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冯骥才《三寸金莲》

楼主:大方客dfk 时间:2018-09-03 01:32:21 点击:61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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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话冯骥才《三寸金莲》



  冯骥才的中篇小说《三寸金莲》创作于1986年。作品甫一面世,就引起巨大的争议,以至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冯先生在他的文学回忆录《在激流中》(载于《收获》2017年第5期)谈起来还有些耿耿于怀,一种知音难觅的深深遗憾流诸笔端:因为当时所谓的争议,其实是“占有压倒之势”的批判势头,除了几位非文学界的熟人朋友私下交流中给过冯先生一些支持外,“主流评论界却始终哑口”。201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决定重印他的《怪世奇谈》“三部曲”(即《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三部小说)时,冯先生寄希望于三十年后的读者能明白他在作品中的寓意:“可是这些三十年前藏在书中的寓意,今天的读者还能看得出来吗?……如果读者没有获得,书的生命自然完结。”其殷殷之情,宛然可感。
  笔者正是因为读了他的《在急流中》后,才引起了对《三寸金莲》的浓厚兴趣,于是特意找来这部书细细品味了一番。感觉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重新审视这部作品,其中可供玩味的内容可谓多多。而对于冯先生在作品中所寄寓的深意,较之三十年前的主流评论界,自然应该有一种更理性更公允的立场。

  一、
  三十年前对《三寸金莲》的最激烈的否定性批判是指责小说对“金莲文化”的描写“恶心、肮脏、丑恶”,甚至说作者有“莲癖”,这让冯先生深感没有知音的痛苦;但当时有一位年轻评论家吴亮批评小说的立意本是“反传统”的,但作者在触及传统时又被传统所迷恋。这观点让冯先生有所触动:“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终走不出来的一种历史局限吧……可能为此,我对传统文化负面批判不够坚决;也可能为此,二十年后我对传统文化保护时反而显得异常坚决。这是我对传统文化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上的情结与症结。”(引自冯骥才《在激流中》)
  这里涉及到《三寸金莲》文本复杂性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反传统时”又“被传统所迷恋”这个问题,冯先生坦诚这确实是自己在面对传统文化时所存在的“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上的情结与症结”。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情结与症结”导致作者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迷恋倾向,而正是这种倾向性导致了当年巨大争议。
  其实,从今天大力提倡必须尊重和保护传统文化的角度而言,冯先生的这种立场是无可厚非的。“金莲文化”,作为一种已被今人彻底扬弃了的丑陋的文化习俗,确确乎堪称为是腐朽落后、低级趣味的样板;但从文化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却又是必须值得尊重,并值得研究的。一种传承上千年的文化习俗无论它如何被今人唾弃,但它的历史渊源上的合理性及必然性今人却不可不察,它与历史的进步抑或后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今人也不可不察。这才是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态度。
  透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戈香莲,就不难发现作者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复杂的立场。戈香莲,作为一个穷家小户闺女,在那个时代想出人头地是难于上青天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嫁一户好人家。她精明过人、通晓世事的奶奶瞅准了香莲一对天下独一无二的好脚,打七岁开始下狠心打造这双小脚,寄希望于凭这双小脚能给小孙女带来富贵。小香莲的缠足经历了痛苦、逃跑、被迫忍受、主动忍受等一系列的过程,其中“主动忍受”阶段体现了那个时代女子对缠足这种习俗的追捧心态,正是这种心态造成了流传千年的一种时尚。凭着这双小脚,香莲堂而皇之地嫁入了天津卫的大户佟家,并在这个大家族里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崇高地位 。这就形象的昭示了女人小脚在封建时代的实用价值:首先它是美貌的象征,其次作为一种受追捧的时尚,它还可以为女人带来好的名誉和财富;其三、千百年来,由此形成的“金莲文化”在文人和士大夫之间酝酿发酵,发扬光大,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堪称精深博大的世界文化奇葩,其意义不可小觑。正如小说里的“莲癖”乔六桥所言:“没学问,玩小脚,纯粹傻玩。”而用作品中精于打造经营小脚的潘妈的说法就是,“小脚学问大,一辈子学不尽”。
  然而,小说中饶有深意的一个情节就是,尽管香莲凭自己的一双绝世小脚在佟家获得了至高地位,但她却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重蹈自己的命运。当佟老爷子在临终前坚持家里的晚辈女孩都必须缠脚时,香莲作为一家之主,在责令其他女眷坚决实行时,却把自己的女儿给调包了,以致让女儿瞒天过海,逍遥“法”外,造就了自己后来的对立面天足会会长牛俊英。而十几年后香莲作为“保莲”派代表与代表天足会的自己女儿牛俊英对决时,之前一直信心满满的香莲在发现牛俊英竟是自己失踪十几年的女儿时,精神意志突然全面崩溃,败下阵来,之后痛不欲生,惟求一死,最后悲凉离世。这个结局意味深长:香莲虽然享尽了小脚给女人带来的好处,但她却依然忘不了小脚给女人带来的巨大痛苦,所以,她决定让女儿走另一条道路;当传统金莲遭遇天足新浪潮冲击的时候,香莲出于传统习俗的惯性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放手一搏,可一旦明白自己的对手竟然就是自己的女儿时,她立马斗志全无,万念俱灰,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香莲作为传统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她在潜意识深处是深知小脚给女人带来的巨大伤害的,对此始终存有怀疑和抗拒心理的;但是,在时代潮流的裹夹下,她虽然随波逐流、心不由己、身心交瘁地似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了封建“金莲”文化的代表和卫道者,可在面对自己女儿的那一刻,她才突然明白:作为对立面的女儿,其实是她一手造成的,这其实就是自己一直想要的结果。自己所坚持的卫道立场,其实已经时过境迁,迂腐不堪,毫无意义了。这就是她万念俱消、斗志全无、惟求一死的根本原因。
  明知“金莲文化”之丑,但另一面却又留恋并捍卫其“美”,戈香莲的这种矛盾性,也正是作家冯骥才面对传统“金莲文化”时“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上的情结与症结”的体现。冯先生在《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一文中对这种复杂性有一个很深刻的分析:“传统文化有种更厉害的东西,是魅力。它能把畸形的变态的病态的,全变为一种美,一种有魅力的美”, “中国文化高就高在它能把清规戒律变成金科玉律,把人为的强制的硬扭的酿成化成炼成一种公认的神圣的美的法则。当人们浸入这美中,还会自觉不自觉丰富和完善它,也就成为自觉自愿发自内心而不再是外来强加的东西了。由外加的限定变为自我限定,由意念进入潜意识,文化的力量才到极限”。
  这两段话把“金莲文化”的美丑是非及其神奇神秘复杂的特点可谓揭示得淋漓尽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作家在把这种复杂性转化为文学形象的过程中,却很难做到客观公允准确。事实是在文本的形象化再现过程中,作家因为过于追求传奇化的文学效果,在情节的逻辑性链条连接上,不免有失偏颇,笔力重心更多的倾斜在“金莲文化”之美上,而对其“丑陋”的一面却不免有些顾此失彼。如在对佟家前后两次的“赛脚”会的描写,就极尽渲染铺张夸饰之能事,借用了《红楼梦》大观园诸多雅聚的笔法,将金莲文化之魅力展现得精细深邃完美迷人;即便在描述“莲癖”们明显具有病态倾向的玩“金鞋”“投壶”以及“采莲船”游戏时,其自鸣得意、优雅自如的情调依然带有某种文士“兰亭雅聚”的高雅情趣,其欣赏沉醉的美感远胜过讽刺批判的意味。这应该就是《三寸金莲》遭遇众多批评者“诟议”的原因所在。

  二、
  《三寸金莲》引起我强烈兴趣的另一个插曲就是文中署名宝莲女士的那篇文章《致有志复纏之姐妹》,这实在是一篇妙文,堪称为女人“小脚”辩护最具说服力的檄文。按照作品中的赞词:“这些话算把十多年来对小脚种种贬斥诋毁挖苦辱骂全都有条有理有据有力驳了”,“文章出来,惊动天下”。今天品尝此文,虽说其保守复古的立场不值一提,但从审美时尚的角度来看,却不乏灼见珠玑;文章虽不免有诡辩饶舌强词夺理之嫌,但在文意逻辑说理上,却依然称得上立论精辟,雄辩有力。
  该文开篇就以“古人爱金莲,今人爱天足”作比,申明二者其实并无“落伍与进化之区别”,“也非野蛮与文明之不同”,不过“俗随地异,美因时变”而已。此话精辟在理。从时尚审美角度而言,何谓“美”其实并无一定准则,大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不定性。今天以为美的,明天却成为了丑;昨天以为丑的,今天却变成了香饽饽。这类事例在时尚界可谓层出不穷。一个最新潮的例子,微信上曾流行过一组奇葩照片,标题为“有钱没钱都一样”。照片为二副对比照:一幅为三个非洲穷孩子,穿得破衣烂衫,衣不蔽体;另一幅则为两位时尚女郎,虽然是穿着时尚牛仔装饰,但效果与三个非洲穷孩子异曲同工,同样是千疮百孔,衣不蔽体。同样的效果,但前者却意味着“穷”和“丑”,而后者却意味着“富”和“美”。这是不是极其搞笑极其荒谬的世态审美图,所谓“落伍与进化”“野蛮与文明”之争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以此类推,“小脚”与“天足”又如何分出轩轾?
  类似的辩驳还有,“假若说缠足女子,失去自然美,矫揉造作,那么时髦女子烫发束胸穿高跟皮鞋呢?何尝不逆反自然?”这番论断应该也可以视为不刊之论。现今的时尚界何曾对现代种种逆反自然,矫揉造作的现代女郎时尚风向有丝毫微词?从封建“缠足”到现代“烫发束胸”之类,时代从愚昧落后进化到科学现代,但其逆反自然矫揉造作之本质有何区别?更不用说现代女性的整容美容术的花样翻新、泛滥畸变、为祸巨大已令缠足之害望尘莫及了,然而,现代人有谁批评过现代女子美容术的野蛮造作违反人性逆反自然了?以此而言,女子追求美是一种天性,为此不择手段、花样翻新也是一种必然,至于美的形式选择、追求美的方式方法的道德伦理评价其实都是多余的,都是没有一个一定准则的,厚此薄彼都不免轻率有失公允。以此来审视中国旧式女子的缠足之美,自然也当无可厚非,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不过“俗随地异,美因时变”而已,所谓“失去自然美,矫揉造作”、“野蛮”“落后”的指责自然也偏执武断,因为现代人的“审美”“求美”也依然带有这些特点。尽管现代美容整容术披着一件华丽时尚的科学技术文明大髦,但新瓶装旧酒的“逆反自然”“矫揉造作”的底色依旧彰然。
  此外,文中一些明显具有强词夺理的诡辩式议论,细思起来也算得上是“话糙理不糙”,其中的机智、狡辩读起来也让人忍俊不禁。如:
  “以古人眼光议论今人是非,固然顽梗不化,以今人见解批评古人短长,更是混蛋之极!”
  “外国盛强,所以中国以学外洋恶俗为时髦,假若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安见得洋人女子不缠足?”
  “假若说小脚奇臭,不无道理,要知‘世无不臭之足’……脚比手臭,理所当然,难道天足的脚能比手香?哪个文明人拿鼻子闻过?”
  这些议论是不是很有趣?关键是其中的“理”大致也是说得过去的。以现在的美学观念来看,我们知道美可以是永恒的、客观的、自然的,但也可以是短暂的、主观的、人为的;美可以是纯洁的、超越一切功利世俗观念的,但美也可以是污浊的、浸透功利世俗卑劣之丑的……所以,美是复杂的,“俗随地异,美因时变”的。
  固然,世人对旧时女子小脚“垢议”甚多,其弊端昭然若揭;但是,“金莲文化”所包含的内斂、端庄、修养之美何尝不是显而易见?即以作品中戈香莲与天足牛俊英的“比脚”场面来看,牛俊英的大大咧咧地翘天足、吸香烟吐烟圈的张扬外向的做派,其中文化底蕴的浅薄显而易见;这种“浅薄”在戈香莲的蕴藉、幽雅、深藏不露的文化积淀面前,能不相形见绌? “金莲文化”所蕴含的千百年文化的积淀,无论其弊端如何彰显,但其修养之深,温雅之美,却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很能理解作家在几次“赛脚”场面中的不厌其繁、绘形绘色的展现,“夸张地使用华丽的‘金莲’物语,构造出这部小说的特定情境的光怪陆离”(引自冯骥才《在激流中》)时的心情,因为“金莲文化”毕竟是一种深沉历史文化的产物,在这种历史文化面前,作为一个中国人,理应有一种严肃并尊敬的态度,绝不是那种不屑一顾的轻蔑轻薄态度可以打发了之的。

  三、
  由于《三寸金莲》受到普遍的误判,冯先生为此先后写了两篇文章自辩:分别为《我为什么些〈三寸金莲〉》和《带血的句号》。虽然冯先生自己也觉得“自己站出来说明自己,这样做挺没劲”,但文章毕竟还是写出来了,可见其无奈之态。
  然而,在这两篇文章中,冯先生提到的一个极为深刻的创作动因却似乎被人们完全忽视了。
  在《我为什么些〈三寸金莲〉》一文中,冯先生在阐释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时作了这样的表述:
  “传统文化有种更厉害的东西,是魅力。它能把畸形的变态的病态的,全变为一种美,一种有魅力的美,一种神奇神秘令人神往的美。你用今天的眼光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你看它丑陋龌龊恶心绝难接受甚至忍受,但当初确确实实是人们由衷遵从、奉为至高无上的审美标准。就像将来人对“文革”的荒诞愚昧疯狂难以理解,当时千千万万人却感到辉煌崇高伟大壮美激动万分……中国文化高就高在它能把清规戒律变成金科玉律,把人为的强制的硬扭的酿成化成炼成一种公认的神圣的美的法则。当人们浸入这美中,还会自觉不自觉丰富和完善它,也就成为自觉自愿发自内心而不再是外来强加的东西了……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对这种文化制约并无自省。真正的文化积淀是在我们心中。我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自我束缚力。我必需打开文化的这一层。”
  在《带血的句号》中,冯先生再次强调:“我写这本书纯粹是给中国人看的。可是谁又能担保将来的中国人不把三寸金莲当做‘天方夜谭’?现在的年轻一代不是已经认为‘文革’都是不可思议的吗?为此,我才说:不能叫有罪的历史轻易地走掉!”
  “三寸金莲,是封建文化这棵千年大树结下的一种光怪陆离的果实。尽管这果实已经枯萎和凋落,但大树未绝,就一定会顽强地生出新的果实来。历史的幽灵总在更换新装,好重新露面。‘文革’不是这棵大树继而生出的一个更狰狞的果实吗?”
  这两段话中除了强调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强调了这种文化与文革的传承关系
  对于前者,细心的读者从戈香莲这个人物形象上或许可以一定程度地感受到。戈香莲由一个被动的金莲文化受害者,到主动接受,甚至热切追捧,以致成为受益者和坚定的卫道者,这过程确实体现了传统金莲文化的奇特魅力。这种“畸形”“变态”兼“病态”的三寸金莲就是这样与世俗的“美”奇特的混合在一起,“人为”“强制”的扭曲就这样“炼成”为一种公认的神圣的美的法则,变为人们“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一种文化信念和传统,成为了一种难以挣脱的文化上的“自我束缚力”。这种思想认识应该是非常深刻的;然而,毋庸讳言,这种思想深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却未必能深刻感受到,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充其量只能浅尝辄止而已。原因即上面说过的,作品笔力重心更多的倾斜在“金莲文化”之美上,而对其“丑陋”的一面却不免有些顾此失彼,展现不够;故而在展现传统文化的这种复杂性上,笔力不免显得有些偏颇、粗疏,读者的阅读感知远没有达到作者所阐释的思想深度;所以,作品面世后招致普遍的误读以致争议,确实事出有因。
  至于后者,即关于传统“金莲文化”与文革的相似性及传承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说,作者的这份用心确实难得,而且深刻。不错, “金莲文化”和“文革”的相似性与传承性确如作者所言,都具有 那种“丑陋龌龊恶心”及其“畸形”“变态”“病态”性,且这些“丑陋”及“病态”在当时却全变为“一种有魅力的”“神奇神秘令人神往”的美,都“确确实实是人们由衷遵从、奉为至高无上”“金科玉律”似的审美标准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这种愚蠢荒诞疯狂的“文化自我束缚力”几乎毫无自省,明明深受其害,却疯狂追捧到意乱神昏的痴迷状态,毫无自觉,以丑为美,颠三倒四。且从“金莲文化”和“文革”的危害性来看,后者更是为祸巨大。“金莲文化”的危害还不过是肉体上和审美层面上的影响,但“文革”的危害却是一种精神和制度上的戕害,而这种危害,今人依然懵懂。所以冯先生试图以此警示世人,“不能叫有罪的历史轻易地走掉”,其良苦用心值得敬佩。但是,这份深刻的思想同样因为作家“被传统所迷恋”原因,对“金莲之美”的描述大大胜过对“金莲之丑”的披露,故而读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对作者这份深刻用心难免还是隔膜有加,难以感知的。我想,冯先生寄希望于三十年后的读者能感知到他书中的这份深刻寓意,恐怕还是要不免失望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冯先生不必为此过分遗憾。虽然“这些三十年前藏在书中的寓意”,今天的读者或许还难以感知,但“书的生命”并未因此“自然完结”。因为对传统“金莲文化”之美的研究与保存永远都不会过时,也永远都不会完结,而冯先生的《三寸金莲》作为对传统“金莲文化”的深刻研究的经典文学样本,其价值将历久弥新,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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