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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鲁迅的文字缘(转载)?

楼主:南东先生 时间:2015-09-10 21:38:17 点击:1029 回复:19
  张爱玲与鲁迅同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鲁迅逝世时张爱玲接近成年而且早有了文学的自觉和追求,已在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作品,这时她应该关注到鲁迅,读过鲁迅的一些文字,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这一时期张爱玲阅读、接受鲁迅的记录,显然她们也未曾见过,因此张爱玲对鲁迅的感知和认识可以说是主要通过文字的,鲁迅与张爱玲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她们之间的那种文学和文字的因缘。

  鲁迅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张爱玲自然是阅读并关注的,不过我们很少读到她对鲁迅的直接评论,细心的读者才可能在其文字中窥得一些鲁迅的影子,从中或许不能加深我们对鲁迅的理解,却可以反观到张爱玲的内心世界以及她的文学追求,也可以把握到两位作家某种丝丝缕缕的联系,从一个侧面体认和感知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流变的某种轨迹。

  张爱玲在《炎樱衣谱·草群舞背心》(发表于1945年4月7日的《力报》副刊版上)中说:“从前有一个时期,民国六七年罢,每个女人都有一条阔大无比的绒线围巾,深红色的居多,下垂排穗。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说,也提到过‘ 诸君的红色围巾’。”我查了下,这应该是来自于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的《娜拉走后怎样》:“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而张的这篇文章像是一个广告的软文,自然对鲁迅文章的引用不确切,可能是凭记忆写下的,添加了一些演绎的内容,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对鲁迅文章印象之深。可能也是因此使得人们忽视了,以至于有人认为张爱玲到国外后才开始在文章中提及鲁迅。

  在《关于笑声泪痕》中张爱玲谈自己被人“冒名出书”之事时说:“被剥削了还这样自慰,近于阿Q心理。”(《重访边城》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第117页)作为鲁迅研究者读到这里不免会心一笑;而读《谈吃与画饼充饥》更是惊异,在谈论饮食的文字中也会想到鲁迅的作品,“几年后我看鲁迅译的果戈尔的《死灵魂》,书中大量收购已死农奴名额的骗子,走遍旧俄,到处受士绅招待,吃当地特产的各种鱼馅包子。我看了直踢自己。鲁迅译的一篇一九二六年的短篇小说《包子》,写俄国革命后一个破落户小姐在宴会中一面卖弄风情说着应酬话,一面猛吃包子。”(《重访边城》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第140页)这两篇文章初载于1988年2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初版《续集》,我的惊奇有几点,一是文中的“几年”是追忆她生活在上海的青春时代;其次就是她那时对鲁迅的翻译作品也如此细读;再者她写这篇文章在几十年后,生活在远离中文语境的美国,我们很难想象她是凭印象记下这些细节,我们不能因此说她经常读鲁迅的书,至少她在写作此文时会翻阅了鲁迅的作品。而在《四十而不惑》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从前看鲁迅的小说《祝福》就一直不大懂为什么叫‘祝福’。祭祖不能让寡妇祥林嫂上前帮忙——晦气。”(《重访边城》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第247页)此文是应邀为“皇冠纪念四十周年”而写,发表于台北《皇冠》1995年12月,此时张已去世,不知是不是她的绝笔之作,而暮年的张爱玲心中还回想着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她在上海时期的剧本《太太万岁》中也提到了祥林嫂,而她不时念及祥林嫂,不知是否有某种身世之感),可见她对鲁迅阅读之深和持久。让我感到欣慰的还有张爱玲的这几篇文章都是发表在台湾,那时鲁迅仍是一个不被欢迎的作家,她为文时不忌讳,且能够发表。

  我们很难想象张爱玲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引用鲁迅的作品,有种烂熟于心而信手拈来之感,而她阅读鲁迅的状态和心情就更难以捉摸了。张爱玲是喜爱鲁迅的文字,是抱着研究的心态,或是有着某种文学上的野心来关注鲁迅的?!我想应该是兼而有之。首要的是她的阅读鲁迅定然是从阅读中获得了满足和启发的。

  我们很难说张爱玲的成长和写作受到鲁迅的直接和重要影响,但是鲁迅及鲁迅的作品可谓是始终相伴于她一生的,这种持续的阅读和耳濡目染最终对张爱玲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厘清的问题,就像张爱玲对鲁迅这种隐讳的态度,或许她自己也没有直接思考过。张爱玲孤居美国时交往比较深的几位,像夏志清、庄信正都曾研究过鲁迅,庄信正写过研究张爱玲的论文,也写过研究鲁迅的文章,并专门寄给张爱玲看,像《周门朱氏》、《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遗憾的是张爱玲对此都没有回应。

  张爱玲对五四评价很高,很推崇胡适,写过《忆胡适之》,而张爱玲是作家,对鲁迅应该感触更多些,她没有专文将自己阅读鲁迅的感受写出来,其中会有不少隐情吧,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将鲁迅对《海上花》的评价“平淡而自然”安在胡适身上,这也可谓是一个“a Freudian slip”。同时后期张爱玲也是以“平淡而自然”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追求。众所周知张爱玲对左翼文学的传统是不满的,认为自己被边缘化了,她在与水晶的谈话中,说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不确定”,她认为“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水晶:《蝉——夜访张爱玲》),我想这其中自然包括鲁迅的。而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她回忆“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O年代。”(《重访边城》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6月版 第19页)从这个意义上看张爱玲看事还是很客观、深入的,自然胡适可能过于投入情感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张爱玲不谈论鲁迅,或者说没有批评作为左翼作家盟主的鲁迅也可算着某种相对高超的姿态和思想了。

  张爱玲也曾和人谈论过鲁迅,胡兰成在《平人的潇湘》一文中追忆他藏身温州时同张爱玲相见的一些情况,文中说:“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说张爱玲喜欢鲁迅的小说,想来不是捏造,而后面一段话不知是否包含着张爱铃的意见。张子清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中回忆张爱玲常介绍书给他看,其中也包括“鲁迅的《阿Q正传》”。张爱玲在和水晶的对话中谈到鲁迅时说“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水晶:《蝉——夜访张爱玲》)透露出她也有着某种引之为同调的意含,或者说她是从自我的感受出发关注到鲁迅对应的内容。当然张爱玲涉及鲁迅的文字不止这些,像她研究《红楼梦》、翻译《海上花》,自然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极为熟悉的,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作梳理。

  另外,张爱玲的有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鲁迅,但也涉及到对鲁迅的感知。《自己的文章》是解读张爱玲文学观的重要文本,也可看着是对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的回应,从中可窥到她对左翼文学或者说鲁迅的认识和态度,像这段话:“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文中提到斗争的文学,而超人自然是使人想到鲁迅。“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谈音乐》)五四运动时张爱玲还未出生,她对五四的这种感受非常新颖,但也主要是通过阅读获得的,不会没有鲁迅吧,或者也可看着是与鲁迅的潜在对话,尤其是后一句正好呼应了鲁迅的那种铁屋子里呐喊的意象。

  张爱玲对鲁迅的态度我觉得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表现的比较明晰,在书中有两处提到鲁迅。一处是九莉看到邵之雍写她的评论,认为“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另一处是邵之雍的话,“他算鲁迅与许广平年龄的差别,‘他们只在一起九年。好像太少了点’。

  又道:‘不过许广平是他的学生,鲁迅对她也还是当作一个值得爱护的青年’。他永远在分析他们的关系”。我们若着实对应起来,九莉是张爱玲,邵之雍是胡兰成的话,说“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显然那时张爱玲是熟读鲁迅的,其中也没有贬义,后一处更多是胡兰成的意思。而在虚构的作品中直呼鲁迅的名字,显然是将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对待的,其寓意也甚明。张爱玲是一个很自信乃至说自负的作家,她曾说自己十几岁时就批评颜惠庆写给她母亲的信,在《张爱玲语录》中她更直言自己“从小妒忌林语堂,因为觉得他不配,他中文比英文好。”而与其同时的一些当红的作家“从来不使我妒忌,”其中举到韩素英、凌叔华、苏青等人;她在1974年6月30日给夏志清的信中说:“根本中国新文艺我喜欢的少得几乎没有。”而至今还没有看到张爱玲质疑、批评鲁迅的文字。

  现代文学中有鲁学,现在有张学之称,也有人习惯将她们放在一起比较,我注意到研究鲁迅的大多不太关注乃至说不喜欢张爱玲——只记得王富仁说过张爱玲是“女性小说家中的鲁迅。”相反喜欢、推崇张爱玲的人往往好将她与鲁迅联系起来,胡兰成的“鲁迅之后有她。”不免夸张,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因过度地褒张而贬鲁,备受争议,不过晚年的夏志清还是调整了他的一些观点——而张爱玲在私下里对夏志清研究自己的文章是有些微言的,而他在书的第十九章 “结论”中也曾将鲁迅和张爱玲并论:“在我们所讨论过的短篇与长篇小说家中,从鲁迅到张爱玲,我们不难看到他们作品的一个基本特色:他们对写实真诚,文辞没有什么宣传性。难怪这些作家在他们创作生命最重要的时期,都说不上是教条主义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刘绍铭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5月版第351页,)庄信正不时将研究鲁迅的文章寄给张爱玲,显然是想听听她的意见,或者认为她们之间有什么需要反思的东西,而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的前言中,庄也将张爱玲的信与鲁迅的信联系起来,“她的来信内容同鲁迅一样大都涉及私事和日常生活”,并认为“鲁迅的书信不很谈论文学问题;只是因为是他写的,所以传得下去。”言下之意张爱玲的信也有传下去的意义在。而研究鲁迅和张爱玲关系的文章中,郜元宝的《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尤为警醒。

  自然作为在五四影响下成长的作家,张爱玲的人生和文学追求与鲁迅的存在是不可分开的,其间的关系需要认真对待、具体分析,当然也是人言人殊的。首先张爱玲的母亲就可以看着受五四影响而出走的一位“娜拉”,而家庭是影响张爱玲文学事业的重要因素,同时她对自己母亲的追求一直是恋慕的,张爱玲可谓是一位真正的“娜拉”,她读过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不知她是否在阅读鲁迅中获得过启发。

  于我而言,我对鲁迅和张爱玲的关系的思考主要建立在我对她们作品阅读的经验。读张爱玲和读鲁迅有不同乃至是对立的感受,张爱玲工笔刻画着那个与个人有关的私人世界;鲁迅则将一切的人性与现实、时代和精神联系起来。现在想来她俩的文字真正构成了对应的关系,也是因此我在读张爱玲的文字时会更显著地感到鲁迅文字以及他思想的这种特点,反之亦然,是啊!有时某些现象由于缺乏对应而被习以为常地漠视了,也会被视为自然和理所当然的,确实我以前是相当排斥张爱玲的文学风格以及生活态度的,这可能就是阅读鲁迅的这种精神底蕴尤其是某种浪漫主义的文学观的作用——不能说是我个人审美喜好,相反我对张爱玲的文字是相当喜爱的,但这种喜爱中总有点鄙薄,这大概就是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的那种心态吧。这在鲁迅这里也是如此,就像他对于绘画等艺术的热爱,在自己的房间里挂着裸女的画像,然而在鲁迅的文字世界里却很少读到他对之的直接表露,这也因此构成鲁迅内在世界的对应和张力的关系,而这也是鲁迅世界丰富和博大的一个体现。鲁迅偶尔也会表现出对生命的某种直感的感悟和捕捉,像他描绘单四嫂子在丧子之后的那种状态:“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

  当然我也很好奇如果鲁迅读过张爱玲的小说会有什么样的评论,我想他不会有傅雷那样的严苛和期待。在鲁迅这里真实具有首要的价值。

  “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凌叔华小说的评论,用在张爱玲的身上或许更加贴切,而她写作的一些大家族的人物和生活,无论在内涵和写法上都是越轨的。同时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追求可以说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写照,这也是她观照人生和创作小说的一个精神底色。像《金锁记》中所表现的七巧,集中体现了张爱玲所洞悉那种处于没落大家族中的腐败和病态,虽然她近乎一种写实的心态,这也是为什么张爱玲会那么在乎声名和钱财,然而在生活中却又是极为洒脱的一个原因,她的感情生活大多是以个人的经济独立和付出为主的,这就是她遗传了高门巨族的精血和某种传统,但又可以看着其中的贰臣逆子——我想鲁迅若读过张爱玲的小说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许会因此给以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看鲁迅和张爱玲有心灵和精神相通之处,这首先表现在她们文字、文学写作和追求上的某种共性来。

  张爱玲的小说自然是受到传统小说的极大影响,不过她看待事物的眼光是现代的,其内在的理念是承接着五四的精神,张爱玲说她喜欢鲁迅的小说,应该是认同鲁迅作品的思想从中吸收了某些观念,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文中写道:“《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这里的《狂人日记》显然是鲁迅的作品)鲁迅的《狂人日记》叙述了一个在病态环境中独醒者被当作狂人,然后又回归到所谓正常世界的故事;相反《金锁记》则刻画了一个颓败环境中的受害者如何又转化为施害者的故事,其风格和情调迥异,但是其批判的眼光和内在的价值执着是一致的,傅雷先生真是独具慧眼。同时张爱玲的《小团圆》、《雷峰塔》等小说,熟读过鲁迅作品的人是不难想起鲁迅相关的文字,鲁迅始终批判中国人的那种“大团圆”的情结;而王德威认为张爱玲写作《雷峰塔》“这绝对是跟鲁迅对话。”(此书的英文名就是The Fall of the Pagoda)不能不让人想到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

  正如张爱玲在与水晶的谈话中引鲁迅为同调,其实张爱玲的作品也大多是表现和揭露人性中的幽微和阴暗面,也可以算着“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她自然注意鲁迅的这一方面。只是相对于鲁迅浅一些,更私人化,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她们之间正好是对应的关系,也都不仅于此。张爱玲是从个人的角度来感知和再现人性中的残酷一面,而这种视角和立场又是个人的,这就是傅雷所批判她的文学缺乏悲剧感的一个因素,当然她写作的内容用鲁迅的话说是那种近乎无事的悲剧,这种悲剧是个人性的,但又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也是张爱玲作品的苍凉底色,而这一点也是她自觉的“苍凉手势”。

  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其内核深得鲁迅思想的精髓,那么其散文与鲁迅的散文和杂文就有着很多形神兼备之处。胡兰成说鲁迅的文字是“跌宕自喜”,这得到陈丹青的认同,这也是我读张爱玲的散文的感受,但格局小些,很自我也很自恋。

  余斌在《张爱玲传》中强调张爱玲的散文受到英国散文的影响,这是确实的,但他接着认为从中国散文的传统来看是“自出手眼,自铸新词”,我想他那时可能对鲁迅的文章不太熟悉(张爱玲在散文中也时时提到周作人)。我在读张爱玲的散文时会不时地回味起阅读鲁迅的经验来,读她十几岁写的《理想中的理想村》就想到鲁迅《好的故事》中的意境,不过背景一为城市,一个是乡村,这显然是张爱玲的模仿之作,她成年后就反悔其中的“新文艺滥调”,不过其中应是再现了她早期的一些个人想法;而我在读她的《中国人的宗教》、《更衣记》等文时也是很惊异,那老到的文笔,怀疑、深邃的眼光,以及其中体现出对中国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洞见,在中国的作家中是只有鲁迅才有的风味;我注意到张爱玲的散文在感性层面是非常私人化的,一旦议论起来,就宛如一个翻版的鲁迅,像“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我们怎样处置自己,并没多大的关系,”、“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这些鲁迅的句式,或者说我们在鲁迅的文章中都可以找到相近的话,而将之放在鲁迅的文字中也是可以假乱真的;有时题目就很鲁迅,像《写什么》、《到底是上海人》、《童言无忌》……读来总会让人想到鲁迅,那时仍是年少不知愁滋味的张爱玲,笔底写出鲁迅风味的文字,不说是模仿,至少是受到某种影响吧,很难说是那种巧合的(她的很多语言华丽且貌似深刻,读过后却也只是给人感性的愉悦,无法像鲁迅的文字那样触及人的灵魂而引人深思)。而张爱玲认为胡兰成学鲁迅很像的文章就主要指胡写她的文章《评张爱玲》,其中也将张爱玲和鲁迅作了对比,在我看来胡的文章与张爱玲的行文风格是接近的。张爱玲是读过鲁迅的杂文,当然她处理个人经验时也有着鲁迅《野草》中的味道,诸如“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等,她那时如也读过鲁迅的《野草》,那么我们在理解张爱玲《流言》中的灵动、渊深的文笔时或许也找到了其国内的源头——它们都是挖掘和再现生命内在的情愫和感触。

  当我读到张爱玲《我看苏青》中的这段话:“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不禁想到鲁迅的《怎么写(夜记之一)》(这正是张爱玲喜欢的《三闲集》中的文章)中的话:“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其意境、韵味和内在的精神是有某种相通之处。

  张爱玲对事物的认识和态度中也有很多与鲁迅神似之处,她曾对邝文美说:“家庭太温暖,反而使人缺少那股‘冲劲’。必须对周围不满,才会发愤做事。”这段读来眼熟,鲁迅好多地方说过相似的话。鲁迅在1913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而张爱玲的《打人》可谓对之的一次扩写,张爱玲一直都有“乱世”之感,而因此生发出某种“惘惘的威胁”,这是她“苍凉”手势的内因,但鲁迅又有那种“大时代”的自觉,不过他是要努力改造,促使新生;张爱玲则更多从个人出发,希望切实地抓住一些东西,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给人以启示。这与鲁迅的个人正好是对应的关系,或者说张爱玲的个人抵向了鲁迅所推崇个人的另一极,这是一种发展也是补充,就像她姑姑常说她“一身俗骨!”。而张爱玲的遗嘱比所谓的“鲁七条”更加孤绝。难怪台湾的学者水晶会认为张爱玲是“鲁迅的私淑弟子”。

18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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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东先生 2016-10-31 19:43:00
  楼上两位好,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