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去葬礼的外壳》第六章

楼主:迷途未返的猫 时间:2018-01-13 20:51:44 点击:35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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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家里也是三代贫农,在当时那样困难情况下,两担小米已经算是比较贵重的东西了,并且祖爷爷还是生产队长,爷爷虽然蔫儿吧唧的,也还算老实,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对于奶奶这个儿媳妇儿,祖爷爷自然是打心底里满意,两家人热热闹闹地操办婚事。爷爷却还是皱着眉头,亲戚们来贺喜,看到爷爷这副丢了二百吊钱的样子,这不是给自家丢人嘛,祖爷爷一看到爷爷这副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瞧你这熊样儿,净给我丢人现眼。”祖爷爷说话的时候,爷爷撅着嘴不吭声。
  不过好歹,婚事是办完了,了了祖爷爷的一桩心事。奶奶嫁过来以后,成了自家人。跟着祖爷爷忙活起生产队的事来劲头更足了,村里人都说,祖爷爷这个儿媳妇家里家外顶的是一把好手。
  又要炼钢铁,又要比拼粮食产量,本来村里人已经是饿着肚子干革命了,又碰上了自然灾害,自然吃的就没有了。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饿得前胸贴后背,哪有力气跑得动呢。
  这几年一直实行的是集体劳作,眼看饿殍遍地,国家又下发了一个政策:借租耕地,允许村民借租集体的土地耕种。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手里有了地,大家的干劲才又找了回来。
  那时候,家家户户没有余粮,但有人举报喜子家私藏粮食。至于到底有没有私藏粮食呢?喜子的爹本来是地主,剥削过村里的老百姓,有人就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地主爹养出来的也是地主儿子。但喜子爹早在解放前就死了,喜子爹一死,家里的田地都被村民分完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喜子家就算有余粮,也撑不到现在啊。生产队在喜子家仔细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囤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没过几天,又有人举报喜子家私藏财产,说是听见了鸡叫。这次跳出来举报的是我的大爷爷,祖爷爷问大爷爷是不是胡咧咧,大爷爷一口咬定看见过喜子吃肉,就在他家的东墙根上的窟窿眼儿里看到的,煮熟的鸡蛋,剥开皮,里头是正在孵化的小鸡,大爷爷说连小鸡身上的胎毛都看得一清二楚,喜子把小鸡塞到嘴里,一下吃了两个。于是生产队的人又在喜子家翻箱倒柜找鸡蛋,最后连根鸡毛也没有找见。爷爷颇为不满大爷爷多事儿,背地里说他是喝凉水剔牙缝,没事儿找事儿。
  究竟喜子到底有没有吃过鸡蛋,恐怕只有喜子自己知道了。可又有人说喜子是地主遗毒,反革命,干活不积极,消极情绪严重,还散布过反革命的言论,说:“公社不好,快把人饿死了,要是真把人饿死了,杀他们的头。”这句话喜子确实说过,这可是要命的话,好几个人都听见了。那是前天傍晚,喜子端着碗在自家门口吃饭时发的感慨,喜子的娘当时就敲了他两个脑嘣儿:“小兔崽子,记吃不记打,净胡咧咧,吃饭也堵不上你的嘴,回头拿根线给你缝上。”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你一句我一句,就把喜子的话传开了。
  “你要杀谁的头?”祖爷爷问他,喜子硬着脖子不吭声,祖爷爷一招手,几个人就扭着喜子到队里交待问题,村里的妇女都抱着孩子跟着去队里看热闹。
  到了大队,祖爷爷向大队长说明了情况。这是我们村里第一个犯错误的人,大队长亲自动手,搬了七条凳子一条摞一条,摞到小平房那么高,让喜子往上爬,爬到最高的一条凳子上,大队长一脚把凳子踹翻,喜子从上头跌下来,腿就摔伤了。这还不算完,不光要打倒反革命,还要把反革命踩在脚下,围观的人里头有几个平时爱管闲事儿的人,你一拳我一脚,喜子被打得鼻青脸肿,折腾了一下午。
  大队长问喜子:“你要杀谁的头?”
  “我谁的头也不杀。”
  “但是你说了要杀谁的头,很多人都听见了。”
  “我说了,但是我没杀。”
  “说了杀谁的头,就等于你杀了谁的头一样。就像你说了要吃饭,跟你已经在吃饭的性质是一样的。”大队长说。
  “那你每天都要说自己要吃饭,那就等于你已经吃了,就不需要做饭了。”喜子一句话把大队长噎了回去。
  “我虽然每天吃饭,但是我没说出来,而你说了,说出去的话就算数。”大队长仍然不依不饶。
  这个时候,奶奶突然站出来,拦住大家伙:“喜子年轻,嘴快,就是发句牢骚,再说腿也摔断了,就拉倒吧。”祖爷爷万万没想到,喜子是自己送来大队的,而自己的儿媳妇,自己平时最得意的助手,竟然敢当众替喜子说情,这等于是当众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旁边的人还一个劲儿的起哄:“云祥,你抓反革命之前没跟你儿媳妇商量啊,要不先回去商量妥了,再回来继续斗,我们这儿等你。”祖爷爷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弄得里外不是人。“姑娘家懂啥,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赶紧回家去。”祖爷爷当众就把奶奶撵了回去。自从这件事以后,村里开始有人背后说祖爷爷的不好。
  被奶奶一阵搅和,喜子这时候躺在地上捂着伤腿一动不动,大队长让喜子立马交待问题,交待不清楚继续批斗。喜子也不是木头疙瘩,也怕挨打,而且自己家成份本来就不好,这些人还不把自己往死里整啊,就坡下驴,老老实实地认错。队长这才允许喜子去治腿,而且指定的医生——九波他姑,我们这唯一的一个女医生,李秋兰。
  九波是我们的本家亲戚,和我的父亲是一辈儿人,那时候他还没出生。九波的姑姑王秋兰,她爹和祖爷爷是堂兄弟,九波姑是祖传的手艺,她的父亲是老中医,村里不管是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要找她爹看病,老爹走了以后,九波姑继承了衣钵,继续在村里施药治病。后来,大队长专门让她到公社的卫生所学习了一年,学习打针、西药儿这些新玩意儿,说是效果快。老一辈儿的人都还是信任中医,愿意喝汤药,虽然苦,总比动刀子强。但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东西,看西医的越来越多。但大家都说,九波姑在卫生所学得一身好本事,比中医要强得多,甚至会做手术。
  村里的王奶奶,七十多岁,是个小脚女人,走起路来却稳稳当当。王奶奶脑子疼得厉害,而且是一阵儿阵儿地疼,吃了几副药也不见效,于是便找九波姑给瞧瞧,说是瘤子,要动刀,家里人哪见过这又是剪刀又是凿子的架势,这不是给人练刀嘛,商量之后怕出意外,觉得还是喝汤药稳妥。但王奶奶却愿意让九波姑做手术,也真豁得出去:“我七十岁的人了,半只脚都跨进了棺材里,害怕啥意外。”九波姑的诊所就在她家靠门口的小平房里,临街开了一道门,手术就是在小平房里做的,和大马路只隔了一道帘子。王奶奶就那样直不楞登地坐着,额头上开了一个大窟窿,也不知道是用凿子还是其它什么工具凿开的,九波姑拿着手术刀,进进出出,从窟窿里夹出来一些血条子,看得人浑身打冷颤,王奶奶却气定神闲。手术做了两个小时,九波姑把王奶奶的头包扎好,家里人用小平车给拉回去了,后来王奶奶的病倒是真好了,脑子也不疼了,村里人这次相信九波姑的医术那是真的可以,不是吹出来的。
  小时候,村里孩子接种疫苗,也是经的九波姑的手。那时候打针,常常一支针打好几个人,然后再换新的,用过的针管,也都送给村里的小孩子玩了,那时候村里的小孩子都想有这样一支针管,打水仗用。轮到我打针的时候,我要求换支新的。九波姑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我没说吃的,我是说针。”
  “小孩儿家毛病还挺多,不干不净,打了也没病。打过针之后,针头不还是好好的嘛,没弯也没折。”九波姑教训我道。
  当时,人们对于医疗卫生的概念还是很淡薄的,这是后话。
  但喜子的腿是落下了残疾,九波姑说是耽误了治疗时机。
  奶奶在大队被祖爷爷赶回去后,爷爷认为奶奶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呛自己的老公公,不守妇道。祖爷爷回去之后更是大发雷霆,骂爷爷管不好自己的媳妇儿,在外头乱说话。大爷爷也在旁边帮腔:“自己的老婆都管不好,害得咱爹在外头受气。”奶奶性子本来就泼辣,不甘心受气,当然不肯示弱,爷爷一肚子的气没处撒,拿着根棍子撵着奶奶,追到门口,奶奶用胳膊一挡,棍子就把胳膊打骨折了。祖奶奶从始至终都没有拦一下,祖奶奶认为应该压压这个儿媳妇的脾气。
  祖奶奶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她的性格的泼辣比之奶奶有过之而无不及。祖奶奶爱骂娘,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事。碰到手脚不干净偷菜的,或者是背地里说家里人坏话的,祖奶奶便站到大门口骂街,骂得整条巷子都在发抖,骂累了,拿着盆子敲得铛铛响,喘口气再接着骂,足足能骂上两天。而且祖奶奶爱说,见着大姑娘小媳妇就要把这不痛快的事说上一遍,弄得尽人皆知,尤其是祖爷爷当上队长以后,祖奶奶的嗓门愈发的大了。祖奶奶只要自己过得舒坦就行,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从不操心,祖奶奶说:“个人管好个人的事,啥事儿都让我操心,我管得过来嘛。”
  自打这件事之后,祖爷爷便对奶奶的态度变得很差,而且奶奶担任的四队宣传员放工作也被撸掉了。而爷爷也认为,这是祖爷爷当年撞了煞星,又逼着自己娶了奶奶,这才闹得鸡犬不宁。以至于后来,祖爷爷被人打了闷棍,爷爷也认为是运道不好闹的。反正祖爷爷的脑袋上肿起一个大包,大家都是说被打了闷棍,也有人说是磨小麦的时候被驴给踢了,总之是被打了,大队的人自然不能善罢干休,追查凶手,最后就查到了喜子头上,喜子起初不承认,但从喜子家搜出来了凶器,给牛舀饲料的大榆木勺子,这下抵赖不掉了,
  “你不是说不是你干的吗?那你怎么有凶器。”大队的人问喜子。
  “这不是凶器,这是榆木勺子,榆木勺子不是凶器。”喜子争辩道。
  “四队长的脑袋就是被榆木勺子敲的,你家有榆木勺子那就是凶器,你还想抵赖?”
  “这样说,凡是有榆木勺子的人都是凶手?”喜子反问道。
  “只有榆木勺子当然不是凶手,只有家里放了榆木勺子,而所有人都知道,那才是凶手,我们说你是凶手你就是,你爹是地主,你也好不到哪去。”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不思悔改,对革命干部行凶,大队的人就要带把喜子扭送到公社去,要武斗,听说还要坐牢,喜子当场就尿裤子了,本来就瘸了一条腿,再进去一回,搞不好连命都没了。最后听说也没送成,祖爷爷出面给拦下了。奶奶说:“其实说到底,乡里乡亲的,即使那时候搞运动,批斗人,但咱村从来没死过人,祖爷爷那时候虽然批斗人,但没有闹得太出格,要不然他现在还能在村里住下去吗?人哪,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别把事情都做绝了。”
  爷爷和奶奶虽然当年不和,但一日夫妻百日恩,哪能没有一点感情呢。那个时候,祖爷爷和大爷爷、爷爷都住在一起,没有分家。本来兄弟俩就不对付,日子久了,矛盾也越来越多。这天午后,奶奶在院子外头收衣服,看了看天气,说了句:“要变天了。”就这么一句话,被人告到了对里。队长把祖爷爷叫到队里:“有人举报你儿媳妇儿在家说要变天,要造反啊,你这做公公的不也能护短,让你儿媳妇来对里说清楚。”
  “我是说要变天了,但是我说的是天气,不是要造反。”到了队里,奶奶这样说道。
  “你被抹掉了宣传员,该不会是心里怨恨吧。”大队长说。
  “我没说要造反,宣传员我也不稀得干。”奶奶说。祖爷爷给奶奶使眼色儿,让她别再说了,奶奶就当没看见。
  大队长阴阳怪气地说:“斗,真金不怕不怕火炼,不斗看不出真假。”
  祖爷爷急得火急火燎的,但也不敢拦着。爷爷心里头也着急,毕竟是自己的媳妇儿,女人家家的身子骨单薄,真要是斗上几天,那岂不是跟喜子一样弄个残疾。爷爷想了半宿,想出了一个主意,用自行车上的皮条把奶奶的身子一圈圈缠上,外头穿上衣服,看不出来。
  第二天奶奶就到大队报到去了,挨整的手段跟喜子一样,也是踩高跷,幸好身上提前缠了皮条,虽然很疼,但伤不了筋骨,奶奶被斗了七天,就剩下了半条命。我后来问过奶奶,你们那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压抑,内心压抑,我原先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没有,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一样,家家户户都这样,又不是咱一家这样,让开会就都开会,整个村子都是这,也没感觉到压抑啥,就是爱斗人,不敢说话。”
  我恍然大悟,其实在研究很多历史现象的时候,许多人总是喜欢单纯地用现在的思维和眼光来衡量以前的社会,就像电灯,现代人习惯用电,有丰富的夜生活,尤其是到了夏天,停电几乎是难以忍受的事,想起古代社会,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但当整个社会都处于那样一种较为原始的环境时,自然而然就不觉得无法忍受了,或者,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站在前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可能更能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态。再比如,三国时曾有过白帝城托孤的历史,有人认为刘备是真心托孤诸葛亮,不失为一代英主,也有人认为刘备当时是在演戏,恩威并济,故意如此,让诸葛亮死心塌地辅佐刘禅。两种观点相争了千年,到清代,康熙皇帝则认为这是刘备的诡诈之术,同样是帝王,同样的职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帝王之间的心态交流,恐怕是最能让人信服的。
  奶奶被批斗的事算是告一段落,但祖爷爷一直记着这事儿。最终被祖爷爷查了出来,是大爷爷告的密,日防夜防,家贼难防。爷爷终于爆发了,多年来压抑的情感在此时倾泻而出,和祖爷爷、大爷爷大闹了一场,自打这以后,爷爷就跟大爷爷势不两立,大爷爷也被赶出了家门,爷爷则主动搬出了家,独自过活。
  人终有老去的一天,祖爷爷的大限到了,祖爷爷最后的两年时光是在自己的床上度过的,他失去了行动能力,双腿瘫痪。祖爷爷死去的前天晚上,家里人围在他的床边,他却陷入了昏迷之中。他梦到了乡亲们修建的乌鸦寨,梦中村里人在山顶支起了一口大锅,锅口的直径有三米左右,锅里烧着开水,水里是大大小小的土块,凝结在一起怎么也烧不开,祖爷爷拿着水杯舀了一杯水,坐在庙门口静静地喝水。
  虽然爷爷和大爷爷平时有矛盾,但兄弟俩还是要一起给祖爷爷办后事。那时候,火化政策已实行多年,不过在农村这种偏远地区,老百姓传统观念很重,尤其是在生死这样的大事上,村里人认为人死后要入土为安,因此也就有个别漏网之鱼,祖爷爷就是一个。
  国家实行火化政策的本意是节约耕地,不过那时候,即使是按照规定死后火化的人,家里人也会按照传统习俗放入棺材里,入土为安,对耕地的占用丝毫没有减少。祖爷爷死后,家里人对外说是火化了,但其实是掩人耳目,骨灰盒是空的,就这样,祖爷爷有了一个自认为满意的归宿。爷爷虽然对祖爷爷颇有微词,但好歹是尽了孝。虽然爷爷也得罪过人,比如喜子,但死者为大,而且奶奶当年也救过他,因此也并没有什么出来挑事儿。
  祖爷爷死了之后,爷爷在祖爷爷灵前一个人唠唠叨叨:“爹啊,你以前挖人家的坟,撞了煞星了,这以后可咋办啊。”
  祖奶奶听见了,就问:“你爹都死了,还撞啥煞星。”
  “我爹不在了,也会撞着煞星的。”
  “你咋知道?”祖奶奶问。
  “我爹为什么这个时候去世,我为什么娶我的老婆,大哥为什么不着调,卫兵为什么生辰八字不好(卫兵是我的父亲,是中元节那天出生的,民间认为中元节这天,冤魂厉鬼会走出地狱,到人间游荡,因此称为鬼节),都是运道不好闹的。”爷爷惶惶不可终日,整日间疑神疑鬼,祖爷爷死后,爷爷便和祖爷爷一样,经常在梦中梦到死去的人,时常在午夜惊醒。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幸运,村里的老王头,媳妇去世了,家里人隐瞒消息,没有举办葬礼便将死者匆匆入葬,当时流行军大衣,而且对普通农民家庭来说还算高档衣物,这家人还给媳妇穿了件军大衣。结果没过几天,镇里来人,要挖坟火葬。这家人拿着锄头,要跟队里的人拼命,老王头是有很有二杆子脾气的,每当要跟人干架的时候,他的嘴总是咄咄逼人,跟连珠炮似的,顶得人张不开嘴,像是有精神病,大家都怀疑他是有精神病,说不定真敢在别人的脑瓜顶上凿个窟窿,因此也就没人愿意惹他的二杆子脾气。但这是执行政府政策,最后,镇里的人和大队的人一起把墓挖开了,听说媳妇身上的衣服都被人扒走,赤身裸体地重新火葬。
  不过,即使到近几年,还是有拒绝火化的现象。村里一户人家,孙子因病身亡,家里人不想声张,死者的爷爷还是像往常一样,该看戏看戏,一点儿也看不出悲伤,村里人都奇怪这家人是怎么了?孙子没了难道就不伤心吗?而这家人也一直没举办葬礼,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在农村,家家户户有个鸡毛蒜皮的事,都能被妇女们传得全村人都知道,其探听手段和传播速度,比之专业特工仍稍胜一筹。奶奶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个男孩死去的第三天晚上,家里人准备了两个大水缸,在半夜,用平车将男孩的尸体和水缸偷偷运到半山腰的一座废弃的窑洞里,把男孩放进水缸里偷偷埋在了角落,尽管后来这已经成为了人人皆知的秘密,但从来没人去挑破他,农村人尽管文化程度低,却是最重情重义的,不像如今的城市单元楼,住户老死不相往来。记得小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上山经常在这个窑洞里歇脚,谁能想到这窑洞里还埋葬着一个少年。
  后来,这件事传的沸沸扬扬的,大队找到孩子的爷爷,要求火化。
  “按照政策,人死了之后必须火化。”
  “火化之后不是还要放进棺材,还要占去那么多的地嘛。”
  “我们不管占不占地,我们只管火化。”大队的人说。政策要求的是火化,因此他们只管火化的事,至于节约耕地的初衷他们是不过问的。
  “但是我孙子没有死啊。”老头说。
  “所有人都知道你孙子死了。”尽管大队的人一个劲儿地逼问老头,让他说出孩子的下葬地点,但他守口如瓶,大队的人也无可奈何,此事不了了之。
  火盆里的火渐渐熄灭了,只剩下红红的炭在散发余热,仍然烘得人暖暖的。我时不时地提几个问题,好引出新的话题。他们这代人的经历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之前接触到的这个时代的话题,多是从书中看到的,是经过人们艺术加工的文字,或真实或虚假,或夸大,奶奶是从这个时代过来的人,从老人家的口中,可以了解到最为真实的情况。“那时候很穷,不光咱一家穷,家家户户都是这样。”一说起从前的日子,奶奶总是要重复这样的境遇:“年轻时你爷爷给人放羊,放一天的羊,可以挣得一碗小米粥。”
  爷爷和奶奶,生育了三个孩子,大伯叫卫国,我的父亲是二儿子,叫卫兵,还有一个小姑——金花。那时候,家里条件差,为了贴补家用,爷爷开始走街串巷卖鸡蛋,村里有一家养鸡场,养鸡的是个残疾人,叫王二寨,左臂年轻时被机器打断了。爷爷头前晚上到养鸡场批发鸡蛋,二寨总是以极低的价格卖给爷爷,然后帮爷爷把鸡蛋拾到竹篓中,七岁小孩高的竹篓,用棍子担起来,放在永久自行车的后座上,再用绳子固定好,每天天不亮,爷爷就起床,骑着自行车但别的村子去卖鸡蛋,到中午时才回来,因为爷爷的营生,所以我家是从不缺鸡蛋的。
  日子虽然越来越好了,但爷爷仍然很迷信,对自己的运道耿耿于怀,爷爷始终相信他的命运是坎坷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要遭霉运,因此整天过得战战兢兢,让奶奶每天都要给神仙烧香祈福。
  夏天,要收麦子,要打场,把割下来的麦子铺在空地上,牵来一头牛,拉着石碾把自家麦子脱粒,条件好的用拖拉机压。脱粒后的麦子堆得跟小山那么高,大人们便一人拿一把木钎,一下一下扬麦子,麦子扬得高高地,散开之后再落下,煞是好看,大人们的汗水也流得跟下雨似的,扬麦子的目的是借助微风和麦子的自由落体运动清除其中的麦秸杆。通常这样的工作要进行好几天,清理工作完毕后,装袋。晚上还要看场,村民们就会在自家地头用麦杆儿搭个窝棚,晚上就在窝棚里看场。
  农村的夜晚黑得瘆人,那可真是伸手不见五指,而且山坡上都是荒坟,也有祖爷爷的坟头。一般都是爷爷看场,只是有一天晚上,山上就我家一家在看场,本来爷爷已经睡下了,透过月光,他看到远处的一处坟冢上有人形的影子飘飘荡荡,爷爷便害怕起来,自己一个人唱了一晚上的歌,没有睡觉,给自己个儿壮胆。事后,每当奶奶问起来,爷爷总是说,那天晚上确实是被祖爷爷摸头了。
  农村人很是有些迷信的,被死去的人摸头,大致和鬼神附体、鬼神托梦之类的说法如出一辙,在老家时我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哪个媳妇儿哪个老人又被谁给摸着了,神志不清。每当此时,家里的老人总要赶紧给土地爷烧香,我们这叫“愿意”,向神仙传达心愿的意思,耶稣在这里是不好使的,本地人更相信本地的老天爷,“愿意”的时候嘴里要念念有词,求神仙保佑自己家人平安。如果“愿意”的方法还不见效,只能请村里会上贡的老婆婆了,上贡大意是求神拜佛这一套东西,只不过这些老婆婆常年信奉神仙,自然而然懂神仙的心思,能跟神仙说上话,奶奶说:“信教这东西,你信它就灵,不信就不灵。”请了老婆婆来,先念一段唱词“一求土地爷,二求财神爷……”这也是代代相传的灵咒,念完以后,老婆婆嘴里含一大口清水,对着中招的人喷一口清水,这厄运就算驱走了,老天爷显灵了,只需要好好调养就行了,而老婆婆也是常年信教的人,心地善良,分文不取。说来也怪,没过几天,这人便好了。而被摸着的人好了之后也见人就说,自己不是身体的不适,而是确实被故去的某个人给摸着了,甚至自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个人。爷爷是没有这么夸张的,事后想来,可能是给自己那天晚上的害怕找个借口罢了。
  一直以来,爷爷是比较偏向大伯的,将大伯视为家里的希望。这天,本家有个亲戚,在城里工作,他来到家里,说是有个机关食堂的工作,问大伯和父亲哪个愿意去。爷爷当场拍板让大伯去工作,父亲生气地摔门而去。爷爷拿出积蓄,给大伯买了辆自行车,大伯开始每天到城里上班。大伯的工作是在乡里的机关食堂择菜,大冷的天,手都裂开了。他吃不了这个苦,便便偷偷跑回家。奶奶拿着笤帚狠狠揍了他一顿,“你得熬啊,得忍,不熬咋行,咱家没门路啊。”奶奶无奈地说。“门路”和“熬”这两种观点长久以来占据人们思想的高地,熬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直到现在,奶奶问起我的工作,也依然是“要能熬,能熬才能有出息。”后来,每当家里粮食有收成的时候,奶奶便让大伯给管事的送点“门路”。
  奶奶的手巧,做的鞋子又结实又好看。大伯到城里工作,奶奶特意给他做了一双新鞋,千层底。食堂管事儿的是个胖子,姓黄,一身肥膘,胖子爱出汗,平常炒菜的时候不分冬夏,汗如雨下,脖子上搭的毛巾湿嗒嗒的油腻腻的,从白色的用成了灰色。黄大厨做的一手好菜,但就是有个不好的毛病,爱扣脚,平常一闲下来,就躺在椅子上扣脚,说是有脚气。
  黄大厨炒完了菜,看着大伯的新鞋,一边扣脚一边对大伯说:“你娘做的鞋可是不赖,我要是穿这种鞋,脚上的脚气也不会再犯了。”这不就是明摆着想要鞋嘛。回去之后,大伯将此事告诉奶奶。奶奶又让大伯又问了问黄大厨鞋子的尺码,赶紧买料子,衲底子,做了两双千层底,给黄大厨送去,黄大厨乐得眉开眼笑。
  没过多久,冬季来临,大伯的手又要遭殃了。天气寒冷,千层底不能穿了,黄大厨对大伯说:“卫国,回去得替我好好谢谢你母亲,这鞋做得真好,我的脚舒服多了,不过可惜了了,天太冷,我得换上我的黄胶鞋了。”黄大厨嘴上说不能穿了,脚上却没有换上黄胶鞋,还是天天穿着这两双鞋,大伯明白,这是又想要鞋了。那时候时兴这种黄胶鞋,还挺贵的,大伯回去对奶奶一说,奶奶又赶紧去供销社买了双黄胶鞋,让大伯给黄大厨送去了,黄大厨的脚才算是消停了。也正因为得了好处,大伯才不用继续择菜,跟着黄大厨到厨房学炒菜,家里的日子也跟着好过了一点。
  有天早上,我早早起来去找大伯。我们村里的小孩子,很少有敲门的习惯,要不就是吆喝一声“在不”,要不就是推门就进。那天大伯的屋子里多了一个女孩子,我进去的时候他俩还没起床,女孩子看到我也不害羞,钻在杯子里逗得我呵呵笑,大伯看起来颇不自在,让我先出去,晚一点再来玩。后来听人说,这是大伯找的女朋友,我也看到大伯带着几个女孩子回来过,城里的人真是不一样,穿得时髦洋气,也不像村里的小姑娘那样羞羞答答。这时大伯已经不在食堂了,听人说有了一官半职,甚至当上了镇长,再后来,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脱胎换骨了,开着叫不上来名字的小卧车,穿着黑大衣,甚至让人不敢近身,而他的表情中也多了几分领导派头,后来我知道这叫不苟言笑。大概是2015年的春节时,听父亲说过,他因为行贿被撤职了,那时候正是反腐严格的时候,爷爷很是伤心,他还是将大伯的马失前蹄视为运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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