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贤德:难望我的放牛娃、牛把式时代

楼主:吴贤德 时间:2019-12-06 12:18:24 点击:105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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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贤德:难望我的放牛娃、牛把式时代

  

  

  

  

  

  


  吴贤德/文

  何人称之“牛把式”?不要说城里的孩子很少知道,10年后,只怕连农村孩子也很少知道了,孩子们所能知道的,那就是牛的肉可以食用,他们哪里会知道牛对人类,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伟大奉献者,笔者作为一个亲身体验者,这里简单作以介绍,以便让“牛把式”三字传承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中国农业生产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值得记录和载入史册。
  六十年代初,笔者出生在豫南大别山下,一个人多田地少贫穷而又落后的穷乡僻壤,全村人住的除了土坯茅草房,还是土坯茅草房,一年所收的粮食就是一天三顿喝稀饭,也只能勉强够大半年,尤其像我们姊妹多的家庭就更不用说了,姊妹五、六个,靠父母两人挣工分来养活,一到农闲,一天只能喝两顿稀饭。
  记得我8岁(虚岁)时,由于我的比同村同龄人个头高大,为了帮助家庭每天多挣三工分,在大队(现在村委会)当会计的父亲,找到生产队(现在村民组)队长,让生产队的一头大黄牛给我饲养,于是,我从此成了全村唯一一名放牛娃。
  人民公社(现乡镇)时期,农业生产一般由生产队组织,社员以生产队为劳动单位进行劳动并取得报酬。但农业劳动通常在广阔而分散的土地上进行,对劳动者努力程度的监督十分困难。因而,在最终产品收获之前,难以判断每一个工序的劳动质量。
  生产队普遍采用了“工分制”作为劳动的计量和分配依据。这种“工分制”,以潜在劳动能力为依据,根据性别、年龄为每一个社员指定一个工分标准,按工作天数记录工分数,年底根据每个人的工分数进行分配。
  不要小看每天三工分,那个年代,男壮劳力干一天计10分,妇女干一天计7分,真是不干不知道,平时看着放牛骑在牛背上是个舒服活,可是一干才知是个苦差事,比如:冬天农闲牛不干活了,放牛人可不能闲着,晴天,早上把牛牵到山上啃草根。
  如遇雨雪天,牛不能赶出去上山放养,我们家是水稻主产区,牛吃的和牛铺上保暖铺的也只有稻草,牛不愧是大牲畜既能吃,又能尿,又能拉,头天晚上铺的又干又净的稻草,第二天整个牛棚变成一道河,又潮又湿的草上、地上,拉的全是臭气熏天的牛粪尿。
  说好听点是饲养员,其实和现在敬老院里的保育员差不了多少,牛虽然不会开口讲话,但每头牛在全生产队,一百多名老百姓眼中,那可头头是“宝贝”疙瘩,没有牛,农忙季节拿什么耕田耙地?所以每个饲养员都担有一点风险,那就是你既然是饲养员,就是责任把牛饲养好不能让它生病,只有把你负责饲养的牛养的膘肥体壮,你才算尽到了一个合格饲养员。
  为了不让牛挨冻受饿和保护好牛的身子,早晨吃完早饭后,全生产队十几个饲养员,都风雨无阻的赶到养牛棚,把牛棚内的牛粪尿清理干干净净,重新换上新的铺草。每每想起这些,觉得那时干的活很有趣,也很值得记忆。
  负责养放牛的人,最怕的就是春耕、夏种、秋播三个季节,这三个季节责任最大,为了把牛养的膘肥体壮有力气干活,由于那时没有时钟,每天几乎都是凌晨鸡鸣二遍(两、三点钟)起床,从牛棚把牛牵到山上啃青草,天亮把牛送到田间“牛把式”手中。跑回家去,急急忙忙吃完饭,再去清扫牛棚卫生。
  清扫完牛棚内牛尿、牛粪,这时又该赶到田间“牛把式”处等生产队放工,从“牛把式”手中接过牛绳,去找牛喜欢吃的青草山上,中午别山都放工回家吃饭,而放牛人顶着蒸笼的太阳,牵着在山上、田埂、地边……热个半晕眩不说,身上被蚊、蝇叮咬的到处都是疙疙瘩瘩又痛又痒小红疱。
  晴天还好点,遇上刮风暴雨天,那年代放牛又没雨伞、雨衣,条件好点的头顶个斗笠身披蓑衣,条件不好只能头顶块蛇皮化肥袋里,稍微大点风一吹就烂几个洞的薄塑料内袋,常年受风吹、日晒、雨淋、寒冷……患伤风感冒、打疟疾等病,是放牛人家常便饭。背地里也不知流过多少泪。
  那时村里孩子入学年龄都很晚,村里七、八、九、十来岁男孩、女孩,穿着开裆裤满村跑很正常,10岁那年夏天,据父母生前告诉我:突然得了一种医院都诊断不出来的“怪病”,每天凌晨一到三、四点钟时,我胸闷的上气不接下气,抽搐的浑身发抖和嘴唇发紫,看上去马上要停止呼吸和断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奇怪的是十几、二十几分钟过后,一切又恢复正常,像个没有病的人。
  父母为了我治病,不得不让我放弃为生产队放牛(饲养员)挣工分,这时我已完全记事,父母为了尽快把我的“怪病”医治好,请了不少公社和大队医生,包括民间医生,来家诊断我的病后,个个都摇摇头哀声叹气而走,告诉我父母:根本诊断不出是得了啥“怪病”。
  咱们中国有句“治病乱投医”,尤其在哪个农村医疗水平落后六、七、八十年代,既然正规医生诊断不出啥病,情急之下,父母不得不求助“风水”、“巫婆”、“算命”……民间“神医”,说来也巧,我的真的让一位“神医”给治好不再发作了。父母为了感谢这位老“神医”,还把结拜给这位“神医”女儿做干儿子。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两家从来没互相来往过。
  据我大伯生前告诉我:我的病情严重和眼看快不中,双眼睛紧闭只有微弱呼吸时,父母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不在家怕我病死在床上,只得狠心把我从床上抱到堂屋(客厅)地上躺着,用晾晒谷物用大圆形竹簸箕罩在屋中央,晚上才从地上抱到床上。大伯说我命大(硬),几天后,我的双眼睁开了,呼吸也正常了。
  11岁时,我的身体恢复正常后,父母把我送进了大队小学,从此我便成了:小呀么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一名读书的小儿郎。当时一年级全班80多同学中,虽然和同龄人不少,但由于我的个头比别人都高,一年级未读完,直接跳进三年级。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7岁那年(1978年),正在读初中三年的我,发奋拼命读书考上大学,走出大别山穷乡僻壤山沟沟梦想时,我的梦想彻底被击碎了,家庭突发一件不幸的事,我们家的顶梁柱年仅43岁正值年轻力壮的父亲,突然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作为家庭老大的我,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书包和母亲一道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来养活一个14岁的弟弟和一个11岁和9岁,三个年幼无知弟弟和妹,从此我便放下书包成了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地道道农民。
  说我是个不幸运者,而我又是个不幸运中的幸运者,回到生产队后,大队看在我父亲担任大队、生产队会计,直至去世后,在清理我父亲帐目,没有发现侵占集体一分钱、一工分的面上,特的安排我在生产队担任民兵排长,放牛娃出生的我,一边参加生产队劳动,一边跟“牛把式”们学犁田耙地,我便很快掌握了“牛把式”们犁田、耙地等技巧,我是个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人,也成了全村小有名气的“牛把式”。
  那时每个大队都设有“民兵青年之家”阅览室,每到大队参加生产队干部会,利用自己担任生产队民兵排长便利,每次开完会返回生产队前,都会到阅览室里借些自己喜爱读的《中国青年报》、《河南农村报》等报刊,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没时间看,吃完晚饭后返回房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阅。
  读的报刊多了,一天晚上,我仔细读完《中国青年报》“青年信箱”栏目后,心中突发奇想,别人能向报社投稿,我为什么不能?于是拿出书包里读书时没用完的作文本,写了一篇关于“山区青年读书订报难”300多字小文章寄给了《中国青年报社》。后来让我做梦没有想到的是,这篇小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不但被当年县委宣传部评为全县“优秀通讯员”,从此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个农村青年成为一名公社邮电所投递员。
  人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自己何时也能够成为一名真正靠吃“笔杆饭”的记者,91年3月,为了圆隐藏在自己心中多年的“记者梦”,我怀揣在家乡工作时获得的一摞厚厚的各种“荣誉证书”加入了打工大军队伍。
  成功之门永远向坚持不懈和追求者敞开;坚持自己认准的路走下去,路就在自己脚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们心中和大海里始终牢记这些名人名言,成功一定属于你,这是笔者亲身体会。
  论学历我只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从来没进过高中和大学之门的农民,我之所以从一个放牛娃,从大别山穷乡僻壤山沟沟里,一个农民走出大别山区,成为今天大都市里一员,从当初只能写“豆腐块”小文章,到今天拿起笔来能写,举起相机能照,从记者到摄影师,靠的是什?靠的是拼命勤奋学司和吃苦耐劳精神。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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