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转载)

楼主:messiyun 时间:2020-08-17 18:49:15 点击:54 回复:0
脱水 打赏 看楼主 设置

字体:

边距:

背景:

还原:

  陶渊明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
  崔炳圭
  摘要:《红楼梦》第2回中曹雪芹发表自己独特的人性论,在这段议论中他没把陶渊明看做“仁人君子”,而把他看成兼有正气与邪气的所谓“正邪两赋”的人物。曹雪芹超越了善恶正邪二元论的道德框架,从世俗认为的“邪”中找出其价值,把他视为正邪两赋之人,不但脱离了世人对陶渊明固定的评价,而且努力去理解作为诗人陶渊明复杂多样的个性特点。从曹雪芹的真情与痴情意识、脱俗与隐逸思想以及非功利的创作态度,同样可见《红楼梦》对陶渊明的接受。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引进西方接受美学的观点,促使古典文学研究更有活力与生气。陶渊明研究也不例外,1991—2005年间出现的1000多篇陶渊明研究论文中,采用接受美学观点的论文就超过300篇,这足以证明接受美学在陶渊明研究中的重要性。最近陶渊明接受方面的研究论文中,有关历代作家与批评家对陶渊明的接受方面的研究,集中在钟嵘、萧统、江淹、王绩、孟浩然、李白、杜甫、储光羲、韦应物、自居易、梅尧臣、苏轼、陆游、辛弃疾、王国维、粱启超、谭嗣同等作家以及《诗品》《陶渊明集序》《文选》《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作品上。其实,清代小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如何评价陶渊明以及《红楼梦》作品本身如何接受陶渊明的影响,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论题。众所周知,《红楼梦涕2回中曹雪芹大发自己独特的人性论,在这段议论中他没把陶渊明看做“仁人君子”,而把他看成兼有正气与邪气的所谓“正邪两赋”的人物,这观点不失为曹雪芹独到的见解。
  关于《红楼梦》与陶渊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学术界早已有所认识,如高淮生《从红楼梦看阮籍、嵇康、陶渊明对曹雪芹的影响》(《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2辑)等论文就是其中代表。不过这些文章大都把陶渊明当做具有“魏晋风度”的魏晋文人群(如阮籍、嵇康等)的一员,没有提及陶渊明的特殊性,也没充分论及《红楼梦》与陶渊明之间的总体的密切关系。其实,《红楼梦》与陶渊明之间的密切关系,胜于《红楼梦》与阮籍等任何魏晋文人之间的关系。《红楼梦》里反映的陶渊明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林黛玉的菊花诗与贾宝玉的思想上,而且《红楼梦》的主体意识、人物品评、登场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及作者本身的脱俗与反俗精神,都与陶渊明的脱俗精神很有关系。此外,作为“情书”的《红楼梦》,其中的真情与痴情意识都与重视醇朴及真实的陶渊明的为人与作品息息相关,而以大观园为背景的《红楼梦》的脱俗隐逸思想,非常类似于追求桃花源理想世界的陶渊明的思想。不仅如此,反映《红楼梦》作者审美的人生态度的非功利的创作态度,也来源于陶渊明所代表的魏晋文人不求功利、自娱自适的创作态度。
  一、《红楼梦》作者对陶渊明的认识
  《红楼梦》第2回,曹雪芹透过贾雨村之口发出自己独特的人性论。在此议论中,他除了提出人性中大仁、大恶两种极端的类别之外,用特别多的笔墨说明了大仁中的正气和大恶中的邪气相遇而成的正邪两赋的人;接着他把这种正邪两赋的人分成“情痴情种类”“逸士高人类”“奇优名倡类”三种,曹雪芹把陶渊明列入此三种人的名单里。虽然曹雪芹没有明确指出陶渊明属于哪一种,但是我们可以推想他应是把陶渊明列入“逸士高人类”。曹雪芹认为此三种正邪两赋之人,“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如前所说,曹雪芹把陶渊明列入正邪两赋中人,与历代对陶渊明的评价颇有不同之处。钟嵘虽然对陶渊明的文章并无特别赞赏,但《诗品》如此评价陶渊明:“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肯定了陶渊明的人品。又,宋代张戒指出:“孔子删《诗》,取其思无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杜子美、陶渊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可见历代论者对陶渊明人品的评价是很高的。比较之下,曹雪芹对陶渊明的认知与评价,有独特且反俗的一面。在历代中国文人的心目中,陶渊明是正直、真实、高洁的代名词,扮演了某种精神支柱的角色,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朱光潜《诗论》认为“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王叔岷也在《陶渊明诗笺证稿》自序中说:“子瞻之灵慧,或过于渊明,渊明之淳厚,子瞻不及也,其诗如此,其人亦然。”可见在中国文人心中,陶渊明有着完美无缺的高贵人品。历代文人对陶渊明极度推崇,而曹雪芹为何认定陶渊明为正邪两赋之人呢?陶渊明性格上唯一的弱点,就是与世格格不入的固执:“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他又在《归去来兮辞》中提到“世与我而相违”,可见其不与世俗妥协的个性。不过他这种个性是缘于他求真的性情,不能算是性格上的缺点。那么曹雪芹是基于何种理由将陶渊明列为正邪两赋之人呢?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曹雪芹把人性分成大仁、大恶、正邪两赋三种类别时的立言标准。他说:“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又“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只把尧、舜、禹、汤等儒家圣贤作为大仁的例子。基于这种世俗的标准,像陶渊明那样脱俗避世的隐士当然不会被归为大仁之列。曹雪芹的大仁标准,从他把许由也列为正邪两赋之人即可见一端。众所皆知,许由是代表上古时代的清高隐士,曹雪芹表面上站在正统儒家的立场,把一些归隐的避世高士都看做正邪两赋之人,这可能是虚应当时提倡理学的社会环境,是一种权宜的做法。因此,表面上曹雪芹虽然似乎遵守了世俗儒家的标准,但是他对这种“大仁”人物并没有多大兴趣,只说“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一笔带过,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反倒在正邪两赋的普通人上大做文章。我们知道,清人儒化陶渊明的情形很普遍[6,但曹雪芹却把陶渊明视为正邪两赋的普通人,其识见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总之,后人对陶渊明评价,大都集中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德上,所以世人对他的评价多多少少局限于他令人尊敬的德操上,萧统等人对陶渊明人品的赞颂以及苏轼等宋代文人对他的极度尊崇,更促使他道德化身的形象被固定,其多样的个性面貌反而被忽视。《红楼梦》的作者一反历代对陶渊明的认识,而给予他“正邪两赋”的评价,这表明他的关注点不在道德层面上。历代评者都拘于道德准则把陶渊明看成仁圣,《红楼梦》的作者超越这种世俗的道德标准,把他视为正邪两赋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普通人。据最近的陶渊明文化形象研究报告,陶渊明文化形象有“高士-+名士+文士-+圣贤+最高诗人_+高尚的凡人”的变化过程75。那么,《红楼梦》的作者早在300年以前就已经脱离了视陶渊明为道德圣贤的观点,而把他列入属于正邪两赋的凡人的范畴,可见其独到先进之处。《红楼梦》第3回有作者用《西江月》二词来讽刺瞧不起孔孟、经济之道的贾宝玉的文章。在这段文章中,他骂贾宝玉为一无是处的废人,其一:“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二:“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祷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不过尽管表面上如此,我们都知道此乃作者似贬实褒的春秋笔法,他是故意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贾宝玉的。《红楼梦》的作者把陶渊明视为与贾宝玉同调的“乖僻邪谬、不近人情”的正邪两赋之人,其中很可能隐含同样的反讽效果。周汝昌曾对曹雪芹的痴意进行详尽的解释,他认为曹雪芹用此痴字的含意,就是与世俗相对立的一种情之至处、情到极点。《红楼梦》里正邪两赋中“乖僻邪谬、不近人情”的“邪气”,就是与世俗相对立的情的至高点——痴情,如马森先生所说,《红楼梦》作者超越世俗正与邪的观念,不但把世俗观念中的“正”冷落起来,而且把世俗观念中“邪”的地位大大抬高,认为世俗的“邪”并不见得就是恶,非但不恶而且颇有可爱可羡之处9194。由此我们可以说,曹雪芹笔下,陶渊明的“邪”并不是世俗所说的真正的邪气,而是指与世俗相对立、世俗所难容的一种痴情。总之,曹雪芹超越了善恶正邪二元论的道德框架,从世俗认为的邪中找出其价值,把他视为正邪两赋之人,不但脱离了世人对陶渊明的固定的评价,而且努力去理解作为诗人陶渊明复杂多样的个性特点。
  二、《红楼梦》作品对陶渊明的接受
  (一)真情与痴情意识
  《红楼梦》第5回有作者通过警幻仙子之口讽刺世人虚伪不真实的内容,她说:“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然后她说她爱贾宝玉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虚伪面孔。可见《红楼梦》作者重视真情而厌恶伪善做作的思想,他在此小说中透过众多登场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史湘云、探春、晴雯等的所言所行,十分清楚地表露了这种思想。尤其小说第48回有林黛玉给香菱教诗的部分,她认为做诗最重要的不是任何字句上的修饰,而是真实的意趣圆。所以,高淮生在《红楼梦诗意的真淳性探析》(《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辑)中认为,此小说诗意的灵魂和生命,都在于真实和淳朴,这种重真情的《红楼梦》的思想,多少反映了反对末流程朱理学的虚伪主义而继承以李贽、汤显祖等人所倡导的真情意识,并且,这种思想也渊源于魏晋时代任情放达、真情毕露等魏晋风度精神,尤其是与陶渊明的“真”有着密切的关系。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说的“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充分说明了他真实自然、厌恶虚伪的个性面貌。学术界早已公认陶渊明为“真”的化身,所以左松超先生也认为,陶渊明的伟大在于他平生追求真,陶渊明诗的伟大也在于它拒绝虚伪假饰而一向追求真实lo334。
  痴或痴情是真情的延续,是由真情发展的情的极点,也是《红楼梦》主要的主体意识,书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标出了这痴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其中的“作者痴”正是点到《红楼梦》作者痴意所蕴含的深层意味。曹雪芹又在小说第一回中说:“(此书)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l3接着又在小说第二回中详述了《红楼梦》作者所重视的正邪两赋的中心人物,也就是“情痴情种”类的人物。不仅如此,在小说第三回,《西江月》所说的贾宝玉古怪的形象,其实也指痴情。而在第五回中,警幻仙子把世人不懂的贾宝玉的特点也指称其为痴情。《红楼梦》以贾宝玉与林黛玉为中心,描述主人公们摆脱传统礼教与世俗价值,追求自己的个性与爱情生活,究其实,《红楼梦》一书谈的就是痴情。陶渊明的一生也离不开一“痴”字,我们一般讲以竹林七贤为主的魏晋文人的人生时,经常着墨于他们非功利的痴情的人生态度。譬如《世说新语》王戎所云:“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最简要地说明了魏晋文人的痴情。《世说新语》里魏晋文人的种种奇行,都是他们痴情的反映。举《世说新语》里的王徽之为例,他“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访友故事与“何可一日无此君”的爱竹种竹行为,都是“痴”的表露。所谓痴或痴情,就是不顾世人的眼光,真率地表现自己心里真实的感情。我们都知道,陶渊明并非一个绝情绝虑、心如死灰的隐者,作为魏晋文人代表的他,也跟其他魏晋文人一样,不能离开痴情的世界,他的《闲情赋》最能表现这痴情的境界。从陶渊明在序中对《闲情赋》的自述,可知它是一篇把男女间情欲的感情表现得非常真率大胆的作品∞。陶渊明因这篇文章而受到一些人的非难。其实,男女间的情欲是人的共性,他只不过是把这种男女间的私情,不拘于世俗儒教礼节,自由奔放地表现出来而已,这就是尚真率的魏晋文人陶渊明的真实个性面貌,也是他痴情的反映。如周汝昌先生所说,痴情是“情之至处、情到极点”,“它的意义与价值不为世俗所理解、所容许,总要遭到最普遍最强烈的反对”8156。这也就是《红楼梦》警幻仙子对贾宝玉所说的“此二字(指痴情),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
  (二)脱俗与隐逸思想
  陶渊明是脱离世俗而归依自然的古今隐逸诗人代表,其作品充分说明了他脱俗的个性。陶渊明的这种脱俗精神与魏晋文人如阮籍、嵇康等人的愤世嫉俗、超俗清高的魏晋风度精神基本一致。不过陶渊明的脱俗精神更能反映了他那种“质性自然”而厌恶做作的“真”。例如《饮酒》诗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表示陶渊明式的隐居并非一般世俗人所想的与世完全隔绝的隐居深山。他厌恶那种虚伪假饰的脱俗方式,是他真正反俗精神所使然。陶渊明脱俗反俗的精神,我们可以在《红楼梦》中看到。《红楼梦》作者在描写小说人物时,非常爱使用“不俗”一词。几乎每回作者所欣赏的小说人物出现时,他就以之来形容人物。可见《红楼梦》作者在品评登场人物的气质人品时,俗气与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这大概源于魏晋时代重视“高情”与“才藻”的人物品评传统。《红楼梦》的反俗精神,表现于人物评论、生活方式、主体意识等三个层面上。《红楼梦》人物评论上的反俗精神,主要表现于作者对众多小说人物的评语和作者借贾雨村阐发的一场人性论上。《红楼梦》生活方式上的反俗精神,反映在此书“风流奇异,于世无涉”的超功利的审美人生态度上。《红楼梦》主体意识上的反俗精神,主要反映在作者对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反对、真假有无对立观念的超越意识以及彻头彻尾的悲剧意识等诸方面上。
  尚真脱俗的气质使陶渊明自然而然走上皈依自然的隐逸之路。他所作的《桃花源记》,最能反映他的隐逸思想,桃花源里没有战乱,也没有现实世界森严的规则与法度:“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是和平、美丽的理想村落,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大观园里没有令人窒息的外在世俗规则与法度,园里的人们过着无忧无虑、和平快乐的生活,它就是另外一个桃花源。作者描写贾宝玉住在大观园时的心情说:“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
  传统的中国文人都有济世之志,他们大都有关心现实和政治的社会参与意识,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传统观念。换句话说,对古代中国文人来说,显与隐、出与处、济世与避世,并不是完全相反的概念,而是对立统一互为依存的,甚至可以说隐本身就是济世的一种独特方式,隐的背面有济世的执著和迷恋。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人里大概没有无济世之志的,当济世理想无法施展,他们只好走上隐逸之路。这种现象也反映在隐逸之风蔓延的魏晋时代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愤世嫉俗而寄情山水,有的因对当时政权不满而采取不合作态度,不出仕恰恰意味着对另一个政治理念的支持,这种隐逸其实是另一种出仕和济世。陶渊明虽然通过诸多诗篇吐露自己超然俗世的本性和气质,但是生性爱好隐逸自然的他也无法完全超脱于立功、立德等济世意识嘞。尤其是《桃花源记》里所说的与世相隔的“绝境”,也可以看做是他一种特殊的、甚至更为积极有效的济世之志的表现,是他否定现存社会、建立新型社会的具体蓝图。
  总而言之,《红楼梦》里的理想世界大观园,与陶渊明的桃花源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它们都脱离了现实世界的种种矛盾和不平,反映了小说作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也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讽刺。不同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多多少少有建立新社会的济世之志,而《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则如书中所说“风流奇异,于世无涉”[111243,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绝望与逃避意识。
  (三)非功利的创作态度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有一段空空道人与石头之间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小说非功利的创作态度,空空道人对石头说:“(此书)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回他说:“(此书)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又空空道人开宗明义点到此书主旨为“大旨谈情”⋯5。空空道人与石头的这些对话,使用反语手法,强调了此书虽没有什么世俗儒家的教化意识或功利主义思想,但是它不借俗套,以新奇别致的体裁,有供读者消愁破闷、喷饭供酒的文学的审美乃至娱乐作用。《红楼梦》的这种非功利的创作态度,与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所提出的自得其乐而不求功利的自适(自娱)的创作态度,颇有相似之处。《五柳先生传》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酣觞赋诗,以乐其志”,又《饮酒二十首》序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都显示了陶渊明文学创作的非功利态度。这种脱离以美刺为代表的儒家传统的文学创作态度,反映了文学创作的自由精神与娱乐功能。同时陶渊明认为文学不再是儒学的从属,反映了文学的自觉意识。陶渊明白适的创作态度,来源于他自适审美的人生态度,因此,他从事文学创作纯粹是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与自适,也是认识自我的过程。例如,“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说明了文学创作是为了审美感受与鉴赏,而不是为了考证分析,这点我们在他的《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总而言之,陶渊明的读书与创作,纯粹是为了精神上的安慰与愉悦,没有什么功利目的。他这种非功利的、自适的文学创作态度,是魏晋文人追求审美和即兴人生的反映,也影响了与治国平天下无关的晚明文人非功利的人生与文学创作思想。

打赏

0 点赞

主帖获得的天涯分:0
举报 | 楼主 | 埋红包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添加到话题 |

相关推荐

换一换

      本版热帖

        发表回复

        请遵守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