力量,解释世界形成和万物变化的必然原因和客观规律。
  多数民族对宇宙客观规律的认知,诉诸感性直观,囿于万物表象,未达万物本质,知识零散多元,把尚未认知其规律性的广大领域让渡给宗教,因而止步于宗教,未能实现哲学突破。个别民族对宇宙客观规律的认知,诉诸理性逻辑,超越万物表象,抵达万物本质,知识系统一元,把尚未认知其规律性的广大领域留存于哲学,坚信一元论之“道”总摄已知、未知的一切规律,因而超越宗教,实现哲学突破。哲学突破是信仰、探索、认知、发现宇宙客观规律的前提。没有哲学突破,就没有哲学信仰。没有哲学信仰,就不会坚信宇宙万物均有客观规律。不坚信宇宙万物均有客观规律,就不可能有意识地探索、认知、发现宇宙客观规律。轴心时代的中国、希腊、印度全都实现了哲学突破,成为人类认知宇宙客观规律的三大源头。然而希腊、印度的宗教演进、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全都不利于哲学突破,哲学突破很快就被宗教收复了失地。
  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希腊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然而希腊的宗教演进滞后,止步于多神教的希腊神话;希腊的文化传统断裂,传统的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的精神哲学不能相续;雅典的政治制度极端,直接民主极端平等。苏格拉底同时攻击希腊多神教、前苏格拉底哲学、雅典直接民主制,革命性太强,力量对比悬殊,尤其是苏格拉底的一元论与希腊神话的多神教势不两立,因此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直接民主制下,被信仰多神教的雅典民众以“侮慢众神,毒害青年”的罪名处死,希腊多神教收复一半失地。苏格拉底死后,古罗马征服古希腊,继承其三大遗产,即宗教层面的多神教,哲学层面的一元论,政治层面的民主制。古罗马从共和制退回君主制,从多神教进至一神教,为一元论的希腊哲学披上一神教的基督教外衣,希腊哲学千年雪藏于基督教神学,基督教收复全部失地。
  从沙门思潮到释迦牟尼,印度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然而印度的宗教演进滞后,止步于多神教的婆罗门教;印度的文化传统断裂,传统吠陀哲学与释迦牟尼佛学不能相续;印度的政治制度极端,四大种姓极不平等。释迦牟尼同时攻击婆罗门教、外道哲学、种姓制度,革命性太强,力量对比悬殊,尤其是“众生平等”的佛学宗旨与极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势不两立,因此释迦牟尼不得不吸纳婆罗门教安慰低等种姓的“六道轮回”,为一元论的佛学披上多神教的佛教外衣,婆罗门教收复一半失地。释迦牟尼死后,佛教虽对婆罗门教、外道哲学、种姓制度不断妥协,仍然无法在印度扎根,婆罗门教收复全部失地。
  从伏羲到老聃,中国实现一元论的哲学突破。由于中国的宗教演进与哲学演进基本同步,伏羲易道与道家哲学能够相续,温和君主制度与道家哲学成果能够相容,所以哲学突破未被先秦宗教收复失地,但被秦汉政治葬送了硕果。秦汉以后的悖道君主,利用哲学层面的以“道”代“帝”,转向政治层面的以“王”僭“帝”,迫使以“道”代“帝”的哲学信仰成为秘密信仰,迫使崇拜“上帝”的宗教信仰转向以“佛”代“帝”的佛教和以“真”代“帝”的道教,直到辛亥革命终结“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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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1 15:52:00
  一 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
  
  先秦宗教遵循宗教演进的客观规律,从多神教演进至二神教,又从二神教演进至一神教。人文古史“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原属多神教的“五帝”神话。商代《归藏》的初文是“黄神与炎神战于涿鹿之野”,炎、黄二族的祖先均被升格为“神”。稍后转写为“黄神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二“神”变成了一“神”一“帝”。再后转写为“黄帝与炎帝战于涿鹿之野”[1],二“神”变成了二“帝”,抵达二神教。二神教的二“神”必须一善一恶,而把战败一族的祖先神“炎帝”视为恶神不利于炎、黄二族融合,于是用炎帝族的“蚩尤”替代“炎帝”,转写为二神教的标准神话“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遂成二神教的“善神”,“蚩尤”遂成二神教的“恶神”;同时改写黄帝、炎帝所战之地,定格于后世熟知的人文古史“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西周抵达一神教,于是又用黄帝族的“颛顼”替代“黄帝”,又用炎帝族的“共工”替代“蚩尤”,把二神教的标准神话“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改写为一神教的标准神话“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淮南子•天文训》),“颛顼”遂成一神教的“上帝”,“共工”遂成一神教的“魔鬼”。
  先秦哲学遵循哲学演进的客观规律,从多元论演进至二元论,又从二元论演进至一元论。夏、商以前多神教的“五帝”,被商代先哲转化为多元论的“五行”。商、周时代二神教的“黄帝”、“蚩尤”,被商、周先哲转化为二元论的“阴”、“阳”。西周抵达一神教之“帝”,被东周先哲转化为一元论之“道”。道家祖师老聃认为,道“象帝之先”。道家集大成者庄子认为,道“神鬼神帝”。道家以东周一元论之“道”取代西周一神教之“帝”,实现了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
  “帝”、“蒂”的形义,也证明商代多神教的祖先“神”,先演进至西周一神教之“帝”,再转化为东周一元论之“道”。“帝”字原是焚柴祭神之象形,由于祖先“神”无形,故以祭神仪式名之,祭仪之名另加“示”作“禘”。“禘”、“帝”音同易混,又把“禘祭”转写为“柴祭”,复归本义焚柴祭神。“帝”又通“蒂”(王国维),“蒂”、“根”义近,祖先是子孙之“根”、“蒂”,子孙是祖先之“花”、“果”。商代多神教的祖先“神”,演进至西周一神教之“帝”,“帝”就成为宇宙万物之“根”、“蒂”。东周一元论之“道”取代西周一神教之“帝”以后,“道”就成为宇宙万物之“根”、“蒂”,《老子》遂言“深根固蒂之道”。
  中华文明始祖伏羲,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八卦。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有《周易》[2]。尽管八卦爻变之“道”不尽符合现代科学,但在很多民族尚以人格神的主观意志解释未知规律之时,中华先哲就用不被人、神意志左右的自然力量,解释已知、未知的一切规律。以“阴阳消息”为变化规律的八卦爻变之“道”,正是东周一元论之“道”的源头。道家继承易道又不囿于易道,把八卦爻变之“道”提炼为一元论之“道”,总摄二元论的阴阳之“气”、多元论的万物殊“理”。《老子》的终极表述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的简明表述是:“万物一气,同道殊理。”[3]
  先秦中国的君主制度较为温和,上下分层的等级差别也较为温和,既不像希腊民主制度那样极端平等,也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极不平等,因此中华先哲既没有被难以教化的下层民众以“渎神”罪名处死的希腊式危险,也没有被难以改变的政治制度逐出本土的印度式危险,终将哲学成果普及到上层士人,形成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作为周代贵族的上层士人,信仰西周一神教之“帝”和东周一元论之“道”;作为商代遗民的下层民众,信仰商代多神教之“五帝”和初民萨满教之迷信。儒家祖师孔子因而推崇“君仁-臣忠”的温和君主制度与“君子-小人”的温和等级差别,儒家集大成者荀况因而推崇“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1 15:56:00
  希腊和印度,宗教演进滞后,文化传统断裂,政治制度极端,因而哲学突破是火温骤升的突变式爆破,由于敌对力量强大,变成自杀性爆炸,只开花不结果即已夭折,未能推进文明,宗教收复失地以后,反而文明衰退。唯有中国,宗教演进同步,文化传统相续,政治制度温和,因而哲学突破是水温渐升的渐变式煮沸,由于敌对力量微弱,成为建设性改良,既开花又结果得到普及,有力推进了文明,未被宗教收复失地。
  
  二 称“王”为“帝”的先秦讹典
  
  秦汉君主利用哲学层面的以“道”代“帝”,转向政治层面的以“王”僭“帝”,辛亥革命以前两千两百年,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中国人全都不以为非。主要原因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逐步剿灭了先秦常识,彻底遮蔽了秦汉秘史。次要原因是后人以为先秦已有称“王”为“帝”的诸多先例,不知所有先例均属似是而非的讹典。
  先秦讹典之一:尧、舜、禹禅让,尧、舜的名号为“帝”,禹的名号为“王”。
  一切民族的初民口传文化,均以多神教的叙事方式,把远古祖先升格为众神,把近古酋长升格为英雄。文明民族发明文字以后,倘若止步于宗教信仰,被升格的众神、英雄就无望还原为远古、近古的祖先。唯有实现哲学突破以后,被升格的众神、英雄才有望还原为远古、近古的祖先。
  希腊初民的远古祖先神话、近古酋长神话,保留于盲诗人荷马的口传史诗。荷马史诗共有三层叙事:一是远古的祖先神话,祖先被神化为保佑子孙的天廷众神。二是中古的酋长神话,酋长被神化为半人半神、上天入地的英雄。三是近古的人间历史,如希腊、特洛伊之战。所谓“史诗”,就是把原本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历时性叙事,即属于“诗”的远古祖先神话、中古酋长神话,属于“史”的近古民族历史,按多神教的叙事方式,转换为按空间上下并置的共时性叙事。这一转换经不起哲学质疑,因此苏格拉底实现哲学突破以后,弟子柏拉图就对荷马史诗启动了哲学质疑。然而不久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希腊哲学来不及把多神教的神话还原为人文化的祖先史。
  中华初民的口传史诗,同样按多神教的叙事方式,把远古祖先升格为“三皇”神话,把中古酋长升格为“五帝”神话,与近古“三王”历史并置为共时性叙事。汉字发明以后,“三皇五帝”神话仍然长期口传,但是实录商、周王室文告的《尚书•商周书》从不提及。西周抵达一神教,东周抵达一元论,道家祖师老聃实现哲学突破。其后儒家祖师孔子反对春秋“五霸之道”,推崇近古“三王之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不言“三皇五帝”神话。其后墨家祖师墨子反对儒家“三王之道”,推崇中古“五帝之道”,把“五帝”神话还原为中古酋长史。其后道家后学反对儒家“三王之道”和墨家“五帝之道”,推崇远古“三皇之道”,把“三皇”神话还原为远古祖先史。西周以前按空间上下并置的共时性多神教神话叙事,东周以后遂被还原为按时间先后排列的历时性一元论人文叙事。中华民族因而没有“史诗”,仅有时间最长的不间断编年史。
  
作者: 时间:2011-09-01 16:00:00
  记号,空了拜读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1 16:02:00
  顾颉刚认为,“三皇五帝”古史是“层累叠加”的“造伪”。“层累叠加”确切,就是“三皇五帝”的口传神话在先,文字古史在后,墨家把“五帝”叠加在“三王”以前,道家又把“三皇”叠加在“五帝”以前。“造伪”不确,文字古史均非凭空杜撰,均以口传神话为据。只不过道家“以道代帝”,对“三皇”神话的人文还原非常彻底。墨家“崇信鬼神”,对“五帝”神话的人文还原不够彻底,残存“五后”曾被升格为“五帝”的神话遗迹,仍称“五后”为“五帝”。
  墨家反对儒家推崇的“三王”,是因为“三王”开启了君主世袭、卿相世袭,导致君主非圣、卿相非贤而天下大乱,所以推崇“五帝”(实为“五后”)的君主禅圣、卿相让贤而天下大治,核心叙事是“尧、舜、禹禅让”(《墨子•尚贤上》)。君主世袭始于禹之子启,可见墨家所言“禅让”必非造伪。禅让既禅其位,又让其号,然而墨家却称尧、舜的名号为“帝”,禹的名号为“王”,可见墨家所称尧、舜、禹名号必非史实。尧、舜非“帝”,禹也非“王”,三者的名号均为“后”。部落酋长谓之“后”,众多部落酋长谓之“群后”,部落联盟领袖谓之“元后”。《尚书•虞夏书•大禹谟》明确记载,舜命禹继任“元后”,领袖“群后”。夏后启以降,夏代君主的名号仍均为“后”[4],商代君主的名号才升格为“王”[5],周代君主袭之。商、周追称禹和夏代君主为“王”,以便统称夏、商、周为“三王”。墨家既沿袭“五帝”神话,把尧、舜的名号升格二级,称之为“帝”,又沿袭商、周传统,把禹的名号升格一级,称之为“王”,成为“五帝禅让”(实为“五后禅让”)的破绽。
  先秦讹典之二:“王”死称“帝”。
  《礼记•曲礼》:“(王)崩,曰‘天王崩’。……措之庙,立之主,曰‘帝’。” 所言“王”死称“帝”,仅为商代史实。夏代君主生前无一称“王”,全都称“后”。周代君主死后无一称“帝”,全都称谥。唯有商代君主生前称“王”,死后称“帝”。
  
作者:江林彧 时间:2011-09-01 16:07:00
  关注。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1 17:15:00
  商代崇信鬼神,信仰作为祖先神的多神教“五帝”,认为“人-鬼-神”相通,庶“人”死而为“鬼”,君“王”死而为“神”,因此商“王”死后成“神”而称“帝”,一如信仰多神教的罗马君主死后即入万神殿。但是商代多神教只许“王”死称“帝”,不许活“王”称“帝”。妄称活“王”为“帝”,乃是咒“王”速死。活“王”自僭“帝”号,则是自咒速死。商代“王死称帝”的另一原因是,尚多母权制遗风,尚未确立父权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尚“舅”,《归藏》首“坤”(次“乾”)[6],母权、女权颇尊,所以商王继承常常兄终弟及,商高宗武丁的王后妇好挂帅出征,出土最大商代青铜器是司母戊鼎。
  周代崇尚人文,信仰并非祖先神的一神教“上帝”,认为“人-鬼”相通,“人-神”不相通,“人”死只可为“鬼”,不能成“神”称“帝”。此义著于《尚书•周书•吕刑》:“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不盖。”孔传:“人神不扰,各得其序,天神无有降地。”周人贬斥商人植根于多神教信仰的“王”死称“帝”,导致地、天相通,人、神相扰,天“帝”降格于人“王”。西周一神教之“帝”,是唯一至高之神,人“王”不可僭窃天“帝”之号,因此周“王”死后无一称“帝”,全部称谥。周代“王不僭帝”的另一原因是,肃清了母权制遗风,确立了父权制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尚“父”,《周易》首“乾”(次“坤”),天“帝”对应于“乾”之至高爻“上九”,即“天父”,人“王”对应于“乾”之次高爻“九五”,即“天子”,“帝”权既尊,“王”权遂卑,父权既尊,子权遂卑,母权、女权亦卑,所以周武王伐商以“牝鸡司晨”为罪名(《尚书•周书•牧誓》)。“王不僭帝”是周礼的根本基石,侯不僭王,下不僭上,礼、乐规格不可逾制等等,无不从中推衍而出。
  商“王”死后称“帝”,模糊人、神界线,人文义涵全无。周“王”死后称谥,划清人、神界线,人文义涵强烈。西周一神教的人文化转向,开启了东周一元论的人文化思潮,直到东周一元论之“道”取代西周一神教之“帝”,实现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
  先秦讹典之三:《尚书•虞夏书•尧典》有“帝尧”、“帝舜”。
  古今学者举证无数,早已证明《尚书•虞夏书》并非即时实录,而是后世伪撰。《尚书•虞夏书•尧典》撰者根据《礼记•曲礼》所言“王”死称“帝”,遂称早已死去的尧、舜为“帝尧”、“帝舜”。尽管撰者不知“王”死称“帝”始于商代,但是“帝尧”、“帝舜”之“帝”属于死称则无可疑。《尚书•虞夏书•大禹谟》明确区分了生称、死称:禹对舜言,对舜用生称,称舜为“后”;客观叙述,对舜用死称,称舜为“帝”。[7]
  后人或是不知《虞夏书》并非尧、舜时代的即时实录,或是虽知《虞夏书》出于后世伪撰,却不知《尧典》“帝尧”、“帝舜”之“帝”属于死称,又受初民“五帝”神话、墨家“五帝”(五后)古史的双重误导,误以为尧、舜生前均已称“帝”。
  至此已明,初民“五帝”神话,商代“王”死称“帝”,《尧典》“帝尧”、“帝舜”,其“帝”均为死称[8],均非秦始皇活“王”僭“帝”的先例。
  
作者:湖在高原 时间:2011-09-01 17:26:00
  记号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2 08:55:00
  三 使“王”称“帝”的商鞅变法
  
  秦始皇活“王”僭“帝”,源于五世祖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前359)。
  商鞅(前390-前338)是法家,法家乃从儒家分出。孔子是儒家祖师,弟子子夏是法家始祖。孔子死后,子夏从鲁至魏,为魏文侯师。魏文侯以子夏弟子李悝为相,在战国初期率先变法。卫人吴起从卫至鲁,师从曾参之孙曾西,先为鲁将,后被弃用;于是从鲁至魏,师从子夏弟子,为魏文侯将;因被魏武侯弃用,又从魏至楚,为楚悼王相,实行变法。卫人商鞅从卫至魏,师从子夏弟子;因被魏惠王弃用,于是携带李悝《法经》从魏至秦,为秦孝公相,实行变法。
  商鞅游说秦孝公,既非先言法家“霸道”,也非先言儒家“王道”,而是冒着不再有第二次第三次进言机会的危险,先言墨家“帝道”,次言儒家“王道”,后言法家“霸道”,这是何故?因为商鞅既想迎合秦孝公好恶,又无法预知秦孝公好恶,于是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
  有操守的中原士人,均有中原文明优越感,固守“夷夏之辨”,独善其身,兼济天下,首先求仕于母邦之君,其次求仕于中原之君,决不求仕于夷狄之君。即使求仕于母邦和中原之君,也持道甚坚,决不迎合君主,仅言自家之道,不言别家之道,君主愿闻则仕,厌闻则去。
  商鞅是全无操守的中原无行士人,既无独善其身之德,又无兼济天下之志,仅求一己功名,求仕于母邦之君、中原之君失败,不顾“夷夏之辨”,转而求仕于夷狄之君,成为主动仕秦为相的首位中原无行士人。不仅求仕于夷狄之君,而且持道不坚,主动迎合夷狄之君,仅因无法尽知秦孝公好恶,于是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任凭秦孝公选择,然后贯彻实行。
  商鞅据以进言的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是东周哲学突破的重要成果,其中居于首位的道家“三皇之道”,独属形上层面的哲学之“道”;居于第二至第四位的墨家“五帝之道”、儒家“三王之道”、法家“五霸之道”,均属形下层面的政治之“术”。这一中原主流价值,产生于百家争鸣互动,成形于齐国稷下学派,结晶于齐国稷下众多中原士人托名齐相管仲而集体编纂的《管子》。齐国稷下学宫延续百年,聚散无数中原士人,把中原主流价值传播四方,普及天下。不属一家而有操守的中原士人,无不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专属一家而有操守的中原士人,把自家之道视为至高,遂不遵循中原主流价值。商鞅专属一家却无操守,因而修正中原主流价值,迎合秦孝公。
  商鞅对中原主流价值的根本修正,就是不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首位的道家“三皇之道”。因为道家主张“虚君”(老子),“无君”(庄子),推崇尚无君主的“三皇之道”,主张“无君于上,无臣于下”(《庄子•马捶》),“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庄子•人间世》),“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庄子•让王》)。商鞅无须试探,即可预知秦孝公厌闻。
  商鞅首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次位的墨家“五帝之道”,乃因墨家祖师墨子是宋人,宋国是商代遗邦,秦国则野蛮落后,所以墨家、宋国、秦国共同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尽管先秦中国的信仰格局是上下分层,但是先秦“中国”仅指中原,战国后期则指与秦对言的“山东六国”,包括春秋以降中原化程度渐高的楚国。秦国直到战国后期仍然野蛮落后,中原化程度极低,没有士人群体,没有信仰分层,上下一心共同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所以仅有秦国以“五畤”分祭“五帝”(《史记•封禅书》)。宋人墨子反对“崇周道,尚人文”的儒家,创立“背周道,崇鬼神”的墨家,鄙弃西周一神教,复兴商代多神教。所以墨家总部尽管因应时势而不断转移,但是从不设在信仰西周一神教且儒家势力强大的周室嫡系诸侯国,始终设在信仰商代多神教且儒家势力微弱的周室非嫡系诸侯国。墨子生时设在宋国,墨子死后移至中原以南、商代多神教遗风尚存的楚国,楚国吴起变法进一步中原化以后再次移回宋国,最后移至中原以西、上下一心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的秦国[9],与迎合秦孝公而首言墨家“五帝之道”的商鞅殊途同归。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2 09:06:00
  商鞅为了迎合秦孝公而首言墨家“五帝之道”,结果秦孝公厌闻,原因有三:一是墨家既复兴商代多神教,又受西周一神教影响而改革商代多神教,所以《墨子•尚贤中》引用《尚书•周书•吕刑》“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鳏寡不盖”,赞成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教义,反对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教义。二是墨家主张“君主禅让”,严厉批判君主世袭。三是墨家集团“以武犯禁”,严重威胁君主专制。
  商鞅迎合未成,只好改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第三、法家从中分出的儒家“三王之道”,亦即导致西周以降中原文明领先周边夷狄的温和君主制度,结果只想强化君主专制制度的秦孝公仍然厌闻,于是商鞅最后才言居于中原主流价值最末、自己术业专攻的法家“五霸之道”。
  东周“王道”式微,齐相管仲开创“尊王攘夷”的“霸道”,作为“王道”的辅助。子夏开创的法家“霸道”,仍是儒家“王道”的辅助,宗旨仍是“尊王攘夷”。所以固守“夷夏之辨”的中原士人,拒绝履足夷狄之秦。商鞅的“霸道”,异于管仲、子夏的“霸道”,迎合夷狄之君好恶,仅言“霸道”之“尊王”,不言“霸道”之“攘夷”,反对道家、墨家、儒家的“法先王”(道家“法三皇”、墨家“法五帝”、儒家“法三王”),变成法家的“法后王”(“法五霸”),又将儒家的相对“尊君”,变成法家的绝对“尊君”,于是秦孝公一闻“霸道”立刻大悦。
  尽管商鞅既求仕于夷狄之君,又迎合夷狄之君,但是初入秦国之时,中原文明烙印尚在,不仅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之高低顺序,依次进言居后的“三道”,而且服膺中原主流价值的高低顺序,对秦孝公选择法家“霸道”予以负面评价,认为法家“五霸之道”仅是“强国之术”,预言秦国必将“难以比德于殷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担任秦相以后,官至极品,爵至封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居移其体,养移其气,中原其身,夷狄其心,鄙弃中原价值,敌视中原文明,踏上了“用夷变夏”的不归之路。
  战国七雄无不变法,共同倾向是军国主义化,但是由于宗教信仰、哲学基础、君主制度、社会结构不同,变法以后的战国七雄,军国主义程度差别极大。
  东方六国变法以后,保留温和君主制度,固守中原文明底线,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以法家“五霸之道”为末,仅仅相对军国主义化,比如仅以割敌之耳作为计功方式,所以与秦交战丧师失地,节节败退。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2 09:17:00
  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鄙弃温和君主制度,强化君主专制制度,无视中原主流价值,纯用法家“五霸之道”,实行绝对军国主义化,成为全民皆兵的战争机器。古朴一如兵马俑的秦国下层民众,只会商鞅允许的耕、战两件事,又凭借商鞅“二十等爵”制度,以割敌一首、晋爵一级的计功方式,不断跻身上层成为军功贵族,进一步弱化了原本极低的中原化程度,进一步缩短了上层贵族、下层民众的信仰差异。秦相商鞅领兵攻魏,欺骗诱杀游魏之时的故友魏将公子卬。秦将白起领兵攻赵,活埋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五万。秦昭王以会晤为名诱捕劫持楚怀王,勒索未成扣押至死等等。无耻程度,残忍程度,失信程度,一再突破中原文明底线,被东方六国共同视为“虎狼之秦”。[10]
  东方六国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其“王”即使统一天下,也不可能僭窃“帝”号。秦国信仰“王死称帝”的商代多神教,秦“王”一旦统一天下,就有可能僭窃“帝”号。商鞅变法以后,秦灭六国和秦“王”僭“帝”,已非可能问题,仅是时间问题。
  《史记》言及“帝王术”和“帝王之术”各仅一次,《商君列传》言及“商君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李斯列传》言及“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极具深意。“帝王术”的创立者并非商鞅,而是比商鞅小七十余岁的荀况,但是荀况被迫专为秦国设计“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详下第五节),原因正是商鞅主动迎合夷狄之君秦孝公,不言道家“三皇之道”,仅言墨家“五帝之道”、儒家“三王之道”、法家“五霸之道”,为秦国设定了征服中原、“用夷变夏”的未来进路:由“霸”而“王”,由“王”而“帝”。
  
作者:曾晓华 时间:2011-09-03 18:32:00
  拜读……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7 17:00:00
  四 秦“王”僭“帝”的失败预演
  
  秦孝公之子秦惠王继位以后,出于私怨立刻车裂商鞅,但是虽杀商鞅之身,仍用商鞅之法。商鞅变法以后百余年间,秦国七位君主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秦始皇,坚定不移地遵循商鞅设定的“霸↗王↗帝”进路。
  商鞅变法以后十六年(前343),秦孝公称“霸”。“霸”即“伯”,意为“诸侯之长”,是诸侯可有的顶级名号。春秋秦穆公称“霸”,战国秦孝公称“霸”,性质完全不同。秦穆公虽是夷狄之君,然而夷狄其身,中原其心,怀有文化自卑,慕效中原文明,用五张羊皮卖来楚人百里奚,拜为秦相。从奴隶变成秦相的百里奚,热爱中原文明,忠于中原价值。秦穆公以有操守的中原士人百里奚为相,遵循管仲开创的“霸道”,扶助周室的“王道”,继齐桓公、晋文公以后成为春秋第三“霸”,启动秦国的中原化进程,然而秦国后无贤君贤相,复归野蛮。秦孝公以无操守的中原士人商鞅为相,遵循商鞅修正的法家“霸道”,背叛孔子开创的儒家“王道”,敌视中原文明,鄙弃中原价值,拒绝中原化、文明化,更加夷狄化、野蛮化。
  商鞅变法以后三十四年(前325),秦惠王叛周称“王”。“王”为“沟通天地人”之象形,是君主可有的顶级名号。夏商周仅有一王,唯有改朝换代,方可后王替代前王。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前770)以后,东周王权日衰,于是前704年楚武王率先叛周称“王”。其后楚庄王问鼎轻重,公开了替代周“王”之志,引发齐、晋、秦三“霸”的“尊(周)王,攘(楚)夷”。其后孔子推崇“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王道”,贬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东周“霸道”。其后吴、越二“霸”不再“尊(周)王,攘(楚)夷”,而是仿效楚王,索性因“霸”而“王”。诸侯称“霸”并未僭越,周“王”无不予以承认。诸侯称“王”则是僭越,周“王”从不予以承认。春秋时代仅有南方夷狄楚、吴、越三国叛周称“王”,中原诸侯无一叛周称“王”。战国时代列国“变法”(变革王法)以后,三十年间(前353-前323)中原内外的齐、魏、宋、秦、韩、赵、燕、中山八国先后叛周称“王”。春秋、战国之异,就是春秋诸侯尊周称“霸”,战国诸侯叛周称“王”。战国中期以后诸“王”并立,乃是改朝换代的正常过渡。按照夏商周传统,逐鹿中原一旦尘埃落定,天下仍将归于一“王”。
  商鞅变法以后五十二年(前307),秦武王前往周都洛阳,试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试鼎轻重,公开了替代周“王”、僭称秦“帝”之志。
  商鞅变法以后七十一年(前288),秦昭王僭称“西帝”,同时拉上齐湣王僭称“东帝”。名号取自秦人多神教的五方天帝“东帝”、“西帝”、“南帝”、“北帝”、“中帝”。主谋者是秦昭王之相,楚人魏冉。楚人春秋时代仍属夷狄,战国以降中原化程度渐高,抛弃商代多神教,皈依西周一神教,所以楚武王以后数百年,楚“王”死后无一遵循商代多神教之礼称“帝”,仍然遵循西周一神教之礼称谥;楚人屈原的《九歌》,把象征太阳的“东皇泰一”,尊为唯一至高之“神”,遵循的正是植根于太阳崇拜的西周一神教。秦昭王、魏冉即使不知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但是秦昭王至少知道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魏冉至少知道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所以秦惠王叛周称“王”无须心虚,不拉异国诸侯共同称“王”,秦昭王僭用“帝”号极其心虚,拉上齐湣王同时僭窃“帝”号。
  为燕昭王出使齐国充当间谍的苏秦,是周都洛阳人,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看破秦昭王意在试探东方六国的信仰强度,又不敢独冒天下之大不韪,欲与齐湣王分担悖道恶名。于是苏秦假装忠心,劝谏齐湣王主动撤销了“东帝”僭号。秦昭王不愿独负悖道恶名,也被迫撤销了“西帝”僭号[11]。魏冉导演的二“王”僭称二“帝”闹剧,月余即告失败[12]。然而秦“王”欲僭“帝”号,从此天下皆知,所以另有两次动机不同的迎合秦昭王之余波。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7 17:01:00
  前286年,齐灭宋。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纵横家苏秦,明知故犯地向欲报齐仇的燕昭王献策,鼓动秦昭王再次僭称“西帝”,同时赵惠文王僭称“中帝”,燕昭王僭称“北帝”。名号仍然取自秦人多神教的五方天帝,所以燕、赵陪秦僭“帝”实为障眼法,以秦昭王所好为饵,诱其同意组建伐齐联盟才是目的[13]。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军伐齐,齐湣王终于醒悟苏秦乃是燕国间谍,立刻车裂苏秦。五国伐齐成功以后,虚悬三“王”僭称三“帝”的主谋者苏秦已死,赵惠文王、燕昭王均无背叛西周一神教信仰、僭窃“帝”号之意,秦昭王手持苏秦所开空头支票而无法兑现。
  前257年,秦军携长平之战坑杀四十五万赵军降卒之余威,进围赵都邯郸。赵相平原君向楚、魏求救。魏安釐王既不愿出兵救赵,又忧虑秦灭赵后移师灭魏,于是派遣新垣衍出使赵国,以“秦王意欲复求为帝”为由,劝说平原君为秦昭王再进“帝”号,以解邯郸之围。平原君同样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不愿成为遗臭万年的秦“王”僭“帝”主谋者,但也不愿直接拒绝魏王,以免断绝魏军救赵之可能,于是把不该外泄的魏王秘议,告知其时正在邯郸的齐人鲁仲连。鲁仲连同样深知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一闻便知平原君欲其代为拒绝魏使新垣衍,当即表示“吾请为君责而归之”。由于平原君已泄魏王秘议,新垣衍被迫会见原本无缘置喙的局外人鲁仲连[14],并被鲁仲连所言之“义”折服,立刻擅自违背君命,信从“天下之士”:“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魏王出于自保的秦“王”独僭“帝”号秘议,就此胎死腹中。
  秦昭王僭窃“帝”号三次失败,平原君宁可灭国拒绝“帝秦”,新垣衍违背君命放弃“帝秦”,鲁仲连布衣片言制止“帝秦”,唯一的原因是“天下之士”共知之“义”。由于汉承秦制,同样活“王”僭“帝”,司马迁不能在《鲁仲连列传》明言“天下之士”共知之“义”,只能晦藏于别篇,此篇仅用诸多曲笔加以暗示。比如鲁仲连痛斥秦国野蛮残忍,“弃礼义而上首功”(背弃礼义而斩首计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强硬表示一旦秦“王”僭“帝”,自己必将“蹈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又如魏信陵君窃符救赵,楚春申君发兵救赵,东方六国联合击退秦兵以后,平原君以封君、千金重谢别无寸功的鲁仲连,遭到坚拒[15]。更为重要的是,《史记》不为无数王侯将相、宗师巨子特设专传,却为别无大事的一介布衣鲁仲连特设专传,乃因“义不帝秦”兹事体大。
  商鞅变法以后一百零三年(前256),秦昭王灭周,五年后死去。秦昭王前288年僭称“西帝”,前251年死去,三十七年间秦兵东进节节胜利,终结八百年周祚更是重大胜利,尽管底气越来越足,实力越来越强,然而秦昭王再也没敢挑战东方六国的共同信仰,再也没敢主动僭窃“帝”号。
  
作者:王新旻 时间:2011-09-07 21:40:00
  长知识。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8 08:48:00
  五 使“王”称“帝”的儒法方“术”
  
  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前369-前286),亲历秦昭王僭窃“帝”号的首次失败,预见秦“王”僭“帝”很快就会成功,于是预斥其终极悖道。庄子的预见预斥,在其死后六十五年应验于秦王嬴政。
  儒家集大成者荀况(前313-前238),亲历秦昭王僭窃“帝”号的三次失败,预见秦“王”僭“帝”很快就会成功,为了挽救中原文明,被迫专为秦国创立了“帝王术”。“帝王术”的“帝王”二字,自古以来均被错误连读成词,那就意味着荀况创立“帝王术”,荀况弟子韩非、李斯和后世士人王闿运、杨度研治“帝王术”,全都志在“自为帝王”。其实研治“帝王术”的古今士人无一志在“自为帝王”,无不进献尚未称“帝”之“王”。错误连读“帝王术”的“帝王”二字,乃是用秦“王”僭“帝”成功以后的史实,谬解秦“王”僭“帝”成功以前的名相。秦“王”僭“帝”成功以前,“帝王”二字不具备连读成词的现实条件[16]。鲁仲连“义不帝秦”,“帝”是动词,“义不帝秦”意为“捍卫王不僭帝、以道代帝的天下共知之义,不许秦王僭窃帝号”。荀况“帝王术”,“帝”也是动词,“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王”则是名词,现实指向正是秦“王”。
  荀况创立“帝王术”以前,不仅考察了母邦赵国,而且遍游天下,考察了有望统一天下的齐、楚、秦列强。荀况早年思想立足于儒家“三王之道”,晚年思想吸收了法家“五霸之道”,转折点正是中年游秦[17]。《荀子•强国》记载其事如下: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8 08:49:00
  魏人范雎,在楚人魏冉以后成为秦昭王之相,提出“远交近攻”战略,秦兵东进急剧提速,因功封为应侯。荀言“四世有胜”,即秦孝公、秦惠王、秦武王、秦昭王四世。
  荀况回答范雎之问,一方面盛赞商鞅变法以降秦国“四世有胜”的诸多成就,另一方面批评秦国仅行法家“霸道”,不行儒家“王道”,“秦之所短”在于“无儒”。
  秦国“无儒”,可举八证:其一,秦国上下一心共同信仰商代多神教,没有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原因正是“无儒”,即没有信仰西周一神教之“帝”、东周一元论之“道”的士人阶层。其二,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之所以能够成为秦国唯一贤君,原因正是以楚国士人百里奚为相。其三,秦穆公、百里奚以后秦国终止中原化,复归野蛮化,原因仍是“无儒”。其四,战国中后期的齐国稷下学宫汇聚无数士人,均为中原士人,仍然无一秦人。其五,商鞅变法以后,嬴政称“帝”以前,秦相均为中原士人,仍然无一秦人。唯一曾任右丞相的秦国贵族樗里疾(秦惠王弟),被秦人极誉为“智囊”,却无智言智行流传后世。其六,无论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国以外的列国之相,既有母邦士人,也有异邦士人,然而均为中原士人,同样无一秦人。其七,中原的诸子百家灿若繁星,大师出现的密度之高、数量之多超过此后两千年之总和,然而秦人从立国至灭亡五百余年,没有出过一家一子。其八,秦国击败六国,仅仅凭借斩首计功的野蛮威慑力,所以未曾出过一位兵家、一部兵法。
  先秦三大儒宗孔子、孟子、荀子,均有中原文明优越感,无不固守“夷夏之辨”。孔子所处春秋末期,列国尚未“变革王法”,孟子所处战国中期,列国正在“变革王法”,其时夷狄之秦尚无威胁,无须担忧“用夷变夏”。孔、孟周游列国求仕,均不履足野蛮落后的夷狄之秦。孔子十分自豪:“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孟子仍然乐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孟子•滕文公上》)荀况所处战国末期,列国“变革王法”已毕,他仍求仕于中原之赵、齐、楚,不求仕于夷狄之秦,但是鉴于秦国“四世有胜”,“用夷变夏”日益逼近,被迫前往夷狄之秦考察,以便知己知彼,寻找对策。实地考察以后,荀况已知秦国必灭六国,秦“王”必欲称“帝”,于是不再死守孔子的儒家“王道”,转而吸收并且修正商鞅的法家“霸道”,为秦国重新设计了“王霸兼用,礼法并重”的未来进路;同时因材施教,对症下药,把晚年思想命名为“帝王术”,以“使(秦)王称帝”为饵,行“用夏变夷”之实。因此荀况弟子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毕不赴母邦楚国,立刻前往秦国。李斯告别荀况之言“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李斯列传》),不仅挑明了荀况“帝王术”意为“使王称帝之术”,而且揭示了荀况专为秦国创立“帝王术”的良苦用心:既然秦“王”僭“帝”难以阻止,只能因势利导挽救中原文明。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8 08:49:00
  仕秦为相的中原士人大多遵循商鞅的法家“霸道”,推助秦国“用夷变夏”;唯有卫人吕不韦贬抑商鞅的法家“霸道”,不愿看到秦国“用夷变夏”。吕不韦的见解与荀况相同,同样深知秦国必灭六国,秦“王”必欲称“帝”,“秦之所短”在于“无儒”且纯用法家“霸道”。吕不韦的目标也与荀况相同,同样希望“用夏变夷”,挽救中原文明。但是吕不韦的方法与荀况不同:荀况派弟子李斯孤身入秦为相,与此前孤身仕秦为相的商鞅、张仪、魏冉、范雎一样,未能改变秦国“无儒”且纯用法家“霸道”的百年格局。吕不韦先居赵经商,后弃商从政,辅佐在邯郸做人质的秦昭王之孙子楚成为秦庄襄王,自己成为秦相,随后招致三千中原士人作为门客,全面渗透秦廷担任客卿,秦国从此不再“无儒”。吕不韦的立场也与荀况不同:荀况是儒家集大成者,认为秦“王”僭“帝”难以阻止而因势利导,欲以儒家“王道”之长,补法家“霸道”之短。吕不韦是普通中原士人,信仰“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认为秦“王”僭“帝”必须阻止,秦国“霸道”必须贬抑,于是组织门客编纂“黄老学派”晚期代表作《吕览》,与“黄老学派”早期代表作《管子》一样,遵循中原主流价值“道家(三皇)↘墨家(五帝)↘儒家(王道)↘法家(霸道)”,欲以道家、墨家之长,补儒家、法家之短。两者方法、立场之不同,决定了长远结果之不同:吕不韦的“黄老学派”方案,被汉初君主采纳而暂行数十年;荀况的“王霸杂用”方案,经过董仲舒转换,被汉武帝采纳而沿用两千年。两者见解、目标之相同,决定了暂时结果之相同:荀况暂时败于弟子韩非,吕不韦暂时败于门客李斯。
  韩非对“儒”的看法与师相反,认为“以文乱法”的“儒”是“五蠹”之一,东方六国败于秦国,正是因为有儒;“无儒”并非“秦之所短”,实为秦之所长;秦“王”称“帝”失败,正是因为怀有文化自卑,未能彻底发挥“无儒”之长。于是韩非颠覆了荀况“使王称帝之术”的内涵。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贬抑法家“霸道”,主张“王霸兼用,礼法并重”,“使(秦)王称帝”仅是手段,挽救中原文明才是目标。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极化法家“霸道”,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使(秦)王称帝”也是手段,消灭中原文明才是目标。
  李斯告别老师荀况和师兄韩非,身怀荀、韩两种“使王称帝之术”入秦。入秦之初,李斯忠于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投靠秦相吕不韦,得到赏识,任为郎官,参与编纂《吕览》。秦王嬴政不能容忍《吕览》遵循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把商鞅以降七世有胜的法家“霸道”贬抑至末,竟敢阻止秦“王”僭“帝”,于是黜退吕不韦逼其自杀,同时颁布“逐客令”,驱逐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李斯立刻无耻变节,背叛吕不韦,上《谏逐客书》,逃脱了对吕氏门客的清洗,阻止了对中原士人的驱逐,从清洗对象变成了嬴政宠臣。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8 08:50:00
  嬴政读毕《韩非子》,对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心悦诚服[18],立刻攻韩,韩王安求和,嬴政点名要求韩非出使。韩非出使秦国,嬴政大悦,未及重用,误信李斯谗言而将韩非下狱,嫉妒师兄高才的李斯立刻毒死了韩非。李斯既知荀况像吕不韦一样反对法家“霸道”而为嬴政不喜,韩非像商鞅一样极化法家“霸道”而为嬴政所喜,于是抛弃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转向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虽杀韩非之身,仍用韩非之术,成为嬴政实践韩非版终极“霸道”的强力推手。
  秦“王”僭“帝”三次失败以后,荀况创立儒家版“使王称帝之术”,弟子韩非颠覆为法家版“使王称帝之术”,弟子李斯实践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秦“王”僭“帝”具备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充分条件,迅速走向成功。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9 08:37:00
  六 秦“王”僭“帝”的最后障碍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其子秦孝文王在位一年死去,其孙秦庄襄王在位三年死去。曾孙嬴政继位(前246)二十六年以后,实现了曾祖活“王”僭“帝”的遗志。
  商鞅变法以后一百三十八年(前221),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虎狼之秦,尽灭实行温和君主制度的东方六国。嬴政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命令群臣另拟尊号。秦廷群臣无人不知“秦王意欲复求为帝”(新垣衍),但是仍以“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为据,仅进尊号“泰皇”,不进四世秦“王”朝思暮想的“帝”号。
  秦廷群臣所言“天皇”、“地皇”、“泰皇”,即居中原主流价值首位的道家“三皇之道”。百余年前商鞅为了迎合秦孝公而故意不言,百余年后秦廷群臣为了阻止秦“王”僭“帝”而特予补言。
  道家“三皇之道”,正是《老子》一元论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即“泰道”(○)。
  “一”,即“泰一”(☯)。
  “二”,即“阴”(坤☷,天之质,地之位)+“阳”(乾☰,地之质,天之位)。
  “三”,即“阴”(坤☷,天皇)+“阳”(乾☰,地皇)=“阴+阳”(泰 ,泰皇)。
  “万物负阴而抱阳”,即泰卦之象;“冲气以为和”,即泰卦之义。
  与泰卦对立的是否卦:“阳”(乾☰)+“阴”(坤☷)=“阳+阴”(否 )。
  《老子》五千言,字字句句紧扣扬“泰”抑“否”之宗旨。“柔弱胜刚强”,“知雄守雌”,“重为轻根”等等,无不褒扬“泰道”。“刚强者,死之徒”等等,无不贬斥“否术”。
  为何坤是天之质,地之位?为何乾是天之位,地之质?为何《归藏》、《周易》都把泰卦视为揭示天地本质的至吉之卦?为何《归藏》、《周易》都把否卦视为囿于天地表象的至凶之卦?[19]
  因为天之质唯有柔弱轻清,天之位方能居上而覆盖万物。倘若天之质刚强重浊,天之位必将下坠,无法覆盖万物。地之质唯有刚强重浊,地之位方能居下而承载万物。倘若地之质柔弱轻清,地之位必将下陷,无法承载万物。
  天之位属阳而居上,地之位属阴而居下,仅是天地表象;无须哲学智慧,古今愚人尽知。天之质属阴而为柔,地之质属阳而为刚,才是天地本质;哲学突破以后,中华先哲始知。
  天地表象非道,天地本质乃道。
  “上坤下乾”的泰卦 ,象征“天柔地刚,君柔民刚”的“泰道”:“上”合天之位,“坤”合天之质;“下”合地之位,“乾”合地之质。天之质,阴而柔,阴气柔而下行;地之质,阳而刚,阳气刚而上行;天气下行,地气上行,方能天地相交,阴阳相和,刚柔相济,万物得生。所以《泰卦•象传》说:“天地交,泰。”《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顺道君主对应于“上坤”,效天之位而居上,效天之质而阴柔。顺道民众对应于“下乾”,效地之位而居下,效地之质而阳刚。泰卦的阳位阴质,阴位阳质,君位民质,民位君质,符合天地之道,符合物无纯阴、物无纯阳的宇宙之道,是夏商周两千年一贯的泰皇式温和君主制度的终极依据。
  “上乾下坤”的否卦 ,象征“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术”:“上”合天之位,“乾”悖天之质;“下”合地之位,“坤”悖地之质。天地之位虽合,天地之质均悖。天悖其质则阳刚,阳气刚而上行;地悖其质则阴柔,阴气柔而下行;天气上行,地气下行,必将天地不交,阴阳不和,刚柔不济,万物得死。所以《否卦•象传》说:“天地不交,否。”《老子》说:“刚强者,死之徒。”悖道君主对应于“上乾”,效天之位而居上,悖天之质而阳刚。悖道民众对应于“下坤”,效地之位而居下,悖地之质而阴柔。否卦的阳位阳质,阴位阴质,君位君质,民位民质,违背天地之道,违背物无纯阴、物无纯阳的宇宙之道,是秦汉以后两千年一贯的否王式君主专制制度的悖道实质。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9 08:37:00
  道家集大成之作《庄子》,抉发《老子》扬“泰”抑“否”之宗旨,如《应帝王》“有虞氏(“五帝”之虞舜)不如泰氏(“三皇”之伏羲)”,《徐无鬼》黄帝称“泰隗(伏羲)”为“天师”,《田子方》以“至阴肃肃出乎天,至阳赫赫发乎地”阐发泰卦的卦象、卦义。
  道家后学之作《文子•上德》,也抉发《老子》扬“泰”抑“否”之宗旨:“天气下,地气上(泰卦之象);阴阳交通,万物齐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泰卦之义)。天气不下,地气不上(否卦之象);阴阳不通,万物不昌;小人得势,君子消亡,五谷不植,道德内藏(否卦之义)。”[20]
  扬“泰”抑“否”是东周哲学突破的核心成果,是《归藏》、《周易》、《老子》、《庄子》、道家后学一脉相承的共同宗旨,但非道家独有,而是东周哲学突破以后中原士人共有的普通常识。
  比如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也推崇“泰道”:“地气上齐,天气下降(泰卦之象),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泰卦之义)。”
  又如黄老学派晚期代表作《吕览•十二纪•孟春》也推崇“泰道”:“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泰卦之象),天地和同,草木繁动……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泰卦之义)。”
  先秦宗教演进,同样留有扬“泰”抑“否”的鲜明烙印。商代多神教在“五岳”分祭“五帝”,把象征“东皇泰一”的东岳命名为“泰山”。西周一神教不在“五岳”分祭“五帝”,仅在东岳“泰山”祭祀“泰一”上帝。东岳“泰山”,商代多神教“东皇泰一”,西周一神教“泰一”上帝,东周一元论“泰道”,无不植根于“泰卦”,因此道家又称中华文明始祖伏羲为“泰氏”、“泰隗”、“泰皇”。
  至此已明,秦廷群臣为了阻止秦“王”僭“帝”,根据扬“泰”抑“否”的东周哲学突破核心成果,特地补言商鞅故意不言的道家“三皇之道”,强调“泰皇最贵”,其义有四:
  其一,规劝秦王嬴政放弃商鞅以降的法家“五霸之道”,改行东方六国视为至高的道家“三皇之道”,遵循中原士人共同信仰的东周一元论之“道”,亦即“泰道”。
  其二,规劝秦王嬴政放弃秦人信仰的商代多神教之“五帝”,皈依东方六国共同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之“帝”,亦即“泰一”。
  其三,规劝秦王嬴政放弃秦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改行东方六国的温和君主制度,亦即放弃“君刚民柔”的“否术”,改行“君柔民刚”的“泰道”。
  其四,规劝秦“王”更名“泰皇”,然后祭祀“泰山”,举行就职仪式,宣誓遵循“泰道”。
  秦廷群臣胆敢阻止赢政成为“千古一帝”,原因有五:
  其一,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曾因吕案而被驱逐,又因嬴政采纳李斯《谏逐客书》而留仕秦廷,其中七十人成了秦国出于文化自卑而特设的博士。这些幸免被逐的吕氏门客和中原士人,如今成了嬴政僭窃“帝”号的最后障碍。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09 08:38:00
  其二,众多仕秦中原士人不会集体放弃自幼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和中原主流价值。正如商鞅尽管信奉法家“霸道”,仍然遵循经其修正的中原主流价值,依次进言“三道”。
  其三,众多仕秦中原士人不会集体放弃中原文明优越感,东方六国尽管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仍想在文化上赢得最终胜利。正如荀况尽管专为秦国设计“使王称帝之术”,目标却是挽救中原文明。
  其四,秦国贵族不会集体放弃自幼信仰的商代多神教之“王死称帝”教义,同时怀有文化自卑,对于众多中原客卿的集体公议,或不愿阻止,或不敢阻止,或无法阻止。正如新垣衍一闻鲁仲连所言“天下之士”共知之“义”,立刻违背君命放弃“帝秦”。
  其五,唯有全无操守、仅求功名的李斯,铁杆支持“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竭力推行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只是孤掌难鸣。
  在实行温和君主制度的东方六国,一位中原士人就足以制止君主的严重悖道。然而在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秦国,众多中原士人却无法阻止君主的终极悖道。嬴政不为“泰皇最贵”所动,去“泰”,留“皇”,加“帝”,自加尊号“皇帝”,越过人神鸿沟,不顾生死大限,开启了活“王”僭“帝”的两千年中华伪“帝”史。
  “王”为政治领袖,“巫”为宗教领袖。远古政教合一,“王”必兼“巫”,君主必兼祭司,所以“王”、“巫”形义皆通,均训“沟通天地人”,上通神意,下达民意,仅是神意、民意的沟通者,决非神灵本身。嬴政开启的以“王”僭“帝”,导致祭祀者变成祭祀对象,是人类决不可有的终极僭越,莫此为甚的终极悖道。
  嬴政即使不知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但是必知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而且必知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已被西周一神教的“王死称谥”彻底否定,因此僭窃“帝”号之时,立刻废除了秦庄公(前821-前778)以降秦君业已遵循五百余年的周礼谥法。
  嬴政或是不知,或未想到,《诗经》仅言“王天下”,不言“帝天下”,《尚书》宣布“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东周百家均言“王死称帝”、“王不僭帝”、“以道代帝”,先秦古籍全都不利于“活王僭帝”;经由唯一支持活“王”僭“帝”而晋升秦帝国首任丞相的李斯提醒,才回过神来,于是颁布“焚书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以古非今”,即以古之“王死称帝”(商代)、“王不僭帝”(西周)、“以道代帝”(东周),非议今之“活王僭帝”。
  嬴政僭窃“帝”号以后,又对秦廷群臣所言“泰道”买椟还珠,皮相模仿中原“泰道”传统,装模作样祭祀“泰山”。司马迁斥为“无其德而用其事”(《史记•封禅书》),言其毫无遵循“泰道”之德,却有祭祀“泰山”之事。
  嬴政纯用法家“霸道”打天下,纯用否王“否术”治天下,应验了泰皇“泰道”的哲学洞见:天刚则不覆万物而坠,地柔则不载万物而陷;君刚则不覆其民而崩,民柔则不载其君而叛。
  秦“王”僭“帝”十二年(前209),侥幸躲过荆轲剑刺、张良椎击的嬴政暴死,年仅五十一岁,应验了活“王”僭“帝”自速其死的商代多神教教义。
  李斯受到赵高胁迫,再次无耻变节,背叛秦始皇,矫诏赐死太子扶苏。少子胡亥篡位,杀尽兄弟姐妹。李斯腰斩灭族,陈胜吴广起义[21]。赵高指鹿为马,逼迫胡亥自杀。嬴政骨血尽灭,仅遗万世尸臭。
  秦“王”僭“帝”十四年(前207),刘邦入咸阳,秦帝国崩溃,应验了“刚强者死之徒”的东周一元论预见。
  
作者:何光顺 时间:2011-09-12 18:30:00
  刚读完第一部分,甚能解惑,思路明晰,而义理深邃。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3 14:49:00
  七 活“王”僭“帝”的汉后延续
  
  刘邦汉承秦制,继续活“王”僭“帝”。齐王田横及其五百壮士,共赴东海自杀,为“东皇泰一”集体殉道[22]。一如齐人鲁仲连所言,“蹈东海而死”,“不忍为之民”。
  刘邦浑然不知嬴政废除谥法的原因,一方面汉承秦制,活“王”僭“帝”,另一方面汉革秦制,恢复谥法。自相牴牾,不通之至!“帝”是神,不可批评褒贬。“王”是人,可以批评褒贬。谥法之善谥、恶谥,原本用于对君主一生善恶,进行盖棺论定,然而秦汉君主僭窃“帝”号以后,不许臣民批评褒贬,只许臣民盲目崇拜。刘邦恢复谥法却不废“帝”号,导致汉代以后对于本朝君主只许善谥,不许恶谥,恶谥仅用于前朝末代君主。周代谥法原是批评君主的利器,汉后谥法沦为谄媚君主的工具。
  刘邦不废“帝”号,原因有三。一是无限企羡嬴政活“王”僭“帝”的否王威仪,久有“大丈夫当如此”的痞民俗志。二是并非出身于信仰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的上层士人,而是出身于信仰商代多神教的下层民众。三是并非顺应天道的天民,仅是粗鄙无文的痞民。因此否王前车虽覆,痞民后志不改。
  《史记•封禅书》先言秦以“五畤”分祭“五帝”,后言刘邦信仰“五帝”: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平咸阳,立为汉王。……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
  
  刘邦先据商代多神教的“黄帝与炎帝战”神话,伪造“赤帝子杀白帝子”神话;后据商代多神教的“五帝”之数,妄减秦国“五畤”为“四畤”,另立“北畤”祭祀黑帝,以此自诩汉“帝”替代秦“帝”上应天命。前一谎言自居“赤帝”之子,后一谎言自居“黑帝”之子,自曝谎言,破绽百出。
  刘邦出身下层民众,所以信仰商代多神教。刘邦的子孙已非出身下层民众,而且秦祚仅有短短十四年,战国士人远未死绝,先秦古籍大量重出,士人群体不断言及先秦文明常识和中原主流价值,因此刘邦之子汉文帝,汉文帝之妻窦太后,汉文帝之子汉景帝,均已抛弃下层民众信仰的商代多神教,皈依上层士人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信仰层次迅速提升;同时鉴于秦代迅速崩溃,因而抛弃法家“五霸之道”,转向道家“三皇之道”,抛弃否王“否术”,转向泰皇“泰道”,遂有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文景之治”,成为吕不韦“黄老”方案的短暂回光返照。
  但是汉武帝在崇信“黄老”的祖母窦太后死后,再次转回法家“霸道”,再次转回否王“否术”,于是重新面对两大难题:如何既实行法家“霸道”、否王“否术”,又免于像秦代一样迅速崩溃?如何避免秦后重出的先秦古籍,再次成为活“王”僭“帝”难以逾越的观念障碍?
  汉代新儒家董仲舒提供了解决两大难题的一揽子方案,专为汉武帝设计了终极版“使王称帝之术”。“罢黜百家”,专用于避免秦后重出的先秦古籍再次成为活“王”僭“帝”的观念障碍。“独尊儒术”,专用于对法家“霸道”、否王“否术”进行意识形态包装。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鼓吹“阳为阴纲之谓道”,前承《易传•系辞》鼓吹“天尊地卑”,后启《白虎通•三纲六纪》鼓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表面是儒家,实质是法家。汉代新儒家像法家一样,仅仅鼓吹植根于天地表象“天尊地卑”的“君尊民卑”否术,竭力遮蔽植根于天地本质“天柔地刚”的“君柔民刚”泰道,既违背中华元典《归藏》、《周易》,又违背道家经典《老子》、《庄子》,更违背先秦旧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意为“君尊臣卑出于天尊地卑,天尊地卑不变,君尊臣卑亦不变”。因此董仲舒的终极版“使王称帝之术”,被悖道君主“独尊”两千年,成为中华帝国的永恒意识形态。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3 14:50:00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表面相反,实质相同。秦始皇“坑儒”是消灭反对活“王”僭“帝”的中原士人之肉身,仅用法家刑教治身,不用儒家名教治心,因其“霸王硬上弓”而失败。汉武帝“尊儒”是改造反对活“王”僭“帝”的上层士人之思想,既用法家刑教治身,又用儒家名教治心,因其“温柔敦厚”而成功。经过秦始皇治标和汉武帝治本,反对活“王”僭“帝”的先秦旧儒家,变成了拥护活“王”僭“帝”的汉代新儒家。
  然而汉武帝对于同时代的司马迁,来得及阉割其肉身,来不及改造其思想。司马迁熟读百家古籍,通晓先秦常识,尽知秦汉秘史,深知活“王”僭“帝”违背“王死称帝”的商代多神教、“王不僭帝”的西周一神教、“以道代帝”的东周一元论,仅因汉承秦制仍然活“王”僭“帝”,不能于《秦始皇本纪》明斥,只能在《太史公自序》隐斥秦始皇“尊号称帝”是“擅其号”,隐晦点破《鲁仲连列传》无法明言的“义不帝秦”之“义”。
  《史记•;孝武本纪》对后人津津乐道、大书特书的汉武帝之文治武功(比如班固《汉书•;武帝纪》)一字不书,仅仅详录汉武帝像秦始皇一样信仰商代多神教及其“神仙”迷信,以及汉武帝效法秦始皇祭祀“泰山”的本末细节。汉武帝信仰的多神教,与秦始皇信仰的多神教略有不同。一是汉武帝受到汉代新儒家董仲舒影响,把初民萨满教的“天人感应”迷信,掺入商代多神教。二是汉武帝受到祖父汉文帝、祖母窦太后、父亲汉景帝、士人群体综合影响,把西周一神教的“泰一”上帝,加在商代多神教的“五帝”之上。薄诱忌等众多士人不断上书进言,贬斥秦人信仰的商代多神教之“五帝”,捍卫中原信仰的西周一神教之“泰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天一,地一,泰一”(天皇、地皇、泰皇)。汉武帝迫于众议,不得不在“五帝”坛之上,增立“泰一”坛。传承伏羲“泰道”、道家“天道”的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又与士人宽舒共同进言为“泰一”另建专畤,汉武帝迫于众议,又不得不在象征“五帝”的秦代“五畤”之上,增立象征“泰一”的汉代“泰畤”。秦始皇拒绝“泰皇”名号,汉武帝增立“泰一”、“泰畤”,仍是表面相反,实质相同,两者同样毫无遵循“泰道”之德,却有祭祀“泰山”之事。司马迁所言“无其德而用其事”,“尊号称帝”是“擅其号”,均为明斥秦始皇,隐斥汉武帝。司马迁忍耻以腐刑免死而撰著《史记》,正是为了完成司马谈的文化托命,秘传伏羲“泰道”、道家“天道”,隐斥活“王”僭“帝”、否王“否术”,“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以供后世抉隐发微[23]。因此思想已被改造、拥护活“王”僭“帝”、臣服否王“否术”的西汉新儒家扬雄直斥《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东汉新儒家王允痛斥《史记》为“谤书”(《后汉书•;蔡邕传》),东汉明帝怒斥《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班固《典引序》)。
  秦灭六国,是中华大地首次野蛮征服文明的“用夷变夏”。汉承秦制,是秦国“用夷变夏”的完成。“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泽东),是秦国“用夷变夏”的延续。活“王”僭“帝”的悖道政体,由信仰多神教的秦始皇开启,由信仰多神教的汉武帝奠定,两者合力遮蔽了伏羲“泰道”的“君柔民刚”、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成功抹去了先秦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记忆,迫使中华民族陷入秦汉以后两千年的失忆失语。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4 08:59:00
  八 以“王”僭“帝”的逻辑后果
  
  战国儒宗荀况专为秦始皇设计的“使王称帝之术”,内涵是“王霸兼用,礼法并重”。西汉儒宗董仲舒专为汉武帝设计的“使王称帝之术”,内涵是“王霸杂用,外儒内法”。后者实为前者之变体,因而谭嗣同认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仁学》)。秦始皇采纳韩非版“使王称帝之术”,不仅导致秦代迅速崩溃,而且导致荀况版“使王称帝之术”延迟百年以后,转换为董仲舒版“使王称帝之术”。
  这一费时百年的历史绕道,不仅没能改变活“王”僭“帝”的终极悖道,而且额外支付了其他层面的诸多代价,因为荀况是儒家集大成者,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两者差异极大;荀况是先秦旧儒家,董仲舒是汉代新儒家,两者差异也极大。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一,是韩非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打下了君主专制、法家“霸道”、否王“否术”底色。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二,是董仲舒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染上了“天人感应”的巫术迷信色彩和意识形态包装。历史绕道的代价之三,是荀况、韩非信仰东周一元论,信仰层次高于西周一神教,而董仲舒信仰商代多神教、初民萨满教,信仰层次低于西周一神教、东周一元论。秦汉之际三位士人的个体信仰差异,造成了秦汉前后两大时代的整体信仰差异,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整体信仰降格,成为历史绕道的最大代价,因为信仰降格是野蛮征服文明的根本标志。
  秦汉中国是先秦中国的降格性延续,秦汉信仰也是先秦信仰的降格性延续,先秦中国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也降格性延续到秦汉以后,只不过秦汉之际信仰格局的上下分层略有模糊:原本拥有哲学信仰的上层士人,原本拥有宗教信仰的下层民众,全体降格,上下一心,把信奉僭主伪“帝”的政治伪信仰,作为哲学信仰、宗教信仰的代用品。由于僭主伪“帝”并非高于人类的超越性存在,信奉僭主伪“帝”不具精神超拔作用;由于汉代新儒家仍以先秦旧儒家祖师孔子为名义祖师,而“天人感应”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牴牾,消解了汉代新儒家的正统性,彰显了“独尊儒术”的欺骗性;由于上层庙堂的“天人感应”,东汉以后进一步降至初民萨满教的谶纬巫蛊,与下层民众自古以来的巫术迷信难分高下,动摇了社会结构按照“君子-小人”上下分层的合理性;因此政治伪信仰的代用品效应,东汉以后日渐消失,信仰真空急需填补,信仰分层急需重建。然而以“王”僭“帝”霸占了宗教信仰的观念空间,禁绝了哲学信仰的公开传播,东汉以后的中华民族被迫选择了另外三条信仰路径。
  第一条信仰路径,是秘密信仰作为先秦至高信仰的道家哲学。
  先秦道家把哲学信仰传播、普及到全体上层士人,成为百家士人的普遍信仰。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治标和汉武帝“独尊儒术”治本,百家士人基本剿灭,唯有拥有至高信仰的道家士人无法剿灭。但是悖道君主的以“王”僭“帝”,迫使秦汉以后的道家士人只能秘密信仰以“道”代“帝”。公开信仰道家的嵇康遭到诛杀,秘密信仰道家的陶渊明终其天年,成为道家只能秘密信仰的示范性标本。或隐于江湖、或寄身庙堂的道家士人,各守秘密而无法交流,不能结成公开合法的信仰团体,因而跳出了上下分层的信仰格局。
  第二条信仰路径,是公开信仰印度输入中国的佛教。
  先秦信仰抵达一神教、一元论,证明中华信仰不可能止步于多神教、萨满教。秦汉庙堂迫使中华信仰降至多神教、萨满教,只能是暂时现象。中华民族必然从多神教、萨满教重新起步,再次向更高的信仰层次演进。西汉把“泰一”加于“五帝”之上,业已显露多神教再次向一神教演进的先兆。东汉以后,信仰层次高于多神教、萨满教的众多外来宗教,如二神教的祅教(拜火教)、摩尼教(明教),一神教的犹太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回教),先后输入中国,但是传播广度远逊佛教。佛教的以“佛”代“帝”,天然避开了君主的以“王”僭“帝”,既有“为上根说法”的一元论哲学成分,又有“为下根说法”的多神教宗教成分,既能规避上层士人的政治禁忌,又能满足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上层士人、下层民众可以各取所需,因此在印度本土无法扎根的佛教,东汉以后凭借天然的名相优势成功移植中国,迅速普及朝野上下,经过六朝数百年磨合,唐宋以后本土化,并且顺势两分,融入中国固有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4 08:59:00
  上层士人信仰的禅宗,正是一元论的哲学性佛学,同时又是一元论的本土道家哲学披上印度佛教外衣的变体。佛家哲学与道家哲学极易相通,因此佛学观念只能用道家名相对译和格义。信仰禅宗的上层士人知“佛”非“神”,仅是人之“觉者”。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菩萨”自觉兼觉人,“罗汉”自觉不觉人。觉者以“道”代“帝”,必然“沙门不敬王者”(东晋慧远),承认君主为“王”,否定君主为“帝”。
  下层民众信仰的净土宗,正是多神教的宗教性佛教。“佛”、“菩萨”、“罗汉”,均被视为“众神”,不知其为“觉者”。多神教的“众神”,与人同形同性,因而崇拜人形偶像。一神教的“上帝”,非人而且无形,因而拒绝崇拜人形偶像。先秦中国抵达一神教,早已拒绝偶像崇拜。秦汉以后降至多神教,因而净土宗的偶像崇拜席卷中国。禅师和信仰禅宗的上层士人对下层民众拜“佛”为“神”不以为然,遂有“诃佛骂祖”的“狂禅”。“狂禅”为中国禅宗独有,印度禅宗所无,乃因主要哲学成分取自先秦道家。
  第三条信仰路径,是公开信仰作为道家变体的道教。
  佛教大举输入,激起不同层次的本土信仰之反抗。信仰层次低于佛教的秦汉多神教毫无竞争力,唯有信仰层次高于佛教的道家一元论独具竞争力。若非佛教东来,秦汉以后的道家很有可能长期固守秘密信仰。既然佛教东来,若无恰当因应,秘密信仰也难固守。悖道君主的以“王”僭“帝”,迫使道家无法用哲学层面的以“道”代“帝”与佛教竞争,于是道家披上宗教外衣,变成以“真”代“帝”、以“清”代“帝”、以“尊”代“帝”、以“仙”代“帝”的道教。东汉道教尽管创立于佛教传入以后,又出于竞争需要而大量模仿佛教表象,但其近源是印度佛教创立以前的东周道家,其远源是夏商周以前的伏羲易道。道教的“真”、“清”、“尊”、“仙”名相,避开了悖道君主僭窃的“帝”号,既有披上道教外衣的道家哲学成分,又有秦汉多神教和初民萨满教成分,既能规避上层士人的政治禁忌,又能满足下层民众的精神需求,上层士人、下层民众可以各取所需,因此成为唯一可与佛教竞争的本土宗教,东汉以后发展壮大,并且顺势两分,融入中国固有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
  上层士人信仰的道教,早期是天师道,后期是全真教。所拜之“神”,不称“帝”而称“真君”。修成正果,不称“圣”而称“真人”。“真君”、“真人”无不取自《庄子》。先秦道家集大成者庄子,以“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真君”,讽刺僭窃“帝”号、代大匠斫的否王“假君”,以“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真人”,讽刺全无“特操”、臣服僭主的痞民“假人”。东晋道家传人陶渊明,以天师道的宗教信仰,掩护道家的哲学信仰,像庄子、司马迁一样不能明斥以“王”僭“帝”,只能像庄子、司马迁一样支离其言,晦藏其旨,向往“避秦”隐居的“桃花源”,主张“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暗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下层民众信仰的道教,早期是五斗米道,后期是正一教。所拜之“神”,不称“帝”而称“三清”(玉清、上清、太清)、“三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均为“三皇”之变体。所拜“八仙”,则是“八卦”之变体。下层民众信仰的道教,盲从庙堂伪道,迎合悖道君主,鼓吹秦始皇、汉武帝痴迷的“神仙”迷信,不知其违背已用“气之聚散”解释“生死物化”的先秦道家哲学。西汉加于“五帝”之上的“泰一”,则被改写为“太乙”,再无《易经》“泰卦”、西周一神教“泰一”、东周一元论“泰道”的影子。至高无上的“泰一”上帝,变成了不入流品的“太乙真人”,俯首称臣于“元始天尊”。“元始天尊”的名号,取自《易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尊地卑”,鼓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术”。信仰者浑然不知《易传》“否术”违背《易经》“泰道”,浑然不知道教外衣之下的道家哲学,浑然不知《庄子》颂扬的“兀者”乃因反抗伪道而被刖足,浑然不知“铁拐李”是“兀者”之变体,浑然不知天道“真君”、人道“假君”不能共用“帝”号,仍称所拜“玉清”为“玉皇大帝”。上层士人对下层民众混淆“上帝”、“下帝”同样不以为然,因此《西游记》戏称“玉皇大帝”为“玉帝老儿”。先秦中国实行“王不僭帝”的温和君主制度,可以不敬国王,不能轻慢上帝。秦汉以后实行“以王僭帝”的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不敬“玉帝”,不能轻慢“皇帝”。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4 09:00:00
  佛教、道教影响日益深广,融入民族血脉,不断成为农民起义的造反旗帜和组织形式,悖道君主多次辟佛、灭道,仍然难以剿灭。唐宋以后的悖道君主不得不修正汉武帝的“独尊儒术”,鼓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庙堂意识形态,迫使佛教、道教的宗教真信仰,支持御用儒家的政治伪信仰。以“王”僭“帝”导致伪信仰僭居真信仰之上,不仅信仰层次大为降格,而且精神信仰毫无强度。信仰层次的高低,决定文明层次的高低。精神信仰的强弱,决定民族性格的强弱。因此秦汉君主的以“王”僭“帝”,是中华历史的根本拐点,导致中华文明全面衰落,中华民族整体虚弱。略举其要如下。
  其一,先秦“以道代帝”的哲学突破以后,形成中原主流价值“三皇(道家)↘五帝(墨家)↘三王(儒家)↘五霸(法家)”。秦汉“以王僭帝”的政治悖道以后,悖道君主窃取道家“三皇”之“皇”、墨家“五帝”之“帝”,以儒家“王道”之名,行法家“霸道”之实。
  其二,推崇“三皇之道”的先秦道家,秦汉以后被悖道君主严厉打压。散人隐士远离庙堂,逍遥江湖,以文化托命的方式,秘密传承道家哲学,“一气化三清”地化为秘密信仰,化入佛教禅宗,化入本土道教。道家哲学仅对秘密信仰者具有精神超拔作用,对浑然不知者不具精神超拔作用,只能阻止秦汉以后坠至彻底野蛮,无法阻止秦汉以后退至半文明半野蛮。
  其三,推崇“五帝之道”的先秦墨家,秦汉以后被悖道君主残酷剿灭。墨家虽与秦国一样信仰商代“五帝”多神教,但其初衷并非希望野蛮的秦国征服文明的中原。墨家作为哲学突破以后的先秦重要学派之一,不仅赞成西周一神教的“王不僭帝”教义,反对商代多神教的“王死称帝”教义;而且遵循东周一元论的“以道代帝”宗旨,探索科学规律,建构逻辑体系。仅因墨家反对“活王僭帝”,主张“君主禅让”,同时“以武犯禁”,对君主世袭的专制政体形成公然挑战,构成最大威胁,秦汉以后遂被残酷剿灭。
  其四,秦汉以后道家隐遁,墨家剿灭,导致先秦已露端倪的科学萌芽和逻辑萌芽中绝,无法演进为现代科学。先秦中国“天柔地刚,君柔民刚”的泰皇“泰道”,已使中华宇宙论从“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演进至“天地浑沌如鸡子”的“浑天说”。秦汉以后“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否王“否术”,迫使中华宇宙论从“浑天说”退回“盖天说”。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由于囿于人类中心主义,仅是不许错误的“地心说”演进至正确的“日心说”。中华帝国的伪信仰,由于陷溺僭主中心主义,则是不许错误的“盖天说”演进至正确的“浑天说”,因此中华文明不可能从“浑天说”演进至“地心说”,遑论演进至“日心说”和现代科学。
  其五,秦汉以后儒家变质,法家独霸,导致先秦真道彻底遮蔽。战国中期儒、法一家分为两宗,秦汉之际儒、法两宗合为一家,变成名为儒家、实为法家的御用儒家。秦始皇“焚书坑儒”治标、汉武帝“独尊儒术”治本以后,御用儒家继续遮蔽难以剿灭的易学“泰道”、道家“天道”,亦即遮蔽《易》、《老》、《庄》“三玄”一脉相承的中华道术。先是西汉末年的御用儒家扬雄采用“弃象”方式,抛弃《易经》泰、否之象,另造伪经《太玄》。随后三国时代的御用儒家王弼主张“得意忘象”,亦即得《易传》“天尊地卑”之意,忘《易经》泰、否之象;篡改反注《老子》,妄言《老子》宗旨是“名教本于自然”,亦即鼓吹“君尊臣卑”本于“天尊地卑”。稍后西晋初年的御用儒家郭象又篡改反注《庄子》,妄言《庄子》宗旨是“名教即自然”,亦即鼓吹“君尊臣卑”即“天尊地卑”。此后上层士人、下层民众盲信“君尊臣卑”植根于“天尊地卑”,盲信“天尊地卑”植根于“天圆地方”(盖天说),奉为天经地义,视为永恒真理,无限臣服僭主,不知其为僭主,不知“以王僭帝”之非。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4 09:01:00
  其六,秦汉以后延续“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上下分层信仰格局,然而信仰层次整体降格。自居“君子”的上层痞士信奉政治伪信仰,鼓吹“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伪真理,宣扬“人性本善”、“人皆尧舜”、“仁义道德”的伪道学。自居“小人”的下层痞民一方面盲从政治伪信仰,伪装相信“人性本善”而无恶不作,伪装相信“人皆尧舜”而为桀为纣,伪装相信“仁义道德”而不仁不义;另一方面沉溺于多神教、萨满教迷信,又毫无虔诚性和坚定性,抱持“宁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的疑神疑鬼态度,采取“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实用态度。
  其七,秦汉以后信仰层次降格,导致民族性格虚弱。
  有信仰者必有人格操守,有至高信仰者必有至高人格操守,既谋求个体利益,又追求群体利益,更向往超越价值,因此拥有至高信仰的先秦中国人和秦汉中国人,大多个性勇毅,人格伟岸,精神剽悍,大度淡定,极有操守。顺道人物遍布朝野,悖道人物屈指可数。文明发展强健,文化元气磅礴。士有士气,民有民气。君有君样,人有人样。中华哲学教化周边民族。
  无信仰者必无人格操守,无至高信仰者必无至高人格操守,仅谋求个体利益,不顾及群体利益,更鄙弃超越价值,因此失去至高信仰的秦汉以后中国人,大多个性卑怯,人格萎缩,精神孱弱,虚浮刁滑,全无操守。悖道人物充斥朝野,顺道人物陆沉潜隐。文明发展停滞,文化元气耗散。士无士气,民无民气。君无君样,人无人样。虎狼之秦衍生虎狼之族。
  其八,秦汉君主以“王”僭“帝”,导致此后两千年的中华民族臣服于大一统的政治伪信仰,不再知道先秦中国曾经抵达一神教的宗教真信仰、一元论的哲学真信仰,不再了解先秦中国的温和君主制度植根于“君柔民刚”的泰皇“泰道”,不再明白秦汉以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植根于“君尊臣卑”的否王“否术”。以“王”僭“帝”的终极悖道和终极失范,导致中国社会一切层面的严重悖道,一切领域的严重失范,不再是偶然意外,而是覆巢之下必无完卵的逻辑必然。
  
作者:神龙519 时间:2011-09-14 09:52:00
  问好,顶上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5 09:11:00
  结语 拜“帝”称“王”与废“帝”共和
  
  以“王”僭“帝”的两千年中华帝国,失去宗教信仰、哲学信仰的双重制衡,君主专制日益强化,逐渐走向政治末日。与此同时,欧洲的宗教形态已从希腊、罗马的多神教,演进至普及全欧的基督教,欧洲的政治形态已从希腊民主制退回罗马共和制,退回温和君主制,政治“王”权受到宗教“帝”权强力制衡,从未出现以“王”僭“帝”的终极悖道。
  欧洲的信仰演进之路,异于中国的信仰演进之路:中华帝国是先秦中国的降格性延续,信仰格局始终一成不变,上下始终信仰分层,上层之信仰层次始终高于下层之信仰层次,因而社会格局也一成不变。然而近代欧洲则是罗马帝国的提升性转型,因为居于上层的罗马征服者信仰“希腊-罗马”多神教,居于下层的异族被征服者信仰“犹太-基督”一神教(上下之信仰分层与中国相似),前者信仰层次较低,后者信仰层次较高(上下之信仰高低与中国相反),因而按照宗教演进的客观规律,前者皈依了后者,信仰格局遂从上下分层,提升性转型为上下一心。由于信仰层次决定文明层次,信仰格局决定社会格局,因而随着信仰格局的提升性转型,欧洲的文明层次、社会格局同样产生了提升性转型。其提升性转型的大要为二:较为次要的是政治层面,古代的温和君主制度,文艺复兴以后转型为现代的宪政民主制度。至关重要的是哲学层面,中世纪雪藏于基督教的希腊哲学,披着宗教外衣普及欧洲全境,经过千年退火不再具有爆破性,文艺复兴以后脱下宗教外衣,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为突破口,演进为探索宇宙之“道”的现代科学。[24]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一成不变地延续两千年以后,脱胎于罗马帝国又分裂为民族国家的欧洲列强,用现代科学武装到牙齿,用洋枪洋炮攻破中国大门,基督教传教士随之大量涌入,向退回多神教的中华伪“帝”及其臣民,大力传播一神教真“帝”,成为终结中华帝国的重要外力。
  1851年,“拜上帝会”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金田发动起义。1853年,“拜上帝会”攻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重建悖道政体,仍以商鞅、韩非的法家“霸道”为实质,以荀况、董仲舒的儒家“王道”为表象,像历代农民起义一样毫无新意。但是中华帝国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拜上帝”为造反旗帜和组织形式,终于不再以“王”僭“帝”,洪秀全不称“天帝”,仅称“天王”。拜“帝”称“王”的太平天国,遂成以“王”僭“帝”的中华帝国掘墓者,辛亥革命废“帝”共和的先声。
  中华编年史,始于公元前841年周、召共和。中华新纪元,始于公元后1911年辛亥革命。天道原始返终,历史无往不复,中华否极泰来。此后王闿运、杨度师徒,效法荀况、韩非、李斯师徒,研治“使王称帝之术”,导演袁世凯称“帝”闹剧,妄想重建悖道政体,献丑百日即告散场,因为中华民族已与僭主伪“帝”永别。
  辛亥革命废“帝”共和,使中华民族有望恢复先秦至高信仰:普通民众有望摆脱政治伪信仰,皈依一神教的宗教至高信仰,有助于超越自我中心主义,热爱全体人类,避免戕害同类,预防人道主义灾难;知识阶层有望摆脱政治伪信仰,抵达一元论的哲学至高信仰,有助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热爱宇宙万物,避免毁灭异类,预防生态环境灾难。
  辛亥革命以前两千两百年,“王”不僭“帝”、以“道”代“帝”、泰皇“泰道”的先秦常识,秦汉先哲狙击以“王”僭“帝”、贬斥否王“否术”的秦汉秘史,不能言说,言必灭族。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年,先秦常识仍然无人道破,秦汉秘史仍然不为人知,以致庙堂伪号虽除,僭主心态未去,江湖民众虽立,臣民心态未尽,模糊了辛亥革命的断代意义,增加了废“帝”共和的历史曲折。
  值此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谨以本文祭奠秦汉前后传承真道、狙击伪道的中华先哲,致敬辛亥前后传承真道、狙击伪道的中华后贤,寄望至高信仰重新引领中华民族精神超拔,遵循“负阴抱阳”的中华泰道,走向“冲气为和”的人民共和。
  2010年11月24日-2011年2月22日九稿写定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5 09:11:00
  注释
  
  
  [1]分见马国翰辑《归藏•郑母经》,严可均辑《归藏•郑母经》,王家台《归藏》简。
  [2]夏代《连山》久佚。商代《归藏》于秦汉亡佚,西晋太康年间汲冢魏襄王墓出土;唐宋以后再佚,清代马国翰、严可均辑有佚文。1993年湖北王家台秦墓重新出土《归藏》简。《周易》流传至今,但是汉后《易传》混入《易经》,导致《经》、《传》不分,鲜有人知《易传》大悖《易经》。
  [3]参看《大宗师》“天地之一气”,《知北游》“通天下一气”,《齐物论》“物之所同是”,《大宗师》“托于同体”、“同于大通”,《则阳》“万物殊理”。
  [4]即时实录的《今文尚书•商书•汤誓》“我后不恤我众”,商汤称夏桀为“后”。后世伪撰的《古文尚书•商书•汤诰》(《今文尚书》无)“夏王灭德作威”,商汤称夏桀为“夏王”。
  [5]《尚书•商书•盘庚》盘庚称商代先君为“古我前后”、“古我先后”、“我先神后”、“古后”、“高后”,可证商代君主称“王”不早于盘庚。参看《庄子•让王》称尧、舜、禹、汤为“后”。
  [6]《归藏》首“坤”次“乾”,孔子称为《坤乾》。《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殷道,吾得《坤乾》焉。’”孔子死后,子夏携带《坤乾》至魏,钞本之一葬入汲冢魏襄王墓,西晋太康年间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同时出土。
  [7]《古文尚书•商书•说命》(《今文尚书》无)“厥后惟尧、舜”,傅说(商高宗武丁之相)对尧、舜均用生称,均称为“后”。
  [8]越王勾践的死称是“菼执”,越王不寿的死称是“盲姑”,越王无余之的死称是“莽安”,越王无颛的死称是“菼蠋卯”,参看陈梦家《六国纪年》,中华书局2005版,第156页。庶人没有专用死称,仅有通用死称,父死称“考”,母死称“妣”。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5 09:12:00
  [9]第一任巨子(墨子继承人)禽滑釐居宋,参看《墨子•;公输》。第二任巨子孟胜居楚,第三任巨子田襄子居宋,参看《吕览•;上德》。第四任巨子腹[黄+享]居秦,与秦惠王同时,参看《吕览•;去私》。此后虽有独立墨者之记载,然而墨家巨子无考。
  [10]《史记》记秦国战胜均有“斩首”记录,记东方六国战胜均无“斩首”记录。乃因东方六国信仰西周一神教,战争方式较文明,杀敌仅割左耳计功,谓之“聝”;士兵死仅失耳,得存全尸,无碍为“鬼”为“考”,子孙尚可祭祀,所以六国互战,士兵怯逃者少。秦国信仰商代多神教,战争方式极野蛮,杀敌则斩首计功,谓之“馘”(首级);士兵死即失首,不存全尸,不能为“鬼”为“考”,子孙无法祭祀,而六国下层民众同样信仰商代多神教,所以每与秦战,士兵怯逃者众。
  [11]《史记•;田齐世家》:“(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齐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苏代”为苏秦之误,《战国策•;齐策四》十(苏秦自燕之齐章)不误。参看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章(苏秦自齐献书燕王):“齐、赵遇于阿……臣与于遇,约攻秦去帝。”
  [12]《史记•;秦本纪》:“(秦昭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史记•;穰侯列传》:“(秦)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史记•;楚世家》:“(楚顷襄王)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余,复归帝为王。”
  [13]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章(为燕反间于齐的苏秦自齐致燕昭王秘信):“谓燕王曰:……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秦王闻若说,必如刺心。……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如说说秦?秦必取,齐必伐矣。”《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燕策一》第十三章(齐伐宋宋急)略同,但均误为“苏代”。
  [14]《史记•;鲁仲连列传》:“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曰:‘胜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
  [15]《史记•;鲁仲连列传》:“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参看《战国策•;赵策三》十三章(秦围赵之邯郸)。
  [16]庄子先于鲁仲连、荀况,《庄子•;应帝王》“帝王”二字同样不可连读。参看拙著《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
  [17]范雎前266年至前255年任秦相,荀况时年47至58岁。
  [18]《韩非子》五见“帝王”,“帝”字均为动词,义同荀况、李斯,无一例外。《和氏》“特帝王之璞未献耳”,意为“只是使王称帝之璞未献而已”。《定法》“皆帝王之具也”,意为“都是使王称帝的工具”;又“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意为“数十年而不能抵达使王称帝”。《六反》“此帝王之政也”,意为“这是使王称帝的政策”。《外储说右下》“致帝王之功也”,意为“达至使王称帝之功”。
  [19]《归藏》(马国翰辑本、严可均辑本、王家台简本)、《周易》均有六十四卦,卦序全异,卦名全同。旧说周文王叠八经卦为六十四卦,甚误。近人高亨认为周文王时六十四卦尚无卦名,西周中后期据卦爻辞拟定,亦误。
  [20]《老子》初始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马王堆帛书甲本、乙本,首句均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文子•;上德》以《老子》开篇二字名篇,以泰、否二卦总释《老子》扬“泰”抑“否”之宗旨。详见即出拙著《老子奥义》。
  [21]陈胜、吴广虽处活“王”僭“帝”之世,但其造反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植根于先秦之顺道常识,故言“王侯将相”,异于后世之悖道常言“帝王将相”。
  [22]《史记•;田儋列传》:“汉王立为皇帝……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田横自刭。五百人在海中,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23]《史记•;太史公自序》:“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24]政治形态、宗教形态、科学形态,乃至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一切形态,无不取决于哲学视野。参看拙文《中华复兴的目标和进路》。
  
  
楼主朴素 时间:2011-09-16 08:42:00
  哈哈,因为历史是由人的骷髅形成的:)
作者:godalonexjl 时间:2011-09-17 19:05:00
  太深奥了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先秦那种文化氛围会被终结
作者:上上如意 时间:2011-09-18 23:11:00
  放屁!
  不要以为会码字就有学问!!
  根本就没读懂商鞅、李斯便加以否定。
  我们说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无可回避的是儒、墨、道、法、阴阳、纵横、杂家等。其实儒墨本是一家,和儒家相抗衡的只有法家,所谓“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建议看看韩非子的《五蠹》。
  
  须知现代文明社会,首先是法制社会,提倡人人平等的法制有何不可!
  口口声声中原文明,中原的边界何在,几个河南人就能代表中原??
  似乎秦是夷狄?那华夏始祖伏羲究是何人??
  王、帝只是名号不同,中国历史上没有谁规定何人为帝何人为王。
  社会发展的事实、历史推进的规律,铁一般的证明先进文明、先进的生产关系摧枯拉朽旧的桎梏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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