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子——褚时健

楼主:梁之梁新 时间:2019-01-09 10:45:56 点击:48 回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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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



  褚时健语录:



  1. “我(一生)都有一个不变的追求:沾着手的事情就要干好(不管是给国家干,还是为自己干)。大事小事都一样。”

  2. “我这个人的性情就是不服输,用句时髦的话说:看重自我价值的证明。”

  3. “我希望对我的家乡、对我的民族、对我的国家做点好事,我们这一代人,逃不掉的有一种大的责任感。”

  4. “干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追求。”

  5. “我这个人不习惯讲什么大道理,我对人生的体会就是自己走过的路。”

  6. “我一辈子都要干事情,任何境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

  7. “只要活着,就要干事,只要有事可做,生命就有意义。

  8. “人要对自己负责任,只要自己不想趴下,别人是无法让你趴下的。”

  9. “过去的就过去了,过好今后的日子,干好最后的事情,这是我现在想的事情。”

  10. “我不是什么天才,也不唱高调,一世为人,我追求完美和卓越,遵循实事求是。”



  ——褚时健:《我一生所追求的》





  人生风雨九十载,褚老时健先生见证了民国岁月、抗战时期、解放年代、新中国革命与改造、文革十年、改革开放各阶段,历经了从进步学生到小学教师兼共产党情报员、到讨蒋自救军、部队整编分配、征粮运动及任组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改、盘西区长、“肃反”、省党校学习、教改、“反右”、“大炼钢铁”和种“试验田”、农场劳改、畜牧场和农场副场长、糖厂副厂长、再度省委党校学习、最后到玉溪卷烟厂缔造“烟草帝国”和现今自创“褚橙王国”诸多身份、活动、运动与工作的强烈变迁与急剧转换。在他的身上,深深镌刻着奋进的痕迹、时代的烙印与尘世的沧桑。这一历程,他“沾着手的事情就要干好”、“一辈子都要干事情,任何境况下,都要有所作为”的简单、平实、坚定而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可谓一路辉煌走来和永不止息的内里诠注;而“一种大的责任感”、“对自己负责任”,可谓其思想、心理基础与内驱动力;他的“追求完美和卓越”与“不讲大道理”、“不唱高调”、“遵循实事求是”,则是“世界观”与“方法论”。

  今循着褚时健一路辉煌的足迹,回望、梳理和检视他是如何臻于卓越与极致的,以解析对于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褚时健之人



  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水门事件”独立检察官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大学。”徐显明教授解读称,因为“真正绝顶聪明的人,大学对他来说是多余的。” ——这一说法,对褚时健而言则不尽然。从性灵与秉赋,他算得是“真正绝顶聪明的人”,他通天道、悉地理、崇科学、尊人事、循规律、法自然,采撷天地之精华、汇成万物之灵气,可谓上苍的宠儿、凡尘的贵子!然而,大学对他来说却又不是“多余的”,他也并不是“不需要”大学——他爱学习、他想上大学,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尽管他没上大学也创造了令人震撼的辉煌,看似不需要和多余,但是,倘若有机会上大学,兼济时运,他干成的事业或许就远远不止于实业。1947年,褚时健考上了高中,然而根本就没有上学。实际上,他只是受到初中文化教育,“对人生的体会就是自己走过的路”。褚时健是一个聪颖而又持拙之人。他真正做事干事,而且一做就要做好干好,谋事不谋人,在生活阅历中感悟和领略、在创业事功上实践和探求、在岁月时光里验证和彰显科学原理、实践真知与做人行事之道。

  一、创业兴公

  (一)人本思想:一切工作,中心在人

  天地之间,无论做人行事,还是创兴业公,万流归宗,皆为人生,为的生活——为的是追求一种幸福意义的存在。关注人们生存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升、婚恋家庭的美满、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充实、教育的满足、人的自由发展、人格尊严的维护、公道正当的对待等等,无疑就是把目光投向了人本身。唯在如此的境遇里,人,才能称之为人、才成其为人。褚时健就是这样一个在心里始终装着并把目光投向人本身的人。人,既是工作的起点,也是服务的对象。因此,做群众工作,群众就喜欢他、拥护他,响应并支持他;搞经济办实业,就激发起员工集体的内生动力!

  建国初期,在“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许多地方出现了极端的斗争方式。虽然对政策不能质疑,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褚时健有自己的想法,并把这种思想贯彻到工作中。他觉得任何时候都不能过分,“地主也是人”,要吃饭,也要有土地、发新地契,让他们自食其力才对。“我们打破旧世界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不能搞成新的不公平。”

  “先过好生活”是褚时健一贯的原则。“在他看来,职工在国有企业为国家工作,至少得有一条底线:让职工生活得好一点儿,这也是公有制的基本道义。他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多艰难,都首先要把这个地方的伙食弄得好一些,先让生活好起来。”

  60年代初,“右派”“摘帽”后,从垮掉的新平县畜牧场搬到又一个“烂尾工程”堵岭农场,面对命运一再被安排、被遗忘、处在恶劣环境下肚里没油水、仍在闹饥荒的普通人们,身为刚到任的副场长褚时健,首先想到的是解决大家的生计温饱。无奈之下,他另辟门路,拿出儿时的本领,下河摸鱼,上山打猎(麂子)。——最多的一月给食堂打回六只麂子,其一枪撂倒两只麂子的事,在傣族老乡中被传为神话。从江里摸上来一条12公斤重的胡子鲶足有两米长,那时,当地人还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鱼。

  1965年,到戛洒糖厂时,职工的工资相当低,生活很艰苦。生产搞起来上台阶后,任副厂长的褚时健即又着手改变职工的福利,发展副业养起三百多头猪、翻挖江边荒地种菜,改善职工的生活。美其名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子之盾挡子之矛来对付“资本主义尾巴”的说辞。过去,厂里的员工食堂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从此每星期就可以吃上一次,一家只要出五毛钱,就可以用浇菜的那种大铝瓢,打满满一瓢肉;两年后,肉可以敞开吃,一个月7元的生活费,可以吃到五六公斤肉。“当时新平县江岸两边有很多集体单位,就数糖厂职工食堂办得最受欢迎。”职工福利在新平县算是第一。员工的生活改善,收入增加,干劲也大了!——正是因为他改变了工厂的经营状况、改善了职工的生活,前所未有的福利使得后来的“文革”风暴中厂里相对平静许多,形成了“大潮流中的小天地”,他都“没有被斗过”。甚至,在后来离开时,员工们慨叹:“戛洒糖厂的福气要被带走了!”

  1979年10月到玉溪烟厂工作时,因为太穷,厂里有三十多个职工找不着对象,褚时健首先“让烟厂工会别出心裁地组织了几次‘联谊会’,并对那些姑娘以各种条件相诱,这些老职工才一个个地解决了婚姻问题。”在玉烟后来的发展进程中,自然免不了要解决他们的诸多实际问题,增资、建房、改进生活品质等等,累累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与主人翁感。

  1980年6月,在全厂职代会上,褚时健承诺要为职工增收创造条件、还要在半年内为一线职工建公寓。四个月后,当初不仅普通职工不信、就连基建科长都不信并告长假的楼房建设(基建科长当即被撤并几乎解散该科),由褚时健找来的一支附近一个村庄村民组成的农民工建筑队建设竣工,96户一线职工领到了新房的钥匙。一位“说话算数、为职工利益考虑的领导”,在大家的心目中生根发芽。甚至有职工对他说:“领导心中有‘人’字,我们心中就有‘家’字,工厂就是家。”

  此外,他按每人每月八公斤肉食的营养标准给职工配置伙食,从此,结束了玉烟人感到饥饿的苦日子。他还用香烟换来四川的火腿、广东商人的家电,然后再低价卖给职工。

  在褚橙果园,当事业有了起色后,一些年轻一点的不甘单调寂寞,想到沿海发达地区去闯荡、去发展,去见识外面更精彩、更广阔的天地,他放手让他们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按自己的意志去自由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而对于那些出去了再回来的人,他又欣然地接纳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果园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怀抱。

  (二)权益理念:利益所在,必定观照

  正当的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既是权利所在,更是道义使然。权益带有一种人格的属性。 忽略一个人的权益,就是对他的人格主体与价值存在的无视。权益,是一把打开人们心扉的钥匙和一块开展一切工作的敲门砖。任何时候、开展任何工作,对权益问题都要有系统思维,必须通盘考虑、内外兼顾。不仅考虑自己和集体内部,还要考虑到外部各方,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并且得合情合理。在物质对待上,既论功行赏、按劳取酬,又普度众生、兼济天下。——这不单单是一种权益观,更蕴含着一种人本思想。二者交织,有时难分彼此。

  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后被老百姓称为的“二次征粮”中,百姓不管政权变更,他们只觉得一年应该就交一次粮,加之征粮队方法简单粗暴,出现了一系列反征粮举动乃至一些地方演变成武装暴动。作为征粮组组长的褚时健认为,征粮最关键的是确定每户交多少粮,必须首先摸清楚每家能产多少粮,然后,再扣除每户人家的人头粮,余下的才能交为公粮。实际上,他还适当让渡利益,将土地单产适度降低,既保证他们的口粮绰绰有余,又保证能完成征粮任务。因而,他的第一次征粮任务很快就完成。后来,在家乡县,别的组还不知道粮食在哪里,褚时健小组的粮就已经入库。县里领导让他给大家谈经验,并且采纳他的意见,农民接受了,全县的任务也完成。他说:“做群众工作,要讲得出道理来,你说征粮重要,站在他的角度上来说,他的肚子更重要。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他要保证他的肚子不饿。”“单顾我不行,单顾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才好接受。” “乱来解决不了问题。”

  1958年12月,全国“反右”斗争接近尾声时褚时健被宣布为“右派分子”,赶到昆明同堂兄告别谈起“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他述说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人民得到了利益,才有积极性,才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在戛洒糖厂,生产上了台阶,却又不准发奖金。他讲:“那个时候我就摸索怎样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只是这种话当时不敢讲。”“我说,别的做不了,我们可以改善生活。别总喊口号唱高调,如果生产搞好了,职工一点儿好处都得不到,他的干劲从何而来?”

  在玉溪烟厂,褚时健不仅从方方面面改善员工福利把员工关照的细致入微,还“让农民也分一杯羹”。

  为生产出第一流的香烟,在解决设备引进问题后,褚时健就把关注点放在了原料问题上——建设烟草基地,将烟田作为“第一车间”的延伸。为让烟农放心按新的方法试种、采摘,不仅实行“全奖全赔”——当每亩产值不足定额时由烟厂赔偿,而超出部分则全部归烟农;还赔偿第一年因延长生长期而遭受的冰雹损害,此后,更由烟厂出资为所有加入种植计划的烟田购买保险,并且承诺,一旦发生冰灾损失,烟厂比照保险公司再赔一倍。在充分的利益观照下,烟农们铁了心地跟着褚时健。而“第一车间”在大规模实施的第一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烟叶品质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还增加了政府的税收、企业的利润。特别是,他希望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入,让他们“也来分卷烟厂效益的一杯羹”。他认为,从长期看,各方都应获得利益,农民在其中的贡献最大,甚至是最大的,但按专卖下的分配比例,烟农的收入被卡死了,获利很小。于是,对农民的资金投入增加得越来越多,在改善烟农生产条件的同时,大幅提高优质烟叶价格——采取价外补助的办法兑现合同给予的优质烟叶额外补贴,让烟农有两次收入,上等烟叶越多,补偿也越多,有时补贴甚至超过国家的收购价格。无疑,这也大大有利于并且真正提高了玉烟的竞争力!他后来说,“第一车间”使农业的收入提高了二三十倍,“第一车间”是他干过的最有价值、最自豪的事情。

  在褚橙果园,当初要扩大果园面积承租更多土地,从一开始处理土地和水源的关系时,褚时健就叮嘱公司“办事情要合情合理,各方面都要有好处,事情才能办得成,才能办长久”,公司因此小心谨慎地处理着与当地政府和农户的关系。在内部,从果农到作业长、再到技术人员这个团队,褚时健同样搞的皆大欢喜。他一贯的看法:“若干人来干一件事,要考虑各方共享利益,只有利益一致,大家才能诚心诚意地干事情。”在公司的具体表现,就是分配,即只有参与者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大家才会努力。几个跟着他一干十年的老作业长,在果园获得的不只是可观的工资,还有他的尊重。褚橙在市场有了知名度的2012年,公司奖励年纪大一些的三位作业长每人一套150平方米的住房。他认为,他们的劳动付出值得。

  利益不单单是个权益的问题,它更是一切管理中的一个关键与核心要素,即利益考量。既要维护正当权益,又要争取效用的最大化。在褚时健的阅历与观念里,要想让人有积极性,利益是必须的,甚至是第一位的;利益对人的驱使往往比荣誉感更有效果;与人合作,必须给人利益;利益的产生是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没有只有一个人赚钱的生意;适当让渡利益,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在玉烟,帮助给职工建房的建筑队给褚时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而后这个建筑队所在的村庄为玉烟经常性地供应大批猪肉,后来他把烟厂的一些配套项目给这个村,帮助他们发展乡镇企业,使之成为了“云南第一村”;在果园,褚时健也一直给了当地人不少的帮助:铺路、修复引水管道、借水、为村民改水管等,当地村民看到一个充满善意的企业家而礼敬待之。不仅如此,褚时健还观照那些素不相干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他特地帮离他的果园十多里的公路附近十多年前因修建水库迁移来的农民说说话,看国家能不能多给点儿补偿,“这些农民的生活太艰难了。”

  (三)求是精神:理性客观,不拘于物

  “办事都要讲情理”,得尊重基本事实。“土改”运动中,人们往往喜欢把事情搞过火,认为是党性强、觉悟高,生怕人家说自己同情地主。一户地主被揭发有一百两黄金,褚时健工作组一队员不经调查、不听喊冤——“我哪里有这么多黄金,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一百两金子”,立马就非逼着要交出来,弄得人跳“藏宝”山洞求死不得和假枪毙之后就无所谓了。而褚时健则实事求是:“他有一万块钱,能拿出九千元,就很不错了。但是他只有一万,你要他交十万,他拿什么交?一百两黄金,像这样的乡村地主不太可能有,你们这种做法搞过火了。过火的后果,就是工作的阻力更大,反对我们的人会更多。”——后来,褚时健找他:“你说没有一百两,我相信。那你有多少,能交出多少,你自己说。”地主交出了十两。

  盘西一个名叫小龙潭的村,村民都参加了一贯道,1952年底的“肃清反革命分子”时,“肃反”工作组以一贯道是反动会道门组织,凡参加的就是反革命分子而将全村人都定性为反革命。新上任的区长褚时健去搞调研,田间地头没一个干活的农民,上街去找,农户看见就绕着走。找到村干部,回道“我们这个村子全部被定为反革命了,门都不敢出,哪个敢来见你?”“这不太可能吧?”褚时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判断,一个村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如果把一个村的人都定为反革命分子,那就是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了,这个评判标准肯定有问题。”他急忙到县里去反映,最后,经重新甄别,只有一贯道的坛主被定为反动会道门头目。这样,群众才敢接触工作队干部,开始了春耕秋收。他说:“我们这些工作完成得不错,关键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还是那句话,办事情要讲道理。”“如果说多数人都是我们的对头,那就要怀疑我们自己了。”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原先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统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玉溪地区政法口六百多名干部,29岁的该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褚时健认为各单位报上的160人占比太高,向地委领导作了汇报,在他的一再坚持下,领导同意“把比例降下来”。经跟组长反复研究,把认为明显不是反党的人从名单中挑了出来,最终送出了一份80多人的“右派分子”名单。然而,他心头的疑虑却更重了。没有也不敢质疑党的政策,但是,自己的良心迈不过这个坎。而他的命运,也由此发生逆转。

  次年7月被解除“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后,褚时健又负责“大炼钢铁”和种“试验田”,在给“冬季稻试验田”定产量时,褚时健已经极度狠心地狂报到3000斤了,办公室主任还皱起眉头“报纸上人家都搞10000斤了,我们3000斤怎么行得通?”禇时健说“种地我是内行,一亩地能产多少,我心里有数。我们玉溪海拔一千多米,冬季不种稻子,平常年景,一亩地也就八九百斤 ,我报3000斤都是冒险了。”“跃进,什么叫跃进?我明白,10000斤绝对是吹牛,能不能报个5000斤,我们搞的是试验田。”——冬天气温低,稻子连穗儿都长不出来,但是,5000斤的目标就这么报上去了。他实在想不清楚,一亩地几万斤是怎么搞出来的?不过,这倒是促成了褚时健由感性向理性的升华。他说:“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真正有自己的看法了,干任何事情都有规律,要讲道理,不按规律乱来,是要出问题的。”

  在玉烟,关于烟叶质量评价标准的坚持,可谓褚时健求是与科学精神的精彩大呈现。据他们从美国学来的经验并经数据检测,按照当时国家标准评价的好烟叶是不够成熟的。冲突于是发生。烟草公司同他将“官司”打到国家烟草专卖局。但是,在回复“按照国家标准,玉溪卷烟厂的烟叶合格率太低,连及格线都够不着”的情况之下,褚时健仍坚持认为自己的标准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国标”,并以市场评价相证。国家烟草专卖局坚持要玉溪卷烟厂改正评价标准,他依然我行我素,按玉烟的标准收购农民的烤烟。僵持不下之际,美国专家介入了,直陈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专家和局长:“玉溪卷烟厂的评价标准才是正确的,褚时健种出的烤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最后才承认了玉烟标准。这一“趣事”的重大意义,即是褚时健先生所称的它是自己对中国烟草的最大贡献:直接促进了整个中国烟叶质量的提高。

  褚时健的求是与科学精神,不是简单、被动的一种事实认定与真理坚持,而主要建立在亲力亲为和调查研究、积极发现的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在重大的事情上,他从不放手。”果园筹建之初,关于水源的问题,当地人有一句话“哀牢山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并且雨水只往果园所在的红河西边下,但是,褚时健并不相信别人关于果园所在的那些梁子真的不缺水的判断,他上山下河进行摸排,跑遍了附近地段的沟沟坎坎,没路就爬山。经过调查,他发现情况完全不同,果园所在的两个山头历来没有充足的水源。因地处山区,当地人世代靠天吃饭。褚时健遂决定斥巨资架设引水管道。“和老天爷打交道,必须要未雨绸缪,存不得半点儿侥幸。”前前后后,用于解决水源和灌溉设施的经费达400万元。2009年云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此后连续五年大旱,褚时健不仅为自己救了急,还帮助了村民。

  求是与科学是成事之道。没有求是精神、不讲科学,是不会有成功的。

  (四)质效思维:品质保证,效益优先

  品质是一切商品生产的生命,生产原料、设备和管理是其三大要素;效益则是兴办一切实业的前提基础,投入(成本)与产出(收益)是其两项基本指标。品质与效益的意识,在童年煮酒售卖时就已经形成起直观概念:搞商品生产,从投入到产出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更有母亲的教导:“烤的酒好”,才“卖得出价来”。这种意识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而强化成为一种惯常性思维,渗透到今后包括办糖厂、兴烟企、建果园在内的人生中。眼界与目光也越来越高远。

  1965年到戛洒糖厂后,没有技术改造的资金,褚时健首先从改灶、改燃料入手,改变高能耗、低产出的生产方式;再琢磨出一套方法,把白糖厂生产的基本原理引到红糖厂来。当年,改革就大见成效,燃料节省80%、百公斤甘蔗出糖量提高1/3、糖的一级品率从10%一下大幅飙升到85%。糖厂不但填平20万元的亏损,还有8万的赢利。

  在玉溪烟厂,出于对代表着效率、效益和品质的国外先进技术的迷恋,他带领烟厂技术人员参观几家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生产设备的兄弟公司。由此,激发他贷款购买了先进设备,进而再改进和解决原料问题,把第一车间延伸到了农田——建设烟草基地,大大提高烟叶的品质,达到世界级的水准。此后,内部管理实行“定员定额+计件工资”制提高生产积极性,设立“节约奖”降低成本。最后,建设玉烟新厂区,全面引进先进设备,技术装备水平达到世界一流。原料、设备、管理均达世界一流,在新厂区开始建设的1994年,玉烟税利达到146.79亿元,税后净利润60.95亿元,第一条制丝线投产的1995年上交税利位列全国工业企业第二位,新厂区全面投产的1996年即一跃而为税利第一位。

  在褚橙果园,褚时健这些年从改良土壤结构、发明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灌溉和病虫害、口感差异等等问题,种出了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从最初全面使用机械将山上按照等高线开挖成现代化农业特征的台地,在哀牢山贫瘠的山区建起一个具有新农业意义的果品基地,到后来为增加光合作用,将每亩种下的148棵果树砍到只剩下80棵,一共将近砍掉一万棵,然后再是剪枝、摘果——把已经成形的果子摘掉,从而果子长的牢、品质好,褚橙产量大幅提升。而在果农的管理上,仍是实行“计件工资制”,根据果子的数量、质量,在果产上评等级来给他们发钱,促升他们接受公司技术要求和进化成为新型果农的积极性——这种管理方式最终成就的自是褚橙的品质与收益。2012年,褚时健新建了一座果品初加工厂,进行果品的分级、清洗和包装,以保证果品的上市质量。同时,基地里的选果车间进行了扩建、还新建起了一座有机肥料厂以保障基地需求。一个新型、永续的现代化果品基地,精彩纷呈飘扬在哀牢山上。

  褚时健是个彻底的市场主义者:笃信品质,讲求效益。但是,他又并不是一个简单信奉“成本(低少)—收益(高多)”模式的“效益论”者。他是一个有长眼光、大格局的人。在投入上,他认为,有时候成本的加大反而会增加效益。在给烟农补贴的问题上,财政部原规定是不允许的。但是,褚时健坚持说“不发补贴,农民就种不好烟,因为种烟的成本高。而发了补贴以后,一流的原料才能出来,优质优价,才能产生更多的税利。”而在收益上,褚时健同样舍得降低收益“以价格换取市场”,他认为是合算的,为扩张市场,降低一点儿价格值得的。1993年的一次香烟拍卖会上,“红塔山”经历八次举牌,不断涨价,在现场的褚时健果断叫停了这次拍卖。他解释说:“走俏是好现象,但要考虑巩固和扩大市场,卖价太高会导致‘红塔山’流向零售价高的地方,而零售价低的地方就见不到‘红塔山’,这对‘红塔山’扩大市场不利,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不利。”——“经济效益”是一个动态关系,“不能只强调收益, 也不能只强调成本,而是应该寻求一个最好的比值。”

  (五)成事追求:无论境况,只问卓越

  褚时健是个醉心于事、执着卓越的人。在任何境况下都要有所作为,“凡是发展障碍,都得排除”。他不受禁锢、不信邪。只要不符科学、形成阻碍,哪怕是铁律,亦要试图打破!他把准脉搏、潜心事功:聚力于事——用功,痛下功夫、大花力气;凝心于功——收效,谋大成效、求大收获。他坚韧执着,进无止境,拥有干事创业筹谋事功的一种思维与进击精神。他的身上所展现的,是一种科学与谋事精神,是一种认知、洞见后的胆略与气魄。

  在糖厂与果园的成功路上,是条件的问题、是有困难,但没有阻碍。再恶劣的条件、再大的困难,都是难不倒褚时健的。在玉烟,褚时健面临的却不只是条件与困难,更有阻碍。他面对的是体制的壁垒与障碍。在玉烟,他的科学与求是精神、他的谋事与进击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酣畅展现。

  1. 全心全力干事——只谋事干事,不内斗内耗
  褚时健是个很在乎干事环境的人。事实上,当初他在拒绝重回地委做组织部长、到行署任分管经济的副专员后,地委领导意见调他到当时玉溪规模最大、效益也较好的玉溪卷烟厂任厂长时,他即回绝过。——他顾虑:“文革”时期,那是全玉溪武斗最厉害的地方,“文革”结束后,两派的斗争仍未结束。而他反倒想的是去生活非常苦的峨山塔甸煤矿当党委书记,并还做了“任前考察”,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矿工的生活条件。最后因妻女不肯而作罢。

  为保证一个好的干事创业环境,褚时健可谓用心和不含糊。履新前几天,他专门去找了地委书记,陈说烟厂遗留下来的派性斗争对生产的不良影响,谈“条件”请求地委领导不要支持造反派,有事直接找他。给他一年半载时间,等站稳脚跟就能应付了。“在此期间,凡上访、告状、请愿、闹事的,请领导们一律驳回,由我处理。”对搞事弄鬼者,无论谁,他从来都是三下五除二,快刀斩乱麻,绝不拖泥带水。一个“造反派”不服从工作安排生事,褚时健就找来这个派的头头——烟厂党委成员×副厂长,直言:“老×,招呼好你的弟兄们,你闹了我最先收拾你,如果你支持他们闹,你就没有好下场。”屈辱的副厂长求告地委自讨没趣后,这个派一下子规矩老实了。对于搞事弄鬼的党委书记,原本要对老班子进行大规模清理改组的褚时健还没采取行动,一听他到省主管厅状告自己,立马找到地委书记并向地委领导摊牌:“他老兄不但不解决妨碍生产的疑难问题,还给我设很多困难,让你拿着难办。”“像老×这种,每天给你找麻烦,不但不干工作还设难题。你们衡量下,要么他留,我走;要么我留,他走。随你们选择。”地委几乎当即决定让他留下,于是他趁机清理掉班子里的“文革”派系头头。再后,就是90年代,褚时健在得悉他帮忙调来任党委书记的同学丈夫在找省长想当厂长(褚早过退休年龄而一再被地区或省时任领导挽留:不希望在他们那一届任内退休)的事后,他就直接“跟他说,你想当厂长,你就正儿八经地竞争去”,并向省里申请退休,“厂党委书记也在四处活动想当厂长,就由他来当吧。”省长亲自谈话,他直言:“他这个党委书记照这样下去,玉溪卷烟厂的障碍会很多,我随你们选,我不打算干了。”最后,省长还是那句话,等他做完这一届省长再说。党委书记不仅没有做上厂长,在后来的选举中,只得了一票连党委书记都落选。

  褚时健不仅干事,更是个有宏大视野、长远眼光的人。一方面,他不仅把玉烟搞的光耀闪闪,另一方面,还“望向了更辽远的天空”,决定“烟外出拳,缔造‘帝国’”:一给玉烟越来越多的剩余资金找出路,争创更大的价值;二来众皆谓烟草为“夕阳产业”,那“我们可以转做其他行业”,提前谋出路;此外,他还抱持一厢振兴民族工业的宏愿。于是,玉烟相继在卷烟辅料的国产化、水电、交通、金融、医药等板块和领域大展拳脚,又创下一片片天地,给玉溪卷烟厂带来了非常好的回报。

  2. 设备引进与辅料串换——积极作为,一心求变

  褚时健到玉烟后,一共四次引进国外设备。为引进设备和加足马力生产,他煞费心力。

  (1)设备引进

  第一次,1981年贷款261万元引进一套英制烟支卷接机。当时着力攻克了两个方面的难关。一是争取上级:其时,玉烟并不在省主管部门云南轻工厅的云南卷烟工业现代化优先改造目标之列,褚时健提出有力意见,并不懈争取,最后,省轻工厅接受他的意见支持玉溪卷烟厂贷款购买设备。 二是说服同僚:用国外设备的优点再结合一笔一笔的算账,逐个地化解了价格昂贵、对是否有能力操作没信心、特别是要贷款、要还利息和负债经营等诸问题,最后达成共识,同意贷款引进设备。——上好、紧俏香烟的快速生产,使得这台天价机器在投产几个月后就收回了投资。

  第二次,1984—1985年褚时健着力攻克了争取外汇额度和一次全新引进西方国家当时最先进的设备两道难关,引进100多套当时世界一流水准的卷、接、包及制丝生产线。

  萌生“集多国之精湛技术为我所用”的念头后,很快迎得国家技改资金大额贷款机会的褚时健如鱼得水,豪情满怀,大展身手,他一口吞下了全省所有没人敢要的外汇贷款额度2300万美元。省计委和轻工厅认为他额度太大、风险太高、过于草率而压下申请。在口干舌燥游说无效后,他辛苦找到分管副省长力陈理由,尤其引进设备后产生的效益。最后,以立下“保证三年还清外汇贷款,税利每年递增一亿元”的“军令状”获得全部额度。

  然而,省计委和轻工厅又认为“不必一次性到位地购进全新的设备”,而是可以购买“在国内仍是先进的”西方发达国家淘汰的设备。但是,褚时健并不接受“有点儿脱离实际”的说道,他意志坚定,态度果断,毅然决然:“既然花这么多钱,就应该考虑得更加长远一些,使引进的设备至少在未来10—20年不会被淘汰”。在两部门不为所动、设备引进再度搁浅后,褚时健又不懈数月奔波,最后在分管副省长的支持下,才又起死回生。设备引进,使玉烟的装备水平一举达到了世界水平,确立了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第三次,90年代初,玉烟决定引进3000多万美元的设备,全部替换掉此前一直使用的旧机器。这次,褚时健打破控制外汇引进设备“单次不得超过500万美元”限额的文件规定,将项目分拆开来引进,而且“直接从国外进货”,而未层层汇报。到1992年,玉烟完成最后一批旧设备的更新,由1987年成为国内同行第一后,再一跃而为亚洲第一。

  第四次,玉烟整体搬迁,建设世界一流工厂的关索坝工程。其中,设备引进的投资超过20亿元。在这最后一次的设备引进过程中,褚时健再又化解了两个麻烦。

  一是1992年正准备实施这个计划的时候,国家为防止投资过热,出台了限制外汇使用额度的文件。或许,天成神助。褚时健迎得良机,同到访的时任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商讨”“过热”投资的问题,提出“只要有市场,投资有效益,就不能算‘过热’”的观点,不仅博得朱镕基认同,甚至还当场答应他帮助协调外汇额度。

  二是关索坝工程项目虽一直按国家规定立项、审批,但1994年5月开工后正大建之际,遭遇国家计委干预。他们拿出一个十几年前的老文件,说“技术改造不能超过原资产的30%”,玉烟“是在搞违规建设,必须停下来”。为此,褚时健专门赴京去找分管国家计委的副总理邹家华。他从当时玉烟的“发展态势、上缴税款、战略规划及可见的远景”和“实在是产品供不应求了才考虑搞这么大的建设工程”的情势,打动、感化、“攻克”了这位副总理。

  “在新的生产线投产后,……玉溪卷烟厂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卷烟厂,即使和美国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相比,也只有超越的地方,没有不足的地方。”

  (2)辅料串换

  因为辅料被严格控制,引进第一台机器后,效益最好的过滤嘴香烟的生产受到严重制约。不过,当时玉烟的“红塔山”、“红梅”等香烟已经初步畅销。那些灵通、搞到辅料的广东商很快“雪中送炭”找上门来。曾用串换改善员工生活条件的褚时健如感神从天降,真真求之若渴,双方很快达成串换协议,从而解决了生产短板的问题、增强了玉烟的竞争力。而之前他们登门找过的别的卷烟厂却是拒绝或者施以冷落。——这在当时是一种“投机倒把”行为。褚时健虽无惧怕,但他还是因此而被党内严重警告。然而,串换并没有因之停下来,褚时健反是打报告请求省政府予以了认可。

  3. 整合烟草体制——凝心聚力,进军卓越

  褚时健打算建设烟草基地时,新出台的《烟草专卖法》确立的是原料—生产—销售分属烟草公司(烟草收购与调拨)—卷烟厂(香烟卷制)—烟草专卖局(香烟批售管制)的烟草体制。那么,建设烟草基地把“第一车间”延伸进烟田,扶持烟农按新方法种出了优质烟叶,何以确保这些烟草归烟厂所用,“谁投资谁受益”?褚时健构想了一种新的烟草体制:“烟草公司—卷烟厂—烟草专卖局”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一个领导的“三合一”体制。他认为,《烟草专卖法》的核心在“专卖”二字,这一新体制“不仅能够解决烟叶种植、香烟生产和销售问题,而且能够保证政府的专卖”。他建议,在云南省实施这一体制以“解决烟叶原料问题”。

  经过在玉溪—昆明间的反复奔走和数轮沟通,褚时健终于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和分管副省长的支持,最终在省长办公会上以不发文件、而以会议纪要形式肯定了“三合一”体制。但是,范围仅限在玉溪地区内,其他地方都不动。之后,他又费尽功夫,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受双重领导的省烟草公司的同意。1986年的种烟时节,体制大碰撞终归风平浪静,“三合一”体制在玉溪地区得以确立,褚时健和玉烟立马大干快上,烟草基地遂大面积搞起来。

  “第一车间”因为有发展的理由和存在的道理与价值,在省政府的协调下,连后来发现问题“兴师问罪”的国家烟草专卖局都给予了默许。

  4. 突破财税政策——铆足干劲,轻装前进

  “第一车间”对于一流原料的贡献与价值和在它的推动下玉烟上缴国家税利的连年猛增,有目共睹。然而,按照当时的财税政策,不允许给烟农发补贴,扶持烟农的支出是一笔没有名头的账目。为解决这一悖论以及化解潜在的凶险,褚时健借着玉烟税利连年猛增的势头和全国税利建设大会上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赞扬“第一车间”的契机,专程赴京找财政部长协商。通过税利增长的算账与保证和不发补贴农民就种不好烟的说理坚持,最终财政部长和财政部同意将这笔费用计入税前成本,从而扫除了优质烟叶种植的全部障碍。

  5. 融通干部制度——好马好鞍,能人任事

  按先前的干部制度,玉烟的干部任免权在省委组织部。企业干事、知人,却并没有人事任免权;遥远的组织部门不具体做事,也不特别知人,但拥有用人权。为达到人与事的最佳融合,让最适合的人来贯彻自己的管理思想、推动和执行变革,褚时健向省委组织部申请将中层干部的任免权交给他。“由我们来提拔的话,即使提拔错了也容易纠正。”经过反复沟通,他如愿以偿,省委组织部最后决定下移中层干部的人事任免权给玉烟。从而,褚时健和玉烟有了干事创业执行力方面的组织人事保障。

  6. 革新工资办法——凸显价值,激励品质

  对于工资收入分配,褚时健讲求科学、尊重实际,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按劳取酬,论功行赏”——既看数量,更重效益,激发员工在效率与品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激励他们各尽所能,从而创造出更多更优乃至最优的产品。

  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调资的时候只有40%的比例,褚时健打破平均主义,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按车间分配名额,而是作为全厂整体指标,并尽量把名额分给一线员工——恰如当初的新房分配一般。

  在感觉到“企业可以适度进行奖惩”国家政策的局限性后,褚时健参考同行先行改革的“计件浮动工资”方式,并借鉴“大包干”经验,提出了他在玉烟的第一项改革——“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的分配政策,工资下不保底,上不封顶。1981年11月试点,一个月后“大获成效”,1982年初在全厂推行。这一改革直接刺激了内部竞争,让“这个衰败的国有企业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

  到1985、1986年,玉烟第二次引进全新设备和实施“第一车间”后,在单机计件方式已变得不再可行的情况下,褚时健重新设计制度,实行“定员定额+计件工资”的薪资计算方式——给每台机器确定“到底由几个人来操作最合理”,在定员定额的基础上来计件。

  在这种制度的激励下,员工们争分夺秒,都抢着上班、提前上班,迟到早退的现象基本绝迹。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设备的潜力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

  1989年初,褚时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希望把之前“单箱卷烟工资含量包干”工资政策变为“总税利与总工资挂钩”的计酬方法,而 “再‘动’薪酬”。因为,“这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并能产生一种新的激励”——“和总税利挂钩会激励他们生产更多的好产品”。申请很快得到批准,在原料、设备和激励机制的共同推动下,玉烟的甲级烟占据了市场的70%—75%,“每个车间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奖金等着发给大家,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着。”虽然这一工资增长方式后来被上级主管部门叫停,但是,褚时健决不是一个委屈自己人的人——他转而建房等从其他方面改善员工福利。因而,玉烟依然如玉如焰、如日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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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域雪猿 时间:2019-01-12 04:26:07
  天地之子?狂妄了吧!顶多就是个会倒腾胆子大一点的商人罢了,虽然李嘉诚是个无耻的奸商骗子,但你褚时健也不能比,还谈什么天地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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