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丰富文化景观
中国有无史诗,是20世纪初中国学界曾热烈争论的问题。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为题材,在不同历史阶段创作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文本。中国的史诗性审美在种类、媒介和受众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景象。
在现代文学史上,史诗性作品一度成为表征民族国家叙事最受欢迎的叙事体裁,先后涌现出多种史诗模式:茅盾创立的“子夜”模式,巴金、老舍代表的“平民史诗”模式,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开创的“土地史诗”,及叙述革命斗争、反映人民普遍觉醒和抗争的革命史诗。这些史诗性书写,面向中国厚重的历史,将民族精神、民族事件、民族性格等作为描写对象,记录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具有客观性、整体性、全景性、民族性等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基本特征。史诗性书写成为现代文坛上最富感召力的中心符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一系列史诗性长篇小说纷纷涌现。这些后来被称为“红色史诗”、社会主义史诗的作品着眼于时代的宏大主题,反映国家经验,唤起人们对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和对未来的向往,充满理想、浪漫、崇高气息。这些“红色史诗”最终成为特定时代“革命文学的理想形态”。
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上出现了“文化史诗”运动。海子等一大批诗人通过对民族历史和传统的想象创作文化史诗,观照隐含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着力探求华夏民族独立于世界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创作出具有“宏大想象”“宏伟叙事”与“深度思辨”的现代东方史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诗性书写在长篇小说领域占据了重要位置,“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就有不少具有史诗性风格,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等。这一时期的作家在创作理念、手法上不断探索创新,以文化史、人性史、生命史、民间史来进一步丰富史诗性书写,突出国家民族叙事下的个体生存叙事,更为全面地呈现中华民族复杂多样的生存景观。
在影视领域,史诗电影、电视剧为满足人们对于历史感、宏大时空、民族性、英雄性、崇高感等史诗性元素的强烈而持久的审美需求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学、文化文本,使“史诗性”审美拥有了更多受众。近年来,中国影视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史诗性作品,比如从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白鹿原》、以生活化视角讲述周恩来总理故事的《海棠依旧》、将民族创业史与个人抗争传奇史融而为一的《闯关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