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
对宏大的中国历史而言,《叫魂》书中讨论记述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但历史学者的着眼点,除了从宏观角度论述历史走向,用大的历史事件来解释历史兴亡得失、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在细部着眼,见微知著。今年读了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再来读美国人孔飞力这部《叫魂》,可说是把钱穆描述的某些概念,放在一个小的历史片段上加以微观,从毛细血管中看中国历史大循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个被诸多历史叙述忽略的小事,却能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某些最基本的问题。一个荒谬的开始,一个荒谬的结局,背后却有着环环相依的因果链条。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的“叫魂”案件,究其根源,却有着满人与汉人的民族矛盾、人口膨胀带来的经济挑战、文化思维中的固定模式,官僚制度运作模式中难以解决的痼疾等,看似荒谬的果,背后却有着复杂的因,一步步演化而来。
1768年的叫魂案,起点只是一些捕风追影之事。比如在浙江德清县,有一个农民沈士良找到造桥的石匠吴东明,拿出一张写着侄子名字的纸片,希望造桥时,吴东明能够把这张纸贴在桥桩顶上,用大锤击打,埋入桥底。因为他一直和侄子不和,听人传说,石匠有法术,这样做就能摄取他侄子的灵魂。吴石匠直接把此人扭送到衙门,沈士良被打了三十板子,加以惩戒。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了结,关于“叫魂”的传言因此事迅速扩散,安徽、江苏、山东,直至直隶、京师。人们纷纷传言,有人通过剪掉男人的辫子,或女人的衣襟,窃取人的灵魂。紧接着,就是各地陆续有一些流浪乞丐、游方的和尚、道士被指认为剪辫做法之人,有的说他们用迷药迷倒他人剪辫,有人指控他们身上带有做法害人的道具,有的甚至只因为口音不同,被当地人怀疑为剪辫妖徒。被指控的人往往遭到当地民众的围殴,被抓进官府处置,有的甚而被愤怒的民众当场打死,或被迫自杀。
作为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官员,对无凭无据的“妖术”传闻大多并不信以为真。有的官员因没有证据,释放了剪辫的嫌疑人,有的还发现其中有栽赃、抢夺行为的存在,不但释放了衔冤者,还惩治了胡作非为之徒,算得上颇为公允。但对于官僚们,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身利益,这种事件,最好消弭于无形。辖区的稳定,事关他们的官声政绩,对日后升迁降黜至关重要,不让这种恐慌酝酿成更大的骚乱,不令上封,尤其是至尊的皇帝知晓,就成了官员处理问题时关心的重点。一旦问题扩大,就会成为他人弹劾自己的理由,在上下夹击之下,官僚们希望把一个非常事件转为常规事件,纳入官僚处理问题的惯例中。
但是,即便官员拥有一定权力,他们的愿望也不能完全左右事态的发展,民众的恐慌却并不因官府的判决和压制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随着事件扩大,总有些官员担心纸里包不住火,决定要向上封汇报。山东巡抚富尼汉终于向乾隆奏报了此事,在山东境内发现的一些剪辫嫌疑人,招供说自己是受江南某些僧人、道士的蛊惑指使,来山东施行妖术的。富尼汉感到,这是一群有组织的人,背后可能有人在有更有计划地在制造混乱,以达成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这种危险性,恰好是乾隆最担心的。
在乾隆心中,“妖术”是否为真并不重要,“妖人”试图通过这种恐慌制造混乱,颠覆满清的统治,才是最大的威胁。在朝廷的逻辑中,神灵是护佑帝王的,而民间的祭祀、通灵法术等与神灵交往的行为,都带有非法性质,是“妖术”。剪辫摄魂妖术,又是有组织的施行,看上去更像隐藏着颠覆政权的阴谋。一旦任其蔓延,一定会对政府构成严重挑战。
满清入关后,关于汉人按照满人方式剃发就产生过巨大争执,以致无数人头因之落地。到乾隆年间,经过一百多年,满清统治已稳固,剃发似乎已不成为问题。但剪辫却成了一个信号,依然可以看做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挑战,这也触动了乾隆最为敏感的神经。
就这样,几个信号交织在一起,让叫魂案在乾隆心目中变成了谋反案,于是,乾隆一次次严词下诏,督责各省官员,全力清剿剪辫妖人。他认定,官僚们之前一定在隐瞒事实,蒙蔽上听,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惯常招数对待叫魂案,现在,他要亲自干预。
《叫魂》中,孔飞力对清代官僚制度做了透辟的分析:乾隆统驭官员尽管有一套制度性手段,然而,实际上这套制度已经僵化,漏洞百出,很多不过徒具形式。官员早已有了一套应对之策,他们官官相护、隐瞒塞责,维护民众稳定,只为了应对来自君主的压力,上下其手,左右逢源间,为维护自身和官僚集团利益而遵循着”潜规则“。尽管有所谓”密折“制度,允许高级官员秘密地、直接地向皇帝奏报,乾隆也刻意在各地安插自己的眼线,汇报情况,监督当地官员作为。但即便如此,也很难达到乾隆想要的效果,只有例外的事件,如叫魂案,把它上升到政治罪的高度,加以谋反的罪名,成为威胁大清基业的严重事件,乾隆才可能抛开官僚们得心应手的规则,让自己权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更加有效地管理、整顿庞大的官僚机构。
皇帝要治理官僚中的怠惰、因循、欺瞒,初心未必是坏的,然而,皇帝的一次错误判断,专制力量的随心所欲,司法制度的缺席,却能让荒谬变成荒诞,把恐慌变成灾难。为了应对来自皇帝的压力,各级官员不得不想尽办法,遵从皇帝指示,去查找叫魂案的元凶祸首。一个原本子虚乌有的事件,何来元凶呢?官员就只有想尽各种办法塞责,于是,更多无辜的人被屈打成招,制造出无数冤案,叫魂案却依旧扑朔迷离。乾隆愈发恼怒,干脆让各省官员把叫魂案犯押解到承德避暑山庄行宫,由军机处官员亲自审理。
然而,到了军机处,案犯纷纷翻供,无数所谓案犯只是刑讯逼供下的屈打成招。他们随口编造的供词,不过是为了摆脱生不如死的刑讯,官府提供的证据更是破绽百出。真相慢慢浮现。军机处官员只得小心翼翼地向乾隆奏报了结果,乾隆这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然而,皇帝是不能承认自己犯错的,政府的尊严也要维系。乾隆一面下诏,停止继续剪辫叫魂案,以免滋扰地方,一面又坚持谋反阴谋的存在,指责各级官员养痈遗患,以致事态蔓延。最后,被抓的剪辫犯大都无罪开释,部分官员受到降职等惩罚,叫魂案尘埃落定。
如此荒诞不经的事件,竟然一步步,祸及多省,让无数人的生活发生改变。一份圣谕,叫魂案结束了,但那些经历了酷刑的人如何呢,那些被愚民无辜打死的,受刑之后死在狱中的,落下残疾的,谁还会关心他们的命运?谁又该为这件事负责?
帝王、官员自然难逃其咎,是他们的颟顸,一手导演了这幕黑色大剧。然而,下层民众在叫魂案表现出的残忍戾气、贪婪无知,也让人触目惊心。德清县案件的缘起,竟然是因为一座寺庙嫉妒另一座寺庙香火盛、收入好,就四处散播谣言,说有人在去那座寺庙的路上剪辫招魂。想借此让进香之人转到自己庙中来。而谣言四起之后,就不断添枝加叶,变得愈发离奇,终于酿成一场民间大恐慌。
在孔飞力的分析中,这种恐慌发生在乾隆盛世并非没有原因。经过清初几十年的发展,到了乾隆年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颇为庞大,但与之同时出现的,是人口快速增长、通货膨胀、土地资源紧缺、生存竞争激烈,大量人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民间对于妖术的恐慌,背后其实是对自身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恐惧。那些看来游手好闲,而又同时似乎拥有一点非自然力量的游方僧道,那些难免有些鼠窃狗盗、半乞半抢行为的乞丐,成为他们提防、厌恶的目标,惟恐这些人对自己原本已经艰难的生活带来坏的影响。
当叫魂的传言出现后,无数的愚民既不敢,也没有能力反抗质问官府,就把一腔戾气释放到更加弱小无助的人身上,四处流浪的人就成了攻击目标。当官府开始严厉对付招魂案时,更有人出于私利,借机打压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捏造、栽赃、构陷手段层出不穷。在整个叫魂案中,人性之恶,彰显无遗。正是这些既因脆弱而恐惧,又因无知而狂暴,因自私而残忍的民众,让叫魂案的灾难愈演愈烈,乌合之众的破坏力演化成多少人间悲剧。而更可悲的是,他们并不自知。
《叫魂》从头到尾,讲述的都是清代史实,没有一段对比联系到现代中国,也不存在任何影射与暗示。然而,孔飞力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今日,距离孔飞力写作《叫魂》又过去了几十年,我们是不是还能看到《叫魂》中描述的人、现象与思想?
研究历史,本质上仍是研究现实,后来者若不反思历史,难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