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战争(转载)

楼主:勇气与机遇 时间:2011-09-06 11:30:00 点击:3751 回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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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25年10月2日,英国人贝尔德(J.L.Baird)在穷困潦倒中,发明世界第一台机械扫描式黑白电视机以来,电视已经从实验室走入了千家万户,并从最原始的机械扫描式电视机,发展出黑白球面显像管电视机(1929年)、彩色球面显像管电视机(1954年)、彩色纯平显像管电视机(1998年),直至现在流行的液晶/等离子电视机;屏幕尺寸也从最初的几英寸发展至205英寸。技术进步给消费者带来了视觉享受,也为显示器产业带来了深刻变革。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间掀起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小小的显示屏见证了无数企业的兴衰荣辱。
   我国做为世界最大的CRT、液晶电视制造国,在显示器产业发展历史上有着惨痛的教训。了解中国电子产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词——“缺芯少屏”,芯就是芯片,屏就是显示屏。早在1978年,我国开始发展电视工业时,由于缺乏彩色显像管核心技术,在政府主导下启动了“彩电国产化”工程,由银行出资近200亿美元,从日本成套引进17-21英寸彩电生产线,在全国建成了八大彩色显像管厂(7家合资)和八大玻壳厂,同时引进113条彩电装配生产线,遍布于全国各地,由此诞生了长虹、TCL、康佳、海信等彩电巨头。到1987年,中国彩电年产量达到1934万台,首次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一。此后依靠成本规模优势,迅速挤垮了国外同类产业。
  
   大规模的重复引进,在让中国电视工业崛起的同时,也使得行业进入产能过剩、低价竞争的局面。各大彩电集团在惨烈的价格战中,利润严重下滑甚至亏损,失去了进一步推动核心技术升级的能量。到2004年,当世界电视产业从传统CRT(显像管)显示器,向液晶、等离子等新型平板显示器转换时,中国彩电工业再一次惨遭淘汰。至2009年的短短五年时间里,中国花费20多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彩色显像管工业,被技术换代风暴彻底摧毁。八大彩管厂中的7家合资企业全部倒闭,只剩下没有合资的咸阳彩虹劫后余生。世界最大的彩电玻壳制造商河南安彩,因错误判断产业形势,继续扩大玻壳产能而最终倒闭。(至此除了电信工业外,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起采用“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发展的轿车、彩电、集成电路产业,几乎全数失败,没有一个能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赖,形成自主技术能力。重引进轻吸收,成为产业发展之耻。)
   由于液晶面板占液晶电视整机成本的2/3,国内彩电厂商被迫花费巨资,从韩国、台湾、日本厂商手里采购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以2010年为例,当年中国液晶面板进口额超过400亿美元,仅次于集成电路(1569亿美元)、石油(1351亿美元)和铁矿石(794亿美元)。
   随着我国液晶电视产能的持续增长,这种产业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电视产业安全。在1998年至2008年,日韩平板电视厂商(甚至台湾企业)“拥屏自重”,肆意侵蚀中国彩电市场份额,并且对中国企业进行严格的液晶技术封锁。这一局面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液晶面板价格崩盘才告一段落。为了突破产业困局,从2009年起,国内液晶面板企业逆势扩张,打响了产业反击战。
  
   2009年8月25日,我国液晶面板龙头企业——北京京东方,宣布投资280.3亿元人民币,建设我国第一条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此举如同一声霹雳,瞬间击溃了外国厂商的技术封锁联盟。在此后不到10天时间里,日本夏普、韩国三星、LG,台湾奇美、广达等厂商,纷纷宣布放弃封锁策略,要在中国大陆建设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中国各地计划上马的7.5代以上生产线一度达到8条,总投资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而目前全球已经投产的7.5代以上生产线,总共也不过12条。
  
   这场液晶狂潮背后,是中国液晶面板厂商与外资厂商的生死角逐。谁能率先填满中国市场需求,谁就能成为行业霸主,而落败者只有衰亡一途。进口关税将导致韩国、日本、台湾的进口液晶面板,完全失去中国市场的竞争力。这就是外资厂商瞬间扭转封锁态度,抢着在华设厂的根本原因。
  
   在叙述这场“液晶战争”之前,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液晶产业的发展脉络。液晶自发现以来,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其中1883年至1968年为材料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阶段,主要由德国人和美国人在推动,研究出了动态散射(DSM-LCD)和扭曲向列(TN-LCD)液晶显示器雏形。1973年至1985年为产业化初期阶段,日本厂商在获得TN-LCD技术后,将其广泛应用于计算器、电子表、掌上游戏机等电子产品中,为液晶技术奠定了产业基础。这一时期的液晶屏尺寸主要在2英寸以下,黑白色阶显示。1985年至1992年是STN-LCD(超扭曲向列)液晶推广应用阶段。这种(伪)彩色液晶显示屏,开始应用于掌上游戏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屏幕尺寸主要在10.4英寸以下,分辨率只有640×480像素。1992年至2003年是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发展的成长期,随着2-27英寸彩色TFT液晶屏,在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显示器、手机、掌上游戏机等电子产品上应用,液晶产品逐渐取代传统CRT显像管显示屏,并战胜PDP等离子显示技术,成为市场主流。液晶产业也迅速成长为年产值超过300亿美元的产业新贵。2004年至今,是大尺寸液晶产品的成长期,随着27英寸以上液晶电视,对传统彩电的市场替代效应,世界液晶产业规模超过了1000亿美元,其生产线规格也发展到了第10代,出现了对角线尺寸为108英寸的巨型液晶电视。
  
  世界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发展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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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数 投产时间 玻璃基板尺寸 经济切割尺寸 第一家量产厂商 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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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代线 1991年10月 320×400mm 8英寸4片 夏普奈良天理第1工厂 1亿美元
  2代线 1994年2月 370×470mm 10英寸4片 NEC鹿儿岛工厂 2亿美元
  2.5代线 1994年8月 410×520mm 11英寸4片 夏普三重多气町第1工厂 2亿美元
  3代线 1996年5月 550×650mm 12英寸6片 DTI滋贺县野洲工厂 3亿美元
  3.5代线 1997年11月 600×720mm 14英寸6片 LG龟尾P2工厂 4亿美元
  3.75代 1997年10月 650×830mm 15英寸6片 日立茂原工厂 4亿美元
  4代线 2000年9月 680×880mm 17英寸6片 夏普三重多气町第2工厂 5亿美元
  4.5代线 2000年10月 730×920mm 18英寸4片 三星天安工厂 5亿美元
  5代线 2002年5月 1000×1200mm 27英寸6片 LG龟尾P4工厂 13亿美元
  6代线 2004年1月 1500×1850mm 37英寸6片 夏普三重龟山第1工厂 20亿美元
  7代线 2005年4月 1870×2200mm 40英寸8片 三星牙山工厂 23亿美元
  7.5代线 2006年1月 1950×2250mm 47英寸6片 LG坡州工厂 30亿美元
  8代线 2006年8月 2160×2460mm 52英寸6片 夏普三重龟山第2工厂 40亿美元
  8.5代线 2007年8月 2200×2500mm 55英寸6片 三星牙山工厂 40亿美元
  10代线 2009年10月 2880×3130mm 65英寸6片 夏普堺市工厂 4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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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晶生产线以玻璃基板尺寸规格,作为划代标准。玻璃基板尺寸越大,能在同一块玻璃上切割出越大的液晶屏,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其中5代线以下为中小面板生产线,主要切割3-27英寸的电脑、电视、数码相机、手机液晶屏。6代线以上为大尺寸面板生产线,主要切割37-65英寸的液晶电视屏。由于技术原理相似,各代线在工艺流程上并没有太大迥异;只是随着玻璃基板尺寸增大,工艺难度、设备投资也成倍增加。以5代线作为分水岭,小尺寸面板生产线的投资额只有几十亿元,而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的投资额暴增至数百亿元。由于需要建设大面积无尘洁净车间,购置大量自动化精密机械,液晶面板厂也就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工厂。
   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的构造,简单来说如同夹心饼干,由下至上分别为:背光板、下偏光片、玻璃基板、薄膜晶体管、液晶层、彩色滤光片、上偏光片。整个液晶屏里包含了上百万个像素单元(例如1280×1024分辨率,共计131万像素),用以显示图像。背光板负责为液晶屏提供基本光源,由背光板送出来的散乱光线,经过下偏光片(印有极细的水平细线)送往液晶层工作。再上面就是由两层玻璃(玻璃基板、彩色滤光片)夹着的薄膜晶体管和液晶材料层。晶体管是控制每个像素的开关,用气相沉积设备在玻璃基板上沉积出性质不同的半导体薄膜(如介电层、电极层),再用光刻、刻蚀工艺制成上百万个薄膜晶体管。通过共同电极层,就可以精确控制每一个晶体管的电压变化。每个晶体管用封框胶围成一个子像素单元,再向其中滴注液晶(仅几微米厚度)。通过控制晶体管的电压变化,就可以控制液晶材料的长棒状分子(扭转)排序结构,以遮断或者透过背光板射来的光线。液晶层上面是印刷了大量红绿蓝三原色微型方块的彩色滤光片玻璃。每3个薄膜晶体管对应彩色滤光片上的3个红绿蓝小方格,就可以组成一个像素。光线经过彩色滤光片后,从上偏光片(印有极细的垂直细线)透出,在屏幕上显示出精细的彩色图像。不过,LCD屏由于工艺复杂,上百万个像素单元很容易出现瑕疵,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坏点”。
  液晶研究起源
   液晶研究已有上百年历史。早在1850年,普鲁士医生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等人就发现神经纤维的萃取物中含有一种不寻常的物质。1883年,奥地利布拉格德国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斐德烈·莱尼茨尔(F.Reinitzer),在加热安息香酸胆固醇脂时发现:当胆固醇脂加热到145.5℃时熔化,会经历一个不透明的呈白色粘稠浑浊液体状态,并发出多彩而美丽的珍珠光泽;温度升到178.5℃后,它似乎再次熔化,光泽消失,变成清澈透明的液体;当温度下降时,再次出现浑浊状态并变成紫色,最终又恢复成白色的固体。
   莱尼茨尔反复确定他的发现后,将这种现象告诉给晶体学家诺发斯基(Van Zepharovich),诺发斯基没办法回答他的疑问,建议他向德国亚琛大学物理学教授奥托·雷曼(Otto Lehmann)请教。3月14日,莱尼茨尔写了一封16页的长信寄给雷曼。
   雷曼了解这一情况后,制造了一座具有加热功能的显微镜,去观察这些脂类化合物结晶的过程,后来还加上了偏光镜。此后雷曼对这些物质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发现了100多种类似性质的材料。他发现,这类白而浑浊的物质外观上虽然属于液体,但却显示出异性晶体特有的双折射性。开始时,雷曼将这些物质称为软晶体,然后改称晶态流体,并分为“晶状液体”(流体状液晶,德文:tropfbar flüssigen Kristalle)和“液态晶体”(粘稠状液晶,德文:schleimig flüssigen Kristalle)两大类。这就是液晶(Flussige kristalle)名字的来历。到1922年,研究者们已经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液晶材料,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弗里德(Georges Friedel)教授,根据晶体排序结构,进一步把液晶材料分为三类:向列相(nematic)、近晶相(smectic)、胆甾相(cholesteric)。
   1913年至1922年间,雷曼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但是由于液晶研究当时还不被学术界广泛认可,所以最终还是没能获奖。1922年6月17日,雷曼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去世,他为后世留下了物理学的一个全新篇章。可惜的是,雷曼所发现的液晶现象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甚至几乎被遗忘了有将近六十年。但雷曼的先期研究,为1968年液晶产品的问世和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美国人的千亿美元败局
   现代液晶显示技术研究起源于美国,二战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植半导体的研发,用以改进雷达等武器的性能。德州仪器、IBM、仙童等公司在半导体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尤其是1947年至1959年出现的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技术,使得美国迅速成为世界电子产业的中心。
   1962年春天,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美国无线电公司(简称RCA,当时的世界电视霸主)戴维·萨诺夫(Davia Sarnoff)研究中心的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发现了对氧化偶氮苯甲醚(一种淡黄色液晶粉末)的一种光电效应。这种材料在1000V/cm的电场条件下,会在液晶层中形成可视区域(后来被称为威廉姆斯域)。同一实验室的Simon Larach,根据这一发现进行了演示。他将对氧化偶氮苯甲醚,夹在两片玻璃之间,用显微镜灯加热到120℃时粉末熔化;再用电池给玻璃片施加电场时,出现了戏剧般的变化——液晶从透明变成了乳白色。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动态散射现象。
   但是这一研究并未深入下去,1962年中期,威廉姆斯被RCA派到瑞士苏黎世工作。不过他在11月9日提交了一份专利申请(这是RCA的第一项LCD专利)。1963年他又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在更高的电场条件(如2000-3000V/cm)下,可以观察到更强的光电效应,届时能看到液晶发生剧烈而快速的搅动。与此同时,在RCA实验室兼职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生乔治·海尔迈耶(George Heilmeier),也开始对液晶机理展开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1964年秋天,他在高电场下的液晶动态散射特征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年他只有28岁。
  
   基于海尔迈耶的研究成果,RCA实验室管理层在1965年初,决定正式启动一个绝密的液晶研究项目,寻找一种能够制造平板显示设备的室温液晶材料,最终研制出“挂壁电视”。研究组成员主要包括海尔迈耶、Louis Zanoni和Lucian Barton。他们继续研究不同液晶材料及不同单元构造的光电特性。RCA实验室的其他小组开始制作不同的显示器,以证明LCD在时钟、手表以及类似应用当中的潜力。此外他们还开发了电子快门及消光镜。
   1965年,两位化学家Joseph Castellano和Joel Goldmacher加入了这个项目。1966年,两人合成出能够在室温范围内工作的液晶材料,显示了液晶实用化的可能性。这种材料由多种液晶单体混合而成,被称为向列相液晶混合物,解决了研制LCD显示器的材料问题。
   液晶技术出现后,最感兴趣的是美国军方,他们认为液晶平板显示器可以取代笨重的CRT显像管显示器,在飞机、潜艇和坦克上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为此美国国防部开始对液晶技术提供资金支持。1966年,RCA实验室启动矩阵显示项目,为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研制一种1200个单元的电致发光矩阵寻址平板显示器,用于显示实时移动的灰度电视图像。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电子系统,以NTSC全制式电视频率(每秒30帧),用60微秒脉冲来驱动一个2×18像素的矩阵,显示运动的灰白图像,每个液晶像素边长约1.5毫米。不过由于室温液晶材料打开时间为3-4毫秒,关断时间为50毫秒,所以图像存在明显的拖尾现象。
   1967年年中,RCA实验室决定制作两个1200(30×40)单元的LCD显示器,一个基于D2C寻址方式,一个基于FETC寻址方式。液晶像素边长为0.38毫米,组成一个对角线长3/4英寸(1.9厘米)的显示器。D2C显示器采用在玻璃衬底上蒸发薄膜二极管来制作(未能成功),FETC显示器采用单晶硅晶圆制作。1968年5月28日,RCA实验室副主任James Hillier,在纽约RCA大厦召开了著名的LCD新闻发布会,介绍了LCD显示器的研究进展和其在电子产业中的重要性,并展示了2×18像素的矩阵显示器样品和其他部件。
   经过5年的研究,RCA实验室虽然在液晶显示领域已经取得了关键性突破,但是这种采用动态散射模式(DSM)的液晶工艺,仍然存在材料稳定性差、对比度低、扫描线数量限制等问题,难以进行批量工业化应用。到1969年,RCA决定放弃研制LCD液晶电视显示器的全部计划。其原因是RCA这个当时的世界电视霸主,已经在彩色显像管电视上日渐成熟,并研制出了13英寸彩色显像管电视机。由于LCD技术在短期内无法与CRT显像管技术竞争,RCA管理层决定放弃继续投资。同时,大公司的傲慢也使得RCA管理层看不上液晶研发小组研究过的计算器、钟表、各种仪表显示器等“小玩意”。他们在1972年停止了这些研发计划,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开发电子计算机上,企图挑战IBM在电脑市场的地位。
   这些缺乏远见的商业决定,让美国人在30年后痛失千亿美元的LCD市场。RCA这个当年的电视霸主,也在自身战略失误和日本电视机厂商的冲击下迅速没落,最终在1985年被美国通用电气并购。由于液晶研发计划的嘎然而止,1970年初,海尔迈耶离开了RCA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11月,他却在日本获得了“液晶显示(LCD)京都创新奖”,这一奖项相当于日本的诺贝尔奖,奖金为42.5万美元。1975年至1977年,海尔迈耶在“美国国防部远景研究计划局”(DARPA)从事绝密研究工作,参与了F-117隐形轰炸机的研制工作,后加入德州仪器,成为公司首席技术官,帮助德州仪器击退了日本廉价芯片的市场攻势。
   在RCA公司出走的人物中,还有一位德国人沃尔夫冈·海尔弗里奇(Wolfgang Helfrich)。他在1970年2月离开RCA后,加入了瑞士罗氏公司,与瑞士人马丁·夏德特(Martin Schadt),继续进行液晶研究工作。他们针对DSM(动态散射模式)液晶的缺陷,提出了TN(扭曲向列)模式,利用电场强度控制液晶的扭曲向列相,来显示屏幕画面。1970年12月4日,两人对TN-LCD申请了专利。这一技术使得液晶显示技术实现工业化,目前我们使用的计算器、电子表等产品上,仍然在使用这种黑白TN-LCD液晶屏。
   在美国的液晶研发系统中还有另外一支,就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世界核电霸主,还有一个名字叫威斯汀豪斯)。上世纪50年代,西屋已经成为美国核电站的核岛主设备供应商,同时也制造电视机和半导体产品。它研究液晶的最初动机是开发热敏元件,用来检查因放射性而不便打开的核电管道里的水。由于液晶可以根据管道的温度而改变颜色,西屋实验室的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son)研究小组,于1963年首先用胆甾相液晶,制成了依据颜色变化来测定物体表面温度分布的温度计。这使液晶研究向着实际应用领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随后弗格森又将研究重点转向了液晶显示领域。但是由于西屋公司完全退出了电视机制造行业,也不打算做电脑之类的终端业务,所以弗格森于1966年离开西屋,并于1970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成为最早生产TN-LCD液晶屏的企业之一。
   总之,在涉足过液晶显示的美国大企业中——RCA、西屋电气、罗克韦尔、摩托罗拉、AT&T、通用电气、休斯飞机、雷神公司、IBM、施乐和惠普,都在上世纪70年代放弃了液晶平板显示技术开发,液晶显示技术最终也没能在美国实现产业化。此后直至2000年,美国政府和产业界,一直试图重振美国平板显示产业,对日本企业提出反倾销诉讼并提高关税,但是在技术壁垒、资金壁垒、产业周期等因素的挚肘下,美国本土液晶产业几乎全部土崩瓦解,只剩下少量军工液晶生产线得以幸存。此外还有康宁、应用材料、3M等设备材料厂商,得以在亚洲液晶产业扩张中获利。
  日本人的喜剧和悲剧
   就在美国人放弃对液晶技术的研发时,日本人却从中嗅到了商机。早在1968年美国RCA实验室公布LCD成果时,正在美国IBM实验室工作的日本物理学家江崎玲於奈(197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将这一技术介绍给了日本重点大学和大公司,引起日本产业界的关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二战后经济崛起的黄金年代,对新技术有着异常的敏感性。小林骏介等日本学者获得信息后,在1969年就到美国学习,回到日本后开始液晶基础研究,由此被称为“日本液晶之父”。
   1972年初,日本夏普(SHARP)公司买下美国RCA公司的LCD技术,并在次年推出了第一款采用TN-LCD为显示面板的计算器(Sharp EL-805)。日本精工(SEIKO)则从美国人弗格森手中买下了TN-LCD技术,并在1973年10月,推出了其第一款LCD数字显示电子表(06LC型),引发了数字电子表热潮。市场的热烈反应,使得日本Casio、Toshiba等厂商迅速加入LCD产品的研发行列。这些被美国大公司看不起的“小玩意”,让日本人赚得盆满钵满。
   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进一步推动了日本企业在LCD研发领域的热情。卡西欧、西铁城、精工等手表厂商,将注意力集中到研制单色液晶腕表电视机上。卡西欧和西铁城选择比较容易的被动矩阵工艺,但是这种显示器存在图像对比度不高的问题。精工则选择难度更高的主动矩阵工艺,以硅片为基材,于1982年12月宣布生产出世界第一块单色屏(TN-LCD)的腕表电视。精工的工程师诸角信二,在研制过程中认识到,硅片永远不会成为大量生产液晶电视的主流工艺,必须突破薄膜晶体管技术。他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最终取得成功。1983年5月,精工在东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研制成功1.2英寸的微型彩色液晶电视手表(Seiko TV Watch),引起业界轰动。
   精工研制的这款DXA001型(出口型号为T001)彩色液晶电视手表,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在此之前,液晶显示从未超出8位计算器和电子表这类既简单又转换缓慢的应用,显示屏主要是灰阶显示,没有彩色。这款手表电视采用的LCD液晶屏中,加入了蓝色二极性染料,使得屏幕可以出现蓝白10度灰阶显示。屏幕尺寸为1.2英寸(16.8×25.2mm),拥有31920个像素。手表只是显示终端,需要用一根电线穿过袖筒,连接到上衣口袋的谐调器(185克重)上才能接收电视信号,一组电池可供运行5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看到精工研制液晶电视后,日本松下、日立、东芝等大企业纷纷行动起来。精工赶紧把LCD电视投入生产。由于是先行者,不得不从头创办工厂、安装设备、确立生产工艺。1984年,精工开始向美国和欧洲出口这种腕表液晶电视,售价约合495美元。
   精工的营销部门并不指望能卖出去多少这种电视,而管理层也不认为会成为一个大项目。诸角信二认识到,如果把主动矩阵LCD变成消费品,那么为了降低价格就必须提高产量,开拓新的市场。于是,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把LCD制成元件卖给其他制造商,装入他们的产品上。精工的LCD在录像投影显示器、录像带摄像机中的电子取景器和传真机中的读图感应器等领域获得了成功。80年代中期以后,精工遇到财务困难。1989年日本股市泡沫崩溃,由于在前些年有点扩张过度,不得不努力归还贷款。管理层以没有钱进行投资为由,否决了LCD业务负责人关于对新的LCD生产设备进行投资的建议。于是,精工的液晶故事居然与RCA和西屋电气的经历有了相似的结尾。
  夏普得道称王
    最终把TFT-LCD做成的是日本夏普。夏普的前身是1912年,早川德治在东京创办的早川电气,以金属加工为主要业务。1915年,早川发明了带扣皮带,和一种金属活芯铅笔,叫做“Ever Sharp Pencil”,并且在美国获得了专利。这种自动铅笔,中国小学生应该都用过。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早川工厂在大火中毁于一旦。在地震中幸免遇难的早川德次,转赴大阪再次创业。1925年,早川德次创建工厂,生产当时非常时髦的矿石收音机和黑胶唱片机。日本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后,从1937年至1944年,早川工厂一直在为日军生产无线电通讯设备,1942年更名为早川电机,下设泉、大阪工厂和研究所,年产量高达1500万台,产值超过5亿美元,成为一家大型公司。二战结束后,早川工厂在京都重新复业,经营无线电产品,1949年在日本联交所上市。1952年,早川电气成为日本第一家获得美国RCA黑白电视专利授权的企业,到1955年,早川已经占据了日本四分之一的电视机市场。1960年,早川电气开始量产彩色电视机。
   但是当时的早川仍然只是一家低端的代工组装工厂,没有财力在显像管等核心元件方面进行投资。直到1964年,被誉为“火箭博士”的佐佐木加入了早川电气。在他的建议下,早川决定生产计算器。1964年6月30日,早川公司推出了第一款桌上计算器夏普CompetCS-10A,重55磅,售价2500美元,当时只有高级科研机构和大公司才买得起它。三年后,早川公司采用从美国罗克韦尔公司购买的集成电路,制成新一代CS-16A集成电路计算器,重量减至8.8磅,售价也降至1770美元。
   1970年9月15日,已经领导早川电气长达58年的早川德治升为总裁,由佐佐木任总经理,同时公司名字也正式改为“夏普”。在佐佐木的领导下,新的夏普公司孤注一掷,投资75亿元(合21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夏普资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建起了自己的半导体工厂。这座饱受非议的工厂,在投产后的5年内,每年亏损100万至200万美元。正当董事会准备卖掉它的时候,半导体厂却赢利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有60多家日本企业在计算器市场上厮杀,如何提高技术含量,降低生产成本,成为决定各家企业成败的关键。由于夏普在技术上不断突破,1964-1976年,夏普把生产计算器所需的3000个元件减少到3个:一只硅片、一个显示屏和一只太阳能电池。这种结构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为了研制计算器上的显示屏,1972年初,佐佐木花费300万美元,从美国RCA手中购买了TN-LCD技术。在1973年4月,夏普推出了第一款采用LCD显示屏的计算器(EL-805),采用一块能显示8位数字的黑白TN-LCD屏,比精工推出的第一块LCD电子表早了六个月。这个厚2.1厘米,重200克的掌上计算器,让夏普第一次敲开了未来显示技术的大门。
   此后佐佐木力排众议,决定投资2亿美元建设TN-LCD工厂,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而美国RCA公司的LCD工厂,在几个月后被关掉了。LCD显示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让夏普的计算器如虎添翼。1980年,夏普推出的EL-826计算器,重量只剩下1.5盎司,一台也只卖23美元。之后夏普生产的计算器更小更轻,成本更低,消费者只花4美元即可买到一只夏普太阳能计算器,几乎垄断该市场。
   然而就在夏普春风得意时,精工在1983年推出的1.2英寸(伪)彩色液晶显示器,让夏普的研究人员大吃一惊,不得不努力追赶精工,研究如何用薄膜晶体管技术,制造液晶面板。直到1985年,夏普还不能让单个TFT液晶单元工作,而那时他们的竞争对手如松下和三洋,已经开始了投产小尺寸主动矩阵液晶显示器。东芝甚至在1985年推出了世界第一台笔记本电脑T1000,采用9寸单色液晶屏。直到1987年,夏普终于设法使3英寸(3C-E1型,92160像素)TFT液晶电视投入生产,但是产品上市后,由于售价昂贵,始终没能流行起来(此时全球液晶市场的总规模也只有几亿美元)。当时夏普工程师最大的愿望就是不断增大液晶电视屏的尺寸,从3英寸到4英寸、再到5英寸。。。。。。但是夏普开发小组的负责人却另有想法,他于1988 年初召集LCD研究人员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研制14英寸的液晶显示器!
   这样一个面积的液晶屏,必须装有100多万只薄膜晶体管,远远超过当时的技术水平。但是恰恰是这种雄心激发了工程师们的斗志,并最终取得成功。1988年10月,夏普在日本电子展览会上展出了最新研制的14英寸液晶显示屏,只有2.7厘米厚,引起业界震惊。在此之前,夏普管理层一直对开发大尺寸液晶屏犹豫不决,因为在1987年,夏普已经开始批量生产笔记本电脑用的小尺寸STN-LCD,这在1988年WINDOWS操作系统和互联网出现之前,用于笔记本电脑是绰绰有余的。随着14寸TFT液晶屏研制成功,夏普管理层一下子看到了进入平板电视市场的希望。他们绝不会忘记当年,夏普曾经在显像管上依赖美国人的历史。尽管技术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夏普的高层还是决定继续干下去。
   此时,东芝和IBM日本子公司,为笔记本电脑合作开发的14英寸TFT液晶样机也诞生了。但是由于其成本大大高于当时笔记本电脑普遍采用的彩色STN-LCD,IBM高层对是否应该进入液晶面板制造领域,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辩论。最终IBM与东芝在1989年8月宣布成立DTI制造联盟,双方投资1亿多美元,在姬路(Himeji)建设TFT-LCD液晶生产线。美国康宁(CORNING,世界最大玻璃制造商)在看到TFT产业的趋势后,也在日本静冈县建立了熔融溢流法玻璃工厂,由此确立了行业垄断地位。
  液晶平板技术艰难蜕变
   1989年,液晶平板产业到了起飞的边缘,日本的液晶面板制造商们处于生产投资决策的喜悦气氛中。1989年8月至1990年秋季,NEC、DTI和夏普,相继启动了各自的第一条大尺寸TFT-LCD量产线,拉开大尺寸液晶显示器产业的序幕。但是产业化并非轻而易举,这些电子巨头从宣布建设生产线到开始批量生产,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早期各家企业的玻璃基板尺寸没有统一标准。NEC选择在300×350mm的玻璃基板上生产两片9.4英寸的TFT液晶面板;DTI选择使用300×400mm的玻璃基板,能够切割成两片东芝选择的9.5英寸,或者IBM更喜欢的10.4英寸面板;而夏普建立的第一条320×400mm生产线,能切割成4片8.4英寸的面板。
   因为几乎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没人有大尺寸TFT-LCD方面生产的经验。量产时出现了一堆难以预计的问题。主要是设备方面的问题,致使量产初期的良率远低于10%。直到1992年3月底,DTI共出货3万片,平均每月仅为4200片。
   造成液晶面板量产成品率极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厂房内存在过量的尘埃颗粒。由于东芝、夏普、IBM等公司此前都具有丰富的半导体制造经验,半导体生产线的无尘环境要求必须清除直径大于0.18微米的尘埃颗粒,所以这些厂商们错误估计,认为无尘环境只要能达到0.5微米就够了。正是这一标准带来了致命缺陷。实际上与半导体相比,液晶面板在生产过程中对尘埃颗粒的敏感度更强。在半导体生产中,如果硅片上有尘埃颗粒,会使得同一张晶圆上几百颗芯片中,存在多个缺陷,有缺陷的可以丢弃,其他的可以继续利用。而大面积的液晶面板为尘埃颗粒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只要100万个像素里面有5个缺陷,液晶面板就难以达到成品要求。
   还有一个问题是,早期制造TFT液晶面板的设备,本来主要用于制造非晶硅太阳能电池,而太阳能面板对尘埃颗粒的影响并不敏感。所以不断改进生产线设备性能,成了提高产品良率的最大挑战。1991年,还在为提高良率苦苦挣扎的东芝和夏普,找到了美国应用材料公司(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设备供应商),探讨如何把半导体设备改变成TFT-LCD的专用设备。
   为了解决客户的问题,应材公司派出工程师进驻夏普和东芝的生产线。经过分析,应材决定从化学气相沉积(CVD)设备入手,因为这是生产线的关键部分。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制,1993年10月,应材公司推出AKT-1600型CVD设备,宣称它能够使面板产出良率从10%上升至90%。从1994年,日本厂商开始建设第二代TFT生产线时,都采用了这些新型设备,每条2代线使用4台CVD。AKT-1600使得应材公司获利大增,同时标志着TFT产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解决了生产缺陷的平板技术,开始显现出挑战CRT显像管显示器的力量。
   从1991年到1996年,全球至少兴建了25条TFT液晶面板生产线,其中有21条建在日本。伴随着液晶面板产业的崛起,日本形成了平板制造供应链中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体系。在几乎所有关键设备和材料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至少有一家日本企业产业。比如:(1)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为液晶平板提供玻璃基板;(2)尼康和佳能提供扫描式和步进式曝光机;(3)NEC-安内华制造干法刻蚀设备(4)日本电工制造彩色滤光片和偏光片;(5)大日本印刷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提供先进的平板印刷设备;(6)日本真空技术株式会社提供ITO导电膜;(7)佳能提供镜像投影系统;(8)还有一些公司做背光源,即使在日本企业不是很强的地方,比如液晶化学品、化学气相沉积设备(CVD),液晶驱动芯片和高性能玻璃等方面,外国企业也都是把他们的业务总部设在日本,或者与日本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到1998年,夏普以2280亿日元(15.7亿美元)的营业额稳居行业第一,NEC以1300亿日元排名第二,东芝(DTI)以1000亿日元排名第三。这是日本液晶产业发展历史上的巅峰时期。
  笔记本电脑推动液晶工业崛起
   在液晶面板发展早期,电子表、计算器、仪表面板是小型TN-LCD单色液晶显示屏的主要用户。其后日本电子厂商开发出了大批使用单色液晶显示屏的掌上游戏机风靡世界。但是这些早期电子产品,只能算是过渡市场;直到笔记本电脑的问世,才成为推动液晶产业崛起的决定性力量。早在1979年,美国GRID系统公司的英国人威廉·莫格里奇(William Moggridge),设计出了世界第一款笔记本电脑——Grid Compass 1109。这台电脑专门为美国宇航局的航天飞机项目研制,采用金属镁压模外壳,采用一个能折叠的电致发光显示屏,有340K内存。1983年5月,美国Gavilan公司推出的Gavilan SC,是第一款能够运行DOS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采用8088处理器、有64K内存,重量约4公斤,其正面有个触摸板形式的“鼠标”。其后笔记本电脑便开始了长达30年的演进过程。早期的笔记本电脑存在一堆毛病:特别笨重、售价高昂、运行迟钝。1992年9月,美国IBM公司完成了个人电脑事业部重组;两个月后推出了划时代的产品——IBM 700C,这是Thinkpad系列的第一个型号。700C一经推出就立即受到关注,它是第一款使用彩色TFT-LCD显示屏的笔记本电脑,采用DTI的10.4英寸彩色液晶屏,售价4350美元。而竞争对手——东芝T4400SXC的显示屏为9.5英寸,售价却高达5499美元。
   激烈的商业竞争,使得笔记本电脑的价格急剧下跌,价格战和产量大战由此开始了。1992年,IBM公司收到了超过1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订单,这使得TFT-LCD找到了市场,预计每年有70%的增长,而10.4英寸屏也成为主流规格。同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3.1操作系统,支持256色显示,这加剧了对彩色显示器的需求。夏普、DTI、NEC、富士通等厂商纷纷调整投资计划,建设新的TFT生产线。到1994年,全球的笔记本电脑销量达到了7800万台,而其中大多数还没有采用彩色TFT液晶面板。面板极度短缺进一步刺激了厂商的投资计划。1994年6月,夏普发布了当时世界最大的21英寸液晶显示器。1994年7月,IBM和东芝宣布向DTI投资4亿美元新建生产线,使DTI产能翻倍。夏普在同年5月和6月开建两条2代线,日立则在同年12月开建。同时夏普和DTI已经开始与应材公司讨论研制3代线的设备。3代线需要550×650mm的玻璃基板,能切割6片以上的12.1英寸液晶屏。日立的管理层甚至决定跳过3代线直接做4代,他们认为14英寸的液晶屏可能会成为笔记本电脑的主流规格。市场需求推动着液晶面板急速更新换代。
  韩国企业复制了成功
   在1990年,日本TFT液晶面板占据了全球市场90%的份额,到1994年这一数字上升至94%,而美国只占了不到3%。美国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日本领先者的地位不可挑战,更不意味着后进者就不会成功。事实上,液晶面板从进入产业化竞争阶段开始,就显现出明显的起伏周期,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1991年进入液晶面板产业的夏普、NEC、DTI是毫无争议的领先者。在1991-1992年内,他们为满足笔记本电脑的需求,建设了大批生产线,在满足需求高峰后,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危机。衰退释放出来的技术资源,为新的日本企业创造了进场机会。松下、日立和星电(Hosiden)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的。他们利用美国应材公司新研发的2代线CVD设备,迅速提高了良率,享受了1994-1995年产业上升期带来的利润。
   在1995-1996年液晶产业的第二次衰退周期里,日立、富士通、卡西欧、三菱等厂商纷纷进场。不过这些企业后来大多处于长期亏损,最后退出了液晶产业。韩国企业也在此时大规模进入TFT液晶面板行业,用不到10年时间,硬是把日本人挤下了世界第一的宝座。韩国LCD产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9年,Orion电器公司开始生产计算器与电子表用的TN-LCD。1984年,三星电子的子公司三星显示设备公司(SDD),设立了TFT-LCD研究小组,随后从美国OIS公司获得了技术许可。驱动三星投资TFT研发的动力,更多是出于企业战略考虑,而不是近期盈利。因为韩国人发现日本人正在开发液晶显示器,经过研究还发现TFT-LCD与半导体存储器的技术结构非常接近。1991年,三星电子在其半导体事业部内设立了一个特殊事业部,专攻TFT液晶技术。
   三星管理层希望TFT业务能够为周期性很强的DRAM业务提供多样化发展的机会,同时确保集团内的各种电子产品,能获得最先进显示技术的稳定供货。毋庸讳言,与日本竞争的民族自豪感也起了作用。因为韩国人认为日本同行并不把三星当成一回事,这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而在三星集团内部,TFT事业部却是个丑小鸭,多年亏损,一直受到其他部门歧视。即使这样,三星集团仍然坚持投资。
   LG电子则是从1987年开始了对液晶显示器的研发,到1989年才公开展示了成果。1990年,LG电子成立了专门的研发中心,有大约250名员工在试生产线上工作,每年生产12000片10.4寸和12英寸SVGA液晶面板。1988年,现代集团也开始了研发,设立了LCD事业部。1990年,现代电子从日本Oprex公司引进了TN-LCD技术,并从日本引起了一整条生产线。现代曾经向日美企业寻求TFT液晶技术帮助,但遭到拒绝。直到1992年,韩国现代在美国加州与一家名叫Alphasil的TFT-LCD小公司形成合作关系,获得了部分技术。这是现代的1代线,主要生产航空和军用的宽温液晶显示器。此后,现代投资1600万美元,与该公司创始人霍尔姆贝格成立合资的ImageQuest公司,研发10.4英寸液晶屏。现代通过该项目学习到大量技术,但是意识到生产线上的美国设备,未必会适应量产环境。到1997年11月,这家合资公司在完成使命后关闭。
   由于液晶面板需要冒着大规模投资(动辄数亿美元)的风险,所以进入这一行业不仅需要能够开发出样品,还要掌握量产的工艺能力。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企业就是通过试生产线中应用最先进的设备,来作为学习平台和培养量产能力。在自身技术能力不足的液晶灌注工艺等方面,就采用“偷师”的方式去学习日本。三星在日本设立了一个研发机构,利用产业衰退期,雇佣失业的日本工程师,积累研发能力。1991年,三星建成了一条300×300mm的试生产线,第二年又研发了在300×400mm玻璃基板上,一次生产2片10.4英寸液晶显示器的技术。
  
  反周期投资”成就韩企霸业
   1993年,三星开建第一条2代线,采用370×470mm玻璃基板,1995年2月建成投产。1993年,韩国LG的第一条2代线在庆尚北道龟尾市(Kumi)动工,1995年8月建成投产(月产1万片,到1996年底增加到月产4万片)。1993年,现代也启动了第一条2代线项目,但是由于投资金刚山旅游项目,使得工程延误了一年多,直到1996年底才投产。这个延误是致命的,它使得现代集团的液晶业务从刚开始量产就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以至于再也没能赶上三星和LG的步伐。
   在竞争策略上,韩国企业采用的是加入主流进行赶超的方式,即通过参与技术合作、结成战略联盟,以及签订长期合同等形式与外国企业合作。1995年,三星和另外一个后进者,日本富士通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由富士通提供宽视角技术,交换三星的高孔径比率技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外国设备供应商,但三星也能依靠自身能力来满足需求。1996年上半年,三星与美国康宁成立合资公司生产熔融玻璃基板。三星航空(后改名三星Techwin)投资光刻机设备,三星显示设备公司制造彩色滤光片,而三星电子提供驱动电路。
   LG采取了比三星更加开放的战略联盟。1994年,LG投资3000万美元和日本AlpsElectric合资开发超清洁制造工艺,并在3代线上应用了这一技术。LG还和美国测试设备厂商PhotonDynamics合作,该公司在测试单个TFT-LCD像素缺陷的检测设备方面居领先地位。这一合作项目,对于LG实现产品零缺陷的目标至关重要,它帮助LG获得了价值1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康柏电脑连续5年提供12.1英寸及更大尺寸的液晶屏,尽管此时LG还只有1年的量产经验。TFT液晶面板业务帮助LG摆脱了下游市场的位置,逐渐进入电子产业的高端市场。
   自从韩国企业进入液晶面板产业后,“反周期投资”帮助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在1995-1996年的第二次衰退周期里,韩国企业大规模投资新生产线。1996年10月,三星建成第一条3代线,LG在1997年11月建成了3.5代线,并推出了全球第一片14.1英寸XGA等级的笔记本电脑面板。现代集团在1997年底建成了3代线,东芝与其签订了每月购买1万片12.1寸液晶屏的合同,还向现代转让了一些技术许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面板市场也陷入了不景气,日本厂商虽然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但大多面临亏损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三星电子和LG却再一次采取了反周期的投资战略,果断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积聚了惊人的爆发力。继LG之后,三星也在1998年底建成了3.5代线(600×720mm玻璃基板)。韩国企业至此领先于当时只有3代线的日本企业。
   韩国企业从开始量产到盈利,经历过痛苦的产业能量积累阶段。三星的液晶业务从1990年到1997年连续亏损了7年,在1991-1994年间,平均每年亏损1亿美元。但是凭借韩元贬值和生产规模扩大,三星到1997年末实现了“咸鱼翻身”;1998年三星的液晶面板出货量,跃居世界第一。LG的液晶业务从1987年到1994年,年均亏损5300万美元,持续亏损了8年。
  
  韩国超越日本的分水岭
   1999年是韩国企业的转折点:5月,LG和荷兰飞利浦宣布,后者投资16亿美元,换取LG液晶业务的50%股份,新组建的LG飞利浦公司于9月正式运营。这笔交易不仅为LG带来了投资,也使飞利浦成为LG的大客户。7月,苹果电脑向三星投资1亿美元,以加速其液晶生产线建设。10月,三星接到戴尔电脑价值85亿美元的订单。11月,现代集团与3家美国笔记本电脑制造商——IBM、康柏和Gateway,签订了5年80亿美元的供货合同。1999年,三星在全球液晶平板市场占据了18.8%的份额,名列第一;LG达到16.2%,名列第二;这两家韩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都超过了原来的行业霸主——日本夏普。
   当2001年全球TFT企业都在亏损时,LG咬牙投资了世界第一条5代线(1000×1200mm玻璃基板),当年8月装机,并于2002年5月建成投产。这条线使LG的市场份额在2002年10月首次超过了三星。三星在2001年底发现落后时,加快步伐,一口气建设了两条5代线,但直到2003年12月才再次小幅超过LG。当LG于2004年建成6代线后,气势更胜一筹的三星直接跳过了6代线,于2005年和2006年连续建成两条7代线,均为当时的世界第一。现代集团则彻底落伍了,它受到财务危机的影响,已经没有能力再建设5代线,最后不得不决定出售液晶业务。
   韩国企业的凶猛扩张一举改变了TFT-LCD产业的游戏规则。日本人曾经质疑这种疯狂投资的行为,但事后看,率先建设5代线正是韩国超过日本的分水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动TFT液晶面板最终进入电视应用阶段的主角,已经换成了韩国人,而不是作为产业先行者的日本。2002年起在桌面电脑上替代CRT,并批量应用于电视的液晶面板,都是由5代线首先生产的。那时,日本企业不仅不相信韩国企业能够为5代线找到足够大的市场,而且业内认为5代线已经达到液晶工业的物理极限。只是当韩国企业凭借5代线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后,日本夏普才改变了保守态度,跳过5代线去直接建6代线。当三星在2005年建成7代线后,夏普于2007年率先建成了8代线。此后夏普又在2009年10月建成了世界第一条10代线,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需求领域。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其在电子产品领域的广泛应用,如电脑、电视、手机、数码相机、摄像机、移动多媒体、广告显示屏等。在这个信息时代,液晶面板无处不在,已经成为电子产业的核心力量。
  
  日企搁浅台企进场
   液晶面板市场从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后,急剧收缩,到1998年初跌至谷底。财务负担加重的日本企业失去了追加投资的勇气。除了夏普、日立和鸟取三洋继续对3.5代线和4代线投资外,其他日本企业的投资都处于搁浅状态。但这一轮的衰退却引来了新的入场者——台湾企业。
   我国台湾省的LCD产业起步,比韩国还要早3年:1976年台湾敬业电子引进美国休斯公司的技术、材料和设备,开始生产电子表用的TN-LCD液晶屏。1978年,李逸士成立了中相公司,李担任过美国休斯飞机公司的液晶技术部主任,是最早将LCD技术带到台湾岛的人。但是由于无法与日本企业竞争,1981年,敬业电子破产倒闭,中相公司后来换手,称为美相科技(李逸士后因液晶诈骗集资40亿元新台币而潜逃)。台湾民营公司由于实力薄弱,多数都难逃倒闭的命运。由于日本与台湾岛的经济联系密切,到80年代初,夏普和爱普生先后在高雄和台中设厂,以生产大尺寸的TN-LCD为主。日本厂商的投资,刺激了台湾本地LCD产业的发展。1986年后,台湾当局连续出台政策,鼓励扶植LCD产业的发展。1988年,台湾工研院几乎与韩国三星同时开始对TFT-LCD技术的攻关。
   1992年3月,台湾碧悠电子引进美国欧利宝公司的STN技术,在新竹县新丰乡建厂,成为最早涉足STN的厂商。在1992年和1993年,南亚塑胶和中华映管,分别引进英国GEC公司与日本东芝公司的STN-LCD技术。尤其是中华映管转移东芝的大尺寸彩色STN-LCD后,台湾的LCD产品进入了电脑应用领域。
  
   本来日本企业一直拒绝向台湾转移TFT液晶面板技术。但是处于金融危机和产业衰退期的日本企业,已经难以像以往那样处心积虑地保护核心技术。再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期间对韩国的救援,让韩元大幅贬值,迅速提高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使得韩国大规模生产的液晶面板价格降低,快速占领台湾电子终端代工市场,致使日本企业在台湾市场的份额急剧下跌。这种态势迫使包括三菱、东芝、DTI、夏普和松下等日本企业,都不得不寻求在台湾岛寻找合作伙伴,实现本土化生产。
   1998年,日本企业在韩国人的凶猛攻势下,刻意高调地将技术转让给台湾企业作为反击。这样一方面可以收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日本在产能上的不足。当年共有6家台湾企业相继获得了日方的技术许可,从而进入大尺寸TFT-LCD产业,是年被称为“台湾TFT-LCD产业元年”。
  
   第一家进入台湾市场的是三菱集团的成员ADI(三菱电机与旭硝子合资),由于缺乏资金,ADI选择与台湾中华映管(CPT)合作建设3代线。中华映管成立于1970年,早在1973年就开始为美国RCA代工生产黑白电视机显像管。1998年3月,其与ADI达成协议,引进三代线技术,由ADI为其培训工程师和操作工,1995年5月正式量产3代线面板。它是台湾第一家取得日本TFT技术的公司。
   第二家获得技术转让的是达基公司。这是一个由13名年轻工程师组成的研发小组,于1996年8月从母公司明基电通(当时的明基电脑还隶属于宏基集团)独立出来,研发PDP等离子电视。1998年3月,达基与IBM日本公司达成协议,在新竹科学园区建设一条3.5代线,但IBM日本自己只有一条3代线,所以双方明确达基的3.5代线属于共同开发。该项目1999年4月建成,同年7月量产。1999年8月,达基依靠自己的能力开工建设了第二条生产线(4代线),成为夏普和LG飞利浦之后建成的全球第三条4代线。
  
   第三家是隶属于台湾联电集团的联友光电。该公司1990年11月成立,曾于1992年5月建设了第一条TFT-LCD生产线(1代线),是台湾液晶产业的先驱。1993年4月试制成功台湾第一片4英寸TFT彩色模组,并于1994年量产,主要出口日本用于掌上游戏机上;但是由于良率极低,造成1995-1999年连续5年亏损。1998年松下向联友转让TFT技术,合作开发3.5代线。
   2001年,液晶面板价格狂跌。三星和LG试图以“流血竞争”迫使日本和台湾厂商出局。达基和联友也被迫跟进降价,亏损严重。联友的母公司无法承受亏损,便向达基抛出了橄榄枝。2001年3月13日,达基与联友光电宣布合并,成立友达光电(AUO),一跃成为当时台湾第一大、全球第三大的TFT厂商,这个事件震动业界。但是合并后的友达却面临产业衰退期,面板价格每月下降5-10美元,到2001年底,友达的积压库存已达数亿美元,财务非常紧张。面对这种情况,友达仍然宣布扩产,咬牙完成了4代线建设。就在开工后不久,发生了911事件,液晶面板价格跌至谷底。但1个月后,由于液晶价格跌破了成本价,刺激了下游市场的需求,整个市场迅速回升。友达的积压库存在短短几个月内得以消化。2001年友达税后亏损67亿元新台币,但到2002年,盈利达到60亿元。从2002年2季度开始,面板价格又开始下跌,台湾厂商全部出现亏损。此时友达连续上马了3条5代线,在2003年3月至次年2月实现量产。2005年,友达的两条6代线和第4条5代线投入量产。2006年10月,友达第一条7.5代线投入量产。2007年友达宣布建设第二条7.5代线和两条8.5代线,其后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项目停滞。
   瀚宇彩晶是由台湾新丽华集团和华邦电子共同集资,于1998年6月成立的,接受了日本东芝与日立的技术转移,采用AP-IPS广视角面板专利技术,一次开建了两条3代线,并在2004年3月1日开工建设6代线。
  歪打正着跨国并购
   奇美电子(CMO)的母公司奇美集团是台湾石化业巨头,1997年开始经营彩色滤光片,从日本CMK公司购买的一条二手小型滤光片生产线,属于1代线,经过改造后月产能为35000片。但奇美投入后才发现在台湾几乎找不到客户。当时仅有联友光电和元太科技两家生产TFT面板,采用的滤光片全部从日本进口,奇美很难进入这块市场。奇美管理层在评估后,认为既然没人买,不如干脆自己用。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个原因。1998年奇美集团旗下多了两家光电产业公司,其一是生产彩色滤光片的奇美电子,另一家是生产TFT液晶面板的奇晶光电。2000年5月为准备上市,两家公司合并,统一以奇美电子为名。
   2001年7月,就在友达宣布合并后不到四个月。台湾奇美电子宣布并购IBM日本位于野洲的3代线(IBM从此退出液晶面板工业),并与对方合资成立IDT公司。野洲的这条3代线月产能为7.5万片,相当于瀚宇彩晶两条3代线的产能。该厂是日本元老级的技术大厂,当年转移曾转移TFT技术给达基。奇美通过成立合资公司获得了专利使用权和原有的客户群,使奇美成为台湾企业中唯一一家不必支付技术转移费用的企业,也是唯一一家自备彩色滤光片的厂商。同年,奇美在台湾开始建设一条4代线。2002年8月26日上市。2003年底成为全球大尺寸(20英寸以上)液晶面板第二大供应商,仅次于日本夏普。2005年,奇美的日本子公司IDT液晶面板生产部门被索尼收购。同年秋天,奇美开始建设第一条7.5代线,2006年底量产。2007年,奇美同时兴建6代、7.5代以及8.5代线各一条,2008年投产即遭遇金融危机。
  
   元太科技成立于1992年6月,是台湾除联友之外最老的TFT面板厂商。元太的主要股东是永丰余造纸集团。当年老板何寿川鉴于平板显示器将取代纸张的趋势,大举跨入TFT产业。1995年开建2代线。在不可能获得日本技术转移的情况下,元太结合台湾工研院电子所的技术,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技术人才,获得了量产技术,专营中小尺寸面板,终于在2003年扭亏为盈。
   1997年第三次液晶产业衰退期,让台湾企业获得了进场机会。在1999-2000年短暂的上升期,产业中所有的企业都从中获利。而第四次衰退,为新进入者创造了更多的空间。广辉、群创和统宝等企业都在这一时期进入。
   广辉电子是其母公司广达集团(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与日本夏普合资成立的。1999年5月,广辉与日本夏普签订技术转让合同。投资150亿元新台币建设3.5代线,2000年11月完工。这是台湾第四条3.5代线。2000年,广达打败东芝,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制造商。但是占笔记本电脑制造成本1/3的液晶面板价格一路高涨,逼迫广达亲自投身TFT面板产业。这与夏普扩充产能的目标不谋而合,广辉也因此成为台湾唯一一家有技术来源入股的TFT企业。
  
   群创光电成立于2003年1月14日,其母公司为台湾鸿海精密(全球最大电子器件代工企业)。统宝光电的母公司是仁宝电脑集团,主攻中小尺寸低温多晶硅TFT面板。技术班底是原工研院电子所副所长为首的技术团队。2001年2月开工建设3.5代线,与日本三洋合作开发量产技术。
   第四次产业衰退中,韩国企业建设了5代线与台湾厂商竞争。新的5代线带动了产业新一轮的繁荣,从2003年到2004年,又进入了产业黄金期。台湾厂商新建了大批高世代线。目前台湾面板业有集中化的趋势。2006年友达并购“面板五虎”之一的广辉,一度在规模上逼近韩国三星、LG。2009年10月5日,群创合并统宝光电。同年11月14日,鸿海集团以74亿元人民币并购奇美电子。2010年3月18日,群创、奇美与统宝三者合并后的新奇美电子正式成立,它超越友达成为全球第三大面板厂。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液晶厂商陷入停产边缘。2009年1-6月,由工信部、国台办出面,连续两次组织中国九大彩电厂商,赴台湾采购液晶面板,总金额高达44亿美元,总量超过1200万片,将台湾液晶面板企业,拉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而中国人得到的回报,就是被台湾人在背后捅一刀。韩国企业从2009年2月起,突然以现金向台湾广达、奇美采购了400万片库存,并签署2009年度采购协议。这种控制市场供应量的行为,立刻让大陆面板开始严重供不应求。同时韩企压缩对华液晶出口量,开始涨价。2009年3-8月涨幅达30%以上,导致中国彩电企业再次陷入困境。而台湾企业坐视这种局面,跟进控制产量,从中大获其利。
  □ 全球金融风暴引发产业变局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重创TFT产业,使其提前中断了从2007年开始的景气而陷入衰退。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衰退期给后进者提供了进场机会。这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三星和LG相继放慢脚步,停止了8代线的建设。日本虽然在产业链上游占据了重要地位(设备和原材料),但是各大量产厂商大多停止了扩张。第一个建立量产线的NEC在2004年2月宣布退出液晶行业,索尼则选择与三星合资建厂。只有夏普仍在高世代生产线上与韩国企业竞争。2007年11月,夏普开工建设世界第一条10代线(2880×3130mm玻璃基板)。但受金融危机影响,夏普在2008财年亏损13亿美元。这是夏普自1956年在东京证交所挂牌上市以来出现的首次亏损。
  
   台湾地区的TFT产业尽管规模很大(仅次于韩国),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却暴露了其致命弱点——台湾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拥有大量来自本土下游产业(电脑和电视机等终端)的庞大需求,必须仰赖日韩和中国大陆的采购。在全球需求不振的情况下,2008年8月,索尼、三星、LG等日韩企业取消了此前对台湾地区面板的订单,改为自己供货。这直接导致台湾地区面板企业开工率降至4成,几乎濒临死亡线。同时友达和奇美纷纷将在建的7.5代、8.5代线延后量产,并开始将停产员工放无薪假。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对液晶面板需求在增长——那就是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计前嫌,连续向台湾省派出采购团,签订了44亿美元的面板采购订单,将台湾企业拖出了深渊。
   在制约中国液晶产业发展方面,台湾和日本是最为阴险恶毒的角色。大陆给台湾雪中送炭,其背后是希望台湾面板企业能到大陆设厂,或者开放大陆企业参股并购台湾面板企业。然而2009年6月30日,台湾公布最新的大陆投资政策,禁止大陆企业投资台湾面板,同时限制台湾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直到当年8月京东方宣布兴建8.5代线后,台湾方面才在2010年2月9日,不情愿地宣布同意放行岛内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高世代线,且要求必须与台湾本岛保持一个世代以上的技术差距。除了这种歧视性政策,台湾厂商还与日韩厂商勾结,继续操纵液晶面板价格,侵蚀中国厂商利益;并且对中国液晶面板产业持续进行渗透,妄图获得操控地位。这种狼心狗肺的行为,为人所不齿。
  中国平板显示产业溯源
   中国平板产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原电子工业部七七四厂(北京电子管厂、即京东方的前身)、七七○厂(湖南长沙曙光电子管厂)、中国科学院713厂(河南新乡)和上海电子管厂,先后建成4英寸基板玻璃的TN-LCD实验生产线,用于生产电子表、计算器和一些仪表的液晶产品。清华大学、长春物理所等科研单位也开始了涉足LCD技术的研发。但是一直到1984年,无论是自主拼装设备还是从美国引入的设备,都是作坊式小规模的实验线,没有形成批量生产规模,但这些实验室和实验线却奠定了中国液晶产业的基础。这些实验线上曾经工作过的一批人,在后来中国LCD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4年,深圳中航天马公司建成第一条4寸规格的TN-LCD生产线,七七○厂建成第一条7寸规格设备较先进的LCD规模生产线(主要设备通过香港从日本引入)。继这之后,深圳的先科集团和新加坡辉开集团合资成立了深圳深辉公司,他们也是一条7寸规格的TN-LCD生产线,深圳晶华公司也差不多同时建成一条TN-LCD生产线,在香港LCD产量占据第一位的康力公司生产线也转移到了广东惠州。随后天马二期、晶蕾、华泰等又相继建成12寸以上规格更大规模的 TN-LCD生产线。除上述内资建设的生产线外,以信利为代表的香港很多企业在那个时期也纷纷在大陆兴建TN-LCD生产线。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这段时期被认为是中国LCD产业的第一个黄金期,这个时期形成了相当的TN-LCD产业规模,深圳天马公司从4寸线开始,很快又建了1条7寸线,在90年代初又建成1条12寸线,在当时规模较大,产品质量较好,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从而奠定了其在业界的地位。
  
   中国大陆涉足STN-LCD是从九十年初开始,国家八五计划开发项目“640×200超扭曲液晶显示项目”由七七○厂和清华大学、南京五十五所共同完成。1993年以后,天马三期——天骏项目、河北冀雅、无锡夏普、汕尾信利二期、上海广电液晶、迈尔科特等都先后建成12×14寸或14×14寸规格的STN-LCD生产线,生产大中尺寸的STN-LCD产品,而鞍山三特电子(现鞍山亚世光电)、汕头超声等公司建成的STN-LCD生产线,则以生产中小尺寸产品为主,其他技术水平较高的TN-LCD线也在这个时期顺应市场发展需要,局部改造兼容生产STN-LCD产品,如深圳晶华、上海海晶等,但以上建成的STN-LCD生产线除无锡夏普能生产彩色STN-LCD外,其他生产线均只能批量生产有色模式和黑白STN-LCD产品。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进入彩色STN-LCD生产线建设热点时期,飞利浦在上海建成两条14×16寸彩色STN-LCD线,与前期已在上海建成的STN模块生产线一起,力图打造上海飞利浦LCD城,而信利在将单色STN-LCD生产线改造成CSTN-LCD生产线后,又投资建成了一条专门的彩色CSTN-LCD生产线,日资企业日本新电器则在广东东莞建成一条CSTN-LCD生产线。爱普生和OPTRIX则分别在苏州和张家港,成立苏州爱普生和张家港光王电子并建生产线,专门生产中小尺寸的STN和彩色STN-LCD,深圳天马在2003年完成四期天龙工程,以一条14×16寸的CSTN生产线生产手机屏、PDA用的彩色STN-LCD。韩国三星继STN模块生产线之后又在东莞建成一条彩色STN-LCD生产线,长春联信建成的彩色STN-LCD生产线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深圳比亚迪公司、汕头超声也在进入2004年以后相继建成彩色STN-LCD生产线,已开始试生产和批量生产彩色STN-LCD。
  
  TFT产业艰难起步 教训惨痛
   2000年以前,中国在TFT方面的工作仅限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工作。1998年9月,吉林彩晶(由吉林电子集团和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合资),耗资8400万美元从日本DTI引进了一条第一代TFT-LCD生产线(就是DTI建于1991年的旧线),并于1999年10月在长春试投产,但是一直未能突破良率不高的瓶颈,只能生产用途不多的16.1英寸和10.4英寸边缘产品,导致项目未能真正量产。南京新华日耗资5400万美元,从日本NEC鹿儿岛厂引进一条1代线(建于1991年的旧线),运回国后一直无法量产。
   2002年4月,上海广电集团(前身为上海电视机厂)与日本NEC签署合作意向书,共同投资1146亿日元(1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莘庄工业区建设一条5代线,其中上广电占股75%,NEC占25%。由合资公司向NEC购买相关专利和技术,2004年10月8日,中国第一条5代线在上海投产(世界第七条5代线),主要切割15寸液晶屏。
   2003年1月,北京京东方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韩国现代电子的液晶业务(包括2.5代线、3代线和3.5代线),当年9月又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12亿美元建设一条5代线(1100×1300mm玻璃基板),于2005年5月量产。2006年6月,江苏昆山的龙腾光电,建成了中国第三条5代线。龙腾光电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台湾人搞的合资企业。昆山以土地、基建、优惠政策等要素入股,占股51%。台湾宝成集团(世界最大制鞋商)、中强(璨宇)等也是大股东,还有少量股份由日本IDTech公司总经理桥本孝久、前奇美电子TFT一厂厂长王国和等人组成的技术顾问公司NVTech,以技术投资的形式持有。龙腾光电的技术和管理依靠由130多名台湾工程师组成的团队。
   截止到2008年,中国进入TFT产业的主要企业有上广电、京东方和昆山龙腾,它们那时各有一条5代线。但是这个新兴产业的境况并不好,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摧垮了液晶面板市场的盈利周期。2009年3月,上广电因资不抵债而被托管重组,它的5代线是主要的亏损源(2008年亏损18亿元),所以在重组过程中被以25亿元出售给了中航技集团(深圳天马)。京东方和龙腾光电也遭受了亏损。此外,由于5代线产品并不适用于大屏幕液晶电视(只能切割15-27英寸面板),所以中国彩电工业急需的液晶面板仍然全部依靠进口。
   上广电NEC的垮台背后,更多的是市场策略和人为因素在左右。2004年10月,上广电投产后以切割15寸电脑液晶屏为主,此时市场主流已经逐渐转向17寸屏。当2005年上广电决定转向17寸市场时,韩国台湾厂商凭借其庞大的产能规模冲击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17寸面板价格迅速跌落至160美元以下,造成上广电无利可图。紧接着2006年9月,原上广电NEC总经理周家春退休,由原上广电光电子总经理施岳志(台湾人)接任。施岳志空降后,又从台湾带来了一大批员工,并大量更换台湾供应商。上广电NEC进入了“台系人员”主导的时代。仅仅过了1年,2007年11月,上广电高层集体换届,施岳志提出辞职由上广电电子股份公司总裁顾伟民接任。两次换帅造成的人事动荡和管理混乱,让刚刚投产3年的5代线一直在巨亏中度日。最终在高额设备折旧、高价进口原材料、产品缺乏竞争力、人事动荡,以及技术依靠日本NEC(高额技术许可费用,占年销售额3%)的五重打击下,上广电NEC的“引进-吸收”模式走上了穷途末路。日本三井财团则在其中成为最终的获益者。台湾人则少了一个潜在竞争对手。
   就在人们对于中国TFT产业一片悲观的情绪之下。2009年,还在亏损中的京东方,出人意料地开始大举扩张,连续上马了合肥6代线和北京亦庄8.5代线,掀起了一场“液晶风暴”。国外主要TFT企业(三星、LG、夏普等)一夜之间全部改变了对中国技术封锁的态度,纷纷启动在华建设高世代线的项目。
  
  
  
  从毁灭中崛起的行业龙头
   京东方的液晶战略起源于它所经历过的“毁灭”。它不仅经历过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曾经经历过的市场化毁灭,而且经历过产业技术变革所造成的毁灭。过去30年间,无数老牌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倒下,能劫后余生的肯定是强者,京东方就是其中之一。
   京东方的前身是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电子管厂(代号774厂)。一五期间,我国筹建电子工业。1952年起,在苏联和民主德国(东德)的技术支持下,北京开始筹建酒仙桥电子工业区。1956年10月15日,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李富春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领导人到场讲话。该厂总投资1亿元,设计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是60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员工总数近万人。除此之外,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下辖706、707、718、751、797、798厂)、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现在闻名中外的北京798艺术区即在工厂旧址上改建而成。
   在80年代以前,北京电子管厂一直是中国最大、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是中国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干企业。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迅速取代电子管技术,民用和军用订单迅速萎缩,这个“万人大厂”的根基崩塌了。1985年,该厂编制从电子部下放到北京市,企业需要承担极重的包袱:不但要维持庞杂的产品链(二极管、三极管、军用大电子管、电子玻璃、模具、动力、零部件加工等),还要维持幼儿园、学校、食堂、房产处、维修公司等社会包袱,还有8000多名退休职工。随着产品市场的萎缩,北京电子管厂从1986年至1992年连续7年亏损,陷入无债可举的破产边缘。
   问题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剥夺了企业的研发动力,致使企业在技术换代浪潮中迅速落伍。其实774厂自身拥有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中国第一块单晶硅、第一个半导体集成电路项目都是电子管厂在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旦一个项目成熟,就会被上级机关无偿划走,去建设新厂。仅774厂在全国援建的电子厂就多达20余家,70年还被分出去几个车间到贵州、四川、陕西等三线地区建厂。
   北京电子管厂也是中国最早进行液晶显示技术研发的企业之一,1981年即已经试制成功TN-LCD液晶屏,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此后决定上STN-LCD项目,最终还是流产。到1992年,这个14000人的大厂,年营业收入仅8000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90%,每个月都要借钱发工资,企业已经到了存亡边缘。1992年9月2日,年仅35岁的王东升(浙江东阳人,毕业于杭州电子工学院)出任电子管厂厂长,开始对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股份制改造,削减臃肿的机构冗员,收拢涣散的人心,整顿厂区秩序(当时厂区内甚至有人养鸡);在无法引入外部资金的情况下,动员职工凑钱入股。1993年4月,北京电子管厂以经营性资产出资,2600多名干部职工以募集的650万元(只够发3个月工资)出资,加上银行的债转股,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东升任董事长兼总裁。他又以职工手中募集的650万元为抵押,向银行获得了等额的贷款,这就是京东方的第一笔“种子资金”。
  
  凰涅磐浴火重生
   新成立的京东方,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为了解决现金流匮乏,公司与一家新加坡企业合作成立了东方恒通物业公司,把电子管厂的办公楼和部分厂区开发成为“东方花园”,吸引雀巢、ABB等著名企业入驻,再用租金收入维持公司运转。公司管理层全部从楼房搬到了简易房里办公,原有的生产也搬到了旧平房里。
   其次是调整产品结构,把企业生产能力转向CRT显像管配件。90年代初正是中国彩电行业迅速兴起之时,但关键零部件如玻杆、电子枪等都需从日本进口,国产化余地很大。而传统真空电子管技术与CRT显像管技术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这促使京东方决定介入电子枪、玻璃成型等投资不多的业务。
   1993年11月,京东方与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合资成立北京旭硝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后更名北京北旭电子玻璃),生产显像管玻杆和低熔点焊料玻璃。该企业满产后,占据了国内市场62%的份额,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0%。此后1995年12月,京东方与日本端子株式会社合资,生产端子及连接器;1996年4月与日伸株式会社合资,生产电子枪及其零配件。在这一阶段,由于京东方处于弱势地位,合资股份都没能超过50%。
   在经过4年时间积蓄实力后,京东方逐渐掌握了在合资企业中获得控股地位的能量。1997年,京东方与台湾冠捷科技合资,成立东方冠捷电子股份公司(京东方占股51%),1999年投产后成功盈利,把台式电脑CRT显示器做到了世界第一。
   正确的生存战略,帮助京东方渡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从1994年开始盈利(800万元),到1997年盈利已达5000万元。1997年6月10日,京东方在深交所B股上市,募集到3.5亿元港币。这是京东方第一次有了可用于投资的钱。在企业生存状况彻底好转后,京东方即提出了进取性的企业战略。一个曾经做过行业老大的企业,绝不会甘于屈居人下。军工企业的坚韧性格,和对技术替代的恐惧,让京东方管理层决定:从传统领域向新型显示器工业进军。
   此前,即使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京东方仍然在维持着液晶事业部。在实在难以支撑后,大批技术人员要求出走。当时的总工程师提出要去清华大学的液晶工程中心。王东升原本不同意,但转念一想,反正没钱,不如干脆让他们去,用国家的钱维持液晶人才的培养,只要以后你能回来就行。因此,在京东方采取生存战略的头5年里,最大的目标就是维持人才体系的培养。他们不但将大批人员送到合资企业和大学院校里锻炼深造,还送了一部分人去日本进行培训。明确的长期战略,让京东方提前几年就开始了产业人才储备,这是决胜的重要因素。
   1998年,TFT-LCD在全球平板显示技术中的优势逐渐明朗,京东方开始在平板显示器领域布局。当年11月收购了浙江真空电子有限公司60%的股份,组建浙江京东方,以此进入VFD(小尺寸显示器)领域。1999年并购深圳信桥通智能技术公司,组建深圳京东方,以此进入LED智能显示系统。2000年12月,京东方在深交所增发A股,融资9.7亿元。至此,京东方有了大展拳脚的实力。
  
  收购韩国现代液晶业务
   机会永远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现代集团在2000年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引起韩国股市动荡。陷入分崩离析的现代集团,将分离出来的现代电子,更名为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而HYDIS(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是其负责液晶业务的子公司。到2001年,现代已经无力继续投资液晶业务,于是决定出售HYDIS的股权。
   对于正在TFT-LCD产业门槛外寻找进入机会的京东方来说,这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HYDIS拥有2代、3代、3.5代三条生产线,年产能达到300万片以上,在全球20余家面板企业中排名第9,它生产的17寸显示屏排名全球第三;它设有独立的研发机构,研发项目涵盖材料、配套零部件、液晶器件及设备,其正在积极研发的4次光刻技术以及液晶滴注技术,拥有300多项专利,其开发的FFS宽视角技术是全球三大主流技术之一;它还拥有完备的市场能力、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等资源。
   当时表现出收购兴趣的有美、日、台等企业,为了降低境外并购风险,京东方选择与台湾剑度公司联合竞购。2001年6月,京东方联合该企业与现代集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受让HYDIS的80.1%股权,其余19.9%由现代集团持有。当年11月,京东方又独立收购了HYNIX旗下的STN-LCD及OLED业务,并在韩国成立了一个独立公司。(台湾剑度公司在与京东方合作的过程中,居然搞小动作,把京东方的情报交给了韩方;幸好此时韩方与京东方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及时将情况通报给了京东方,京东方随即退出交易。这家台湾公司与HYDIS签署排他性协议,以6.5亿美元的价格单独收购HYDIS,并交了1000万美元保证金,但最终由于无法筹集资金而流产。台湾剑度在2004年被台湾广达收购,改名达虹科技。)
   台湾剑度退出后,京东方卷土重来,于2002年与HYNIX签订了意向协议,由于当时现代集团债务危机加重,再加上2002年下半年遭遇液晶衰退周期,促使其急于出手。最终韩方同意以3.8亿美元的价格,向京东方转让HYDIS的全部股权。为了规避风险,京东方在韩国设立了BOE(京东方)-HYDIS,并以这个韩国子公司进行资产抵押,成功从韩国银行贷款2.3亿美元,再加上京东方投入的1.5亿美元,双方于2003年1月21日正式成交,此时距开始竞购已近两年。
   这次交易适逢其时,2003年1月资产交割初步完成后,全球面板市场价格立刻开始上涨,景气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在这期间BOE-HYDIS盈利6000万美元。并购获得的资源,解决了京东方的技术来源、专利障碍、起步市场和核心技术人员等战略问题。为京东方“海外收购、国内扎根”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3年9月26日,京东方投资103亿元,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动工兴建第一条5代线(国内第2条)。其中京东方占股75%,韩国京东方以1.25亿美元的投资占股25%。海外收购的成功、本土5代线的开建和恰逢其时的液晶上涨周期,促使王东升的“野心”膨胀起来,他要迅速扩大企业规模,与液晶巨头们放手一搏。于是京东方立刻实施了三大战略:扎根计划、海外上市和团队持股。“扎根计划”就是通过5代线建设,把收购来的技术能力本土化;“海外上市”就是以液晶业务在海外上市,募集5代线所需资金;“团队持股”就是实施股权激励计划,锁定骨干跟京东方一起进退。王东升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如果海外上市成功,可以募集1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5代线投资,然后5年内增持12到30亿美元,同时建设6代和7.5代线各一条。如果这些目标能够达成,京东方能够在2008年打入世界前5名,有机会问鼎行业三甲。
   但是这个如意算盘毁于一个小事件。2004年6月2日《新京报》刊登了一篇《京东方上演曲线MBO暗藏高管财富飙升迷局》的文章,对京东方的管理层持股计划提出质疑,使证监会叫停了京东方的香港上市计划。上市融资破灭后,京东方只好寻求银行贷款为建设5代线融资。2005年4月8日,由中国建设银行牵头,包括国开行、中国银行、交行、农行、华夏银行、招行、北京银行、厦门国际银行等九家银行组成的银团,与京东方签署7.4亿美元的贷款合同,用于5代线建设。此外北京市政府提供了28亿元的借款。5代线总投资的90%都来自银行贷款,这样一个财务结构后来被证明风险是很大的,也使其最初设想的扩张计划夭折。
   为了保证有一个起步市场,京东方于2003年花10.3亿港元,收购了台湾冠捷26.38%的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冠捷当时是世界最大的电脑显示器代工商,年销量超过2200万台,占据全球市场35%的份额。收购冠捷解决了京东方5代线三分之一的市场销售问题。2005年5月25日,京东方5代线成功量产。此后开始冲高产量,从初始阶段的月产3月片,扩大到2006年8月的6万片,2007年9月达到8万片,2008年7月已经达到月产10万片。成为国际上运行效率和盈利能力最好的生产线之一。
   5代线的成功量产,成为京东方培养产业人才的“学习平台”。在发展过程中,京东方的专业工程师从不到300人,迅速增长至2000多人;为其后继续扩张产能,提供了人力储备。在技术方面,京东方在获得韩国现代的FFS宽视角技术后,不断研发追加了大量拥有自主产权的专利,特别是将HYDIS的3.5代线放大到5代线上,突破了大量独有技术,形成了AFFS宽视角专利体系。由于AFFS比夏普的VA技术更加先进,所以三星和LG都提出了与其合作。同时,京东方的5代线,也吸引了数十家上游厂商(以国际企业为主)在亦庄附近投资,为其配套。供应商的加入,成为京东方吸收外部最新的技术的重要来源之一。
  差点死在黎明前
   液晶景气周期从2003年开始上升后,15寸液晶面板的价格一度窜升至每片230美元,致使刚刚收购韩国HYDIS的京东方集团,当年营收达到破纪录的111.8亿元,猛增133.7%;实现净利润4.03亿元,比上年暴增386.7%。但是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液晶周期进入衰退阶段,15寸面板价格一路跌至145美元。不但韩国京东方开始亏损,而且北京5代线于2005年初试生产时也正好赶上低谷期。由于这是京东方的第一条生产线,初期良品率不高导致经营性亏损,再加上5代线投产当年必须提取13亿元的设备折旧,2005年京东方亏损16亿元。这是自93年公司成立以来出现的首次年度亏损。2006年市场仍然不景气,产品价格继续下降,京东方年度亏损超过17亿元。
   连续两年的亏损给京东方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使这个压力几乎无法承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年5代线没有实现海外上市融资,而是用的银行贷款,致使京东方的财务负担很重。5代线的设备折旧需要7年,而银行贷款要求5年就结清。到2007年4月,5代线的银团贷款进入还款期。此时京东方无力还款,唯一的出路就是获得贷款展期,否则公司现金流必将断裂。
   在巨大的压力下,京东方开始四处求援,请北京市政府出面协调,并邀请银团中的各个银行到北京5代线参观,向他们解释为什么需要展期。在经过艰苦努力后,最终于2007年5月,各家银行同意将还贷周期从5年延长至10年。这才让京东方重获生机。为了减轻财务危机,京东方开始出售所持的一些资产来获得现金。2007年5月,京东方以24亿港元出售了冠捷的股权。这笔钱用来还贷,使得企业的负债率从78%下降到50%。
   京东方后来将韩国BOE-HYDIS的股权也卖掉了,虽然不完全是出于财务压力。进入液晶衰退期后,BOE-HYDIS开始亏损。本来京东方准备对其进行结构调整(如把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搬到中国,将员工从1700人裁减至800人),但是遭到当地工会的坚决反对。京东方曾提出把专利所有权全部买过来作为注资条件,但没有谈成。由于资不抵债,BOE-HYDIS进入司法程序。2007年5月,韩国法院启动再生程序,将BOE-HYDIS以3亿美元转让给台湾元太科技,京东方则全部退出(BOE-HYDIS还持有北京5代线10%的股份)。
   危机也是促成企业成长的动力,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京东方内部启动了“3020”行动,即提高产品价值30%,降低单位成本20%,以速度和品质取胜。全体员工被动员起来,提出了几千项改善措施,使得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为了稳定队伍,京东方将员工工资提高了20-40%,进一步激发的员工的主动性。同时,京东方进一步加强营销力量,重组销售部门,将销售小组派驻到客户的工厂,直接提升客户服务的响应速度。到2006年,京东方的客户已经包括了三星、LG、飞利浦和戴尔等著名公司。同时,危机时期开拓市场的努力,使得京东方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迅速攀升,到2007年7月,中国区销量已经达到每月5.5万片,是一年前的8倍,中国市场的同类产品,几乎全部被京东方占领。
   危机中快速成长的企业能力,为京东方经营状况的好转奠定了基础。2007年6月,全球液晶面板市场开始回暖,京东方实现了首季盈利。5代线运营的全面好转,使京东方2007年实现净利润7亿元,并在这个阶段迅速还清了大部分债务。但是液晶周期的过山车效应仍在继续,2008年上半年,京东方盈利7亿元,到下半年,金融海啸来袭,全球TFT市场再次陷入衰退期。以京东方主打的19寸液晶屏为例,2008年上半年价格为每片120美元,到2009年1月已经掉到50美元左右,致使其半年就亏了13亿多元。全年打平,2008年度京东方亏损8亿多元。
   但与上一轮衰退的惊慌失措不同,最新这一轮的衰退,尽管出现了亏损,京东方的财务基础,因为还清了大部分银行贷款,要比以前稳固得多。特别是经历了1年前的生死考验,京东方对于液晶周期已经有了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于是,与上一次为生存而挣扎相反,就在液晶衰退周期尚未结束时,京东方开始了大举扩张的步伐。这是一次牵动全球TFT液晶面板产业神经的反周期扩张。
  
  逆势扩张掀起液晶风暴
   正如液晶产业发展历所证明的,进入这个行业就像骑上了虎背,骑着不舒服,但下来更危险。只要不想退出,就必须继续投资扩大规模。京东方管理层很清楚:5代线切割的面板,并不能供应最具潜力的市场——大屏幕液晶电视。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液晶电视市场,年销量超过3000万台,产值超过千亿元。作为最核心的大尺寸液晶面板,竟然全部依赖进口。
   京东方在建成5代线后的扩张计划,要从深圳的“聚龙计划”说起。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受进口面板制约之痛的创维、TCL、康佳、长虹等四家彩电巨头,计划合资在深圳建设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但在向外国企业寻求技术支持时,或者干脆被拒绝,或者被索要巨额技术转让费。于是他们主动找到了京东方,双方各占40%的股份,再加上深超公司(代表深圳市政府)占股20%,组建了深圳聚龙光电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深圳市政府也表示愿意提供77亿元的资金支持。
   事实上,京东方在筹建5代线时,同时成立了6代线的B2项目组,只是因为海外上市计划流产,导致无法实施。聚龙计划一商定,京东方立刻就组建了数百人的技术团队。但是就在聚龙计划的消息传出来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的计划,深圳市政府和四大彩电巨头都产生了动摇。而长虹干脆撤出去做等离子(PDP)了,京东方则被晾在一边。后来经过一年的谈判,夏普违背其最初提出的承诺,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转让技术,导致谈判到2007年9月终止。夏普后来又到上海搅局,当夏普与上广电合作的6代线项目已经获批时,它又退出了。就这样,日本人在中国各地耍了一圈之后,使中国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至少推迟了2-3年。而中国一年的面板进口额就超过300亿美元。
  
   2006年末,京东方和上广电NEC分别亏损15亿和20亿元,龙腾光电也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三家企业曾探讨过“整合”,但是在经营主导权上难以达成一致。到2007年市场好转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在此后的发展战略上,京东方认为贸然上高世代线风险太大,于是决定选择一条进可攻、退可守的道路——建设投资规模较小的低世代线,在中小市场液晶面板市场最到最强,然后伺机向高世代线扩张。
   2007年渡过财务危机后,京东方终于有了开始扩张的机会,而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在成都建设一条4.5代线。这个项目还是源于聚龙计划时,几个地方政府(武汉、成都、长春等)主动找京东方商谈在当地建线的可能性。由于成都市提供的条件较好,双方一拍即合。
   虽然不是建高世代生产线,但是成都4.5代线采取的融资模式,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为后来京东方建设6代线和8.5代线打开了一条融资通道。这个模式的成功要从北京市政府对5代线的投资讲起。此前,北京市政府(通过国资委下属的北京市工业投资公司)借款28亿给京东方以支持5代线建设。在后来遭遇资金困难时,京东方提出将借款转成京东方集团的股份,一方面可以帮助京东方渡过难关,同时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回收这笔资金。
  
   北京市政府同意了这个办法。事后证明,这笔投资对北京市来说非常划算。除了由于项目而得到的税收(5代线每年上交利款10多亿元,上游配套企业上交税款27.8亿元)外,后来京东方的股价从“债转股”时的2.72元涨到12元,北京市政府在股价10元时将一半股权变现卖了20亿元,剩下的股权市值也超过25亿元。
   这个经验为京东方展现了一条融资的新出路:向政府或者特定的“战略投资者”增发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本金。于是这个模式被应用到成都项目上。成都市除了提供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外,还提供资金支持。2008年7月,京东方为成都4.5代线搞了一次定向增发,向成都方面增发股票18亿元。此外,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银团提供贷款16亿元,并且将还款期变为10年。2008年3月,京东方的第二条TFT生产线,成都4.5代线开工,总投资34亿元,到2009年10月正式量产,2010年4月达到满产。其生产的小尺寸液晶屏,主要用于移动多媒体终端上。完成这一轮投资,京东方的资本渠道和产业发展关系就基本打通了。
  
   一旦找到了新的融资模式,京东方的“野心”就再度萌生,开始寻找建设6代线的机会;并把目标主要瞄准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渤海湾三个地区。原本京东方还是考虑选择深圳,除了交通、市场等因素外,6代线要融资175亿元,必须要跟有财力的大城市谈合作。2008年4月,京东方的管理层应邀访问安徽合肥,一下子被合肥市政府打动。合肥方面的厂址土地已经准备好了,还承诺深圳能给多少,他们就给多少。在评估之后,京东方发现合肥是个不错的选择。这里东临长三角、西接华中腹地,更重要的是水、电供应充分(一条6代线每天耗水2万多吨,耗电惊人),有长江还有巢湖,而且安徽还是个电力输出省。此外合肥的技术人才密集,在全国排名第五,而且人员相对稳定。同时合肥已经积聚了一批相对规模的家电产业,但因技术含量不高而根基不稳。合肥市政府在充分考虑风险后,下定决心与京东方一起上6代线项目。
   2008年秋天,京东方与合肥市签订了6代线资金框架协议,合肥市承诺出资60亿元,并承诺在增发不成功时保底90亿元。2009年4月13日,计划投资175亿元的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由于京东方为了建设6代线,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所以在技术上非常有信心。2010年11月17日合肥6代线实现量产,设计月产能9万片,主要切割18-37英寸电视和电脑显示屏。
  
   2009年6月8日,京东方经证监会批准后发出公告,为合肥6代线定向增发120亿元。由于社会各界看好液晶产业(中央已经将新型显示器列为发展重点),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加入,使得投资者信心大增。最终京东方顺利从资本市场筹集120亿元,合肥市政府只掏了30亿元,就让6代线在合肥落户。而且在6代线动工后,已经吸引了十几家配套企业申请在合肥开发区建厂。这股产业集聚热潮,使合肥市不得不紧急向中央申请加大开发区用地许可。
   2008年金融海啸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的威胁,中国政府也开始了“反周期投资”,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北京市政府在寻找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时,亦庄开发区管委会的负责人,立即就想到了京东方的8代线。其实京东方早就力图向市里申报8代线项目,但那时正忙于奥运会的领导们无暇顾及此事。在得到政府支持后,京东方的8代线立刻进入方案实施阶段。2009年8月31日,京东方的8代线(后调整为8.5代线)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奠基,总投资达到280亿元。由于8.5代线在工艺流程上与6代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工艺难度有所提高,所以项目推进得很快。(三星、LG、夏普都是在建成5、6代线后,建成了8代线)
   京东方8.5代线项目建筑面积约71万平米,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C1、C2、C5、C6地块,包括阵列工厂、成盒工厂及彩膜工厂、模块工厂以及综合动力站、综合办公楼、污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设计产能每月9万片玻璃基板,基板尺寸2200mm×2500mm。2010年7月31日厂房主体结构封顶,2010年12月底开始工艺设备搬入。计划2011年6月投产,2011年三季度实现量产。该项目投产后,可带动大批配套企业,每年形成近1000亿元的产值,提供超过2万个就业机会。北京市政府、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都对该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2009年4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中国第一个TFT-LCD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在京东方设立。以推进液晶显示器件研发、上下游技术融合、标志制定和人才培养。
  
  中国半导体工业之殇
   从某种角度来看,京东方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当自己的运营业务还处于亏损和盈利之间转换的边缘时,就敢募集500亿元资金投入6代线和8.5代线的建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恰恰符合液晶产业“不扩张就灭亡”的规律——巨人只能在重压下成长壮大。美国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格鲁夫说过一句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话在中国被广泛引用,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在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很少有哪个行业会像液晶、半导体产业那样,技术每个月都在飞速进步,而新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数百亿元人民币,折旧周期却长达数年。很多人对京东方这种看似“豪赌”行为的非议甚至骂得狗血淋头,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中国粗放型产业体系下,所养成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仍不适应高技术产业剧烈竞争的特性。
   这种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三高产业,正是发达国家得以占据产业链高端的“天然壁垒”,而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要努力突破这些壁垒,才能与竞争对手一较高下。从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的半导体工业起步时间,只比美国晚了10年;液晶面板起步时间,也只比日本晚不到10年,然而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与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和液晶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被更晚进入这些产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远远甩在后面。除了外国技术封锁、投资决策迟缓、投资强度不够、产业基础薄弱等原因外,各级政府在电子产业发展政策上“重引进、轻消化吸收”的决策失误,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各地政府“以市场换技术”引进技术的合资企业,很难摆脱外资企业对于技术、资本、市场的控制;而自身的惰性,使得这些企业进一步失去了自我升级的能量,只能沦为外资厂商的傀儡。缺乏具备独立竞争性的上游电子企业,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飞速巨变的庞大产业中,失去了得以维持技术进步的“学习平台”。中下游配套企业在失去上游龙头企业牵引的情况下,难以靠自身力量取得单独突破。而外国企业又绝不可能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这使得中国整个电子产业链的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远。在技术出现“代差”的情况下,中国企业难以像传统产业那样,靠成本和规模优势取胜。而外国企业在占领中国市场后,依靠从中国市场获取的巨额盈利,进一步增强了其对中国企业的压倒性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京东方、华为等一批快速壮大的上游龙头企业,为中国电子产业实现群体突破带来了可能。他们的产业平台,能够为中下游的基础原材料、关键设备研发企业,开辟出生存空间,使得我国自主的电子产业研发体系,有了进入上升循环的机会。以京东方为例,在合肥6代线上马后,原来生产CRT显像管的咸阳彩虹集团,开始上马液晶基板玻璃配套项目;原来生产胶片的保定乐凯,上马偏光片项目;此外还有一批半导体设备企业,在为研制半导体和液晶生产线的关键设备,进行技术攻关。京东方所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技术阶梯上的爬升,将导致由外国企业控制上游技术的“垂直分工”模式,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一旦中国企业突破了产业基础技术的瓶颈,那么决定产业成长速度的,就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进取性的高强度投资战略。
  撬动中国液晶产业版图
   京东方的“野心”决定了它还要继续在“孤独”中冲锋。其扩张势头牵动了全球液晶面板产业的神经。自从合肥6代线开工后,在金融海啸中停顿下来的夏普10代线、三星和LG的8代线、友达和奇美的8.5代线都恢复了建设。同时,夏普、LG、三星、友达、奇美开始加紧到中国大陆活动,与各级政府积极接触,“探讨”在大陆建线的可能性。那段时间,中国媒体上不断流传着台湾企业关于京东方的负面谣言。2009年京东方上马8代线,更像是一场“地震”,使外国企业对中国技术封锁的“长城”在瞬间坍塌。从京东方8代线动工的那天起,一场外资纷纷要求在华建设高世代线的“液晶热”便席卷中国大地。
   2009年8月26日,京东方宣布启动8代线。仅仅5天后,这条生产线在北京亦庄举行了奠基仪式。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改变了所有业内“玩家”的心态。8月31日当天,日本夏普宣布与南京熊猫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进行“8加6”代线计划。具体合作计划包括夏普将龟山第1工厂的6代线(建于2004年)出售给南京熊猫,并提供技术支持。另外在今后合作建设一座与夏普龟山第2工厂同等的8代线。夏普这么做的原因是:在金融风暴打击下,夏普6代线的32寸面板价格跌至130美元。同时夏普正在建设总投资42.8亿美元的10代线。这两个因素导致夏普在2008年亏损13亿美元。为了筹措10代线建设资金,便急于把旧的6代线买给中方。但夏普同时提出8代线项目,明显是受京东方的刺激。
   8月底,韩国LGD与广州市政府签署备忘录,宣布投资30亿美元在广州建设8代线(计划2012年投产)。9月初,韩国三星做出决策,计划斥资32亿美元,在苏州或者深圳建设一条8代线(计划2011年底投产)。10月,三星电子宣布投资22亿美元在苏州建设一条7.5代线,月产9万片。于是在短短不到10天时间里,未等本国政府批准,夏普、三星、LG等日韩企业就以惊人的速度,敲定在华兴建8代线的计划。
   日韩企业的行动引起台湾面板厂的激烈反应。9月2日,台湾友达、奇美同时公开呼吁台湾开放面板到大陆设厂。另外一家有台湾背景的面板厂商也在行动。昆山龙飞光电耗资43亿美元的8.5代线,在9月12日举行奠基典礼,计划一年半建成。龙飞光电就是昆山龙腾光电的第三期计划,主要大股东也与龙腾相似。台湾最大的制鞋企业宝成集团是该项目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由于台湾禁止面板厂赴大陆投资,宝成集团一直否认投资龙腾。而奇美、友达也均否认与龙腾有技术上的联系。
   在液晶热潮中,总部设在广东惠州的TCL集团,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决定建设一条8.5代线,很快获得政府批准。尽管TCL是个新手,这却是继京东方之后,第二个自主建线的中国企业。2010年1月16日,TCL与深超投资(代表深圳市政府)联合成立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双方投资245亿元,在深圳光明新区高新产业园建设一条8.5代线。设计月产10万片,每年可切割26-55英寸液晶屏1400万块,计划于2011年三季度试投产。
   该项目源于前面流产的“聚龙计划”。聚龙计划流产后,TCL一直寻求通过从国外企业购买技术进入液晶面板产业,但困难重重,没能成功。2007年,TCL与韩国三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包括三星提供人员培训和指导,支付技术转让费)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4条生产线)。项目于2008年4月打桩,9月厂房封顶,11月搬入设备安装,到2009年2月量产,当年即实现盈利。TCL模组厂本来是为三星代工,但项目的实施却使TCL逐渐形成了自主的建厂能力。在这个项目的4条生产线中,只有第一条是由三星协调招标,其他三条的设备采购则都是TCL自主招标、采购设备并组织建设(采用的大多是三星供应商的设备)。TCL通过这个项目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并通过实践获得了自主建设液晶模组生产线的能力。该项目又于2009年6月开始了二期建设,新建2条生产线。
   液晶模组项目的成功,给TCL管理层以信心,同时也使他们熟悉了液晶面板行业,在业内建立起人脉关系。在向外国企业购买生产线的设想走入死胡同后,TCL通过一名资深的台湾技术管理者(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总处长陈立宜,经历了5代、5.5代、6代一直到7.5代线的建设和销售;因连续亏损而辞职,被李东生揽入麾下),按照自主建线的需要招募了一支由100多名有经验的台湾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包括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技术总监陈政嵘)。就这样,TCL向深圳市政府提出了自主建设一条8.5代线的方案,并迅速获得了实施。
  五进二”的激烈角逐
   由国外企业和地方政府推动的“液晶热”出现后,有关部门很快提出要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应由国家层面统筹规划。2010年初国家发改委决定总共只批准5条高世代生产线的建设。当时京东方北京8.5代线、TCL深圳8.5代线和昆山龙飞光电的8.5代线都已经获批。于是5个名额还剩下2个。而争夺这两个名额的候选项目还有5个。包括南京夏普的8代线,中方占股75%,夏普占股25%;安徽合肥的鑫晟光电,背后是京东方在主导;再加上三星苏州的7.5代线、LGD在广州的8.5代线,和成都富士康光电的项目。这个“五进二”的角逐异常激烈,各方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也恰恰是着眼于数量控制的政策重点,使得有关部门陷入“困境”,批准谁不批准谁成了一道难题。使得本该在2010年4月末做出的最后批准决定,迟迟未有结果。直至20210年底,国家发改委才批准了三星苏州7.5代线,和LG广州8.5代线项目。日本和台湾厂商悉数出局。
   由京东方挑起的这场“液晶热”,确实表明中国TFT-LCD产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也说明它完全有可能发展起来。但外资在华争相建厂背后的“杀机”,也说明了政府部门把握本国产业发展准入门槛的重要性。
   京东方的扩张,在日、韩、台地区企业眼里是如此的可怕,就是因为京东方完全是在重复挑战者的成功之路。经过20多年的转型,京东方已经在精神状态和运营模式上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企业。因此,一旦解决融资问题,京东方的扩张在技术上是不可阻挡的。只要京东方在8.5代线站稳脚跟,就没人能够阻挡它继续挺进到最前沿,甚至成为新技术的开创者。
   如果把京东方的成长,与中国市场的因素联系起来看,这种前景就更加明显。过去,由于高度依赖进口,中国对液晶面板的进口关税税率较低,2005年确定为3%。随着京东方5代线的投产,26英寸以下尺寸面板的关税,随即提高到5%。一旦中国本土TFT液晶面板产业起飞,中国不仅可以把所有液晶面板的关税提高到这一水平,而且在WTO框架下可以继续提高。仅此一项就能使进口产品失去竞争力。这将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企业造成沉重打击。而且会削弱它们依仗掌握面板资源,在电视、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上,对中国企业形成的垄断性优势。尤其是依靠中国市场的台湾企业,这种打击将是致命的。
  
   正是由于看到这个可怕的下场,日本、韩国、台湾企业才不顾一切想要挤占“五进二”的名单。比规模更需要注意的是,诸如三星、LG、夏普等企业都是综合性集团,它们在竞争过程中,经常使用“流血竞争”的手段,用恶意低价策略挤垮竞争对手,再用其他产品线的盈利来维持液晶产品的运营。早在2006年,美国旧金山法院,就裁定三星、LG、友达、奇美曾经在1999-2006年间合谋操纵面板价格,最终的罚金总额超过15亿美元。证明这些企业在操纵价格方面是有“前科”的。
   与上述企业相比,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不仅规模较小,而且还存在产业结构上的短板。三星、LG、夏普都是综合性的电子集团,有着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而京东方目前还只是单一的生产液晶屏的企业;自主品牌的液晶电视、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才刚刚起步。一次剧烈的液晶周期波动,就足以将其陷于死亡边缘。而TCL与京东方相比更加脆弱。因此,目前仅有的两个自主建线的中国企业,都面临着“液晶热”所带来的风险。决定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在形成压倒性的规模优势前,保持高强度的资金投入。可喜的是,京东方目前已经解决了融资瓶颈。投资者的踊跃热情,足够京东方再建设2条8.5代线。那么还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京东方能否抢在外资之前,挤占更多的市场容量。
   根据目前的市场研究报告,京东方和TCL的两条8.5代生产线在2011年3季度投产后,仍然能赶上新一轮的液晶景气。三星苏州7.5代线直到2011年5月30日才举行动工典礼。LG广州8.5代线(创维占股10%)尚未确定动工日期。一年的时间差,很有可能使其投产时就赶上液晶衰退期,将大大减少它们对中国企业的威胁。与此同时,京东方等国内企业,必须密切关注韩国三星在大尺寸AMOLED产业上的动向,防止其借助新技术优势,再次获得垄断地位。
  
   中国几十年来产业发展的斑斑血泪告诉我们:市场永远换不来核心技术,妄图通过“拿来主义”依靠引进合资来发展本国产业,最终只能为他人做嫁衣。
  
  世界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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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商 代数 厂址 玻璃基板尺寸 月产能 投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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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普 10代线 大阪堺市 2880×3130mm 7.2万片 2009年10月
  京东方 8.5代线 北京亦庄 2200×2500mm 9万片 2011年6月
  TCL华星光电 8.5代线 深圳光明新区 2200×2500mm 10万片 2011年三季度
  三星 8.5代线 牙山市汤井 2200×2500mm 6万片 2007年8月
  S-LCD 8.5代线 牙山市汤井 2200×2500mm 7万片 2009年6月
  S-LCD 8.5代线 牙山市汤井 2200×2500mm 7万片 2009年6月
  LGD P8 8.5代线 京畿道坡州 2200×2500mm 22万片 2009年3月
  LGD P8E 8.5代线 广州开发区 2200×2500mm 12万片 待定
  友达L8A 8.5代线 台中中科 2200×2500mm 4万片 2009年7月
  友达L8B 8.5代线 中科后里 2200×2500mm 6万片 2011年二季度
  奇美Fab8 8.5代线 南科高雄园区 2200×2500mm 6万片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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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勇气与机遇 时间:2011-09-18 10:18:36
  沙发
作者:hcxz2002 时间:2011-09-18 11:27:43
  嗯,顶一个,支持国产……
  
作者:qq_8888 时间:2011-09-18 11:58:59
  vgefbgvf
作者:away114 时间:2011-09-18 12:54:39
  好强大
作者:画之花007 时间:2011-10-02 20:55:25
  好文!赞楼主!
作者:weiboyxw 时间:2011-10-02 21:47:20
  mark,留下慢嚼!
作者:远方漂泊的人 时间:2011-10-03 06:40:44
  看完很累
  
  楼主辛苦
  
作者:83757787 时间:2011-10-03 09:50:56
  好。真的让人深思
楼主勇气与机遇 时间:2012-07-26 08:29:45
  13
作者:八戒爱美眉 时间:2012-07-27 09:43:51
  学习了。技术帖
  
作者:中隐009 时间:2013-05-15 12:54:16
  京东方是个垃圾公司,国家应该重点扶持TCL搞液晶
作者:szabc12345 时间:2013-05-15 13:59:53
  一个东西只要中国人会做,就能搞成白菜价,这个就是京东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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