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去葬礼的外壳》第七章

楼主:迷途未返的猫 时间:2018-01-13 20:31:21 点击:35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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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鬼节出生的,在爷爷眼里是非常不吉利的,爷爷认为鬼节出生的人阴气很重,不但自己命途多舛,而且还会妨碍家人。爷爷认为他这一辈子之所以走背运,一是因为祖爷爷从前盗墓遭的报应,祖爷爷克了他前半生的命,二是因为父亲出生在鬼节,克了他后半生的命。因此,爷爷对于这个二儿子是很不喜欢的,对待父亲一直是不冷不热,父亲的性格有时候容易暴怒,跟自小爷爷对他的态度也很有关系,自从我记事以来,就很少见他们父子俩人之间有交流。
  奶奶有个木头箱子,专门爱收藏以前的老旧物品,后来我从里头找出来当年的一个学生证,上面有父亲的照片,面容青涩,各门成绩都是优秀,可见父亲当年学习是很用功的,但是后来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只能供养一个学生,父亲便辍学了。父亲是三个孩子里头命最苦的一个,大概七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九波姑也诊断不出来是什么病,后来家里人把父亲送到了城里的医院。治了半个月,不见起效,眼看是不行了,爷爷对奶奶说:“给孩子准备后事吧,这孩子命不好,没办法啊,只有认命。”奶奶跟爷爷大吵了一架,死活不让准备后事。
  奶奶用小平车推着父亲,又找了镇上一个相熟的大夫,大夫说:“试试云南白药吧,死马当做活马医,能救活最好,救不活也尽了力了。”没想到父亲竟然奇迹般地挺过来了。从此以后,奶奶给神仙上香越发地勤快了,感恩神仙大发慈悲,救了父亲一命。后来,父亲找到了在煤矿的工作,工作很辛苦,一天忙碌下来,跟逃荒的一样,即使穿着厚衣服,身上也是粘着黑色的煤渣。那时,我已经四岁,我亲眼见到过当时条件的艰苦,有时候,午餐只是两个冷馒头而已。
  到了八十年代,外婆已经到大队当了会计,管起了大队的财务。外公并不是本村人,而是外地逃荒过来的,后来外婆的父母相中了外公,便招外公入赘,就是俗话说的倒插门,因此外公在家里处处听外婆的。我的母亲也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一笑就露出一口大白牙,跟画儿上的人一样好看。母亲比父亲大两岁,因为两家人离得近,父亲和母亲便时常来往,走到了一起。母亲有一只耳朵听力不太好,近乎于失聪,这还得从母亲成家前说起。
  母亲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善,村东头有条大河,村里人都叫东大河,每到夏季,男男女女都要到东大河游泳,跟海滨浴场一样热闹。河底平常干涸的时候,周围工厂里的工人就在河底挖石子,日久天长,河底就变得坑坑洼洼的,有很多大坑。夏季水位上涨,便将河底的情况彻底掩盖住。村里人到河边游泳,说是游泳,其实只是在河边玩水而已,真正会狗刨的没几个人。
  这天,就有个小孩子掉到了大坑里,河中间水流很急,眼看越冲越远,母亲就跳到水里救人,母亲的水性也不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孩子捞上来,自己也呛了不少水,回去之后,就病了,发烧。外婆带着母亲到九波姑的诊所里看病,九波姑给开了药,结果吃了以后母亲的一只耳朵就失聪了。外婆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带着外公和舅舅要砸了九波姑的诊所,要拉她去公安局,大队书记出来调解,九波姑最后赔了五百块钱,这件事就算了了。好好的人被治出毛病了,母亲能不伤心嘛,整夜整夜地哭,母亲原来是很温柔的,自从耳朵失聪以后,就变得容易激动,经常发脾气。
  这又让我想起来我在东大河被淹的那次经历,着实让我长了一回记性。也是夏天,我跟表哥一起到河边玩耍,同行的还有村里的陈果,正在沿着河沿游得高兴,表弟推了我一把,直接把我推到了大坑里,我在水里使劲扑腾着想呼吸空气,但是水面总是要比我的嘴要高一点,一张嘴就呛水,几秒钟的时间已经把我冲得很远了。可能是慢慢缺氧了,我感觉手脚都不听使唤,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时候我反而冷静了下来,这下我可完了,于是就趁自己还有最后一点意识,把亲人在脑海里回想一遍,我当时认为自己肯定是要玩儿完了,到后来只剩下一点模糊的意识,感觉有光,感觉水面上有个大青蛙游过来了,再后来感觉有人把我抱起来,放在了岸上,我在河边的石子地上吐了半天水,总算清醒了过来,这才知道是陈果救的我。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是从小经历过生死的,也正因为如此,我对生死的观念始终看得比较淡。
  陈果是我的恩人,陈果娘也是我的恩人,小时候母亲上班没奶吃,奶奶便把我带到陈果家吃陈果娘的奶,陈果娘也是个哑巴,但是毫不吝啬,用奶奶的话说算我的半个娘,小时候的事我没有一点印象,而我也从来没到陈果家拜访过,只是在大街上碰到陈果娘的时候,叫一声娘娘,陈果娘便高兴地啊啊啊地冲我笑,源自于自小奶奶的教导,我打心底里感激这个哺乳过我的女人。后来想起我所患疾病,有时我也会怀疑是小时候吃了陈果娘奶水的缘故,不过每当有这个想法,我就赶紧制止自己的思维继续发展下去,然后心里一个劲儿地内疚,总有一种恩将仇报的感觉,我更愿意把这个责任推给九波姑,这是后话。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母亲的情绪变得更加不稳定,但婆媳关系还比较好。奶奶虽然也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但是待母亲很好,每天母亲下班回来,奶奶已经做好饭等着母亲,只是爷爷还和从前一样,对父亲很冷淡,对母亲也很是冷淡。前几年还好,婚后三年,我呱呱坠地。矛盾渐渐多了起来,两家人第一次冲突是在我五岁的时候。那天母亲下班回家,父亲正和几个表兄弟在家里打扑克牌,母亲爱干净,不喜欢人在家里抽烟,大发雷霆,和父亲吵了起来。奶奶正在做饭,听见两口子吵架,赶来劝架,母亲年轻,冲动之下对奶奶说了不敬之词,爷爷抄起棍子就要对母亲动手。母亲一看,好啊,一家子都冲我一个人来了。一气之下跑回来娘家,跟父母诉苦。外婆家离得也不远啊,说话就到,外婆和外公带着母亲来奶奶家评理,一边走一边骂,村里的人看热闹的看热闹,叫好的叫好,两家要面子的人可算是丢尽了脸面。自此以后,两家人形同路人,婆媳关系就有了隔阂。
  两家人确实是有隔阂的,收获玉米的季节到了,虽然收玉米不像打场那么有意思,但也是热火朝天,家家户户的玉米堆在院子里,看着像地头南边的小土坡。农村在对待粮食的保存问题上都是有艺术性的,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发明的办法,把玉米编得跟大姑娘的辫子一样,一条条挂在房檐下,像是玉米鞭炮。大部分收获的玉米都要剥粒,储存。我记得那时候外婆家有给玉米脱粒的工具,也是手动的,将玉米塞进工具中,用手柄摇着,就把玉米粒全给划拉下来了。而我家是没有这样的工具的,只好全家人一粒粒用手剥,手指剥得酸疼。即使这样,奶奶从来也没有让母亲借过外婆家里的工具,小土坡一样的玉米山,就靠全家人的几双手,硬是给剥完了,大人们往往要剥到半夜才能休息。回想起当年的苦日子,现在是好多了,但即使是这样辛苦劳作得来的粮食,也是要交公粮的,直到2006年1月1日,废止《农业税条例》,从春秋时鲁国实行初税亩到如今,农业税实行了2000多年。但此时,村里人更热衷于到城市里打工,不愿意耕种自家田地,便将耕地租给别人。
  不只是大人有隔阂,我似乎也受到了影响。外婆家里有一片山楂地,里头种着很多山楂树,每年收获一次,每到收获的季节,外婆家的人就拿着剪刀和麻袋到山楂地里把山楂剪下来,母亲是每次都要去的,有时候也带我去,但父亲却从来不去,父亲对外婆家的人也是有隔阂的,甚至遗传到了我的身上。
  记得小时候,外公带着我和两个小表哥骑着三轮车去拉兔子的饲料,饲料装在麻袋里,我高高兴兴地要骑车,结果路上车轮轧到石块,翻到了阴沟里,外公破口大骂,“你个丧鼠养的,你操的啥心!”回家以后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难受了一天,从小我看着外公和外婆,就像看着陌生人那样别扭,当年外婆和奶奶吵架的那个场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外婆长着一双三角眼,不像奶奶的眼神那样柔和,每次我看到外婆的眼睛,似乎都有些尖锐的神色,看得我心里慌张,我便赶忙将目光移到别处去。
  我上了小学三年级。班主任是个老头,他缺课的时候,就会让他的儿子来代课,如果他的儿子来不了,他就会让他的兄弟来代课,反正谁教都是教,课是缺不了的。在学校做错了题,班主任拿着尺子让做错题的同学排着队一个个来领赏,尺子是铁质的,专门用胶带缠好,打在手上又疼又没有伤痕。排到我时,我面露恐惧,而且恐惧中带着腼腆,最为关紧的是我的工夫下在平时了,有的小朋友是平常调皮,没眼色,我是背地里调皮,在老师的面前我从来都是一个害羞的学生,因此,班主任高抬贵手,放我一马,让我蒙混过关,这叫“示弱”。
  但班主任的女儿二丫就很是嚣张了,平常一言不合,二丫就会动手敲我们的头,甚至有一次二丫二话不说伸手就掐在我的脸上,而我竟然不敢还手,打狗还得看主人嘛,二丫的爹是班主任,我又怎么敢还手呢?这叫“忍一时风平浪静”。二丫不过也是个普通的学生,没有任何级别的学生,竟然经常在班里发号施令,充当警察替别人裁决纠纷,班长说她是狗仗人势,各组的组长也跟着班长说她狗仗人势,每当这个时候,我甚至觉得就连地上的一只蚂蚁一粒灰尘也都学会了狗仗人势。班长难怪生气,他是老师钦定的副手,平常都是同学跟在他屁股后头转,现在被人篡权了,当然要发飙,不过班长发彪也只是背地里发飙,到了二丫的面前,就蔫了。我之所以记恨二丫,倒不是因为她掐我,而是上课的时候我想上厕所,二丫吓唬我说:“老师正在讲课,你要举手上厕所是要挨尺子的。”于是我就忍着,终于没忍住,拉了满满的一裤子,我一步一步挪回了家里,就像裤裆里塞了两斤观音土。那时候,我的影子还从未说过话,因此,每当心中不快,我便独自在心中思量,养成了爱琢磨的习惯。
  当然了,我也不是光受气不撒气,同桌的小静和我关系一直要好,我俩上课疯闹,被老师看到,这下肯定是要被老师处罚的了,我灵机一动,指着小静桌子上的橡皮,就说小静偷了我的橡皮,这也算是事出有因,小静当场哭得稀里哗啦,老师因为弄不清楚谁说的是真话,便让我们俩一同站在教室外面示众,我还厚着脸皮劝小静不要哭了,小静把橡皮丢给我,“这是你的,你自己拿着吧。”小静说,“这叫栽赃陷害。”我知道,这也叫厚颜无耻。因为这件事,小静足足有半年没有理我。许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好友早已不知去向,没有任何联系,现在每到夜深人静,我便时常想起这些小时候的好友,想起当年的纯真友情。
  人老了,总是变得絮絮叨叨,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但是我绝对是一个好听众,我坐在奶奶的旁边,一边烤着火,一边听奶奶娓娓道来,灯光昏暗,猫儿卧在旁边打盹,而我也正享受着难得的静谧。我能看出来,奶奶是有些孤独的,故人渐渐凋零,人进入老境之后难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大多数人都将面临这样的境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当然,我也不例外,我在想将来我的年老时光会不会也是这样度过,我该如何面对身体的衰老和内心的孤独,和自己同时代的人都渐渐作别,那些和我一起生活在同一片阳光下的青春少女,到时候不知会怎样面对时光的无情。我保存有一张奶奶年轻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最能对比出岁月留下的痕迹,不过现在,我更想了解奶奶的从前。
  从我记事儿起,九波家和我家,两家人就不怎么说话,虽然是本家,但两家人见了面总是皮笑肉不笑,这也是奶奶后来告诉我的。那时候我还没出生,计划生育执行得很严格,九波的老婆那时候怀了二胎,他家的人把着口风,不敢让人知道,媳妇那时候整天不敢出门,但是有一天,计生办的人和大队的人一起找上门,就要强行把九波媳妇拉去打胎,其中就有外婆,她还分管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
  九波拼命拦住:“这是一条人命,你们要杀人吗?”
  “我们没有杀人,我们只是要打胎。”外婆说。
  “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难道不是杀人吗?”九波反问道。
  “没生下来就不算孩子,不算孩子就不算杀人。”
  那时候计划生育的执法颇不文明,是要强制打胎的。就这样怀了几个月的胎儿被打掉了。我家和外婆家是亲家,自然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从此和九波就结了怨,九波不仅恨外婆,捎带着也恨我家人。村里人背后也嘀咕,当年九波姑把我的母亲治成了失聪,外婆是故意报复九波家的人。
  九波家隔壁的王婶也是二胎,不过她生二胎的时候我已经十六岁了,王婶是高龄产妇,那时候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仍然很严格,但背地里偷偷生二胎的人不在少数,被发现之后也只是罚款罢了,不会再强制堕胎,即使这样,王婶也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一天晚上,王婶家的人慌忙来找奶奶,说是羊水破了,快要生了,王婶坚持在家自己生,说已经生过一个小子了,轻车熟路,王婶婆婆怕出意外,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找了辆面包车,把王婶拉到临镇的一个医院里生孩子,本镇的不敢去,怕被人知道。直到2016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因此那种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现象有所改变,很多人家倒是不愿意多生孩子了。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和小伙伴团聚,小伙伴就是我的两个堂兄弟。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事,是的,我不想用快乐这个词,更愿意用欣慰来代替,因为在小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所谓的欢喜,不过也是让自己原本就快乐的心多一点欣慰,多一点新鲜和期待,而不像今天这样,长大了,才有那么多的大喜大悲,才会如此追寻快乐。我们一起爬山,摘果子,山上的各种果树是很多的,柿子树和山楂树尤其多,这些果树从来不打农药,因此也不用担心食物中毒,真正的绿色食品,更不用担心吃到人造柿子和塑料山楂。有时我们什么都不干,几个小伙伴绕着村子走也是极其欢乐的,我们见识了天空的辽阔和山的青秀神秘,站在山顶,感受一览众山小的秀美山河,那是一种最纯静的美。当然,我的影子也是我的伙伴,他陪我一起走遍山山水水,只是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这个伙伴的存在。
  要是碰到赶会,那就更好了。村子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货摊儿,吃的,穿的,用的,看得人眼花缭乱,就像进了城一样,虽然我这两个堂兄弟都是城里人,但是赶会和城里逛街是不一样的,赶会图的就是一个热闹。我们兜里装上几块钱,到庙会上买棉花糖、面具之类的小玩意儿,我每次都要买个氢气球,玩上好几天,然后看着它飞上天空,飞到太阳上去。到了晚上,奶奶便带着我们几个一起去看戏,外头来的戏班子,脸上涂的花花绿绿的油彩,尽管我们对唱戏不感兴趣,但几个小伙伴一起闹腾,也就不觉得无聊了。奶奶知道我们喜欢看小人书,就会给我们一人买一本小人书,看着故事里的黑猫警长,我的思绪也跟着进入到了小人书里,跟着黑猫警长一起遨游。那时候,我们在乎的不是衣服、车子、房子,而且热闹,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我们就很满足了。
  我们一起过春节,一起过中秋。古人在桂花飘香之际,赏月,赏桂,是为中秋,像美好的神话一般,节日也曾寄托着人们细腻纯净的思绪,诗情画意般温暖。可能喜欢历史,从小就向往古代的那种悠远,不可触及,但事物总会发展得似是而非,味道变了,就都变了。
  分别的日子总会到来,而相聚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和小伙伴分别的时候,奶奶总会说:“唉,我孙子跟个孤猴似的。”我忍住眼泪,把小伙伴送到停车点,跟他们一起等公交,看着他们上车,看着他们远去,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几乎想要哭出来,却又哭不出来,心里只有一种没落之感,就像一片飘荡的树叶,总也落不到地上,如今的我却几乎天天都能感受到这样的心情。我知道,影子,我们长大了。
  外婆的二儿子是个不着调的轻浮浪子,叫二炮,我长大后就再没叫过他舅舅,因为母亲不让叫。他有个儿子叫豆豆,二炮和豆豆看着倒不像是父子俩,而是哥俩,二舅总爱当着其他人的面做一些崩掉人脑门的事,豆豆和我是同龄人,我记得小时候,二舅拿着锁自行车的铁链缠在豆豆脖子上,锁上以后找不到钥匙了,豆豆憋得满脸通红,差一点就背过了气,多亏了修鞋匠援朝给他打开了锁链,二舅还嘻嘻哈哈地,“没事,没事。”二舅是很会玩的,吃喝嫖赌无一不精,无一不全,撇下老婆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后来甚至于玩出了花样,有一次二舅骗豆豆说要带他到城里吃火锅,豆豆便兴冲冲地跟着爸爸去了,结果当天二舅就把豆豆卖给了别人,晚上二舅一个人回到家跟家里人说儿子丢了,外婆差点没背过气去,舅妈坚持要报警,二舅那点小把戏怎么瞒得了警察呢?最后终于承认是自己把儿子卖了,警察也没办法,把豆豆找回来以后,也只是对舅舅进行道德教育而已。二舅没让家人省多久的心,没过多久,就又把儿子卖了,这次卖得无影无踪,家里人找了半年也没找到豆豆,舅妈一气之下和他离了婚,离婚之后二舅彻底撒了欢,在城里可劲玩,可劲造,没钱了就去偷,最后把自己折腾进监狱了。
  至于母亲后来为什么不让我叫他舅舅。小时候我在家睡觉,中了煤毒,家里人慌里慌张把我拉到医院,经过抢救,总算是保住一条命。但是我昏迷不醒,母亲每天就坐在我的身边,一遍遍地叫我的名字。我们那里的人相信一种说法,人昏迷是因为魂魄找不到家了,一直叫人的名字就能把人的魂魄给叫回来。母亲叫得累了,便让二舅继续叫,结果二舅叫着叫着忍不住哈哈大笑,从那以后,母亲就不让我再叫他舅舅。
  但我的大舅人品是很好的,在老家时,我的父母有自己的耕地。后来即使到城里居住,刚开始还是多少种有庄稼,农忙时就赶回来耕种,有时赶不回来,大舅便替我家忙活庄稼地。尽管山上有大渠,但大渠并不时随时就能用的,大多数时候还是靠担子担水,扁担一头挂一个桶,一步步担到地里去,即使担粪施肥也是这样,大舅帮衬的情谊,我的父母还是很感激的。
  从小我基本没遭什么罪,只有一次,母亲结结实实地修理了我一顿,打小母亲就告诉我,想要啥东西回来告诉大人,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借别的小朋友的东西,借玩具,借书,一借就忘了还,终于被母亲发现了,母亲气我拿别人东西,更气我嘴硬,着实把我一顿好打,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良好的习惯,不是自己的东西碰都不碰。儿时父母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要,令我印象深刻。
  假期来了,我和奶奶要到城里大伯家住一段时间,那对我来说是非常高端的生活了,城里头什么都是新鲜的,都是好的,甚至城里人说的话都不一样,在街上转了一圈,我往往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而我和城里的孩子一起玩耍时也羞羞答答的。晚上,我和奶奶睡在一起,有火车经过,墙上便显示出飞驰而过的火车的黑影,我们静静地睡着,直到第二天,阳光透射进来,我睁开双眼,一切都是那样柔和。
  那时候,村里已经有了公交车了,每天三趟,连接城市和乡村。但是我仍然期望着能到城市去生活。父亲在城里上班,每天骑车来回。有一年暑假,我搬着凳子和书从学校回来,刚走到巷子口,一辆小卧车停下来,里头的司机问我:“KK家在哪里?”我给他指了指路,原来是父亲单位的人,临时有事要来接父亲到城里去,父亲便问我想不想一起去,我是从来没有坐过小卧车的人,当然很渴望一起去。小卧车的感觉真好啊,稳稳的,像坐在棉花糖上一样,路上,有个叔叔问父亲:“走哪条路到城里更近?”我指了指距离更远的那条路,叔叔说:“没坐过车吧。”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这句话时嘲弄的神情,我想,我一定要到城里生活。终于有一天,我要进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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