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胎氏孤竹国君是商朝统治者“御用”的占卜师，自然深知问卜鬼神只是统治者专制的需要，结论完全操纵在国家元首手上，所以墨胎氏文化对鬼神乃至上帝的态度非常明确，不但没有虔诚的信奉，并且看穿了鬼神的实质只是方便“愚民”，是可以利用的政治文化工具而已，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证明墨胎氏文化对神祇能力持否定态度，但是结合其占卜官员的身份，以及“明用稽疑”的内部政策，可以推知墨胎氏绝不像受蒙蔽的低层民众那样，对鬼神崇敬到信以为真的程度，事实上就其文化内核而言，根本是一种将神祇玩于股掌之上的人本精神，而做为最大方国的领袖和官方占卜师，具体到每次祭祀和问卜，孤竹君则会表现出对鬼神的最大崇敬和最虔诚的信仰，总之“表里不一”是商朝时期的墨胎氏对神态度的显著特征。周取代商后，出于政治需要，首先否定商朝人的祖先神即“鬼神”的代言身份，取而代之的是，周朝祖先全部升天成为“昊天上帝”的宾客，并且明确该上帝为周朝及各地方同盟国的保护神，赋予其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同时周公规定出相应的道德礼法，将商朝覆灭解释为帝辛（周人称其为“纣王”）“失德”，昏暴被“昊天上帝”查觉，因此上帝“不保”，而文王、武王“明德”，受帝保佑取得“大命”，在这种情况下，神的本质成为行使道德审判权的最高长官，有没有“德”、“德”的厚薄多寡，成为对人君资格和功绩的重要衡量标准，逐步扩展成为官员任免升降、民众奖惩的依据，对“德”的重视和强调，成为周王朝政治上的统治手段。孤竹国自然要接受新朝的德化思想，墨胎氏文化中对神的态度也产生了相应的转变，具体到行政上，过去的占卜手法，必须转变为德政考核，这就更加淡化甚至瓦解了对神祇的信奉；稍后为了对付发动叛乱的王室弟兄，周公又将自然虚空的“天”解释为最高的权威，帝做为周朝保护神，只是天命的具体执行者，“天”做为有人性、没人形的超感知形态力量，可以保护周人，也会惩罚周人，这样周公平叛便是替天行道，师出有名了。“天”成为最高的受崇拜对象，周礼是敬天的礼法，至此受周礼的影响，加上同姓商朝统治的覆灭，墨胎氏文化对“天命糜常”（《大雅·文王》）等客观唯心思想多有吸收，这些理念做为先声，启迪了500年后释迦牟尼“诸行无常”等佛学文化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