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反对过度明确的中心意义,排斥各种主体观念对叙事的强制性介入。作家们自觉借助各种必要的叙事手段,突出作品内在主旨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换言之,他们乐于通过情节游离、叙事拼杂或掐头去尾等手法,消解小说相对清晰的单一性主题,阻断读者在审美接受上的惯性思维,从而拓展人们阅读和思考的空间。应该说,这种审美追求对改变小说叙事的观念化、恢复其艺术性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因为在小说创作中,倘若作家的主观理念过度介入叙事,常常会导致作品容易失去应有的自然、流畅和诗性,丧失其摇曳多姿或异彩纷呈的内在韵致。所以,很多现代作家在摒弃观念化写作的过程中,都会自觉接受叙事的含混性和歧义性,使作品侧重于呈现人类生活或人性的自然状态,传达创作主体的一些微妙感受,以一种主题内涵的不确定性,让文本走向开放的状态。
这种叙事策略,在理论上也得到了很多作家的支持。雷蒙德·卡佛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喜欢让小说有点“胁迫感或危险感”,而不是向某种意义直奔而去。米兰·昆德拉说得更明确,他认为小说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现模式,小说的智慧就是追求不确定性的智慧,“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惟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象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智慧。”正因如此,人们通常认为,小说就是通过精确的细节叙述,来表现人的生活或人性的不确性状态。短篇小说因为篇幅的限制,无疑会动用更多的手法来突出这种不确定性。
作为一种美学追求,短篇小说在内在意蕴上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都体现在作家对人的可能性生存状态的探讨之中。所谓人的可能性生存,就是日常经验中非常少见的,但又在逻辑上存在可行性的生活。它需要作家借助必要的艺术想象、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坚实的说服力,才能实现的一种审美效果。在2019年的短篇小说中,很多颇为实力的短篇就是如此。譬如,迟子建的《炖马靴》在叙述战争与人性的问题时,就将一头瞎眼的母狼引入其中,通过母狼的不断报恩,在人性与兽性的共振过程中,鲜活地呈现了东北抗联部队孤军式的艰难抗战。这篇小说延续了作家极为娴熟的叙事技能,在故事不断转述的过程中,追忆了东北抗联小支队一次突袭日军驻地的过程,虽然谈不上惊心动魄,但在生与死的绝境之中,瞎眼母狼却带着小狼成功地营救了支队伙头军“我父亲”,彰显了兽性之中的感恩之情,传达了“人呐,得想着给自己的后路,留点骨头!”这类生命的深切体悟与喟叹。应该说,这篇小说的主旨大体是确定的,即以兽性反观战争中的人性,但那只紧跟抗联小分队的瞎眼母狼,又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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