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转载)

楼主:klssykc 时间:2012-04-22 11:23:00 点击:455 回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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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
  杜导正

  2012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邓拓


  邓拓:《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在(北京)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先说几个故事:去年春节和今年春节,我听到了两位刚刚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和中央的一位部长与我咬耳朵的话。这位省委书记说:“我在台上的这几年,真话不敢说,假话我不说,只能不说话。”什么问题?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长说:“我从地方上回到中央来十年了,说话、说真话越来越难。”还有个同志已经逝世了,他是《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跟我住在一个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他:“《人民日报》你看吗?”他说:“我不看。”什么问题?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一种行为状态,说得重一点,是我们执政党的统治危机。现在我们的官场上,套话、空话,有时候假话连篇。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我想到,纪念邓拓百周年诞辰,我应该讲点什么?我今年过了88岁了,当年是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位小记者。在座的陈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领导。我想出一个题目:要研究邓拓自杀现象。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学者研究像邓拓这么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自杀?
  邓拓是“文革”初期自杀的。在他自杀前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也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化人都相继自杀。像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写《四世同堂》的老舍,写《阿诗玛》的大教育家李广田,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历史学家翦伯赞,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艺术界自杀了一批人。这是什么问题?这说明邓拓的自杀不是个案,而是个群体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邓拓自杀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学地探讨。我建议有关的学者从深层次,也就是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探讨邓拓自杀现象。总结深层次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现在的报人,留给我们的后代。不然的话我们党、我们国家还会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悲剧。我们就对不起邓拓这一批同志。
  对邓拓这位长者的评价,大家是一致的,他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后来他也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典型的驯服工具。我是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的支部书记,整整两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四个学期,一个月考试一次。我这个人记忆力不错,讲的很多结论可以背过。我们是联共党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在中共党内,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毛泽东的权威,又加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一代人成为驯服工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过的道路。
  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泽东跟得很紧的,战争时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时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当然后来被整得也非常狠。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忠诚的、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贡献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误的一批三八式。邓拓这么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躲过这段历史。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的看法,毛主席夺取政权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到他逝世,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毁灭性的运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邓拓同志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紧跟毛泽东。但建国后毛背离了新民主主义主张后,他跟不上毛泽东的步子,毛就骂他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恼,寻找出路,于是他和吴晗以“三家村”笔名写了著名的杂文,但是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灾难来临,邓拓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所以自杀。田家英和他大体上是一样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来说,有不够宽厚、狭窄、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个优秀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们全党共同来深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这是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
  探讨邓拓自杀的现象,第一,当然要从毛泽东说起。建国后,毛泽东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因而有了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至死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错误。这两个理论,就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武器,也成为像邓拓、田家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第二,还要从制度上来说。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党内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说了算。党内但凡有一点民主,“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会被多数人否决的。我们这个党内民主集中制,最后发展成个人独裁。毛主席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的都不算数。二把手刘少奇都没有民主,刘少奇被斗的时候,手里拿出来宪法,宪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独裁制,刘少奇也负有责任。1943年中央的会议上定了书记处第一把手是毛,刘少奇提出来书记处决定问题时,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赵紫阳同志逝世前,也给肖洪达和我讲了类似的话。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一到常委会上,常委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常委会上有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话是赵紫阳同志说的。紫阳同志还亲口跟我说过,党中央实行的是大家长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纪委的副书记肖洪达,在我俩和赵紫阳同志下台后那一次谈话中,肖洪达同志当面批评赵紫阳同志,说你这句话在历史上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党啊,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哪里有那么多无产阶级啊。结果变成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然后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毛泽东以后是邓小平个人决断。所以我们共产党这个权力机制是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这种领导体制和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给紫阳同志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经历也比较多,我只是在你们中南海的这个边上活动,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一句话很重,我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啊,比封建社会当然进步了,但是你们中南海里边这个权力运作和你们的结构体制、机制基本上和封建社会差不多,和历代王朝差不多,有时候,简直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你承认不承认?紫阳同志点点头笑了。
  邓拓自杀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大胆的探讨。要对我们后人负责任,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敢于抛头颅。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点我们当年战争时期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脑袋搬家都可以。现在,不怕丢官,就能够追求真理就能够说真话。就为了保这个官,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卑鄙的可耻的,但是现在是流行的。为了这个官可以伤害别人,为了这个官可以不敢坚持真理,不说真话。我们的官场上,我们的宣传上,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威信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邓拓自杀现象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建议,学者要有一点胆子进行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多了,学习谭嗣同,追求真理,为真理牺牲一点是应该的。人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个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敢于追求真理。
  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另外确实问题应该说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多说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清醒一点,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要大踏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党、我们国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号是对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前进。我给起了个名字,碎步前进小步前进。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是谨慎的乐观派。
  邓拓在一首诗中说:“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邓拓同志年轻时就佩服明代的于谦,背诵他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心里话,也许有错,请大家探讨。
  (201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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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klssykc 时间:2012-04-22 18:37:04
  顶!
作者:五月飞萤 时间:2012-04-22 19:29:04
  “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点我们当年战争时期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脑袋搬家都可以。”
  “邓拓同志年轻时就佩服明代的于谦,背诵他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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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到底是死得很开心,还是死得很不开心?
  1、如果死得很开心,作者应没什么必要深层次探讨;
  2、如果死得很不开心,作者又很钦敬仰慕这种结局。

  外人看了会觉得,既然作者认为都很好,那作者的意思即没什么不好。
楼主klssykc 时间:2012-04-23 08:50:57
  @济善园之三慎斋:【毛泽东谈文革武斗】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在旁边解释:“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楼主klssykc 时间:2012-04-27 20:16:05
  新中国最早单干村:户户有余粮 没饿死一人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12-04-25 [ 打印 ] [ 大 中 小 ] [ 关闭 ]
  核心提示:当时,全国各地因为饥饿而死了不少人,可雷锋七队却户户有余粮,社员们的亲戚都拖儿带女上门借粮。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2年3月1日第16版 作者:佚名 原题为:湖南一村庄秘密单干比小岗村早17年

  在“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都搞农业集体化,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雷锋七队却一直在秘密分田单干,比号称最早开始实行单干的安徽凤阳小岗村早了17年。

  冒批斗危险秘密单干

  1958年初,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不久国家号召大办公共食堂。隆回县所有的村民都加入了人民公社,进了公共食堂。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就坐吃山空了。到1960年冬,隆回县羊古坳乡雷锋七队的公共食堂已无米下锅,全队社员饿得几乎丧失了劳动力。这让从部队转业回乡的刘湘庭特别痛心,他苦苦思索解决办法,认为要想走出眼前困境,只有端掉“大锅饭”。

  1961年春,刘湘庭约了几个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分田到户。这在全国都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万一暴露,就会受到批斗,甚至有坐牢的危险。他们一家家登门逐个做工作,刘湘庭表态:“大家不要怕,有什么事我一个人承担。”社员们吃下定心丸,全都同意分田到户,并推选刘湘庭当生产队长。

  户户有余粮没露半点破绽

  分田到户后,大家都是给自己干活,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应付公社、大队的检查,雷锋七队有自己的套路:一是有时也集体出工,互帮互助;二是收获季节,统一收割;三是照样决算报表;四是征粮统购,率先完成。唯一与以前不同的,大家白天把自己的谷物放进集体仓库,晚上又各自挑回自家。刘湘庭的这些谋划,恰到好处,没有露出半点分田单干的破绽。由于全队最早完成了征粮统购任务,还受到了大队和公社的表扬。

  当时,全国各地因为饥饿而死了不少人,可雷锋七队却户户有余粮,社员们的亲戚都拖儿带女上门借粮。这一消息传出,连外地讨米度日的人都朝这里涌来。社员们走亲戚都不拿其它礼物,只拿几升米、几斗薯米或包谷,亲戚们喜笑颜开。
  被告发后成功过关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邻队一个“红眼病”人到公社密告雷锋七队搞分田单干,于是公社、大队派干部驻队调查。社队干部组织了10多个干部到七队“帮助”收割,想捣乱七队的单干。刘湘庭就把当天收割的稻谷总量,按稻草捆数平均计算,当晚又分到户。过两天,公社干部又组织劳力到七队搞突然袭击,把当天打下的稻谷全部集中放在晒谷坪里。刘湘庭就布置得力社员用塑料把各户的稻谷隔开。社队干部查问为什么要隔开,刘湘庭说:“送来的谷子有迟有早,干湿不一样,为了便于储藏,必须隔开。”干部们一走,各户的稻谷又各归原主,没有半点差错。

  就这样,雷锋七队的秘密分田单干,一直持续到了全国统一联产承包责任制。(摘编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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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河北新糖人 时间:2012-04-27 21:18:46
  『天涯杂谈』 神奇国度里的神奇政府:从河北武安80后美女市长说起……请网友评选中国最牛城市!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469262.shtml
作者:阿斯兰唉 时间:2012-04-27 22:55:43
  马克
楼主klssykc 时间:2012-05-03 12:00:16
  d!
作者:radse 时间:2012-05-03 19:04:04
  这样的谈话想反应什么呢?根本的体制不改掉,谁坐到那个位置上,不是同流,就得下台。我等P民是没法的啦!
  
作者:入神出化 时间:2012-05-04 02:25:46
  啊啊
楼主klssykc 时间:2012-05-23 09:45:07
  [转帖]防止“文革”重演的第一步是公开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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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云雪213 于 2012-5-22 11:34:3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
  防止“文革”重演的第一步是公开历史档案
  好年华
  温总理在两会答记者问时提出了对“文革”可能重演的担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确,虽然在21世纪的中国,“文革”要全面重演或许不大容易,但在一定范围内以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形式重演,则依然具有不可小视的现实可能性。如发生这种情况,无论对社会,对民众,还是对执政党来说,即使谈不上“损害”,至少也是一种“折腾”。
  那么,要防止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文革”重演,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首先应从公开历史档案做起。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机密文件的保密期为30年。“文革”从结束到现在已经36年了,若从“文革”开始算起,则已46年。有关历史档案早就应该公开。但现在公开的档案材料仅到1965年为止。这就为深入研究和反思“文革”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障碍,也使防止“文革”重演平添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
  公开历史档案为何那么重要呢?只有公开历史档案,更多的研究者才能方便地查阅和引证这些资料,从而得出的结论和研究成果才能有足够的深度和说服力。原始材料都是非常繁杂和头绪万千的,一般人即使能接触到,也没有时间和能力去发掘整理。因此历史知识传播的一般规律是,先由专业的研究者(过去就是“史家”,太史公司马迁一类的人物)进行分析和总结,作出某些论断,写成专著(如《史记》等)或相关学术文献。然后再由教育工作者择取这些“二手材料”的内容写成教材,或由小说家根据这些公认的“二手材料”的精神“演义”成通俗读物(如评书话本等),再由戏剧家改编成各种唱本。总之,历史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普及到千家万户,而其中的第一步就是形成可信的,权威的,有足够说服力的,并且至少得到知识分子群体发自内心广泛公认的学术专著和文献。这一步做不到,推广普及就无从谈起;而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必须有足够的公开的历史档案。
  在历史档案不能公开的情况下,只有极少数研究者能接触到这些档案。这样不仅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即使有一定的成果,由于其所引证的材料旁人无法核实,也就无法对其描述和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作出判断,说服力自然大打折扣--即使嘴上同意,也不是真的心悦诚服。相反,在这样的研究环境下,必然是各说各话,许多人都凭着自己的猜测,想象以至“创作”来描述历史。同一个事件,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人心中完全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也就是社会上,包括网络上流传的五花八门的“文革”故事版本的现状和成因。
  试问面对如此混乱和矛盾的叙述,普罗大众又该相信谁?支持谁?譬如仍有些人坚持“文革”是“好得很”的,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的“大民主”;有些人仍念叨着“文革”十年国家建设取得了如何伟大的成就,你又该拿什么样的数据和材料去反驳?退一步说,即使相信如此偏执言论的人是少数,但如果有人说,“文革”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或者干脆地,三分成绩七分错误也好,也说明“文革”不是一无是处嘛,所以“文革”的某些做法现在也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嘛......你又该如何辨析??如何理解中央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
  因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尽快公开历史档案。只有公开了历史档案,“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害,受到何种程度的伤害;“文革”对国民经济,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的破坏有多大;与及那些“文革”中取得的成就付出了多少不必要的代价,走了多少无谓的弯路等等,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澄清,“文革”的严重危害性才能得到公认,防止“文革”重演的观念才能深入人心。
  同时,也只有公开了历史档案,对于“文革”为何发生和迅猛发展,为何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和有效的遏制等问题才能有更深入和更准确的认识,才能促使更多的人,包括更多的干部进行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反思,如此防止“文革”重演才能有坚实的基础。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我认为,防止“文革”重演是现在执政党上下难得的一个共识,在此共识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最可行和最稳妥的途径。任何改革都必须有基本的共识,否则你说这样改,我说那样改,他说不要改,这样的改革不仅难以启动,也很容易搁浅。当年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开展起来,也是因为全社会都有发展经济,追求富裕的共识。
  dd当然,公开历史档案也可能有一些风险:例如,某些过往一直被正面宣传的人,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缺陷甚至污点;某些一直被视为反面的人,也未尝不做过一些好事,正确的事,等等。但这些风险相对于防止“文革”重演,保持社会健康和稳定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档案不公开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传言往往更离谱,也更易误导和迷惑人。说得再明白一点,公开历史档案对于大多数正面人物来说,只是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充实和可信,对各种离谱的传言也将是有力的抵制和消解;而他们自身的错误和缺陷,则更能提醒人性的复杂和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的艰巨。
  ——摘自《炎黄论坛》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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