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涉案财物管理与处置(上)之二

楼主:理性是文明的根 时间:2019-10-24 00:08:19 点击:134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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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涉案财物管理与处置(上)之二
  (接本文之一)
  2.缺席审判程序处理涉案财物
  缺席审判程序,是2018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在“特别程序”中新增的一章。
  缺席审判程序主要是针对个别种类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情况而规定的。另外,在被告人死亡(且无罪或按审判监督程序重审)、被告人患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且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等情况下,也可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缺席审判作出的判决是否可以上诉?《刑事诉讼法》在这一“特别程序”的相关条款中没有规定。对于被告人在境外的特定犯罪案件,应该不可上诉,但在审理期间或判决生效后到案的,应当重新审理;对于因生病而缺席审判的案件,应该可以上诉;对于因死亡而缺席审判的,因无当事人存在,应该不可上诉。但参照逃匿、死亡案件没收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上诉的规定,任何缺席审判作出的判决也都应该可以上诉。这有待于司法解释进一步予以明确。
  (1)被告人在境外的个别种类犯罪案件
  个别种类犯罪案件缺席审判程序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二类案件:①贪污贿赂犯罪案件;②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同时,个别种类犯罪案件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必备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
  《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为:“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上述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离境前居住地或者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罪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到案,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依照生效判决、裁定对罪犯的财产进行的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2)被告人患病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且同意缺席审理的一般案件
  因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或者同意恢复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此种情形适用缺席审理的案件,不限于特定犯罪案件;作出的判决理应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
  (3)被告人死亡的无罪案件及审判监督重审案件
  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无论是死亡无罪案件,还是死亡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都理应在判决中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
  根据《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涉案财物由公安机关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解除对涉案财物采取的相关措施并返还当事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建议给予行政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死亡缺席审判与逃匿境外缺席审判存在如下几个重大区别:
  第一,死亡缺席审判只适用于被告人无罪及审判监督程序重审的案件,适用对象范围狭窄;逃匿境外缺席审判没有这一限制。死亡缺席审判的目的,是解决个别特殊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的程序难题;逃匿境外缺席审判目的,主要是为了对逃匿境外的犯罪者及时惩罚。
  第二,逃匿境外缺席审判,只适用于个别种类案件;死亡缺席审判不局限于个别种类案件,适用于所有种类的无罪案件。逃匿境外缺席审判目的,主要是为了对个别种类犯罪及时惩罚。死亡缺席审判不局限于个别种类犯罪,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但2012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即已经较为明确。
  第三,死亡缺席审判程序,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被告人死亡案件,犯罪嫌疑人在审前阶段死亡的,只能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决定;而逃匿境外缺席审判程序,在监察调查、刑事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可启动适用。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中的一章。
  《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为:“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公安机关认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
  “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
  根据《监察法》,“监察机关在调查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被调查人逃匿或者死亡,有必要继续调查的,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应当继续调查并作出结论。被调查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死亡的,由监察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没收涉案财物,追缴涉案财产的依据只能是“依照刑法规定”,而不能依照非刑法性质的法律,或者“法规”或者“有关规定”;法院裁定没收的范围并不限于“违法所得”,还包括“其他涉案财产”。
  根据《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在五日内提出上诉、抗诉。
  (1)死亡适用没收特别程序不限于特定案件范围
  没收特别程序中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是否局限于特定的重大犯罪案件?从法条语言内在逻辑而言,应该理解为只有法定的重大犯罪案件,才可以适用死亡没收程序。但《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却对《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性解释”: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没收特别程序,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因此,《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都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适用没收特别程序,并不局限于特定的重大犯罪案件。
  (2)逃匿适用没收特别程序仅限于“特定重大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并不能一概适用没收特别程序,而仅限于特定的重大犯罪案件。
  需要注意的是,《监察法》第48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扩大特定案件的范围,并突破“重大”案件的限制。根据此条款规定,监察调查的被调查人逃匿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由监察机关提请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如此,则监察机关管辖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相关88个罪名,都可以由监察机关启动逃匿没收程序,而且并未明确必须符合《刑事诉讼法》“重大”犯罪案件的条件。当然,对法条用语“依照法定程序”的不同理解可能动摇前述结论,但这种动摇是比较乏力的。
  (3)逃匿适用没收特别程序“特定重大犯罪案件”的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因逃匿而适用没收程序的“特定重大犯罪案件”范围为:“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
  这里,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法律条款的理解存在重大困惑,并可能产生歧义。
  第一种理解是,所有的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均认定为属于“重大犯罪案件”,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的“重大犯罪案件”。但法律条文如此这般以罪名为标准而不考虑具体案情来认定“重大犯罪案件”,显得很不严谨。
  第二种理解是,并非所有的贪污贿赂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均认定为“重大犯罪案件”,“重大犯罪案件”是指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中的重大犯罪案件,除此之外,还包括其他种类犯罪中的重大犯罪案件。如果确系表达此意,那么《刑事诉讼法》条文的准确表述应该是“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犯罪中的重大案件”。
  上述理解上的困难和歧义直接源于《刑事诉讼法》条文用语的不严谨。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上述令人疑惑的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明确。该司法解释仅仅界定了“重大犯罪案件”的“重大性因素”,但并没有明确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否全部默认为重大犯罪案件,或者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否必须具备“重大性因素”才可认定为重大犯罪案件。逃匿案件适用没收特别程序的范围依旧模糊难解。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为(条款序号系2012年《刑事诉讼法》条款序号):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犯罪案件”:(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二)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三)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内容显得有些怪异。它同样没有明确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是否全部默认为重大犯罪案件,但其先界定了“犯罪案件”的范围(其中包括贪污贿赂、恐怖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走私、毒品等等犯罪案件),继而界定了“重大”犯罪案件的“重大性因素”。《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犯罪案件”可以适用没收特别程序,而只有“重大犯罪案件”才能适用。因此,这个解释实际上通过对“犯罪案件”的界定,明确否定了《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用语把“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直接表述为重大犯罪案件的失误或含糊,该司法解释实际上对《刑事诉讼法》的不严谨用语作出了“补正解释”:逃匿没收特别程序仅适用于具有“重大”性的特定的“犯罪案件”。这与前述第二种理解是完全一致的。该司法解释的内容为(条款序号系2012年《刑事诉讼法》条款序号):
  “下列犯罪案件,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案件”:(一)贪污、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隐瞒境外存款、私分国有资产、私分罚没财物犯罪案件;(二)受贿、单位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行贿、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对单位行贿、介绍贿赂、单位行贿犯罪案件;(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帮助恐怖活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犯罪案件;(四)危害国家安全、走私、洗钱、金融诈骗、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毒品犯罪案件。”
  “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依照前款规定的犯罪案件处理。”
  “‘重大’犯罪案件范围: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规定的‘重大’。”
  该2017年司法解释,不仅在关键文意上“补正”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且在适用逃匿没收程序的犯罪种类方面,也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充实”:在完全包括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各个罪名的同时,又增加了“危害国家安全罪”整章罪名,“走私罪”、“金融诈骗罪”、“毒品犯罪”三个整节罪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相关三个罪名、“洗钱罪”一个罪名,以及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犯罪。这些增加的案件种类,均从《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等”字而来。
  还需要注意该司法解释“重大性”因素中的“逃匿境外”。其明确列示的各种各类“犯罪案件”,假如本来不属于“重大”案件,即使逃匿一年,也不可适用没收程序;但,只要“逃匿境外”,即成为“重大”案件,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时,即可适用没收程序。“逃匿境外”这一“重大性”因素,极其有针对性地确定了从“逃匿特定”犯罪案件晋升为“逃匿特定重大”犯罪案件的一个特殊因素,使特定犯罪案件逃匿境外且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者全部落入被没收涉案财物的罗网。
  《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17年1月5日起施行,之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该规定不一致的,以该规定为准。但该司法解释从“等”字而“充实”起来的大量犯罪种类,并没有在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得到吸收,这一点应该是体现了刑事诉讼基本法律立法的严谨性一面。
  同时,如前所述,必须关注到《监察法》第48条对特定案件范围的扩大,以及对“重大”条件的忽略。这会从根本上颠覆逃匿没收程序“特定重大犯罪案件”的适用条件,导致逃匿没收程序适用范围的大幅度扩张。
  (4)公司“死亡”,责任人员死亡或逃匿时适用没收程序的条件
  作为犯罪主体的公司“死亡”,而且其相关责任人员逃匿、死亡,在公司涉嫌特定的经济犯罪案件时,也可以适用没收特别程序。
  根据《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涉嫌重大走私、金融诈骗、洗钱犯罪的单位被撤销、注销,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逃匿、死亡,导致案件无法适用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出具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5)没收特别程序流程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或者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连同相关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死亡,现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当予以没收的,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调查。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可以依法进行查封、扣押、查询、冻结。
  公安机关将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后,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公安机关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应当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的同级公安机关移送。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后三十日以内作出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三十日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案件,经审查认为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应当作出不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并向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理由;认为需要补充证据的,应当书面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证据,必要时也可以自行调查。公安机关补充证据的时间不计入人民检察院办案期限。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而不启动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在七日以内书面说明不启动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启动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启动程序。
  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调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形的,应当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
  在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的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终止审查,并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犯罪嫌疑人死亡而撤销案件,符合刑事诉讼法没收特别程序规定条件的,侦查部门应当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进行调查。侦查部门进行调查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逃匿、被通缉或者死亡的情况,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情况,并可以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依法进行查封、扣押、查询、冻结。侦查部门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并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本院公诉部门。公诉部门对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进行审查,作出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
  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死亡(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被告人死亡而裁定终止审理,或者被告人脱逃而裁定中止审理,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根据《刑事诉讼法》,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由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人民法院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后,应当发出公告。公告期间为六个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在公告期满后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进行审理。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
  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不属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上诉、抗诉。裁定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逃匿没收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没收程序终止审理。
  根据《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除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予以没收;申请没收的财产不属于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申请没收的财产具有高度可能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应当认定为“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中,没有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主张权利,或者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虽然主张权利但提供的相关证据没有达到相应证明标准的,应当视为“申请没收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在境外的,由公安、检察院等各系统最高上级机关依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多边公约,或者按照对等互惠原则,向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产所在地国(区)的主管机关请求协助执行。
  4.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的比较
  没收程序与缺席审判程序都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二者存在较大区别。
  第一,追诉目标不同。没收特别程序专门针对涉案财物进行处理,而缺席审判程序虽然也会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但追诉目标不限于涉案财物。
  第二,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远远大于缺席审判程序。(1)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形,只要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涉案财物,即可适用没收特别程序;而缺席审判程序只限于无罪和审判监督程序重审的案件。(2)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的情形,没收特别程序适用的范围比较宽泛模糊,逃匿的去向也不局限于境外;而缺席审判程序适用的范围相对集中具体,主要集中在个别种类案件,逃匿的去向仅限于境外。
  在逃匿案件适用犯罪的种类上,没收程序包含了缺席审判程序。
  首先,二者都首选“贪污贿赂犯罪”作为适用对象。从法律规定来看,逃匿境外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均可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逃匿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仅有“重大”案件才可适用没收程序。然而没收程序的有关司法解释将“逃匿境外”作为“重大性”因素之一,所有逃匿境外的贪污贿赂案件实际上均成为“重大”案件可以适用没收程序。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完全覆盖了缺席审判适用范围。
  其次,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适用缺席审判,均须为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案件;而根据有关没收程序的司法解释,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中的重大案件均可适用没收程序,且无须最高检核准。
  总体而言,适用没收程序比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范围要宽泛得多。而且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和《监察法》,适用没收特别程序的案件犯罪种类远远超出《刑事诉讼法》所明确列示的犯罪种类。
  如果仅考虑追缴涉案财物这一目标,适用没收程序的案件范围基本可以覆盖适用缺席审判程序的案件范围,但有二个方面的例外:一是被告人患病中止审理的案件,只能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不能适用没收特别程序;二是逃匿境外适用缺席审判程序无需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时间条件,而逃匿适用没收程序需要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时间条件。
  5.生效判决和裁定的执行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
  根据《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查封、扣押的涉案财产,依法不移送的,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由人民法院通知查封、扣押机关上缴国库,查封、扣押机关应当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冻结在金融机构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后,由人民法院通知有关金融机构上缴国库,有关金融机构应当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随案移送的或者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物及其孳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在判决生效后负责处理。
  涉案财物未随案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查封、扣押机关,并告知其在一个月内将执行回单送回。
  对冻结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判决没收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生效后,将判决书、裁定书送达相关金融机构和财政部门,通知相关金融机构依法上缴国库并在接到执行通知书后十五日内,将上缴国库的凭证、执行回单送回。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与本案无关但已列入清单的,应当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依法处理。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属于被告人合法所有的,应当在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财产刑后及时返还被告人;财物未随案移送的,应当通知查封、扣押、冻结机关将赔偿被害人损失、执行财产刑的部分移送人民法院。
  根据《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办理涉案财物的移送、返还、变卖、拍卖、销毁、上缴国库等工作。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涉案财物由公安机关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解除对涉案财物采取的相关措施并返还当事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涉案财物由公安机关管理的,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判决没有明确如何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征求人民法院意见。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法院作出无罪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建议给予行政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裁定应当返还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行处理的以外,应当立即解除对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并及时返还有关当事人。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人民检察院收到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后,应当在三十日以内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情况特殊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中未认定为与犯罪有关的涉案财物,应当按照规定时限及时返还被告人。
  根据《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移送、审查、处理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对审判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并由人民法院负责执行。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依法作出判决后,有关地方和部门应当做好涉案财物清运、财产变现、资金归集、资金清退等工作,确保最大限度减少实际损失。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一般应在诉讼终结后返还集资参与人。涉案财物不足全部返还的,按照集资参与人的集资额比例返还。退赔集资参与人的损失一般优先于其他民事债务以及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
  (三)未经判决或裁定处理涉案财物
  未经判决或裁定而终结诉讼程序,包括撤销案件、不起诉、终止侦查、终止审理。未经裁判而终结诉讼程序,亦应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作出的处理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处理。
  如果需要依照《刑法》规定对某些涉案财物予以没收,则意味着在终结诉讼程序的同时,对涉案财物启动了一个新的程序,即刑事没收特别程序。因此,在法院裁决前终结刑事诉讼程序,如果需要对涉案财物启动刑事没收程序,实质上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刑事程序的终结。
  未经判决或裁定终结刑事诉讼程序,对涉案财物如果没有启动刑事没收特别程序,而是依照法律、法规或有关规定移送其他主管机关处理,则意味着,在终结刑事诉讼程序的同时,即将启动行政程序或其他程序的处理。
  1.撤销案件
  刑事诉讼程序中,撤销案件的原因有多种,根据撤销案件的原因及涉案财产的性质认定,对涉案财物分别作出不同处理。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时,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除按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另行处理的以外,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
  根据《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对于刑事案件依法撤销的,除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另行处理的以外,公安机关应当解除对涉案财物采取的相关措施并返还当事人。
  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时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的方式有四种:第一,按照没收特别程序将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由检察院作出是否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决定;第二,根据行政管理权限处理;第三,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第四,解除对涉案财物采取的相关措施并返还当事人。其中第一、二、三种处理方式,属于“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另行处理”。
  公安机关对涉案财物“另行处理”的依据,《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规定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定为“法律和有关规定”,文字差别虽然细微,但《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的要求显然比《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更为严格。公安机关撤销案件时,应按照《公安机关涉案财物管理若干规定》的要求,只能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另行处理涉案财物。
  但是,“另行处理”的依据似乎并没有严格确定下来。根据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或者对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的,人民检察院通知撤销案件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行处理的以外,应当立即解除对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并及时返还有关当事人。可以看出,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另行处理”涉案财物的依据,在“法律法规”之外,又增加了“规范性文件”。显然,在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财物被“另行处理”的范围扩大了。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区分撤销案件的原因,规定了对涉案财物的三种处理办法:(1)因犯罪嫌疑人死亡而撤销案件的,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按照没收特别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对于不需要追缴的涉案财物,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及时返还犯罪嫌疑人的合法继承人。(2)因其他原因撤销案件,对于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产需要没收的,应当提出检察建议,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未认定为需要没收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的涉案财物,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及时返还犯罪嫌疑人。(3)对于冻结的犯罪嫌疑人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需要返还被害人的,可以通知金融机构返还被害人;对于查封、扣押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
  对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的涉案财产需要返还犯罪嫌疑人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或者书面通知有关金融机构解除冻结,返还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合法继承人。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三十日以内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情况特殊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还规定,人民检察院作出撤销案件决定的,侦查部门应当在三十日以内对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作出处理,并制作查封、扣押、冻结款物的处理报告,详细列明每一项款物的来源、去向并附有关法律文书复印件,报检察长审核后存入案卷,并在撤销案件决定书中写明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款物的处理结果。情况特殊的,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延长三十日。
  (未完,见本文之三)
  2019/10/23修改定稿
  (版权声明:本文作者为理性是文明的根/上海律师郭军,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经许可后转载请保留本版权声明。侵权必究。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郭军律师,刑事和经济专业律师,法治文化与社会文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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