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话】抗战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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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史话】抗战风云录

  前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扶植了伪“满洲国”。六年之后,1937年“七·七”事变,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又向中国北平、天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击,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拉开战幕。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妄图征服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对日本侵略者坚决抗战到底!
  中华民族的抗战,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在抗日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数十次会战,其中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长沙、滇缅大会战,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大抗战。淞沪大血战声势浩大、空前激烈,是抗战史上罕见的,它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影响巨大。徐州大血战之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鼓舞了抗战斗志。太原大血战之忻口战役,是取得成功的防御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锐气。武汉大血战时间之长、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抗战期间任何战役所不能比的,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首次长沙大血战的胜利,坚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第三次长沙大血战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第一次获得空前胜利的战役,给垂死挣扎的日寇以沉重打击。滇缅大血战是抗战以来,在正面战场,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纵观以上大会战,空前惨烈,百万将士血染沙场,展现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英勇抗战的悲壮画面,谱写了中华民族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铸造了炳昭千秋、万古不朽的中华民族魂!

  在抗日敌后战场,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联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作战。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首次胜利;阳明堡奇袭和黄土岭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百团大战摧毁了日军的交通命脉,这些都成为抗战史上重要的一页。韦岗之战,是新四军开赴江南抗日的首次胜利;车桥之战,给日军以重大打击。新四军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开创和发展了江浙、鄂豫皖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联军在林海雪原中坚持抗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在盟国支援下,经过十四年浴血苦战,终于打败了日寇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不但挽救了历史悠久、文明友善的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人类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中国抗日战争,是一部极为悲壮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用生命、鲜血和泪水写成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也决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为了让后代知道并牢记这段历史,本书编者广泛收集资料,整理编写了这本书,记述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这14年抗战的日子里,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对日寇进行的著名大血战,歌颂了众多奋勇杀敌、为国捐躯、忠魂撼天地,光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
  全书分三部:(1)第一部 局部抗战;(2)第二部 正面战场的抗战;(3)第三部 敌后战场的抗战。


  【第一部】 局部抗战

  第一卷 “九一八 事变”


  1、日本关东军的成立及其侵略活动
  1919年4月11日,日本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这样一个高级指挥机关。其表面的任务是:指挥其在东北的陆军部队,保卫关东州和铁路沿线地区。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部队便轮流进驻于旅顺至长春和奉天(沈阳)至安东(丹东)的铁路沿线各城市。
  日本自从占领旅大及南满铁路后,即以此为基地展开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经常派出具有各种身份、各种专业的人员在东北多次翻越荒无人烟的大小兴安岭、完达山、老爷岭、长白山等东北内地和边陲地区,有些还深入到内蒙、华北、西北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南疆的哈什等地侦察情况,绘制地图,了解气象,调查矿业、林业、水利、农产、畜牧等各项资源。一些历史、地理学者则对东北少数民族的形成、现状、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等写成符合日本侵略东北观点的著作。同时日本还特别注重调查了解我国当时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执政者对国家、对民众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我国不统一对日本进行扩张所形成的有利条件等等。
  1931年的夏季,日军派其参谋本部负责后勤的参谋中村震太郎,负责研究我国事务的参谋森赳、长勇,化装成平民分别至齐齐哈尔及扎兰屯地区、大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侦察。
  中村震太郎大尉于5月25日在我国军事禁区的乌兰浩特西北约30公里察尔森附近的四方台,被东北军关玉衡的步兵第3团所属第三连捕获。同行的除已退役的上士井杉延太郎之外,尚有为其领路的白俄希罗柯夫及本地人各1名。中村所测绘的地图,记载着交通、气象、土壤、水源、兴安岭驻军等情况,他们所携带的“三八式”步枪、“南部式”(即大正14年式)手枪各1支,洋马3匹、蒙古马1匹及毒品海洛因等全被缴获。在审讯中,中村承认是来侦察我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布防及该地区之铁路建筑情况。
  关玉衡是一位富有爱国心的军官,他对日军参谋本部居然敢于派出军官携带武器潜入我国早经宣布的军事禁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的罪行,非常注意,并知道如将该间谍上送,日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索回。因而在弄清了中村等的罪行后,他即令该团第3连连长宁文龙、第4连连长王秉义等于晚间将日军的这4名间谍全部就地枪决。
  日军参谋本部从5月下旬与中村失去联系后,即以各种办法进行寻找,当得知中村已被我国军队将其正法之后,日方即开始将这一不名誉的行为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在国内外,大肆造谣诬陷中国军队枪杀了日本军人,并为中村举行了大规模煽动性的追悼会。8月底日本政府又向我国东北地方政府,提出了至乌兰浩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等3项无理要求:
  (一)辽宁省政府 藏式毅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日军谢罪。
  (二)对此事件之责任者屯垦军代理第3团团长关玉衡以下人员,予以严处。
  (三)对受害者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赔偿20万元。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利用中村事件进行宣传,为其侵略制造借口。



  2、“九·一八事变”前奏——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系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中的借口之一。

  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5日,中村以“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 ”的名义,从洮南来到齐齐哈尔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中村同井杉延太郎(退役的关东军骑兵曹长,精通骑术,中村的助手)、一名白俄翻译、一名向导,一行4人骑马上路。他们离开齐齐哈尔,先是经昂昂溪、免渡河,西行至海拉尔,然后又途径伊列克得南下,翻过索伦山,直奔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准备与在洮南接应的另一名特务片仓衷会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中村一行。中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察尔森的深山沟里遇到麻烦。他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
  他从中村一行满不在乎的神情中,隐隐感到了一股杀气,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什么科学家,反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宁文龙决定把他们带回团部扣押起来。他把手枪往上抬了抬,颇为客气地说:“实在对不住各位。你们没有进入兴安屯垦区的文件,我们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你们得先跟我们走一趟。”
  “大大的混蛋!”中村听到这话脸色骤变,粗野地骂道,“我们是大日本国民。快快地放我们过去!”说罢,他习惯地把手伸向了腰间。
  “你还敢在我这骂人!”宁文龙气得咬牙切齿。他眼睛一瞪,发出了命令,“上!都给我捆起来!”
  周围的士兵听到命令一齐冲了上去,七手八脚地将中村4人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押送到团部。
  听说抓到几个日本人,而且他们还带着武器,正在外面操练部队的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大吃一惊。他想,日本人带枪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情况紧急,不容多想,他急忙策马赶回团部。
  桌子上摆满了缴获的物品,有军用望远镜一架,三八式马枪一支,南部式自动手枪一把……关玉衡一件件地察看完之后,顺手拿起南部式手枪, “咔嚓”一声推上子弹,自言自语地说道:“好枪。”
  中村等4人被押走后,关玉衡再次察看被缴获的物品。他把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和中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并排摊开,发现两张地图上的某些同一地点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这表明这些地方他们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 看着这一件件物证,关玉衡陷入了沉思。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关团长,”跟在身边的副团长董昆吾(字平舆,时任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开了口,“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

  “对。”关玉衡果断地说,“先审问,后处理。”至于到底怎样处理这伙军事间谍,他一时还拿不出主意来。
  1931年6月26日上午。团部内外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办公室里,关玉衡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中村。中村,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身穿俄罗斯式皮夹克,头戴火车头式皮帽,脚穿短筒皮靴。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气质。
  审讯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姓名?”不答。“国籍?”还是不答。狡猾的中村摇头晃脑,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个小日本的嘴巴!关玉衡暗自在心里说。他随即命令改用日语审讯。“你到我们东北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
  中村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招,只好按事先编好的供词应付审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胡说!”关玉衡态度一变,打断了中村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井杉延太郎眼里掠过惊慌的神色,无言以对,只好低下了头。他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关玉衡焦急地思考着。关东军在沈阳、旅顺口、海城等地驻扎着大批军队,对东北早已经垂涎三尺,此时派遣军事间谍进行侦察,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
  若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若不放了他们,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会设法要回中村,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事关重大。关玉衡作为团长,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征求部下军官们的意见了。他喊来了通讯员,下达了 “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的命令。

  黄昏,如血的夕阳仍然散发着灼人的热浪。团部办公室里,关玉衡用镇定自若的目光扫视着20多个连以上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董平舆副团长态度明朗地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一营营长认为这样处理有理有据,表示赞同。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后,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关玉衡马上下令二审中村。
  中村面对满屋子怒气冲天的军官,根本没有想到会死到临头,气焰更加嚣张,不但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突然,他飞身直扑身边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夺枪不成,他便徒手与士兵格斗起来。
  “给我打!”关玉衡气得拍案而起。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疯狂地进行反抗,不顾一切地同军官们拼命厮打。“唰”的一声,关玉衡抽出了指挥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逼向了中村。军官们也都掏出手枪,“咔嚓咔嚓”地推上了子弹。中村顿时惊呆了。一瞬间,他的精神已完全被摧垮,像一具木乃伊似地僵立在那里。
  时间飞快地流逝。中村一口气交待完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后,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知道已是时至深夜。他心里不安起来,布满腥红血丝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中村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事实清楚,物证确凿,本人也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命令罪犯在供词上签字。”听到这话,中村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关头,心里又怕又恨。借签字之机,他突然一拳朝身边的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一看他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几枪托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三连司务长李德保站在门口,瞥见中村的手表飞落到门口,趁混乱中无人注意,手疾眼快地捡了起来,溜出屋子。

  “立正!”随着齐唰唰鞋后跟的磕碰声,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于1931年6月27日零点30分下达了射击命令。“啪啪啪……”枪声响过,赵衡马上指挥士兵把尸体和行李等浇上了汽油,划火点燃。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很快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少帅作了汇报。少帅将军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遵照少帅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上。
  事后,日本特务机关采用种种办法,从李德保处得知了中村被处死的详细情况。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1931年9月13日,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少帅将军的命令,带领宪兵20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沈阳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

  中村震太郎,因其从事特务活动而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处死了。然而,日本陆军总部却避开其特务活动不谈,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称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日本内阁会议也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日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军队无故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对其特务活动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关东军石原莞尔参谋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开往洮南,以武力威胁为借口,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就在1931年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目的是以此麻痹中国当局。24小时之后,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在原科尔沁右翼后旗北居日很山顶为中村震太郎立一石墓碑,并在墓前建一座小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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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7 09:52:31
  3、“中村事件”的真相
  1931年初,日本陆军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当年6月25日清晨,少帅所属的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有4个人骑着马进入军事禁区,连长宁文龙立即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前去盘查。4人中,有两个是日本人,另有一个白俄翻译和一个蒙古人。  这两个日本人,就是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中村震太郎自称是“日本农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宁文龙凭着军人的直觉,发现这个中村震太郎根本不像是什么农学家,反倒像是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把情况搞清楚,宁文龙命令战士把这4个人带回团部。
  经查,中村震太郎等人除了携带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三八式马枪一支和南部式自动手枪等物品外,还有许多文件。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与部下军官进行紧急商讨后,决定先行审讯,然后据实上报,请求处置办法。

  关玉衡撕开中村震太郎的棉服夹层,从中村震太郎棉服夹层中搜出来的《洮南、昂昂溪、扎兰屯西方地区兵要地志资料》。在这份报告里,有一张旅行经过一览表,在这张表格里,详细记录了经过的地点,例如,洮南、经过当天时间、天气。此外,还有一份侦察地水井调查表,在这张调查表上还绘制了水井分布图与水井的深浅程度。
  关玉衡在察看被缴获物品时,发现在3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竟然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屯垦区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这些物件,无疑都是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铁证。
  6月26日上午,关玉衡在团部开始审讯中村震太郎,可是狡猾的中村震太郎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在审讯井杉延太郎和另外两个人时,关玉衡很快就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等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傍晚,关玉衡召集部下军官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震太郎的口供后,立即将这一行4人秘密处死。

  在进行第二轮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气焰更加嚣张,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关玉衡突然抽出指挥刀逼向中村震太郎,军官们也纷纷掏出手枪,推上了子弹。面对这种情况,中村震太郎只好交代了自己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当晚,中村震太郎在供词上签字之际,突然一拳朝身边的一名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中村震太郎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脱手而飞。见中村震太郎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将其打昏。
  6月27日凌晨,行刑队把中村震太郎等4人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秘密处决,并且焚烧了尸体。  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少帅作了汇报,少帅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手表泄密
  遵照少帅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过,数月之后,还是因为中村震太郎的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泄了密。原来,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牌手表被关玉衡的部下李德保趁乱捡走。 并被他拿到当铺当掉。
  1931年8月,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中,利用艺妓身份做掩护的日本间谍植松菊子正利用美色,企图从铁路建筑工头王翼先嘴里探听出有关东北屯垦军的消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又爱显摆的中国修路包工头,为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居然讲出了中村震太郎被枪决的事。就这样王翼先赢得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面子,但是他却卖掉了自己的国家。植松菊子很快将自己的情报上报给了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明白,要证实中村震太郎真的已死,还要人证、物证才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日本军部享有“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美誉的川岛芳子闪亮登场了。她要为土肥原贤二的出场打前站。

  李德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川岛芳子精美的打扮一番,就是为了投其所好,为了万无一失还随身携带了大量鸦片,从沈阳赶往齐齐哈尔。川岛芳子与李德宝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朝日旅馆,听说朝日旅馆新来了一个漂亮的朝鲜姑娘,还带来了便宜的鸦片,这个既吸毒又好色的李德宝一听把持不住了,撒丫子就往旅馆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川岛芳子就轻车熟路了,李德宝哪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呢?没有两句话,这位吸毒鬼就像说书先生一样,把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震太郎的事一五一十的像话本一样都说了出来。明了,还奉上当票一张,为的就是只求一清芳泽和鸦片伺候。川岛芳子一看,正是 “三道梁”军用手表的当票。当票已拿到手,李德宝再无利用价值,他也永远地闭上了眼。
  完成任务后的川岛芳子火速回到沈阳,土肥原贤二望着眼前的当票,喜出望外,他决定化装成卖货郎,亲自去洮南一趟,取回中村震太郎的手表,认定中村震太郎确实已被处死。
  8月的沈阳城内,因中村震太郎失踪的事情而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土肥原贤二更借助媒体的力量,在《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时报》上报道中村震太郎失踪的消息,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日本第一次承认了中村震太郎已被少帅部队处死的消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土肥原贤二在没有找到中村震太郎尸骨的前提下,就言之凿凿认定中村震太郎已死,日本媒体不约而同隐讳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间谍罪行,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媒体非常默契的直说结果不提起因,是因为他们都清楚一点,此刻日本国内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人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改变日本国内局面。
  当时苏联正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很难在国外使用武力,美国正处理国内经济危机,英国也无力东顾,而中国东北军主力已入关,关外兵力空虚,老蒋忙于剿共,必然不敢出兵抵抗关东军,此时在日本人眼中正是占领满蒙的最佳时机。土肥原贤二的炒作奏效了,不明就里的东北侨民和日本国内百姓很快就被煽动起来,有人扬言要为中村震太郎报仇,要关玉衡杀人偿命,此刻的沈阳城就像一个炸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在如此紧要关头,少帅少帅却没在沈阳。与此同时,中方也在采取积极的办法,力争和平解决中村事件。少帅更是在8月先后派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等人去东京探听虚实,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回国后,随即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进行了谈判,让少帅和关玉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9月13日,少帅命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官兵20余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与此同时,荣臻参谋长暗中派人将关玉衡秘密接到沈阳,安置在炮兵总监冯秉权私宅中保护起来。对外则公开声称:“已将关玉衡逮捕,听候处置。”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的发生正好为日本政府蓄意挑起事端找到了一个理由。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七八名部下,在东北军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沟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火焰冲天而起,划破了夜空。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从此中国十四年的抗战开始了。

  (据《内蒙古日报》)  关玉衡小传  关玉衡又名关瑞玑,1897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城南的满洲正黄旗。17岁时投笔从戎。
  1929年,关玉衡任兴安屯垦区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上校团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3日不语而亡。翌年3月,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
  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被少帅委任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9年,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后来,关玉衡为生活所迫,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
  1953年,关玉衡回到家乡。不久,关玉衡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1931年9月20日,关玉衡化妆成绅士,躲过日本人的搜捕,逃出沈阳,此后关玉衡一直在东北领导义勇军抗战,征战关东十四年。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7 10:30:28
  4、关玉衡团长讲述中村事件始末(1)
  作者:关玉衡(当时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曾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注1) 和中村事件,企图侵占东北三省并进而吞并整个中国。我是中村事件的亲历者,现将其始末概述如下。
  一 社会背景与中村大尉出现
  一九二八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撅。其时我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曾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书给饱兵军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泡兵电垦殖边。旋经少帅批准,并予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当以三十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山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眺尔河南至白城子,总长四百五十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约三百余里,在交、眺、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草木畅茂,沃野千里,划为兴安屯垦区。
  一九三一年,我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第三团驻佘公府。这年二月某日(日子记不清)。据第一团一营营长迟广胜的电话报称:有便衣乘马的外国人三名及俄国人一名,在绰尔河东岸盘桓,旋向札资特公爷府方向驰去。复有本区顾问寿玉庭发来的情报内称,札旗巴公秘密召集各旗王公会议,当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兴安屯垦公署备查。又据哈尔滨特警处通报:' ‘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进入贵区,本处未批准。”(这段通报是以后我向特警处王瑞华处长联系,他复我的。)
  当时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用即复照认可,惟日本总领事默无一盲。
  日总领事默无一言,不外以下原因:
  (一)蒙古王公对兴安屯垦不明真相,初期多方反对.并依靠日本庇护,多不愿出售荒地,留待日本“拓殖”。经邹作华派我任交际处长赊说蒙古王公后,多数愿将其荒地出售,惟有图什吐旗蒙王叶喜海顺,几经劝说,终无成效。叶喜海顺原系前清肃亲王之婿,保皇思想浓厚,早与日寇勾结,图谋不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投敌,曾充伪满洲国兴安省北分省省长)。(二)由于北宁铁路联运开始,建筑洗索铁路在即,创建火犁机耕农场于王爷庙(现在乌兰浩特),设飞机场于七道岭子等措施,均为日本所忌,以为有碍其“嘴蒙拓殖政策”的侵略.
  (三)因尔北修筑桃昂、齐克铁路,且又以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的联运和葫芦岛的开港,’旧本也认为影响了其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经营。(4 )日本在其拓殖政策”上加紧控制蒙古王公,豢养土匪,骚扰滋事,并煽惑大汉奸眺辽镇守使张海鹏反对屯垦。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宫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二十五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四各,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据报后连夜返问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附董平舆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二名、俄国人一名和蒙古人一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经详加检阅,计有:(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眺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桃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情报科情报员― 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释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挑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挑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等。(九)表册三分: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轴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洋马二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枝,望远镜一架,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寒暑温度计一具。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

  二 证据确凿,构成间谍罪行


  我将上列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即对他进行审讯。中村系中等身材,面方l 苗多表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一副,脚穿短筒皮靴。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中村从其衣袋中掏出名片一张,上写‘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另一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一他说:' ‘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反),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问他晒蓝纸俄文地图是从哪里来的?井杉答:“我不知道,中村不认识俄国字,用时就叫俄国人看。俄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只会日本话。”再对中村讯问,他什么也不说。
  从以上所获种种文件和井杉口供,中村确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被派遣来兴安区作谍报工作无疑。因此对中村不再继续讯问。
  我思索中村一路所接洽过的人物,都是反对兴安区的汉好和南满办事处的“拓殖”者。他们勾结张海鹏与扎旗巴公爷阻挠开垦,而且济匪养匪企图颠覆兴安区。中村此来,显与这些人有直接关系,纪录上又把他们的这些计划都摘录下来。据营长迟广胜从索伦山发来的报告和寿玉庭的情报来看,中村曾在巴公府开会。我觉得胸有成竹,即作出如一下的判断:(一)一肯定中村是间谍,因为他的笔记本载明是参谋省派出;(二)他到眺南又增加新的任务,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参一与’‘拓殖”工作,(三)参与蒙古王公召开的会议,即将采取颠覆破坏的行动。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7 12:07:18
  5、关玉衡团长讲述中村事件始末(2)

  三、处决中村
  中村配备的俄国人有什么作用?蒙古人又有什么作用?井杉供称:雇用俄国人是给他看地图和问路。那个蒙古人,经我派团部蒙古籍军士了解的情况,确是巴公爷派来的联络员。这样,我又想到中村的任务可能分为两项:即日水参谋省要他马上提供有关蒙古人侵方案的报告;满铁拓殖会社要他提供联络的计划。
  既然如此,对中村大尉如何发落?间谍文件和证物又如何处置?我心目中打下了初步腹案,认为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一经揭开这个案件,日本是非索回不可的。现在正处于剿匪之际,权柄在手,既要处理这个间谍案件,莫如召开官佐会议,集思广益地征询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第二营营长与第三营营长正外出未参加),由我提出破获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己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大家对这个案情有什么见解兮请各发表己见。首先发表意见的是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二人均认为秘密处死刑为对,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是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更有的说在剿匪职权上也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再进行审讯。但他们说这是徒找麻烦。于是我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他的口供。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我本来不主张刑讯的,在此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讯间后,在令其在笔录上划押时,他又借机撕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陆鸿勋营长说,象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在执行时已午夜十二时三十分钟。天亮时我携带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等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级(督办邹作华行将出国考察垦政,故由兴安区总办高仁线暂代)报告处理中村大尉的结果。同时,我在兴安区防地拟就快邮代电连同其间谍文件、证物委托苑崇谷(苑在坐,他因新授团长职衔去北平晋渴少帅)至北平呈报少帅副司令长官。适张在协和医院养病,乃交副官长汤国祯转呈。

  四、折冲外交,去沈等候对质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秘密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三十分钟左右的事,而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九治郎直到八月初旬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少帅适在北平养病期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在其初次提出抗议时带有讯问性质.是试探性的。但在确悉我方对此未作外交准备时,才一步进逼一步。八月十二日辽宁省政府和东北长官公署用“文电”向屯垦公署询问:“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 ”屯垦公署答复“并无其人”。同时电我注意。而此时的《盛京时报》 、《朝鲜日报》 和《泰东日报》 (都是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
  同时日本在交涉上一天紧迫一天,最后就公开地揭开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在华的报纸,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是专门挑拨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报刊。沈阳《盛京时报》等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情,纯系淆惑世人听闻,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适于此时(大约是在七月末或八月初)我奉到北平少帅副司令电报指示:“妥善灭迹,作好保密。”故此,我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同时向少帅请求退还中村间谍证件和证物,以利于与日领林九治郎交涉,并向荣臻说明出事后未向他报告的错误,致陷他于不悉底蕴的境地。
  因此,荣心存芥蒂,实际错误是在我身上,我应该分报沈阳和北平。以致日领事林九治郎向荣询问时,荣以不明真相含混其辞。于是林九治郎更加强硬地说:“谁杀害的,由谁偿命!”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震太郎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之所为,甚至在日本报纸上报道:“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英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为此,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而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处煽风点火,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切莫前往,并谓这样作法是给关玉衡以极大地压力,致酿成事件不好收拾。而土肥原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
  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姑且允许土肥原只身前往,长官公署并派铁参谋(忘其名字)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在土肥原动身前,故作危言耸听地说他,带关东军步兵一团到兴安派用威力搜索。这虽然是土肥原的故作吹嘘之言,但本区不得不予以防范。因此,本团与第一、二两团在农隙操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造至土肥原到达白城子车站甫下车就被检查和验照后始予放行。为此,他才感到有些不对头,所以在其抵达屯垦公署时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时,又遭到高仁级总办的“本区尚无此例”的拒绝后,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在途中备受沿途的检查和盘间,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至佘公府是要受到很多困难。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的目的,不外乎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大尉的尸骨。结果,蒙古人无敢应者,故此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 这段情报是当时挑索路养跻段职员何荣昌报告的。此人现在河南平山任矿务局工程师)。
  土肥原在回到沈阳后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而日领事林九治郎则在外交上更加施加压力,不是迫使东北当局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就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作要狭。
  前已略述,我将中村大尉处决后向高仁级代理督办报告时,曾托苑崇谷把中村间谍活动的证件等转呈北平少帅副司令。在中村事件外交案发生后,我又奉到张司令的“灭迹保密”的电令指示。因此,我是有恃而无恐的。但荣臻参谋长在未获有中村大尉间谍活动罪证时,一时急切无以应付的情况下,又怕兴安区部队果真哗变,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势。因此,除与我函电商议外,并于九月十日前,又派前东北炮兵旅旅长王致巾以私人资格来兴安区与我商讨。他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我听了这番话就知道荣参谋长不信任我。我说有证据确在北平行营,我立即将少帅给我的电报拿给他看(王致中据此用“兴密”给荣电说明张副司令电的大意)。他看后说:”这倒占得住理了!你有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
  此时我的妻子在侧说:“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我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如果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给荣参谋长打电报,赶紧向张副司令长官调取中村震太郎间谍活动证件,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此时,林九治郎在沈阳对荣参谋长一天三次抗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迫不得已,就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殊不知我和王致中早已悄然到沈阳新站(西边门)由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邸暂居,并在冯处见到北平派刘多荃统带送来给荣参谋长的中村间谍活动证件,并嘱我也过过目。盖此时沈阳南满择、商埠地的日本人和汉奸闹得乌烟瘴气,谣言纷纷地传说:“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从而也引起日本新闻记者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给我照像。而日本守备队也一天儿次到监狱去闹。冯总监对我说:“荣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无事,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当晚冯并设宴为我和王致中洗尘,且有荣参谋长在座。在宴会上,我即席向荣说明前次越级把中村大尉等间谍活动的证件和证物托人直接报呈北平张副司令的错误作法,当面解释并致歉意。同时,刘多荃也在座。刘是北平张副司令长官特派其亲身来送中村间谍活动证件者。此外,还有宪兵副司令李香甫亦在座,都是熟人。席间,谈及陈兴亚司令大张旗鼓地作法,是作给日本人看的,陈司令率队走了数天,现在才行军到马三家子。继而又研究我的住处问题说,在李副司令家里最好,原因是前面有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日本浪人不敢去捣乱,而且外人没有知晓是李的住宅。席散后我即乘汽车来李宅,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的事。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7 14:36:57
  6、关玉衡团长讲述中村事件始末(3)

  五、日领事理屈辞穷,提出无理要求
  九月十七日晨,李香甫对我说:“到帅府看看什么时候谈判,你是否也列席?”李说毕就匆匆走出。迫至傍午,香甫回家对我说:“尚在高压阶段,证物现尚未提出,是怕日领林九治郎用暴力,必先经辩论驳倒他后才能拿出来。”晚间香甫回来,我再询问淡判消息时,他说:“竟日在外布置监查警戒,未去帅府,内情不详。”次日,长官公署赵法官来访,我以为是交涉失败了是来传我到案的。坐下后他说:“事情较前缓和多了,但尚未结束。原来是想叫你对面对质的,及至提起你来,林九治郎势甚凶狠。我们深怕出事,就改口说,已看押在监,将你的书面抗议拿给他看,而林九治郎仍不服,所以才将中村的文件和证物一部分交给他看时,他的态度才大变,似有转环的余地,然后再将全部材料都交给他看了。而在此时荣参谋长的态度和谈锋也有力了,林九治郎的气焰一落千丈,他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训。”至夜晚林九治郎返回重行谈判时,提出以下四项条件:
  ( 1 )道歉;
  ( 2 )处罚责任者;
  ( 3 )赔偿一切损失;
  ( 4 )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日领事林九治郎所提出四项条件都在每条内附有一个解释,如,
  第一条,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第二条,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第三条,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第四条,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参谋长阅毕林九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
  此次来沈阳,我是身着便衣来的,为了行动方便,也叫随从李贵臣换上便装。儿天来听说外面情况紧,并叫他到街上探听消息。据他回报说:街上行人个个自危,商店、钱庄多未开门,物价上涨,日本兵砸监狱,汉奸亲日派在街道上横行霸道,尤其见了我们的士兵故意寻衅滋事。这日虽然有日兵、浪人和汉奸等滋事生非,但还未发生较大的事故。香甫和我正在闲谈中,宪兵来向香甫报告说,北大营西卡子门外守兵与日本兵发生冲突,已经开枪。又据北市场的宪兵报告,日本守备队百余名向北大营方向出动,时间是夜晚十时三十分钟,戏院等娱乐场所均行停演。此时,日本守备队和日商(日本在乡的军人)约五百多名已冲进北市场。马路湾警察派出所又来电话报告称,日本兵已向被包困者(我商民等)开枪射击,我们正在还击抵抗中,也是十时三十分钟左右,两路日寇是在同时行动的。复据报:自南来的列车,满载日军到站,未停直向北驶去。我军第七旅云:某团己在北大营还击。至十一时后,又据报第七旅之一团由北大营撤走,向山城子地方转移,是为了避免与日寇冲突不叫开枪,李香甫说是北平来电话不叫抵抗,同时命第七旅撒退的。

  此时,日寇正沿商埠地分两路向城关进犯,李香甫去帅府回来称:北平来电话不要再抵抗,已将肇事情况向国联公布云云。当夜十二点左右敌寇的火力骤增,已迫近商埠南市场。十二点以后,有炮声甚巨,讯悉是讲武堂学生出动千余名出击,至下夜二时左右炮声寂然。据说是帅府有令不叫抵抗才停止的。日寇攻城的兵力约五六百人,而在乡军人和便衣持枪者也不过五百人,就攻陷了南、北市场,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正式军队。只有宪兵一营多人,警察的战斗力极为薄弱。拂晓前日寇趁机节节进逼,枪声彻夜不停,在日寇爬城时炮火更为激烈,及其冲入城内时首先包围帅府,将残余的卫队团捆绑用卡车载走。约于下夜二时左右,李香甫化装到荣宅(荣臻的寓所)时早已无人,又到二纬路意大利领事馆探询荣的消息和下落,而门役推托不知,便又想到荣宅靠近日本领事馆,可能他走不出去的。这时我便问李香甫怎么办?他说:“咱们俩共命运吧。我招待你是私情,原来在你来沈折冲外交时,同时负有监视你的任务,那时不好明言,现在四项外交条件提出后就松多了。现在咱们俩既在一起,我还能不顾全你?只好共同想办法吧!今天可不能闯关,看看情况再说。”李香甫在与我说这番话时,就又另行化装了一番,好似城市士绅的打扮。李贵臣正在这时外出哨探回报说:“门关把守的很紧走不得,街上汉奸们臂上缠‘自卫者’,大西门墙上贴有‘布告’,有鬼子兵十多名把守,悬挂了几个人头。我没有停留,布告上说些什么也没有去看,只看下款仍用中华民国年月日,署名是‘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李毅。今天外边太乱,不能走,明天再说! ”

  六 不抵抗主义招来侵略战祸

  九月二十日,在晨光曦微中,我和李香甫离开了这座已被日寇侵陷的沈阳城。在途中,听说皇姑屯尚通火车开往关内去。因此,就奔向皇姑屯车站去,售票处人群非常拥挤,据在车站听到的消息,满铁兵车已是昼夜不停地向北开驶。我对李香甫说眼看事态扩大了。但是皇姑屯车站上尚无日寇踪迹,老百姓搭车去关内者甚多,我们也登上开往关内的火车。在车上听到旅客们谈论“九一八”夜的消息,他们说先是日寇叫亲日派、汉奸们宣传中国兵如何不讲理,无端地把文官屯柳条沟的铁道破坏,有的说是北大营兵千的,有的说是西卡子门开火不久第七旅就撤退了,也有的说沈阳没有兵,可是挑辽、安东两镇守使还没有兵吗?因为张海鹏,于芷山两个镇守使都投降日寇了。
  列车在驶抵打虎山车站时,我对李香甫说:“我要换车回兴安区去,你到北平给我代呈一封信给张副司令。”这时,我和李同下车到了一家小旅馆,这时打虎山还未被日寇占领。李香甫在探询中所得眺辽一带退军的消息很多,据报:日本多门第二师团在郑家屯以北、开通一带击溃该地驻军,向黑龙江省地区进犯;又讯:日寇广 獭第八师团自旅顺登陆,现已到达沈阳,并准备向吉林扁长春方面前进,后续尚有大量部队。这样肴来,一凡此都是由于沈旧当局那天晚上不抵杭所致,假如那天晚上予以抗击,就有很大可能以地方事件解决,不致扩大。在我写完呈张副司令的信后,又给宁安老家拍了一份电报,告诉我父亲我已脱险,但对于兴安区的消息是不明真粗的,同时我的眷属还在彼处。正在车站上徘徊时,忽然遇列骑兵第二旅旅长张树森。据他谈,他的骑兵被敌机轰炸溃故,又经日酋多门师团的扫荡已收容不起来了。他又说兴安区在九月十八日向黑龙江省退却,全部归马占山指挥,集中在嫩江桥构筑防御工事,屯垦军的家属大部分向哈尔滨输送。此时打虎山车站上突然挂出不售通辽、辽源的客票,我只得仍赴北平。在去北平的客车上,也听到现时北平同样很纷纭,人民纷纷责难政府对日寇采取的不抵抗主.义而放弃沈阳的屈辱政策,引起学生列队到政府请愿,示威游行等等。抵平后访知荣臻参某长在中央饭店寓居,极守秘密。我于二十三口晚在电话中和荣联系后,于次日早去该饭店渴见荣参谋长,在寒暄后,我便对荣说张副司令生我的气吧?荣说:”没有什么!”同时并将我在打虎山车站准备回团部的事说了之后,荣说:' ‘你的队伍归赵振武带领了,己经向黑龙江集中,马占山为总指挥,在嫩江桥堵截日寇北犯,当面的敌人是日酋多门第二师团。昨天的情况不明,你先回利通饭店等候,听我的电话再约你去见张副司令。”
  七 面陈经过,慰勉留用

  九月二十四日晚八时许,接到荣参谋长电话命我即到中央饭店。及至汽车抵中央饭店门前时,荣亦与同车至顺承王府官邸,晋见张副司令。张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还跑出来了!”我答:“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在座的除荣参谋长外,还有副官长何立中和汤国祯等亦在座,在我正要向张副司令面陈事件经过时。张副司令说:“不谈了。”我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他说:“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接着又问:“你有钱用吗?”问毕,就写了张条子交给何副官长后,又说:“江桥完了,你回不去了。”又对何立中说:“给予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二百元。”至此,我即行礼辞出。
  次日晨饭毕我即到行营见何立中副官长,他说;“咋晚的条子是批给你五百元钱,一切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要住东城。”晚间,我即移寓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附录】关玉衡的命运
  1931年9月24日,关玉衡同东北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盘查、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火车站乘火车赶到北平(今北京)。少帅在顺成王府官邸接见关玉衡,委任关玉衡为帅府参议,月支200元,并移居西单花园饭店内。
  1932年初春,关玉衡来到北平香山慈幼院,拜见院长熊希龄,把长子关松军(8岁)、次子关松亭(4岁)、小儿子关松森(2岁)托付给熊希龄院长。随后,从北平到上海任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后援工作。同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哲理木盟开鲁县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任右路军指挥。指挥部队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
  何应钦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后,老蒋下令解散东北义勇军。关玉衡回到北平。
  1936年元旦过后,关玉衡从北平到西安晋见少帅,少帅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
  随后,少帅下令委任关玉衡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任(陕西省)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少帅、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关玉衡甚为兴奋,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县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只走了走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剧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关松军对他说,是为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像我的小子,好好干!”
  1949年冬,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关玉衡从南京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7 16:21:10
  7、日本间谍妓女获知中村被杀的情报
  1930年春天,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建川美次,先后派遣了军事侦察员佐久间、森赴和长通3个大尉到“满洲”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为安排好进军时亲日蒙古王公的策应活动,彻底弄清“满蒙心腹地带”——兴安地区情况,又派了中村震太郎大尉去做最后一次勘测,作为进军的前奏。
  中村震太郎大尉,1897年出生,陆军大学毕业后,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担任侦察员。
  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5月10日自东京出发,3天后到达中国福顺,见到了前来接应的关东军军事间谍片仓衷大尉。5月19日,片仓衷陪同中村震太郎到达沈阳,于指定地点见到了前来接应的蒙古族向导留存宝。同月下旬,中村、片仓衷和留存宝一行3人到达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百武机关。臭名昭著的百武机关大特务甘粕正彦早已按照密电,为中村备好所需经费、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另外,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俄国向导米罗阔夫。
  由于中村震太郎嗜赌成性,而米罗阔夫也总想发财,在哈尔滨逗留期间,两人一拍即合,合伙来到哈尔滨南岗轮盘赌场,一赌就是两昼夜!最后一天,中村震太郎输红了眼,将手腕上的手表也押了上去。这只由日本厂家生产的手表将全部机件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人们称之为“三道梁手表”,在市场上还不多见,只是提供给日本军官使用。随行的片仓衷一见中村将表押上,立即加以制止,将自己的筹码让了过去,但手表的样子却深印在其脑中了。
  1931年6月1日,中村真太郎一行到达齐齐哈尔朝日旅馆(日本间谍机关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充当中村执行任务的日籍向导。5天后,中村震太郎携白俄翻译米罗阔夫、蒙古族联络官留存宝,骑3匹蒙古马,带足干粮、器材、毒品,自齐齐哈尔市出发,经昂昂溪,西行到达洮南府。约好的片仓衷在那里接应,完成任务。
  植松菊子,日本妓女,也是日本特务机关住齐齐哈尔支部的一名间谍。6月22日洮南日本领事馆受到中村自海拉尔发给植松菊子一份电报,称“预计7月3日可到洮南”。片仓衷当即去接应,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见中村一行的踪影。按事先约定,片仓衷知道出了事情,立刻向哈尔滨百武机关报告。百武机关通知各部和各组织特务,密切注意洮南方向。
  7月25日植松菊子根据通知,有意纠缠正在余公府一带修筑铁路、当时来齐齐哈尔出差的工头王翼先过夜,用各种甜言蜜语套话。终于,王翼先这个民族败类把中国军事禁区内的“新闻”原原本本的端了出来。他说:军事禁区内出现了“国际间谍组”,有日本人、俄国人,还有蒙古人,为首的日本人是个大官,被中国屯垦军捉住杀了头,焚尸灭迹,现禁区不准入内……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那个日本大官有只“三道梁手表”,非常好,现被他的朋友李德宝典在洮南大兴当铺里。
  植松菊子将这些情况迅速电告百武机关。百武机关复电通令保密,有片仓衷领导调查核实。片仓衷知道,要就此事向中国当局交涉,光凭“听说”不行,还必须拿到认证或物证,因此,便到洮南大兴当铺去查中村的手表。在那里,得知确有这只手表,典注是屯垦三团的李德保,但要看表必须有契票,否则别想!片仓衷将情况报告给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大喜过望,下决心一定要将手表弄到手,因年前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他正在发愁无从下手,现在有了这个好机会岂不是天助神佑?可怎样才能将手表弄到手呢?想来想去,他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川岛芳子——金璧辉。
  8月9日星期天,王翼先和李德保婴齐齐哈尔朝日旅馆老板铃木县太郎(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头子)的邀请,到日本妓院去“度假”。饮酒中,铃木妻子告知从南满来了一名朝鲜籍妓女,带有大量的“白货”(海洛因),与贱价出售。李德保动了心,去到后屋见了这名妓女,想要全部买下,但苦于带钱不足,此时,王翼先已溜走。那妓女说,有什么押的也可以,李德保想了想便拿出一张“三道梁手表”的契票。那妓女将契票拿到手后立即变脸,原来,她便是川岛芳子金璧辉。李德保这个民族败类是个软骨头,见到铃木夫妻手持手枪、匕首,凶相毕露,便躬下身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31年6月26日晨,中村军事侦察组4人来到王爷庙西北20公里的余公府。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看到这几个人鬼鬼祟祟,极为可疑,便将其扣留。经检查,发现他们携带武器弹药、测绘仪器、军用地图和大量的调查笔记。调查日志上,不但记载了这伙人经过的路线、每日的进度、军事禁区的详细情况,还记有在巴公府与蒙古各王爷秘密会谈、准备起事的纪要。这是一伙日本陆军的军事间谍无疑!
  当天,团长关玉衡在外校阅,闻讯后赶回。次日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态度蛮横,东扯西拉,破洞百出,坚决不认罪。1931年6月27 日晚,关玉衡召开连以上官长会议,研究处置办法。会上,大家都认为放了他们会暴露兴安地区军事机密,而且会带来蒙古王爷起事的现实威胁,于国于民都不利。但通过外交途径,根据以往多次交涉看来,“弱国无外交”,日本陆军不但不会认错,反而会用治外法权要回他们,找出各种理由倒打一耙,徒惹麻烦!大家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军事禁区首长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处死军事间谍。但是,关玉衡认为,中村一行罪证确凿,应予公开处罪,以明正罪行。为争取他们认罪,乃再次审讯。此时中村更加嚣张,企图去夺卫兵枪支,遂被击昏。于是,关玉衡命令三连连长宁文龙、四连连长王秉羲将日本军事间谍4人处决,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处置外国军事间谍,说来可怜,宛若做贼!
  中村震太郎在夺取卫兵武器时,在场军人七手八脚将他打翻在地,格斗中,中村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适值团部团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后不声不响拾去,无人注意。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将它押于大兴当铺内……
  川岛芳子拿到契票,即去洮南府兑回了中村震太郎的手表,交与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如获至宝,于是启程回东瀛,向已改任第一部(作战部)的建川美次当面汇报。
  “证据”到手,日本陆军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少帅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图财害命,证据确凿”。他们已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8月20日日本陆军南次郎召开师团长会议,磨刀霍霍,讨论如何贯彻建川美次炮制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9月16日建川美次又亲自到沈阳活动。由此,各特务组织同时活动,战争机器全部运转。两天后,即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8 07:26:35
  8.“九一八事变”爆发(1)
  “九·一八事变”的具体侵略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订出。关于在沈阳制造侵略借口,爆炸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关于在吉林市、哈尔滨挑起事端,造成日本占领的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负责。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花谷正爆炸铁路的计划是:由当时任少帅将军的日本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佐的助手今井新太郎大尉指挥,执行部队由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虎石台第3中队担任。
  具体行动方案:在事件开始的当晚,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以演习名义率中队由虎石台向南经文官屯,一部至柳条湖的铁路边,川岛则率领中队在北大营外围的预定地点展开。河本率中队少数人在铁路边,将今井新太郎提供的炸药放于铁轨附近并予以引爆。川岛听到爆炸声之后,即指挥部队向北大营攻击。
  此时在沈阳城内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则根据所谓中国军队爆炸了柳条湖附近铁路的报告,即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板垣所策划的诬蔑我国军队爆炸铁路,除了为欺骗舆论、蒙混国际视听、寻找侵略的借口外,还有为关东军自身作解脱责任的考虑——未经请示,即动用部队与别国作战。因1919年4月11日规定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共9条)其中第3条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独自决定动用部队行使武力,但应立即报告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石原的作战计划,除规定作战开始的当晚,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29联队进攻沈阳城之外,还规定在事件发生后,以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公主岭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3旅团和骑兵第2联队,作好攻击宽城子、南岭我国军队的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到时出动与就近的我国驻军作战;根据吉林市的“反日活动”,第2师团以“护侨”名义占领吉林;向朝鲜军请求派出陆军和空军部队,越过鸭绿江到达沈阳进行支援。
  计划中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时,关东军的一部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则位于吉林市以北的舒兰一带和白城子至索伦地区。
  这个作战计划制定之后,板垣和石原即以个人关系,与其参谋本部的中国科长重蘑千秋大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大佐、朝鲜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少佐、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第1大队长名仓刊少佐、沈阳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和驻虎石台车站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等,作好了暗中联系,届时统一行动。
  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事件的日期,原定在东北各地秋收之后,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射击的9月28日(阴历8月17日),因事机泄露而提前。其原因:一是我国驻国际联盟韵代表施肇基于9月11日,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总会上,揭露了日军在我国东北正利用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等为借口作侵略的准备,二是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根据近日关东军将有所行动的风传,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内已秘密放列了24公分的大口径火炮;关东军改变了多年的做法,不事先通告即进行演习,且夜间演习不少是在北大营四周和沈阳城的附近进行等情况,遂向外务省作了报告。
  林久治郎9月15日又向当时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去机密电报,内容主要提到关东军最近正集结军队并从仓库中取出物资、弹药,气氛紧张,近期似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币原依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了质问,认为这是推翻了若槻礼次郎内阁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的外交方针。于是南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商量之后,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了解和制止关东军的这一行动。
  然而,建川本身就是赞成关东军采取这一激烈行动。加之在他出发的前后,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续数次向板垣发出:“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无须担心,应坚决行动”等内容的密码电报。
  建川美次于9月18日傍晚经本溪至沈阳。板垣前往本溪迎接,当他驻进沈阳柳町的旅馆后,即在旅馆派上岗哨,并劝他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危险。随后,板垣即回到沈阳的特务机关,等待着由其一手导演的事件发生。
  就这样,原定在9月28日的侵略行动计划,提前于9月18日晚10点20分开始实施。
  川岛当晚利用月光,率第3中队105人,从虎石台向南至文官屯,给河本末守留下1个分队(班)共7人,使其沿铁路继续向南至柳条湖附近,其余即向北大营以北、以西地区展开,当听到爆炸声音后,即开始攻击。
  河本在10点20分将放在柳条湖铁轨附近的炸药引爆,但并未炸断铁路。第3中队听到这一巨响之后,即从高粱地中前进,攻击北大营。
  布置于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中的炮兵部队得到通报后,即以24公分的大口径榴弹炮向北大营、东塔机场等地射击。独立守备第2大队、步兵第29联队则按板垣下达的命令至规定的作战地区开始行动。此时的沈阳城立刻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之中。
  由守备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所率的第1、第4中队和炮兵分队由南站乘火车于晚11点50分至柳条湖之后,与第3中队会合,先占领了北大营的西营区,接着占领了东营区和兵营东南方向的东北无线电总台,至19日早6时30分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在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29联队已投入战斗,沈阳地区炮火连天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尚不知道这些具体情况。直至夜间的11点45分以后,花谷、板垣才向在旅顺的本庄和三宅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柳条湖铁路,并袭击守备队,现正对北大营及沈阳的中国军事机关进行出击。同时要求本庄对这一行动予以认可。本庄终于下了决心,并说:由本人承担责任,干吧!于是当晚各地按关东军的命令开始行动。

  19日凌晨1时20分至2点,关东军分别向辽阳的第2师团,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长春步兵第3旅团发出如下之电话和电报命令:
  (一)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立即率师团主力,由辽阳向沈阳集中,攻击该地的中国军队。

  (二)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少将,指挥步兵第4联队,骑兵第2联队警备长春,并对该地区附近的中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

  (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守备第1、第5大队前进至沈阳。

  (四)守备第3大队攻占营口。

  (五)守备第4大队攻占凤城与安东(丹东)。

  (六)守备第6大队派出两个中队至沈阳,归第2师团长指挥。

  另外,致电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通报沈阳战况与攻陷沈阳的决心,并请求派兵支援。
  本庄繁在作了上述的作战布署之后,即率关东军机关和驻旅顺的步兵第30联队、旅顺重炮兵大队等,于19日上午3时30分从旅顺乘火车向沈阳进发。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8 13:47:34
  9.“九一八事变”爆发(2)
  驻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于19日零时40分至1点,从驻地出发。平田幸弘大佐决定:由藤井勇少佐的第2大队从沈阳城西攻入城内;名仓刊少佐的第1大队在城西面的北侧配合进攻。约在4点30分,第2大队已占领了西城墙一带地区,第1大队则占领了西城墙北侧的一段。
  之后,平田与第2师团参谋西山福太郎作了研究后确定:29联队单独进攻沈阳城;攻击方法:进城后由西向东推进。
  此时沈阳城内的军警,也因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而先后撤出。19日5时30分左右,敌29联队进入城内,几乎未遭到抵抗,于上午6时左右推进到城内的东城墙一线,沈阳城全部被其占领。
  在辽阳的第2师团,19日1时30分接到关东军的命令后,即与步兵第15旅团,分乘两列车开向沈阳。多门二郎乘第1列车于4点45分到达,当得悉守备第2大队已攻进北大营,战斗正在顺利进行中,29联队已攻占至沈阳西城墙一带时,于是命令同车前来的第16联队第3大队长坂井逸二少佐率步兵1个中队和1个机枪小队经沈阳城以南地区向东,占领、封锁东塔机场,占领沈阳兵工厂,从东面策应对沈阳城的进攻。当第2列车到达时,多门于5点30分命令:
  (一)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攻占沈阳兵工厂及东塔航空处;

  (二)步兵第29联队,继续进攻沈阳城;

  (三)以步兵第16联队之第10中队为师团预备队,与师团司令部一同位于沈阳车站附近。

  天野率滨本的第16联队于5时50分从沈阳南站出发,由南边绕过尚有零星战斗的沈阳城。8时25分担任先头警戒的小圜江邦雄少佐之第2大队一部,已前出到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其余部队则先后占领了有远东“克虏勃”之称的沈阳兵工厂(“KRUPP克虏勃”系德国有名的钢铁企业,位于鲁尔区的埃森市,主要生产枪炮、车辆、轮机)和东塔飞机场。坂井的第3大队在占领机场之后,很快即取下了飞机上的部分零件和电瓶,并将机场内的人员集中看管,以防有人将飞机飞走。此时在东塔机场的飞机,包括已在使用和进口尚未安装的约110架,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而兵工厂损失的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更多。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身后都惊讶不已!感到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
  多门根据沈阳整个作战情况,认为只有在占领了接近东部山区的东大营和东陵地区后,沈阳的局势才能平定。因而于19日7时50分决定继续攻占上述地区。其部署是:以刚从铁岭到达北大营东北方向的守备第5大队为北翼;以刚从鞍山调来的守备第6大队为南翼;以守备第2大队为预备队。进攻路线:沿沈阳去抚顺的铁路南侧前进。多门直接指挥的这3个大队。在前进中,均未遭到抵抗于19日11时40分至12点30分先后占领了东大营和山咀子。位于山咀子的炮兵教导团,36门山、野炮全部丢失。之后,日军即在该地进驻了部分部队。
  守备队司令官森连,根据长春方面战事趋于紧张,他决定小河原中佐的守备第1大队去长春,而自率守备第1大队第3中队的1个小队,19日从公主岭到达沈阳。在这以前,该地区的几个独立守备大队均由多门指挥。
  驻长春的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于9月19日零时15分得到“满铁”长春车站的通报,知沈阳中、日两军已在战斗,因此他立即决定:以大岛的第4联队1个大队,奇袭东北军驻于南岭的两个团,以解除对其直接的威胁,其余部队乘火车从长春出发直开沈阳。其部署为:
  第4联队派出一个步兵大队(两个中队)袭击南岭的炮兵部队,其余作好出动准备后去沈阳;

  驻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作好出动准备后待命。

  依照第3旅团的命令,第4联队黑石武城少佐的第2大队于19日3点10分从驻地出发进攻南岭。
  当时东北军驻防于长春的部队近6000人,即张作舟25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1个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10团,均驻于南岭附近;宽城区驻有李桂林的第23旅护路军傅冠军少校的1个营。日军向这两处进攻时,均遭到这些驻军的有力反击。
  第3旅团于19日3时零5分接到关东军要其警备长春并对附近我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的命令后,即中止了大岛第4联队去沈阳的决定。但考虑到沈阳的战事已起,我国在长春的部队较多,在南岭附近的步兵约有2350名炮兵及其它部队2000名,有山、野炮36门,迫击炮6门;在宽城子有步兵约650名,在城内有步兵约320名,山炮、迫击炮各4门。长谷部对这些情况经过考虑之后认为:与其等待,不如进攻,而危险也少。于是决定:进攻南岭的黑石少佐步兵第2大队之第5、第7中队(共约200人)仍按原计划执行;大岛大佐所率的第4联队4个中队攻击宽城子东北军的兵营;骑兵第2联队由公主岭开至长春。
  进攻宽城子兵营的第4联队,原拟奇袭。由于19日4时30分在兵营南约300公尺的地区展开时而被发觉,日军便改奇袭为强攻,东北军则依托营区工事进行抵抗,一直战斗到天明,日军被击毙24名,被击伤23名。傅冠军少校重伤后牺牲。
  进攻南岭的黑石武城之步兵第2大队,于19日5时左右到达东北军炮兵部队驻地西北方向时天已渐亮,因守军并无战斗准备,也未发现偷袭的日军已经接近,致炮兵第1营遭到突然袭击,有16门火炮遭到日军的破坏。
  此时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后投敌)不准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
  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3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榴霰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
  经步兵团、炮兵团坚决反击后,日军第4联队第2大队因从行进中发起攻击,遭守军依托营区工事作猛烈抵抗而不支,便停止进攻而将全大队集结于袁家窝棚附近待援。
  此时在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由小河原中佐率第2、第3中队约300人,于19日6时20分从公主岭乘火车出发,7时20分到达长春南的孟家屯车站下车,9时到达了袁家窝棚与黑石的第2大队会合后,决定相互协同,继续进攻南岭。方案是:守备第1大队从守军兵营的东南方向进攻;黑石的第2大队从守军兵营的西面进攻。
  上午10点,这两个大队攻击开始,但东北军的步兵、炮兵则依托原有和当天新做的工事继续抵抗,并对东南方向的守备第1大队进行了数次反冲锋并打退其进攻,给敌人造成较大的伤亡。除将其大队长小河原浦治击成重伤外,并将其第3中队长桥本茂大尉击毙。激烈的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
  于上午10点从公主岭出发的骑兵第2联队,11点20分到达了长春,随之,即按长谷部的命令向南岭增援。
  根据以上情况,守军的这两个团于下午两点半左右开始依次撤出阵地并焚烧了弹药库,然后撤到伊通河以东的丘陵和山地。
  南岭反击作战,击毙了日军43名(其中军官2人)击伤日军55名(其中军官3人);东北军约有200名官兵伤亡。这次反击作战的事实告诉人们:只有抵抗才能打击和消灭敌人;只有抵抗才能减少损失;只有抵抗,整个部队在战场上才能有行动的自由。
  19日中午,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到达战火尚未熄灭的沈阳。他根据沈阳、营口、本溪、安东(丹东)、长春等地的作战情况,除长春尚在战斗外,其它地方几乎没有抵抗。于是决定:
  (一)将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30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2联队的第2大队,以火车运送至长春,支援该地的南岭作战;

  (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到达沈阳的第5、第6守备大队、野炮兵第2联队部及其炮兵第2中队、旅顺开来的野战重炮兵大队,以火车运送至昌图车站,进攻该车站西北约7公里的红顶山东北军兵营。

  下午,本庄向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发去电报,继续报告情况,并要求增兵3个师团,向北推进占领哈尔滨等北满地区,以图彻底解决东北问题。
  本庄繁的请示因关系到进至长春以北的苏联权益地区和复杂的外交问题,日本的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对此并未立即予以回复,而朝鲜的援军也未到达。
  森连所率的部队于19日夜间11点到达了昌图车站,20日拂晓前完成了攻击红顶山兵营的准备。天亮时即开始炮击,第一线步兵随之向前运动。但此时的东北军兵营已无部队,因知敌人已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便不再留于临敌较近的营房,而分散驻扎于农村。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天,身为南京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在南昌的剿共司令部向在北平的少帅发出了这样一份极为简短的电报: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8 15:43:47
  10、亲历者讲述“九一八”事变(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了沈阳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此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整个东北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生活。“九一八”事变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的北大营,620团三营九连的连长姜明文回忆,是凌晨四时之后开始还击的:“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4点多钟,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联系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遂又召集各营、连长商量。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六一九团已退出营房向东去了,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既有电话告诉必要时退出去,现在电话不通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我们都由北面出去。先到榆林堡大洼一带集合。’决定后,各连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一登上壕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
  王铁汉回忆与日军战斗之后,凌晨五时撤出了北大营。“……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晨5时”。凌晨四时之后开始撤退,与日军发生短暂的交火,历经半个多小时,凌晨五时得以撤出。
  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在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里的情况下,他是当夜第七旅行动的带队指挥官)回忆,“深夜二时”之后开始还击日军,掩护部队撤退:“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结集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出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份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军俘虏”。

  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县,记者找到了当年北大营的士兵陈广忠,“九一八”事变时他就在北大营。
  “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
  1931年9月的北大营,一如往日的平静,丝毫没有大战前的紧张。
  陈广忠回忆说,北大营一共有三个兵营,里面三个团,每个团住一个兵营,而日本兵都驻扎在南满站。南满站距离北大营只有十多里远。
  陈广忠说:“我们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他在他的地方咱在咱的地方驻防,没寻思。”由于最高统治者力求减少冲突,严禁抵抗,东北军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没有任何准备,每到节假日,士兵们还进入城内四处玩耍。
  9月14日到17日,关东军发动事变的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沿南满铁路视察各部队,并召开紧急会议,以确认事变发生后军队的运输和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有关人员也再次确认了柳条湖爆破的具体方案。而此时的少帅却带着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进入关内。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说,少帅对日本能不能发动“九一八”事变、会不会武力占领,几乎是没有什么真正警觉的,他可以派他的东北军的三分之一而且是主力部队到北京来支持老蒋,同时在沈阳他们自己的地方,相当多的一些参谋长及好多重要的军官都不在现场,都回家了,对发动这样一个事变他们可以说毫无警觉、毫无警惕。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已经就绪。
  事变发生时,东北军的代理长官、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
  辽宁大学教授胡玉海告诉记者,在9月18日上午的时候,日本第二师团有一个中队长叫平田到北大营来拜访旅长王以哲。王以哲当时不在旅里,参谋长赵镇藩接待了他。平田说:最近我们双方事情很多,怕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当天晚上进攻就是这个平田负责的,实际上这一天他是到北大营来刺探情况的,看看北大营动静怎么样,通过谈话看一看北大营的军官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是我们这方是毫无准备的。
  1931年9月18日夜,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家住宿去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远在北京的少帅正带着太太于凤至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里看戏。此时,日军的行动开始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北大营西侧的柳条湖。胡玉海说:“晚上十点多钟,住在虎石台的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就是川岛中队,带了105个人从虎石台南下到北大营的西侧,7个人到离北大营大约500米的柳条湖那儿安排炸药炸铁轨,大约是10点20分的时候,铁轨爆炸的声音响了。”
  爆破完成后,日军逼迫两名中国百姓穿上东北军士兵的服装,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制造了中国军人炸毁铁路的假现场。
  正在沈阳大和旅馆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接到柳条湖爆破成功的电话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连下了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
  到19日凌晨,攻打北大营的日军共有600多人,而北大营内三个团和三个特种连共有12000多人。后人评论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一战都是关东军的一场豪赌。陈广忠回忆道:“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连长来叫,枪声响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日军一开始是从西北角进去的,当时621团在西北角,619团在中间,620团在东侧,首先是从621团驻地冲进兵营,士兵已经都睡觉了,好多士兵没有准备,一边逃一边穿衣,枪也没有在手里,有的赶紧找枪,有的做局部的反抗。
  据史料记载,许多东北军士兵因为措手不及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在床上。
  胡玉海说,当时连队下令不许抵抗,炮声响了之后北大营的参谋长赵镇藩向旅长请示,旅长王以哲在市内,王以哲说:你先主持一下,我去和代司令荣臻商量办法。结果荣臻告诉他不许抵抗:如果敌人进来的话,把枪放在仓库里头,我们坚决不能抵抗。
  忍无可忍的士兵与日军展开了肉搏
  为了弄清当天晚上北大营士兵的情况,胡玉海在二十世纪80年代走访了当时健在的北大营官兵。
  胡玉海说:“北大营当时620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当敌人打进来之后团长没在,值日官把这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这时候团副回来以后下令必须撤回来,有的战士痛哭流涕拿拳头往墙壁上打,意思就是:这叫什么事?!人家都砍我们头了我们还不反抗,这怎么能行呢?!”
  陈广忠回忆:“开始打仗了,连长说听命令,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机让日本人砸了,连长一看没办法,一团快打完了,又来打二团,连长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这就打了。”
  620团的团长王铁汉听到炮声后赶回北大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率部向日军还击。陈广忠回忆说:“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带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到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当时我受伤了,嘴都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剩几个牙都拔了。”
  北大营官兵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的指挥下,向沈阳城外的东山嘴子撤退,就这样,12000多中国官兵在600多日军的驱赶下,于凌晨5点全部撤出北大营。
  据事后统计,北大营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日军开始向东北重镇沈阳发起进攻。
  “日本人进奉天了!”
  19日凌晨,日军步兵第29联队1000多人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与此同时,攻打东三省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的辽阳日军也开始了进攻,到9月19日凌晨5点,沈阳内城的小西门被日军攻破。
  当时住在沈阳的山峰奇老人回忆道:“这时候四面的老百姓惊慌得不得了。大人就嘈嘈,说是日本人进奉天了。大人就把我藏到柴火垛里去了,大家从墙缝里看、从窗户眼儿偷着看。看见坦克车,坦克车的后边就是日本兵,完全都是明晃晃地上着刺刀,我哥哥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不能上班了,兵工厂被日本兵把上了,门口写着‘进入者杀’,后来贴出告示以后,老百姓、工人还是迟迟不敢进。”
  19日凌晨,关东军以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8项命令,命令关东军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落入敌手。
  从那天起中国失去了东三省,东三省的三千万同胞从那天起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曾经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
  汤重南说道:“最准确地说,‘九一八’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至少应该说它是抗战的序幕。为什么往往不把它作为整个抗日战争的开始,因为在‘九一八’之后有相当间隔,1931年到1937年还有六年,日本国内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政局和对日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没有跟日本宣战,到‘七七’事变以后都没有,而中国政府正式宣战,是到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对美国宣战以后,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笑话。”
  在谈到“九一八”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地位时,胡玉海说:“‘九一八’以前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多次,但是远远不能和这次比,这次它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侵略之深入,它对中国掠夺,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财产、生命损失以及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生存,包括现代化进程的迟滞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山峰奇说:“我80多岁了,我就想告诉后一代的人不要忘记‘九一八’,就是在七十年前的‘九一八’这天,日本人曾经侵占过我们东北,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那儿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占领了十四年。”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8 18:45:38
  11、亲历者讲述“九一八”事变(2)
  从1931年9月18日零时到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向中国军队进攻,向中国百姓动武的最后准备,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从这一天起,东北成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14年的殖民地;从这一天起,东北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
  关东军:零时磨刀霍霍,清晨蠢蠢欲动
  在原奉系军阀边业银行工作过的孙竞寰如今已是百岁老人。他回忆说:“1926年,我经叔叔介绍到少帅的边业银行工作,每月工资八块大洋,银行管吃管住,每天还可以打网球,生活条件比较优越。9月18日那天清早我一觉醒来,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1931年9月18日,百姓的生活表面是平静的。然而,侵华日军为了这一天,已经做了不知多少准备。
  1931年,东北日军每天都在频繁调动兵力。4月中旬,日军将适于在寒地作战的第二师团调往东北。5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满蒙问题处理方案》。6月,上演“中村事件”。9月7日至18日,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视察驻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日军。
  “那些天,沈阳的清晨多是在关东军的实战演习中开始的。”孙竞寰老人回忆说,他当年的家离城很远,不知头一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老人回忆说:“第二天清早进城,我发现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就明白我们被侵占了。日本兵把银行的门堵上,许进不许出。后来我听说我在东北大学夜校的一些同学,那天晚上没回宿舍,交通断了,他们干脆步行进了关内。我也不想当亡国奴,可是被关在银行里头,想走也走不了。”
  沈阳城:百姓忙碌生计,日军暗藏杀机
  这一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没有风,算得上是中国北方秋季里的好天气。
  今年106岁的张春台老人,当年家住在沈阳城内中街,是一家皮鞋铺的师傅。说起9月18日这天,老人还记得耍手艺的那间铺子叫“内金生皮鞋铺”,那天的活儿多,他晚上就住在鞋店里。
  9月18日下午,日军已经做好了从南满铁路的西、南、北三线向北大营进攻的布防。日本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带领几名部下,做好了用炸药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一侧路轨炸毁的行动准备。
  张春台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天他突然没了饭碗:“那天上半夜10点多钟,听到北面一声巨响。半夜时,我听见城西方向响起枪炮声,本想走到街上看看,可害怕就没敢出去。枪声一夜没停,我也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看见了日本兵占领了沈阳城,开着摩托在中街上巡逻,皮鞋铺的买卖也不敢开了。”
  “当时,我家住在中街,丈夫开了个名叫‘怜众’的中医诊所。家里条件还好,日子过得算是体面。”今年102岁的王洁清老大娘回忆说,“‘九一八’过后,日本人来了,诊所的生意就越来越差。没过多久,中街地段所有好房子基本被日本人占了,我们家被迫搬到了小土房里。之后,日本人又强迫我给住在我原来房子里的日本人当保姆,那户日本人把我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还把屋里的炕改成榻榻米。我每天都得给他们做饭、收拾屋子、提水,干完活再回自己家里吃饭,现在想起来心里都酸。”
  北大营:深夜遭突袭,不抵抗撤退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日军发射出的炮弹便落在了沈阳内城的东北军北大营。与此同时,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当时,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正出席军界举办的水灾赈济会。北大营7000多官兵正在酣睡。
  2006年5月去世的陈广忠老人,是我们采访过的唯一一位北大营士兵。他生前接受采访时说:“那一天正是北大营官兵发饷钱的日子。夜里10点多钟,睡得正香的大家被爆炸声震醒,不多一会,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上级让我们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打进了621团的营房,听撤过来的弟兄们说,日本人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没动竟被活活刺死。日本人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杀着冲了过来。连长一看没有办法,就下令开枪还击。我打着打着,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我中枪了。我的嘴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我这还算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班就死了6个。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有步枪有机枪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名小鬼子打得弃营逃跑。”
  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史料记载,日军向北大营发动进攻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所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在“不抵抗”的政策下,第七旅被迫带着伤痛向东撤退,日军很快攻入北大营。
  “九一八”:烙在中国人身上的伤疤
  9月18日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  19日零时40分左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进攻沈阳城。
  凌晨,日军登上沈阳城的小西门城墙。
  上午9时,全城张贴了“日本军司令官布告”。
  中午12点,本庄繁到达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迁至沈阳。
  “九一八”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
  “九一八”后不到一个月内,东北沦陷。
  事变发生时住在沈阳大北边门附近的于长清老大娘今年103岁了。她回忆说:“那天晚上,家里吃的是高粱米饭和酸菜。晚上8点多钟我已经睡下了,10点多钟被炮声震醒,我和儿子清楚地看到北大营方向有火光。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了一帮一伙的日本兵在大北边门里面巡逻,老百姓都吓得躲开了。”
  住在沈阳大东区管城街的86岁老人山峰奇,在事变发生时还是个11岁的孩子。他回忆说:“第二天起床后,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本兵跟着装甲车正在我家门前慢吞吞地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我吓得浑身发抖,转身一头钻进了墙角的柴草堆中。不知过了多久,街上安静下来,我母亲叫我的时候我才挣扎着爬出来,一头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19日,奉天城里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银行、军工厂、飞机场就全都被日本兵占领了。”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9 08:21:59
  12、抗战英雄王铁汉 “九一八”打响抗日第一枪

  “铁汉”,这个名字无愧于他——王铁汉,一个真正的血性汉子,一个真正的铁血男儿。在那“九·一八”之夜,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王铁汉毅然抛弃上级的“不抵抗”命令,以民族大义为重,忍无可忍地下令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
  当时,正在东北军陆军第七旅当团长的王铁汉年方二十六、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的团与同旅另外两个团就驻扎在北大营。
  那天夜里十时二十五分许,“九·一八”的爆炸声刚过,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面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兵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向北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参谋长竟然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晚十一时刚过,两个兄弟团已开始分别向北大营的东面撤退。王铁汉此时因未接到撤退命令而依然坚守营房。子夜时分,第七旅旅长终于从沈阳城内打来电话,指示说“不抵抗,等候交涉”,随后却失去联络。
  凌晨一时四十分,进攻的日军开始接近王铁汉团,并炮击营房。这时,东北军参谋长再次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这位参谋长当即质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说:“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参谋长气哼哼地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
  正在王铁汉准备撤退的时候,日军开始向王铁汉团发起新一轮进攻。被逼无奈的王铁汉怒火中烧,毅然下令还击。与日军的700人部队,交战了两个多小时,日军伤亡了40多个人。凌晨五时,就在日军攻击顿挫之际,王铁汉率部忍痛撤出了北大营。
  就是这样,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后来,王铁汉先后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浙赣战役。王铁汉战功显赫,曾三次获得重要嘉奖,一直到抗战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王铁汉曾奉命赴杭州受降。
  后来,王铁汉回到辽宁,出任了国民政府最后一任辽宁省政府 。这期间,王铁汉曾陪另一位著名抗日将领马占山回到北大营旧址。面对断壁残垣,王铁汉泪流满面地说: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仅有不到七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正是这一放弃,日本人进了中国,十四年间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惨不惨?!惨不惨?!”
  此后,王铁汉客居台湾,几十年不忘故土,常以诗文寄托思乡之情,直到前几年,这位抗日名将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在台湾辞世,最终没能重返故乡。
  晚年的时候,王铁汉回忆此事说:“当时我们手下8000多人,对阵日军700人,不是我们打不过,是我们没有组织一次正规的反抗。”他时常内疚的说,就因为当时对日军的放纵,中国14年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自己表示很内疚,但是王铁汉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个站出来开枪的人,他是民族的英雄!

  如今,王铁的女儿王翠凤现在生活在沈阳市的铁西区,现年已经八十五岁了,父亲在辞世前还与她有书信往来。在王铁汉将军的家乡——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许多乡民都知道这位抗日英雄、民族骄子的事迹。
  王铁汉,以他“铁汉”之风,在那如磐之夜,拔枪而起、挺身而出,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欺!

  【附录】王铁汉小传
  王铁汉(1905年2月24日-1995年12月15日),别称王朝治,男,奉天盘山(今辽宁盘山)人,生于奉天盛京(今辽宁沈阳),国民党将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王铁汉毅然下令还击,顶着上面“不抵抗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生平喜欢研究军事、政治,编写过《战争论》,《东北军史略》等书并出版发行,有儒将之称。
  个人学历
  北京大学预科肄业 (1922年)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科毕业 (1923年)
  北京中国大学肄业 (1925年)
  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 (1937年)
  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十一期受训 (1944年)

  从军从政生涯
  陆军独立第七旅620团团长(1931年-1933年5月)
  陆军第六十七军少将参谋(1933年5月-1937年8月)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1937年)
  陆军第105师副师长(1937年-1941年12月)
  陆军第四十九军军长(1941年12月-1946年6月)
  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1946年6月-1947年8月)
  第一绥靖区司令官((1946年7月)
  沈阳防卫区司令官(1948年1月-1948年10月13日)
  辽宁省政府委员(1948年2月18日-1948年10月31日)
  辽宁省政府 (1948年2月18日-1948年10月31日)
  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委员(1948年5月8日-1948年10月31日)
  总统府国策顾问(1951年-1995年12月15日)
  中国国民党(第九届)中央评议委员(1963年-1995年12月15日)

  生平经历
  年青时代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因家境贫寒弃学从军,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曾经在北平中国大学进修。九一八事变前一直驻守沈阳东山嘴子北大营。王铁汉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旅第七旅620团团长,拒绝执行上级的不抵抗命令,下令打响抗日第一枪。后随东北军入关驻守北京昌平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同年5月,任第六十七军少将军参谋长。
  1937年11月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9月,任四十九军一〇五师师长。1939年9月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3月参加了南昌会战中的江西上高战斗,10月,升任四十九军中将军长,兼任金华兰溪警备司令,驻防浙江。1942年5月至8月参加了浙赣战役,后驻守江西上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赴杭州受降。
  1947年8月卸任陆军整编第49师师长(后改为陆军49军,任军长)。后1948年任沈阳防守司令官、辽宁省 。
  1947年9月,兵员得到补充后的49军在东北。适逢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的指挥下,刚到东北才20多天的49军就陷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术陷阱中,被8纵痛歼,49军军部和下属的79、105师被歼灭。其中,王铁汉本人凭借一口熟练的东北话,又侥幸只身脱逃。
  从此,王铁汉指挥的原少帅东北军部队,终于在内战战场上被歼灭殆尽。
  1948年10月底随国民党赴台,作为东北军在台高级将领。1960年6月起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国策顾问,1963年6月起兼任国民党第九届中央评议会委员,1990年少帅九十寿辰时,曾亲临祝寿,1995年12月15日于台湾逝世。
  王铁汉有二女王翠凤(现居于沈阳市铁西区)与王令仪(居于台湾,获加州大学化学硕士,夫为施福佑)。

  抗战事迹
  据史料记载,“九一八”时北大营是王以哲第7旅驻地,时王铁汉任620团团长。
  王铁汉曾说起,当时旅长王以哲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北大营一战,日军伤亡25人,我军伤亡失踪总计483人。“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王铁汉曾说。
  冯世良告诉记者:“可以说,是王铁汉率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在之后的抗日战场上,也到处能见到他的身影。”
  抗战时,转战赣北浙西
  在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家住沈阳市铁西新区的王翠凤老人。她是王铁汉的大女儿,2013年初,她已经87岁了。
  在王翠凤的眼中,王铁汉是位严厉的父亲:“我很怕他,很少和他说话。他每天都在部队里忙,家人很少能见到他。‘九一八’后,父亲随部队去了关内,一直到1947年,我才和父亲见面。”关于父亲的抗日事迹,王翠凤都是听别人跟她说的。
  记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发现,在长城抗战、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浙赣战役等著名战事中,都闪现着王铁汉的身影。
  1933年2月,王铁汉所部改番号为107师620团。不久,王铁汉奉命参加长城会战,率部开赴古北口作战。同年5月,他升任第67军少将参谋长。
  1937年8月,王铁汉从陆军大学毕业,回到东北军任49军105师副师长、代师长。1938年9月,王铁汉升任49军105师师长。
  1939年9月,王铁汉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因指挥有方立大功一次。
  1941年3月,王铁汉又参加了江西上高会战,从日军手中收复万寿宫(南昌附近地名)。
  1941年10月,他升任49军中将军长,不久兼任金(华)兰(溪)警备司令,驻防浙江。
  1942年5月至8月,他率部参加了衢州会战,多次收复失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王铁汉奉命赴杭州受降,之后率49军进驻江苏武进。
  一个月后,王铁汉任辽宁省政府 ,告别了20多年的军旅生涯。

  病逝台湾
  在内战中,王铁汉成了常败将军。他指挥的原少帅东北军部队,在内战战场上被歼灭殆尽。1948年10月30日王铁汉搭机逃往台湾。
  2002年,王铁汉的司机李明德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当年王铁汉的部下谭维中回到沈阳。他与谭维中取得联系后才知道,王铁汉已于1995年在台湾逝世,享年93岁。“将军生前还经常提起我,多次说想要落叶归根。”李明德说。
  跟李明德一样,王翠凤也是在王铁汉逝世后很长时间才得知这一噩耗。“身为女儿,父亲去世了都不知道,还有比这更遗憾的事吗?”
  经过努力,张一波等辽宁的历史学者终于找到了王铁汉在沈阳的故居。张一波说:“那座二层小楼早已成为某个单位的职工家属宿舍,大约住了十几户人家,被新建的豪华住宅包围着,显得很孤独。”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关于“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提案中关于“将著名抗日将领王铁汉旧居改建为纪念馆”的提议,也颇受瞩目。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9 16:21:39
  13、黄显声、张凤岐率领警察英勇抗击日寇
  张凤岐,1888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县昌邑屯一户普通农家。1922年出任东三省兵工总厂总务科长,期间结识了就职于兵工总厂卫队的少校营长黄显声,从此两人成为好友。
  黄显声,1896年生于辽宁凤城 ,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五四”运动以后,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1930年,他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几年后,张凤岐调任奉天省警务厅督察长。1929年春,黄显声任东北军陆军第20旅中将旅长,驻防洮南,经黄推荐,张凤岐到洮南县公安局当局长。后来黄显声回到沈阳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凤岐也调回沈阳,当上沈阳县警务局长。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黄显声根据少帅的指令着手扩充各县公安队编制。张凤岐按要求,积极组织沈阳郊区民团和大会武装,准备抵抗日军的攻击。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得知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飞回沈阳,并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当晚,黄显声严令各警务分局和公安队整装待命。
  当晚22时20分,日军炮轰北大营发动战事。黄显声、张凤岐率沈阳县公安局、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公安三分局、南市场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等2000多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19日,日军占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20日夜,沈阳各城门和公安总队防线被日军坦克攻开。黄显声被迫西撤。张凤岐率200余人一直坚持到了21日才奉命撤出沈阳城。

  中国警察的英勇事迹,在当时的报道和书籍中有记载——9月28日《民国日报》报道,追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工业区公安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曾有激烈之对抗,局内警察仅三十余名,以与日军数百相敌抗,两方肉搏,几亘三小时,日军殊受巨创,死伤颇重。徒以军队势重,前仆后继,增加无穷,未至败退。然亦不敢积极压迫,只为四面包围之困门。所惜局内警兵,子弹告罄,外无应援,敌围数重,实力已绝,遂被日军攻入。然持械杀敌,无不以一当十……”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记载:“工业区之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该局警察仅三十余名,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亘三小时之久,后因子弹告罄,外无应援,遂被日军攻入。于是此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碎足折肋,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酷”。《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是应聘于少帅成立的“外交委员会”的陈觉编辑的,少帅为此书题了书名。其书带有半官方的视角,于是同样也为了不给日军口实,处处刻意回避“抵抗”二字。以上“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抗敌战斗,是《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关于“九一八”之夜的记叙里,唯一一处明确提到“抵抗”一词的记载。《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同时记录,沈阳的警察们和军队一样,也接到了”不抵抗“的指示:“全省警务处十八日午后十时,日军发炮时,黄处长曾以长途电话报告北平之张副司令,请示办法。嗣接得命令后,即由省会公安局通知各机关警察,谓如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
  但是,当日军肆无忌惮冲进沈阳城时,不仅仅是前文记载的工业区公安六分局的警察们奋不顾身和日军激战,另有多处的中国警察们还是坚决予以了抵抗,这与军队的普遍“不抵抗”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1931年9月20日中外记者团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事变之报告,警察抵抗的记载是这样的:“先是日军于巧日(指18日)夜十一时向北大营及兵工厂方面炮击…陆军亦同时进攻商埠地及城内。华军无抵抗,警署均被缴械捣毁,惟商埠一、二两分局警士略有抵抗,被日军击死各五六名,工业区六分局死十余名,皇姑屯地方公安局死十余名。其余尚难探悉”。
  另有《华北日报》1931年9月23日报道有记载:“第六区警察分署门前,死尸横置二十余人”,侧面印证了该局英雄警察们“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的史实;该报9月26日的报道《沈阳陷落三日痛史》又记载:“商埠地一、二、三分局,及省会六分局、沈阳县公安局等,均被炸毁”,商埠地的公安分局和工业区六分局遭彻底破坏,应该是发生了战斗才会造成的。皇姑屯地方公安局的抵抗情况,暂未查到日方史料记载(这个公安局的设置情况,在中方史料也未见,疑为误记)。
  而商埠地和工业区一带中国警察抗击日寇的情况,留下了日军方面的明确记录。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十九日出刊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有第一时间的新闻报道《清除支那巡警》:“(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支那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商埠地,是奉天当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根据《中美通商行船续约》、《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开埠的商业区。1922年成立了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下辖三个分局。随着“省城商埠界内中外商贾逐渐增多,南北市场行将繁盛,一切警察行政需及时扩充,以资应付。省会警察厅遂将省会第六警察署改组,一分为二,一部组成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管理商埠警察、消防、卫生事项,隶属于奉天商埠局管理。另一部仍为第六警察署”。有史料记载称1929年“将商埠警察局所属的3个商埠分局改划为省会公安局下属的第八、九、十分局”。但是,依据1931年3月30日《辽宁省会公安局为日本守备队包围警察分所请严重据理交涉事致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函》记录的“商埠一分局报称”来看,仍沿用了商埠一、二、三分局的称呼。此《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另有一篇第一时间的报道《我方警察队与公安队交战》:“(奉天特电19日发)19日午前1时半,奉天郊外西塔的支那方公安队和日方警察署员冲突,开始交火,到2时半,还在交战中”。
  从历史地图看,“奉天郊外西塔”即在靠近沈阳的“惠工工业区”一带。该记载之中的“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情况,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未得到准确地认识。这里的工业区,其实是指沈阳的“惠工工业区”。根据《辽宁省志:建设志》的记载,沈阳当时中方管辖区共设有七个行政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为第六区”。沈阳市《沈河区志》又有这样的记载:沈阳市的“城区”是1923年(民国十二年)8月建立奉天市政公所之后,按奉天省会警察厅下设的一、二、三、四、五、六警察署所辖的“警区”作为行政区,产生了“城区”的雏形。当时各警察署署长即为各区区长。“1929年,奉天省会警察厅改为辽宁省会公安局,设立了七个公安分局”。“工业区之六分局”即沈阳市第六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的公安分局。根据日方《大阪朝日新闻》号外以上两篇报道的记载,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中国警察们已打响了抗击侵略的枪声。
  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区域的中国警察们,于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九一八”之夜,另有多名中国警察在侦察敌情和坚守岗哨时,殉职于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和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地激战之中牺牲的警察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十四年抗战里最早抗击侵略的英雄群体。很可惜,这些最早殉国的民族英雄,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名叫高曙光的警察,他是商埠一分局的警士,侦察敌情时牺牲。
  《北洋画报》留下这样的报道:“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沈阳市区的警察打响了抵抗的第一枪。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十四年抗战,也随着这抵抗的枪声而揭开帷幕了。
  沈阳失陷后,22日黄显声在锦州主持召开各县公安局长会议后,他派张凤岐马上潜回沈阳,通过关系继续担任原来职务,利用合法身份,掌握沈阳日伪动态,秘密组织爱国力量,一旦时机成熟,配合义勇军里应外合,夺回沈阳城。
  9月25日,张凤岐回到沈阳。原开原县县长李正被日本人任命为沈阳县县长,他需得力助手来维持地方治安,便保举张凤岐再担任沈阳县警务局长。
  张凤岐上任后,暗中建立抗日义勇军。他找来自己贴近的人耿光汉、程云桥、杨春元、洪德彰、陈范等研究了今后工作的分工。此后,黄显声派人和张凤岐秘密接头,传达东北抗日救国会的指示,赠送活动经费。
  1932年5月,张凤岐接到黄显声为义勇军8月大规模进攻沈阳做内应的指示,组织部下密商暗杀关东军、省政府要员的计划,只可惜计划被叛徒出卖,张凤岐等人遭到逮捕。
  由于张凤岐掌握着沈阳周边抗日义勇军的大量核心情报,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但他拒绝变节。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最终将他押解到沈阳故宫大政殿后面的一片空地,绑在一根石柱子上,将油漆泼在他的身上,然后将他残忍焚烧……另外,杨春元是在舌头被敌人割后血尽而死,耿光汉、程云桥、洪德彰、陈范在大石桥被敌活埋。
  张凤岐等“抗日六志士”英勇牺牲后,义勇军处决了叛徒,于1932年8月28日、9月1日攻打沈阳,火烧飞机场,袭击兵工厂、破坏电台,给了日军极大打击。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29 19:10:15
  日寇占了东三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悄悄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前进,深夜二十二时二十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以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今沈阳)北面约七点五公里,离东北军北大营八十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三具身着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老百姓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
  日军在南满铁路制造爆炸事件的同时,驻扎在中方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北大营驻地进攻。其南军为平田幸弘指挥的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旅团的第二十九步兵团;其北军为岛本止一指挥的铁路守备队第二营。
  当时,驻守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事先东北军最高将领少帅少帅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中的两个团按张少帅的命令撤走,并未做出任何抵抗。只有王铁汉指挥的六二〇团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最后突围撤走。谁也不知道,以老蒋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一直认为,限于日本政府当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短期内不可能向中国东北和热河发动新的进攻。老蒋曾密电少帅:“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后中央处理可也。”由于少帅执行了这个不抵抗命令,北大营逾一万多人的中国守军被不足六百人的日军击溃。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特殊的少有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在日军驻沈阳独立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第二十九团亦向奉天城展开攻击;九月十九日凌晨,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着驻辽阳的第二师团主力火速增援奉天;独立守备队第三营进攻营口,第四营进攻凤凰城,安东;第二师团第三旅团主力一部,骑兵第二团,独立守备队第一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区、二道沟、南岭等地。至九月十九日十时,日军先后攻占了奉天、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十八座城镇。
  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接到关东军要求派兵支援的电报后,经神田正种参谋的具体建议,同意按年度作战计划,派出由20师团组成嘉村达次郎少将所率的混成第39旅团及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两个中队至东北,归关东军指挥。
  19日由于朝鲜援军未到,20日上午8时关东军决定,先将第2师团的部队逐步向长春集结,待混成第39旅团到达沈阳之后,第2师团即向其交防,然后全部开至长春,具体部署是:
  (一)天野六郎少将指挥的第16、第29联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的第2中队,负责沈阳附近地区的警备;
  (二)第2师团的其余部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独立守备第1、第5大队向长春集结。
  关东军司令部在21日下午2时,接到混成第39旅团长嘉村达次郎发来的今日下午1时,将过鸭绿江桥的电报后,下午4时决定:
  (一)第15旅团长天野少将所指挥的部队,在将沈阳的警备任务交给混成第39旅团后去长春;
  (二)混成第39旅团担任沈阳城内、外的警备,并以一部守卫郑家屯、新民东面的辽河铁路桥。
  天野于22日上午,向嘉村交代了沈阳地区的防务后,部队随即北上,当晚到达长春。从9月23日开始,第2师团全部到达了长春一带。
  长春地区的东北军曾展开自卫反击,但因作战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战至次日,长春陷落。
  当时的长春,是日本的南满洲铁路向北的终点,也是中、苏合营的中东铁路由哈尔滨向南的南满支线最后一站。为防止日军强行使用这一条宽轨铁路,从9月23日开始,苏联方面将长春车站的各种宽轨车辆紧急北调,当天早晨尚有车厢452节,但到下午4点仅存169节,至23日晚,车辆几乎已全部调走。尚留的机车也全部升火而烧完了车上的煤炭。以后苏联又调换了长春车站的站长。
  到达长春的多门二郎,接到关东军21日凌晨3时令其攻占吉林市、独立守备队亦随其前进负责守卫吉、长铁路和担任长春的警备任务后,即组织在长春的第3旅团等部队,分成两个梯团以装甲列车为先导,当日上午10点由长春出发。
  第2师团离开长春后,平田辰男少佐之飞行侦察第八中队一部,即沿铁路进行先头侦察,其中一架飞抵吉林市上空,向其领事馆空投了有如下内容之通讯筒。
  敌向吉林出动时,暂以熙恰为首的吉林省政府已获知这一消息。当敌机在吉林市上空盘旋示威并投下通讯筒之后,在该市约1000名日侨中之壮年男子,他们有的腰挂日本刀,聚集在总领事馆门前,并向涂有日本国徽的空中飞机挥手示意和狂呼口号,准备起事,使吉林市之气氛更为紧张。随之,吉林省政府交涉员施履本、秘书长张燕卿,往访日本住吉林市总领事石射猪太郎,提出:为使20万市民免受战火之灾,省政府决定对日军不予抵抗,且已令部队撤至城外;请总领事能派员与省府代表,乘在吉林站已准备好的专车,与前来之日方部队进行斡旋而和平入城。九月二十一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率部投敌,日军第二师团主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吉林。
  第二天,即22日敌派步兵第30联队附(木夏)本宫中佐,率一部由吉林经蛟河去敦化——当时的向东铁路之终点。
  一九三一年十月一日,东北军黑龙江省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奉日军关东军司令部之令,张海鹏率三个步兵团进攻齐齐哈尔。十月十六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边防军击退。当地守军炸毁了嫩江铁路的第一、第二、第五号桥,以阻止日军进攻。十月二十六日,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第二十九团占领了四洮铁路沿线的主要城镇。十一月四日,日本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中国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 兼代东北边防线驻黑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三个旅,五个团共一万六千多人的兵力进行抵抗,战至十一月十八日,终因实力不济退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十一月十九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东北军最高军事长官,少帅少帅在“九一八事件”爆发后即离开奉天,率领部下转移到锦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派出十二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依然对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公开发表声明,宣称“少帅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伤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时的日本关东军的气焰是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猖狂,其侵略野心越来越膨胀。
  日军在攻占黑龙江省的主要城镇后,开始攻击辽西地区。十二月十五日,关东军进攻锦州。十二月十七日,日军又从关东增派第八混成旅团,并从朝鲜调来第二十师团和第三十八混成旅团,外加重型轰炸机中队以增援进攻辽西的关东军。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第二十师团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十二月三十日,第三十九混成旅团进攻大虎山。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第二十师团第三十八混成旅团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被迫撤至河北滦东和热河。一月二十八日,关东军第三旅团自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急调第二师团主力增援。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不支,撤驻宾县。二月五日,日军攻占哈尔滨。
  由于南京政府老蒋的“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整个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数被日军占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拥有近二十万部队的东北军,就这样被只有两万七千多人的日军给打败了。特别是东北最大的兵工厂,二百六十多架飞机、三千多门山、野、重炮、十五万支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六百门迫击炮、四十万发炮弹、四十万磅火药和四百万两库银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成为日军杀害中国人民的武器。
作者:海州书生 时间:2020-01-29 21:11:42
  写得好。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30 17:45:03
  15、民众的抗日怒潮及日寇的颠倒黑白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民众群起抗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不少地区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向军政当局哭诉亡国之痛,要求出兵收复东北失地。9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召见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其提出了严重抗议。然而命令军队“不准抵抗”,不在战场上打击敌人,仅以抗议等外交活动怎能制止敌人侵略?
  此时,愤怒的民众有的集会、游行,有的组织抗日团体抗议日本的侵略,指责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听任日本的摆布,置丧失国土和沦陷区民众的疾苦而不顾,一味乞怜于国联,大众极力主张以武力抗日。
  上海、南京等地请愿的爱国学生9月28日捣毁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痛打。接着在30日,上海的80万工人又派代表至南京请愿。其间各省省会及大城市的工人、学生,相继举行了抗日游行示威。北平的大批学生举行抗日游行后,准备乘火车南下请愿。但南京政府竟下令在北平的少帅,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止,以防伤害同日本的感情。少帅及其指挥机关,为此虽尽了最大努力,但未能说服各校的校方和学生,亦不忍发生象广州在10月5日向请愿的学生与民众开枪射击,死亡10余人,以及南京在12月1日打伤抗日游行民众30多人、逮捕180余人那样的事件。最后,少帅与各校磋商,由各校派出部分学生乘车南下请愿。行前张还于12月7日给老蒋发去一电,说明不得已的原委,其内容为:
  南京蒋 钧鉴,特种外交委员会、外交部、教育部、铁道部勋鉴:
  阻止北平学生赴京请愿一案,迭经遵电将北宁、平津各车暂停开行在案,乃各校学生占卧前门、丰台路轨日夜不散,不服解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用柔、用刚,为术俱穷。而平津交通之阻塞已阅4日,以致平汉、平绥车站,亦被学生占据。外交团方面,纷纷引援辛丑和约来相请责,倘再不解决,当此外交危迫之际,恐招不良之影响。
  本晨复与各校负责人再三切劝,始允将大部分解散,其余一小部分准予登车南下。但即此一次为止,无论何校不得再援此例。
  交涉至此始获解决,同时恢复交通。学良明知中央为难,万不愿任其多事,无如事属两难不得不权其缓急,伏乞鉴原。除电饬北宁、津浦路局遵办外,谨此电述。

  少帅
  这批由北平到南京的学生,其中不少家在东北和亲眼见到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们因家乡沦陷而流落至关内平津地区的惨状,所以他们的爱国情绪特别激昂,收复东北的要求也至为强烈,更得到南方民众的支援。他们到达南京后,即组成游行示威团。12月16日他们首先捣毁了一些机关。之后至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请愿,当蔡元培、陈铭枢接见这批学生时,因理亏而无法服众,这时愤怒的北方学生,对这些平时趾高气扬、食民禄而不能为国解忧,甚至践踏国家尊严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气恨之极,一举痛打了蔡、陈。陈铭枢被打晕倒地,蔡元培被学生们拖走示众,其间因中央党部的卫兵们相继鸣枪,并与学生展开争夺,蔡元培才得以救回。
  “九·一八事变”后,推行先安内尔后攘外政策因而丧失东北的老蒋,受到全国民众的愤怒声讨。广州的国民政府,于9月21日通电全国要老蒋下野。当年3月1日被老蒋软禁于南京汤山的国民党元老、粤方党政领袖胡汉民,于11月16日在上海指出,南京政府如继续推行“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对日方针,必将亡国灭种。12月5日,胡汉民在广州的国民党四中全会闭幕式上,强调必须反对老蒋的军阀独裁,以便集中力量抗日和肃清共产党与铲除宪政之障碍,并指出: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须集权,但集权之结果遂形成独裁,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
  同日,国民党广东四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以胡汉民为首发出通电:敦促老蒋交出政权、军权下野,否则粤方的中央委员,不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
  受到内外指责的老蒋,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了南京政府 、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而下野;负有同样责任的少帅,也在12月15日被解除了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仅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外长王正廷已于12月3日被免职。由林森任国民政府 、孙科任行政院长。但不久即1932年国民党中央又决定老蒋回南京主持大计,3月6日又决定蒋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月16日又接替朱培德兼任参谋总长。

  此时的日本按其预定计划,开动宣传机器,历述其侵略是出于“被迫”,是处于“自卫”,希望各国予以谅解,并一再声明,“满洲事件”不再扩大等等。一些日本的驻外使节,亦按其政府的旨意,反复重弹这类论调。随之由其驻国联的代表芳泽谦吉提出从山海关以东至沈阳为中立区的意见,要求我国军队撤至山海关一线,并提出日军要在我国东北进行“剿匪”的侵略阴谋。其间关东军竟于10月8日对锦州进行了大轰炸,不久,敌第2、第20师团,于1932年1月3日攻占了锦州。
  这些侵略事实戳穿了日本外交官们的拙劣伎俩,不少国家开始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口是心非、不讲国际信义的国家,美国人则称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是撒谎大使。
  这个时期,日本上层的一些反动分子,为对外侵略而不择手段,在国际上惯用当众说谎、颠倒黑白等卑鄙伎俩,以致在国际上遭到鄙视。
  9月19日以后,在沈阳被日军所俘的我国军、政、警察等公务人员,不少是光头赤脚、手被反绑;有些军人被强行倒戴军帽、捆缚双手、将子弹带挂于两肩并被强跪于地,作枪杀以前的照相,企图以此证明我国的这些军人,就是爆炸柳条湖附近铁路的“凶手”、“罪犯”,以竭尽污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
  这些都是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结果,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不该忘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这更加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道义上是多么的堕落,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关东军”、“大日本帝国”这样冠冕堂皇的身分,做出无赖之徒才能干得出的栽赃勾当。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第28届内阁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29届政府总理大臣犬养毅在“九·一八事变”后,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连续于9月24日、10月26日、12月27日发表了三次关于“满洲事变”的狡辩声明,其第一次声明之内容为:
  关于满洲事变帝国政府之第一次声明
  (昭和6年9月24日)
  (一)帝国政府向以笃厚日华两国邦交而苦心努力,以期实现共存共荣之方针,然不幸过去之数年间,中国官民之言动,屡屡刺戟我国民感情,尤其是与我国利害关系最紧密之满蒙地方,最近不快之事件频发,我一般国民心理,以中国方面并未对我友好公正之政策,而以同一精神相酬,致使物情骚然。适于此时,在9月18日夜半,中国军队一部在奉天附近,破坏南满洲铁道之线路,袭击我守备队而发生冲突。
  (二)当时守备于满铁沿线之日军兵力,总计仅为10400人,而四周之中国军队则达22万,致事态俄然紧迫。居住于同地之百万帝国臣民,亦陷入重大之不安状态。我军为先发制人清除危险,乃迅速行动排除抵抗,解除驻屯于附近中国军队之武装。关于地方治安,则督励中国自治机关维持。
  (三)我军达成上述目的后,已大致归还铁路附属地内集结。目下附属地外之警戒,为奉天、吉林配置若干部队及几个地点的少数兵员,并非军事占领。至于言及帝国官宪已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或已接管四平街、郑家屯及奉天、新民间之中国铁路,全系误传。另言及我军向长春以北和延吉出动,亦无事实根据。
  (四)帝国政府于9月19日已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使该事态扩大,陆军大臣已将该方针训令满洲驻屯军司令官。9月21日由长春出动去吉林之部队,是为消除对满铁侧面之威胁,并非对该地实行军事占领。当达成此目的,我出动部队之大部将返回长春。另在9月21日,因鉴于满铁沿线之不安,由朝鲜驻屯部队派出兵员约4000之混成1旅团,新属满洲驻屯军司令官麾下,但满洲驻屯军之兵员总数,仍在条约所定之限制以内,当然不能谓对外关系上之扩大事态。
  (五)帝国政府于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此已无庸反复缕述。所期待者,在使帝国臣民能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以其资奉及劳力有机会参与该地开发。维护本国及国民正当权益,乃政府当然之职责,排除满铁之危害,其旨趣亦在于此。帝国政府在尊重善邻友谊方面,仍恪守既定之方针,为使此次不祥事件不至破坏国交,与断绝将来建设方策之祸根,有决心与中国政府真诚协力,如能打开目前两国间之难局,转祸为福,帝国政府则不胜欣幸。
  日本军国主义者,一面在政府的声明中,为其侵略进行狡辩,一面继续侵占我国领土,关东军的第2师团、独立守备队,第8、第20师团,除占领了营口、海城、鞍山、沈阳、本溪、凤城、安东(丹东)、抚顺、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长春、九台、吉林、蛟河、敦化等地外,又于11月3日占领了通辽、19日占领了齐齐哈尔、26日占领了新民,接着在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
  一个国家政府的声明,居然是为了蒙混、欺骗另一个国家和世界视听的谎言,而这些谎言不仅用日军自己的侵略行动予以揭穿,而且在日本投降时,从我国军队、苏联军队、美国军队、英国军队所缴获的大量日本文件、档案中得到完全证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15年后凶残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被打败,作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1日驻东京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东条英机等第一批39名战犯后,11月20日,本庄繁因畏罪在颈上、胸部、腹部连扎3刀而自杀,成为日本陆军在投降后,将军一级因畏罪自杀的30名之中的1个(另海军有5名将军自杀)。板垣征四郎则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以绞首刑。此外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与东条英机之矛盾并已退出现役,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已于1934年2月15日死去,才免遭追究。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30 17:46:41
  16、国联及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少帅坐拥38万东北军,但是他却直接撤进了关内。在此之后,1万多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在东北沦陷之后,老蒋把这一问题上交国际联盟。但经过一年多的商讨之后,国联终于做出了裁决,不过裁决的结果让中日双方都十分恼火。其实裁决的结果无外乎偏向中国或者偏向日本,而国联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出了第三条路,问题是这条路中日双方都不会答应。
  一、九一八事变之后,老蒋根本无力干预
  有很多人都质疑九一八事变之后,老蒋为什么不出兵收复东北。其实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首先是少帅方面的问题。在中原大战以后,少帅不仅拥有东北地区的控制权,而且还掌控着华北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少帅没有抵抗而撤退的原因之一,他还有一半家底在关内,没有必要拼命。少帅和其他军阀一样把控制区视为自己的私产,坚决不允许中央军进入。此时的老蒋如果要收复东北,就必须先经过华北地区,但少帅担心老蒋鸠占鹊巢,绝对不会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东北。他不能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他做不了东北王,至少还是华北王。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绝对不会让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地盘。这是军阀的通病,在抗战初期,阎锡山到了十万火急时,才同意中央军进入山西。
  从老蒋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也根本没有精力收复东北。“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老蒋的国策,九一八事变时,老蒋正在江西前线忙于围剿红军,他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收复东北,至少在剿灭红军之前,老蒋不会忙于对付日本人。老蒋不出兵,其他军阀就更不会有什么动静。所以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把东北问题上交国联,由国际联盟裁决。
  二、国联根本靠不住,国联的裁决让中日两国无法接受
  在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不少地区之后,日本提出了不扩大的方针,施之“局部问题”由日、中双方就地解决的假圈套,南京政府未予理睬,而于9月21日向日内瓦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对我国的侵略罪行。
  9月23日,国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要中、日两国不扩大事态,寻找适当方法,互撤军队的决定。
  这一决定,其本身就是混淆是非,极不公正。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后撤,岂不是任由日军侵略?
  国联的主要组成国是英法,由于美国拒绝加入国联,所以国联的执行能力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国联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凡尔赛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英法两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是两国均元气大伤,根本没有精力再进行战争。因此英法两国一直希望天下太平,中国将东北问题提交给了国联之后,国联的反应向中日双方都十分恼火。国联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来东北实地调查,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之后,国联得出的结论是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方面。但是紧接着国联话锋一转表示不能排除中国方面的行为过当。 9月23日,国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决定:要中、日两国不扩大事态,互撤军队,这一地区由国联直接托管。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都不能掌控东北,国联也就是英法两国来掌握。
  最让人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了,犹太人无处安身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突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空地”,国联曾计划让犹太人在东北建国。但遭到了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反对,作为局外人的美国也表示反对。最终这一计划只能作罢,但是没有对日本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满清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并且立刻承认了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进入山海关,同时开始染指热河。英法等国在华北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日本占领山海关之后,英法等国遭到了很大的刺激。各国开始在国联会议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是日本高傲的宣布退出国联。而在此之后,国联对日本毫无办法。

  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美国、英国对日本的战备措施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犹如电波一样,向西伯利亚、太平洋、东南亚等地扩散着,它引起苏联、美、英等国的严重注意。这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均已得出日本已开始用武力推行其东方政策的结论,同时这些国家都认识到,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将会以该地区作为军事和资源基地,以其经济和技术能力,急速开发和向外扩展而威胁东方和平。
  一个国家的国防,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安全、荣誉、声望和生存的大问题。
  苏联为此于1932年即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向远东增兵;在海参崴成立太平洋舰队;构筑国境线附近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的防御工程和筑垒地域;成立骑兵和坦克的快速部队;兴建道比河(乌苏里江上游)等地的大型机场加强由空中攻击日本的能力;颁发了新的红军野战条令等等。1931年底,苏军共有71个步兵师,总员额达150万人,其陆空军为150个中队,拥有各型作战飞机约1500架。
  美国则加紧兴建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山区大型地下军事工程;构筑马尼拉湾海口哥黎希律岛的地下海防工事。特别是哥黎希律岛,不仅在山上和山坡安装了大口径远射程的海防炮与修建在该岛东端的机场,还在山内的地下凿通五条主坑道和17条放射形的支坑道,设有发电站、指挥所、通讯网、营房、仓库、医院、生活区以及向坑道外运送重炮与飞机等武器的两条电气铁路。全部工程至1932年即交付使用,以防日军突然进攻菲律宾。1941年冬,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上述的美国军事工程发挥了作用,美、菲军利用这些工程,在原地坚持了近半年的抗日战争。美国在1931年有陆军27个师,总员额约为30万人,其空军为62个中队,装备飞机约1600架。
  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改变了他在远东不设防的政策,开始在马来亚、香港等地构筑工事,在九龙半岛上的大雾山一带之军事工程,于1936年竣工。

作者:海州书生 时间:2020-01-30 18:03:46
  欣赏支持。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31 07:21:21

  17、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从2017年开始,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统一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九·一八事变”作为14年抗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关于“九·一八事变”,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下面这样几件事:
  一、“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

  14年抗战真实还原了历史原貌,日本侵华战争并不是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开始,而是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因为从这一天起,日本3个月内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14年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以伤亡3500万同胞的惨痛代价,才换来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策划的一次栽赃嫁祸事件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早就策划侵占东三省,最著名的1927年《田中奏折》(即《对华政策刚要》)就详细提到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随后,日本在东北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
  1931年9月18日晚上22时许,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日本铁路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贼喊捉贼,反过来诬陷中国军队破坏日本铁路,并以此为借口,日本铁路守备队600余人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此时有8000东北守军)。几个小时候,日本铁路守备队仅以2人阵亡的代价,轻松占领整个北大营。战斗打响后,周边早已准备好的日军进攻沈阳城。
  受此鼓舞,日本关东军(此时关东军在东北只有约四、五万人)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占领了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沦陷,3000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再之后,便是全面侵华战争。

  三、少帅和老蒋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少帅率领的东北军足足有30万人,虽然中原大战调到关内一半,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关外仍然还有15万东北军,而且东北军装备精良,配有成编制的飞机大炮部队,还拥有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兵工厂,能自行生产枪支弹药。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少帅正在北平看戏,对日本入侵采取“不抵抗策略”,并把所有东北军撤到关内。关于不抵抗策略,少帅在1991年重获自由后曾多次在多个场合表示当年不抵抗策略是自己和东北高层做出的决定,与老蒋无关;另一个说法是,老蒋向少帅下达的不抵抗命令,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乃少帅部下,后来回忆老蒋曾向少帅下达不抵抗命令。但不管怎样,如此重大的事情,老蒋和少帅谁都脱离不了干系。

  四、“九一八”是国难降临的日子,是国耻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多少人间惨剧,多少家破人亡,山河破碎不堪回首,侵略罪行铁证如山。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短短4个多月时间,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万父老成了亡国奴。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是篆刻在中华民族史上一座屈辱的纪念碑,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应该在心中拉响警报,勿忘国耻,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牢记战争的教训,从苦难中汲取向上的力量,和平才会一直和我们同在。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品格力量,是一个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九一八”作为民族苦难的印记,牢牢刻在了中国人记忆之中,并且要代代传递下去。让我们再次高唱《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吧,牢记日寇带给东北人民以及全中国人民的苦难。
  每年9月18日,在全国各地发出的声声警报,阵阵钟声:是一种警示,中国人要铭记历史,奋发图强;也是一种宣示:和平来之不易,悲剧不可重演;更是一种昭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更是一种激励: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附录】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少帅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在西安,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以此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歌词如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歌,以呼喊似的音调、悲愤的情绪,控诉日寇入侵我雇国东北后的滔天罪行,表达了东北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最后的尾声,唱出了呼天唤地似的旋律,使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反抗斗争的力量。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少帅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少帅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可以说,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上个世纪60年代,周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见当年这首歌曲的流传和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松花江上》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1-31 17:59:59
  18、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1)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辽宁、吉林后,又迅速派兵占领东北全境,建立了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残暴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东北人民则纷纷组织义勇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东北全境的沦陷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立即准备侵占黑龙江省,但因该省与苏联接壤,日本当局对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因此,企图利用叛国投敌的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率其属下的伪军攻占龙江(齐齐哈尔),以达不战而得黑龙江省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早有图谋黑龙江省政府 职位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策动张海鹏叛国投敌,这时,向张许以黑龙江省 职务,令他率部发起进攻。
  “九一八”以后,黑龙江省 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不能返回,张学良遂于1931年10月8日任命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 职务并兼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马即以卫队团和工兵两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布防于嫩江桥北岸,迎击张海鹏伪军的进攻。当时,黑龙江省省会设在齐齐哈尔。这座北满重镇,地处松嫩平原,无险可守,唯嫩江是天然屏障。而跨越嫩江的大桥是通往齐齐哈尔的唯一通道,只有占领这个通道,才能占领齐齐哈尔,进而占领整个北满。10月15日,张部3个团在日军独立飞行中队第8中队支援下进入泰来,10月16日拂晓向嫩江大桥进攻。守军一齐出阵实施反击,当即将伪军击溃。为阻止伪军再犯,守军将嫩江大桥破坏掉三孔。
  10月19日,在嫩江大桥阻击战的胜利声中,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宣誓正式就任黑龙江省代省长。这位“身材痩小,才略出奇”的抗日名将,在就职典礼上当众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
  张海鹏伪军进占黑龙江的企图失败后,日军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为制造出兵借口,日军以中国军队破坏嫩江大桥损害了日本铁路权益为理由,向黑龙江省当局无理提出由满铁修理嫩江大桥的通告。10月27日,日本关东军代表林义秀少校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黑龙江省政府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将嫩江大桥修复,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
  10月29日,日方又由驻黑龙江省领事清水再次提出由满铁派人修理,并要求黑龙江省的中国军队不得妨碍并予保护,倘妨碍修理,日本方面将采取适当措施。这时,关东军已决定由第二师第十六团步炮各一个营和一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马占山顾忌到张学良有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命令,决定釆取应付措施,对日方修桥采取放任态度,但嫩江大桥阵地不后撤,以便自卫。
  11月3日上午10时,日军以铁甲列车和飞机、炮兵掩护强行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将守桥部队后撤到北岸阵地。由于遭日军炮兵、飞机野蛮轰击,守军有部分伤亡。当日下午,一个连的日军在飞机支援下渡过嫩江大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求避免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后来退去。11月4日中午,日军一个连在飞机支援下进攻守军阵地左翼后营子北侧高地,并将大兴车站炸毁。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日军击退。
  当日下午6时,日军一个营在铁甲车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守军群情激奋,英勇杀敌。双方展开激烈战斗。11月5日,日军督战,驱使张海鹏叛军打前锋,向中国军队猛攻。守军“抱与城偕亡”的决心,与日伪军在嫩江大桥血战,再次将日伪军击退。敌人伤亡惨重,日军死167人,伤600人,伪军死伤共7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仅百余人。11月6日拂晓,日军再次向守军攻击。守军继续顽强抵抗,战斗至当日晚,因伤亡过重,趁夜幕后撤到大兴车站北休整补充。
  嫩江大桥战斗是自九一八日军发动对东北的侵略战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中国军队激于民族义愤所进行的一次自卫战斗。在战斗进行中,全国各地进行了有力声援。11月6日,守军虽然后撤,放弃了嫩江大桥阵地,但仍极振奋,战志不减。11月7日,马占山发表通电,说明了连日战况和与敌继续作战,绝不屈服的决心。接着命令部队在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布防,准备继续抵抗日军的进攻。三间房位于嫩江大桥和龙江之间,南距嫩江大桥约25公里,北距龙江约35公里,是保卫龙江的第二道防线。
  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出所谓通告,逼迫马占山下野,马占山未予置理。12日中午,日军少校林义秀又送来本庄繁通令马占山下野和黑龙江驻军撤退的通告,限令10日夜12时前答复。马占山当即电北平请示张学良。得复电:“饬死守,勿退却”。当日晚,马以强硬态度回复日方。
  13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二师长指挥该师和混成第三十九旅步兵3个营以及嫩江支队,向三间房守军阵地进攻。
  14日,日军骑兵进扰汤池防线,用重炮轰击,双方交火,战况激烈。中国爱国官兵在马占山将军率领下浴血奋战,多次击退敌人进犯。但日军依仗优势兵力,几乎摧毁了中国军队的阵地。16日,日军300余名,在野炮飞机掩护下,向中国军队三间房阵地猛攻。两军血肉相搏,中国军队伤亡极大。
  17日,马占山亲率手枪队猛力反攻,夺回阵地。同日,日军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师配备坦克8辆、大炮30多门,用猛烈炮火向三间房阵地轰击,中国军队冒着敌人密集炮火,仅靠步枪英勇还击。后来日军又增派飞机12架、坦克12辆,采用陆空配合进行夹击,中国军队奋力还击,持枪与日军肉搏,枪上没有刺刀,就用枪柄打,杀伤了大量敌人,几乎活捉了多门二郎中将。中国军队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颇大。19日,马占山率军政两署人员及部队2万余人撤离齐齐哈尔,移师海伦,建立黑龙江省政府,在克山、拜泉、泰安等地建立新防线。同日,齐齐哈尔陷落。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等地后,即将作战方向指向锦州。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撤退的东北军大部进入锦州和辽西。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 。9月底,两署开始在锦州办公。同时,为抵抗日军进攻锦州,调骑兵第三旅、步兵第二十旅和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布防。
  日军大举入侵辽西之前,曾于10月8日空袭锦州,接着收买利用土匪凌印清部骚扰辽西地方治安,策动张学成部叛乱。日军企图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由出兵辽西,但这两股汉奸土匪势力均被锦州地方当局迅速扑灭,只好再寻别的借口出兵锦州占领辽西。11月间,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按照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制造了两次暴乱事件。以此为借口,17日凌晨1时,关东军司令官下令混成第四旅团沿奉(沈阳)山(海关)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军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和第三十九旅主力迅速向锦西开进。日军混成第四旅进入辽西后,在白旗堡西南的青岗子一带与中国军队发生战斗。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恐引起国际上的反对,于27日两次电令关东军停止前进,因而混成第四旅退回巨流河以东,其他后续部队也退至沈阳。
  但是,日本关东军决心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遂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增派兵力。日本陆军本部经报日本天皇批准,于12月4日及17日派遣混成第八旅等部队进入东北。26日,陆军本部又增派第二十师司令和混成第三十八旅和重轰炸机一个中队进入东北。
  12月28日,日军第二师、第二十师、混成第三十九旅、混成第八旅和飞行队向锦州发动进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于12月初达成一项协议,划定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退入山海关内,听候国联调查团前来调查东北问题,驻锦州地区的东北军陆续向关内撤退,仅留公安骑兵3个总队,分驻大凌河南岸地区和锦州,所以日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1932年1月2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向守军骑兵第三总队进攻,强渡大凌河,守军稍事抵抗后即撤入锦州城内。当日夜,日军第二十师开始攻城。城内辽宁省政府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率所有部队向锦西撤退。3日,日军第二十师未发一弹进入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派出户波支队乘火车向连山附近前进。东北军政当局都逃向关内。日军即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为日军侵占。
  随后,日军又将进攻方向转移到北满,准备夺取哈尔滨。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为北满政治、经济中心,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后,因顾虑对苏关系,暂时未以武力夺取哈尔滨,而是策动与日军早有勾结的特区军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伪组织。11月间,远在锦州的原吉林军政长官张作相电令在宾县设立吉林省政府,委派诚允为省政府 ,李振声代理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宾县抗日政权建立后,迅速恢复各县政权组织,对日军占领整个北满是一个严重威胁。这时,日军一方面拉拢在哈尔滨的张景惠,一方面任命投降日军的原骑兵师长于琛为“吉林省剿匪司令”,向哈尔滨发动进攻。
  1932年1月间,于琛澄率伪军3个旅由舒兰向北推进。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榆树将东北军第二十五旅击溃,然后绕道至拉林,于1月23日逼退吉林省警备军冯占海所部,接着向哈尔滨市进逼。正当哈尔滨形势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不安的时候,东北军第二十四旅一个团在旅长李杜率领下,于1月25日赶赴哈尔滨,与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等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选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保卫哈尔滨。这样,暂时稳定了哈尔滨的局势。
  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军队决心保卫哈尔滨的情况下,决定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直接出兵。经日本军部批准,关东军司令官于1月28日凌晨4时命令组成长谷部向哈尔滨发动进攻。由于中东铁路的广大员工不愿运送日本侵略军,致使进攻哈尔滨的日军先头部队在30日黄昏时才到达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堡。在这里,日军受到预先埋伏的东北军第二十二旅的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
  日军长谷部支队北进后,本庄繁担心该支队受到东北军的打击,又命令第二师全部集结于长春,并立即向哈尔滨开进。2月1日晨,日军以汽车运送第二师第二十九团等部向双城堡开进,第二师其余部队于2日乘火车离开长春北进。敌援军到达双城后,立即向东北军第二十二旅展开进攻。守军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火力的猛烈射击下,伤亡惨重,于2日向哈尔滨方向撤退。
  双城失守后,哈尔滨门户洞开。这时哈尔滨市正式组成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丁超为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指挥,在哈尔滨布防,抵抗日军进攻。
  2月4日下午4时,日军两翼进攻部队向哈尔滨发起攻击。守军利用民房、围墙顽强抵抗,英勇战斗,激战至晚,将日军阻于阵地前五六百米一线,不得前进。入夜,日军调整部署。5日拂晓前打退了守军一部的反击,随即再次发动进攻。激战至中午,守军不支,全线撤退,在撤退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击,伤亡一部。日军在哈尔滨市南侧集结整顿,然后开入市内。驻宾县的吉林省政府也退往黑龙江省巴彦。
  日军占领哈尔滨后,又以一部兵力沿中东铁路东段(哈尔滨至牡丹江段)进攻,3月4日占海林,6日占宁安,另一部于4月4日占方正。
  哈尔滨的失陷,使北满局势发生了急骤变化,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原三省的政权和中国驻军东北军逐渐瓦解。至此,以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来的是东北各地掀起的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1 07:10:33
  19、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2)



  (二)伪满洲国的成立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残酷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各省后,为了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并使它成为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基地,对东北进行了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其统治集团曾反复酝酿过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形式问题。日本军部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扶植汉奸集团,建立名义上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亲日新政权;二是建立傀儡政权,即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独立国家;三是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建立日本人的直接统治。
  9月22日上午8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片仓衷等人开会,决定实行第二种方案。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它还规定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加以管理,而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为实现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占领东北的同时就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省、县等各级伪政权。第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熙洽拱手将吉林奉送给关东军。接着,熙洽又主动充当日本走狗,与关东军共同策划在吉林成立傀儡政权。9月28日,熙洽就任伪吉林省长官,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成立东北第一个省级伪政权。在辽宁省,关东军于9月24日成立以汉奸袁金铠为头目的“奉天地自治维持会”(后改称“辽宁省维持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建立“独立”政权,宣告了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11月20日,关东军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 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二个省级伪政权。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早就是一个与日本勾勾搭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在坂垣的策动下,9月22日张景惠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在哈尔滨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1932年初,张景惠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这是日本在东北成立的第三个省级伪政权。
  1931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急于建立傀儡政权,决定由张景惠为“黑龙江省” 。但张畏惧黑省人民及马占山部队的抗日活动,迟迟未敢就任。直到1932年1月7日,张才在齐齐哈尔发表任职宣言。黑龙江省政权正式成立后,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成立了以村田悫磨为首的6人顾问、秘书班子,操纵“省政府”实权。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四个省级伪政权。至此,东北四省区全部成立了伪政权,它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关东军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去天津会见溥仪,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溥仪虽然半信半疑,但由于被复辟欲望所驱使,同意了土肥原的计划。11月8日,土肥原指使汉奸特务队在天津制造事端,乘混乱之机将溥仪劫出天津,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11月18日,关东军将溥仪秘密送到旅顺,静观待机。
  从2月5日至25日,关东军三宅、坂垣等人与各省伪政权头目,连日举行会议。2月17日,关东军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为委员长,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关于伪满洲国国体问题,关东军提出实共和制,但溥仪等人极力要求建立帝制。2月22日,坂垣专程到旅顺与溥仪进行会谈,重申要伪满洲国实行共和制,溥仪必须就任伪满洲国“执政”。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关东军提出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方案,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
  2月29日,关东军又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至此,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宣告结束。
  3月1日,关东军发表伪满洲国“建国宣言”。3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溥仪就职典礼,溥仪在一批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
  10日,溥仪公布了关东军拟定的“政府”成员名单: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并任命赵欣伯为立法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未到任),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为议员。
  同日,溥仪和日本签订了一份密约将伪满洲国的国防、内政及人事任免权全部交给关东军。其主要内容是:“(1)敝国即‘满洲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要经费,均由敝国负担。(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4)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增减之。”这一密约的签订,充分说明“满洲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自欺欺人地于同年9月15日表演了一出正式承认“满洲国”的丑剧。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兼日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以前,应确认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予以尊重。(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相约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这样,就确定了“满洲国”是日本的军事占领殖民地、日本是“满洲国”的宗主国的地位。
  1934年3月,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以出卖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自己的复辟欲望,由执政变成皇帝。伪满洲国的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前进基地。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控制了这个十足的傀儡政权,使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各个方面,实行了严格而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
  日本侵略者用残酷的屠杀以及所谓的“治安肃正”、“集团部落”等恶毒手段,镇压了东北人民的反抗,强化其武装占领。日本当局和垄断财团通过“满铁”、“满业”等各种机构,贪得无厌地掠夺东北资源,侵占农民土地,压榨人民的血汗。同时,日本侵略者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妄图根除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东北人民备受凌辱和摧残。
  日本侵略者除了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特务遍布于东北各城市乡村,建立起一套警察和特务的体系,实行了恐怖的黑暗统治,动辄以“抗日嫌疑”为罪名屠杀中国人民,在日本统治期间,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断发生,如1932年6月15日对辽宁省抚顺平顶山400多户共3000多人的大屠杀;1932年对今丹东附近南岗头全村270多人的屠杀;1935年对吉林省舒兰县长安、万寿、桂蒙、新安一带300多户5000多人的屠杀;等等。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还普遍实行保甲制,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小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十家为一牌,设牌长。保、甲、牌内各户互相监督,实行连坐,倘若发现有1户从事反满抗日活动或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时,则要株连牌内其他9家,可谓10家连坐,互相监视;1家犯法,9家同罪。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为了绞杀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和割断其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联系,大搞“归大屯”的恐怖政策,即把住在山沟里的居民强迫搬到开阔无山地带,组织所谓“集体农村”(或谓集团部落),周围筑有五六尺高堡垒,墙上架有铁丝网,墙外挖有深沟,四周和各门口筑有哨所或炮台,“大屯”内驻有敌伪的地方武装,出入“大屯”都要凭满洲政权下发的“良民证”。这种政策首先在1932年从吉林省延边地区开始实行,1934年12月3日伪满政权发布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通令之后,1935年扩展到奉天、安东等省,到1936年,在黑龙江省广大地区已普遍推行。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日伪在东北各地共建立12500多个集团部落。
  日寇还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和“人圈”,热河承德等10县共64万多户人家,被赶进“人圈”的就有21万多户。平泉、承德等6县的“无人区”达346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0%。与此同时,为了从思想上、肉体上推行其灭亡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者还诱骗东北人民广种鸦片。从此,许多良田变成毒地,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的记载,仅所谓法律许可种鸦片的亩数是:1933年94.1万公顷,1934年是106.6万公顷,1935年是69万公顷,1936年是88万公顷,1937年是103万公顷。据1937年敌伪调查的材料,东北已登记吸鸦片有瘾者5901913人,尚未登记及嗜好鸦片者则更多。伪满政府从收买和销售鸦片中获得厚利,如1933年销售770万两值550万元,1934年销售380万两值1440万元,1935年销售770万两值2820万元,1936年销售1010万两值3860万元,1937年销售1230万两值4780万元。日本侵略者的毒化政策使东北各地毒物充斥,娼妓遍市,赌博漫开,极大地毒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
  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依照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全部经济命脉,并进行疯狂的掠夺。1935年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洲国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换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后由“满铁”管理。从此以后,“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铁路交通的经营权。
  “满铁”除了垄断东北铁路经营权之外,“九一八”前还夺取了抚顺煤矿、鞍山铁矿的开采权。“九一八”后,又占领了复洲煤矿、八道壕煤矿和西安煤矿(即辽源煤矿),设立了昭和制钢所。“满铁”垄断资本以办“参入公司”的形式,渗透到东北的工业、矿业、交通、电气、瓦斯、土木、信托、金融、保险等各经济领域。到1934年,这种公司已有57个之多。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除了“满铁”外,主要是由“满洲炭矿公司”进行的。“满炭”成立于1934年5月,由伪满洲国和“满铁”折半投资。成立时资本为1600万元,到1940年,资本为3亿元,6年中资本增加了19倍,完全垄断了东北煤炭生产。“满炭”不只垄断了东北的煤矿,还控制了东北的石油、轻金属、铁、油页岩、铝矿等。
  日本制造了伪满洲国后,于1932年7月设立了一个伪中央银行,而且还设立了总、分、支行共128个。撤销了原来中国东北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四行号”,从而垄断了货币发行,集中了信贷管理。
  日本通过对东北金融、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垄断,实现了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从而更加贪婪地、无止境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剥削东北人民。
  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东北的农村。日本通过伪满洲国实行所谓新国家主义的土地制度,首先以处理官地、公地为名,占领了清室残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吉林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之田、奉天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地、“国有荒地”、“国有林”等。
  日本大量地夺占土地是以“收买”为名义实现的。1934年1月,日本关东军以“东亚劝业公司”为工具,在依兰“收买”了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当时依兰的地价:每垧熟地,上等为121.4元,中等为82.8元,下等为58.4元。每垧荒地:上等为60.7元,中等为41.4元。但日本占领者宣布,不论荒地、熟地每垧一律1元。这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夺取!
  日本侵略者夺占耕地的主要目的,是为其向东北移民作准备。1932年至1936年,日本共进行5次武装移民,人数达7296人。1936年,日本侵略者又制定了100万户的移民计划。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据日本外务省调查,向东北移民约270428人。到1944年末,日本移民占地达152.1万公顷,约占当时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近1/10。
  同时,日本侵略者运用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完全垄断了东北全境的商品市场。从1932年7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了东北境内各商埠海关。为了在东北倾销日货和掠夺工业原料,伪满政府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先后在1933年7月、1934年11月和1935年11月,修改了进出口货物的协定税率,许多日货还给予免税,从而使日货充斥东北市场。自1932年至1937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增加了3倍以上,东北输向日本的原料,尤其是军需工业原料,1937年比1932年增加了36.4%。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也进行大肆掠夺活动,如强迫农民缴纳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使东北成为日本的“东亚之仓”。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其法西斯的奴化教育。日伪小学取消中国历史、地理课,要学生学习所谓“大日本”地理,把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都划入日本的“版图”。日伪当局还开办大批日语专修学校、专修班,强迫学习日语,向青少年和成年人灌输“东亚新秩序”、“日满协和”和“王道政治”等思想,以麻醉中国青少年,摧残中华民族意识。此外,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下,还成立了所谓“青年爱国者协会”,其任务旨在对群众进行“王道国家之国民精神”的宣传,“教育他们尊重日本,效忠日本”。这个协会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它在东北各地拥有2917个分会,其中有73名关东军军官在其总部工作。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罪恶目的,是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以巩固其在东北的残暴法西斯统治。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1 12:44:39
  20、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3)


  (三)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暴统治,激起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9月27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各阶层知名人士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人负责。救国会多次揭露日本鲸吞中国东北的阴谋;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回东北各地协助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创办《东北通讯》、《复巢月刊》和《救国旬刊》等救亡刊物来唤醒民众的抗日觉悟。11月5日,救国会组织600余人的请愿团到北平车站卧轨,向旅客做抗日宣传,终于将南下列车变成了请愿专列。10日,请愿团抵达南京,冒着倾盆大雨,饥肠辘辘,要求躲避不见的蒋介石出来接见。
  一些地区的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利用宗教行会活动,组织了“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救世军”等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东北工人还使用各种手段打击日本侵略者。沈阳工人不畏强暴,坚持罢工。兵工厂的工人不愿替敌人生产屠杀同胞的武器,3万多人离厂。吉海铁路工人炸桥梁、扒军车,撬铁轨,使日军的运输线一时陷于瘫痪。中东铁路中国工人用转移机车和车辆的方法来阻碍日军的行动。大连码头、机车铁道工人组成“大连放火团”,专门放火焚烧日军军用物资。他们使用一种香皂形的固体定时爆燃火药,曾创造了一个月内烧毁大连码头四个主要仓库的最好战绩。
  与此同时,不愿做奴隶的各阶层人士,纷纷高举义旗,拿起土炮、洋枪、大刀、长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武装斗争浪潮。在白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种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起初,进行武装抗日的力量主要是东北军,在东北军的抗日活动失败以后,则主要是由原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义勇军,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九一八”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义勇军如燎原野火,发展迅猛,但无统一指挥,各不相属,各自为战,名称不一。有“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民众自卫军”、“山林反日游击队”等。这些抗日武装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的军警官兵约占25%;曾当过绿林土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绅士、地主约占5%,他们是这个时期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
  由于日本的侵略魔爪首先伸向辽宁,因此辽宁人民率先组织抗日武装,在辽西、辽南地区,义勇军反日斗争如火如荼。主要有黄显声领导的辽西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包善一、韩色旺领导的辽北义勇军(又称辽北蒙边骑兵),李纯华领导的辽南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唐聚伍领导的辽东义勇军(又称辽宁民众自卫军),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和苗可秀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吉林省的义勇军战斗力强,主要有李杜、冯占海等率领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率领的吉林国民救国会(又称中国国民救国军),冯占海和李文光率领的吉林省抗日义勇军,黑龙江省的义勇军有苏炳文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李海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朴炳珊和邓文领导的黑龙江抗日军(又称黑龙江省民军)。
  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是义勇军中的佼佼者。1931年12月袭击凤城的战斗,是辽东三角地区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当时凤城约有日军200人,伪军200余人。邓铁梅在摸清敌人兵力布置后,先派一批智勇双全的队员潜入城内作内应。12月16日夜,义勇军以白皑皑的大雪作掩护发动进攻,一举打死日伪军警5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并砸开监狱释放了50名爱国人士。凤城站日本站长事后心有余悸地说:“从那以后,大约一周左右根本不能入睡。”
  日军占领锦州后,1932年1月6日,被关东军吹嘘为“不可战胜”的“名将”古贺传太郎中佐率领日军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占据锦西县江家屯。9日上午,古贺率领50多名骑兵和28名步兵“扫荡”义勇军。古贺临出发前趾高气扬地说:“我所到之处横行无阻,一个小小的县城有什么可怕的,有几百名老百姓算不了什么。如果在中国老百姓面前示弱,岂不是丢了大日本皇军的脸面!”b10点钟,古贺所部在上起子、龙王庙附近遭到刘纯启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袭击,死伤大半。古贺率残部后撤至通往县城的西园子,又被500余名义勇军痛击。古贺骑在马上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穿到右肋,另一颗子弹打穿其右侧的腹部,当即死亡。战斗到最后,共歼灭日军50余人,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击败,日本侵略者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变”。锦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名字一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民族”。
  从1932年3月到11月间,东北义勇军有了很大发展,较大的队伍增加到10多支,形成了30多万人的浩荡大军。东北义勇军以粗劣的武器和后援不足的30万之众,抗击着拥有飞机等精良装备、能进行立体联合作战的20多万日伪军,并歼灭了大量敌人。
  1932年,义勇军经过血战,从侵略军手中夺回县城40多座,曾一度在部分地区消灭或驱逐了日军的侵略势力。在辽东南的丹东、岫岩、凤城之间方圆百余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及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东边道的通化、桓仁、临江、辑安、柳河、金川、辉南、宽甸、新宾、清源等重要县城,都曾成为义勇军的根据地或控制的地区。
  在敌占区,义勇军经常袭击敌人的兵营,攻打城镇、拆铁道、炸桥梁、颠覆兵车,割电线杆、切断电讯联系,使敌人月无宁日,忧心忡忡。据沈阳日本军部统计,1932年3月,义勇军袭击南满地区达115次,安东(今丹东)128次,辽阳48次。在一年之中,义勇军袭击沈阳11次,袭击长春6次,加上袭击辽、吉两省其他重要城市,共30次以上。同时烧毁了沈阳、哈尔滨等地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日本发电所。
  1932年3月9日,“满洲国”举行溥仪就任执政典礼时,伪国都长春之交通部、实业部均被义勇军炸毁。当晚,在沈阳的日伪群丑正弹冠相庆之际,义军500人攻破大北边门,直入北关,击毙击伤日宪兵、伪警察数十人。
  同年8月下旬,辽南义勇军对日伪在南满的统治中心沈阳发起了进攻,占领东塔机场并点燃机场油库,焚毁敌机27架。
  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义军四起,战旗林立,势如风起潮涌。到1932年2月,东北各地的义勇军16万多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调查,从1931年11月1日至12月20日,义勇军仅袭击铁道附近的日军就达1529次。据日、伪官方报告所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止,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人;日军运回国内的死尸,每月平均达到50具。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在1932年4月回东京的途中哀叹:“关于东北暴徒之根本讨伐,实为极难之事,因其集团作乱,不易治平,且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线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62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
  对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组织和引导。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建立自己领导的游击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同时,周恩来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党应领导和组织民众救国义勇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文中强调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的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自己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研究了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装,创办刊物指导游击队工作,派出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的工作。11月底,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被捕。省委除派童长荣(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去群众反日斗争基础较好的东满地区,组织与领导抗日斗争外,创建游击队的工作暂时陷于停顿。
  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此时,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农村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如派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杨林到南满工作,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工作,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工作,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工作。至1933年初,在他们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巴彦游击队、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随后又建立了饶河、珠河等游击队。此外,还掌握了抗日救国游击军等数支武装。这些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打退了日伪军对南满、东满等游击区的多次进攻,攻占了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团山子、八棵树、马家大屯、二道河子、杨木林子等上百次战斗,消灭日伪军1000多人。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执行了与苏维埃区域相同的过左政策,使得东北的抗日斗争受到了一定影响。1931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这封信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左”的影响,但它根据日本独占东北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指导东北中共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作用。5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1月26日指示精神,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九一八事变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各级党组织主动去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1933年底,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于1933年9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1934年11月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活动于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集安、濛江、抚松等县。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2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安图、珲春等县。赵尚志、李兆麟(张寿籛)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夏改编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5年1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活动在珠河、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1934年秋组成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活动在宁安、密山、勃利、穆陵等县。以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为基础于1935年2月组成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活动在绥芬河市及宁安、穆陵、勃利、额穆、敦化等县。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于1935年春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活动在汤原、萝北等县。到1935年底,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发展为6个军,共6000余人。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讨伐”军,袭击铁路交通线,使日伪军疲于奔命。据伪满铁路总局统计,1934年1月至10月,奉天、长春、哈尔滨、洮南4个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543次,全东北铁路平均每月遭袭击约100次。抗日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锻炼,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涌现出不少英雄人物。其中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杰出代表。在1935年11月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她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东北义勇军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为湔雪国耻而创造的业绩和爱国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占有不容抹杀的地位。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526/c396421-27056835-2.html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1 16:54:12
  21、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1)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属近二十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
  “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近年的研究表明,“不抵抗政策?实际上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所形成的共识。
  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足够实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蒋介石不会给他在任何军事上的支持,结果只会丢失东北领土和消耗自己的军事实力,
  早在一九三一年七月六日,张学良就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实,以公理为周旋。”所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张亦要求东北军主力力避冲实,退守锦州。在日军占领东三省期间,张学良严令东北军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挑起战端制造借口。
  蒋介石的“不抵抗”,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据一九三三年的《大公报》报道:就在日本军队大举进攻热河之时,北平的侦缉队还在北大抓获了十五名共党分子,其罪名是非法进行抗日活动。因为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一直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路线,他认为:南京政府与共产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与日本人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于是就出现了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中国人抗日还违法的怪现象。
  事实证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确系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他是九月十九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的消息。张学良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是我的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中国,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张学良也是在一九三五年自己担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才逐步认识到,蒋介石为了消弱东北军实力,命令他围剿红军却屡遭失败才走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中来。
  中国东北的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抵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坚持东北抗战的唯一政党。在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战第一线,成为领导这场伟大斗争的中流砥柱。纵观中国东北的抗日战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都没有向中国共产党那样,在反侵略战争中勇敢地站出来,担当起反侵略战争的历史重任。
  东北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截然不同的政策,毅然地冲在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次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召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局势和应变措施。除向中央写出报告外,还发表了全国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份宣言—《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公开申明党的抗日主张。 中华苏维埃政府 毛泽东向蒋介石发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可蒋介石仍继续加紧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进攻。此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和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做出决议,揭露国民党和其他政治派别的欺骗宣传,扩大党的影响,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占领满洲;提出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抗日救国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号召下,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
  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一系列指示,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深入到义勇军之中,与抗日民众并肩战斗。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也不断到各地巡视,检查党对义勇军的领导。在对敌战斗的前线,许多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用生命和鲜血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党陆续派杨靖宇、杨林等到南满、东满等地开展工作,创建抗日武装,并先后创建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以抗日救国为宗旨,同抗日义勇军一道英勇打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了抗战的号召。满洲省委在事变第二天发出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必然采取的行动”。宣言呼吁:“伟大的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它!”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进一步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利益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东北掀起了抗日热潮。在义勇军兴起的同时,东北各级党团组织认真贯彻满洲省委关于“积极的扩大罢工、罢课、罢市,做反抗占领满洲的运动”的指示,领导广大城乡民众开展了抗税、减租、抢粮、反对日本资本家克扣工资、破坏生产等各种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心的斗争。
  党中央和满洲省委对义勇军的抗敌斗争十分重视。一九三一年十月,周恩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明确指出:“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在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影响下成立的东北抗日救国会,它的宗旨和坚决抗战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救国会的骨干力量,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受党影响的进步青年。救国会的主要领导成员,都是受党影响较深的爱国人士,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参加了共产党或走上了与党合作的道路。满洲省委派出大批干部到义勇军和抗日第一线。
  自党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创建开始,以义勇军为主体的群众自发的抗日斗争转向了自觉的、以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的抗日斗争的道路。后来改称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为了东北战场上抗敌的主要力量,并与侵略者拼杀到最后,直至取得胜利。
  一九三三年《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党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一九三三年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统一东北抗日军队的名称。二月二十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的名义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统一了抗日军队的建制,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十一个军,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各部队在广袤的关东大地上,贯彻积极进攻的作战思想,同日伪军进行几千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他们运用各种手段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和“围剿”,动摇了侵略者的后方基地,牵制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支援),鼓舞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的英勇斗争,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赞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2 13:06:14
  22、东北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2)

  一九三九年后,日本侵略者调集大批部队对抗联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讨伐”。抗日联军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地方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山上秘营损失殆尽,粮食、药品、盐等给养完全断绝,许多优秀指战员壮烈牺牲。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零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战争转入极端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东北抗日联军广大官兵的意志没有被打垮,他们转移到深山密林,在冰天雪地、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伴星月而眠,食树皮野果充饥。抗联部队采取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的方式,继续与敌周旋。一九四零年冬,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抗联领导人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为了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将抗联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此后,在东北党委会的领导下,抗联不断派出小分队到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袭扰敌人,顽强地坚持斗争。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联军随苏军反攻回到东北,完成了抗战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东北十四年的英勇斗争过程中,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为国捐躯,其中包括以杨靖宇、王德泰、魏拯民、赵尚志、李延平、夏云杰、陈荣久、汪雅臣、宋铁岩等为代表的一百多名抗联师以上干部。他们和广大抗联官兵在一起,缔造了伟大的“抗联精神”,这就是“忠贞报国、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坚贞不屈、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不畏险阻、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
  胡锦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党在东北抗战中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党在东北抗战中所建立的伟大功勋,将永远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熠熠闪光。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抗日战争的最初实践就是在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现在还很难想象,在当时还不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东北义勇军抗日的?
  在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的活动中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开进行武装抗日,不过这种活动由于受共产国际影响,在东北展开的比较晚。另一种方式是在地下秘密的进行,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体系在抗日的部队里并不公开,或者不公开出现,需要公开出现的,就必须要依靠一个可以公开的组织,如“北平民众抗日救国会”。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其武器装备主要是步枪、机枪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基本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东北抗日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率先领导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当地的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
  十月初,曾任凤县县城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一时间,辽宁省的抗日义勇军遍及各地。
  十一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到十二月末,共编成二十二路共七万余人。
  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首先是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开展抗日斗争。
  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其部队总数达五万余人。
  二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二万人。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
  十一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桥一带奋战月余,抗击日伪军进攻。尔后撤至海伦地区,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五万人。至一九三二年二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近二十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五十万人。
  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五十八路、几十个支队约二十五万人。五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辽宁六十余县开展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钢屯)、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八月下旬,第二十一、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十五万人。其中,吉林自卫军三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四月初,该部五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二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七万余人。中国国民救国军于三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六万余人。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五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部队发展到八万余人。该部于呼海路(呼兰—海伦)、齐克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
  九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三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三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东北一百零三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一九三二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二十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十四万余人伤亡,四万余人投降、被俘,六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又转赴新疆;近五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十五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到一九三三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七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六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二万多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辽宁省义勇军五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一部分坚持到一九三六年,尔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另千余人战斗至一九三八年冬。
  吉林省义勇军六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后余部改编为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军。有数千人一直坚持战斗到一九四零年。
  黑龙江省的抗日义勇军二万余人坚持斗争数年后,余部加入抗联第三、第六军和改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少部分战至一九四零年。热河省的抗日义勇军二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坚持长时间战斗,有近千人坚持到一九四零年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十年,战斗二万余次,毙伤俘日军五万余人、伪军六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义勇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2 18:57:51
  第二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

  第一章 义勇军抗战综述 1、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爱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影响下,自动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在其建立和斗争中,有些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时,东北军政当局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所属19万东北军,除部分爱国官兵参加抗日义勇军外,一部退入关内,一部投敌,致使日军仅用不足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东北三省省会及主要城镇。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进行武装抗日。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少帅也给予很多接济。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

  其经历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东北军民奋起抗日(1931.9~1932.2)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先率领部分警察部队抗击日军,后往辽西地区将民团和地方保安部队组成民众抗日义勇军。10月初,曾任凤城县警察署署长的邓铁梅在该县建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此时,辽宁义勇军遍及各地。11月,由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社会名流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各地及热东、蒙边地区的义勇军,以路军和支队为基本建制单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到12月末,共编成22路共7万余人。吉林省义勇军主力由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组成。首先是团长冯占海率部抗日,随后旅长李杜、邢占清、赵毅等人也宣布抗日,在五常、拉林、双城(今均属黑龙江)和榆树等地抗击日军。1932年1月31日李杜等在哈尔滨(今属黑龙江)成立吉林自卫军。该部在哈尔滨保卫战中与日军激战五日后撤出,转移至巴彦、宾县,吸收哈尔滨以东各县抗日武装,使总数达5万余人。2月,东北军营长王德林建立中国国民救国军,接连攻克敦化、蛟河等县城,部队发展到近2万人。黑龙江省义勇军创建于江桥抗战之后。11月,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在齐齐哈尔以南嫩江桥一带奋战月余,抗击日伪军进攻。尔后撤至海伦地区,吸收各抗日武装组成义勇军约5万人。至1932年2月底,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近20万人,在各地开展游击战,打击日伪军。

  抗日斗争蓬勃发展(1932.3~10)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稳定其殖民统治,不断对义勇军进行“讨伐”。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是年夏秋达鼎盛时期,总人数约50万(一说30万)。
  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58路、几十个支队约25万人。5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彭振国、王化一、唐聚五、刘振东、高文彬分任各军区总指挥,在60余县开展抗日斗争。各路义勇军频繁出击,破铁路,炸桥梁,先后攻克锦西(今葫芦岛市)、通辽(今属内蒙古)、岫岩、新宾、抚顺等数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地区。8月下旬,第21、第24路义勇军多次袭击奉天(今沈阳)城,一度占领东塔机场,震惊了日伪当局。
  吉林省义勇军发展到15万人。其中,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3月份在夹信子、桶子沟(今均属黑龙江)等地抗击日军。4月初,该部5万余人从依兰(今属黑龙江)出发,分兵三路反攻哈尔滨,战斗月余。因依兰失守,部队减员到2万人,遂转至梨树(今属鸡西市)一带开展游击战。此时,冯占海部改称吉林救国军,在反攻吉林、攻占拉林等战斗中,部队发展到7万余人。以王德林为总司令的中国国民救国军于3月在镜泊湖地区连续组织四次伏击战,并取得宁安、敦化等战斗的胜利,部队扩展到6万余人。
  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于5月在海伦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共8万余人。该部于呼海铁路(呼兰—海伦)、齐克铁路(齐齐哈尔—克山)沿线频频出击,在松浦镇、安达、海伦等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9月,海(拉尔)满(洲里)护路军总司令苏炳文宣布抗日,建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所部3万余人在富拉尔基一带抗击日军。10月,马占山率部反攻齐齐哈尔,使日伪军惊恐不安。在此期间,三省义勇军在103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数千次战斗,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散而复聚,坚持战斗(1932.11~1940)
  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自己的威胁,于1932年秋冬先后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在强敌进攻下,东北义勇军由于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加之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致被各个击破,大多数主要领导人脱走,部队大部瓦解。计有14万余人伤亡,4万余人投降、被俘,6万余人脱走;万余人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人退至苏联境内,后赴新疆;近5万人转入热河参加抗战;还有15万余人在东北坚持斗争。义勇军在日军“讨伐”时分散潜伏各地。1933年春夏,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7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6万余人,另重新组成的义勇军2万人。此时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辽宁省义勇军5万余人,多次打破日伪军“讨伐”,一部分坚持到1936年,尔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第1、第2军。另千余人战斗至1938年冬。吉林省义勇军6万余人,英勇战斗数年,后余部改编为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9、第10军。另数千人战斗到1940年。黑龙江省义勇军2万余人坚持斗争数年后,余部加入抗联第3、第6军和改编为第11军,还有少部分战至1940年。热河省义勇军2万余人,在热河沦陷后继续战斗,有近千人坚持到1940年前后。
  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十年,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军5万余人、伪军6万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义勇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战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抵御外侮的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条件和经验;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焦润明在《东北抗日义勇军“血肉筑长城”》的讲座中讲到:东北义勇军最多时曾达50多万人。仅从1931年9月至1933年2月,义勇军即与日伪军发生大小战斗1499次,日伪军死亡4万余人,义勇军战死10余万人。东北义勇军经历的许多战斗异常惨烈,其抗日精神、抗战意志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唤醒中华民族抗日救亡意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兴起及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是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揭开了中国十四年抗日战争暨东北局部抗战的序幕。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地区无疑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中心,沈阳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未停止过。义勇军精神就是国歌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3 06:50:59
  2、东北义勇军的成分和系统
  东北义勇军是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作为义勇军的基础的旧军队,原来都是东北军的正规部队,它们抗击日寇的举动不仅是自发的,而且也是同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反的。同时,这些部队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又收纳了大量的民间武装力量和各阶层的抗日群众。因此,这些部队虽然有一部分仍然保持着正规军的番号,但是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统率之下的正规部队,而成为一支以旧的正规军为基储包括民间武装力量和抗日群众参加在内的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了。

  一、东北义勇军的成分
  如果从义勇军各部分的成分来看,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旧军官、收编的胡匪、农民的秘密会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一)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
  1.马占山部: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所率领的黑龙江省防军,计有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第二旅吴德林团、第三旅李青山团,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后投敌),卫队团(团长徐宝珍),炮兵团(团长朴炳珊),此外还有一个保安大队和屯垦军一个旅(旅长苑崇谷)。马占山一度投降日寇后,他在抗日基础上团结起来的黑省军队从此瓦解。他再度抗日时所能统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长的步兵第三旅和吴松林旅扩编的邓文、才鸿猷、邰斌山等部以及徐子鹤的山林队和收编的胡匪李海青等部义勇军,其余黑省部队都不再听他指挥。他自始至终,都用黑龙江省 名义指挥军队。
  2.丁超、李杜部:盯李所领导的东北军,是驻吉步兵第二十八旅(丁兼旅长)、第二十四旅(李兼旅长)、第二十 六旅(旅长邢占清)、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和山林警备队三个营。他们抗日时,吸收了其他部分溃败的吉林省军队和一部分义勇军,与冯占海等部会同商定称为“吉林自卫军”。
  3.苏炳文部:苏所率领抗日的部队,为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苏自兼旅长)和张殿九步兵第二旅张玉王廷团,还吸收了一部分旧黑龙江军的残部如朴炳珊、徐宝珍等部,称为“东北民众救国军”。
  4.冯占海部:冯所领导的是吉林卫队团全部和张作舟第二十五旅的两个团及临时招降胡匪编成的宫长海、姚秉乾两个旅,会合丁超、李杜、赵毅等部并称“吉林自卫军”,并曾接受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的名义。
  5.唐聚五部:唐原来是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当时投敌)所兼步兵旅的第三团团长,抗日时先后组织了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称为“辽宁自卫军”,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后来又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
  6.王德林部:王原来是吉兴部东北军步第二十七旅第一 团第三营营长,率部参加抗日后曾吸收了延边一带的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先称为“国民救国军”,后来参加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
  7.警察大队:沈阳被日军占领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并在撤退途中收集了北宁铁路附近的警察人员,进行抗日。东边桓仁县警察大队长张宗周、柳河县警察大队长王凤阁、凤城县警察大队长郭景珊、复县警察大队长刘景文等各率领其全部或一部分警察大队,参加抗日。
  (二)旧军政人员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有不少旧军官如彭振国、李纯华、于百恩、郑桂林、贾秉彝、康悦臣、严经武等,有的已经退伍,有的在军事机关挂个空名义,也有的是现役军官。他们在事变以后,纷纷参加到各部队抗日。因为他们多数是陆大、保定或东北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具有军事知识,所以大都在各部队中担任领导和参谋工作。此外,当时各部队还有一些政府官吏参加,他们多数在各义勇军总部工作。唐聚五部起义时,桓仁附近几个县的县长也都参加了自卫军,但以后多数中途变节投敌。
  (三)收编的胡匪
  东北历来素以胡匪著闻,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多数是积年惯匪。九一八事变以前,有的正在拉竿(组织匪帮),有的被关在狱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已经地方当局招降(如宫长海、姚秉乾)。事变以后,各地统治机构垮台,社会秩序混乱,乘机而起、临时报山头者更风起云涌,纷纷受各部队收编,参加抗日。
  (四)农民的秘密会社
  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的农民出关谋生,也发展到东北各地。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地农民在日寇蹂躏之下,无法从事耕种,一经号召,这些秘密组织便迅速发展起来,加入各部义勇军。吉林省敦化、延吉、东宁、海林、珠河,辽宁省东边一带的通化、桓仁、新宾等地,这一部分民间武力最为活跃。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中,以这一部分人数为最多。
  (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事变以后,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各抗日队伍之外,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而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的东北籍学生为最多。
  此外,何香凝先生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又如国民党中央军校有学生四十多人愤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事变以后,代表救国会出关工作的人员,如车向忱去黑龙江,徐靖远去吉林,黄宇宙去辽东,苗可秀去三角地带,宋黎、张希尧(宋、张等系中共党员)、张雅轩等去沈阳和辽西各地,都是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对各部义勇军起了宣传、推动和组织作用。在辽东惨遭日寇集体屠杀的救国会分会人员,也多数是知识分子。

  二、东北义勇军的系统

  东北义勇军在领导关系上各有系统,互不相下。大体上有三个系统,即:东北军系统,救国会系统和后援会系统:
  1.东北军系统
  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义勇军将领,原来都是东北军正规军队的军官。在事变以前,他们从“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既受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的委任和领导,就必须事事听命于蒋介石和张学良;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他们,不准抵抗日军,他们便遵命退让。在事变以后,他们激于爱国热情并在广大群众和爱国官兵抗日浪潮的冲击下,起而抗日,但是他们受到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对于抗日仍然是动摇的、没有信心的。因此,蒋介石说要运用外交,依靠国联,他们就相信这种欺骗宣传,松懈抗日的斗志,等候国联制裁日寇。蒋介石要反苏反共,他们有的便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有的拒绝共产党人参加工作,甚至有的有时遇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打。当苏炳文在苏联的援助下,最后率部退入苏联、驻在沃木斯克的时候,苏联希望他的官兵就地参加劳动,苏推说“容后再议”,加以拒绝(见苏炳文的秘书长贺圣达给国内的“支电”,载一九三 三年一月某日的《大公报》),因为他唯恐这样作法将会得罪于蒋介石。最后这些将领还是多数投靠了蒋介石。
  马、李、苏、冯各部,都有国民党东北各省党部的分子如王宪章、吴焕章、韩春萱、韩清伦、赵在田、王育文等在各部队进行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各义勇军将领同共产党接近,防止他们脱离国民党的领导。
  2.救国会系统
  救国会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平成立后,即着手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辽西为第一军区,辽南、辽东、辽北、热边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区;并委任了五十二路司令和二十七个支队长,还派出了七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救国会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为止援助义勇军的款项共用了卅八万七千余元。
  辽宁境内各部义勇军,经过救国会的组织和领导,在名义上和编制上虽然统一起来了,但是由于救国会的成员很复杂,既有共产党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也有国民党CC派、国家主义青年党、国民党改组派等反动党派分子,因而在对义勇军的领导工作上就一直存在着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国民党CC派由于自己单独号召不起来,他们就掮着救国会的招牌向义勇军勾结拉拢,暗地里搞小组织。金子明、石盘(解放后已被镇压)是公开的CC派,他们又暗中拉拢王全一、王显庭等自成一系。
  青年党(全称是国家主义青年党,又被称为国家主义派)是一个法西斯政治组织,在当时很活跃。他们在后方打入了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吸收青年学生,拉拢重要职员;在前方渗入各部队,并且自己组织武装。他们的政治负责人霍郁文和军事负责人王慎庐常到前方去发展组织,很多政工人员如高鹏、纪廷榭等被拉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的骨干分子苗可秀、赵侗等在三角地带自己组织铁血军,并发表反苏反共言论。

  3.后援会系统
  朱庆澜于事变后经上海各有关团体和一 些知名人士的支持,以历年办赈有关的救济团体和个人为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五月组织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后来与救国会合作,于同年九月改组了救国会的各军区。不久以后,后援会受国民党压迫,宣告结束,因而它在后期义勇军的领导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它对义勇军的援助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上述三个系统之外,国民党改组派朱霁青在一九三 二年曾亲自到过锦西、义县一带,召集他的家乡中的一批人组成“辽吉黑民众救国军”,并向救国会系统内的义勇军进行拉拢。他本想独树一帜,但为时不久,便告结束,影响也很校这里,还须说明一下东北义勇军和张学良的关系。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奉行蒋介石的命令也为了保存实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他在东北沦陷以后,受到舆论严厉的谴责,不能不感到内疚,何况日寇是他的杀父之仇,因此他对抗日的东北义勇军不仅表示同情,而且极力予以支持。但是他又不敢采取公开的行动来支持义勇军,因为他既怕被日寇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因此,他对义勇军的支持,都是秘密地在各种名义的掩盖下暗中进行的。例如:他利用救国会名义的掩护,曾拨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交由救国会转发给义勇军。他曾用发行爱国奖券等方式给救国会以种种协助。他曾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义勇军将领到北平,他都随时接见,慰勉有加。张学良就是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暗中支持义勇军的。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3 11:39:25
  3、东北义勇军的抗战活动

  (一)黑龙江、吉林各部的抗战
  1.马占山部的抗战:
  在马占山未到龙江就任黑省代理 以前,谢珂等黑省爱国官兵已在江桥南端击退了张海鹏伪军的进攻。马占山到龙江以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旬在江桥附近予进犯的日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举世知名。日寇不甘挫败,随即大举进攻,龙江被占。马率部退往海伦后,思想动摇,汉奸复乘机引诱,遂至变节投敌,重返龙江。后来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际,马又出走黑河,重揭抗日旗帜,并率部东下。日寇派松木师团主力跟踪追击,广濑师团封锁两江,并以飞机沿途轰炸。马率部边战边走,七月下旬在刘家店附近遭到日军平贺、平松两旅团的袭击,全军溃败。马偕数十人遁入深山密林,经龙门镇绕道前往海拉尔与苏炳文会合,退入苏联。
  其残部则由邰斌山、邓文、檀自新等率领,穿越中东路,经肇东、大赉、开通、瞻榆等地退入热河,由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
  马部吸收的义勇军以李海青部人数最多。李部以扶余、肇州、肇东、兰西各县为其活动地区,曾袭击过农安、安达、昂昂溪等地,但因系乌合之众,战斗力很弱,往往日军一来,即纷纷溃逃。
  2.冯占海部的抗战:
  吉林沦陷后,冯率部北上,并在途中吸收了宫长海、姚秉乾等部义勇军,日寇派于琛澄部尾追。冯部先后在榆树、拉林等地作战后,于一九三二年初撤至蜚克图一带休整,会合盯李等部,参加了哈尔滨的保卫战。哈尔滨失陷后,冯拟率部反攻吉林,在团山子和伪军遭遇,激战后转向方正县退却。当时由哈尔滨撤退的邢占清旅山林警备队和其他残部均结集于方正附近,敌人遂分路围攻,企图一 网打尽,与冯、邢各部在桶子沟、会发恒、夹信子、宝兴隆各地发生激战。各部奋勇抵抗,牺牲惨重。邢部退往依兰,追随盯李;冯到大勒勒密一带整理,从此和自卫军失去联络。
  一九三二年四月到十二月中间,敌军以全力对付马、李、苏各部,冯部转战榆树、五常、农安、长岭、瞻榆各地,于十 一月到达热河,经朱庆澜委以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六十三军。
  3.丁超、李杜部的抗战:
  吉林沦陷后,丁超、李杜两人虽未附逆,也未讨逆;敌伪派汉奸孙其昌等多次向他们诱降,他们也不断派人到吉林省城探听情况。当时哈尔滨在敌军主力未到之前,成为三不管现象(张景惠无实力,李振声仅有虚名,丁超人懦弱无能),又是富庶之区,因而成为汉奸、野心家争夺目标。李杜和冯占海在蜚克图会商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 日,乘机进占哈市。丁超经王之佑撮合,同李杜合作,赵毅在双城护路,距哈很近,也与李、盯冯联合一起,共同成立“吉林自卫军”,推李杜为总司令,冯占海为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丁超为护路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李杜(兼)、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计划防守哈尔滨市,驱逐汉奸谢介石,并约请马占山合作,派兵增援。
  敌人以多门师团为主力大举攻哈,经二月四、五两日战斗,各部不支,相继撤退,盯李退到依兰。这时松花江下游和吉敦路左右,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风起云涌,都和自卫军发生联系,其中以王德林部最为活跃,在绥芬的东北军第二 十七旅张治邦团也响应起义。敌人以广濑师团进迫依兰,五 月十七日盯李由依兰撤向勃力,以后转战于哈绥线东段。敌人松木师团于五月下旬到海林,在牡丹江地区宁安、一面坡、乌吉密一带布置,切断盯李和王德林各部联系。丁超中途变节,在宝清投敌,自卫军士气大为涣散。一九三二年冬,敌人于结束对苏炳文部攻击后,又抽回骑炮空各有力部队,加入对李、王各部的战斗。一九三三年一月敌人一路沿穆棱河向虎林、密山追击,一路由绥芬河进军,占领八面通、东宁各地,在小绥芬河将刘万奎部包围,刘部缴械投降。至此,吉林自卫军大部分被消灭,李杜率三千多人退入苏境。
  王德林率孔宪荣、王玉振、吴义臣、陈玉清等,配合红枪会、大刀会,共约五六千人,出没于宁安、海林、延吉、和龙、汪清各县,给敌人以极大威胁,东宁战后,也退入苏境。
  4.苏炳文部的抗战:
  由于吉、黑各部义勇军将领不能团结一致、合力抗敌,日寇乘机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实行各个击破:一 九三二年四月间击溃了丁超、李杜、冯占海各部主力,五月到七月解决了马占山部队,十月里“扫荡”我辽宁东边各部,追击盯李残部并消灭了王德林部。至此,所剩下的只有哈满线上的苏炳文一部了。日寇派松木师团驻齐齐哈尔,在十 月开始对苏用兵。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一旅、张殿九 步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一万二三千人。日、伪进攻之前,先派冯广有接收张旅,苏、张不同意,又拟调张旅离开苏炳文范围去安达,形势越逼越紧。在群众和部下的督促之下,苏炳文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发出通电,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宣言抗日。敌人用对付马占山方式来对付苏:先由敌军参谋长小矶要求会晤进行利诱,经苏拒绝;继之,松木师团长发出布告,威胁苏炳文说,如不投降,将以空军轰炸札兰屯、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各车站。
  敌军进攻开始后,朴炳珊先在泰安镇地区和敌人发生战斗。敌以一部压迫富拉尔基的张旅,另以骑炮步兵由铁路两侧直扑札兰屯(苏军前方指挥部),切断哈满线苏军的联络,并以飞机沿线轰炸。苏炳文率眷属、士兵四千余人于十二月四日退出国境。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王廷、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蒙古草地进入热河。

  (二)辽宁各部的抗战
  1.辽西(救国会第一军区范围内)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队,沿铁路向锦州且战且退。黄在沿途以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组织义勇军,并扑灭张学成部伪军。黄在撤退到锦州的途中,即和救国会联合动作。以后郑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起抗敌。日寇进攻锦州和榆关时,他们都配合正规军,或多或少起了牵制敌军的作用。国联调查团出关时,他们和各军区一道接受救国会命令,发动总攻,破坏铁路交通,对敌军进行扰乱。他们所在地区因为距北平较近,得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部成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热河战事结束以后,各部都次第溃散。
  2.辽南(救国会第二军区范围内)抗战:
  这一地区义勇军的实际力量最大不超过一万人。事变不久,汉奸凌印清偕敌特仓冈和日伪军队数十人,到盘山县沙岭镇去招降辽南胡匪项青山、张海天,全部被项等诱杀。接着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刘景文等在辽阳、海城、营口、盘山、盖平、复县、辽中各地,纷纷组成抗日部队,与救国会联系。这一部分义勇军在南满一带,多次拆毁铁道,破坏交通,曾颠复敌寇兵车,攻占首山车站,烧毁海城大矢组敌军军草,在关门山击毙敌军支队长成泽直亮。邓铁梅、苗可秀在黄花甸子、尖山窑、龙王庙三角地段活动最久(苗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予敌伪扰害也最大。以后邓被敌人捕去杀害,苗亦被俘壮烈牺牲。
  救国会曾拨付第二军区大批炸药、迫击炮、轻重机枪、电台等,由海上以木船运抵安东边境登陆,辽南各部队力量得以充实壮大,引起了日寇注意。日寇在解决马、苏各部以后,于一九三二年年底抽调多门、坂本、西义一等师团主力合以守备队、伪靖安游击队深入辽南各地,疯狂进攻。各部队立足不住,步兵化整为零,潜伏各地,骑兵则由李纯华率领,寻隙穿越辽西到达热河后(邓、苗原地应战,未来热),适值热河抗战发生,他们参加了建平、赤峰各地战斗,王子丰副司令负伤,部分溃散。他们又被何应钦派黎明前往分化,脱离了救国会。李纯华和孙殿英合流西退,到宁夏为国民党收编,所余不足千人。
  3.辽东的抗战:
  一九三二年初救国会派工作同志黄宇宙去东北,历经沈阳、开原、铁岭、清源、抚顺、新宾、海龙、抚松、长白、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各县,前后凡三次,以于芷山所部三个团为目标,进行策反,兼发动各县爱国志士,历尽艰险,几丧生命。当时唐聚五表示同情,但无决心。东边各县知识分子王育文、邹心达、包景华、英若愚、刘克俭等适亦在各县鼓动抗日,联络新宾警察大队长郭景珊、桓仁警察大队长兼五县剿匪司令张宗周、通化警察队孙秀岩等共同向唐会商起义。正值黄宇宙第三次到桓仁,带去救国会第三军区委任状,并传达国内外对抗日的一切情况,于是决定先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推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为常委,在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两委员会,在军委会内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推唐为总司令,张宗周、孙秀岩,郭景珊、王凤阁、李春润、唐玉振为各路总指挥,王育文为政治部委员长。四月廿一日在桓仁师范学校开抗日誓师大会,军民参加者万余人,朝鲜爱国人士很多参加,当即分头向各县宣传联络,声势所及,人心振奋,各县纷纷响应,大刀会、红枪会等均起而合作。其时敌伪主力正忙于应付吉、黑各部义勇军,命于芷山、邵本良、王殿忠、姜全我等伪靖安游击队分头向我军进攻。孙秀岩首向通化围击日警,逼走日领事。廖逆弼臣(于部团长)伪降,乘机逃走。接着李春润在新宾(李三次攻守新宾,裹创血战,异常英勇),王凤阁在辉南、柳河,唐玉振、张宗周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临江等地,分别和敌伪对抗,前后达八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唐部开办小兵工厂,发行军用票,但困难重重,救国会八月十日派康悦臣、石培基、秦喜霖携款万元前往慰劳,并协助工作。
  日寇于十月初由吉、黑抽回兵力,向东边总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同时由朝鲜江岸攻向辑安、临江,配以大量飞机轰炸。我各路部队,节节溃退。十五日总部退抚松,廿六日唐聚五化装去平,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一九三三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新宾。
  辽北、热边、吉西各部,属于救国会第四、第五两军区范围,有宋国荣、金山好、包善一、魏国昌、吴家兴各路义勇军,他们在扰敌伪政权秩序上,都起了一些作用。

  当时东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批为地方豪绅所掌握的所谓民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如辽阳刘仁堡民团、辽中北大会、铁岭大团等等。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实际上与敌伪沆瀣一气,为虎作伥;见日军就开门欢迎,见抗日军就闭门不纳,甚至加以袭击。他们都是东北人民的死敌。

  东北义勇军在抗战期间,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全国报纸刊物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国内外各阶层人民源源不断地捐助大批的物资和款项。东北当地人民更为支持义勇军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桥抗战时期,群众自动帮助马占山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昂昂溪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哈尔滨保卫战发生后,哈市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苏炳文在海满宣布抗日,札赉诺尔矿工立即自动捐献工资,以助军饷;满洲里召开市民大会,附近各县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尔举行会议,表示支持。各地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各部义勇军,直接拿起武器抗击敌寇的,更难以胜数。这些事实,都充分表示东北和全国各地人民对义勇军的抗战所给予的巨大支持。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3 17:23:00
  4、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部队与最终结局

  东北义勇军是在918事变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鬼子强占我东北三省之时,那些揭竿而起,奋勇抗击日寇的勇士而组织的武装。他们的人数最多时达30万人以上。
  在中华民族面临战危亡之际,中国东北的民众义勇军在1931年9月至1933年9月间,成为了东北战场抗击日寇的主体力量。
  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兴起于辽宁省,随后遍布东北全境。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广泛性,按地域主要分为:辽宁义勇军、吉林抗日义勇军、黑龙江义勇军;一度分为58个路军和20多个支队。构成人员极为复杂,有东北军官兵、警察、学生、工人、农民、土匪、商人、教师、富家子弟、官吏、僧人等等,几乎包括各阶层和各行业民众。其中农民占绝大多数,约为总人数人的50%,土匪约占20%,有的是主动投入义勇军队伍,也有自己举义旗抗日的,还有的是接受义勇军改编而走上抗日道路的。
  东北义勇军主要有如下部队:

  (一)、以黄显声将军为首的几名骨干所组织的、以各县民团和公安部队为基础的义勇军,1932年5月,分为五个军区,总指挥分别是:彭晓秋、王化一和李纯华、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熊飞、高文彬。同年9月间又把军区改为军团。
  1932年9月以唐聚五将军为首的辽东自卫军合编为7个方面军。总指挥分别是李春润(第6路司令兼),总指挥孙秀岩(第16路司令兼)、王凤阁(第19路司令兼)、邓铁梅(第13路司令兼)、张宗周(第15路司令兼)、徐达三(第8路司令兼)、刘景文(第50路司令兼)
  (二)、以王德林组织的吉林救国军和冯占海、李杜将军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其主要将领为:吉林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副总指挥孔宪荣,总部参谋长李延禄、前方司令吴义成。吉林自卫军的主要将领是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右路军总指挥冯占海,副总指挥宫长海、中路军总指挥杨耀钧,副总指挥陈宗岱、左路军总指挥张治邦,副总指挥马宪章。同时还有吉西的李海青、蛟河的田霖、珲春的王玉振等抗日军。
  (三)、由马占山和苏炳文两支抗日队伍为主力的义勇军。吉林西部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也曾到黑龙江境内进行抗日活动。主要将领:马占山、苏炳文、吴松林、陈海胜、李忠义、石兰斌、朴炳珊、张殿九、谢珂、朴炳珊、李海青、邓文。
  从“九一八”事变起到1933年9月,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义勇军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3000次(也有记述为5000余次)的战斗,据日寇记述,此阶段(至1933年2月)每月阵亡官兵为73人,有尸体者50余人。《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第二辑第17页中记述;这一个(1933年9月)阶段中日军被东北义勇军消灭的达10500余人。
  东北义勇军主力的结局:
  1932年2年底,冯占海兵败退到达热河。1933年初,张学良接将该部改编为第63军。
  1932年10月11日,孔宪荣义勇军受到日寇重创元气大伤。
  1932年10月张宗周、王凤阁、郭景珊、李春润、孙秀岩等部被打散。唐聚五将军率数人退往北平,张宗周、郭景珊先后退回关内。该部被强行改编为庞炳勋第40军补充团,由于受歧视,许多官兵潜逃,队伍瓦解。
  1932年12月2日晚,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谢珂等率正规部队3000余人、非战斗人员1200余人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进入苏联境内。
  1933年1月,丁超在宝清向日军投降。不久,李杜全军溃散,在敌人突然进攻的情况下,从虎林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1月王德林将军率残部等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4月中旬,义勇军的高级将领马占山、苏炳文、谢珂、李杜、王德林、张殿九等20余人经莫斯科、华沙到柏林。
  据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记述,中国东北义勇军在两年的作战中,伤亡达13万余人,退往苏联和关内的总数约7至8万人,溃散者约7万人左右。降敌和被俘者约4万人左右。坚持抗作战者约4万人左右。
  在主力失败后,邓铁梅、孙朝阳,陈东山、卢明谦、张锡武等部坚持战斗,但至1934年亦先后失败。
  义勇军牺牲的高级将领计有:
  李昆山:东北抗日义勇十七路军副司令1932年3月壮烈牺牲。
  关耀洲:东北救国义勇军第6路军司令。黑龙江省双城县人。1932年2月5日牺牲。
  田霖: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司令。吉林省人。1933年7月29日在吉林省清原县牺牲。
  李春润:1932年3月任东北义勇军第二路司令。8月9日任自卫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12月初任东北义勇军辽东总指挥第三军团副总指挥、总指挥。1933年8月辽宁省凤城县塔沟与日军激战负重伤殉国。
  孙耀祖: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副总指挥部总参谋、第四梯队司令官。1933年2月,被俘牺牲。
  白子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5路军副司令。辽宁省开原县人。1933年9月2日在辽宁省开原县牺牲
  武止戈:察绥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陕西省渭南县人。1933年10月在北平市近郊牺牲。
  景振卿:民众救国军前敌总指挥。吉林省长春人。1934年5月1日牺牲。
  邓铁梅:辽宁省本溪县人。1931年12月任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1934年5月因汉奸出卖被捕。1934年9月28日,英勇就义。
  梁锡福: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1路军司令。山东省曹县人。1936年初在辽宁省新宾县夹河北牺牲。
  王凤阁: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司令。后任抗日救国自卫军司令。1937年4月6日重伤被俘。4月15日,在吉林省通化县英勇就义。
  蓝天林,抗日灭满救国军统领,于1937年8月壮烈捐躯。
  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司令1939年5月18日,在河北迁安平台山与日军激战时不幸受重伤,壮烈殉国。
  刘桂五1938年4月22日在固阳县黄油杆子村与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国,
  被国民党政府杀害者有:
  郑桂林:东北义勇军四十八路军总指挥,1933年11月在北平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黄显声: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1949年11月27日被国民党军统秘密杀害于重庆白公馆监狱。

  投敌的有:
  丁超、程志远、王之佑、邢占清等
  由于日寇的残酷进攻和义勇军本身的严重缺陷,轰轰烈烈的东北义勇军运动,其主力仅仅只坚持了2年左右就走向失败。但是做为民间自发的武装,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更何况主力虽然失败了,但义勇军运动并未停止,许多东北抗日义勇军残部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一部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一部与抗日联军联合战斗,一部继续独立战斗。
  有资料称:东北义勇军在日寇侵占十余年中,历经大小战斗2万余次,毙伤俘日军达5万余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及战斗精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推动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义勇军的广大将士的爱国热情是值得我们尊敬;而在抗日战斗中牺牲了的烈士们更是永远受到中国人民歌颂的。
  英勇的东北义勇军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存于中华民族的史册!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4 06:38:35
  5、东北抗日义勇军浴血战日寇


  公元1932年,对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东北抗日军民来说是悲壮和难忘的,在“总司令”(当时东北军民的习惯叫法)张学良将军内调和蒋介石“消极抗日”的“不抵抗”政策下,面对日伪军的疯狂“围剿”,一度发展到40多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压缩在黑龙江省的东、西两个方向。西部,齐齐哈尔--扎兰屯--海拉尔--满州里沿线,主要为马占山、苏炳文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东部,鹤岗--佳木斯--七台河--密山和虎林方向为李杜、刘宾、王德林将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战场环境的恶化并没有减弱我抗日武装抵抗入侵者的信心,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使得这一年在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的抗战史册上,显得格外庄严和凝重。
  1932年1月至2月的海伦攻防战,是马占山将军领导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的荣誉之战。两个多月前的“海伦大捷”使得这里很快成为凝聚全国人民抗日信心和希望的摇篮,大江南北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以生命为赌注,来到这里实现他们精忠报国的宏愿;各族各界支援抗战的物品源源不断地汇聚海伦,海内外声援抗日的电函;信件卡片般的撒向这个边疆小城。特别是抗日名将马占山的名字,一时间响彻大江南北,有关他的故事和传说充斥各大报刊杂志,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对他的敬意。有关他和海伦大捷的事迹甚至被改编成戏剧、小品、歌舞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公演。在海伦成为海内外华人、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关注焦点的时候,也自然成为日伪军的眼中钉、肉中刺。进入元月份后,海伦先后4次易手,又先后4次回到抗日军民的怀抱。战斗之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
  1932年3月中旬的宝清之战,是李杜将军领导的吉林自卫军退入黑龙江省后的一场奠基之战,经过10多天激烈战斗,以牺牲350多名官兵的代价,全部清除了日伪军在该县的势力。此后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宝清一直作为李杜将军所部活动的大本营(总部所在地),尽管日伪军先后6次向宝清发动进攻,企图重新占领这块抗日的圣地,但都在抗日军民有力的抗击下,一直未能如愿。我抗日军民累计在宝清歼灭日伪军7500多人。
  1932年6月上旬的朱家坎战斗,苏炳文将军的前沿指挥所就设在距敌不到800米的地方,战斗发起后他和官兵们一起冲锋、搏杀,表现出一位高级将领浴血疆场、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他的感召下,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奋勇杀敌,用血肉之躯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可辱的凛然正气。掌旗官韩文举和4名掌旗兵,在每人身中数弹的情况下,硬是以坚强的毅力将军旗插到了敌人的城下,骄横一时的日军竟为此吓得丧魂落魄,惊呼“中国军人刀枪不入!中国军人刀枪不入!”就是这支英雄的部队,就是在那广阔的东北原野上,就是在英勇悲壮的杀敌战场上,一首抗日的战歌《东北好男儿》诞生了:“通红的落日灰尘的路,远处走来赴战的队伍;闪亮的刀枪飘飘的旗,悲壮的号声行进的步。路边送别者凄凉严肃,也有呜咽也有默祝;寄语辈里人无须再哭,为国家牺牲义无反顾。头上的汗珠身上的土,男儿还怕什么征战的苦;宁可杀身战场上而死,决不肯偷生做刀下奴。存亡的关头痛心的辱,激起了壮士冲冠的怒;刺我的咽喉断我的骨,绝不停留行进的步。”悲壮激昂的歌曲,回荡在白山黑水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也永远地烙印在了许许多多当事者的脑海里。
  65年后,当这支部队的3位健在者远赴美国的夏威夷,为他们的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再次唱起这首当年的军中战歌时,90多岁高龄的张学良,顿足捶胸,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的自语:“多好的部队,多好的官兵,我对不起他们呀!”
  1932年8月的富锦战役,三路抗日大军同时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日伪军13000余人,但也付出了7000多名官兵阵亡的代价。此后,为了有效保存实力,东部战场上的抗日义勇军,又被迫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坚持武装抵抗活动:一部由刘宾将军率领,在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地区的东北方向打击日军,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后期的一支中坚力量,也是最令日军畏惧的抗日武装。在其他几支主要的抗日武装全部退入苏联境内后,它还孤军奋战了一个半月,整个部队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兵壮烈殉国;一部由李杜、王德林将军率领,在虎林;密山一线的东南方向同日军抗衡。
  1932年11月中旬开始的海拉尔保卫战,我2万多守城官兵同4倍于己的日伪军进行殊死的抗争。在战斗最紧张的巷战阶段,海拉尔的各族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战斗,数以千计的蒙古族;俄罗斯族;鄂伦春族;锡伯族妇女儿童也都踊跃参战,同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搏斗,有的妇女用剪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的儿童到死都还咬着敌人的手臂和大腿。敌人原来估计3天内拿下海拉尔的计划,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抗击下一次次落空,整个战斗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以我大部分官兵安全撤离而结束。海拉尔保卫战是我东北抗日部队后期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它为黑龙江西部战场的抗日义勇军最终退守满州里,并经这里进入苏联境内赢得了宝贵时间。但同时,它也使抗日义勇军在军事上可以回旋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
  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保卫战的后期,敌我双方基本上处于胶着状态,攻防易手;失而复得的情况屡有发生,反复“拉据式”的肉搏战揭开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经历了齐齐哈尔保卫战的王豫明老人53年后回忆:在战争最激烈的阶段,仅他所在的连队就有35人赤手空拳的倒在了阵地上,27人安葬时嘴里还噙着日伪军的耳朵;手指,有的手里还攥着日伪军的眼珠,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在抗日将士的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的早,10月下旬以后接连不断的几场大)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态势。曾经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而使日军闻风丧胆的义勇军,面对皑皑白雪,已经很难做到不被敌人发现;部队的补给也日益困难,不少部队一天只开两顿饭,可以说决胜于战争的基本条件已荡然无存。面对伪军的“立体式”疯狂反扑,抗日部队损失惨重,人员骤降到不足6万人。白山黑水虽然也不时传来痛歼日寇的消息,但那都是我抗日将士在付出了成倍的代价后换来的。而且每次大的战役(战斗)过后,我军都不得不进行艰难地退却。而这种退却并非完全出自于保存实力和战场上的失利,也有最大限度减轻人民群众无辜伤亡的因素。
  由于日军对抗日部队出没地方采取惨无人道的报复行为,抗日义勇军赖以活动的几个主要地区沦陷后,这些地区均遭到空前浩劫,不少妇女(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女孩)遭到日军的强奸、杀害和摧残者不计其数。
  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和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内部诸多积弊,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浴血奋战抗战一年多后,由于没有外援和后续保障,缺乏统一指挥等诸多原因,在装备精良的日寇大规模进攻和经济封锁下,孤军奋战,伤亡惨重,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中。
  12月27日至29日,苏炳文将军率领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和马占山将军的黑龙江铁血救国军总计1.5万余人(含先期和后期过境的家属子女)先后经满州里退至苏联〈今俄罗斯〉;李杜将军率领的1.3万余名吉林自卫军,也于新年过后的第9天经密山县双城子退至苏境;稍后不久,王德林将军的1万多名国民救国军也进入苏联境内;1933年春节前夕,黑龙江民众救国军第五军2000余名官兵,在军长刘宾被“降日派”挟持的情况下,自发的从松花江下游的梧桐河一带进入苏联,刘宾本人后来也从日军手中逃了出来,并进入了苏联。至此,除部分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成新的“抗日联军”继续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已全部撤退到苏联境内。
  留在东北的义勇军大部分被遣散,一部分被中国共产党收编,发展成为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斗争。
  撤退到苏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队伍,被苏联缴械。1933年2月至1937年止,约四万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先后共分八批陆续由新疆塔城入境回国,重新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其中有黑龙江铁血救国军约28000人,吉林自卫军约15000人,他们分别被安排驻扎于伊犁、塔城、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4 12:16:37
  6、东北义勇军几个抗日故事(1)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本文说的是其中几个故事。

  一、马占山与江桥抗战
  在中国抗日斗争史上,马占山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名字和中国的最初抗战联系在一起,和一座普通的江桥联系在一起。
  江桥是黑龙江境内御敌北侵的屏障,大江襟带,巨野拱卫,长桥锁关,马占山将军就是在这里率部浴血奋战,顽强抵抗日军16昼夜,歼敌数千余人。
  1931年10月16日,汉奸张海鹏率三个团向黑龙江省进犯,刚与马占山的守桥部队交火,就遭到谢珂参谋长所部的炮火压制,守桥部队乘势出击,伪军狼狈逃窜。守军拆毁了江桥三孔,以阻止张海鹏的再次进攻。就在这时,张海鹏的两个团反正,宣布举旗抗日。张海鹏没有抢到头功,反而众叛亲离,被守桥部队打得丢盔卸甲,三天后狼狈逃回洮南城。
  江桥被毁,日军乘机大做文章,一面通过满铁及各地领事馆提出所谓抗议,一面制造舆论,称洮昂铁路是“满铁投资项目”,包括嫩江铁路桥在内,均属“日本权利范围”。并且扬言关东军要“掩护满铁修复江桥”。延至月底,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已经进占了四洮路全线,日本多门师团及满铁守备队的1000多人开抵洮南。11月2日,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下了最后通牒:倘若妨碍修理江桥,日本方面则要诉诸武力。
  11月3日,日军派出100余名满铁工人,在两列铁甲列车和日军掩护下开始强行修桥。日军飞机也开始出动,并开始向南岸增兵,炮击我军阵地。
  马占山下达了“只准防御,不得攻击”的命令,这是中国军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所接到的第一道可以抵抗的命令,江桥抗战从此爆发。
  进入11月,嫩江流域气温骤降到零下30℃左右,江面及两岸泥淖结了厚厚的冰层。4日拂晓,我军守桥部队哨兵发现对岸哈拉尔有日军向江桥偷袭而来,立即开枪狙击,双方隔岸交火。日军凭借飞机轰炸,炮火轰击,向我方左翼阵地频频进攻。双方短兵相接,阵前呈现胶着状态,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我军斗志异常旺盛。
  日军完全没有估计到会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近战中,飞机大炮又派不上用场,预先埋伏在江岸芦苇中的我军士兵也突然向日军发起冲锋,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日军血肉横飞,遗尸遍野。战斗持续到5日上午,我军一度突破日军右翼,敌人落荒而逃。10时许,日军第二师团第四联队、野炮兵第二联队、工兵第二中队一个小队,以及步兵三十九旅团、野炮兵第二十六联队第三大队火速赶到大兴车站附近增援。
  6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全线猛攻。黑龙江守军苦于装备低劣,又是连日的激战,主动退守三间房车站,作短暂的休整。
  江桥之战,长了国人的志气,也灭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抗日热情高涨,举国上下、海外侨胞,纷纷捐款赠物,寄送前线。关内各种报刊对江桥抗战做了详尽的报道。马占山的形象上了各种广告、招贴,成为令人敬佩的民族英雄。一大批热血青年,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奔赴东北抗日前线。
  12日,日军机械化部队越过嫩江,向三间房我军发起猛烈进攻,双方再次展开激烈战斗。炮火连天,大地抖颤,日军驻朝鲜弘前第八混成旅团,以及东京广崎混成旅团也赶到增援,马占山军“以一隅之兵力,抵日人一国之大敌”,战略态势急转直下。
  17日拂晓,日军分三路扑向我军三间房主阵地。战斗持续到深夜,阵地几次易手,失而复得,我军没有得到片刻休息。面对数倍于我的强敌,我军只有绥化李云吉所部千余人前来增援,粮食储备仓库也被敌机炸毁。到了19日凌晨,被迫退守距省城10余里的蘑菇溪阵地。
  齐齐哈尔陷落,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失败了,但是,它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两次哈尔滨保卫战
  1962年,担任吉林省体委主任的冯占海患了癌症,他瞒着家人为自己买了一个骨灰盒,并留下遗嘱:将我的骨灰埋在北大山(吉林)我的抗日发起地。1963年9月14日,一代抗日将领、忠诚的爱国者冯占海将军溘然长逝,终年64岁。
  他从北山走来,又回到北山的怀抱。
  1932年1月,各路义勇军齐聚哈尔滨,打响了著名的哈尔滨保卫战。
  1月27日天刚放亮,伪军就在日军重炮的掩护下向市郊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宫长海率部凭借壕沟、坟地的有利地势进行猛烈还击。战地硝烟弥漫,原本军心涣散的伪军坚持没有多久,就被义勇军士兵打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几次进攻下来,伪军只丢下越来越多的尸体,却没有前进一步,惹得督战的日军痛骂不止。
  战斗持续到下午,日军的四架“零式”战斗机前来助战,它们像苍蝇一样死叮在我军阵地狂轰滥炸,义勇军士兵们用步枪击伤一架敌机,日军乘员清水清大尉被击毙。日机吃了苦头,再不敢俯冲,只在高空中胡乱地投下炸弹,然后逃之夭夭。
  与此同时,李杜率部在上号、南岗一带与伪军交战,冯李二部协同作战,敌人尸横遍野,80多人成了俘虏,一个团的伪军在战场倒戈。到了28日,敌人再也组织不起来有效的进攻,全线向南溃退,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1月30日,吉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在双城设伏,大败日军长谷旅团,后在数倍于己的日军不断进攻之下,放弃双城。哈尔滨门户洞开,形势十分危急。
  1月31日,“吉林自卫军”在哈埠成立。推举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吉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会上发表了抗日通电,号召各方武装力量一致团结,共赴国难。从2月3日起,日军主力部队抵达哈郊,日军集中火力,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兵分两路,向市区频频发动进攻。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拉开了序幕,战事异常激烈。
  李杜亲临一线指挥,自卫军利用街区的民房、院墙和日军对垒,和日军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几辆坦克车被炸断了履带,前进不得,后面的日军狂喊着冲上来,和自卫军战士厮杀在一起,敌人的狂呼乱叫,变成了哭爹喊娘的哀嚎,敌人的一次次冲锋被击退。到了4日,几乎全歼了日军一个中队。战斗延至5日凌晨,自卫军由于连日苦战,装备低劣,损失严重,陷于被动的局面。赵毅部被敌人包围在一家油房院内,团长张春林不幸牺牲,部队伤亡惨重,他只好指挥机枪连突围,退往延寿。不久,南岗、上号一带阵地失守,几个阵地指挥官在战场倒戈投敌,李杜只好命令自卫军撤出战斗。
  在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打响的同时,冯占海奉李杜之命,正率部从阿城出发南下,转战于团山子、会发恒一带,不久,几乎全歼了伪军李文炳的一个旅,成为一支吉林抗日武装的劲旅。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5 06:38:29
  7、东北义勇军几个抗日故事(2)


  三、“老三营”勇夺敦化城
  1932年2月8日,在吉林延吉的小城子,“中国国民救国军”宣告成立,王德林被公举为“国民救国军”总司令。在成立大会上,王德林首次提出了“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抗日”的口号。王德林时任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营长,因此他的部队得了个远近知名的绰号“老三营”。
  虽然王德林只是一个营长,可是个令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日本人强行修筑吉会铁路时,他就赏了领头的日本人几个耳光,旅长吉兴降了日本人,他更不买账,大骂吉兴忘了祖宗。国民救国军成立后,他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决定乘日军兵力主要集中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沿线,无暇东顾,首先攻取敦化城。
  敦化城位于长白山北侧,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又处于所谓“吉会铁路”的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夺下敦化,既有了立足之地,又可扼住东北通向朝鲜的军事要道,打乱日本修筑吉会铁路的计划。
  这一天,正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亡国之恨,冲淡了这个喜庆的日子,敦化城内显得冷落萧条。盘踞在这里的日伪军,虽然还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但是心理上还是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因此加紧了城内的戒备。这时,救国军各路攻城部队,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已经悄悄潜至敦化城外。
  天刚放亮,攻城战斗在炮声中打响了。副连长史忠恒率领战士们搭起云梯,第一个跳上城墙,冲入敌阵,战士们紧随其后,守在城墙上的日伪军还没有从慌乱中醒过神来,就上了西天。
  守在南门的伪军本来就对日本侵略者怀有莫大的仇恨,见部队来攻城,立即调转枪口,把9名日军捆了个结结实实,并打开了城门,一起投入了攻城战斗,与日军展开巷战。
  城内民众闻听救国军攻打敦化城,都行动起来进行策应,使守城日军成了瓮中之鳖,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彻底溃败,日军守备队长长谷以下50多人当场毙命,剩下的残兵败将从西门夺路而逃。
  救国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随后在王德林的带领下,连克额穆、蛟河二城,各地的山林队、大刀会、反正伪军和公安队纷纷来投,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到1932年3月,国民救国军人数已达到2万余众,各种武器7000余件。

  四、“老北风”三战海城
  辽南一带,有一股举旗抗日的绺子,当家的名叫张海天,练得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故在江湖上报号“老北风”。
  日军沿南满铁路北犯吉、黑两省的时候,曾唆使汉奸凌印清成立“东北自卫军”,在海城县高坨子设立司令部,试图网罗各路土匪,配合日军行动。“老北风”假与周旋,一举歼灭了这股反动武装,生擒凌印清和日本顾问仓冈繁以下日伪军200余人,凌印清和仓冈繁被公开处决。
  “老北风”率部抗日的义举,受到张学良的嘉奖,并被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司令。到了1932年6月,“老北风”的队伍已经发展到7000余人,编成13个大队,42个中队。北平的东北救国会委任“老北风”张海天为辽南地区义勇军前敌总指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老北风”率部在台安、大石桥、田庄台、牛庄、高丽房等地与日伪军进行了50多次战斗。
  1932年3月,张海天进攻了辽南重镇海城。
  海城地处沈大线要冲,日军守备严密。3月17日,“老北风”张海天指挥着近万名义勇军,向把守海城的日伪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义勇军分几路铺天盖地地涌向海城及附近的乡镇,龟缩在各个据点的日伪军被这个阵势惊呆了,纷纷四散逃命,八里河警察局以及城内大批军事设施被捣毁。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警察局局长也乖乖地当了俘虏。
  同年8月初,张海天再度攻击海城,他选准了日军的一个兵站作为主要目标,“敢死队员”割断电网,一把火点燃了军需仓库旁的草垛,火势迅速蔓延,整个兵站成了一片火海。
  “老北风”的队伍平时分散在各处,有时,他把队伍化整为零,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到了用兵之时,很快就能拉起数百人、数千人的队伍。日军既摸不到义勇军的踪迹,又搞不清是什么打法,只好缩在据点里,惶惶不可终日。一天夜里,海城郊区响起了枪声,据点里的日伪军立刻炸了营,以为是义勇军攻了上来,便毫无目标地开炮放枪乱打一通,结果打了半夜才闹明白,原来是当地的农民得了病,放鞭炮祛病消灾。日伪军恼羞成怒,用炮火进行报复性轰击,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
  “老北风”的部队得到消息,官兵们气得咬牙切齿,决心叫侵略者血债血还。这一年秋夜,“老北风”率部第三次袭击了海城。这一次进攻的目标是海城火车站,义勇军实施分割包围,切断了各个据点和车站日军的联系,使敌人不能相互增援,然后集中兵力猛攻车站,敌人死伤过半,连还手的力量也没有。站区内火光冲天,建筑物被彻底焚毁。当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时,义勇军已携带缴获的大批枪支弹药,撤出了战斗。
  “老北风”三战海城,打得侵略者闻风丧胆,成为辽南一带的抗日劲旅。1939年张海天在北平病逝,时年52岁。

  五、王凤阁慷慨就义
  在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一部历史图片集《以史为鉴———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图证》内,收录了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是王凤阁就义前的留影。尽管年代久远,斑驳的画面仅能见到模糊的影像,然而它所具有的震撼力,绝不亚于崩绝的山峰。
  日军在行刑前,为王凤阁将军及被俘人员拍摄了这幅照片,将军大义凛然,手捧铁铐,端坐在前面,他的右侧是警卫员大丑,左侧是他的妻子张氏和两位义勇军战士。后面是两排日军“讨伐”队的官兵。
  这幅旧照,是日军当作“功绩”来宣扬的,却为正义和邪恶留下了凝固的瞬间。
  1932年4月,王凤阁在通化、临江交界处,组成了以伐木工人为主体,以中小学教师为骨干的“辽东民众义勇军”,并被唐聚伍任命为第十九路军司令。他带领义勇军官兵,在柳河、海龙、临江、通化、辑安等地坚持游击战争长达5年之久。王凤阁将军的抗日斗争史,见诸于大量的档案文献之中。
  1932年6月,王凤阁部击溃伪军一个团,攻克金川县城。
  同年秋,王凤阁部包围海龙县城50余天,消灭日伪军大批有生力量。
  1934年冬至1935年春,日伪军对王凤阁部进行了多次残酷的“讨伐”,均以失败告终。
  1935年,日军逮捕了王凤阁的岳母及亲属多人,并逼迫她们写了劝降信,王凤阁当众宣布:日军即使将我老母、妻子抓去,也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任何亲友,同情我抗日者亲之,给日寇当汉奸者杀之。
  1937年3月,王凤阁部在老虎顶子陷入敌人重围,部队伤亡过半,王凤阁及妻儿同5名救国军战士在突围中被俘。
  王凤阁等人被押到通化,日军在城里东江春饭店摆了一桌酒席,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不吃这一套,还没等鬼子们端起酒盅,他就把这桌酒席掀翻在地。日军只好把他押到宪兵队的监狱。
  4月1日,是行刑的日子。这天清晨,日伪军实施了全城戒严,整个山城被萧森的气氛所笼罩。
  东北4月的天气,依然寒气袭人。人们驻足街头,寒流从心中滚过,凝成默然的仇恨,目送着刑车驶向玉皇山下的柳条沟门。这里,事先掘好了土坑,闻讯赶来的群众站在远处为他送行。临刑前,王凤阁将军高喊:“父老乡亲们,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就不会亡……”
  英雄倒下了,英雄的呐喊在山谷里回荡。
  将军就义时,年仅42岁,他的妻儿及5名战士同时遇难。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5 19:12:34
  8、东北义勇军几个抗日故事(3)

  六、辽西义勇军痛歼古贺骑兵团
  从锦州出发,经百余公里的山路颠簸,赶到了昔日锦西县城--钢屯镇。73年前的一个冬日,这里展开了一场东北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
  立一块石碑纪念东北义勇军的战绩
  整洁的小镇上,不时传来叫卖声,街路上,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笑容,雨中的小镇看上去肃静而悠闲。
  在钢屯镇镇政府一位王姓秘书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那场震惊于世的“痛歼日本侵略者古贺联队”战斗的原地。当时,这里被称为“西甸园子”,位于该镇的西南,是东北义勇军痛歼侵略者的主战场,古贺中佐毙命于此。钢屯镇人民在此地还立了一块石碑---“歼灭古贺战场遗址”,以纪念东北义勇军的战绩。
  “一代一代传颂东北义勇军的事迹,现在钢屯镇人都知道这场战斗,这里已经成为钢屯镇人民的骄傲,更是锦西人民的骄傲。”王秘书说。
  望着眼前这座纪念碑,时光仿佛又回到73年前,那场战斗中,东北义勇军挥枪痛击侵略者的呐喊声,再次在耳边响起……
  当场击毙日寇古贺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年底,侵华日军开始向辽西进犯。1932年1月6日,日寇侵占了当时的锦西县城---今钢屯镇。锦西民众听说日寇古贺(中佐)联队占领了当时的锦西县城,义愤填膺。1月8日,当时的西五会民团首领召集刘纯启、刘春山、张恩远等人集会,推举刘纯启为抗日带头人,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选择有利地形进行伏击,准备歼灭古贺联队。
  古贺听说县城西部有抗日武装,十分狂傲的他决心对城西一带村庄进行“扫荡”。
  1932年1月9日,古贺率骑兵团向锦西县城西部进发,意围剿义勇军。上午10时半,古贺率队到达上坡子村时,突然遭到早已埋伏好的义勇军和抗日群众的攻击。正当古贺联队被打得惊魂不定时,又忽闻锦西县城遭到袭击。古贺急忙率队往县城西撤,到达西甸园子处,再次遭到刘纯启部下刘国臣等人的伏击,古贺被当场击毙。

  这次战斗,义勇军共歼敌50余名、伤30余名,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被关东军称为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击败,是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剧事件。”当年出版的新闻杂志记载:夫锦西之战,闻之皆血泪也。日军说起这次遭遇战时,不禁谈虎色变,发出“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的哀叹。

  渤海大学退休教授穆景元认为,锦西义勇军和当地人民靠自己的力量,敢于用劣势武器与骄横残暴、武器精良的侵华日军搏斗,这场战斗点燃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烈火,为以后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以及1937年的全民抗战开辟了道路。
  时光流转了几万个日日夜夜,可是人们没有忘记东北义勇军,至今在钢屯镇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歌颂东北义勇军的民谣:“天狗咬、蜂子蜇、座山旅打的恶、杨麻子不用说……”

  七、黄显声首倡创建义勇军
  1931年沈阳沦陷后,黄显声率领的警察及公安武装部队撤到了锦州,当即下令整编省警务处所属公安部队,调集全省各县干警补充兵力,重新编成了3个公安骑兵总队,组成了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黄显声认为仅靠现有能够集中起来的这些力量,远远不足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众的武装抗日力量。在得到张学良的默许之后,黄显声以省警务处的名义,积极开展组织民众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工作,与各地爱国人士广泛联系。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车向忱、卢广绩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该会31名执委之一的黄显声,对抗日救国会的工作予以大力支持。同时部署各地成立武装民团,鼓励和支持退役的及潜回家乡的原东北军官组建抗日义勇军。
  黄显声还制订了民众武装的“编委方案”,方案中对民众抗日武装的组编程序、奖励办法、经费来源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方案中还规定:凡能举义抗日的民众武装的领导人,均授予一定的军职和军衔,“率武装100人者,以上尉待之”;“率开装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以上者,当任为上校营长”;“率武装骑兵500人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上校团长”;“不满100人之部队,当俟与他部队合并,俟达定额后,派委员检阅,然后付给编成费。”同时还计划在辽西组编8万义勇军,后来随着辽西的义勇军广泛兴起,大大超过了原来预想的目标。
  黄显声当即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驻盘山;委任张海天为乐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司令,驻辽中;委任盖中华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司令,驻台安。
  一时间,各地爱国志士纷纷来到锦州,商讨组建义勇军事宜,黄显声分别给予答复。并根据各地的武装力量的具体情况,分别加以收编和委任,到1931年末,黄显声组织的义勇军已有20多路军,遍及辽宁各地,人数已达四五万人。
  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集结兵力,准备分别从沈阳、营口、通辽三路同时向锦州进攻。黄显声立刻命令各地抗日义勇军阻击各路入侵之敌。义勇军们充分占据有利地形,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损失惨重的日军不得不暂时放弃进攻锦州的计划。黄显声在战斗结束后,给张学良转救国会的电报中说:“日军西进后,显声所派民团已占领皇姑屯,破坏绕阳桥,令其进退维谷,攻锦之计划第一步失败,扰敌工作异常收效。”并建议救国会“速派人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一致扰敌,到处袭击,则日本侵略军疲于奔命,腹背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抗日义勇军的胜利,推动了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成长。

  八、苗可秀率铁血军汤沟伏击大捷
  在凤城火车站以南的凤城南山上,有一片松林,在这苍绿中,一座纪念碑巍然耸立在这里,碑的正面刻着“抗日烈士苗可秀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1935年3月,敌人集聚了一个师团近6000人的兵力,扑向三角地区的岫岩一带,“围剿”苗可秀的铁血军。日伪军计划分路包抄,欲把铁血军裹在岫岩一角。
  苗可秀率铁血军避开敌人的主力,沿岫岩、盖平、海城交界一带的山区迂回活动。
  4月21日下午,队伍行进到岫岩北部的汤沟。苗可秀顾不上行军的劳累,到村里小学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他讲得十分生动,群众听得入神。突然南山响起枪声,接着子弹声响个不停,苗可秀率部迅速往北山撤退。不一会儿,敌骑兵200多人闯进汤沟村,见村内没有抗日军,以为被吓跑,当时天色已晚,敌人便就地宿营。
  苗可秀得到情报,知道当天在汤沟的伪军有200名由大石桥守备队西泽中尉率领,分住两个大院。苗可秀决定攻打这支日伪军。
  深夜,铁血军悄悄进入汤沟开始进攻,刘壮飞率领一大队袭击西大院,白君实率二队进攻东大院。刘壮飞首先将敌哨兵击毙,接着枪声大作,敌人不知来了多少抗日军,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刘壮飞心生一计,令战士稍缓攻击,向屋内喊道:“马贼已被我们打跑了,我是奉命来接西泽指导官的,请太君出来吧。”敌人信以为真,西泽从屋内走出还喊着:“我是指导官,我是指导官。”西泽一露头立即被铁血军战士击毙,日军大乱。当前院战斗打响时,住在后院的伪军慌忙起来应战,白君实首先向伪军喊话:“你们若是中国人,赶快逃命,我们是专来打鬼子的。”伪军听到喊话,纷纷逃去,丢下武器。
  此次战斗击毙日军7人,大部分伪军遣散,缴获三八式马枪百余支,手枪4支,机枪2挺。待敌人大批援军赶到时,铁血军早已无影无踪了。
  汤沟一仗,铁血军重创敌军,令日伪军思之胆寒。

  九、凤城监狱大门被自卫军砸开
  1931年12月26日,这一天并不寻常。它在凤城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夜里12点,凤城枪炮炸响,火车站的日本警察署和宪兵分遣队在这突如其来的攻击面前,惊恐失措,衣服也穿不上,枪也找不着,想和外面联系,电话线也被割断。他们只好龟缩在掩体内,几次拼命往外冲,都被打了回去。
  当车站的枪声响起之后,驻在城里的敌守备队西河小队长,一面命令驻车站的自卫团固守还击,一面向鸡冠山守备队和连山关大队部报告紧急情况。这时电话线被割断,他们只好拼死据守。邓铁梅亲自调动人员,以密集的火力向院内开火。在自卫军猛烈的攻击下,守备队只得缩在院内。这样,车站和城内的日伪军便被分割包围起来。
  监狱大门被砸开,“九·一八”事变以来被日伪军逮捕的500名爱国人士被救了出来……清晨4时,搬运战利品的大车驶出县城。
  这是邓铁梅自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以来的首战告捷,三角地带军民无不为此欢欣鼓舞。这一仗打出了东北人的志气,振奋了民族自救、抗日到底的决心。至此,邓铁梅和他率领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威名远扬。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6 07:46:14
  9、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


  赵殿良:沈南组建二十一路军
  1932年初,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下,曾在东北军任职的爱国军人赵殿良在沈阳城南一带联络组织抗日队伍。赵殿良又名赵振国,1929年在奉天北大营教导队肄业,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在沈阳联络抗战一事。
  赵殿良在沈南召集林子升、沈宝林、吴殿祥、崔洪武、魏五洲、徐黑虎等11股民众武装,在庙儿沟玉皇庙内集会,共商抗日救国大事。他们在会上盟誓:“为国报仇,卖国求荣者,必死于炸弹之下;卖友丧心良者,天神共诛之。”遂正式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赵殿良任司令,白广恩任参谋长,下设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吴殿祥、第二支队司令沈宝林、第三支队司令林子升、第四支队司令徐黑虎。

  白广恩:联络各方,慷慨赴死
  在赵殿良的队伍里,参谋长白广恩发挥了很大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白广恩在铁岭县古城子小学任校长。白广恩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1931年年底,他回到家乡歪头山一带,联络知识分子,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赵殿良受命组建抗日队伍,首先找的就是白广恩。因白广恩是歪头山村人,对那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且与一些自发的抗日组织有过接触,便主动为赵殿良介绍情况,出面联络。白广恩身为参谋长,积极出谋划策,赵殿良对他亦十分器重,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倾听他的意见。白广恩富有正义感,又有学识,因此颇受义勇军上下的尊敬。他参加抗日后,又动员其弟白广泽、妹夫刘永丰等亲属投身到抗日队伍,当义勇军的交通员。
  义勇军刚刚建立,武器装备较差,有些还使用土枪、大刀和棍棒。为解决武器问题,白广恩多方进行筹划。当时歪头山村一些大户为保护各自利益,出钱组织了一支有四五十人的洋枪队。白广恩得到这个情报后,通过内线联系,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将这个洋枪队全部檄械,补充了义勇军武器装备。通过他的教育,洋枪队人员有的自愿回家务农,有的参加了义勇军。义勇军纪律严明,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义勇军筹备给养。岱金峪的冯绍义和冯绍礼姐妹开设的缝纫铺也成为义勇军指定的服装加工厂和秘密联络站,白广恩经常派白广泽与她们取得联系。
  1932年8月,赵殿良与白广恩研究攻打沈阳的具体方案。攻打沈阳战斗之后不久,白广恩又协助赵殿良指挥义勇军攻打歪头山、石桥子、姚千户等火车站。同年9月19日,在进攻歪头山火车站之前,白广恩亲自策划组织了炸毁歪头山铁桥的行动。由于义勇军没有现成的炸药包,白便亲自制做土炸药。他用大茶壶装入炸药和碎铁片,重量达20余千克。当晚8时许,他和两名战士装扮好,用担子挑着土炸弹,来到歪头山铁路桥上,将土炸弹埋好后点燃捻子,马上撤离现场。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铁桥被炸毁。当晚,白广恩又指挥攻打歪头山火车站的行动,参战的义勇军有200余人。白事先侦知,敌人在歪头山车站周围设置了三道铁丝防护网,因此,事先从当地群众家里借来三口铡刀和几十把菜刀。凌晨1时,义勇军从三面包围了火车站,号角声、枪声、喊杀声响成一片。
  当义勇军砍破铁丝网,冲向火车站时,受到站内日伪士兵和警察的抵抗,双方对射达数小时,后驻苏家屯、沈阳的日军赶来增援。义勇军于凌晨3时主动撤出。义勇军炸桥和攻打火车站的行动,使安奉铁路交通中断达十几个小时,使日伪当局极为惊恐。
  二十一路军曾三次攻打沈阳城,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日伪对其采取军事围剿和诱降等手段,以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1932年9月,日伪先后诱降了徐黑虎、肇宝昌等部,并将其头领杀害。同年9月中旬,二十一路军在辽阳东部高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林子升、吴兆林、高占腰、王中一、宋明廉部攻打本溪县。但由于沈阳被打后,日军在安奉线增派部队加强防守,义勇军虽然打进了本溪县城并扒了一段铁路,可仍无法立足,只好撤出来。不久,由于日军加大围剿力度,到处讨伐,义勇军很难集中搞大战役,只好化整为零。10月,赵殿良回北平,二十一路军逐渐解体。1933年1月,白广恩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诱降,他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并高声痛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林子升:据守浑河堡,敌如鲠在喉
  如今的浑河堡高楼林立,成为沈阳浑河南岸的一处高档住宅区。
  这里1932年是沈阳城市近郊,是义勇军攻打沈阳城的桥头堡。这里的抗日活动使敌人如鲠在喉,昼夜不宁。林子升当时是浑河堡村村长,被赵殿良任命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第三支队司令。1932年8月义勇军攻打沈阳城后,日本人在《满洲国地方事情》一书中也承认:“曾袭击奉天省城之林子升、燕子、徐黑虎,仍然盘踞在城南十二三里,居然形成一大敌国,且使拥有四百名警察之县警察队,亦难踏入其地区一步之状态。”
  在沈阳市档案馆,我们查到了1988年2月26日苏家屯党史部门对林子升长子、浑河堡村村民林奎村的访问记录,当时他已83岁。据他回忆:
  九一八事变前,我爹是浑河堡村村长。
  “九一八”夜,北大营的炮声把全村人都惊醒了。第二天天大亮后,很多人跑出来,有的路过,有的到本村住下。这些人多数是兵工厂的工人。日本人占了兵工厂后,工人们都跑出来,远道的回不去家。大家商议,求助于村长。有鞍山、辽阳、营口等地的几十人,受到我爹帮助回了家。后来,辽阳兴起义勇军,有两个报号“七侠八侠”的人,领一大伙义勇军投奔林部,此二人就是事变时受到我爹接济的。
  当时各村都有一种组织叫“会勇”,我村有四五个人。由于地方不太平,我爹决定扩大“会勇”,凑钱买了些枪支弹药,把上深沟子、榆树台、黄泥坎、夹河等村都联合起来,总共三四十人,成为一支队伍,天天巡逻防范,名声越来越大。
  奉集堡有个当小学教员的,叫赵殿良。他在北平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常到这里与我爹取得联系。
  攻打沈阳后,我爹部队曾驻过蛤蚂塘、石桥子、白清寨、白旗沟等地,最后在石官屯驻防,已是冬月,准备换季。日本领商团、保安队包围了石官屯,抵抗到天黑,日本人往烧锅院里攻,我爹全队已经把子弹打没了。我爹趁天黑骑马跑了出去,在杨士屯南的太家屯我舅舅家换了衣服,就去了北平。
  我爹到北平找到(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我爹要后援会助他回来重整旗鼓继续抗日。但何应钦与日本后来签了一个协定(《何梅协定》——编者注),后援会撤销了。无奈,他在东北军的一个被服厂任了职(当一个少尉科员)。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端午节前后,我爹领全家回到浑河堡,到1955年去世,时年73岁。
  攻打沈阳之后,赵殿良就离开此地,临行把二十一路军的官方(即官印)交给我爹,说队伍重新发展起来,你任司令,我去向救国会汇报。我爹把官方交给挚友吕景绪,吕景绪托他哥保存。直到我们从北平回来以后,吕景绪把官方交还给我爹。我爹写信给国民党政府,(被告知)让自行销毁。于是,我经手把它烧了。官方为木质,上刻“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一路军官方”字样。
  林子升曾驻防蛤蚂塘。1988年2月3日,党史部门到蛤蚂塘村访问了4位年龄均70多岁的老人梁成果、梁守珍、李殿厚和李殿文。其中一位老人回忆:“别的队都称号,惟林子升报真名实姓,自称林子升。有一次在这村讲话我听到了——‘我林子升的部队不准抢掠’。所以,林队军纪很好,老百姓都不怕他。有小股土匪,真正的胡子,他还抓。有一个王大个子领几个人行抢,还有一个报号‘草上飞’的人也领几个人到处抢,被林子升抓来,两个人都毙了。他的队伍人数较多,大概有六七百人。打沈阳后,林子升就住我们村。那时日本人常来,三五个人,骑着大马,来与林子升谈判,最后不知怎么就被日本人包围在石官屯一个大烧锅院里。”
  石官屯那次战斗,林子升部奋勇突围,后又在麦子峪、祝家南一带遭伪警截击,第三支队终被打散了。义勇军战士王守贵、李玉成、郑广福、尚士德、周洪恩、李凤友、张荣士、王俊山、闻呜山等被俘,被敌人野蛮杀害。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6 19:26:39
  10、墙缝大捷(1)


  一、首战墙缝

  1932年3月13日,由吉林救国军补充团在墙缝伏击天野旅团,拉开镜泊湖连环战的序幕。补充团是王德林脱离东北军十三旅序列筹备起义时,李杜自卫军给王德林送来一万元扩团军费,当时王德林已决意以抗日救国军旗号抗日,又不想退回这笔“雪中送炭”到手的银子,为合理收下这笔军费,成立了名义上属自卫军的补充团,这样救国军仍保持独立而不受自卫军的节制。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对士兵工作紧急决议》,李延禄是受中共延吉中心县委指派,深入东北军做下层抗日兵运工作的。这样,他利用早年与老三营王德林交情关系,来到老三营,王德林念及早年过命之交和赏识李延禄的才干,委以救国军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职务。
  墙缝在牡丹江流入镜泊湖入口处北侧山地,这里江道弯曲,柳毛丛生,冬天从敦化去宁安的生意人,就会摒弃弓背山岭旱路,从江面冰道上抄直线去敦化。刚入冬冰面路滑,路人先在冰面上撒些麦芋子,人畜车就踏出道了。
  九一八关东军攻占东北后,极力想打开敦图铁路战略通道,没成想吉东地区暴发各种报号反满抗日武装,干拢和阻碍了关东军控制吉东地区的稳定,最为猖獗的要属原老三营的救国军王德林部,攻敦化,打额穆,克蛟河,吉敦铁路不保,关东军急了,从哈尔滨前线调来天野旅团进占敦化,对活跃于吉林至黑龙江交界的救国军进行武力清剿。
  面对关东军强劲压力和东北军节节败退颓势,救国军闻风躲进山里避战。补充团在补充团党支部书记孟泾清指示下,准备把补充团拉到镜泊湖山区,利用山地和关东军干一仗,以示中国人民不甘示弱的抵抗意志。补充团团长李延禄完全支持孟泾清的主张,来到牡丹江入湖口山地踏查,寻找伏击天野旅团的理想战场。他是先来到湖南岸鹦哥岭的苏吉额穆巡查地形,恰好遇到窜山狩猎的湖西村猎户李长发,两人经过短暂交流,互为认识。李延禄向他宣传抗日思想,介绍自己是抗日队伍的,要找个好的地方伏击关东军。李长发看到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高高个子的人,打关东军他当然高兴,指着江北一线墙崖的山地说,那里打埋伏会比这更好。李延禄在他的向导下,来到江北墙缝山地。
  墙缝,就是在江北拱起的沿长山地,临江是陡立如墙面的蜿蜒五里长的山崖线,石崖与崖之间出现大小不同的豁口,山角下就是冰面通商古道。李延禄踏查看完地形,当即决定在这里设兵埋伏。
  在棺材脸子村召开的救国军高级会议上,李延禄提出在南湖头设伏抗击关东军,遭到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的反对,他认为组建救国军不易,不能轻易碰敌,想上山“抱山头”。王德林组建救国军就是为了抗击关东军,如果面对强敌不抗躲进山里,从脸面上说不过去,就说你们年轻人有抗日决心是好的,那就打打试试吧。并且把老三营库存所有手榴弹调拨给补充团,当地老百姓用了二十几匹的马,帮着往墙缝补充团阵地上驼运手榴弹。
  李延禄执行孟泾清指示设伏抗击关东军,是有必胜把握的。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日军的骄狂不备,三是武器的利用。救国军连克三县后,补充团武器得到加强,捷克机枪二十一挺,三八式机枪七挺,大小枪支一千六百余件。
  当时,在敦化沙河沿的地主戴凤龄,全村近百十口人,是个远近闻名的高墙大院,四周高台上有炮台,养了一二百名炮手,因关东军的入侵,决定和盟兄王德林一起抗击关东军,挑选一百名身强力壮的佃户村民,举家加入救国军,王德林给了戴家兵独立营的番号,戴凤龄任营长,戴凤龄的几个儿子当了正副连长。这个独立营别看只三百来人,不可小觑,戴大院是方园几百里有名的富裕人家,这样的人家树大招风,时常会遭到胡子的抢劫和绑票勒卡,所以戴家很早就在院里养着百来名炮手,不惜重金购置的有连珠枪、“大抬杆”、三八式,管事的队头挎着进口的二十响捷克匣子枪,更替陈旧的老套筒,很是威武气壮。这次戴凤龄听说补充团要拉到南湖头打关东军,向王德林争取配合补充团伏击战。戴凤龄是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地主,他向王德林表示,眼见关东军入侵,戴家不去迎战,那我们举家抗战还有何用!王德林见戴凤龄上前线打关东军心切,就准了他这一要求。戴凤龄出师抗击关东军,还是因为前不久攻打敦化,部下擅自违反军纪,戴凤龄想通过加入打关东军的战斗,给自己争回脸,昭示自己参加救国军不是占便宜而是来抗日的。
  敦化那边热心的群众纷纷捎来口信,说关东军已经过了敦化,正顺牡丹江朝这边开拨了。李延禄给补充团各连和戴营布署战斗位置,西山岭是关东军顺牡丹江进来的第一个阵地,让戴营扼守,做为收狼打尾。而顺着西山朝东江北的墙缝各山头阵地,则由补充团分布扼伏。在阵地与阵地之间,李延禄挑选有战斗历练的老兵用机枪把守,因为阵地之间是大小不等的开阔地,如果火力配备不强,就容易被关东军钻进来对设伏实施反包围。李延禄命令各部从后山进入阵地,以免在阵地前留下脚印引起关东军的警觉。并嘱咐设伏西山岭的戴凤龄,说关东军进入时一定要隐蔽好,不能暴露一点声音,东边5号阵地不开枪,你们不要惊动关东军。整个设伏部队最东头的5号阵地枪声为令。5号阵地既是掐头阵地。
  指挥所设在5号阵地后边无名高地上,那里山势很高,和5号阵地只隔一沟,山上一块巉岩石。脚踏在巉岩上,可以俯瞰牡丹江通往镜泊湖的弯道,各阵地守伏的补充团全在李延禄眼皮底下,从这个无名高地,可以掌握战场发生的全景。
  牡丹江下江瓦房店有个猎户叫陈文起,闻知关东军来了,带着全家逃到西山戴营驻地,因为他是使枪的猎人,平常和戴家炮手熟悉。这次躲避到西山上,他想参加戴营的伏击战,把关东军当猎物打,体验一把打猎的乐趣。不过自己手里围猎用的是松口猎枪,看着戴营手里都是快响的钢枪,很是眼馋,心想,趁战斗打响机会也缴获几支关东军的好枪。早春三月的天,北方还在零下十来度,天冷又不敢生火取暧,就守在山后生生被风吹寒袭。守了三天不见关东军动静,补充团和戴营守着有点耐不住性子,陈文起想趁夜潜回家取点东西来,顺便再探探风声。谁知日军半夜偷偷开进瓦房店,正在炕上抽烟的陈文起被关东军逮个正着。开始关东军认为他是抗匪的探子,经过审问和他的装束,就认了他是窜山林的猎人,逼他给关东军带队。陈文起一听,这好呀,他知道救国军设伏的位置,就答应了。
  去牡丹江不走山地旱路,顺江面上有两条冰路可选择,一条是江南苏吉额穆下的冰道,一条是补充团设伏的墙缝地段的冰道。正像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回忆中评价,如果陈文起怕死,可以带关东军从瓦房店渡江绕道走江南冰道,避离墙缝伏击阵地,如果他以此卖主求荣的话,可以将救国军设伏秘密告诉关东军,引导关东军从后山实施反包围。关家小铺阻击战,是因为汉奸魏学海事先探知设伏情报,使得关东军从设伏的八连后沟包抄过来,将一场伏击战改成被动的阵地战。这是后来李延禄总结整个镜泊湖有失有得的连环战,通过八连的损失,才更加称赞陈文起勇敢把关东军引入伏击圈的行为。
  那么现在,陈文起真就把关东军天野旅团大军,勇敢地引到墙缝冰道上。天刚蒙蒙亮,从无名高地的指挥所上,老远就能看到浩浩荡荡开拨过来的旅团战队,四排纵列,扛着枪,有押着抓来运载武器弹药的马车,马车和行列的关东军拥挤走在冰面上。等关东军先头部队到达最东边5号阵地,史忠恒首先开火,一时间整个潜伏在墙缝沿线阵地后面的补充团勇士,拼力往崖下冰道上的关东军堆里扔手榴弹。关东军队形乱了,遭受着5号阵地、4号阵地、3号阵地、2号阵地和1号阵地上的手榴弹的轰炸。补充团躲在岸石后面保险地形,只往崖石下投掷手榴弹,就可以听到崖石下狼嗥似的惨叫声,那是关东军肉体被炸零碎和炸飞的绝命声。补充团听见关东军惨叫声,更增添战斗的勇气,他们急速往下投手榴弹,一个专拧手榴弹盖,递给投掷手,投掷手只管拉弦往下边人堆里扔,投掷节奏很快,如同连发炮弹效果。冰道上光溜溜毫无遮挡物,关东军只有挨炸份,没有躲避地儿,江中间的柳毛丛离冰道很远,再说指挥官命令士兵不许后撤,成集团往崖缝上冲,又成团被手榴弹炸碎,他们既恐怖紧张又不甘心失败,崖缝都是陡立的墙面岩石,很难仰面冲上去,后来关东军想通过两阵地之间平坦开阔地对补充团实施反包抄。李延禄事先预计的机枪手,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守在5号阵地的刘金峰掌控着捷克机枪,和几名补充团战士拼命往冲进开阔地的关东军身上猛扫。补充团机枪据守高地,看得清楚,冲进开阔地的关东军毫无遮掩地被机枪突突死,扔下一片一片尸体。
  守在西山阵地的戴营更是过瘾,他们据高临下,独立营2连和3连在正面半山腰截住关东军,配合东边的补充团关口子。这些炮手个个都是摆弄枪的老炮手,枪打的准,毙命率高,三百人的炮手,形成一排排射下来的枪弹,雨点式地射在关东军的身上。戴万龄三儿子戴克吉,开战前带着三名炮手守在西山东山腰,山根是一条沟加接东山一号阵地,那里窜进一队关东军,想对一号阵地反包抄。戴克吉三个炮手朝窜进来的日军开火,日军背部受敌,扔下几具尸体,退逃出去。
  打了近两个小时,关东军渐渐支撑不住,开始认输往江中间柳毛丛里撤,江中心距墙缝远,手榴弹对那里构不成威胁,补充团子弹又少,补充团有劲使不上,双方处于僵持阶段,但是关东军不甘于失败,想捞回惨败的损失,组成一次又一次反扑,终因近距离被补充团的手榴弹炸退。关东军开始朝墙缝崖上发射炮弹,一次次炮击墙缝,又因墙缝特殊地理特点,打近了碰在陡石墙面上滑落下去,在崖底下爆炸,打过了就绕到伏在补充团后边的山地里爆响。补充团头顶上是嗖嗖而过的萝卜弹头,在他们身后爆炸。关东军再派出集团式的团队往墙缝豁口处冲击,又被崖石后的补充团轰炸下来,留下一堆一堆的尸体。又有几队朝墙缝阵地之间开阔地冲击,在两侧高地崖石后面是补充团的机枪手,正好朝冲进开阔地豁口的关东军扫射。
  日军经过几次轮番冲击,都被补充团的机枪和手榴弹控制住。但没想到的是,关东军队尾的部队占据了西山半山腰阵地,这样一来,补充团1号阵侧冀就露给关东军。关东军开始通过西山沟底反抄1号阵地。关东军用迫击炮轰炸,1号阵地的碎石四裂腾起,关东军趁补充团躲避山石蹦裂,冲上1号阵地半山腰。这时给李延禄当通讯员的当地村民李长发急急跑来,告诉守在1号阵地的连长朴根重赶紧转移撤走,1号阵地补充团这才遵令朝后山高地后撤。站在指挥高地的李延禄看的明白,开头是听到西山戴营没有枪炮的动静,后来通过望远镜发现关东军占据西山高地,并向补充团1号阵地冲突,就告诉身旁充当通讯员的李长发赶紧让朴根重撤下来。为保存补充团实力,命令墙缝各连不要恋战,整个墙缝补充团也开始有序陆续撤出战斗。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7 06:48:06
  11、墙缝大捷(2)

  二、关东军向导陈文起的作用
  自九一八关东军跟东北军开战以来,关东军一路凯歌,所向披靡,马占山的江桥决战,虽停滞了关东军进攻的步伐,最后马占山还是被关东军收买而占据齐齐哈尔;冯占海邢占清的哈尔滨保卫战,在李杜联盟下,最后也没顶住关东军钢铁阵势,铜墙铁壁被攻破。现在,关东军怎么也没料到,会在墙缝上遇到伏击,并且是不见经传的地方部队。他们从损失的惨败中,得知这是对方一场有准备的伏击战,占据天时地利条件,对十五旅团构成死亡危胁,天野从急战取胜中冷静下来。整个墙缝战斗从早上天放亮开始打,持续到下午两点,虽然关东军攻占了西山高地,但对于控制墙缝阵地,天野还是心有余悸,通过损兵折将,他体会出对方战地长官是位善于诡黠兵计的对手,再往前冲,还会遭到神幻莫测的陷阱,他决定撤出战斗,急令部队在江中湾集结,成梯队交叉往后撤。
  墙缝伏击战成功取得,不能不提陈文起向导的作用,然而在关东军遭到墙缝山崖线上手榴弹轰炸,损失惨重中,得知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伏击战,那就是抓来这个向导故意把他们引入伏击冰道上,他们开始四处找那个向导。
  陈文起在战斗打响后,和从敦化抓来的“官车”车夫,一起躲难在巨大卧牛崖底下,躲避着上头的手榴弹的轰炸。他们身旁有个墙体豁口,日军就想从这个豁口中冲上墙缝上去,又一次一次被炸回来。那些被炸死日军扔掉的三八大盖,陈文起在石底下看的清楚。他在戴营发过誓,在这次伏击战中一定要缴获一支不比你们逊色的好枪。他起身离开崖石,靠近豁口在瞧准时机,车夫一见他站在那,一个劲喊他赶紧猫起来,别让流弹刮着!胆大的陈文起没有惧色,还朝车夫挟挟眼睛,他想趁日军退下来的间歇再去取枪。散布五华里的日军各分队接到长官的命令,在抓来民夫堆里寻找那个把他们引入伏击圈的向导。所以还没等陈文起去取枪,被搜索他的日军小队发现了,他们还在躲在石墙底下的民夫翻认着呢,正好看见他就站在崖石旁朝墙缝豁口探望,就拥过来抓住他。
  陈文起被抓住后,没有惊慌,面对抓他的日军得意哈哈大笑:我早就没想打算活,早就想把你们这些兔崽子送到这里来!哈哈!这更惹起日军的恼怒。他们死亡代价太惨了,好多同班同队的兄弟都惨死在墙缝阵地底下,他们要拿这个向导出气,把他带到江北黄姓村舍里,吊在老黄家的马架子大梁上。那也没服过软,大骂不止:王八犊子,老子被你们弄死也够本了!看看墙缝冰面上你们的尸体,老子够本啦!
  日军开头用皮带抽他,后来用剌刀划开他的肚皮,陈文起知道自己必有一死,死前也不给中国人丢脸,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骂不绝口,最后陈文起被日军的剌刀折磨死了。
  陈文起,父辈在敦化至宁安的通商古道瓦房店开了一家车马店,供长途商人驻店歇脚喂牲口。可是陈文起打小就喜欢摆弄枪打猎钓鱼,不喜欢看人脸色端茶倒水伺候人,不安心和家父经营店铺,喜欢无拘无束的山野生活,夏天打鱼冬天打猎,练就了一身轻灵矫健的体格。那天晚上他偷偷潜回瓦房店家,虽然被日军抓住,并让他带路,他乐了,凭他身手到时候一定会脱身,就答应给日军带路,故意往李延禄设伏的圈里引。
  他回头看着身后的万人敌寇大军,心里禁不住喜色,这帮兔崽子,一会让你们在墙缝见见中国人的威风。他知道,别看这帮兔崽子跟他使横,到了墙缝那,他会看到一场精彩过瘾的伏击战,这比他平常逮着大个子的狍子还过瘾,战后他可以向戴家炮手炫耀,如果没有他勇敢的“向导”,你们就不会打出这么漂亮精彩的伏击战。他也暗暗发誓,通过英勇的表现,战后就有资格加入补充团,以后就和他们一起打关东军,这比打猎更过瘾。所以他盘算好了,一定要在战场上捡几条好枪,更有资本加入补充团。他要参加补充团而不加入他熟悉的戴营,是因为戴营炮手个个都是神枪手,他到那里显示不出手把来,到了补充团,那多数是刚参军不久的搂锄杆的庄稼户,凭他一手好枪法,说不定弄个班长排长当当,以后会带很多的弟兄们去打关东军,那才让他有充实感。
  墙缝打响后,他站在山石那还在想,捡到枪后该朝哪伙日军射击,他的这些想法不没等实现,就被搜索他的日军分队发现了,一拥把他抓住。
  战后,陈文起烈士的坟墓被补充团掩埋在2号他牺牲的山坡下。据陈文起后代叙述,陈文起被关东军残忍杀害后,陈文起老伴黄海珍在乡亲们掩护下,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回到敦化,隐姓埋名躲避起来,那个罪遭的简直都没法活了,没有男人的黄海珍还是坚持艰辛度日,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闺女出了嫁,儿子娶上媳妇成了家,后来人丁也兴旺起来。直到建国后,陈家后代来到陈文起牺牲的地方,那里隆起一座坟,当地村民告诉陈文起后人,那就是陈文起坟墓,是战后补充团打扫战场,把陈文起尸体抬到他被日军抓住的2号阵地,淹埋,并立了块木板碑。后来陈文起后人就将墙缝的2号阵地做为自家祖坟墓地,多年以后黄海珍过世,家人把她合葬在陈文起幕里。如今陈文起地下有灵,看到陈家后代人丁兴旺,会很欣慰的。
  2019年3月13日,镜战真相求证者在那天去墙缝旧战场踏查,碰见了陈文起的三个孙子,孙媳妇和重孙子重孙媳妇。我们一起站在陈文起幕前,三叩头拜奠抗日民族英雄陈文起,是他的向导作用将天野旅团在墙缝损兵折将,陈文起是抗日英雄!当年他亲眼目睹了关东军被他导入墙缝伏击圈,遭受的损失,如今看到孙儿一大帮,他一定会认为八十七年前他给关东军做的向导,很值!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7 11:30:54
  12、墙缝大捷(3)

  三、配属墙缝战的西山口戴营

  再说说配合补充团墙缝阵地战的西山戴营,战前李延禄交代过独立营长戴凤龄,让他们在西山岭构筑好阵地,藏好,先放关东军进来,东边的史忠恒的5号阵地不响枪,你们这边不要急于动手,要尽可多地放关东军入围。同时还交代注意封住西山岭与补充团扼守的1号墙缝阵地,提防日军从两阵地间的割口冲进来,包抄补充团。戴凤龄领受任务,做好岭南正面战场的准备,又派三儿子戴克吉带两个弟兄移到西岭东山半截坡上,修筑工事,按照李延禄的吩咐,在这里扼守与东山岭墙缝1号阵地之间的开阔地,据高临下保证1号阵地补充团的侧冀安全。
  戴营是救国军独立营,下属三个连,共300来人,是由敦化沙河沿大地主庄园戴凤龄,由一家老小和大院的炮手为基干,又从百十口佃户中挑选身强力壮的村民,补充到戴营。戴凤龄已经年过六十开外了,家大业大,是个远近闻名的大院庄主,大院四周有炮台,院内有烧锅酒房和笨榨油坊,生活的充实使得脸色红润,体态肥胖。戴凤龄是典型的具有民族正义感的爱国农民业主,眼见关东军的入侵,他不能坐以待毙,见盟弟王德林组建抗日救国军,也将一家老小组建起来。王德林开始给了救国军直属第五营的番号,但考虑戴营组成人员跟老三营组成不同的特殊性,将直属第五营称作独立营。戴凤龄向刚组建的独立营作动员:关东军来了,我要跟你们年轻人一起上战场。没有国哪来的家,只有联合一起打关东军,先把关东军打跑了咱们老少爷们才能过安稳日子。可以说,戴家自发性地请缨抗战是很感人,是具有英勇不屈民族反抗精神品质的,除了把老幼病残送到关里老家,凡是能跑能动的妇女都编入独立营后勤队,老伴儿媳妇和还有没满十八岁的孙女戴素芸都加入了,后勤队有伙房,救护队。再安排一些年龄稍大一些在家留守继续经营大院和庄田地,为独立营储备粮秣保障,所以独立营除了三个连为300人外,加上营部后勤队二十多妇女,已达到三百多人,可以说戴家为了保卫家园驱除关东军,是举家抗战的。为保证独立营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戴凤龄腰挎捷克镜面匣子枪,亲自担任营长,几个儿子分别为下属连队正副连长,以大院护院炮头和叔伯兄弟还有叔侄为连队骨干队长班长,挑选出来的青壮村民,在炮手训练下充当兵员,戴营很快就成为救国军里独当一面的家族式管理的抗日队伍。戴营武器精良,就连原系纯正的东北军老三营都比不过,这是戴凤龄平常为防犯土匪绺子,花钱通过白俄黑道贩运过来的外国军火。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初踏戴家大院,猛见戴家炮手拿着青一色外国造武器,心里也是一惊,因为在东北军携令不抵抗,不是逃跑撤退就是降日局面下,很多地方部队不顾及同为东北军,比如于大头(于琛澂)、张海鹏等东北军旧属,他们纷纷主动投向关东军,充当攻打坚持抗战东北军的马前卒,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李延禄担心,这样一支没有军令训练的民众组成队伍,一旦被敌伪势力瞄上策反收买,指不定坚定不了自己的抗日决心,顺势投降日军,给抗日武装造成威胁。
  组建不久,戴营跟随救国军主力攻打敦化,李延禄在分配任务时,考虑戴营是由农民组建起来的团队,保证不了军令的军法约束,分配戴营在外围打援任务。不料一件戴营违反军纪的事件发生,差一点被军法处决,事情是这样的。
  攻打敦化是为了收缴敌伪储备的公款和捐款,这是事先和城内商会暗地达成的秘密协议,但表面还要打马乎眼遮掩以免走露风声,说攻城是为了收缴武器,充实逐步扩大的救国军队伍。后来戴营通过吴义成探知,攻城是为了去银庄缴获敌伪公款和商会募集的大批捐款,这让戴营手下几个人很是不服,这样攻城的好事不让武器精良的戴营攻城,让他们在城外闲搁起来,显然是拿戴营不识数。戴凤龄看出部下有意见,斥责部下严守军令,不能挑挑捡捡,都是统一行动。敦化城攻入很久了,城里也没有枪声,也没人来通知戴营是收队还是继续在这闲搁,是不是救国军攻进城,光顾着大吃大喝,把城外的戴营给凉晒了。戴凤龄有个赵姓弟媳的侄子是营部通讯班长,就向戴凤龄建议去城里打探一下什么状况,应该主动和攻城指挥部取得联系。戴凤龄觉得总指挥王德林和副总指挥孔宪荣远在五十里外的大荒沟坐镇,这样攻入城里的救国军没了硬人约束,他们在城里干嘛呢,加上一直没人来联系戴营下步做什么,部下的建议到是有理,就准他们进城看看是啥情况,找到攻城指挥部的人问问,仗打完了戴营是撤还是进城。临走前戴凤龄嘱咐赵家侄子,遇到救国军大摆宴席咱也别跟人吵不跟人闹,咱戴家不是没见过好吃的,只是探探城里是啥个情况,找到攻城总指挥吴义成和参谋长李延禄,问清独立营下步往哪调?
  赵班长带着一些人进城了,城里到是挺肃静。开头救国军攻打敦化城,城里守军几经枪战就撤了,只是逃在离城很远的地方不甘心地往城楼上打炮,以显示他们在抵抗。这样,救国军按照事先跟银庄说好了,要取走存放在官银钱款,但是钱庄经理和襄理还是不放心,说关东军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他们一家老小都在城里,性命都掌控在关东军手上。李延禄说可以把家属送到关里另图生计,职员愿跟救国军的,可以跟救国军走,不愿跟救国军的可以随家属回关里,但是钱款必须提走。
  钱庄职员主动将钱款交给救国军是暗地里进行的,救国军这边就李延禄和先遣官知道。银款打包是很费时间的,他们好几个人在过数,一条一条地记账、核对、盖章、签收这样很繁絮的程序。李延禄一看这过账速度急了,命令把所有公款打包封存,等到了救国军那再细点验,把捐款人名册也保管好,这样速度快起来,大家忙着搬运装车。李延禄总揽的城里事务太多,嘱咐几句就出去巡视城防安保去了。大家搬运大包小包地往车上装,经过一上午忙活打包装车,总算装的差不多了,现场监场的敦化商会长万茂森这时被人叫了出去,来人向他嘀咕了几句,万茂森脸色突变,进院指令装车的人不要再装了,装上车的也卸下来,银庄炮手举枪不让银款车走。李延禄得到报告说万茂森反悔了,急忙跑来问出什么事了?万茂森一脸怒色说,有一股救国军闯进北大街一家小钱庄,把打包好的钱拿走了,暴露了我们是主动配合你们提款,将来会有人告发的。为了我们的安全,要求把捐款人名册都烧了,并撵救国军走,再让钱庄炮手打几枪,不然关东军来了无法交代。
  任凭李延禄怎么开导,万茂森就是坚持不准拉走官银捐款。这样,救国军违纪擅闯钱庄,造成救国军攻打敦化城没有提成款子,无功而返。经查,是戴营一小股窜进城里,正在街里打探攻城指挥部,碰见慌张跑过来的身穿马褂的银行职员,问他们慌什么,钱庄职员就说救国军在银庄打包装钱款,还保密不让其他队伍知道。赵家侄子觉得这是救国军搞偏心,把戴营支开城外远远的,他们在城里捞银行。
  其实是钱庄经理们动了个心眼,虽说商会长万茂森私下和救国军商议好,要秘密运走官银和捐款,这些钱庄职员不愿离开熟悉的职业而躲避逃亡外乡,所以看见一支救国军队伍在街里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就拉过那个领头班长,就唆使他们说,有一伙救国军在永衡钱庄打包装钱,你们再不动手就晚了,现在是谁动手钱就是谁的。赵班长一听,把老戴老爷子临来叮嘱进城只打探消息,不准乱来的警训早忘脑瓜后去了。赵班长眼珠转了转,鬼精心眼上来,捞不到肉吃还搂不到钱吗!在眼前小职员带领下,来到一家小钱庄,扛走了打包好的钱袋子。随后,小职员紧跟跑去找到万茂森,如此这般挑唆,惹得万茂森不让先遣官装走官钱和捐款,救国军攻打敦化提款计划落空。
  李延禄在万茂森那碰了鼻子灰,救国军三军费力攻城又空车而返,就让军法处长郑兴下去调查是那股队伍违反军纪。经查,戴营的通讯班赵家班长被查出,李延禄带着赵家班长去大荒沟临时总部王德林那交命,为整肃今后救国军统一军令,以赵家班长为戒,要求严惩处决。戴凤龄听说后,赶到大荒沟总指挥部,请求要枪毙就把他拉出去枪毙吧,违反军纪的虽然是部下,但是自己看管不严,罪责难逃。一旁的孔宪荣见六十开外的戴老爷子跪在地上,请求处罚,内心不忍,说戴家为了抗日,砸锅卖铁倾家撇业,戴营毕竟不是正规教化的部队,念戴营第一次违纪,往后仗有的是要打,给戴营立功改过的机会。王德林是重情重义大哥型主事人,心里也不忍枪毙了戴家人,见孔宪荣这么说,借桥下坡扶起戴凤龄,劝慰都是自家兄弟,不要在钱财上伤了义气和感情,那就按二弟说的,给戴营立功改过的机会,行吧,参谋长?王德林这样问李延禄,李延禄自然不好抹了总指挥的面子,心虽生气,也没做反对,戴营违纪就这样撂下了。
  随后不久,天野旅团进犯,救国军为保存实力躲进山里,只有补充团拉出去要跟关东军干一仗,戴凤龄觉得给戴营增脸的机会来了,就主动请缨要求配属补充团打伏击。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8 07:01:48
  13、火烧松乙沟

  墙缝战役后,李延禄刚想布署下一场战斗,就接到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命令,让他和军法官郑兴抢在天野旅团前,将宁安城官银钱庄的公款提出来。刚刚结束了墙缝伏击战获得大捷,王德林不急于布署救国军继续阻击天野旅团,而抢先天野旅团去宁安提款,不是对歼灭天野旅团胜心不足,是他心里清楚,对于缺少弹药的补充团来说,那是靠地形取胜的,下步如何取胜,王德林不是先知诸葛亮,所以在副总指挥,也是紧跟他多年的贴身义弟孔宪荣的唆动下,他做了先提款的决定。因为在吉林连克三县,除了缴获一些枪支弹药,官银钱号事先都被敌伪提走了,救国军军饷仍然空空,部队还在发展,没有钱很难保证部队军需给养问题,所以提前去宁安提款是救国军头等大事。其实,去宁安提款完全可以让救国军的军官去提,但王德林认为李延禄有学问,头脑有思路,对自己忠义,不像孔小鬼生性贪婪,小心眼,只看眼前利益。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李延禄起义前为延吉镇守使监运局缉私连连长,经常和东北军上层军官打交道,这是优于一直为下级军官出身的老三营,包括他这个前营长在内所不能的见历。还有前不久代他去宁安会见抗日盟主赵大头,又与宁安驻防军官有过接触,选他去宁安提款比较合适。
  李延禄阻击天野旅团战斗打的正起劲,冷不丁接到总指挥让他去宁安提款任务,有些拧不过弯来,从墙缝战场上逃出去的天野旅团,现在还保持一定的战斗实力,如果不及时消灭后患无穷,自己做为这场战役前线指挥官,怎么能临阵脱离呢。但又一想,公款对于刚组建起来的庞大救国军来说,极为重要,他是救国军生存的军费保证。如果不去,王德林肯定会让他亲信孔小鬼去,那孔小鬼办事莽撞,急功近利,肯定要带一批人去,那阵势就是抢银行来的,在二十一旅地盘上乱来,弄不好就得兵戎相见,关东军还没消灭先自己阵营里掐起来,才是最大的不幸。
  李延禄思前虑后,有了自己的计谋。临去宁安提款前,将第二次伏击天野旅团战斗做了布署交代,他根据地形做了这样的布署。天野旅团在江北墙缝地段遭到伏击后,绝不敢再重蹈二次墙缝覆灭命运,那就避开墙缝江面而走江南靠山的苏吉额穆,江南那地势高山险要,林立的山峰、悬崖、巉石随处可见,人称阎王鼻子,天野刚遭到伏击的惨运,量他不敢再冒险走江南靠山路,但战场上没有绝对不可能,李延禄还是请示王德林的批准调来姚甲航营在江南靠山处设了疑兵,促使天野按照他预计的布署走松乙沟。
  松乙沟,是从镜泊湖南山鹦哥岭去东京城旱道,是块平坦开阔的大草甸子和榛柴丛生的空旷地带,加上冬春交季,冰融草干大地回暧。李延禄决定让天野旅团走这条路,他想让当年诸葛亮火烧葫芦峪在他运筹帷幄中重演!看到春干地燥刮起的沙风,李延禄更在心里念叨:天公作美,烧死这帮王八狗日的!
  其实天野真想抄近路通过镜泊湖冰面赶到宁安,但望见鹦哥岭方向人声噪杂,人影晃动,打锅做饭灶烟从森林各处冒出,他心胆怯了,墙缝恶梦记忆犹新,他不想再招惹这伙在东北军序列查找不出来的劲旅,他放弃了硬碰硬跟这些惯常山沟里的土豹子。他指挥部下绕路走旱道,就是李延禄事先计划的,派作战参谋李延平去调赤手待命的崔永贤领头的老头沟矿工。这是要求参加救国军的爱国矿工,由于武器缺乏,救国军没能把这些一千五百人的矿工编入队伍,只做为预备兵员徒手待命。这时,李延平去挑选出五百名矿工,人手一盒洋火,来到松乙沟潜伏,按照预定任务做蓄柴准备。而江南岸鹦哥岭方向,姚甲航按照领受的疑兵任务,带几个骑手,马身后拖着捆绑的榛树枝催马来回跑,荡起尘灰。
  天野旅团派造遣支队来到江南冰道,看到前边灰尘荡起,森林里人欢马叫,这里要放了多少精兵,关东军虽然装备精良,配有迫击炮和掷弹筒,但对方是隐藏在暗处,他们是在明处,还会遭到墙缝伏击战那样的被动局面,所以他改道走顺嘉吉河走松乙沟。而松乙沟是宽宽的一目了然的大草甸子,两山对草甸子威胁不大,如有伏兵正好发挥关东军武器的优势预以歼灭,天野决定走没遮掩物的宽敞松乙沟,这一决定让天野旅团又遭致第二次火海劫难。
  出身日本军大的高材生天野少将,是第二师团、曾给他当过教官的师团长多门得意门生,自九一八发动奉天战役以来,第十五旅团一直担任第二师团主力先锋。九一八当晚攻占奉天就是第十五旅团的第二十九联队,随后驻扎在辽阳的十六联队,在天野率领下,随第二师团主力攻占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还有辽阳、长春、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等地,都留下天野旅团的战绩。11月4日,天野旅团逼近嫩江的齐齐哈尔的马占山防地,在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配合下,经多次反复轮番攻击,终在19日将齐齐哈尔占领,随后12月中旬哈尔滨外围,配合长谷旅团合围了冯占海李杜组成的哈尔滨联盟保卫战。可以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关东军第二师团的天野旅团,是一支王牌劲旅,几战顺利得手,所向无敌,也让天野旅团骄狂气傲,在他们认为,被他们称为支那病夫的中国军队,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事实也正如此,不足二万的关东军,竟然把十多万留守东北军打的满地找不到牙,关东军更加胆大妄为,从偷觑惹动战争到带动日本大本营对侵占满洲的支持,都与关东军第二师团两个劲旅敢打敢拼的勇猛顽强作战分不开的,万万没想到,天野旅团竟在南湖头墙缝遭到中国游击队的伏击,这给关东军丢尽了颜面。
  经墙缝遭到伏击,天野决定先逃出死亡魔区,尽快赶到宁安,再想办法回师哈尔滨。经墙缝遭受伏击战,马车被炸毁了,车夫跑光了,各分队损失不少,现在统计起来,还剩下三千来人的战力,他命令拉着炮车和驭马,避开墙缝通商古道和江南岸的苏吉额穆,绕道向南朝开阔的松乙沟进军。
  天野又一次失算了,他遇到的对手是足智多谋的李延禄。李延禄年轻时爱听行侠丈义的梁山好汉,也喜欢三国演义中的论谋布阵,这次他就仿效诸葛亮火烧葫芦峪,他领崔永贤和李延平带着五百名徒手矿工,在松乙沟备足干柴榛树枝,手拿洋火在这里等待多时。
  天野残余进入松乙沟,等他们全部进入草甸子时,一颗信号弹升空,四外窜出手拿洋火的矿工,他们猫腰点燃榛柴棵子,躲开等关东军发现窜出的人影,慌乱开枪,但是已经晚了,一时火焰冲天,火势借助风力,四处燃烧起来,正是春干气燥,草木易燃的时节,冲天大火度卷着扑来。日军只好顾命逃离火场,四周被大火包围着,灼烤着,他们见那大火如张开缭牙的血盆大口,怒目圆睁朝他们涌来。他们朝没有燃烧的草甸子躲去,但是很快那没燃着的很快被铺卷来的大火盖住,关东军被烧死很多,加上他们身上背的子弹盒,被火燎烤引燃爆响,炸死了还没有被烧死的日兵,他们痛楚地翻滚着身体,地上是刚烧完的火炭,更是灼烫着他们伤残的身体,火势过后,留下糊焦的尸体。
  天野急得热锅蚂蚁团团转,悲哀着等着被烧糊在这里,本庄繁还等着他回到哈尔滨给他这个惯勇悍将授勋加奖呢,他也不跑了,跪在草甸子上等着被烧死。有个年长的老兵出了主意,拉他们跑到上风地还没烧的草甸子自先点燃,等烧完了他们就躲进烧过的那里,来势汹猛的山林大火扑来了,到了他们已经烧完的地方灭了,这里就成了安全避难地处,他们就传令各分队,如此效仿自保,动手点燃附近的草甸子,他们再跳进烧过的黑糊糊炭灰上,果然山林大火没有烧进来,他们幸免逃过大火。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8 12:02:29

  第一章 14、宁安风云

  1931年9月18日午夜,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军令,使得关东军如入无人之境,东北军不是避战就是卖身投靠关东军,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李杜率先举旗抗日,去联络从吉林撤退到哈尔滨的冯占海、邢占清等东北军等爱国军官,在哈尔滨组成联合阵营,各自阻击关东军的入侵,终因没有统一协调各部被日军分而击破。驻在延吉的十三旅吉兴服从汉奸熙洽的命令,率先投敌,形成吉东三角防护的南门洞开,此时牡丹江告急!李杜从哈尔滨败退回到依兰自己驻守的地盘后,准备另行举旗继续抵抗关东军,并四处招兵买马壮大阵营,派亲信携银两去吉林汪清活动,拉拢延吉的老三营入伙一起抗日,老三营王德林刚脱离十三旅,不想再受人支配,另行组建抗日救国军。此时驻扎在宁安的东北军二十一旅赵芷香,老谋深算地欲趁乱世招兵买马壮大阵营,作为将来是主战还是降日的交换资本。
  关东军攻下哈尔滨后,开始向东部渗透,对宁安二十一旅赵芷香进行拉拢收买。开始赵芷香因与东北军吉林长官张作相亲属关系,还想借助张作相的影响力当吉东抗日联盟的盟主。吉东联盟包括二十一旅嫡系部队,密山的单桂香和宁安保安总队刘万奎,都被他收编,李延禄代表王德林参加了这次联盟会。但是赵芷香头大鼠胆,面对哈尔滨被日军攻陷,关东军对东部地区的步步紧逼的形势,他又不想当盟主了,脚踏两只船暗地里派人和关东军搭上关系。关东军也不是吃醋的,既然赵大头有这个意思,直接将吉林伪警备旅的郭英奎团派驻宁安,逼迫赵芷香改二十一旅为伪满警备旅,更不给他忧虑时间,在牡丹江、宁安等地周围都派驻了日本警备队,牡丹江基本上已经被关东军控制。赵大头直系部队都分散密山、东宁、牡丹江和横道河子几处,镇守使总部就一个营,追随赵芷香的刘万奎带着保安总队(团)离开宁安躲到穆棱去了。
  墙缝大捷,大大振奋了周边东北军和伪满武装的抗战信心,明里投靠救国军,暗里支助救国军。李延禄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和郑兴闯进宁安城提款。李延禄到了伪官银钱号的时候,宁安县和各局大大小小头目都到了,等着配合李延禄提款,是因为他们听说了墙缝大捷。但是这些人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让救国军派队伍来宁安打几仗,这样他们事后也好向日伪有个交代。李延禄这个时候上哪调拨部队,疲于墙缝战的补充团需要休整,崔永贤那五百矿工正在松乙沟,救国军的主力在墙缝阵地战感召下,也下山到南嘉吉河一带阻滞从敦化方向开拨来的关东军援军。再说那个警备团长郭英奎,是个心里红的伪满军官,他表面来宁安是监军的,在墙缝大捷振奋下,私下偷偷准许李延禄进城提款。如果真就调部队来,郭英奎也会令警备团象征性打几下,那样费时耗力。李延禄从商会会长那获取了郭英奎的心里红动态,采取了大胆直面的要求,他直接给郭英奎打电话,声称自己是从南湖那边来的,郭英奎一听对方口气,就知道是谁,当即回复:你们干的好呀!知道你们来提款,怎么样,提走了没有?经过短暂的交谈,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准许李延禄提走官银。另一个消息传来,天野旅团真没走苏吉额穆的阎王鼻子,崔永贤和李延平带领的矿工火烧队,在松乙沟再现了当年诸葛亮火烧葫芦峪的画卷!天野从火海里逃出的剩余部队正往宁安赶。李延禄要赶早布置第三场战役,他让郑兴押着两大卡车的现款,在伪警察署的配合上,安全押赴救国军总部新驻地五虎林。
  李延禄要考虑第三场战役在哪发动。赵大头是鼠胆之辈,他能坐上东北军二十一旅旅长兼宁安镇守使位置,完全靠与东北军吉林当家人张作相亲属关系,平日对张作相表现的附首听命巴结奉承,见风使舵,又用积攒的银两上下打通,才稳稳坐上现在的位置。眼见东北军衰败伪满强盛,他又动起了准备接受伪警备旅长的心思。受南湖墙缝大捷影响,赵芷香部下两个亲信连长把赵大头绑了,直到赵大头献出现洋两万元作为支援抗日军饷才作罢。所以第三场战役指望赵大头是不可能的,李延禄建议刘万奎不要退守牡丹江乜河一带,要西进中东铁路,开到海林或山市一带,把守宁安西大门,在那里可以堵截从哈尔滨来援之敌,又可以阻挡天野残余部队的西窜。这样,宁安城就剩伪警备旅郭英奎团了,郭英奎虽暗地里支持李延禄,并提供电话让李延禄调动布署兵力,但要站在明面配合李延禄阻击天野,他是万万不敢的。远在亚布力的由中共党员李延青率领的铁路工人游击队,离海林路途很远,既便调过来也不会赶在天野前到达海林。刘万奎抗日到是坚决,是刚刚起义的部队,军心混杂没有统一性,刘万奎是土匪出身,是半路收编没有实战经验的队伍,不可能担当这么重的阻击任务,他想到了前不久曾经见过一次面的二十一旅600团团长张治邦。
  那是在三个月前,李延禄代表王德林来宁安和赵大头协商联合抗日的事,赵大头碰到这样决定二十一旅前途命运的事,他忧虑的自己做不了主,找来两个参谋长,一个是负责军方参谋长,一个是负责任镇守地方参谋长,还把手下三个团长也召集到一起商讨如何面对局势。晚上,李延禄应邀参加赵大头招待部下的晚宴,在走廊里,李延禄找个机会主动靠近张治邦,问他如果让二十一旅打关东军,委你接任二十一旅旅长,你敢不敢接?张治邦毫不迟疑回答:那有啥不敢接的。李延禄又补充一句,那两个团在左右观望,兴许要坏你联合抗战的事,到不如先把那两个团缴了,你敢不敢?张治邦说:敢接旅长就敢缴了他们。这话就撂到这,李延禄为什么不避嫌地这么胆大直问张治邦呢,是有把握的。吃饭前,他从刘万奎那里得知道那两个参谋长不主张跟关东军碰硬。另两个团长没有表态坚决抗日,只服从辅帅的指示,只有张治邦立场坚定地表示坚决抗日。李延禄在掌握这些情况,才有了进入饭厅走廊上,简短和张治邦达成了协议。
  李延禄手上没兵,自然想到张治邦的部队,张治邦的部队都驻扎在绥芬河东宁一带。李延禄离开宁安城,朝海林方向走去,沿途眼睛也没闲着,一个劲查看周边地形,决定在宁安通往海林途中设伏阻击天野残部。走到关家小铺,他相中了两山夹峙的东侧山峰做阻击阵地,这里是张广才岭的支脉,山崖陡立,公路似沟,如果两山放置阻击力量,定会将天野残部消灭在这里。主意已定,他飞快朝海林车站奔去,到了海林,就给绥芬河的张治邦团长打电话,你不用问我是谁,我是镜泊湖来的。张治邦一听对方口气,知道他是指挥墙缝阵地伏击战那个李大个子,当即夸奖道:你们打的好啊!李延禄见对方称赞战果,就直奔主题:你说的那个墙缝阵地伏击战都是老账了,在松乙沟我们又烧他一家伙,现在就剩四百来人要往海林逃窜,我要在路上把这四百来人处理掉,可是手上没兵,能伸伸手吗?
  张治邦听说要借兵,当然愿意支持,问要借多少人?李延禄考虑张团长背着二十一旅私下擅自调拨部队,是违反军纪的,为缩小暴露目标,一个连就够了,反正对方是败兵流寇。为了遮人耳目,告诉张团长派来的兵要戴上救国军臂章,这样就遮掩600团配合救国军的泄露。张治邦见李延禄考虑周全,索性答应出三个连。随即命令三营钱营长将部下八连九连和补充连五百人,戴上救国军的臂章,坐火车沿中东铁路赶往海林站,听从友军长官李延禄的调配,要积极配属,救国军能打那么好的漂亮仗,咱自卫军也不熊气啦,都给我600团增脸!
  600团今晚坐上火车,最快也得明天早上到达海林。李延禄胸有成竹告诉张团长,不会迟到的。天野旅团在南湖一带被我救国军零敲碎击,已成惊弓之鸟,行军速度不敢过快,走一段山路就要派人上去侦察一遍,恐怕再有伏兵什么的,所以走走停停。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8 17:54:17
  第一章 15、三战关家小铺

  三营是600团最能打仗的部队,特别是八连长张永铭,东北讲武堂出身,是张治邦心头爱将,赏识他年轻又骁勇善战,送给他赵子龙的称号。自打关东军入侵以来,张永铭就憋着一口冤气,堂堂的东北军,为什么就低不过关东军呢,几次上团部请缨上战场。这次,张团长就想到急迫上战场心切的爱将赵子龙。张永铭一听准他上前线,终于可以大
  显勇猛和关东军对着干了,磨拳擦掌欲欲试试,张团长另调两个连配属协同八连。
  中东铁路控制在护路军丁超手里,张治邦是驻扎绥芬河最高军事长官,绥芬河车站是服令于600团的调遣。张治邦打电话给绥芬河车站要求调拨军用专列,对于军事调拨站长哪敢多问执行什么任务,所以调拨专列很顺利。半夜,三个连在绥芬河登上军用专列。从绥芬河途经各站到海林,一路畅通无阻,各站出入列车都靠边暂运,给绥芬河方向来的军列让道。经四个小时途中运行,20日早晨到了海林站,李延禄早就在车站迎接等候。张永铭下了车,向李延禄敬礼,申报自己序列职务,跟在钱营长身后,引导李延禄在站台捡阅了三个连的东北军阵列。李延禄看着赳赳健儿的士气,充满打赢阻击天野的胜利信心。
  看着精气神的东北军三个连,李延禄放心了,领张永铭进了站长室,拿出地图,商讨如何布兵的计划。但是600团假公私自调拨部队,还是被海林站的二十一旅管粮秣的军需校官张福臣发现,好在军需校官平常对张治邦主战态度极为认同,他知道张治邦派兵是来配合救国军阻击关东军的,自有背后张作相亲属关系,他没有举报张治邦擅自调兵行为。虽说张永铭三个连佩戴救国军的臂章,但出入二十一旅防地,是需要征得宁安镇守使准许的。
  赵大头和另外两个团长串通不坚持抗战,惹怒了部下警卫连长项元英,在墙缝战振奋下,和炮营连长么印清反正脱离二十一旅,并将赵大头扣押,当时赵大头为了活命,献出两大箱私储新式匣子枪,献出现洋两万元作为支援起义军饷,才被项元英饶了一条老命。因为安宁没有赵芷香撑控的直属部队,就项元英的亲信警卫连还敢犯上把他给绑了,所以在宁安被架空。
  李延禄让军需官张福臣替他给赵大头打电话,让他交出关防,已无军权的赵大头答应交出军权,只是说再晚两天交关防,李延禄早就识破赵大头的谋算,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他想拖延到天野旅团进驻宁安,再接任敌伪警备旅长。心想,等连环战结束后,让负有爱国正义感的张治邦接替赵大头的二十一旅旅长,这也是当初在走进食堂走廊上,李延禄向张治邦口头承诺,看赵大头态度,他要尽早兑现承诺。
  李延禄又给心里红的伪警备旅郭英奎团长打电话,郭英奎熟悉李延禄的口音,在宁安提款他俩见过面。赶忙打断李延禄往下说什么,说自己在接待“贵宾”,有事让他和的团副蒋中校谈。李延禄知道,天野旅团已经抵达宁安了。当然他们依仗进入郭英奎警备旅控制的宁安,要在这修整几天,恢复一下疲惫的身体和稳定惊恐的部队士气。这样就给海林方向朝宁安方向急行军的张永铭三个连赢得修筑防御工事的准备时间,为了有劲朝宁安行军,李延禄建议吃了饭再走。钱营长就让三个连在车站就地埋锅造饭,经过一宿的火车运程,士兵们还空着肚子呢。
  战斗任务的落实是在车站里进行的,李延禄和钱营长和几个连长进了站长室。李延禄很是赏识充满朝气的张连长,张永铭是东北讲武堂毕业,有着良好山地作战眼光。李延禄说阻击地点放在关家小铺,先是征求张连长的阻击布署。张永铭看了看地图,他将自己的八连作为正面阻击力量,放在迎向宁安方向公路半山岗坡的窝狼圈,这样八连的轻重武器就能对公路上的日军构成火力杀伤。翻过八连驻守阵地山峰后坡,是南北走向的葡萄沟,九连被安排八连阻击阵地山峰的后山葡萄沟,防止日军从背后葡萄沟包抄八连。公路的东山梁家沟就是补充连驻守,配合西山韩家店八连的阻击力量。一切布置停当,连长回各连,吃饱饭养足精力,准备迎战。
  吃完饭,张永铭带着八连、九连和补充连出发了,李延禄将前方的事交由张永铭统领,统一指挥另两个连。李延禄和钱营长留守海林车站,做总协调。从海林到关家小铺有三十华里的路程,经三个多小时急行军,来到距宁安城外三十华里的关家小铺停下来,张永铭实地查看了周围地形,满意点头,此地果然是阻击的好地方。此地群山环绕,公路就在山脚下灌木林旁,野草丛生,公路两侧山势险要,两山正好顺宁安通往海林公路走向,俗称两帮夹一沟。
  600团的三个连在关家小铺设伏阻击的动向,被天野获悉,通过早先安插城内日本特务小栗玄仙,找到替他看守日本洋行店铺的魏学海,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扮成走亲戚的商人,来到关家小铺打探救国军阵地防守情况。
  魏学海秘密前去关家小铺剌探情报,被郭英奎获知,他觉得有必要通知李延禄做好准备。其实郭英奎受到南湖大捷的振奋,也想趁600团三营阻击天野残余,前后夹击天野部队,他通过电话把意图和李延禄说了,李延禄当然欢迎他派人前来阻击阵地,和张永铭协商两军互不误伤的事情。但由于海林到关家小铺没有电话通讯,这些情况前沿阵地总指挥张永铭并不知道,所以蒋中校第二天早上来到关家小铺,差一点没让张连长给毙了。
  张永铭认识蒋中校,两人同出吉林军官教练处是同学,当听蒋中校现在是伪警备旅中校团副,当即顿然变色,拒绝友好,对蒋中校斥责:以前是同学,现在你是我敌对的人,我们是抗日救国军,你们是亲日叛国的伪军!如果不看在同学一场情份上,今天就把你当汉奸处决,现在放你一条生路,赶紧滚蛋走人!
  蒋中校还想声辩解释,是得到你们指挥部人的准许来的,不然怎么敢上山来呀?张永铭不买眼前这个同学账,不是张永铭头脑简单,是因为今早士兵发现有个人在后山峰上,鬼头鬼脑朝阻击阵地探望,又消失进树林里。张永铭认定是日本人的探子,眼前蒋中校既然是伪警备旅的人,那也是前来探剌救国军阻击情况。他并不知道蒋中校是带着郭团长的指令,前来和前沿阻击阵地协商前后夹击日军的作战方案,见张永铭这种气盛态度,就没把两军配合的事端出来,这样军中秘密在这种心境下怎么能随便暴露呢,带着怨气返回宁安。
  郭英奎听蒋中校说到张永铭的态度,感到还是得不到友军的信任,就给李延禄打电话,配合夹攻计划搁浅。李延禄听完郭团长的牢骚,虽为失去两军配合的极好时机,但又为张永铭大义灭亲的爱国气概所折服,心想不怪张治邦团长喜欢这个健将,抗战意志坚定,也就没怪张永铭。
  随后,张永铭派通讯兵赶回海林指挥所,祥细汇报了蒋中校来阵地的情况和他的态度。李延禄肯定张连长的做法,但伪军和关东军是有区分的,只要他们表示愿意反正抗日,我们为什么不表示欢迎呢。话又说回来,也不能被对方示好所麻痹,是真反正还是假反正也要警惕,但也不要排斥,比如这次,就失去他们配合我们的一次良好机会。
  李延禄根据那个冒头日本侦探和蒋中校带着怨气回去的,可能阻击阵地情况已经暴露,嘱咐传令兵回去告诉张连长,要准备打硬仗的心理准备。又派专人去穆棱的五虎林,请求救国军派增援部队赶来助战,因为关家小铺可能被敌人获知,那就会有一场恶仗。但五虎林离这有一百五十华里,就是赶,连去送信时间,紧跟紧也得第二天才能赶到,也就是说,阻击部队要在阵地坚持到明天上午。
  21日早上,郭英奎给李延禄打来电话,说天野旅团的400来人,带着马匹车辆辎重,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了。
  我们觉得因为和前方没有电话勾通,前方发生什么战事情况,后方指挥所都不会及时掌握。钱营长携带电话和营部警卫班,找辆卡车去关家小铺。但钱营长还是晚到了一步,前方阵地今天就被关东军突破。
  这是天野根据掌握对方设伏阵地情况,来了个反包围战术,出城后不久,日军秘密换上警备旅的伪军服装,为了迷惑守军的注意力,先是把二三十辆停在沟口南,八连和补充连的注意力一下被吸引过去,然后日军步兵绕过关家小铺兵,分三路爬上南边的锁头山,再顺葡萄沟东沿山坡和山峰爬过来,接近八连和九连伏守阵地。
  日军的行为被砍柴的当地农民发现,他赶紧跑到八连阵地报讯,说山后面葡萄沟那里,猫伏着日军。八连没有信,先头一个人影偷窥八连阵地,那是日本探子,早上又来个伪军蒋中校劝降的,现在又出现个老乡报谎信,让我们转移对公路的注意方向,这一定是敌人派老乡迷惑我们。很不幸的是,这位好心报信的人从八连阵地往回走的时候,被日本兵发现,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
  日军猫着腰偷偷穿插到八连背后的山峰和九连的背后,先占领制高点。因为八连的注意力是山下公路的南边,没料到日军顺背后的偷袭,等知道背后的山上占满日军,已经晚了,日军占据高峰,向下附冲下来,而八连仰面被动迎击冲下山来的日军,伏击战改为阵地战,战斗在山上打响,双方对搏激烈。日军终于得到报复的机会,经一路被救国军伏击、火烧,现在他们有绝对把握,击毁对方。
  这次,日军占据有利地势,而我们八在张连长指挥下,表现的也极为顽强,就是在这种不利地势下,仍然打退日军三次冲锋。到了下午两点,刘排长、司务长都牺牲了,西山也失守了,张边长也受了重伤,但他不下火线,顽强和士兵们一起迎击日军。最后,子弹打光了,他命令还活着的二十八个士兵上剌刀,冲出去面对面和日军进行肉搏决战。最后张永铭的八连全部牺牲,敌人也扔下一百多尸体从八连阵地逃脱,也就是守候在东山补充团阵地,毫无战事,守在葡萄沟后的九连也被占据高峰的日军所击毁,牺牲八名战士。
  五虎林的救国军增援部队经快速急行军,在预定时间提前来到,但还是晚来了一步,天野带着不足三百人的日军朝海林逃去。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9 10:51:13
  第一章 16、日寇残兵海林逃亡到山岭翻轨

  天野带着不到三百人的残兵,逃到海林车站。李延禄就给躲在梨树镇的后方刘万奎打电话,让他指令驻守在海林西山市的徐贵祥步兵营和么印清的克虏伯炮营营,调到南山去,炮击从海林来的天野兵车。同时,李延禄也给远在亚布力站的李延青打去电话,告诉他我们的“客人”不多了,已经在海林向哈尔滨逃跑,让他们注意迎接。李延青一听来劲了,立即表示一定要好好招待客人。他说只要他们往西来,那就没跑。因为他们是铁路工人,掌握车次西去运行时间。李延青领导的是中共组织的铁路工人游击队,前不久李延禄代表王德林来宁安找赵芷香商谈抗日联合的事时,碰到过负责横道河子、亚布力一带党的负责人程方同志,他是来宁安找李延禄的,请求李延禄派军事骨干去铁路工人游击队做军事教练。李延青率领铁路工人,是通过收缴护路警的武器,组织一支有七八十人的铁路工人游击队。程方和李延禄在宁安碰面,这不是巧合。每当李延禄要在救国军实施自己计划前,都要汇报给补充团党支部书记孟泾清同志,孟泾清就负责向吉东中心县委汇报和请示工作。所以李延禄代表王德林去宁安镇守使商讨联合抗日这样的事,组织是知道的,也会通知绥宁中心县委,那么绥宁中心县委就会通知程方来宁安和李延禄碰面,就不为奇了。
  关家小铺阻击战是自卫军参战,此地又是自卫军地盘,天野残兵为了防止被袭击,在海林市筑起了麻包阵垒以求自保。这样就给堵截的徐贵祥造成日军要在海林驻歇兵几天,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天冷,半夜里士兵们烧起了篝火来取暧,营长么印清大烟瘾犯了,竟擅离职守回去抽大烟去了。大战当即,当官的这种不作为给天野逃离创造有利条件。
  就在守军麻痹大意之时,天野带着残部乘坐的列车从海林开过来了,又在守军控制的山市车站停下来,本来是最佳射击时机。然而天野是在暗处,山上守军是在明处,山上的篝火遭来横祸,不但他们没向山下开炮,反而给日军指明了被轰炸的目标,火堆就是弹着点。几炮轰过去,守军当场被炸死十一名士兵,其中包括营长徐贵社。守军一枪没放地截住逃军,反道被逃军给炸死几名士兵,你说冤不冤?这就是不作为的报应!没有统领指挥战斗,阵地上一片慌乱,火车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驶过,虽说胡乱朝火车开了几枪,火车是打不死的怪物仍然在运行,又是夜晚视明度不好,眼睁睁看着天野的军列被放了过去。
  这已经是3月26日,虽然天野残部在山市侥幸逃过一劫,好在亚布力那边的李延青的游击队,接到李延禄说天野已经逃向哈尔滨方向的电话,就带领七八十人的铁路工人游击队,连夜赶到高岭子地段,着手准备迎接客人的毁路工作,他们在这里,拨掉铁轨道钉。火车在这里走的是盘山道,要经过大窝环,铁路两旁是陡峙高山,是最佳山地伏击地段。在李延青拨掉道轨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7日这一天,天野乘坐从海林逃往哈尔滨的军列驶来了,到了铁路工人拨掉的轨钉地段,火车在弯道是速度倾斜行驶,倾斜重力下将没有轨钉铁轨碾出错位,惯力下车箱倾斜颠覆翻车。守在两侧山坡上的工人游击队战士,集中火力和手榴弹轰击横躺竖卧的铁路旁的车箱。尽管没经过实战经验战斗的铁路工人,枪打不准,但日寇在这里也丧失不少,剩下不足百人的日军逃窜出去。
  称为万人大军的天野旅团,是关东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是九一八后屡立战功的劲旅,从开头来势汹猛到南湖头遭遇阵地伏击、被火烧松乙沟、关家小铺突围战、山市逃脱到高岭颠轨,经抗日武装零敲碎击,最后剩下已不足百人的惨重损失逃回哈尔滨。
  归纳起来,镜泊湖连环战是由中共党员李延禄、孟泾清领导的救国军补充团,在救国军独立营配合下,首战墙缝,到3月27日在高岭遭共产党领导的亚布力铁路工人游击队让天野列车颠轨结束,历时14天,前后都由中共党员的领导从始到终。虽说中共党员当时在补充团还属地下组织形式,但在东北军执行不抵抗,纷纷投降大环境下,利用爱国的东北军积极抗战,是努力贯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精神,用武装斗争的方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侵略行动。镜泊湖连环战,不仅战果空前,政治影响产生巨大,他是继马占山江桥会战失败、哈尔滨联盟保卫战失败后,在东北军产生恐日惧战局面下,唯有救国军补充团敢于担当迎击关东军使命的勇气。当时在补充团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孟泾清,专门就此担当召开一次秘密党内会议,坚决主张“抗日救国”,补充团在这种时刻要敢于牺牲,焕起更多的人继续抗日使命。战役的结果补充团胜利了,最为重要的是撕开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秘面纱,振奋了还在忧虑惧怕关东军的各地抗日武装力量。墙战之后,(按时间序排)从东兴镇出援天野的日本警备队,在东京城被自发起来的民众游击队给击退;宁安的二十一旅警卫连起义,将准备投日的旅长赵芷香捆绑起来;保安总队刘万奎宣布投入救国军;开头惧怕躲进山里保存实力的救国军主力,在墙缝战鼓舞下,副总指军孔宪荣带着姚振山团下山,不甘示弱也要亮一手,在南湖头伏击从敦化赶来解救天野旅团的上田支队;也是因为墙缝战的胜利,也坚定了二十一旅六00团长张治邦抗战的信心,并派部下“赵子龙”张永铭的八连和另外两个连赶到海林,服从李延禄的调动,配合阻击天野残部的战斗。镜泊湖连环战役获得大捷后,许多伪军伪警头领眼睛为之一振。他们从这次大捷中看到民族的希望,或看到自己的出路,纷纷反正。伪警备旅郭英奎团长,驻扎在宁安本来是监军的,暗地里却默许李延禄进宁安官银提款,并意图和李延禄联合夹击天野残部。远在一面坡的伪警署署长邹凤翔也率领全部人械,弃暗投明加入救国军,被编到李延青的铁路工人游击队,联合组建救国军第十七团。还有地方一些伪县长、伪高级职员也弃印杀敌起义了。经过镜泊湖连环战的影响,救国军已经不是四千六百人的队伍,很快就扩编为一万五千人的浩浩荡荡抗日大军了。
  更为可观的是,原东北军二十四旅旅长兼依兰镇守使,哈尔滨联盟司令,正为哈尔滨保卫失败郁郁而归的时节,传来补充团首战墙缝阵地伏击战的胜利和镜泊湖连环战大捷,兴奋高涨,陡增抗战信心,立即派亲信马宪章中校来宁安,联络救国军、二十一旅召开吉林境内各路抗日部队的联席会议,商讨成立联合军总部的事宜。参加联席会议的有,救国军方面有正副总指挥王德林、孔宪荣和参谋长李延禄,二十一旅新任旅长张治邦,宁安保安总队总队长刘万奎,再有李杜派来的全权代表马宪章马中校等人。这次会议,李延禄按照中共中心县委指示精神,通过努力,为救国军争取到了东宁抗日根据地,这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
  在此,补充团支部书记孟泾清也向补充团党内同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要求同志们在战斗中发展我们自己的抗日队伍和革命武装。事实也证明,后来由中共北满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就是从补充团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基础,后来经历宁安游击总队、抗日同盟军到抗日同盟第四军的改编过程,就充分说明“在战斗中发展我们自己的抗日队伍和革命武装”这一原则的正确性。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09 17:48:19
  第一章 17、辽西义勇军歼灭日寇古贺骑兵联队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政中枢置于锦州,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绕过“不抵抗政策”的禁令,在辽西各县以民间义勇名义,发动组织民众抗日武装。揭竿而起的辽西民众纷纷组织起抗日队伍,仅数月时间,义勇军队伍便达数万之众,编成20余路。半年内,辽西义勇军人数达10万以上,占东北抗日义勇军总数的三分之一。

  “老梯子”组建救国军

  1931年9月19日,前一晚打响的枪声仍然不绝于耳,正在沈阳一家医院养伤的高鹏振目睹了日军杀人、放火的一幕幕,20日便决定出院,准备回黑山老家干一番大事。

  能文能武的高鹏振曾在奉天萃文书院学习,后到辽西各地游历,后投身绿林,绰号“老梯子”。

  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副会长于德泉说,回到家乡后,高鹏振召集旧部下,200余人组成了抗日队伍“镇北军”于9月27日正式成立。

  1931年10月初,高鹏振邀请曾有过交往的绿林好汉到沙里岗商议联合抗日大计,组建“东北国民救国军”,下属4个团,1300余人参加。会上被推举为司令的高鹏振宣布,这次改名救国军的目的在于“抗日救国,非比当年为匪”。

  1932年1月11日,日军驻黑山新立屯骑兵第十联队第二中队在中队长不破直治大尉率领下,窜犯距离高鹏振家10公里外的五台子村,宣称要血洗该村。

  原来在前一天,一支由新立屯出发勘察地形的日军小部队在汉奸翻译带领下路过五台子村时,村内民团开枪示警,日军未敢进村,第二天日军派出大部队前来报复。

  正在家中探亲的高鹏振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率领300名骑兵赶到五台子村,接近该村时发现数十匹战马拴在村头由哨兵看守着,其余日军已经进村。高鹏振的一支队伍先消灭了哨兵,将马匹打惊后四散,然后合围着向村内冲去。村内的日军听见枪响后欲出村找马,被迎面而来的救国军打个正着,双方展开激战。

  高鹏振精通马术,“上马有马枪,甩枪一枪一个。下马了有盒子枪,既能单发又能连发,枪法非常准。 ”于德泉说,在高鹏振的调教下,救国军的骑兵队练就了和他相仿的本事,在五台子村西边苇塘处,歼灭日军不破直治大尉下属数十人。

  联队队长古贺被打死

  1932年1月3日,关东军占领锦州后,即派联队队长古贺中佐率领骑兵和石野小队长率领步兵共130余名,先后于1月6日和7日侵占锦西(现葫芦岛)县城。在遭到刘春山等人的包围后,古贺向城外进行攻击。

  县城西卡子门外,住宅间有菜地,人称西园子。这里北靠女儿河,南有狼洞山,是敌人进城必经之路。在西园子中部路土坎上有一座炮楼,这时已由刘国臣等12名武装群众占据,居高临下,可以用火力封锁公路。

  古贺率队直奔西卡子门,刚一进村,数百名群众便开枪射击。古贺命令用机枪扫射,“炮楼上的砖被机枪打的一块一块往下掉”,一名叫郑世吉的群众以烟囱为掩体,迅速向下连开两枪,把星野大尉两条大腿打穿,血流不止,昏迷在地。

  古贺边打边向西门方向跑,炮楼上的刘国臣等人,见古贺骑马跑在队伍前面,从炮楼以南将要通过时,步枪和大抬杆一齐开火,一颗子弹从古贺的左肩打入从右肋腹穿出,另一颗子弹把右侧腹部打穿,古贺翻身落马。联队副官米井大尉下马背起古贺准备转移隐蔽,可没走几步,也被埋伏的义勇军打倒。勤务兵上原抢过来又背起古贺,被炮楼上射来的子弹一枪爆头。

  其余日军东逃西窜,纷纷落马。古贺身边已经无人,古贺先爬到一个秫秸杖子里,后又挪到一个牲口棚,但最终还是被群众发现打死。

  城西、城内鏖战4个多小时,这次战斗,义勇军共歼敌50余名、打伤30余人,其中日军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缴获古贺使用的战刀一把,短枪一支,长枪数十支,打死和缴获战马三四十匹。后来日军被迫撤离锦西县城。在关东军事后印刷的《满洲事变大画谱》上,也画有当时古贺联队被歼灭的场景。被关东军称为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击败,是日本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编写的《满洲事变实志》上,日军认为古贺骑兵联队被歼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哥四个并肩英勇抗敌

  古贺联队侵占锦西之后。锦西抗日义勇军首领刘春山、刘春雨和刘存启等人,在锦西公安局长范凤台的指挥下决心消灭这股日军。

  1月8日晚,当地义勇军已集结在县城西北五六里处,北部各村抗日群众也陆续来到附近山上,将县城包围。有枪的拿枪,手无寸铁的群众也把砖头堆得老高,随时准备战斗。虽然已发觉县城被逐步包围,形势对他们不利,但古贺仍然自恃兵强马壮,出师以来未遇强敌,所以决定向城西方向主动出击,实行扫荡。

  9日上午10时30分,古贺率队进至距县城5公里左右的上坡子附近,突然遭到“西五会”抗日群众的猛烈袭击。敌人在明处,抗日群众在暗处,虽然武器不及日军先进,但在山上,砖头都成了重要的武器,雨点般砸向日军,被打得人仰马翻的日军有的落荒而逃。

  在上坡子敌我开战的同时,龙王庙西山也打响了。当日军石野步兵小队进至龙王庙西山时,张恩远率队从北面上山迎敌,刘春山带人穿过龙王庙村,绕到敌后,把敌人三面包围。刘春山、刘春雨和刘春云兄弟三人负责伏在小庙台对敌射击。旁边不远地方,刘春山的小弟刘春成中弹牺牲。内弟李小铁腿部受伤,疼得直叫。刘春山拿过刘春云手中的步枪,瞄准正在换梭子的日军射手刚要开枪,李小铁又一声惨叫,刘春山回头的工夫,敌人机枪再响起来,刘春山胸部中弹,当场牺牲。

  刘春云抱起尸体痛哭,此时,七八名敌人趁机端着刺刀直奔刘春云扑来,刘春雨急忙喊住刘春云,两人双枪并举,同时向敌人各打一梭子弹,上来的敌人应声倒地……

  在数百群众消灭日军古贺骑兵联队、高鹏振队伍击毙日军骑兵中队之后,依然有多支义勇军队伍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

  义勇军首领佟锡久率部在台安桑林子伏击日军,击毙日军池田大尉等30名日军;宋九龄率义勇军攻打锦州;耿继周率义勇军两次攻打彰武,两次袭击新民县城;朱霁青、马子丹率义勇军两次攻打义县县城;郑桂林率义勇军攻打兴城和绥中县城;潘贯儒率义勇军袭击大虎山镇;万名抗日群众七天七夜包围北镇,反对汉奸献城降寇……

  辽宁省历史学会理事、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会长穆景元表示,“九·一八”事变至1933年3月,是辽西抗日义勇军的辉煌时期,“他们在辽西大地全面向日寇发起攻击,他们在铁路公路线上设埋伏袭击日军运输队,他们攻击火车站、日军据点。 ”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期,辽西抗日义勇军共歼灭日伪军近2000人。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0 06:27:47
  第一章 18、义勇军十五路军抗战纪实
  法库,在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抗战史上有过辉煌的一笔。
  法库远离铁路,敌人增援不便,义勇军一度想在此长期立足。从1932年3月到1933年2月,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有一支抗日队伍一直活跃在昌图、法库、康平、彰武、铁岭、开原六地之间的广大地区,这支队伍就是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十五路军。

  刘翔阁,字集云,土生土长的法库县法库镇人,高小毕业便到东北军当兵,在直奉战争后,被提升为连长。九一八事变后,他所在的东北军独立二十旅移防锦州。1931年12月下旬,日军分三路进犯锦州,独立二十旅旅长常经武遵奉南京政府命令准备撤退。六五八团二营五连连长刘翔阁欲与战友们一起商量携武器准备参加锦州抗日义勇军,结果消息泄露,被旅部革职。
  1932年6月11日,刘翔阁带着随从周凤海回到老家法库门。
  他刚进二哥刘麟阁家,伪警察便登门盘查。他连夜到城北关家屯侄女婿高祥家躲避。不久,他通过大哥刘凤阁到昌图县两家子找到伪保甲团长王寇军,商议组织武装抗日。6月23日,经王寇军介绍他到驻三家子村的蒙古第五营。营长王化周、副营长冯焕章、杜文奎三人都有心抗日,但因手上只有百余名骑兵,他们感到军力太单薄。当天,连长樊振山到河西鲍家屯又联系了50多人,杜文奎去康平八区联系绰号“天好”的金海山地方武装,队伍便成形了。大家推选刘翔阁为司令,并让他再回北平去申请领部队番号。
  6月28日,刘翔阁回到了北平,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遇到贾明伦。贾明又名贾秉彝。两人早先在部队是老相识,这次见面对十五路军创建也算是个机缘巧合。贾明伦原是东北讲武堂教官,素有爱国思想,颇受众望。
  当时,贾明伦已领到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十五路军的番号了,但他没有队伍。两人商议共同组织队伍并达成一致,一起面见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王化一指定昌图抗日武装为十五路军第一支队,委任贾明伦为十五路军司令,刘翔阁为副司令兼第一支队长,樊振山、王化周、杜文奎(也称杜鸿奎)为团长、冯焕章为副官长。
  7月初的一天,十五路军在孟家窝棚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东渡辽河夺取金家屯镇。刘翔阁回到昌图县,会同冯焕章、周凤海赴康平县木头营子找杜文奎,经杜文奎介绍,与金海山、刘广文、孙雅彬等见面,他们共有五百余骑兵,一致同意抗日。7月8日,队伍早晨出发,路经哈拉沁屯(今康平县张强镇)。伪军刘茂义以一个团兵力阻击,刘翔阁以抗日道理义正词严地致函刘茂义,要求他允许义勇军通过。刘茂义派副官前来表示同意。第二天,部队急行军90公里,到辽河右岸贾三家子屯。王化周、樊振山、傅文会等率领的群众抗日武装纷纷投奔而来。在辽河东岸有昌图县200余名伪警察沿河把守。刘翔阁派部分兵力与对岸伪警察作战,其余队伍涉水渡河。战斗三个小时,伪警察全部被俘,缴获步枪百余支。所俘伪警察,经教育愿跟随者留之,愿回家者允其回家。东渡辽河旗开得胜。
  渡河部队后兵分三路,乘胜疾进金家屯。金家屯是昌图西部有百余商户的小镇。伪警察队长海龙率200余名警察投降,俘日本指挥官一人,当即将其枪决示众。同时,贴出布告安定民心,请来商会会长让其恢复市面维持商业秩序。第三天,昌图县伪警团纠集全县600名警察带迫击炮来“讨伐”,两军交战三个小时,互有伤亡,伪警团退回昌图县城。“天好”金海山北去梨树县。送金走后,部队移至两家子一带,此时已有骑兵800余名。
  8月16日,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十五路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正式成立。军旗黑色白字上书“讨倭平逆”四字,臂章白色,横书“抗日救国军十五路军第一支队,不扰民不投降,誓死救国”,加盖关防。建立之初,队伍制订不准违犯的军纪23条:奸污妇女、杀害良民、焚烧房屋、抢夺财物、不遵号令、泄露军情、畏缩不前、煽动军心、拐枪外逃、通敌报信、缴枪不交、擅离职守、造谣生事,对违犯上述条例者枪决。窃取民物、丢失臂章、打骂乡民、私要粮草、无故鸣枪、丢失枪弹、酗酒三次、私语黑话、威吓良民、伪造敌情,对犯上述行为者酌情惩处。整编后的十五路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每到一处受到乡民欢迎。

  通江口,是第十五路军计划攻打的第一站。其作战计划是先取三县重镇通江口,次取法库。昌图是铁路沿线游击区,待兵力壮大再取铁路,与友军配合,活跃于南满铁路北段,使日寇不能巩固统治。
  通江口相当繁华,渡口处常年有伪警察把守,属军事要塞。这里也是义勇军夺取法库、昌图,进而夺取铁岭、开原的咽喉要地。《桓仁史话》曾记录一个叫“沙尖子”的地名,文中对它的描述是:“从清末到东北沦陷时期,沙尖子是浑江流域著名的水旱码头,被誉为‘小上海’。”而这个通江口,实际上与“沙尖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昌图文史资料》对通江口有这样的表述:“西南边境上的小镇——通江口,在八十多年前,乃‘水陆要冲’,是当时对外贸易的繁盛之地。”
  1936年出生的刘宝林,这样描述通江口:“通江口最多的时候有一万来口人,大买卖有24家,专门存粮,四周大青砖墙。我这院子过去就是‘广源达’,是山西乔家的。院子里有菜地,一百三十号人呢,得吃菜呀。接来的货都存这院里,发货,往营口去……1905年以前,没有中长铁路,货物都在水路走,码头1870年代建的,兴旺了二十三四年。中长铁路一成,这里水运就不走了……那时有个吴先生,儿子是国民党师长,有辆烧炭的汽车,往开原跑长途,车上拉两个大炭包……最热闹是正月十五闹秧歌,都是买卖家商会出钱,就在街上闹,我那时十一二岁,把鞋都挤丢了。四月十八有庙会,大庙,叫海善堂,供的泥人都有这么高,供的是关公……‘九一八’以后,日本建了个领事馆。我见过个日本人,叫蒲源,卖毒品,就在道东住。他媳妇也见过,出来进去,弄一个像小包似的背着……航运到1944年,通江口彻底把船都卖了。我大爷是经营船只的,给关东军运小麦,和关东军打官司,那能赢吗?打八个月官司,船都卖了。1945年,通江口这边就没船了,人口迅速减少,都去抚顺、本溪下煤窑了。”
  1932年8月22日,刘翔阁派王化周佯攻昌图,其余各团在次日拂晓进攻通江口。该镇有200余名民团,顽抗两日不支,自行溃散。随后,部队由通江口、义合屯撤到两家子一带。次日拂晓,十五路军发起反攻,伪军大败退至通江口镇内。十五路军分两路尾追,将伪军包围在广源达大院。伪县长派国强请求谈判,第一次要求他们停止包围将他们放回。十五路军提出四条:(一)通江口归收复地区;(二)在通江口地区不许干涉人民抗日;(三)昌图暗供弹药;(四)今后双方不许发生敌对行动。第二次,在广源达炮台上,由刘翔阁和伪县长栾自新亲自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伪军留下一门迫击炮。凌晨一点,十五路军撤东面包围圈,放走伪军。此时,河东柏家沟农民张振东为团长,张洪谟为团副,十五路军第一支队已发展成为一支有500余人的武装力量,声势浩大,声震辽北。
  打下了通江口,刘翔阁亲率六个团从铁岭县桑墩子暗渡辽河突击敌后。当时法库县有刘东升带数百名“自卫队”和乡团沿河设防。沿河伪军溃退至头台子、夏堡、泡子沿等村,刘翔阁率队追至大明碑宿营,次日拂晓分三路追击,俘虏伪军200余人,缴枪200余支,马80余匹。伪军残余龟缩县城里。当时,百姓编歌唱道:“绣了四对麾,刘司令进了大明碑,头台子、夏堡打一仗,又把法库围。”
  司令部最初设在果子园,后又移至桃山村。这里异常的隐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阵势。桃山村中央的道路,南北两头各有一个豁口,古代有兵守护,称为八虎口。桃山古称法库门,地形前有法库山,市街在狭隘峡谷之间,地势最为要害,实北方之锁钥。让司令部守着八虎道这条古关隘要道,“坐地户”刘翔阁考虑很全面,队伍退而可守,联络友军;进而可攻,进军奉天。
  十五路军一度凯歌高奏,可风头正劲时遭遇灭顶之祸。
  在他们将法库县城围个水泄不通的时候,老奸巨猾的伪法库县长梁维新久等援兵不到,使出拖延战术,派出20多名代表和义勇军谈判,表示欢迎义勇军入城。当义勇军开到县城东门时,守敌开枪阻止,但因兵临城下,只好继续谈判拖延时间。待敌人援军到来,伪军又发起了战斗。久攻不下的义勇军因弹药缺乏加之冬装未备等,于1932年10月1日从法库撤围,10月4日全军移防至哈拉沁屯驻扎整编、训练。
  随后的一战,最终导致队伍解散。彰武县方景山率领日伪军千余人带迫击炮、山炮、机关枪前来扫荡,当即转移到沙金台。次日,敌军用山炮攻击,刘翔阁与高专员电话联系,商议新的防御计划,兵分三路准备拂晓进攻,给予敌方重创后再转入运动战,确定傅文会团诱敌深入,然后以两侧伏兵痛击。但傅团与敌人遭遇后,不仅未退,反而与敌人力战起来,虽然毙敌20多人,但诱敌任务没有完成。下午2时,日伪军以飞机、大炮连续向傅团阵地轰炸,团长傅文会牺牲,团副庞海山胸部负重伤带12名战士突出重围。次日,第一支队撤至二牛锁口,当晚又转移到小城子。第二天,传来高专员在康平被俘的消息。第一支队转移到七家子,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司令部非战斗人员暂行回家隐蔽,直属部队归属国子扬率领,追击炮交到王化周团。刘翔阁带领庞海山从法库东梁家大沟化装出来,连夜乘火车去北平。庞海山被送协和医院治疗,后因伤口破裂死去。”
  自此,十五路军解散。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0 14:54:27
  第一章 19、东北义勇军的“铁道游击队”


  袭击日军列车,是东北义勇军抗日的一种重要作战方式。对日伪军来说,哈尔滨周围的铁路沿线实在是个不安稳的地方,日军进攻哈尔滨时,其军列在双城遇袭,长谷部旅团长险些被摔死;在和一面坡方向义勇军交战的时候,运兵车又在成高子被颠覆,人员死伤惨重。
  1934年8月30日夜,平地一声雷,哈尔滨以南四十二公里的铁道线上,日伪11次快速列车行进间又突遭袭击。日本《朝日画报》杂志在1934年10月号上用整整一页,以照片新闻的方式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标题为《“匪贼”袭击列车——北铁南部线上的大难》。文中这样描述此次事件:
  “八月三十日夜晚九点五十分从哈尔滨发前往新京的北铁南部线特快旅客列车,在同夜零时四十五分左右,于五家和双城壁之间的‘安西店’紧急停车站附近行进之时,由于‘匪贼’破坏轨道,导致车辆出轨倾覆。火车机车和其后的四节四等客车被毁。与此同时,预先设伏的‘匪贼’立即向停止的列车发起了猛烈攻击,与押车的日本警乘兵发生激战,双方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小时…… 在这次袭击中,日方当场有十人死亡,十数名重伤。日本资源调查局的专员藤泽技师,事务官内田,(伪)吉林省公署驻哈尔滨官员村上条太郎等被‘匪贼’作为人质抓去。”
  事件发生后,驻哈尔滨的日伪军紧急出动,搜寻袭击列车的抗日部队。日伪军出动的部队不但有普通军警,而且包括了驻哈尔滨的飞行队,甚至还动用了“广庆”“江宁”两艘军舰。海陆空三军一齐出动,这样的阵仗可谓如临大敌,出动如此豪华的阵容应对一起袭击列车事件,其中是否有些特别的原因?
  这是因为当时袭击日伪列车事件颇为频繁。伪《大同报》曾报道:铁路沿线1934年3-9月遇“匪”180次,10月,增加到534 次,受影响者61,350人,其中哈尔滨附近竟达127次,受影响者16,900人。甚至就在这起事件之前一个月,还有义勇军在哈尔滨和一面坡之间打了一列火车。根据1934年7月30日伪满《大同报》报道:“28日上午8时40分,北铁东部线由一面坡开往哈尔滨之第三旅客列车,行至乌吉密河东方一公里附近,线路被‘匪’破坏,机车、行李车、邮车、三等客车各颠履一辆,二等车幸免……”

  “北铁南部线”,实际指的是原俄属中长铁路哈尔滨至长春段。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军控制了长春以南的铁路系统,称为“南满铁路”。但长春以北的铁路仍为俄罗斯(一战后为苏联)所控制。日军侵占东北后,苏联同意与伪满共同经营这段铁路,日伪将其称为“北满铁路”,这部分铁路的主干状似“丁”字,一横从满洲里横贯东北至绥芬河,以哈尔滨为界,东侧被称为“北铁东部线”,西侧被称为“北铁西部线”,一竖从哈尔滨至长春,被称为“北铁南部线”。这列十一次列车从哈尔滨发车,其第六节以后的车厢,是从自满洲里入境的104次国际列车直接转挂的,因此其车上有大量外国乘客,这列全线在伪满内部的列车也有了国际列车的性质。同时,还有一个来自日本的“爱媛县北满考察团”从哈尔滨上车,正准备到新京—— 也就是长春去谒见伪满皇帝溥仪。正是因为有这个考察团的警卫人员,日军押车的警乘部队实力大涨,才能和抵抗部队交战一小时之久。
  结果还是没能顶住,这些外国乘客和来自日本的考察团员共计八十余人,全部被中国抵抗力量俘虏抓走。
  本来,进入1934年之后,至少在哈尔滨等大城市近郊日军感到自己已经逐渐控制住了局面。这是因为随着最后一块根据地呼伦贝尔的沦陷,李杜,丁超等高级将领或走或降,吉黑两省的义勇军力量大大削弱。在平坦宽阔的松嫩平原上,日军的机械化,重武器优势明显,义勇军部队难以对抗,残军开始转入边远的下江等地区坚持抗战。战斗似乎在远离各个大城市。哈尔滨市是国际城市,而新京(长春)则是伪满的“国都”。抓了数量如此之大的外国人和日本考察团员,这次事件的影响可想而知。考虑到其在国际国内必将引发的巨大震撼,难怪日军在哈尔滨的军政大员们惊恐万状,把所有能使用的部队都派出去了。
  这个时候,是谁这样胆大包天,竟敢在这两个伪满统治的中心之间干出这样一次震惊中外的行动呢?这是辽西义勇军高振鹏部的杰作。
  高振鹏,是辽东黑道的“总瓢把子”。——报号老梯子。九一八事变时正因官军围剿负伤在沈阳治疗,当即返乡拉起一支号称“镇北军”的抗日武装,此时不过是九月二十七日。“老梯子”后被任命为义勇军12路骑兵支队司令,与日军多次发生激烈战斗。1932年2月,大汉奸张海鹏试图招降“老梯子”,他拿到枪械就再次起事,随即在柳河沟伏击日军压道车,毙伤日军十余人,便是此战。
  对于双城这次战斗,伪满《大同报》报道,内有“8月30日晚11时,由哈开往新京之小票车,于11时20分驶至五家子南10余里地点,列车突然出轨,是时附近田地中‘胡匪’70名蜂拥而上与车上警备兵交战。其详情因电线割断至31日午刻尚未明白。”并称其为“有计划之行事,袭击手段极有组织,所用武器极精巧,猛烈无比,只袭日人,满俄人未受害,并无掠夺行为”。
  其破坏铁路的手段,是采取拆掉固定铁轨的道钉,使列车开来时由于铁轨松脱而出轨倾覆的方式,这种方法由于被破坏的铁轨外观毫无异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而且由于破坏的工程量小,比在铁轨下放置炸药,在铁轨上放置岩石,大树等做法更为简洁有效。
  组织严密,而且除了打日本人以外秋毫无犯,这样具有严格纪律的“胡匪”实在不多见,打票车先掐电话线,倒有几分老八路的风范。

  日方对这次国际列车袭击事件结局的报道:日军出动海陆空军百般搜寻,直到三天后的九月二日,才在金亮子(地点不详)救回了全部人质,据说还和抗日武装打了一仗,却又似乎双方均无损伤……
  所谓锣鼓听音,其实,一个“全部人质”都被救回,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 若是双方发生交火,人质是不可能毫发无伤的,就是今天的特种部队也做不到。
  唯一的解释就是抗日武装释放了这些外国人质——也包括了日方的非战斗人员。抓到外国人后,让他们了解中国人的抵抗,然后将他们释放,是当时东北抗日武装的一种惯例。
  这种国际影响,是抗战的东北军民极为需要的。日军可以拿回人质,却无法消除这样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外界在重重封锁之下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中国人在不屈地战斗。
  一个曾被抗日武装抓获又释放的美国人质,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过这样的话:
  “照你所说,倘若你真是个美国人,那末你不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壮健的华人这样的说。他年约三十左右,好像就是六十名光景的便衣队的领袖。他正劫了中东铁路火车,带了九十六个旅客而去,在这些旅客中,有十一个是俄国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便是在下。
  “我们决不伤害你们,你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以后就要释放你们,这里便是你们的行李。”那个首领说着手指茅屋角上堆在一起的我们的行李。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0 16:36:54
  第一章 20、东北满族抗日义勇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入侵中国东北的战争。从此,东北人民包括满族人民在内遭到了日寇铁蹄的残酷蹂躏。在此居住的满族人民被日寇极其野蛮地屠杀、犬食、肢解和活埋,受着非人的折磨。面对日寇的种种暴行,成千上万的满族人民无比愤怒,他们揭竿而起,与其他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英勇的抗战,开始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反日斗争。
  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满族人口相对集中,据目前的史料及相关著述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地区的满族约有一二百万之多。他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身负国破家亡之恨,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33年春,满族人民主要是自发地组织或参加各路反日义勇军、救国军、山林队等队伍进行抗日。这些队伍统称为“义勇军”或“东北抗日义勇军”。他们的活动区域遍及东北三省,其中又以辽宁省的抗日武装居多。


  民族英雄邓铁梅

  邓铁梅,1893年2月15日出生于本溪小市一个满族家庭。1931年冬,曾任凤城警察大队长和公安局长的邓铁梅,深感亡国之痛,于10月下旬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一个多月后,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活动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满族群众积极参加自卫军,仅骑兵第5旅旅部40人中,就有30人是满族。他们到处袭击日军,解救抗日爱国同胞,震慑敌胆,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吸引更多的抗日志士参加到自卫军中来。到1932年秋,东北民众自卫军已发展到1.5万余人,组成八个团,两个大刀队,其中半数以上是满族青年。

  1931年12月26日夜,东北民众自卫军在邓铁梅的指挥下向凤城发起猛攻。12时,自卫军在凤城火车站打响第一枪,并将车站和城内的守敌分割包围。自卫军捣毁县衙、公安局,砸开监狱,将被日伪逮捕的爱国人士尽行放出。夜袭凤城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辽东三角地区人民群众对日军进行的第一次重大武装反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经过这次战斗,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威大振,声誉传遍辽东。东北民众自卫军的不断胜利,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敌人在对自卫军进行“讨伐”的同时,多次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妄图动摇邓铁梅的抗日意志,都被邓铁梅断然拒绝。
  1934年5月,邓铁梅因病在老乡家休养时被敌人逮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9月28日,民族英雄邓铁梅在奉天(今沈阳)被日军杀害。
  邓铁梅自1931年10月创立东北民众自卫军到1934年9月遇害,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他栉风沐雨,历尽艰辛,浴血奋战,重创敌人,声名卓著。邓铁梅牺牲的消息传出后,众多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盛赞他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建立的功绩,呕歌他为驱逐日本侵略者矢志不屈的英雄气概,称其:“大节泣鬼神,忠义薄云天。”


  李春润血战新宾

  李春润,满族,1901年生于凤城县李家堡子。自幼即受到严格的满族家教。1917年,李春润师范毕业,回乡任教。1922年投笔从戎,到东北军中充任一名下级军官。1925年到1928年,先后入东北讲武堂和北平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先后在东北军陆军六十四团、东北讲武堂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任职。1930年调任于芷山的东边镇守使署参谋处长。在此期间,李春润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步步升级、磨刀霍霍,便立下疆场杀敌,献身祖国的壮志。
  1931年10月中旬,因于芷山降日而与其决裂。1932年4月21日,李春润就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司令,驻新宾。4月24日,汉奸于芷山部进攻李部。4月29日,李春润在新宾河南小学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当众宣布讨伐昔日重用过自己的于芷山。日军闻知这一消息,大为震惊,急令于芷山进剿,并且派出日军军官督战。于芷山得令后,率领3000人向新宾逼进。
  自卫军第六路司令李春润以寡敌众,在新宾进行了一场艰苦的防御战。
  李春润亲率3000名官兵,在老城与进犯的伪军展开激战。老城地处新宾与永陵之间,自卫军抢先一步到达,凭借占据高地之利,居高临下控制了通往新宾的公路。此路伪军在于芷山的指挥下以猛烈的炮火向自卫军阵地射击,妄图在炮火的掩护下,对李春润部形成包围之势,然后聚而歼之。
  李春润不避战火,亲临战场,往返指挥部队与敌激战,血战新宾。
  1932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李春润指挥部队与日伪军在新宾等地激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李春润两次保卫和收复新宾,不但大长自卫军的志气,而且使通化、桓仁、新宾三县联成了一体,为自卫军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创建了可资依托的基地。
  1932年11月14日,为筹办军火,李春润赴北平向救国后援会求助,得到资助后,李春润决定返辽抗日。许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送死。他不为所动,临行前跪在母亲面前言道:“儿再回家乡,参加抗日,生死难料,望母亲保重。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6月,他携众启程。在途中,向众人讲道:“今后,无论国际上对日空气如何,政府对义勇军有无接济……只要我们各尽其心,各尽其力,只要人心不死,东北绝不致终亡。”归辽后,他即联络旧部,发展抗日武装。
  1933年8月17日,为保护运回的武器弹药与日军激战,身受重伤。战后,他远赴烟台治伤,不幸于1933年9月14日术后身亡。壮志未酬,时年33岁。


  智勇双全“小白龙”

  白乙化,人称智勇双全“小白龙”,满族人,1911年出生于辽阳县石场峪村,1928年考入沈阳东北军教导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时,在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后在北平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二·九”运动后,先后任中共东北地区义勇军工委书记,绥西垦区抗日民族先锋总队长兼总支书记,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副总司令,晋察冀军区第十团团长,华北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经组织批准在保留中国大学学籍的条件下,到吕方寺(现灯塔市)县立第二高级小学任国文教师,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抗击日本侵略者。白乙化趁城乡局势混乱之际,会同三位抗日之士,带两支手枪,闯入辽阳警察局,夺得了枪支,很快组织起几百人的抗日救国军,在太子河畔同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

  1932年秋,配合辽南二军团第六路军,在辽阳一带,截击了进犯岫岩的日军骑兵队辎重大车。然后转战辽西,队伍扩大到1000多人。在辽西期间,曾率领这支部队夜袭伪新民县监狱,袭击沟帮子火车站,炸毁了火药库,破坏电线杆,袭击枪械库,夺取了一部分枪支弹药。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畏艰险,杀得敌人闻风丧胆,深得部下拥戴,“平东洋”的大名威震日军。

  1933年春,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但不支持抗日,反而令国民党三十二军将白乙化所部骗入冷口,强行缴械解散。白乙化满怀激愤之情,回到中国大学政治系继续读书,并在学校组织学生运动。

  1936年2月5日,在北平大学组织集会,发表演讲时,同20余名同学不幸被捕。后经党组织多方努力,北平当局迫于社会压力,终将白乙化等一批爱国师生释放。1936年秋,率数百名东北流亡学生到绥远搞军事训练,为收复东北积蓄力量,后改编为抗日先锋队,任总司令。1939年底,编入八路军晋冀军区第十团,任团长。为平北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曾率部取得冯家峪反扫荡重大胜利。

  1941年2月初,白乙化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分区副司令员。赴任前突闻日军来犯,率部与敌激战于密云马营西山,不幸被敌子弹击中头部,牺牲时年仅30岁。其遗体现安葬于石家庄烈士陵园。

  东北满族的抗日志士中有无党派爱国人士,有中国共产党人,有国民党爱国将领、战士,甚至不少是绿林出身的人物。他们或参加各路反日义勇军、救国军,与各族人民一道支援和壮大了东北抗日队伍,顽强地同日伪军坚持战斗,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到1932年夏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达到高潮,直接参加反抗日伪统治斗争的人数累计达40万之众,其中包括大量的满族领袖领导的抗日队伍,如:黄显声组建的“辽宁义勇军”,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高玉山所领导的“国民救国军”,白承润领导的少年铁血军,等等。到1932年夏秋,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达到高潮。他们或者采用游击战的战术,设埋伏搞摧毁,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或者向敌人进行小股袭击,扰乱日伪的反动统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使日伪一度陷于惊恐的境地。

  英勇的满族人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斗争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英勇的牺牲。这是满族人民的光荣,更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0 19:53:11
  21、东北辽宁民众自卫军

  五女山蜿蜒云海之中,浑江水绕桓仁县城流过,山水之间,桓仁人世代耕作在这里,他们勤劳朴实,他们与世无争,但是,他们也从来不缺乏血性。
  九一八事变后,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这里打响了辽东御寇杀敌最早的枪声。国歌,从这里唱响;义勇军的精神,从这里勃发。
  如今,硝烟散去,但矗立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恒仁县)县城北山公园里的国内首家抗日义勇军纪念馆,还在倾诉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还在告诉世人:战争没有远去、历史不容忘记。

  杀敌讨逆,高举义旗
  1931年9月18 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事变,辽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和省防军一旅一团团长姜全公开投敌。时任一团中校团副的唐聚伍潜往北平,被张学良任命为一团团长,回东北组织抗日。唐聚伍把大本营设在了山高水险、群众基础好的桓仁。
  1932年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誓师大会在桓仁举行,辽东14 县抗日代表、抗日队伍、市民、学生等1万多人参加,唐聚伍被推举为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会上,唐聚伍发表抗日檄文,血书“抗敌讨逆,救国爱民 ”,随后发出《辽宁救国会通电》等通电文告。尤其是《告武装同志书》,被称作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出师表》:
  “精诚团结起来,哪能甘心作亡国的奴隶!皆以血肉之躯驰于硝弹之中奋勇杀敌,中国存亡关头,我们东北民众已义愤填膺,万众一心者也,冒弹雨直进。”

  击毙敌酋,日伪胆寒

  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与日伪军作战 200 多次,其中在桓仁地区发生的著名战斗有侯家堡子伏击战和砍川岭阻击战。
  1932 年 5 月中旬,100 多名鬼子在一名少佐带领下进犯桓仁沙尖子,得知消息后,自卫军、大刀会派人分别埋伏在当地 " 王八脖子 " 山岗上下。鬼子行军到葡萄架岭下枪杀了农民刘德生;到侯家堡子准备宿营,又开枪打死了没来得及躲避的邸家爷俩。可鬼子没想到,侯家堡子里传出的枪声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自卫军战士房秀华。请假探亲的房秀华当时正背着一杆 " 老套筒子 " 走在侯家堡子前漏河边的柳树毛子里。听到枪声,房秀华迅速躲到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榆树后观察:日寇少佐骑着高头大马正奔河边而来,后面跟着 10 几个鬼子兵,房秀华心说:" 完了,这可跑不了了。" 跑不了也不能等死啊,房秀华推弹上膛等着最后那一刻。
  可就在离他十几米远的地方,日寇少佐勒住了马,举起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向 " 王八脖子 " 山岗上望去。
  原来,鬼子根本就没有发现房秀华,而是观察地形来了。房秀华一看机会难得,抬手就是一枪,日寇少佐应声落马。十几个鬼子兵顿时乱了手脚,胡乱放枪,侯家堡子的鬼子也和埋伏的自卫军交上了火,房秀华沿着河边的树趟子顺利脱身。带队的少佐被击毙,鬼子成了无头的苍蝇,被自卫军和大刀队好一通砍杀。3 个多小时后自卫军主动撤退,困守在侯家堡子的鬼子第二天天刚亮就逃跑了。
  这次战斗,鬼子少佐意外被击毙,自卫军凭借土枪、猎枪和大刀长矛打死打伤鬼子 40 多人,只有 3 名大刀会会员牺牲,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砍川岭阻击战发生在同年 7 月。当时鬼子第三、第四越境部队在飞机配合下入侵宽甸,民众自卫军迎击,自卫军副总司令张宗周在砍川岭设防。7 月 16 日,伪 " 鸭绿江地区剿匪司令 " 姜全我、副司令徐文海率 200 多名伪军进攻砍川岭,张宗周指挥自卫军跳出战壕与伪军肉搏,一场混战,伪军死伤 40 多人后逃走。
  此战自卫军和大刀会牺牲 18 人,被称作 " 十八勇士 ",人们在普乐堡山上用石头为他们建造了塔形墓。
  1932 年 10 月下旬,日寇调集近 4 万兵力围剿,自卫军化整为零,唐聚伍化装进关,后被委任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郭景珊为副总指挥,率领退入关内的义勇军参加了长城抗战。
  1934 年,东北义勇军被蒋介石、何应钦解散。
  1938 年,唐聚伍以原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为骨干组建东北抗日游击队。1939 年 5 月,与 200 多名东北子弟在河北迁安殉国。

  血肉杀敌,铸魂国歌
  辽宁民众自卫军以血肉与敌寇机枪大炮周旋的英勇感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创始人夏衍和田汉。
  1933 年 3 月,上海各界爱国人士慰问团到长城古北口慰问抗战将士,田汉、聂耳随行采访东北义勇军抗战事迹,因战事激烈,郭景珊介绍田汉去北平采访了唐聚伍。同年,田汉、夏衍组织拍摄的《义勇军大血战》纪录影片在北平首映,特邀唐聚伍等观看。
  1934 年,唐聚伍在武汉与担任《抗战日报》主编的田汉再次见面,唐聚伍又细致介绍了义勇军誓师抗敌、战斗轨迹、长城抗战等。这些经历、精神以及义勇军誓词、通电、军歌等,成为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重要素材。
  1935 年,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主题歌歌词就是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其中 "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 由孙师毅修改为 "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聂耳为歌词谱曲。
  1949 年 9 月,根据马叙伦的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82 年,《义勇军进行曲》词、曲被确定为国歌。
  2004 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被写进宪法修正案。
  英灵不朽,国殇不忘

  2015 年,桓仁县委县政府正式申请筹建“抗日义勇军纪念馆 ”。桓仁是东北最大规模义勇军——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发源地,建设义勇军纪念馆意义重大。
  纪念馆于2017 年 7 月开始建设,2018 年 9 月 20 日开馆,正式命名为 “辽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 ”。纪念馆建筑面积 2990 平方米,展陈面积 2500 平方米,共分 3 层,寓意丰富:一是代表义勇军的 3 个特点:自发性、广泛性和复杂性;二是代表义勇军的 3 个阶段:组建兴起——发展壮大——坚持抗战;三是代表义勇军主要抗击日寇的时间: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后到 1934 年 9 月,历时 3 年;四是主要抗战地区:辽、吉、黑 3 省;五是组成人员主要有 3 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东北军、觉醒的人民群众。
  纪念馆一层展示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历程;二层是国歌厅和抗日义勇军将士名录;三层是多功能厅和文物库房。馆藏文物 1800 多件,都从辽吉黑 3 省和河北、上海等地搜集而来,包括唐聚五的皮箱、郭景珊的怀表等珍贵文物。
  大地有风骨,人民有品格。为民族争自由、为国家争疆土的那段可歌可泣的义勇军精神,必将激励国人不忘国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1 06:40:46
  第一章 22、东北义勇军痛击日军的三场战斗

  起来!
  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
  民族已危亡
  山河已破碎
  拿起刀枪
  携手并肩
  冒着枪林弹雨
  豁出命来,向前冲!
  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铮铮誓言,抗日寇,保热土。下面介绍义勇军
  痛击日军的三场战斗。

  冮家屯大捷——歼灭古贺骑兵队

  1932年1月9日,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轰动了整个辽西,东北义勇军打赢了日本人!这给当时7岁的穆景元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连政府与军队都放弃的地方,居然还有人舍生忘死地捍卫着,此事震惊了日本,连日本关东军都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剧事件。”
  关于这段历史,在现有的史料中都未清楚地记载,为了查清自己当年所听非虚,穆景元跑遍了锦西大街小巷,向知情人了解情况。经过实地考察和对史料的分析,历史的真相逐渐清晰……
  1932年1月6日,驻锦州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司令部派130人西进占领锦西县城,由于县长张国栋叛国,日军顺利占领了县城,把骑兵队司令部设在县教育局院内。次日,古贺(中佐)派人到城外侦察,发现城外有众多义勇军正在集结,准备攻城。古贺闻讯后,非常惊慌,感到形势十分严峻,决定在义勇军还没有形成包围圈之前先发制人,出城扫荡。于是1月9日古贺命令松尾粮秣输送监视队于凌晨4时出发,返回锦州领取粮秣弹药,留下一小队守护队部,自己率领4个小骑兵队和一个机关枪队以及石野步兵小队去扫荡。
  “连续的胜利,已经冲昏了日军的头脑,以为攻下锦州,小小的冮屯就是小菜一碟,他们带着100人的部队去攻击几千人的义勇军。”
  9时40分,古贺与石野步兵小分队分别前往上坡子附近和龙王庙山高地扫荡,抗日义勇军将领苑凤台正在县城西门外进行指挥,获得军情后,急忙命令部下刘国臣11名战士抢占西园子村路北的炮楼,准备阻击返城的敌人,然后命令部下刘存启率人进攻教育局院内日军队部,趁机抄敌人的老巢。
  古贺率领攻打上坡子,刚进入阵地就被眼前的阵势吓住了,几千名义勇军有如神兵天降遍布山林间,只听一声令下,瞬间,子弹如暴风骤雨般射出,日本骑兵纷纷落马而逃……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日本兵被联庄会的战士打得东奔西跑”。古贺骑兵队的阵势顿时大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进攻龙王庙山高地的石野步兵小队,被刘春山部义勇军团团包围,死伤惨重,小队长石野也身负重伤,最终毙命。
  与此同时,古贺接到报告,说五六百名义勇军正袭击县教育局,这令他更加惊慌,于是急忙派中队长山田带两队去救援石野步兵小队,自己率一队人马和机关枪队向锦西县援救司令部。当古贺的人马到西园子炮楼下,早有义勇军战士居高临下瞄准古贺,一声枪响,古贺应声落马,当天毙命。
  9日上午,返锦途中的松尾粮秣输送监视队一行30人,走到半路被1000多名义勇军包围,半日后全被歼灭,那一日,义勇军总计歼灭日军103人,古贺骑兵队被锦西义勇军歼灭。
  1月18日,在义勇军的武力威慑下,日本被迫放弃锦西,并被刘存启所率领的义勇军收复,这是九一八事件以来,被中国人民收复的第一座被日本军占领的县城,这次胜利称为“冮家屯大捷”。

  五台子大捷——刀劈不破直治
  1932年1月11日,天将破晓,大雪纷飞,日军中队长不破直治率领120名骑兵,趁百姓尚未起床,血洗黑山五台子。
  此时,高鹏振(东北义勇军将领)正率着部队在阜新一带,行军中,忽然接到噩耗:上百名日本骑兵正血洗五台子。高鹏振怒火中烧,立即开会,准备分三路兜剿,消灭这群鬼子。
  高鹏振率300名骑兵顶着鹅毛大雪,狂奔到五台子村北泉眼村南边的小岗上。他骑着战马,拿着望远镜,看到五台子村后岗子上,日军的小钢炮向村子里延伸射击。有的农户的房子和柴火堆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距屯子内只有一里远的八宝海河河堤上,一挺机枪向村西口扫射。在炮火和机枪的掩护下,日本队形扇面排开,猫腰弓背,一边前进,一边扫射。联防队队长刘成绪,在村子北面环形防水堤和断壁残垣后面,率领自卫队正在顽强地阻击日军。村东西两头两座土石结构的岗楼已经被日本的炮火轰塌。在村口,村民手拿扁担、扎枪、鱼叉和日本军人展开了肉搏。
  高鹏振见状立刻下令警卫营下马步行,从后包围日军,顿时日军背后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冲锋号嘹亮刺耳,日军立刻方寸大乱,中队长不破直治大吃一惊,一面急令机枪手和炮手调转枪口,向救国军扫射,另一面向副队长打旗语“加速进攻村庄”。河堤上的日军机枪手被义勇军击毙,然后义勇军夺取机枪向西村口冲去,打死了冲进村子的日本兵,爬上农家屋顶向日军山头指挥部队开火,小山顶的敌人被消灭。在村北头,救国军警卫营与日军混战一起,日军不破直治见大势已去竭尽全力组织突围。这时,一些被冲散的战马被日军抓住,不破直治和副队长分别上马。二人分头率领10人左右向西北荒地村和西南的靠山村两个方向突围。
  高鹏振接过身边战士缴获的三八大盖,一枪将逃出1里多地远的副队长射下马。而另一队义勇军陆子然在山口伏击溃逃的日军,在山路上与不破直治相遇,二人单打独斗,陆子然只用三个回合便刀劈不破直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日军被歼灭,五台子大捷成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继歼灭古贺骑兵队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夺锦州——重创日军
  日军侵占锦州之后,辽西抗日义勇军爱国将领宋九龄夜不能寐,1932年10月,他分析当前形势,认为时机成熟,决定攻打锦州收复失地。
  为了知己知彼,摸清日本军在交通大学的布防情况,宋九龄一是派20名精明强干的战士化装成木匠,以给日军干零活的机会混入日本司令部,侦察日军的军事部署。二是攻打位于锦州城北的北大营,当时日军的驻防据点。
  1932年10月25日午夜,义勇军战士先将日军司令部站岗的两个鬼子打死,8个“木匠”向导带路,骑兵在前开道,另一队紧随其后冲进司令部大院,在机枪、炮火的掩护下,步兵抢险占领预定阵地。睡梦中的日军被惊醒,仓皇还击,顿时,炮火声、喊杀声、战马嘶鸣声,混成一团,浓烟四起,火光冲天。
  另一队义勇军按照部署沿着交通大学西侧公路越过铁路,一直打到锦州第五监狱附近,战斗异常激烈,手榴弹轰炸声响彻整个夜空,战斗两个小时,以为胜利在望,不料凌晨1点半左右,锦州伪警察部队接到锦州日本司令部增援命令,乘坐火车到达司令部,义勇军腹背受敌,对其十分不利,被迫撤离到田家屯北山。此战役共打死日军官兵31人。
  攻打北大营的战斗几乎与司令部的战斗同时打响,义勇军内有不少东北军的老战士在那里驻防过,对于里面的地形十分熟悉,但由于对方防御极为牢固,对义勇军十分不利,战斗打响后,由于日军火力网过猛,义勇军无法冲上去,加上有一路军未到指定地点,兵力明显不足,所以义勇军数次攻营不进,为了减少伤亡,只有率部队退出战斗,那时已经天亮。
  “在司令部办公和生活的日军地位很高,属于高级将领,而义勇军在攻打北大营时,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1 18:16:34
  第一章 23、辽西义勇军的抗战

  辽西丘陵,是位于辽宁省西部低山丘陵的总称,主要由努鲁儿虎山、松岭、医巫闾山等几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组成。群山中是大大小小的河流,为人熟知的有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六股河等等。东南沿海的狭长平原,北靠松岭,南临渤海,从1000多年前的辽代、金代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便捷的天然通道。这就是著名的辽西走廊,古往今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关内关外的咽喉要道。
  辽西人的光荣与骄傲,血腥和耻辱,爱恨与情愁,呼唤与炊烟,无不与辽西丘陵、辽西走廊水乳交融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3000余人,成立了“东北学生抗日会”。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联合救国会发表《为东三省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同一天,由阎宝航、高崇民等爱国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曰救国会”,发动和组织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
  敌人的侵略,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辽宁各地的民众、东北军官兵,乃至绿林、游民,都纷纷组织起来,拿起武器,请缨抗战。
  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出现于沈阳和辽西一带。辽西义勇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
  事变后,辽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公安局督察长熊飞(熊正平),在当时东北军秉持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而退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率警察、公安队千余人,抗击日军。后退出沈阳,撤到锦州。沿途组织发动民团、警察,组成一支拥有8个总队的抗日队伍。他们的发动,直接影响了此后辽西地区的抗日斗争。此外,在辽西一带的民团与抗日义勇军中,规模较大的有:第四路军耿继周部、第五路军潘世贤部、第十二路军于伯恩部、第二十五路军赵大中部、第二十路军金子明部、第四十八路军郑桂林部,还有后期由朱霁青、宋九龄领导的东北国民救国军。这些义勇军转战于绥中、兴城、锦西、锦县:义县、北镇、黑山、新民、沈阳,他们沿京奉路沿线举起义旗,奋起抗日,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其中,仅在1932年至1933年两年间,在辽西就曾出现了义勇军活动869起。
  1931年10月2日,日本关东军决心要覆灭锦州政权,驱逐张学良至关内。10月8日13时40分,日军以“集结兵力,企图暗杀日本军官及在满的反张人士,利用土匪散布谣言,扰乱治安”为由,出动6架侦察机、5架轰炸机对锦州交通大学(今锦州铁路一中)、二十八师兵营(今市场里)、张作相私邸进行了轰炸,投弹75枚,炸死炸伤平民多人。10月10日,国际理事会在巴黎开会,通过了《劝告日本迅速撤到满铁附属地的决议》,但同时又同意了日本提出的《保留讨匪权的宣言》,关东军司令部以此为由,13日,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方略》,为掩人耳目,日军参谋本部15日发出训令,进攻锦州“要与讨匪同时进行”。
  18日,日关东军司令部又制定了《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容计划》,补充和调整了兵力。同时,日陆军中央部指示,要起用华人头目控制的集团夺取锦州。
  10月19日,关东军派原奉天讲武堂教官、预备役步兵大尉仓岗繁太郎等14人,以重金收买了汉奸凌印青,网罗溃兵、民团、土匪成立了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凌印青自任总司令,仓岗为顾问,设了18个师的架子,为进攻锦州的先头部队,日军在《盛京时报》宣扬“雌伏十年审机待时之凌印青决然誓师西征。……查其作战计划,似先剿抚白旗堡、大虎山等处之东北军,进而占据锦州城,驱逐张学良退入关内为第一段。”
  22日,凌印青到达台安县大坨子附近,与东北边防军隔河相望,29日,挺进到盘山胡家。与此同时,日军于30日在辽中县城扶植张学成(张学良堂弟)收编东北军旧军官、辽西一带土匪3000多人,编成6个支队,协同凌印青合攻锦州。
  29日,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在胡家与东北军十九旅发生激战,辽宁省公安骑兵总队前来增援,伪“东北民众自卫军”溃退。辽宁省公安骑兵总队联络当地两支农民抗日武装,以归顺伪“东北民众自卫军”为名,在司令部生擒凌印青及仓岗顾问,并处决于盘山沙岭子。
  11月初,日军又委任张学成为伪“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收拢凌印青残部等,组成8个支队共4000多人,声称要“揭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辽宁省公安骑兵第二、三总队前去围剿,伪“东北民众自卫军”一战即溃,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全被击毙。两股伪军被全歼,使日军先用伪军攻打锦州的计划彻底破产,于是,便开始了直接出兵。
  11月27日,日军10架飞机轰炸沟帮子,部队与东北军激战于新民青岗子,当晚,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占领了绕阳河,第三十九旅团占领了大虎山,守备队控制了北宁铁路,预定28日占领锦州。此时,日本政府惟恐出兵辽西,招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急命关东军撤至辽河以东田庄台待命。
  12月19日,日军向锦州守军下达了通牒,称一个星期不撤兵,即大举进犯。12月21日,日军沿北宁、大(虎山)通(辽)、营(口)沟(帮子)铁路沿线向锦州展开全面的进攻,出动飞机20架,轰炸沟帮子,遭到东北军十九旅、炮兵团和义勇军的顽强抵抗,相持7昼夜,最后沟帮子被日军第四旅团占领。31日,日军到达大凌河畔,当日,张学良下令撤兵关内,锦州的东北边防军5个旅4万多人,分乘7个专列入关,留下3个骑兵总队维持治安。
  1932年1月2日,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强渡大凌河,骑兵第三总队稍做抵抗,即撤向锦州市内。1月3日4时,辽宁省政府撤出锦州,沿北宁路向关内转移,10时,日军第二十师团进占锦州。第二天,日军又向义县、锦西、兴城、绥中进犯,9日,推至前所火车站,至此,辽西走廊被日军控制。

  在辽西即将失陷的危难关头,辽西义勇军首领在沟帮子集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决心要抗日到底,收复国土。1932年1月1日,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王显廷部夜袭了黑山县八道壕日军守备队,毙日军30多人。4日,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以“扫荡贼匪”为名进占锦西县城,随后松尾少尉粮秣输送监视队及步兵七十三联队石野小队也相继到达,9日,粮秣输送监视队去锦州领取弹药给养,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石野小队共80多人向城西“扫荡”,至上坡子时遭西五会民团及当地群众的围攻,石野小队长毙命,士兵死伤多人,此时,又闻县城遭民团袭击,古贺联队长急带残部回援,当地绿林首领刘纯启(号亮山)中途伏击,打死日军古贺传太郎联队长以下40多人,伤29人,残部退回县城。
  与此同时,日军松尾输送监视队30人行至钱搭屯附近被民众围攻后全部打死,使日军受到很大震动,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8日,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苑九占、蒋学庭部,在黑山县八道壕张罗屯伏击了日军铁路守备队,毙日军18人。10日,在黑山新立屯,抗日救国军高振鹏部300多骑兵出击日军骑兵第十一联队1个中队,击毙日军70多人。
  9日至18日,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二十路军与彰武黄忠信部联合作战,在大通线上连续向白军出击,毙日军92人。23日,义勇军第二十五路军营长苏良哲、吴绍会部,在北镇关家山子与日军混成第四旅第五步兵联队遭遇,歼日军数十人,苏良哲阵亡,吴绍会负重伤。
  25日,在北镇高力板、正安堡一带,义勇军第十二路军向日军第四混成旅一部发动了攻击,激战后义勇军当晚撤走,在24、25日的战斗中,义勇军还击落了日军飞机2架,俘飞行员2人。日军占领锦州后,8月初,国民救国义勇军宋九龄部袭击了奉山线(沈阳到山海关)金城火车站东段殷家洼,炸毁了铁路桥,迫使奉山线全线停车。
  11月,该部又出击了锦州城,攻打交通大学时打死日军29人,由于日军来援,被迫撤出战斗。另一部攻打锦州北大营时,由于被日军发觉,加之其中一支队伍未按时到达,使此次战斗失利。据当年日伪统计,1932年至1933年,在辽西曾出现了义勇军活动869起,给予日军一定的打击。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2 06:17:24
  第一章 24、辽西义勇军抗战故事二则

  一、青岗子成功阻敌

  辽西是“满洲义勇军反日战争发动最早”的地方。当时,爱国将领黄显声(时任辽宁警务处长)等人在由沈阳向锦州撤退途中,将散落各处的抗日武装编成“辽宁抗日义勇军”。后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继续组织,于1931年12月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约6万人。
  为了突破大凌河一带防线,占领锦州,日本关东军于11月27日派兵进犯辽西。日军的盘算是,兵分三路向锦州进攻:一路从通辽出发,沿大郑线南下;一路从沈阳出发,沿奉(沈)山铁路向西推进;一路从辽南营口出发,沿营沟铁路线推进,企图从正面、侧面突破东北军在大凌河一带的防线,最后合击锦州。27日上午1时,关东军司令部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沿奉(沈)山线路向沟帮子推进;命令由朝鲜开来的混成第4旅团向大凌河一带进攻。
  此时,东北军的正规军作战部队及公安骑兵总队的防线还远在锦州及大凌河沿岸一带,而正规部队的将领受“不抵抗”命令的束缚又不敢擅自参战,沈阳以西的第一重镇新民县已于23日沦陷,大凌河以东没有正规军守卫。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组织了8路义勇军共同在新民青岗子阻击敌人。
  27日上午9时许,日军先头部队混成第4旅团一部在飞机的配合下,以装甲列车在前开道,越过新民县城向西开来,当行至青岗子附近时,预先埋伏在铁道两侧的辽西义勇军耿继周部和辽南义勇军项青山部突然予以猛烈的阻击,当即毙伤日军多名。正在激战之际,义勇军官兵发现有一列东北军的装甲列车滞留在白旗堡附近。义勇军便向车上将士进行动员,装甲列车里的爱国士兵也自愿加入战斗,驱车前来。义勇军遂以装甲列车作掩护奋力抵抗,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
  战斗从上午9时打到下午3时,义勇军在杀伤了大量敌人后主动撤出阵地。日军已无力前进,勉强进入绕阳河车站,等待支援。与此同时,从营口和通辽两地出发的两队日军,也被辽南和辽北的义勇军给以迎头痛击,损失惨重。骄横的日军这才发现,辽西抗日义勇军的抵抗力量远远超出他们原来的估计,于是连忙向沈阳撤退。
  青岗子阻击战之后,锦州军政两署及锦凌防线的东北军正规军备受鼓舞,黄显声于28日在给北平副司令部张学良转救国会的一封电报中说:“日军西进后,显声所派民团已占领皇姑屯,破坏绕阳桥,令其进退维谷,攻锦之计划第一步失败,扰乱工作异常收效。”又建议救国会:“速派妥员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尽力鼓吹警甲民团,联合起来,一致扰乱,到处袭击,则日人疲于奔命,前后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救于万一。”
  义勇军粉碎日军西侵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振奋了辽宁各地义勇军及广大民众的斗争意志,增强了他们战胜日本侵略军的信心,也使北平救国会的领导人备受鼓舞。12月初,救国会即派出大批人员潜往东北各地组织义勇军,使活跃于各地分散的民团、绿林帮伙、东北军的许多中下级军官以及地方爱国绅士、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逐渐趋于联合,从而于1931年末至1932年初,在辽宁各地,特别是辽西地区掀起了一个义勇军抗日的高潮。

  二、奇袭大凌河车站

  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军军官由督范奉张学良的命令,于1931年10月由锦州来到大凌河东北方的一家峪屯,结识了爱国志士谢朝品(谢利庭),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组织抗日武装。接着,由督范又收编了活跃于这一带的全则州(常海)、李质龙(佛爷李)、李化民(仁义)、苑九占等人的队伍,共有1000余人,成立了第二十六路义勇军。由督范任军长,谢朝品为旅长,李质龙为团长,全则州为营长,对苑九占和李化民也分别委以要职。
  经过整顿后,很多农民自己出枪出马,有人甚至拿着大刀长矛参加了抗日队伍。由督范还联合附近蓝天林率领的义勇军,在东北军进关以后,经常出没于北宁铁路沿线附近,伺机打击侵略者。
  大凌河车站在大凌河甸镇北侧,地处辽西走廊北宁铁路的沟帮子、石山站以西,东濒大凌河,北面和西面环山,在锦州城东40华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大凌河上有一座横跨两岸的铁路桥,是当地重要的交通枢纽。自日军占据大凌河后,就派兵把守铁桥,并禁止中国人通行。
  当时正值日军第二十师团在沟帮子至大虎山一带对抗日义勇军进行“围剿”,为了牵制日军的“扫荡”部队,支援沟帮子一带的义勇军,1932年1月下旬,由督范在大凌河车站南方5华里的凌河堡召开了由谢朝品、李质龙、全则州、苑九占、李化民和蓝天林等义勇军领导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袭击大凌河车站的日军,切断北宁铁路,摧毁敌人的机动能力。会上,全则州自告奋勇,要求到大凌河甸镇去侦察敌情,得到由督范的批准。
  1月24日,是大凌河甸镇的集日,由于临近春节,赶集的人群熙熙攘攘。全则州化装成赶集的农民,夹在人群中进入大凌河甸镇,来到车站附近。经过一天的详细侦察,全则州摸清了日军的兵力配置和武器装备情况,并选定了攻打火车站的有利地形——在火车站西南有个“一德堂”粉房,这家粉房共有房屋11间,外有围墙,距火车站约40余米,正在步枪火力有效射程之内,是攻打火车站最理想的地方。
  根据全则州侦察到的敌情,经过详细研究,最后,由督范做出决定:1月24日晚,全军兵分三路(即东西南三路),袭击大凌河火车站和守大凌河铁桥的日军,命令东路由苑九占指挥,歼灭车站东面守护大凌河铁桥之敌,剪断电话线拆毁铁桥上的铁轨,阻止东来的日军援兵;西路由李化民指挥,埋伏在车站的西面,阻击西来的援兵,扒毁路轨,设置障碍物,切断敌军的后路;全则州率领一支队伍,从正面进攻火车站。同时还令蓝天林率部袭击位于大凌河车站东方的石山站火车站,牵制邻站的日军,防止前来增援。
  1月24日晚9时许,各路义勇军共六七百人,趁着月光,从凌河堡出发。苑九占和李化民率领部队分东西两路前往阻击,全则州率领部队进入东北军遗弃的堑壕里,从南面进入了“一德堂”粉房的后院。全则州立刻部署对车站的南、西、北三面进行包围,战士们把围墙和房屋的墙壁以及猪圈墙挖出许多小洞,作为射击孔,准备射击敌人。
  25日凌晨两点,战斗首先在大凌河铁桥打响。全则州听到东路已经打响,立即指挥战士向车站候车室里的日军射击,车站里的日军立即熄灯还击。惊慌失措的日军马上向驻锦州的司令部报告,因电话线已被义勇军切断,无法联系,接着又向石山站火车站呼救,结果,听到石山站火车站的日军回答说“这里也被袭击很危险”,电话线就被义勇军切断了。
  这时,日军队长中村见援军无法前来,只好命令全员紧急集合,倚仗手中的先进武器疯狂进行抵抗。义勇军战士虽然手中只有旧式步枪,但是却越战越勇,战斗异常激烈,车站的前后左右弹丸如雨,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日军开始缺乏弹药,逼着新调来的日籍员工冒死运送补充弹药,并代替伤兵进行战斗。狡猾的中村同时也发现义勇军火力不足,便改变了战术,命令日军用 手榴弹、掷弹筒还击,将手榴弹投进“一德堂”粉房围墙里去,义勇军四连连长王荣久不幸中弹牺牲。敌人不断用掷弹筒射来的炮弹,对义勇军的威胁很大,并造成一些伤亡。义勇军向西面转移。
  快到天亮的时候,防守大凌河铁桥的日军弹药快要用光,派人到车站求援。中村非常惊慌,因为如果大凌河铁桥遭到破坏,自己无法交待。他硬着头皮派一个分队携带弹药前去增援。这时,有3名勇敢的义勇军战士爬上信号塔,居高临下向日军狙击,日军不敢抬头瞄准,只有盲目射击。
  在全则州、苑九占和李化民等率领义勇军袭击大凌河车站同时,蓝天林率领200多名义勇军战士,迅速到达了石山站火车站,进入距离车站二三十米远的民户围墙里,把围墙挖出许多射击孔,对车站里的日军猛烈射击,并喊着口号:“冲锋!把日本人全部生擒!”日军指挥官小野急忙指挥日军士兵,利用掩体进行抵抗。由于日军躲在掩体工事里还击,易守难攻,义勇军只有步枪,没有重武器,无法突破车站工事。
  血战3个多小时,日军的子弹已经用光,通讯联系被切断,援兵也没有来到。上午7时左右,抬头张望的中村被义勇军一枪击中头部毙命。
  达成目标主动撤离战场
  见大凌河铁桥铁轨已经被拆除,电话线也被切断,北宁铁路运输也已经切断,战略目的已经达到,25日早晨8时半左右,全则州、苑九占和李化民率领义勇军战士主动撤回到凌河堡。直到25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的步兵、炮兵在飞机和装甲车的掩护下,才由锦州赶来增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由督范决定把义勇军撤到盘山县的大青水沟。
  由督范、谢朝品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袭击大凌河车站后,日寇异常震惊,认为这支义勇军直接威胁北宁铁路和战略要地锦州。于是日军第二十师团司令部派步兵四个大队、骑兵两个中队、野炮兵一个大队,自1月29日起,对这支抗日义勇军进行“围剿”。
  由督范和谢朝品率部撤到盘山县大青水沟后,虽然可以利用苇塘进行掩护,但因武器落后,又缺乏弹药,在敌我力量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决定把队伍化整为零进行活动。由督范在盘山化装乘火车回到关内去筹集枪械弹药;全则州率领队伍又回到义县境内,不久,又率义勇军炸毁大凌河东面营盘坑的铁桥;李质龙的部队在盘山一带又活动一个时期,先后袭击过营沟铁路的田家坡、三道沟子和大洼等车站,在日军疯狂“围剿”下,回到了义县梁家塔,和全则州商议后,把队伍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斗。后来,这支义勇军的许多官兵参加了抗联部队。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2 11:46:15
  第一章 25、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辽西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人民揭竿而起,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日伪尚未进犯北镇之前,在1932年1月,主张抗日的全县各乡群众拿起土枪、大刀、扎枪、木棒,自动组织起抗日武装约万余人,与准备投降的汉奸、地主武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义军将县城团团围住,激战七昼夜,后因寡不敌众,抗日武装被迫撤退,前往闾山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成立十二路军
  1931年11月间,辽西民间抗日志士在苏荣山、张忠齐二人领导下,组织了两个“特别连”的抗日武装,有30余人,活动在辽宁省锦州市境内的闾山老爷岭、大芦花和蟠桃宫一带,治护地方,维持治安。到1932年1月间,老爷岭圣清宫监院(道士)王子仁开始组织抗日武装,苏、张两个率部随即参加。不久,这支抗日武装在闾山牵马岭、内口沟及义县肖屯一带共发展到300多人。
  当时日军还没有大规模进驻,所以为了对抗这支抗日武装,日伪委派附近地主汉奸也组织了一支部队。1932年2月,闾山抗日武装的首领王子仁在和地主武装的战斗中被杀害。王子仁被害后,抗日武装由龙潭宫道士田信斋为首领,继续在闾山地区活动。
  1932年2月,王子仁被害后不久,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托,张海涛(辽宁北镇县后青堆子人,系北大毕业生)和于汇川从北平来到辽宁北镇闾山龙潭宫,与田信斋取得联系,共同筹划组织抗日义勇军。经双方研究,决定成立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由于汇川出任司令,张海涛任副司令,钱殿荣任参谋,田信斋具体负责招收人员和联系工作。
  同年三月间,在闾山下与沟的王太然家中,由田信斋等人研究制作军旗和臂章。确定军旗为三角形,蓝色白日旗,上面写着“抗日救国军”,臂章为红色黄边,上面也写着“抗日救国军”字样,并有一行小字“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
  义勇军十二路军正式成立后,就积极着手进行组织和扩大队伍的工作,招收了共计1500多名爱国青年,不少东北军溃兵和一些原来占山为王的绿林人士如张绺子等也纷纷前来投奔。
  由于地处山区,部队给养缺乏,但十二路军在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严明的纪律,不抢劫群众财物。见有如此严明的纪律,闾山一带各大寺庙和富裕人家纷纷拿出钱粮支援抗日。
  消灭地主武装,打击日军运输队
  1932年4月某夜,十二路军汇集200多人,去义县肖屯攻打地主武装。战斗开始不久,部队就击毙了地主武装头目周某,并活捉了二头子周大麻子。这一仗,让十二路军不仅给王子仁报了仇,还缴获了一批急需的枪支弹药。部队于第二天拂晓返回闾山。
  1932年6月3日,由十二路军40余人在何家营子截击日寇守备队的汽车。义勇军首先和伪警察队队长徐某取得联系。由徐某将日军守备队汽车出发时间告知了义勇军。罗明臣即先至何家营子动员当地群众,在西河套挖好了陷坑。第二天日寇守备队的汽车开赴沟帮子,行至何家营子时,4辆汽车全部掉在坑内,不能开动。罗明臣带领义勇军向日寇迎头痛击。当时日军手忙脚乱,慌作一团,直到县城的日寇调来大量军队才得解围,仅有1辆汽车逃回县城,这次阻击战,打死日军官兵37人。
  第二天,日军为了报复,派大批日伪军到何家营子,将附近树木全部烧光,并烧毁了民房,还杀害无辜群众五六人。
  三次召开抗日救国会会议
  1932年6月,十二路军召开了第一次抗日救国会会议。会议由田信斋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当地各类武装的代表50多人。十二路军副司令张海涛讲话说:“我们东北沦陷了,要想不当亡国奴,大家就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不然亡国奴的帽子是摘不掉的,今后大家就不要乱抢乱夺了,要遵守纪律。”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赞同。
  6月末,十二路军又召开第二次抗日救国会会议,主要是讨论改编队伍问题。这次会议分别委任愿意接受十二路军领导的各绿林武装头目为旅、团、营、连、排长。
  7月间,十二路军召开了第三次抗日救国会议,此次会议仍由副司令张海涛主持,60多名会道门代表前来参加,大刀会会长罗荣山和法师王海峰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大家同意在十二路军的领导下共同抗日,并策划了攻城打击日寇的计划。
  8月中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向各路武装发出动员令,全部人马一齐攻打附近县城。事先决定,由副司令张海涛派出4人化装到达城门,出其不意将守城日伪军岗哨杀掉。但这4人接近北门时,被守城的日伪军看出破绽,日伪军随即将城门紧闭,并向城外开枪射击。十二路军见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于是命令部队撤回至闾山。
  消灭伪警察队,枪毙单喜廷
  1932年9月2日,绰号“老梯子”的高鹏振带领彰武县抗日部队骑兵500多人,来北镇和第十二路军汇合。当这支部队路过闾山东侧小白屯时,和正在“扫荡”义勇军的伪警察小队、汉奸特务连遭遇。由于敌人携带有重武器,高鹏振一面立即指挥部队和敌人展开战斗,一面派人赶至龙潭宫找十二路军司令于汇川求援。于汇川接信后,立即派出队伍前往助战。已经加盟十二路军的大刀会首领王海峰和冯泽周自告奋勇,带队打前锋。
  队伍行至小白屯时,敌人已经发现义勇军包抄上来,于是迅速解围后撤。正在督战的伪警察局长单喜廷忙向小白屯西北方向跑去,但被义勇军赶上包围,将其活捉。单喜廷举枪顽抗,被义勇军用扎枪刺死。这次战役十二路军共缴获大小枪20多支,打死打伤伪警察20多人。此战过后,十二路军威名远扬,日伪军叫他们为“铁孩子”。
  不久,日伪军出动千余人,配合炮车、铁甲车,分五路围攻十二路军。义勇军依靠有利地形坚持战斗,并向日伪军反攻3次。后见敌人再次增兵,难于取胜,十二路军迅速向闾山西部义县撤退。日伪军没有找到十二路军的影子,遂在闾山十字口、闵家店一带村屯中烧杀抢掠。
  击落日寇飞机,生俘飞行员
  1932年初冬,十二路军一部分人员在苏占北的带领下,在北镇县境内的八家子车站附近高台子用连珠枪击落日军飞机一架。
  该机共有两名日军,一名飞行员跳伞掉落在八家子屯,当即被十二路军官兵俘获。另一名随机落在黑山县境内摔死。苏占北考虑到日军可能对附近村民进行报复,于是派人到黑山县境内将飞机残骸取回。为避免日军发现,十二路军官兵用秸秆将飞机残骸埋藏在高台子大桥下面。
  日寇摩托队发现飞机失踪后,当日到八家子附近寻找,此时苏占北已带领队伍离开八家子,将被俘的日本飞行员押解带走。日军飞行员听到远处有摩托车声音,于是立即高声喊叫,被苏占北一枪击毙。
  奔赴热河继续战斗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十二路军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并和中共地下党组织中共北镇特别支部取得了联系。对此,日伪非常惊恐,迅速调集兵力进行“扫荡”。为了得到进一步指导,田信斋曾两次去北平,与抗日民众救国会联系。1932年秋,田信斋去北平途中,被日伪特务发现。当田信斋由北平坐火车返回辽宁境内后,被日伪杀害。
  1932年底,随着日军对辽西地区实行重点讨伐,十二路军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为了保存兵力,十二路军决定暂时撤离闾山地区,奔赴热河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活动,另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战斗,后来很多人加入了抗联武装。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2 17:19:51
  第一章26、抗日义勇军浑九沟支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动“九一八”事变后,魔爪即向四方伸展。在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日本鬼子很快地占领了沈山线,扎住脚跟立即沿线向外扩张。日寇每到一处,烧杀掠夺,东北人民哭声惊天震地,不忍心当亡国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了抗日武装,联庄会、义勇军,阻击痛歼敌人,保家保国保人民。
  1932年1月,日寇侵占锦州之后,经常出动军队,沿线重点“扫荡”。随之,找汉奸,组织伪政权,安营扎寨,以维持其法西斯统治。
  这一消息传到浑九沟后,人民群众个个义愤填膺。当时联庄会头目何占林激昂慷慨地说:“我们这么大的中国,叫一个小日本给占领了,没人打,我们打!”群众情绪越发振奋,议论纷纷。许多老年人讲:“我们坚决要打日本鬼子!鬼子见人就杀,这也没有我们活路了!”
  1932年农历正月十五,何占林会同松树沟赵连城、赵老文各带手枪去锦州侦察鬼子情况。他们在锦州自行车厂住了两宿,第三天下午5点多钟见两个日本兵由南往北走,他们就跟踪下去,走到铁路北附近,趁四处无人,开枪打死鬼子兵,何占林上前抽出腿缝刀子割断枪背带,取下大枪夺路而归。
  事件发生后,锦州自行车厂的李山告了密。日寇得知是浑九沟人干的,于农历三月初一,派警察大队长霍聋子带虹螺岘警察署长刘子复一伙九人,去浑九沟抓何占林。他们到老谢家,吃完饭就问何占林在家没有。谢说:“上松树沟了!”霍、刘等人下炕想去松树沟,刚出大门,正遇上何占林回来了,大老远,刘子复就假惺惺地热情招手,并把何占林请到屋里。当时,何占林毫无戒意,并把他侄何启景打发回家了。进屋后,略经寒暄,刘子复开口说:“老何还是从前那颗枪吗?”何占林说:“还是那颗!”刘子复要看看,何占林不知是计,就把枪递给刘子复看。这时,霍聋子见计已实现,就严声厉色地说:“你知道不?你的事犯了!”
  何占林刚一愣怔,就被警察们动手绑上了,往车上推。就在这个时候,何启景已到家,何文崇就问何启景:“你叔呢?”何文崇一听何占林叫刘署长扣留了,知道事情不妙,严令何启景前去探查。
  何启景跑到谢家门口,一见何占林被绑上了,急转身回家送信。何文崇得信后马上找了几个人拿枪去找。敌人刚出大门口,何家开枪就打,敌人没敢还枪退到屋里,都趴在炕沿底下,老何家把老谢家包围了,就在墙上喊:“把何占林放出来!“敌人见此情景,苗头不好,迫不得已就把何占林放出来了。何占林一看枪没拿出来,就严厉地问:“你枪呢?”何盛林说:“在屋里呢,他们留下了。”何盛林说:“熊包!进屋要把枪要回来!”何占林返身进屋把枪要了出来。随后老何家爷几个上了房,想把敌人烧死在屋里。这时虹螺岘商务会长赶来了,经一番唇舌,把霍聋子一伙保了出来。从这以后,浑九沟支队开始站岗、放哨,监视敌人。
  当年六月,羊山二十家子王司令,派人与何占林联系。王司令指示:扩大抗日力量,狠狠打击日寇,并送给两把战刀和许多手榴弹、子弹。从此以后就增加装备,扩大力量,招募自卫队员。但是仍感不足。经何占林、何盛林、傅德纯等人研究,决定按傅德纯的意见打羊圈子警察派出所。傅德纯自告奋勇前去侦察,把敌人情况查清后,当晚(六月初七)由傅德纯带着十几名队员,摸进羊圈子火车站警察派出所,一个手榴弹扔进屋里,警察全部投降缴了枪。
  从此队伍逐渐扩大, 到农历八月份,队伍由原先的二十多人发展到二百多人,但只有三十多支枪,余者全是使用大刀、红缨枪和手榴弹。
  农历八月初,何占林又去二十家子向王司令请示,研究建制和斗争方向等问题。并约定王司令在八月初九来浑九沟,当晚打盘踞在锦州的日寇集中营(锦州交通大学)。
  八月初九上午十点钟左右,王司令带六百多人小枪队来到浑九沟,召开建军会议,命名浑九沟抗日武装为“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浑九沟支队”,建制一个团,任命何占林为团长,朱宝珍为参谋长,何盛林为营长。何文亚、赵连城、赵老文为连长,连下设排、班。任命时,由何占林写“任命状”,落款是“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员王显廷”,并给队长发了名签。任命状正写半道,日寇飞机由东飞来,打了一个旋往西飞了。同时去网户屯找义勇军的队员杨振荣也回来了。他急速报告说:“我路过卧佛寺时,看见日本鬼子和警察狗子正在河里推汽车呢,是往咱这方向来的。”王司令一听情况有变,指挥队员掩护老百姓往后山躲避,能战斗的全部上了西山头。鬼子飞机又飞回来了,打两个旋,扔了九颗炸弹,炸死了农民李海,炸伤二人。这时,王司令带人上了山,敌机猖狂扫射西山。这时,一位队员说:“鬼子欺人太甚。”就随手拿起连珠枪瞄准飞机打了一枪,一下子把飞机打掉了。一些当地战士,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冲下山抢着去看飞机去啦,这时鬼子已经进了沟口,在王司令的指挥战斗下,全部安全撤退了。鬼子进村一看屯里连个人影也没有,于是兽性发作,四处放火,烧毁了二百七十四间半民房,人民财产遭到很大损失。下午三点多钟,鬼子怕义勇军围攻,撤回了锦州。
  敌人前边走,义勇军随后进了村,立即全力以赴抢救财产。老百姓见村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个个痛哭流涕,人人摩拳擦掌,“打倒日本鬼子,报仇雪恨!”成为人民的誓言。
  农历八月二十日,特务李山到下浑九沟来侦察情报,被义勇军抓获,略经审讯,王司令下达命令把李山枪毙了,祭了死难者的灵。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敌人到了台集屯,义勇军即刻派人侦察敌情。之后,王司令、何团长带人前去阻击,在孟家砬子与敌人相遇,战斗打响了,一直打了七个多小时。在这次战斗中,打死二十多名鬼子兵,义勇军只伤一名(从王司令那派来的马司号员)。打到最后,双方子弹都快打光了,敌人狼狈逃跑,义勇军猛追,一直追了二十多里路,鬼子钻进了城。
  义勇军返回后,王司令为马司号员开了追悼会,同时决定农历九月上旬再次攻打锦州。
  这次打锦州,是由王司令统一部署的,并联合锦西一带的联庄会、义勇军。战前计划是:王司令派来的七、八个人同何占林、李士军率部攻打锦州,亮山(刘纯启)、朱子桥率部攻打义县。亮山这支队伍里有些是土匪,他们有人缺少子弹。王司令为了减少后顾之忧,并调动他们抗日的积极性,把他们统一起来,装备了他们。何占林带人是从锦州城西北角冲城开始攻击,打得敌人抱头鼠串。义勇军冲进鬼子集中营,李士军就向敌人喊话,让敌人投降,敌人一面答应,一边借机策划阴谋。与此同时,鬼子从连山调来一列车士兵已到锦州火车站,这样义勇军腹背受敌,只好退出。敌人乘机追击,义勇军退到二郎洞,被敌人包围了一天两宿。第二天夜间,亮山由于没打进义县而返回,途中听说何、李被围,竟打出一条路,冲上二郎洞。后又被包围。夜半,义勇军施用巧计,从敌人的坦克空隙间摸了出来,无一人伤亡。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竟打城市,忽视了根据地建设,忽视思想教育,浑九沟支队人心慢慢涣散了。
  打完锦州,王司令派人叫何占林带人上羊山。说这呆不了,鬼子飞机来炸,敌兵又来“扫荡”,你们只有二十几支枪,应付不了。何占林带三十多人走到途中,正直吉林抗日名将冯占海率兵撤到草洼子。冯军长队伍里有浑九沟的人,回来一说,何占林带人投奔了冯军长,驻防热河。后改编为冯军长的警卫连。只呆了两个多月,被冯军长部下旅长崔黑子勾结日本鬼子把队伍打垮了。老何家一连人谁也没继续干,都分散回家了。何占林到家后第二天,被虹螺岘警察署抓去,送到连山,至今下落不明。
  1932年农历十月间,王显廷司令从北京来浑九沟看一次,听说都散了,表示很惋惜,就回去了。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3 15:07:30
  第一章 28、击毙日军悍将 关东军哀叹悲惨
  日寇占领沈阳后,在东北采取什么形式的殖民统治,日本国内和关东军内部曾争论不休。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由日本控制、脱离中国的“满蒙五族共和国”。这个建议最终获得一致通过。关于这个国家的首脑,土肥原提出可以起用寓居天津的清宣统帝溥仪。
  10月25日,土肥原卸任奉天伪市长后的第五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召见他,正式授予他迎接溥仪的任务。两天之后,土肥原来到天津,与寓居于静园的溥仪会了面。在会面中,土肥原欺骗溥仪说:“日军在沈阳的行动,只针对张学良一个人。在张学良的统治下,‘满洲’三千万民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 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并且,土肥原向溥仪保证,这个新国家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可以独立自主地行使权力。土肥原力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回到祖先的发祥地,光复帝业。
  为了保证溥仪顺利出逃,土肥原又导演了“天津事变”。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命令汉奸李际春等人纠集流氓、兵痞组成1000余人的便衣队,在驻津日军的配合下,直接向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土肥原通过驻津日军司令部下令戒严,开来负责保护溥仪的日军铁甲车,断绝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并将溥仪驻地封锁起来。随后,乘天津发生骚乱之机,溥仪于11月10日化装藏在一辆敞篷车的后备厢里,由日本人秘密护送到东北。
  1932年2月16、17日两天,所谓“满洲国建国会议”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2月28日,溥仪正式公布“建国宣言”, 3月1日开始“执政”。

  土肥原在天津活动,不止是劝说和威逼溥仪北上,还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又寻找借口,以援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把矛头指向辽西重镇锦州。
  进攻锦州,是日军预定的作战计划。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从马占山手里夺得了齐齐哈尔,已无北顾之忧。本庄繁派混成第四旅团侦察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阵地,同时 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中国政府已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当天下午命令 关东军停止进攻,日军撤回辽河以东。 但是,野心家的顾忌是短暂的。刚过十天,日本陆军大臣就改变了主意,命令关东军攻占锦州。经过二十天的准备,日军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在飞行队支援 下,向锦州发动进攻。锦州守军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第二天就开始撤退。1932年第三天的早晨,守军全部撤出锦州,当天下午6点,日军 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整个辽西地区。
  日军在进攻锦州的前期战斗中,遇到了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激烈抵抗。这是东北第一次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帜的队伍,是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 熊飞组建起来的。他们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指挥公安骑兵总队,策动伪军两个旅反正,然后收拾被日军重金收买的辽西土匪凌印清的部队,将凌印清处死。
  接着,他们又去收拾为日本人收编土匪的张学成。这个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亲侄子,他组织了汉奸队伍“东北自卫军”,为日本人攻打锦州。对于张少帅的堂弟指挥的这伙伪军,荣臻等人都感到棘手。
  黄显声却坚决地说:“谁投降日本做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
  他们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支持黄显声进剿,明确指示抓获张学成“立即正法处决,以遏乱源”。公安总队马上出动,在高山子一带歼灭了这股匪军,把张学成当场击毙。接着,公安总队向锦州且战且退,然后与东北军一起,沿大凌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攻锦州。
  锦州沦陷后,中国正规军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日本关东军便派出第二十师团,把黄显声的义勇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日军这个师团有一名中佐,名叫古贺传太郎,十分凶悍,被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率领着一支本庄繁认为“攻无不克”的骑兵联队。古贺的骑兵侵占了锦西县城,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
  一天早晨,古贺派出一支三十人的部队,到锦州师团部领取弹药给养,县城只留一个小队,他自己率领七十多名骑兵向城西一带“扫荡”。黄显声的义勇军获得情报,在古贺必经的道路上设下埋伏。
  上午10点钟,古贺的骑兵耀武扬威地到达龙王庙附近的狭窄路口,义勇军开枪射击。日军遭到突袭,无法展开,一时人仰马翻,古贺当即中弹死亡,只有十几个日本兵逃进县城。
  下午,义勇军在钱塔子屯岭下预设埋伏,等候着古贺派往锦州领取给养的那队骑兵返回。日军进入伏击点,义勇军开火打击。附近村庄的一百多名老百姓,拿着锹、镐和锄头跑来参战,把日军重重包围起来,将他们全部歼灭。
  义勇军两次伏击古贺的部队,消灭六十多名日军,给古贺骑兵联队以重创,日军大为震惊。古贺中佐的死,引得关东军发出哀叹:“实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日军为了报复黄显声的义勇军,出动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飞行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黄显声把辽西相继出现的各路义勇军编成二十二路,合编成东 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共六万多人,部队愈战愈勇。这支义勇军一直坚持战斗了一年多,直到日军侵占热河与长城各口以后,才陆续溃散。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4 06:57:54
  第一章 29、国歌中“义勇军”的原型

  1935年4月末,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时,聂耳在几年前那首歌的启发下,终于为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定稿。这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家乡沦陷,中华危亡,历来不畏强暴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组建起多支抗日义勇军,以血身肉躯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决死相拼。白山黑水间,到处熊熊燃烧起抗日烽火,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3年2月的一天,聂耳随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来到热河抗战前线慰问驻守在那里的抗日骑兵部队。在采访义勇军官兵时,他听到战士们正激情澎湃地高唱《义勇军誓词歌》,顿时热血汹涌,激发了强烈的创作灵感。1935年4月末,抗日烽火燃遍长城内外时,聂耳在几年前那首歌的启发下,终于为田汉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定稿。这就是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支促使聂耳谱写出国歌的原型部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
  击毙张学良堂弟汉奸张学成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家乡沦陷,中华危亡,历来不畏强暴的东北人民,揭竿而起,决死相拼。
  就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夜,虽有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第7旅620团团长的王铁汉,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打响个人抗日第一枪;紧接着,辽宁盘山就成立了“讨日扶民救国军”,主要领导者纪亭榭、蔡宝山、盖中华等人打响了东北民众抗日的第一枪。盘山义勇军最多时达到两万多人,在辽南一带与日伪军进行了130余次殊死搏杀,令关东军司令部大为震惊。
  这只是后来将近100多路东北义勇军中的一支。那么,《义勇军进行曲》中那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义勇军”,究竟由什么人组成,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抗争呢?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初期,东北各阶层民众自发组织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总称。他们没有统一的指挥,旗号繁多,各自为战。据学者研究,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军官兵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其他工人、学生占5%。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番号不一,且变幻不定。
  著名义勇军史研究者孔令波研究考证后认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鼎盛时(1932年夏秋)的总人数为55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辽宁省(含热河和内蒙古东部地区)27万,吉林省15万,黑龙江省13万,整个抗日过程中先后有100多万人参加义勇军。
  这里首先不能不提张学良和东北义勇军复杂微妙的关系。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后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再加之日寇是张学良的杀父仇人,使他不能不对义勇军表示同情和支持。他既怕因此招惹日军寻衅,又怕因此导致蒋介石不满,只能秘密地以各种名义掩护,暗中支持义勇军。他一方面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东北将领,不得使用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番号,只能以“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自称,另一方面则通过救国会系统拨出许多枪弹、被服和现款,转交给义勇军。
  如果按地域概述东北三省的义勇军特点,辽宁兴起最早,吉林战斗力较强,黑龙江省影响最大。
  兴起最早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其主要人物黄显声是一位爱国将领,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顾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的束缚,率公安队和警察,在沈阳市区抗击日军,沈阳沦陷后,他率部撤至锦州待命。
  为了组建民众抗日武装,黄显声在取得张学良将军的同意后,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制定了民众抗日武装《编委方案》,辽西各阶层人民,纷纷拿起武器参加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首先在辽西大地勃然兴起,如燎原大火,势不可挡。黄显声主张:不管谁投降日寇当汉奸,都必须坚决消灭!连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叛变投敌,黄显声也亲赴北平面见张学良,在其大力支持下,终在黑山将张学成剿灭击毙。
  吉林省义勇军与辽宁省不同,主要是以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为骨干,以民众和绿林武装为主体组成。“九一八”事变前,吉林省 张作相回锦州为父治丧,将军政大权交给清室后裔、军署参谋长熙洽。谁知熙洽竟然开城纳降,叛国投敌。日军轻取长春,又兵不血刃占领吉林省城。
  卖国贼熙洽在组织伪吉林省政府时,极力拉拢各驻军将领投降日寇,但大部分爱国将领拒绝利诱,高举义旗抗日。这其中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吉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虽然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吉林省义勇军与日伪军交战千余次,攻克城镇30余座,占据吉东13县广大地区。
  江桥抗战打响抗日斗争第一枪
  在整个东北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则首推黑龙江省义勇军。1931年11月,在张学良不抵抗而将东北军撤往关内的情况下,日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并直逼黑龙江省。时任黑龙江省代 马占山将军率部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开始。英勇的抗日官兵在马占山将领率领下,奋起抗战。他们凭借简陋武器与敌人展开肉 搏战。仅江桥一役,歼灭日寇185人,打死打伤伪军七百余名,日寇入侵以来第一次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
  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有领导、有组织地发起的抗日斗争第一枪。江桥抗战一时间成为最光彩夺目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当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东北的关键时刻,东北义勇军在优势敌军面前,毫不示弱。1931年12月末,东北军放弃辽西地区撤入关内后,东北的抗日历史重担便全部落到义勇军的肩上。他们表达了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

  随后,各路义勇军便使用低劣武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收复失地。在漫长的寒冬,由于后援无继,东北苦寒的气候将义勇军战士们折磨得骨瘦如柴。1932年9月19日的《申报》披露了义勇军艰苦作战的状况:“因经费困难,一切殊感艰苦,故在前线作战之义军,粮食均由就地之民众供给,因之恒两三日不得一饱,尝以窝米为充饥之妙品。夜则露宿田野,是以患病者极多,失去战斗力不少……伤者无以为医。”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东北义勇军依然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战斗频繁,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2年3月,日寇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这时,“国联调查团”也要来东北进行调查。为了用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辽宁义勇军攻打沈阳市。3月10日、3月28日,辽宁各路义勇军两次联合攻打沈阳市,后来在8月末的“竟攻入市内,一度占领东塔机场,烧毁敌机多架”。4月初,吉林自卫军集中5万兵力反攻哈尔滨市,逼近市郊,毙伤日伪军数千人。9月初,冯占海部吉林救国军联合各小股义勇军围攻吉林省城,一度攻入市内,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为之震动。

  奇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义勇军英雄。
  活动在辽东三角地带(今凤城、岫岩一带山区)的邓铁梅部队是坚持得最久的一支义勇军部队。当时任警察分署署长的邓铁梅,是一条血性十足的东北汉子。他不满政府无能,不甘心俯首做亡国奴,决心组织群众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以本溪警察为基础,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司令。随后,邓铁梅担任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军长。1934年5月,邓铁梅不幸被叛徒出卖落于敌手,敌人软硬兼施,万般劝诱,邓铁梅坚贞不屈,在狱中时常吟唱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最后挥毫写下“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含笑引颈,慷慨赴死。
  邓铁梅牺牲后,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继承烈士的遗志,率领邓铁梅余部继续战斗在三角抗区。1935年6月,苗可秀又不幸负伤被俘,旋即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然而三角抗区的战旗并没有倒下,继由刘壮飞、阎生堂、白君实等人接续下来。这支队伍不屈不挠,坚持苦斗。一次次流血牺牲后,赵侗、纪亭榭、高鹏等人成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力量。
  北平沦陷后,广大市民陷入绝望灰心之中。为了鼓舞民众的抗日信心,这支部队决定出师奏捷,干一件大事,让北平人民知道它的存在。不久,这支以学生为主的抗日武装,竟然夜袭德胜门外的“北平第二模范监狱”,轰动全国。
  1937年8月22日夜,他们先打发一个小孩,叫他装作好奇跑到监狱跟前喊:“日本军官来了!日本军官来了!”接着就来了一伙冒充的日本军官和翻译,他们在门外故意高声地讲着日语,声称是日本司令部派来押解中国政治犯的。管狱士兵一听是日本司令部来的人,赶忙开门。赵侗、纪亭榭等人一拥而入,立即破坏警报器,割断电话线,缴获全部枪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顶上脑袋,看守人乖乖交出了钥匙。他们宣布:“我们是义勇军,凡是愿意抗日的可以跟我们走!”
  在狱的587名囚犯全部释放,其中约300人自愿参加他们的队伍。这之后,一批批要求加入游击队抗日的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来,队伍迅速壮大到1000多人。从此,“学生军”在北平郊区群众中闻名遐迩,开始与日寇正面作战。
  9月8日的黑山扈战役,是国民抗日军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战斗使日军连续受挫,死伤累累,并且首次击落一架敌人的飞机,大大鼓舞了军民斗志,使侵略者的气焰首遭沉重打击。10月初,不甘失败的日寇动用一个旅团的兵力,出动12架飞机围攻游击队,日军伤亡惨重,国民抗日军安全突围,队伍一下发展到1500余人。
  至此,国民抗日军声威大震,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连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也两次以大量篇幅报道国民抗日军的成立,奇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以及黑山扈大捷的消息,指出国民抗日军“义声所播,民气大振”,是“北平近郊抗日的中心力量”。
  在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史册上,还有成千上万个英雄的故事:首举义旗的高鹏振,“天狗司令”郑桂林,毁家纾难的唐聚五……这些来自不同阶级的爱国者,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国难,英勇战斗,消灭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统计的数字,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义勇军各部相继失败时,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名”,而实际情况大大高于这个被压缩了的数字。以至于日军的广濑将军胆战心惊地说:义勇军的顽强斗争,“竟至出乎余预料之外,这种‘讨伐’战争之剧烈情形,使我不期然回忆起日俄战争的情景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义勇军抗战就成了全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义勇军主动出击打击敌人,牵制日军入关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
  由于义勇军毕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义勇军队伍成分复杂,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之间不能有效地协同作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战斗消耗不能得到有效补充等等。因此在日伪军的大举进攻之下被各个击破,相继瓦解,绝大部分以失败告终。
  但是,东北义勇军播下的抗日火种已呈现出燎原之势。1933年初,东北义勇军主力失败进关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挺身于危难之际,毅然决然地擎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的大旗,留在东北境内的义勇军余部大多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新的姿态继续进行着武装抗日斗争,直到迎来抗战的胜利。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4 12:21:40
  第一章 30、《义勇军进行曲》为他们而作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山河沦陷之际,辽西地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顽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抗击日寇侵略的钢铁长城。
  《义勇军进行曲》从这里唱响
  南临渤海,北依松岭山脉,位于“辽西走廊”东端的锦州,素有“四省通锦”之说。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其歌词素材,来源于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地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
  半个多世纪岁月的冲刷,可以让许多记忆褪去颜色。然而,有些记忆却并未因渐行渐远的时空距离而模糊,反而愈加清晰——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他们的抗战故事,就是定格在这片土地上永恒的红色记忆。
  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在这里诞生
  历史的脚步并未远去。在锦铁高中旁边的牌楼前驻足,抬头凝望,这座民国风格的建筑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沧桑,“东北交通大学”6个大字格外醒目。
  在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会长穆景元的心中,这座牌楼更像是一支昭示历史和现实的画笔,将“北大营”“五台子村”等旧址连接在一起,勾勒出这座城市厚重的抗战足迹。
  “1931年沈阳沦陷后,这里曾是东北军政在锦州建立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穆景元说。
  走在锦州市汉口街上的穆景元,步履矫健。“1931年10月,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在福金生百货店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建辽西抗日义勇军”“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在这里整理出民众武装《编委方案》”……对发生在这条街上的锦州往事,老人如数家珍。
  “其实,在《编委方案》出台之前,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就已经诞生了。”穆景元回忆说,“1931年9月27日,黑山县绿林首领高鹏振在黑山、新民交界地区组建一支义勇军队伍,起名为‘镇北军’。这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
  “1931年12月,东北军撤入关内,整个辽西对日作战的重任就完全落在辽西抗日义勇军肩上。”锦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幼山说,作为一支民众抗日武装,它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锦州出发,经百余公里的路程,我们来到葫芦岛市连山区钢屯镇——昔日锦西县冮家屯。82年前的那个冬日,一场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在这里打响。
  在向导孟乾东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振奋国人的“痛歼日本侵略者古贺联队”战斗的原址。这场发生在1932年1月9日的战斗中,义勇军共歼敌50余名、伤30余名,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冮家屯大捷,震惊了日本朝野。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编写的《满洲事变实志》中,他们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辽西抗日义勇军将士智勇双全
  位于锦州的沈阳军区某炮兵旅围墙外,每隔3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座用水泥堆砌的机枪掩体,1米多高的掩体与围墙浑然一体,下方都留有7个射击孔。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于德泉告诉记者,这里原来是侵占锦州城的日军驻防据点——北大营。
  1932年10月,时任辽西抗日义勇军总指挥兼参谋长的宋九龄决定攻打锦州收复失地。目标主要有两个据点:一个是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现锦铁高中),另一个就是北大营。
  “别看这支队伍是由各阶层群众、东北军和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可他们的战术思想里却充满智慧。”置身东北交通大学旧址,于德泉给记者讲起了一段“木匠”刺探情报智取日军司令部的故事。
  “当时,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正在施工,宋九龄便派出20名义勇军战士化装成木匠悄悄混入,打探日军的布防情况。”1932年10月25日午夜,战斗打响,义勇军早已对营区了如指掌,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最后第八师团司令部内的31名日军全部被歼,除了2名卫兵外,其余29人均是佐、尉级军官。
  “之后,日军一度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唯恐义勇军再来攻城,便从大连运来水泥,在东北交通大学和北大营的院墙上修筑了许多射击孔。”于德泉指着射击孔说。
  如果说攻打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是智取,那么发生在1932年1月9日的锦州黑山五台子大捷就是硬碰硬的较量。
  在纪实文学《血战归来》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载:此役与日寇激战2小时,消灭鬼子73人,缴获长短枪76支,子弹2车,战马64匹……
  《义勇军进行曲》凝聚抗日力量
  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每个国人都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的诞生,与锦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拿起刀枪向前冲!杀!杀!杀!”走进锦州市抗日义勇军纪念馆,悬挂在门口一侧墙壁上的《义勇军誓词歌》让人倍感振奋。
  “这首在辽西各路义勇军中广为传唱的歌曲,原是高鹏振所作的誓词,后被王立川填入满江红曲调。”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执行会长张桂枝如是说。
  1933年,看到多家媒体连续报道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寇的消息,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田汉写下这样一篇文章:“最后的胜利是不决定于敌人的武器而决定于全国广大劳苦民众的意志。但凡他们不肯做奴隶……才是真正能防卫中国民族自己的家的万里长城!”
  “上世纪80年代,多位历史专家都说,田汉文中的万里长城,指的就是抗日义勇军。”穆景元说。
  在锦州还有一个人与《义勇军进行曲》渊源颇深,他就是曾任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会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将军,曾家居锦州38年。1934年,朱庆澜出资赞助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以宣传抗日义勇军的事迹,进而呼吁全国抗战。
  电影前期拍摄完成后,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标题也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在张桂枝收集的资料中,记者看到了曲谱照片。照片上,谱曲用的纸张已经泛黄,但一个个跳动的音符依旧清晰。
  穆景元说:“朱庆澜拿到这张写有‘进行曲’的曲谱后,画龙点睛般地在前面加上‘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此被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
  “男儿身死英灵在,国史明标第一功”,作为最早抗击日寇的武装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理应被国家和民族所铭记,因为伟大的国家不会丢弃过去的历史,挺立的民族更不会忘记自己的英雄。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4 17:34:15
  第一章 31、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为国歌最终定名

  锦州华庭小区“朱家大院”里的人和事。

  位高权重,后辞官办果园、创女校义学,对锦州贡献老大了
  朱家大院的主人叫朱庆澜,字子桥,1874年生于山东济南,1893年,19岁的朱庆澜举家迁居锦州,进入清军巡防营开始军旅生涯,此后一路高升,参加过辛亥革命,1912年后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军事顾问,授陆军上将。此后历任广东省省长、黑龙江省将军、国民政府中央赈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走南闯北多地,但家眷始终在锦州生活。
  1922年,应孙中山推荐和张作霖邀请,朱庆澜重返东北,掌管黑、吉等多地军权,那也是跺一脚大地颤三颤的人物。可人家并没有借此作威作福,而是想尽办法收回松花江航行权及中东铁路百万亩土地的所有权,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功不可没。评书大家单田芳播讲的《乱世枭雄》中有大量关于他的表述。
  1925年,因不满张作霖发动直奉大战,朱庆澜“撂挑子不干了”,辞官回锦,以一介平民身份开始专注慈善。

  锦州人都知道江浙实业家李善祥创办的生生果园,却鲜有人知道朱庆澜也创办过果园,就在生生果园附近,叫朱家果园。当时,李善祥、朱庆澜、汲金纯(单田芳《乱世枭雄》评书中的两大炮手,汲金纯 阚朝喜)等多位进步士绅创办的近10家果园,共同抵制日本企图垄断锦州苹果业,并大有压倒日本苹果之势。在现在的南山苹果文化廉政文化景区,我们还可以看到朱庆澜当年创办朱家果园的事迹。
  朱庆澜与开明绅士出资108万现大洋,52间房产,为创办女校做贡献。
  朱庆澜还做了一件大善事——创办义学。当时,锦州的中学只有男校没有女校。为了让女生享受同样平等的上学全力,朱庆澜做出了巨大贡献。1928年,朱庆澜与一些开明士绅共同出资108万块现大洋存于银号,以利息作为学校经费。其夫人徐雅志跟多年积累起来的“太太帮”也募集到了一些奖金,李善祥又无偿提供了锦州江浙会馆的52间房产(原古塔区医院,现市儿童医院)。朱庆澜夫妇频繁出入书香门弟,聘任多名女老师任教。这样,钱、教室、师资全解决了,成德女子中学就这么成立了,曾留学日本的徐雅志任校长。学制三年,设10余门课程。既然称义学,学杂费、书本费、午餐费全免,几年间,培养女学生数百名。办学一直坚持到“九一八”事变后,为锦州的教育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年近六旬的朱庆澜为避日军,离开锦州,前往北平。至此,他已在锦州持续生活了38年。、

  重新出山,边指挥战斗,边援助义勇军,为了抗日,他尽了最大努力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4月,朱庆澜在上海创建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5月改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同年11月,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合署办公,并联合组建了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
  东北沦陷后,日军疯狂进攻热河(今承德)。朱庆澜一方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划分了新的军团建制,另一方面多次调集大批的武器和物资支援热河,会同张学良指挥部署义勇军和东北军的热河保卫战。在东北交通大学遗址公园抗日义勇军创建地展厅里,就有关于朱庆澜支援义勇军资金、物资和指挥义勇军作战的展板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的专家刘景毅设计的、目前国内唯一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机构图表,这些资料都充分验证了朱庆澜将军所言所为皆非虚妄。
  怎奈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热河保卫战空喊支持却不拨一枪一炮,加上东北军内部腐败,张学良、张作相指挥不力,主将汤玉麟临阵脱逃等多种原因,1933年3月4日,热河终落于日军之手。
  刘景毅还一直珍藏着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一份朱庆澜任会长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援助东北义勇军资金的表格(复印件)。朱庆澜积极从国内外募集资金,除了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量的军需物资以外,还向117支东北义勇军部队直接拨付现大洋191万元,其中包括:向冯玉祥和吉鸿昌创建的察哈尔抗日同盟救国军提供资助10万大洋;吉林抗战将领王德林和共产党人李延禄领导的义勇军,得到资助8.6万大洋;黑龙江抗战将领马占山得到的资助最多——23万多大洋……正应了那句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了抗日,朱庆澜尽了自己最大努力。还好有证可见,否则这段历史若不被世人承认,作为朱将军同乡的我们将愧于忠魂。
  1933年5月以后,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长城以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于1933年7月先后被强令取缔。撤至北平的朱庆澜一气之下病倒,其后赴上海养病。

  大笔一挥加了三个字,《进行曲》成了《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朱庆澜出资赞助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战电影《风云儿女》,而当时,田汉交出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歌词,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聂耳就找到夏衍,承担了《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作曲创作任务。
  原本《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主题歌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的歌词和曲谱只有3个字《进行曲》。据朱庆澜嫡孙朱汉和义勇军战士刘凤梧之子刘笙满考证,是朱庆澜画龙点睛,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 个大字,于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最终确定名称为《义勇军进行曲》。资料显示,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除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并被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刘景毅和刘生林两位老师根据此段史实,撰写文章《朱庆澜为<义勇军进行曲>定名》,并在《人民政协报》2012年9月6日“春秋”副刊一版发表,见报后,一些朋友纷纷打来电话表示关注,目前已经被凤凰、网易等10多家门户网站转载。
  另据资料显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朱庆澜因力主东北抗日和救助部队、灾民誉满华夏。1941年1月13日,朱庆澜积劳成疾,在陕西西安盘腿静坐而逝,享年67岁。

  追忆有去处,朱家大院以及朱将军胡同最终确定旧址
  2012年6月,远在美国的朱庆澜之孙朱汉辗转给刘生林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请其帮忙在锦州寻找父辈常念叨的“朱将军胡同”。受此重托,刘生林连续几次在锦州古城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趟”,还走访了80多岁高龄的武连勤和原市志办主任牛广臣两位锦州文史专家。功夫不负有心人,集合多家说法和判断,基本确定了“朱将军胡同”现在的位置。
  2012年11月中旬,朱汉、朱君红等3名朱家后裔专程从美国和广东来到锦州,参加了锦州市地名办主办的“朱将军胡同和朱家大院”考证会,考证会结果令人兴奋:确定朱庆澜将军府邸朱家大院的旧址为现在的锦州华庭小区;华庭小区与西面古城新苑小区之间的夹道就是朱将军胡同旧址。
  考证会结束后,朱家后人非常感谢研究会和地名办几位专家的付出,还在华庭小区门前激动留影。朱将军胡同和朱家大院旧址正式挂牌后,朱家后人多次引用考证朱将军胡同和大院的文章与图片,在个人论文和博客中采用。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辽宁电视台多家媒体闻讯也前来大院采访。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5 06:10:07
  第一章 32、锦州---抗日义勇军和国歌的发祥地

  一
  “抗日义勇军”的发祥地在辽宁锦州——年逾80的渤海大学政史系教授穆景,在翻阅大量资料,走访众多知情人后,历经20年时间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说法得到了相关专家的认同。
  为了证明“义勇军”的发祥地的确在锦州,穆教授列举了3个证据。
  证据一:第一个《抗日义勇军编委方案》在锦州制定
  根据资料记载,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九·一八”沈阳沦陷后,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带部下到锦州。9月末他着手整顿各县的民团组织(联庄会),由政府提供枪械弹药,民间有枪支者也可向政府领取子弹。
  这些民团和民间枪户,后来便成为各地义勇军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的抗日救国的感召下,黄显声决定组建义勇军,与东北军并肩作战。在取得张学良将军的同意后,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制定了《抗日义勇军编委方案》,对“义勇军”的组织原则、程序、奖励办法、经费来源等都做了切实可行的规定。
  证据二:在锦州建立第一支义勇军
  很多人都知道“义勇军”的故事,而辽西地区的“义勇军”也多达20路。
  1931年10月下旬,在黑山县城的一个士绅会议上,公推曾任东北军黑山、新民、北镇、台安四县兵站处处长的王显廷组建“义勇军”。
  “九·一八”后,王显廷发起成立“抗日义勇军”,经过决议,此路义勇军的番号为“辽西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一路”,至此,中国第一支正式的“义勇军”在锦州成功建立。
  证据三:义勇军从锦州发展壮大
  第一支“义勇军”的建立,激发了辽西民众的爱国热情。随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在以锦州为中心区域的范围内,“义勇军”的人数达到10万人,共有20路。而在多次与日军的对抗中,也成功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使日军想要占领锦州这个军事要地的想法,被迫延期。
  “这个观点的提出是我个人的研究结论,虽然还没有人反对,我还是希望有感兴趣的人能够和我探讨一下。”穆教授说出了他的心愿。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号召的影响下,张学良组建的锦州军政两署、由中共地下党参与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朱庆澜创建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等抗日救亡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工作,东北人民和部分东北军爱国将士自发的抗日热潮,汇聚成了东北民众武装抗日的滚滚洪流,辽西乃至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纷纷竖起了武装抗日的大旗。
  二

  抗日义勇军战绩是《义勇军进行曲》的主要素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战时期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由我国著名剧作家、共产党员田汉作词,著名音乐家、共产党员聂耳作曲。
  1932年和1933年,国内各地报刊上连续登载辽西抗日义勇军的胜利战果。1932年1月14日,《新天津报》刊登了日军古贺骑兵联队在锦西冮屯被辽西抗日义勇军全歼的消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联络员王立川在《新中华》杂志1932年第1卷第9期——第11期连续发表题为《血战归来》的文章,详细报道了高鹏振部义勇军在黑山县五台子村外歼灭日军的事迹,使革命作家田汉深受鼓舞。
  1932年12月,张学良调集锦州地区高鹏振、耿继周、郑桂林、张海天、项青山等部义勇军和黑山县多支辽西抗日义勇军,会同阜新大庙义勇军,组成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辽西义勇军骑兵一团,开赴热河省建平县的朱碌科一带,参加热河保卫战。
  1933年2月,上海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率慰问团,带着枪支弹药和慰问品来到热河保卫战前线慰问义勇军将士。田汉、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也随团来到热河抗日前线,专门采访了锦州黑山县抗日义勇军骑兵部队,并做抗日宣传工作。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中将副总指挥郭景珊生前曾对儿子郭春光说:“1933年我参加热河、长城抗战时期,上海电影界有位姓田的人(即田汉),是位负责人,听说他是共产党人,曾经找过我了解有关义勇军在热河战斗的情况。”据辽西抗日义勇军老战士刘凤梧回忆:“看见聂耳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一面慰劳部队,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拍的电影《热河血战史》记录了不少我们这些骑兵部队活动情况,其中镜头中骑白马的就是我。”正因为聂耳在亲眼目睹了义勇军抗战的场面,为他后来给《义勇军进行曲》谱曲丰富了感性认识。辽西抗日义勇军抗日作战的一系列英雄事迹和新闻报道,为田汉和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最原始的素材。
  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于1934年筹拍进步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但是,田汉只是交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逮捕入狱了,后来这部电影由我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夏衍改成摄制台本。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当聂耳知道夏衍正在完成《风云儿女》电影台本时,马上找夏衍承担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创作任务。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又修改了曲谱初稿,定稿后寄回国内。

  朱庆澜将军为《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
  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以及为《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确定歌名的人,是家住锦州38年的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朱庆澜将军。
  朱庆澜,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1874年生于山东济南。幼年随父迁居锦州,19岁在锦州入巡防营从军逐步晋升。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任袁世凯总统府军事顾问,1915年授陆军上将。后历任黑龙江省护军使、黑龙江省将军、广东省长、广东新军司令。1923年应张作霖之邀重返东北,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5年辞官回锦州私邸。此后任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等职,长期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与慈善救济事业,是旧中国第一代著名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1941年1月13日晨,朱庆澜将军因积劳成疾在西安病逝,享年67岁。冯玉祥将军为朱庆澜墓碑题写了碑文,誉其为“萃智仁勇于一身”,有学者评价朱庆澜将军为“民国政要、慈善元老、抗战先驱”。
  朱庆澜家居锦州38年,1928年在锦州创办成德女子中学(旧址为现锦州市古塔区医院),朱庆澜的夫人徐雅志任名誉校长,由陶杰仁任校长。他的宅邸位于锦州老城北二街,锦州人后来将朱庆澜所住胡同称为“朱将军胡同”。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朱庆澜以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发出全国通电,要求全国抗日,被社会公推组织抗日后援会机构,并将家眷由锦州迁居北平,自己只身出关北上,到辽西和蒙东各地联系爱国志士,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
  1933年热河保卫战之后,朱庆澜将军又致力于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宣传抗日义勇军的事迹以呼吁全国抗战。1932年,上海晨报主编陈彬稣出版了全国第一部宣传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的书籍《东北义勇军》,朱庆澜题写了书名;朱庆澜并在1934年出资赞助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据上海国歌展示馆有关专家介绍,在电影《风云儿女》拍摄完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于是,作为电影《风云儿女》出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风云儿女》在拍摄和上演的过程中阻力重重,为了避免《风云儿女》被国民党上海当局禁演,朱庆澜将军游说社会各方,力主公演,终于使这部影片于1935年5月24日在上海得以首映。此时,田汉还在狱中,距离聂耳逝世仅两个月。
  《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和歌曲唱片的发行而流传全国。朱庆澜将军不愧是电影《风云儿女》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幕后英雄。建国初期,《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一直到如今。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5 18:27:44
  第一章 33、新民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战绩


  九一八事变后,辽沈地区的各路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战救国,其中包括活跃在新民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和第三十一路军。今天,让我们走近爱国将领耿继周和他的第四路军,了解抗日义勇军的辉煌战绩及主要领导人。

  第四路军战绩

  1931年9月,已经退守到关内的东北军将领耿继周出于爱国热忱,返回新民组建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在新民、黑山一带与侵华日军展开激战。

  1932年1月4日晚至5日拂晓,耿继周率领抗日义勇军攻打新民县城。击毙日伪官兵多人,处死投日汉奸程文焕。1932年3月6日,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联合攻打沈阳城,致使敌人节节败退,取得了辉煌战果。1932年8月,义勇军第四路军埋伏在绕阳河大桥铁路两侧,击毙押车的侵华日军多人,截获了大量军款和枪支弹药。

  这几次具有代表性的战役,都是抗日义勇军在新民与日军的正面军事较量,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打乱了侵华日军企图以新民为跳板西侵的部署,成为新民革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大战役。

  耿继周:愤然辞职 义勇救国


  大红旗镇有个营坊村,以前叫营房村,就是因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驻扎在此地而得名。第四路军司令是耿继周,举旗之地便是白旗堡,现在叫大红旗镇。
  耿继周1885年出生在新民市八里铺,现在叫新民市辽滨街道新建村。耿继周老宅已经不在了。
  耿继周的戎马生涯可以用“大器晚成”来形容,他担任奉军少校炮兵营长时已进入不惑之年。1921年5月,考入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兵科,此后在奉系军队历任炮兵排长、队长、连长、营长、监督等职,1927年随汤玉麟驻防热河省。
  九一八事变后,他因不满“不抵抗”命令,愤然辞去军职,回家乡组织义勇军抗日。耿继周回辽宁第一站落脚在锦州,见到老同学黄显声后,向他陈述了自己准备组织义勇军的想法,得到黄的支持,黄表示可以警务处的名义提供武器弹药。9月28日,耿继周回到家乡新民,在当地爱国士绅襄助下,几天之内便组建起千余人的抗日队伍。这支义勇军队伍得到了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支持和资助,经过黄显声的积极争取,被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任司令。
  新民距离沈阳很近,耿继周在新民组建义勇军,无异于在日伪心脏旁边埋下了一颗“炸弹”,很多爱国民众纷纷前来投奔耿继周。年近五旬的他将所有家产变卖用以购买枪支弹药,真正做到“毁家纾难”。经过广泛发动,到1931年底,义勇军第四路军发展到12000人,最多时编为17个支队(后整编为两个师)。
  耿继周不惧危险,敢于“碰硬”。他所率的义勇军主力就在距离沈阳不到百里的地带活动,多次出击日伪军。考虑到队伍成分复杂,耿继周提出了“专抗日,不扰民,救国爱民”的十字诀,并将十字诀用红线绣在黄布上,作为每名官兵的臂章佩戴。
  1931年11月下旬,日军大举向辽西进犯。为阻止日军西进的脚步,耿继周决定攻打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新民县城。12月15日,战斗打响,义勇军分四路向守敌展开激战,冲入城内与敌人巷战,此战虽然没能收复县城,但缴获了大量枪支和数千发子弹。12月30日,耿继周亲率义勇军在白旗堡(今新民市大红旗镇)歼灭日军多人,次日又偷袭了已被日军占领的白旗堡车站。1932年元旦这天,义勇军在白旗堡以南的莲花泡阻击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义勇军抗战史上鲜有的近距离肉搏战,一时间刀光闪闪、杀声连天,激战三小时后,义勇军杀敌50余人。
  1932年1月4日,耿继周率义勇军3个团约2000人,于晚7时三面夹攻新民县城,占领了日本领事馆,打死日军官兵20多人,打开监狱放走百余名“犯人”,砸开日本大和旅馆、日商洋行,查收大量鸦片、吗啡和日货,打死汉奸治安中队长程文焕。凌晨2时,敌人增援,义勇军撤离县城。
  耿继周等部义勇军频繁出击,多次打乱日军的军事部署,令日本侵略者坐立不安。恼羞成怒的日伪军于1932年1月中旬开始对辽西一带进行大规模“清剿”。耿继周率骑兵2000余人到新民北部与敌人周旋,先后在唐家窝堡、五台子、六家子等地打了几场伏击战,还夜袭巨流河日军驻地,和日伪军激战数十次。
  在第四路军的战斗经历中,还有一次袭击大快车的传奇经历,是由高老梯、孙柱国、朱绍山(朱山字)等人组织进行的,记载于李连俊撰写的《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和司令耿继周》一文中:
  1932年8月,他们得到日军官携带巨款将于旧历8月13日从沈阳北站乘快车送往锦州的情报后,派出十余义勇军,乔装旅客,尾随其后,同时登车跟踪,并选位置,看住日本军官和火车司机。火车开到白旗堡西绕阳河大桥时,事先埋伏在铁路两侧的义勇军突然向火车射击。司机看到桥头堆满石头,紧急刹车,藏在车厢里的义勇军一起动手,缴了日军武器,将装满钞票的几个大皮包扔下火车,人也随后下车。缴获的日军军款做了义勇军的军饷。
  在日伪军的重重堵截下,耿继周率部开始长途游击作战,活动于辽西许多地方。1933年1月25日,耿继周在朝阳度过抗日以来第二个除夕之夜。他夜不能寐,赋《除夕感怀》一首:“……铁血头颅疆场碎,谁将只手挽狂澜?一息尚存决奋斗,岂容闻达与后援!”
  这首诗表达了他要抗日到底的坚定决心,但后援不力,1933年5月初,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耿继周率部撤至丰宁,不久参加了冯玉祥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继续谋求抗日杀敌。1933年6月,耿继周被冯玉祥委任为抗日同盟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8月,随着冯玉祥被迫下野,耿继周部最终瓦解。1938年,原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出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他了解到抗日老将耿继周生活困窘,遂委任其为第十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耿继周退役,自谋生计,靠卖画为生,后客死南方某地。

  王润堂:仗义疏财 襄助抗战

  耿继周竖起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大旗的地方是白旗堡的义昌当铺,司令部就设在义昌当铺。义昌当铺的老板王润堂则被委任为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第一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攻打新民日本领事馆和攻打沈阳大西边门日本领事馆战斗。新民市政协整理过王润堂的主要事迹,刊登在《沈阳文史资料》第23辑中。
  王润堂原名王锡富,回族,新民县白旗堡(今大红旗)人,生于1879年3月。王润堂幼年读了5年书,后在家学皮匠手艺,开个皮铺,为东北军张作相包制军用马具,逐渐富裕起来,后在白旗堡开义昌当铺。王润堂善交往,济困扶危,好义勇为。1930年,柳河涨大水,灾民遍野,八家子屯40余户断炊。王开仓赈济,按人口每人送给一斗米。次年春荒,他又开粥锅供灾民充饥,持续60天之久。白旗堡以南63户饥民无不得食。从此,村民称颂他“急公好义,仗义疏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会同爱国绿林金永年成立了自卫团。同年10月初,耿继周到白旗堡组织抗日义勇军,王积极参加,并以家资相助。司令部设在义昌当铺内。
  1933年6月,王因坚持抗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王润堂在监房床下发现一颗道钉,便用来于夜里抠墙洞,白天用破毡子遮掩,经过五个夜晚的努力,终于抠通了墙洞。一天夜里停电,王润堂趁机逃回白旗堡。王润堂脱险后,在其亲属帮助下,又返回新民县城。在降日的绿林兄弟“撮合”下,王润堂虚与委蛇,当了日伪军第五团团长。他抗日之心未改,拉队伍开向朝阳,路过北票时被日本守备队缴械。1937年,王润堂去北平参加了一次有关抗日救国的会议。他回到白旗堡家中,不幸被日军抓获,在新民铁道北被杀害,终年58岁。
楼主燕山老翁 时间:2020-02-16 18:06:09
  第一章 34、新民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战绩


  九一八事变后,辽沈地区的各路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战救国,其中包括活跃在新民地区的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和第三十一路军。今天,让我们走近爱国将领耿继周和他的第四路军,了解抗日义勇军的辉煌战绩及主要领导人。

  第四路军战绩

  1931年9月,已经退守到关内的东北军将领耿继周出于爱国热忱,返回新民组建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在新民、黑山一带与侵华日军展开激战。

  1932年1月4日晚至5日拂晓,耿继周率领抗日义勇军攻打新民县城。击毙日伪官兵多人,处死投日汉奸程文焕。1932年3月6日,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联合攻打沈阳城,致使敌人节节败退,取得了辉煌战果。1932年8月,义勇军第四路军埋伏在绕阳河大桥铁路两侧,击毙押车的侵华日军多人,截获了大量军款和枪支弹药。

  这几次具有代表性的战役,都是抗日义勇军在新民与日军的正面军事较量,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打乱了侵华日军企图以新民为跳板西侵的部署,成为新民革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大战役。

  耿继周:愤然辞职 义勇救国


  大红旗镇有个营坊村,以前叫营房村,就是因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驻扎在此地而得名。第四路军司令是耿继周,举旗之地便是白旗堡,现在叫大红旗镇。
  耿继周1885年出生在新民市八里铺,现在叫新民市辽滨街道新建村。耿继周老宅已经不在了。
  耿继周的戎马生涯可以用“大器晚成”来形容,他担任奉军少校炮兵营长时已进入不惑之年。1921年5月,考入张作霖创办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兵科,此后在奉系军队历任炮兵排长、队长、连长、营长、监督等职,1927年随汤玉麟驻防热河省。
  九一八事变后,他因不满“不抵抗”命令,愤然辞去军职,回家乡组织义勇军抗日。耿继周回辽宁第一站落脚在锦州,见到老同学黄显声后,向他陈述了自己准备组织义勇军的想法,得到黄的支持,黄表示可以警务处的名义提供武器弹药。9月28日,耿继周回到家乡新民,在当地爱国士绅襄助下,几天之内便组建起千余人的抗日队伍。这支义勇军队伍得到了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支持和资助,经过黄显声的积极争取,被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任司令。
  新民距离沈阳很近,耿继周在新民组建义勇军,无异于在日伪心脏旁边埋下了一颗“炸弹”,很多爱国民众纷纷前来投奔耿继周。年近五旬的他将所有家产变卖用以购买枪支弹药,真正做到“毁家纾难”。经过广泛发动,到1931年底,义勇军第四路军发展到12000人,最多时编为17个支队(后整编为两个师)。
  耿继周不惧危险,敢于“碰硬”。他所率的义勇军主力就在距离沈阳不到百里的地带活动,多次出击日伪军。考虑到队伍成分复杂,耿继周提出了“专抗日,不扰民,救国爱民”的十字诀,并将十字诀用红线绣在黄布上,作为每名官兵的臂章佩戴。
  1931年11月下旬,日军大举向辽西进犯。为阻止日军西进的脚步,耿继周决定攻打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新民县城。12月15日,战斗打响,义勇军分四路向守敌展开激战,冲入城内与敌人巷战,此战虽然没能收复县城,但缴获了大量枪支和数千发子弹。12月30日,耿继周亲率义勇军在白旗堡(今新民市大红旗镇)歼灭日军多人,次日又偷袭了已被日军占领的白旗堡车站。1932年元旦这天,义勇军在白旗堡以南的莲花泡阻击日军,短兵相接,展开了义勇军抗战史上鲜有的近距离肉搏战,一时间刀光闪闪、杀声连天,激战三小时后,义勇军杀敌50余人。
  1932年1月4日,耿继周率义勇军3个团约2000人,于晚7时三面夹攻新民县城,占领了日本领事馆,打死日军官兵20多人,打开监狱放走百余名“犯人”,砸开日本大和旅馆、日商洋行,查收大量鸦片、吗啡和日货,打死汉奸治安中队长程文焕。凌晨2时,敌人增援,义勇军撤离县城。
  耿继周等部义勇军频繁出击,多次打乱日军的军事部署,令日本侵略者坐立不安。恼羞成怒的日伪军于1932年1月中旬开始对辽西一带进行大规模“清剿”。耿继周率骑兵2000余人到新民北部与敌人周旋,先后在唐家窝堡、五台子、六家子等地打了几场伏击战,还夜袭巨流河日军驻地,和日伪军激战数十次。
  在第四路军的战斗经历中,还有一次袭击大快车的传奇经历,是由高老梯、孙柱国、朱绍山(朱山字)等人组织进行的,记载于李连俊撰写的《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和司令耿继周》一文中:
  1932年8月,他们得到日军官携带巨款将于旧历8月13日从沈阳北站乘快车送往锦州的情报后,派出十余义勇军,乔装旅客,尾随其后,同时登车跟踪,并选位置,看住日本军官和火车司机。火车开到白旗堡西绕阳河大桥时,事先埋伏在铁路两侧的义勇军突然向火车射击。司机看到桥头堆满石头,紧急刹车,藏在车厢里的义勇军一起动手,缴了日军武器,将装满钞票的几个大皮包扔下火车,人也随后下车。缴获的日军军款做了义勇军的军饷。
  在日伪军的重重堵截下,耿继周率部开始长途游击作战,活动于辽西许多地方。1933年1月25日,耿继周在朝阳度过抗日以来第二个除夕之夜。他夜不能寐,赋《除夕感怀》一首:“……铁血头颅疆场碎,谁将只手挽狂澜?一息尚存决奋斗,岂容闻达与后援!”
  这首诗表达了他要抗日到底的坚定决心,但后援不力,1933年5月初,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耿继周率部撤至丰宁,不久参加了冯玉祥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继续谋求抗日杀敌。1933年6月,耿继周被冯玉祥委任为抗日同盟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8月,随着冯玉祥被迫下野,耿继周部最终瓦解。1938年,原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出任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他了解到抗日老将耿继周生活困窘,遂委任其为第十战区少将高参。1946年耿继周退役,自谋生计,靠卖画为生,后客死南方某地。

  王润堂:仗义疏财 襄助抗战

  耿继周竖起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大旗的地方是白旗堡的义昌当铺,司令部就设在义昌当铺。义昌当铺的老板王润堂则被委任为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第一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攻打新民日本领事馆和攻打沈阳大西边门日本领事馆战斗。新民市政协整理过王润堂的主要事迹,刊登在《沈阳文史资料》第23辑中。
  王润堂原名王锡富,回族,新民县白旗堡(今大红旗)人,生于1879年3月。王润堂幼年读了5年书,后在家学皮匠手艺,开个皮铺,为东北军张作相包制军用马具,逐渐富裕起来,后在白旗堡开义昌当铺。王润堂善交往,济困扶危,好义勇为。1930年,柳河涨大水,灾民遍野,八家子屯40余户断炊。王开仓赈济,按人口每人送给一斗米。次年春荒,他又开粥锅供灾民充饥,持续60天之久。白旗堡以南63户饥民无不得食。从此,村民称颂他“急公好义,仗义疏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会同爱国绿林金永年成立了自卫团。同年10月初,耿继周到白旗堡组织抗日义勇军,王积极参加,并以家资相助。司令部设在义昌当铺内。
  1933年6月,王因坚持抗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王润堂在监房床下发现一颗道钉,便用来于夜里抠墙洞,白天用破毡子遮掩,经过五个夜晚的努力,终于抠通了墙洞。一天夜里停电,王润堂趁机逃回白旗堡。王润堂脱险后,在其亲属帮助下,又返回新民县城。在降日的绿林兄弟“撮合”下,王润堂虚与委蛇,当了日伪军第五团团长。他抗日之心未改,拉队伍开向朝阳,路过北票时被日本守备队缴械。1937年,王润堂去北平参加了一次有关抗日救国的会议。他回到白旗堡家中,不幸被日军抓获,在新民铁道北被杀害,终年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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