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天敵之下的九條命(转载)

楼主:paraselene 时间:2004-08-04 08:14:00 点击:1742 回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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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敵之下的九條命.上
  
  ◎王鼎鈞  
  
   對日抗戰發生前,山東沒有中共一兵一卒,民間相傳,中共「七支鋼筆進山東」。那時中共只能祕密工作,稱為地下黨,西安事變解決後,中共由地下轉到地上,公開活動,所以國民黨人一再說,西安事變救了中共,他們恨張學良、楊虎城。抗戰發生,中共黨員可以深入農村,招兵徵糧,募款買槍。山東籍的共產黨員回到山東,可以向山東軍政首長討一張證明文件,回鄉發展抗戰的游擊武力,他可以合法的徵兵徵糧。有了人馬就有固定駐守的地盤,人馬多了,地盤大了,就要設立黨部,委派鄉長村長,於是有了解放區。據《天翻地覆三年間》一書說,抗戰發生時,全國有七十個解放區,抗戰勝利時,全國有兩百個解放區。毛澤東公開說,日本侵略中國,中共才有機會發展壯大,日本毋須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道歉。
  
   山東土匪多,國民政府允許民間擁槍自衛,抗戰發生時,山東民間自衛存槍超越三十萬支。抗戰發生,地方以自衛武力為基礎,發展抗日游擊隊,一度超過一百萬支槍。中共赤手空拳,從頭做起,竟能把這百萬人馬吃掉十分之九,纍纍戰果,對中共的成長極有幫助,世人注意中共接收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忽略了中共併吞了山東的地方武力。有些史家說,抗戰期間,國共雙方機會均等,而中共後來居上,並不能完全用西安事變和日軍侵華來解釋。
  
   中共發展壯大的經緯,到現在還沒人寫出一部《資治通鑑》。以我個人的感受,中共致勝,是由於他們的行為處處與國民黨相反,我是說「行為」,不包括動機和結果,「動機」口說無憑,「結果」木已成舟,「行為」才舉足輕重。國共「相反」,非常普遍徹底,幾乎可以看作是兩種文化,一生一剋。可以說,共產黨是國民黨的「天敵」,國民黨雖有種種反共制共的方案,其實擋不住,縱然高呼「向敵人學習」,其實學不來。
  
   概括的說,國民黨辦事「執簡馭繁」,社會組織已經形成,已經運作,國民黨順應這種運作,倚賴由運作產生的樞紐人物,掌握樞紐就掌握了社會。地主是佃農的樞紐,資本家是工人的樞紐,校長是學生的樞紐;一個校長等於全校學生,一個地主等於全村佃戶,一個廠長、董事長能抵他旗下一千個工人。國民黨注意拉攏這些人,重視這些人的代表性和影響力,也偏重照顧這些人的利益。
  
   共產黨不怕麻煩,反方向而行,他搞「農村包圍城市」、「小魚吃大魚」。他結合貧農、不要地主,他結合工人、不要資本家,他結合學生、不要教育部長,一部總機下面有一千具電話,但是他可以使九百具電話機不通。他在全民抗戰的號召下,理直氣壯的去組織學生和農民,因為上陣打仗要靠多數,不能靠少數。等到民眾組織成功,軍隊訓練成熟,政治運動轟轟烈烈,當務之急不是打走日本兵,而是一齊動手摧毀那些樞紐,重組社會,痛快淋漓!那時候中共刻意以改革社會凝聚人心,提高聲望,世人也就不計較他到底朝日本兵放了幾槍。
  
   說到改革社會,那時主要的表現是「土改」。山東省農村多、地主多,山東人對土改的感受特別深刻。農人一生離不開土地,農民多麼渴望自己有一塊田,多少農民終生流汗難以達到目的,而地主、尤其是大地主擁有那麼多田產!「一家飽暖千家怨」,佃農對地主有心結。共產黨來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給佃農,因為「這塊田本來就應該是你的」,農民非常激動。然後中共又說,你們必須把地主徹底打倒,斬草除根,防他死灰復燃,奪回田產。充滿了危機感的農民,用中共發明的方式,把地主鬥倒、鬥傷、鬥死,這就和地主階級結下血海冤仇。走到這一步,農民無路可退,無處可躲,只有緊緊倚靠中共,從軍支前,獻上身家性命,以防地主的保護人國民黨回來算帳。
  
   山東土改慘烈,「五嶽歸來不看山」,山東是土改的「東嶽」。文學作品寫土改,《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固然滿紙荒唐,《芙蓉鎮》也是扮家家酒,《白鹿原》比較深刻,其中有些細節,例如某長工最恨他的雇主,那人走路老是挺直腰桿,所以長工在土改時專門打斷雇主的腰,讓他到死直不起腰來。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劉一皋指出,農民「並非只想改善些子,那是遠遠不夠的,他們經常夢想一下子翻飛到最高。」據我所知,土改充分滿足了農民的幻想,農民可以用鍘草的大刀把地主「鍘」死,可以往地主頭上澆開水把他燙死。鬥爭大會高潮迭起,地主不堪其苦,恰好會場旁邊有一口井,他趕快跳進井裡淹死。今天鬥爭熬過,明天鬥爭難熬,夫婦二人頭上頂著「光前裕後」的門楣,面對面吊死。考驗愈來愈嚴酷,刀尖向內,兒子清算老子,妻子檢舉丈夫,最好的朋友掌握你最多的祕密,也最有資格置你於死地。於今大學教授在他的論文裡舉重若輕,「儘管清算是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進行,但是由於這些法令條文都是原則性規定,缺少可行的嚴密性,而且隨著運動深入,政策也隨著變動,簡單化的解釋在實際操作上是沒有多大作用的。」
  
   這時候,「逃亡地主」的子弟組成還鄉團,尾隨國軍進入新解放區。國軍應該使用這些人安撫鄉親,籠絡人心,可是國軍發給他們槍械子彈,教他們去殺人報仇!這些子弟本是民間擁槍自衛的骨幹,大多數打過遊擊,或者有跟共軍交手的經驗,看人流血並不手軟。國共對進,共軍走了、國軍暫不進駐,預留短暫的真空時間,默許還鄉團先去「懲罰奸民、剷除障礙。」還鄉團殺掉為中共工作的人,殺掉分了他家田地的人,殺掉鬥爭會上活埋他父母的人,那些人也曾是他的鄰居、佃戶或僕從。中共殺人還有一個鬥爭大會,還鄉團殺人不經過任何程序,路上遇見路上殺,田裡遇見田裡殺,家中捉到家中殺,那時農民耕田經常耕出屍體來。國軍犯過許多大錯,這是其中一錯。中共殺人,加強對群眾的組織和教育,還鄉團殺人,逼得那些老百姓跟中共同命一體,今生今世再無反顧。
  
    蘭陵王族是魯南的一座「封建堡壘」,土改將之徹底摧毀,王氏族人也就出了幾個還鄉團的傑出團員。我有一個同族的叔叔,他逃到徐州郊區的九里山做難民,還在九里山野地裡槍殺了他家的長工。他逃難逃到上海的時候,還藏著那把手槍。他看見上海市這麼大,這麼複雜,人和人又這麼陌生疏遠,以為可以藏身其中,茍且偷生,他低估了中共的統治能力。蘭陵公安局派了一個人到上海南京尋找有血債的地主,把他揪出來押回蘭陵,在鎮中心的大街口槍決。
  
   外祖母是個寡居多年的老婦,家中田產早被舅舅賣光,她的身分仍然是地主。土改無情,她老人家按照規定「掃地出門」,不留田產,不給住所,不問生活。她死在村頭的一個席棚裡。我那個騎驢打游擊的舅舅,鄉人告訴我「他沒能老死」,我千方百計找到舅舅留下的兩個兒子。那位教我讀唐詩的「瘋爺」,以大清王朝的遺少自居,不甘受國民黨統治。國民黨當家,他還可以西軒南圃,喝酒罵人;共產黨來了,他逃到徐州,徐州告急,他逃到浦口,浦口不守,他下落不明。我千方百計找到他的女公子,也沒問出究竟,傳說他老人家推絕渡江南逃,跳進長江去了。這些變化,使我一直覺得很痛苦。
  
   那時出現了一個新名詞:「造匪」。陶知行在《申報》發表〈論勦匪與造匪〉,他說今日「一面造匪一面勦匪,匪既不能以剿而絕,或且以剿而勢日大。官逼民變,民安得不變,既逼民變,復從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於此!」若說「造匪」,源遠流長,國民黨始則聯俄容共,繼而團結抗戰,千千萬萬人都和中共沾上關係,國民黨的政策可以任意改變,這些人的歷史不能隨手塗抹,只因與「匪」偶然結緣,在國民黨的檔案中一世難解,這些人到了台灣,處境尤其艱難。而且陶公只讀半部《水滸》,他只記得高俅逼林沖上山,忘了宋江也逼盧俊義上山,既有林沖又有盧俊義,《水滸傳》這才豐富深刻。中共造匪、土改、學潮固無論矣,國軍則常常半夜出城到衛星村落去抓壯丁。鄉村年輕人不敢在家睡覺,逃到離城更遠的野地露宿,中共提供招待所管吃管住,只消三天兩天,已在他們身上烙下印記,國軍把他們列入通匪的黑名單,他們回家再也難以安居,只有離家正式「投匪」。
  
   中國人常說「人多了亂」,所以國民黨害怕群眾、疏離群眾。中共相信「人多拾柴燒火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入虎穴、得虎子、食虎肉、假虎威。中共有本事徹底拆散家庭、宗族、鄰里、朋友,每個人都孤立無助,都只有倚靠黨的組織。經過中共組織訓練,人的個性泯滅,私人生活全被剝奪,群性和公共運動依照黨的需要掩蓋一切,人人都是社會的叛徒,人人也都是黨的馴服工具。如此,萬人只是一人,西方人的形容為「鐵板一塊」。劉一皋教授用他的學術語言這樣包裝起來:「新的編村制度全面實施,強化了政權對農村的直接控制,基本上完全改變了過去相對鬆散的行政結構。在鄉村建立了村民大學,村民委員會,村武委會和民兵治保員等機構,職權包括生產、自衛、治安、財政、文教、調解、貿易、合作社等,涵蓋了全部農村社會生活。同時農村中還普遍建立了共產黨支部、農會、工會、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識字班、互助組等群眾組織;傳統的血緣、地緣組織被取消或改造,每個村民都要根據自己的政治、經濟、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情況,加入數目不等的各種組織,農村社會被置於有機的嚴密的組織網絡之中。」       
  (待續)
  
  
  
  
  
  天敵之下的九條命.下
  
  ◎王鼎鈞  
  
   中共用「相互清算、捨人之不能捨」改造每一個人。群體密集而擁擠,任何人無法掩藏自己,任何人也無法躲避別人,大整肅來了,人人注定要出賣他的新交舊侶,起初,人要經過內心的交戰,後來就成為制式反應。我在網路上看見一個小故事,頗能象徵中共的設計。故事說,教授叫一個女生走上講台,請她在黑板上寫下難以割捨的二十個人的名字。然後教授說,請你畫掉一個這裡面你認為最不重要的人,她照辦。然後教授叫她再畫掉一個,然後再畫掉一個……。
  
   下決定愈來愈困難,她仍然合作到底,流著眼淚畫掉父母,畫掉兒女,她失聲痛哭,畫掉丈夫……。故事最後說,生活就像洋蔥,一片一片地剝開,總有一片會讓我們流淚。山東人解放後的歷程跟這個故事差不多,政治運動一波又一波發生,每一次你都得畫掉一個人,同時你也被別人畫掉,並不是一面流淚一面剝洋蔥,而是你慢慢學會了痛恨你畫掉了的人,你理直氣壯,心安理得,沒有絲毫內疚。
  
   最後,你學會了畫掉你自己,這時,你就是一個「新人」。
  
   中共的組織能力反映到沂蒙山區的戰場上,出現了軍民一體,高度合作。國共對進,飄忽無定,共軍部隊未到、宣傳隊先到,老大娘老大爺叫得親親熱熱,解釋我們為什麼來;部隊先走、宣傳隊後走,解釋我們為什麼走,告訴村民我們還要再來。宣傳隊挨家檢查有沒有打掃乾淨,有沒有借了東西沒還,有沒有打破了碗沒賠。民眾冒險爭先,斷路,埋雷,割線,炸橋,阻止國軍前進。民眾砸鍋賣鐵,拆屋餵馬,支援共軍作戰。戰守期間,民眾以樹為家,樹與樹之間拉繩通信,草木皆兵。民家把家當丟進山谷裡,國軍所到之處,望谷興歎,沒有一根草可以餵馬,沒有一樣生活必需品可用。七歲兒童刺探國軍行動,放火燒汽車。據有關的研究報告說,青少年容易受暴力和槍支誘惑,他們的人生經驗一片空白,容易培養出絕對的忠貞,而且沒有後顧之憂,十分勇敢。
  
   那時候,山東的解放區、也就是山區和農村都非常窮苦,但民眾竭盡所有供應前方共軍的軍需。一九四七年一月有所謂「魯南戰役」,國共交戰十八天,據蒼山文史資料,僅我家鄉蒼山一地,供給解放軍毛線襪四萬雙,乾菜兩萬斤,花生米五千斤,公糧一百二十萬斤。家家把枕頭套拿出來當口袋,參軍一萬人,家庭主婦蒸饅頭,烙煎餅,九天九夜不休息,許多人累昏了,衣袖著火還不知道。一九四八年九月,共軍攻打濟南,單單我的家鄉蘭陵和我的外婆家南橋,兩個鄉鎮晝夜趕工,磨出七萬八千斤麵粉,提供四萬六千七百一十塊門板做擔架。一九四八年山東春旱,飢民二百萬,魯南為重災區,戰史謳歌淮海戰役民眾「支前」,山東出動民工兩百萬人,食油三十五萬公斤,食鹽三十六萬公斤,肉四十三萬公斤。單是蘭陵一個鎮,要負責前方一個師的補給和擔架。各地民眾推著小車,把這些補給品送到前方,車隊千里,畫夜絡繹不斷。偉哉壯哉!神乎魔乎?
  
   國軍窮竭民力,並沒有弄到這個程度,他也無法做到這個程度,國民黨編神話,也沒有這麼大的想像力。中共說過,農民自私保守,不可能自動放棄財產,必須如何如何。到底「如何如何」才做到「國民黨吃雞自己抓,共產黨吃雞送到家?」答案可以從「人民民主專政」六字真言中探索。學者既要維護學術尊嚴,不能說謊,又要符合當前政策,不能實話直說,發展出一套模稜兩可、點到為止的說法:「許多工作都是倚靠部分積極分子,特別是少數幹部強力推行才得以完成的。」「運動本身是發揚民主的一種方式;但大規模的帶有激烈階級鬥爭性質的運動,運作過程恰恰是經常違反民主原則的。」偉哉壯哉!神乎魔乎?自私保守的農民紛紛自動放棄財產,他們「畫掉了自己」。
  
   那時許多人說,共產黨員走的是「群眾路線」,國民黨員走的是「領袖路線」,怎樣得到領袖的信任,怎樣厚結領袖左右的親信,得到奧援,耗盡他們的精力,他們也自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問題。中共經略東北,二十二個中央委員走出城市,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論資格,統統下鄉,國民黨員幾乎不能想像。據段彩華為黃伯韜寫的傳記說,國軍在山東打了敗仗,中央追究竟任,怪黃伯韜作戰不力,黃氏登台辯解,歷述山東作戰的艱困,其中一項是沒有可靠的、詳細的地圖,他們只有三十萬分之一的地圖,而且多處和實際地形地物不符。我後來讀國軍將領廖明哲寫的《了了人生》,這是他的自傳,他曾多次參加國共戰役,經驗豐富,書中也談到國軍作戰的缺點,「無圖上實地的偵察」。國民政府統治山東,即使從「九一八」算起,那時也有十五年了,為何沒有測繪五萬分之一的新圖?一位曾在有關部門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專業人員根本無法走出去實地測量。國軍脫離民眾支持,已嚴重到這般程度。
  
   中國人一向「離鄉作惡,回鄉為善」。平時,當地人礙於情面,不能興利除弊,戰時,國軍來去如流水,沒有責任心,到處作賤百姓。我還記得抗戰前夕,國民政府辦理「土地陳報」,命令鄉鎮政府確實調查每一家地主有多少土地,據以徵稅,使稅賦公平。那時地主普遍逃稅,短報他的田產,所以偌大蘭陵沒有任何人肯承辦這個工作。鎮長(也是族長)找上我的父親,費了許多唇舌,逼我父親答應,父親素有正直之名,不會為任何人弄虛作假,眾人信服,辦起事來阻力較少。那時中國人不在老家當保安團長,警察局長,稅捐處長,這些工作都會留子孫債,結來世怨。
  
   他們到遙遠的地方去幹這些差事,作了孽一走了之。
  
   中共作風不同,他把原籍蘭陵的黨員派回蘭陵地區工作,魯南專區的政委和主持土改工作的「各救會」會長,都是蘭陵小學的老師,蘭陵公安局長、武公隊長、公安股長,都是蘭陵小學的同學。此外還有我的族人。這些人面無表情,沒有公事不跟你說話,路上碰見了,你若上前喊「大叔」或是「二哥」,他朝你一揮手:「太封建了,叫同志!」他們熟知蘭陵每一家屋頂上有多少風雨陰晴,屋頂下面有多少恩怨矛盾,他們也熟悉每個人的性格、能力、知識程度、成長的背景、人際的脈絡,甚至包括不可告人的陰私,他們來推行中共的政策,何等得心應手!他們斷然六親不認,他們並非包龍圖,他們都是「新人」,推己及人,前來製造更多的新人。
  
   那些脫離民眾的國軍將領不僅屢戰屢敗,戰敗以後也無法逃走。據名記者龔旋舞的回憶錄說,濟南失守,王耀武帶著一個副官,假扮商人出城,走到壽光縣境,王耀武上廁所,副官站在廁所門旁伺候,「事畢」,王耀武伸出一隻手來,副官趕緊把衛生紙放在他的手上,被人看出破綻。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李自成破北京,崇禎皇帝逃出皇宮,在煤山上吊自殺,他怎麼會打結?誰替他打結?臨沂專員王洪九一向和老百姓混在一起,兵潰以後,他往北走,化妝成牛販子,再趕牛南下,一路賣牛做盤纏,逃到徐州脫險。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住在紐約,我說住在紐約的人得有九條命,一條命給兒女,一條命給老板,一條命給國稅局,一條命給盜賊,一條命給愛病……
  
   如果是教徒,留一條命給上帝,給活佛。
  
   如果是華僑,留一條命給中國。一條命也許還不夠,人禍能把你的一條命氣死,天災能把你一條命急死。
  
   做人太苦,太累,太要命,拿人命當兒戲的事情太多,拆東補西,哪還有命給上帝,(當然成了無神論)哪還有命給非洲苦人(當然成為自了漢)!
  
   貓有九條命。料想有許多人是貓。如果只有一條命,今天我斷乎不能坐在這裡寫文章。我的家鄉舊侶,一條命給了黃河,一條命給了抗戰,一條命給了內戰,一條命給了土改或文革,一條命給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我們都還活著,隔海相看。  ●
  
  【自由時報副刊」200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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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paraselene 时间:2004-08-04 09:33:25
  左翼文學薰陶記事
  
  【王鼎鈞】
  
  事出偶然,我開始大量閱讀新文學作品。
  
  這要從一九四六年初到瀋陽說起。我們察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宿舍,尋找可以使用的房屋,日本在東北經營的鐵路以「滿鐵」為總管,財產龐大,房屋很多,我們看到一片磚牆平頂的樓房,式樣整齊畫一,全是空屋,經年無人打掃,有些房屋的地板被人撬起來,(據說是搜尋隱藏的浮財,)未曾修復。後來找到一棟,不但完整可用,三樓還擺著許多圖書。那時接收人員不要檔案文卷,只要物資,《大公報》曾以社論責問「誰是今日之蕭何」。(劉邦破秦,先入咸陽,蕭何不取財寶,一心搜集圖籍紀錄。)日軍侵入中國,大量掠奪,並未放過中國圖書,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趙建民,台北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聿均,都寫下專門論文。
  
  這些書苟全一時,雖是精裝,盡是日文。部隊找來一輛大卡車,停在窗下,書從三樓窗口擲下來,灰飛煙滅之前,先墮指裂膚。我發現其中有一套中國當代文學的選集,也許有十大本,收錄的作品全依中文原典排印,導讀、注解、作家小傳才用日文。世界上竟然有這等事!我急忙搶救,保全了其中六本。
  
  那年代精裝希罕,家中只有《聖經》和《辭源》,我從郵購買過一部精裝的《全國青年代表作》,視同珍品。文藝書平裝釘裝,連穿線裝都很少。一本書祖傳父,父傳子,哥哥姊姊傳給妹妹弟弟,封面破了、用牛皮紙糊起來,書頁散了、用針線縫起來。那年月書是財產,不是消費品,做母親的除了補褂子、補襪子,還會修補破損的書。人在翻書的時候手指不離書口,書口是一本書最容易弄髒的地方,那年月有人出版毛邊的書,書口沒有切過,等書翻舊了、弄髒了,愛書人自己動手切齊,書口清潔如新,舊書好像恢復青春。我一下子弄到六冊精裝書,覺得發了接收財。
  
  翻看目錄,六冊文選收的是小說和散文,普通文選只收短篇,它這裡長篇也收。文章取捨反映了當時的思潮,幾乎全是左翼作家。那時連隊生活沒有私人的空間,這麼厚一疊書無處存放,最好也別讓連隊長官知道我看魯迅巴金的東西。隊部附近有一家中藥鋪,房屋寬敞,老闆善與人交,我借用他的店號對外通信,逃避指導員檢查。我把六冊文選寄放在他那兒,抽空到他店裡看書,中藥鋪裡讀到魯迅的小說〈藥〉,感受特別深刻,我覺得「人血饅頭」如能治病,烈士在天之靈也會贊成,可惜它只會傳染疾病。讀到祥子夜半求醫,沒有錢預付診費,遭醫生拒絕,惻然久之。多年後我寫了一篇〈駱駝祥子後事〉,收進《活到老真好》一書,我能理解那醫生,大作家老舍不能。
  
  常有軍官來買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個問題:軍醫院專為軍人治病,一切免費,怎會有這些人依賴中醫?而且這些人也不像生病的樣子。老闆說,他有祖傳祕方配製的壯陽補品,遠近馳名,軍政人員接收東北,無非酒色財氣。我聽了大吃一驚,若是我的長官也來買藥,我看見了他,他也看見了我,他老羞成怒,忌恨在心,我還有好日子可過?我馬上用帆布袋揹起六冊文選,另找地方。
  
  到哪裡去呢?我想到教堂,教堂在哪裡?跳上一輛馬車,由它去找。那年代教堂的門整天敞開,使我想起「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找到一位執事,說明來意,我倆有一番對話,大略如下:
  
  「你這些書是甚麼書?」
  
  「都是文學。」
  
  「你是基督徒嗎?」
  
  我硬著頭皮說是。
  
  「基督徒應該讀《聖經》,為甚麼讀這些東西?你到教堂只能讀《聖經》。」
  
  說得也是,可惜臉孔拉得太長,我想起「天堂的門是窄的」。我揹起帆布袋,躑躅街頭,思想還有甚麼地方可去。我想坐落到城內北部的地藏庵。
  
  地藏庵是女尼修行的地方,我們有個同學,自幼隨母親信佛,常隨母親到地藏庵上香。他到瀋陽,發現瀋陽也有地藏庵,非常高興,常常去拜菩薩,吃素齋,也帶我們不信佛的人去遊玩。庵中三位女師父,一位年紀最長,接近六十歲,想是當家的住持,另外兩位都是二十多歲的少女,一位法號「本參」,一位法號「本寅」,憑法號班輩,也許有人能知道她們的門派源流。兩位說話都是瀋陽本地口音,都是相貌清秀,體型適中,為甚麼會出家,想必背後都有曲折的故事。三位比丘尼對我們這一票人印象挺好,我打算到她們那裡看書。
  
  都說佛門清靜,難得她們容納我這個俗人。廂房有桌子,有座位,小師父給我倒一杯茶,老師父在我右手邊擺一部佛經,她並未勸我讀佛經,她甚麼話也沒說,她把佛經放在特製的木架上,防茶水打翻污毀經頁。佛經採摺疊式,經上放一支竹籤,小師父介紹讀經的方法,手持竹籤一頁一頁翻開,避免手指觸摸。放在我手邊的經書常常更換,依靠聯想作用,我還記得幾部經的名稱:《金剛經》聯想到金剛鑽,《八大人覺經》想到八大山人,《無量壽經》想到成語功德無量,還有《地藏王菩薩本願經》,聯想到地藏庵。這些經我到二○○○年前後才認真閱讀,當時我只讀魯迅的《狂人日記》,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牛天賜傳》。
  
  我憑六冊文選初步認識中國的新文學,我得以知道山東出了王統照、李廣田,台灣出了許地山。我喜歡曹聚仁、蕭乾,他倆和報館淵源深,作品帶報導文學風格,也許暗示我和新聞有緣。我喜歡麗尼,也許伏下我對「現代文學」的欣賞能力。我喜歡沈從文,他的名作《邊城》,寫一個老人和一個孫女相依為命,使我想起老父正帶著幼女流亡,難以終卷,三歲定八十,我始終很難從純粹審美的角度接受文學。我也喜歡朱自清、周作人、趙景深,還有丁玲。
  
  我小學時代親近冰心,後來覺得她的語言夾生,節奏紊亂。我到台灣後一度主編《中國語文月刊》,該刊的主要讀者是中學的國文教師和學生,我曾經想開闢專欄,選擇「台灣能夠容忍的三十年代作家」,刊出他們的舊文,加以注釋分析,幫助學生提升寫作的水平,這時才發覺許多前賢修辭馬虎,有時造句也不通順,儘管留下「傑作」,卻不能做學習的範本。我把這個發現告訴某一位大教授,他「順藤摸瓜」,尋找病人,羅列病例,寫了一篇「無情」的論文,我確實嚇了一跳。
  
  我不喜歡魯迅,那時我從未說出口來,即使是今天,說這句話還有些膽怯。我知道陳西瀅、梁實秋、胡秋原、蘇雪林也不喜歡魯迅,但是我那時並未讀到他們的評論,我的耳目所及盡是高度稱頌。我不喜歡他大概是氣性使然,我欣賞文學固然有局限,魯迅恐怕也未能把他的氣性完全昇華轉化。現在詩人楊澤說,魯迅是「恨世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王德威說,魯迅刻薄寡恩,散發毒氣與鬼氣,他們展示多元的看法,先獲我心。瞿秋白和魯迅同世為人,他說魯迅是狼族,有狼性。羅馬神話:萊漠斯出生後吃狼奶長大,不離狼群。這話我到八十年代才讀到,相見不恨晚。如果說讀書變化氣質,我拒絕變成這樣的人,我也不能欣賞、不敢親近這樣的人。
  
  我也不喜歡巴金、茅盾、郭沫若,他們都是高大的文學偶像,我對他們的成就總有幾分懷疑。香港作家林以亮為喬志高譯的《大亨小傳》作序,文中有一段插話,他說,昔人那樣推崇史坦貝克,後人看來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我想史坦貝克的名字也可以換成別人,例如巴金……。那時我覺得他們的作品冷酷,不能陶情怡性。後來到台灣,我進文宣單位做事,知道文學作品可以先定方向,然後朝著方向設計。蘇東坡設計「危險」,寫出「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他拼貼足以產生危險的四項因素,事實上四項因素並未同時存在。巴金、茅盾、郭沫若都是設計大師,他們根據共產主義革命的需要拼貼情境,構成「語文的世界」,評論家以「寫實主義」之名推廣,代換人生的現在和未來。嚴格地說,這也是一種欺騙。
  
  我愛好文學,但是沒參加過他們的「讀書會」,所以無從領會那些作品的價值。那時讀書會是個很普遍的組織,左翼作品的內涵外延、靠它解說引申,左翼作品的正確偉大、靠它肯定建立,左翼作品前瞻方向、靠它指點導引。假如巴金的《家》是馬太福音,讀書會就是各地的教堂。有一位學者說,左翼文學並未發生多大影響,他舉當年那些作品的銷售數字為證,他忽略了:第一,當年一本書全家看、全校看,第二,讀書會的組織和教化。正因為如此,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嚴厲取締讀書會和類似的結合,絕不手軟。我如此說,只是指出前因後果。(上)
  
  【2004/02/07 聯合報】 @ http://udn.com
  
  
  
  左翼文學 薰陶記事
  
  【王鼎鈞】
  
  左翼文學的主調指出,現實社會完全令人絕望,讀書會則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惟一的出路,左翼文學設計謎面,讀書會搗露謎底,左翼文學公開而不違法,讀書會隱密而不合法,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學作家把足球盤到網口,讀書會臨門一腳。一九八九年我在紐約,參加了一個小型的茶會,小說家於梨華在座。中國大陸來的一位作家問我,當年青年普遍左傾,我何以能脫離影響。我說這得從《阿Q正傳》說起,趙家被人搶劫,阿Q蒙嫌受審,法官問作案始末,阿Q很委屈地說:「他們沒來叫我!」一座皆笑,只有於梨華尖聲說:「你萬幸!」那時盛傳於梨華附共,她這一聲女高音,我知道她心中自有底線。巴金晚年為中國當代文學爭千秋,居然說「我們為解放軍增加了十幾萬戰士!」可見他深曉葫蘆裡的春秋,文壇大師,竟是八路軍招兵委員。
  
  我疏離上帝以後,我的心靈並未從文學找到依傍,這些文豪,我在沒有讀到他們的作品之前、早已憧憬懷想了很久,可是讀了他們的代表作,我這個文學小青年彷彿是一葉扁舟,在許多碼頭旁邊漂來漂去,不能駛入,即使是我喜歡的作家,我也覺得找不到船塢、防波堤或是領航員。我曾經喜歡唐詩宋詞,可是那時對我而言,唐詩宋詞是廢棄的碼頭,是僅供憑弔的古蹟風景。
  
  我當然也有收穫,六冊文選讀完,我眼界大開,立刻覺得長大了,比起同儕,我算是見多識廣。白話文學在我血管裡流來流去,所有的方塊字都有新的生命,我覺得我可以把我的世界裝進一個口袋裡,揹起來萬里長走。每一篇作品後面都有附錄,介紹作品背景,作家生平,雖然用日文撰寫,其中夾用的中文名詞,像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語絲社,太陽社,小說月報,晨報副刊,還有每個作家重要作品的名稱,都對我傳遞大量的訊息。我想,寫文章除了賺稿費以外,還有一個目標,就是在大部頭的選集裡擠進一個名字。
  
  這些大作家以及他們的詮釋者、鼓吹者,滿口不離「壓迫」、「剝削」、「受侮辱和受損害的」,他們製造困局,顯示改進無望,引起「絕望的積極」和毀滅的快感。我後來做事常常抗上,不能和強者合作,脾氣急躁,反應每每過當,我猜想肇因這些作品灌輸的意識。感謝那些老闆包容我,但是也有人在我的安全資料中加些麻辣。有一次,我為了弱者的利益和強者爭辯,那強者問我:「像你這樣的人應該留在大陸上做共產黨,跑到台灣來做甚麼?」一語驚醒夢中人,我才發覺陷入很深的泥淖。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那時寫實主義獨霸中國文壇,主張寫小人物,關注人間的窮苦、災難、病患,揭露不公平的現象,他們強調生活經驗,主張以調查、觀察、訪問搜集寫作材料,反對氾濫的抒情和空疏的玄想。那時抒情是我所逃避的,想像力是我所缺乏的,他們給我創作的勇氣,也可能強化了我的弱點。那時寫實主義的詮釋者和鼓吹者,只談意識形態,不談藝術技巧,作品有沒有價值要看站在甚麼立場、為甚麼階級說話,要看揭露的是甚麼、控訴的是甚麼。照原料打分數,不照加工後的成品打分數,對創作風氣的影響是鼓勵粗製濫造,助長傲慢自大,對我的影響是:幾乎不知道有「形式美」。六十年代,台灣倡行「現代主義」,詮釋者和鼓吹者糾正了我。
  
  感謝瀋陽的地藏庵給我閱讀和思考的空間,它是那樣安靜,我坐在那裡,可以偶然想起唐人的詩句:「鳥鳴山更幽」,「潭影空人心」。很慚愧,我從未捐過香火錢,也不讀她們預備的佛經,她們從未因此怠慢我。我寫這篇文章追記前事,屈指已在五十多年以後,其間天翻地覆,不知她們怎樣適應,她們的來生當然沒有問題,我憂慮的是今生,只要來生沒有問題,今生也就不必太憂慮了吧?老師父應已圓寂,兩位小師父呢?希望她們度一切苦厄,也許此刻尚在某處講經說法。她們是否知道,我終於讀了她們給我預備的一本經:《父母恩深難報經》,我才決定離開瀋陽,生命進入另一次大轉折。她們是否料到,五十年後,我終於把她們放在我手邊的佛經一一讀完。
  
  (下)
  
  【2004/02/08 聯合報】 @ http://udn.com
作者:非匪 时间:2004-08-04 10:16:58
  王鼎钧实在是匪某的偶像啊!谢谢!
作者:非匪 时间:2004-08-04 10:20:22
  务必继续,或告我在哪里可以多多读到。
楼主paraselene 时间:2004-08-04 10:57:08
  從洗衣板到絞肉機
  
  【王鼎鈞】
  
  
  國共內戰,由三大戰役改朝換代,遼瀋會戰、平津會戰和淮海會戰(徐蚌會戰)。不應忘記還有一個戰場,交戰時間久,戰鬥次數多,戰禍損害大,關係國共力量的盈虛消長,那就是山東。
  
  概括地說,抗戰勝利到大陸撤守,為時四年,山東戰場的形勢是:第一年,共軍採取攻勢,第二年和第三年,國軍採取攻勢,最後一年,共軍又採取攻勢。那時山東境內有兩條鐵路,膠濟鐵路自東而西,津浦鐵路由北到南,好比兩根扇骨夾出一個扇面,中間一大片山地,好比畫在扇面上的山水,大小戰役無數,雙方爭奪的就是兩條扇骨一幅畫。
  
  抗戰勝利後,山東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俱在中共控制之下,國軍銳意奪回,不斷交戰。往事如麻,我現在參考劉統著的《華東解放戰爭紀實》,還有丁永隆、孫宅巍合著的《南京政府崩潰始末》,理出一個頭緒來。
  
  一九四六年六月,國軍由濟南東進,青島西進,打通膠濟路。九月,國軍沿津浦路北進。雙方激戰兩個月。
  
  一九四六年十月,國軍進攻魯南,進展順利。馬勵武敗於此役。
  
  一九四七年一月,國軍三十一萬人,分南北兩線進攻沂蒙山區。李仙洲敗於此役(二月)。
  
  一九四七年三月,國軍在華北各戰區皆取守勢,獨向山東進攻,調動二十四個整編師,分三路指向沂蒙山區,同時企圖打通山東境內之津浦鐵路。張靈甫敗於此役(五月)。
  
  一九四七年六月,國軍以二十五個旅再攻沂蒙山區,南麻戰鬥即在此役(七月)。
  
  一九四七年八月,國軍五個整編師進入魯西南,與共軍鏖戰。
  
  一九四七年九月至十二月,國軍六個整編師攻入膠東。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國民政府畫分二十個綏靖區,山東佔了四個:第二綏靖區設在濟南,第九綏靖區設在臨沂,第十綏靖區袞州,第十一綏靖區青島。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七月,共軍攻先取膠濟路中段,再取津浦路中段,濟南、青島、臨沂成為孤城。
  
  一九四八年九月,濟南失守,王耀武逃至中途被俘。
  
  一九四八年十月,臨沂棄守,菏澤、煙台全失。
  
  一九四九年六月,國軍撤出山東最後一個據點、青島。
  
  看了以上的記述可以知道,蔣介石總統並不想放棄山東,至少在軍事上他把山東看得非常重要。國軍也並非只知道固守據點,大規模的攻勢也曾再接再厲。可以說,國軍作戰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攻擊,第二個階段是以攻為守,第三個階段才是「以孤城為最後碉堡」,死守守死。
  
  國軍困於共軍的「捲邊戰術」,顧此失彼,得不償失,始終沒有辦法破解。「捲邊戰術」一詞費解,王健民在他所著的《中國共產黨史稿》裡稱為「對進戰術」,並加上註解:「你到我家裡來,我到你家裡去。」舉例來說,一九四七年國軍從各地調集重兵打通北寧鐵路,共軍乘虛攻吉林、新立屯、黑山,佔領朝陽、農安、德惠。一九四七年八月,國軍以十個整編師追擊劉鄧,豫西、陝南一帶空虛,共軍進佔洛陽和潼關之間隴海鐵路。一九四八年四月,國軍從各地調集重兵,企圖收復開封,漢水流域空虛,共軍趁機襲取襄陽、樊城。山東戰場也是如此,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國軍指向蒙陰、新泰、萊蕪,共軍趁機南下,攻入魯西南。
  
  《孫子兵法》說戰爭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率軍出師的人有兩個選項,但是戰地的民眾只有一個選項,山東苦矣,山東苦矣。
  
  「對進戰術」產生「拉鋸戰」,忽而國軍來趕走共軍,忽而共軍來趕走國軍,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化作木屑,紛紛飛揚墜地。故鄉蘭陵是個小地方,平時媒體不值一提,基於「戰爭使小人物成名,使小地方出名」的原理,竟也在當時的報紙和事後的專門著述裡頻頻出現。蘭陵苦矣,蘭陵苦矣。
  
  一九四五年十月,國軍由蘇北沿運河佈防,一度進入蘭陵。
  
  一九四六年一月,郝鵬舉起義投共,由蘇北入魯南,經過蘭陵。郝的部下還以為是和共軍作戰,把蘭陵的中共幹部抓起來。
  
  一九四六年春天,新四軍副軍長羅炳輝在蘭陵病死,軍長陳毅到蘭陵主持後事,安葬在蘭陵東北的鳳草山上。
  
  一九四六年秋,國軍進攻山東嶧縣(嶧城)、台兒莊,一八○旅旅部設在蘭陵。
  
  一九四六年十月,國軍撤出蘭陵、嶧縣(嶧城)、棗莊。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國軍進攻佔領嶧、棗,蘭陵收復,次年一月又失去。
  
  一九四七年一月,國軍共軍戰於向城、卞莊、蘭陵。
  
  一九四七年二月,國軍北攻沂蒙山區,沿途收臨沂、嶧縣(嶧城)、蘭陵、棗莊、滕縣、費縣。
  
  一九四七年六月,兩軍在蒼山(卞莊)、嶧縣一帶作戰,共軍退向濱海區。七月,國軍進出沂蒙山區,蘭陵再失再得。
  
  一九四七年十月,共軍取蘭陵。
  
  一九四八年三月,共軍取蘭陵。(在此之前想必有一次失蘭陵)
  
  一九四八年六月,台兒莊國軍出動,收復蘭陵,得而復失。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國軍因徐蚌戰役(淮海戰役)放棄臨沂,故鄉「拉鋸戰」結束。
  
  我要寫下一段文字紀念李仙洲將軍。抗戰後期,他創辦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我在那所學校裡讀到初中畢業,那是我的最高學歷。那時政府對學生採行軍事管理,嚴厲刻苦,李仙洲愛護學生,居各位「將軍創校人」之首,我們至今感念。
  
  老校長李仙洲,山東長清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山東「三李」之一,另外兩位是李延年和李玉堂。山東還出了一位將領王耀武,黃埔四期畢業,年級比較低,但升遷比較快,軍中常說「三李不如一王」。三李是純粹軍人,王耀武有政治手腕,所以做了山東省主席,他們的蔣校長把王耀武、李仙洲都派到山東,學歷較低的人做一把手,學歷較高的人做二把手,兩人難免有心結,據說,利用矛盾是校長一貫的統馭之術。
  
  一九四二年,李仙洲以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名義率軍入魯,遭受共軍的激烈抵抗,黯然折回,從此失去兵權。據說他常靜靜的站在山東省地圖前面,設想如何攻守制敵,希望有一天統領十萬之眾,完成未竟之業。一九四七年二月,國軍出徐州,由台兒莊、郯城北上;出濟南,由明水、淄川南下,想和共軍陳毅決戰,他自動請纓。他只看山東地圖,沒看全國地圖,更沒看世界全圖。王耀武給他兩個軍、一個師、再加一個旅,共五萬多人,向共軍老根據地吐絲口、萊蕪、新泰進攻,計畫與南路歐震兵團會師,十天以後兵敗被俘。
  
  他怎會這麼快就做了俘虜呢?山東父老愛護他,為他編造了傳奇。據說他騎在馬上進入萊蕪縣城,牽馬的「馬僮」是共諜,馬僮帶他進入一所宅子,共軍早在宅子下面挖好地道,在他床底下留了個出口。半夜時分,李仙洲睡在床上,怎麼也沒想到床底下突然鑽出敵人的敢死隊來。這個故事編得好,符合李仙洲魯直憨厚的性格,誇張解放軍捨正用奇的戰術,給老校長留下幾分面子。
  
  今天知道,老校長被俘並不在萊蕪城內,而在萊蕪城之北、吐絲口鎮外的郊野,並不是馬僮出賣他,而是他指揮之下的一個軍長出賣他。吐絲口吐絲不吐人,他且戰且走,左腿中槍,跌下馬來,失血昏倒。這一槍保全了老校長的顏面,與那個傳說無關。
  
  老校長也犯了錯誤,他沿公路向北突圍,沒有遵守戰地行軍安全六要:偵查,掩護,警戒,搜索,聯絡,通信。那時許多指揮官都不遵守「六要」,常為敵人所算,紙上談兵的楊杰憤憤的說過,凡是被俘的、被襲擊的、誤入敵人陷阱的指揮官都該槍決!還有,萊蕪之役大軍撤退不能保密,難民和軍隊同時出城,擁擠混雜,以致大軍行動遲緩,部隊與部隊間連繫困難。他是山東人,無法用激烈手段排除難民造成的障礙,「魯人治魯」也有壞處。當年岳飛勒馬敵前,等義民完全撤走才班師,因此費了秦檜的十二道金牌,老校長學岳飛,畫虎不成。
  
  他的上級也犯了錯誤。據說由萊蕪、新泰南下是一條險路,勝算最小,南京參謀本部偏偏選了這一條路線。參謀本部認為北線沒有共軍主力,催促他急進,其實共軍已佈好口袋。他的部下也犯了錯誤,沿途亂丟輜重,明語喊話,聽見槍響亂成一團。更不說第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是中共的內應!萊蕪之敗有代表性,他提供了一張切片,使我們看見為何共軍能夠一再得勝。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度流行所謂「莫非定律」,其中有一條說,在一個歷史悠久的機構裡,「每一個人都升到他不能勝任的職位為止」。一個科員做得很好,於是升科長,他做科長也很好,於是升副處長,如果他做副處長很平庸,也只有繼續讓他當副處長,既不能升他處長,也不能把他降回科長。老校長李仙洲和他的上級,大概也都「升到他不能勝任的職位」了吧!老校長苦矣,老校長苦矣。
  
  萊蕪之役,七十七師師長田君健戰死,三十六師師長曹振鐸逃回濟南。據說王耀武對著他拍案大罵:「即使你們是六萬頭豬,也不會在三天以內全給人家捉去!」狼奔豖突,的確很難對付,然而李仙洲率領的不是豬,是人,人為萬物之靈,看風向,識時務,趨吉避凶。濟南守軍十萬,王耀武也只守了八天,天津守軍十三萬,只撐了二十九個小時,遼瀋戰役最後決戰,廖兵團一夜瓦解。人啊人!
  
  萊蕪既敗,蔣介石總統親自飛到濟南,在濟南機場召見王耀武,闢室密談。那時山東籍的名記者王潛石在濟南採訪新聞,據他得到的消息,蔣劈頭就問王耀武:「你把李黑子怎麼樣了?」李仙洲的皮膚顏色深,臉上有忠義之氣,蔣校長喜歡他。據說王耀武低聲分辯了幾句,蔣舉起手杖就打。(上)
  
  【2004/06/16 聯合報】 @ http://udn.com
  
  
  
  
  從洗衣板到絞肉機
  【王鼎鈞】
  
  在台灣,李仙洲是「蠟像館裡融掉的蠟像」,有時聽到他的名字,心中難過,他不是一個靈活的人,如何適應中共的換魂改造?那時讀到一句話:「共產黨要把人皮揭掉,換一張新的。」中共對地主、商人、教員、國民黨工、中下級軍官千折萬磨,沒想到對中將、上將、當朝一品、封疆大吏反而寬鬆,一九八○年代,沈醉的《戰犯改造所見聞》問世,公佈了許多祕辛,那些超級俘虜既未遭受公審清算,也未經過痛哭認罪,沒有強迫勞動,也無須天天背誦八股教條,大家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閒來無事,相互誇耀過去腐化糜爛的生活。
  
  沈醉提到李仙洲的名字,他說老校長沉默寡言,從不參加別人的吹牛聊天小組。中共動員超級俘虜對台灣廣播,勸國軍官兵起義歸順,別人都公事公辦,李仙洲總是婉言推辭,他說我打了敗仗,做了俘虜,有甚麼顏面勸以前的同事部下投降?中共倒也不勉強他。天下事因果難測,《戰犯改造所見聞》傳到台灣,起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作用,大家推想,如果有一天台灣解放了,中共秋後算帳,也是官做得越大罰得越輕,「特任官住的牢房比簡任官舒服,簡任官住的牢房又比委任官舒服。」今天趕快力爭上游吧!於是「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加強了黨政團隊的向心力。
  
  美國總統華盛頓說過,美國革命成功,因為有千千萬萬個華盛頓。國民政府蔣主席引用這句話,他說中國抗戰建國,要有千千萬萬個蔣中正。中共毛主席接著說,他只殺小蔣介石,不殺大蔣介石。國共內戰究竟有多少「大蔣介石」落入中共手中,未見正式的統計數字,只知道中共關押國內戰犯九二六人,軍中系統者七三六人,包括中將七十二人,少將三百二十三人。一九五九年國慶,特赦三十三人。一九六○年又特赦五十人,李仙洲在內。一九七五年全部特赦完畢,未殺一人。老校長受任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病逝濟南,享年九十五歲,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校友百餘人,從各地趕來參加追悼會。
  
  我還要提出另一張切片,從另一角度看戰禍。一九四六年十月,國軍由徐州大舉北上,次年二月初,整編廿六師師長馬勵武中將,下轄李良榮的快速縱隊,一夜覆沒,戰場就在我的故鄉。整編廿六師為美式裝備,快速縱隊是裝甲戰車,再加上砲五團,工兵總隊,輜汽廿四團,共約五萬之眾,堪稱精銳之師,先頭部隊由蘭陵向北延伸,指揮部及後勤支援部隊設在嶧城。
  
  蘭陵之北一片平原,適合裝甲部隊行動,但是那裡有五公里左右的狹長地帶,土質鬆軟,晴天看上去沒甚麼異樣,天下雨立即成為爛泥塘,當地人稱為「漏汁糊」。馬勵武枉為名將,趾高氣揚,他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不知道有個「漏汁糊」,沒人告訴他有個「漏汁糊」。據《蒼山縣志》和《臨沂百年大事記》記載,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雨雪交加,馬勵武接受官紳邀請,進城過年,共軍自百華里之外的山區,強行軍撲向嶧城及蘭陵以北地區,向馬勵武部隊截擊,國軍所信任的地方民眾,配合共軍展開突襲行動,各地區指揮中心皆為共幹控制,強大的精銳國軍在一夜之間潰散不存。各路共軍向快速縱隊合圍,裝甲戰車且戰且走,大部分陷入「漏汁糊」中被共軍炸毀,僅七輛坦克、九百步兵突圍逃往嶧城。九日晚間共軍圍攻嶧城,十一日拂曉佔領,馬勵武投降,族叔毓白看見他高舉雙手,呼喊「不要打了」。
  
  徐州有百萬山東難民,他們都堅決反共,國軍出兵之時,山東難民推派代表到軍部陳情,願意擔任嚮導,軍部高官拒絕接見。國軍進入魯南,從共軍手中奪回許多鄉鎮,各鄉鎮都沒有傾向中央的居民,當地中共幹部以民眾身分出面歡迎,提供協助。徐州的反共難民返回鄉里,一看情況不對,大家又推派代表向部隊長反映實際情形,部隊長皆認為這是地方派系貪功爭寵。實際上他也沒有辦法分辨好壞,結果這些部隊長全被中共的工作者蒙蔽包圍。
  
  那時國軍從不結合民眾,他們不讀史,不知一個農夫關係戰爭勝負、大軍安危。在他們看來,老百姓都是「匪」,或者都「通匪」,中央軍好像不是跟共軍作戰,而是跟全體老百姓作戰。楊正民的回憶錄《大地兒女》記述,他的老家在山東定陶,抗戰勝利,國軍開到,竟把村民都集中看管,才放心宿營,國軍真的進入了「無人之境」,沒有人真心向著他。
  
  今天回想,許多故事血跡未乾。國軍進入村莊,探問敵情,得到的答覆是附近沒有共軍,話猶未了,共軍忽來圍攻,國軍先把答話的人一槍射死。某將軍召集村民訓話:「我軍的行動,你們馬上告訴敵人,你們若不通風報信,敵人會活埋你;可是敵人的行動,你們從來不告訴我,你們料定我不會活埋你。今天我來告訴你們,我也會活埋人!」說到此處,將軍向民眾伸手一指,士兵跑過去,拖出來一個小伙子;將軍再一指,士兵拖出來一個老頭兒,地上早就挖好了兩個坑,等人下土。一時哀聲動天,妻子爺娘滿地打滾。一九四九年我到台灣,有時聽敗軍之將談作戰經驗,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齒。
  
  當年國軍心高氣傲,瞧不起地方武力。所謂地方武力,概指抗戰八年殘留的游擊隊,所謂殘留,因為這些游擊隊跟共軍勢不兩立,雙方經過無數戰鬥,大部分已被共軍消滅,這些地方武力能頑強的生存下來,自有他的長處,他們身經百戰,了解共軍的戰術,他們深入民間,情報靈通。國軍把他們看成多餘,實在是天下第一糊塗蟲。
  
  那時張天佐、王洪九、張景月都是山東著名的游擊領袖,他們想晉見一個團長都鵠候多時,官兵白眼相看,拿他當無知鄉愚。共軍圍攻臨沂外圍王洪九的據點,有所謂「百日激戰」,國軍湯恩伯兵團入魯北上,從臨沂境外經過,先頭部隊陳大慶駐守百華里左右的滕縣,山東省主席何思源一再發電向湯恩伯求救,只見飛機來了,空投一批宣傳文件了事,聽其潰散。陳毅圍攻「魯南反共軍」王繼美,國軍在蘇北運河沿線佈防,坐觀戰事進行,王繼美全軍覆沒,舉槍自殺。黃伯韜以臨沂地方武力為「死子」,掩護自己撤退,他自己到了蘇北,過運河不派工兵架橋,難逃中共重擊,依然損失慘重。國軍的行止從來不通知鄉公所,共軍一再偽裝國軍佔領鄉公所,消滅各鄉鎮的反共力量。如果中央軍嫡系部隊消耗非嫡系,那麼非嫡系也在消耗地方武力,山東菁英肝腦塗地,只當作是腳底下的泥。
  
  那年月我並不在山東,但是我回憶過去,無法對故鄉變故避而不談。有人說,一九四二年國軍撤出山東,負了山東,有人說,一九四六年國軍攻入山東,害了山東,立場不同,見解不同,總而言之,古體詩人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新體詩人說,戰爭像洗衣板,反覆揉搓一件舊衣服。最新的詩人沒見過洗衣板,他說戰爭是絞肉機。兩個比喻都有用,一個像八年抗戰,一個像四年(?)內戰。我落葉飄零,有負故鄉,山東之痛,觸及靈魂,我是山東的一部分,山東也是我的一部分。我始終不能用山東之痛代表中國之痛,象徵人類之痛,我負了文學。(下)
  
  【2004/06/17 聯合報】 @ http://udn.com
  
  ——————————
  人是要自己亦是美人,陌上拾得花鈿,纔能知昨天有美人在此經過。
  
  
楼主paraselene 时间:2004-08-04 11:01:03
  ■人間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一)
  
  ◎王鼎鈞  (20040510)
  
  
  「當你寫不出文章來的時候,你應該閱讀或旅行。」可是,一九四七年,我在秦皇島,旅行沒錢,閱讀沒書。我常常面對稿紙躊躇,同事好奇,有人跑過來問我看甚麼。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屢次在夢中畫鈔票,一面畫、一面惴惴不安,惟恐人家發現是偽鈔。我夢見去看畫展,展覽廳裡畫架成行成列,迂迴曲折,我一路看下去如入八陣圖中。忽然四顧無人,地板下陷,我墜入深淵。那時我並不知道這些夢都是生活經驗的「偽裝變形」,它寓有我在生活困境中的掙扎、對社會陷井的猜防和恐懼,從生活經驗到文學創作,也應該有同樣「轉化」的過程,所謂「將真事隱去」、「滿紙荒唐言」,這才至矣盡矣。在理論上一切經驗都對作家有用,難言之隱,「無可如何之遇」,都能昇華為極好的作品,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機緣聽到或者讀到這般指點。
  
  山重水複疑無路,忽然想到,報紙文章常常跟著新聞走,我何不一試?生活經驗有限,新聞生滅無窮,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草原如海,何愁沒有食物?回想起來,我後來為日報工作,配合新聞,寫了三十年的小專欄,正是這一念種下的因。
  
  那時各地不斷發生學潮,學生遊行,軍警彈壓,發生流血衝突,是新聞也不是新聞。有一天,我在浙江學潮的新聞中看見「于子三」的名字,心中大動,于子三是國立第二十二中學的學生,我在初中部,他在高中部,為人個性外向,口才敏捷,有領導能力,是一顆明星。那時國民黨約束學生的課外活動,他嫌二十二中封閉保守,遠走重慶,高中並未讀完,以特殊因緣進入浙江大學農學院,那時浙江大學設在貴州。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浙大年底復員,遷回杭州。他領導學潮,被警察逮捕,死於保安司令部看守所中,今考其時,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對學潮感傷
  
  于子三給我強烈的寫作動機。我對學潮有感傷,沒有興奮喜悅。我以母親的口吻寫了一篇對愛子的呼喚,我說求學的機會難得,何不及時努力?我引用當時教育部發表的統計資料,民國元年至三十二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十二萬人,僅佔青年的三千分之一。那時華北各省有水災,有旱災,有戰禍,餓死病死了多少人,多少難民賣兒賣女,社會上有千千萬萬失學的青年,你們領公費,讀大學,為甚麼要罷課?罷課就是自己製造失學啊!你們是在爬梯子,多少人暗中嫉妒你,等著看你們的笑話,只有母親揪著一顆心,怕你們失足下墜。
  
  我沒能把那篇文章寫好,如果十年以後寫,我會加上「孩子的體重增加一磅,母親的壽命減少一年,」我會加上「兒行千里路,母擔萬里憂。」我的母親對我說過:「這是亂世,我不指望你偉大,只盼望你安全。」我要引用她這句話。
  
  于子三是山東牟平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大概和我同年,死時二十三歲,正讀四年級畢業班。他有兄弟姊妹十一人,父親做小學教員,家境十分艱苦。他的父母好容易盼到兒子就要畢業,大概總希望兒子找一份工作,給這個家庭添幾擔柴、幾升米吧,他跟我背景何其相似,選擇又何其不同!當年為勸阻學潮,浙大教務長張紹忠發表公開信:「縱諸同學不惜以身犧牲,如何對父母師長?」于子三雖然不能給父母麵包,卻能給父母光榮,他葬在西子湖畔,與岳飛、秋瑾同列,墓園一派烈士氣象,入選浙江大學創校以來的「百年人物」,儼然不朽。然而捲入學潮的青年無數,幾人能感天動地?單說因于子三之死而引發的一連串學潮,全國二十九座學校十五萬多學生遊行支援,持續四個多月,挨打被捕流血喪命的人輕於鴻毛,于子三只能有一個,這就是運動。
  
  受特務「騷擾」
  
  那時候我的文章生澀,如果現在寫,我會提到一九四五年的戰地服務團,于子三入團為前方官兵服務,他在團內常受特務「騷擾」,心中憤憤不平,沒人告訴他捐血之前先要驗血。他的手掌溫軟,凡是和他握過手的人都久久不能忘記,國民黨埋沒他的才華,左派滿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學潮。于子三是龍,左派是水,學潮是驚濤駭浪,龍的舞臺。一九四七年五月,左派學生擁立他做浙大學生自治會長,那是他自信心最強的時候,也是對學校的權力最藐視的時候,中共學運行雲施雨,捧他出來呼風喚雨,人生如戲,演員入戲,張翼德真以為他喝斷了當陽橋。
  
  如果文章現在寫,我會說,「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網羅,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裡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裡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誌銘。天曉得、因為熱血,多麼狹隘的視界,多麼簡單的思考,多麼僵硬的性情,多麼殘酷的判斷,多麼大的反坐,多麼苦的果報。
  
  如果是現在,我會說,中共與學潮之間曲曲折折的線,明明暗暗的人,閃閃爍爍的話。學潮這個怪物由中共授精,國民黨授乳,你的兒女反抗你、而你的看家護院打死他,你有再好的理由也難心平。情治機關很難捕到真正組織策動學潮的共產黨員,以浙江大學而論,現在知道,真正指揮學潮的地下黨負責人姓呂,他是牧人,于子三是引路的「頭羊」,他們背後還有「東家」。那時各界都說學潮是學生自發的愛國行動,都說愛國學生被構陷栽贓,中共對學潮發出那麼多文告指示,後來輯成那麼厚一本書,當年「各界」有誰讀過一行一字?中共對學潮用心之專,用力之勤,當年「各界」有誰知道?學生爭民主,要和平,自以為一塵不染,他們怎知道學潮是「解放戰爭的第二陣線」,于子三的九牛二虎之力,無非「策應蘇北解放軍的戰鬥」。
  
  
  
  
  ■人間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二)
  
  ◎王鼎鈞  (20040510)
  
  
  
  
  于子三之死
  
  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拘留所「以玻璃片割喉管自盡」,浙大校長竺可楨帶校醫同往探看,校醫認為是「他殺」。這位醫生說,割喉自殺應該鮮血噴射而出,玻璃片上應該染滿血跡,于子三手中握持的玻璃片只有尖端染血,而血跡又和傷口的大小相符,不合醫學常識。於是各校學生的激烈抗議燎原而起,連遠在陝西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都想派代表到杭州參加追悼。
  
  我想寫文章,材料不夠,我用三個辦法無話找話。第一個辦法是「亂問」: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怎會殺死于子三?于子三死了、保安司令部能得到甚麼好處?保安司令部好不容易釣到這條大魚,一定要慢慢審問,慢慢引誘,直到掏空所有的情報,于子三突然死了,那是保安司令部極大的損失。
  
  于子三是自殺而死嗎,他為甚麼要自殺呢,他崇拜英雄,英雄貴在成功,不在成仁。「以玻璃片割喉管自盡」,技術上並不容易,他關進去才五天,情勢並未山窮水盡。
  
  我的第二個辦法是「亂想」,由校醫想到法醫,校醫僅是到場察看,法醫驗屍才是權威。報上沒有驗屍報告的內容,沒有法醫的談話,民間如沸水,官方如止水,「立正」的功夫很好。由驗屍想到指紋,于子三握在手中的玻璃片應該經過化驗,上面也許有別人的指紋?那時法醫拒絕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我由法醫沉默聯想到省主席沉默,負實際責任的保安副司令也沉默,一任群情洶湧。我認高層治安單位應該立即展開專案調查,讓社會有個期待,有期待才有安靜。
  
  于子三怎麼死的,我的第三個辦法是「亂猜」。那時流行電刑逼供,很可能、他們朝于子三身上「通電」的時候,由於某種原因,于子三停止呼吸,他們要向社會交代,「畏罪自殺」是惟一可用的理由。浙大校長竺可楨的日記業已出版,書中逐天記載于子三案件的發展,客觀詳盡。看守所告訴竺校長,于子三已死了三天,可是校醫察看屍體之後,認為了于子三已經死了六天。這三天「差額」,大概是急救、請示、開會商討和佈置現場的時間,于子三的死完全是個「意外」。
  
  我和于子三並無往還,他死於學潮,觸動我失學的傷感,這才文思泉湧,今天回想,還覺得滿腔有話。且說當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于子三事件之後,北平又發生「七五事件」,我的老同學李蘊玉置身其中。李蘊玉是個男生,我們一同到陝西,一同到瀋陽。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為「恭祝校長六十壽辰」,策畫成立中正大學,蘊玉得貴人之助,由初中畢業生一躍而為大學新鮮人。他曾寫信告訴我:「社會正在改變,能吃苦愛工作的年輕人會受到重視。」我一看這般語氣,知道他「進步」了。
  
  軍警學生對抗
  
  內戰打到一九四七年底,東北敗局無可挽回,南京教育部決定把瀋陽的大學生遷到華北。左派學生發起運動,反對遷移,國民政府的忠貞學生不眠不休,艱苦戰鬥,總算把對方的氣燄壓下去。這些學校遷到北平,政府並沒有給他們適當的照顧,許多學生沒有上課的地方,教育部虎頭蛇尾,難以自圓其說。蘊玉寫信訴苦,他說天氣寒冷,他需要棉被,我急忙買了一床棉被寄給他。這麼多「流亡學生」,難免三五成群,遊蕩街頭,北平參議會有位參議員看不順眼,提案要求「處置東北學生」,認為這些學生都應該從軍。那時已是一九四八年,「從軍」可不是甚麼好字好詞,流言蜚語,「從軍」提案乃是出於南京中央授意,東北學生引為奇恥大辱,力主遷校的「忠貞學生」啞口無言,覺得自己被人出賣,「七五事件」因此而生。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東北流亡學生集體走上北平街頭,軍警佈成人牆攔截,學生不退,軍警開槍,學生九人死亡,七十多人受傷。蘊玉來信歷述驚險,他說幸虧受過軍事訓練。那時我們比別人多些常識,恐慌的人群是死亡的漩渦,人潮席捲,容易因碰撞而受傷,如果撞倒在地,多半遭踐踏喪命。商家住戶看見學生遊行請願,連忙關緊大門,門板和牆壁相比,畢竟凹下去幾寸,這幾寸空間也能避難,身體緊緊貼在門板上,比隨波逐流要安全。如果位置離門太遠,擠不過去,那就抱住電線桿。我在文章裡公佈了蘊玉的救命祕笈。
  
  明知蘊玉身不由己,我仍然寫信勸告他「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這句話出於母親的耳提面命,我用這句話做題目寫了一篇文章,母親說過,「人多膽子大,能作不能當,」她的話有道理。我還記得日本兵打到家鄉,大家逃難,當前敵情不明,如果越走同行的越少,大家就害怕,即使那條路很安全,如果同行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就放心,即使再走下去很危險。這叫「群膽」,好像大家互相擔保,一同負責,不顧後果。「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到了台灣還一再引述。
  
  我沒能把那篇文章寫好,如果十年以後寫,我會加上「人一多你就犯糊塗」,我已讀過許多研究群眾心理的文章,但我寧願引用母親這句家常。我已知道個人一旦溶入群眾,往往陷於催眠狀態,思考力、判斷力很弱,據說智商只有十四歲,盲從妄動,跟大夥兒一齊叫一齊衝。日本人常說「紅燈大家一齊闖就安全」,其實「他所做的他自己不曉得」。這時候群眾會像磁石一樣,把旁觀的人吸過去、捲進來。當年軍警鎮暴,也往往把看熱鬧的人打一頓,或者把中途經過現場的青年銬起來。
  
  「七五事件」也越鬧越大,起爆點在軍警的槍擊,當時軍警能夠控制現場秩序,為何還要殺人?軍警方面說,群眾有人先開槍,這話本來不通,你並沒有看見開槍的人,居然舉槍就射,你把所有的人看成一個人,又認定這個人就是開槍的人,天下豈有此理?可是那時大家都接受這個理由。餘波蕩漾,有人說,共產黨員混在學生的隊伍裡開槍,引誘軍警、製造血案,以便擴大事態、聳動中外。有人說,便衣軍警混在學生的隊伍裡開槍,製造鎮壓的藉口。
  
  (王鼎鈞,山東省臨沂縣人,抗戰時期投筆從戎,來台後任職於廣播公司、電視公司及報社。著作等身。現旅居美國,專事寫作。)
  
  
  ■人間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王鼎鈞  (20040511)
  
  
  
  
  也有人說,學生隊伍裡根本沒人開槍,軍警編造謊言,掩飾錯誤,推卸責任。真相難明,而死者不可復生!後來我知道,在伊朗,在日本,在南美洲,都有「群眾先向軍警開槍」,軍警胡亂鎮壓一番,這等事居然也有樣板。
  
  想起學潮,我鼻酸眼熱。我對學潮能理解,不能支持。讀大陸校友所編的〈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校史初稿〉,不談敦品勵學,不談變化氣質,大幅渲染一場受到新華日報稱讚的學潮,我不能終卷。那時政界和教育界的要人發表許多文告,勸學生專心讀書,似乎毫無作用,「蔣主席告全國青年書」,要求青年不要對現實期望過高,老生常談對初生之犢,學生當做笑話。官員文告的說服力趕不上北洋政府時代的蔡元培,而學生的鬥爭技術超過五四,起初,學生是膽怯的,零亂的,當局略施小技可以對付過去,但是根本問題猶在。學生回去想一想,心裡不服,還要再來,這一次他們比上一次能幹一些,一次又一次,你那點子老練,那點子機變,那點子爾虞我詐,學生不久就摸清了,你也許有幾個高招,但每一招數只能用一次,下一次、學生就知道怎樣破解。你縱有可敬的品德,可愛的風範,可羨慕的學問,拿來掩護現實的缺憾,抵擋潮流的沖刷,也只能維持很短的時間,以有限對無限,終久要赤手空拳。
  
  文章寫來容易,發表卻很困難。秦皇島當地沒有報紙,天津北平的報紙檔次太高。倒也奇怪,我針對學潮寫的幾篇短文,寄給瀋陽的中央日報、天津的民國日報,他們居然採用了!我收到稿費,沒看到報紙,秦皇島看報不方便,那時文章發表後,報館不興把當天的報紙寄給作者。回想那年代誰敢批評學潮!胡適名高、技巧也高,抬出左派最喜歡的易卜生,引用他的名言,勸告學生「要救社會,你自己得先成器。」一言既出、噓聲四起,都說胡適脫離青年、不配作青年領袖了。我算老幾?怎會有我的發言權?思來想去,一定是和聲太多,「另類」太少,編輯檯上降格以求吧?我在這廂向他們道謝。
  
  我經常「緊追新聞記者的馬車,呼吸它揚起的灰塵」,為報紙「在豆腐乾上刻字」,豆腐乾賣不掉,丟進垃圾桶,不在話下,我細心讀報,常有會意,跟同儕相比,我比較了解我生長的時代,我的記憶比較多。記憶使我早年心苦,中年心亂,也使我晚年心地澄明,如此這般寫出有特色的回憶錄。
  
  
楼主paraselene 时间:2004-08-04 11:03:03
  尋找文學的窗口
  
  ◎王鼎鈞  (20031208)
  
  *後來我知道,你若只寫某某報社,你的稿子八成進了社長室,你若只寫編輯部,你的稿子八成擺在總編輯的辦公桌上,先失地利,後失人和,結果凶多吉少。文稿必須交到副刊主編手上,無論如何、他替作者想得多一些。*
  
  我喜歡報紙的文學副刊,那年代,我是文學小青年的時候,一家報紙要有文學副刊才算是一張大報。副刊展露報人的心胸識見,他除了理性、還有美感,除了算盤、還有胡琴,除了店面、還有花園,除了現實、還有想像,除了功利、還有性情。
  一九四六年,我一步踏進瀋陽,我就打聽哪一家報辦得好。有人推崇「中蘇日報」,那時中蘇訂立友好條約,隨著這個條約產生了中蘇友好協會,中蘇聯誼社,我沒法喜歡那個條約,也就沒法喜歡那些戴著「中蘇」帽子的招牌。我買到新報、和平日報,以非常勉強的心情順手也買了一份中蘇日報,沒想到它的社論十分出色,雖有官方背景,卻勇於批評官方的缺失。那時瀋陽出現學潮,軍政機構都主張武力鎮壓,中蘇日報以為不可,非常「另類」,使我另眼相看。新報偏重本市新聞,活潑親切,類似今天的社區報,版面上常有熟悉的身影幌動,它在本市內擁有大量讀者。和平日報只有一大張,副刊和文藝周刊齊全,令我感動。不久,中蘇日報停刊,中蘇友好協會銷聲匿跡,象徵中蘇蜜月結束,瀋陽中央日報繼之出現,重視副刊一向是中央日報的傳統。
  
  字海戰術
  
  我決定以字海戰術向三報猛攻。各報都有徵文啟事,都要求投稿者使用「五百字稿紙」。我在陝西投稿,文章寫在白紙上,每行沒有一定的字數,每頁沒有一定的行數,根本不知道有所謂稿紙。我連跑幾家書店,他們拿出來的是「原稿紙」,我以為原稿紙不是稿紙,而且每張只能寫四百字,跟徵稿啟事的規定不合,沒敢買。我在書店裡看見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站在書架前面讀了十幾頁,他用階級鬥爭的觀點籠統解釋社會關係,痛快淋漓。起初我以為以為這本書是遊戲筆墨,近似李宗吾的「厚黑學」,繼而一想,艾思奇也許是個俄國人?我做夢也沒想到它會是立國的大經大法。我又看見書架上有一本「牡丹亭」,打開一看,裡面是中共中央的許多決議和文告,我想一定是裝訂錯誤。我們那時候好單純!
  
  我至今不明白為甚麼要限定五百字稿紙,若說計算字數方便,四百字或六百字效用相同。我回去用複寫紙自已製作五百字稿紙,我並未想到編輯的「第一印象」重要,他一看稿紙、就知道你是毫無經驗的新手,文章必然青澀幼稚,懶得再花功夫審閱。多年後,我認識一個人,他第一次投稿先印自已的專用稿紙,儼然名家,他比我聰明。
  
  字海攻勢並不順利。我把「出潼關」的經過寫成散文,投給中蘇日報,文章還沒登出來,中蘇日報就停刊了。我寫南京令我失望,小學校教科書告訴我,浦口過江到南京有「輪渡」,人可以坐在火車上不動,我們還是下車換船。老師說,中山先生的遺體經過防腐處理,放在玻璃棺裡供人瞻仰,我們看見的是仰臥的石像,腿部的褲管粗直僵硬,相當「難看」。我把文章投給瀋陽中央日報,我並不知道報紙有立場背景,中央日報豈能任你非議首都?我也寫出我對上海的印象投給和平日報,兩篇文章都如石沈大海。那時似乎各報都不退稿,我也不知道甲報不用的稿子可以改投乙報,文章像箭一樣射出去,一根箭只射一次,我只有加緊造箭。
  
  抓對題材
  
  經過一番觀摩和琢磨,我發現關外的報紙愛登關外的事情,關內似乎太遙遠了。後來知道報紙的內容講求「鄰近性」,我那時無師自通,心誠則靈,立刻改換題材,寫我最熟悉的瀋陽市鐵西區。我說雪降瀋陽,鐵西區的空氣冰冷如鐵,因為區內遍佈停了工的工廠,房屋空洞高大,外牆堅硬,入夜以後相當恐怖。我說公共汽車的車掌小妹妹嗓音清亮,她本來逐站呼告站名,興工街、篤工街、勵工街、勸工街喚醒國人重視工業,現在怎麼保持沉默、寂然無聲?「新報」採用了這篇文章。
  
  我滿心興奮,立刻再寫一篇,我寫鐵西區的戲院。這時候,瀋陽的軍紀漸漸變壞了,軍人看白戲,塞滿了電影院,一般觀眾裹足不前。依照規定,軍人要買半票,他們硬要無票入場。戲院老闆有幽默感,他說這些軍人也有票,第一是搖頭票,你向他收票,他搖搖頭、進去了。第二是挺胸票,你向他收票,他胸脯一挺、進去了。第三是瞪眼票,你向他收票,他朝你瞪眼、進去了。那時軍人幾乎個個抽菸,劇場中香火鼎盛,數不清縷縷青煙裊裊上升,熄燈後,黑暗中,只見星星點點無數暗紅色的菸蒂搖幌,舞臺旁邊豎著一面玻璃箱形的告示牌,兩個朱紅大字「禁煙」,煙霧太濃,兩個字也模糊了。於是咳嗽聲起起落落,吐痰的聲音也相繼不絕。這篇文章「新報」也採用了。
  
  但是稿費無蹤無影。我投稿全用筆名,而且寫一篇文章換一個筆名,避免以作者身份現形,久等心焦,沒奈何、只得到報社查詢。這才知道副刊主編是報社的客卿,並不按時上班,經人指點去找另一個部門。這才知道報社並沒有「稿費通知單」一類玩藝兒,作者要帶著剪報上門申請,報社把採用外稿照「交貨、驗收、付款」總務三部曲辦理。我沒帶剪報,承辦人見我穿著軍服,特別通融,自己打開存報找我的文章。他抬起頭來對我說:「你的文章登在新聞版,新聞是沒稿費的。」我這一驚非同小可!他把我當成各機關的新聞發佈員了。五年以後,我知道新聞版的特寫、邊欄仍然有稿費,若是外稿,報社裡可能有人把稿費吃掉,通常以新聞版的編輯嫌疑最大。五十年代初期台灣也有吃稿費的主編,那時大家都窮。
  
  我沒有灰心的權利,我繼續寫。經一事、長一智,我在投稿信的信封上鄭重寫明副刊編輯室。後來我知道,你若只寫某某報社,你的稿子八成進了社長室,你若只寫編輯部,你的稿子八成擺在總編輯的辦公桌上,先失地利,後失人和,結果凶多吉少。文稿必須交到副刊主編手上,無論如何、他替作者想得多一些。
  
  初領稿費
  
  我喜歡中央日報的副刊,向她投稿,連續五次都告失敗。有一天,我經過瀋陽市的萬泉公園,看見滿池白色的荷花,我們常常把荷花蓮花混為一談,傳說菩薩坐在蓮台上,我想安得每朵花上有一位菩薩,普遍拯救人世的劫難。我「不點名地」寫了蘇北難民的處境。這篇文章登出來了!以後又連投兩篇,也都蒙他們採用。到底中央日報有規模,我第一次看見稿費通知單,輾轉把玩,終身難忘。
  
  我遲遲未能進入和平日報的「和平花園」,直到有一天,我想起國軍青年軍二○七師,那時這一師人馬駐在瀋陽附近的撫順。一九四四年十萬知識青年從軍,我們有三百多名同學編入二○七師,抗戰勝利,青年軍復員,二○七師全體官兵志願留營,所以這些老同學也都來到東北。他們都升了官,軍官有軍官的樣子,不過也還有許多人到連隊探望我們。我把這些人從軍的悲壯、留營的慷慨寫成文章,投給瀋陽和平日報副刊,順利刊出,也領到稿費。現在回想,和平日報前身是軍報,我寫軍人的正面形象,副刊主編愛屋及烏。文章的命運往往由文學以外的因素左右,可惜我當年沒參透這個道理。
  
  「該來的終於要來,」瀋陽外圍作戰連連失利,市區也出現了難民。電影院裡,難民家庭的小女孩向觀眾兜售香菸瓜子,看到她,我想起自己正在逃難的妹妹。她把貨品擺在籮筐裡,穿一根布條掛在脖子上,兩手把籮筐端平了,彷彿流亡學生使用寫字板的樣子。電影放映時,她在座位和座位之間的通道上慢慢後退,眼睛左右掃描觀眾的臉色,整天吸濃濃的二手煙,尋求顧主。座上全是軍人,而且大半是傷兵,他們並非為了看戲,他們來享受冷氣或暖氣,戲散人不散,由中午坐到晚上,修心養性。那時軍紀越來越壞,瀋陽警備司令部也曾想加以整飭,一面安排各戲院星期天辦理免費勞軍,一面通令各部隊,除了星期天以外,禁止官兵「任意外出」。
  
  女童小販
  
  可是有甚麼用?有一天,賣菸的小女孩向我哭訴,常有一隻手伸過來突然抓走她的香菸瓜子,看不清是誰的手,只看見軍服的袖子。那時電影院裡光線極黑,我不明白為甚麼要那樣黑,一個女孩子不能和一個男孩子去看電影,人言可畏,除非你馬上要嫁給他。我完全沒有辦法處理小女孩的投訴,只能朝她的籮筐裡放一張鈔票,她拒絕我的安慰,擦著眼淚離開。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把這件事寫成文章。
  
  瀋陽冬天寒冷,家家燒煤取暖,常見煤灰堆積在空曠之處,隆起如丘陵。難民家庭的小男孩圍著灰堆挖掘,尋找尚未完全燃燒的媒骸回家使用,個個小手凍得又紅又腫,看見他們,我想起自己正在逃難的弟弟。煤從撫順運來,常有整車整車的煤停在鐵軌上等待卸運,無頂車廂的底部往往有縫隙,煤屑漏下來,落在鐵軌上,踏雪尋「煤」的孩子鑽到車廂底下去,一撮一撮抓起來,一粒一粒捏起來。鐵路警察看見了,抬起皮靴踢他們,身材大些的孩子、他踢屁股,身材小些的孩子、他踢腿肚子。我問警察,煤屑落地以後,你們不可能再收拾起來,何不由這些個孩子去打掃?警察告訴我,司機開動列車時,可能忘了從車尾到車頭察看一遍,鐵輪滾動,這些孩子就沒命了。那麼把他們喊出來也就是了,何必狠狠的踢呢?警察憤憤的說,你不踢、他們不罷手,喊破喉嚨也枉然。我徬徨良久,我惟一能做的、也是把這伴事情寫出來。
  
  (本文作者王鼎鈞,山東省臨沂縣人,抗戰時期投筆從戎,來台後任職於廣播公司、電視公司及報社。文學經驗長久而豐富,著作等身。現旅居美國,專事寫作。)
  
  
  
  
  
  
  ■人間封面故事
  尋找文學的窗口
  
  ◎王鼎鈞  (20031209)
  
  
  
  
  稿費,我記得每千字東北流通券五元,可謂聊勝於無。我不嫌少,我寫一千字很容易,無論如何比「賣香菸的女孩」賺錢容易,對我那正在逃難的父親來說,一塊錢也很重要,我不希求賺錢更容易的方法。
  
  有一個故事一直盤亙胸中。抗戰時期,日軍佔領了華北,有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遲遲不能出嫁,她的父親對她說,現在優秀的男孩子不是去做漢奸,就是去打游擊,都不能付托終身,我要等到抗戰勝利再為你擇婚,抗戰必勝,日本必敗,好日子很快就會來到。女兒每天在閨房裡刺繡,準備嫁衣。
  果然,抗戰勝利了,女孩子也長成大姑娘,做了新娘,她的夫婿在國軍裡當連長,抗戰英雄,蔣委員長的學生,深受淪陷區人民的敬重。這位連長隨部隊出關,打過幾場硬仗,他忽然厭惡內戰,想回老家,但是「無錢莫還鄉,還鄉須斷腸!」他把妻子賣給瀋陽妓院的老鴇,籌措還鄉的資金,據說他老家還有妻子。
  
  陷入火坑的女子寫信給父親,請父親帶錢來贖身。鴇母和她祕密定下最後期限。
  
  她的父親必須賣掉田地籌錢,農民都等著中共土改分田,沒有買主。後來國軍進攻,佔領了那一片土地,私產有了保障,才把田地脫手,可是時間已經拖延了半年之久。做父親的匆匆趕到瀋陽,首先問女兒失身了沒有,女兒說情勢不允許無限期拖下去,她業已真正墮落風塵。事已至此,這個父親認為不值得再花這麼大一筆錢,他竟帶著贖金獨自回家,據說他回到家鄉,買回田地,可是國軍忽然放棄那一片土地,成千上萬的難民湧人瀋陽,他一家也在其中。據說他身無分文,依賴那沒有贖回的女兒維持生存。
  
  這個題材太複雜了,我沒有能力處理。
  
  我並沒有把所有的生活經驗都寫成文章,許多材料留下來,我等待圓滿的觀照,完全的自由和成熟的技巧。瀋陽時代,我寫作的心態還沒完全離開作文簿,投稿是交卷,副刊主編是國文老師,文章登出來是傳閱給全班同學看。那時候,我把寫文章當做學習一門技能,它把個人的閱歷用文字傳達出來,社會需要這一個行業。那時文壇先進再三宣告,文章材料要向外開發,不要向內冥索,現實生活的驚險、曲折、詭異,絕對超過所謂天才作家的空想。也好,我也沒有能力處理自已的感情,既不能以感情做文學的動力,也不能以文學做感情的結晶。
  
  以今日之我觀昨日之我,報紙副刊只是文學的窗口,「從窗口爬進來的是賊,」我不是賊,也不是科班嫡傳。他們的窗是玻璃窗,透明,沒有上鎖,我很感激。我到現在也不知道主編是誰,我知道和平日報社長是閻奉璋,中蘇日報和中央日報的社長都是余紀忠。余先生到台灣創辦中國時報,我有幸投入成為麾下一員,但我從未向他提到這一線因緣。我搜集資料,找到中蘇日報長春特派員袁笑星寫的「長春三害」,文史資料記述瀋陽學潮,提到余先生力主安撫、勸導、化解,那還是訓政時期,他的身分是東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難得能有這樣開明的見解!由瀋陽到台北,看來他對國事有一貫理念,國人對他該有更完整的認識。〈下〉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楼主paraselene 时间:2004-08-04 11:07:01
  到紐約,走訪捕蝶人
    
    --散文家王鼎鈞先生訪問記
    
    廖玉蕙
    
    2001.09.14.
    
    到紐約,走訪捕蝶人王鼎鈞先生。
    捕蝶得有千手?看完《千手捕蝶》裡像禪偈般紙短味長、處處閃現智慧火花的文字後,我們終於如願在盛夏的法拉盛城拜訪了作者王鼎鈞先生。在他的寓所、在法拉盛的餐館內、在交通繁忙的紐約街頭,我們與他兩度會面,俛首聽他字字珠璣的言談,見他彷若久經歲月磨難後再世為人的透徹通達,終於了然捕捉靈感、冶煉精準、雋永的文章,豈止需要如觀世音菩薩般的千手千眼?
    廖:王先生一生輾轉流離,由大陸而台灣而美國,心境自然隨居處的變異而有所不同,可否談談其間心情的轉變。
    王:我這一生的經歷算是很齊全:抗戰、內戰、台灣戒嚴時期、紐約移民。抗戰時期,有四年多的時間在日本佔領區生活,打過游擊,有三年多的時間在國民政府治理的地區、所謂大後方生活,做流亡學生。後來參加軍隊,經歷內戰,輾轉東北、華北、京滬,全家離散,還一度做了解放軍的俘虜。1949到台灣,政府對被俘歸來的人猜防很嚴,我又做了言多必失的作家,憂讒畏譏,一言難盡。回頭看來時路,幾十年大寒大熱,情感波動甚大,很難理出頭緒。大致說,情感傷人,我用思想承接,不用情感回應,減輕撞擊。約略可分三個時期: 第一期,迷戀大我,輕賤自已,否定個人價值,崇尚紀律,讚歎慷慨犧牲,常思改變大眾的觀念習性,可稱為「瓦器時代」。如從作品中找痕跡,可舉《怒目少年》為例。第二期,知道做人做事是一個漫長的細緻的工程,追求知識品德和韌性,健全自身優於指責他人,可稱為「瓷器時代」。如從作品中找痕跡,可舉〈人生三書〉為例。 第三期,發現人的極限,人生的功課在對內完成,過濾人生經驗,提高心靈,自身仍為瓦器,但其中貯有珍品。如從作品中找痕跡,可舉《心靈與宗教信仰》為例。(此書為《心靈分享》之增編改版。) 以上順序,先治國平天下,再修身齊家,最後正心誠\意,似與大學之道逆反。
    廖:王先生的文字如詩,雖充滿意象,卻並不難懂;但近年來若干作品如《左心房漩渦》、《千手捕蝶》,或者是為實踐所謂的「冰山理論」,我在教書時,常有學生反應不易看懂。可否請教創作當時是刻意為之?或信手拈來?如果是刻意,那麼到底是為什麼刻意做這樣的改變?
    王:1945年,我的文章第一次印在報紙上,如果從那時算起,我已寫了五十五年。時間這麼長,環境世局在變,文學思潮在變,我的生活經驗和對人生經驗的解釋也在變,我的文章怎能不變?內容既然變了,形式的變化也自然一同呈現。
    試舉《左心房漩渦》為例。1980年中國大陸對外開放,我觀望了一陣子,確定海外關係不致傷害親友,就寫信回國大索天下,向故舊印証傳記材料。當時所收到的每一封信都使我非常激動,這種類似死而復活的激動,類似前生再現的激動,必須用另外一種形式表達,而且迫不及待。所以《左心房漩渦》在自傳《昨天的雲》之前寫成,面目腔調和《昨天的雲》不同。至於說難懂,我在六十年代初期也說現代畫難懂,所謂難懂,真實的語意是不喜歡、不接受、不共鳴。我想您的高足說我難懂,恐怕也是如此吧,這是我應該受到的報應。
    廖:有一位文評家說您寫的遊記《海水天涯中國人》,不寫山、不寫水,寫的都是「中國人的眼淚,中國人背上的一根刺」,您覺得這樣的解讀說到了重點嗎?
    王:1979年,我從台灣出來到南美,是心情最壞的時候。那一次,王藍先生組成以畫家為中心的團體,訪問南美。畫家注重自然美,我偏重人文社會現象。感受很深的是看到瑪雅文化的覆滅,為中國文化擔憂,那時中共還沒有悔改。我也寫了文章,輯成一本書,叫《海水天涯中國人》。但是沒有好好發揮,膽子小,心也太亂。
    廖:從《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的所謂「人生三書」開始,一直到《隨緣破密》為止,您一直,在文章中不諱言人間的詭詐虛偽。雖然有人以為文章真實的呈現世界,有助於年輕人及早認識世界是可喜的現象;可是,也有人因此批評您提早教導年輕人世故是殘忍的行為,讓他們太早失去天真。您自己是怎麼來看待的?而您寫作的動機又是如何?
    王:我寫《隨緣破密》的時候,超出了青年修養的疆界。我不能永遠局限在它裡面。人生大致可分四個階段,第一期是獸的時代,只知有自己、不知有別人,只有慾望的滿足,沒有道德上的滿足,,像野獸一樣;第二時期進入人的階段,長大受教育,知道人倫關係,知道自制,知道愛人,學習共同遵守的規範。其中有些人能力特別強,便進入第三階段:英雄時代。英雄為成就他的事業,不能溫良恭儉讓,不能像在合唱團裡唱歌,他另有一套法則,那套法則和以往我們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樣的;等英雄成功後,就必須轉型為第四個階段-聖賢。如果英雄不能進入聖賢,就會成為特別大的獸,正所謂「不為聖賢、便為禽獸」。我的人生三書,講的是怎麼做人,照那個辦法,當不了總統,卻可以成為很好的公民。但是,人間另外有一套,雖然不明顯,卻是存在的。《隨緣破密》就是要點破那一套,希望第二種人了解第三種人,也希望第三種人做第四種人。「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靈數十年」,他就是有了!既然有了,總得有個辦法哄著他、求著他,甚至威脅著他,叫他升級。但願他頭上有天,性中有善,知道長進。我寫了這麼大的一本書,可能理念表達還不夠痛快淋漓,就等著將來有人繼續發揮吧!
    廖:近年來,台灣的散文創作出現許多「出位」的作品,(即散文寫得像小說,或詩寫得像散文。)最常見諸文學獎的比賽裡,以致引起許多人的批評,認為這是為得獎而取巧的作法。您對這樣的現象,有什麼樣的看法?你讀過那些作品嗎?
    王:「散文的出位」,好一個精釆的標題。五十年代之末,六十年代之初,我為散文尋求厚度密度和象徵性,向小說戲劇取經借火。七十年代,有學問的人告訴我西方正興起“文體之綜合“。說到文體的綜合,詩人和小說家偶而也有出位的現象。編過副刊,愛登詩人寫的散文,他們的散文有特色,其特色由詩而來,現在我馬上想起余光中。我也常請小說家寫散文,他們的散文有特色,其特色由小說而來,現在我馬上想起端木方。有人說,(恕我忘了是誰說,)他們不算出位,他們是「越位」這個說法也很好。他們的越位也許是當行本色、自然流露吧,我的出位則是一個努力的方向,跟當年學寫小說有密切關係。概括的說,我曾進入小說的城堡,不能久駐,臨行時帶走了一些家當,另立門戶。下面再作交代。「出位」與文藝獎的關係我不清楚。現在我讀書少,記性差,有一個印象,散文出位很風行。杜十三的文章如電子音樂,既似管樂,也似絃樂,如果單以管樂作比,既似木管樂器,也似銅管樂器。莊裕安出入千門萬戶,游走自如。亮軒筆下,文體的界限有時是見仁見智的不定線,得心應手,走向“法非法“的境地。簡媜諸體雜揉,五色燦爛,難以逼視。這些出位的作品,我猜都是有意經營的了。
    廖:目前,文壇有許多顛覆性的創作,後現代、魔幻寫實.等等,有些人甚至以寫出詰屈聱牙作品為高,文學陷入深奧難解的境界,以致引起許多讀者的抱怨、以為故示詭秘;可是,也有人認為有更多元的嘗試,也是多元社會的常態,是一種創意的呈現,將使文學更形繽紛多彩,值得鼓勵。您的看法為何?
    王:新的嘗試應該被允許,甚至被鼓勵。藝術必須創新,創新可能失敗,但是,守舊一定失敗。文學家得冒這個險,賭這個博。為了創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卹,祖宗不足法。社會不一定鼓掌,要讓路給他走。聽說台灣有句話:「進到賭場就要坐下來賭,不要站在旁邊看。」站到旁邊看了一夜,肚子空空,人很疲倦,這算甚麼!作家就是要坐下大賭、要創新,要突破。學杜甫學得再逼真,也只是假杜甫。即使創新失敗,也給後來的人留下啟發。傳說愛迪生製造電燈泡,嘗試了千百次,電燈總是不亮。他告訴人:「我已經找到千百種使電燈不亮的方法」,態度十分積極。言外之意,所有不亮的方法窮盡之後,燈泡不就放光了嗎!
    廖:據我所知,許多居住海外的作家,常因和國內環境的長期隔閡,而難以創作出引起國內讀者共鳴的文字,甚至因此很難得到出版社的青睞;而您同樣旅居國外多年,卻不受地域限制,仍舊出書不輟,每年維持固定的出版數字,表示仍舊擁有相當的讀者。可否請教您的秘訣?或是對海外作家有什麼樣的建議?
    王:我離國以後,受各種衝擊,一度失去文學表現的能力,後來得佛教的幫助,重建自己,不但繼續寫作,還有蛻變。我是基督徒,並未改變信仰,說個比喻,我是拿著基督教的護照,到佛教辦了個觀光簽證。我曾說,作家一旦發現有甚麼方法可以使他寫得更好,就像商人發現賺錢的財路,軍人發現致勝的武器,一定不肯錯過。佛法對文學創作有幫助。我一生都在學習。我從讀中國古典起步,後來歷經新文學的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到後現代。我經歷左翼掛帥,黨部掛帥,學院掛帥,鄉土掛帥,到市場掛帥。每個時段我都學到東西。在思想方面,我從孔孟、耶穌基督、馬列、佛陀面前走過,都沒有空手而回。我能融匯貫通。我生生不息。所以我一直能寫。我熱愛文學,只有寫作能使我死心塌地。在我成長期間,我也有過別的機會,我徘徊歧路,最後仍然擁抱文學,這是命中註定。我不是天才橫溢的作家,也不是人脈縱橫的作家,現在七老八十了、更不是前景開闊的作家。我深深知道,沒有人以文學以外的因素注意我的文章。我必須好好的寫,讓人家還值得一看。我必須盡心盡性寫文章。所謂「盡心」,盡我自已的心,指寫作的態度。所謂「盡性」,引用《中庸》的說法:盡人之性和盡物之性。「盡人之性」指內容題材,「盡物之性」指媒介工具和形式結構,關鍵在一個「盡」字。我覺得寫文章很像開獨唱會,每一次登台,每一首歌,甚至每一個音符,都得卯足力氣,沒有誰可以馬馬虎虎應付一下。如此這般,對文學的心也只盡到一半,還有一半,靠各位主編「不遺在遠」。 盡其在我是否就一定得到讀者呢,那可難說。「三年得二句」而「知音如不賞」,那也只得由他。我常說,文章本身有它自已的命,它跟誰有緣,跟誰沒緣,緣深緣淺\,緣聚緣散,有我們不知道的定數。現在市場掛帥,在成本的壓力下,出版文學作品的風險很大。這幾年我又出版了幾本書,得感謝「爾雅」有情。
    廖:從民國三十三年(十九歲)正式發表第一篇作品在陝西安康日報起,至今接近五十年,可以說一直寫作不輟。您是如何維繫寫作熱情的?寫作在您生命中佔據怎樣的地位?可否談談您現在及未來的寫作計畫?您寫作一向遵照計畫嗎?
    王:當我還是文藝青年的時候,曾經奉行計畫寫作、意志寫作,那時候,壓抑了許多內心的創作衝動,可是大計畫也都沒能實行。現在不同了,我又回到文藝青年的時代,寫作靠突然心血來潮,明明知道有許多文章應該寫,怎麼也寫不出來,因此得罪了幾個朋友。到了這個年紀,交新朋友很難,得罪舊朋友很容易,那也只好由他。我曾經想寫一長篇小說,題目叫。在我的想像中,台北有一個老翁,一個外省人,他的兒子死了,留下孫子。他深感自己年事已高,有一肚子話要說給孫子聽,可是孫子又還沒有長大,聽不懂,他決定寫下來,留給孫子以後再看。小說的內容分四大部份:第一,咱家原來在那裡;第二,咱家怎麼會到這裡來;第三,咱在這裡做了些甚麼事;第四,咱們以後還得做些甚麼。我那時已經相信藝術家應該沒有「立場」,我會寫得很客觀。
    林海音女士聽到有這麼一回事,打過兩次電話給我,催我快寫。她那時還在辦「純文學」月刊。也有人警告我寫不得,認為這個故事可能引起誤會,好像影射蔣總統後繼無人。我有一個弱點,不能同時做兩件重要的事,我得找一段很長的時間,集中精神寫這個長篇。老天爺不給我機會,胎死腹中。到了符合條文規定的年齡,我立刻申請提前退休。我向國家社會借時間。我有個最後的心願,寫四冊回憶錄。第一本《昨天的雲》寫故鄉幼年,第二本《怒目少年》,寫我經歷過的抗戰時代,這兩本已經出版了。第三本寫內戰第四本寫台灣,寫到1978年我離開台灣為止,以後移民海外的日子就不寫了,我覺得我離開台灣就沒有生活了。你聽,這個計畫像不像還魂?我現在能寫得更客觀。
    廖:第二冊國憶錄是1995年出版的,為何拖了六年未見下文?
    王:實不相瞞,內戰的經驗太痛苦,痛苦產生幻滅、怨恨、咒詛,我不想傳播這些東西。生活經驗需要轉化,需要昇華,需要把愁容變成油畫,把呻吟變成音樂,這個境界到今天才可望可及。叼天之幸,風中之燭未熄,照明度未減,眾多目光猶與燭光相接,手指雖不能握管,幸有中文電腦可以救濟。四冊回憶錄,最後寫台灣的一本是“大軸“,我所聞、所見、所受、所施,對台灣的文學史(尤其是五十年代的文學史)有許多補充。當做文學作品的素材看待,我想指出「外省人」在因果中的生死流轉。我願意暗示人人都在造因,住在台灣的每一個人都不例外。我說過,作家應該沒有立場,也就是蘇東坡說的「空故納萬境」。我希望親愛的台灣同胞現在能包容我的感受,將來能認同我的感受。我也想嘗試藉著我收到的訊號,窺測人類歷史的密碼,供中國大陸上的有緣人分享。這本書將努力避免議論評斷,上述的著作宗旨透過“出位的散文“來達成。這本書要回到台灣來寫,我要到台灣找資料,找感覺,最重要的是感覺。我花三千美金買了一架小電腦,正在練習操作。寫完內戰,我提著它到台北來工作。這架電腦是我買過的最貴的東西,我沒買過車子。我不能先寫第四本再倒回來寫第三本,它在我心中猶如一條河,河流必須經過中游到下游。但願不增添變數。我有心臟病,懼高,坐飛機如赴湯蹈火,女兒嫁到夏威夷,我不能親自送她,小兩口遷就我,在紐約成禮。本年三月份第二度小中風,目前還在危險期。到時候,我也許得坐船橫渡太平洋,寫作必須照計畫完成,否則簡直死不瞑目。
    廖;除了經常被定位為散文作家外,其實,您一向是小說、評論(甚至廣播劇)一起來,近年,甚至涉足詩的範疇,堪稱全方位的創作者。如此勇於嘗試的精神,是喜歡挑戰的個性使然呢?還是因緣於文學上所謂的「遊戲說」?如果是前者,那麼,您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履踐「大膽嘗試」的信念?可否舉例說說看?
    王:您知道,我本來的抱負是寫小說,寫長篇小說。1951年,王夢鷗、趙友培、李辰冬三位老師,得張道藩先生支持,辦“小說創作研究組“,我報名應考,蒙他們錄取。為了寫小說,我勤練散文,散文是小說的基礎。為了寫小說,我讀詩,詩開啟想像力,增加對文字的敏感。為了寫小說,我揣摩戲劇,取法戲劇的結構。我也讀文藝理論,那時的觀念是,作家必須有理論修養。很慚愧,小說寫不成,這裡那裡有人找我寫散文,寫劇本,寫評論,這好像是公民投票,大家決定我不能寫小說。我多年舉棋不定,最後棄子投降。我志在散文,但是怎麼也忘不了詩、劇、小說,學習總是有益,詩,小說,戲劇,滲入我的散文,大大的改進了我的作品。我是真正的職業作家,台灣三十年,海外二十年,我的工作不離寫作,稿費有時佔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有時佔收入的百分之九十,符合職業作家的定義。我這個也寫,那個也寫,被動的成分居多,不是出於「喜歡挑戰的個性」,而是出於守分隨緣;不是根據「遊戲說」,而是根據另一個說法:「職業,就是給你錢,要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有些作品,人家要我寫,正好我自己也很想寫,這是「天作之合」。四十五歲以後我爭取自主,《碎硫璃》近似「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左心房漩渦》如一場熱病。晚年寫詩,更是莫之至而至。隱地兄「不容分說」給出了個詩集,我好像七十多歲生了個孩子,很高興、也很窘。
    廖:在海外,您是不是也常參與當地的文學活動?通常會是什麼樣的活動?讀書會?新書發表會?抑或演講?您對海外的文學團體有怎樣的觀察?
    王:紐約華人的藝文活動,以畫展和音樂會居多,很蓬勃。華文作家常有新書出版,世界日報和佛教團體都為作家辦過很轟動的新書發表會。紐約市還沒有華文作家的讀書會,有作家組成的華文作家協會,還有紐約筆會,北大筆會,海外中國作家聯誼會。 談到文學刊物,立刻想起報紙的副刊。紐約有四家華文日報,以我自已的感受來說,世界日報的副刊最豐富,最親切,也最及時。我是讀副刊長大的,四家日報的副刊我都看,而且每天看,“一個也不能少“。只要多走幾步路,台北中央日報的副刊也看得到,我每星期去“閱覽“一次,風雨無阻。加州有一個美華文學月刊,很受兩岸研究海外華文文學的人注意,我也每期都看。紐約人都很忙,辦演講會不容易。有時他們不得已而求其次,找我主講,我總是讓他們知道我不是演說的人才。當然也有不能推辭的時候,我只得事先寫好講稿,再三斟酌修改,非常勞神。憑我寫廣播稿的訓練,我對起承轉合、抑揚頓挫都有安排,聲調也有講究。我必定在講稿裡放一點點好學深思而得的意見,也必須有小故事小幽默,也使用我從戲劇學來的欲擒故縱、似虛還實的小狡獪。我能使聽講的人滿意,但是不能讓很多人都來聽講,也就是說,他若來了,不虛此行,可是他未必肯來。我只能到這個段數。我的個性內向,很少參加群體,現在體力不濟,一動不如一靜。只有一件事:如果有人找我討論寫作,我知無不言,只要給我時間,我言無不盡。當年三位老師熱心教誨,我無以為報,只有照《新約》的一句話去做:「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捨去」。不過,現在真正用心想把文章寫好的人減少了,好像認為「僧推月下門」、「僧敲月下門」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
    廖:我們知道您曾經任職中國廣播公司,負責寫廣播稿,當年是如何找到這份工作的?
    王:當年我原本是去中廣公司資料室應徵資料員,做剪報、貼資料的工作。一天,公司編撰組裡一位撰稿的人臨時不來了。主管聽說資料室來了一位年輕人,好像還可以,就叫我臨時補了一篇!結果寫得比那位老編還好,於是就把我調出來專門寫稿。過了若干年後,廣播節目起了個革命,開始由主持人自由發揮,再不需要專人供稿。我於是轉而管行政。但是,管行政我不行。管了一下,焦頭爛額。所以在中廣就是這樣,幸好我進去得早,五十歲就積滿年資退休了。
    廖:您文章寫那麼好,您覺得這跟當年寫廣播稿的訓練有關係嗎?
    
    王:我寫作能深入淺\出,靠廣播跟電視的訓練。廣播跟電視能把很複雜的事情弄得很簡單,很抽象的事情弄得很具體,很多人不會,我學會了。這對我後來寫文章很有幫助。另外,電視還給我一個啟示,就是必須重視讀者的興趣。剛進廣播的時候,廣播還帶著訓政時期的色彩,播音員往麥克風前一站,就是天降大任,聽眾得聽我的。但是,到了電視時代,市場掛帥,這套就行不通了。必須「順應眾生」,這個順應當然是技術上的,有時候也是內容上的。我後來之所以還能不停地寫下去,多半跟這個觀念的延長實踐有關。有很多作家後來寫不下去了,我猜測大概也就是因為不能順應吧!
    廖:現在有好多的文學獎來鼓勵作家,好多的媒體可以讓他們發表,出版社也多。不過,機會看起來似乎很多,可是好像也就因此變得很少。我的意思是說,所出版的書,如果沒有馬上被注意到,很快就會像泡沫一樣消失在書海當中。
    王:的確是這樣的,這種狀況已經持續許多年了。大眾傳播使得文學「速朽」,因為在理論上,大眾傳播是一次讓所有的人都接受到。以前杜甫寫首詩要傳遍全國,可能要花上好幾年時間,一個個抄。現在是只要一天、一小時。另外,從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五百年。現在是江山如果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五十天,因為立刻就被學去,立刻就在廣播、電視、報紙無限次地重複,立刻就變成陳腔爛調,死得好快。
    廖:所以要經常創造一種風潮,像您的《人生三書》出版後,一大堆類似的筆記型格言的作品就都一窩蜂出來了。
    王:很多東西都經不起這樣重複的。比方說:第一個拿花來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就是蠢才。這話也許太嚴格了,我們說,第一個拿花來比喻女人的是天才,那第一萬個拿花來比喻女人的呢?他是不是蠢才?它連帶就害了拿花來比喻女人的這句話,這句話就沒人要了。從前,你若是要找到一萬個人重複你,也許需要五百年,現在恐怕只需五十天。
    廖:目前,您對台灣文壇少壯代作家比較看好哪些位?
    王:我必須老實說,我讀書不多。原則上,我現在不大看書。有人送書給我,我用電腦回封信給他,告訴他,蠶在作繭的時候是不吃桑葉的,你這本書、這個桑葉雖然很漂亮,我恐怕是吃不下去了,我現在專心寫回憶錄。所以,我看得很少。
    廖:您真是妙語如珠!薑究竟還是老的辣。
    王:要謝謝你給我的這許多肯定,作家互相勉勵還是非常需要的,我從法師那裡學了兩句話,「若要佛法興,須要僧讚僧。」我們的作家不相互誇獎。我說過,中國文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文人相輕,有黨派門戶;五十六十年代文人相害, 偵查告密成風;七十八十年代文人相忘,各自忙著賺錢;九十年代兩千年代文人相抄襲,贏家通吃。
    廖:我們知道您受佛經的影響甚深,也常用佛教來解釋聖經。前面您說這是「拿著基督教的護照到佛教辦簽證」,這是什麼意思?
    王:我從小就信基督教。有人問我說:為什麼您是基督徒,卻去聽佛法?我是為了文學,為了詮釋人生,我在《心靈和宗教信仰》中說了很多。詮釋人生始能表現人生。在這方面,我希望以佛法補基督教義之不足。我說過宗教是一種突然射進來的亮光,是源源不絕的熱情,是一種變化更新的能力,也是詮釋人生的新角度。
    廖:可是,您還是堅持做一個基督徒?
    王:我不會改教。我發現了兩者相同的地方。我喜歡看兩者相同的地方,說起來這個影響也很久遠,我在廣播公司製作節目的時候,進行一個訪問,問一個來自非洲的太太一個問題是:各民族的婦女有什麼不同?你猜她怎麼回答?她說:「我沒看到各民族的婦女有什麼分別,我看到各民族的婦女都會愛自己的丈夫和小孩,都希望世界和平。」老實說,當時其實有些失望,我希望她能講些奇風異俗的事。後來豁然開朗,相較之下,我原先的動機就卑下了。
    廖:可不可以為我們談談您的閱讀經驗?
    王:我讀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受益無窮。可是很慚愧,其他所謂世界名著,我並沒有從翻譯作品中得到太多的好處。有些作品受盡大家稱讚,我年輕的時候讀不進去,現在老了,拿來重讀,還是讀不進去。以前讀不下去,我相信是翻譯不好。後來,我也看到台灣許多人檢討當年的翻譯,說他們的文字不行。如果他們的說法屬實,那我這受害可大了!不知去哪裡索賠。不過,如果說是翻譯流失,應該是局部枝節,大架構應該還在,就像室內裝潢不可複製,一幢大樓的骨架總該顯示出來。可是,大處著眼,我找來找去,他們當年稱讚仍然不能落實。譬如高爾基就使我很失望。《戰爭與和平》我也讀不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華年》,被捧得高得不得了,我也不知有甚麼好。不過他們有氣魄,如大漠,如草原,雖然沒看到多少東西,到底開我的眼界。三十年代的作品,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讀過一些,這幾年又重讀了一些。青少年時期很欽佩沈從文,幼小時候最喜歡冰心,得過他們的益處。曹禺當然了不起,可是我喜歡丁西林、李健吾。魯迅是大師,只能欣賞,學不得。那時白話文還不成熟,文字問題很多。我初到台灣,甚至不會講話,講話文謅謅,別扭扭,是三0年代的語法。後來我寫廣播稿,從頭學說話。我寫文章受文言文、詩詞的幫助,也受它的連累。我簡鍊、但是放不開。後來我也有突破,像《隨緣破密》,像《左心房漩渦》,可說力矯此弊,一個主題不斷擴充反復變奏延伸,一本書只是一篇文章,可稱為早期的大散文
    廖:說到讀古文,我倒想起,國內有些人正大力推動幼兒讀「經」運\動,您的看法如何?
    王:我讀三字經讀幼學瓊林的時候,坐在椅子上兩 懸空,站在八仙桌前面,仰起臉看不見書本上的字。接著讀論語,那時候的觀念是,論語一小段一小段分立,可作少年 童的教材。十六歲以前讀完中庸、大學、孟子、左傳、詩經和一大部份禮記,並且以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的方式讀易經和書經,算是有幼 讀經的經驗。幼兒讀經的功效,我很懷疑。他們說,孩子現在不懂,將來自然會懂。我去聽法師講經,法師也說唸久了,自然就懂了。不過,以我自己的經驗,我能明白九歲時讀過的子曰詩云,靠十九歲又讀過,廿九歲再讀過,我有那個環境,嚴格的說,我並非九歲讀經,而是廿九歲。今天的小孩子還有那個環境嗎?其次,經裡的思想在別的文學形式裡都有,思想的精髓不一定要靠原典,它可以脫離文字,輪迴脫胎到處顯現。幼 當然可以讀經,只是版本不同。我不很明白推廣幼兒讀經的意義,他們也來過這裡表演,小孩都很可愛,看他們之乎者也,讓我產生一種錯覺,彷彿回到唐宋盛世,中華文化永遠不會滅亡!覺得很滿足。至於成效如何,我不懂教育。
    
    
  
作者:收不到 时间:2004-08-04 11:14:47
  大而化之,没有讲透
  
  不过绝对值得顶顶
作者:sikong 时间:2004-08-04 12:11:06
  算是明白了国民党为什么前输老共,后败民进.
  
  满纸都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不屑,倒是高洁了,可也没了根蒂,你看不起老百姓,草根阶级也懒的理你啊!
作者:仁心布谷 时间:2004-08-04 15:39:03
  喜欢王鼎钧的作品.传统的味道\浓浓的乡愁化不开.
作者:欲海漱石生 时间:2007-05-17 22:46:59
  满纸荒唐言

作者:欲海漱石生 时间:2007-05-20 21:58:10
  这么耐读的东东没人看
  
  
  
  叹
作者:杂货郎 时间:2007-05-21 17:13:30
  小扯铃铛卖铃铛,哪里热闹哪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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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一把辛酸泪。
  
  楼主投错地方了。
  
  哀!
  
  自古无品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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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扯铃铛卖铃铛,人间有个杂货郎。走啰!
  
作者:杂货郎 时间:2012-06-02 09:59:32
  俺姐最喜欢的人,王鼎钧^O^!!!
作者:毕明迩 时间:2012-06-03 09:12:25
  联合报文章现在可以看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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