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我们是谁》摘录[已扎口]

楼主:马克思II世 时间:2009-07-24 17:49:00 点击:1321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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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我们是谁》摘录
  
  
  田方萌摘录:亨廷顿老先生在中国恶名昭彰,为左右派所不喜。左派指控文明冲突是帝国主义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梦。其实,亨廷顿的更大意义在于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他提供的答案。
  像《文明的冲突?》结尾的问号一样,这部探讨美国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著作也是问题意识先行的。你可以不同意亨氏的答案,但你回避不了他的问题。
  
  
  我们是谁 亨廷顿
  
  前言
  
  当美国人看到自己的国家遇到危险时,他们通常对国家有高度的认同感。如果他们觉得威胁减退了,别的身份/特性就可能再次抬头,而盖过国民身份/国家特性。
  
  最初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后来又经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特性的关键决定因素。可是这一“信念”是17世纪和18世纪美利坚早期定居者的有特色的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产物。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在2000年,外国出生的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略低于1910年。可是,身在美国而心却在别国的人所占的比例,很可能高于美国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
  
  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攻击民族主义,警告说给学生灌输美国自豪感是危险的,认为将个人认同于国家是不可取的。诸如此类的言论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精英人士中间,包括商界、金融界、学术界的某些人士,甚至还有政界的某些人士,正在无国籍化,将跨国身份和世界主义特性置于国民身份/国家特性之上。
  
  “9-11”以后展现出来的国旗,是美国的象征,但旗帜并不能表达出美国的实质意义。……我们的星条旗图像明朗,但只说明合众国最初由13个州、现在由50个州所组成。除此之外,这旗帜还有什么意义,就任凭美国人和别国的人想象了。
  
  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由几个十字构成的米字旗有分崩离析之势,联合王国到21世纪上半期某个时候也可能继苏联之后成为历史。
  
  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永恒的。正如卢梭所言,“既然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国家能希望永世长存呢?”
  
  苏联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粘合力是弱的。
  
  现代的通信联络和交通运输使这些流动人口能够继续保持为原有文化和社群的一部分。因此,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散居海外的群落,保持着跨国的共性。他们既与所在地区的人杂处,又自己抱成一团。
  
  进入21世纪以后,看来又将是一个宗教的世纪。除了西欧以外,几乎处处的人都回头到宗教信仰中寻求安慰、指导和认同。
  
  个别的专制政府也许能够统治而且往往还确实统治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但民主制度则意味着人民起码能选择其统治者,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通过其他方式参与国家的治理。这样,身份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谁是人民?正如伊弗-詹宁斯所说,“在有人决定谁是人民之后,人民才能做出决定。”
  
  历史经验和社会学分析表明,国无外敌,其社会团结往往削弱,很可能孕育着分裂因素。
  
  第二章
  
  这中心主题是:identity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
  
  一个群体只有当它的宗旨已经实现,其定性的特性不复存在,不变革就难以继续存在时,才会提出新的奋斗目标以激励其成员再前进。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identity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或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identity。
  
  Identity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他对一个人或一群体的看法影响到该个人或群体的自我界定。……人们也许希望得到某种identity,但只有当人们受到已具有该种identity的人们欢迎时,这一愿望才会实现。
  
  德国的戈培尔说,“啊,能仇恨,真好极了。”法国的马尔罗说,“啊,战斗,跟那些睁着眼能打斗的敌人战斗,真叫痛快。”这两位20世纪的著名人物的话是以极端的语言表达了人类通常较受压抑但却又相当普遍的一种需求。……弗洛伊德认为人只有两种本能,即“力求保护和联合的本能……以及力求破坏和杀戮的本能”。二者都是基本的,而且彼此相辅相成,“企图消除人的侵略意向是徒劳的”。
  
  人们希望自己的群体比别人强,为此情愿放弃个人的一定利益。心理学实验和民意测验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美国人表示宁愿自己苦一点但领先日本人,也不愿自己富一点而落后于日本人。
  
  竞争和冲突只发生在同一环境或同一舞台之上的实体之间。如沃尔肯所说,“敌人”必须是在某一方面“像我们”。
  
  精神病学家们指出,“人生的一部分就是寻找敌人,以体现我们自己暂时或长久放弃了的那些东西。”
  
  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认为,“从确切意义上说,没有哪个国家不是诞生于战火之中的……没有哪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能够不经历武装冲突或战争威胁,就把自己确立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新的和独立的角色。”人们通过战斗与自己人形成认同感,把自己跟语言、宗教、历史或地理位置不相同的人区分开,这样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特性。
  
  它(本书所说的文化)是指人们的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是非观念和好坏观念,以及反映出这些主观因素的客观体制及行为范式。
  
  与德国的法律不同,法国的法律规定凡是在法国出生的人即自动成为法国公民,而不问其父母国籍如何。然而,到了1993年,法国人担心来自北非、信仰伊斯兰教的移民,其子女虽在法国出生,但能否接纳法国文化是个问题,因此修改了法律,规定在法国出生的外国移民的子女要到年届18岁时才可申请法国公民资格。
  
  第二部分
  
  第三章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美国人都不是对移民持友好态度,也不曾认为自己的国家是“移民之国”。
  
  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也附和罗斯福的观点说,“除了印第安人以外,所有的美国人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
  
  是定居者先创建了美国,然后移民才来到美国。
  
  在美国,immigrant这一名词是在18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于英语之中,指当时外来的移民者,以区别于早先的定居者。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工作道德,英语,英国式的法律、司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以及欧洲的文学、艺术、哲学和音乐传统。
  
  托克维尔:老法兰西是在加拿大,我们的法兰西则是新的。
  
  1638年由哈特福德及其周围诸镇的市民通过的《康涅狄格基本规章》则是“现代民主制的第一部成文宪法”。
  
  波多黎各人是美国公民,但不交纳联邦税,不参加全国选举投票,公务用西班牙语,不用英语。
  
  用迈克尔-林德的话来说,早期的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立足于英美的民族主义,既是政治的,同样也是种族的和宗教的”。
  
  就个人而言,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没有深恋某一地点,这表现在人口流动性很高。邓莫尔勋爵在18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美国人“不依附于一地,似乎天性好游荡”。
  
  ……美国对美国的认同,主要在于政治体制和理念,而不在地方。
  
  ……到了17世纪60年代,白人定居者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多,印第安人担心受到白人统治,因此发生了1675-1676年的“菲利普王战争”。……吉尔-拉波尔指出,由于这场战争,白人清教徒在他们自己与印第安人之间“在土地上以及在思想上划出了鲜明的新界限”。……定居者得出的结论是今后对印第安人只能加以驱逐和(或)消灭,多文化社会的可能性消失。
  
  在颁布《宪法》之后约五十年期间,美国军事部门的职责就是对付印第安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的做法包括杀戮、威吓、驱赶和腐化。19世纪30年代,安德鲁-杰克逊总统说服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徒法》,将南方六个州内的主要印第安部落强行迁徙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从而引发了1835-1843年的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要是在今天,这种迁徙就会叫做“种族清洗”。
  
  美国的开国先辈认为,共和国政体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保持种族上和宗教上相对高度的单一性。
  
  林肯总统1862年接见第一个访问白宫的自由黑人代表团时,曾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迁居到非洲。
  
  人们广泛认为按照优劣程度排列的四大人种依次是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印第安人种和非洲人种。
  
  1914年以前来美国的移民的子女大量入伍参战,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被描绘成一个真正多种族的社会。美国作为多种族社会的特性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次战争的产物。
  
  第四章
  
  试设想一下,倘若17世纪和18世纪来这里定居的,不是英国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天主教徒,美国会是今天的美国吗?肯定不是。那样就不会是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
  
  至于语言,18世纪来到宾西法尼亚的德裔定居者曾试图使德语成为与英语平起平坐的语言,但惹怒了富兰克林等人,未能得逞。
  
  迈克尔-诺瓦克在1977年尖锐地说,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被强迫当“美利坚人”,要他们接受盎格鲁-美利坚文化,这种美利坚化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压迫的过程”。1995年,威尔-基姆利奇卡说,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移民们“被要求放弃其文化传统,完全同化于现有的文化准则”,而这些文化准则被他称为“盎格鲁-国教模式”。如果移民被认为无法加以同化,就遭到驱逐,像华人的遭遇一样。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文化上和种族上的支配地位,它不会容忍事关美国特性的冲突或混乱,所以这个国家才得以摆脱种族冲突和民族主义的冲突而享有自由……
  
  “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一词因冈-米达尔1944年的《美国的抉择》一书而成为大众用语。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信念”的核心有五条原则:自由,平等主义(机会平等和人人受尊重,而不是贫富地位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经济自由放任。
  
  第五章
  
  第九联邦上诉法院也说“under God”二字“会让不信教的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不是这政治社会的正式成员”。他们说对了:在美国社会,无神论者正是“局外人”。
  
  美国是一个有着世俗政府的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不信基督教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看作陌生人。
  
  ……宪法的制订者相信,他们正在建立的共和制政府只有深深植根于道义和宗教,才能存在下去。约翰-亚当斯说,“一个共和国只有由纯宗教或严格道义来予以支持。”
  
  在法国,宗教与自由是彼此对立的。可是美国人不一样,“他们很成功地将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结合到了一起”。宗教在美国“应被看作是他们政治体制的第一项”。
  
  英格兰长期与天主教的法国和西班牙交战,自视以新教立国。1609年议会决定禁止一切非新教徒获得英格兰国籍,以后又曾长期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1740年,议会决定在英国本土和海外殖民地只许新教徒以及犹太人和贵格会教友入英国国籍,仍将天主教徒排除在外。
  
  否认上帝的存在,就是向美国社会和政体的根本原则挑战。
  
  除了华盛顿第二次就职时的两段简短演说以外,所有的总统就职演说中都谈到了上帝。
  
  美国货币上说的美国人信仰的“上帝”不言而喻是指基督教的上帝。但是,在公民宗教的言论和仪式上,有一个名字是不会出现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美国信念”是不提上帝的新教,美国公民宗教则是不提基督的基督教。
  
  第六章
  
  以赛亚-伯林在总结民族主义问题时指出,“国家至上的要求是立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国家的存在、目的和历史才让个人得以存在,让个人的所作所为具有意义。”约翰-麦克同样指出,“世上只有很少的事情能让人们去杀人或甘心牺牲自己的生命。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挺身卫国,即是其中之一。”
  
  与许多欧洲民族相比,美利坚民族更是一个脆弱的和历史不长的结构。
  
  通过这些战争,美利坚殖民者学会了成功作战的本领,掌握了组建民兵的能力,在军事上树立了自信心,还学会将自己的行动跟英军的行动以及敌人的行动加以对比,汲取经验。战争造就国家,正如S.M.格兰特所说,“战争是美利坚民族经历之中的核心。”
  
  最先将北美殖民地视为一个整体的,就是仍在英国的英国人。在欧洲,立国的过程是政治领导人先建立一套国家机器,然后力图让他们所要统治的人民建立国民意识。
  
  迁到加拿大、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亲英分子共约10万人,他们的财产都被各个州的政府没收了。
  
  在建国之初,包括一些开国元勋在内的许多人都拿不准这个Union能否长期存在下去。麦迪逊认为没有问题,但多数人认为只有小国才能保持共和制,而美国太大了,它也许会改变成君主制,或者是分裂成若干小国。
  
  按照这一标准(想象的共同体)来看,在19世纪初期,美国还够不上称其为国家,还没有国民共同记忆的历史。……各个州和各地区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历史学会,而全国性的历史学会却成立不起来。有的学者想写出全国历史,只得把各地区的英雄抬升到国家英雄水平。
  
  在一次演说中,他(林肯)回顾了争取独立和安全、抗击外敌的革命斗争,指出在外敌的“强大影响”之下:
  
   人之天性容易产生的、和平繁荣和自觉强有力的状态下如此常见的妒忌、怨恨和贪婪之心,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下去而不起作用,根深蒂固的仇恨之心和强烈的复仇之心不是用在彼此之间,而是完全指向了英国。因此,由于形势的力量,我们天性中那些最低劣的成分要么是处于蛰伏状态,要么是化为积极的动力以促进最高尚的事业,即确立和保持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
  
  内战结束时,美国文学家兼外交家詹姆斯-拉赛尔-洛威尔说内战是“用来造就一个国家(a nation)的昂贵材料”。但它确实造就了一个国家。还造就了美利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无保留的认同。
  
  联邦政府(即国家政府)于19世纪70年代起管理移民事务,1890年则成立了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铁路。
  
  正如海厄姆所说,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国际小纠纷”开始,美国舆论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民族主义和沙文姿态,对西班牙的战争干净利落的速胜、巴拿马运河的建成以及大白舰队1908年的环球航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倾向。
  
  1910年,内战退伍军人协会的会长发表讲话,对南方人为战胜西班牙而做出的贡献致敬。他说,由于这场战争,“我们有了新的联合。不再分北方人南方人,大家都是美国人”。
  
  内战前只有6个州要求公立学校开设美国历史课,到1900年这样做的州已经达到23个。中小学校奉明确批示要给学生讲授爱国主义,为此专门编发了教材。
  
  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特性的象征……美国的独特之处是国旗凌驾于所有其他民族象征之上,而且随处可见。
  
  路易斯-布兰代斯法官1919年宣布移民美国化意味着“必须采用这里普遍流行的服装、举止和习俗……用英语替代其母语”,要确保“利益和感情均扎根于此地”,还要“与我们的理想和愿望达到完全和谐,并与我们合作促其实现”。
  
  1916年福特公司还组织了大型爱国主义演出,舞台中心是一座大熔炉,大批的身着异国服装和原国名标语的移民工人从后台出来,鱼贯进入大熔炉,然后源源走出熔炉,这时都整整齐齐穿着西装,一人打着一面小的美国国旗。
  
  倘若没有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美国化活动,削减移民限额的局面很可能会更早出现。美国化的活动使移民变得能为美国人所接受。这一运动的成功,表现在移民及其子弟踊跃参军,奔赴为美国而战的战场。
  
  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达到空前高度,只不过他们事后对此感到悔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俄国人来说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最佳时光”,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好的战争”。它是欧洲各国最强烈民族主义激情的展现和源泉,是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时代的顶峰。
  
  第三部分
  
  第七章
  
  由此而起的争论涉及种族优先权、双语论、多文化主义、移民、同化、国家历史标准、英语作为语言的地位和所谓“欧洲中心论”,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家特性问题上的一场大论战。
  
  从前,帝国和殖民政府给一些少数派群体提供资源,鼓励人们各自结成帮派,从而加强政府的分而治之的能力。而民族国家的政府则与此不同,总是力图促进其人民的团结,形成国民意识,压制亚民族群体的和地区的分立之心,全国统一用一种语言,对遵从国家规范者给予优惠。
  
  当种族属性不再成为问题、文化的地位被贬低以后,界定美国社会的因素大体上只有信念了,这就为少数种族确立自己的身份开辟了道路。
  
  正如赫尔曼-贝尔兹在《平等变了形》一书中所说,它(平权法案)“使公民权利政策变成了一种群体权利和结果平等的理论”,要求在就业方面照顾少数种族。
  
  2003年在密歇根大学招收本科生和法学院研究生的问题上,布什政府认为不应当用加分的办法照顾种族,种族多样性的目标要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最高法院以6比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本科部给少数种族考生自动加分(满分为150分,少数种族考生照顾性加20分)。但他们以5比4的表决结果同意给法学院的少数种族考生加分,理由是法学院生员的种族多样性是“一个急迫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特别处理,但同时指出这种优先照必须“在时间上是有限的”,希望25年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考虑它。
  
  正如卡尔-多伊奇在他的经典著作《民族主义和社会交流》一书中所说,民族是能够彼此广泛深入交流的群体。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交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是困难的,一个国家就会成为两种或更多语言并行的舞台。
  
  在后一种国家(多语言国家),随时都有分离的可能性,从历史上看,它们得以保持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强邻的压力。想让一种语言群体熟练掌握另一种语言的努力很难成功。
  
  外来移民希望成为美国公民的人,按照移民与国籍法的规定,应证明自己“懂得英语,包括有读、写、说的能力……懂得简单的词语……英语的一般用法”。只有在美国居住15年以上的残疾人和老人才可作为例外处理。
  
  有证据表明,非英语人口迅速增多,有力地促使这些地方原住居民通过公民投票重申英语的地位以保持国民同一性,但当地的议员们出于选票考虑,却不愿意这样做。
  
  多文化主义实质上是反欧洲文明。
  
  民族既是一个想象到的群体,也是一个记忆中的群体;若丧失这一记忆,也就会不成其为一个民族了。
  
  第八章
  
  从1965年到2000年,另有2300万移民来到美国,大多是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这给美国带来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移民,而是移民同化或不同化。
  
  英国政府的移民与国籍管理局在2000年估计,每年非常进入世界各国者约有3000万人之多。
  
  这些国家(富国)人口下降,不一定会使个人富裕水平降低。然而,尽管生产率提高,但最终仍会带来一国总的经济产值降低以及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降低,从而使它对世界事务的影响降低。
  
  大部分移民只能来自文化很不相同的国家,因此而出现的问题是,欧洲富国社会如何容纳大量的非洲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等等,美国社会如何容纳大量的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等等。
  
  “社会安全”是指“社会在经历变化、遭受可能的或实际的威胁的条件下坚持其固有特性的能力”。它包括“在可接受的演变的条件下保持传统模式的语言、文化、社交、宗教信仰、民族特性和习俗的能力”。
  
  对移民不作同化,会引起反对移民的压力,因而通常难以持久。
  
  正如米尔顿-戈登在他的精辟著作中所说,移民同化,就是他们采纳东道主社会的文化模式(文化适应),融入东道主社会的“群体和体制或社会结构的网络之中”,与东道主社会的成员通婚(就是他所说的“炼合”),而且养成东道主社会的成员感。
  
  直到19世纪后期为止,选择了横渡大西洋来美国的人,通常在启程的港口就要等很长时间,海上航行要一个多月,船上往往拥挤不堪,卫生状况坏得难以想像。离开欧洲的人多达17%死于海途。……即到了埃利斯岛,还可能有15%的人被打发回来,进不了美国。因此,选择了移居美国的人必须有毅力,有抱负,有进取精神,敢于冒风险,面对自己把握不了和无法预知的情况,为艰难的旅程付出情感上、财力上和体力上的沉重代价,决心要在自己并不确切了解的遥远异乡为自己创建更美好的生活。
  
  华盛顿曾警告说,如果让移民定居在一起,他们就会“保持其语言、习惯和他们带来的信条(好的或坏的)”。……按照这一思路,国会此后要求一个地区只能在说英语的人占人口多数时,才能成立新的州。
  
  ……美国不单是移民的国家,而且还是移民受限制和时断时续的国家。
  
  从前,在美国出生但受到排斥的人,只要参加了美国的战争,就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正式公民的身份。
  
  ……如果没有一场大规模战争要求普遍动员和长期作战,现今的移民将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像从前的移民一样,来确认自己对美国的认同和忠诚。
  
  斯坦利-伦肖恩估计,正式或非正式多多少少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在2000年已经大约有93个之多。
  
  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双重国籍者约有50万人,因为按照血缘原则,父母中有一人为一国公民,其子女不论出生于何地,均有该国公民身份。
  
  从传统上看,一个人对君主的臣属关系既是排他性(只一不二)的,又是永久性的,即英格兰谚语所说“一日为臣民终生为臣民”,只能一辈子忠诚于一国之君。美国独立时,在这一点上抛弃了永久性原则,但保留了排他性原则。
  
  远在古雅典,公民与非公民是不一样的,非公民,即metics,是为了“寻求经济机会”而来到雅典,他们有义务协防这一城邦,但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其子女亦继承其非公民地位。亚里士多德是metic,但他赞成这一制度,认为公民制度有其优点,人们不能“仅仅靠居住于一地”就获得公民地位。
  
  正如彼得-舒克所说,“公民身份的意义在于,它是指一个多多少少具有政治特色的政治群体的成员身份,这特色表现为该群体的成员们所共有的一套治理与法律方面的公共价值观。”
  
  有三类权利和优惠对美国的人们有重要意义:一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二是经济权利、优惠和政府提供的福利;三是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的权利。对于公民和非公民来说,仅在最后一类权利上面待遇有重大差别。
  
  在19世纪,美国许多州曾允许外侨参加选举,但到20世纪20年代,选举权被限制在公民范围以内。
  
  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区别受到削弱,归化率总的来说趋向下降,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归化率一度蹿升,这一切都说明,移民是否决定申请公民身份,政府的物质福利起着关键作用。
  
  第九章
  
  墨西哥人向美国西南部的移民,使得美国人于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从墨西哥夺取的这些地区,如今这走向墨西哥人口上的“复地运动”,使之墨西哥化……
  
  除美国之外,没有一个别的第一世界国家跟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陆地毗邻,更谈不上长达两千英里的边界。
  
  美国制定宪法后头一百年,几乎不可能出现非法移民,因为当时没有全国性的限制或禁止移民入境的法律,只有几个州对此略有限制。
  
  墨西哥是唯一这样的国家:曾遭美军入侵,首都被占领,皇宫住进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然后一半领土被美国吞并。
  
  历史表明,若一国人对邻国一片地区有争议,以领主自居,要求拥有特殊的权利,那么两国之间就有发生严重冲突的潜在危险。
  
  同化的最终标准是外来移民对美国的认同,是否接受“美国信念”,采纳美国的文化,从而放弃对其原籍国家及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忠诚。
  
  说到底,同化是发生在个人身上,而不是在整个群体。
  
  利昂内尔-索萨谈到拉美裔人的“拖我们后脚”的缺点:不信任家族以外的人;缺乏主动性、自力和抱负;对教育重视不够;认为贫穷是为了升天堂所必需的美德。
  
  第十章
  
  ……苏联解体和共产主义失败,使得美国不仅没有了敌人,而且有史以来头一次没有一个借以给自己定位的对立面。
  
  公元前84年,罗马打败了它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敌人米特拉达梯以后,苏拉问道:“如今世上再没有我们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会怎样呢?”1997年,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问道:“当一国的敌人均最终消失,使它的存在再也不受威胁从而没有外部力量再激发它的活力时,它的国家特性感会怎样呢?”
  
  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约会议上发言的人常常引用诗人C.P.卡瓦斐对埃及古城亚历山大写下的诗句:
  
  如今没有野蛮人,我们成了什么?
  那些人曾经是一个答案啊。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说过,“正是战争使人们结成国家。”对美国而言,的确如此。独立战争使美利坚定居者成为美国人,内战则巩固了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光辉显现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在应付重大威胁的重大战争中,国家的权威和资源都得到加强。当国民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全国的团结增强,而可能引起内部分裂的彼此敌对情绪则被压抑下去了。社会矛盾和经济分歧会减少。未遭摧毁的经济的生产效率会提高。……美国有两次重大战争带动了种族平等。冷战的紧迫形势促进了种族歧视和隔离的结束。
  
  约翰-道尔指出,“日本人实际上是被套上了欧美人千百年来对非白种人所持有的种族成见……包括类人猿、矮子、原始人、小人、疯子等等形象。”
  
  20世纪末,仍然存在着不少非民主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政权都没有在别国社会中推行非民主意识形态的企图。民主制度失去了有分量的世俗意识形态对手,美国失去了与自己同等地位的竞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在冷战结束时说,“国家是需要敌人的。一个敌人没有了,会再找一个。”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谁可能是这样的敌人。
  
  有一个似乎令人可信的潜在敌人是中国,它在理论上仍奉行共产主义(即使在经济实践上并非如此),显然实行专政而不尊重政治自由、民主或人权,经济富有活力,公众民族主义情绪日益上升,持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其军界和另一些精英群体明显以美国为敌,凡此种种使它成为东亚的崛起中的一霸。
  
  个人对全球化进程的参与程度,几乎是直接随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定。
  
  亚当-斯密1776年说过,“土地所有者一定是他的财产所在之国的公民……股票的所有者则应是世界的公民,而不一定依附于其一特定国家。”全球化证明他这话是对的。
  
  忠诚、身份和活动范围仅限于本国的人,要想升到商界、学术界、传媒界等专业方面的高层,其机会就不如那些超出国界的人。除了政界以外,几乎都是停留在国内的人落在后面。冒尖的人都得从国际的角度考虑问题和采取行动。社会学教授曼纽尔-卡斯特尔就说,“精英是世界的,老百姓是本地的。”可是,加入这个超国家世界的机会却仅限于工业化国家中很少量的人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小一撮人。
  
  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反对爱国主义的态度,使得某些自由派担心这种态度将会带来的后果,不是给美国带来的后果,而给美国自由主义带来的后果。……罗蒂强调,左翼若想要有影响,就必须承认“国家特性共识是公民身份的一个绝对必备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爱国主义,左翼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给美国提出的目标。……自由派必须利用爱国主义,使之成为实现自由派目标的一个手段。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那些持超国家主义观点的精英人士却认为民族主义是邪恶的,国家特性是可疑的,爱国主义是陈腐的。……这与美国公众的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少数民族是在一国之内活动,而移民群体却结成跨国的联盟,参与跨国的冲突。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自己的祖国。
  
  发达国家是通过对外输出资本、技术、经援和军事力量,来影响世界事务。人口过多的穷国则通过向外输出人口来施加影响。
  
  《犹太人的力量》一书著者J.J.戈德堡指出,以色列政府原先的政策是希望海外犹太人回以色列,而不是加强海外的犹太人社群。1998年,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担心世界范围的犹太文化和特性受到削弱,因而采取了新的做法,大力重振以色列国外的犹太文明。
  
  ……170万(印度裔美国)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印度国民收的10%。
  
  在今日世界上,文化和种族属性代替了意识形态。
  
  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实力愈强,它也就愈加成为世界政治的舞台,外国政府及其移民社群也就愈益企图影响美国的政策,而当美国的利益与那些向美国输出人口的国家的利益并不吻合时,美国要界定和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愈加困难了。
  
  第四部分
  
  第十一章
  
  为了变“白”,这些新来的“非白人”不得不接受美国当时流行的种族观念,赞成排斥亚洲人和奴役黑人。
  
  按照“汉森”定律,第三代往往力图回忆第二代想要忘却的东西,所以日益从宗教方面寻求认同。
  
  20世纪初,犹太人与他族通婚率在欧洲裔移民当中是最低的,到20世纪50年代也仍然只有6%。但此后犹太人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提高很快,与异族人的通婚也随之增多,到20世纪90年代,已增加到53%至58%。
  
  不同人种之间的通婚率比白人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率低,但亚洲裔人例外。……他们彼此并不认同,亚洲裔美国人很少与另一个亚洲裔美国人结婚。
  
  ……亚洲裔美国人“变白”更显著,这倒不是说皮肤变白,而说他们带来的价值观强调工作、纪律、学习、节俭和家庭稳定,菲律宾人和印度人本来就已经会说英语。他们的价值观与美国人价值观类似……
  
  身体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按照特征划分为各个人种,是人们的认知的结果;对人种别赋予何种意义,则是人们的判断的结果。……人种既是一个客观现实,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在南非和美国,人种区分都曾是政府在政策上对人们区别对待的根据;在美国现今依然如此。
  
  近代史上,白人几乎一向优裕于别的人种,东亚人一般优裕于棕种人和黑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历史际遇,文化,压迫程度,社会体制,地位位置,气候,遗传因素,创造财富和武力以扩大地位优势的能力的强弱,等等。……人种之间的某些社会经济差别恐怕会跟人种的存在一样长久。
  
  人种间通婚率与群体大小和收入高低成正比,与年龄成反比。
  
  20世纪60年代中期,19个州尚有禁止人种间通婚的法律。
  
  在美国的人口构成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没有引起各种反应,那倒是怪事。
  
  任何一个民族、人种、社会或经济群体,如果其实力、地位和人数实际下降而且看来会继续下降,那么几乎都会设法阻止或扭转这种下降。
  
  白人精英把持着美国所有各种大的机构,但千百万非精英白人的态度却与精英白人的态度大不相同,对自己的处境缺乏信心和安全感,觉得自己在与其他种族的竞争中吃了大亏,因为后者受到精英人士的照顾和政府政策的支持。
  
  在当今日益变小的世界上,的确有必要再懂得至少一门外语,……但是主张美国人在自己国内与自己同胞打交道时也要使用英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这就是另一码事了。
  
  西奥多-罗斯福在1917年说过,“我们只能有一种国旗。我们也只能有一种语言。这就是独立宣言、华盛顿告别演说、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说所使用的语言。”
  
  总的来说,公众关心的是社会安全,这包括在可接受的演变的条件下,保持语言、文化、结社、宗教以及国家特性和风俗习惯的传统模式。对于许多精英人士来说,公众关系的这些事情却退居次要地位,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参与全球经济,支持国际贸易和人口流动,加强国际体制,促进美国人参与国外事务,鼓励少数群体的特性和文化。
  
  “名校的社会科学教师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派、世界主义派或左派。……”
  
  公众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军事安全、社会安全、国内经济以及主权。对外政策精英人士比公众更多地关心如何促进国际的安全、和平、全球化以及外国的经济发展。
  
  尽管美国人喜欢说自己的国家是移民之国,但在美国历史上,似乎从来不曾有过多数美国人赞成扩大外来移民。
  
  第十二章
  
  经济上的超国家主义来源于布尔乔亚,道德论的超国家主义则是来源于知识分子。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也减弱了,但对中国未形成威胁,因为中国有几千年之久的汉文化作为核心维持团结,它已激起了新的中国民族主义。
  
  “美国信念”的原则——自由,平等,民主,民权,无歧视,法治——是如何组建一个社会的标志。但它们并不能界定这个社会的范围、疆界或成分。
  
  欧内斯特-勒南说,“一个国家可以说是天天在举行公民投票。”这公民投票的问题就是现有的继承物是否值得保存。……所以一个国家,恰如美国,可以有自己一套信念,但其灵魂则是界定于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英雄与恶人以及胜败荣辱,这一切都是珍藏于“神秘的记忆心弦”。
  
  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
  
  2002年,59%的美国人相信圣经《启示录》的天启预言将会实现。
  
  17世纪,在欧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血腥宗教战争以后,参加缔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力图减弱和限制宗教在政治中所起的影响。在随后百年中,启蒙运动思想家强调了理智作为人类知识的源泉的作用,使它的地位超过了宗教信仰。
  
  宗教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特性的重要性增强,也意味着宗教与世界许多地方的冲突的联系增多了。这些冲突往往有着政治的或经济的根源,涉及领土或资源的争端。……冲突一旦聚集于宗教问题,就往往造成一方之所得必为另一方之所失,难以达成妥协……。
  
  正像冷战促使美国从政治上和信念上确认自己的特性一样,穆斯林的敌对促使美国人从宗教上和文化上确认自己的特性。
  
  穆斯林对美国有敌对情绪,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支持以色列。更深的原因则在于对美国的实力感到恐惧,妨忌美国的富有,怨恨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盛气凌人和剥削他人,敌视美国的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将其视为穆斯林的对立面。
  
  美国人宗教信仰深,这使得美国不同于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美国人绝大多数信仰基督教,这使得美国人不同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人民。
  
  宗教信仰较深的国家,往往也是民族主义精神较强。
  
  现今美国精英人士中有不少人主张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另有一些精英人士希望美国充当帝国角色。绝大多数美国人则是赞成美国保持和加强自己已有三个半世纪之久的民族和国家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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