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中那些被忽略的镜头,以及他和她的前世今生,有八卦精神的进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2-28 16:04:00 点击:17202 回复: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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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柔弱有骨 时间:2011-02-28 21:11:00
同感,细腻方面精挑细选,表现的力量方面又蕴藏的无处不在,丝丝相扣又一气呵成
作者:柔弱有骨 时间:2011-02-28 21:18:32
  总之,李安已经拿捏住了电影的精髓,而又能让观众融入其中
作者:junzi613 时间:2011-02-28 22:48:34
  作者:从来就未正常过 回复日期:2011-02-28 17:58:47 
  
    这枚印的印纹是什么,看着像是有个“汪”字他送她戒指,保密,就我跟你之间
    ---------------------------------------------------------------------
    我想请问一下,对于别人的留言,我怎么回复啊,我不知道该按那个键
  =====================================================
  直接用鼠标拉 复制 粘贴 加————
  再回复
作者:魅罗朵朵 时间:2011-02-28 23:39:34
  色戒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作者:夏希的提琴 时间:2011-02-28 23:46:11
  现在想看色戒在哪看呢?
作者:humapig 时间:2011-03-01 00:08:50
  每次重看都能看到新的东西
作者:jdzjl623 时间:2011-03-01 00:11:29
  1
作者:当少爷遇上少爷 时间:2011-03-01 00:44:41
  话说我有完整版的
  
  但是地址是RF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RF
作者:落英如雪2010 时间:2011-03-01 01:54:52
  mark
作者:永远爱CHINA 时间:2011-03-01 02:39:47
  耐心寻味的电影,看的时候哭了。。。。
作者:可惜我爱怀念 时间:2011-03-01 15:15:12
  同时敬佩汤唯,
  为了这部电影付出了很多
  这不是很多女演员能做到的
  她可以与好莱坞的很多女星齐名
  
  可惜金马奖值得了个最佳新人
  她应该拿影后的
作者:脆香米米米 时间:2011-03-01 17:33:23
  mark
  ................
  
作者:越儿乖 时间:2011-03-01 20:15:38
  要顶。我大爱的电影。汤唯演得太细腻了。很喜欢汤唯,看她的采访,不卑不亢,言之有物,情商和智商都一流。
  
  为了支持这部电影,DVD我都买的原版,而且买了俩,一张看的,一张收集的。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1 21:52:08
  随便发一个,今天好辛苦

作者:cindydi 时间:2011-03-01 22:49:50
  。。。。。。。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2 21:14:11
  找到一本书,写汪政府的,看起来很客观的样子,是李敖写的。等我看了发上来
作者:葡萄藤下晒太阳 时间:2011-03-02 21:56:11
  关于汪精卫的那些事似乎有道理,不过历史是看不到的
作者:毛奇伯爵 时间:2011-03-02 22:13:24
  第一次看完色戒,那天晚上睡觉时梦到汤唯眨着演望住我笑。
  第二天早上起床直接就囧了,为什么梦到的不是梁朝伟。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4 16:48:34
  先发图

作者:qq1271888719 时间:2011-03-04 17:01:00
  很喜欢这部片子,也喜欢汤唯.
作者:天涯明月刀008 时间:2011-03-04 17:14:51
  dddddddddddd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6 09:20:16
  “汪政权的开扬与收场”第一册目录
  
  介绍“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
  
  自序
  
  一 身历了一幕历史的悲剧
  二 一个似曾相识者的出现
  三 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四 德大使调停失败的秘闻
  五 近卫三原则是怎样来的
  六 汪精卫怎样脱离了重庆
  七 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
  八 香港成为最早的发祥地
  九 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一○ 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一一 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一二 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一三 在沪积极展开政治活动
  一四 登场第一声的六全大会
  一五 陈公博无奈一死酬知己
  一六 汪日幻想中之全面和平
  一七 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一八 公馆派与CC间的暗潮
  一九 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组织
  二○ 郑苹如谍刺丁默村颠末
  二一 如此这般的双方特工战
  
  二二 追悼会终于引开了杀戒
  二三 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二四 特工战中申报首当其冲
  二五 金华亭被杀是自取其咎
  二六 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二七 日军阀徘徊于和战之间
  二八 青岛会谈后三政权合流
  二九 吴佩孚汪精卫鱼雁不绝
  三○ 为民族英雄乎为汉奸乎
  三一 非驴非马的青天白日旗
  三二 同舟胡越凄其一纸名单
  三三 千回百转中的人事安排
  三四 揭开了历史悲剧的序幕
  
  三五 汪精卫两行酸泪立阶前
  三六 六年中的财政经济概貌
  三七 法币与中储券两度折换
  三八 汪日经济斗争又一回合
  三九 纱布收购后的三项去路
  四○ 汪周间仅有一次的误会
  四一 周系十人组织暗潮初起
  四二 三个人分成两派的习性
  四三 税警团成为内讧导火线
  四四 关于清乡的一幕争夺战
  四五 我处身在内讧的夹缝中
  四六 李士群是怎样被毒死的
  四六 隔室中传来的一阵哭声
  
  四七 吴开先被捕与回渝内幕
  四八 日宪兵救了蒋伯诚一命
  四九 保证人所负的两项责任
  五一 被汪亲自所否决的提案
  五二 陈公博完成了一半心事
  五三 南进北进所引起的揣测
  五四 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内幕
  五五 断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
  五六 武装抗日外的和平抗日
  
  赘言 
  
  五七 世外桃源立成人间地狱
  五八 一群遭遗弃的被俘人物
  五九 集国内各系军人于一堂
  
  六○ 建军事机构与收编部队
  六一 六十万军队的分布情形
  六二 从警卫旅到财部税警团
  六三 江浙皖三省之主力部队
  六四 李明扬通共投汪的经过
  六五 苏北区另一主力的形成
  六六 国军陆续来归原因何在
  六七 六十万人顿时烟消火灭
  六八 我被派去参加伪满庆典
  六九 日本统治下的东北惨状
  七○ 一个荒谬绝顶的日提案
  七一 在伪满首都胡闹又怎样
  七二 日人卵翼下的两不倒翁
  
  七三 六年中的上海三任市长
  七四 周佛海何为若是其彷徨
  七五 罗君强自称噬人的恶狗
  七六 佛海手下的三名小人物
  七七 秘密电台怎样建起来的
  七八 蒋伯诚所加给我的负担
  七九 又一次意外获得了幸免
  八○ 性命岂是金钱买得来的
  八一 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
  八二 双方都想杀他的周佛海
  八三 明枪与暗箭难躲亦难防
  八四 国军主义者的日军课长
  八五 邵式军有与日同谋嫌疑
  
  八六 若数风流人物还看汪朝
  八七 六年中的一篇风流总账
  八八 从中共元勋到汪朝股肱
  八九 那五百年前的风流孽债
  九○ 密商中决定了兼有之计
  九一 醋海兴波请尝木樨滋味
  九二 大发其国难财的银行界
  九三 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
  九四 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
  九五 一个亲日报人的另一面
  九六 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九七 吴四宝恶贯满盈遭毒毙
  九八 大悲剧中的无数小悲剧
  
  九九 耿嘉基吞枪周乐山仰毒
  一○○ 一搞政沿就淹没了人性
  一○一 从头溯说当年一段渊源
  一○二 永别了这半壁破碎河山
  一○三 新愁旧创汪氏客死束瀛
  一○四 紧急警报中遗骸归国土
  一○五 梅花山巅黄土一坏瘗骨
  一○六 陈公博以殉葬精神继位
  
  附录
  
  汪精卫在刑部狱中两次亲笔供辞全文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目录
  
  自白
  
  一○七 冒脸家乐园里的冒险家
  一○八 为物望所归的上海三老
  一○九 无意中揭露了伦常钜变
  一一○ 政治上的磨擦逼送一命
  一一一 特殊政权下的畸形地区
  一一二 陈璧君出任粤政指导员
  一一三 日本中共相表里的组织
  一一四 兴亚建国运动一篇旧账
  一一五 李思浩不愿做和平工作
  一一六 张一鹏出山一语竟成谶
  一一七 周佛海拒不听书生之见
  一一八 以临怒的心情赶办后事
  一一九 飞下来钻出来放出来的
  一二○ 上海第一个被接收的人
  一二一 周佛海被任行动总指挥
  一二二 新任命下笼罩着的阴影
  一二三 兴奋与惶惑中过了一月
  一二四 戴笠出现在周佛海家里
  一二五 人人自危的上海市民们
  一二六 蒋伯诚向周佛海进忠告
  一二七 曲终人未散的南京情况
  一二八 陈公博避往日本的真因
  
  一二九 专机中一笑飞回作楚囚
  一三○ 起诉书罗列了十大罪状
  一三一 褚民谊甘为汪精卫牺牲
  一三二 陈璧君在粤被诱捕详情
  一三三 冠盖满沪滨的接收大员
  一三四 天真造成了绝大的错误
  一三五 毛森拍着我肩头说可惜
  一三六 戴笠提出政治解决保证
  一三七 军法官不断来审问我了
  一三八 缪斌为何被杀得那样快
  一三九 量身裁衣式的惩治条例
  一四○ 戴笠撞机身死情势大变
  一四一 楚园以外的另一看守所
  
  一四二 二百余囚人半年多时间
  一四三 首批七十一人移解法院
  一四四 提篮桥监狱的五光十色
  
  附录
  
  汪精卫晚年诗词
  周佛海狱中遗诗四十四首
  影佐祯昭:汪精卫为什么要建立政权?
  
  
  余言
  
  一四五 陈公博被押上法庭就鞫
  一四六 对十大罪状的逐款答辩
  一四七 国家胜利就恐难免骄盈
  一四八 一段结论为汪代明心迹
  
  一四九 陈公博束身为服法范则
  一五○ 有面目见汪氏于地下了
  一五一 梁鸿志匿居苏州铸大错
  一五二 上海首被判处死刑的人
  一五三 梁鸿志生前的两大遗恨
  一五四 提篮桥狱中四人遭枪决
  一五五 江阴之虎常熟之狼的死
  一五六 有条有理无法无天数例
  一五七 对一个放肆囚徒的惩罚
  一五八 最后胜利属于放肆囚徒
  一五九 有啼有笑的狱中人百态
  一六○ 褚民谊在苏狱临刑情形
  一六一 陈璧君到底是怎样的人
  
  一六二 有须眉气概有儿女情怀
  一六三 陈璧君偿精卫填海之愿
  一六四 周佛海的私产究有多少
  一六五 渝郊特客变威虎牢狱囚
  一六六 蒋氏官邸中低沉的哭声
  一六七 全国一人政府下令特赦
  一六八 周佛海身历兴亡感慨多
  一六九 廿八天惨叫口鼻中血痕
  一七○ 两辆客货车数十名家丁
  一七一 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
  一七二 丁默村殷汝耕虎桥毕命
  一七三 又一个未曾揭开之谜底
  一七四 梅思平从庐山得来凶讯
  
  一七五 周作人吟诗哀悼林柏生
  一七六 一个闲角也终被起诉了
  一七七 一纸起诉书忙坏了家属
  一七八 屈辱的生不如干脆的死
  一七九 协助抗战有利人民者罚
  一八○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附录
  
  八年来的回忆──陈公博狱中遗作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目录
  
  旁白
  
  一八一 没有打早就有人谈和了
  一八二 高宗武坦承奉蒋命谋和
  一八三 秘密谈和者有些什么人
  一八四 从一面抵抗到一面交涉
  一八五 充满着惶恐戒惧的重庆
  一八六 离渝计划先得龙云默契
  一八七 一排枪一摊血一个政权
  一八八 曾仲鸣在河内医院不治
  一八九 汪氏亲撰举一个例全文
  一九○ 汪为曾仲鸣之死激动了
  一九一 汪与方曾两家渊源深厚
  一九二 方君锳仰毒自戕的真因
  一九三 日政府遣影佐助汪离越
  一九四 由越赴沪一段艰险航程
  一九五 周佛海路线终于登场了
  一九六 司徒雷登任宁渝间桥梁
  一九七 汪氏赴日谈判组府条件
  一九八 高宗武为什么出之一走
  一九九 陶希圣怎样为自己表白
  二○○ 旧创诱致多发性骨肿症
  二○一 在名古屋病院中的汪氏
  二○二 汪墓原来是这样被毁的
  
  二○三 黯然无语中开结束会议
  二○四 又见那一片降幡出石头
  
  附录
  
  汪政权重要人事表
  陈璧君狱中诗词残稿
  汪精卫逝世前对国事遗书──“最后之心情”
  
  弁言
  
  二○五 汪精卫国事遗书发现经过
  二○六 汪氏遗书所引起的吩呶
  二○七 追怀白骨早枯的周佛海
  二○八 罗君强这个“青天”大人
  二○九 梁鸿志狱中遗书与遗诗
  
  二一○ 在上海主持地下工作的蒋伯诚
  二一一 “黑白大王”盛老三
  二一二 倚病榻,悼亡友
  二一三 “海报”的创刊与停刊
  
  附录
  
  汪政权大事编年表
  
  
  
  
  
  
  
  
  
  
  
  
  
  
  
  介绍“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李敖
  
    汪政权就是抗战时期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权。与在重庆的蒋介石蒋政权遥遥相对。它创建在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结束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前后有五年四个月零十二天的寿命。在这政权创建前两年(一九三八年),汪精卫还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总裁、还是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还是国防最高会议 、还是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议长,在这些重要头衔以前,他还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左右和遗嘱执笔人,且在革命时代,还是深入虎穴行刺摄政王被判无期徒刑的革命英雄。……这样显赫的身分与历史,“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
  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这真是一件大怪事!
  
    汪政权随着抗战胜利而结束,这时候,蒋介石下令炸毁了汪精卫的坟,这个政权的一切,都好像“‘发’棺论定”了。政权中的要角们,自杀的自杀、枪毙的枪毙、逃亡的逃亡、坐牢的坐牢。……就在他们岌岌不可终日的时候,有趣的是,胜利者蒋政权居然也风水轮转,变成了失败者,逃离了中国大陆。在一阵子尘埃落定之后,汪政权中的一个有心人金雄白,居然在流浪飘零之中,以“朱子家”笔名,从一九五七年起,到一九七一年止,十五年间,陆陆绩续完成了一部大书──“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把“积非早已成是”的历史,做了一番详尽的回忆。这部书因为写得很动人,颇能轰动中外,当然台湾是轰动不起来的,因为蒋政权不让它进口。金雄白在书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表白:
  
      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
      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
      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于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
      ?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与想了些什么?......
  
  又说: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
      ;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
      机密部份。而在政权没落以后,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
      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
      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据,“法外施仁”,竟邀末减
      ,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
      目?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
      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渺。
  
  从这种表白里,我们可以看出金雄白写这部书,是别有一番幽愁闇恨的,他显然在所有汪政权“余孽”的沉默中,不服这口气,争是非、张公道、酬死友、吐平生,而要把话说个明白的。在这一精神上,这个作者,倒真不愧是一个收尸型的义士人物。这部书在人情冷暖上面,写得尤其鲜活,是它最成功的地方,读后可以警世醒世,值得特别介绍。
  
    金雄白江苏青浦人,一九○四年生,一九八五年死,享年八十二岁。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自序
  
    对日抗战时期,由汪精卫所领导而在沦陷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当其存在的时侯,人们对它有过那样多的揣测;于其覆亡以后,仍然会有那样多的传说。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权,会像它那样给予世人以如此不确定的观念!到今天为止,这政权已经消逝了十四年,在事诸人,且已泰半物化,大体早因成败而盖棺论定,但留驻在人们心理的一项微妙感,似乎并不曾完全袪除。
  
    当两年前姚励颇兄创刊春秋杂志时,认为汪政权不论其本质如何,目的如何,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不管是让后人齿冷;或者是供后人叹息。而战后尚无人比较完整地写过这一段往事。他希望我以此中人写此中事,为读者打破这一个谜样的疑团。我却不过他的盛意,事前也来不及作一个写作的准备,糊里糊涂就写好了第一节交给了他。
  
    直待春秋出版以后,才看到他代我安上了一个大题目“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而又为我安上了我这几年常用的笔名──“朱子家”。无可讳言,这题目在我来说是不够庄重的。而且以我当时见闻的狭陋,我也不至于狂妄地竟会用这个包罗太广的大题目。虽然我也曾受过有类于蚕室腐刑之痛,但我决不敢以太史公自居。用笔名写实事,也容易引起人家藏头露尾的误会。然而一切既然已经决定了,在过去两年中,我只有勉力做去,在我的笔下,尽力求其能做到“信”与“实”。
  
    在连续写作期内,因为忙于笔债,事前既没有预先拟定一个大纲,更以记忆力的减退,参考资料的全付缺如,事实上达一个大纲也竟然无从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后截稿期,就随便抓上一节往事,完篇塞责,所以前后每多倒置,次序也见凌乱。又因为我力求想做到信实,仅就我亲见亲闻的事实为根据,每以孤陋,失之琐碎。假如有一天我还能重回故土,将以我的余年,搜集资料,重为改写,这只有期之于渺茫的将来了。这一本书,只能说是我参加汪政权的个人回忆录,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纪念,假如谬承读者以史料相视,将会愈增我的惭愧。
  
    虽然和平以后,我有过大不幸的遭遇:籍没、羁囚、以及一顶脱不掉的帽子,但我全没有后悔,因为我明白本来这就是叫做政治!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月飘零第十周年
  
                                      金雄白自序于香港旅次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6 09:22:57
  一、身历了一幕历史的悲剧
  
    我曾经目击过一个政权的创建,以迄其没落;而且我身亲了这个政权的筹备、创建、发展,直到最后的消散。
  
    这是一幕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
  
    到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十多年,过去的一切,也如尘、如梦、如烟般地逝去了。而曾经使我激动、使我忧伤、使我痛苦的往事,却永远牢系在我心的深处。
  
    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是中国前所未有遭受外族侵略的一个大时代,而我刚刚生长在这一段不平凡的时间,而又身历了其间一幕不平凡的悲剧。
  
    每个中国人一定会记得一九三八年,中国对日抗战,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战局陷于极度困难与极度悲观的时候。突然,一个曾因革命而行刺前清的摄政王几罹大辟有着半生光荣历史的人物,一个曾经是中山先生的左右手,那时又是执政的国民党的副领袖,一个曾领导过抗战的行政首长,而且还是号称最高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议长,他就是汪精卫!而他竟毅然脱离了中枢,由重庆,而昆明,而河内,而上海,而南京。在东南的一片废墟上,在敌人枪刺下的占领地区,树起了与国民政府同一的旗帜,奉行同一的主义,采取了同一的政治制度,更叫着同一的名称,但建立起基本政策绝对相反的另一政权!
  
    这一个政权,自一九四○年三月的三十日创建,以迄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没落,其间经过了五年四个月又十二天的寿命,失败了、消散了。于是在成王败寇的原则下,一般人对之盖棺论定:“汪政权的创建,是丑恶的活剧,其性质是被敌人驱策的傀儡。”但是仍然也有人发生了疑问,像汪氏这样的人,真会为了利禄或者为了意气,甘心于出卖国家民族,以自毁其半生光荣的历史吗?这一群被指为国家的叛逆者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与想了些什么?或许真如人们对他那样地想像,但毕竟经过了五年多的一段时期,以及占据有广大地区的一个空间,历史终将写下这一页。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为朋友们洗刷,为失败的政权文饰。我愿意凭了我的良知,就记忆中所留存的一点一滴,尽量忠实地,写出身亲目击的真相,作为后人的殷鉴与叹息!
  
    我自信应该有资格写这一段沉痛的回忆,因为在这一个政权中,在党,我是中委;在政,我的官阶是特任,而最重要的一点,我又参加了汪政权台柱周佛海的最机密部份。而在政权没落以后,我又能躬与其盛,被籍没了所有的财产,以汉奸罪判处了十年徒刑。唯一可以引为安慰与认为侥幸的,是法院庄严的判决书中,竟然确认我有“协助抗战,有利人民”的事实和证撩,“法外施仁”,竟邀末减,以徒刑两年半的一纸判决书,代替了一枚胜利勋章。因此,让我能终始其役,目?了这一幕不平凡悲剧中许多重要脚色,当初怎样忍泪登台,最后又怎样从容赴死。从锣鼓登场,直至曲终人渺。
  
    在写出这一幕往事之前,我所认为值得遗憾的,当一九四九年,又一个大时代来临的时候,我深怕卷入了另一次漩涡,抛妻别子,仓皇南来,临行前把一切文件,包括书函、纪录、照相、密件、报刊、都把它焚弃了。现在祇能纯凭藉记忆来追写。其中特别关于人民、时间等,相信一定会发生很多错误。同时,我也不否认人总是容易被感情所支配,有主观,也会有恩怨,虽然我将尽量不向壁虚构,不颠倒黑白,我仍然期待读者们的指教、纠正和原谅。
  
  
  
  
  
  
  二、一个似曾相识者的出现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上海四周的炮声,早已趋于沉寂。而租界里却呈现看一片畸形的繁荣,市民们惊魂初定,转而耽于逸乐。也有人于怅惘咫尺之间的南市、闸北、浦东,敌人骑铁纵横,奸淫烧杀,汉奸们所组织的维持会更助纣为虐。同胞们的血泪洒遍了各处,但祖国离他们却一步一步地遥远。对抗战的最后胜利,每个人虽然仍抱看殷切的期望,但谁也不敢预料抗战将再经过多少的时候,与将在怎样状态下取得胜利。沦陷区民众的心理是复杂的,正在危疑震撼之中,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市民们感到惊愕。前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忽然从重庆出走,抵达了越南的河内,而且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了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按:原字[麻+吕],因电脑字盘没有,姑代用之,下同)“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这一个消息太突兀了!使上海所有的市民纷纷猜测。而接着,上海各报又接到了中央对汪的行动暂时不许攻击的通令。于是,在无法获得真相以前,上海的市民们相信蒋汪之间是在玩着一面抗战一面谈和的双簧。这传言是够厉害的,我竟也是被迷乱者之一。做久了记者的我,窥探秘密的好奇心,己养成习惯,但是当时在沦陷了的上海,却怎样也法无证实这一项传说的真伪。
  
    几个月过去了,汪精卫已经由河内到达上海,中央且已通过了对汪开除党籍的决议,汪的言行也一天一天趋于明朗,汪派的中华日报,且已在沪复刊,而人们心理上的双簧阴影,却仍然无法消减。
  
    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个中午,我正在上海南京路冠生园三楼午饭,当饭毕行经二楼时,新闻界的旧友叶如音也正在进食,他起来向我招呼,旁边还坐看一个白净面孔的人,我向他瞥了一眼,好似有点面熟,但我已完全记不起他是谁了,他也望着我,祇微微的一笑,他没有开口,我就先走开了。隔了一天,如音忽然同了那位似曾相识的人到我家里来,一开始就由他自我介绍说:“我是罗君强,恐怕你忘记了我。十年前,周佛海先生兼总司令部政府训练处长时,我是他的主任秘书,在周先生南京舒家花园的公馆,你和布雷、力子先生不是还和我打过好几次麻将?”我才记起了确实有一个他。接着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周先生已随汪先生来到了上海,现在暂时住在虹口江湾路,他说在汉口时曾经接到过你的去信,你说希望能转至后方为抗战效力,他本想在中央宣传部中,请你担任新闻处长一职,后来刚因战局不利,政府退往重庆而作罢。今天他要我来看你,希望你能约定一个日期,和他谈一次。”
  
    我被出于意外的谈话所惊住,一时不知应当怎样答覆。不错,我与佛海之间,过去十年中存有相当的友谊。民十八,我正担任京报采访主任一职时,奉派随蒋先生北上赴平,在蒋先生的专车中,陈布雷、邵力子等,都是多年的同业;孔祥熙、赵戴文(那时的内政部长)、熊式辉等因采访关系,也早已认识。而当时随节诸人中,不认识的还是很多。当专车开行以后,我们正聚在起居室中闲谈时,蒋先生从前一节车过来了,他问我同车的是不是都相熟。我指指周佛海,表示我与他并不相识,这样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友谊也就这样的开始。在北平的一周中,我们每天共游宴,周氏有湖南人爽朗的脾气,也有书生的性格,因此谈得很投机。以后同到了南京,我们来往得很密,而且他为我在政治训练处挂了一个上校秘书的名义,按月由他所主办的新生命书店送给我一份干薪。自政府西撤以后,就仅仅通过几封信。睽隔多年,在情感上,我无可讳言希望能见他一次;而且我知道他与蒋先生间关系之深,而此次竟会随汪出走,这是政治上的一个谜,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脱口而出的说:“当然,我也希望与他谈谈,但是我不愿意过桥(指外白渡桥)同敌军除帽鞠躬。有负他的盛意,恐祇能期之于异日了。”君强说:“那容易办,假如他到租界来时,再约你见面何如?”我不能推却,事情也就这样的决定了。
  
  
  
  
  
  
  三、大雨滂沱中重晤周佛海
  
    四五天之后,民国二十八年的八月中旬,一个天低欲压而又大雨滂沱的下午,叶如音又匆匆而来,说汽车已等在外面,佛海特地由虹口来到沪西,在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专诚等我,希望能立刻去与他谈一谈。我什么准备也没有,就匆匆地随着他上车,不到二十分钟的行程,已经到达了那里。极司斐尔路本是外人的越界筑路,马路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理,而两侧的房屋,则是华界的主权,沪西一带那样许多越界建筑的道路,就是一个举世所无的特殊状态。
  
    汽车到了门口,门外静悄悄地什么声息也没有,铁门紧紧的关闭着,我仰头一望,恍然于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 陈雪暄(调元)的别墅。房屋建造得并不华丽精致,但所占据的地位却相当广大。就在抗战前两三年,陈雪暄曾在那里为他的母亲祝寿,那时宾客如云,连天的盛大堂会,为上海稀有的场面,我曾经为那里的贺客之一。不料几年之后,陈雪暄死了,他那清幽的别墅,竟然成为一幕历史悲剧的孕育之处。汽车的喇叭声响了几下,铁门上的一个小洞拉开了,司机把我的名片递过去,并且说明了要见的是什么人,警卫室事前似已预先接到了通知,卫兵向车中注视了一下,大铁门就呀然而启。汽车缓缓前进,一个武装卫兵立上了车外的踏脚板,指挥汽车在一条平广的水泥路上,经过了第二道铁门,直向一所广厦驶去。雨下得很大,四周的景色在雨点中显得模糊一片,但气氛令人感到紧张。两面的卫兵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身给黑色的雨衣雨帽连头裹住,样子像照片上看见的美国三K党,手里更持有长短的枪械,像随时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我情绪上有些不宁,已很有多此一行的后悔。如音看看我,我发觉他与我有同样的感觉,我轻轻的问他:“你来过吗?”他摇了一下头,像陷入于沉思,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对视中,车停止了,车边的卫兵跳下来告诉屋前的另一卫士,开了车门,导引我们进入一间陈设简陋的会客室。
  
    两分钟以后,周佛海已微笑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蓬松的头发,微带苍黑的皮肤,穿一件蓝绸长衫,几年不见,比从前丰腴了一些,但脸上显出有疲劳的神态。他的外表不必恭维,他有读书人的风格,至多他像一个朴实的中小学教员。从他的面貌以至与人晋接的态度来看,他绝对不像是一个政客。谁会想到他以一个穷学生,民十(一九二一)还在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留学时期,已经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个代表之一,而且被选为党中央的副 ,某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后来佐蒋先生的戎幕,前后二十年中,尽管职务有过许多变动,自黄埔军校的教官起,一直到他离渝前的代理中央宣传部长为止,除了宁汉分裂一段时期他留在汉口外,其余的时间,他都朝夕不离的随侍在蒋先生的左右,有许多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是CC的最高干部与黄埔系的指导阶层。阐扬孙文学说的所有著作中,也以他所写的“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为最权威的著作。但在他的形态上,找不出一丝这种气息。我从民十八与他交游起,十年之中,祇觉得他具有豪爽的性格,以及亲切的谈吐。现在立在我们面前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却依然如十年前初见时完全一样。
  
  
  
  
  
  
  四、德大使调停失败的秘闻
  
    佛海与我们热烈握手,他似乎有些感谓地说:“我想不到你竟然到这里来看我,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个看到的故人了。”看样子他也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目光向四周扫射了一下,发现后面墙壁上,还挂着当年他送给陈雪暄母亲的一副湘绮寿联,他停视了一下,又接着说:“短短几年中,连这里的情形也完全改变了!过去雪暄一切的陈设,已荡然无存,而独独留着这一副我所送的寿联,一饮一啄,岂不莫非前定?谁想到最后胜利的来临之前,我会间关万里的旧地重游,而又亲见了当年我自己的旧物!”我不知应当如何答覆他言下的无穷感喟,我与如音都以微笑来代替言辞。
  
    他从回忆中猛然地醒过来,单刀直入说:“我叫君强找你的原因,我是随了汪先生来创造一个局面,但随我来的除了我太太与两个孩子以外,祇有君强与惺华(杨惺华是他的内弟)。汪先生已决定如全面和平绝望,为了拯救国家,将另行组府,还都南京。旧日的朋好,都在重庆,上海的一切情形你太熟悉,凭了我们十年的交谊,这次非请你帮忙不可。”我梦想不到他竟会直截了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再不能含糊了,我也老实地说:“虽然在友谊上,我希望能与你见一面,此外,汪先生的行动,引起了外界的揣测,尤其你与汪先生向无渊源,何以会忽然合在一起?做惯了新闻记者的我,好奇心驱使我想解开这一个谜。过去,我没有搞过政治;现在,我更无此兴趣,况且我目前从事的一项自由职业律师职务,业务还不错,温饱有余以外,还足够供我的挥霍,你们此来预备建立政府,这或许有你们的作用,但我以悠闲之身,无意于卷入为国人所不谅的政治漩涡之内。”
  
    “我不会让你糊里糊涂的参加,希望你能静静地听了我告诉你前因后果之后,再作郑重考虑。今天,我并不勉强你立时有一个决定。”“说来真是话长了!”他又叹了一口气,“国事不是儿戏,也不应当纯凭一时的意气。当年日本的步步进逼,迟早会有这一天的;但抗战前夕的形势,显然还不宜轻于言战。自从北伐以后的几年中,国力都消耗于内战,当时空军未曾建立,军备也还不足与强大的日本为敌,但是纯洁的民众与别有用心的党派、政客,正在大唱抗日的高调,蒋先生是清楚知道这一点的,他既无法抑制当时激昂的民气,又不能宣泄国家实力的秘密。抗战固然无可避免,但不应当在准备未完成前,作冒险的尝试。你也许知道当时政府高级人员中,文的如汪先生,武的如何XX[应钦],也曾提出过审慎的意见。尤其我在南京西流湾的寓所中,许多比较知好的朋友,时常聚谈有关国家兴亡的当前局势。如胡适、陶希望、梅思平等,曾就一般的实际问题,不时加以讨论,加以分析,我们曾经自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而七七事变之后,以日本的得寸进尺,国内民情汹汹之势,终于无法挽救这一次空前浩劫!”
  
    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着说:“在过去的一段战争过程中,日本显然已有过两次的错误。在开战以前,日本过于低估了我们的实力,他真以为三天可以占领松沪;三个月可以扫平全国。日军打到南京,国军在大溃退以后,显然一时已丧失了斗志,但日本以为我国政府一定会屈服,祇顾肆行屠杀,按兵不动。假如当时他们乘胜追击,抗战的能否持续,还是一个绝大的疑问。而日本犯了两次重大的错误,旷日费时,他们有了前途茫茫之感;而我们也有其不可终日之势,但最后错过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这一个机会以后,双方尽管都已筋疲力尽,事实上还必须僵持下去。”
  
    “陶德曼大使为中日调停的一幕,是太足令人惋惜了!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下旬,陶德曼送来了日本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大体是这样的:日本答应分期撤兵,与放弃赔偿。华北一带,恢复七七事变前何梅协定的原状,唯一的要求,是要承认‘满洲国’。我们接到了上项条件以后,就在那一年的十二月六日,在汉口中国银行,召集了一次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在会议中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终于正式通过了有条件的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当时蒋先生正在郑州部署军事,国防会议推孔庸之(祥熙)什表向蒋先生报告,以作最后决定。”
  
    “会议以后,孔庸之就在电话中,就陶德曼转来日本条件内容,国防最高会议中委员们个别的意见,以及最后的决议,向蒋先生详述了一遍,请其裁决。蒋先生当时的意思是:除了承认‘伪满’以外,日本的条件不能算太苛,他说:‘如此,日本又何必轻启衅端?可照国防会议的决定,依外交途径去进行。”通话本已告一段落,而蒋先生忽又说还是把全部文件送给他,让他再作一度的考虑。电话就这样结束。而双方却因匆匆通话,未注意到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日本所定最后答覆的期限,竟然没有报告蒋先生。那时日本内阁首相林铣十郎已因外交政策解组,复由近卫文磨组阁,广田任外相,日本所提议和基本条件七项,广田本限年终答覆,后经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之要求,始允延长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十日。”
  
    “汉口方面自孔庸之与蒋先生通话后,立刻专人把有关陶德曼调停的重要文件,送给蒋先生。专人到达郑州时,蒋先生已转赴洛阳,再追踪到洛阳,时间毕竟已有些耽误了。蒋先生最后的指示,仍然依照国防会议的决议,与他在电话中所决定的一样愿与日本谈和。政府立刻通知陶德曼大使正式表示中国政府的意见。陶德曼发觉中国政府的答覆,显已超过了日本所定的最后限期。但他仍然把答覆转达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当陶德曼转到德国驻日大使馆时,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急忙赶去访问那时的日本首相近卫,希望对期限的延迟,有所解释,但当他到达外相官邸时,才知道近卫正在出席一项重要会议。狄克逊一直坐候他回来,才把中国政府的覆文当面提出,近卫皱着眉头说:日本政府因为得不到中国政府有关停战条件的答覆,在期限届满以后,立即举行了刚才我所出席的御前会议。鉴于中国政府没有谈和的诚意,已有了一个决议,这决议是在御前举行的,是无可挽救的决议。这就是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六日‘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陶曼德大使的调停,至此乃完全绝望。”
  
  
  附录: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纪录
  
        时 间: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 址:汉口中央银行
  
        出 席:于右任 居 正 孔祥熙 何应钦
  
        列 席:陈果夫 陈布雷 徐 谟 翁文灏 邵力子 陈立夫 董显光
  
        主 席:汪副
  
        秘书长:张 群
  
        秘书主任: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
    十九号上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
    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
    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一、内蒙自治。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
    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
    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
    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产开发,仍继续办理。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
    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樾所表示之态度做
    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六、关税改善问题。七、
    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
    遂即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覆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
    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
    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
    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
    。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
    。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告德大使来京的
    任务。本人报告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德大使所说,只是
    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即答
    。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
    蒋委员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
    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一、德之调停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
    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
    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
    表示: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二、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
    停,因为相信德国调停之好意,可以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告
    德国政府: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国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调人到底;二、华北行
    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
    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
    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
    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
    居中调停,而日本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
    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
    之谈话有希望。离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即在电东
    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注(1)国防最高会议 是蒋中正,副 是汪兆铭,当时国府表面上由南京迁往重庆,实际上
         在武汉办公,蒋 因军事指挥,留在南京,故国防会议,由汪副 代理 。
  
      附注(2)外交部长王宠惠,亦为常务委员之一,是日因感冒请假,故由次长徐谟列席,且徐次长新
         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报告之必要。
  
      附注(3)徐次长报告中所说墨三,是顾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潇,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
  
  
  
  
  
  
  
  
  五、近卫三原则是怎样来的
  
    周佛海一口气讲完了这一节故事,虽然我来此见他的目的,并不为了听听还是汉口时期的陶德曼调停经过。我呆呆地坐看,在猜想他何以要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原因。他好似看出了我的神情,继续又说:“希望今后不再提这些旧事了,但我既要你帮忙,我愿意趁今天大家都有闲空的一个下午,把‘和平运动’的前因后果,说个畅快。”我说:“上海离开后方太远了,我们只知道政府是拒绝了德国大使的调停,原来中间还有那么多的曲折。任何有关战局的事,都是我所辟心,我所愿意知道的。”
  
    佛海在微喟中,又道出一段当时的秘闻,他说:“陶德曼大使的调停,既然阴错阳差的无疾而终,战争也只有延长下去了。那时日军发动的攻势,较前更加猛烈,冲破了武汉外围长江的马当和田家镇的封锁线以后,一向作为行都的汉口,无法再守,政府就一直撤守到重庆。国际形势,显然对我不利,许多人对最后胜利的信念,起了动摇。战局上,北起渤海湾,南至广州湾,完全被日军占领而封锁了。我们已再没有通达国际的海口,英美对我的帮助,却还不如以物资运往日本那样的多,靠自己的国力来支持抗战,所有补给军需,当然是不可想像的。给我国最大的一项打击是仅余的一条国际通道缅滇公路也被英国宣布封锁了,这予士气与民心以最严重的影响。政府也为了当前的局势所困扰,汪先生等许多政府的重要人士,不得不把抗战前途重加考虑,在考虑中,自然而然会想到汉口时代陶德曼大使所提出的日本停战条件,假如日本仍然维持原来条件的话,国家还不至于灭亡。如先保全一线生机,以期之于异日的发奋图强,湔雪前耻。况且最高国防会议既然曾经有过接受的决议,在危急中何妨作再度的试探。”
  
    “那时汪先生把试探日本关于战事意向的责任,付托于当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身上,高是著名的‘日本通’。他奉命后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再转赴日本,与日首相近卫晤见之后,就带回来对两国停战问题的三项原则,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宗武回到重庆,首先呈给汪先生,汪先生认为大体上可以同意,遂把宗武携回的近卫原则拿去见蒋先生,蒋先生素来对汪的态度是相当客气的,当时表示经过缜密考虑后,再给日本答覆。”
  
    “据说,中枢为此曾召集过若干重要文武大员,征询对日停战意见,并以近卫三原则为蓝本,而作进一步的研究。当时在座的人都仅在听取蒋先生的意见,持异议的只有陈╳╳、╳╳等数人,他们基本上有一个观念,以为假如终止抗日,是给予国内反政府份子以藉口,不论为共产党、桂系、冯系,都将振振有辞地以行动来反对政府,另一次的内战,势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认为一旦停止抗战,结果必然将御侮之战变为阋墙之争,中枢若抗战到底而成功,无疑领导抗战者将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即便抗战失败,而领导抗战者为国侮御的精神,仍将永垂青史。在座诸人既未有再发表意见,便在这样的结论下,结束了这一次谈话。为蒋先生个人计,停了抗战,再打内战,这算盘无论如何是打不通的。自然,这消息也传到了汪先生的耳里,他正在将信将疑之间,蒋先生派人与汪先生约晤,率直地表示了拒绝近卫所提出的停战原则。”
  
    “那时国家的实力是这样,而希望得到国际间的援助,又是那样。汪先生对于抗战的看法是,除非产生奇迹,否则前途是黯淡的。何况汪先生又十分了解蒋先生的个性,既经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但他仍然想如何说服蒋先生。对于日本,因此并未立刻予以答覆。在这中间,我(周自称)奉命与汪先生谈过几次,汪先生有很沉痛的意见,以为在国家的存亡关头,不应当以一二人的成败毁誉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标准。他目击中共借了抗战的机会,在扩充实力,志不在小,即使抗战能够获得胜利,但国军于抗战中是在消耗,而共军是在增强,战后的内乱,同样不可避免,肘腋之患,国家的未来命运,更在不可知之数。我与汪先生的观点,不期而有若干相同之处。”
  
    “然而,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汪先生是决定抗战政策的最高首长之一,在国策未变更以前,他不能发表与国策相反的言论,而且周遭的形势,也不许可他那样做。他经过了几度的踌躇,终于决定了离开职位,离开重庆,以一个党员与一个国民的身份,为了国家前途,向政府提出建议,提出个人的主张。这是汪先生要脱离重庆的真正原因。”
  
  
  
  
  
  
  六、汪精卫怎样脱离了重庆
  
    佛海为我追述那一段经过时,情绪很激动,但我说不出他是兴奋还是伤感。过去我与他交往中,平日所谈,多关风月,很少牵涉到国家大事,他总是很风趣,也很轻松,因此,那一天特别显出了他态度的郑重。
  
    他接着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先生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覆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那天,离飞机起飞前三分钟,汪先生、汪夫人、曾仲鸣等赶到了,仅携着简单的行李,一到机场立刻登机,派在机场负监视责任的保密人员,平常照例需要查验搭客离渝手续,但是他们对汪先生尽管感到突兀,不敢问,也不敢阻止,飞机飞航在即,连保密人员向上级请示的时间也没有。起飞时间到了,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汪先生离渝前,留下了一封长信给蒋先生,大意见分析当前的国际环境,指出抗战前途的形势,要求蒋先生能谅解他的苦衷。最后有两句话,记得原文是‘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汪先生的意思,彼此为了国家,原则上决无二致,但所定的策略与应取的途径,一时容有歧异。汪先生所说的难与易,就是指的抗战与和平。因为不论其为胜为败,凡献身于抗战阵营者,无疑都将成为民族英雄;但要保全国家元气,与敌言和,则头绪万千,事繁责重,尤其军事处于劣势状态之下,日本以战胜者之地位,未必肯真心让步,和谈条件,就很难接国人之望,措置稍有不当,条款稍有出入,则以苦心为国始,而以千古罪人终。但汪先生认定前方的军事,与滇缅公路的封锁,抗战有难乎为继之势,及今谈和,国家尚可免于糜烂,而蒋先生抗战到底之意,既然一时无法动摇,则如其最后胜利,仍然属我,则国家一切,自有蒋先生。如不幸而抗战被迫作城下之盟,则汪先生与日本媾和在前,日人自难反汗,今后一切,有汪先生来担当周旋的大任。和战并进,为国家打算,不能不说是一条万全的计谋。或许外间所传蒋汪双簧之说,即渊源于此。我前后十余年中受蒋先生推心置腹的知遇之隆,不论从任何方面讲,均不应背弃蒋先生,因此,我在离渝以前,也留了一封信给布雷,请他等蒋先生回渝后转呈,除声述离渝苦衷以外,我同蒋先生矢言得当以报的决心。”
  
    “迨我们先后到达昆明,龙云果然能克践前言,在我们留滇之时,一连几天,彼此谈得都很投契。以后我们离滇赴越,他还派了人沿途妥为保护。抵达越南的河内以后,汪先生就暂时卜居在高朗街二十七号,准备向中央提出和战意见。因为日本近卫内阁曾经有过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声明,因此汪先生要求近卫如要谈和,首先必须取消这一项声明。也因此,近卫复于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重新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即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而自动取消前一声明。汪先生也于同月二十九日通电响应,此即艳电是矣。”
  
  
  
  附录
  
    (一)艳电原文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四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
      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
      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
      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七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
      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
      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
      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
      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
      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
      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
      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
      阐明,当以日德义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
      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坐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
      而奋斗,则应即澈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
      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
      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
      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
      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
      ,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
      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
      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复恢和平。日本政府十
      一月三日之声明,已改变一月十六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
      ,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钜痛深,倘犹
      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
      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
      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
      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
      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
      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
      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
      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
      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四日汪精卫覆孔祥熙亲笔函
  
      庸之先生勋鉴:
  
        漾日赐电,因辗转周折,直到今晨始获拜读,稽答为歉。弟此行目的,其详艳电,及致
      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
      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
      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来书谓“此时国际情势,
      爱恶益为明显”,诚然诚然,然此等爱恶,仅能因势利导,使和平谈判有利于我,不能以为
      各国必出于参战,此吾兄所洞悉者。然则于相当条件之下,以谋和平,当亦公忠谋国如兄者
      所不以为河汉也。谨覆,并颂
  
      勋安!
  
                                   汪兆铭谨启 一月四日
  
  
  
  
  
  
  
  七、河内高朗街的枪声血痕
  
    “艳电发表了,汪先生离渝的目的,可说已经完全达到。”佛海又继续告诉我过去的一切,他说:“中央的反应,起初是通过私人关系,劝他放弃和平主张,同渝共襄大计。经汪先生拒绝以后,重庆作了一连串的措施,党籍被开除了,与政府有关报纸的猛烈抨击也展开了,最后,由蒋先生自己正面发表了演讲。这一切,都在汪先生意料之中,他本已在作赴法的摒挡,正倚装待发。突然,河内的行刺案件发生了,曾仲鸣因误中而惨死,这是有关汪先生中途变计的一个重要关键。他以国民身份与党员身份,提出国是意见,是否采纳,权在中枢,暗杀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决定改变出国的计划,考虑由他自己来担当收拾残局与实现和平的责任。”佛海一口气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说:“我已告诉了你所有过去的内幕真相,现在,我再重申前意,希望你能帮忙,假如你还有疑问的话,我仍然愿意掬诚奉告。”
  
    事实确是如此,河内的行刺案件,是促成汪政权直接的与主要的原因之一,虽然那天佛海没有告诉我当时的情形,而在以后数年中,我从林柏生等许多人口中知道了比较详细的经过。对此关系重要而又不幸的一幕,我先在这里对佛海的谈话,作一简略的补充。
  
    汪氏由滇赴越,抵达河内以后,以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那里是一所两层的普通小花园洋房,没有什么特别的警戒,当然,汪氏也从没有梦想过竟然会有人向他行刺。
  
    当他把艳电发表以后,除了中枢要人不断有函电挽劝外,中央也两度派了谷正鼎到河内。第一次是那年二月中旬,希望汪先生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氏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当局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祇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之不愿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如果中央坚持抗战到底,他决定偕同其夫人陈璧君与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五人赴法,等国家一旦需要他回来的时候,他依然愿意为国家效力。汪并托谷氏转致几句话,汪说:“我不离开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他声明他之出此,祇是对国是的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的意气之争,他并希望中央能给予他们以出国的护照,请求中央谅解,不必强其所难。谷正鼎即将汪氏的意见返渝覆命。迨第二次到河内见汪,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他携来了汪氏等所需要的出国护照。并且还带来了一笔政府所给汪氏等的旅费。本来汪的和平主张,至此已可以完全告一段落,不料谷氏于是年三月二十日再回重庆的翌日(即三月二十一日),行刺事件发生了,使汪氏的整个行动也随之而中变。
  
    高朗街二十七号住的人很简单,除了汪氏夫妇、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以外,仅有朱执信的女公子,与汪氏的秘书陈国琦等数人(陈为陈璧君之侄)。那里的房屋,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向街一连两间,较小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较大的一间,是曾仲鸣夫妇的卧室,白天就作为汪氏会客起居之所。而行刺他们的人,却处心积虑地早已有了周密的布置。在汪氏寓所的对面,于汪氏抵达河内以后,赁定了一所房屋,朝夕有人隔冲向汪寓遥窥。他们见到汪氏每天在这较大的一室与周佛海等聚谈,而且里面还有床铺的设备,因此推定这必然是汪氏的卧室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午夜,所有汪寓的人,早已熄灯就寝。有人就从花园后面逾垣而入,撬开楼下的门,摄足登楼,直抵曾仲鸣卧室之外,卧室门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行刺者也早已在隔街看得很清楚,所以行刺的人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即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首当其冲的是曾仲鸣,他在开枪以前,己听到有人登楼的声息,刚好起床察看,而无数的枪弹,就直接命中在他的胸部,尤其腹部给打得弹洞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夫人方君璧(女画家,曾在港日开画展,现侨寓法国。)也身中数枪,幸而躲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尚非要害,得免于死。最幸运的是朱执信的女公子,她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刚好是一个死角,乃得平安无事。刺客听到室内的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又归沉寂,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定已命中,遂携枪下楼准备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赴救,刺客在黑暗中看到人影,再度开枪轰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刺客们乃得以从容逃逸。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受虚惊,未损毫发。
  
    虽然这行刺的一幕,结果是误中了副车,但所给予汪氏精神上的影响很大,他认定这是重庆特务人员所为,而绝不是私人的仇杀。汪氏本患有严重的糖尿病,自从中央党部被刺中枪以后,一弹尚留体内,益发容易动肝阳。经此刺激,更引起了他很大的冲动。尤其曾仲鸣是个最亲信的部下,他的姊姊曾三姑──曾醒,是同盟会的老会员,与汪氏夫妇有深厚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氏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之对曾,一向视同己子,仲鸣很早就留学法国,虽然就读于里昂大学,但中文则出之汪氏的亲授,随汪诸人临摹汪的字迹能维肖维妙的有林柏生、陈春圃等诸人,独曾仲呜所写几可完全乱真。仲鸣自学成以后,始终随侍在汪之左右。当汪氏于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 兼行政院长时代,曾氏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大小,汪一以委之。曾在中弹后弥留时,尚说:“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仲鸣之终于不起,实给汪以无限的悲伤与刺激,所以行刺案件的发生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三月二十一日,而汪在同月二十七日就发表了一篇题目叫“举一个例”的文件,(即国防最高会议记录,己见上文。)虽然表面上在证明他的和平主张,曾经最高国防议会的正式通过,而最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曾仲鸣之死,对中央起了绝大的反感,激使他有自组政府之意。汪在河内时就说:“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在这寥寥几句中,已充分表现了汪氏的内心。行刺一幕的祸闯大了!本来已预备赴法的汪氏,因此而打销原意,曾仲鸣代汪而死,竟直接促成了汪政权的出现,这是人谋之不臧呢?还是造化小儿在暗中作弄?
  
  
  
  
  
  
  
  
  八、香港成为最早的发祥地
  
    当汪氏还留驻在河内的期内,香港成为汪系活动的最早发祥地。周佛海等也已先后由越来港,陈璧君则不时往返于港越之间。那时陈璧君是住在九龙汉口道二十六号三楼。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等则合住在九龙约道五号。汪系在港的原有机构,一是创刊于民国十八年由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社址在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一是华人行六楼六号A的蔚蓝书局,本是国民政府战时研究国际情势的机关,亦以林柏生为主任,梅思平、樊仲云、胡兰成等为干事,李圣五、朱仆等为研究员。其性质也就等于汉口时代由周佛海、陶希圣主持的艺文研究社,而且林柏生、梅思平两人当时还是驻港的中宣部特派员。所以汪的艳电发表,港方就由林梅两人具名负责分送,几乎所有的港报都一律全文照登。
  
    汪既然决意从言论而改取行动,就由在港的梅思平与高宗武,着手积极活动。影佐祯昭所主持的特务机关梅机关,立刻与梅高取得了联系。经初步谈判协议,梅机关方面派出犬养健亲赴河内与汪氏作进一步之商谈,(犬养健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战后吉田茂内阁时代之司法大臣。)犬养健抵达河内以后,为避免国际注意,经常扮作越南的渔夫,在河畔垂钓,把文件放在不注意的地方,由汪方派人取送。经过了相当时期的秘密接触,汪决计由越直接赴沪筹备组织政权,日期定为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七日。汪于上一日离开了高朗街寓所,避居在山上一所秘密的房屋中,那天搭了一艘一百多吨的小船,在东京湾行驶了一百多海哩,那里早由影佐与山下汽船会社商定派一艘货船“北光丸”迎侯,遂直驶上海。
  
    同时,汪方在宣传上,也以香港为根据地,展开活动,所有有关汪氏之主张,完全由南华日报本大本营,同国内外发表。南华日报林柏生为社长,颜加保为经理。在这一个短时期中,社论则由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轮流负责。因为一切对外是由林柏生出面,于是在汪河内被刺前后,林柏生在香港也遭到了袭击。一九三九年三月的某一日,刚好陈璧君邀请周、梅、陶、林等中午在其寓所午饭,而本港警察局的政治部,也约了林柏生于下午四时谈话。林于汪宅午饭后迳赴政治部,谈话完毕,因梅思平、陈春圃、颜加保等约在告罗士打饮茶,当他步行经过现在的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有两个大汉以铁锤从后向林氏头部猛击,林受伤倒地,而暴徒仍继续向其额部面部痛打,林已奄奄一息,幸而有两个外国水手经过,当场将一名叫陈林的凶手擒获,另一名则被乘间逃逸。林经警察送往玛丽医院留医达一月有余,始逐渐痊可。陈林则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
  
    在汪氏由越南去沪以后,留港的人,也先后于那年的初夏,纷纷搭轮追踪而往,汪政权之开场,至此几已完全成为定局。
  
  
  
  
  
  
  
  九、我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
  
    那一天,我和周佛海在这一次冗长的谈话中,他虽然已告诉了许多使我惊诧的内幕,但谈话却并未就此终止。他既已决心帮助汪氏一面努力促成全面和平,一面准备全面和平失败后建立政权,而所有筹备与折冲的重担,又统统落在他的身上。做事就需要人,而且既以上海为根据地,更需要熟谙上海情形的人,而我是那里的土著,占了地利与人和之宜。因此,他期待我的应承,更表示愿意答覆我任何所提出的疑问。
  
    我那时的心理很复杂、很微妙,我无法怀疑他告诉我的话不是事实,而我那时内心封仍然很坚决,并没有丝毫动摇。既然如此,谈话本该可以告一段落,即使我不愿意使他难堪,也尽可运用让我从长考虑等一类的外交辞令来推搪。而做惯了记者的我,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忍不住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下面是当时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
  
    “汪先生与日本之间,就建立政府一点上,所有基本问题,有无取得原则上的协议?”
  
    “没有。”
  
    “那是否你们的来沪,是表示不问将来结果如何,政权将一定建立?”
  
    “我们的立场,刚刚与此相反,假如日本政府坚持不肯让步,而条件又足以妨害我国的独立自主,我们认为完全无补于国家民族时,我们随时会毅然离开这里。所以,我们初步的宣布,仅是展开全面和平运动,而不是筹备建立政府。”
  
    “在日军的占领地区中建立政权,你相信会有不致于丧权辱国的奇迹发生吗?”
  
    “我们从不加以过高的期望。初步,我们祇要国家不亡,我们愿意忍辱负重去做,这也就是汪先生离渝时留信中所说‘为其难’的意思。”
  
    “除了渺茫的国家前途以外,你以为在敌人的枪刺下可以做些什么事?”
  
    “无可否认,日人在沦陷区是可以任意地掠夺与任情地残杀,现在他们要拿走一百分就是一百分。以后,尽了我们的能力,即使祇能拖住一分,少拿走一分,就是为国家保存了一分元气!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是要为了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以牵制与阻止,而不是协助他们得到更多的便利。”
  
    “你以为有此把握?”
  
    “应该说:我们有此决心。当然,一切还待我们的努力,以及集合许多实心为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
  
    “从事政治活动,即需要经费,和平运动的经费,是不是由日人所供给?”
  
    “你真以为我们会受日本的豢养吗?”
  
    “如其可能的话,我想先知道这一个秘密。”
  
    “如其你答应我不向外界泄露,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在香港时代的活动费用,一共祇五万元,是周作民、钱新之、杜月笙三人以友谊关系所自动资助。来沪以后,我们用的是日人应该交还我们存在正金银行的关余。这完全是中国的关税收入,抗战以后给日本冻结了的,现经交涉后解冻,交还我们作为活动经费。”
  
    “我相信你不会是为了利禄,必有如你所说的苦衷,但表面上与敌人合作的行动,将为国人所不谅,我不敢说自惜羽毛,我的律师职务足够维持生活而有余。我无力帮你,我也不想卷入这一个是非的漩涡。”
  
    “假如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害毁誉打算,国家的前途是可以想得到的。我很遗憾于你竟会这样斤斤于小我,当然,个人的问题,也应当在考虑之列,你或者知道法国的╳╳╳(我忘记了他当时所说的名字),当普法战争的时候,他单独提出了与一般相反的意见,这自然是有利于国家的意见,当时曾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诟骂他,甚至在他所住的四周,用石块投掷。然而百年之后,证明了他的心迹,称他为伟大的爱国者。我并不为了身后是非,才说这样的话,至少,在国家与同胞在目前的处境下,稍有良知的人,应该以但求无愧之心,各人尽一些各人的能力。”
  
    “那你以为抗战前途,是完全绝望了?”
  
    “目前的看法是如此,但抗战如有一天真能得到最后胜利,国家有救了,个人的成败毁誉,还值得顾虑计较吗?那时我愿意含笑接受法律的任何制裁。”
  
    话讲到这里,已无可再讲,我向他告辞,他谆谆地嘱咐我经过考虑以后,于短时期内,给他一个确实的答覆。
  
  
  
  
  
  
  
  一○、形势迫得我作一个选择
  
    告别佛海回来,我好像做了一场梦,心里极度纷乱。自从抗战发生,我一直热血沸腾,对于最后胜利,虽然渐渐因战事的后撤而感到渺茫,但从来没有认为绝望,听了佛海的话,使我精神上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平时我很少在家,而在家时也总是有说有笑,那天回到家里,窗外的雨声还在淅淅沥沥地落个不停,我意兴阑珊地和衣睡在床上,妻显然看出了我怀有极大的心事,她温柔地坐向床边,问我是否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我微微地摇了一下头,她又问:今天下午叶先生(如音)约你到那里去的?我不得不简单地告诉她这一个下午的经过。我说佛海的劝我帮他,也不能不说自有其相当理由。我们目击沦陷区的老百姓,在敌人铁蹄下水深火热,汪先生是有过光荣革命历史的人,佛海的为人我是可以相信的,但为自身计,我又不想搞,因此使我踌躇,我不能立刻下一个决定。妻为突如其来的消息所惊愕,一反她平日安详的常态,急忙说:我一向不干涉你的任何行动,但这次我坚决反对你去做那样的事。想想你自己的前途,也为家庭和孩子们想想,没有人会谅解与敌人合作的任何动机!我知足,但求有一个平凡的丈夫,我不忍你给人骂汉奸,我也不稀罕你成为什么英雄,不要再胡思乱想,把今天的经过,尽量忘记。我无可奈何地点了一下头,她仍然凝视着我,深恐我是表面在敷衍她。
  
    第二天起,我真的不再考虑这一个问题,我如常地忙着我的律师职务。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我正在法租界薛华立路第二特区地方法院为了一起案子出庭。一个新闻界的同业,仓皇地奔来看我,在律师休息室一看到我,就一把拉我到外面,低声而焦虑地说:“你胆子真大!你真不要命?”我听了他的话,正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他说得那样严重为了什么?我说:“到底是什么事,值得你如此为我张皇?”他说:“某一方面对你的助汪行为,很不谅解,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已经准备对你采取行动了。而你,仍然照常出入,毫无顾忌!”我以为我与周佛海见面的消息,已经为某方面所知道,我理直气壮地说:“不错,我们见过面,但考虑结果,我并不准备参加。”他说:“中华日报的复刊,你不是出过很大的力吗?”我说:“我仅是为了友谊,毫无其他政治作用。”他说:“够了!谁能够原谅你、相信你?现在已错过了辩白的机会。我特地来通知你,希望你有个防备,不要以自己的性命作儿戏。”说完,他望着我叹了一口气,又匆匆地走了。
  
    朋友说的话是不错的,当民国二十一年汪氏从海外回国,我以记者职务关系,到意国邮船“康脱罗素”号访问的时侯,我又遇到了随汪氏回来的曾仲鸣。民十六汪氏住在上海善钟路七十七号,我与仲鸣相处得很好,几乎是朝夕相见的人,在那时,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他随汪去国,已几年不见,这一天在甲板上见到我,他为我介绍一位我所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林柏生。他说柏生奉汪先生之命,来沪创办中华日报,他是广东人,对上海情形不熟,希望我给以协助。此后,在中华日报创刊前后,柏生经常为了报务与我联络,我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尽我所能做的帮忙他,我之如此,纯粹为了仲鸣的嘱托。我既没有参加汪系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受过中华日报的酬劳,事实上我仅是中华日报的一名技术顾问。到了民国二十六年淞沪抗战,国军后撤,中华日报停刊了,柏生也回到香港。在他离沪的前夕,他到我家里来向我辞行:他说中华日报祇有经理叶雪松等寥寥数人留守,他再三托我就近予以照顾。中华日报的经济一向不太好,到二十八年的春天,已经积欠了房租七八个月,业主起诉的结果,判令迁移,并将中华日报自置的德国高速度“伏美”牌轮转机拍卖抵偿。到那时,雪松才来找我。打官司既是我的职业,我就为他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以机器为蔚蓝书店所有为理由,反对以之拍卖抵偿中华日报的欠租。异议之诉终于获得了胜诉的判决,房屋与机器,也幸而得以保全。
  
    直至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季,林柏生电叶雪松将中华日报复刊,以响应汪氏的和平主张。雪松又来找我,要我帮他做两件事:代请几位有经验的编辑,以及疏通望平街报贩发行复刊后的中华日报。一向没有政治头脑的我,自然没有考虑到政治上的问题,仅仅想到了应该为朋友解决困难,我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而且也如他所愿的替他办到了,料不到竟因此而可能召来杀身之祸。
  
    那天听到了朋友的警告,我自己悔恨天真与卤莽,没有人相信我除了友谊以外,的确毫无其他作用,同时也没有地方可以听取我的辩白。外面风声一天紧似一天,若干报纸上还隐约登出了我是中华日报的总编辑。在我住所的四周,也不时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在徘徊,而同业中如申报的钱华等,已被人暗杀身死。无可否认,我内心有些惶惧,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我也得承认,佛海的谈话,给了我相当的影响力,正当我彷徨中,离开与佛海的那次谈话,已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等不及我的答覆,又来信约我见面。那时,他已从虹口搬到愚园路一一三六弄五十九号居住。我立刻回信约定日期,事实上,在与他见面以前,形势逼上梁山,我已决定了参加这一幕历史性的时代悲剧。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6 09:43:24
  一一、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
  
    第二次与佛海见面,因为他先听到我答应参加,谈话就显得轻松得多。我并不讳言我所以愿意参加的原因,我承认受到了他上次谈话的影响,而朋友所告诉我潜伏在我四周的生命危机,是促成我立刻作一个决定的主因。我向佛海声明了两点:我的参加,与其说是为了政治,不如说是为了友谊。以佛海豪爽坦白的性格,我相信他不可能绘影绘声地捏造出许多史实,他也不需要浪费许多时间来欺骗像我那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所以我希望能多做一些为他分劳的事,尽量不给我担任实际的职务。叶如音与罗君强曾告诉我,正在筹备一张报纸,假如建立政权实现的话,就将在新政权登场的一天,在南京出版,以代替“维新政府”所办的“南京新报”。那天我说明我对报纸的厌倦,不愿再投身在最易招惹是非的场合。并且我强调对于与日人合作一点,毫无信心,自己的立场就有些暧昧,也决不可能办出一张符合他希望的报纸。
  
    佛海完全接受了我的要求,在我谈话的时侯,不住的点头。等我一切都讲完了,佛海即表示,办报的事已有君强与如音在负责,不必再强我所难。但他很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他劝我立即停止律师职务,暂时离开家到别处去住几天,现在他住处的隔壁一所房屋,目前还空关着。罗君强由渝追踪来沪以后,仍寄寓在吕班路的吕班公寓中,也不是长久之计。他预备立刻饬人装修布置,一星期后可与君强一同迁入,作为我与他共同的住所。如此安全上可以得到保障,而与他之间的联络,也可得到便利。就这样,我后半生的悲剧命运就这样完全决定了。我也于一星期后,抛弃了原有温暖的家,放弃了固有平稳的职业,携了一肩行李,迁住到那边,开始为“和平运动”奔走。
  
    有着两个租界的上海,本来已经是一个畸形的世界,而沪西愚园路、大西路,以至极司斐尔路一带,尤其是畸形世界中的畸形地区。在静安寺路以西,统称为越界筑路,道路的警权,属于公共租界,而路侧的房屋,则属于华界。汪精卫、周佛海等由僻远而且是日本军事地区的虹口搬到愚园路,目的就是得到畸形上的一切便利。他们形式上脱离了日人的控制,用自己的警卫力量来保护自己;向正金银行提取被冻结的关余,作为活动经费,分配职务,展开筹备工作。
  
    这是汪政权在上海所建立的最初雏型。汪氏夫妇所居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鸠工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国军西撤以后,一直空关着,在汪氏迁入以前,更在花园四周装置了了望亭,墙垣上加筑了铁丝网,利用为在沪发纵指挥与按身立命之处。
  
    一一三六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祇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僻,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恩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完全无法进入弄内。当时参加新政权筹备工作比较重要的人物,祇有极少数不住在里面,除了岑德广、林柏生等以外,就是陶希圣与高宗武。一切筹建政权的工作,也在那里开始展开了,除了汪自己主持“大计”而外,那时陈公博还没有到上海,财政与对日交涉的重责,都落到了佛海的肩上。大致上职务的分配是:褚民谊与陈春圃分任“中央党部”正副秘书长,梅思平、朱朴任组织;陶希圣、林柏生任宣传。除了上述诸人外,由香港去的有李圣五、陈君慧、樊仲云等,代表国社党的有诸青来、陆鼎揆等,代表青年党的有赵毓松等,军人有刘郁芬、鲍文樾、杨毓珣、叶蓬等,无党无派的有赵正平、傅式说等。而以原上海市党部的旧人参加的为最多,有蔡洪田、汪曼云、顾继武、凌宪文、黄香谷等。一一三六弄里,不时有你所梦想不到的人物进出,他们是来讲价,来当面歌颂汪氏的“远见与毅力”,以及明白表示他们所希望将来在新政权中的地位。有的在汪政权成立以后跃居了高位;有的因为斟盘不成而未曾实现。几乎那时间废在上海各朝各代的过去文武大员,自北洋政府一直到国民政府的人,都直接间接有过接触。甚至遥远的重庆与香港,也有不断的鱼雁往来,我不想在这里指出谁曾想附为汪周等的知己,以及谁曾经对于汪政权表示同情与希冀。假使这真是一出历史上丑恶的活剧的话,那末那时的人心,是人值得慨叹了!
  
  
  
  
  
  
  
  一二、七十六号中的丁李搭档
  
    从正金银行提来整箱交通银行发行的十元新钞,是有它无比的力量,“和平运动”的潜势力,立时在上海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每一家报馆中,不问是商办的或官办的,都已有了汪方的地下份子潜伏着,报馆中的动态,重庆来的指示,每一个人的言论,每天都有详尽的报告。若干报纸在消极态度中逐渐转变,对汪方减轻了抨击的成份。甚至帮会方面也发生了关系,青帮如张啸林、季云卿、张德铭等;洪帮如徐朗西等,每个月都送去一笔可观的数目。公共租界与法租界政治部的主要人员,也先后有了默契,避免了无数工作上的困难。上海社会之间,有人竟然偷偷摸摸地钻寻门路,有人竟然洋洋得意地告诉别人将不日飞升。任何一个政权的创建,定然会有大批攀龙附凤的人。汪政权在未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在沦陷区中的有利环境,以及足够的经济力,这种现象,应该他同样不足为奇。
  
    但是汪方最重要人物所聚居的一一三六弄,知道的人反而能不普遍,“七十六号”才是被认为汪方最重要的所在。一直到战后,还有人提起了“七十六号”而为之谈虎色变的,而且在若干书报上,还有要证明其为魔窟而作了完全不实的记载。
  
    所谓“七十六号”,就是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我已在前面说过,这原是前山东省政府 陈调元的一所别墅,与一一三六弄同样处于畸形的越界筑路上。主持的人物是丁默村与李士群,正式的名称为“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周佛海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实际的权力则操诸丁李两人之手。“七十六号”虽然地方很大,但房屋却并不大多,于是像一一三六弄一样,把毗连的一条名叫“华村”的弄堂,划入了“七十六号”范围之内,把原有的住户迫走,让许多参加人员迁入居住。
  
    这一个特务组织的形成,事实上还远在汪氏等抵沪以前。李士群是浙江人,本为一个留俄学生,而且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清党期内,曾经有过七次入狱的纪录,反正以后,隶属于“中统”担任一个中级干部。在一次因违反纪律而将遭到严重处分的时侯,竟然给他逃到了香港,并且很快与日本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发生了关系。随后由土肥原派他到上海做情报工作。就在国军撤退后梁鸿志等所组织的“维新政府”时代,他早已在沪西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建立起特务机构,不时往返于港沪之间。他年轻有活力,那时还不过卅一二岁,而且受过苏俄的特务训练,他对工作表演得很好,颇得土肥原的信任,同时也引起了重庆的注意。
  
    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季,中统的第二处处长丁默村奉命来港,目的要把李士群劝回去。丁在中统中是李的上司,两人间过去的感情还不坏,满拟以私人的情谊,阻止李士群为敌人所利用。当默村抵港以后,士群却又已去了上海,默村摸索不到士群在港的线索,而那时周佛海还留在香港,周是CC十个最高干部之一,这一点默村是清楚的。他在无法覆命的尴尬局面之下,他想到去问一下周,而又不知周的地址,他到香港荷李活道四十九号南华日报去访林柏生,而刚巧柏生被狙击后正在疗养时期,于是由该报经理颜加保代见后,丁留了一封信给佛海。结果在两人会面几度晤谈以后,丁反而放弃了原来劝李回渝的任务,随周赴沪,而且负起汪方特工的大任。他将士群的原有组织改组,由他出任主任,而以士群为副,地点也从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迁至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性质也从秘密一变而为公开。
  
    “七十六号”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们搜尽了三山五岳的人物,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六年中在上海制造出不少令人震栗的血腥事件,假如汪政权六年中的措施,最值得令人诟责的话,“七十六号”的所作所为,至少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七十六号”除了丁李而外,有主任秘书黄敬斋,办公厅主任傅也文,其下的所谓行动大队,有投顺的军统大将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万里浪,中统的胡均鹤等;有原来公共租界的特别警察潘达、戴昌龄等;也有帮会中人的夏仲明、杨杰、吴四宝等。
  
    特别是吴四宝,更为沪人所切齿、他原是一个黑社会中的流氓,一个汽车司机,识不了斗大几个字,但是有魁伟的身体,体重最少在一百五十磅以上。他是江苏南通人,却像是燕赵间的产物,他生成粗卤野蛮的性格,但知道怎样对上司恭顺,祇要能博得他上司的欢心,他毫不考虑,毫不迟疑去执行,别的行动大队所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奋勇当先,做得澈底,做得干净。什么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的集体枪杀事件,中国银行的定时炸弹惨案,都是他的“杰作”。凡是给“七十六号”所拘捕的人,祇要撞在他手里,没有问一句话,先给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的下马威。他的妻子佘爱珍,倒是在启秀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但她也相夫“有道”,能够亲自审讯女犯人,也能够携了枪械出去行动,当时人们对“七十六号”的畏惧,并不下于日本的宪兵队。他的参加七十六号,因为他与李士群都是拜青帮季云卿为老头子的同参弟兄。
  
  
  
  
  
  
  
  一三、在沪积极展开政治活动
  
    汪氏在上海那一段时期,尽管对外标榜的是和平运动,但敏感的上海人,都明白将是在沦陷区建立政权的前奏。丁默村与李士群所主持的“七十六号”,虽然是一个特工机构,但开始所吸收的各阶层人物,却并不限于从事特务工作的人员。“七十六号”除了担负特务工作以外,也成为对外最活动的公开机构。许多不甘寂寞而希冀得道飞升的人,都在辗转设法,钻头觅缝地寻觅门路。一向冷落的极司斐尔路,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平时高喊抗战到底的人,有时出乎你意料之外,会在“七十六号”的会客室中出现。租界以内的渝方报纸,逐渐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但若干编辑与记者,却又于暗中取得了默契。汪方的中华日报,也已经恢复出版,由梅思平等轮流主持着社论。在特工战之前,当二十八年的秋季,首先展开的是与重庆方面的言论战。
  
    汪氏除了较有份量的人物予以接见而外,那时他本人很少直接出面,一切对日本的交涉责任,都由周佛海负责。每周仅有一两次在汪氏的寓所中召集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李圣五、陈春圃等举行干部会议。以后与日方正式接触之后,问题就显得渐趋复杂,“政府”的组织、名称、权限、国旗,以至对于“维新”与“临时”南北两政权的处置等等,与日本之间,都有着很大的距离。代表军部的犬养健,不断奔走于影佐与周佛海之间。而汪周等所希望的“全面和平”,同时也仍在暗中进行。周佛海曾经派遣张彬人(即影星葛兰之父)赴日试探日政府的意见。留港与重庆有关系的人士,也不断有信使往还,传达消息。但这一切都成为徒劳之举。首先,重庆对汪予以永远开除党籍,及解除一切职务之处分。当是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汪氏赴日与日首相平沼会见以后,中枢更对其明令通缉。之后,又通缉了陈璧君、周佛海、褚民谊三人。至八月间,又有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罗君强、金雄白等二十三人被明令通缉,处处显出双方已无妥协余地。抗战期中不幸的内部分裂,至此到了无可弥缝的状态。
  
    筹组政权工作与对日交涉对渝谈和同样地在积极进行,汪系的亲信人物,陆续由港粤行抵上海。周佛海已确定了将在新政权中担任仅次于汪的重要角色,他更亟亟于在沪搜罗人才,设立了类似汉口时代他在宣传部长任内的艺文研究社组织,,暗中在威海卫路的太阳公寓内成立了机构,委派罗君强与我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直接投效或经人介绍的,经过填写一纸履历,即每月给以相当的津贴,留待政权成立时量才录用。短短数日之内,人数已超过五百以上,其间如陈之硕、易次干等,以后都与汪政权相终始,也有填过履历,收过津贴而为了别的原因,中途变计的,如贾╳╳、潘╳╳等。过去在军政界有过地位的人,有的通过岑德广等的关系,而与周直接见面的。每当薄暮以后,常有知名的人物、偷偷摸摸地进入一一三六弄与周闭户倾谈。另外,傅式说在亚培尔路一号接待许多教授,学者与专家,刘星辰、阮毓麒、张素民、徐季敦等,数十人先后参加。上海立时成为双方作政治斗争最尖锐的地区。
  
    是年八月下旬,我又突然收到了一封参加“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函。汪氏在创建政权以前,决先利用党的名义,作一次更广泛的宣传,也使新政权之建立,有所依据。这一次会议的召开,使人们知道这一幕历史性的戏剧,势将于不久揭开序幕。当我收到这一纸通告之先,我觉得有一些惊异,因为,虽然从北伐抵达东南地区以后,我以职务上的关系,一直自动为国民党效力,但我始终并不是一个党员,这代表资格,来得未免有一些突兀,而在召开大会以前,我又忙着艺文社的事,也很少与佛海见面,故事前对此一无所知。直至收到通告以后,我去问他,他承认是由他保举我为江苏区代表,希望我能参加那一次的会议。
  
  
  
  
  
  
  
  
  
  一四、登场第一声的六全大会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汪氏所召集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五次大会系于二十七年四月,在武昌举行,即汪当选为副总裁之一次),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举行。当我驱车到达那里的时候,公共租界携着长枪的巡捕以及印度籍的马巡,几乎立满了半条马路,形势显得十分紧张,“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紧的关闭着,开着的祇是一扇小门,让“代表”们进去。“七十六号”的武装人员,密密层层地布满着通道的两侧,虎视耽耽地注视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招待员引导我到代表报到处,我发觉了以一个不是国民党员的我,而竟然具有两个地区的“代表身份”,因为林柏生也保举了我为广东区的代表。我内心虽然感到一丝尴尬,终于签了一个名,完成了报到手续。广场上已聚集了不少“代表”,一簇一簇地在分别谈话,每一个人的进来都会引起彼此间的惊诧。这样多与汪系素无渊源的人参加了!这样多在今天以前还在激昂地高呼抗日的人改变了!上海社会形形式式的份子,都成为“和平运动”的拥护者。我感到政治可怕的魅力,我又为热中的人发出了微喟!我无可奈何地与他们握手,彼此之间,似多少怀有些沉重的心境,心不在焉地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时间到了,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歌声,似乎特别嘹亮,一面青天白日旗冉冉升起,这是上海沦陷以后在中国土地第一次重新见到的国旗。我看到许多人在流泪、在饮泣,大家木然地站在那里,直到升旗礼完成,才鱼贯进入会场。
  
    汪氏无疑是 ,他经过了冗长的一段演讲,当他讲到国势的阽危,以及未来任务的艰钜,在声音渐渐地抽咽中结束。接着是 团宣布了近百名的“中央委员”,现在我已不能凭记忆指出正确的数字与列举全部的名单,我祇记得旧中央委员,祇有汪氏夫妇、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克兴额(?)、何世桢(后来何世桢又声明否认了)等寥寥数人。大会再宣读了一纸长达万言的宣言,就匆匆地结束了那一次会议。
  
    我不想再在这里引用宣言全文,因为汪氏对于悲观的抗战论调,已给历史全部否定了,汪氏所希望于日本军阀的诚意谋和,也于六年中的体验证明是错误了。但汪氏在抗战期中所提出的“和平反共建国”的论调,在那一纸宣言中,今天读来,觉得犹有余痛。这一个历史上的文献,我觉得还有摘录的价值:
  
    “在此次战争中,……日本深切认识中国民族意识之盛,与建国信念之坚固而不可拔,虽抗战以来,中国丧师失地,然全国人民牺牲决心,久而弥厉,将士效命,前仆后继,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所可痛心者,去岁四五月间,共产党人所秘密传授‘中共的策略路线’一书,已被发觉。其所谓‘一切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口号掩护之下,进行阶级斗争,土地革命’,已定为信条。其见之于行事者:假藉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藉抗战,以实行民穷财尽政策,所至焚杀,使所谓中小资产阶级归于扫荡,但使大多数人皆成为无业游民,供其使用;假藉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藉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永为苏联之附庸;假藉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使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凡此种种,无不根据已定之策略,为有系统的进行。……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则隐身于拥蒋抗日口号之下,使人民为之侧目,将士为之离心,同志为之解体。……盖和平所以顺利建国之进行,反共则所以扫除建国之障?。……”云云。汪政权虽对国际情势因估计错误而覆亡,但对国内未来的发展,宣言中无不洞若观火,至著者执笔时为止,为期适为廿年,而国共的进退成败,无不一如这次大会宣言所指出,汪氏等其能瞑目于九原耶?
  
    这次会议,是汪政权开场的第一声,自此以后,政权的建立,已势成骑虎,与重庆之间,壁垒更为分明,而汪方在上海的活动,也更为积极。但周佛海所负起与日方的交涉,很少有进步妥协的迹象,原定双十节“还都”南京的日期,不得不推延至翌年元旦,更自元旦推延至不可知之岁月。汪政权的最重大错误,虽然有近卫声明为其根据,但日本军部与日政府之间,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种种因素,而与汪方直接联系的却是军部的特务机关,影佐祯昭主持着这一件事,而又无权作决定性之主张。影佐所提出的条件,竟然以“满洲国”的一切为蓝本,而汪方则以自主独立为原则,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的一切现状,谈判时断时续,始终未能取得结论。
  
  
  
  
  
  
  
  一五、陈公博无奈一死酬知己
  
    汪政权除汪氏外,以陈公博、周佛海两人为两支最重要的台柱,两人同为出席中共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中共元勋,而又是最早脱离共籍者。他们虽省籍不同(陈是广东而周为湖南),又同具豪爽勇毅的性格。对于汪政权的建立,一样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但两人对于汪政权之做法与看法,却有很大的歧异。
  
    在抗战发动之前,陈周都是政府中的重要人物,陈氏不但是中央民训部长、实业部长,而且与顾孟余为汪氏左右的辅弼。周为代理宣传部长,而又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要职,两人处于不同的派系,而对于抗战则具有同一的观点,认为以当时日本军阀的得寸进尺,咄咄逼人,最后的一战将迟早无可避免。但如立即抗战,当时剿共的工作,非但将功亏一篑,而由于中共与附共份子对于抗战的叫嚣,意味着共党的目的,不仅在藉抗战以图存,而是要借抗战求发展。同时,与日本军备的比较,一旦战端既起,国力悬殊,很难乐观。所以最早他们同样认为蒋氏所主张安内攘外的政策,不失为明智的决策。但陈周两人,论其当时之地位与环境,都还没有足以左右当局的力量。佛海最多在其“低调俱乐部”中唱其低调,而公博则连此种兴趣也没有。
  
    陈公博自汪氏在中央党部遇刺以后,更有一个新的感觉,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纠纷,将削弱党的力量,与召致党的解体。所以他希望从他本身起,不再搞派系。对于“改组派”,更希望从无形的存在,进而为无形的结束。但一切并不能如他的心愿,因西安事变而对于抗战政策的急转直下,因抗战而党的暗潮愈烈,虽然他仍在中枢服务,态度上已经显得很为消极。
  
    抗战初期的淞沪撤退,德国大使陶德曼的出面调停,已启和谈之端。至首都沦陷,武汉危急,战局证明了抗战前途的黯淡,最高国防会议接受调停的决议,如前文所述,更可窥见当局对和战问题的态度。一直至退处重庆,高宗武的所以亟亟奉命试探日政府意见,当时的危疑震撼,也不可言知。汪氏对于抗战,自始就抱着悲观的看法,政府迁渝以后,军事的节节失败,缅滇公路的突被封锁,英美态度的暧昧,共党势力的膨胀,当前的种种事实,无时不在加深他主和的主张。但是很早便附和汪氏和运的,不是关系极深的陈公博,反而是向乏渊源的周佛海。
  
    周于代理宣传部长任内,在汉口时代,已有“艺文研究社”之设立,为对外宣传抗战争取国际同情的机构,他与陶希圣分任总干事与总秘书。陶是老改组派,向得汪氏宠信,与周同事以后,朝夕相见,私谊日深,周与汪的发生关系,陶应该是在中间拉拢的主要人物。汪有和平的主张,而当时尚无和平的行动,正式向日本的试探,也显然出之陶与高宗武的主动与促成,但是陈公博那时方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远处成都,事实上对此是一无所知。
  
    汪氏离渝的日期,为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汪与蒋氏最后之一面,则为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九日,而汪在河内发表艳电,为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蒋氏于九日拒绝了汪氏的和谈建议,他才决心离渝,在离渝之前一星期始去电召陈氏由成都回重庆。当时在汪的私邸谈话,在场的也祇有汪氏夫妇与公博三人,汪氏告诉他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参本节附录汪致中常会最高国防会议书)战局前途的估计,与当局争议的经过,以及日本谈和的条件。以当时国内外的情势而论,陈氏虽同意汪氏的看法,但认为在对外抗战的时候,内部不宜分裂。为了国家,应该以最大的忍耐来说服当局,迟以有待,俾归于一致。陈氏曾经以爽直坦白的态度,反覆陈辞,而终未得汪氏的首肯。陈璧君当时以公博不同意汪氏的办法,竟至这样说:“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那一次的谈话,非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反使陈氏感到很大的痛苦。
  
    在公博回到成都以后不久,就接到了汪氏离渝赴越的消息,那时曾使他陷于非常焦苦的境地,他一度拟摆脱所有的职务,上峨嵋山去韬光养晦,但他与汪氏多年共同致力革命的关系,以及私人间深厚的情谊,他都觉得无法置身事外。考虑再三,乃借赴昆明演讲为题目,也由滇入越,在河内与汪氏会面。在他临行之前,曾留书给张群,表示他之赴越,目的在拉住汪氏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请张岳军也劝阻蒋氏勿有过份的措施,以免双方各走极端。陈氏到河内以后,请汪氏珍惜其过去的历史,尽管他是实心为国,但谈和的结果未可知,日人的用心不可测,未来局势的变化不可料,国内别有用心之辈,正希望蒋汪之间有裂痕,而不知虚实的民众,对于和谈也可能召致不谅的舆论。在民主国家中,提出国是主张,是光明磊落的事,无人可以疵议,但希望汪氏以从前和平运动为止,主张既已提出,祇有静候国人的公决。汪氏也很以陈之意见为然,且表示已向中枢特派来越之谷正鼎要求政府发给护照,如主张不被接受,即随时准备出国。
  
    公博也即转道来至香港,为暂居之计。到翌年(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突然发生了行刺汪寓事件。曾仲鸣因而殒命,不久,汪又离越赴沪,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也由港追踪而去,陈公博知道事已决裂,汪政权之建立,亦将不可避免。二十八年的冬,公博赴沪力阻汪氏组府,至于声泪俱下,而未为所动,又黯然返港。翌年初,高陶携走了汪与日方交涉的日本所提条件草案,离沪来港发表。公博是一向很重情感的人,深以高陶由和运之主动者忽变而为和运之破坏者,已使他感到愤怒,且此举将陷汪氏于狼狈之境,他深觉义难袖手,因立即买桌赴沪。抵沪之后,默察当时的形势,已如骑虎难下,口头的劝阻已对事实无补,他凄然对汪氏道:“九一八事变后,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精神想旋干转坤。你既决定牺牲一己,我祇有为你分忧分劳。”这样,公博就参加了汪政权,一直到他的死,他临难前向陈璧君诀别时有一句话:“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这是公博参加汪政权的全部心境。
  
  
  附录:
  
      汪精卫致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书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
    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
    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法美之
    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义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
    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
    。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东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
    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确,且较此为荷,蒋先生体念大局,曾
    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
    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
    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
    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法美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
    ,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用于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
    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
    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
    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减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沉思熟虑之后
    ,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谨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
    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兆铭谨启(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六、汪日幻想中之全面和平
  
    汪方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所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不啻是建立政权的先声,也是政权最初的雏型。汪的旧日亲信人员,以形格势禁,大多数留渝不及同来,即左右的两大将,顾孟余既拒绝参加,陈公博虽一度到沪,又重去香港。其最亲信的曾仲鸣,复在河内刺汪一役中误中殒命。褚民谊虽与汪有姻娅之谊,则亲而不信。所以一切对日的交涉,对内筹备的责任,都由周佛海担当,而以陶希圣与梅思平两人为之辅。每周在汪之私邸,举行一次干部会议,以决定进行方针。
  
    “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因陋就简,办公地点,就在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内的各人寓所,组织亦不完备。仅有秘书厅,及组织、宣传、社会三部,加上财务、特务两委员会。就我记忆所及,人事支配,约如下述:
  
      秘书长:褚民谊,副:陈春圃、罗君强。
      组织部:梅思平,副:朱仆。
      宣传部:陶希圣,副:林柏生。
      社会部:丁默村,副:汪曼云、顾继武。
  
    周佛海则身兼财务、特务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汪等于这一段时间内所以不汲汲于所谓“组府还都”,虽然为与日方正积极交涉,以期取得更有利之条件。而最大症结,还是为了贯澈离渝时的最初目的,期待全面和平。汪周等抱着一项决意,如果重庆愿与日本谈和,汪即放弃“组府”计划。
  
    至对重庆的全面工作,系分三方面进行:一、由华北的多田与王克敏,通过当时留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胜利后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于其赴渝时,请其晤蒋先生直接谈商。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司徒雷登曾由平到沪,周佛海亦曾与之晤见,据周之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晚晤司徒雷登,托其赴渝谒蒋先生时,表示政府即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之障?,并劝蒋先生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并表示余祇为和平,当牺牲一切”云云。二、由周派段运凯数次赴港(按段运凯为段祺端之侄,人称为段老二,生前得段芝泉之宠爱,与渝方当局人物颇多熟识。段在汪政权中,始终未担任正式职务,仅三十四年中交两行复业,小四行改组,由周派段运凯、萧迺震[即童星萧芳芳之父]暨著者三人出任中国实业银行官方常务董事)与钱永铭、杜月笙接洽,转向重庆谈商。周所提出之意见,“汪之组‘府’,如和谈实现,立即停止,即使因不及等待而组织在先,但中国仍不能不谋统一。可由蒋先生停战,由汪先生议和,佛海负责要求日本打销蒋氏必须下野之议;短时期内,国府迁回南京,军委会仍在重庆”。必要时并请段赴渝传达此意。三、由日本军部直接寻觅通向重庆的门路,谈商全面和平。负责此项谈判的,是今井武夫(任日本驻华派遣军总部的第二科科长,即胜利后首先赴芷江接洽投降手续者)及参谋本部之第八课课长臼井大佐,在港与自称宋子良者会见。汪政权于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成立,而迟至三月十九日,日方还由犬养健正式通知周佛海,谓今井与臼井在港商谈,已有眉目,停战可于一周内实现。所以当时他曾主张汪政权有再延期成立的拟议。
  
    关于上述的三项全面和平谈判,其实都是出于汪方与日方的片面幻想,尤其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接洽,更是一幕滑稽的插曲。记得一天于闲谈中佛海突然提起了日方进行的所谓和谈。周谓当今井等在港与自称宋子良的人密谈之际,日人在门外从钥匙中偷偷地摄到了一张照片,曾将相片携沪给他看,周一看照片中人,决非宋子良,而日人却坚信其决非冒充,周最后尚指日人之低能与幼稚,为之叹息。以周的推测,认为系重庆特工人员向日方取得直接情报的一种手段。周并谓即使真是宋子良,要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份量也嫌不够。但是不问是司徒雷登、段运凯,或今井,结果都成为一场梦想,而周所派的代表,也不仅段运凯一人,如王宏实,如陈警洲,甚至还有些人利用周之心理,设辞以骗取一笔旅费的。汪方虽用尽了种种力量,结果战争仍然进行,汪政权也终于出现,在对外战争中,国家终于分裂,这真是近代史中一件最不幸的大事!
  
  
  
  
  
  
  
  
  一七、高宗武陶希圣何事叛汪
  
    在汪政权建立以前,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高(宗武)陶(希圣)出走事件,给汪氏以一个沉重的打击。陶是改组派的老人,而且汪向予以腹心之寄。抵沪以后,汪因嫡系人物,都不在左右,对之更加倚畀。高则于汪兼外长任内,为亚洲司司长,同以日本通见称。近卫三原则,即由高自渝经港,再亲往日本取回。汪之决心谈和,以及决心离渝,高陶两人,事前均曾向汪极力怂恿,高陶可说是汪政权之原动力,而结果在汪骑虎难下之时竟叛汪而去,所以周佛海曾因此表示极大之愤慨,詈之为阴险,称之为人心难测。
  
    陈公博周佛海两人,离渝以后,仅提出和战意见之不同,而对蒋氏个人,则从无一语之攻击。在周所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且始终称蒋先生而不名,即在私室谈话,亦满口蒋先生,对日人亦且毫不避忌。但高陶对蒋的态度,比陈、周要激烈得多。那时高是帮助周作对日交涉。陶希圣担任“中宣部长”后,登场伊始,即积极对蒋先生攻击,据本港创恳社印行之“周佛海日记”中所发表陶手订之宣传大纲,一开头即这样写:“蒋以国殉共,以党殉人,挟持军民,诬主和者为汉奸,以暴力相摧残”云云。他两人对“和平运动”的热心,最初表演得却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要精采万倍。|
  
    汪等于民国二十八年底以前,经不断与日方接触后,开始与日方正式谈判所谓“调整中日邦交条件”,地点就在上海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即我与罗君强的寓所所在。当时双力出席代表,日方为影佐、犬养健,其余似为晴气、谷萩。而汪方初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及高宗武四人,高陶在当时所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高陶出走后,改由林柏生与周隆庠代之),会谈一开始,先由日方以油印的具体条件,向汪方提出,等待汪方逐条研究后,再提对案,举行正式谈判。高陶携港后,在各报发表的,即为此项日方最初所提出的草案,虽然仅是草案,但以日本条件之苛刻,颇使全国震动,而予汪方以最严重之打击。
  
    说到日方片面所提出的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基本条件”草案,事实上并不是一件什么奇货。因为会谈的会场,就是我住居地方的一间大会客室,一切会场布置等等,都由我指挥部署。当第一天开会之先,我还进去照了一张相,这是仅有的一张历史性的留影,一向什袭珍藏。这次离沪南下,深恐贻累家人,忍痛毁去。当时会议一开始,影佐即以事前油印好的草案一大叠,在会场分发,非但正式参加者之高陶,自然应得一份,即散会以后,多余的仍留置在会谈桌上,并未携去。因为日方明知这不过是一张估价单,凭天索价,汪方势必着地还钱,内心上就对之并不重视。又因会场与后面的小会客室,仅有一重丝绒的门帘为隔,声浪可以清楚的传入,我在小会客室中静听,佛海首先大声表示日方条件如此苛刻,则一切将无从谈起。影佐的答覆则是汪方可以另提对案。中间又夹杂了犬养健调停的话,第一天的会谈,就匆匆散会。不料高掏竟挟之以为邀功之具,港渝亦且视为瑰宝,可哂也!
  
    如前文所述,高陶抵沪以后,始终不肯住于保护周密之一一三六弄。那时上海暗杀案件,已层见叠出,汪周等很以他们的安全为虑,屡屡劝其迁入,高陶则一味托词延宕,重庆特工人员之得以达成目的,汪方于出走前的绝未发觉,此为最大之原因。因为高陶事前表演得既积极而又出色,又加上与汪之私人关系,所以从无人对之发生怀疑。但可以断言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中宣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祇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且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对象,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难酬,渝方特工人员乃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事前,周佛海对他们的不满情绪,也有些发觉,所以曾一再以温言相慰,但空言无补,终无法挽回叛离之决心。高陶之出走日期,大约为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或四日,由沪秘密搭轮来港,而汪直至五日才知道这一个消息。当高陶行前之两三日,高尚与周佛海作一度密谈,周一月一日日记云:“宗武来谈,两人相约以国家为前提,个人成败,不应计及,中央政府(接措汪政权)必须成立,重庆必须设法打通,两人分工合作,异途同归,总以全国停战和平为目标,努力前进。两人发誓各自努力,各自谅解。”云云。高陶的手段,真无愧于为一翻云覆雨的能手!
  
    可以断言高陶的决心离沪,已有相当时日,其所以迟迟不走,乃以出走的条件未曾成熟,即可以作为反正之鸷礼尚不够郑重,故俟日方提出之条件一经取到,立即仓皇登程。
  
    事前尚有一段小事,应加追述的,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刊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积极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中宣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陶极气愤,曾以君强之原函哭诉于汪。故当高陶离沪后,于一月八日举行扩大干部会议时,汪犹对陶多方袒护,而陈璧君则明白说:陶之去,实为罗君强所迫成。罗为周之亲信,当场曾予周以很大的难堪。
  
    陈公博于汪抵港之后,虽于二十八年底曾一度秘密到沪,但其目的是在阻汪悬崖勒马,停止组“府”,以免使国家陷于分裂。汪虽颇为所动,但已骑虎难下,公博留数日,又匆匆返港,自陶希圣之不告而别,周梅均非汪之嫡系,辅弼无人,颇感惶虑,陈璧君乃亲自去港,责陈以友朋之义。公博为性情中人,踌躇再四,卒恐汪之陷于孤立,毅然偕陈璧君赴沪,结果终以身殉。假如陶不走,陈亦决不参加。陶及今清夜扪心,对公博其亦有我不杀伯仁之感耶?
  
  
  
  
  
  
  
  一八、公馆脉与CC间的暗潮
  
    天下的是是非非,正是难说!有时至盖棺而仍不能下一定论,千古亦安从得一完人?有人以一瑜而掩百瑕;也有人以小疵而没大醇。汪氏最初以对于国际情势以及抗战局势判断之错误,尤深惧中共之坐大,继之以重庆当局处置之不当,又加以日本特务机构之从中煽诱,遂使国家对外作战之时,陷于分崩离析之局,渐至政权对峙,同室操戈,暗杀盛行,多人殒命。汪政权之不为国人所谅,至抗战之终于获得最后胜利,成王败寇,已属百喙莫辞。汪政权首要诸人,无可否认其中不免杂有权位之欲与意气之争,但也不应完全抹煞其家国之痛与禾黍之思。而在政权建立之前,即不能以孤臣孽子之心,同心同德,覆巢之下,暗中居然已酝酿起派系纠纷。
  
    罗君强有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三个中国人在一起,一定分成两派。”而汪政权中,也的确明争暗斗,各自为政,仍然是一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传统现象。
  
    第一:重庆的宣传是成功的,到今天,有人一提到汉奸政权,大家明白就是指的“汪政府”。但是汪政权中人,对“维新政府”诸人,普遍还存在看羞与为伍的心理,以为我们是有所为而来,而你们是徒为一己之利禄,甘作日敌之鹰犬。所以,当汪氏在沪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许多国民党的老党员,声泪俱下的向周佛海提出了两个要求:一、“维新政府”中人,不许当选为“中央委员”;二、曾经参加过“维新政府”的国民党党员,即不得充任为“代表大会”的“代表”。周佛海以形格势禁,谓维新政府既向在日人卵翼之下,我们今天表面上要与日人合作,如其连形式上也将维新中人摒弃于新政权之外,则今后一切,势将无从谈起。故力劝大家要隐忍,要退让,结果成为一场不愉快而无结果的争论。当时即有人凄然地说道:“与变相的‘维持会’同流合污,将何以自解于国人?岂非‘维新政府’是前汉,而我们竟成为后汉?”终“汪政府”之局,梁鸿志虽任“监察院长”,而诗酒自娱,甘于伴食。任“司法院长”的温宗尧,早已老朽昏庸,尸素其位。此外在“汪政府”中仍在活跃的人如任援道、陈群、邓祖禹之流,虽其后贵为“部长”、为“省长”,陈周诸人,或虚与委蛇,仍随时提防,目的求其不从中向日人作梗,而心理上则始终存有“非我族类”之感。
  
    就是“汪政府”的从龙诸人中,所谓公馆派与CC之间,也复壁垒森严,暗潮迭起。汪氏离渝赴沪,其旧日干部,都未同来,参加“汪政府”的亦仅寥寥数人,所谓公馆派,是指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陈耀祖、周隆庠、陈君慧诸人而言。事实上的所谓公馆派,仅基于历史上的渊源,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形成。其中大部份在行动上并无表露,比较突出的是林柏生,与周佛海之间,也不时发生一些小磨擦。就以我为例,像本文前面所述,我与柏生有过一段相当密切的友谊,上海中华日报的创刊,我曾经尽过力,抗战期中国军撤退后休刊期间,因欠租涉讼,法院已命令拍卖执行,我又曾经保全适该报的房屋机器,迨汪氏之“和平运动”发?,中华日报复刊,我又冒大不韪而助其实现。事实上柏生的对我也并不错,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前,他并未征求我的同意,由港来电,保举我为广东代表。自他抵沪以后,也有过好几次欢愉的晤谈,但以我允周在先,不便舍周而就林,因此,终以派系观念的作祟,其后数年之中,我与柏生始终弄得格格不入。
  
    当佛海邀我参加之始,我就强调不再担任有关报纸方面的工作。但不幸得很,在港时部与佛海谈定,“汪政权”出现之日,同时在南京创刊一张新报纸问世的叶如音,当佛海到沪以后,如音也追踪而来,与罗君强共同负起筹备的责任,时法币犹未贬值,如音先后领到了约十万元的钜款,一事未办,却不辞而别。这事使佛海弄得万分狼狈,因为办报的经费,是公款而并非出于佛海的私囊,开头第一件事,就使他无法向汪氏交代,所以一时情感很冲动,意欲得如音而甘心,我力为缓颊,佛海就提出了由我续办为条件。事实上佛海的左右,的确也没有对报纸略有经验的人,在此情势之下,我只有违背我最初的本愿而勉为其难,这就是其后在南京发行的“中报”。
  
    报纸真是一件最容易招惹是非的东西,中报还在筹备期中,即已发生了无数的麻烦,起初陶希圣要求罗君强把他改为“中央日报”,经君强坚拒之后,且贻书诟责,曾成为一轩然大波。陶希圣出走之后,林柏生继陶为“中宣部长”,又向我重申前议,希望改组之后,由我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我转商之于佛海,佛海倒并无一定成见,“三个人就成两派”的罗君强,却力持反对,以为我们辛苦经营,何苦让柏生坐享其成。当我向柏生婉言答覆的时候,他非但对佛海显出有了芥蒂,连对我他表示了从未有过的冷漠。
  
    在汪政权“还都”的前夕,正在安排各“院”“部”的人事时,一天佛海忽然问我:“你希望担任什么职务?”我当时说:“我愿意以友谊帮忙,我过去一向从事于自由职业,闲散已惯,不希望因有职务而受到拘束。”佛海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名义,也就不能做事。我的意思,你最好担任宣传部次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再兼中报的副社长(社长由罗君强担任),较为合适。况且你与柏生为老友,他既希望过你帮他忙,更是一举两得,你先去与他商定了我再报告汪先生。”当我衔命去会晤柏生,道达来意之后,不料柏生竟尔率直拒绝,他说:“宣传部次长人选已决定,为了国际宣传,将由汤良礼(现在印尼侨居)任政次,‘维新政府’的‘新闻局局长’孔宪铿,由日人推荐为常次,无法拒绝,人事已定。政府一切都由周先生主持,难道他竟然能不安插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我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佛海听见了又是一度冲动。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佛海的日记中有一段云:“旋谒汪先生及夫人,谈一般问题,切陈不可有小组织,以召内部分裂。并坦白直陈以林柏生组织小团体,排斥异己为不当。”云云,计其日期,大约即为此事而发。终汪政府之局,公馆派与CC之间,明争暗斗,相处从未融洽。
  
    幸而汪氏对周,真能推心置腹,视同股肱,周也能任劳任怨,始终对汪无异志。公博既以与汪氏的私谊而来,对汪政权也一直采取消极态度,在名义上是陈高于周(汪政权建立以后,陈初任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在实权上,则周重于陈。外交、财政、金融,以至军事、特务,无不丛集于其一人之身。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如水乳交融,相处无间。此则不能不说由于汪之优容,陈之气度,以及周之才能,始克相安于无事。
  
  
  
  
  
  
  
  一九、周佛海左右之十人组织
  
    佛海本为CC系最高干部之一,过去与汪系绝无渊源。在汪政权中,所谓公馆派者,对佛海也仍然以CC目之。周平时与梅思平、岑德广(字心叔,前清两广总督岑春?之子)往返较密,过从几无虚日。当周来沪之始,同来者仅其旧部罗君强与其内弟杨惺华(两人迄今仍系沪提篮桥狱中,消息不明),一信而一亲。丁默村与李士群两人,本为CC的中统旧人,亦被视为周系人物。但汪政权六年之中,梅思平一度曾拟离周而独树一帜,中间屡有不洽。丁李之间,丁之资历远过于李,而李与土肥原之关系,则较深于丁。当汪政权建立之前,丁李为争“警政部长”一席,势成水火,周初则袒丁,终以丁出任“社会部长”,由周自兼“警政部长”,争端始泯。以后周丁之间又不睦,而李忽有向周表示效忠之意,一度成为周左右红人,有驾君强而上之之概。迨周让以“警政部长”,又推荐为“江苏省长”,李渐有跋扈之状,甚且于李所主办之“国民新闻”上,对周公开攻击(周为该报董事),使周难堪达于极点。以后李之为日人所毒毙,虽为罗君强与熊剑东合谋而成(经过详后),一切则靡不种因于此,而周李之间的感情,亦从此成凶终隙末之局。
  
    周佛海对汪氏虽事之维谨,对于小团体亦以不得群众之利,反受群众之害为言。但过去于党同伐异中浸染已久,实亦未能超然于派系之外。尤其罗君强朝夕在旁絮聒,以为欲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一再进言,周卒为之意动。在民国二十八年九、十月间,君强曾就同左右较亲密者数十人,拟一名单,呈周核定十人,以拥周为目的,结为金兰之谊,俾成为周系之核心。拟于汪政权建立以后,分任为十部次长,俾周之耳目,得分布于各个部门。后来由周圈定易次干(后任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局长,旋病?)、耿嘉基(三十三年以受日人迫害,愤而自杀)、罗君强、汪曼云(后任农矿部暨司法行政部等次长,现为中共拘押)、蔡洪田(后任江苏民政厅长,现在港)、章正范(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中共南下,被枪杀于杭州)、周乐山(后任安徽明光区专员,为罗君强所逼,在狱中仰毒自尽)、张仲寰(后任江苏教育厅长,现在海外)、戴策(后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现留大后)、金雄白(后任中央委员、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中政会法制专门会副主任委员等职,现在港),其后,十人出任十部次长之计划终未实现。佛海亦深以构成份子,份量不够,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重加改组,其新组织之名单如下:李士群(后任警政部长、江苏省长等职,三十三年为日人毒死)、罗君强(后任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现系沪狱)、汪曼云、蔡洪田、戴英夫(后任教育部次长、上海市教育局长等职,现在沪)、金雄白、周学昌(后任南京市长)、沈尔乔(后任浙江民政厅长、代理省长等职,现在沪)、朱朴(任交通部次长,现在港)、王敏中(后任教育部内政部次长、江苏财政厅长等职,现在沪),而以梅思平为顾问。其中李士群、罗君强、汪曼云、蔡洪田、金雄白、周学昌、朱朴为与周之直接关系。王敏中、沈尔乔由梅思平所推荐。时周丁之间已失和,戴英夫被利用为刺探丁方之消息者。仪式系在七十六号举行,备极隆重,即周佛海日记中十二月二十三日记云:“晚,赴七十六号,约集士群、君强、曼云、洪田、英夫、雄白、学昌、尔乔、朴之、敏中十人作恳切之谈话,勉以顾全大体,以事业为重”云云。即指此结盟之一幕也。
  
  
  
  
  
  
  
  二○、郑苹加谋刺丁默村颠末
  
    在汪政权中,太多醇酒妇人之道,而“七十六号”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尤其是一个色中饿鬼,他虽然支离病骨,弱不禁风,肺病早已到了第三期,但壮阳药仍然是他为纵欲而不离身的法宝,他当年与女伶童芷苓的缱绻,早成公开秘密,而郑苹如的间谍案,更是遐迩喧传。海外书报中曾有不少记述此案的经过,可惜有些是语焉不详,而有些则与事实相去大远。
  
    郑苹如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郑钺之女,生母是日本人,她在上海法国学校读书,家住法租界法国花园附近的吕班路万宜坊。万宜坊中有着上百家人家,其中活跃如邹韬奋,艳丽如郑苹如,都是最受人注意的人物。我也有一段时期住过那里,每天傍晚,郑苹如常常骑了一辆脚踏车由学校返家,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一个鹅蛋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媚眼,秋波含笑,桃腮生春,确有动人丰韵。不知她怎样竟加入了军统任间谍工作?又不知怎样竟然会与汪方的特工首领丁默村发生了暧昧关系?
  
    丁郑之间的往来,已经有了好几个月,丁默村是个特工首领,处于那时的环境中,对事事物物,样样提防,而唯独对于郑二小姐却十分放心,数月之间,也从没有发现她任何可疑之点。一天,默村在沪西一个朋友家里吃中饭,临时打电话邀郑苹如来参加。饭后,默村要到虹口去,郑苹如也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同车而行。从沪西至南京路或至虹口,静安寺路都是必经之道。当车经静安寺路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时,郑苹如忽然要向西伯利亚买一件皮大衣,嬲着默村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特工人员知道到一个没有预先约定的地点,而停留不逾半小时,认为决没有发生危险的可能。默村以为她的邀他同去,目的不外是一种需索的手段而已,于是坦然随她下车。汽车是停在见伯利亚马路对面的路侧,该店是两开间的门面,当他们两人穿过马路店门时,默村看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彪形大汉,腋下各挟有大纸包一个,里面显然是藏的武器,知道情形不对。而默村在此紧要关头,能持以镇静,毫不慌张。仍昂然直入店内,而一转身即毫不停留,撇开了郑苹如,由一扇门狂奔而出,穿过马路,跃上自己坐来的保险汽车。两大汉以为默村进店,至少要有几分钟的停留,突然看到他已跑过马路上车,立刻拔枪轰击,但为时已晚,祇车身上中了十几枪,弹痕斑斑,而默村则毫发无损,汽车也疾驰而去。
  
    他回到七十六号以后,已清楚必然是郑苹如出的毛病,既然她能布置得那样周密,那样从容,不露一毫破绽,知道必然是有组织的特务工作。默村也不动声色,毫不采取行动,以松懈她的警觉。事隔数天,郑苹如也满以为事非预约,对方决无怀疑之理。第三天还亲自打电话给默村慰问。默村自然假意敷衍,依然柔情一片,还约了郑苹如下次的幽会日期。她为了表示坦白,居然遵约而至。一到,自然给默村预先埋伏的警卫立刻把她扣留了。
  
    在审讯中,郑苹如承认了为重庆工作,而且是奉军统之命行事。然默村为追查有关线索,发交给原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林之江看守盘问。拘留的地点,也就是林之江的沪西家里。郑苹如真有本事,她对林之江(林于前数年,在香港病死),眉挑目语,献尽殷勤,一再诱林相偕私逃。林事后告诉我,以郑苹如的烟视媚行,弄得他荡气回肠,曾经几度为之意动。而丁默村最初也余情未断,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并不一定欲置之死地。一天在佛海住宅中午饭,我也在座,许多汪系要人的太太们纷纷议论,事前都曾经到她羁押的地方看过,一致批评郑苹如生得满身妖气,谓此女不杀,无异让她们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胆胡为。默村的太太当然是醋海兴波,而其余的贵妇人们尤极尽挑拨之能事,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形势,早知郑苹如之将必难幸免。
  
    果然,几天之后,枪杀的命令下来了。由林之江押着她到中山路旁的旷地上执行,上车时告诉她是解往南京,不久即可开释。车抵中山路,要她下来时,她才知道这已是她的毕命之地。但是她依然态度从容,下了车,仰着头,向碧空痴痴地望着,叹一口气,对之江说:“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的撒手西归!之江!我们到底有数日相聚之情,现在要同走,还来得及。要是你真是忍心,那么,开枪吧!但是!我请求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说完,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林之江,面上还露出一丝微笑。一向杀人不眨眼的林之江,对此一代红妆,而又表演戏剧化的一幕,竟至手颤心悸,下不了毒手。他背过脸,指挥他的卫兵上去,他急忙走远了几丈路,枪声起处,血溅荒郊,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此为国殉身。到今天,还有谁想到她呢?似乎胜利以后,恤典中且并无郑苹如之名!乱世性命贱于狗,真不知曾糟蹋了几多有为的青年!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6 09:44:45
  二一、加此这般的双方特工战
  
    在我开始写本书时,我曾经指出,汪政权的一幕,是时代的悲剧。而重庆与汪方的特工战,非但是悲剧中之悲剧,却又是悲剧中的滑稽剧。双方的同室操戈,流血五步,不论基于何种目的,在文明社会中,以暗杀为制裁或为报复的方法,总是太不光明与值得诟病的事。尤其沦陷区的民心倾向于抗战,对于七十六号不择手段的做法,特工人员的横行闾阎,包庇赌窟,公然开设于南市与沪西区大规模的赌窟,有“好莱坞”等不下数十家,虽然背后有日本特务机关因筹措经费而为之撑腰,但直接使民众对汪政权怀着最大的反感。周佛海虽是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李士群等表面虽受命于周,同时也受命于土肥原的特务机关,且有晴气等的日本特务人员常驻七十六号发纵指挥,形成大权旁落之状态。周佛海在日记中一再对特工人员的无所不为,表示痛心疾首,然而形格势禁,无法出以断然的手段。加上丁默村与李士群之间的争权倾轧,周佛海祇有用言语加以温慰,以爵禄与金钱以为羁縻。然而丁满足了,又引起了李的反感;李高兴了,又难免使丁失望。周时常调停于两人之间,他居主任之名,而不能对特务工作加以有效的控制。汪府平时固为此而困扰,而最后周丁之间,彼此既各怀不快,终汪府之局,始终处于貌合神离之境。而李士群既如上文所述,置于周之十人组织中,因曾融洽一时,卒以罗君强之专断傲慢,更成凶终隙末之局。今佛海南京永安公墓之墓木已拱,我不必再为他诿卸领导特工之责任。此段所述,系就事论事,仅欲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形而已。
  
    暗杀手段,在抗战之前,本早已蔚成风气。始作俑者,因无可宽恕,而其后的变本加厉,甚至累及无辜,不论其出之那一方面,其罪均无可逭。战前如汪精卫之遇刺于中央党部,中委王乐平、外次唐有壬之被枪击于寓所,已开风气之先。迨国军西撤,维新政权袍笏登场,重庆的军统中统人员,愈趋活跃;日人也在七十六号之前,利用无知流氓常玉清组织“黄道会”从事暗杀。汪政权尚未建立以前,重庆与日方互以上海为展开厮杀的中心地区,如唐绍仪由军统派遣林之江(那时林尚未投身七十六号)冒充古董掮客而以利斧劈死。“维新政府”绥靖部长周凤歧,则乘其送客出外被枪杀于亚尔培路寓所门口(周死后,由“次长”任援道升任)。晶报三日刊主人余大雄(榖民)被斩毙于“维新政府”之上海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浴缸中。社会日报社长蔡钓徒(一个加入黑社会的文化流氓,现在中共宣布其为共党党员)被枭首后,将头颅悬挂在法租界的电竿木上。申报记者钱华,乘人力车行经跑马厅侧的龙门路时,遭三弹击毙。那时的上海早已阴风惨惨,人心皇皇,报纸上时常有大字标题的暗杀新闻。与政治有关的人物,不论是属于那一方面的,都有人人自危之感!
  
    而汪方特工与渝方的实行暗杀战,是悲剧,是滑稽剧,也是想不到的奇迹。因为,汪方特务工作的最高主持人周佛海,尽管他以汪氏对他信任之专,一直认为汪以国士待之,故有感恩图报之心,但对他的故主蒋先生,在在流露眷恋崇敬之意。以处于敌对的地位,非但未尝有所诋毁,且毫无避忌的在嘴下笔下,尊称蒋先生而不敢名。六年之中,初则千方百计于全面和平之促成,终且输诚效命,冒万险以贯澈中枢的任何指示。他日记中曾屡屡提到祇要和平能实现,他愿意束身待罪。有一次我问他,我说:“你以为抗战的国际形势,不利于我,日人发动了侵略战争,结果亦证明泥足愈陷愈深,为了救国家于危难,拯陷区人民于水火,因此从事于这一个和平运动,但假如这判断错误了,而抗战有日终于胜利了,你又将如何呢?”佛海当时毅然的道:“祇要抗战员能胜利,国家前途有望,我们还有什么遗憾?我愿意含笑引颈就戮,又何必靳惜一身?”此数语不失为由衷之言。而且周助汪以后,他的岳父杨卓茂虽被关闭于息烽集中营,但予以充份优待。他的老太太被软禁于成都,而日常费用仍由军统供给,平时生活照片,也不时辗转送周以安其心。以后秘密电台建立,更随时以周老太太的近况报告。直至民国三十四年夏,周老太太病逝,当天即接到秘密电台的电告(当时沪渝间表面上电讯已中断),而翌日沪上各报,即已遍刊讣告。
  
    佛海既与重庆有默契、有谅解,而重庆的特工系统,也不外为中央党部的中统,与军委会黄埔系的军统。而周在战前南京时代,既是CC的最高十干部之一,又是所谓蓝衣社七个最高干部之一(周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回国后,赴粤出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以此与黄埔系有直接渊源),与重庆的两大特务组织有深切的关系,非迫不得已,即明知为渝方特务,亦决不予以捕杀。如其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日记中云:“晚约陈肖赐来谈,陈为重庆任情报,因系老友,故大胆来此。”又如五月二十日日记:“(陈)警洲报告,在沪晤戴笠由港来沪之代表张某。”又九月九日云:“士群引见陆大槐,甫由闽来之渝方特工要员也。”而丁默村则为中统创办时的第二处处长(戴笠为第三处处长)。李士群留俄回国后,也一直担任着中统的中级干部,而士群先后投日靠汪以后,尽管一面与重庆方面,以枪还枪,大杀特杀,但与戴雨农氏之间,仍有电台联络,如周佛海日记九月二十日记云:“返寓后,接士群电称:戴笠来电,谓不敢将余致蒋电呈蒋云云(按:指周有关全面和平之建议)。”所以在民国二十八、九两年中,上海虽然表面上杀来杀去,而背地里则声气互通。汪方特工,既要袪除日人的疑心,又要获得重庆的谅解,被杀者并非一定是国贼,或是顽敌,而祇是行动人员的工作表演而已,此其所以为悲剧、为滑稽剧、为奇迹他!
  
  
  
  
  
  
  
  二二、追悼会终于引开了杀戒
  
    汪氏等抵沪以后,尽管特务工作,已有相当的实力,而且军统中统重要人物,如林之江、王天木、胡均鹤、陈恭澍(即当时出版蓝衣社内幕之作者)、万里浪、谢叔锐等纷纷来投,事实上对于重庆方面特工人员并没有出手还击。到了二十八年的秋季,上海参加汪方工作、或与汪方有默契的,已有季云卿(清帮通字辈人物,为李士群之老头子)等十二人遭暗杀了。七十六号的大礼堂中,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十二烈士追悼会”,周佛海、晴气等纷纷致辞,会场充满了一片悲哀的气氛。大会匆匆散会,周佛海也已回到他的办公室,不料十二被害者的家属五六十人,跟看一涌而进,孤儿寡妇,麻衣如雪,全部跪在地上,嚎啕痛哭,大呼“报仇”!“报仇”!佛海最初还百端劝喻,而家属代表在情感极度冲动之下,高声嚷着说:“我们帮你做事,被人杀了,你们不还手,是不是我们的丈夫、父亲该死?你是不是还希望别的人继续做工作?我们有力量,为什么不还手?”那时情形显得有一些混乱,我站在周的旁边,看他舌敝唇焦尽力劝慰之后,家属并未停止喧嚷,佛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呆呆的不发一语。僵持了一小时左右,周的情绪也有些激动了,在稍一迟疑之下,终于提起笔来,批准在七十六号拘留所中的一个沪西恶霸,立即提出枪毙。不料由于这一个追悼会,从此引开了杀戒!当时我目击这一幕,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但在那时情况之下,谁也无力制止,就这样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开始了自相残杀!而且被杀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如蒋伯诚、吴开先等,拘捕后不但营救释放,而且款为上宾。蒋还安闲地在沪照常指挥工作;吴则索性用专机送至边界,安然返渝。汪政权的微妙,在特务工作一点上,尤其显出了它的特色。
  
    我不常到七十六号去,而且与特务工作毫无关系,仅偶尔从佛海口中听到一些消息,或者在他卧室的小写字桌上,有时看到若干七十六号呈报的公文。所以此后如中国银行的集体屠杀案、定时炸弹案等,虽曾轰动一时,现在记忆中已无法追述当时详细经过。下面所写的一鳞片爪,仅就我所知道的,写出当时的真相。
  
    第一次使我最震动的,是二十八年耶诞夜的沪西赌场枪击钜案。我清楚记得,在那年耶诞之前,重庆国民政府最高检察署发表了第三次的通缉名单。像我渺不足道的人,居然也列名在梅思平丁默村罗君强等二十余人之中。那时我看到了报上的消息,我说不出是惊愕还是奇异,我觉得有些茫然与慨然之感!在暗杀案件层出不穷的时代,被通缉的照例是格杀勿论,我真是一个叛国者吗?我居然被指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家伙吗?如我这样个毫无作为的人,也值得政府的通缉吗?而我,有生以来,心里第一次有了“人生朝露”的阴影!通缉令发表后的一两日,就是耶诞前夕,我忽发奇想地向国际饭店十四楼的摩天厅,预定了二十个座位,抱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宗旨。但我不知那是得意还是失意?但我想在未死之前,于佳节中尽一日之欢。认为较要好的朋友,以及来往较密的腻侣都约定了。我那时和罗君强住在一起,他看到我的忙乱,看到我像是兴奋又像是颠狂,而且电话中公然约人跳舞,他忍不住向我劝告了,他说:“不管你为了什么原因,又何必冒此生命危险?倘然为了久蛰思动,真是脚痒了,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兆丰公园对过惠尔康隔壁的兆丰总会,是赌窟,也附设有舞厅,地点在沪西,为我们警卫力量所及之处。而且,有许多我们的自己人决定到那里去玩,且已布置了二十名携枪的警卫,我坚决劝告你不去国际饭店,一定要散散心,不如到那里。”我终于为他说动了,立即向国际饭店退了定位。就在那时,佛海夫人从隔壁过来了,听见我们在争论,她问明了什么事,她说:“与其出外去冒危险,不如坐在家里打麻雀。”就这样,周太太、君强、以及我与忘记了是谁的一个朋友,一起到周家去打牌。牌局继续到凌晨四时,忽然电话铃声响了,传来了惊人的消息。就是备有警卫的兆丰总会,当许多汪方的人员翩跹起舞之际,枪声响了,拔枪的就是自己带去的警卫,目标是相当重要的“和平军”十三师师长何天风,当场中弹毙命(天风死后,由副师长丁锡山继任,丁于胜利前反正投渝,后又投共,在戡乱初期,浦东作战中阵亡,为国军枭首,在青浦等县城门示众)。警卫得手后,乘间逃逸,问题是起于十三师内部人员的争权,而又受到重庆方面人员的运动。这对汪政权是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使内部人人自危。而我初由君强的劝阻,几乎躬逢其盛,卒以周太太的怂恿打牌,临时变卦,否则即使不死,也要饱受虚惊了。从这一次起,我怀了戒心,非不得已,决不外出。在这六年中我能幸保残生,不无得益于这一次的教训。
  
  
  
  
  
  
  
  
  
  二三、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双方展开暗杀最猛烈的时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也就是汪政权在沪酝酿与转往南京建立的那两年。虽然那时周佛海与重庆还末真正取得密切联系,但不能不说在特务工作上,双方早已有了默契,表面上是做得勇猛杀搏,而暗地里却是声应气求。倒霉的是双方没有保护的低级人员,有人为了抗战,有人为了和平,说穿了大多数人是为了衣食,他们为一方面工作,因为是小人物又不能不抛头露面,出外奔走,这样很容易为特工人员造成立功机会。
  
    如前所述,首先取攻势的是重庆方面,军统与中统做得都很热闹,除了所谓“十二烈士”之外,如“维新政府”外长陈箓被杀于寓所,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运奎被杀于他所经营的中央旅馆门口,法租界政治的╳更生(他是双方都称为烈士约奇怪人物),大舞台老板浑名阿富郎的,“三大亨”中之张啸林,都因与日方有了关系,渝方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手段。丁默村接盘了上海四马路石路口的文汇报,先后委刘呐鸥与穆时英任社长,报纸还末出版,而两人又被人途次伺伏,乘机遭枪杀了。其他还有我已记不起名字的金融界二三人,都在街头被狙击殒命,全沪乃成为一片腥风血雨之场。
  
    现在美国的所谓报复政策,倒是汪方特工发明在前,他们的还手办法,是一个抵一个,你杀我一个新闻界人物,我也还你一个新闻界人物。你杀我一个金融界的,我也还你一个金融界的。最惨酷一次,自然是江苏农民银行与中国银行的集体枪杀与集体绑架,血洗的结果,中国银行屈服了,七十六号派了李祖莱进去担任副理,为停止报复的交换条件。
  
    同时,七十六号发表了一张通缉八十三人的离奇黑名单。大部份人是并不重要的新闻从业员。七十六号在申新各报中都潜伏着情报人员,成立了一个新闻小组,每周在七十六号开会汇报一次,租界内各报的动态,应该是清楚的。而这一张八十三人名单,非但连一个普通的外勤记者也列入于名单之内,甚至若干已经参加汪方的人,仍然是通缉的对象。举一个例来说:新闻报的编辑陈达哉,早已在我所主持的南京“中报”担任秘书职务,看到了黑名单中赫然有他的名字在内,非但他感到惊愕,连我也为之啼笑皆非。双力新闻界的浩劫,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租界以后,才告停止。名单的所以会有此离奇现象,七十六号当局是情形隔膜,以耳代目,为七十六号工作的各报情报员,夹杂有私人恩怨在内,把平时不惬意的同事,不管人家的死活,随便开一个名字上去,既可以塞责,又可以泄愤。乱世性命贱于狗,于此益觉信然!
  
    因为我是报坛旧人,对于同业也就特别关心,不幸新闻界的朋友们却死得特别多,我往往于见到报载后才爽然若失,自觉耳目较近,而竟至无能为力,看到同业们的先后殉职,不觉兴兔死狐悲之慨,内心也充满了歉咎之情。因此我时常与佛海力争,以为新闻界的大多数人士,除敬业乐业之外,并不含有任何政治作用;即使言论稍趋激烈,也是凭了他们的良知,以发表其心声。假如和运是为了救国,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抗战更是救国,对于手无寸铁的人,因逞一时意气,肆加杀戮,于心何忍?佛海也颇韪余说,深为我言所动,我也曾偷偷引若干地位较重要而与余关系较深的抗日记者与佛海见面,取得默契。佛海于接见之时,很直爽的说:“你们对日本人尽管骂,但我们有我们的苦衷,对政府,希望彼此精神上能获得谅解,不要出以过份的攻击。”那时留在上海的报馆重要人员,几无一不曾由我陪同与周见面的,这里我不想列举他们一向自以为忠贞者的姓名了。但我所能为力的,也仅如此而已。
  
    经过了大难,会相信“生死有数”的迷信说法。譬如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现在北平,被中共指为九三学社中之右派份子,曾于开会围攻中撞柱求死),我与他是时报旧同事,他在白尔部路民治新闻学院门前被击未中,后逃渝得免,而我事前确是一无所知。又如大美晚报记者程振章在辣斐德路的被杀,他是一个新进,决不应该是狙击的对象,甚至我从未听到过他的名字,而竟然枉送一命。又如前申报记者张寄涯,那时在主持一家采取抗日立场的通信社,又大中通信社的吴中一(前民国日报记者,后病逝内地),事前七十六号呈报佛海,要对他们下手,我偶然在佛海书桌上看到了,暗中及时分别通知,才告无事。大美晚报总编辑张志韩(现在台湾报界任职),汪方特工已在布置窥伺其行踪,在情报上说他时常改穿了短衣,行走于棋盘街一带,我直接用电话警告其防卫,而他反以为我在危言耸听,而结果也终于无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以及严谔声太太遭拘捕后并没有人请托,都由我自动设法保释。
  
    而其中有两位送死与讨死的人,当事发之时,曾经震动沪滨。一个送死的是想火中取栗的英文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据我所知道,他早与汪方接洽成熟,应允改变报纸立场,并且先后已收受过相当数额,而一再迁延,激起了七十六号的愤怒,张似旭也索性避不见面。结果趁他在南京路静安寺路口的凯司令西菜馆午餐的时候,在一阵乱枪下轰击毙命。另一位是中文大美晚报的朱惺公,他是个神经质的人,可以说他是名士派,也可以说他是狂士,喝喝酒,抽抽大烟,酒后兴会淋漓,则写几篇愤世嫉俗的文章,以邀得读者们的喝采,他的目的也不过如此。特别对汪政府不断的谩骂,因为他知道上海大多数的市民是抗日的,而大美晚报的立场更是抗日的。起初,七十六号也目他为狂士,并不要置之于死地,曾经有人警告过他不必为过甚,而他在报上的公开答覆:“老子一定要骂,有本领就来打我。”他的态度,真是在讨死,迫得七十六号不能不杀之以立威,于是趁他行过每日必经之天后宫桥(土+免)时,派几个打手,掩袭其后,就轻轻的断送了他一条生命。他狂得可惊可爱,但是太不智了,太岁头上动了土,又不知如何隐藏行踪,虽然人生自古谁无死,又何必定要如此毫无代价的白白送了一命?
  
  
  
  
  
  
  
  
  
  二四、特工战中申报首当其冲
  
    申报记者金华亭非但是我的老同业、老朋友,而且从民国十三年起,我们同时分任上海两家大报的政治新闻的采访任务,我们都是上海报坛上的第一批专任外勤的记者,又同时北伐时期的随军记者。虽然我们之间,性格上并不融洽,而形述一向相当密切。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佛海的朋友。当民国二十七年国军退往汉口后,佛海正代理宣传部长职务(部长为顾孟余,始终未莅任视事),那时华亭去了汉口,他去看佛海,佛海知道他还是要回到上海的,立即派他担任宣传部驻沪特派员。他回沪以后,还与我见面,带来了佛海的口信,希望我赴汉帮忙,去当宣传部的新闻处长,我正因律师职务忙迫,接手的案件无法摆脱,兼以交通困难,及至想摒挡启程,汉口又沦陷了,卒至因循未果。不料二十八年秋,佛海随汪氏来沪了,华亭的特派员职务,与那时佛海所担任的角色,由隶属关系一变而处于敌对的地位。佛海深恐他处境困难,由章正范等的接线,约华亭见面,同样佛海坦率地告诉了他一些和运内幕,希望照常做他的特派员,但不要妨碍他个人部份的工作,并月馈五百元为津贴。当时谈话的经过很和谐,以后也逐月由正范将津贴送去,祇要华亭能够稍善于应付,以他与佛海的私谊,决不至召杀身之祸。尤其该报主持笔政的潘╳╳,也与佛海为老友,佛海曾经拉拢过他出任教育部长,彼此见过面,虽以条件不合,未成事实,但对于上海销行最广的申报、新闻报,在佛海心里,则确无敌视摧残之意。
  
    华亭为人非但吝啬成性,且好放言高论,一向人缘不佳,所有汪方所接情报,都对华亭不利。在二十九年,一次我去南京,往佛海公馆,佛海一见面就说:“都是你一向为申新两报说情,现在反而使我为难了。汪先生认为过去处置太宽,才弄成现在的状态。”我听了正在莫名其妙,佛海把汪氏的手谕拿出来给我看,那是一纸便条,我还清楚记得写着如下的寥寥几个字:“佛海兄:申报言论荒谬,请兄严厉制裁。兆铭。”我呆呆的看了一遍,问他:“你预备怎样呢?”他说:“昨天申报潘╳╳所撰的社论,骂得我们太过份了,汪先生既有命令,我无法再为回护,已去电七十六号立刻行动。”我懂得行动的含义,绑架、暗杀,也可能有更甚于此的事。我说:“我是望平街出身的人,我不能不替一班老朋友说话,我仅凭良心,并无作用。是不是能让我再以私人资格去劝劝他们,在此期间,请你暂缓行动。”佛海说:“电报已经发出,一切已无从挽救,那祇能看他们的命运了。”我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为老友们无限担心。同到了我所主持的“中报”以后,我突然有了一个决定。因为那时南京祇有两家报纸,一是“维新政府”的,由老报人秦墨哂所主办的“南京新报”,一是我主持的“中报”,本来在沦陷区报纸上,外电祇准用德国的“海通社”,与日本的“同盟社”,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己建立了一个无线电台,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把反轴心的“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即现在的法新社前身)一古脑儿通过无线电台拍至南京照登,虽然用的是密电码,但简单得可怜,如以一字代三字,以四字代五字之类。我之所谓决定,即由自己电台上秘密通知申报加意戒备,电报由上海办事处转送给赵君豪(现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与严服周(和平后任申报副总编辑,现在沪)。这一个电报居然发生了效力,七十六号原意要送一个定时炸弹进去大干一下的,因为防范严密,未能得逞。仅由万里浪在三马路外国?山申报外面,投了一个手榴弹,轻伤了两名路人,作为交账。
  
    但是事情还不能就此轻易了结,七十六号既不能深入申报内部,于是等在外面,把七八个排字工人拘捕了,又把副经理王尧钦(本在港,前数年曾佐史咏赓办小画报,近已病逝)、经理陆以铭(现任香港平和洋行买办)的五六个孩子与一位古稀高龄的姨母一并捉来,关在七十六号。申报总经理马荫良与唐世昌一再求我从中设法,我费了几多唇舌,总算把王尧钦与工友们保释了。独陆以铭的家属,始终拒绝释放,我当面向李士群说:“罪不及妻孥,又何苦把无辜的老太太与无知的孩子们糟塌。”士群的答覆很妙,他说:“如果真是罪不及妻孥,为什么重庆要把周老太太软禁起来?”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人家的坏样?”士群答得更干脆:“我不管这一套。”我受人之托的营救,至此已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不料陆以铭再托唐世昌来逼我,问我是否因为与他不相识而袖手旁观。其实,我与王尧钦及申报的其他工友,又何尝相识?我受不了世昌的催问,又鼓勇再以同样的理由向佛海说情,而佛海的答覆,还是如士群所说;我忍不住道:“重庆把你老太太软禁了,你作何感想?为什么连你也不能有推己及人的恕道?”他想了一想说:“你说得也对,那就由你出面去保吧!”说着写了一张手令,由我亲往七十六号保出后一直送回他们的家去。不料,这事竟引起了七十六号的反感,傅也文、潘达、万里浪等,同去见佛海,说他们以性命博来的工作(因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他们祇能用绑票手段,尚不敢明目张胆),全由我得钱买放了。他们向佛海表示从此停止行动。佛海找我去问,也有朋友为我证明可无愧衾影,佛海相信我不至如此无耻,其实托我的人也不过是利用我的傻气而已。一场风波,总算不了而了。但是最后的目标,却不幸转注到了华亭身上。
  
  
  
  
  
  
  
  二五、金华亭被杀是自取其咎
  
    金华亭的宣传部特派员为周佛海所委任,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很以此名义为荣,平时开口闭口:“我是中央特派员”,对报馆行政,也常以特派员身份盛气干涉,因此招致了许多同事的不满。但他与佛海的见面,以及收受津贴的事,是很少人知道,而华亭的心里则怀着唯恐人知的鬼胎,于是平时调子越唱越高,言论也越趋越激烈,他的真意,无非要表示特派员的忠贞之气,以袪除人家对他或有的怀疑。但他的一言一动,都经过潜伏在申报的情报员,加油加酱,报告了七十六号,每天所接到的,尽是他的反汪论调,汪方特工,乃决意下手翦除。
  
    因为我与佛海贴邻而住,时常有事接触,有时他外出没有回来,我就坐在他卧室中的小写字桌上等候。他的公事,乱堆在桌上,我于无聊中随手翻阅,往往发现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民国二十九年的春天,我去时他方在批阅文件,一眼我看到了最上面的一件,附着华亭的照片,我知道这决不会是好事,我指着问他华亭有什么事,他把公事交给我看,原来是七十六号请求对华亭执行(暗杀)的签呈。上面胪举了华亭的“罪状”,详细叙述他出入的时间,以及寄往重庆信件的化名。他那时住在华龙路,把他居住的位置画了一张详图,并黏着他一张照片。佛海已经在签呈批了“准予执行”四字。我一方面惊骇于特工调查的详尽,同时为这二十年的老友无限焦急。我向佛海说:“你与他也是老友了,他的环境有困难,情报也许出之夸张,一时以情感冲动而杀人,事过境迁,你会后悔的,我希望你能给他一个机会。”佛海当时还很愤激,他说:“我对华亭要说的话当面说尽了,人情也做尽了,我要他做特派员,他就以这个来反对我,他受了我的钱,又做妨碍我的工作,他无情,能怪我无义?”我继续为他争,我说:“以你与他十载交谊,又何忍不教而诛?如我不知这一件事,本来与我无关,但既然知道了,良心上我不能不为老友说话。让我以私谊向他再进一次劝告,无论如何,请你暂时不要动手。”佛海经不起我的再三央求,从我手中将公事取回,把原批的“准予执行”的“准予”两字立刻改为“暂缓”。我为华亭松了一口气。
  
    回到我的住所,我急急打了一个电话给唐世昌(前申报夜班经理,为杜月笙门生,战前专为杜联络新闻界者)。我坦率地告诉他有关华亭的一切,我又加上了明哲保身一类的话。最后我说:请转告华亭,这是我对他所能尽的最大与最后一次的力量了。数天之后,世昌给了出乎我意外的答覆,我谅解华亭或许有他的立场与他的隐衷。当世昌把我的话转告他时,他起初有一些惊呆,想了一想后说:“他自己(指我)做了汉奸,居然还公然来恐吓我!我不受恐吓!”我听了虽然很难过,但不敢火上加油,把华亭的话去转告佛海。但汪方的对付华亭的事,也就此无形中搁置了下来。
  
    一年以后,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幕了,佛海认为他对申新两报已尽可能地加以维护,加以宽容。因此在分行开幕的时候,两报也应当破例为中储刊一张开幕广告。佛海特别找了我去,他说:你一直为申新两报说话,储备银行沪行开幕,请你去交涉刊登广告(那时日军尚未进入租界,各报一直拒登汪方广告),地位的大小可以不计。我分别以电话向商报负责人接洽,得到的答覆是商量后再给我回信。翌日马荫良用电话通知我,代表重庆在上海作地下活动的吴开先,已严令两报不得登载,请求我的谅解。一日之间,经过电话上的数度磋商,到傍晚我再去电话时,已无人接听,接线生推说负责人不在。这样,第二天开幕的中储分行,除了汪系报纸以外,其他终于只字未登。佛海为此感到愤怒,尤其对我以往一再为各报说情,表示不满。几天之后,他给我看一张情报,说申新两报决然拒登的主因,是由于金华亭的力持反对,他扬言谁主张接受的,他将呈报重庆当局严厉制裁。
  
    几个月的时间又平安过去了,我几乎忘记了这一件事。那已经是二十九年的残冬,我正去了南京,这一天我准备搭下午四时车返沪。中午时候,我去西流湾佛海的公馆,向他辞行。他正在花园中背着手俯着头,在阳光下散步,一等我说出下午要返沪的话,他急急地说:“回上海去,你千万要当心!”我以为有什么不利于我的情报。因为那时丁默村接盘的文汇报,以刘呐鸥与穆时英于筹备时的相继被杀,再无人敢在上海四马路的热闹地区去冒险,出版陷于停顿。默村顺水推舟,就送给了佛海,因为我经办的“中报”销路已奠定基础,所以他又要我去开办“平报”。我衔命去沪,不到一月,报纸就出版了,但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渡日。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他说:“不,金华亭今日黎明时给打死了。”我一愕,问他在那里出事的,他说:“在上海爱多亚路舞厅门口。”接着他叹了一声,又继续说:“他究竟是我的老友,我因此又觉得很难过。现在的暗杀政策,是一个对一个,你是新闻界最显著的目标,而且又具有最适宜的身份,我真为你耽忧,所以你要特别留神。”接着他又问我坐的是什么汽车,我告诉他是普通的“别克”车,他说:“那赶紧去买一辆保险车吧(装有避弹玻璃与钢板的)!需要钱,可以问我拿。”我闻到了华亭的噩耗,倒真有如他所说的难过,我惋惜地说:“华亭太糊涂了,这个时候,还去跳舞?”佛海答得声音特别轻,他说:“那是我们派人引他出来的。”我在他那里吃了午饭后,下午照常回到了上海。
  
    到“平报”去时,已经在午夜,华亭的事,还盘旋在我的脑际。我取了一份小报看,记得是卢一方写的华亭出事经过。原来上一天华美晚报的主人朱作同邀华亭到他家里吃年夜饭,饭后怂恿他去大华跳舞,到午夜之后,失作同说有事先走。华亭兴致勃然,一直跳到四点打烊前才挟了舞女阿二头下楼。刚到门口,就被预伏的人,出枪连发两枪击毙。华亭原也带有自卫手枪,仓卒中竟来不及拔枪还击。当我看完了这一段消息,脑海中我立刻浮起了一项怀疑。因为朱作同与七十六号早有往来,李士群给过他不少钱,要他投靠过来,作同一再推延。我去南京之前,已知道士群正在迫他表明态度,作同可能利令智昏,出卖了朋友,而且这可能性很大。第二天我特地去了七十六号,一见士群,我立刻说:“华亭的事,你做得不错,朱作同那里你化了多少钱?”他问我“谁对你说的?”我说是“周先生”,他摇着手要我千万不可告诉别人。这样我完全证实了我的怀疑,我认为朱作同太卑鄙可恶了!为了钱,竟然出卖朋友。我又打电话给唐世昌要他暗中通知与朱作同来往的朋友,加意防范,不要糊里糊涂再为华亭之续。这事传到了中统耳中,一个月以后,朱作同也被人击毙了,终算为金华亭报了仇。我所能无愧于老友者也止此而已!
  
  
  
  
  
  
  
  二六、我逃过了五次危险关头
  
    和平以后,中统方面的人告诉我,华亭死后,他们本来的确以我为报复的目标,后来因由我口中证实了是由朱作同地出卖,才改变而对他下手。无意中因此一言,却救了我自己的性命。
  
    但是汪政权六年之中,杀机四伏,我也先后逢到过五次危险,而卒能安全无恙,未伤毫发。这是奇迹,也是侥幸!
  
    汪政权是廿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南京建立。南京军警林立,是认为最安全的所在,我代佛海办的“中报”,是在城南的朱雀路,虽然是自已盖的房子,但是毫无防暴设备。也就在汪政权建立后的第七日,突然从门口飞来一弹,总算手下留情,炸力不大,微损了营业部的墙壁,轻伤了一名车夫,这大约仅是示威示儆性质。事发时,我刚到颐和路罗君强家,离开报社不久,到达那里的时候,就接到了报社来的电话,我与君强一同匆忙赶回去,已经军警云集,形势紧张,因为这是南京的第一件事,也是汪政府六年中南京唯一的事,我竟然既未受惊,更未遇险。第二天报上还写了一篇“迎弹辞”,吊儿郎当的写了“无情一弹,受惊若宠”一类的风凉话,而结果这一件案子也始终未会破获。
  
    我主办的上海“平报”,地处四马路石路口的繁盛地区(即和平后由吴绍澍接收而改为正言报),是一间普通市房,那里行人络绎,车辆辐凑,本是不容易戒备的所在,又有刘呐鸥、穆时英被杀在前,当我单身去接办的时候,朋友们都很为我的安全耽虑,我自己也怀有戒心,所以我一到那里,立把把面向马路的窗口,装上了铁丝网,墙里加砌了钢板,每一个门口,也添加铁栅,而且雇用三十六名武装保镳,作为警卫。馆内职工的出入,都需经过检查。当平报开办的第一年中,我以社长兼任了总编辑与总经理,几乎整整一年,寝于斯,食于斯,工作于斯,非有必要,决不轻出一步。要到别的地方去,也决不预约,且有保防车,与随行武装警卫人员。暗杀最厉害的时候,身上还穿了钢丝背心。也幸而有这样的戒备,虽然民国二十九年一年中,两次在门口被人投掷炸弹,仅伤了几个路人,略受虚惊,而全报人员未受丝毫损失。
  
    那年的小除夕,我妻子因为我不能回家,带了所有的儿女,到报馆来吃年饭团聚一次。饭后,我催着她回去,她还有些不高兴,我说:此是险地,我是没有办法,你何必要使一家同归于尽?她才勉强的带了孩子们离开了。她们走后还不到十分钟,楼下机器房忽然起火,机器房就在楼梯边,木梯是全报唯一的通道,火一起,顿时浓烟密布,杂有令人晕眩呕吐的药味。我们都在三楼,已经无法冲下去夺门而出了,我与同人已准备一起化为灰烬。幸而机器房的工友们努力扑救,未成大患。事后查出就是三十六名保镳中的一人,带进了装满化学品的玻璃瓶,里面杂有磷质等,塞在报纸堆中,一去瓶塞与空气接触后,立刻因氧化作用而爆炸发火。那时危机四伏,防不胜防,而且报馆同事中有两人有为重庆作特务嫌疑,我曾坦白地与他们讲过一些我的立场,一位采访记者原洗凡自动离职了,而另一位编辑芮信容则坚决否认,后来七十六号破获了一处特工机关,查出了他亲笔所写的情报,把我逐日的动态,详细报告,于是七十六号把他羁押检查,最后还是由我去保他出来。
  
    最危险的一次是二十九年的中秋,因为我终年住在报馆,晚上搞编辑工作,一直到天色微明第一张报纸印出,经过我亲自过目后方才就寝,写字桌旁边的一只长沙发就是我的床铺。每日十时左右就得起身,继续处理营业部的业务,非必要时决不外出一步。但什么都可以在里面做,天热,里面没有卫生设备,要沐浴,就不能不到外面去,而家又回不得。恰巧一位来自泰州的旧日同学,迁沪避乱,孑然一身,在法租界巨籁达路赁了一宅幽静的小洋房,从家乡带来了一名男仆,他与政治绝无关系,而且因染有烟霞癖,终朝偃卧,与外界也无接触。他来看我的时候,知道了我的困难,邀我随时到他那里去,为沐浴之需。当时他交给了我门上的钥匙。我也认为地点与环境较为理想,以后每隔几天,等午夜宵禁以后,路绝行人之际,乘车到他那里,车停得远远的,连司机也不知我到那一家去。我一下车,车就开走,自以为十分安全可靠。
  
    二十九年的中秋前,他约我中秋晚上到他那里去联床共话,同渡良宵。我嘴上虽然说到时再说,而心里则的确已决定了去休息一晚。中秋的前一天,我去看罗君强,方才坐定,苏州的长途电话来了。周佛海十人组织中的蔡洪田与张仲寰,正分任江苏民政教育两厅的厅长,那时的“省长”是高冠吾,而“省府”所在地的拙政园,颇擅亭台花木之胜,为苏州名胜之一。“省府”预定盛开筵席,赏月飞觞。洪田要我与君强同去盘桓,尽一日之欢。君强说有事不能离沪,我也说他不去我也不去,电话收线了。我正将离去,不料接着又来了仲寰的电话,他说一切为我们准备好了,不去太使他们扫兴。君强劝我不如我一个人去一次,我反正无可无不可,电话中就这样决定了。当天回到报社,料理了一些未了之事,第二天搭早车到了苏州。因此我对巨籁达路朋友家的约,自然再无法分身。苏州那晚的场面是够热闹的,名园赏月,裙屐翩跹,大家兴致很好。正在闹酒的时候,忽然上海有长途电话来找我,一接听是君强,他说:有一些要紧事,希望我明天早车回沪,车站上派人接我,直接先到他家里,千万不要到别的地方去。虽然我感到有些惊奇,但电话中不便详问,我就说:“好吧,我一定明天早车回来。”
  
    第二天,我如约回沪,一下车,他派了副官率领了二三十名警卫把我围住了登车直驶愚园路,我觉得气氛有些不寻常,问问君强的副官,他也莫名其妙。抵君强家时,他已等候着我。一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常到巨籁达路一家姓王的家里去?我想不出他怎么会知道的,随身他取出一张草图,那正是我那个朋友的住所,四周的形势,房屋的方位,连我去睡的一间客房,都画得清清楚楚。他告诉我:“昨天士群四处找你找不到,问到我那里,才知道你去了苏州。他告诉我:他潜伏在重庆特务机构中的反间谍人员,前天突然奉到了命令,当晚要去巨籁达路打一个人。他与其他三人持枪出发,要等这人一下车,立刻袭击。守候了半夜,却始终没有发现。他当时不知目标是谁,第二天(中秋)又奉令继续再去,他拿到了地图与照片,才知道是你(指我),因为时间充份,所以到七十六号去报告,要通知你那夜万不能去。因此士群急得四处找你。”我听了这一夕话,一时目定口呆,到今天我还敢说我这个旧同学决不会出卖我,他的男仆连我的姓名也不知道,其他也别无可疑之处。重庆方面的特工,何以竟会知道得那样详尽?幸而我去了苏州,才侥幸逃过了这一关。如不是朋友的一再电话相邀,此日恐怕我的尸骨早寒了。
  
  
  
  
  
  
  
  
  二七、日军阀徘徊于和战之间
  
    从汪氏由河内抵沪,一度赴日与平沼内阁及前首相近卫,及当时的军部首脑板垣陆相晤谈之下,使他知道日本军部和兴亚院的真正意旨,在使汪氏建立一个与“满洲”相似的傀儡政权,假手以代行日本军阀的侵略政策。汪氏无可讳言在政治上有欲望,在私人间有恩怨,但到底还不是甘心于把国家断送的人。汪氏由日返沪以后,表面上盘马弯弓,为筹建政权而积极活动,然内心则已感到极度痛苦。那时国际形势还未改善,在抗战艰苦阶段中:国际通道连仅有的滇缅公路也被英国封锁,他清楚明了国军的实力,认为战既不可,和又不能,实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中间又加上高陶的叛离,内部人事的磨擦,所以他那时肝火也就特别旺盛,时常对左右大声斥骂,尤其对褚民谊更不稍假辞色。而他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以挽救国家于万一,此时显得更真诚殷切了。
  
    汪氏左右的两大将,陈公博对政权的建立,自始都不感兴趣,他之从汪,基于两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以东方道义精神为基础。除干部会议中,有时发言外,一切实际责任,均落于周佛海一人之身。我目击佛海自民国二十八年夏以迄二十九年春“还都”前的一段时期中的辛劳忧伤,且不时抱病,内心也与汪氏同样痛苦。唯一可给周以安慰的,仅是汪氏对他的推心置腹,而周之对汪,也确有感恩知己之意。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放在面前,而且极错综复杂之至。首先是日本的态度,提出所谓“三原则”的近卫文磨,在汪氏由越赴沪以后,早已辞去了首相的职位,继任的平沼、米内等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态度上很淡漠。日本军部与外务当局的意见,也不一致。日本军阀们虽然仍然以“膺惩暴支”为口号,议会政党等也附和强硬政策,但又不能不承认侵略战争,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而占领的地区愈广,防守愈困难,兵力愈感不敷;也不能不承认这一场战争,成为泥足之势。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混乱的,但希望和平,则是一致的。日本军阀一面从事战争,并且成立了职权庞大的兴亚院,以后民间的政党也合并成为“大政翼赞会”,推波助澜,为虎添翼,充分表现出侵略的狰狞面目。但是一方面外相松冈洋右且亲自到香港与重庆进行秘密和平谈判。侵华大本营的“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了今井武夫在香港与自称宋子良的谈得兴高采烈。与后来国共战争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前后有异曲同工之处。
  
    汪氏的心理更是矛盾的、复杂的,他亲自赴日接触的结果,已认识了日本内部的混乱,也体味出日本军人并无悔祸之心。而同时他仍在认为抗战的继续,军事实力上难操胜算,徒然给共党造成坐大的机会。他在二十八年七月九日,作了一次“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中,曾经沉痛地暴露出他的心境。他说:
  
        “(上略)十二年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候对于中日
      关系,是照着上述方针进行的(按指孙先生所主张之大亚洲主义而言)。十四年间
      ,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上述方针,不敢少变。十七年间
      ,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
      ,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子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
      恶转而更恶转,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
      个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于这种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责任。不过我在当时是
      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院长,其后又兼外交部部长。我提倡‘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来矫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但是我必须反对一种论调。这
      种论调,就是当时所谓主战派,试问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
      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这是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我当初以为蒋介石先生与我同心的,我看了二十年十二月蒋辞国民政府
      职后一篇告诫国人的文字,认为蒋与我同心,所以诚心诚意来与蒋合作。然而四年
      之间,我已渐渐的觉得不对了。及至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我于大病之后,又受了
      伤,身体上支持不住。二十五年一年之内,我远适异国,直至西安事变发生,方才
      赶了回来,则情形更加大变了。我当时祇能认定剿共事业决不可中止,因为共产党
      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
      牌收起,将抗日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了中日战争,这种
      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我当时的言论方针,注意此点。自从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
      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
      也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直至最后最后,方才于十二月十八日离开重庆
      ,二十九日发表和平建议。”(下略)
  
    这一篇广播辞,上面仅摘录其中的一小段,虽然汪氏旨在为他自己的主和辩解,但字里行间,泄露出他内心对于未来局面的看法。第一、他对抗战结果的看法是悲观的,他认定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不能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虽然谁也无法逆料日本军阀以后竟然敢与英美为敌而掀起太平洋战争,自掘其坟墓;又谁也不会预知美国有惊人的原子弹发明,迫使日本军阀投降。但他对战局的看法,以后事实告诉我们,最后毕竟是错误了。最后的幸胜,这是天佑中国!第二、汪氏的离渝东下,发动和平,还是继续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他希望重庆以军车抵抗,而由他来出面交涉,外间盛传的所谓蒋汪双簧,两人之间,事实上虽无默契,而一切表演,即真像循这一条途径而前进。周佛海时常很得意的说:中国于抗战中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抗战如其失败,有汪先生的和平政府在;和平如其失败,有蒋先生的抗战政府在。譬之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不管开出来的为大为小,总有一方面是押中的,而押中的也必然是中国。第三、汪的主张和平,对于共产党的谋略倒是看得准极了。他是与共党打过数度交道的人,也因此他能洞察共产党的居心与手段,抗战的不论为胜为败,替共产党造机会也是必然的。而他终于不幸而言中,抗战真是给共党造成了机会。今天痛定思痛,也不能不认汪氏对共党确有其见解。所以汪政权揭橥的三大政纲为“和平、反共、建国。”他认为非和平即不能反共,非反共即无以建国。汪氏一行于二十八年夏季抵达上海以后,历九个月的时间,一延再延,而不立即建立政权,虽然原因很多,所迟以有待、所努力不懈的最大的任务,还是期待着全面和平的实现。
  
  
  
  
  
  
  
  
  二八、青岛会谈后三政权合流
  
    汪政权迟迟不克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如何处置沦陷区的两个既成的政权。
  
    当汪等去沪之时,变相的地方维持会,北方有“临时政府”,南方有“维新政府”,早就建立。在汪氏等心目中,本打算新政权一旦实现,此等政权中人,自应悉予摒弃,而一般参加“和运”的人士,尤不甘于同流合污。但是南北两政权各有其有力的背景,有著名特务土肥原及华北日本军部等为之撑腰,非但无排除之望,而且强迫着汪政权与之合流。中间经汪周等的奔走交涉,终无法达成这一个起码愿望。沦陷区政权合并问题之解决,且为汪政权能否树立之先声。而汪等抵沪后居住的愚园路一带,且还在“维新政府”的势力范围以内。当汪氏召开的所谓“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为应付当前环境,汪氏终于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不得不对临时维新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为应付之谋。声明系由周佛海与梅思平主稿,最后经汪氏改定,文字上虽写得冠冕堂皇,而辞气之间,颇多微辞,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当时周梅等主稿之际,颇有踌躇难以下笔之苦,特将原文照录如下:
  
        “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因军事失败,失败后放弃北平南京等处,
      政纲解组,民无所依。王叔鲁(克敏)、梁众异(鸿志)诸先生等挺身乱离之
      际,相继组成政权,以与日本为和平之周旋,使人民于流离颠沛之余,得所喘
      息。苦心孤谙,世所共见。当时国民政府因主张继续抗战,对此举动,自不免
      认为抵触。惟待至今日,和平运动,已为刻不容缓之图。最近中国国民党第六
      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和平反共建国’昭示国人,并郑重声明:‘本党愿
      以至诚联合全国有志之士,不分派别,共同担负收拾时局之责任。’本党为完
      成此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
      事理所当然。而既成政权,如王叔鲁先生等,从前曾服官国民政府,投艰遗大
      ,休戚相关。如梁众异先生等,从前虽处于超然在野地位,然以段芝泉先生对
      于中华民国之勋劳,及对于国民政府之爱护,如必能继其遗志,使国家民族得
      以转危为安。兆铭承大会授权‘延请国内贤智之士,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
      旬日以来,迭与王梁诸先生披沥诚意,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之了
      解与热烈赞同,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
      欣慰者也。(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这声明一发表,事实上三政权之合流,已成事实,所欠缺的仅是形式上的手续。
  
    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汪氏率领了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岑德广、罗君强等由沪搭奉天丸赴青岛,与“临时”“维新”两政权举行会议。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开第一次谈话会,汪方出席的除汪精卫本人外,有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刘郁芬。“临时政府”方面有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朱深因事临时返北平)。“维新政府”方面有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日方有影佐祯昭、犬养健、谷萩大佐、清水董三等。蒙古方面虽不参加会议,但德王也派李守信赶来会晤。翌日,第二次会谈,决定了“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府机构”、“华北政务委员会条例”,及“中政会”开会地点及日期,预定二月中旬在上海开“中政会”。三月中旬建立新政权。一切本属形式,会议至是日中午即匆匆散会,“维新政府”虽决定归并于汪政府,而“临时政府”则仍然维持战前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形式,依旧是华北特殊化与独立化。殷汝耕的“冀东政府”以外,日本人的蓄心把中国弄成四分五裂,于此又得一明证。
  
  
  
  
  
  
  
  
  二九、吴佩孚汪精卫鱼雁不绝
  
    七七事变以后,华中、华北,先后沦陷,“临时”“维新”两政权相继出现。自汪政权建立,“维新”取消,“临时”则沿战前华北特殊化的往例,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王揖唐先后任首长。虽与汪政权分庭抗礼,直接受命于华北之日军,但在形式上不能不讲为汪政权治下之地方政权。本书既以追述汪政权之经过,关于华北部份,论理不应独付缺如。而我虽于三十年曾以他事道出北平,且曾与王揖唐一度晤谈,但对华北政权起迄的经过,道途遥远,几乎一无所知。在开始写作本书中,且曾不断访问留居此间当日曾参加华北政权的朋好,而劫后余生,胥已不能有系统地为我述其梗概。关于华北部份的材料,祇有俟笔债稍暇,俟他日再为访述。
  
    当华北华中沦陷之初,日军阀亟亟于扶拔地方政权。华北属意于吴佩孚,而华中则寄望于唐绍仪。风声稍露,唐即为渝方特工,用利斧毙之于寓所。吴佩孚寄居北平什景花园,土肥原等日军渠魁,朝夕出入于其门,一度曾盛传有立即登场之说。吴且曾由日军陪同公开招待记者,表示亲善,更使人相信其渐趋于成熟阶段。而吴之终未入彀,传者谓其倔强成性,与日军所商之条件不洽,至成僵局,其言是否可信,未敢悬揣。但吴于是时,与日方交往甚密,不问其为作虚与委蛇之误,或竟有久蛰思动之意,而吴之并未向日方断然拒绝,则为无可置疑之事实。
  
    汪精卫于二十七年冬,离渝赴越,即电致吴氏,声述和平主张,即得覆电,表示赞同。旋汪去沪,一面继续求全面和平之实现,一面着手为建立政权之筹备。乃专派赵叔雍专程赴平,携其亲笔函交换意见。我在撰写本书时,与叔雍几朝夕相见,不时闲谈当年旧事,而从未及此一段经过。迨本港“联合评论”刊载耘农先生“汲古书屋谈荟”中发表汪吴于二十八年五月至十月中汪政权建立前往来函牍三通。始再询之叔雍,谓确有其事。叔雍告我,当年衔命赴平,谒吴于什景花园,室内仍有八大处之存在,威仪无减,室中且悬有吕纯阳降坛诗屏轴。吴出与叔雍寒喧并互道思念仰慕之忱后,概括吴之意见,和平固与汪氏不谋而合,合作亦有其可能,但宜由汪氏主党,而由其主军,殊不甘局促于一隅云云。叔雍面呈书函后,即南返覆命。在吴氏覆汪氏函中,亦表示对和战之局,谓史无久战之理,宜矜恤同胞,忧然而止。对汪氏个人,自谓彼此有针芥之合,鹤鸣九皋,我道不孤之语,盖未可全以客套视之也。三函诚为历史上珍贵之文献,特为转而补录于后,以实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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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去岁冬间,曾致电左右,略陈悃幅,惟辞意未尽,而耿耿之诚,幸蒙鉴察。
      旋奉覆电,意味深长。循读之余,弥深向慕。中日两国为敌则两败俱伤,为友别
      共同发达,其理自明。不幸数十年纠纷胶结,郁结至于今日,遂败坏决裂一至于
      此。欲谋收拾,且引之入于正轨,其事诚难,然又不可以已,且舍此实无他道也
      。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干转坤,则非海内仁人
      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目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
      中也。铭自去腊之末,发表艳电,栖迟河内,未尝别有谋划。盖以此身曾参与重
      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昼之义,不惮再
      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
      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
      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
      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铭一得之愚,亦当作?荛之献。但求有益于国,
      任何艰险,皆所不计。区区之怀,特托赵叔雍先生趋前面承,尚祈鉴察,是所厚
      幸!专此,敬请
  
      勋安!
  
                                   汪兆铭谨启
  
      再者抵此间后,始闻公于二月间曾有赐电,道途阻隔,至今末获拜诵,至深歉仄
      ,谨此陈谢,并乞鉴原为荷!兆铭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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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孚覆汪精卫书》
  
      精卫先生执事:
  
        叔雍先生至,拜展手书,读书怆惑不置。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
      自昭然。两国当枋皆一时贤隽,智虑周远,讵谓见不及此?徒因乘隙抵衅,积渐
      已久。吾国自甲午熸师,庚子喋血,迄于九一八事变,隐忍依违,专以不滋生事
      端为无上自全之策,敷衍因循,正如痈疡附身,终归一溃。而又内外情势复杂,
      因风纵火,更有促使炽燃者。平情而论,国民党不过适逢其会,傥亦国运有以致
      之,不必尽在人也。公怵惕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迳议寝兵,翰音登天,宙合皆
      晓,复眷眷于风雨同舟之谊,瘏口哓音,冀反众迷,终且险患亲尝,高振六翮,
      嘤求海内仁人志士,共计匡维。为国忠贞,至堪敬佩!并承谦衷见访,履綦远劳
      ,翘企风猷,弥增感奋。窃谓中华民国四万万民众,实为主体。民意趋归,果以
      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黯武之
      非,即宜矜恤同胞,忧然而止。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以德皇威廉第二
      之睥睨一时,鉴于大势倾颓,至不惜敝屣尊荣,为民请命。诚知民为邦本,和与
      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之向背为准绳也。弟分属军人,昔亦
      误以武力为万能,经体察国情,默观世界大势,乃于太公所谓全胜不斗,大兵无
      创,微通鬼神者,一以政治之原理,权衡其际,益憬然经国之略,初不尽恃藉于
      疆场之决胜也。故自芦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和
      平要领,则以保全国土恢复主权为唯一之主张。区区此志,窃幸与公尚有针芥之
      合,九皋鹤鸣,敢云吾道不孤矣!尊论谓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
      奠立和平,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盖不如是,不但无以奠立和平,且
      无以见谅国人,并无以改国际之观听,愿共本斯义,力图迈进。友邦诚能具充分
      理解,悉予赞同,中日真正之亲善,固可依次以攀,而被所揭橥于世界之圣战意
      义,并可即为事实之证明。近德意于西班牙撤兵,复归其政权于弗朗哥,欧洲疑
      云,因之顿消,此诚友邦之极则,尤望公切为正告也。弟委质国家,誓与国家同
      其命运,苟能山河无恙,自计已足,幸叨不弃,更当进附贤者,竭毕衷忱。如能
      效益频施,资为针圭,更所欣盼而不容自己也。修笺奉答,未罄万一,统希惠照
      ,维为国珍重千万!敬颂
  
      勋祺!
  
                                   吴佩孚拜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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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再致吴佩孚书》
  
      子玉先生勋鉴:
  
       (陈)中孚兄来,获诵九月二日大教,敬承一切,并稔福履绥和为颂!窃念铭
      之与公,为国为民,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数月以来,虽履通函札,而胸
      怀容有未敢尽吐者。顾国难日深,事势日急,茹而不言,将来必有失人之悔。素
      仰公忠鲠正直,能受尽言,故终以一吐为快。十五六年间,公尝与国民革命军为
      旗鼓之周旋,胜负兵家之常,而公对国民政府始终抗节,天下共见。今者一旦以
      参加国民政府之说造于公前,诚有冒昧之嫌,此铭前此格格不吐之所由也。继而
      念及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于今已十余年矣!芦沟桥事变以来,军事挫败,和平运
      动,随之以起,不惟国民党人力持恢复国民政府,以收拾时局;即国民党以外之
      人,平日不满于国民党,不满于国民政府,不满于青天白日旗者,至今日而拥护
      之热,不下于国民党人,其故何哉?盖对内为一事,对外又为一事。甲午战败,
      乙未议和,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庚子战败,辛丑议和,亦未闻易政府换龙旗也
      。上次欧战,德国战败议和,亦仅威廉二世退位而止,易帝制为共和,待德人民
      之自决,而国旗之换,则远在国社党得政之后。盖对外战败之结果,至于易政府
      、换国旗,则内政干涉,国将不国,不可不惧也。为今之计,国民政府急需恢复
      ,以当收拾时局之大任。林 地位,在法律明文规定“不负实际责任”,故军
      事当局宜引咎辞职,行政机关宜改组,而 地位不宜更易,以省纠纷,而利进
      行。至于国民政府之职权及名称,以及种种制度,如有更改之必要,于国民大会
      中议定之。如此则对内对外不相混淆,国权民意两得顾全矣!由是官之,今日国
      民党人主张恢复国民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忠也;非国民党人亦主张恢复国民
      政府,其为国民政府谋,侠也;一忠一侠,其立场虽异,而为国为民之心事则同
      。铭窃愿公以一忠字对民国,以一侠字对国民政府,则公之风节必照映宇宙,而
      旋干转坤之功业,亦必成于公手。铭之与公,并未谋面接杯酒之欢,而于公之人
      格,夙所倾仰,故敢以率直之辞,贡其诚悃,惟垂察之,幸甚幸甚!专此,敬请
  
      勋安,尚祈霁照不宣!
  
                                   汪兆铭谨启
  
      再启者:昨晤陶星余先生,畅谈一切,因托带此函,藉尘清听,尚祈亮?为荷!
      兆铭又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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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民族英雄乎为汉奸乎
  
    假如汪精卫等一批人,真是仅仅为了一己的利禄,则汪政权之建立,尽可以随时袍笏登场,大可不必一延再延。其所以迟以有待者,除了上文所述期望全面和平,与解决沦陷区的既成政权以外,与日本之间的交涉,发生了重重困难,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双方的意见,竟至南辕北辙,有着很大的距离。
  
    汪氏等由越南东下抵沪以前,初以为日本既陷于泥足,应该认识了中华民族的决不可以武力屈服,日本的军阀们也可能有了悔祸之心,在近卫三原则下,既声明撤兵与不要求赔偿,而双方对于反共的立场又复一致,大原则确立了,其他的枝节问题,不难迎刃而解。但一经实际上接触,谁知竟大谬不然。在这一个时期中,汪氏等心境是沉重的、沮丧的、与焦虑的。他们想到:假如抗战不能胜利,而和平又无成就,不但国家将陷于万劫不复,连自己也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在周佛海日记中,一再表示了这一点,如二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他在汉口的日本陆海外联合招宴中演说:“重庆各人自命为民族英雄,而目余等为汉奸,余等则亦自以为民族英雄。盖是否民族英雄,纯视能否救国为定。余等确信惟和平足以救国,故敢以民族英雄自命。但究竟以民族英雄而终,抑以汉奸而终,实系于能否救国。如余以民族英雄而终,则中日之永久和平可定;如以汉奸而终,则中日纠纷永不能解决。”又九月二日在北平日本华北最高司令官多田席上演说有云:“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此正余之立场。中国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抗日主义者;日本人欲杀余,证明余非汉奸。使两国能互信互尊互惠,乃为余之理想”云云。汪周等一批人的心理,确是矛盾的、惶惑的,他们想不惜蒙一时之恶名,救国家于将堕,成为民族英雄;但环顾现状,瞻望将来,有以汉奸而卒之可能。我清楚记得民国二十九年的农历正月初八日,我去看佛海,刚巧那天什么宾客也没有,他独坐在书室中正在呆呆地出神,他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我们随便谈谈吧!”我说:“我正是专诚来和你谈一件事的,我决意不干了!”他一愕,接着说:“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使你消极?”我说:“几个月来,事实证明了日本人的蛮横狡狯,决无悔祸之心;几个月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许多和运同志利欲薰心,甘为虎伥,我不敢说自惜羽毛,但我不甘同归于尽。”佛海是一个极富情感的人,而我又是一个情感极易冲动的人,他听到我提出了那样率直得近乎讥讽与谩骂的话,他拉住了我的手,眼中流下两行清泪,呜咽着说:“正因为如此,彼此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又那样少,死,也让我们死在一起。”我料不到他的答覆是那样地沉痛,那样地毫无讳饰,“士为知己者死”的一句成语袭上我的心头,我见他那样地悲苦与激动,我放弃了我去看他的本意,不忍再过份的刺伤他。我与他紧紧地握着手,我也觉得喉头有些硬咽,凄然地点了点头,于相对无言中结束了那次的谈话。我在本书的第一节中,开宗明义就说:汪政权的建立,是我自己的悲剧,朋友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而最后,这一幕悲剧,也终于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但,这岂是汪周等之始愿;又岂是汪周等之始料所及?
  
    汪氏想针对日本人军事上泥足的心理,在日本占领区的枪刺之下,建立政权,而存着近乎幻想的奢望。与日本之间,所谓调整两国邦交,本希望确立平等互惠原则。在政权方面,规复战前国民政府的旧制,即国民党、三民主义、国民政府、五权政制,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以这政权的建立,不曰创建,而曰“还都”。但是他想得过于天真,日军于屡胜之余,充满骄满之气,一心将以关内占领之区,尽成“满洲帝国”之续,以实现其大陆一元梦。如日人真肯对中国平等互惠,将正如蒋先生因陶德曼调停而说的话一样,“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呢?”
  
    前文已经说过,汪氏等抵沪以后,发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首相近卫已经下台。继任的平沼与米内内阁,对汪政权之建立,既并不热心,而军人一方面希望汪政权成为“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同时又深恐汪政权一旦建成,破坏了与重庆的和谈机会。所以在讨论调整两国邦交的实质问题时,坚不让步。甚至对于一手制造的政权形式上承认问题,也三反四覆,一变再变,汪方提出新政权既为原有法统的延续,日本不必再发表承认宣言,祇须派大使呈递国书已足。而日方的加藤公使,即谓可派特派大使,不派全权大使,也不呈递国书。而周佛海以为若如此,则宁可不组织。既而汪方决定于政权创立之际,发表宣言,而影佐的意思,汪方发表宣言,日方不便阻止,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表示同意,亦不否认。最后于二月十五日由影佐、清水、崛场,直接谒汪,决定汪日双方同时发表宣言,但不发表条件,惟保证条件不出近卫声明以外。但至月底,日方忽又变卦,仍主张拟派大使而不递国书,直至汪政权建立前的半月,汪方让步,日本先派特派大使,以为事实上之承认,再派全权驻在大使,以为法理上之承认。总之日方认为汪方诸人,并不能一味俯首听命,对政权之建立,并不放心,因此处处表示无扶植其成立之诚意,枝节横生,花样百出。日本有自悔于一时卤莽中选错了对象之意,而汪方亦有贸然从事至进退维谷之心。原定最迟三月二十日“还都”的,先延至二十六日,又延至三十日,始克实现。而其间争执最烈的则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这一个轩然大波。
  
  
  
  
  
  
  
  
  
作者:price_fox 时间:2011-03-06 09:50:35
  钱钟书变成了胡兰成。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8 19:36:38
  这个帖子,是不更新他就没收视率么。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08 19:40:16
  什么时候才能翻页啊
作者:IriniaG 时间:2011-03-08 19:54:12
  绝对是汤唯演艺生涯的巅峰 不可超越的巅峰
作者:陶自夭夭 时间:2011-03-08 20:13:55
  我们对那段历史知道的太少
作者:kino_mi 时间:2011-03-08 20:33:53
  = =发内容时注意下,不要被河 ---蟹了
  
  
  好的电影都是能够不断看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
作者:lgxdlpxiao 时间:2011-03-08 20:38:43
  马~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10 14:07:24
  本来要发文,没时间了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10 21:41:04
  我无意于把这篇帖子最后写成汪先生的专辑,不过又不可能不提到他。所以,以后有什么和民国有关的东西,我都往这里面弄吧。不管有没有人,或者是被河蟹。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10 21:43:51
  八一、一封专送重庆的秘密信
  
    佛海与重庆之间的关系,抗战区与沦陷区同样有着种种的传说。在沦陷区中传得最盛的说是佛海曾经有过一封私信给蒋先生,蒋氏在信后批了“无耻之尤”四个字。但我清楚知道这是谣言,除了秘密电台与军委会通报以外,最初佛海委实没有直接写过信给蒋先生。
  
    民国卅四年农历元旦的下午,我从佛海家里出来,转往蒋伯诚那里去贺岁,闲谈中忽然谈到了佛海的前途问题,以及蒋先生对佛海的真正态度。我问伯诚以他与蒋先生的关系,以及对蒋先生的认识,他以为将来重庆对佛海会有怎样的后果。伯诚说:“委员长的态度,我完全不敢臆测。但是我终为佛海耽心。他现在虽然与中央秘密通报,而且联络得很好,但是与他直接接触的是军统局,特务工作人员的是否会别有用意,或仅属一时的利用,任何人都无法悬揣。这几年以来,佛海曾帮了我不少忙,我也愿意为佛海尽一次力,你回去要佛海写一封信给委员长,我叫专人送到重庆,试探一下委员长的反应如何。”我当时听了伯诚的话,很为兴奋,立刻又回到佛海那里,告诉他以伯诚的意见,佛海也很以为然。当晚就写好了交给我,原信一共只三四百字,当时我曾经偷偷地将原信照了相,以便留下来做一个历史上的文件。后来因为日本宪兵对我的加强注意,恐留着可能连累了佛海,终于又把它焚毁了。事隔十余年,原文我已无从追忆,但我清楚记得信内的话,有如下的几句:
  
      “职离渝经过,布雷知之最详,一切想已面呈钧座。……五年以来,职临深履
      薄,无日不愁焉如捣,凡奉 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
      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
      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 钧
      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云云。
  
    第二天我持了佛海的信去见蒋伯诚,伯诚看了一遍,认为写得很恳切也很适当,他立刻派人去找了上海市党部委员戴时熙来,把门关上了,连他的太太也嘱咐退了出去,伯诚告诉戴时熙说:“这是一封很关重要的信,除了现在我们三人与佛海以外,并无第五个人知道。希望你把这封信缝在丝棉袍里,即日动身由杭州转往屯溪去见绍澍,你对绍澍说,这是我的意思,要他立刻往重庆,将这封信面呈委员长。并将委员长的反应告诉我们。”戴时熙当时依伯诚的话照办了。但是,戴时熙一去,从此就不曾有过任何消息。
  
    以后的发展,虽然是胜利以后的事,但为了在本节中求事实的完整,而且因这一封信的缘故,更坚决了佛海为蒋先生效命的至诚,也注定了佛海未来的命运,虽然当时是出于我之善意,但因为我的多事,使佛海于二年之后,竟瘐死于南京的老虎桥监狱!我虽不杀伯仁,而伯仁可说由我而死。所以在这里我提前叙述这一封函件的最后反应,作为胜利后佛海何以毅然赴汽,束身待罪的楔子。
  
    当胜利以后,吴绍澍以上海副市长的身份,首先抵达上海。当他抵沪的当晚,我去了佛海家里,不久佛海醉醺醺地由外面回来了,他告诉我:“严小胡髭(即严惠予,曾为汉口水电厂之总经理,与佛海为旧交)今晚欢宴吴绍澍,邀我作陪,我与绍澍已见了面,而且谈得很好。”佛海家里那时还有许多别的人在,他周旋一阵之后,轻轻地邀我到他的卧室里对我说:“你还记得年初我有一封信由伯诚送给蒋先生吗?据绍澍告诉我,当绍澍持函赴渝,谒呈蒋先生,蒋先生看到最后几句,竟然流泪了,据说蒋先生当时就要提笔给我写回信,还是绍澍建议说,还是派人用口头答覆,较为妥当。我不敢相信绍澍的说法,或者他是在故意安慰我。他一到上海就去看了伯诚,他与伯诚的关系与我不同,可能有些真话,明天你替我去看伯诚试探一下,以证实绍澍的话的是否可靠。”
  
    第二天,我去到了伯诚那里,那时他已由愚园路迁往大西路,而且奉中央命令,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公署”。我与他谈到了佛海信的问题,不料他告诉我绍澍见蒋先生的经过,与绍澍告诉佛海的话,竟是完全一样,说着,蒋伯诚还从他的枕头下面取出了一封由绍澍带来的蒋先生给伯诚的一封亲笔信,信是写在一张长方形有红格的普通便条纸上,全信共只寥寥数十字,因为信短,又因我的特别注意,所以印象比较深刻,现我还可以一字不误地照录在下面:
  
      “伯诚吾兄:贵恙近况如何甚以为念!某函已悉。一切托绍澍兄面详。中正手启。”
  
    伯诚更告诉我:“蒋先生信中的所谓‘某函’,就是指佛海的去信而言,佛海这几年输诚中央,而委员是也能大度包容,我很为佛海庆幸。”我追问了一句:“那么委员长对佛海有没有其他的表示呢?”伯诚说:“绍澍没有提到别的话。”当时我有些怀疑,所谓面详是什么呢?但我不便再追问下去。回到佛海那里,我又据实的照说了,佛海听了连声说:“奇怪!奇怪!不应当会有那样的结果。”但佛海面上的表情,已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无限兴奋。由于这一席话,乃完全决定了佛海的最后态度。
  
  
  
  
  
  
  八二、双方都想杀他的周佛海
  
    周佛海在其日记中一再写过类似这样的句子:“一部份中国人欲杀余;一部份日本人亦欲杀余,均有证据。余妻甚以为忧,余谓此正余之立场”云云。一部份中国人要杀佛海是当然的,在民国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之间,双方特工人员在上海展开暗杀战时,佛海当然是一个仅次于汪氏的重要目标。一部份日本人真也要杀佛海吗?还是如佛海日记中所说:“日本人要杀余,证明余并非汉奸。”佛海写此一段,是不是不过为文饰自己的一种诡辞呢?他在民国二十九年的日记上,已说“有证据”,虽然我那时与佛海来往甚密,但有关他的事,我并不能纤悉靡遗的无所不知,所谓“证据”,究何所指?我无法加以悬揣。不过佛海写日记的当时,并不会想到身后会有日公开披露,他所写的我相信是真话,也确实是他当时的实际处境。
  
    我知道日本人要杀佛海,非仅有此动机,而且也不止一次。佛海于胜利后在南京高等法院开审时,又曾说过,他的离渝随汪,前半段时间,为“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时间为“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既然通谋敌国,那当然不问其是否有利本国,又以其远在陷区,既不能执法以绳,只有出之于暗杀之一途了。惟以佛海那时防卫的严密,使重庆无法下手。以后情形一变,用之不遑,杀之未免太笨了。至一部份日人要杀他,也是情理中应有之事。汪氏与陈公博周佛海诸人,总还不至丧心病狂到一味媚敌,日本人觉得有了汪政权反多了一层掣肘,决不像伪满那样的唯唯听命,已经颇不高兴。况佛海的“通谋本国”,日人岂真一无所知?而且日本海陆外之间,派系纷歧,互相倾轧,敷衍了这一面,就开罪那一方。李士群之被细菌鸩杀,即是一例。而佛海的未遭毒手,仅就我所经手的两件事而论,则实在是出之侥幸。
  
    民国三十三年起,佛海一步步更开始走向逆境。南京西流湾的家,在抗战中曾化为瓦砾。至其随汪回到南京以后,重加修葺,迁入居住。讵那年忽然又以泄电起火,全部焚毁,一家搬住到原来铁道部的迎宾馆。接着佛海以酒色戕身,加着汪政权这几年之中,诸事萃于一人,也确实够他的劳累,正在遭火后不久,又突然发了严重的心脏病,有危在旦夕之势。自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海运中断,尤其药品极端缺乏,佛海需要用以治疗的一种特效针剂,在国内早已绝迹,以至群医束手。经日本驻华军部致电日政府搜求,在东京始觅到最后的一枚。那时的日首相东条英机派了一名心脏病专家的军医,携带药品,搭机赶往南京,始得挽救于垂危。但佛海虽一时已无生命之虞,仍然缠绵床榻。医生告诉他,要避免任何刺激;半年中更要摆脱一切杂务,充份休养,否则一旦复发,再无药救,而佛海病起之后,也没有让他能好好休息,以后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一受重大刺激,也且终致因旧疾致命。正当佛海在病势凶险之时,我在沪忽然又得到了日本人拟加害佛海的恶耗。
  
    消息的来源是盛幼盦私下告诉我的,以他与日本人的关系,应该相信其必有所据。说起盛幼盦,非但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与佛海之间,也有过一段从磨擦到言好的插曲。盛幼盦名文颐,行三,为逊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之侄,沪人呼为盛老三而不名。在北洋政府时期,曾出任过津浦铁路局长等职;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的二十年中,从未起用,侘傺无聊,几至贫难自活,而且染有很深的烟癖。抗战时东南沦陷之后,日军一面以鸦片毒化中国,一面恃烟土来搜刮特务经费。盛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即与日本陆军及外交方面的驻华人员有来往,以此渊源,日本以在沦陷区贩卖烟土的事,就委托他办理。“宏济善堂”就是沦陷区的公开贩土机关,各县都有分堂。那时云南四川的烟土,早已不能东来,日人在古北口与皖境毫县一带,大量栽种,南运资为利薮。几年之间,盛幼盦固然靠此发了大财,其盈余所得,除了作为日军在华的特务机关与宪兵队一部份的机密费用以外,据他亲口告诉我,若干东京的海陆军官员,以及支持军部作战的政党要人与两院议员,经常每月均有固定的津贴。那时兴亚院院长铃木,又与幼盦为知好,东京方面有人做他后台,而宏济善堂的实权,则操之日本在沪大浪人里见甫之手(日音为萨多米),他与驻华各部份日军均有密切联系,因此也样样取得了便利,以后又把沦陷区苏浙皖三省销售食盐的“通源盐公司”的专营权取来,改为“裕华盐公司”,从此黑白两物,全归其掌握,当时声势的?赫,以及日人对他的信任,恐远在汪政权诸人之上。他上海金神父路的一所大住宅,占地十余亩,宏伟美观,又雅有亭台花木之胜(胜利接收后,即为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本部所在),有日本宪兵两名,在门房中为他守卫,呼风唤雨,炙手可热,他以直接获得日人的信任,对汪政权也全不在他眼里。但是盐务表面上还是由汪政权管辖,裕华盐公司的事,不能不经“财政部”核准,也不能不听周佛海的指挥,因了权力上的冲突,在最初的几年中,两人之间,有过很多的争执。盛幼盦恃日本人为靠山,为所欲为,周佛海则运用财部的权力予以阻止,数年之间,各不相下,经过多人从中调停,终难释嫌。而且渐渐的更加尖锐化,竟有短兵相接之势。
  
  
  
  
  
  
  
  
  
  
  八三、明枪与暗箭难躲亦难防
  
    裕华盐公司是销商,沦陷区各地的子盐店所出售的食盐,全由裕华独家批销,这又是一件大利所在的生意。但关于运输的管理,零售价的核准,以及课征税款等,都属于财政部的职权。往往盛幼盦向财部有所呈请,又因为这是帮助日军聚饮的机构,其声请也往往破坏了我国旧时的盐政成规,甚至要求过多的特权,或过份的利润。佛海照例予以批驳,虽有时也难免夹杂一些意气。但批驳的结果,日本总军部又再行文给财部,要求照原呈予以照准,这已成为习见之事,不但使佛海陷于狼狈,也使“财部”的威信扫地,佛海能运用的最大武器,一是把公事拖,二是命“盐务署”管。财政部毕竟是一个主管机构,也使盛幼盦样样不能如意,感到头痛。这样明争暗斗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期,佛海希望我设法与盛幼盦接近,但要不露痕迹,以彼此中国人的立场,劝他有事直接商谈,不应一味依仗外力。但我与他既无渊源,且不相识,正在踌躇之际,事有凑巧,不知谁告诉了他我与佛海之间的关系,他要裕华公司一名与我相熟的高级职员,主动地来拉拢我,这样我正好顺水推舟,解决了我的困难。经过几度与盛幼盦谈商,最后取得了两项协议:一、以后“裕华”向财部有事呈请,由盛幼盦和我会同“盐务署长”阮毓祺先行交换意见,确定办法,征得佛海的同意后,再上呈文,财部也迅速予以批准。譬如说:主要是售价问题,裕华希望每斤上涨一元,而财部只同意三角,折衷是五角,“裕华”仍以增价一元呈请,财部则依然批准为五角,事前既有了默契,彼此就减少了许多无谓的磨擦。二、在我国盐政上,场商、运商与销商,划分得很严格。“裕华”是销商,佛海同意在华中地区,除淮北已由日本成立“国策机构”的“华中盐业公司”专营外,其他淮南、松江、余姚三场,由盛幼盦另设公司独家收购销运。而由盛幼盦与我则各半出资。我部份的资金,则在我所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中拨款参加。从此,汪政权所统治的地区,经营盐业,几乎由盛幼食一人所包办。
  
    佛海所以要我投资的原因,固然因为他与盛幼盦之间系由我联络,投资也表示和好合作,同时也因我有一家银行可以运用存款。而所得利润,则由我负责全部交给佛海,以充他地下工作的经费。
  
    佛海奉重庆军委会之命,从事地下工作,已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重庆并不曾供给过他一文的经费,而在他职务范围内的任何部门,都不可能公然支付表面上敌对的为重庆工作的费用。有人以为佛海担任了六年汪政权的财政部长,一定搜括了不少,在近人著作中,也时常可以看到周佛海的家里有金痰盂大金印等穷奢极欲的可笑记载,这实在是一个想当然的说法。佛海到底是读过一些书的人,又何至像暴发户那样的庸俗无聊,虽然沦陷区有的贪污情形,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佛海以部长的地位,既不好意思与部属坐地分?,佛海的性格,也近乎名士一派,据我所知,还不至如此其贪墨无耻。但地下工作的经费,并不是一个太小的数目,佛海不能不谋有所挹注,以盐务的余利,作他的机密费用,也还是出之于我的献策。
  
    从盛幼盦与佛海化敌为友以后,佛海虽始终对他认为非我族类,而盛幼盦倒渐渐的对佛海有了关切。正当佛海在京心脏病剧发之时,大约那是三十三年的夏季。一天傍晚,老态龙钟的盛幼盦由他的儿子与长随扶着突来看我。他既有很深的烟癖,而且衰老消瘦,已到了弱不禁风的程度,平时很难得出门,他来看我,一定有着比较重要的问题。一进门他就问我:“佛海先生的病势如何?”我说:“虽已脱离险境,但仍然十分严重,热度也并未减退。”他踌躇了一下说:“这样倒使我为难了。”说着并不透露他的来意,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说:“假如有关周先生的任何问题,希望能直言相告,我会斟酌情形,再定是否转告给他。”他才接着说:“你知道佛海先生与?大佐之间的情形吗?”我点了一下头,他继续说:“我获得了最可靠的情报,?大佐已准备趁佛海先生大病之际,要下毒手,至于怎样下手,是明枪还是暗箭,我还无法探明,但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佛海先生却不能不防。因为?大佐心狠手辣,一发动也必然是一记杀手?,我知而不告,友谊上讲不过去,但告诉了他,又恐忧急之下,增加他的病势,于事反而无益有损,所以我踌躇者在此。”我知道?大佐与佛海最近有着很深的裂痕,我虽不认得他,但传闻中?大佐确实是一个可怕的人物。盛幼盦与日本各方面关系的密切,对于这样的事,他断不敢无端造谣,况且佛海与重庆之间的联络,几乎已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两个秘密电台也一夕数惊,迁徙靡定,暗箭固然难防,如明枪交战,以?大佐那时在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声势,也何求不得。我听完了他的谈话,我只有代表佛海向他道谢,等送走之后,我立刻赶搭火车,赴京想亟亟告诉佛海。
  
    翌日清晨,我抵达了佛海铁道部迎宾馆的住所,一上楼,就觉得气氛很黯淡。屋内寂然无声,周太太与佛海在日本人中最密切的朋友冈田酉次大佐,于靠窗的一张方桌上默默相对。他们看到我清晨匆匆赶去,已露出了疑讶之色。我一问佛海的病情,周太太说:“热度未退,饮食不进,神志有时糊涂,并不曾见有什么起色。”这样使我说既不是,不说也不好,但是我惶虑的神气,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经周太太与冈田一再的追问我,我终于将盛幼盦透露给我的消息,和盘托出。不过我要求周太太作是否应该告诉佛海的最后决定。
  
  
  
  
  
  
  八四、军国主义者的日军课长
  
    盛幼盦告诉我的话,起先我避开了冈田,只对周太太说了,而她对于佛海与日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却并无所知。因为冈田酉次是日本人,而且又是现役军人,他与佛海既具有深厚的友谊,他更明了日本人的一切内幕。因此,这事应不应该告诉佛海,她主张应先研究是不是真会有发生的可能,初步不妨取决于冈田。于是我向冈田又重新复述了一遍消息的来源,他听完我的话,踌躇了半晌,他说:“以周部长与?大佐间最近的状态,盛老先生的话是有其可能性的。如其?大佐发动在前,再谋应付,一步之缓,后果堪虑”。所以,他认为还不如由我告诉佛海,让他自己考虑个对策。在冈田的口气中,弦外之音,可以听出问题并不简单,但是他并没有透露两人之间如何磨擦的任何其他秘密。
  
    ?大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当年的?大佐,也就是现在日本数度膺选为议员的?政信,他在议会里有“大炮”之名,而在战时,则被称为“战争之神”。他以战略家自命,好标新立异,喜好高骛远,其实是一个典型神经质的人。那时他虽然仅是日本驻华总司令部的一个课长,但读者要知道,日军的组织,实权就操诸佐级,而以大佐的权力为登峰造极,一旦升为将官,反而但有高位之名,减低了实际的权力。?大佐在南京课长时代,他是一个澈头澈尾的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曾发起“东亚联盟”,揭橥四大纲领,什么军事同盟、经济提携、文化交流之类,还有一项我已记不起是什么了。经一个小小日军课长的发动,而在汪政权中曾经有过一个异常庞大的半官性组织,汪任会长,以周学昌为秘书长,各院部长都为常务理事或理事,几乎所有汪政权中人无一不参加在内。我还被推为理事兼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缪斌),最初我还莫名其妙,一次佛海告诉我,这是?政信搞的鬼,是进一步的侵略组织。因此,除成立那天参加开会外,文化委员会虽有常设机构,我就没有去过一次。而佛海与他之间的情形,在他告诉我的这几句话中,已可以清楚一切了。
  
    ?政信另外更发起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举动,此事曾为抗战区或沦陷区所周知的事实,日军总部忽然特派“宁波专员”陶孝洁往奉化致祭蒋太夫人之墓。而且事前在报上加以普遍宣传。谁都知道,七年以来,日军正在与蒋先生所领导的政府作战,乃日军忽然以敌军的地位,而致祭对方统帅的先茔,这事使沦陷区的民众,也且为之惊疑错愕,谁也不知这突然的举动的作用何在,目的何在?当胜利之前不久,?政信被调往南洋作战,胜利后避匿泰国僧寺,辗转至渝,曾受过军委会的招待,并向蒋先生上过万言书。以后又遣送返日,写过“潜行三千里”等著作问世,述其战后辗转赴渝的经过,现虽一变而又出任民主制度的民意代表,但其言行照报上所载,仍好为高论,不脱过去战时的作风。惟其?政信是一个不可以常理测度的人,因此盛幼盦所得不利于佛海的情报,也可推定会确有其可能。
  
    既然决定把此事告之佛海,周太大就陪同我进入他的卧室。我看到他精神委顿,于思满颊,几天不见,已充满了一副病容。那时一个日本看护正在服侍他服药。周太大示意要她退出,我就将来意宛转地说了,佛海想了一想,问我说:“盛老三有没有讲他将怎样动手?”我告诉他:“盛幼盦只说情报是千真万确,但他无法进步探知究竟将怎样动手。你又在病中,所以希望你对此特别郑重预作防备。”佛海听完了我的话,忽然变为歇斯的里式的冲动,右手用力拍了一下床口,迸出了“他敢!”两个字,面部通红,加着又气喘不止。我看他情绪过份激动,又深悔孟浪,我说:“我想日本人公然对你采取行动,很少可能,而且你也会有力量对付,所以明枪倒是不必怕的。但假如等他发动之后,再谋消弭,事态就显得严重而棘手了。在日军中你也有着不少可谈的朋友,是不是需要由他们来奔走调停缓和一下?假如你认为事情有此可能的话,我认为可虑的还是暗箭,譬如说:现在由日本军医为你主治,有日本护士担任看护,随时下手,倒是防不胜防。”他点了一下头,要周太太招呼冈田入内,他们用日语谈话,我一句也未曾听懂。这样我又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就告辞出去。
  
    我留在南京三天,每天总去看他一次,他绝口不会再与我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原来雇用的日本看护已不见了,可见佛海也的确已怀了戒心,作了必要的防备。直至我返沪前再去看他,他才说:“你来讲的事并不假,但现在已经成为过去。”我同样没有追问他消弭的经过,我说:“日本人什么都做得出来,你这几年来的事,也难保有些证据会落在他们的手中,一切还要特别当心。”
  
    我回到上海以后,又去看了盛幼盦,一方面代表佛海向他道谢,同时希望他以后如还有什么消息,随时与我联络。不料盛幼盦笑着说:“佛海先生确是有几手,病榻之上,居然能把大事化为无事,你放心吧!暂时不会再有问题了。”到今天为止,我终究不曾知道?政信如何要对他下毒手,以及佛海是怎样去消弭的?但是当年日本人所想要杀的,汪政权中,又岂仅佛海一人?在胜利前夕,日军在太平洋节节溃退,覆亡之祸,已迫眉睫,汪政权中人与重庆暗通款曲的,又岂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日人迁怒而欲于自中国战场撤退前,在京沪大肆焚杀以泄愤,上海不时盛传着这样的谣言。如非美国的原子弹在长崎广岛爆炸,正恐周佛海辈不待胜利后羁身囹圄,或饮弹刑场,早已丧生于异族之手了。
  
  
  
  
  
  
  八五、邵式军有与日同谋嫌疑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民国卅四年的夏季,那时已离和平不远,胜负之局,已经判明,而沪渝间通过秘密无线电台的电讯,往来也益发频繁,周佛海一面在积极布置着如何策应国军的总反攻,一面又须防备日军的随时翻脸。终日战战兢兢,倒真有如他写给蒋先生信中所说的有临深履薄之概。
  
    一天中午,我正在上海宁波路的银行里办公,忽然有一位叫张兆彭的熟人来着我(张前数年在港,现已回至大陆),刚巧我那天事忙,同时我与他又并无深交,仅在一个朋友那里一同打过几次麻雀,我知道他在霞飞路开设有一家服装公司,虽然是一个普通商人,但他与日本人以及中国人中的九流三教,都有来往。那天的突来看我,我还以为或许为了银行上有什么借款的事需要接洽,我就派了一个副理代见,但他却说有紧要事必须面谈。
  
    我请他进来以后,他直截了当的对我说:“有人要谋害周市长(那时佛海任上海市长)既然我与你是朋友,不能不赶来告诉你。”我表面上装得很镇定,我还笑着说:“不会吧!或许这是外面的谣言。”他说:“不,我有证据。”说着从身边掏出一张大华银行的支票(大华银行为邵式军所设,地址在上海二马路,即成舍我、严谔声所办“立报”的原址),我一看票面所开的数额不算小,而下面的印鉴是中国人的姓名。他指着告诉我:“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姓名已遗忘)自己的帐户,而支票也是他亲笔所开立,中国的姓名本是伪托的,这张支票就是用以暗杀周市长的奖金。”接着他又告诉我取得这张支票的经过,他说:“昨晚他在妓院里应酬,来的一批人,平时都是不大安份的所谓白相人(沪谚、流氓之意)之流,中间有一个人,大家知道他近来手头很窘,所以上牌桌的时侯,谁也不愿与他同赌,他闷了一肚子的气。等坐席以后,几杯落肚,已有几分醉意,他借酒骂别人的狗眼看人低,他说他已发了财竟然没人知道。说着就取出了那张支票,同席的人还讥笑他是以空头支票来炫耀骗人,逼得他急了,他说这是统税局日本顾问的支票,要他打死周佛海,这不过是赏金的一部份,等事成之后,还有几倍于这个数额的酬报,别人听了都并不曾追究下去。我因为与你的关系,宁可信其有,所以装着慷慨,当场把自己带来钱庄的本票,把他换了下来交给你,作为证据。”
  
    我听完了他的一席话,其实心里充满了怀疑,我以为他倒是可能以空头支票来托辞向我调现。但这事既然关系重大,我不敢放过一丝的机会,因此一面我向他表示谢意,而一面取现款来调换了这张支票。等他走后,我立刻去看佛海,把事实经过,详细告诉了他,佛海当时的态度,同我一样,认为不甚可信。因为假如有人真要暗杀佛海,事实上很难下手,他的家以及“中央储备银行”等处,都是警卫森严,出外又坐着枪弹不入的保险汽车,随身又带有大批卫士,他最近身持枪的一名副官,且曾为许孝炎执役多年可靠的人。周许为至好,离渝前周带同东来,平时既足不出户,也不会与外界有什么勾结,但是百密一疏,谁也不敢肯定说万无一失。所以周接到这支票之后,也很慎重表示将先加以周密的调查。
  
    一天以后,佛海告诉我初步已获得证实,这支票确是“统税局”日本顾问化名的户头,事情也的确有些蹊跷,佛海说:“不问其事实之有无,现在只有召邵式军来当面责问他了,并且要他负起完全的责任。”我接着问了一句:“会不会邵式军与这个日本人同谋的?”佛海说:“这也难说得很。”
  
    邵式军是日本人最宠信的一人,但以直接隶属于佛海,晚上也不时到周宅走动,表面上对周颇献殷勤,但周既不满于其媚日把持汪政权财政命脉所系之统税,有时不很假以辞色,其间貌合神离,为势所必然。邵与日人通同谋害,在乱糟糟的世界中,以权力上的冲突不惜行使卑鄙手段,也未必定无其事。
  
    以后我只知道周佛海曾经几度与邵式军谈话,邵当然绝口否认其事,但他不得不承认支票确是他的顾问所开立,而又不能说明支票的用途,与何以落入白相人手中的原因。其中的暧昧,也就可想而知。但事情既然揭破,即使原来定有计划,自也无法进行。这一件事,终于在无意中发现,而于无结果中消灭。
  
    事后邵式军竟然还派了一位苏课长来问我:“你为什么要将此事告诉周部长?”我对他的答覆很爽快,我说:“要问‘邵局长’有没有这一件事情;不应该来问我为什么要告诉周先生这一件事情!”邵式军的是否与日人同谋,最后派人向我的质问,不但成为蛇足,也足以说明邵式军的当时必非置身事外。佛海于汪政权的六年中,其类此的遭遇,当然必不止此,而我之所知,则仅此两事而已。
  
  
  
  
  
  八六、若数风流人物还看汪朝
  
    汪政权中人遭逢着一个非常的时期;而又处身于一个畸形的组织,重重荆棘,茫茫前途,若干人因苦闷的心理,影响到私生活的糜烂,古往今来,醇酒妇人者,又岂独此数人为然?是则我又何必为讳?
  
    汪精卫的功罪是非,尽管盖棺论定,且已尸骨成灰,但是他私生活的严肃,不但在近代政权领袖中,很少像他这样的人;即号称为革命导师者,怡情声色,亦恐未必能如汪氏之终身不为物欲所蔽。他不嫖、不赌,甚至不吸烟。糖尿病一直困扰着他,中央党部遇刺后的一颗子弹,仍然留在体内。在汪政权时代,他已届六十一龄,尽管健康很成问题,而他还是那样俊朗,那样潇洒,除了阅读文件时架上一副老花眼镜,微微显出一丝暮境以外,翩翩丰度,何尝稍减当年?现离汪氏之逝世,已倏忽十余年,最近看到胡兰成所著的一本“今世今生”书中,写着在日与那时的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谈话(清水精华语,那时的日本重要人物与汪氏会见,都由他担任翻译。胡兰成曾任汪政权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职)。清水说:“我对汪先生几次与日方的重要会见,我均在场,我在旁看看,这边是战胜国,坐着我们的大臣、大将与司令官,对方是战败国,坐着汪先生。但是比起来,只是汪先生是大人物,我们的大臣大将司令官都显得渺小了。惟有近卫公与汪先生坐在一起还相配。汪先生的丰度气概,如河山不惊,当时我嘴里不说,心里实在佩服。”但汪氏以一个极端容易冲动的人,当他还留在重庆时期,他以国民党副总裁暨前任行政院长的地位,他深知国军的实力,以及整个战场的形势。又加英首相邱吉尔又表演了一项杰作──封锁国际唯一通道缅滇公路,使抗战陷于最黯淡的低潮,刚刚高宗武带回来的近卫三原则给了他一个美梦。本来在重庆尊而不亲的地位也使他感到一切总不如意,于是使他例外地不再采纳一向倚若左右手的顾孟余与陈公博的话,而为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的撺掇所惑,离渝赴越,发表和平主张。初拟启程赴法,自甘投闲置散,而又以河内行刺案件,误中曾仲鸣而至于惨死,经不起又一次冲动,竟铸大错!起了组织政权自当大任之念。迨其由越赴沪赴日,一旦与日军阀周旋折冲,方知暴日绝无悔祸之心,且依照伪满蓝图,欲将中国广大沦陷区变为“满洲国”第二,他外痛于日军之横蛮,内怵于疮痍之满目,举目河山,噬脐奚及?而抵沪未及半年,撺掇其离渝之主要人物陶希圣高宗武又叛之而去。那时他的心境,是可想而知,而他的处境,其绝望恐尤甚于民国纪元前两年在刑部狱中时也。我几次目击他在会议中由慷慨激昂,渐至泪流被面,掩袖悲泣,至于语不成声。我时常听到佛海等告诉我,汪氏怎样又在议会中拍桌掷椅,及环顾全场,乃无一可做他出气的对象,不得已只把与他有姻娅之谊的褚民谊申申而詈。那时的汪氏,完全不再有他过去温文的态度。“身后是非谁管得?”即汪氏在这六年之中,生前所受精神上的刺激,已有难言之痛,终于使他在凄苦中病逝异国,赉恨千秋。
  
    汪氏夫妇之间,患难相从,自不同于寻常的伉俪,以他的温文,虽偶陈璧君的躁急,而两人之间,终其生能鸿案相庄,绝少诟评。汪氏的一生不二色,也几为一般人所公认的事实,当时有一段微细的事实,大足以反映出汪氏当时的内心。
  
    在汪政权时期,汪在南京的寓邸,为颐和路二十三号,本是战前褚民谊的私宅。汪政权成立,由日人交还,稍加修葺,移入居住,一切还是因陋就简。汪氏平日小规模的宴客,就在寓邸举行,而率以简单的西餐为主。至日常用膳,通常午饭分两桌,汪氏夫妇与儿女儿媳及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夫妇、陈国强、陈国祺兄弟为一某,汪氏上座,右手是汪夫人,长媳则傍着汪夫人坐。另一桌则是侍从高级人员。菜是六肴一汤,十分简单。开好饭,才请汪氏下来,他一到,别人倒不是畏惧,但态度自然会端肃。汪氏胃口极好,且食且谈,总是风生满座。夜饭比较热闹,有时曾醒方君璧或褚民谊太太也来,就改为大圆桌。曾褚方三家都是亲戚,曾醒是黄花岗殉国烈士方声洞的夫人,曾仲鸣之姊,大家都尊称她曾三姑。连中山先生在世时,对她也很敬重。汪氏的私邸里并没有什么陈设,正如寻常百姓家一样,但简洁明净,另有一种气象。汪氏会客在楼下,楼上一间小室,是他的书房,夜间批阅公事,常到深更不倦,写字做诗也在那里。简单得像是一个寒士之家,竟没有一丝富贵气息。一次汪夫人因为汪氏常以西餐飨客,向上海惠罗公司购买了一套其实并不名贵的西餐碗碟,携返京寓,出示汪氏,方在相互观赏,汪氏忽而问起价格,一听到为值不菲,突然盛怒而起,一堆桌把全部碗碟,打个粉碎。口中犹是喃喃地说:“我们还忍心在这时竟如此的浪费!”迨看到陈璧君呆立一旁,又不禁无言凄然相对。
  
    以后太平洋战事既起,汪氏更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国事前途判断的错误,也知道本身未来的命运如何,曾经有一次,他向他的长公子孟晋说:“若中国还能有救,只有希望我是身败名裂,而我们的家是家破人亡。你必须有这样的准备,也必须有迎接这未来命运的勇气。”孟晋自然不知汪氏的真意所在,呆呆地望着他,他又继续说:“如其我不幸成功了,试问抗战失败后的国家将成何等的情形?”由此数语,足见汪氏的到沦陷区来,意气之中,真有跳火坑的抱负。但他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地醇酒妇人,而最多只以诗酒自遣。我曾经几度应邀往他私邸中同饭,汪夫人虽常避席,而汪氏劝饮频频,三杯落肚,又复谈笑娓娓,汪氏尚未尽兴,而陈璧君已姗姗而来,瞪着眼高唤一声“四哥!”汪氏已知其意,吐一下舌头,踌躇停杯。来客想到他的健康,满座亦同有黯然之概。
  
    汪氏酒怀难畅,只有寄情吟咏,一生所若“双照楼诗词稿”,小休集上下两卷,又扫叶集一卷,单行本有民国十九年曾仲鸣在香港刊印的仿宋排印本,编至民十八为止。小休集扫叶集合刊本,有一、民国二十九年日人北平印本,前有日译本,汪氏手书序文及照相。二、民国二十年中央日报社排印本。三、民国卅一年木刻本。四、最近香港出版之仿宋排印本,亦惟此为足本。全集得题三百○五,所为诗词四百余首。小休集起自刑部狱中,扫叶集凡诗词一百五十四题,开首颐和园等八题,为民十九扩大会议在北平及赴太原过雁门之作。“题秋庭晨课图”为民廿一任行政院长时代所作。“重九集扫叶楼分韵得有字”为二十二年作,南京诗人曾刻有癸西九日扫叶楼诗集一册,汪氏此诗在焉。“九月八日晚泊木洞明日可抵巴县矣”一题,为抗战入川时作。由十九年至入川为止,凡诗八十四题。“舟夜”以后诗五十题,为由河内赴上海及南京政权时代所作。忆旧游“落叶”一题为在河内时所作,“金缕曲”至“朝中措”十二题,为汪政权时作。集中成于此时者,九六十三题。其自序扫叶集云:“小休集后,续有所作,稍加编次,复成一帙,中有重九登扫叶楼一首,颇道出数年来况味,因以扫叶名此集云”云云。言为心声,汪氏自以扫叶为喻,而道出频年况味,摘录二首,以见一斑。念其“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
  句,今日读之,仍不无令人有辛酸之感也。
  
      ◎重九集扫叶楼分韵得有字
  
    惊风飘落叶,散作沙石走。拥彗非不勤,积地倏已厚。仰观高林杪,柯条渐坚瘦。
    危巢失所蔽,岌岌不可久。宿鸟暮归来,栖托已非旧。踟蹰集空枝,婉娈终相守。
    此时登楼者,叹息各搔首。西风日凄厉,殆欲摧万有。何以谢岁寒?临难义不苟。
    蒲柳奋登先,松柏耻凋后。敢辞晚节苦,直恐初心负。高人缅半千,佳节送重九。
    还当扫落叶,共煮一尊酒。
  
      ◎方君璧妹以画羊直幅见贻题句其上
  
    兀兀高冈,茫茫矿野,青草半枯,红日将下。陟砠而瘏,哀吟和寡,临崖却顾,是
    何为者?君不见风萧萧兮木叶横飞,家家砧杵兮念无衣!羊之有毛兮亦如蚕之有丝
    。剪之伐之,其何所辞!恐皮骨之所余,曾不足以疗一朝之饥也噫!
  
    以汪氏的绝世风流,清才如许,不为诗人、为词客,既身不逢辰,又浮沉政海,未能“不负少年头”,而终至“残躯付劫灰”,半生革命,赉恨以终,汪氏不暇自哀,后死者不能不深惜之也。
  
  
  
  
  
  
  
  八七、六年中的一篇风流总账
  
    除了汪氏以外,汪政权中其他诸人,十九纵情声色。他们一经由港分批来沪,虽那时重庆的特工人员倚租界为掩护,正在积极展开活动,暗杀之事,日有所闻,而他们仍然偷偷摸摸,以突击姿态,往来花街柳巷,谋取片刻欢娱。上层诸人,有暴发的潘三省在沪西开纳路十号,布置着两幢华美房屋,精治饮食,麻雀、鸦片,因无一不备,而交际花、影星、女伶、舞女,以及长三堂子中的名妓,都杂沓其间,祇以能不吝缠头,随时就可在那里作为云雨巫山之所。中下层的人,则宁波路镛寿里,新闸路祥康里,马立斯新?,福煦路邻圣坊等处的高等屠门,无一不有他们的踪迹。
  
    初时,全部较重要的人物,分住在两处,一为愚园路一一三六弄王伯群宅,以及在弄内又占据了整条的弄堂。另一处为极司斐尔七十六号,即陈调元在沪的别墅,并将接连的华村房屋,将原有房客逐出,供汪政权中人分宅聚居,集中保护。和平运动方在开始,汪政权且尚未建立,祇先成立了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部、社会部、宣传部,如此简单的组织,内部就已经先后闹出了无数的风流勾当。
  
    梅思平本来就是一个风流自赏的人物,一开始他担任着组织部长,以朝夕相见之故,忽然与部内的日文女秘书杨小姐(以后嫁给周隆庠)有了暧昧,不过春风几度,杨小姐竟以诱奸为辞,告起御状来了。一封信写给汪氏,谓如其不获适当解决,将公开向社会申诉。汪氏接信以后,甚为震怒,交给周佛海办理,结果佛海在公款中给了杨小姐四万元,始寝其事。那时币制尚未贬值,四万元为数不能算小。那时上海有一家专营出差汽车的祥生公司,电话号码为四○○○○,于是汪政权中人,竟呼思平为祥生公司而不名。
  
    同时某部的某一副部长,也向某一女职员追求,女职员不堪其扰,写信给他的太太,某太太又去向佛海诉苦,事情一闹穿,才止了某副部长的继续下手,画虎不成反类犬,韵事又闹得满城风雨。至于佛海本身,去沪未久,已与一长三堂子中人名叫大媛的私营金屋,事为周太太所闻,追踪而往,把金屋捣个稀烂,在金屋查出了佛海的信,发现牵缠的是潘三省,而帮闲接线的是某副部长,周太太把他们叫来痛骂之后,竟以茶具迎头相掷,经两人保证负责解决,始狼狈而去。
  
    以后公博又与影星李╳╳,佛海与影星周╳╳的事,成为公开之秘密。其他如丁默?之与郑苹如,且险至因而送命(事详前记)。教育部长赵正午被传有新台之咏,考试院长江亢虎,则与院内女职员有颇多相当秽亵的传说。褚民谊虽前以在行政院秘书长任内,为女游泳员杨秀琼亲驾马车,为人诟病,但生平似尚少其他艳迹。而在胜利之前,忽与某政要的“敝眷”也有其一手。余如陈群之姬妾成群,李╳╳的妻子与西医储麟荪,钱大櫆的妻子与西医苏记之,以及吴╳╳的妻子与李╳╳的好事频传,无非一团烟雾瘴气。
  
    罗君强原任行政院秘书,国府撤退至汉口,与交际花孔慧明热恋,事为当局所闻,以行为不检,生活浪漫,下令撤职查办,经陈布雷的缓颊,始得免于追究。他追随周佛海最久,同随汪来沪,君强也挟孔慧明俱至,置其原为族姑的第三任妻子于不顾,但是仅仅三五年的时间,以两人间性生活的不调和,从勃溪而殴打,终至脱辐。在他“安徽省长”任内,又与为他打荷尔蒙针的王小姐结婚了。
  
    上面的种种,我只能说是道听途说。除了君强夫妇间反目时,我常被邀去作调人外,其他各人,既然事出暧昧,也祇好说姑妄言之。但是当年石头城畔,笙歌盈耳,秦淮风月,又复盛极一时,许多人都怀着醉生梦死的心理,以求眼前一时的欢乐,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汪政权短短六年,一切都像南明时代的气象,歌舞升平,风流名士,其中不少像阮大铖、马士英一流的人物,而结果也与南明的君臣,同其悲惨的命运。
  
    那时闹得最凶,而又为我身亲其事的一幕,则为周佛海与女伶筱玲红间的一段经过。在追叙这一段孽缘之前,对于佛海想先介绍出他一个简单的轮廓。佛海不事修饰,外表仅像一个中小学教员,但是曾见有人写汪政权的往事而说他面有麻瘢,则是一大笑话。他字写得极劣,但文思敏捷,下笔千言,所著“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国民党中迄无人能写出比他更完备更有系统更有发明的党义著作。他为蒋先生司笔札,自民十六清党以后起,至民二十八年离渝时止,前后十二年。最后他在渝任宣传部长时,还兼着侍从室的重要职务。为蒋先生起草重要文稿的,先后有叶楚伧、邵力子、陈布雷、罗家伦、以至现在的陶希圣等多人,而有关理论的文字,还应推佛海最为出色。十二年中蒋氏能对他倚畀如是之深,不为无故。但佛海一生,以穷书生而跻身青云,不赌、不吸香烟,本人亦不专事聚敛,是其难得处。在汪政权时代,诸事集于一身,而小至友朋间的私人函件,亦从不假手于记室,尽管他私生活荒唐,而早眠早起,很有规律,已成习惯。曹聚仁以史学家自居,而为“周佛海日记”所作引言,特别指出关于他的就寝的时间是不可靠的说法,他的推断力真是惊人!他虽然是这样写的:“有人说:这本日记,关于他自己就寝的时间是不可靠的,因为周佛海的私生活十分糜烂,他不会让他的妻子找到漏洞的。”什么事都瞒得了妻子,就寝时间也瞒得了吗?我很钦佩于“史学家”下笔时一种主观的武断态度。但佛海一生的最大毛病,是酒色,纵酒使他成为致命的心脏病的根源,而嗜色以前既为蒋先生所不喜,已经颇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
  
    我与佛海交往,前后二十余年。首次见面,在民国十八年蒋先生北上赴平与张学良东北易帜后面加慰勉的蒋氏津浦路专车上。当时他任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我还不认识他,蒋氏为我与他介绍以后,一路就很谈得来。一到北平,我们同住在北京饭店,总部把饭店的三楼全包了,除了蒋先生夫妇而外,其余为随从人员居住。蒋氏那一次到北平,比较忙碌,除对张学良慰勉他东北易帜而外,还需要商量东北的善后问题。同时蒋氏与冯玉祥虽有金兰之义,那时双方却已积不相容,为了冯的出洋问题,所以阎锡山也特地由晋赴平,斡旋其事。蒋氏那次的随员中有吴稚晖、孔祥熙、赵戴文、熊式辉、邵力子、陈布雷与周佛海等人。随节的记者两人,则为王公弢与我(公弢时为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后辨朝报,前数年死于昆明),我是时任京报采访主任(京报实际为蒋氏所办,以陈立夫为社长,吴醒亚、赖琏先后任总主笔,地址在南京估衣廊,后以与中央日报发生磨擦,蒋以难作左右袒,下令停办)。
  
    蒋氏在平前后停留十日,而每天分别与张汉卿、阎百川商谈,大部份的时间除孔祥熙而外,不需别人参加。于是佛海、布雷、力子、公弢与我,再加上一个孙鹤皋(时任津浦路局长,与蒋氏为奉化小同乡,北伐前在证券物品交易与陈果夫同任经纪人,与蒋氏且有极深的渊源),无日不由佛海发起,大逛胡同,每天在红弟的妆阁中牌酒连宵。记得蒋氏突然决定启程南返之夕,而我们这一群,却还在“清吟小班”中豪兴方浓,佛海的勤务兵进来报告说路上戒严了,布雷有他的一份机智,说:“不要老总动身了吧?”忙用电话向北京饭店一问,果然蒋氏已赴车站,我们仓皇赶到饭店中,抢了行装,急急到前门外总站时,蒋氏方与阎锡山、张学良在月台上殷勤话别。蒋氏看见我们赶到,瞪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话。但是专车一到徐州,我们又乘蒋氏往九里山阅兵,在宝兴面粉厂里,打电话给当地的警察局长,在全市戒严中,送来了一批娼妓,胡天胡帝以娱贵宾了。人之好色,谁不如我?在任何政治舞台的幕后,都不免夹杂许多桃色事件。如汪氏之能不以环境而更易,举世能有几人?佛海的好色,我与他见面之初,已深知之,积习难改,而又处身于荆天棘地之中,以求一时之麻醉,其实并不足怪。所可怪者,以他的到处留情,而独对筱玲红的缠绵恩爱,百折不回,当时则醋海兴波,结果为生离死别。这一段孽缘,虽无关政治,似还有一记之价值。
  
  
  
  
  
  
  
  
  
  
  八八、从中共元勋到汪朝股肱
  
    周佛海的一生,就充满着传奇性的故事,他的政治生活,以中共的元勋始,而以汪政权的股肱终。以我与他私交之深,在写他与筱玲红的一段孽缘之前,先概序其生平,聘示黄垆之腹痛。他生于民国纪元前十五年,死于民国三十六年,即二次大战和平后之两年,死时为五十一岁。
  
    他是湖南沅陵人,家还在离城二十余里沅水南岸的乡间,父亲在洪杨时曾佐幕湘军,由军功出身,不幸早世。遗有佛海及弟妹各一。家祇薄田百余亩,赖其母鞠育至于成长。佛海初在乡村中一家私垫里读书,民国元年,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因国文好,以第一名录取。但入学的第二年,因与同学打架,自动退学,又改入兑泽中学,后又转学到县立中学。那时他只想中学毕业以后,以限于家境,唯一的希望是进长沙的省立高等师范;否则能谋到一个县政府书记,或者当一名小学职员,终其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在县中读书的时候,且曾经想辍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做一名学徒;但虽曾辗转托人,且终未能如愿。
  
    民国六年,是他一生的转捩点。那年初夏,佛海得到县中校长吕鹤立的器重,更由同学好友邬诗斋等的发起,一共凑了一百三四十元,资送他赴日本留学。那时他还不过一个二十岁的青年,离乡远行之日,曾口占了一首“朝发芦林潭”的则母诗云:
  
      溟濛江雾暗,寥落曙星稀。世乱民多散,年荒鬼亦饥。
      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
  
    从此,他与两个同学,由长沙坐船到上海,经长崎、门司而到东京,开始学习日语与补习其他功课。一度因反对段祺瑞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返国至奉天安东的厘金局一个同乡那里,想去做事。无如那里范围狭小无从安插,他在进退维谷之中,几次会想跳海自尽。仅仅停留了两星期,向那位同乡借得了二十元又重到东京。天无绝人之路,居然给他考取了有官费而且最难考的第一高等学校。与他同时考取的有做过邮政总局局长的郭心崧,以及任过中央日报社长交通部次长,后来在一九四九年由沪至港,因飞机失事而殒命也是汪系人物的彭学沛。佛海在第一高等学校毕业以后,又升学到西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直至学成回国。
  
    当佛海在西京帝大时,受了当时左倾的名教授河上肇博士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且成为中共海外日本支部的负责人。民十,回到上海,出席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的一共只十个人,初在法租界渔阳里开会,以法捕房闻讯掩捕,十人越窗而逃,改赴嘉兴的南湖,在船上继续秘密举行,陈独秀被举为委员长,而以佛海为副。所以佛海是中共最早的十个元勋之一。
  
    他于民国十三年归国,那时正值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山先生方任大本营大元帅,佛海由日本京都迳往广州,担任广东大学的教授与黄埔军校教官。当民十五年七月,国民党出师北伐,佛海随节远征。同年双十节进入武昌,他奉命为行营秘书,襄助行营主任邓演达。民十六秋,他又做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先生,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那时国共的磨擦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佛海于民十三冬虽已在广州脱离共籍,中共对他当然是对立,而国民党右派,依然认他是共党份子,左支右绌,使他的处境十分狼狈。清党前夕,中共在武汉已积极扩张势力,邓演达派了恽代英做总政治教官,实际上就是执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武汉的形势日非,张治中已被迫辞去学兵团长及政治分校教育长,佛海与张治中密商决定离汉南下。至民十六四月,蒋先生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四月下旬,他本来约好陶希圣一起走的,陶起初推说没有便服,佛海设法借给了他一套,而结果陶却留而未去,而且更做了由学生军改编而成的独立师的军法处长,颇有杀戮。以后陶又随着这个队伍去至南昌,直等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以后,陶希圣才算真正的离开了共党。佛海则靠了他的岳父杨卓茂与太古注行黄浦轮的买办熟识,化妆于清晨上船,住在买办房中,得脱虎口。船抵上海,不料已被南京当局所知,总政治训练部副主任陈铭枢(主任是吴稚晖,他向不管事),迳电上海清党委员会的陈群,等佛海一上岸,由公共租界的杨树浦捕房把他拘捕了。关在杨树浦捕房中四天,由佛海的夫人杨淑慧找到了那时做上海特派交涉员的郭泰祺及王世杰诸人,用电话告诉了吴稚晖,由他通知了特务处处长杨虎,才由捕房送往第一特区法院过堂后引渡至丰林桥的特务处。这样又关了两星期,再押解到南京户部街的总政治部,由陈铭枢交给戴季陶,这样才算正式开释了。在这段时期,上海正在大开杀戒,一两个人的生死,真算不了什么,更何况佛海当年在中共中的地位,那时他的生命,真是悬于一呼吸间耳。
  
    蒋先生在佛海押解到南京时,赴徐州督战去了,回京以后,就派他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总教官,“三民主义理论的体系”一书,就是那时作为教材时所著。
  
    至十六年八月,蒋先生下野,戴季陶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佛海也被邀去当教授,他看到南昌暴动以后广州的形势不对,又回到了上海。蒋先生指定了戴季陶、邵力子、陈果夫、陈布雷等办“新生命月刊”,而由佛海负其全责。蒋先生由日返国,于十七年一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他又被派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并为蒋先生代拟重要文稿。至民国十八年,又做了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民国二十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旧中委连任,佛海于增加中委名额中以得票最多当选为第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当时朋友们曾戏呼之为“状元中委”。二十年蒋先生二次下野,事前发表了几个省政府 ,顾祝同出主江苏。顾以军人而主省政,要求蒋先生准佛海去帮他的忙,因此发表了他为江苏教育厅厅长,以后又兼任了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直至抗战军兴,国军后撤,至民国二十七年政府西迁汉口后,训练部长一职,佛海让给了陈公博,他做了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为顾孟余,始终并未莅任),以迄政府迁渝,至二十七年底随汪离渝参加汪政权为止。
  
    佛海从民十六起,十年之间,在蒋氏左右,可谓红极一时,除了上述职务以外,世所熟称的CC(原为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之缩写,以后又误为陈果夫、立夫昆仲英文姓氏第一字之缩写),他是十个最高干部之一。所谓蓝衣社的黄埔军校组织,因为他曾任黄埔教官,他又为最高干部之一。此外他并兼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组长,追随蒋氏,跬步不离。蒋氏遇有重要函电文告,也无不一以委之佛海。
  
    佛海与汪氏,本来一无渊源,两人的发生关系,是当汪氏闻到了西安事变,宣称跳火坑而由法国兼程回国。于廿六年一月返抵香港时,佛海与邵力子奉蒋氏之命,赴香港欢迎,一见相谈甚得。以后佛海的随汪出走,除经过情形,已详本书前记外,无不种因于此奉命赴港之一行。
  
    佛海自认为一个率直而缺乏修养的人,以我的感觉,他于率直中寓有诚挚,充份表露出湖南人的性格。与他谈话,使人有亲切之感,因为他有天才,所以读书不肯用死功夫,戴季陶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联语是:“困学乃足成仕;率直未必尽善。”倒是针对他的毛病而言。他又自认为有将将之才,用人不猜疑、不牵制,这两点他真能做到。我于汪政权时随他六年,凡是他所交给我的事,从不怀疑,从不问讯。我做错了,对外他还为我负责。他与熊式辉有金兰之谊,一天与他谈到用人问题,佛海说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熊天翼则主张“用人必疑,疑人必用”。熊说:否则一定会弄到太阿倒持,尾大不掉。而佛海以为要用人不疑,先决条件必须是“知人善任”,而佛海对善任一点确有他的特长。有一天,我也与他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你主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真是做到了,但你对好人固然不疑,恐怕对少数坏人也复如此吧!他虽笑着点头,而大有未必尽然之意。
  
    佛海的长处是不用手腕,头脑清楚,办事有魄力、肯负责。而他的短处是容易冲动,而又太重情面,搅政治而仍不脱书生率真的本色。在汪政权六年中,我与他见面的时候很多,我比较了解他内心的彷徨与痛苦,这里我可以引用他在那时所写“盛衰阅尽话沧桑”一文中的结论,以说明他当时的心境,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所虚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
      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
      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
      无臭,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
      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
      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
      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旦不达到
      ,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那里因为人事沧桑之
      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这一段话说得很沉痛、很泄气,粗看不过像在为自己掩饰,甚至说出了流芳遗臭之言,但假如知道当时周佛海背了个“汉奸”之名,暗中冒万难万险为重庆效力,眼前是重重障碍,未来是祸福难知。他自称为孤臣孽子,已显明地透露出他的输诚中枢。其中最突出的一句,佛海不说:“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求实际有益于国族”,在民国时代,而他偏倾采用了“君父”字样,这两个字相信自然是指蒋先生而言,所以下面更有“关山险阻”、“鞠躬尽瘁”之语。和平以后,政府励行“肃奸”,主要人物,北自王揖唐;殷汝耕;南至陈公博、梁鸿志,都难逃一死,而独于周佛海经法院判处死刑以后,仍以国民政府 明令特赦,减处无期徒刑,此或即以其“君父”之思,蒋氏始更为垂谅之乎?
  
  
  
  
  
  
  八九、那五百年前的风流孽债
  
    写过了佛海一段沉闷的履历,再来谈谈他一生荒唐的艳迹吧!当佛海犹在沅陵中学读书的时代,他的太夫人以望孙心切,已急急为之完婚。在他赴日留学以前,已先后生有一子一女(抗战时但知长子在国军中任职,与佛海间音讯久已隔断。长女亦已出阁,本留在湖南原籍,和平之前,佛海设法接之来沪居住,至其发妻的生死,我与他前后相交二十年中,在佛海口中从未有一字提及)。
  
    民国十年,佛海由日赴沪,出席中共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而就在他留沪短短的时期中,与他现在的妻子杨淑慧遇见了。她与佛海是湖南同乡,那时还是启明女校的学生,她父亲杨卓茂是留美前辈,而且家境很好。佛海既是靠公费求学的一个穷学生,而且原籍还有着妻室。他们两人之间的恋爱,不久给她的家长所发觉,就防范着他们不许来往。不料那位杨淑慧女士,却一往情深,决心嫁给佛海,逼得杨老先生只好把他的掌上明珠,锁闭楼上。而她也真有勇气,乘家人不备,跳楼与佛海双双东渡,荆钗裙布,井臼亲操,在日本时期,过着极度清苦的生活。从此直至胜利为止,两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所生的长女慧海,于和平后嫁给汪政权的末任“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的儿子。不久仳离,再嫁一广东人营保险业的陈姓。子幼海,曾于沦陷期间,赴日留学,不久又回沪。和平前夕,佛海遣其赴河南张岚峰处以转渝赴美留学,不料行抵济南,竟与交际花王三妹结婚。旋日军投降,返沪后因军统调查财产关系,一度亦被扣留。至佛海被处死刑后,以一时之愤,赴苏北共区,加入为共党,中共南下之前,在沪工作。东南变色,幼海在沪市公安局任组长职务,隶杨帆部下。一九五一年三反五反之后,即不再闻其消息。
  
    佛海夫妇之间,以贫贱相从,感情素洽,但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抗战以前,他任职总司令部时,每隔数月,一定到沪一次,他与前鲁皖 陈调元是嫖友,所以同去的时候为多。那时上海国际华懋等大饭店犹未开设,一品香与大东旅社两处,就作为他们来沪时的居停之处。每晚飞笺召妓,见有合意的,立刻去作牌局,一掷千金,妓院中因为知道他们是当代的达官贵人,又复手头豪润,往往不敢自高身价,一夕之间,灭烛留[髟几],立成为入幕之宾。
  
    记得民十九那年,有一次佛海雪暄(陈调元字)等一批人,同往会乐里“真素心”家,刚于佛海酒酣耳热之际,妓院里嬲着他写一副对联,他居然磨墨伸纸,一挥而就,联句中嵌了真素心二一字,仿佛记得是:
  
      妹妹真如味之素
      哥哥就是你的心
  
    佛海的字写得奇劣,虽属游戏笔墨,其辞也究不雅驯,悬之妓院妆阁,实在不成体统,后来虽通知她们除下,但上海知道此事者已经很多了。
  
    尽管佛海到处留情,也只是逢场作戏,他太太明知其有时背着她偷偷摸摸,但还能故作痴聋。那年好似是民国卅年前后,“七十六号”的吴四宝在愚园路买了所新屋,迁居的那一晚,竟邀名伶堂会演戏,中间有一出是筱玲红的打花鼓。筱玲红是梨园世家,她的姊姊筱香红也是旦角,另一个姊姊筱月红是须生,曾经在法租界共和台演出。那时筱玲红还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雏凤新声,论演技自然算不得什么,但扮相很甜很艳。那晚佛海与李士群、邵式军,坐在第一排正中,我与几个朋友,刚坐在第二排的佛海之后。筱玲红的打花鼓上场,道白用扬州音说到“我是刮刮叫的清水货[口虐]!”时,摹仿少女羞人答答的情状,冶媚入骨,我看见佛海停眸张口,神情欲醉。我轻轻拉了一下我旁的朋友道:“看来,佛海又要偿付一笔五百年前的风流孽债了。”谁知竟不幸而言中,后来醋海与波,焚琴煮鹤,终且成为汪政权时代有声有色的一幕无上好戏,而我则居然也串演了这一幕戏中的配角。
  
    打花鼓下场,筱玲红也已卸了装。莫要以为吴四宝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倒亏他能看出了佛海的心意,他往后台伴着筱玲红过来介绍给佛海,就坐在佛海的旁边。两人且笑且谈,十分相得。下面的戏记得有周信芳、谭富英、程砚秋的,而佛海一向是欢喜看戏的人,这晚竟不待终场,与筱玲红就匆匆离座而去。
  
    几个月过去了,一天午前,赵叔雍由京搭机来沪,他一下机就到处找我,说有要紧事商量,我赶去看他,他拿出了佛海的一张便条,上面只写了寥寥两句:“╳╳兄:有家事奉恳,一切托叔雍兄面详。弟佛海。”一问,才知道佛海把筱玲红密室藏娇,竟尔东窗事发,佛海夫妇间已闹得不可开交,虽经陈公博、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等尽力劝解,双方竟已濒于决裂。周太太一怒而搭车来沪,说要聘律师与佛海离婚,他与蒋保厘律师的太太是同学,所以来沪要聘保厘经办此事,佛海认为事既不宜外扬,而且还希望能由我从中设法,俾事态不至恶化。因为那时我又重新执行了律师职务,所以佛海希望我于下午四时,赴北站去接周太太,兜揽这一起案子。如此事能由我办理,则结果不论离合,至少不至于将内幕传扬出去。
  
    我与佛海的关系,自然义不容辞。等京来车抵站,我准时赶去。周太太一下车,看到我在那里,因为我平时不惯迎送,她很认为奇怪,问我是来接谁的,我放意东张西望了一阵,随便说了一个人,又说我要接的朋友没有来,她也毫不起疑,就与我一路坐车回去。在车上,她问我知道不知道与佛海为了他外遇的事闹翻了。我推说一无所闻,她说:“我这次来沪,就是要聘请律师与他离婚。”说到这里,她忽然呀了一声,说:“我真是气昏了,怎么竟然忘记了你是律师,还想去请教别人。”我当然顺水推舟,认为彼此既是朋友,自当效劳。一切果如佛海所料,周太太见到我,一定会托我,而其实她也并不真心要离婚,不过是作出一种姿态,以逼迫佛海的就范而已。我答应了承办以后,她认真的签了委托书,并详细告诉了我一切的经过,首先要我当晚赴京与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我什么也不去和她争辩,也真的当晚到了南京,想先问明佛海的意思,再定调解的办法。男人自有对付妻子的一套办法,佛海对我所说的话,倒是面面俱圆,那是鱼与熊掌,兼而有之的妙计呀!
  
  
  
  
  
  
  
  九○、密商中决定了兼有之计
  
    佛海为了筱玲红的事,以至引起家庭间的严重纠纷,等我被正式邀请为这一幕的配角时,已经闹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一切发展经过,事后才得之于佛海夫妇与别人所透露给我的。
  
    佛海本已神醉于筱玲红台上的表演;又经不起吴四宝的从中牵引,大概经过不久,两人就有了不寻常的关系。那时,佛海既是一个太为人所注目的人物;上海又是双方展开政治暗杀的战场。他们之间的幽期密约,既不能谋之于普通的逆邸,又不便在进出的人太杂的筱玲红家里。他们经常作巫山之会的所在,是法租界莫里哀路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孙曜东的第三妾潘玲九的金屋中。
  
    潘玲九原为上海的长三堂子(高等妓院)出身,花名叫玲华老九。后来又转入“百乐门”舞厅当舞女,又改名叫潘玲九,长得并不漂亮,但娇小如法国影星碧姬芭铎,而风情也正如碧姬芭铎。因为她做过妓女与舞女,所以懂得怎样侍侯一个贵人;也正为她出身于妓院,因此也不在乎以她的家供作别人的阳台。那里是一所精致的小洋房,离中山先生在沪的故居不远。一生到处留情的佛海,一遇筱玲红,倾心相爱,竟然为之颠倒得到了疯狂的程度。
  
    佛海平时一半的时间在南京,处理“财政部”的事务;一半的时间则在上海,处理“中央储备银行”的事务,祇要他不得不去南京时,虽为日无多,在佛海看来,真已“小别亦销魂”了。虽然在家里,他不能不避他太太的耳目,但每天早上一到他的办公处所,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地接通长途电话,与在上海的筱玲红喁喁通话。事实上,一直借别人家里幽会,究有许多不便,数月之后,佛海也早已将藏娇的金屋,迁至霞飞路底的林肯公寓去了。
  
    丈夫一有外遇,十九形迹难瞒,终究不免要为妻子所发觉。周太太着实有她的一手,她早已觉察到佛海的行动可疑,买通了佛海左右的人,连他们通电话,她也会取到纪录;藏娇的地点,很快也就为她所知道。一次,正当佛海在那里卿卿我我之时,周太太率领了一批娘子军,直捣香闺。因为佛海的挺身相护,筱玲红仅以身免。秘密终于这样地完全暴露了,虽然佛海又把她迁移到霞飞路可的牛奶棚对面一条幽深的小巷中去,一有机会,仍然雀桥暗渡,两家庭之中,从此闹一得也再无片刻的宁静。
  
    周太太一定要佛海与筱玲红断绝,而佛海则坚持不肯抛弃。每天总为了这个问题彼此争吵,佛海曾经向她软求,他曾自己告诉我,为了当年是患难夫妻,他甚至不惜向她下跪,又亲笔写给了她一封长信,用尽了最卑屈的字句,以求取她的谅解。而软的方法做尽了,却并不曾打动周太太的心。一次在争吵中,两人几至动武,周太太有一个幼时的同学吴小姐,一直住在周家陪伴着周太太,她上前去劝解时,佛海用力把她推开,一堆就推得她俯跌到地上,把她的一口门牙也跌落了。佛海是轻怜蜜爱闹得发疯,而周太太则是醋海兴波,气得发疯。她把佛海写给她不足为外人道的信,取出给每个人看,口中喃喃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一个人分占他。”说着更从手袋中取出一枝四吋象牙金镶的小手枪,一面做着放射的样子,一面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陈公博、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等什么要好的朋友都全力调停过,但没有一些功效。
  
    周太太也自己去找过筱玲红,领她到银行保管箱中去看她珍贵的饰物,又求着筱玲红不如痛快嫁给佛海,如其这样,愿意把一半的首饰分给她。但是要依她的四个条件:一、必须与她住在一起;二、要她对佛海与她和她的子女,称呼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完全承认是一个侍姬的地位;三、与佛海同宿或外出,须先获得她的同意:四、不许生男育女。头三条已不好接受,最后一条,连筱玲红自己也不敢保证,事实上,那时她而且已经怀有身孕。周太太一下子是像要成全他们,但一下子又要“七十六号”的行动队长林之江,拿了手枪去威逼她和佛海离开,她内心矛盾得厉害,行动也乖张得异常。佛海的态度,则坚持不与筱玲红离开,要合,也决不与周大太同住在一处。问题终于决裂了,周太太一怒离京,于是到上海要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我因佛海的授意,兜搅了这一笔生意,也惹尽了无数麻烦。
  
    等我表面上受了周太太的委托,赶往南京与佛海商量时,他很坦白的说:“我与淑慧,贫贱相合,情同糟糠,现在儿女都已长成,我在道义上、情感上,都没有和她分离的可能。我不讳言一生好玩,也遇到过不少各式各样的女人,但我从来没有像对筱玲红那样的衷心喜爱过,你是了解我目前的处境与心境的,更想到我茫茫的前途,已经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图一个眼前的欢乐。而当我无论怎样烦闷的时候,祇要有她在我面前,我什么痛苦,都立时抛诸脑后了。况且我已届中年,垂垂将老,花月情怀,这可能是我此生的最后一次了。所以我要叔雍找你,固然免使事情外扬,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况且,她已经有了喜,良心上我更不能抛弃她。”我问佛海:“你太太知不知道她有喜?”他说:“正因为她已经知道了,才愈吵愈严重。”说到这里,佛海勉强笑了一笑,他继续说:“有孩子又怎样呢?不要说我原籍的发妻,早已有了子女。这几年我几次去日本,朋友为我介绍了一个日本女人,祇说我是出征的日本军人,她也完全相信,现在已经生了个男孩子,而且面貌生得和我一模一样,我太太那里知道?她又那里管得到那么多呢?”说句老实话,男人一定同情男人;朋友也一定帮忙朋友的。我听了他的自我供状,答应了为他尽力奔走,以解决这一件难题。我们开始商量善后,我提出了一个方案,表面上要佛海与筱玲红离开,并且要忍受几个月的痛苦,绝迹不与她见面。等他太太完全相信了,以后再陈仓暗渡,也要加倍小心。否则僵持下去,女人一任性,会弄到不堪收拾的地步。佛海同意了我的建议,要我全权去办理,他先于暗中通知筱玲红,要完全听从我的意见,并且还要我先去看她一次,告诉她我所扮演的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免得她惊疑不敢合作。
  
    我当天匆匆地又回到上海,告诉周太太已把佛海说服,他愿意放弃她。周太大自然出乎意外的高兴,她真以为我如生公说法,能使顽石点头。我接着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周太太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作主。但是我绝不能承认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佛海的骨血。”初步,就这样的决定了。
  
  
  
  
  
  九一、醋海兴波请尝木樨滋味
  
    我依照佛海所告诉我的秘密地址,去看筱玲红。她那时似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稚嫩、白皙、丰腴,但很娇媚,不算怎样漂亮,但绝无一般女伶的妖气。她招待我坐下,由她的母亲陪伴着。虽然我道达了去意,也告诉了她佛海对她坚决不会抛弃的态度,以及暂时不能会面的苦衷。也许我表面上还是周太太的代理律师,她对我仍然怀有戒心。我看到她谈话时还在簌簌发抖,也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同情。我说:“反正这是一出假戏,但要做得像真戏一样。”我要她提出作为脱离条件的抚养费,她们数目不妨开得大一些,否则反会使周太太怀疑。她与她的母亲商量了一阵之后,结果还是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价。于是索性由我代定了一个不太小的数目,她们也无可无不可的同意了。
  
    我又去到了周太太那里,告诉她与筱玲红接洽的经过,以及由我代定的抚养费数目,她不加考虑地答应了。她催着我赶快办理手续,而她又定出了多项原则:一、脱离据由筱玲红单独签字;二、承认目前所怀身孕,与佛海无关;三、证人除我以律师身份签字外,必须有他的胞弟杨惺华与孙曜东。她说:“皮条是孙曜东拉的。我要他签字后负责佛海与筱玲红于脱离后不再来往。”最后我也征得了佛海的同意,一出假戏,总算很顺利地排练完成。
  
    在约定签字的上一日,周太太把整备好了的抚养费用的票据全数交给了我,并且要我把拟好的脱离据给她看,我还约略记得原据是这样的:
  
      立脱离据人╳╳╳(艺名筱玲红),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
      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承一次给予抚
      养费中储券╳╳元正,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至
      立据人现虽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
      证。
  
        中华民国卅三年六月╳日 立据人╳╳╳
  
    周太太看了认为满意,又问了我签字的地点与时间,我也告诉了她就在霞飞路筱玲红的寓所,时间为下午三点。她说:杨惺华由她去通知届时到场,孙曜东则由我通知。当时我还深恐她临时再发生其他枝节,所以我要她明天决不要再到场,由我来负责为她办妥一切,她也完全答应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10 21:47:20
  汪精衛之死——汪氏六十年忌日後人談去世經過
   2008-08-27 22:07:24 來自: delpiero
  古今中外,很少有人像汪精衛這樣在其人生的兩端有如此強烈的反差:早年贏得巨大的聲望,而在其接近生命盡頭時得到如此之多的惡諡駡名。
  
    汪精衛於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時,在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離開人世,在其六十年忌日前,多維記者採訪了現居美東的汪氏大女兒汪文惺、大女婿何文傑,請他們回憶當年的情況。
    
  
  “我們一行是1944年3月3日飛赴日本給他治病的……”汪文惺與何文傑兩位髦耋老人緩緩敍述起塵封了整整一個甲子的往事,何文傑並向多維記者出示了他關於當年陪同岳父東渡、最後又隨靈柩回國的回憶錄,作為對他答多維記者採訪提問的書面補充。
  
  鉛彈變黑,裂為兩截
    
  
  汪精衛之病,與他1935年在南京中央黨部身中三槍直接有關。
    
  
  1935年11月1日至6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秩序混亂,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影,也勸汪精衛不要出席,但汪表示不出席說不過去,還是參加了。合影剛完,一位名叫孫鳳鳴的軍人突然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角下?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向第六、七胸脊柱骨,擊中吊褲帶交叉點,受到阻礙略向上轉,沒有擊碎胸脊。
    
  
  後來查明,孫系十九路軍舊人,與“福建人民政府”有關。他激憤於中國喪權失地,與幾個夥伴密謀殺掉他們認定的賣國禍首蔣介石,便假創通訊社,以記者採訪為由,用照相機隱藏手槍,進入了現場。沒想到蔣沒露面,而抱著拼死決心的孫鳳鳴退而求其次對準汪精衛開了槍。汪傷勢雖重,住了一段時間醫院動手術,最後搶救了過來。但是到1944年年初,病情惡化了。
    
  
  “那段時間他常常精神困倦,容易疲勞。尤其是(1944年)元旦演講之後,更覺不支。於是不得不暫時放開工作,臥床休息。為求環境比較清靜,便搬到北極閣去小住。這時爸爸的心脈間歇加劇,晚上睡著時雙腳不時跳動,又會睡眠中突然坐起一會,然後躺下再睡。這都是不自覺的動作。再過幾時,更感覺背部當中一部分肌肉有點麻木,這就顯得情形有些嚴重……”
  
    之所以嚴重,為的是他受到槍傷正是這個部位。汪當時身中三槍,左眼側一處子彈已取出,左臂子彈穿出,惟有背部一槍,“雖然幸被吊褲帶阻擋,子彈轉而向上方停住,沒有傷及脊骨,但是屢經手術,都不能成功取出,卻把病人弄得元氣大傷,引發了心脈間歇的毛病。從此醫生們再不敢嘗試。”
  
    但是到了這時候,醫生和家屬都覺得對這一顆子彈不能再漠視了。
    
  
  一個日本軍醫官桃山中將認為必須動手術,而手術也沒有太大難度,他很有把握取出子彈。家屬們這時別無良策,只好聽從他的提議,果然不到一小時他就把子彈取出來了,那顆裂為兩截的鉛彈因為日子久遠,顏色已經變黑。
  
    滿以為病根已除,可以從此康復,可是汪精衛雙腳反而更日益無力,雖然能勉強起床,但走起路來腰背如同針刺。“爸爸的私人德國醫生諾爾從上海來到南京,要求病人走幾步給他看看,見到爸爸走路姿態,他竟然忍不住失聲哭起來。在座的人都為之變色。”當時年未而立的何文傑趕緊拉著他走到外面責備他怎可這樣對著病人失儀。諾爾淒然道歉,解釋說不忍見到多年朋友罹此沉?,“他說根據書上形容,這種躑躅的步武正顯示脊骨受到壓迫,壓迫脊骨的很可能就是瘤腫之類,其嚴重性可以想像。當時我還覺得他判斷未免太過輕率,後來再細想,才覺得諾爾是一位真正有感情的朋友,也是最先判斷正確、肯說實話的醫生。”
  
  汪精衛的長女汪文惺和夫婿何文傑年屆九旬,現居美國
  
  
  
  
  日人下毒?純屬無稽!
    
  
  這時本來是給汪妻陳璧君診治胃出血的日本著名內科醫生黑川教授,也替汪精衛檢查,覺得病情嚴重,即從日本邀請外科專家齋藤來南京,齋藤提議盡速到日本切除,因為在脊骨外停留八年的鉛彈引致脊骨部分瘤腫,壓迫脊髓,影響雙腿無力行走。必須割去兩節脊骨背面的一部分以緩解脊髓所受壓力,使雙腳恢復力量。大家一番商議,覺得到日本醫治已急不容緩,於是汪精衛不得不將職責交卸,飛赴日本。
  
  “家人由媽媽(陳璧君)、孟晉大兄、文悌六弟和我夫婦隨行;醫護人員有日本醫學教授黑川內科和齋藤外科,南京中央醫院院長黎福和兩位張姓女護士;秘書有周隆庠、陳常燾、程西遠等幾位,同乘東海鶼號飛機直飛日本名古屋。抵達目的地之後,即入住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到達的當日就給汪精衛做X光透視檢查,隔天一早就由齋藤大夫開刀,兩個多小時方才完畢。
    
  
  幾乎是在汪病情惡化前往日本之際,坊間就流言四起,多年來時起時伏,不絕如縷。其中最聳動的是說汪是被日本醫生毒死的。多維記者問汪、何夫婦,這些說法是否並非空穴來風?
    
  
  汪、何斷然否定這種可能性:哪?有這種事,絕對不會!
    
  
  他們介紹了當時的居住情況。全部人員有的住在醫院,有的住在離得不遠的觀光飯店。醫院安排將東廊的三樓和四樓,每層劃出部分房間給汪氏一行專用。汪的病房位於四樓。負責聯絡周隆庠和日本醫生一道住飯店,每天像上班一般到醫院辦公。
    
  
  時過六十個春秋,當年情景恍若昨日。何文傑一一回憶起當時參與救治的醫護人員:齋藤身材壯碩,舉動豪邁。他有一樣特殊 慣,動手術的時候要把手術室的溫度調節到華氏90度以上,然後穿上木屐來做手術。他一面奏刀一面要特地由一位護士在旁替他拭抹雨一般的汗水。黑川教授中等身段,臉龐圓滿,戴一副黑邊眼鏡,他專責照料病人的一般健康。名倉教授是帝大醫院的整形外科主任。勝沼教授是名古屋帝大醫院院長,還有南京中央醫院院長黎福,這幾位醫生在手術之後,每天早、午、晚各一次都聯同一起檢查病人情況,“尤其是黎福醫生是自己人,更隨時在側。”
  
    手術兩天之後又來了一位高木教授,“此人似乎來頭很大,其他的醫生對他都很尊重,他儼然成為一群醫生的領袖。”另有軍醫中澤少佐、太田大尉跟在後面,專門擔任記錄。一行人等,集中了當時醫學的權威,甚至護士也是由南京中央醫院選出最能體貼病人的南京和杭州兩位張小姐輪值,醫生檢查時才有日本護士參加。
  
  病勢日沉,醫生乏術
  
    何文傑說,當時他負責與飯店聯繫安排伙食。但是戰爭年代,食物缺乏,常吃的只有雞肉和豬肉。母雞要留著生蛋,而小公雞肉粗糙無味,豬肉臊味極濃,令人難以忍受。日本式甜點心看來五花八門,可是細嚼內容,不外是內餡紅豆、外裹糯粉而已。汪精衛臥床既久,胃口自然更差。又患有糖尿症,更多一重禁戒,所以日常所吃只是一碟剁碎雞肉或雞肝,加上一點甘筍、菠菜磨醬而已。
  
    但這位病人的表現令醫生們感動不已:無論怎樣辛苦,怎樣不耐煩,總是強自忍耐;有時胃口不好,食不下嚥,經人勸慰,總勉強把食物吞下去;獨自一人不免皺起眉頭,在人面前還是強展愁顏。“這種度量,大家看在眼?,連日本醫生都寫過回憶文章懷念他。”國內同僚和親友,凡能夠暫時放下工作的都先後來探病。八個月未曾離開一天名古屋的何文傑感慨:其間病人的痛苦和堅忍,醫護人員的竭誠和努力,親友的焦灼和冀望,都無法形容。“病人情況時常起落不定,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感情一直追隨著病情起落。”
  
    “手術之後,病人雙腳肌肉果然稍有進步,躺在床上可以自己把雙膝提起數寸高,”何文傑抬起腳尖來向多維記者示意,“大家都覺得眼前一線光明。東道主方面為使夫人以下一干人消散一下心中的憂鬱,還安排我們到野外去撿了一天松蕈……”
  
    大家有了希望,心情輕鬆了一陣,但病人很快又故態復萌。
  
     “醫生們對‘褥瘡’的形成,開始加以防範,每天上下午各一次來替病人按摩背部,每次大半小時,都是全體醫生參加。名倉教授主其事,其餘諸位醫生都凝神注視,十分慎重,而高木教授更加肅然斂容,……原來病人久臥不起,背脊尾閭,凡是和床褥緊貼的地方,因為血液流通不舒暢,很容易損,而這種創傷極難調理,尤其是病人原本有糖尿症,更不易癒合。不少症例竟會因此致命。難怪醫生這樣擔心。即使早已防範,褥瘡仍難倖免……”   這時醫生發覺病人血色素低降,藥物對此幫助不大,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輸血。
  
  曾經在曾仲鳴于河內遇刺時為他輸過血的何文傑,這一次有心無力了——“我的血型不對,是B型。血液同屬O型的有大兄文嬰、六弟文悌,程島遠、西遠兄弟,韋東年和淩啟榮等,每隔二三星期就輪流輸血一次。”輸血有一定功效,病人卻不免受到外來血液反應的痛苦,與注射破傷風針相似地發風疹,輸血後血色素也維持不了多久。
  
    究竟病人得的是什?病?這?多高明的醫學權威多次會診,卻遲遲未作確切診斷。“據說世界上少有這種病例,而且病情複雜,關係特殊,他們也不敢輕下判斷。”
  
    手術後過了相當久,醫生終於提出了病名:“多發性脊骨瘤腫”。何文傑說:即使不是醫學界人士,從“多發性”和“瘤腫”這些概念,也知道是嚴重的症候了,何況患在人體中樞的“脊骨”?大家心情低沉。不過汪精衛還是每天努力操練腳力,醫生也繼續調治,大家幻出一線希望:醫藥在一天一天進步,新的發展說不定可以治癒舊的頑症?“日本醫生說那時候新發明的硫胺劑可能有幫助,不過日本對這類藥物還未發展成功,上海方面倒可能已有流通。於是孟晉大兄特為此藥返回上海,會同他的朋友湯于瀚醫師設法搜購,不久就由飛機送來了幾盒。醫生們仍由高木率領,開始研究使用……”
  
    然而另一個不利徵象也出現了。“病人的血輪沉降速度比正常的快了幾倍,黎福院長解釋說體弱的病人固然有此現象,但這也是癌症的徵象之一,醫生們至此也不再作保留,坦白地說所謂瘤腫就是Carcinoma,癌症之一種。到此不得不開始作種種準備。”
  
  
  臨終遺願:要回中國
  
    天時由春而夏,由夏入秋,名古屋已有寒意。對汪精衛來講雪上加霜的事情是:美軍飛機已經有空襲日本本土的跡象。
  
    “……為這位身份特殊的病人專用的防空洞收拾乾淨,負責擔架的軍醫兵也演 過好幾次。為了明瞭國際新聞和戰爭近況,我們由八舅父陳昌祖專責收聽無線電訊,日軍作戰不利的消息,不時傳到我們這些人的耳朵。有一天晚上,陳昌祖報告美軍已經在塞班島登陸,跟著防空洞也用到了。軍醫兵雖然經過操練,但是把病人從四樓一道特製木梯搬下來送進地下室?,顛簸是免不了的。病人體弱,這就很難經受得住……”
  
    美軍對名古屋進行大規模空襲是在11月8日。因地下室的防空洞沒有暖氣設備,相當寒冷,汪精衛在空襲之後著涼得了肺炎,次日他體溫高達40度,呼吸困難。11月10日午後,病房中傳來陳璧君大聲呼叫,黑川教授趕入病房查看脈搏,見汪渾身顫抖,吃力地說:“我要回中國……”這成了汪精衛最後的話。
  
    “可以說他一切都是為國做事,完全忘記了自己,”何文傑認為在自己88歲的閱歷中,“我所眼見,一人而已。”
  
    “當病人最後一天發熱之前,六弟有一天拉著我兩個說,他做了一個很可怕的夢,夢見爸爸靠床坐著,眼垂口弛,神氣非常之壞。到後來易簀之際,他猛然記起前夢,夢中所見與眼前一般無異,連到親人和醫生護士站立的位置都沒有差錯。難道真有預感這一回事嗎?”
  
    汪精衛去世的第二天,日本當任首相小磯、前首相東條英機、近衛文呂等人來到醫院向遺體告別。近衛默默站立了一個多小時——他對汪精衛的結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日本朝野明智之士對此頗多譴責抨擊——此時此刻,他感到內疚嗎?
  
    汪精衛的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小磯、近衛等人前往機場送行。
  
    汪精衛生前酷愛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為梅花。汪精衛死後葬于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戰勝利蔣介石還都南京後,炸毀了汪精衛的墳墓,火化了遺體。陳璧君曾贈送名古屋帝國大學紀念紅梅樹苗株,種在病房前,現在還有兩株尚存。
  
  
  
  (來自歷史風雲網)
  
  
  
作者:tmka 时间:2011-03-10 22:41:08
  后面的大段大段的字有点烦了。。。
  不是在8电影么~
作者:转身的华丽 时间:2011-03-10 23:34:30
  喜欢汤唯,大陆为数不多的用心去演戏的女演员!不浮华,有底蕴,很大气!
作者:他山之石可生木 时间:2011-03-11 00:29:02
  mark
作者:艾尔ELLe 时间:2011-03-11 00:43:40
  M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13 11:50:36
  九一、醋海兴波请尝木樨滋味
  
    我依照佛海所告诉我的秘密地址,去看筱玲红。她那时似乎还不到二十岁的年纪,稚嫩、白皙、丰腴,但很娇媚,不算怎样漂亮,但绝无一般女伶的妖气。她招待我坐下,由她的母亲陪伴着。虽然我道达了去意,也告诉了她佛海对她坚决不会抛弃的态度,以及暂时不能会面的苦衷。也许我表面上还是周太太的代理律师,她对我仍然怀有戒心。我看到她谈话时还在簌簌发抖,也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同情。我说:“反正这是一出假戏,但要做得像真戏一样。”我要她提出作为脱离条件的抚养费,她们数目不妨开得大一些,否则反会使周太太怀疑。她与她的母亲商量了一阵之后,结果还是说不知道应当怎样开价。于是索性由我代定了一个不太小的数目,她们也无可无不可的同意了。
  
    我又去到了周太太那里,告诉她与筱玲红接洽的经过,以及由我代定的抚养费数目,她不加考虑地答应了。她催着我赶快办理手续,而她又定出了多项原则:一、脱离据由筱玲红单独签字;二、承认目前所怀身孕,与佛海无关;三、证人除我以律师身份签字外,必须有他的胞弟杨惺华与孙曜东。她说:“皮条是孙曜东拉的。我要他签字后负责佛海与筱玲红于脱离后不再来往。”最后我也征得了佛海的同意,一出假戏,总算很顺利地排练完成。
  
    在约定签字的上一日,周太太把整备好了的抚养费用的票据全数交给了我,并且要我把拟好的脱离据给她看,我还约略记得原据是这样的:
  
      立脱离据人╳╳╳(艺名筱玲红),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
      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承一次给予抚
      养费中储券╳╳元正,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至
      立据人现虽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
      证。
  
        中华民国卅三年六月╳日 立据人╳╳╳
  
    周太太看了认为满意,又问了我签字的地点与时间,我也告诉了她就在霞飞路筱玲红的寓所,时间为下午三点。她说:杨惺华由她去通知届时到场,孙曜东则由我通知。当时我还深恐她临时再发生其他枝节,所以我要她明天决不要再到场,由我来负责为她办妥一切,她也完全答应了我。我与孙曜东既无往来,也不熟悉,但我终于相信了周太太的话,打了电话给曜东,告诉他佛海与筱玲红立据脱离,周太太指定要他以证人地位签字。起初他惊异地问我;为什么要他签字?我不便说周太太认定是他拉的皮条,而又苦于不便明说。我告诉他:他如不到场,事情既不能了,更恐另有麻烦。他再问我周太太是否也去,我说我已经阻止了她,因此曜东才答应了届时一定到场。
  
    第二天下午,我约齐了惺华、曜东到了筱玲红家里。她与她的母亲一起出来,我取出了写好的脱离据,交付了所谓抚养费用,她看也不着,在她名字下打了个手印(打手印也是周太太事前所坚持)。惺华、曜东与我也先后在笔据上签了字,三分钟就完成了手续。我们正待离开,周太太突然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有十多名的彪形大汉,都是面生的人,连我也从前所一个没有见过的。更回首向门外一望,那样一条又深又长的弄,每隔三五步就有一人,好像竟是布岗模样,我已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周太太问我手续有没有办好,我点了一下头,她把脱离据取来看了一下,就折好藏向她的手袋中去。她怒气冲冲再走到曜东的前面,手指着他,只说了五个字:“孙曜东,你好 !”就一掌向他的面颊打去,站在前面的一个彪形大汉,一看到周太太动手,也抢前一步,跟着用力打向曜东的头部,把他所戴的眼镜打落了,鲜血从鼻子里直流。接着,又当胸把他穿的一件蓝色印度绸长衫一撕,嘶的一声就分成了两片,更用脚向他的腹部乱踢。曜东本来有两名带枪的保镳跟着的,起初留在外面,此时给周太太带来的人拦着不能进来,曜东只有高声呼喊着救命。惺华看不过想上前劝解,被另一名大汉一堆,就踉踉跄跄的又退了回去,筱玲红挺起了一个挺大的肚子,面色变成惨白,周身抖个不住,我立在她前面,为她遮挡着。我怕这样打会闹出人命,而曜东又是我去约来的,心里又焦急,又有些气愤,但以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只有眼睁睁坐视那一幕戏中戏串演下去。这时,周太太又开口了:“孙曜东 !你要讨好上司,应当以工作来表现,怎样以拉皮条来献媚?我问你:你是吃饭的还是吃屎的?”十余名大汉轰雷般的应着说:“他是吃屎的 !”语声未绝,中间一个手里拿着一只香烟罐的,把盖一揭,直向曜东的头面浇去。原来罐里储满着稀薄的粪汁,浇得他满头满身都是。整间屋里弄成臭味不可向迩,连周太太也掩着鼻存身不住了。她点头向大汉们一示意,簇拥着她返身而去,我也只好乘机溜走了。出来,我到佛海那里告诉了他这一幕的经过,并率直地指出他太太做得太不成话。结果他们夫妇之间,又大闹了一场,佛海写信给曜东表示了歉意,在那时自然曜东也只好不了了之。但以后佛海对曜东暗中倒着实帮了不少的忙,以补偿他那次吃的大亏。
  
    以后筱玲红在医院中生了一个女孩,因为外面传说有人要不利于这个婴儿,因此在手术室中一生下来,就立刻从后门急急抱走。筱玲红等举家装着哭泣,做得很逼真,侥幸保存了一条小命。屈指算来,这个堕地即险遭毒手的无父孤儿,如今已经是盈盈十五之年了。
  
    佛海与筱玲红之间,形式上虽然脱离了,几个月以后,家庭之内,也已风平浪静了。经此波折,两人感情却反而更增一层。佛海把她改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冈田家里。冈田是佛海的好友,他兼任上海市长时,冈田又是市政府的顾问,周太大怎样也疑不到由他在掩护。平时,佛海要去看筱玲红,就说到冈田家去开会,周太太还是防着佛海到别处去。也常用电话去探询,结果证明确然是冈田的家,而佛海也真在那里,周太太从不曾再怀疑过顾问的公馆,就是丈夫的金屋。其实雷上达路与佛海的沪寓居尔典路,既祇隔着几条马路,冈田家里仅多制了一具电话分机,通向筱玲红的卧室,周太太有电话去,佛海大可以在枕上从容接听。直至大战告终,再不曾东窗事发。从那次签据之后,我也从未再看到过筱玲红。不过据别人告诉我,自佛海陷身缧绁,筱玲红洗净铅华,屏绝酬酢,与佛海之间,情意绵绵,仍书函不断。至佛海死后,她向人表示,愿意为佛海抚孤守节。至中共进入上海,据说筱玲红微薄得仅能恃以生活之资,因被人举发,给中共没收了。前数年,我在共报上看到消息,筱玲红已被迫重复登台出演,但不再是在上海等处的大都市,而分配到了穷乡僻壤,近况也就可想而知。
  
    当一九五一年我去日本时,我又当面问过冈田以佛海日本的外室与其所生男孩的情形,据他认生活还可勉强过去,我原意想去存问一次,而冈田以为不必使她因见到佛海的朋友再添给她的伤感而能。回港后,一次我在轮渡上遇到慧海,我告诉她的父亲在日本还生有个弟弟,同气连枝,照理应有个联系,她却并不追问原委,只是淡然一笑,我不便再说下去。现在又事隔多年,故人的后裔,成长之后,自将永沦异国,且恐不再知其生父之为谁了。
  
  
  
  
  
  
  九二、大发其国难财的银行界
  
    东南的财富,聚集在上海;而两租界则是储藏财富的库房。从抗战发生以后,各地富户都收拾了细软,趁战火尚未烧到以前,早已涌向租界居住。这已经有了一百年历史的外国租借地,一时呈现着空前的畸形繁荣,大多数的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除了民国二十八、九年,不时闻到暗杀的间歇枪声以外,界内是一片歌舞升平。但是矮矮的铁丝网以外,南市、闸北,甚至同属于租界的虹口区域,在日军的枪刺下过着惊恐悲惨的日子。日军把租界团团包围,住在那里的人,自称是“孤岛天堂”,其情形与现在的香港差相仿佛。这样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于一夜之间,在无抵抗情况下,就接收了全部的租界。
  
    所有租界内的各式人等,自日军开入,全部都乖乖儿地成为顺民。饭是要吃的,命是要活的,同时,生意也还是要做的。各业几乎完全照常营业,尽管许多大老板们在抗战阵营内有他显赫的地位;在抗战区以内也有着同样的商业机构,而沦陷区中,尤其为工商枢纽的上海,还是像平时一样地照常进行着他们的业务。
  
    那时一般人的生活并不难过,即使一个平民,每个月走几次单帮,就可以藉此养家活口。发国难财的,不问是在抗战区或是沦陷区,都所在而有。当时社会间流行着两句民谣:“做官要做清乡,生意要做五洋。”清乡人员,贪污盛行,日军横行乡僻,鱼肉良民,甚至民间不称清乡,而叫做“清箱”,其情形可想而知。大平洋战争之后,海运中断,欧美的洋货,存底日枯,价格飞涨,更利用币制贬值的关系,利市何止三倍?这一官一商的两项,确是当时发财的捷径。
  
    其实,利息最厚的生意,还应推操纵金融的银行。以五洋业与银行业的利润相较,将如小巫之视大巫。战前的许多存款,在中储券收兑法币的时候,银行消息灵通,存入储备银行的法币存款,仍以一元法币换取一元中储券,而对存户方面,则老实不客气的在账上打了个对折。况且经过了几年的战争,可以买一所花园洋房的存额,太平洋战争以后,其真正的币值,已只够买一只大饼了。“中储”对一般银行的放款,不论为存放、为抵押、为透支,利息通常在五厘以下,而那时商场上的利息,已经高两角半。一转手之间,其获利已是惊人的。更何况任何一家银行,除了留存一些应付存户的现金而外,都在做银行正常业务以外的生意。一般的情况,赚得最多的有三项:一、银行买卖生金银,那时为财政部所许可。从战后黄金每两一百元起,逐步飞涨至和平前夕,最高峰达每两一干六百万元。六年中就这一项所获得的赢利,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平时在投机市场上买卖,由于币值的不断下降,只要做多头,也未有不赚钱的。有时大涨小回,不是改收现货,就只要能顶住几天,三两月的时间,已经会有几倍的利息。二、另一项好生意是囤货,战时物资缺乏,日用品以及工业用品,往往一日之间,数易其价,那时的中储券,虽还不如以后金圆券的急剧惨跌,但物价的高涨是无可避免。银行照例不能囤货,但聪明的银行家们,是会有一套偷天换日的手段,另立一个公司的名目,事实上由银行直接管理,而表面上则是与银行无关的机构,银行无限制透支给他,无限制地选择可居的奇货囤积。三、是地产,因为那时道契或土地证只要有银行准备库的估价单,随时可以向银行作抵押的担保品,因此上海的地产价格,直线上涨,这是最稳定而又不妨碍头寸的生意,银行界当然又把它为收购的对象了。所以,以银行那时的利润而言,两相一比,五洋业的暴利,变成为微不足道了。
  
    从东南沦陷之后,在租界内的银行,官办的国家金融机构,所谓大四行的“中中交农”(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农民银行),除中央银行与农民银行停闭而外,中、交两行仍如常营业;半官性的小四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国货四家,也只有国货一家收歇。此外江浙财阀主持的所谓南三北四(南三是上海银行、浙江兴业与浙江实业。北四是盐业、金城、大陆、中南),从北洋政府起一直左右着全国的金融。北伐后国府成立,声势乃更盛于前。这几家的大老板们,都成为政府的红客,多数兼任了中央银行的理监事。虽然东南沦陷了,以后日军又进入了租界,而这几家的业务,反而更加兴盛。所有这几家的主持人,大多远在重庆,但过去都与周佛海有相当交谊,沪行的人员,一面与重庆呼吸相通,一面与佛海往来极密。大银行有任何困难,佛海都以中储的力量,尽方支持。中储那时已取中央银行的地位而代之,成为“银行之银行”。日军的军用票收回了,独家在沦陷区发行纸币。犹记得当中储上海分行开幕的时侯,中储即以钜额现款,分存给上述几家,以及如新华等的许多大银行,事实上等于是中储白送它们一笔固定的存款。如平时缺少头寸时,中储还无限制帮忙。工厂需要款项向中储请求抵借,更规定了转抵押的办法,工厂必须向商业银行抵押,再由商业银行转给中储,依照原合同取回放出的头寸,中间稳赚一笔优厚的利息,而不必担负任何危险。佛海的目的,就是对他们的一种调剂。
  
    和平以后,所有在战前已经成立的银行,经过了六年的一段时间,又得佛海的暗中维护,资财方面,无不有钜额的增加。虽然等到胜利以后,留在沦陷区的银行家们,又在大骂其敌伪如何如何的加以压迫,但在当时,我目睹过他们见到了佛海,如何肃然起敬地高呼“部长”,有声望的银行家,不是担任汪政权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委员”,就是成为“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委员,最少也是“上海工商联谊会”的委员。我不想拖人落水,不再在此列举出他们的名字。那时银行界的蓬勃气象,正与上海的畸形繁荣,成为正比例。
  
  
  
  
  
  
  
  
  九三、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纠纷
  
    汪政权的“国家银行”是“中央储备银行”,其人事组织,大体如下:总裁周佛海、副总裁钱大櫆(原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业务局长柳汝祥(现在日本)、发行局长邵鸿铸(现在港)、国库局长俞绍瀛(现在大陆)、外汇局长夏宗德(前数年在港,现踪迹不明)、总务处长吴继云(现在港)、调查处长许建屏(现在南非)。总行在南京新街口,即原交通银行的行址,沪行在外滩,为中国银行的新厦。
  
    日军进入租界以后,原来的中央信托局也停止了,汪政权另成立了一个中央信托公司,事实上是“中储”的贸易机构,佛海兼任了董事长,许建屏兼任总经理,佛海的内弟杨惺华兼任副总经理(惺华的本职为财政部总务司司长),但董事长的图章是握在惺华手里的,建屏仅居形式,毫无实权。以后索性由惺华坐升了总经理。
  
    日军进入租界之初,中交两行一度停业。以后又奉汪政权之命复业了。小四行亦由佛海派出官股董事而加以改组。关于人事安排,交通银行比较简单,因为唐寿民曾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前后二十年(董事长先为胡笔江,胡于港飞渝途中被日机邀截击落毙命后,由钱永铭继),即由寿民(现在沪)担任董事长(复业后之中交两行,改为董事长制,以董事长行使总经理职权)。而中国银行初请冯耿光担任董事长(冯久任中国银行总裁,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冯不就,又请周作民担任,周又谦辞,于是由吴震修出任(吴现在北平)。冯耿光、周作民两人退为董事,其他董事有王仰先、朱朴、赵叔雍与我。董事会秘书程慕灏(现在港),沪行经理潘久芬。
  
    小四行的改组,除国货银行未曾复业外,四明银行的董事长为孙鹤皋(前沪宁暨津浦铁路局长),中国实业银行的董事长为朱博泉。通商银行是谁,我已记不起了。其他战前原有的商业银行,营业状况,一般都空前美茂。而新设的银行钱庄,尤如雨后春笋,与日人直接有关系,或者与汪政权中人有渊源,也有原为银行中的中级职员,看到银行惊人的利润,自己也出来另行创立了。到民国三十二年间,迫得佛海通令停止发给银行执照,但无形中对已经成立的,减少了竞争的同业,不啻更予以一重的保障。
  
    正因为银行是大利之所在,于是大银行中,也多争权攘利之事,中间闹得最凶的一家是“南三”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
  
    徐寄庼从战前起,就一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战后任上海市商会会长,前数年已在沪病逝)。他战后之所以留在上海,一半固然为着银行本身的业务,一半为重庆方面潜伏在上海的“统一委员会”委员之一,负责金融方面的事务。因为浙兴是国内有数的大银行,那时的业务又蒸蒸日上,而寄庼对银行的一切,大权独揽,这样就引起了股东间的觊觎。
  
    纠纷发生的详细经过,以及其争攘的内幕情形,我因为与浙江兴业太隔膜了,全不知道。只在报上看到大股东竹淼生与徐寄庼之间公庭涉讼,两审都是寄庼方面败诉,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关,徐寄庼则一直处于下风。竹淼生是一个老银行家,也是浙兴的大股东,那时在各方面都很活跃,总之他有意于去徐而自代。支持他最力的是唐寿民,而寿民与佛海又有着深厚的交谊。徐寄庼则只管浙江兴业内部的业务,与汪政权中人,几于绝无来往。重庆方面虽然有他的方量,但到底鞭长莫及,寄庼的形势,已处于倒台的边缘。
  
    大约是三十三年的秋天,一天的清晨,徐采丞忽然陪了寄庼到我的寓所来看我,我与寄庼过去并无一面之缘,此来顿觉其突兀。采丞代表杜月笙在上海工作,一面与驻沪的日军“登部队”有良好关系,但他与佛海之间,数年中虽然一直由我在中间联系,可能许多人在佛海面前说了他的坏话,两人一向总有些格格不入。
  
    入坐后,采丞先代寄庼道达来意,他说:“有关浙江兴业银行的内部纠纷,报上登得很多,想你已略有所知。截至现在为止,诉讼方面寄老是失败了,但他能控制绝大多数的股东,为了最后挽救这一个危机,银行早已依照公司章程,发出通告,召开股东会。大会的日期,就在明天,而上海市政府经济局突然正式通知禁止开会,这样使寄老所筹划、所布置的将功亏一簧。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得到周市长(指佛海,那时他担任上海市长)的帮忙,但这几天他正病得厉害,曾经托过许多人疏通,无奈他概不见客。现在时机已经非常迫促,所以寄老要我陪来看你,希望你在最后关头代他斡旋一下。”我问:“寄老的意思,是否要我代向佛海先生请求准许浙江兴业银行股东会明大能如期举行?”寄庼接着又说了些客气话,我说:“那么,周公馆近在咫尺,请两位宽坐一下,既然时机如此急迫,我去一趟回来就给寄老答覆。”
  
    那天佛海的病势确很沉重,正发着高烧,我闯到他卧室中去,一开口就问他知道不知道浙江兴业银行的事,他摇摇手表示不甚清楚。我说:“采丞陪着寄庼在我家里,经济局阻止他们明天举行股东大会,我以为寄庼是重庆统一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又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得罪他们。”佛海道:“问题是经济局禁止开会的是否合法。”我说:“论法,银行依照章程举行股东会,政府无权干涉,如其议案有违反法令或章程之处,事后政府倒有权纠正的。”佛海说:“那么你替我接许江的电话吧。”(许是当时的经济局长,前数年病死香港。)通话以后,佛海告诉他:“明天浙江兴业银行的股东大会,政府有什么权力去禁止开会?你不要随便胡闹。”许江当然是唯唯听命,佛海倒也痛快,他说:“要帮忙索性帮个澈底,寄庼如有其他要求,凡在我财政部与市政府权力所及之内,教他们分别来两个文,我亲自来批,让他们可以一劳永逸。”
  
    我回到家里,把佛海的话,告诉了寄庼,自然使他喜出望外。我说:“明天的股东会可以如期举行,时间上市政府已不及另补公文。浙兴如有其他请求,希望尽下午把送给财部与市政府的呈文交给我,让佛海先生亲自批过后,我再代你转给财部与市府。”
  
    果然,下午寄庼又把公事送来,我又去佛海那里让他批好了“照准”字样,等寄庼看到了佛海的手批,始再三称谢而去。我也分别把两份公事一份交给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罗君强,一份交给了财政部次长陈之硕。这样浙江兴业银行内部的一场纠纷,就此轻而易举地风平浪静。
  
    浙兴与我毫无关系,那时我是为了采丞的友谊而好事。而从这一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佛海豪爽的性格,遇事决不拖泥带水,说做就做。我帮了他六年,他对我真是做到了“用人不疑”的程度,人生难逢的是知己,我又安得再遇如佛海其人哉?
  
  
  
  
  
  
  九四、抗战前后上海报业概况
  
    上海因为有租界的关系,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经过了一世纪的时期,租界内的报纸,已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言论反而能影响全国的民意。在北伐成功以前,上海所有的报纸,不但都汇聚在公共租界的望平街一带,而且都挂着洋商的招牌,以托庇于外人。但他们的行销,并不局限于租界以内,有些遍及全国各地,而主要的区域,则为沿京沪、沪杭两路较大的城市。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一方面由于报社表示对政府的拥护,同时,许多望平街出身的报人,都担任了政府的要职,他们是内行,比满清官吏与北洋军阀自然聪明得多,他们懂得怎样对付报纸“越轨”的言论。政府的利器,是扣报,可以一纸命令,使邮局不寄递经制裁的报纸行销至租界以外,这样,无异于剥夺了上海报纸的生命线,洋商招牌,不再是护符,扣报一定使报馆屈服,于是政府很容易地掌握了上海的舆论。当民十六年国民革命军抵达淞沪以后,政府首先注意的是实行了新闻检查制度,虽然租界以内,论主权是政府势力所弗及,但各报无一愿意抗命。起初是由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党政军联合执行,以后改由上海市政府单独负责。而且被删检的新闻,更不得以时间不及为理由,留着空白(沪人俗称为开天窗),以免暴露新闻检查的痕迹。但尽管如此,报业大王史量才主持的申报,战前曾突然一度左倾,而且发出了反蒋、反政府的论调。人事也大为更动,黄炎培主持了总管理处,游俄回来的戈公振编辑画报,李公朴经办补习学校、流通图书馆等社会活动,鲁迅经常为副刊执笔,陈彬和参加撰述社论,胡风化名混入了编译部。有党派臭味的文汇报也在沪创刊发行。在七七事变之前,上海报纸上论调,一致是激昂的抗日,其中大部份是基于纯洁的爱国思想,而无可讳言,一部份却怀有政治上的其他作用。
  
    在抗战前夕,上海报纸盛极一时,除原来比较有长时期历史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与民国日报而外,有大公报、文汇报、中美日报、正言报、中华日报、立报。晚报也有大晚报、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社会晚报四家,其他小型报更多得无从统计,命名的离奇怪诞,如“叽哩咕噜”、“牵丝扳藤”之类,到了荒谬的程度。
  
    “八一三”淞沪战起,国军西撤,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华日报、立报等几家,立即停刊。其他各报,虽然行销已不及租界以外,但仍保持着激烈的抗日立场。日军则在虹口区创刊了华文的新申报,其言论则完全宣传日军阀的侵略思想,日本浪人且在沦陷地区强迫居民订阅。
  
    所有未停刊的报纸,继续秉承国民政府的命令,拥护抗战政策,国军退得愈远,论调变得愈趋激昂,政府派驻租界内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各报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汪精卫离开重庆,行抵河内,最初中央命令各报,不许对此有所评论,因此引起了蒋汪唱双簧的传言。直至河内行刺案发生,误中曾仲鸣后,汪派人物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等更在香港正式展开活动,各报才一致起来予以猛烈抨击。迨汪等一行抵沪,分别在愚园路与极司斐尔路公开成立了机构,汪系的中华日报也于民国二十八年夏秋之交再行复刊,上海舆论,壁垒分明,双方处于敌对的状态。笔战以外,更杂以枪战,暗杀案件,除了少数军政人员,以及银行界的人士而外,而新闻从业员的牺牲尤多,在汪政权建立以前,为日人所杀的已有社会日报的蔡钓徒(被骗往虹口残杀后,以首级悬诸法租界电竿木上);晶报的余大雄(被杀死于维新政权上海办事处新亚酒店卧室之浴缸内)。为国民政府所枪击毙命的有申报记者钱华,时报的经理王季鲁则中弹未死。其后以汪政权关系的报界人士,当丁默村接盘文汇报后,穆时英、刘呐鸥奉丁之命,筹备出版期内,先后遭重庆方面暗杀身死。“七十六号”还击的结果,申报的金华亭,大美晚报的张似旭、朱惺公、程振章等人,均难逃劫数。新闻报的顾执中则幸得死里逃生。“七十六号”公布通缉的八十三人黑名单,也大半为抗战报的从业员,而华美晚报的朱作同,以出卖金华亭而为中统击毙,腥风血雨,举市骚然。
  
    汪方于六年之中,也在上海创刊了几家报纸,除直接于汪氏的“中华日报”而外(社长林柏生、副社长许力求、顾加保);有周佛海系的“平报”(社长金雄白);李士群系的“国民新闻”(社长李士群、副社长胡兰成、黄敬斋);兴亚建国系的“新中国日报”(社长袁殊。兴亚建国运动,表面上为日人岩井英一所领导的亲日集团,主要人物有袁殊、陈孚木等人,而事实上则为中共潜伏之地下组织)。
  
    但是太平洋战事发生以后,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形势一变,所有与重庆方面有板之报纸,除申报、新闻报以外,全部停刊,主要人员也纷纷走避。当时申新两报仍照常出版,旧日人员,几于原班不动,但一夜之间,好像忽然变成为无恃的孤儿,尤其日人的态度不可知,惴惴焉唯恐大祸之临头。而汪政权中人,则以两报的销路不恶,觊觎染指者也不乏其人。惟汪政权虽曾向日军提出过若干人选,继续主持两报业务,而日人均置之不理。在这一段时期中,申新两报旧人因过去不断有抗日言论,其焦虑为势所必然。当时两报当局,要求我转求周佛海为之庇护,得到佛海的首肯,曾由我分批陪同谒见,记得去见周的新闻报有汪伯奇(现在港)、李浩然(已死)等四五人;申报有马荫良、唐世昌(两人均在大陆)等四人。当他们表达其暗中保护的愿望以后,佛海慨然应允,谓如其日方有不利于他们时,可随时与我联络,他无不尽全方以保护他们的安全。卒之两报中人,并无一人遇到不测。以后新闻报除严谔声脱离,申报赵君豪与严服周做了一个时期之后转赴内地而外,两报则一百八十度转变为亲日,仍日常出版,而全部旧人也仍照常供职。
  
  
  
  
  
  
  
  九五、一个亲日报人的另一面
  
    新申商报因为地处靠近上海外滩之汉口路(即三马路),属于日本海军的防区,大约在日军进入租界以后约一个月,日海军宣布了接收管理,委出新闻报的社长为李思浩(前段祺端执政府时代之财政总长,太平洋战争突发,李氏留港被俘,后押送上海,迫其出任职务),仍由吴蕴斋以股东代表负实际责任。申报则委任了陈彬和担任社长。
  
    在抗战期中,几于无人不知陈彬和为亲日最力的一人。战前,他担任申报一度左倾后的社评工作,言论偏激,颇为当道所忌,而又参与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的“保障民权大同盟”。从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被刺殒命以后,申报又转为原来的态度,比较激烈的份子,纷纷退出,彬和那时也南避来港,替那时的南天王陈济棠办起“港报”来了。香港于太平洋战争初起时就为日军所占领,而彬和又立刻与日人方面搭上了线,不久,重回上海,竟出任了申报“社长”。
  
    我与彬和认识了多年,但向无来往,自他由港回沪出任申报“社长”之前,时常见到他与日本人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我甚至没有与他作礼貌上的招呼。当时汪政权中的部份人士,有着一个奇妙的心理,对过份亲日的人,不但怀有戒心,而且鄙视而内心潜存着敌意,对于他,我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
  
    在他负责申报的时期,他的表现,有着极端的态度:一、他亲日:一切言论固然极度亲日,而太平洋战争初起日军获得暂时的胜利时,申报屡屡破例以大字红标题为日军宣传“╳╳战大捷”,其立场有时竟超过了日人所直接主办的“新申报”!二、他反蒋:彬和曾经写过一篇“蒋介石论”把蒋先生二十年来前后不同的言论,引用原文,作了一个对照。在沦陷区内,对蒋先生私人作如此的攻击,可说是稀有的例子。三、他讽汪:申报对若干措施,也加以率直的攻击与讥刺。当陈群出任“江苏省长”时,因为任用了上海帮会人物谢葆生(即仙乐斯舞厅主人)等为警务高级人员,申报且詈之为流氓政治。这样引起了很大反感。但是“申报”那时处于日本“军管理”状态之下,它代表日军的发言,连汪政权也奈何他不得。而且,他在社会上头得非常活跃,在公开的言论中,也时常对别的亲日人士,加以无情的指摘。
  
    其中对彬和最感头痛的是周佛海,因彬和不属于汪政权的管辖,而且他又与日本陆海外三方面都有交往,甚至摸不清他的真正背景。佛海又正在做着等待中美联合大反攻时、在敌后策应的好梦,他认为彬和过于亲日的态度,会影响甚至妨碍到他未来的工作。于是他加给了我一项任务,要我与彬和建立密切的关系,凡是他所参加的社团,我也必须参加在内,有反对汪政权或妨害佛海的行动,事前阻止他,弄清他的底细,查明他对每一件事的作用。总之,佛海的真意,是要我严密监视他。从此,我与他形迹上显得突然亲密,每天报纸上我与他的名字,一直联在一起。甚至蒋伯诚也一再向我提出警告,假如我仍与彬和来往,重庆将不会对我谅解,而我则是有苦难言。
  
    我不否认我以后与彬和之间,也发生了一些真实的友谊,因为有三件事他使我受到感动。本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之义,我愿意在这里顺便追叙一下当时的事实。
  
    一次,日本人发起捐献飞机运动,上海的许多“名流”受到了邀请,许多资本家被内定为捐献的对家。那天在虹口公园开民众大会。清晨,彬和匆匆赶来看我,他悄悄地对我说:“请你暗中分别通知别的朋友,不要去参加今天的大会,也不要捐献飞机。我单独去,以申报名义捐献两架。有事,我来担当。”说完他匆匆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开始有说不出的一种惊异的感想。
  
    又一次,上海民食发生了恐慌,配给将告中断。而米粮又掌握在日军的手里,他们把沦陷区最好的产米区,如苏、锡、松、青一带,划为日本军米区,所有出产,都归日军收购为军粮。那时上海市长为周佛海,沪市府的市政谘询委员会开会筹谋对策,当场推定我与彬和负责这一个问题。海运既告中断,唯一的办法只有与虎谋皮,向日人手中去索取。在苏沪一带日军中具有势方的人,是苏州的特务机关长金子,他刚来沪住在江西路的都城饭店。我与彬和去看他,说明来意之后,希望于日本军米中拨出若干吨为民食配给之需。金子考虑了一阵,他说:“米倒有的是,但必须有交换条件:一、米价须以现款交易(那时中待券现钞极度缺乏);二、负责疏散上海部份工厂,迁往内地;三、供给民夫两万人为日军建筑防御工事。还有其他两个苛刻的条件,现在已记不起了。我正预备与他辩论,而彬和并不曾征求我的回意,竟爽快地答应了。金子用白纸潦草地写了一个备忘录,要我与彬和签字,负责履行他所提出的条件。彬和又迅速地签了字,签完,把笔送到了我手里。对外办交涉,又不能显出内部的分裂,我于十分勉强中也只有照签。接着把交款与交米的日期也都商定了,我们告辞出来。一上电梯,我来不及等待,就埋怨彬和说:“如此条件,我们如何可以答应?我们没有理由强迫工厂迁往不适宜于生产的地点,我们没有方量征集那么多民夫,去帮助日人建筑工事 !”彬和只是笑,拍拍我的肩头说:“难道我们真会这样做吗?一还价最少时期要拖长了,民食的供应,已到了迫不及待的阶段,让老百姓吃饱了再说,只要米能骗到手,一切责任由我与你共同负担,你怕被日人杀头?…………”我听了他的解释,觉得他和日本人打交道,也自有他的一套 !我当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以后除由佛海供给全部米价现钞,彬和向游民习艺所调用了一百余老游民,借给日本作为敷衍以外,米运到了,而且也向全市配给了,而什么条件也没有履行,虽然日人曾几次来纠缠,我们总是饰辞推却,如此一直至和平为止。
  
    在胜利前夕,即使在沦陷区的人,也都明白了大势所趋,正如古人所言:“胜负之数,无待蓍龟”。又一天,彬和约我对未来局势好好的谈一次。我平时一直听到他的言论是“英美一定覆灭,而‘大东亚战争’一定胜利。”那天,密室中并无别人,他也一反以往的常态,承认太平洋战争日本的失败,已迫于眉睫。他提出了许多意见,要我向佛海进言,总之一切作最坏的打算,与必要的准备。他的意见,倒不失为朋友的善意。我忍不住问他:“既然你知道日本已处于必败之地,何以看见你反而做得格外的积极了?”他说:“你们以为聪明,表面与日本周旋,暗中却替重庆工作,日本人也并不笨,间谍密布,耳目甚周,你们的一切,知道得一清二楚。假如有一天日军真要被迫撤退的时候,一定焚杀以泄愤,你们非但起不了丝毫阻止的作用,而且你们将被首先开刀。而那时,就用得到我了,我可以向他们说:中国人并非都是抗日的,如我,中国人都在背后骂我,因为我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因此你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乱烧乱杀。我不敢说我的话会发生多大作用,至少,日本人是愿意听我的,而决不愿意听你们的,也可能我的话会有些影响。在这最后辟头,我要做得更积极,更使日本人相信我。”这一席话,使我对他有了不同的看法。所以如其说抗战时期与日本人合作的人,都已忘记了国家民族,沦陷区的老百姓都是顺民,连学生也都是伪学生的话,这是太不公允的。
  
    这一次谈话以后的不久,日本就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投降,那天是八月十六日,他又到亚尔培路二号来看我(那里是我会客宴客的地方,不幸胜利被接收后,成为中统的上海站,许多人都被拘禁在那里。从此,亚培尔路二号,也像七十六号一样,成为一个可怖的特务机关的代名辞了),他告诉我,一旦重庆政府回来后,一定不会放过他,他是最后来向我辞行,从此他将有一个时期的隐藏。而他来看我的最大目的,是劝告我与他一起走,他有最安全的地方,可以完全放心。可怜的我,竟天真地说出我做过一些地下工作,秘密电台中且曾对我们以不断嘉奖,而且蒋伯诚等一再表示可以为我保证。他叹了一口气说:“政冶只有成败与利害,你竟谈起功过是非来了,你会后悔的!”我谢谢他对我的关切,但我仍坚持着我的初志。我想堂堂政府,安有会欺骗一个百姓之理?他握住了我的手,眼泪从面颊流了下来。我送他出门,看他已放弃了原有的汽车,坐上三轮车,向北而去。以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一些消息,直至在香港的重逢。但处身在另一个时代中,尽管是数十年的老友,因为思想上有了距离,连形迹也变得非常疏远了。
  
  
  
  
  
  
  
  
  九六、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在春秋杂志上陆续发表这一部往史时,事前既没有立出一个大纲,手头又缺乏参考资料,每在到必须交稿的那天,才临时构想一节往事,本已见闻寡陋,益觉挂漏贻讥。如曾经在上海横行一时的吴四宝的暴毙经过,也竟然把它遗漏了。
  
    在沦陷时期,上海“七十六号”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所在;也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而它的成立,事实上是早于汪氏所倡导的和平运动。当汪氏等犹未抵达上海之前,李士群早已受了土肥原之命,在沪西亿庭盘路诸安滨十号成立了专为日人工作的特务机构。以后汪氏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成立,又加以改组,表面上由原任中央调查统计周的第二处处长丁默村任主任,以李士群为副,而迁往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在民国二十八至二十九年间,双方正在展开暗杀战时,那时的“七十六”就是一个使人闻而丧胆的名字。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虽然是周佛海,但他并不能真正控制这个机构,而且因丁李的争权,互相龃龉,反使他左右为难。丁李之下,那时搜罗了许多五湖四海三头六臂的人物,军统、中统、帮会中的亡命之徒,租界上的特别警察,形形色色,应有尽有。丁李而外,有苏成德、马啸天、林之江、王天木、陈恭澍、杨杰、万里浪、胡均鹤、夏仲鸣、潘达、戴昌龄等等,或司情报,或任行动。其他,丁左右的参谋人员,有顾继武、黄香谷、凌宪文、茅子明、奚则文、李子云、翦建午、彭年、孙育才等。李旁边的亲信人物,有傅也文、黄敬斋、唐生明、唐惠民、叶耀先、孙时霖等。但谁也不及吴四宝的能够名震一时,威震一方 !上海人尽管可以不知道陈公博、周佛海以及丁默村、李士群的,但吴四宝这三字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若论吴四宝当时的职位,真是低得微不足道,“特工总部”下除了林之江、潘达、万里浪、夏仲明、杨杰等各领一个行动大队以外,另有两个警卫大队,吴四宝警卫七十六号,而张鲁则警卫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即汪周等所居池)。吴四宝与张鲁虽是同等职位,而后者由于比较安份,上海人就很少知道他的名字了。
  
    对于汪政府下的两个特工首领,若论私人的观感,我不大欢喜丁默村,他瘦削得完全是病夫模样,实际上他那时也真已患了严重的肺病。性情有些阴阳怪气,连笑也好像总是勉强得阴沉沉的。我与他除见面时点一下头而外,很少与他交谈。士群则因为是佛海手下十弟兄之一,就往来较多。他是留俄学生,大约在苏联还受过“格别乌”训练,回国后还是为共党工作,曾经七次被捕,以后又投效了中统。抗战时期,因违犯纪律,将受惩处,开小差逃到了香港,竟然为土肥原工作。但以他的外表来看,他决不像是一个特工人物,身裁不高,面貌还清秀,举止则有些轻浮,说话带着很重的浙东口音,他像是一个纨?子弟,但脾气还爽快,更多少含有一些江湖气息。在我与他打过几次的交道中,留着一个相当好的印像。除了前文所述他与罗君强斗争中,我当面指出他的错误而没有使他老羞成怒以外,一次,“七十六号”要拘捕上海新闻报的严谔声,因为他兼任着上海市总商会与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的秘书职务,卷宗以及王晓籁、杜月笙等的私章,都保存在他那里,他听到了风声事前避开了,于是把他患病的妻子拘押了起来。出事时我刚去了南京,谔声派了他一个亲戚赶来要我为他的太太营救,时间已经是晚上,我正在夫子庙太平洋菜馆有应酬。来人告诉我经过后,我打了个电话给士群,我说有一些事想与他商量,他问我重要不重要,我当然说重要。他笑着说:“你好糊涂,岂有重要的事而可以在电话中商量之理,有话来当面谈吧。”我来不及终席,就赶到他家里,一进门他更哈哈大笑;他说:“我明天七点钟的早车要回上海去,今晚不睡了,预备麻雀打到天光,这里祇有老四(唐生明)与老苏(苏成德)两人,正苦三缺一,你自投罗网,刚好凑搭子,什么事都要等打完了牌再说。”他也不问我的来意,也不由我推却,吩咐下人,拉开桌子,哗啦哗啦的就打起来了。牌打完,我却输了不少。我们一起用稀饭的时候,我提出了谔声太太被捕的事,希望不要累及无辜的家属。他说:“不必说大道理了,凭着你我弟兄一场,况且昨晚陪了我打了通宵麻雀 !又让你输了这许多钱 !这个交情也就不由我不卖。你告诉他的家属,我一回到上海,立即把她释放。”当天士群回沪后,真也如他所说的那样做了。我觉得他没有像别人那样扭扭捏捏地一当权,就欢喜打官话的一套讨厌习气。
  
    再有一次,有一个海员工会的负责人(姓名我已经忘记了),他侵吞了在外籍轮船上服务的中国海员战时在海上殉难的抚恤金,数目不小,“七十六号”把他拘捕了,目的是想敌他竹杠,要他吐出吞没的恤金。数目而且已经讲妥二十万美金。我办理的“平报”的一个职员,要我向士群说情,可是个并没有告诉我此事真相,也并没说出斟盘经过,祇说是冤枉的。我受托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和士群去说,事情也已隔了很久。一天周系的十人组职在南京梅思平家里集会,刚好我与士群先到,连思平因在别处开会也还没有回来。我们对坐着无事可谈,忽然想起了那件事,我就随便开口请他帮忙,士群笑笑说:“怎么你也会管起这样的事来?”我说:“不过是受人之托罢了。”他道:“也好,我就帮你这一次吧 !”三言两语,就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以后人也释放了,朋友还送了我一桌餐具。直到那年底,我去“七十六号”看士群,他也想起了这件旧事,问我事后得到了多少酬报,我老实告诉他祇送给我一套不值钱的餐具。他说:“我当时为的是让你赚一笔钱,少说点,你也至少要拿他个十万八万美金,现在我又不想与你分脏,又何苦瞒我?”他又说:“那个家伙真是侵吞了孤儿寡妇们的恤金,你为什么让他白占便宜,他自己就愿意交出二十万美金的。”我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看到士群面上还露出怀疑的神情,我深悔太多管闲事了。但是,我感到士群真还有一股侠林中的豪气,虽然浑水中我并没有模到鱼,而我仍然感激他对我的一份好意。
  
    最后一次我与他见面,是在他被日宪兵毒死的前三天。那晚我与耿绩之(前上海市政府法文秘书;历黄郛、张群、吴铁城、余鸿钧多任市长而从未更动,在上海社会中颇有些名气)到他家里,他正在打牌,看到我去,他停下牌起身与我闲谈。那时,我又重新执行了律师职务,他说:“老兄,你真聪明 !办几张报纸,开一家银行,更做着律师,与当道又有交情,可进可退,悠然自得。我一天不干现在的事,那会有你那样的舒服,祇有回到上海做白相人了。”那里料到这一次的谈话,竟是最后的诀别了。
  
    士群还不失为性情中人,可是个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职业,竟然做了杀人的特务工作人员。“七十六号”在沦陷时期的不理众口,士群无论如何既在其位,就难辞其咎。况且他一朝得志,排挤了丁默村,把“七十六号”的大权独揽,又做了“江苏省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不免有些忘形,树怨既多,终至不得善终,但在私谊上,我总为他可惜。“七十六号”其实也实在不成体统,羁禁与审问重庆地下人员的所在,就在二门内的一排平房中。有一天白昼我去看他,有人正在那里问案用刑,我走过二门时,但听到鞭笞声与惨厉的呼叫声杂成一片,我上楼时忍不住向士群说:“何必如此残忍呢?白昼施刑,神嚎鬼哭,竟连来客的耳目也不避?”他说:“你是书生,因此不免有妇人之仁。”“七十六号”的用毒刑则完全是事实,皮鞭而外,老虎凳等一切,应有尽有。但胜利后有些报章,说在“七十六号”地下还掘出了累累的白骨,则不免是出于虚构。“七十六号”在特工战时,都是在街头袭击,虽然也有给捕来枪毙的,前后为数恐不足十人,如平祖仁、郑苹如、张小通等,而执行地点,则不在中山路荒郊,就送往南京,而决不在“七十六号”。士群本人有时还有理可喻,而比较横暴凶残的,则推吴四宝了。难怪汪夫人陈璧君有一次愤然对人说:“七十六号是一处太有血腥味的地方” !
  
  
  
  
  
  
  
  九七、吴四宝恶贯满盈遭毒毙
  
    吴四宝是江苏南通人,本是一个世界书局经理沈志方的汽车司机。总体总在二百磅左右,紫黑色的皮肤,一脸横肉,外表就是狠巴巴可怕的彪形大汉。在北伐以后,上海帮会势方抬头,下派社会照例拜一个老头子为靠山,吴四宝是清帮通字辈季云卿的徒弟。刚好李士群还是共产党员的时代,为了要取得帮会上的掩护,也拜在季云卿门下,事实上他们是所谓同参弟兄。当“七十六号”成立之初,急于招兵买马,季云卿的老婆,也是一个女大亨,似乎叫什么“金宝师娘”的,在上海社会上同样赫赫有名。那时的吴四宝已经不做司机了,在赌场里抱台脚(保鏕或打手之意)。金宝师娘就把他介绍了给士群,担任“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统率着百来名卫士。除此以外,最初也做着士群的副官事务,有宾客来时,开头还站在餐桌旁为人添饭,有时奉命坐在车上保护着客人回去,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会霎时变成势焰薰天的人物。
  
    沪西一带,于汪氏等抵沪以前,在日军卵翼之下,早已赌场林立,“好莱坞”、“兆丰总会”、“秋园”等大赌窟规模宏大,电炬辉煌,每晚进去的人络绎于道,报纸早已对越界筑路的沪西一带,称为“歹土区域”。吴四宝就倚仗了“七十六号”的势力,手下又有武装的虾兵蟹将,利用畸形的地区,特殊的环境,向每家赌场,收项钜额的保护费。是赌场中的主持人,没有一个不是与他换帖称弟兄,就是执赘做徒儿。渐渐的连富商钜贾,也趋炎附势,与他发生关系了。吴大队长家里,臣门如市,一时声势之盛,有驾当年杜月笙而上之之概。四宝这个名字,一看就是出身微贱的下等人,不知是谁替他另取了一个堂皇的官名,报上居然也时常看到“吴云甫启事”的告白了。
  
    尤其在民国二十八至三十年间,上海绑票案件频频发生,汽车停在路边也会被偷窃得无影无踪,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做的,但道路传闻,都指出一个是“十三师师长”丁锡山,一个是“七十六号”的警卫大队长吴四宝所为。尽管有人指证凿凿,但谁也奈何他们不得。吴四宝有这样多的收入,应该可以满足了,但他还做着投机交易,纱布与黄金,由他指挥操纵,大进大出。一次他买进了大量纱布,忽然市价暴跌,他一急,就自己跑往交易所,取出手枪,强逼拍板的人挂高牌价,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于是非但造成了市场上的大混乱,许多人还给他搞得倾家荡产。大约上海开埠百年以来,这是商场上从来所未有的一次大丑剧了。而当时几起钜案,如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集体枪杀案、中国银行宿舍集体绑架案,别人所不忍为的,吴四宝都以邀功之故而毅然为之。
  
    吴四宝是一个不识字的粗胚,而他的妻子佘爱珍封是启秀女中的毕业生,一切运筹帷握,他都秉承阃命办理。她能够双手开枪,女犯人的拘捕审讯以至用刑,都由她与一个通日语的沈小姐亲自出马。一次还在太平洋战争以前,上海的租界还是存在着,她挟了武器,往租界“办案”,归途经静安寺路愚园路口交界处,即百乐门舞厅的前面,租界警察照例对车辆施行检查,而她出其不意,对警察开枪轰击,汽车也于枪声中疾驰而去,捕房终且奈何她不得。试想连一个区区队长的妻子,当年又是何等的威势 !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吴大队长的大名,在上海社会上既已全市皆知,即圈内人对这位过去称他为“吴大块头”的,也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他在愚园路立时经营起一所华屋,穷极奢侈,里面且有舞厅、剧场、网球场等设备。进屋的时候,还唱了三天的盛大堂会。周佛海与筱玲红的一段孽缘,就是在那次堂会中促成的。以后他的妻子佘爱珍四十生辰,又演戏摆酒三日,什么平剧的荀慧生、周信芳,沪剧的筱月珍,绍兴剧的傅瑞香之类,全皆到齐。是那时上海的有名人物,吴四宝的结义弟兄、学生、干儿子、佘爱珍的小姊妹,纷纷趋贺,酒席开至上百桌。除了杜祠落成,上海很少有这样的场面。而这六年之中,我所看到的汪氏,却从无一日有自奉自逸的事情,连他夫妇两人的生辰,不但绝没有任何举动,而且我们都绝不知道是那一日。其次其陈公博,他的老太太是前清的一位军门夫人,及早岁即参加革命,在汪政府时期,她老人家已八十高龄,却不幸病废在床。到她寿诞的前几天,公博夫人李励庄也想演剧助庆,家里已在搭盖凉棚。不料给她老人家知道了,召公博去训斥说:国家残破到如此地步;民生憔悴到这般程度,为了我的生日而铺张演戏,老百姓会将粪溺隔墙丢进来的。公博肃然,就下令停止。人的贤不肖,真是相去远矣 !
  
    因为吴四宝等部份人的胡作非为,也引起了社会上对汪政府有了不良观感。有一天,我忍不住向佛海道:“我们何至于把流氓地痞,也一律招收,忍其横行闾阎,弄成声名狼藉?”佛海倒笑着道:“任何历史上一个政权草创之际,鸡鸣狗盗,应该无所不容。以近事来说,譬如北伐定鼎南京之初,三大亨也曾因此脱颖而出。至其得道之后,要看他自身的如何向上了。”周太太刚在旁边,她说:“你们是不是谈的吴四宝?我看他身裁魁梧,而且很懂规矩,这样的人倒是难得的。”我知道吴四宝见看上司时的一套卑恭的巴结功夫,竟然已获得了佛海夫妇的信任。
  
    到吴四宝的全盛时代,与李士群、唐生明且结为拜把弟兄。甚至他手下的一个学生张国震,本来是沪郊的“忠义救国铁血军”,说句不客气的话,就是土匪。经吴四宝招收以后,狐假虎威,到处敲诈,是吴四宝做的坏事,大半由张国震一手包办。一提到张国震的名字,就会让一个安份良民变色。我与吴大块头平时绝不来往,祇有一次,是申报广告部经理陆以铭的全家老少被“七十六号”拘捕了,我到“七十六号”去保释,这案子是归吴四宝主办。办好手续,我在他的审讯室里,等候提人,四宝出来招呼我。他看见我目注看他台上的一条皮鞭,血迹已渍透得成为黑色,他很得意的拿给我看:“谁落在我手里,不待审问,先用这根皮鞭打得他皮开肉绽,给他一个下马威。”我闻言不禁竦然为之毛戴。
  
    吴四宝这样的锋铓毕露,而又聚饮太多,李士群果感到尾大不掉,连汪氏也毕竟听到了风声,觉得大憝不除,将使民无宁日,下令免除了他大队长的职务以外,且通缉查办。而他的无恶不作,却日本人也觉得他实在太不成话。大约在民国三十年的夏季,一天,吴四宝正避在家里,忽然外面来了大队的日本宪兵,把吴宅团团围住,他知道事情不好,却仍然给他乘机溜走了。但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吴四宝也知道终于躲不过去。终于由曾经做过“宣传部次长”的胡兰成,陪了佘爱珍向李士群与唐生明求情,李士群说:“四宝哥不去自首,案子不能了结。他去,我愿以身家性命保他出来。”这样,就由佘爱珍带了四宝去见士群,再由士群送交日本宪兵队,前后扣留了两个多月,也受到了许多毒刑,日宪以擅长摔角的人,把这二百多磅重的吴四宝,从背上翻过来直摔到地下,让他直挺挺顶躺着摔个半死,还作为笑谑的资料。日宪还追究助虐的高徒张国震,逼得他自己去投案后,交给“七十六号”立即执行枪决。约在民国三十年九、十月间,士群倒真把四宝从宪兵队领了回来,但说要移到苏州去由士群负责看管。那天四宝回到家里,沐浴理发更衣,拜祭了祖先,回身过了,又转向士群磕下头去,像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此时居然也流下了眼泪。
  
    四宝随着士群到了苏州之后,就住在士群的苏寓“鹤园”,到苏的第二天中午,端出了一碗面给他吃,不料要不多时,腹痛如绞,七窍流血,立时一命呜呼。这显然是中毒毙命,但我无法断言是出于士群的主张,还是由日本宪兵的授意。四宝横行一时,前后短短也不过两三年,就这样的恶贯满盈了。
  
    四宝死后,而吴妻佘爱珍还把她丈夫的丧仪大闹排场,翌日向京沪路包了一节火车,预先通知了上海与四宝生前有关的人;赶赴北站迎柩执绋,南京路上,沿途都是路祭,一直到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为止。从前清宫保盛宣怀民十一次大出丧以后,吴四宝的殡仪,算是最出锋头的一次了。
  
    汪政权中人甘心为虎作伥,横行不法者,又岂仅吴四宝一人?沦陷区中人对汪氏等以次的主要人物,有去思、有恕辞。胜利方始,且已有人心思“汉”之声,而“七十六号”的不理众口,实为这政权的一大污点,是则吴四宝辈,又岂是一死足以蔽其事哉!
  
  
  
  
  
  
  九八、大悲剧中的无数小悲剧
  
    到今天,应该无人再会否认汪政权的全部事实,不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或者说是历史的大悲剧了。以汪氏本人而论,当其离渝之前,以身居中枢要职,熟知内幕,眼里所看到的国际形势,与战场形势,诚有如其艳电中所谓“抗战年余,创钜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所以在国家岌岌可危之际,以国民身份,党员身份,发表和战主张,在民主政制之下,祇需动机纯洁,固不得视为越轨;而谋国之心,亦应为国人所共谅。以后汪氏虽受河内行刺案件所刺激,因而改变其放洋赴法的初旨,身入陷区,但在敌人枪刺之下,要争回已失去的土地与主权,以汪氏这样的人,更安有不知其为与虎谋皮之理?所以他离渝前留书给蒋氏中有句云:“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迨由越抵沪,他更立即发觉了日本军人的心里,并没有什么近卫三原则。所以当二十八年还在与日本进行交涉,而政权也还在酝酿之时,汪氏上海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即有一篇社论出现,题目叫做“战难;和亦不易 !”在这五年之中,汪氏对日人则紧守着一个最后限度,对同志则常以热泪来表示他内心的痛苦。人们对于汪氏一直有一个误解,以为他是一个澈头澈尾的主和份子。但为了他太清楚国家当时的实方,起初与蒋氏所抱观念,实际上完全一致,即抗战前夕庐山宣言中所谓“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而一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战祸已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又立即主张抵抗。人们也许还记得他曾经致电给张学良,责以不抵抗而约他回时出洋的事实吧!自“七七”事变起,他是主张“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不是不抵抗。迨淞沪之变接踵而来,他知道这已是牺牲的最后关头,要抵抗就得澈底的抵抗。于是他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由此很可以看出汪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决定应付的策略,决不是一个像世人所想像的是一味主和的人。
  
    当汪氏由越抵沪,发起和平运动,已形成分裂敌对之局。而我有时为他想:他让蒋先生主持继续抗战,而由他来担当和平谈判,俨然是一气生两仪之象。他自己已来奔走和平,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仍有“合于正义之和平,一日不达,则抗战一日不懈”之语,也居然仍然是他最先主张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变局,难怪社会上要宣传蒋汪唱双簧了。但是他抵沪后与日人接触的结果,知道了日人无悔祸之心,自日人对珍珠港偷袭,他更清楚了他最初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判断有了剧变,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他向他的长公子孟晋所说:“要国家有救,就得让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而最后他真是这样了,但国家却并不曾有救。国府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但失败于对共的战争。他所揭橥的非和平不能反共,非反共不能建国,到现在,人们应该会怀想到他的先见。假如日人不掀起太平洋战争,二次大战的战史也将完全改写;再如汪氏不病死于胜利先一年,则最后东南之局面,恐怕也不会如那时这般的情形吧 !身后是非谁管得?在汪氏生前,他自己就早已知道将是历史悲剧中的一个主角了。
  
    悲剧中的第一个硬里子是陈公博,当他还在重庆的时候,他就剧烈反对汪氏的和平运动,等汪氏抵沪以后,他还专程由港去沪,阻止政权之实现。他之所以继汪氏而离渝,正如他当时给张群的信里所言:为了阻汪氏有发表言论以外的行动,留渝也恐别人疑心他为汪氏在抗战区作内线,引起别人的不安;而他最后之所以参加,还是因高陶叛离,顾念汪氏左右无人,又经不起陈璧君的来港劝驾,以他对汪氏的知己之感,明知其不可为不能为而终于为之。六年之中,他的看法一向是悲观的,他的态度是一向消极的,而最后由日飞回,束身受罪,在回国的飞机上他还口占了一绝,其最后两句云:“东南天幸山河在,一笑飞回作楚囚 !”国家胜利了,个人的生死荣辱,悉置度外,“一笑飞回作楚囚”句,无穷慷慨,无限悲凉 !在苏州高院受鞫时,不请律师辩护,不上诉以求侥幸,他甘心情愿为汪氏陪葬,惟一的希望,仅是能发表他数万言的白皮书“八年之回忆”,以表白他的心迹而已(全文将附刊于拙着“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单行本下册中)。
  
    假如公博不离开重庆的话,不愁没有高官厚禄,当局也一定会对他尽量羁糜。今天,如其我一定说他如何义薄云天,以身殉友的话,或者会有人以为我阿誉过当。但是不由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段故事:三国时代,尽管曹操是权臣,而汉朝毕竟是正统。孙吴、蜀刘,以史家的眼光来看,不过是割据之局。当年关羽曾经身在曹营,孟德对他不能不说优渥尽礼,而关羽徒以与刘备有共生死祸福的深情,不惜封金挂印,过关斩将,归为皇叔之佐。或许我拟于不伦,而陈公博终能含笑饮弹,身后十余年,成败之势已定,公博终且难逃汉奸之名。
  
    实际上,在汪政权中,周佛海是掌握着最大的实权。有人笑我把汪政权写成了周政权,固然由于我与佛海形迹较亲,所知于他的事情较多,而对于汪陈方面,情形就相当隔膜,尽管我把往事,写得鸡零狗碎,但是我决不敢强不知为知,任意臆造。在那时,周佛海尽管连“行政院长”也没有当过,而一切,的确是全由他于事前决策,于事后执行,然而他的彷徨矛盾,也无殊于汪陈两人。他与汪陈一样,也未尝否认抗战是救国,而“和平”不过是一种对外的手段。他深感汪氏对于他的推心置腹,而又难忘蒋氏对他的优容识拔。他是汪政府的重心,同时又为重庆效力,往往一件事到不能两全的时候,满怀忧急之情,废寝忘食。胜利前,他本自知难逃为张学良之第二,更以原子弹的爆炸,迫使日军投降,连他所布置的策应工作,也无从表现。迨胜利来临,因悲喜交集,步骤更乱,南京因所谓地下工作人员之周镐辈接收中央军校而引起的误会,几与陈公博兵戎相见。而最后与其一亲一信的罗君强杨惺华,随戴笠飞重庆,置其追随六年之朋友与旧属于不顾,引起了汪政权中人的最大不满。卒之审理结果,判处死刑,虽邀明令特赦,仍然瘐死监房。汪政权三巨头,于两年之间,先后谢世,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一幕,也永留了不为人谅的一页。
  
    而在这大悲剧中,除了这三个巨头,在胜利以前,已经是沉浸在悲剧的气氛中,其他还有无数的小悲剧不断发生。譬如:“和平运动”的一开始,上海展开的特工战中,宁渝双方,你打我杀。同一在汪氏领导之下,公馆派与CC间壁垒森严,明争暗斗。即在周佛海小系统之下,罗君强熊剑东,勾结日人,鸩杀李士群,而李士群又受命于日人,毒死吴四宝。其他贪图荣利,但知搜括,或则忘怀国族,助虐事仇,滔滔皆是 !除了上述诸事而外,其间有两件小悲剧,或仍足为读者茶余酒后的谈助。一件是耿嘉基的吞枪自杀;一件是周乐山的仰毒戕生 !
  
  
  
  
  
  九九、耿嘉基吞枪周乐山仰毒
  
    耿嘉基这个名字,或者不为海外人士所熟悉,但在北伐以后的十余年中,上海社会上提起耿秘书这个人,知道的就不少。他是江苏松江人,字绩之,父亲是前清出使比利时的钦差大臣。七岁就随父至法比留学。回国以后,一度在外交部供职,从张群出任上海市长以后,他被聘为沪市府的法文秘书。那时沪市府的英文秘书是俞鸿钧,日文秘书王长春、殷汝耕,中文秘书王绍斋、黄剑棻等,人材极一时之盛。他似乎与张岳军有些世谊关系,以后历吴铁城愈鸿钧等多任而从未更动。他主办的是法文事务,华界又与法租界毗连,而绩之对于法公董周以及法捕房上上下下的法国人,几于没有一个不熟。尤其在禁烟时代,从长江上游运至上海的官土,以法租界为营业集中之区。虽由杜月笙等经销,也在在与法捕房有关涉,所以绩之还奉命兼管有关官土在上海的运销事务。有土斯有财 !他原籍本有几千亩附郭之田,更以鹤俸与烟土方面的分红,有着可观的收入。不过由于他生性慷慨,而又出身富家,挥霍得也很厉害。他自己已经有一妻两妾而外,还不时进出于舞榭与妓院,千金一掷,举止的豪阔,有时连杜月笙也恐望尘莫及。欢场女子,甚至以能与耿秘书有特殊关系,欣然向侪辈夸耀。在福熙路金门大戏院的隔壁,市政府同人组职了一个俱乐部,他几乎很少回去,常时就睡在那里。而即使在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经济上已早有了入不敷出的现象。
  
    以后抗战事起,上海沦陷了,他也曾经一度远来香港,而吴铁城、俞鸿钧等昔日的长官,不能为他安顿;鸦片官卖时有密切关系的杜月笙,也对他毫无帮助,请缨无路,不得已又重回上海。他依然维持着过去豪阔的场面,手下又用了不少供奔走的人,而收入毫无,更呈捉襟见肘之像。周佛海抵沪,延揽人才,我因他深谙法文,与法租界方面以及上海各阶层都熟悉,就去邀他参加,不料他已经由其同乡孙时霖的介绍,与李士群发生了关系。但是我认为他既不是过去帮会中的所谓大亨之流,以他的家世、学识、性格,更不宜与特工有联系。当佛海左右有十人组织时,我就拉他在内,可是他既不能与佛海作进一步的接近,而士群的部属,因过去的地位都还不如他,深恐他会后来居上,暗中阻止他与士群的接近。他虽与汪方发生了关系,在鸡犬皆仙的环境中,竟是斯人独憔悴。
  
    绩之似乎太好客了 !在民国三十年前后这一段时期中,上海暗杀事件几于无日蔑有,汪方的人,都蛰居不外敢出。那时还是租界时代,因他与法捕房有多年的渊源,可以派警获得充份的保护,他在劳尔东路一号布置了一所精美的房子,让朋友们可以有消遣的地方,那里有十余名侍役供差遣,常备着精美的烟酒、点心、饭食,谁去就随便要,不必付钱。晚上人头挤挤,四五桌麻雀,以黄金的价值来说,八圈的输赢,可以从最小的黄金二十两到六百两。名妓、交际花、舞女、女伶、影星,以及钜室妇女,都会在那里出现。赌钱终局了,帐房上来记帐,赢的人明天向他取现,输的人如从此不理,他既不追索,也不问讯。这一派豪侠的气概,充满海派的作风,使别人瞠目结舌;但是使绩之的债台,却越筑越高了。
  
    以后汪政权收回租界,法租界改为上海市第八区,论他的资望以及与法租界的渊源,他应该出任第八区区长的。但因为有人中伤他,说他开赌抽头,目的就是为活动出任区长之用。结果由“上海市长”陈公博自兼了区长,而他祇担任了里面的一个处长职务。屈居下位,使他更郁郁不得志。经济情况也一天一天走向下坡,迫他不能不有所营谋。刚好米粮统制,日本人又划定了军米区,汪政府招商承办日本军米区以外的采购事务。绩之去包了松江青浦几县。他自己不大管事,就派他手下的几个人负责去做,这批人的弄得不干不净,也是事实,但我相信绩之全不知道这类情形。
  
    在廿三年的年底,绩之一度显得很欣奋,因为佛海召他去谈话,告诉了他部份的秘密,为了策应反攻,要他联绍表面上是法国贝当政府份子而实际是反轴心的法国人,以及浦东部份的军队。吴铁城与俞鸿钧,也托人有信给他,说总反攻在即,要他好好的相机报国,他忙碌着从事一切准备的工作。
  
    到三十四年旧历刚过元宵的时候,苏州的日本宪兵队忽然派人通知绩之,说他破坏了日军的米粮统制政策,限他翌日早车赴苏投案。他鉴于京苏两个粮食局长胡政、后大椿因粮食问题已遭枪决,知道情形严重,但他仍能不动声色。当晚因褚民谊赴粤任“省长”,他还在劳尔东路为他饯行;又因他辞去了第八区处长的职务,同僚们在福熙路为他宴别。他照常酬酢,一样谈笑,谁也不知道大祸临头,他将以自己的手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
  
    等宾客散尽了,他回到卧室闭上了门,写了两厚本的遗嘱,他要把自杀的那枝手枪,于身后送给陈公博,生平无数女人送给他的照片与写给他的情书,在火炉中一起焚毁。欠他钱的人也不少,他把借据等分别封好,无条件退还别人。有几个他的腻侣,他答应她送东西去而未送的,也一一预备好,要人于第二天送去。遗嘱上写好指定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料理他的身后之事。最后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声明是自杀,不要连累他人。
  
    那时已经天明了,他还要下人给他一杯牛奶。临出门时,告诉他一个姓顾的帐房,说他去了近在咫尺的自己有时留宿的西爱咸斯路的公寓,要他隔二十分钟去看他,临走还望着所有的下人笑了一下,谁也不知他这一笑是在向他们诀别。
  
    二十分钟以后,帐房遵嘱去看他了,房门虚掩着,门外就闻到沉重的喘息声。推门一看,绩之已倒卧在床前地毡上的血泊中,嘴里含的一枝香烟,余烟袅袅,还未熄灭。手枪落在身旁,弹自右太阳穴射入,左边穿出,等打电话报警,救伤车来送往广慈医院,终于不治身死。
  
    在绩之生前,他曾经有一次和我谈起,他说:“我祇帮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不与日本人合作。如其有一天日人要对我加以侮辱时,每一间房内,我都放着一枝手枪,我会毫不迟疑地用枪自杀。”我以为这是一时愤激之谈,随便说说罢了。以后我为他料理身后事,检查遗物时,真的发现每间屋内的抽屉中,都有一枝实弹手枪。可见他不受日人凌辱的心,确是非常坚决。绩之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在表面上是生活浪漫,而又事事随便,其实内心里则有其一定的分寸。这次的事,他即使投案了,情节既并不严重,我们也一定全力营救,决不至有生命危险。而他毅然以不受日人的凌辱而吞枪自杀,而又死得那样从容、那样悲壮。我以有他这样一个刚毅的朋友而引为光荣,感到痛悼。
  
    另一个被迫自杀而也是周系十人组职之一的是周乐山。他本是上海教育界的人士,因与罗君强是大夏大学的同学而参加了“和平运动”,汪政府还没有建立,罗君强丁默村就不断在佛海面前说他的坏话,预定在汪政权中的职位,为教育部的司长,而不像别的弟兄的预定为次长,这使他面子上很难堪,正在侘傺无聊之际,以受重庆特工的诱劝,而想改图,竟与原已参加“七十六号”工作,以前是潘公展的旧部的汤增?、徐则骧两人,于二十九年的春季,离沪搭轮赴港,并在报上继高陶而发表反汪宣言。而一到香港,就因失去了利用价值,再也无人理睬。他屡屡写信给我表示中悔,我与佛海说通了不再追问往事,又让他回沪。迨回抵上海,一直闲废无事。君强出任“安徽省长”,他又要求君强为他安插。等他告诉我将任安徽明光区专员时,事情已经决定了。我力劝他不要去,我认为君强一向对他不好,而君强又是一个反面无情的人,他欢喜杀自己人来表示他的公正廉洁,结果一定不会好,而乐山不听我的劝告,终于走马上任去了。
  
    也就在耿绩之自杀后的两三个月,一天,正在上海我的银行里办公,有一封从安徽专差来的信送给我,拆开一着,上面写着:
  
      ○○兄:弟悔不听我兄之言,已为人成功牺牲品。弟上有老母,下有妻孥,身
          后一切,请兄照应些。         弟乐山绝笔。
  
    我叫专差进来一问,他说:“周专员因公到南京去时,罗省长指明光专署的一个科长与一个秘书,有移用公款购买物资嫌疑,把他们拘解到蚌埠省府去。周专员闻讯由南京赶往蚌埠,当晚见罗省长,罗省长还说没有什么问题。不料第二天清晨,对派了一排兵把周专员像江洋大盗一样的拘捕起来了,与太太一起关在省政府招待所。前两天,罗省长亲自提秘书科长审问,致周专员立在一旁。因为罗省长长兼绥靖主任的,所以用军法从事,把秘书科长用军棍当堂打得皮开肉绽。以后每天派人向周专员逼取口供,说要送到南京特种刑庭去重办。周专员觉得罗省长将不会放过他,已经预备一死。”我闻言大惊,一面打电报给君强,一面找佛海要他去电制止,下午就接君强覆电,乐山已经自尽身死了。
  
    事后我知道乐山因不堪逼供,决以一死了事。他虽失去了自由,但伴着他的太太还可以随便进出,他要她去买来了鸦片吞服,同归于尽。乐山是和着高粱一起吃了下去,当场身死。他太太吃得份量少了一些,又没有和酒,结果经救治后挽回了一命。君强毒死士群以外,又逼死了乐山。周系的两次十人组职中,李士群、耿嘉基与周乐山,不待胜利,已有三人不获善终。但是,几条人命还不过是大悲剧中的小悲剧而已。
  
  
  
  
  
  
  
  一○○、一搞政治就淹没了人性
  
    如上面的种种事实,不问为朋友或为同志,一旦参加了政治,磨擦、倾轧,甚至斗争,什么最卑鄙最毒辣的手段都会做出来了。李士群、吴四宝、周乐山等的死,不问其平时的行为如何,而出之于自己人的排布,总觉太残忍了一些。在汪政权几年之中,佛海是想拉拢各方面的,也肯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的,而与公馆派之间,既不断有不愉快的小事发生,即周系十人组职,也搞得烟雾瘴气。为佛海招怨树敌,罗君强不能不负其相当的责任。我很奇怪于为什么人们一搞政治,都就会像把人性淹没了似的?即君强与我,也始终并不曾真正融洽过。但是,当年许多人都认为我与君强是一搭一档的伙伴,所以造成这样错误的观念,因为一开始我与君强同住一屋,以后凡是佛海所经营的有关机构,也必然同时有我与君强。譬如佛海到沪以后首先组职的“学艺研究祉”,就以君强为总秘书,以我为总干事,南京的“中报”,上海的“平报”,君强为社长,我为副社长。我所一手创办的南京兴业银行,最先以君强为董事长,而我则自退为常务董事。君强任“边疆委员会委员长”,我又做了常务委员。而且出则同车,宴则同席,难怪别人会有那样的看法。其实君强最初对我并不坏,他希望我帮他的忙,而不是直接帮佛海的忙。换句话说,他是要我成为罗系的人。偏我不识抬举,于是引起了他的不满,以后的发展,也不能不说意气之外,杂有一些权利之争。
  
    在前面说过,当佛海抵沪要我参加“和平运动”的时候,我所提出条件之一是不办报,讵当“中报”筹备刚开始,主办的叶如音携了佛海所交给他的近十万元报款,不别而去。佛海左右,又并无第二人有办报经验。这责任结果就落在我身上,而使我无可推辞。在我看,这是一种义务,也是对友谊的牺牲。虽然君强对办报并无经验,我还是为了满足他而让他当社长。但是“申报”受了叶如音的影响,经费并不充裕,购买机器、铅字、设备,以及在南京朱雀路盖造房屋,且在待遇菲薄下延聘内行人才,都由我在捉襟见肘中独力做去。而跟着在筹备期间,林柏生希望改为“中央日报”,佛海则无可无不可,而君强则坚决拒绝,报纸未出版,就先引起了我与柏生之间的误会。在刚创刊时,我又兼了总编辑的职务,辛劳忙碌,在我认为是一件苦事。我祇知怎样先把报纸办好,忽略了足以让君强认为我有心把持的嫌疑。以后丁默村在上海购下了文汇报,他所委任的两个负责筹备的人,刘呐鸥与穆时英,又先后为重庆的特工所击毙,没有人再敢于去接手,默村则顺手推舟的送给了佛海。佛海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贸然接受了下来,决定开办“平报”。结果当然要我去主持出版,而且时间祇限定了二十天。那时上海正在暗杀盛行时代,我偏偏有一颗好胜之心,我同意了,去了,而且如期出版了。更意外的是在租界中抗日气氛很浓厚中,销路居然也不坏。而社长一职,我又让给了君强,我自己则以副社长兼任了总经理与总编辑。君强鞭长莫及,更因为“平报”有过两次被人投弹,一次放火,地址又在上海繁盛的福州路,他秉着不立岩墙之义,不履报社一步,但在他的心里,我独断独行,又是一件使他极不痛快的事。
  
    然而这还仅是权之争,尚不是利之攘。当我与佛海在民二十八年见面以后,我己知道他将确定出任“财政部长”,同时我也知道他对于重庆的态度,以及对于蒋先生的怀念。搞政治,必需有经济为后盾。我建议由我来创设一家商业银行,利用他的职权,给我全力支持,我也向他保证,如其所盈余,供他作政治上的运用。我们之间有了这个默契,因此当财政部成立的第一天,我就送进了创立银行的声请书,我取得了第一号的银行执照。股本五十万元法币,绝大部份真是南京商界的股款。而我是一个荒唐鬼,以这区区五十万元的股本,却以四十八万元在南京中华路建筑了一所南京战后最堂皇的大厦(胜利后被接收为中央信托局),那时“中央储备银行”还未成立,南京仅有陈公博有关的农商银行一家“财政部”的公款,很多就存在我的那家“南京兴业银行”里,那时在股款之下,我送了一些给罗君强与杨惺华。于是该行组织,以君强为董事长,惺华与我,暨南京商界中的其他两人为常务董事。任何人一看这名单,就意味着这是周佛海银行。大家认为只要汪政权不倒,存款就不必耽心落空,因此银行的业务,一开张就生涯鼎盛。谁知开办不久,汪政权一声令下,公务员不得兼营商业,君强不能不辞职,董事长当然由我继任,而我还兼任着总经理的职务,君强曾经向我开口要由他推荐一个他亲信的人来做总经理,我又婉拒了。
  
    积累了许多因素,也许君强已认为忍无可忍。在民国二十九年的秋天,他去了一次日本回来,忽然暗中召集了与他接近的三十几个人,其中有杨惺华、孙济武、葛伟昶、蔡羹舜等在内,组织了一个“力行社”,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我。有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也不好,凭一时的冲动,就在“中报”上写了一篇冷嘲热讽的文章,以为报复。中间有两句这样的话:“有人想藉团体之‘力’,‘行’其鬼蜮”,特别把“力行”两字排了较大的一号字体。君强看到了,明白是我向他反击,事态也自然恶化了。这样双方暗中的磨擦,经了几月之久。以后李士群与朱朴之把这事告诉了佛海,由他出任调停,一面要君强把“力行社”解散,一面要我退出“中报”。要君强退出“平报”,由我接任“社长”。两人分了家,表面上才算平静了。但经此一来,我们心中各自有了一个疙瘩,彼此见面,也祇是一味假意敷衍。君强后来当了“司法行政部长”,要我当“政务次长”,他调任“安徽省长”,又要我当“民政厅长”,我对做官既无兴趣,对君强也怕与合作,大家既再无权利上的冲突,总算能于表面上保持和平。当时我并不觉得与君强闹,会有什么后果,直至李士群周乐山死后,乃有些不寒而栗了。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3-13 11:58:52
  好吧,鉴于其实是八电影,那就不发这些了。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其实;林语堂和郭沫若都是聪明型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喜欢林语堂,而鄙夷郭沫若。当然我本人也超讨厌郭沫若的,愿意和大家一样,没有气节。不过如果林语堂选择留在大陆的话,又会怎样呢。所以林语堂是大聪明,知道形势不对,干脆远走高飞。郭士小聪明,投机倒把。
  
  今天看了《京华烟云》,赵薇版的,其实没有评论的那马差嘛,感觉比赵雅芝版本的还要受落一些。姚木兰很像我一个同学的性格,什么都是优秀的,宝钗和史湘云的合体,就是烂好人。
  
  我打算先看林语堂的书,再看翻拍的电视剧,然后再重新开个贴来八民国好了。
  但是又不想这个贴沉下去,所以每周来发个图,或者小八卦。
作者:爱到放任无奈 时间:2011-03-13 12:12:14
  ......
作者:不砸白不砸 时间:2011-03-13 12:32:59
  有时候在想,到底这些"汉奸"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迷失了为了什么而革 命 的信仰?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越来越"身不由已"?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会以什么为信仰?好人坏人的含义是什么,世间是否除了黑就是白?还是有灰色地带的存在?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是否就是真相?不能正视历史的到底是谁?还是说到底只是:胜者成王,败者为寇.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
  开始胡说了我,哈哈.回到电影,色.戒是部好电影,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三段激情戏.跟肉无关,两位演员的眼神向观众述说了一切.看着两颗寂寞的心慢慢的靠近,慢慢的融合,慢慢的糜烂.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泡在腐烂的沼泽里也妄想是否能抓住一片纯粹,可惜只能越坠越深.
  
作者:闷骚的格子控 时间:2011-03-13 13:13:04
  
  汤唯气质很好,可能是家庭培养吧,爸爸是很有名的画家,我接触过,脾气很好,讲话很有风度,没有架子。我就是无意中问了一句,汤唯是你女儿哦?他就很淡然一句,是的~~单从外表看就真的不像一个名扬国际的明星的爸爸,女儿也应该是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有着这样一种特别的气质吧~
作者:罗纳尔虎 时间:2011-03-13 13:36:09
  上面把钱钟书和胡兰成的照片搞混太可笑了
作者:璐岛 时间:2011-03-18 13:34:09
  
作者:彼时无忌 时间:2011-03-18 13:46:15
  ,
作者:斜插梅枝 时间:2011-03-18 14:06:33
  写得真好,支持LZ
作者:liufulei876 时间:2011-03-18 14:08:48
  果断马克
作者:若芸grace 时间:2011-03-18 14:59:20
  电影美化了易先生
  
  看过原著的人都应该知道全然不是这样的.
作者:林洛妍 时间:2011-03-18 16:52:14
  我也是看了色戒喜欢上汤唯的,出觉得她演活了王佳芝。
  还有梁朝伟,眼睛真的好会说话,要我是王佳芝也会沉沦在他那眼睛中的……
作者:小暴走 时间:2011-03-18 20:02:56
  马克
作者:资深看帖人 时间:2011-05-28 23:31:54
  m
作者:没头脑也不高兴 时间:2011-05-28 23:58:40
  记号
作者:heishanlaoyao778 时间:2011-05-29 02:24:32
  马克
作者:圣殿骑士13 时间:2011-05-29 02:28:10
  我喜欢唱天涯歌女的汤唯
作者:纯情凡士林 时间:2011-05-29 12:45:04
  真的挺喜欢汤唯的气质的.我心目中的上海女人的味道.
作者:小白鼠的宠物猫 时间:2011-05-29 15:05:37
  m
作者:nine27 时间:2011-05-29 15:33:30
  mark
作者:花园松树 时间:2011-05-29 16:02:21
  汉奸就是汉奸,出卖国家的人.王佳芝却不是汉奸,她只是个不称职的间谍,傻不拉叽没有力量地被国家命运裹夹着想走革命道路, 又从来都无法抗拒内心里害怕杀人的懦弱的苯女人.
  
  汤唯是个演员,好演员.楼主这样的帖子表面是写汉奸,捧汤唯,其实还不是为了把王佳芝和汉奸混为一谈,把汤唯和王佳芝混为一谈,甚至又试图把王佳芝和真正坚定的革命烈士混为一谈,从而挑动一大部分人的情绪,达到黑汤唯的目的.
  
  王佳芝可以被理解和原谅,她曾走出放走汉奸的那一步, 但她没有踏出出卖同伴和出卖国家的那一步.这就是她和汉奸的最大区别,也是黑与灰的区别.但汉奸不可以被原谅和被理解.
  
  李安严格来说是个美国人,他拍色戒是给美国人看的,要美国人去反思在911后做的那些挑动世界战争所谓反击恐怖主义的事情曾使多少懦弱的中立的无辜的人不得不过上非人的出卖灵魂和肉体的战争生活.他是要反战的.
  
  美国人算是看懂了,所以色戒在美国是完全受冷(不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
  
  但是有多少中国人真的看明白了?
  
  
作者:花园松树 时间:2011-05-29 16:09:10
  以王佳芝的懦弱个性和对血和杀人的恐惧来说,你给机会她,她也绝对做不出主动出卖同伴的行为.所以她一直被出卖,一直被利用,从未主动选择过自己的命运.
  
  那些喜欢王佳芝甚至想要投胎做王佳芝的人,你脑子被烧坏了吧?
  
  这个人虽然善良,却愚蠢,出生在和平时代她就是一普通人,出生在战火中,不管怎样她都是炮灰.
楼主从来就未正常过 时间:2011-06-02 20:07:27
  所谓人穷思旧债啊,现在把以前的帖子翻出来看。觉得八得不够好,恩,是很不好,最近在计划重新整理这个电影的影评。在同学的推荐下看了西班牙眼关于色戒的强帖,很受震动,当然也有不认同的地方,所以打算多看一点李安的资料,然后再看一遍电影,再接着挖掘。
  好的电影和历史一样,越是挖掘就越感到自己的浅薄和无助。

作者:一种忐忑 时间:2011-06-02 20:56:14
  一直都没有完整得看过的童鞋飘过、、、
作者:花牙九 时间:2011-06-02 21:13:23
  11111
作者:nymj77 时间:2011-06-02 21:21:26
  马下
作者:九尾小贱猫 时间:2011-06-02 22:48:39
  
  作者:女王不败犬 回复日期:2011-02-28 19:23:04 
  
    看了未删节版的
    
    看了这片儿,我才认真的觉得梁朝伟确实很有演技,还有,汤唯就是王佳芝
    
    他们演得真是太好了
    =[[[[[[[[[[[[
   给个地址吧姐姐
作者:forzachina 时间:2011-06-02 23:18:49
  色戒
  ↓
  真爱无罪
  卖国有理
  
作者:幽谷清寒 时间:2011-06-03 00:11:19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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