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故事】《激情燃烧的火热年代》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2 07:51:06 点击:8407 回复: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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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 旭日东升

  卷一 开国大典
  1、召开政协会议 通过《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共510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专门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就有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9月28日,政协各单位和共同纲领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后,将草案送交大会主席团。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把新民 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纲领方针规定得更加具体。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 主主义即人民民 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 主分子组成的人民民 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 主革命的任务。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 主主义社会。在新民 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
  在新民 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新民 主主义阶段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外开放。

  《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政府在新民 主主义社会时期内的施政方针和建设蓝图。它是中国党、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 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众精英议决将北平改名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还议决了国旗、国歌、国徽等事项。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0月1日下午二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会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
  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会议结束后,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主席、副主席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主席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接着,举行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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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2 08:50:22
  2、国旗诞生的故事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图案的启示。征集国旗图案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筹备会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当时,朱德总司令、历史学家郭沫若、诗人艾青也都亲自设计了国旗图案。
  要想在近3000幅的国旗图案中,选出让大家满意的图案,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研究制定国旗,是由筹备会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组长是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其它成员有田汉、郭沫若、陈嘉庚等各界知名人士;经过反复认真地评选,最后从近3000幅应征国旗图案中,选出比较好的38幅图案,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全国政协一次会议讨论。
  经过综合考虑,当时第六小组向政协代表推荐的国旗图案是,图册中的复字第3号和复字第4号图案。基本特征都是红底、黄星加一条黄条;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黄条象征黄河。
  一天,张治中来到毛主席的住处。张治中问毛主席:“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嘛?”
  也许毛泽东最能体味这位昔日“三到延安”今为和谈而来的和平将军更渴望统一,更珍爱和平。但接纳张治中的意见,就意味着自己要忍痛割爱。因为毛泽东眷恋母亲河,他多次凝视黄河而沉思;他说自己老了要沿黄河考察;转战陕北开始他发誓不打败胡宗南不过黄河;转战陕北结束渡河东进,面对滔滔黄河,他深情地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意见后,感觉有点意外。但毛泽东还是尊重张治中的意见,表示可以再邀大家来研究。
  为了尽快统一意见,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受委托把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紧急汇报,总理说:“你们搞国旗搞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哪个图案好?”彭光涵回答道:“过去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32号图案’,这个图案是曾联松提交的,我们认真地参考过他的图案,”总理听后,对彭光涵说:“好!那就这样吧,你给我画一幅这个旗子,画大一点;第二,你再给我做一面这个旗子,做一面最大的旗子。”
  复字第32号图案是一幅修改稿,原稿设计者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联松。这幅图案构思巧妙,内涵丰富,艺术性很强;修改后的图案更加简洁,主题更突出。
  9月25日晚,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有关国旗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毛主席在一些代表发言后说:“过去我们的脑子老想在国旗上划上中国的特点,因此划上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那个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美、英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说到这里,他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的图案式样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49年9月2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根据代表的意见,对国旗说明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正式将国旗定名为:五星红旗。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上高高飘扬。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第一面五星红旗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保存和陈列。这是一面特大号国旗,用5幅红绸子拼接轧制而成,旗面长460厘米、宽228厘米。1994年,77岁的国旗设计者曾连松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份五星红旗图案设计原稿,及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通知公函和国庆观礼证一起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2 10:53:47
  3、国歌诞生的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
  后来,聂耳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进行。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国歌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新中国像一轮红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喷薄欲出时,也就呼唤新国歌的诞生。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
  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截至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多件。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因此,决定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入选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4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几经起伏,数度沧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17年。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一位作曲家配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国歌歌词原作者田汉得到昭雪平反。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2 16:27:18
  4、回忆开国大典
  杨兆麟于1923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49年9月30日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的采访,以及1949年10月1日对开国大典的采访,是他职业生涯中无比珍贵的经历。
  毛主席用的话筒是精心挑选的
  “看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段镜头吧?”杨兆麟问记者,“你注意到毛主席面对的那个扩音话筒了吗?”杨兆麟向记者透露了那个话筒的来历———“那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最好的话筒,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话筒”。
  杨兆麟回忆说:
  开国大典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安置着两个一模一样的话筒,一个安放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专为领袖们讲话设置,另一个是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播音员设置的。
  就在几天前,与他年龄相差不多的李志海来他家,带来一张老照片的复印件。老照片上的李志海正在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话筒前的毛主席调整话筒高度,那张老照片是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上“扒”下来的。
  “李志海是我们电台的技术人员,有关开国大典上播音的技术细节,他全都清楚,因为天安门上的两个话筒就由他负责。”杨兆麟说,“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用过的那个话筒和毛主席按下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面国旗,全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新中国领导人从我们身旁经过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用“实况广播”向全国人民报道现场情况,具体要求即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播出。
  杨兆麟记得,播音话筒原来安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的人太多,嘈杂的人声势必影响实况广播的质量,他们不得不从城楼最西端挪至靠中间位置,“天安门上总共有五面红旗,我们搬到第二和第三面红旗的中间位置”。
  杨兆麟与胡若木作为广播电台编辑与播音员丁一岚、齐越4人并排站立,他们所处的位置视野开阔,可俯瞰天安门前经过的队伍,是现场报道的最佳位置。
  “天安门那时没有电梯,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他们都是走西侧楼梯上来的。”杨兆麟回忆着,“他们都从我们身旁经过。”就在前一天,杨兆麟与同事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进行了报道,第一次近距离地与新中国的各位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相处,但在天安门城楼上再见到这些国家领导人时,他依然心情激动。
  “我当时26岁。”杨兆麟说,“毛主席要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我们为此做现场报道,广场上有那么多激动万分的群众,身后就站着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们,真的是很激动。”
  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
  开国大典举行之前,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做足了准备工作。
  杨兆麟说,电台编辑人员当年一次次采访受阅部队,一次次前往阅兵式和分列式演习现场观摩采访,事先还对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参加游行的干部群众进行了采访。写成的广播稿是要在实况广播中插播的,那些稿件全都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不断修改。
  记得在一次演习时,朱德向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负责人询问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如此庄重的重大场合,如果广播技术上出现问题怎么办?朱老总担心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会出现播音技术问题,于是,朱老总要求广播电台派人到中南海事先为他录好音。虽然这份录音资料当天没有使用,但却成为建国历史上一件珍贵的文物资料。
  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预计将有数十万人,尽管当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没有现今这么大,但如何让全广场群众听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扩音声,这的确让广播工作人员颇费脑筋。由于器材设备简陋,考虑到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无法承担更大音量的播出,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9个普通扩音喇叭焊在一块金属板上,果然音量巨大,大家欣喜地称之为“九头鸟”。当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时,发愁扩音问题的电台工作人员大松了一口气。
  怕影响播出音质我们不能出声
  1949年10月1日下午1时30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全部抵达天安门。
  负责庆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城楼,检查各项准备工作,过问实况广播工作的准备情况。
  下午2时45分,毛主席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各位委员分别乘汽车,出中南海东门到达天安门城楼北面,大家在西侧台阶处下车,然后拾级而上。当毛主席走到城楼正中央就位时,天安门广场欢声震耳。
  时针指向下午2时55分,丁一岚和齐越开始播音。瞬间,全国各地守在收音机前的人们屏住呼吸,等待那个神圣庄严时刻的降临。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毛泽东走到立式扩音话筒前,用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即,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五星红旗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广场上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开国大典实况广播时,播音员丁一岚、齐越两人轮流广播,杨兆麟和胡若木作为电台编辑分别站在播音员两边。
  “我们不能出一点声,以免影响播出音质。”
  杨兆麟说:“我们要对现场实况进行描述,播音员需要我们提醒,比如阅兵时有哪支队伍过来了,播音员插播稿件时顾不上注意现场的情形,我们不能出声,但我们可以用手向队伍指指点点提醒播音员及时报道呀!”
  由于大家熟悉庆典进行程序的全部细节,4个人配合默契,圆满地完成了实况广播任务。
  未能保留播音全过程终生遗憾
  “庆典结束是周总理大声宣布的。”杨兆麟回忆说,“毛主席在离开天安门时,挥舞着手上拿着的帽子,从东边缓步走到西边。”
  杨兆麟说,实况广播加上当天准备工作时间,大约持续了六七个小时,而他们4个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始至终一直站立工作,现场也没有设置座椅,奇怪的是当时一点没觉得疲惫。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杨兆麟无奈地说,“当时技术设备条件不行,如果不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拍摄开国大典时,捎带有播音场景和声音的那一小段纪录影片,我们那段历史就一点史料也没保留下来啦。”
  没能保留当时播音的全过程,这是杨兆麟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2 19:06:08
  5、亲历开国大典
  年近八旬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离休干部纪瑞生对记者讲述了他当年亲历的开国大典,那一片“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

  幸运:抵京次日就参加大典

  纪瑞生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县,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底,武汉军管会秘书长何伟赴京议事,纪瑞生以秘书身份陪其前往:“当时我随何伟同志住在了四野政委罗荣桓家中。当晚,何伟同志突然通知我,说明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我也有机会参加。我一听乐坏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见毛主席可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10月1日,天还没亮,纪瑞生就起床了。他回忆说,经过至少两次集中后,我们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约3个小时后我们才到达天安门广场。每个人手中拿着汽水、面包。别小看了那瓶汽水,当时物质匮乏,我从1941年参加革命后到参加开国大典前,不只是没喝过汽水,就是连见都没见过!我喝了之后,一连打了好几个嗝。”

  新奇:第一面电动国旗升起

  下午3时整,新中国开国大典准时开始。纪瑞生身处天安门广场西侧,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同一区域。让他最难忘的是毛泽东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至今他还能一板一眼地模仿出来:“虽然毛主席讲话时略带乡音,但的确很有气势,到处是鼓掌、欢呼,整个广场都沸腾了。”
  宣告之后就是奏国歌升国旗。纪瑞生回忆说,当时他以为会用人力升旗:“读书时我也升过旗,那种手拉式的。在部队也是用这种方式。当大典主持人林伯渠宣告‘请毛主席升国旗时’,我以为毛主席会亲自走下来升旗。谁知他只是抬了抬手,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还真准,一曲终了红旗就到达了旗杆顶端。事后我才知道,当天升旗是电动升旗,毛主席只是按了一个按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电动升旗。”

  激动:一气写成七百字日记

  “群众游行结束后已是夜晚,在现场的各界代表仍不愿散去。主席从城楼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向东头,不时向人群挥手。大伙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红旗,一边高呼‘新中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想追着主席看,但人太多了,根本就挤不过去。”
  没有手表,纪瑞生并不知道回到住处时是几点。亲历开国大典让才24岁的他久久不能入眠。他索性爬起来,翻出硬皮日记本(这还是从日寇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写起了日记:“……会场是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近七百字一气呵成。写完之后,纪瑞生仍不能入睡,他干脆又拿起日记本,在这三页日记第一页的空白处描出粗体字“10.1”,第二页写上大字“奠基之业”,第三页再描出粗体字“1949.10.1”。
  55年过去了,拿着这本泛黄的日记本,回忆起当年的一些场面,纪瑞生仍历历在目:“国旗升起时我还有些酸楚。多少革命先烈经历腥风血雨才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的确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
  纪瑞生日记摘抄

  光荣而幸福!我在今天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前举行。
  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明亮、坚定、恳切的声音。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宣读了政府的公告,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激荡着我的心。  
  ……
  会场是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这些伟大、壮丽的场面都一一被摄入了镜头,将成为永远的纪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3 06:26:22
  6、开国大典阅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阅兵在天安门前举行。这次阅兵历时2个半小时,是迄今13次阅兵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共有19248人参与此次阅兵,是解放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和队列合成。从拟定第一份申请阅兵的报告、到组织训练,直至开国大典,那次阅兵仅有一个半月准备时间。根据中央指示和周恩来批示,本次阅兵的司令员为朱德,总指挥是聂荣臻。

  海军方队 人数“单薄” 用意深远
  走在受阅部队最前面的是海军部队,仅4个排面36人。
  据军事科学研究院陈宇大校介绍,虽然海军方队看起来很单薄,但刚建立的人民海军作为受阅部队的先导,显然是有特殊用意的,显示了人民解放军从此不再是单一的陆军、步兵,而是向多军兵种的现代化发展。
  受阅海军战士的服装特别显眼,不同于一片草绿色的陆军部队,海蓝色的军装也不同于人们已经看习惯了的陆军样式,而是同世界海军服装接轨的基本样式,无檐圆顶帽后带两条飘带。帽墙上有从左到右书写的“中国人民海军”6个字,胸牌上的字则是与陆军统一的从右至左、上下两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个字。
  空军编队 带弹受阅 防突发事件
  携带弹药的飞机参加阅兵,此前世界阅兵史上没有先例,打破这个传统的是中国。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受阅的9架战斗机中,有4架满载武器弹药。
  武汉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方槐曾回忆,当时他向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建议,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
  不过,开国大典的最初方案,只有地面部队阅兵。到1949年8月底,中央决定增加空中阅兵,10多架从国民党空军缴获的P-51战机是主力机型。
  10月1日16时,17架飞机编为六个分队接受检阅,9架P-51战斗机为第一、二、三分队,2架蚊式轰炸机为第四分队,3架C-46运输机为第五分队,2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为第六分队。
  开国大典当晚,在北京饭店的大型宴会上,朱德向飞行员敬酒时说,“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骑兵方队 三色战马 组骑兵方队
  紧跟海军方队的,是由8000多人组成的12个步兵方队。除了3个建制步兵团,步兵方队还包括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通信、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战防炮、山炮各1个营。
  受阅炮兵师组成5个方队,分别以75毫米野炮、105毫米榴弹炮、150毫米榴弹炮、37毫米高射炮和75毫米高射炮的阵容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受阅战车师由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和坦克兵各1个团编成3个方队。
  在欢快的《骑兵进行曲》中,由1978匹白色、黑色、红色战马组成的骑兵方队,步调一致、行列整齐地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骑兵师有4个方队,全师的1978匹战马,均以6路纵队中速前进。各方队的军马毛色整齐划一,以全红、全白、全黑,三色相间行进在阅兵台前。
  由于参加这次阅兵的大部分装备,都是在战争中缴获的,所以被戏称为“万国牌”。
  开国大典阅兵,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共有1.64万余人接受了检
  阅。
  开国大典阅兵,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共有1.64万余人接受了检
  阅。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3 10:24:52
  7、参加开国大典激情难抑  
  朱敬德﹕1928年4月生于浙江海宁。曾任水利电力部外事司副司长﹑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出口公司总经理等职。1997年离休。现居北京。
  张再﹕1928年12月生于江西九江。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工作人员。曾任驻美国公使﹐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等职。1994年离休。现居北京。

  60年前﹐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朱敬德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亲历了开国大典。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工作人员﹐张再同样也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时﹐他所在的位置似乎比朱敬德更有利──金水桥南的观礼台上。
  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刻﹐他们仍然激情难抑。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

  天还没亮时﹐清华大学学生朱敬德和另外400多名同学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在操场排好队﹐他们从清华园出发。
  那是1949年10月1日清晨。他们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作为学生代表﹐朱敬德和他的同学们将亲眼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同样是一大早﹐张再也赶到了指定地点等待。当时﹐他刚到中央外事组工作不久。作为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他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南观礼。
  除了他们﹐当天还有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和受阅军队等数十万人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聚集。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呈丁字形﹐外金水河为一横﹐向南长长的甬道为一竖﹐甬道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有红墙城门围挡﹐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广场﹐面积比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小很多。
  天安门城楼上﹐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着冠照画像﹐两旁的标语分别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城楼上挂了8个红色的大灯笼。
  如今已81岁高龄的朱敬德记不清到底走了多久才走到了天安门﹐他只记得到达广场时已经人山人海﹐看见人们都在笑着蹦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人头攒动的欢乐海洋。
  朱敬德和同学们走到指定位置席地而坐﹐反复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和一些民歌﹐大声说笑着﹐不知饿也不知渴。
  此时﹐张再就站在长安街的北侧﹐他站在观礼台上﹐面朝广场﹐被这热烈的气氛深深地感染着。
  天空原本有些阴沉﹐过了正午﹐云层开始变淡﹐偶尔还透出几缕阳光。

  见证伟大的时刻

  大典下午3点开始。当毛泽东﹑朱德等刚刚就职的几位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立即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和吶喊声。
  朱敬德的位置离城楼较远。他抬眼望去﹐目之所及全是举在空中挥舞的双臂﹐人们都在不停地往上跳﹐大声叫喊。他也跟着跳﹐跟着喊﹐“就是忍不住想喊﹐高兴得不得了呢”。
  张再和他的同事们则全部扭过头向后上方望去﹐然后也面向城楼大声地蹦跳呼喊。
  广场上沸腾了。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后﹐毛泽东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朱敬德的眼泪夺眶而出﹐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笑着流眼泪﹐不停呼喊﹕“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这一刻﹐朱敬德等得太久了。在上海租界的幼年生活﹐让他受尽了屈辱﹐公共场所全部贴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人必须要办日本人发的“良民证”才能保证基本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见到日本人要鞠躬﹐《最后一课》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老师说第二天不能再上中文课时﹐全班同学都哭了……
  “只有经历了这些屈辱﹐才能体会独立是多么的珍贵﹐我们的民族是多么的盼望独立自强。”说起这些﹐朱敬德数度哽咽。
  “太兴奋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再同样难掩感慨﹐“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我们盼望这一天太久了”。


  新中国第一次阅兵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在天安门上空。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代表54个民族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
  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随即开始。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朱德站在敞篷车里进行检阅。
  朱德大声向战士们问候﹕“同志们辛苦喽﹗”
  “为人民服务﹗”
  海军部队﹑骑兵部队﹑炮兵部队﹑坦克部队整齐排在长安街两侧接受检阅。车子驶过观礼方阵时﹐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不少后面的人一次次地跳起来﹐试图看个痛快。
  阅兵式由两个海军排为先导﹐由东向西走过主席台。他们一出现﹐广场上便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不仅因为海军是我军新的兵种﹐也因为他们服装特别──蓝白色基调﹐明显区别于绿色和黄色的军装﹐还有大檐帽﹑水兵帽﹑飘带﹐这些都是海军特有的。
  步兵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全部背着“三八大盖”齐步前进。炮兵师内容最丰富﹐野炮﹑山炮﹑榴弹炮﹑火箭炮﹐各种炮排成一字横列﹐炮口向前。战车师方阵中﹐装甲车或坦克两三辆一排﹐一列列驶过主席台。骑兵师分白马连和红马连﹐按马的颜色分开接受检阅。天上17架飞机自东向西飞行。
  朱敬德看不见前面的情况﹐只能隐约听见从扩音器里传来的雄壮歌声和坦克驶过时履带隆隆的巨响──欢呼声实在太大了。他只能不停地鼓掌﹐表达无比激动的心情。
  飞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人们兴奋得摘下帽子在空中挥舞﹐将报纸等物抛向天空﹐仰着头向天上张望﹐大声欢呼﹐声音把飞机的隆隆声都盖过了。
  张再个子小﹐排在了观礼台最前面﹐这些情景基本都纳入眼底。当功臣号坦克作为机械化部队方阵的军旗指挥车驶过后﹐100多辆中﹑重型坦克紧跟着接受检阅﹐让所有观礼的人大饱眼福。
  3个小时后﹐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结束。
  “同志们﹐前进”
  群众游行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的热情。天空放起了礼花﹐天安门城楼的灯渐次点亮﹐还有探照灯的光束从天空交叉划过﹐一次次地把人们兴奋的神经挑拨起来。
  游行的人们有的举着自己用纸糊的党徽﹑五角星﹐有的挥舞着彩旗﹑标语﹐有的点燃火把﹐有的点燃纸灯﹑纱灯﹐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走在队伍里﹐整个广场的灯火红成一片。
  朱敬德回忆﹐因为人们都想亲眼看看毛主席﹐到了天安门城楼前全部放慢速度﹐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向上看﹐导致城楼前这段路发生堵塞﹐扩音器里不断传来“同志们﹐前进”的呼喊。朱敬德认为﹐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一是希望游行队伍尽快向前走﹐缓解拥堵﹔另一方面也是在鼓励人们群众努力奋斗﹐自强不息。
  “走到城楼前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会回应‘同志们万岁’﹐像日常打招呼一样﹐很亲切。”朱敬德说。他印象很深的还有纺织女工的妆容﹐“女工人的妆化得很奇怪﹐红的红﹑白的白﹐看着有点土气﹐不过脸上的喜悦是很真实的”。
  张再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直到看着游行晚上9点多结束。他看到那一片“红光”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流走”后﹐才和同事意犹未尽地离开。此时﹐他才发现﹐嗓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喊哑了﹐手掌也拍麻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开国大典后﹐张再一直从事外事工作。1989年﹐我国与北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谈判建交时﹐他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独立自强的珍贵”。
  1989年﹐时任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的张再被派往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主权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谈判建交事宜。“当时的任务是与他们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比大使级外交关系低一个层次”。
  这是一个刚刚独立的小国﹐谈判开始后﹐对方代表要求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对方的理由是﹐只有建立足够数量的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他们才能申请加入联合国﹐享受联合国的气象预报资源﹐而这是他们依海而生的国家的生命保证。
  “那位老兄陈述完理由后﹐眼里含满了泪水。
  我一下就受刺激了﹐想到了当年我们受的那些苦﹐回忆起我们当初盼望独立富强的心情﹐我当即决定回国汇报”。
  张再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并且提出应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央同意了。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建国三周年时﹐邀请了当时兼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的张再前往观礼。
  “这个国家只有10万人口﹐当天几乎所有人都划船赶到首都所在的岛屿参加庆典。”张再说﹐他们的建国庆典是总统先致辞﹐然后是各个外交国代表致辞。每一次致辞完毕﹐都会有民众到场中央跳舞。
  “根本没法用语言形容﹐看他们高兴的那个样子﹐我心里也激动极了。我深刻体会到了独立自强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3 12:15:15
  8、开国大典的礼炮
  “千里无云澄碧空,天安门上锦旗红。广场万众喧旗海,大道三军走巨龙。竿顶赤旌升冉冉,阵前礼炮响隆隆。一声中国今兴起,顿使元元泪满胸。”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礼炮队的组建者,在开国大典时
  指挥鸣放礼炮的许欣之写下的一首诗。
  许欣之曾任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副院长,离休后现住解放军某部
  郑州干休所。他向记者回述了开国大典前后那段难忘的经历——

  功勋火炮 战功炮手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3月份我被调到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当作战科长。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员高存信向我下达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临时组建一支礼炮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我被任命为礼炮队指挥官。  
  当时真是既高兴又紧张,这炮兵在打仗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做到指哪儿打哪儿。这礼炮可从来没放过。  
  “事实上,这54门和28响都是有寓意的。”这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领域、界别的人士,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接受命令后,我一直绷紧了神经。我和作战科副科长韩怀志及作战参谋沙复新一起在各个部队选拔炮手和炮长,并制定了严格的选择条件:第一,炮长必须是连排干部,炮手是班排干部;第二,炮手必须是在战斗中立过战功的;第三,用来鸣放礼炮的火炮必须是战争中的功勋炮。因为意义重大,许多炮兵都想被选上啊!最终,我们选出了160多名炮手。

  大典前突如其来的命令

  炮手全部到位后,我把礼炮队伍拉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内开始集中训练。
  鸣放礼炮看似容易,要求却极高。54门礼炮一齐鸣放28响,必须在2分05秒内与奏国歌、升国旗同起同落,而且这54门礼炮要齐发28响,必须同时打出一个声音,完全同步,每一响的间隔时间仅仅是4秒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们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鸣放礼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因为会议时间定在晚上7点开始,根据上级指示,礼炮队要在开会时鸣放礼炮,用9门炮打出54发(响)。9月21日下午,我率领礼炮队进驻中南海,我们把炮位选在了怀仁堂的左前方,炮口冲着中海,仰角为35度。
  晚上7点,我接到了大会秘书处指示鸣放礼炮的命令。随着我手中令旗的挥舞,节奏整齐的礼炮次第打响,新中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始了。  
  我们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说打得非常好,很整齐。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很担心,哪怕一个炮手出问题,那打出来的响声就会出现杂音,没想到第一次“上阵”就打了个漂亮仗,大家对在开国大典上完成任务更有信心了。

  54门礼炮齐鸣28响

  1949年10月1日,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
  10月1日凌晨,我们起床赶往天安门,在东侧一个叫三座门的地方,向东一字摆开了54门礼炮。我们全穿着专门为开国大典制作的新军装,头戴钢盔,腰系武装带,足蹬长筒靴,感觉特别神气。”  
  下午两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三点整,开国典礼开始后,我接到了鸣放礼炮的命令。  
  我手拿小红旗一挥说"放",一时间,国歌声、礼炮声、人们的欢呼声让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54门礼炮28响打出的是同一个声音,任务完成后,我激动得当场流出了热泪,炮手们更是在激动的泪水中搂在一起。  
  那天,人们狂欢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光在广场捡的鞋子就拉了好几车。
  让我更加难忘的是,10月2日这一天我受到邀请,上级让我代表礼炮队去北京饭店参加国宴,可惜啊,那张请柬没保存下来。这是我的一大遗憾。
  我至今还保存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发的勋章,一枚二级解放勋章07801第40号、一枚三级独立自由勋章35142第40号。
  “这是国家颁发的勋章,而且都有编号,这对于我父亲来说是莫大的荣誉。”许欣之老人的儿子许璨说,老一辈的光荣与骄傲激励着我和我的下一代为共和国的建设再立新功。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3 17:02:56
  9、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
  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主席按下电钮,把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场景。等待这最激动人心时刻的过程,却是无数公安干警最繁忙、艰苦的数月——
  为了这一刻,新组建的公安大队民警脱掉军装,按照任务要求,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沐风冒雨,密切注视着敌特的风吹草动;
  为开国大典辛苦数月,巡警却只能在历史性的那一刻远远驻足,满怀遗憾地继续巡逻。
  就是这无数个“小人物”日以继夜、严谨周密的保卫工作,才使得这历史性的一刻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即,大家的心悬得更紧了。此时北平虽已和平解放,却并不太平。傅作义的军队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北平原来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长期统治,反动基础根深蒂固,是国民党特务的北方指挥中心,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前夕,各地匪特纷纷聚集在此,并把监狱里的惯盗、惯窃放出,与特务、地主、恶霸、散兵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日子: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密令潜伏北平的特务分子开展暗杀行动:“只要是中共部长以上,部队将军以上人员均可刺杀”,“完成一个任务回来就晋级请赏”、“刺杀一个可得黄金50两”。后来,索性不再有指标:“不分时间、地点、打响就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地点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由河北省平山县乘火车抵达北平。
  为了整饬社会混乱,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罗瑞卿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公安部队。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迫切需要做的两件大事,即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顺利完成这两项保卫工作,根据公安部的指示1949年7月18日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市公安局侦查处等单位抽调276名干部,组成“政协临时保卫大队”。9月1日,北平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保卫处,又称为“公安局四处”。保卫处下设警卫科、机关保卫、工厂保卫、学校保卫4个科,其中保卫科的大部分成员是由“政协临时保卫大队”转过来的。从此,市公安局四处成为专门负责执行地区和路线警卫的正式机构。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第一起潜伏案件,就是识破了“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祸心,挖出了阴谋挤进民主党派、破坏新生政权的王敏侯、吴雷远等人。
  王敏侯、吴雷远一伙的活动情况,全在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的掌握之中。这两人参与的“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目的是企图披上民主党派的外衣,利用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与我党作长期斗争。
  1949年3月7日下午5时许,故宫西侧北长街12号的普济佛学会内,王敏侯、吴雷远等人正在指挥“民促会华北分会”骨干人员演练。侦查员推门而入,共逮捕案犯21名,其中主犯15名。“民促会华北分会”的阴谋在全国第一届政协筹备会议之前被及时戳穿,铲除了一大隐患,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吴雷远1952年2月病死在狱中。
  开国大典前夕,公安部队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
  曾经亲身参与开国大典保安工作的干警们,至今对当年的细节记忆犹新。  
  时间一天天地接近开国之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附近游动。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他的注意,他拾起来,烟是飞马牌的。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大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向刘拴虎刺去,几个回合,刘拴虎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爆炸毛主席的车队。
  公安部队战士胡光还记得,有一天在天安门执勤,突然有人报告,说在南面新华门附近一个胡同里发现一名持枪土匪。他听说后迅速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后追上那个土匪,将土匪逼到死胡同。胡光从车上跳下来,迎上去就和他打了起来。土匪见打不过胡光,就掏出枪开枪打中了胡光的一个手指头,胡光忍着伤痛,一只手按住土匪的手枪,一只手抠住土匪的眼睛,最终将土匪制服。
  今年82岁的魏丙昆当年在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工作,为开国大典做了长时间的保卫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收枪”。那时刚解放,国民党溃逃的散兵游勇在北京,留着很多枪支,都得收。在南河沿,有一处曾是国民党某部队的留守处,部队撤走后,光剩房子,我们的收枪就从那里开始。
  没想到光步枪就有三十多支,还有手枪,有时候在垃圾堆中捡到,有时候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从国民党士兵那里收枪以后,跟他们谈话、动员,愿意参加解放军可以,不当解放军,那就发路费回家。
  到1949年10月1日那天,外一十六派出所的民警郭宗惠才参加工作一百零几天。开国大典前夕,每天跟着老所长巡逻。有一个细节他至今印象深刻。当时老所长腿有点瘸,就把枪给他让他带在身上,二人四处巡逻。那会儿真悬哪,要真遇见坏人,老所长跑不动,枪在小民警郭宗惠那儿,他又不会开枪。不过,靠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拥护,倒也让他们壮了胆儿。
  慕丰韵当年是便衣警卫队的政委。他们的队部设在北长街一处没收的国民党官员的住宅里,在故宫护城河的河畔上。每次警卫任务,都是由中央警卫部门中南海警卫处通过专线电话下达。任务结束后,将情况上报市公安局和警卫处。部分同志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和主要路线的定点警卫。为了不引起注意,也为了便于观察情况,他们脱掉军装,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为了装得像,还要熟悉掩护的职业,边实践边学习,真的做到了装什么像什么。
  保卫工作有多繁复、艰苦,当年曾是朝阳分区干警的潘永真算了一笔账:全分局干警在保安工作期间,一共加班是55万小时。每人4个月没休息。全局896名干警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有的子女生病、妻子临产、父母病危这些情况也只能干警自己克服,因为要确保安全。
  终于到了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这天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的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从干部到战士都紧张地忙碌着。
  凌晨5时,谁也没料到,周恩来突然到来。纠察总队一大队负责人吕展要向他汇报警卫情况。周恩来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泽东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一一过问。
  他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个沙发,陪同周恩来检查的吕展来到毛主席坐的沙发前,试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吕展:“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搭好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10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警卫战士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一些保卫死角进行了一次检查,这一切检查完毕,天也大亮了。开国大典按规定如期进行。
  下午1时左右,参加大典的宾客带着请柬,胸戴红绸观礼标带,由警卫战士分别引导到各个观礼台就位。
  便衣警卫大队任务是保证观礼台上的人员和群众队伍的安全。他们化装成服务员或者工作人员,散布在观礼台上和群众中,指挥岗位则在天安门下面的金水桥畔。
  而为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辛苦许久的不少公安、干警,却无缘经历这一历史时刻。
  开国大典这天,天安门广场西侧高碑胡同派出所的刘朝江的任务是,带领干警在管界内巡逻,控制重点户,保卫开国大典的安全。
  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了。那一刻刘朝江恰巧巡逻到离广场较近的大四眼井。想见证这难得的场面,却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驻足翘首片刻,他带着若有所失的心情离开,继续巡逻。
  当他走到前府胡同时,有一街道积极分子过来报告,说:“一个女人跑过来了!” 刘朝江心里一惊,疾步向前。当这个女人在我的视线内出现时,不禁为眼前的场景惊呆:一名留着短发的女青年光着脚丫朝着会场方向跑去。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用力往回拉她。
  “怎么回事?”我上前查问。
  “没有什么,我叫她回家!”她母亲带着重重的顾虑微笑着回答。
  姑娘见我们走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立刻又低下头沉默着。
  我霍然醒悟了。据已掌握的情况,这位姑娘因失恋得了精神病,经常乱跑,见到男青年就追,胡言乱语,街道已经责成她母亲在家看管,不料正在大会刚开始的紧要时刻她却跑出来了。
  “走,跟妈回去!”妈妈和另一妇女搀扶着她,连劝带说地把她架回去了。管界内又恢复了平静。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4 06:12:37
  10、、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扫雷

  曾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慕丰韵老先生,回想六十年前开国大典那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打赢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暗战,实际上并非那么容易,不仅扫雷器曾过滤天安门城楼,连女生队都当任了最为关键的岗位。《北京晨报》刊载朱烁先生文章,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是如何扫雷的,六十年前中国儿女又是如何成功地保卫那场举世盛典的。

  六十年前,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扫雷

  1949年8月,护城河畔一处住宅内,一支六百人的特殊队伍悄然成立,它的名字传奇而神秘: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六十年后的今天,时任大队政委的慕丰韵一字一顿地重复周恩来的“死命令”:要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最终,他们成功地保卫了这场举世盛典,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
  旧警用三条腿的床接待我们 阳奉阴违
  慕丰韵的履历中有着格外的骄傲,作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他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到了西柏坡。1948年底他加入接管队伍,冒着空袭的危险夜行军向北平进发。慕丰韵即将面对的不是熟悉的明枪明炮,而是旧警察的鸡零狗碎和特务的阴谋破坏。
  1949年2月,慕丰韵随中共北平市委进驻北平,分配在外三区(即现在的崇文区)委工作,负责接管国民党北平警察总局下属的外三警察分局。2月5日,慕丰韵和区领导在分局大院里召开了240余人的伪警员大会,“他们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列队站着。我身着灰色棉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接管伪警察局外三分局。”
  当晚,慕丰韵在伪警察分局长罗裴逊安排的房间里住下。天气很冷,炉子光冒烟,不着火,呛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刚上床,还没有躺下,床架子就倒了,把我们摔到地上。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个三条腿的床。我们又气又可笑,气的是旧警人员有意戏弄我们;笑得是他们也太愚蠢了,用这些小动作能伤害我们吗?”
  大批散兵游勇充斥街头;匪警、空袭警报昼夜不断,接管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慕老回忆说,当时一听到分局的匪警铃声响了,就得骑着自行车,带着武装班的战士去捕捉土匪;听到防空警报,就带着伪警察去疏散群众,一天要跑好几次。
  “一天,农民来报案说卖粮的钱被偷。还是治安科长点拨了我:老百姓不是讲国民党的警察同小偷是一家吗?”慕丰韵立即派人把伪外三警察分局的刑警队长找来,命令他三日破案。第一天过去了,他无精打采地来汇报:没有查到小偷。第二天过去了,他来汇报说钱找回来了,但没有抓到人。“我断定他和小偷是通气的,责令他提不到小偷拿他问罪。到第三天,他果然把小偷带来了。既然旧警察同小偷是穿着一条裤子,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我就命令伪刑警队长,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小偷统统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地点。伪刑警队长觉得露了自己的马脚,不到一个星期,他老老实实地把四十多个小偷都集中过来。他们还现身说法,怎样偷毛驴、偷钱包,把‘绝活’都交代出来。我们又用这些资料去教育群众,教他们如何提防小偷。”
  最关键的岗位给了女生队 开国大典
  1949年的前6个月,慕丰韵经历了军事接管、改造伪警、建立人民公安分局的酸甜苦辣,正干得兴起,毫无预兆地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不到而立之年的慕丰韵奉命组建便衣警卫大队,任务就是保卫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
  便衣大队的六百名警卫由三部分力量组成,“所有警卫人员都是我们亲自挑选的,政治素质好是先决条件,不怕牺牲是必要条件。”其中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担任路线警卫,他们的任务是散在领导出行沿途保卫安全;华北军区情报处抽调一部分侦察员,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附近的秘密警卫。这两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实战历练的大小伙子,“我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样,干什么像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只装个样子,便衣警卫们真的去拜师学艺。”于是,支起摊子卖水果、敲着小鼓收破烂、捉起针线修鞋……原本的军官就这么干起了“小买卖”。慕老至今想来仍然心疼:“都是排长、连长的干部,一声令下就变成小商贩,没人说一个不字。”
  最特别的是第三支队伍,这是四十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抽调出的女生,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以服务员身份贴身保护领导和贵宾安全。
  “我们把最关键的担子压给了女孩子。”慕丰韵告诉记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贴身卫士由中南海九局选派,这些女便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城楼水源安全。“可别小看端茶倒水,当时特务最擅长下毒,天安门城楼上的水都是专供的,专人负责烧水看管,女生们必须保证从专人手中取水,再送到领导面前,过程中壶不能离手。服务之余女孩子们还要眼观六路,时刻注意城楼上动向,毕竟她们的身份是便衣警卫。”
  记者很好奇,一群刚出校园的姑娘如何在短时间内质变成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卫,慕老歪头想想说,就是集训,也没什么特别费劲的,姑娘们工作热情非常高,任凭什么一教就会了。
  身负暗杀任务的大特务落网
  当戎马一生的慕老说起戴运鹏这个名字时,言语间透出的谨慎和重视仍然清晰可辨。这个国民党专门派来刺杀毛主席的特务头子长期潜伏在北京,最后一次入境时终于被便衣大队抓获。
  大典前夕
  新中国成立初期敌情十分严重,数万国民党残余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窥探时机作乱。在他们看来,开国大典正是搞破坏的最好时机。“大典前夕,截获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准备开飞机来轰炸,并帕特务搞暗杀。空军部队在防空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而我们警卫大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前抓获那些杀手特务。”
  谈起戴运鹏,慕老多少有些后怕。戴运鹏是精英级别的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给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开国大典上刺杀毛泽东。戴运鹏曾经三次来京潜伏在朋友家中,刺探北京城里环境寻找下手时机。第四次入境时,情报部门通知慕丰韵立即展开擒获行动,情报中特别提醒便衣大队,该特务会武术,一身轻功能上房。“我当时就说他吹牛!”老人大手一挥,“我信他能把草席子扔房上。”豪气归豪气,当时的慕政委还真没敢掉以轻心,特别挑了4名彪形大汉守在深圳口岸,戴运鹏刚进关就被摁住。“我亲自审问戴运鹏,问他到底会不会轻功,他承认是吹牛吓人的,也就是跳得高一些。很快,姓戴的就被毙了。”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已经很近很近了。
  “三次潜伏呀!”慕老说他很感谢情报部门,没有准确的情报,便衣大队就是“瞎子摸鱼”了,“不过情报部门也得谢谢我们,我们帮着偷了许多国民党通讯密码。”

  扫雷器过滤天安门城楼 小心防备
  开国大典一天天临近,慕丰韵和战友们的心也一天比一天紧张,“刺杀事件都是出现在会场,美国总统挨枪子儿的教训就在眼前。”就这样,枪林弹雨中倒下就睡的慕丰韵,失眠了。
  “那年也没别的武器,我们就怕炸药和地雷,大典前夜,战士们拿着扫雷器仔仔细细地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探了一遍,每个座椅下面、每个旮旯边角,查了又查。安全了,马上派武装战士把天安门会场区域围起来,严密封锁。”当晚,周恩来同志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安保工作,由于慕丰韵曾经在周恩来身边担任过警卫科长,他特别把慕丰韵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安保情况后方才放心离去。
  1949年10月1日早上8点半,慕丰韵准时到岗,他的指挥部设在金水桥畔的观礼台中,头顶就是天安门城楼,公安部长罗瑞卿始终站在毛主席身后。无数老一辈公安干警回忆起那一刻都以无比自豪的语气说,公安队伍与军队一起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但那份自豪和激动过了很久才被慕丰韵感知到,城楼下的他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就一个念头,千万别出事。”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南海出发前,九局的贴身警卫通过专线保密电话通知我,我再把便衣路线警卫撒出去,分布在从中南海到天安门沿途。为了防止泄密,严禁过早通知,提前半小时才能发出信息,而便衣警卫必须在首长出门前20分钟到岗。”就这10分钟的时间,便衣警卫用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哪里有什么汽车、无线电通话器呀,只能沿途设几个固定电话站,警卫发现异常就蹬上自行车打电话汇报。”想起手下的小伙子,老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都是好样的,素质真好。”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出了中南海,慕丰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领导们平安走上天安门城楼,大家的心脏算是归位了。
  开国大典圆满结束,慕丰韵紧绷许久的神经稍稍放松,终于能把视线探出金水桥,去分享狂欢群众的喜悦。老人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幅热闹场景:“晚间,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灯笼火把在东西长安街上聚起一片火光烛浪,那时没有礼花可放,便弄些烟花筒令部队燃放,红的、绿的、白的火球划破夜空,直冲云霄。那些学生伴随高音喇叭唱呀跳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才陆续散去。便衣警卫力量撤回驻地,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红霞布满天空。”回想当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慕丰韵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4 13:06:33
  11、布置开国大典会场
  1949年9月中旬,沈凡所在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美术组接到为开国大典布置会场的任务 。2009年8月16日,沈凡在青岛的家中回忆开国大典的盛况时仍然很激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旗杆的右侧与大家一起欢呼,激动啊,嗓子都喊哑了,眼泪情不自禁地就流出来了! ”8月16日,在青岛的家中,82岁的舞台美术家沈凡老人激动地讲述开国大典的盛况。
  10月1日凌晨才布置完会场
  沈凡出生在浙江桐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母举家搬到上海,一边奉父之命学习法律,一边半工半读在苏州美专上海分校学习自己酷爱的美术。受进步同学的影响,沈凡也参加了当时学校里的社团,多次参加游行、演讲等学生运动,1947年,上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沈凡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万担谷子堆满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沈凡老人唱起了新中国成立前风靡全国的进步歌曲。“国民党抓呀!我们也不怕,就是唱。 ”沈凡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年6月份,沈凡参加了上海青年文工团,月底,沈凡便与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挑中。
  “一听说要北上,要到毛主席身边,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从上海到北京一共坐了27个小时的火车,“渡江时,火车要分成三节,一节一节地乘轮渡,过江后再连起来继续开。 ”
  沈凡说,当时的北京“还是不比上海好”,“到处都乱七八糟的,街道也破破烂烂的,跟话剧《龙须沟》、《茶馆》里说的一样。但是人的精神头特别好,大家都兴高采烈的,都忙忙碌碌的。 ”
  在天安门,他看到有人在画毛主席像,这让他也激动了一阵子。“画幅很大,红底子,画的是毛主席戴八角帽的那张。城门楼上,也有人忙忙碌碌的,我感觉到应该会有一个重要的日子要来了。 ”
  1949年9月中旬,沈凡所在的剧院美术组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全体成员参与开国大典会场的布置。“当时我们负责从东单到三座门沿途的会场布置。没有具体的要求,说是热热闹闹就行。当时高兴呀,要开国大典了,要看到毛主席了,大家都开始没白天没黑夜地干,跟上海来的道具师傅学着做灯笼,用红绸子扎彩球,挂标语……我们把沿途的每两棵树之间都挂上了红彩球和大红灯笼,还在三座门上悬挂了一个条幅,三座门很高,我们是借了云梯爬上去的。 ”
  直到10月1日凌晨4时,沈凡和美术组的同志们才完成了布置工作。担心有人搞破坏,他们还安排了几个人值班。
  站在旗杆右侧见证开国大典
  10月1日午饭后,沈凡盼到了去天安门广场的通知。他换了条黄军裤,穿上了他最喜欢的白衬衫,与剧院的一百多个同志出发了。“游行的群众提着灯笼,拿着彩带,从四面八方涌来,情绪都十分激动,我们的方队就站在国旗旗杆的右侧。 ”
  广场上放起《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刹那,广场上响起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我是深度近视眼,看也看不清,着急地问同志,毛主席在哪儿呢?同志说,就在那,中间那个!我就使劲往前看,没看清也欢呼。 ”
  下午3时,林伯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个时刻,我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兴奋呀,激动呀,开心呀,当时广场上30多万人,几乎都哭了! ”60年后,回忆起那一历史时刻,沈凡仍然激动万分。
  狂欢游行至深夜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乐曲声中,阅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外国领事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检阅了三军部队。“分列式开始后,陆、海、空三军从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就经过我们方队的前面。 ”沈凡回忆说。
  走在最前边的是海军方队,接下来就是步兵组成的步枪方队、冲锋枪方队、轻机枪方队、重机枪方队、 82迫击炮方队、通信工兵方队、女兵方队。炮兵师一通过东三座门,广场上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车轮滚滚,十分威武。战车方队的马达轰鸣声还没有退去,东方天空又传来了震耳的轰鸣声。
  画着红五星的空战机的到来让欢腾的人民群众更加兴奋,欢呼声响彻云霄。“当时一共有26架飞机飞过了天安门,后来听说在场的外国记者都惊呆了,没想到中国一夜之间就有了空军。”沈凡自豪地说。
  阅兵式结束后,沈凡又参加了从天安门到东交民巷至崇文门的游行,一直到深夜。60年后的今天,当年22岁的青年才俊沈凡已经是一个耄耋老者,但亲眼见证五星红旗从此耀动神州,见证开国大典,仍是他这辈子都引以为豪的事情。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4 17:53:59
  12、开国大典的大红宫灯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回忆开国大典》栏目刊登该刊记者专访苏凡的文章:《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全文如下:
  1949年8月中旬,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舞美队的队长苏凡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领着舞美队的两位日本美术家肖野和森茂,到天安门进行实地测量。这时,天安门城楼已经搭上了脚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顶上的杂草。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写有“天安门”三个大字的匾额。苏凡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国旗国徽都没有定下来。设计开国大典的会场却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这俩美术家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称得上是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对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两位美术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
  张致祥将20张设计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同志选定了在城楼装上8个大红的宫灯、8面红旗,天安门正面墙壁上挂两条横幅,中间是毛主席像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他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它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周恩来同志要求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了。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苏凡连续几天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人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说“做不了”。眼看只剩下10天时间了!肖野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吧。”经故宫的管理人员推荐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后,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说干就干,苏凡立即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等材料;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帮忙;老艺人带着徒弟并找来木工做宫灯的圆托;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没离开城楼。离大典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梯子,几经周折把这8个每盏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的大红宫灯安全地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在开国大典前夜,苏凡住在城楼上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只有两个人,苏凡和陈琰,陈琰是公安部负责保卫工作的。
  那年苏凡25岁,他8月4日刚与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田华举行了婚礼,接着就接到了这项任务。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新婚妻子田华,自从接受这项工作以后,就一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却长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夜已经深了,周总理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指出城楼正面屏风的设计“中间一个五角星,用红绸子散向四周闪着光芒”远看有些像越南的国旗。苏凡连夜又把两个美术家叫来商量。都夜里3点了,三人谁也想不出怎么改,最后决定撤掉。屏风很大很重,根本来不及搬走,只好把上面的装饰拆下来堆在休息室里,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10月1日下午,苏凡作为装饰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回忆说,那天就站在电影演员白杨旁边,看见毛主席走过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毛主席和白杨等代表握手时就主动退后一步。白杨手里拿着一个16毫米的小摄像机,一边说一边拍着会场和周围的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摄像机……苏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瞬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特别是每当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8个大红灯笼,脸上就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80岁的我作了一首寻觅战友的小诗:“今老矣,别无求/约重游/共同回忆/开国旗高/炮震全球。”不知当年与我一起亲历开国大典的战友,还有几人在世?60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想念他们……

作者:求真务虚 时间:2017-10-14 17:59:27
  致力于红色历史的重新书写,楼主的文章有大量的历史细节,值得收藏!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5 07:06:16
  13、国徽图案诞生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下半年,中央人民政府把制作国徽的任务交给了沈阳第一机床厂。1951年5月1日,由沈阳第一机床厂青年工人焦百顺、裴庆江、朱风仪等铸造出的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及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以后历次宪法均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图案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蕴含的内容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到1949年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大场所,用天安门图案作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用齿轮、谷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用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表现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革命青年和其它革命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把天安门广场作为革命集会和示威的场所,先后在这里爆发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解放以后,这里又成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盛大集会的场所。北京的天安门,已经成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的天安门图案,就是象征我们伟大祖国,象征我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象征我们民族的精神。
  五颗金色五角星的含义:一星最大,居上中;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下,成半弧形排列。大五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五角星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五颗五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五角星的颜色为金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闪闪,色简而庄严,且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齿轮象征工人阶级,麦穗象征农民阶级,二者的紧密结合说明了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同心协力,为了祖国的独立与繁荣稳定发挥出各自的作用。
  国徽在颜色上用正红色和金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既庄严又富丽。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5 15:04:42
  【卷2】 统一大陆
  内容简介:记述了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主要战役情况,重点讲述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大陆的统一。
  1、解放南京(1)

  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
  1949年2~3月,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
  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破裂。
  主席、朱德总司令随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4月20日午夜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了渡江作战。

  渡江作战多面开花
  在江苏境内,担负渡江作战任务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35万大军。
  4月20日下午4时,第8兵团第35军首先发起了夺取浦镇、浦口和江浦的三浦战役。
  三浦地区是南京的北大门,这里岗峦起伏,市镇稠密。国民党军为保卫江防和京畿,在此部署了第28军和第99军共四个师的兵力。解放军第35军根据上级部署,确定了“慢打渐进,伺机而动”的作战方针,计划先打江浦县城,后打浦镇、浦口,以达到牵制敌军兵力,配合友邻部队渡江作战的目的。
  江浦县城墙有二三米厚、六七米高,城墙后边是大山包,炮火轰不倒,炸药炸不开。担负主攻任务的解放军第103师307团连续两次架梯爬楼都没得手。
  随后,全师加强了炮火支援,同时组成突击队进行第三次攻击,终于攻占城头,大军突进城内,全歼守敌。此时,解放军中集团已从芜湖以西突破敌人长江防线。4月22日夜,三浦地区全部解放。
  担负渡江攻占镇江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第26军和34军。4月中旬,第26军为攻占长江的新老洲和世业洲等前沿阵地,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
  敌军多次出动军舰和飞机向几度失守的岛上狂轰滥炸,再出动部队重占岛屿。直到20日凌晨,第26军才全歼岛上守敌,解放了江中岛屿。
  当晚,第34军、第26军及警备6旅、7旅迅速攻占敌军设在仪征至扬州一线的沿江桥头阵地。4月21日上午,第34军和第26军分别从扬州以西和以东的江面渡江南下。
  敌军出动飞机向渡江船只扫射轰炸,渡江部队船自为战,组织机枪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各渡船军民齐心协力,边打边行,相继闯过江心,冲向南岸,守敌仓皇溃逃。
  第34军和第26军直插京沪铁路,向南京方向前进。
  英国军舰挑衅遭惩
  渡江作战前夕还发生了英军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舰挑衅事件。
  4月21日上午,英舰“紫石英号”闯入江都三江营江面,企图阻挠解放军渡江作战。
  20日下午4时半,第10兵团发起渡江的时刻就要到来,可是,英舰“紫石英号”及从南京驶来的英国海军驱逐舰“伴侣号”仍在江面游弋。
  解放军第23军岸边观察所奉命发出信号,警告外国军舰迅速离开。英舰非但不听警告,反而将炮口转向解放军阵地,并继续向前逼近。
  在此紧急关头,解放军炮兵开炮示警。“紫石英号”却乘机炮击解放军炮兵阵地,第23军榴炮6团团长邓若波中弹身亡,指战员伤亡达253人。
  榴炮6团及附近炮兵部队随即予以还击。“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死亡17人,重伤20人。弹痕累累的“紫石英号”一边悬挂起白旗,一边向南岸逃窜,搁浅在距三江营七公里处的太平洋。
  “伴侣号”见势不妙,慌忙朝下游方向逃跑。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部在接到报告后,副总司令梅登中将立即率“伦敦号”旗舰、“黑天鹅号”驱逐舰全速增援。
  4月21日凌晨驶过江阴,进入第10兵团防区,以重炮进行报复。第10兵团炮兵奉命还击,“黑天鹅号”被击中,炮位被摧毁,舰身被击穿,“伦敦号”见势慌忙掉头,带着浓烟滚滚的“黑天鹅号”,向上海方向逃窜。
  解放军对英舰的严惩,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华民族蒙受屈辱时代的结束。
  正如主席在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南京政府土崩瓦解
  4月21日晚7时,第10兵团第23军、第28军和第29军分乘千余条船只强渡长江。这时刮起了东北风,解放军指战员在船工的配合下,顺风南渡,接着在江阴以东首先突破敌军江防阵地。
  登入后,部队连续打退敌军多次反扑,激战一昼夜,在香山、秦皇山、南闸、百丈镇一线建立起正面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随后乘胜前进,相继解放了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城镇。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党政官员仓皇南逃,驻防南京及苏南各地的国民党军纷纷弃守而逃。各城市地下党组织根据事先的布置,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维护城市秩序,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第8兵团第35军于23日午夜进占“总统府”。5月1日,中央电贺南京解放,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司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新华社北平四月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5 15:05:41
  2、解放南京(2)
  亲历者说:
  “没想到堂堂国民政府的首都,竟然那么好打。”78岁的徐法全回忆说。徐法全时任第9兵团27军侦察营排长,进攻南京前夕,受命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渡江战役发起仅过3天,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以至于路透社的报道中,有了“南京及长江全部防线于一夜之间如戏剧性之崩溃”这样戏剧性的句子。
  导致南京如此轻易地“失手”,蒋**的布防策略是一大原因。当年,这位下野的“总裁”于奉化千里遥控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对于这一布置,代总统李宗仁极其不满,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有极不客气的评价:“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既然早有弃城之意,那么国民党各大要员竟然能在解放军进城前一天携带箱笼细软全部安全撤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23日早,“追云号”“自强号”两架专机在南京上空恋恋不舍地盘旋了两周,向南方飞去。机上,是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等一干国民党要员。李宗仁从舷窗下望,“斯时东方既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正浓”。
  高官有飞机坐,中下层官员则狼狈得多。当时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西•托平在回忆录中写到:南京市长邓杰(音)卷带市财政金库的3亿元金圆券试图驾车逃跑,却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一顿,两腿都打断了,所携财款被一抢而空。
  过后看来,这位邓市长的腿断得实在有点冤——仅在第二天,金圆券就贬至150万兑1美元,邓市长卷带的公款仅值200美元。后来,“邓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而“投进了党的监狱”。
  “尽管不打算死守,但南京毕竟是国都,一枪不放弃城而逃影响太坏。所以国民党国防部还是作了精心的防御准备。”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回忆。
  国民党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两个部分:一是位于江北的南京外围“三浦”(浦口、浦镇、江浦)的防御;第二部分则是南京城防的部署。为守住南京的北大门,汤恩伯将军纪涣散、战斗力差的96军从“三浦”撤走,改由嫡系的28军接防。
  “在国民党军的日暮时期,28军就算还有一些战斗力的部队了。”王楚英回忆,“他们在三浦地区构筑明碉暗堡,挖外壕、埋地雷、架铁丝网,还在沿江、沿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修筑了多重防御阵地,要与解放军拼死一搏。”
  28军即将面对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35军。
  “总前委把夺占南京的任务交给35军时,全军官兵欢呼雀跃。”徐法全本是第9兵团27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进攻南京前夕,被上级配署给35军,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35军是一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的新军,几个月前,国民党吴化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所属部队与解放军鲁中南第3纵队整编为35军,吴化文担任军长。
  “这是一本活教材,为那些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官兵指出光明前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军史专家王辅一说,让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率领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攻占国民党的首都,总前委可谓用心良苦。

  4月21日零时,攻城战斗打响了。
  “35军定下了周密的攻击方案。”徐法全回忆,103师负责攻占江浦,104师攻打浦镇,105师从正面切断江浦、浦镇之敌的联系。三路部队得手后,沿着铁路线会攻浦口,打掉南京北面最后一个屏障,从浦口渡江,直扑南京。
  当35军大部队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我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徐法全说。
  4月24日凌晨,104师312团在起义警察及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高举着红旗,向总统府飞奔而去。
  “我们刚到总统府门口,那里就有几个人很配合地把门打开了。”裹挟在这支胜利之师中间,徐法全兴奋极了。312团战士一进门,率先冲上门楼,争先恐后地扯下了那面飘扬了14年的青天白日旗。“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就换了上去。”
  曾经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在总统办公室内,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在了4月23日。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
  叹哉南京,百年之间三次城破。不过这一次,它将与整个中国一道,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完)
  新华社记者张汨汨、梅世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5 18:44:06
  3、占领总统府(1)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22日当解放军主力部队从东、中、西三路渡过长江,尚在对南京形成大包围的进军途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就已经撤出南京了。
  这样,占领南京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离南京最近的35军身上。
  此时,南京几乎是一座空城,而来自南京前方的报道更是完全真空。新华社上百名前线记者,几乎全都跟随主力部队向江南纵深挺进,以至于4月23日这天,主席等了整整一天都无南京消息。
  他只好在第二天凌晨,为新华社写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电讯稿中,用了“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的措辞。
  究竟是何人、何时最先进入南京、占领总统府,也因此而变得扑朔迷离,有了多个版本。在当事人言之凿凿、绘声绘色的讲述中,总统府门楼上的那面青天白日旗,不知道被扯下过多少次。
  其中,104师312团3营管玉泉等人,因有新华社记者邹健东拍摄的经典照片——管玉泉和战士们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升旗,而逐渐得到普遍认可。然而,近日103师侦察连几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则提出了新的证据。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南京、杭州两地,采访了10多位健在的战争亲历者,试图穿越60年的历史迷雾。
  渡江第一船
  有一种说法认为,解放南京这么重大的战功之所以很少见诸报端,是因为吴化文部队的“不光彩历史”。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副主任陈广相上校,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纠正了这种看法。
  “首先不能说35军是吴化文的部队,它是由吴化文的起义部队和我军的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来的。经过改造、整编、教育,跟原来不能同日而语。”陈广相说。
  对于整编的难度,时任35军政委何克希,在其仅在家庭内部传阅的《何克希自传》中,描写得十分生动。“刚开始,我们通夜不能睡觉。(吴旧部的)特务可以爬到我们的房顶上威胁。吴化文带来的师长还要给他们发大烟。”念到此处,何克希的女儿何小鲁连连感慨,那时的政治工作真是非常灵活。
  陈广相认为,解放南京从军事角度来看,规模、影响都很有限,但35军在南京之敌撤退时机动灵活地渡江入城,加快了南京解放的进程。
  103师侦察连杨守来有幸目击了这一决策过程。当时他被政委何克希、103师作战科长兼侦查科长沈鸿毅叫去,让他去请示军长吴化文:敌人看起来要逃跑,应该怎么办?
  多年之后,在杭州徐传翎的家中,4位侦察连的老战友难得地重聚在一起,互相纠正和印证,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往事。他们是副排长何鹏,83岁;机枪班班长徐传翎,82岁;侦察员杨守来,82岁;侦察员魏继善,81岁。
  杨守来记得,22日傍晚他是在浦口的西北角某处找到军长的。吴化文不在江边第一线,杨守来既调侃他怕“江边有炮”,也理解他的处境“尴尬”。军长指示,派人过去搞清楚情况。
  于是,找船的命令下达了。

  渡江战役中,北岸我军渡江的船只开出港口向江南进发。
  由于本来没有渡江任务,这支部队事先没有征集一条船(也有说征集后全都支援了兄弟部队)。而国民党部队为了防止解放军渡江,已经烧光了江面上的所有船只。
  徐传翎成了全军唯一的“中奖者”。他带着两个战士,在一条小河汊中找到一条被稻草覆盖的小渔船。当时整个江边都轰动了。
  徐传翎是最幸运的,但他又是最不走运的。由于身着军装,他被剥夺了上船的资格。便衣排的副排长何鹏被叫来,让他挑4个人坐船过江,侦察情况并找船。
  何鹏挑了魏继善、孙晋海、尹鸿亮和周建喜。“因为他们都是神枪手。魏继善打鸽子一枪一个。”何鹏说。
  这时,师领导亲自作动员。“师政委第一句话是:有什么要求?大家答:没有!第二句:你们要完成任务!大家答:保证完成任务!第三句:回来给你们记功!党忘不了你们!孙晋海说:搞不到船就在江南打游击不回来了!”
  5个人、两个船工在万众瞩目下上了船。魏继善记得,当时太阳已经偏西了。
  上岸后不久,何鹏他们便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找到了一艘船,就是著名的“京电号”。南京下关电厂的工人接到地下党的指示后,以发电需要运煤为借口,才在国民党的毁船令中保住了这艘钢质蒸汽船。
  这艘船在渡江中立下头功,以致后来邓**、陈毅过江时,也指定要坐这条船,遂成为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

  奔向总统府
  “京电号”靠长江北岸时,天已擦黑。码头上人山人海,如沸腾了一般,都争着上船。
  按照战斗序列,应是104师首先渡江。35军共3个师,103师(侦察连直属师部)、104师(管玉泉是312团3营营长)、105师(主要是吴化文的起义部队)。
  “眼看104师要上船了,我瞪着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的血红眼睛大声说,不让103师先过,起码让我们师侦察连先过!且不说船是我们冒死找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和对岸的工人同志建立了联系,熟悉情况。”沈鸿毅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一理由说服了何克希,他同意第一船由103师侦察连先过,然后再把船交给104师。
  晚八九点钟左右,103师侦察连首先乘坐“京电号”抵达下关码头。在地下党的安排下,60多个侦察员们分乘两辆卡车,一辆由沈鸿毅率领去占领国防部二厅(魏继善在这辆车上),另一辆由副连长带队去占领总统府(何鹏、徐传翎、杨守来在这辆车上)。
  卡车进入挹江门,沿中山北路向南行驶,昏暗的路灯将道两旁的梧桐树阴影投在地上。
  车到国民政府司法院外时,10多个国民党兵正在装车准备逃跑。看到卡车驶来,一个国民党兵上来拦车,见卡车不停,对方开了枪。徐传翎的机枪答话了。机枪打着打着突然卡壳了,还没等换枪管,对方已经投降。在新街口和总统府附近,他们又两次跟敌人遭遇,对方都是一触即降或逃。
  大约22日晚12时左右,卡车到达了一处大门前。这就是总统府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6 16:04:02
  4、占领总统府(2)
  104师在行动
  “上船大概是12点左右,反正是夜里。”104师的王宝仁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在103师侦察连向总统府疾驰的时候,104师先遣营——312团3营正分两批,乘“京电号”渡江。
  “好像是小火轮,侦察兵就搞了这条船。我们上船时只有这一条船,后面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我们营是分两批过去的,我在第一船。”通讯员徐敏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待第二船到岸集结完毕后,营长管玉泉下令:兵分4路进城。他亲率9连去占领总统府,通讯班长王宝仁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徐敏忠则随机炮连去占领水利部。
  跟侦察连以车代步不同,3营全靠两条腿走路。“路上走了三四个小时,相当远。敌人打埋伏怎么办?不能跑步,搜索前进。”王宝仁说。
  23日凌晨5点左右,南京地下党员朱明镜在离总统府不远的住所里,亲眼看着这支部队背着枪,成单线,步行经过他的门口。他并没有觉得太激动,因为他的桌上放着20多本地下党编的书,上面是蒋国民党政军各部门人财物情况,就等接管政权了。
  他当时还不知道,他要接管的正是总统府。
  占领总统府
  车还没停稳,103师侦察员们就相继跳了下去。30多个人分散在门的两边,端着枪高声喊话: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南京!喊了半天不闻声息。
  “总统府好像有三扇门,其中一扇是半开的。我们‘啊——’地喊着冲了进去。我好像是第一个。”徐传翎说。
  这时里面走出来一个50多岁的人,哆哆嗦嗦地说自己是“看门的”。一心活捉蒋**的侦察员们厉声问道:“蒋**住哪里?”那人说:“蒋总统不住这里,他在这里办公。”徐传翎押着他,带着几个战士直往里冲。
  蒋**办公的地方叫子超楼,在总统府最里边。从大门进去,要经过一进一进的院落,中轴线上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徐传翎记得,走廊上都铺着地毯,好像是红色的。“你知道那是地毯啊?”“不知道啊!我还说地上都铺‘毡’,蒋**腐败到什么程度啊!”
  踏着地毯上了二楼,那人指着楼梯对面一间屋子说,这就是蒋总统办公室。
  “也不是很大,好像有两三间房子连在一起。”徐传翎记得,蒋**的桌子不是很大,后面有张椅子,其他地方都是空荡荡的,里间有个小床,还有沙发什么的。桌上有个笔筒,插着毛笔。
  81岁、当年以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秘书身份接管“总统府”的朱明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东西都不是原物了。1951年10月,他陪同当时的**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等领导参观“总统府”,柯庆施指示:蒋**很反动,把他的东西都扫除了!
  徐传翎印象最深的,是蒋**办公桌上有个彩色画册样的东西,里头照片很多,题词很大。读过小学的他认出,封面上是“悼念黄将军伯韬”几个字。“被我们打死的手下败将,什么‘为党国以身殉职’,吹得这么厉害。难怪说蒋**是‘造谣司令’!”气得他随手把悼念册撕掉了。
  不久,徐传翎听到杨守来大喊大叫。原来他在一间小礼堂模样的房间里发现,墙上挂着孙中山肖像和蒋**的戎装像。杨守来说要给蒋**嘴上抹大便,其他人不同意,徐传翎建议把他的像倒立在孙中山像脚下。
  事后,记者到南京“总统府”求证,副馆长刘晓宁说,无论是从历史照片来看,还是从情理上推断,蒋**都不可能以跟孙中山平起平坐的姿态出现。后来记者细听采访录音,发现原话是这样的:
  杨守来(小声地):好像没有孙中山的像……
  徐传翎(打断他):不不不,两个!
  何鹏(肯定地):两个并排挂着的。
  搜索完毕后,天色渐亮,侦察员们这才注意到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何鹏对着挂旗子的绳子开了一枪,没有打断,于是上去两个战士,用刺刀割断,把旗子拉了下来,大家上去,用脚踩得一塌糊涂。
  听见枪声,大家以为遭遇了特务,纷纷冲了出来。徐传翎后来想,可能就是这时候,被押起来的十几个留守人员趁机跑掉了几个。
  解放后,“总统府”留用了50多个“旧人员”。“镇反”运动时,其中20人被登记为反革命分子。再后来“三反”运动时,清查他们的朱明镜也成了“右派”。
  清晨,沈鸿毅带着魏继善等几个战士,开车来到总统府,除留下两三个人外,把所有人都带回国防部二厅,开始在南京城执行巡逻任务。
  “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王宝仁跟随管玉泉到达总统府,但他记得的是:旗杆上飘着青天白日旗。
  从此刻起直到离开南京,总统府的防务一直由104师负责。5月4日,新华社记者邹健东进入南京城,几天后获准补拍了那张管玉泉和战士们站在总统府门楼上升旗的珍贵照片。
  后来,“104师312团占领总统府”被写进了《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103师侦察连的故事从此被历史淡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7 05:53:59
  5、兰州战役(1)

  解放兰州的战役是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一次决战。
  第一野战军以伤亡8700余人的代价,歼灭敌人2.7万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使西北其他反动军队完全陷入分散、孤立的境地,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河西走廊的门户,为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
  1949年8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12万余人,向兰州进军,与西北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拉开了兰州战役的帷幕。
  8月20日,解放军各路会集于兰州城郊,西北地区空前规模的一场大战开始了。
  兰州北临黄河,东、西、南三面环山。抗战时期就构筑了国防工事,国民党守军称该城为“不可攻破的铁城”。
  1949年8月21日首次攻击失利后,第一野战军于8月25日发起了第二次攻击,激战至8月26日12时,全歼守敌,解放兰州。徒步入甘,陕北民歌提精神
  李振朝,1927年出生于陕西省泾阳县,1949年随部队进入兰州,参加了著名的解放兰州战役,担任团部作战参谋。后任解放军某师副师长,现退休在家。
  1949年,李振朝22岁,是西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四军十师三十团的一名作战参谋,参加了比较著名的“扶眉战役”(据甘肃省军事志编委主任郝成铭介绍,扶眉战役是发生在陕西扶风和眉县的一次很漂亮的解放战役,陕西省内8个县城得到解放,歼灭了胡宗南4个军4.3万余人。此战基本上瓦解了胡宗南盘踞陕西的势力,对我军西北战场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后,随部队西进,准备为解放兰州建功立业。
  李振朝说:“扶眉一战,我军打得胡宗南部队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一直在观望此战的马步芳看到胡宗南部队失败后,将兵力集结到兰州,准备与我军进行最后的决战。我军随后就从陕西陇县进入甘肃清水、张家川等地区,开赴兰州。我所在的第十师当时是从张家川地界进入甘肃的,一路上基本是昼伏夜出,士兵们都背负着很重的东西,一般都在三四十公斤左右。最苦的是炮兵部队,每个战士肩上要扛一门很重的钢炮,一路步行,其艰辛和困苦可想而知。晚上行军,主要是为了防止与马步芳沿线的驻军发生战斗,耽误行军速度,士兵们半夜里经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一不小心就掉入山沟里,猛然惊醒后却发现自己连人带武器物资都躺在山沟里,于是马上翻身继续追赶部队。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团长武志升和政委李锡贵就想各种办法,提醒战士们不要睡着了。团长武志升是陕北人,长得很高大健壮,会唱很多陕北民歌。他用他那粗壮洪亮的大嗓门吼唱着一首首陕北民歌,战士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就减少了睡意。团长唱完了,政委李锡贵就接着唱关中小调。政委是陕西关中人,能唱一口很好听的关中小调。”
  解放军部队一路不断受到马步芳部队的阻挠,边走边战斗。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渐渐逼近兰州。1949年8月19日进驻兰州阿干镇,21日兰州战役正式打响。
  下山逃难,“小鬼”提供重要情报 “那时我18岁,祖父叫我们年轻人快走,不然会被抓去打仗。皋兰山南侧山下阿干镇马场村有个姨奶奶,我们当时是准备投奔到她那里的。可到那里一看,村里的人早就跑光了。阿干镇有煤矿,有很多早年挖煤留下的煤洞子,很多人都躲在里面,我们也找了一处躲了进去。”对于兰州解放的记忆,康明德老人的印象是从1949年的8月17日开始的。
  傍晚,当康明德和他共同下山的堂叔,还有一个刘姓小伙子爬出煤洞子去拿被褥、锅碗的时候,被国民党保安部队当做解放军的“奸细”给抓去绑在麦场审问。
  马场村的几位老人联名来“保”,保安团就是不放。后来,一队工兵进到场院,这些人几个月前在二营村挖修工事,与村民多少有些接触,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认出了康明德,并为他们作证,他们这才被放了回来。康明德自己没想到,国民党的保安团也没有想到,放他们回来后的第二天,康明德还真当上了解放军的“奸细”。
  在煤洞子里呆了一夜,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8月18日,听到双嘴山传来几声枪响,不一会儿,有人在外面喊:“出来吧,保安团跑了,解放军来了!”解放军见到康明德,一口一个“小鬼”叫着,这种亲切的称呼让康明德大胆地与解放军有了接触。越是接触,康明德就越觉得解放军亲切,加之此前曾通过城里的大姨父与地下党员有过接触,侧面受过一点教育,康明德对解放军很快充满了信任。
  他将自己看到的山上的布防情况一一告诉了解放军:虽说具体布兵多少他说不上来,但山上的田地里扎满了白帐篷。除此之外,马家军还布下了重重防线,主要阵地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各主要高地对外均有一道至三道峭壁,高6米至10米;峭壁之中设有暗设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壁前挖有外壕,各壕间设有暗堡、地雷、铁丝网等。第一道防线埋了好多地雷,地雷还连着飞机炸弹。
  对于这些情况,康明德当时的描述并没有像史料上记载的那样完备、详细和准确,但经他又说又比画,却变得更为直观,对解放军最终拿下营盘岭起到了重要作用。首攻轻敌,我军未拿下一个阵地
  1949年8月21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对兰州城外围的敌人阵地进行试攻。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猛烈火力顽抗,还组织兵力对我军进行局部反攻。康明德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与营盘岭一样,对面马家山上的炮声、喊杀声震天,漫天的尘土使得天色也变得昏暗了,解放军军官看他对望远镜好奇,便递给他,他放在眼前向对面望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7 12:36:17
  6、兰州战役(2)
  康明德回忆说:“只见尘土飞扬,双方好像在拼刺刀,看不清是哪方的,只看见一个人被刀刺中,血一下子喷了出来,那么高,仿佛就落在眼前,我吓得赶紧还了回去!”
  营盘岭这边,前面的解放军突击队战士踩响地雷,地雷引爆飞机炸弹,爆炸威力十分巨大,前面解放军被炸。“人被炸成末末儿了!”康明德说到这些的时候,嘴唇微微发抖,语气低缓,“整整一个排,攻上去后,全部阵亡!后面跟进的,也牺牲了不少。”
  对兰州的第一次进攻失利了。康明德后来结合亲历,翻看史料,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解放军轻敌所致。
  1949年7月扶眉战役后,马步芳(“青马”)与马鸿逵(“宁马”)在甘肃省静宁县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平凉会战计划”,准备依托六盘山,在平凉地区与我第一野战军决战。
  但“二马”为了保存实力,互存异心。马鸿逵不愿意当马步芳的 “马前卒”,率先退兵宁夏;而马步芳亦觉得自己部署过于前出,侧翼暴露,遂经静宁、华家岭向兰州节节撤退。
  在这个背景之下,解放军一路凯歌,到达兰州前沿阵地前,基本上没有遇到阻拦之敌。并由此产生了轻敌思想。
  事实上,马步芳对兰州决战极为重视,让其子马继援亲自坐镇指挥;他还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弹药,补充了兵力,将其主力几乎全部布防在兰州。康明德说,第一次进攻失利后,国民党守军自认为取得了胜利,马继援还到各阵地慰问守军。“手里拿着银元,亲自给碉堡里的守军一一发放”。
  康明德的这一分析得到史料印证:当晚10时,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本日试攻兰州外围,十九兵团5个团,二兵团约4个团,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顽强,工事很坚固。”
  从8月22日起,第一野战军各部认真学习野战军司令部《关于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深入进行思想政治动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克服轻敌思想。浴血攻坚,为解放军侦察带路
  从8月22日开始,解放军各部开始做细致严密的侦察等战前准备工作。
  皋兰山南坡,没有官道,大大小小的山路纵横交织,容易迷路。康明德承担起了为解放军带路的重任。从直沟门到三营子上庄,2公里多长的路,他将一队解放军带了上去。
  解放军先挖一个坑,让康明德藏在里面,同时还派两名士兵保护。之后,解放军便开始秘密挖坑道。换班时,康明德再把这队带下去,然后带另外一队上来继续挖。
  “他们挖得很快,从唐家湾一直挖到了营盘岭顶上。这个距离差不多也有2公里多。”康明德说。
  经过多次侦察,解放军作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和周密部署。8月25日拂晓,解放军向兰州外围阵地发起总攻,数百门火炮猛烈地向敌阵地开火。
  兰州城东、南、西三面几十公里长的地段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主攻南山主峰营盘岭青马第二四八师阵地的是第一野战军第六军。敌人凭借钢筋水泥碉堡拼命抵抗,先头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大多牺牲了,但他们用生命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在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以很快的速度杀入敌军阵地,面对面地与敌军进行战斗。
  “当时战斗进行得太激烈了,子弹打完就拼刺刀、肉搏。我们都不敢怎么看。”康明德说,“好在有先前挖的坑道作掩护,红旗最终顺利地插到了营盘岭顶上,一下子就把‘马家军’的军心给打乱了”。
  8月25日17时,南山主峰营盘岭及三营子阵地被解放军第六军攻占。而沈家岭、狗娃山的战斗比营盘岭更为激烈:18时许,解放军占领了沈家岭的全部阵地;到夜里22时许,才相继攻占了狗娃山的全部阵地。
  马继援见外围主阵地失守,伤亡惨重,外面援军无踪无影,决定全线秘密通过黄河铁桥,向西宁方向撤退。察觉到敌人有撤逃迹象后,解放军主动直插西关,向敌人撤退的唯一通道黄河铁桥发起攻击。争先逃跑的大批敌人涌上铁桥,一辆弹药车被击中起火,道路被堵,桥上一片混乱,很多敌人落入黄河被溺死。深夜1时30分,解放军占领并控制了桥头阵地。马继援余部成了瓮中之鳖。攻入城内的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占领了城内的多处据点。
  8月26日12时,解放军全歼兰州残敌,解放了兰州。一张纸条,“小鬼”走上革命道路
  占领了营盘岭,一直带着康明德的解放军军官指着最结实的一个碉堡问他:“小鬼,知道这是什么不?这是他们的指挥所,用美国水泥造的,炸都炸不烂!”说完便爽朗地笑了。土木的、砖混的后来都被拆了,只有这几座碉堡,因为它的顽固而被保留了下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打扫完营盘岭战场,康明德拉上自家的骡子,帮解放军往山下驮运物资。在路上,解放军军官写给他一张纸条,让他以后交给地方干部。后来有人告诉他,给他纸条的人是六军军长罗元发,但最终也无从落实。
  “当时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也没敢打开看”。后来,清扫战场的几名解放军住进康明德家里,聊天的时候,他偶然想起了纸条,一名同志看完后告诉他:这说明你参加了革命,以后可以拿着这张纸条参加工作。
  8月30日,第一野战军举行了雄伟的入城仪式,城内7万群众集会,热烈庆祝兰州解放。康明德接到通知,带了山上村落的4个青年进城,参加庆祝大会。
  “台下全是人,张宗逊副司令员在台上讲话,台下掌声和欢呼声一阵接着一阵。我当时也很激动,到现在还记得他讲的一段话:‘摧毁伪保甲,建立乡政权,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康明德回忆说。
  兰州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康明德的人生之路也与所有兰州人一样,发生了根本转折。1949年9月3日,地方干部到任,康明德把纸条交给了“老九区”(辖皋兰山、阿干镇一带)宣传科科长魏群。康明德被委任为乡政权筹备委员会财粮委员会委员,负责为解放军拉运粮草物资。乡政府正式成立后,他被推举为副乡长兼文书。
  后来,魏群送给他一本 《为人民服务》。康明德说他越看越明白,越看越懂得许多革命道理,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为人民、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了一生。直到1992年,康明德才从兰州市城关区林业局党总支书记的岗位上离休,直到现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7 16:02:07
  7、解放大西北
  兰州解放,青马灭亡以后,大片新解放区需要巩固,要清剿残敌,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支援战争。野司决定第一军留青海,第七军留天水,第六十二军留临夏、民和地区,第四军的十二师留兰州,以三个军又一个师担任工作队的任务。另外,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第二兵团和第一兵团的第二军进军河西走廊。
  1949年9月14日,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攻占中宁。六十三军在16日于中卫城对岸的常乐堡歼敌两个团,敌八十一军军长马停清于18日在中卫接受我军和平条件,宣布起义,改编为解放军独立第二军。我军进展神速宁马总指挥马鸿逮的儿子马敦静在19日乘飞机逃走。
  敌一二八军军长芦忠良在23日作为“全权代表”,代表敌八十一军,十一军和贺兰军,到中卫签字投降。但是敌军指挥大灵,部队一哄而散,四处抢劫不可收拾。卢忠良也不敢回部队,贺兰军军长乘黑夜逃到我们的部队,要求保护。当天银川派来汽车接我们一个团进城维持秩序,第十九兵团随后进入银川,宁马也宣告覆灭了。
  第一兵团第二军和第二兵团向西追歼敌军。第二军由西宁出发,越过祁连山,攻古张掖(甘州)歼敌一二○军二四五师,敌九十一军的几个团先后投降。第一、二兵团部队在张掖会师,24日,逃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和敌九十一军、一二○军残部,在我军争取下,在酒泉宣布起义。这时,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鲍尔汉认清了形势,经过我党我军的争取在25日和26日先后通电起义。驻新疆的六万多国民党部队官兵选择了北平方式,走和平改编的道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都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典礼。西北野战军领导和部分指战员在兰州也集会庆祝,大家的心情都无比兴奋,当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许多同志都激动得流下热泪。在中国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斗了二十八年,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无数先烈舍生忘死,英勇战斗,洒热血,抛头颅所换来的。我们在西北战场的胜利,使西北各族人民从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下获得解放,从此生活在人民共和国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10月4日,彭德怀司令员从兰州乘汽车出发,6日抵酒泉。他和陶峙岳、包尔汉以及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会谈新疆起义部队改编和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等问题。新疆和平解放需要我们迅速进军,改编起义部队,维持社会治安。后勤部门积极组织进军的工具和大量物资,沿途设休息站和补给站。中央军委调给西北四十架苏联航空公司支援的里尔型运输机,还有华东两个汽车团、华北一个汽车团,加上西北的汽车共五百多辆,除一部分入疆以外,其余担任西安和兰州之间的运输。王震同志率第一兵团指挥部和第二军、第六军,通过空运、步行、汽车运输,迅速进入新疆,使和平解放新疆的一系列工作很快完成。
  新疆解放以后,西北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但是在陇南、陕南还有胡宗南残部。这时,胡宗南仍作垂死挣扎,组织了川陕甘边绥署,收抬了五个兵团十九个军的番号,约三十万残兵败将,分布在四川、西康两省和陇南、陕南等地。胡宗南准备从西康、云南逃出国境,在边境依附帝国主义长期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第二野战军从贵州入川,迅速切断胡宗南的退路,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拨归第二野战军建制向西南进军,南北夹攻,争取把胡宗南残部歼灭在成都盆地。另外,一野的第七军和第十九军在11月25日起配合十八兵团入川作战,向盘踞在陇南、陕南的敌人发起进攻。
  当我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发起进攻时,敌军主力已先行逃走,陕南我军迅速解放岚皋、安康、汉阴、凤县、石泉、紫阳、留坝、西乡、宁陕、城固、洋县、沔(勉)县等地,12月6日第十九军和十八兵团在汉中会师。陇南我军在解放徽县、成县、西和之后,敌王治歧、蒋云台率领第一一九军在武都起义,第七军解放了武都。第十九军在大巴山地区追歼了王凌云率领的敌新编第四、第五、第八军残部六千余人。到此,西北全境获得解放。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7 19:32:54
  8、解放军进军取两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已经成立,但华南、西南尚未解放。邓**、刘伯承、林彪等将领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立即返回部队,部署进军西南、华南的作战工作。
  以邓**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率二野、三野攻占南京、上海后,总前委工作结束。陈毅率领的三野经略江浙等地,二野在刘伯承、邓**率领下向大西南进军。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也于5月中旬渡过长江向两广进军,第二野四兵团陈赓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划归四野指挥,协同四野主力进军两广,消灭白崇禧集团。
  这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精锐师团大多被歼,只有白崇禧率领的这股敌军建制完整,有近30万人。如不把他们消灭在大陆而使其逃逸,则必然增加解放海岛的困难。陈赓第四兵团的任务是由赣南出发解放广东,再迂回到南宁,切断白崇禧集团的逃路,协助四野主力一举而歼之。
  在广东战役开始实施之际,林彪来电,命令四兵团直接迂回桂林、南宁。这样一来,不仅广州难以立即攻克,迂回任务也大受影响。陈赓考虑再三,直接向中央军委发来电报,提出四兵团直接进军广州,再由水路顺流迂回桂林,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里和周恩来商量了一下,觉得陈赓的建议是对的,即发电给陈赓和林彪,仍命四兵团直接进攻广州。
  陈赓得到命令后,即率四兵团迅速南下。林彪命令程子华、肖华率领的十三兵团为右路军,经湖南西部南下广西,切断敌军向云南、贵州的逃路;以第四兵团和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率领的第十五兵团为左路军,自江西进军广东;以肖劲光、陈伯钧、韩先楚率领的第十二兵团为中路军,经湖南南部直趋广西北部。
  林彪在武汉调兵遣将,进攻两广。蒋**也特地从台湾飞来,在广州召见余汉谋为他打气。他特地把余汉谋带到黄埔军校旧址参观,指着那些房舍、旗杆,回忆着当年的往事,对这块练兵起家的故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之情。余汉谋不是黄埔出身,对此并无兴趣,但表面上还装出听得十分专注的样子,连连感叹:"总裁当年练兵兴党,真乃千古佳话。"
  蒋**盯住余汉谋说:“当年三千黄埔学生就能打败陈炯明十万人马。汉谋,你手里现有三个兵团,抵抗共军一个月还是可以的吧。广州是国际城市,打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国际交涉,那时就好办了。”
  余汉谋答应说:"是!就怕健生又生出什么枝节来。"
  蒋**说"你再别提他们了。要不是他们捣乱,局面还不会这么严重呢。新华社的评论说国民党搬起和谈这块石头想打击党,却倒过来砸了自己的脚。这篇社论肯定是主席写的,他讲的不错,德邻、健生对党国有罪,应该自请处分。”
  蒋**在广州盘桓了几天,又飞经成都重庆向胡宗南、宋希濂面授机宜。这时解放军四野主力和四兵团正分路向广州疾进。部队所经地区,都是无穷无尽的大山,上下三四十里的高山在这里到处都是。山高路陡,瘴气弥漫,战士们缺吃少喝,扛着重机枪、迫击炮、野炮,牵着马匹翻山越岭,到达湖南仁化以后,又翻越湖南的五岭山脉。这五岭山脉直上直下,自古只能走人,不能走牲口。步兵倒还好办,可那些重炮怎么办呢?解放军有的是办法。很多步兵帮助炮兵把大炮拆了,扛起零件,拖炮的军马也由战士们牵着,架着,推着向山顶艰难地攀登着。陈赓、肖华、邓华等兵团司令员政委有吉普车可以乘坐,但在这大山里吉普车没有用武之地,只好和战士们一起爬山。
  白崇禧得知四野主力和四兵团急速南下,急忙召开军事会议。他指着地图说:"南下的这两支共军都是精锐之师,他们现在已从南昌武汉翻过五岭,直插湖南,必然是想在衡阳、宝庆一带围攻我们在那里的守军。必须从湘粤赣一带调兵支持衡宝守军。"
  夏威说:“这样一来,那岂不是粤北曲江的余汉谋部队孤立了吗?”
  白崇禧斜了一眼夏威说:"难道你忘了两广事变的教训吗?不是余汉谋当时倒戈投降,我们桂系怎么能吃那么大的亏。现在共军南下,我们只能自救。余汉谋怎么办,叫他找总裁去吧。"
  夏威又担心地说:"但是,假若共军占领广州,迂回广西,我们的处境就危险了。"白崇禧自诩地说:"这你就放心吧。这次南来共军,是林彪部队和陈赓部队。林陈都是黄埔学生,貌合神离,必然指挥上出现漏洞。我们只要在这里抵挡一阵,便可争取到时间,退往海南岛,可与**部队长期对峙,争取美国援助。"
  衡宝战役从九月中旬打起,战到十月上旬,四野主力歼灭白崇禧主力四个师,解放湘南、湘西地区。白崇禧从衡阳坐飞机逃到海南岛指挥。指挥桂系军队十七万人向雷州半岛撤退,以便乘船逃往海南岛。陈赓发现白崇禧的这一计划后,命令四兵团星夜兼程向广州前进。兵团先头军夜以继日,跑步前进,每天跑路一百三十里。南方多雨,部队从北方赶来,雨具很少。战士们急中生智,砍下竹子撑起被单当雨伞。任务紧急,来不及做饭,便一边跑,一边用盐巴就着饭团果腹。许多团三天三夜只睡过一觉,终于赶到广州门户曲江。余汉谋守卫曲江的部队本来已在许多大桥上安放了炸药,没有想到解放军来的这么快,未及炸桥,慌忙南逃,广州门户大开。四兵团后续部队源源飞跑而来,广州城眼看指日可下,谁知林彪这时发来几封电报,命令四兵团停止前进,由英德、曲江地区折向广西前进,协同四野部队歼灭广西的白崇禧部队。
  陈赓接到林彪的电令后,很感突然。因为四兵团和十五兵团此时已到广州外围,余汉谋集团本来有三个兵团12万人,这时又增调一个兵团共达16万人。四兵团一离开,仅靠十五兵团两个军打广州,势必旷日持久,贻误战机。而四兵团从进军广州转向迂回广西,又要重新准备动员,结果是耽搁时间,两个方向都难以取得战果。他正要把自己的想法电告林彪,不料中央军委于10月10日来电,电文说:"同意林彪建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捣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陈赓深感此议不妥。兵团副司令郭天民、参谋长刘志坚也以为陈赓的想法对头。陈赓遂下了决心,向林彪和中央军委拍电建议:"四兵团如立刻向桂林、柳州前进,实际上仍须集结队伍,重新集结的时间。则一方面路远赶不上,另一方面广州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准备的顾虑。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
  主席和周恩来看到陈赓的电报后商议了一阵。主席先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陈赓的意见是对的。他们已经快到广州,应该尽快解放广州,这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占领广州后,四兵团从三水乘船迂回广西,也比从韶关走路快得多。"主席点点头说:"有道理。但是这样一来,林彪会不会有意见?"周恩来说:"这点可以放心,陈赓我了解。这个人党性很强,很照顾大局。"主席想了想说:"好,还让陈赓去广州吧,但愿将帅不要因此失和才好。”
  林彪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很不高兴,知道这是陈赓的建议起了作用。现在他不得不让陈赓去广州了。林彪真不情愿,但军令如山不得不执行,遂电令陈赓继续向广州进军。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8 06:18:59
  9、白崇禧主力全被歼
  陈赓得令后,命令秦基伟率领的十五军组织整装师以强行军速度直插广州,军主力后面跟进,兵团其他部队也日夜兼程进军广州。余汉谋在地图上看到陈赓兵团飞奔而来,邓华兵团已进至广州远郊,两广纵队、林平纵队两军又从南杀来,自知不敌,炸毁海珠大桥,逃往雷州半岛的湛江市,和广东省主席薛岳一起筹划将部队撤往海南岛的事宜。陈赓得报后,即命令本兵团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统一指挥占据前突出部的四个师不要在广州外围停留,迅速追歼往雷州半岛逃跑的余汉谋集团。四野十五兵团遂进占广州,广州于10月14日解放。
  李成芳指挥四兵团主力追击逃敌,先头团在阳江以西追上逃敌,占据高地进行堵截。余汉谋集团的几个军猛攻该团阵地,但六次冲锋均被击退。这时解放军四兵团主力赶了上来,把逃敌四个军包围在阳江周围二十里的狭小地区。10月25日,李成芳调整部署,开始猛攻被围之敌,战至26日,逃敌全部被歼。
  主席得到战报,知道四兵团兵临广州城下,发现守敌西窜,毅然不进城,立即追歼逃敌,终将余汉谋集团聚歼于阳江地区。他很感动,对周恩来说:"广州是南方的国际性城市,物资很多,打到城边上却不进城继续追歼残敌,不容易!我看只有党的军队才能做到。"周恩来说:"也不是所有的党的军队都能做到。南下以来,抢房子、抢位子、抢物资的事也还是不少。"主席说:"满则溢,盈则亏。还是得睁着眼睛睡觉噢。”
  再说余汉谋在湛江闻知自己的部队在阳江悉数被歼,骂了几句"去他妈"。慌忙带着少数亲信部队逃入广西。陈赓兵团和四野肖劲光兵团、邓华兵团迂回广西,准备切断桂系军队的退路。白崇禧在海南岛命令广西17万部队撤往雷州半岛,船运海南岛。不料陈赓部队飞速插到信宜、博白地区,堵住了桂军逃往雷州半岛的道路。白崇禧原想把桂军撤到海南岛,此岛与台湾岛同为中国两大海岛。白崇禧占据海南岛,可与逃往台湾的蒋**集团互为犄角,分庭抗礼,争取美国援助。陈赓兵团开到博白的情报使他顿时冷汗如雨,他指示张淦兵团不惜一切代价,猛扑解放军阵地,务必打通逃往雷州半岛的道路。张淦得令后,即组织"南线攻势",猛烈攻击解放军四兵团阵地。白崇禧又令海南岛上的飞机起飞助战。
  由于桂军是作生死之斗,四兵团几乎不支。陈赓鼓励部队守住。他对战士们说:"逃命的敌人虽有一股猛劲,但他们发现冲击不过去时就会一下子泄气。现在就看谁能熬过这最后五分钟。"战士们听后深受鼓舞,反复与敌军埋头苦杀,终于守住阵地。张淦兵团见攻不动,一下子泄了气。陈赓即令部队反攻。正在这时,林彪电令陈赓,以一个军继续堵击,其余两军北移围歼鲁道源兵团。陈赓实在不明白林彪为什么变更部署。设若张淦兵团突破解放军南线阵地,大队敌军逃到雷州半岛,再撤到海南岛,那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无奈林彪决心已定,陈赓无奈。正好主席发现林彪部署错误,急电陈赓务必堵住桂白之敌南逃之路,才使桂军没能逃往雷州半岛。
  白崇禧得知南线攻势失败,急得直跺脚,忙从海南岛坐军舰赶到龙门港,命令主力一部在南宁阻击,掩护机关和主力撤往钦州,由那里海运部队去海南岛。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和第一、十两兵团离钦州只有几百里,可乘汽车沿公路南下。解放军四野部队和陈赓兵团已攻占南宁、北海等城市,飞速插向钦州。部队四天走了六百里,先头部队与白崇禧的长官公署同时到达钦州,立即发起攻击,将其歼灭,缴获汽车四百多辆,把李宗仁、白崇禧的汽车都缴获了。桂军主力张淦兵团本来负有掩护长官公署的任务。但张淦由行伍起身,素来迷信,向钦州逃跑途中卜得一卦,言不宜走动。张淦遂命部队停止前进,停留三天,结果被解放军包围吃掉。战至12月中旬,解放军全歼白崇禧部队主力。
  李宗仁、白崇禧撤守海南岛计划全部失败,蒋**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指挥西南嫡系部队继续顽抗。李宗仁见机行事,飞到美国治病,一去不回。白崇禧见势不妙,逃到海口。这时海南尚有九万残兵败将,白崇禧自思不能靠这些人守住海南。正在进退两难之计,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罗奇由台北飞到海口,交给白崇禧一堆金砖,说是蒋**发给白崇禧部队的军饷,又带来蒋**的一封亲笔信,请他去台北担任行政院长,白崇禧号称小诸葛,对此事尚存疑虑,飞到台北的桂系旧部李品仙等人函电交驰,说蒋**请他组阁出于至诚。白崇禧到底舍不得高官厚禄,便于1949年12月30日专机飞台,从此再也不能出台湾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8 11:14:56
  10、平西南活捉宋希濂
  在林彪指挥四野主力和二野陈赓兵团进行粤桂战役、扫荡白崇禧集团的时候,二野大军正在向西南进军,追歼宋希濂集团和胡宗南集团。
  胡宗南号称西北王,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的几十万军队一直驻扎在西北,名义上是守卫驻防,实际上是监视封锁陕甘宁边区。1949年5彭德怀指挥四个兵团,在陕西扶风一线歼灭胡宗南摆在这里的全部五个军,胡宗南仓惶退守汉中。新疆国民党军团在大军压境之势下,于9月26日在迪北(今乌鲁木齐)通电起义。  
  胡宗南退守汉中后,在秦岭练兵,企图阻挡解放军入川。1949年8月,蒋**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建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正式复出视事。他在广州对余汉谋作了一番交待部署后,月底即飞往重庆。自1946年6月还都南京以来,这是蒋**第一次回到重庆。当年还都时,何等地威风和气派!过了不到三年,竟兵败如山倒,这次在西南作一部署,不过是最后的挣扎,自己也知道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所以蒋**住进曾家岩的总统府以后,黯然神伤。
  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李弥、王陵基、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西南军政大员知道蒋**到了重庆,都跑来看他。蒋**把大家召集起来举行军事会议。他指着地图说:"我自黄埔建军,革命形势从来没有这样严重。但是我们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西南。抗战八年,我就是利用西南的大山挡住了日本军队。现在我们也可以利用大山挡住**军队,保存一块反共复国基地。只要坚持6个月,国际上就会引起干涉,那时我们就有办法了。”
  经过讨论,最后决定胡宗南的三十兵团十二个军在秦岭、大巴山一线防守;宋希濂三个兵团八个军在恩施、奉节防守;罗广文兵团两个军在南充一线机动;何绍周两个军在川黔边境防守;卢汉四个军守云南。充分利用西南山高江大的特点,守住四川、贵州、云南,等待国际干涉。将军们临出发时,蒋**向大家做个揖:"一切都拜托大家了。西南要是失守,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
  等大家散去后,蒋**又把毛人凤叫来,吩咐他说:"四川将领我是了解的,我们现在是坐在炸药桶上,你要严密监视他们的活动,睡觉都得睁大两眼。你懂我的意思吗?"毛人凤点点头说:"总统放心,我完全明白总统的意思,我保证不出一丝差错。"蒋**满意地说:"好,你去吧。"
  再说南京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迅速整顿恢复了南京秩序。邓**忙着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解放大西南的问题。
  邓**说:"大西南地理特点是易守难攻。特别是云南,河多路险,大部队展不开。如果我们赶羊,把敌人赶到云南,一是不好打,伤亡大;二是打进去了,敌人可从容撤到国外。因此,我们的部署应该是首先攻占贵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
  刘伯承接着邓**的话说:"这是我和小平的想法,大家还可七嘴八舌地议议嘛。"
  将军们正议论问,参谋送来中央军委的电报,刘伯承接过来看了一眼递给邓**说道:"中央已同意我们的计划了。"
  邓**说:"很好!请伯承同志下命令吧。"
  刘伯承站起来点将:"杨勇,你们兵团的任务是从湘西出发,攻占贵阳。陈锡联,你们兵团的任务是沿川鄂川湘公路攻占川东,最后攻占成都。"杨勇和陈锡联领受任务后带着部队出发了。
  杨勇回到驻地后,即指挥兵团越过赣江和湘江,10月底翻过巍峨的雪峰山,进入贵州境内。贵州一向被人们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部队进入贵州,果然高山连绵,细雨不断。兵团冒雨前进,连续攻下一些县城,来到号称黔东屏障的险要关山鹅翅膀。
  这座山峰陡峭如壁,中间有一条幽深的峡谷,国民党何绍周十九兵团依山筑碉顽抗。先头攻击部队从两侧迂回而上,一举攻占这一险隘,黔东门户大开,杨勇督率兵团飞速向贵阳前进。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的车队不知这一变化,还顺着公路浩浩荡荡地开来,要逃往贵阳。杨勇兵团先头营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把敌联勤总部的军队引到埋伏地,部队一下子冲出来,国民党联勤总部连人带车都成为俘虏,先头营即坐上缴获的四十辆大卡车驰向贵阳。何绍周十九兵团残部逃出贵阳,撤往云南,但从此滇黔交通被切断。杨勇部队又抢渡乌江,向川南攻击。
  二野陈锡联兵团也于11日出动,从湖南和湖北沿着川鄂公路和川湘公路进军宜昌、奉节。宋希濂连战连输,丢下奉节、涪陵,向峨嵋县东北十里处的大渡河狂奔,逃到河边时,手下只有三千人了。宋希濂赶快带着卫士登上船往北岸划去。15年前,宋希濂带着军队把红军一方面军追到大渡河畔,不料林彪指挥红一军团杨勇主力团夺取了沪定桥,红军从桥上突围到了陕北。
  15年后,双方的位置倒过来,又该着宋希濂抢渡大渡河,红军变成了追兵。一想到此,宋希濂不禁慨叹:"真是天翻地覆,人世沧桑啊。"转而又想到这条大渡河可以挡住陈锡联的追兵,自己可以脱逃时,又高兴起来了。
  渡船快到北岸了,陈锡联兵团的追兵已到了南岸,但对着滔滔大江无可奈何,只能隔河射击。宋希濂又神气起来了。催促船工快划,又给卫士们打气:"只要到了北岸,咱们就有办法。每人晋升五级,最小都是团长。"卫士们也来了劲。正在这时,北岸的山顶上冲下来一大队军队。宋希濂一看就知道是解放军,这下子可彻底完了。他一登岸,忙带着卫士们逃到附近一个大庙里,被解放军士兵搜了出来。这支部队的首长,一个营教导231员赶快把抓获宋希濂的消息报告给上级。很快,上面来了命令:将宋希濂押到禾山县城司令部来。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正在等着他。只见此位将军身着草绿色军装,军容整齐,与头发蓬乱、浑身泥巴与灰尘的宋希濂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得意地对宋希濂说:"我们真是有缘啊,又在大渡河边见面了,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宋希濂问道:"不知将军怎么称呼?"将军笑着说:
  "我叫杨勇。15年前,不正是你带兵把我们追到大渡河边了吗?没想到今日倒过来了,而且你还被我们活捉了。不知此时此地,你有何感想?"宋希濂叹口气说:"这是天命,非战之罪也!"杨勇笑关道:"是这样吗?看来要让你们认识到发动内战的战争罪行,还得好好下一番教育功夫哩。重庆就要解放了,以后送你去重庆嘉陵大队学习吧。”
  宋希濂听到重庆嘉陵大队,心里一惊,马上联想到重庆哥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想到了那里面的镪水池、七十二种刑法。一种死亡的恐惧使他浑身战栗不已,一头栽倒在地上。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8 14:36:58
  11、歌乐山特务大屠杀
  蒋**在台湾得知二野进入四川,西南危急,连忙携带蒋经国、毛人凤又飞回重庆,连夜召见胡宗南等人部署。部署未定,前方败报接连传来。陈克非、罗广文两兵团被歼,南充、綦江已被解放军攻占。宋希濂逃往大渡河,下落不明。二野陈锡联兵团向重庆逼来,杨勇兵团渡过乌江从川南打来,重庆市已能听见隆隆的炮声了。蒋**自知重庆保不住了,命令胡宗南把主力李文兵团撤向成都,在成都组织抵御。胡宗南走后,蒋**猛地想起一件心事,连忙把毛人风和保密局西南局局长徐远举召来,吩咐说:"那件事情该办了。"毛人凤和徐远举连忙答应说:"是!"蒋**又吩咐他们:"要干净利索。办完这件事,你们就去昆明。那里不大对劲,卢汉好像有花招。"毛人凤和徐远举答应道:"是!"连忙出去布置去了。他们找来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监狱的监狱长和沈醉等军统大特务,密议了半天,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开始分头行动。
  蒋**召见胡宗南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到底是什么事呢?原来他从胡宗南这个西北王想起了原来的西北王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东北军群龙无首,发生分裂。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势单力薄,难以对付涌入关中的胡宗南集团部队,只好出洋考察。七七事变后,杨虎城不听**劝告,由香港进入国统区,参加抗战,被早就等待的军统特务逮捕,囚禁于贵州息烽古寺。夫人谢女士在海外闻变,毅然投奔杨虎城将军。夫妇二人同甘共苦。秋夜沉寂,梆声阵阵。军统特务多方折磨他们,谢女士被折磨至死。抗战胜利后,蒋**又把杨将军一家押到重庆,关进中美合作所。
  在重庆歌乐山下,有一片幽深的谷地。从外面看,这里山青水秀,风景宜人。谁知山窝里却藏着吃人魔窟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监狱,沿山路又遍布岗哨,受难者插翅难逃。抗战时期,军统和美国特务机构合作,在这里办了中美合作所,试验美国的刑法,多少仁人志士被害死在这里。二野进军四川时,这里关的政治犯,除杨虎城将军外,还有西北军黄显声将军、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四川省委的重要干部车耀先、江竹筠、陈然、成善谋等人。他们受尽苦刑,期待着重见天日的日子。隆隆的炮声从远处传来,他们不禁惊喜万分,天终于要亮了。
  杨虎城将军听着解放军的大炮声不断逼近,心里也很高兴。蒋**马上要完蛋了,西安事变不过关了蒋**两个月,自己却被他关了十年。正在杨虎城这样想的时候,管他们的特务小头目杨再兴走来命令:"杨虎城将军,徐局长找你谈话。"杨虎城跟着杨再兴走进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他感到奇怪,正要问杨再兴时,突然,一股灼烫的火流窜进背部。他转过头来,杨再兴手握刀柄,狰狞地笑着:"总裁手谕,送你上西天。”
  杨虎城被刺死后,杨再兴又来骗宋绮云一家,把他们一一刺死。最年幼的小孩看见父母哥哥被刺,跪下作揖求情,被杨再兴一刀刺死。然后把他们的尸体埋入几个花坛,上面种上美人蕉。
  在此同时,徐远举把车耀先提出来,不无遗憾地说:"车先生,实话告诉你吧,国军战败了,你们的部队马上就要攻进重庆。你对此一定很高兴吧?"车耀先说:"那是自然。"徐远举说:"可惜,你看不到这一天了,多遗憾呀!"车耀先说:"我当然看不到胜利,但人民可以充分享受到胜利的喜悦,这就够了。快动手吧!"徐远举阴冷地说:"好,那就对不起了。"他朝特务们一挥手,特务们一拥而上,把他推出活埋。
  徐远举在处决了这几个人后,让行刑队用机枪朝牢宅扫射,最后又用火焰喷射器焚尸灭迹。本来他们还要炸毁重庆市的工厂,但解放军已开始攻城,市内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打了几下纷纷逃散。徐远举知道蒋**已逃到成都,不敢久留,赶紧登上飞机去了昆明市。11月30日,陈锡联兵团进入重庆市,赶快派一支部队去歌乐山抢救被关押的革命志士。部队到歌乐山一看,只见尸横遍野,血气扑鼻,便赶紧收敛烈士遗骨,整理现场。烈士遗属认领亲骨,哭声联成一片。部队战士们只恨来迟了一步,没有抓住徐远举、沈醉。

  再说蒋**逃到成都后,急忙召集胡宗南、邓锡候、刘文辉等人举行军事会议。蒋**声音低哑地说:"共军来势凶猛,但我们有总理的革命精神,不能让大陆陷于共党之手。只要我们在成都坚守数日,就会引起国际干涉,那时我们就好办了。党国安危,在此一举。我拜托大家了。"刘文辉站起来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关头,我们必须响应总裁号召精诚团结。"蒋**高兴地说:"嗯,这样就好。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就让宗南的李文兵团布置在新津双流一线。"川军将领邓刘等人一致同意。
  散会后,胡宗南立即在新津设立总司令部,李文兵团迅速从广元一带往成都新津一线布防,蒋**深为高兴。不料毛人凤和蒋经国满头大汗地闯进来,蒋**诧异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毛人凤说:"报告总裁,我们刚截获到卢汉发给川军将领的密电,请看。"蒋**一把抓过来读了一遍,不禁又怕又气。原来卢汉给刘文辉发来电报,要刘文辉等人把蒋**抓起来。怎么办?要逃走吧,刘文辉等人肯定也接到电报,说不定早做了布置。蒋**急得大汗淋漓。毛人凤想了一会,想出个主意。蒋**一听,连连称好。三个人又密议了一下,开始行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8 18:06:23
  12、云南省卢汉起义
  再说邓锡侯、刘文辉等人,早就不满意蒋**消除异己的政策,和卢汉暗地商量,活捉蒋**宣布起义,接到卢汉的行动电报后立即作了布置。这时胡宗南的部队都在城外,城里的兵力主要是川军。只是不知蒋**的行止如何,正要去打听时,蒋**来电话请他们商议军事。邓、刘二人正中下怀,欣然前往,来到蒋**官邸,不见蒋**出来。诧异间忽然冲出一队卫兵把他们铐起来,蒋**这才慢慢地走出来说:"你们想学张学良?可惜这里不是西安。咱们来个君子协定,你们送我去机场,咱们好说好散。不然,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邓、刘这时无言可对,只好送蒋**去了机场。沿途虽然都是川军的岗哨,一见是邓、刘的汽车一律放行。到了机场,蒋**对邓刘二人说:"我走了,三年后再见吧。"说完登上飞机,邓刘二人被四个卫士用枪逼着,动也不敢动。直至飞机看不见了,卫士们才放了他们。邓、刘二人恐怕李文兵团进城,不敢久留,带着部属到彭县、雅安去了,在那里通电起义。
  再说云南的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将军早就准备起义。11月底,国民党大批军政人员从重庆撤到昆明,徐远举、沈醉一来,就大抓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员,一夜之间就抓了近千人,监狱人满为患。驻在昆明市郊区的国民党中央军李弥第8军、余程万26军也严密戒备。卢汉知道他们对自己起了疑心,如若不赶快动作,就会遭其毒手。但中央两军装备好,战斗力很强,不能硬来。想来想去被他想出一条妙计。
  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军系统的军政大员都接到了卢汉的请柬,个个兴高采烈地准备赴宴。他们根本没有把卢汉的那点军队放在眼里,也根本想不到卢汉会摆鸿门宴,毫无准备。进去一个,被抓一个。李弥、余程万、徐远举、沈醉全部被抓。卢汉出来对他们说:"请大家来是为了共商大计。鄙人决心起义,也给你们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请大家在起义通电上签个字。"这些军政大员一听,个个叫苦。李弥、徐远举拒不签名,沈醉倒是签上了名字。
  12月9日,卢汉发表通电,宣布起义。蒋**在台湾听到卢汉起义的消息,气得半死,把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叫来,命令他:"你立即飞到云南,把两个军编为一个兵团,你当司令,给我攻下昆明,把李弥、徐远举救出来,把签名通电的卢汉、沈醉给我抓到台湾,我要亲自审问。"汤尧躬躬瘦长的身子说:"是。"便连忙坐飞机赶到云南,把昆明郊外的8、26两个军编组为第八兵团。因李弥、余程万不在,提拔了两个师长分任两个军的军长。编组完成后,便开始向昆明市进攻。卢汉的守军装备很差,又是新编成的军队,没有经验,拼死抵抗,仍被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突破多处阵地。卢汉一看形势危急,赶紧通过**云南地下党,向在重庆的刘伯承、邓**发电求援。刘伯承、邓**接到求援电报后,命令滇桂黔边游击纵队开到昆明,协同卢汉守军保卫昆明;又命令杨勇组织驻守贵阳的等五兵团部队驰援昆明。
  李弥、余程万被扣后,忧心如焚,想着脱身之计。李弥生性狡诈,听着自己部队的炮声,想出一个办法。请卫兵把卢汉找来,对他说:"中央军打得这么凶,昆明看来保不住了。这几天你待我不错,我愿意去说服汤尧停止进攻,大家一同起义。你看好不好?"卢汉一听,正中下怀,便同意了。谁知李弥回去后,立即被汤尧任为兵团副司令。由于他熟悉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中央军的攻势更猛了。卢汉后悔上当,但为时已晚,只有组织军队抵抗,盼望着第五兵团的援兵快速到来。
  杨勇接到电令以后,一面忙着组织部队向川南进发,切断四川逃的退路,一面组织一部分军队乘汽车火速增援昆明。这时汤尧、李弥已对昆明城防核心阵地发起总攻。守军虽然奋勇抵抗,但已渐渐不支。李弥正在高兴之时,忽然得报解放军五兵团的援兵已到曲靖,消灭中央军三千人。他赶快跑去找汤尧商量。汤尧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办法,往蒙自撤吧。"昆明解围。五兵团部队进驻昆明,即与从广西而来的陈赓兵团围歼汤尧八兵团。汤尧撤到蒙自后,令第8军游击,准备空运26军去台湾。由于陈赓兵团进军神速,袭占蒙自飞机场。空运不成。汤尧率军慌忙向边境撤退,终在个旧、屏边、元江、镇沅等地先后被歼,汤尧被活捉。只有李弥率领一支残军越过边境,逃到国外。汤尧见到陈赓时哭着说:"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陈赓好语劝慰几句,即送他去重庆嘉陵大队学习。宋希濂、徐远举、沈醉、王陵基已被送来。嘉陵大队实则是四川省公安厅管辖的第二监狱,狱房即是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这些战犯初到这里,以为必死无疑。后来经过多次教育,才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反省战争罪行。徐远举、沈醉也愿意出来散散步了,不料散步时被群众发现,许多烈士亲属跑来拼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生怕出问题,便把全国各地关押的重要战犯一律集中到北京功德林监狱进行改造。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9 07:00:22
  13、成都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

  我军解放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后,胡宗南集团和第十五、第十六、第二十兵团残部纷纷向川西地区撤退。此时,我第四野战军已在广西境内歼灭了白崇禧集团,蒋**眼看“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战略计划已经破灭,乃授权胡宗南指挥川西所有部队在成都地区组织抵抗,蒋本人则于12月10日偕“国民政府”要员乘飞机逃往台湾。
  在敌人纷纷向川西猬集的情况下,第二野战军首长认为,歼灭胡宗南集团的关键仍在迁回部队迅速占领乐山、蒲江、邛崃,截断敌人最后一条退往康、滇的道路。于是决定:以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由川南迅速向乐山挺进,并迂回成都以南,第三兵团主力除以一部担任重庆地区的警备和接管任务外,其余由川东前出成都以东,并抢占成都以西之邛崃、大邑;以第十八兵团由陕南、陇南前出川北,以求聚歼敌人于成都地区。
  我第十八兵团在秦岭地区以积极的行动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的任务后,于11月30日以一部兵力尾随南撤之胡宗南部缓缓跟进。当第二野战军迂回1949年4月25日,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内容共八条,称“约法八章”。
  部队即将切断敌人向黔滇的退路、胡宗南集团开始加速南撤时,该兵团即于12月7日分兵三路猛追逃敌。至12月11日,右路第六十二军进占武都,敌第一一九军宣布起义;中路第六十军在第七军配合下进占勉县、略阳;左路第六十一军在第十九军配合下进占城固、汉中。此时胡宗南部的第五、第十八兵团已猬集成都及其周围的新都、双流、新津等地,第七兵团退守绵阳、梓潼、阆中一线。
  我第十八兵团除以第七军主力和第十九军留置陇南、陕南外,以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及第七军之第十九师迅速向川北挺进。我第三、第五兵团于12月11日分别由川东、川南挥戈西进。
  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克服连续行军作战带来的重重困难,先敌抢占要点。第十六军在攻占乐山后的追击途中,于19日在峨眉县金口河俘敌川湘鄂边绥署主任宋希濂。至20日,第十一军进占简阳,并前出到新津、双流以东;第十二军经彭山控制大邑、邛崃;第十、第十六军进占蒲江、丹棱;第十八军进占眉山,第五十军前出遂宁,从而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的退路。与此同时,我第十八兵团翻越了摩天岭、米仓山,战胜了雪山和“蜀道”的艰难险阻,进抵江油、绵阳、巴中一线,至此,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它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我包围于成都地区。
  第二野战军首长鉴于敌唐集成都地区,有凭坚顽抗之可能。为求稳妥歼敌计,于12月21日指示各兵团:“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并强调:“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各个歼灭敌人,力求战役取得全胜。
  被围困在成都地区之敌,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己成瓮中之鳖。胡宗南于12月22日在新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主力分路向西昌方向突围逃跑。但是,对这种突围行动,胡宗南自己也毫无信心。
  次日,胡乘飞机逃往海南岛,敌人内部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在我军政治争取下,敌川陕鄂边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和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苏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于21日至25日分别在什邡、彭县、德阳率领所部宣布起义,唯第五兵团仍继续顽抗,于24日由崇庆、新津分两路向西南方向突围,当即遭我第十二军的顽强阻击。至26日,敌一部被歼,一部被围困于邛崃地区,同日晚,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放下武器。此次阻击作战共歼敌5万余人,仅少数残敌向西昌逃窜。27日,敌第十八兵团李振部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同日,我军解放成都。至此,蒋**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全部覆殁,成都战役乃告结束。30日,贺龙率第十八兵团一部进驻成都。12月下旬,逃至黔西的敌第十九兵团残部,在副司令王伯勋率领下,在贵州普安、盘县地区宣布起义,贵州全省宣告解放。
  我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在进军西南的两个月作战中,先后歼敌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70万余人,连同歼灭的游杂武装在内,共歼敌90万人,粉碎了蒋**妄图以西南为反革命基地待机反攻的迷梦。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9 17:04:30
  14、解放大西南

  林彪、邓**、刘伯承、陈赓等人在指挥百万大军向两广、西南大进军时,主席正在忙着作出访苏联的准备。南方军事进展顺利。解放战争中,美国虽然给了蒋**很多钱,可是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眼看着蒋**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大量经援被蒋、宋、孔、陈存进了美国的银行,议员们议论纷纷,义愤填膺地要求政府追查,杜鲁门也不敢再给蒋**援助了。再则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总统的时候,蒋**拿着美国政府给的美元为杜威竞选,杜鲁门也想借断绝援助报此一箭之仇。当杜威竞选失败,杜鲁门当选总统后,蒋**深悔看错了牌,赶紧派夫人宋美龄去美国访问,想和杜鲁门修好。不料杜鲁门命令马歇尔给宋美龄写信,要她以马歇尔的朋友的私人身份访美。宋美龄在美期间,受尽了美国政府的冷遇。她好不容易见到了杜鲁门,要求继续给以经援军援,并派美国军队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被杜鲁门一口拒绝。上海战役开始后,杜鲁门又命令在上海港的美国舰队驶离中国领水,在公海上集结待命。
  主席抽着烟,看着文件。南方战事顺利,四野即将向广州进军。二野向西南进军,三野打完上海后又向福建及东南沿海进军。其他地方他都放心,只是担心三野向福建沿海进军时,可能碰到金门岛等海岛守军的抵抗。须知,解放军还没有军舰、飞机,攻占金门岛屿会有很大的困难。
  第三野战军打完上海战役后,主席命令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及闽浙沿海岛屿。陈毅当即令叶飞兵团进军福建。驻守福建的是汤恩伯率领的李延年、刘汝明、李良荣三个兵团共15万人,人数也不算少,无奈都成惊弓之鸟。叶飞兵团攻克福州。10月15日,又强行在厦门登陆,汤恩伯率残部退守金门岛。叶飞兵团准备渡船,越海作战。汤恩伯生怕被俘,赶紧给蒋**发去电报,要求辞职,另派他人来金门指挥。蒋**接到电报恼火万分,骂了几声"娘希匹",吩咐蒋经国:"给汤恩伯发电报。告诉他,金门不可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汤恩伯得到电报,心凉了半截。转而一想,只有死守才有出路,便部署工事,调动军舰、飞机,决定来个立体战,或许有成功的希望。
  叶飞兵团由于一路奏捷,也有些轻敌。想着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都在淮海被歼灭了,剩下几个逃到岛上的残兵败将还成什么气候,所以也未作更多的准备,弄了一些渡船,载运了三个团渡海进攻。10月24日,三个团在金门登陆。汤恩伯命令部队顽强抵抗,又命令军舰、飞机一齐出动,将返航的渡船全部炸覆。这些渡船都是些木质渔船。金门岛和厦门之间是万顷碧涛,不比长江江面,厦门解放军炮火无法支援掩护,眼看渡船被炸成碎片。登岛的解放军虽然后路被断,但仍奋勇冲击。汤恩伯一看登岛的三野部队成为孤军,勇气大增,出动坦克反复冲击,飞机也轮番轰炸,军舰也开来炮轰,解放军阵地一片火海。叶飞在厦门看着金门岛上火光冲天,苦无渡船,只能在岸上干着急。
  主席在毛岸英结婚后,忙着准备出访苏联。眼看行期已近,带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好,不禁有些生气。偏偏周恩来又来了电话,叫卫士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主席知道发生了重大事情,立即请周恩来过来。周恩来拿着一封电报,急匆匆走进来,未及寒暄就说:"主席,金门登陆作战失利,登岛的三个团全部壮烈牺牲。"说完,把陈毅和叶飞的电报送给主席。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9 17:05:06
  主席放下电报,喃喃自语:"三个团,九千人啊!"
  蒋**从成都飞到台湾后,立即给在新津的胡宗南来电,一定要他坚持三个月。胡宗南接到电报后召来参谋长罗列及兵团司令李文等人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成都战役。会上李文提出:"成都无险可守,不如西撤西昌,可以据险防守。"胡宗南感慨地说:"这个意见我向总裁讲了不止一次,总裁就是不同意,说成都这个地方位置显著,在这里打仗,容易引起国际干涉。我们作为军人只有团结一致,抵抗到底,才不辜负总裁重托。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
  胡宗南部署刚刚完成,二野各路大军已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胡宗南听说自己黄埔一期的同学、也是老对手陈赓从云南带着第四兵团压了过来时,不禁心惊胆战。在军校时,他不止一次领教过陈赓的大棒子。战场上,他的天下第一旅又被陈赓带领的四纵吃掉。今天自己穷途末路,陈赓偏又来凑热闹。想来想去,只有一走了之,于是瞒着部下坐飞机逃往海南岛。
  罗列、李文等人听到胡宗南逃走的消息后,士气低落,不敢恋战,立即从新津、双流出动往西昌突围。陈锡联兵团的第十军赶上来,在川康公路上截住了李文兵团部。12月25日,李文兵团七个军被二野分割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方圆四十里的地区内。12月26日,二野各军发起总攻。李文兵团溃不成军,不足三天全军覆没。孙元良、罗广文、裴昌会、李振各率兵团残部被迫起义。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被歼灭,只剩下少数部队由罗列带着逃往西昌,加上原在西昌的部分军队,合起来总共万余人。刘伯承命令陈赓兵团两个师会同62军合攻西昌。
  再说胡宗南逃到海南岛后,蒋**在台湾大为光火,把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找来,命他立即去海南岛查办胡宗南"不请示擅自脱离部队"的行动。顾祝同飞到海口后,对胡宗南说:"你老兄是怎么搞的?总裁发了大火。你还是飞回西昌去抵挡一阵子吧。蒋先生不是要你守三个月吗?三个月时间一到你就回来。"胡宗南无法,只好坐上飞机飞到西昌。12月28日他刚在西昌下飞机,蒋**给他打来一份电报,命令他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由于地形不利,陈赓兵团一部于1950年3月26日才攻到西昌城外。胡宗南看守西昌的时间已凑足三个月,于3月27日凌晨坐飞机溜去海口,又转到台湾。蒋**看他在西昌守了三个月,也就不再追究了,给了他一个"总统府战略顾问"的闲职。
  胡宗南一飞走,西昌城内顿时大乱。残军一千,由罗列带着逃出城外,即被包抄过来的陈赓兵团12军消灭。至此,解放了大西南。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0 10:54:33
  15、解放海南岛
  1949年12月中旬,广西战役结束。我第4野战军12兵团40军、15兵团43军进入广东雷州半岛,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当时,海南岛有国民党防御总司令薛岳10万兵力和大量飞机、舰船,构成了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的“伯陵防线”。
  一
  4野大多数是东北人,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琼州海峡,包括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在内许多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大海。有的战士捧起海水就喝,咂咂嘴才知道海水是咸的。激动过后,面对茫茫的大海,所有人都明白,这回真是最后一战了。
  韩先楚认定既然没有翻不过的山,就没有过不去的海。他走到渔民中去找出路,渔民们告诉他:每年正月到清明,琼州海峡都是北风或东北风,渡海最为有利,帆船顺风顺浪,一夜可达对岸。过了谷雨(4月20日),就是南风,南渡就是逆风了;他还了解到,渔民大多都驾船去过海南岛的临高角,那里有大片沙滩,帆船一下子就靠上去了。渡海作战,船是关键。但敌人从雷州半岛撤退时,将沿海各种船或劫走或烧毁,我军在海边连一条帆船也没见到。韩先楚下令成立“动员船只工作队”分头开始找船和对船工进行动员。一天,从广西北海涠洲岛过来一个渔民,说那里有被敌人劫去的400多条双篷双桅大船,韩先楚赶紧派人去侦察,发现该岛只有500守敌,就立即派副军长解方带人去攻岛夺船。到渡海作战时,我军连夺带征已有1000多条船、动员船工1400多人。
  部队接着成立帆船改装厂,将美军10轮大卡车上的发动机拆下来,将帆船改装成机帆船。后来,又将野战炮、山炮、战防炮、重机枪等装在上面,制成“土炮艇”。
  海南岛战役的发起时间最初定在1950年春节前;但春节前的2月1日,在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主持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又将战役的发起时间推迟到6月份。后来,15兵团给军委、主席的报告中甚至提出“时间可能要长,最好不限制,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
  韩先楚是会上唯一主动要求在大举登陆时随第一梯队上岛的兵团级指挥员。除此之外,他对会上有人提出的到港澳购买登陆艇和改装机帆船的说法,出言谨慎,因为他心里只有谷雨前的打算,与主席1月10日电报“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和广东军区用人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不吻合。
  韩先楚从广州开会回来,有关推迟渡海的决定,40军里只有少数军主要领导知道,连师级主官都不知道。全军仍按3月份完成渡海作战的时间表进行训练。官兵们每天在海滩上加紧练习荡秋千、走浪桥;在海里,练习游泳、射击、划桨、摇橹;练“四组一船”、“六组一船”、近航、远航。部队春节都没放假。为落实广州会议“夜间分批小部队偷渡,加强琼崖军事力量,配合我军强行登陆”的作战方针和检验部队3个月来海上训练成果。1950年3月5日19时,40军352团1营乘14条船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县灯楼角起渡,这是我军第一次潜渡琼州海峡。该营约12个小时后,在海南岛西侧的白马井顺利登陆,全歼守敌一个营,与前来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后转战到五指山根据地。
  3月26日19时,40军一个加强团分乘81条帆船第二次潜渡。这次选择的登陆点是敌正面防御的临高角,因下半夜风向突变,渡海部队分散在20余公里宽的海滩上强行登陆,突破了敌人4个团兵力的合围企图,于29日与琼崖纵队会师。
  两次潜渡成功,韩先楚认为大规模渡海作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经过对登陆所需要的月亮、潮汐和日出时间的研究,结合渔民提供的琼州海峡每月有二次大潮,每次退潮后3天内流速较小,即使无风,也可以摇橹划桨通过主流的经验,把海南岛登陆的预定时间定为4月15、16、17日中的一天。这是全年最佳,也是最后一个时机。
  3月31日,韩先楚主持召开40军党委会,建议兵团立即组织实施主力渡海。同一天,由他口述,发给兵团、4野并中央军委一份很长的电报,其中有一句话“如果43军未准备好,我愿率40军主力渡海作战”。据说海南岛战役得以进行,这份电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0年4月16日,雷州半岛最南端的灯角楼,40军300多条双桅篷木船,沿着海岸排出5公里多。19时30分,韩先楚所在的指挥船升起4颗白色信号弹,顷刻间,3个师6个团的信号弹也腾空而起。与此同时,灯角楼东侧三塘的43军两个团81条帆船也同时起航。
  渡海主力船队顺风顺流通过海峡主流,风就停了,战士们划桨摇橹继续前进。不久,出现了敌人的炮舰,解放军的“土炮艇”迅速迎战,迫使敌舰远离我主力船队。
  17日3时,40军先头部队在临高角一带抢滩登陆,并一举突破敌防御阵地。至6时许,全部顺利登陆。
  远在北京的总参谋部作战室,当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听到“韩先楚已经上岛了”时,说:“有这一句就够了”。
  二
  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还有李作鹏率领的第四十三军。
  当时,第四十三军是第四野战军的“王牌军”,林彪对之十分器重,林彪亲自“点将”:让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韩先楚率第四十军,打直捣天涯的最后一仗。林彪还于1949年11月13日直接向李作鹏下令:四十三军三个师全部,速向罗定一带推进。
  李作鹏领受任务后,率部向雷州半岛推进。第四十三军所属一二九师连克容县、北流,歼敌十一兵团兵团部和敌第五十八军一部共4000多人。第二天,攻占郁林,歼敌一个师部加两个团。不久,第四十三军打胜广西战役之后,与第四十军一同开赴雷州半岛。
  李作鹏率第四十三军开至雷州半岛后,他亲自到海边去看地形,看海潮起伏的情况,检查渡海工具和武器装备准备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第四十三军做好了渡海解放海南岛的准备工作。
  1950年4月上旬,李作鹏和韩先楚代表四十三军、四十军向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和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提出建议:集中力量,实施强行登陆作战,予敌以致命打击。上级批准了这一方案。4月17日,李作鹏的四十三军、韩先楚的四十军主力强行渡海,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海上防线,抢滩登陆。李作鹏的四十三军于凌晨在玉抱港、才芳岭一带登陆成功,歼敌第六十四军一三一师第三九三团1200多人。随后,与四十军登陆部队一起,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的配合下,在海南岛与兵力多于我军、武器装备优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歼敌大部。到5月1日,全部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战役从1950年3月5日开始,到5月1日结束,打了58天,共歼灭国民党五个师九个团3.3万多人,我军伤亡4500多人。在敌处优势,我处弱势,有大海阻隔,我军没有军舰,只有木船,而敌人有军舰掩护的情况下,我军实施海南岛登陆作战,是十分凶险的一战。但我军却在这种情况下,一举打败优于我军的国民党军队,歼敌大部,迅速解放海南岛,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我军所打的比较漂亮的一仗。
  李作鹏作为直接指挥这次海南岛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确实为这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李作鹏后来一直把海南岛战役,当作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一笔。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李作鹏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被判刑入狱。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0 17:52:08
  16、 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的磅礴气势跨越长江天堑,一举占领南京,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政权覆亡。随后,人民解放军挥师向华南、西南地区长驱锐进,隆隆的炮声震撼了西南边陲那一片神秘的土地。在雪域西藏,一个阴谋割裂中国版图的阴谋行动正在加紧酝酿。寒冽凄冷的拉萨古城,一些来历不明的外国人频繁出没于西藏地方最高行政当局--噶厦官邸;在豪门大户的深宅密室,摇曳的酥油灯下晃动着憧憧黑影。暗夜中的策划,由春寒料峭一直持续到夏天来临的时候......
  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势力挟着鸦片战争的炮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打开侵入西藏的缺口,他们打着通商的旗号长期从事阴谋活动,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实现其殖民化的迷梦。这一段历史,造成了汉藏之间和藏族内部关系的不融合。早在二十年代,藏传佛教历来遵奉的两大领袖失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不赞同投靠英帝国主义而被逐出后藏日喀则,流亡于青海塔尔寺。西藏地方嗄厦拥戴达赖剌嘛为领袖,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并无改变。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振活佛担任摄政,他承袭了内地中央的历史传统,反对西藏地方与祖国分离,为此受到嗄厦内部亲英势力的攻讦而被迫引退,后遭囚禁遇害。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权力遂由亲帝派摄政达扎活佛把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在南亚的势力迅速衰落,意欲尽快使西藏脱离中国版图,或使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力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为其插手西藏事务提供更多的契机。
  为此,以英、印为背景的各色人物以商务为掩护,活跃于西藏政教上层,利用国共内战的急剧演变来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随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崩溃,商务代办处代表英国人理查逊向噶厦官员捏造说:"拉萨汉人中有党和倾向党的人,留他们在此,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当时噶厦正为如何防止党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由进入西藏而苦无良策,理查逊的怂恿为其指点了迷津。
  1949年7月8日,拉萨街头气氛异常紧张,全副武装的藏军在巴廓街实行戒严。噶厦官员突然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说,由于国共两党内战,国民党军队和官员走到哪里,党就追到哪里,故西藏民众大会(实系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限令办事处全体人员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周之内启程赴印。同时,噶厦还派人捣毁了国民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电台,断绝与内地一切通讯和邮件往来。
  次日,西藏当局经印度噶伦堡将此决定电告国民党政府,声称:"中国国民党与党战争正在进行,凡中国政府官员及其军队所在地,亦即产生共产主义与动乱","为西藏佛法领域长治久安计,吾人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党秘密工作人员"。当时西藏并无党组织的地下活动,西藏当局假此伎俩,妄图断绝西藏与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人民解放军对西藏的解放。
  当时已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虽气息奄奄自顾不暇,仍复电西藏当局指出,这一作法:于法于理殊多未合。但这个陷入风雨飘摇中的所谓国民政府,已根本无法维持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不得不在西藏当局限定的期限内,令其驻藏人员及眷属、夫役等 200余人,分三批取道印度返回内地。其他在拉萨的汉人,包括商人、学校教师、医务工作者、寺庙杂役等,甚至连汉籍喇嘛,也悉数被逐。
  西藏当局的"驱汉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西方通讯社乘机鼓噪,遥相呼应。美国合众社电讯说:"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
  "英国路透社专稿称:"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在帝国主义势力参与下,拉萨原有通讯联络电台一变为"西藏广播电台",昼夜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属于过中国。"噶厦当局公然草拟了所谓《西藏独立宣言》,准备派员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值此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西藏上层集团加快了与祖国分离的步伐,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严重危机。
  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发生着历史转变,以谋求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党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1949年 9月2日和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
  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策划下发动的,其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然而,中国任人宰割的时代行将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这是正在接收全国政权的中国党人对西藏问题明确提出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主张。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1 06:26:33
  17、挫败西藏“亲善使团”的分裂活动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西藏独立"阴谋,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尤其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对此分裂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藏民族两大主教之一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居留地青海致电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盼西藏早日解放。11月,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人士"热振派"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了中央代表,痛陈西藏当权者迫害爱国势力的暴行,敦请人民解放军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十分关心100万藏族同胞的命运。开国大典后不久,主席、朱德即明确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够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到1950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完成了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挺进,凡四 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诸省境内的藏族聚居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并陆续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祖国大陆尚未解放的国土,只剩下西藏这最后一个省份。
  可是,封闭在雪山高原的噶厦地方政府,却置藏民族的前途命运于不顾,摄政达扎等人伙同理查逊和美国神秘人物劳尔•汤姆斯密商,策划组织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请求援助。1950年 1月14日,合众社伦敦电讯首次向外界披露:"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这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密切关注,也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
  1 月20日,新华社发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谈话,严正驳斥了这种分裂祖国的背叛行为,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一铁的事实,申明拉萨当局根本无权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要求拉萨当局在西藏人民成为祖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的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同时,向有关各国发出严正警告:"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1 月3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代表西藏爱国人士致电主席、朱德总司令,谴责拉萨当局的倒行逆施,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2 月,康藏甘孜、芒康地区的藏族上层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等,派出代表前来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进一步表达了藏族各界人民要求解放西藏,并统一于祖国大家庭的迫切愿望。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藏族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英、美等国出于各自利害的考虑,表示不能接待西藏代表团。所谓"亲善使团"只到达印度便无疾而终,未能到英、美等国进行非法活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1 06:28:14
  非法派遣对外使团的分裂活动被挫败后,拉萨当局仍迷途不返,他们对来自中央的警告和规劝充耳不闻,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那世界屋脊下的雪域之乡, 凄厉的法号撕裂了阴霾的天空,各大寺院幽暗的庙堂里,诅咒汉人解放军的咒经不绝于耳。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的人数骤然膨胀了一倍。大批美式武器装备经印度加尔各答源源运到拉萨,足够装备起 10000人的军队。在通往藏东的古驿道上,日夜兼程的藏军和辎重车卷起滚滚的烟尘。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特务福特,在昌都藏军兵营里架设了电台,神秘的电波时断时续地穿透诡谲的夜空......西藏--这片喜马拉雅山下古老神奇的土地,环绕3000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遍布原始森林、蕴藏无数宝藏的雪域之乡,成为西方敌视中国的势力争相插足制造民族纠葛的策源地,也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统一--这个含有同宗同源,共存共荣,生息繁衍,长期融合等深邃底蕴的历史文化主题,在旧中国灭亡、新中国诞生的社会转型期,十分严峻地摆在有着五千年民族融合史的中国人民面前。在建国之初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实现全国大陆的统一,提上**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1 11:23:38

  18、进军西藏的战略决策

  开国大典以后,主席于日理万机之中,始终关注着西藏高原上瞬息变化的政治局势。
  11月23日,主席就解放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解放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12月中旬,主席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启程赴莫斯科访问,在旅途上仍惦念不忘祖国大西南边陲那一块动荡不宁的国土。当呼啸的专列途经满洲里时,主席思虑已定,提笔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并转告邓**、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负责人,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意见。到达莫斯科后,主席一面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一面利用间隙批阅彭德怀关于西藏情况及进藏路线的电报。
  1950年元旦过后第二天,主席即给中央、彭德怀复电并转发邓小 平、刘伯承、贺龙三同志,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责",要求于最近期内,"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西南局很快讨论拟定以二野第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军长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
  1月10日,远在莫斯科的主席根据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新中国,对于进军西藏十分有利的情况,复电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完全同意刘邓所报进军西藏的计划,要求西南局迅即成立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限期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等工作并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
  西北局则负责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就这样,在1950年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向雪域高原西藏进军的战略决策,在主席访苏期间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有关中央局负责人之间电报频繁往还之间,正式地确定下来。举凡进军西藏的时间,兵力配置,应先机占领哪些前 沿地带,如何修筑道路,怎样训练藏族干部等细节问题,主席在远方都一一考虑到了。
  1 月24日,中央批准成立了以张国华为书记的**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根据中央决策,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在重庆会见了18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等领导干部,详细分析了西藏形势,具体布置了进军任务。
  邓 小 平强调指出: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据此,西南局正确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向西藏进军的指导原则。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布《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勇敢地完成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进藏部队普遍进行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开展了学习藏文、藏语和西藏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的活动;同时,进行在高寒地区行军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并投入相当大力量修筑进藏公路,筹措和抢运军需物资。经过多方面的准备,西南军区进藏部队分别从康西、川中、滇西出发,于10月初陆续到达康藏交界处的甘孜、邓柯、德格一线,直逼藏东重镇昌都。
  西北军区密切配合,派出青海骑兵支队和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进至青藏交界的玉树和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此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1 18:47:52
  19、和平谈判一波三折

  向历史上长期封闭的内陆省份西藏进军,必然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对此,**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指示有关部门尽量收集西藏情况,邀请藏族知识分子座谈,组织西藏问题研究会,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西南局还专门请来大学教授,调查研究西藏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并向中央提出具体建议。邓**在听取进藏部队的汇报时强调说:"我们进军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族宗教特点的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清楚了再办事"。遵照这一指示,18军前敌指挥部进至西康地区后,即实地考察康藏情况,广泛收集资料,了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并相应制定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等,把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团结上层人士放到极为重要的地位,真正做到"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在汇集和详细研究了各个方面情况之后,中央认为: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下,西藏上层集团已开始分化,亲英势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恃无恐。在政教界颇有影响的三大寺不赞成打仗,上层爱国力量在逐渐发展,下层人民则渴望解放,这表明,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比较以前增长了。为此,中央提出在对西藏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争取实现和平解放的方针。
  5 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 "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实行这一 方针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实现这一方针,将有助于加强汉藏民族团结,有利于西藏社会稳定。 在重庆嘉陵江畔的曾家岩,**中央西南局所在地,邓**伏案疾书,代中央起草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5 月29日,**中央批准同意邓**草拟的 十项谈判条件。这十项条件,当时通称"十大政策"或"十大公约"。它体现了中 国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是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和指导进军行动的基本依据。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下,中央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充分作好进藏准备,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由于当时西藏与内地断绝了通邮与电讯联系,寄信都要绕道印度,要把和平解放西 藏的方针政策传达到拉萨,并非易事。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少数民族节目,直接用藏语广播《共同纲领》、中央对西藏的十大政策以及新华社有关社论,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关怀。在西藏上层有不少弟子的喜饶嘉措大师等爱国人士,也通过发表广播讲话,托人带信等方式,呼吁达赖喇嘛勿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速派代表赴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这些努力,在西藏上层集团内部 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中央还通过宗教界爱国人士自发组织劝和团,设法前往拉萨直接做达赖喇嘛的工作,表明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真诚愿望。
  但是,西藏少数分裂主义者把持噶厦政府,仍继续同中央顽固对抗。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西藏当局原于1950年 2月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印度噶伦堡,竟然荒谬地以西藏"外交代表"的名义要求与中央政府在香港谈判"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复函严正指出:"只能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方面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作西藏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两次会见西藏代表团官员夏格巴等人,阐明中央的立场及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要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该团接噶厦密电称难以接受中央的条件,就借口要派人回拉萨请示,故意拖延时间,以达到迟滞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的目的。 对于受中央委托赴西藏劝和的代表团,噶厦政府用尽了阻挠、拦截直至加害等各种手段。当年春夏之交,康藏甘孜白利寺著名的爱国活佛格达致电朱德总司令,主动请求去拉萨促进和谈,朱德复电请他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
  格达活佛为西藏早一日祥和解放所激励,毅然于 7月10日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的身份,从甘孜启程赴西藏。格达活佛一行携中央的十项条件,沿途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中央的政策,以亲身所见介绍人民解放军尊重藏民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的事实,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以解放军为敌。7 月24日,格达抵昌都,向拉鲁总管说明来意,并写信给拉萨的熟人旧友,表示即将前往促进和谈。格达入藏劝和的爱国义举,在西藏僧俗各界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帝亲分裂主义势力的忌恨。噶厦密示务将格达提留于昌都,不准继续西行。昌都的分裂主义分子伙同英国特务福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在茶水里下毒,致格达饮茶中毒后将他软禁,不准与随行人员和善男信女接近。格达活佛在生命垂危之际,仍表示死而不悔,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活佛,以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这更引起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恐惧,再次暗下毒药。
  8月22日,格达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圆寂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其状惨不忍睹。格达活佛的被害,实为一桩于教于法于理均不见容的暴行,立刻激起西藏僧俗民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与昌都隔江相望的18军进藏部队指战员,更是群情激奋,纷纷请战。三天之后,中央军委批准了西南局关于10月中旬占领昌都的作战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了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局势的发展证实了主席所言:解放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集结于康藏金沙江东岸的人民解放军官兵,枕戈待旦;解放全国大陆的最后一战,只待扣弦即发......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2 06:20:02
  20、昌都之战

  位于澜沧江上游两大支流交汇处的昌都,是由川康入藏的必经之路,也是藏东扼进藏南、北、中三路的咽喉要道。噶厦在昌都设置了总管署,并陆续向这里增兵。
  藏军全部17个代本(团)中,号称能征善战的10个代本基本上被调至藏东,并配有英 美式武器装备,加上民兵共计8000余人,分别部署在以昌都为中心的金沙江西岸地 区,企图依仗其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主席密切注视着国际上围绕西藏问题的新动向。鉴于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唯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也改变了不允许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态度,主席认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为此,他在审阅昌都战役计划时,指示西南局一方面要对藏军的战斗力有足够的估计,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并保证到昌都的公路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另一方面,在占领昌都后,暂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方面表示和平解决的好意。
  这是一个"以和为上,以打促谈"的精心部署。 昌都战役部署就绪后,主席在8月29日的一个批示中,让外交部向印度方面透露: 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希望西藏代表团能于9 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并请印度政府给予可能的协助。
  正所谓有言在先,莫谓言之不预也。 从早春到仲秋,北京一直耐心等待西藏当局醒悟,希望他们能自己敞开谈判的大门。
  可是,拉萨的真实意图不过是打着"谈判"的幌子,欺骗世界舆论,延宕对西藏的解放。尽管中央通过新任驻印大使袁仲贤,再三敦促西藏代表团在规定期限前至京,夏格巴等人却依然滞留印度,迟迟不来北京。然而,等待不是无限期的。
  进军行动从任何角度讲都不可能再推迟。在中央对西藏当局的政治争取做到仁至义尽之后,必须采取必要军事行动,对集结于昌都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藏军给以坚决打击。
  为了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早日进行谈判,人民解放军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0月 6日发起昌都战役。按照预定计划,进藏部队分南北两线作战。
  北线集中 4个团的兵力,由邓柯一线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分头向昌都攻击前进;其中 1个团协同由玉树南下的青海骑兵支队,向昌都以西实行千里迂回。
  战士们冒着冰雪严寒,翻山越岭,不顾空气稀薄、饥饿掉队,以连续数十小时的急行军,进至昌都西北要隘类乌齐,继以骑兵向南急驰,先敌一步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撤退路。
  南线解放军2个团由康西巴安渡过金沙江,迅速攻克盐井、 宁静,直出邦达、八宿,堵住藏军南逃察隅之路。 人民解放军神勇渡江的消息,使昌都城陷入一片混乱。
  在寒冷的昂曲河边,法号呜咽,鼓钹齐鸣。这一片喧嚣混乱的局面,在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噶伦心头激起阵阵悲怆。他受命到昌都之前,就曾主张去找解放军谈判,却并不为噶厦所接受;他不得不于 8月29赶到昌都赴任,先是巡查江防、考察民情,再次向噶厦建议:"藏汉双方最好和平解决",藏军"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但是, 噶厦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使他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10月12日,藏军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部400人在昌都以南的宁静宣布起义。 消息传来,如雪崩一般动摇了昌都藏军的军心。眼见解放军已形成钳击昌都的态势, 类乌齐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骑兵,早就不愿抵抗的阿沛总管决定弃城,率藏军 4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卫队于19日退出昌都,向恩达撤退。
  当发现西撤拉萨之路已被解放军切断时,藏军急忙改道向南,又被抢先抵达宗驿山的解放军截断退路。 20日,阿沛•阿旺晋美噶伦毅然宣布起义,命令所部2700余名官兵停止抵抗,向解放军投诚。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消灭藏军(包括争取起义)5700余人, 约占藏军总数三分之二,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 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昌都战役的胜利, 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企图以武力顽抗的迷梦,加速了西藏上层集团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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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2 15:11:33
  22、和平解放西藏 统一祖国大陆(1)
  北京--拉萨,系着中华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祖国大家庭的团圆近在咫尺,而地缘上的距离在没有通航的当时条件下,却显得那样遥远。 1951年 2月,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为全权代表,由亚东经印度转道进京。
  3月17日,阿沛一行3人在数千军民的夹道欢送下离开昌都,骑马踏上了万里行程。经甘孜、过雅安,历时一个月,于 4 月16日到达重庆,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的接见。稍事休息后,代表团成员乘飞机经西安赴京,后因北京连日风大,临时安排在西安换乘火车,于 4月22 日傍晚抵达北京。在北京车站,阿沛等西藏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热烈迎接。鲜花、儿童的簇拥和中央领导人的亲切问候,使刚刚踏上北京陌生土地的西藏代表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和浓浓的春意。4 月26日,北京又迎来了从亚东取道印度飞香港、再转广州北上的西藏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达旦及随行的翻译。至此,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已汇聚北京。 在达赖喇嘛已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的情况下,为了有助于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中央还同时邀请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来京,以便就近协调西藏地方内部各派关系问题。4 月27日晚,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偕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一行45 人,经由西安乘飞机到达北京。
  4 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举行第一次谈判,讨论洽谈的程序和步骤等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为李维汉,全权代表为张经武、张国华、 孙志远。李维汉开篇头句话就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5月1 日,中央邀请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阿沛和班禅登上天安门城楼友好见面,并一同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 5月2日,谈判继续进行,集中商谈西藏方面顾虑最大的解放军入藏问题。李维汉首先阐述了为保卫国防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而必须进军的道理,指出清代的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并早有先例,这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又不欢迎强有力的解放军去保卫国防, 岂不是一个矛盾!西藏代表表示承认上述矛盾,请中央确定进军人数、时间、路线、 驻防地等,以便向噶厦汇报。 5月7日第三次谈判,中央代表明确表示:进藏的部队是一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拉萨只驻少量部队,藏军的改编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届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加以照顾。西藏代表对此表示满意,进而就中央关于和谈的"十条公约"提出一些疑问,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条,与西藏现行制度和达赖地位不予变更这一条,精神是否一致?关于改革西藏旧有制度一条,可否改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再和人民商量",等等。 5 月10日,举行第四次谈判。中央代表发言,详细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强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政策,而西藏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情况决定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2 20:19:45
  23、和平解放西藏 统一祖国大陆(2)
  假使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由你们自己去作。中央指的是可以不变更。所以,这两条并不冲突。西藏代表听过解释后,表示对"十条公约"再无其他意见。 和谈一开始,双方代表就把主要不同观点摆在桌面上,开诚布公,反复协商,努力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契合点。接下来谈判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问题。"天上有太阳、月亮,地上有达赖、班禅。"藏族的这个民谚,反映了班禅在西藏地方仅次于达赖的崇高地位。可是,由于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历史裂痕尚未弥合,噶厦政府并不承认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 西藏代表提出,和谈是讨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 为此,整整一个星期,谈判陷入僵局。 当时遍查各种历史封册,确无有关十世班禅的文本。李维汉即着令有关部门迅速搞清班禅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几经查询,班禅堪布厅的官员出示了前国民政府李宗仁代表总统1949年6月3日在广州颁布的册封:"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 灵异夙宿,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 德尼。"
  据查,当时国民政府虽自顾不暇,还是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这一纸封文,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5 月16日举行第五次谈判,中央代表摆出十世班禅受前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的事实,西藏代表不能不表示承认。次日,阿沛等 5位代表接受李维汉的建议,前往畅观楼拜见了时年只有14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并按照当地习俗毕恭毕敬地行了大礼。 5 月19日举行最后一次谈判,中央代表说明了协议中列入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西藏代表表示同意。
  至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全部有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经过二十多天和谈双方的共同努力和诚恳协商,5 月23日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24日,主席在怀仁堂亲切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主席发表讲话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
  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得到发展和进步。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 藏,巩固国防。西藏原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原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
  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
  这个协议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正确地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的签定,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
  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取道香港、印度到亚东,会晤了达赖喇嘛,向他面交了协议的抄本和主席的亲笔信,并详尽阐述了中国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经嘎厦召集全体僧俗官员及三大寺代表讨论了协议内容,于10月24日致电主席,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主席复电表示欢迎。
  为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照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进藏部队沿途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习俗,一路翻越丹达山、冷拉山等十余座终年积雪的大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数十条湍急河流,穿过大片原始森林、沼泽,战胜严寒缺氧等重重困难,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历史壮举。
  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策划西藏独立的迷梦,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事业,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 雪域西藏,迎来了融入祖国大家庭怀抱的第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3 17:26:15
  【卷3】学习苏联老大哥


  1、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世界上有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一个是以苏联{1}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成员有东欧、越南、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国家;另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其成员有西欧、北美、日本、韩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建立后,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尊奉苏联为“老大哥”。
  新中国建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第一个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苏联的带动下,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纷纷和新中国建交。新中国成立仅两个多月,毛泽东主席就访问苏联,和斯大林会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也是他一生唯一去过的外国。中国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广收会员。燕山老人在《残年琐忆》记载:他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就成了“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胸前佩戴者金属制作的会徽,好不神气!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苏坚如磐石、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等,是建国初期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当时,流行许多歌颂苏联、歌颂苏联领袖斯大林、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比如,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小鸽子》的歌词是这样的:“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您,因为有了您的领导,我们才能得胜利。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苏联去。见了斯大林,就说我们谢谢您,因为有了您的帮助,我们才能得胜利。”
  那时候,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小说等,都在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人民过着“天堂”般的幸福生活:“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点灯不用有油,耕地不用牛,走路不用小心,苹果碰了头”。
  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个年头里,引进了多部苏联影片。有一部影片的中文名称为《幸福的生活》,描写了苏联农村建立了集体农庄,耕作都是机械化,粮食大丰收,庄员们生活幸福,载歌载舞,谈情说爱,进入了“人间仙境”。这部电影的开篇和结尾都是收割机在麦浪中穿行的壮观场面,展现了农民在劳作中歌唱着、欢笑着庆祝丰收的场景。《大众电影》等杂志上为中国观众介绍这部电影的文章,以“我们的明天”作为标题。这部电影的具体内容这里就不讲了,仅介绍两首电影插曲,让读者从中领略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
  插曲之一:《红莓花儿开》。歌词是这样的:
  (1)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他对这桩事情一点儿不知道,少女为他思恋为他日夜想,
  (2)河边红莓花儿已经凋谢了,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
  少女的思恋一点儿没减少!少女的思恋天天在增长,
  我是一位姑娘怎么对他讲?没有勇气诉说,我尽在彷徨,
  让我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让我的心上人自己去猜想!
  插曲之二:《丰收之歌》
  (1)古班河上风光好,清清流水起浪潮,流水起浪潮。金色麦浪起伏不停,古班草原真热闹。我们是耕田能手,我们计划做得周到。要使古班打下的粮食,挤满仓库还装不了。
  (2)日出之前我们劳动,劳动在这大地上,在这大地上。要使我们的农庄庄员,热爱我们的农庄。要使我们所有的姑娘,个个可爱又坚强。要使年轻力壮的哥萨克,长得结实又粗壮。
  (3)好好把粮食打下来,一颗谷粒也不丢,一颗也不丢。我们团结,我们友爱,我们是能干的收割手。装好一车一车的粮食,沿着大路运到城市。我们的集体农庄,不会对祖国欠下账。
  (4)我们劳动生产粮食,不是为了的奖赏,不是为得奖。我们劳动生产粮食,为了争取荣光。如果因为我们丰收,发给我们奖赏,我们大家并不决绝,我们说这很应当。
  (副歌)快收割,快装上车,快装上车,快快收割完毕!啊!我们的丰收,我们的丰收,我们富饶的丰收!大丰收!
  看着这样的电影,听着这样的歌声,农民们,尤其是男女青年农民们,对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多么羡慕、向往啊!他们由衷地想学习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憧憬着幸福的明天。
  1949年11月,《人民日报》用半个版面刊登来自苏联的描绘工人、妇女备战和生产场景的图片:一位年轻妇女手里捧着稻谷、克里姆林宫、一个小生产队青年男子微笑地站在一架喷烟吐雾的织布机前、一座巨大的水坝、孩子们穿着跳舞的服饰(斯大林的肖像作为背景)与一个微笑着看着他们的弹着钢琴的女辅导员、一架联合收割机穿过浓密的麦田的丰收景象。在中间位置是一个强壮而坚定的妇女与其背后的兵工厂对应……。有许多地方举办关于苏联的展览,不少图片展示着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比如,一组图片详细展示一个苏联普通家庭,拥有6个房间,还有车库和花园。看到这样的宣传图片,广大从来没有出过国门的干部和老百姓,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世界上最美好的制度,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就是苏联人民的生活。
  苏联是新中国的靠山,是最可靠、最要好的朋友。美国则是新中国最凶恶的敌人,被称为美帝国主义。国共内战时期,美国大力支持国民党,妄图消灭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建国初期,新中国和美国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因此,在宣传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制度好、苏联人民生活幸福的同时,极力宣传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坏,资本家如何可恶,美国人民如何受到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在盼望中国革命人民去解救他们,等等。
  注释:
  {1}苏联全称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由俄罗斯及其周边十几个小国组成的联邦制国家。1922年12月30日成立,横跨欧亚大陆,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是一党执政的国家,党的首脑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政府首脑是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这两个职务都由斯大林担任。苏联奉行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计划经济政策。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20世纪是与美国并列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主体由俄罗斯联邦继承。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06:40:28
  2、学习苏联老大哥
  对苏联人民“幸福生活”的宣传,激发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崇敬、羡慕和向往,中国领导人推行的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潮流,很容易被普通百姓接受。因而,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大陆掀起一股尊崇苏联、学习苏联的热潮。从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到百姓的穿衣发型,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服装成为当然的革命象征,深深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布拉吉”和“列宁装”就是当时城镇居民最流行的服装。城镇有童谣唱道:一进堂屋亮堂堂,房里摆的大花床,姑娘穿的“布拉吉”,小伙子穿的“列宁装”。
  布拉吉,是俄罗斯语“连衣裙”的译音,这是苏联女子的日常服装。从苏联传入中国的“布拉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宽松的短袖、褶皱裙、简单的圆领、碎花、格子和条纹,腰际系一条布带。身穿“布拉吉”的援华女专家,和穿着“布拉吉”的苏联女英雄卓娅,成为中国妇女和姑娘们模仿的偶像,“布拉吉”也因此成为50年代大陆最流行的女性服饰之一。大街小巷、建设工地,上至知名女性,社会名流,下至基层女工、女学生,都喜欢穿“布拉吉”,甚至幼儿园的小女孩也会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布拉吉”。
  “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它的式样为西装开领,双排扣、斜纹布的上衣,有单衣也有棉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腰中束一根布带,各有三粒纽扣。“列宁装”开始本是男装上衣,在中国却演变出女装。“列宁装”一时成为政府机关女干部的典型服式,因此也被称为“干部服”。穿“列宁装”、留短发,是那时年轻女性的时髦打扮,看上去朴素干练、英姿飒爽。上海著名配音演员苏秀在《我的配音生涯》一书中回忆难忘的“列宁装”:“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24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然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1}
  那时,市场上有很多苏联花布(图案是鲜艳的花格子),政府号召人们购买,因此也叫做“爱国布”。城镇的男青年(工人、干部、学生等)中,流行穿用苏联花布做的翻领花格子衬衣。
  城市里新建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都是学习苏式建筑的样子,弄得方方正正,黑黑灰灰,窗户狭窄,像重叠在一起的巨型火柴匣子。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还保留着50年代修建的许多这样的楼房。
  当时,学校图书馆中陈列的外国书籍,主要是翻译的苏联作品和俄罗斯古典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雅和苏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等苏联小说,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书里的主人公保尔、卓雅和马特洛索夫,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有些学校的班级,就用这些英雄的名字命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保尔的一段话,写进了中学语文课本,成为中学生人人都能背诵的名言警句。这段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此外,高尔基、托尔斯泰、契科夫、普希金等人的著作,也很流行。不少苏联作品(或其片段)被编入学校语文课本。
  大批的苏联专家来到新中国,工矿、国防、科研、文教等各个领域都有苏联专家帮助搞建设。苏联专家带来了苏联的先进经验,也带来了苏联“模式”。从建国初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所走的道路基本上都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同时,极力清除美国在各个方面的“流毒”和影响。例如,把穿西服、打领带、穿旗袍、戴首饰、涂嘴唇、描眉毛、烫发等等,都看成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给予批判和排斥;西方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资产阶级唯心论”,被全力批判和清除;过去翻译过来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小说、戏剧、诗歌以及歌曲、电影等遭到全面清剿。
  注释
  {1}《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 作者陈煜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27/18/5HO9VUVO00011HJ4.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12:15:53
  3、教育“全盘苏化”
  民国时期的教育,都是仿效美、英教育制度,大学的学制、院系组织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学,大学的教授与领导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英美教育的特点是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强调自由、独立发展。“学术自由”与“教授治校”,是办学的主导精神。大学格局多样化,有国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有许多外国教会办的著名大学,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结束之后,立即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即把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完全废除,代之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用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的话来说,就是“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1}
  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下,大学的院系调整完全照搬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列举几点如下:
  (1)大学全部公办(国办),取消私立学校,不允许私人办学。原来的私立大学全部并入公立高等学校。
  (2)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加强师范院校,缩减综合性大学,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一些人文社会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被视为是“资产阶级毒素”,全被被取消,财经与政法学科也被削减;文科类学生人数大幅度减少。院系调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文科在校学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国家。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3)设立政治思想教育课程。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把政治思想教育课程列为公共必修课。这些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联共党史(苏联共产党历史)等。
  (4)高等学校招生、教学和分配列入国家计划,即由国家统一招生、统一制定教学计划、教育大纲、编写教科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从此,高校丧失了办学自主权,大学毕业生们端起了“铁饭碗”。
  (5)国家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大学其他学科也都采用苏联教材。
  (6)批判杜威等欧美国家的教育理论,树立起苏联教育理论的权威。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成为指导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
  (7)院系调整前,大学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英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
  (8)解放前,大学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学苏”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
  (9)教育为工农子女开门,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
  中小学也学习苏联老大哥。这年,不仅将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为公立,连私立小学、中学也开始改为公立。中小学教育教学也要以苏联教育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指导理论,小学由学制六年改为“五年一贯制”,中小学的考试计分,由百分制改为“五分制”,等等。
  黄天骥先生回忆说:在中学六年,我们学外语,上的是英语课。可是,在大学,英语被取消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本来,斯大林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谁知道,那时实际上是把英语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生统统改为学俄语。于是,我们从俄语字母学起。俄语较难学,有些字母要喷着气流冲打舌尖,发出颤音,舌头粗的人,当然更不易掌握。一时间,在校园,在宿舍,像赶毛驴那样“得……”的颤音,响成一片。……我们这批在解放初上学的大学生,成了学外语的夹生饭,成了教育上“一边倒”的牺牲品。到现在,我除了记得俄语中的几个单词,像“他哗哩殊”(同志)和“哈噜梳”(好)之类,其他则统统交回给老师。{2}
  大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学的是“联共(布)党史”,实际上讲的是苏联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斗争史。我们这群刚从中学里来的学生,对苏联的印象尚且模糊,哪能弄清 苏联党内两条路线斗来斗去的情况?于是,教科书上怎样说,我们便怎样听,每到“课堂讨论”,或是照本宣科,或是信口胡柴。看来,苏联大一的学生要上这门课,我们大一的学生也就要上这门课。至于学了这门苏共内部的“相斫史”,对中国大学生有什么意义,不知当时教育部门有什么考虑。{3}
  我在上大二时,教育部门推行“五时一贯制”。本来,我们每天早上从八点钟开始,一般上四节课。午饭后午休,下午二时半才又上课。可是,据说苏联的大学,上课时间由上午九时开始,五节课连接着,一直上到下午三点。于是,我们也就“一边倒”,学习他们的“五时一贯制”。在苏联,寒冷的日子居多,“五时一贯制”,减少出门,也许是合适的。而在广州,夏日炎炎,我们依样画瓢,师生们便惨了。一到中午,大家昏昏欲睡。那时课室既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机,每上到第四节课,热气一蒸,同学们的眼皮便互相打架。不过,那时我们都被培养成“驯服工具”,从未怀疑过上头的决定。上头说“一边倒”,我们便“倒一边”,有些人还“倒”得很彻底,甚至在夏天也穿上时髦的乌克兰式服装:高领、大襟、束腰、长袖,以示向“老大哥”看齐。在这样的氛围中,既然上头说要学习苏联的“五时一贯制”,即使我们心里嘀咕,牙缝里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那就耗着吧!“倒”成怎样便怎样吧!{4}
  注释:
  {1}《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院系调整研究之一》作者李杨《开放时代》2004年05期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91&aid=1470
  {2}{4}《建国初学苏联老大哥:大学生统统学俄语》作者黄天骥
  http://www.cqcb.com/cbnews/instant/2011-09-01/1979734.html
  {4}《令人啼笑皆非 建国初高校学苏联的那些事》作者黄天骥
  http://cul.cn.yahoo.com/ypen/20110919/594872.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15:13:40
  4、苏联歌曲风靡大陆
  建国初期,苏联歌曲风靡大陆,课堂上、工厂里、影剧院,到处都能听到苏联的歌声。苏联歌曲旋律优美、情真意切,激荡人们的心弦,曾经影响着中国一代人。
  苏联歌曲有歌颂中苏友谊的,如,《莫斯科-北京》,此歌的歌词是:
  (1)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弟兄,两大民族的友谊团结紧。纯朴的人民并肩站起来,纯朴的人民欢唱向前进,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2)伏尔加河边听到长江水声,中国人民仰望克里姆红星。我们不怕任何战争威胁,人民的意志是强大无敌,全世界赞美我们胜利!我们胜利!我们胜利!
  (3)从没有这样牢固友情,我们的行列充满欢腾。行进的大队苏维埃联盟,坚强的大队苏维埃联盟,并肩前进的是人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中国!
  (副歌)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民在前进,前进,前进!为光辉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为光辉劳动,为持久和平,在自由旗帜下前进!
  人们唱着这首歌,感到无比的胆壮气豪:有了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有斯大林和毛泽东联手,美帝国主义算个鸟!
  有歌唱爱情的,如《红莓花儿开》。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其歌词是:
  (1)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在沙沙响。
  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
  (2)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泛银光。
  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多么幽静的晚上。
  (3)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偷偷看着我不声响。
  我想开口讲,不知怎么讲,多少话儿留在心上。
  (4)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
  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青年男女非常喜欢这首歌和《红莓花儿开》,他(她)们脉脉含情地唱着,藉此传递着爱情的信息。
  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运动。这时,青年们特喜欢唱苏联在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唱着这样的歌曲,一腔热血沸腾,豪气油然而生。有的歌曲把战争和爱情联系起来,恋恋不舍、情意缠绵。下面转录几首歌词如下:
  《喀秋莎》
  (1)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的柔曼轻纱。
  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喀秋莎站在那竣峭的岸上,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
  (2)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的雄鹰。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共青团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我们自幼所心爱的一切,宁死也不能让给敌人。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小路》

  (1)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纷纷雪花掩盖了他的足印,没有脚步也没有歌声。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
  在那一片宽广银色的原野上,只有一条小路孤零零。
  他在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实在叫我心中挂牵。
  我要变成一只伶俐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边。
  我要变成一只伶俐的小鸟,立刻飞到爱人的身边。
  (2)在这大雪纷纷飞舞的早晨,战斗还在残酷的进行。
  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
  我要勇敢地为他包扎伤口,从那炮火中救他出来。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我的小路伸向远方。
  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
  请你带领我吧我的小路呀,跟着爱人到遥远的边疆。

  2013年4月30日星期二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18:47:15
  5、大学生统统学俄语

  原题:建国初学苏联老大哥:大学生统统学俄语
  2011年09月02日08:29南方都市报黄天骥
  [导读]黄天骥:在中学六年,我们学外语。可是,在大学,英语被取消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本来,斯大林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谁知道,那时实际上是把英语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生统统改为学俄语。
  犹记校园“一边倒”
  解放初,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人们提出“一边倒”,也就是倒向“老大哥”苏联一边的意思。
  那时候,我们学习苏联,以为凡是苏联的东西,都是好的。例如在广州,新建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多半会学习苏式建筑的样子,弄得方方正正,黑黑灰灰,窗户狭窄,活像是巨型的火柴盒。至于岭南建筑那种通透明亮的风格,则没人问津了。
  那时的中学生,从未见过苏联人,对苏联也没有多少认识,只知道苏联电影和美国电影大不相同。在解放前,我们到恩宁路金声戏院去看《出水芙蓉》之类的美国电影,当看到银幕上美女的大腿晃来晃去,而穿着比尼基泳衣的艳星爱斯德威廉丝,在水中和俊男接吻,我们这些情窦初开的青少年便心惊肉跳。到解放后,美国片完全绝迹,电影院放的都是苏联片。影片中虽有谈情说爱,却没有接吻镜头,大人们都放心地让青少年观看。从电影里,我们知道了莫斯科有红场,红场上有列宁墓:知道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屋顶,像是几个高矮不等的大小洋葱;又知道了苏联妇女,一到中年,个个发福,肥头大耳,腰圆膀粗,便以为苏联人心宽体胖,生活富足,营养过剩。
  当然,我们也看到许多有关苏联卫国战争的影片,看到红军战士和德国法西斯浴血苦战,高喊着“乌啦”!高喊着“为了斯大林,前进!”跳出战壕,冒着炮火,冲向敌人,我们紧张得手心出汗,也都十分激动。平心而论,俄罗斯民族有很高的文化涵养,像托尔斯泰、普希金的作品,堪称是世界文学的经典。而电影《乡村女教师》、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确实让我们这一代人深为感动,受到了集体主义的教育。
  那一阵,校园里流行的是苏联的歌曲。最初,传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的《祖国进行曲》。当唱到“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唱到“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们也真羡慕苏联有横跨欧亚的国土,觉得苏联很伟大,“一边倒”无可怀疑。
  直到上世纪末,苏欧巨变后,我到黑龙江大学讲学交流,顺便到海参崴(俄语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参观访问。从绥芬河乘火车,到达原属我国盛产海参的城市,沿路看到广袤的“田野和森林”,我才领略苏联的国土为什么会“多么辽阔广大”,懂得所谓“自由呼吸”的涵义。在那里,中国痕迹泯灭殆尽,我只在海参崴“军事博物馆”的出口处,看到还有一张印有汉字的地图,仿佛记录着这块土地原来的归属。当然,在五十多年前,我们是怀着仰慕苏联的感情去唱《祖国进行曲》的。它的旋律,也确实优美动听,唱着唱着,感情也就倒向苏联一边了。
  抗美援朝的战争打响,苏联卫国战争的歌曲更是流行了。我们唱《共青团员之歌》,唱到“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武器”时,便会热血沸腾,仿佛也上了火线。而唱得最多的是《喀秋莎》和《小路》,那“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佑护着他”,以及“我要沿着这条弯曲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的歌词,让我们这些处在青春期的学生,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发现原来战争可以和爱情挂钩!这时,嘴里唱的是“主旋律”,心里却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颤动。
  直到今天,若是老一辈的人去唱卡拉O K,点唱《小路》、《莫斯科的晚上》之类苏联歌曲,尽管白发苍苍、嗓音喑哑,还会唱得如痴如醉、心旌动摇。我相信,浮现在他们心上的,未必是早已飘远的硝烟,恐怕更多是那稍带忧郁的旋律,和那缠绕着情丝别绪的词句,勾起了他们对青春和爱恋的美好回忆。
  艺术的力量是神奇的,那一代年轻人接受“一边倒”的教育,就从接受苏联的文艺作品开始。
  等到上了大学,我对教育领域的“一边倒”,领略更多了。
  在中学六年,我们学外语,上的是英语课。可是,在大学,英语被取消了,外语课学的是俄语。本来,斯大林说过:语言没有阶级性。谁知道,那时实际上是把英语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学生统统改为学俄语。于是,我们从俄语字母学起。俄语较难学,有些字母要喷着气流冲打舌尖,发出颤音,舌头儿粗的人,当然更不易掌握。一时间,在校园,在宿舍,像赶毛驴那样“嘚……”的颤音,响成一片。不过,有些学科,运用俄语的机会实在不多,尽管不少同学的考试成绩也获得优等,但很快便忘得精光。等到在上个世纪“大跃进”以后,我们和苏联逐渐闹翻,外语课也开始松动,学生可以任选英语或者俄语了。只是我们这批在解放初上学的大学生,成了学外语的夹生饭,成了教育上“一边倒”的牺牲品。到现在,我除了记得俄语中的几个单词,像“他哗哩殊”(同志)和“哈噜梳”(好)之类,其它则统统交回给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政治课,学的是“联共(布)党史”,实际上讲的是苏联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斗争史。我们这群刚从中学里来的学生,对苏联的印象尚且模糊,哪能弄清椘苏联党内两条路线斗来斗去的情况?于是,教科书上怎样说,我们便怎样听,每到“课堂讨论”,或是照本宣科,或是信口胡柴。看来,苏联大一的学生要上这门课,我们大一的学生也就要上这门课。至于学了这门苏共内部的“相斫史”,对中国大学生有什么意义,不知当时教育部门有什么考虑。后来,我们自己也“相斫”起来,特别到“文革”时期,校园里盛行路线斗争,天天“斫”个不停,这不知是否受惠于学了《联共(布)党史》?
  我在上大二时,教育部门推行“五时一贯制”。
  本来,我们每天早上从八点钟开始,一般上四节课。午饭后午休,下午二时半才又上课。可是,据说苏联的大学,上课时间由上午九时开始,五节课连接着,一直上到下午三点。于是,我们也就“一边倒”,学习他们的“五时一贯制”。
  在苏联,寒冷的日子居多,“五时一贯制”,减少出门,也许是合适的。而在广州,夏日炎炎,我们依样画瓢,师生们便惨了。一到中午,大家昏昏欲睡。那时课室既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机,每上到第四节课,热气一蒸,同学们的眼皮便互相打架。不过,那时我们都被培养成“驯服工具”,从未怀疑过上头的决定。上头说“一边倒”,我们便“倒一边”,有些人还“倒”得很彻底,甚至在夏天也穿上时髦的乌克兰式服装:高领、大襟、束腰、长袖,以示向“老大哥”看齐。在这样的氛围中,既然上头说要学习苏联的“五时一贯制”,即使我们心里嘀咕,牙缝里却不敢说半个“不”字。那就耗着吧!“倒”成怎样便怎样吧!
  “贯”了几周,日子实在难捱。中午十二点一过,肚子折腾还在其次,硬撑眼皮更让人苦不堪言。有一次,我们班里一位姓熊的大胖子,实在抵挡不住瞌睡虫的诱惑,竟在座位上打起鼾来。同学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授课老师便走到了老熊身边,拍醒了他。他睡眼惺忪,挣扎着坐好,也一脸尴尬。谁知老师转身回到教坛上,才讲了几句,那老熊鼾声又起。这一回,吼得更惊人,呜呜焉,吽吽焉,嘶嘶焉,活像雨后池塘响起的蛙鼓。同学都想笑,又不敢笑。老师没有办法,他也理解学生的“睏”难,只好特许老熊站着听课。当老熊站了起来,很不好意思地揉看“熊眼”时,课堂上的笑声,像火山一样爆发,同学们这才睡意全消。这样的学法,效果如何,可想而知。幸而校方也算明智,“五时一贯制”只推行过一个学期,不久又恢复了午休制度。
  其实,苏联的教育体制,也有不少可资学习之处。它的教育思想,秉承老欧洲的传统,注重学科的系统性以及相互的关联性,注重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否则,苏联也不可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科学家,把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搞上天去,让美国佬既惊且妒。当然,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让其教育体制,弊陋丛生。
  那时候,我们在教育体制上最重要的“一边倒”,是学习苏联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做法,这也是当时我们实施计划经济必然孳生的产物。说实在的,在解放初,年轻人对毕业分配是欢迎的,因为上了大学,意味着有了铁饭碗,不会出现解放前“毕业即失业”的狼狈,因而这被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但是,当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做什么工作?到什么地方工作?当事人是绝对没有选择余地的。如果不服从分配,那么,就意味着一辈子失业。
  按照苏式计划经济的做法,每年的招生人数,是根据各部门四年后的需求人数,进行有计划的安排的,这叫做“一个萝卜一个坑”。问题是,计划是否订得准确?客观形势是否有变化?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所谓“计划”,不可能不是主政者的主观设定。而主观与客观、供与需的关系,实际上并不一致。结果,部分毕业生能够分配到和专业对口的工作,而许多人,则往往被乱点鸳鸯谱,随便安插。于是,人们只能各安天命,而对社会则造成了很大的人才浪费。
  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我们有一位生物系学生,毕业时,被分配到水产部门工作。起初,他颇为高兴,因为水产,毕竟和他学过的动物学有所联系,或可以研究鱼虾的养殖,不至于学非所用。谁知道,他到了水产部门,却被安排到其属下的供销机构;供销总部人员已满,便把他下放到供销社,又谁知这供销社主要是经营咸鱼的买卖。咸鱼曾经是生物,和这生物系的毕业生也沾上点边,于是,负责人便让他去卖咸鱼。类似这样的情况,所在多有,真令人哭笑不得。
  日子过得飞快,五十年过去了。李商隐在《锦瑟》一诗中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年一柱思华年”。当年,我们这一代,一面兴兴头头地“一边倒”,一面在心中又有说不清的滋味。有时,我们有所怀疑:有时,又反怀疑自己的怀疑。在这里,我无意评述“一边倒”的成败利钝,只想说,我们真像是李商隐诗所写的那样:“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题签:吴瑾) 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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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6 12:46:40
  8、城市到处是“苏联式建筑”
  建筑围圈起城市空间,并不能左右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却能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哪怕《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雁南飞》和黑啤等都不能帮人们找回记忆,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那些“苏联式建筑”一直在“说话”。
  1950年代,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在苏联“老大哥”的经济援助下,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开始了全面“工业化”的步伐。“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遍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几十座城市。中苏关系恶化后,苏方设备、人员都撤走了,但厂房、住宅楼、公共建筑却落地生了根,周身带着“苏联”余味,成了人们口口相传的“苏联楼”、“苏式楼”。
  这些已过半百、不少将近花甲的“苏联式建筑”,就像从那个时代走来的老人一样,讲述着红色岁月里的过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要说在南京路附近,几乎整个上海市区的人们都能在晚上准确地捕捉到一颗熠熠的红星——中苏友好大厦尖塔顶端的红色五角星。中苏友好大厦现已更名为上海展览中心(延安中路1000号),从1955年3月竣工至今,刚好走过一甲子。虽已不复当年的风发意气,但作为1950年代上海兴建的第一座大型建筑及第一个展览馆,它在上海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大厦连塔总高109米,打破了国际饭店(83.8米)的纪录,成为上海新的制高点。当时建筑界还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楼宇高度都不能超过苏联“老大哥”的这颗红五星。

  1955年3月初,中苏友好大厦按时完工。整个楼群呈现俄罗斯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局部糅合了巴洛克艺术特点,上海美协的艺术家们设计制作了大量繁琐、华丽的雕刻、花饰。
  10个月建成中苏友好大厦,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1955年3月15日,全部1万多件展品布置完毕。展览盛况空前,娄承浩至今都记得去观展的情景:“排队排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全城倾巢出动了。看了也真是感慨,都说社会主义好,怎么好呢?就是苏联这样子。”
  自此,中苏友好大厦成了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是游客心目中的著名景点。经由明信片、文具盒等一系列文化衍生品,其形象走出了上海,甚至走出了中国。中苏友好大厦的功能也从举办展览向召开重大会议拓展。
  1968年,中苏友好大厦改名为上海展览馆,1984年改现名上海展览中心,之后还入选1949—1999年“上海十佳建筑”和“建国五十周年十大金奖经典建筑”。
  当然,全国各地多的是叫不出名的“苏联式建筑”,因功能有别,风格样式也不完全相同,而且并非都由苏联人参与设计建造,很多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被苏联”了。这些老房子像印章一样,重重地戳在城市里,哪怕暗淡了,也无法轻易抹去,成了共和国那段特殊成长历程的见证者。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理论强调用“民族形式”表达“社会主义内容”,建筑外形上注重显示“共产主义的革命激情与荣耀”。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利用割断历史的形式主义的艺术来模糊阶级斗争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帮凶(王军《城记》)。
  一场建筑形式的讨论和竞争无疑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专家不仅给中国建筑领域带来了技术和经验,也带来苏联的意识形态。
  不光是建筑单体,苏联的城市规划理念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小影响,比如著名的“梁陈方案”和“专家方案”之争。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呼吁中央行政中心区离开北京旧城,在西郊另建,强调分散布局,达到保护旧城和建设新城的双赢。而此前,以巴兰尼克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已经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的规划思路。毛泽东是“倾心”于后者的,最终确定了北京城几十年的发展格局。
  苏联专家有时近乎将苏联那一套生搬硬套到中国,给很多城市埋下了隐患,当时苏联流行的是“大街坊”理念,多运用周边式布局,强调对称、围合空间。“大街坊”给中国带来不少缺陷,如产生较多的东西朝向住宅,日照、通风、临街噪音干扰等都是问题。
  铁凝在其短篇小说《安德烈的晚上》里,这样描述主人公安德烈出生的城市:“从50年代开始,这座城市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一口气建造起近十家纺织厂。……这些纺织厂,不仅设备、厂房、技术由苏联人提供,就连生活区的建造也由苏联专家一手设计。如今,当90年代的我们经过这些由苏联人设计的纺织工人住宅区的时候,我们一面端详着那些面目相近、老旧而又略显笨拙的楼群,端详着楼房顶端那一溜溜熏得乌黑的排烟道,一面仍能体味出苏式建筑的用料实惠、宽大沉稳和向往共产主义的浪漫热情。”
  其实,弄明白那些住宅楼怎么就“面目相近”、“用料实惠”后,我们还真要从技术上原谅安德烈在“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里辨识不出李金刚的家。
  建国初期,我国建筑领域的各项标准都没有建立起来,工业建筑完全照搬苏联,住宅、办公楼等大量性建筑则学习了苏联“标准设计”的方式。“例如基于健康要求的卧室面积、层高,按照人均居室面积标准进行设计建造和分配(即定额指标体系)等,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学习苏联大力发展工科院校为生产服务。北京西北郊产生了著名的“八大学院”,包括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学院(今中国林业大学)。后来修建了一条南北向、串联这些院校的主干道,就是大家俗称的“学院路”。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06:57:18
  9、、苏式教育 借鉴模式

  1950年秋至1951年底,政府为应对解放后快速发展的教育,解决小学教师紧缺的状况,要防中承办一期中师班,统一由防中领导管理、防中教师授课。
  此时的校长是李禩栋、教导主任是刘慧芳(女)。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刘慧芳成了防中历史上的第一位女主任。
  建国之初,我国的教育模式基本上是学习和模仿苏联的教育办学经验。根据上级布置,防中组织教师开展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活动,逐步健全了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改革课堂教学,运用教学的“五大原则”(直观性、自觉性、系统一性、量力性、巩固性)和实施“五个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进行教学,试行五级记分法,课堂提问、平时作业、测验考试均采用5分制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
  那个年代苏联的教育和文化确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马卡连柯“尊重与要求相结合”的教育观点;凯洛夫“自然、社会、人类思维认知模式”的理论;特别是苏霍姆林斯基“学生个性发展与心理健康”的教育理念。这批苏联教育家、心理学家的理论成果举世公认,备受推崇,让中国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当时,政治上获得翻身和解放的人民群众渴望学习文化知识,防城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防中作为当地的最高学府,师生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街道、到农村去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识字扫盲活动。
  1952年秋,钦州行署决定把防城中学、东兴中学、灵山中学和钦州中学的高三毕业班集中到钦州中学上课,并选调名师进行授课辅导,争取全地区的高考能打一个翻身仗,当时防中高三只有8名毕业生。1953年7月,8名防中高三学生在钦州参加高考,他们不负家乡父老的期望,全部考上了大学本科。当年,东兴中学因为师资、生源不足,移至防城併入防城中学。
  1954年,在防城各界有较高声誉,为当地教育做出显著成绩的防中校长李禩栋被选为防城县副县长。
  建国初期,新中国百废待举,“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苏联的办学经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有示范性的作用。而苏联作为“老大哥”,当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有效的援助,对加速我国工业基础建设、加快国民经济体系的完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年的年青人忘不了苏联的电影、忘不了苏联的歌曲,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时期的一批英雄,如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塑造的英雄保尔•柯察金的形象,以及书中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这段话曾被当年许多年青人记入笔记本,甚至贴在房间、挂在床头,激励过那个年代一批批的青年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忘我奋斗。
  是的,精神的力量可以跨越国界,无论什么年代,那种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作风,那种不畏艰难困苦、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精神,那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气概,永远是时代弘扬的最强音。
  而苏联歌曲《喀秋莎》、《红莓花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但是风靡一时,而是留传久远,至今仍是年青人喜爱的经典歌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社会风气被公认为我国建国之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http://www.fczxwz.com/news.php?vid=176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11:55:07
  10、上世纪50年代的校园生活
  作者:凤岗 刘淼

  1955年秋,来自全国20几个省市和港澳地区的40多名同学,汇聚到“工程师的摇篮”、全国6所重点院校之一的哈工大给水55班。记得当时全班约有60名左右同学(其中近20名是52级后的一些学生,由于各方面原因与55级一同上课),哈尔滨的同学仅有2人,其他同学都操着方言。很多同学来哈尔滨前没见过火车、电车,更没见过这么多苏联侨民。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11:55:35
  入学之初,清晨6时我们就从被称为“八工地”的学生宿舍奔向土木楼上课。上课铃响之前,刘老师已把数学定理和公式写在303大教室的黑板上了。刘老师的板书几乎是一幅书法作品,令人叫绝。教物理的欧老师夜里常来小教室答疑,使同学们学习上遇到的难题随时得到解决。教电工学的李老师讲课前每每先提问,同学们不免有些紧张,他那纯正的四川方言至今让我们难忘。俄语课是苏侨女老师教,她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竟听不懂也不会说一句汉语,但她那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生动的教学方法却能使我们听懂并理解。教化学的常老师讲课铿锵悦耳、条理分明。还有李圭白、王宝贞、张自杰、董辅详、马中汉、顾迪民、吴尚信、刘馨远、廖文贵、谢培青等老师都曾教过我们。他们中有的已成为院士,绝大部分都是博士生导师。我们为老师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11:56:18
  上世纪50年代的哈工大,大部分教材采用苏联原版书,苏联专家达50多位,连作息时间也采用苏联模式,上午上课6学时,下午是体育课、自习课或自由活动。每天用餐是早午吃干饭,四菜一汤,晚餐则是稀饭或面条。那时学生用餐全部免费,学杂费、讲义费也全免,看病吃药也不花钱,对生活较困难的学生还发放棉衣棉裤。今天看来,当时学生的生活真是无忧无虑。不过,学习是非常紧张的。考试采用“5分制”,所有课程一律用口试。考试时,老师在教室坐着,学生从一大堆试题中任抽一张后到旁边准备半小时,即可到任何一位教师前应试。回答完试题,老师还要加试一两道题,并当场给出成绩。很多学生由于说方言,让老师很难听懂,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成绩。在学习上老师一向抓得很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教风和学风从那时起就开始树立。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12:01:07
  “大炼钢铁”时,我们把拣来的废铁送入自建的土高炉,不分昼夜地守在炉前,可炼出来的铁却似铁渣;自己设计施工建在马家沟河上的小水电站竟然发出了电;在工厂实习时,我们把拣来的材料制造出了一台很好的电焊机;何钟怡在三年级时参加了长江水利枢纽工程的两个科研项目,发表了两篇论文,在当时引为佳话……还记得我们曾在走廊夹道欢迎邓小平、李富春以及钱学森、华罗庚等,那种激动的心情和热烈的气氛至今难忘。

  三年级结束时,我们班有10名同学被抽出攻读河川水利工程新专业。1960年毕业后,有10多名同学留校任教,他们都成了教授、研究员。分配到其他省市的同学也都业有所成。他们为祖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进步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06:48:34
  11、我们这一代人对前苏联的印象
  作者:孟继虹

  我们这一代人,儿时所受的教育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是和列宁、斯大林等伟人联系在一起的,集体农庄、履带式拖拉机,都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五十年代的中国,“一切向老大哥学习”,部队士兵戴的是船型帽,学校里教的是俄语,“布拉吉”和列宁装是流行服饰。那个年代,我们最喜欢看《列宁在十月》等影片,最喜欢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藉,最喜欢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苏联小说、电影、歌曲在中国风靡一时。卓娅、舒拉和保尔等,是我们那时崇拜的英雄。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在前苏联的影响下长大的。

  尽管盲目学习苏联模式也给新中国建设带来了制度僵化等后果,迫使我们对“老大哥”重新进行认识;六十年代中苏论战,苏联入侵我国珍宝岛,两国两党关系从“蜜月”走向“分离”;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这个曾经辉煌的国家,就像一个被拆散的大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了。但新中国建国初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苏联在二战中抵抗德、日法西斯的历史功绩,我们还是不应该忘记的。长期以来,前苏联政治文化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闲来无事,凑了几段关于前苏联的文字,只是自己的一些感受,既不是政治评论,也不是书评影评,与诸位同时代的朋友一起回忆那些曾经寄托了我们青春梦想的片段!

  为了列宁,前进!

  文革期间学校文艺宣传队演出节目,报幕的女同学总要慷慨激昂地朗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说实话,当时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肤浅的。看了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后,才知道真的有炮声,是1917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轰冬宫的炮声,揭开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序幕。其后才有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中国有识之士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革命之路,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那时在小学操场上看露天电影,小孩子最喜欢列宁的警卫员瓦西里,当画面上出现瓦西里在马上挥舞着军刀,高喊着:“为了列宁,前进!”大家会激动地欢呼,热烈鼓掌。影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些经典台词,已融入现今我们的生活语言之中。如陷入困境时,总会有人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在拥挤场合,总会有人调侃“不要挤,让列宁同志先走!”“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说的“看着我的眼睛”一句,已经是审问叛徒时的经典用语了。

  这部影片不仅能给人以很好的艺术享受,也使我们了解了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推翻旧政权,巩固苏维埃的。影片塑造的列宁形象,既有政治家的睿智、大气,又富有人情味、幽默感。反观现今我们反映重大题材的传记片,领袖人物的塑造,没有几部能达到“神似”的高度。

  有趣的是,文革期间被斥为“封资修”的芭蕾舞《天鹅湖》,其中四小天鹅舞,我们最早也是从这部影片中欣赏到的。这对当时中学生来说,其视觉和心灵上的巨大冲击,是可想而知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读过很多次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小学里看连环画,喜欢的是保尔•柯察金在神父家补课时捣蛋、火车站洗碗时挨揍、和维克多打架、偷德国军官手枪等情节。初中时看竖排繁体字版,开始对冬妮亚、丽达感兴趣,“廲逹”二字还不认识。尤其是上山下乡时,知青们可读的书少,晚上就着煤油灯,把书中主人翁的对白、书信,大段大段抄下来。

  最初是喜欢冬妮亚,感觉她温柔美丽,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故事很纯情。后来觉得冬妮亚对爱情不坚定,竟然嫁给了浑身散发着酸味的资产阶级,于是在扼腕叹息的同时,改为喜欢保尔•柯察金的“政治指导员”丽达了。因为保尔与丽达的感情是产生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似乎更适合我们学习:拥挤的火车上,他俩相拥而眠却没有邪念;风雪弥漫的工地上,丽达送去了自己的皮夹克给保尔御寒;误传保尔牺牲消息,丽达的日记中流露出的悲痛之情。这种介于同志、战友和情人之间的情意,很吸引我们这些年青人。在文学没有爱情的文革时期,知青们把书中的故事当作谈恋爱的“蓝本”了。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对“保尔精神”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保尔•柯察金在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所彰显的非凡毅力,他远离肉体、远离奢华,向自己追求的精神皈依的心灵历程,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他的结局是凝重的。

  同样,该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他只活了32岁,双目失明,疾病缠身,但他仍不停地工作,给我们留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等文化遗产。

  青年近卫军

  那时家中藏书不多,但有一本《青年近卫军》。书中印象最深的是聪明、活泼、漂亮,能歌善舞的刘芭,她本来就幻想当一名演员,战争爆发后果真以“演员”的表演才能,把德寇弄得狼狈不堪,出色地完成了许多战斗任务。她被捕后还是那么乐观,以唱歌、画漫画来激励战友,还戏弄警察,发表演说。别一位是奥列格,年仅16岁,但给人以朝气蓬勃、坚强有力、善良纯洁之感,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而深受同伴们的敬重和信任。还有邬丽娅,不仅外貌美丽,而且心灵也美丽,博学、多才,充满活力、喜欢读诗,更热爱充满诗意的美好生活,她是从理智上选定了参加青年近卫军的道路,发誓“我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离开这条路。”谢辽沙与刘芭一样,也是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年青人,凭着他的胆识,总是能轻松而出色地完成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危险任务。

  只是《青年近卫军》的结局十分悲壮,由于叛徒的出卖,青年近卫军大部分成员被捕,最后被杀害和扔进5号矿井,奥列格和刘芭在罗基文城被枪决,令人惋惜。学生时代读《青年近卫军》,除了由衷地佩服那些年青人外,还会产生很多幻想,即当战争突然降临,打破平静的校园生活时,我们是否也会和青年近卫军一样投笔从戎去打游击?

  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反映前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时期英雄业绩的杰出作品,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就像我国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一样,宣扬了国民誓死保卫祖国、与入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法捷耶夫是前苏联的著名作家,还著有《逆流》《毁灭》等中长篇小说,鲁迅曾于1931年将《毁灭》译成中文出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称赞过这部小说。

  普希金

  文革时期,老姐他们有个老三届同学圈子,经常秘密交换文革前出版的各类书藉。我也跟着沾光,好几本世界名著就是从她那儿偷看的,包括那本很厚的《普希金诗集》。

  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不知道传递过程中哪里出了问题,最后书被摆在了学校革委会头头的案桌上。文革期间《普希金诗集》是禁书,东窗事发,学校开始追查。结果查到是一个姓张的同学传出去的,但他是红五类家庭出生,而且已经到农村插队,追查之事便不了了之。想起这些往事,令人可悲又可笑。该同学比我高两级,他插队的地方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他宿舍里有很多好书,我经常去借阅。可惜,此同学前几年已不幸病逝。

  普希金著有大量的诗歌作品,较有名的如《假如生活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常是忧郁。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这首诗清新流畅,脍炙人口,既有丰富的人情味,又富有哲理,表达了诗人真诚博大的情怀和坚强乐观的思想情怀,成为广为流传的作品。

  普希金还有大量文学作品,如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别尔金小说集》等。普希金是19世纪俄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他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他创立了俄罗斯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被高尔基誉为“俄国文学之始祖”。普希金后因与人决斗,身负重伤,不治身亡,年仅38岁。

  高尔基

  说前苏联文学,不能不说高尔基。他的散文诗《海燕》中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气势磅礴,是舞台上英雄人物常用的台词。朗诵者意气风发,抒发了革命者的英勇气慨。《海燕》作于俄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塑造了象征革命者的海燕形象,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与颂歌,曾受到列宁的称赞。

  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我们儿时所熟悉的。书中叙述了阿廖沙即高尔基的童年生活和青少年经历,让我们了解了19世纪俄罗斯下层社会的状况,也了解了高尔基之所以成为伟大文学家的原因。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据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塑造了革命者的形象。小说结尾时,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传送儿子在法庭上演说词的传单,当时在我们青年心中的形象十分伟大。

  尤其使人钦佩的是高尔基的成长经历,贫困使他只上了两年学,但他始终没忘记读书,用罐头做油灯,躲在贮藏室、板棚等处苦读,在极端艰难的环境里发奋苦读,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终成为世界闻名的文学家。

  《第四十一个》

  有一次老姐借来一本杂志,里面有篇小说《第四十一个》。故事讲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是神枪手,已经打死四十个白卫军了。但在一次战斗中,一个白卫军中尉却意外没有被她击中而举枪投降了。解押途中遭遇海浪,同行的红军战士牺牲,两人漂泊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本来就迷恋“蓝眼睛”的玛柳特卡与白卫军中尉相爱了。然而,当中尉发现海面上出现自己人的帆船狂奔而去的时候,玛柳特卡举枪瞄准,“蓝眼睛”中弹倒下,成为她的“第四十一个”……

  此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描写了一种另类的爱情,使尚未谙事的我感到很诧异!一个红军女战士与白卫军中尉相爱,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于是,怀着偷看禁书时那种特有的紧张好奇的心情,看完了这部前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的中篇小说。

  文革时期国内曾开展过对《第四十一个》的批判,说是严重歪曲红军女战士的形象,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大批判文章一般都是片面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来作论证,无非是一些阶级属性、血统论之类的论调,仿佛无产阶级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第四十一个》的题材很独特,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男女,也可以产生爱情,这是人的自然属性。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来看,作品题材越是独特,越是人性化,就越是吸引人;从文学写作的规律来看,“爱情与死亡”,似乎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苏联民歌二百首》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七十年代在云南农场,知青们远离家乡,又十分寂寞,就大唱特唱前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词深情、浪漫,旋律也十分好听。虽然那时还处在文革的余威中,但《苏联民歌二百首》在各连队传抄,我也抄了满满一本,还有《喀秋莎》、《山楂树》、《小路》、《红莓花开》等。每当收工回到宿舍,不管多累,身上多脏,只要有一个“哼”的,马上迎来大合唱,疯起来还会把锅碗瓢盆一起拿出来当乐器敲打。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唱歌成了知青们自我安慰的良药。

  在中国,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歌曲能像前苏联歌曲那样,被传唱得如此广泛而长久。那些动听有歌曲似乎是青春的信物,人们唱着这些歌,宣泄和倾诉着爱和忧伤、痛苦和不幸、对幸福的憧憬和与命运的抗争。正如有首歌所唱:“歌声帮助我们建设和生活”,前苏联歌曲对中国年青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说起前苏联歌曲,有个叫薛范的上海人功不可没。前几年看到电视纪录片介绍薛范翻译生涯,他是一个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但却是中国翻译前苏联歌曲最多之人,很多好听的苏联歌曲的翻译均出自他手,可见其坚强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底。真的很了不起,让人肃然起敬!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大概是在八十年代吧,一天深夜睡不着,打开电视偶尔看到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一次看这部影片,就被片中柔情似水的红军女战士和凶残的德国鬼子激烈紧张的战斗场面吸引了。因为当时家里还是黑白电视机,所以我到现在还搞不清这影片究竟是彩色还是黑白片。后来又看过同名的中国版本的电视剧,由于都是俄罗斯演员出演的,还误以为是翻译片。中国版的电视剧同样很精彩,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从网络下载来看看。

  该剧从红军准尉和女兵们出乎意料地碰上一股德国法西斯侦察兵开始,以五个姑娘加一个男指挥员的力量与敌人周旋,进行殊死的战斗,最后五个女兵全部战死。她们本可以放过这些鬼子,守住阵地设施就可以了,然而正义感使她们面对凶恶的敌人,不惜牺牲年青的生命……作品以真实生动的画面,再现了那些才从和平岁月里走出来的天真貌美的年轻人,一旦面对残酷的战争时,为保卫国土,可以牺牲爱情、家庭、生命,表现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前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代表作,它写出了人性中最深刻和本质的东西——美好的、娇艳的、本该享受生活的年轻女性,在国家危难之际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抗争激情。据说当年电影在中国放映时,观众看到的是删节版,被删的镜头包括引发争议的“女兵裸浴”的镜头。而中国版电视剧拍摄时,女兵洗澡的镜头全部给予了保留,表现了美好青春与残酷战争的强烈对比。正如原电影的导演罗斯托茨基所说:“她们的出现,使美丽得到升华,使人们更加反对侵略战争,热爱和平,更加懂得美,懂得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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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11:23:03
  12、50年代与“苏联老大哥”

  原题:苏联来了——50年代与“苏联老大哥”
  文/黄新原
  「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

  四五岁时不懂事,经常扯着脖子喊:“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接下来又喊:“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苏联老大嫂,挣钱挣得少……”

  应该说,“苏联”二字,贯穿在20世纪50年代的童年生活中,抹也抹不去。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平时不开火,总是和大人一起到食堂吃饭,而吃饭的位置都是相对固定的。一个大圆桌上,经常在一起吃饭的大人和他们的孩子总是那几个。在我旁边总坐着个性格温和的叔叔,是个麻子,很难看,总是逗我,常问:“达瓦力士(“同志”俄语译音),你妈妈怎么不来?”父亲有一次当着他的面告诉我,王叔叔是从苏联回来的,还见过斯大林呢。就这一句话,我当时惊愕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下子,那张脸也不麻了,他变得和我脑子里的苏联英雄一样高大。那时的国庆节,大人们几乎年年都去天安门观礼,在上车的地方我看见他,不知是不是精神作用,我看他那身军装都和别人的不一样,很软很细,既不是布的,也不是呢子的,也不是柞蚕丝的,更像绸子的。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这件事过去不久,学校忽然宣布选了几个作文写得好的同学真的给苏联小朋友写一封信,由学校负责寄出。当时我们谁也没拿这当回事。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学校忽然召开大队会,宣布有一个苏联小朋友来信了,并点名是寄给当时五年级一个女同学的,她是个大队委。当时的细节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觉得那无异于天外的来信,那信是怎么寄来的呢,那肯定像电影《风筝》(1958年中法合拍)里那样,是绑在风筝上飘过来的吧。

  小时候,对苏联最感性的认识莫过于书和电影。当然直到60年代初我们懂得人事、能看字书之前,还是小人书和电影最能入心入脑。那时印象最深的一本苏联小人书是《柯楚别依》(那本书记得很厚),最爱看的电影是《夏伯阳》。里面说的都是骑马挥刀的英雄,最后都死了。尤其是柯楚别依,死的很惨,记得不是死在战场上,究竟是怎么死的,好像当时就有点看不懂。这样的作品不光我,同龄的男孩子都记得极清楚。电影记得还有《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真正的人》《战斗的童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侦查员的功勋》……这些电影当时肯定看过,但情节大都不记得了。其中《侦查员的功勋》有一个情节:那个侦察员和一个女地下工作者接头时遇上敌人,突然假装恋人亲嘴,让我记得特清楚。

  再大一点,学会看字书后,除了《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之类打仗的小说外,如果你还想看外国小说的话,首选的就是一批苏联小说。记得其中就有一本苏联反特小说《红色保险箱》,那是本薄得恨人的书。那时候没听说过福尔摩斯,觉得《红色保险箱》就是破案故事的极致。有些苏联小说都是早就看了电影或者小人书之后,再重温原著。比如小时候看过小人书《队旗》,记住了一个断了腿后又重上蓝天的飞行员,到大一点了,把原著《真正的人》找来看,要比小人书过瘾多了。再如小人书《丹娘》里,丹娘理了一个男孩子的短发,被德国鬼子捆着,在寒风中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裙子,英勇就义。后来看了《卓娅和舒拉》,知道了卓娅就是“丹娘”。可以说,苏联小说一直伴随着这些孩子成长,无时不被老师、父母和整个社会提醒,要向苏联英雄学习。

  记得1969年我在昆明,就已经在电影院看到了卖票上演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到70年代前期,就已经能看到内部上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攻克柏林》。可以说,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化从小就影响着这群孩子,甚至苏联文化和中国文化掺和在一起,就像列巴(面包)和馒头一样,被他们捏在一起咽下去,营养着他们的思想。

  上初中时,我们一群浑孩子闯进一位老人家中,看到桌上摆着一部《静静的顿河》,就像发现了重大敌情,赶紧向当时每个部队大院都成立的“青少年办公室”(是为防止子弟们没人管,调皮出问题成立的专门机构)汇报。结果这部书不知道为什么转眼间找不到了,这又成了新的“敌情”。事隔几天后,我的狐朋狗友老钟偷偷告诉我,书让他趁乱给藏起来了,还问我想不想看。在我答应保密之后,一部几乎崭新的《静静的顿河》就到了我的手里。我还记得上册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部书里传递的苏联气息却让我感觉那么熟悉和亲切。

  我们撬图书馆时,从里面偷出的书里有一本让我对苏联的好感陡然增加,那就是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这是1958年出版的一批苏联小说中的一部。书中让人感到苏联真是块好地方,有那么蓝的天空和那么好的工人,生活那么多姿多彩。高级干部的女儿廖丽亚嫁给了工人季米特里,当他们有了孩子后,她对丈夫“不爱”孩子的愤怒那么可笑,还有阿尔莲采夫那个阴险的坏蛋。后来才知道,60年代这本书曾被广泛推荐阅读,还被改编为话剧,我却无缘一睹。

  小时候疯狂向往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转盘机枪,那小得像玩具似的、电影《长空比翼》里张雷驾驶的“歼5”飞机,都是苏联的。把这种感觉和几个“发小儿”交流,一个当年很细腻的女孩说的有点“玄乎”,但好像有道理:“那是因为你爱你的童年,或者说你的童年很幸福,这幸福的童年中,苏联的事儿就像那时你吃的蛋糕和苹果一样,想起来是甜的。”不管怎么说,长到现在50岁多了,苏联的事儿一直在关心着,甚至中国驻苏的历届大使我们在一块聊天一凑就凑齐:王稼祥、张闻天、刘晓、潘自力、刘新权、王幼平、杨守正……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爱看苏联小说的缘故,老钟大学毕业后,经过多年的奋斗,现在成了研究苏联和东欧问题的专家。前些日子在QQ上遇到他,他正在出差,我说咱俩聊聊。他说俩傻老爷们有什么好聊的,我说想写写“苏联老大哥”,让他说说50年代的苏联文学。他一张口“侃”了一堆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就不说了,这些是当年只要识字的人都读的书。再有柯切托夫的另一本《茹尔宾一家》,也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书。到了60年代,他还有一本《州委书记》,所有他的书我都喜欢。剩下的有的我读过,有的知道,有的干脆没听说过。像《小北斗村》《不平凡的夏天》《三个穿灰大衣的人》《我们这里已是早晨》《成长吧,小子!》《快脚鹿》《第聂伯河上的灯火》《阿里泰到山里去》等等。我自叹不如,这小子还真读过不少书。

  苏联的影子,那时在中国无处不在。50年代出生的孩子多多少少都有关于苏联的记忆。1953年出生的姬民当时在新疆上幼儿园,她记得幼儿园里就有苏联小朋友。他们也会说中国话,和中国小朋友吃一样的饭,用一样的小毛巾。只是他们胆子很大,幼儿园外面经常有一只大狗,中国小朋友们都怕它,但苏联小朋友就不怕,那只狗对黄头发的孩子都很友好。1951年出生的高娅记得,那是个六一儿童节,她们去给参加庆祝会的苏联专家戴红领巾。回来后互相比谁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更帅,结果让高雅戴红领巾的苏联专家头发稀疏,她难过得直哭。

  到了60年代,让大人们给吵的,孩子们脑子里开始知道赫鲁晓夫是坏蛋,外号“赫秃子”。但对斯大林的崇拜,孩子们丝毫不减。不仅孩子不减,大人们也不减,看电影《攻克柏林》,斯大林种树的形象一出现,无论大人孩子,满场都是掌声。

  记得60年代初,一次学校请来吴运铎作报告。校长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的保尔吴运铎同志作报告,同学们鼓掌欢迎!”大家立刻使劲鼓掌。一位同学过后说,吴运铎和保尔长得真像,也那么瘦。于是争论起吴运铎和保尔谁更棒。有人说是吴运铎,因为他能制造枪炮,并且多次受伤,还被炸瞎了一只眼;有人说是保尔,因为他也多次受伤,而且瞎了两只眼,还写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人说吴运铎也写了《把一切献给党》。最后有人说,保尔的伤比吴运铎重,他最后都牺牲了,但吴运铎还活着;一位男同学似乎要挺身保卫保尔的样子,争辩说,保尔没牺牲,反正书里他没牺牲!

  由于从小的熏染,我们对苏联文化也有一种自然的亲和。苏联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人物我们都很熟悉,聚在一起一聊,就可以说出一大串。越早期的记得越清楚,像苏共前期的一些高级人物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加里宁、米高扬、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布尔加宁等;部队的孩子,对苏联元帅记得也很清楚,像伏罗希洛夫、不穷你、图哈切夫斯基、铁木辛哥、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这些人不少都在50年代来过中国,各种画报画册至今存世仍很多。像伏罗希洛夫1956年访华,新闻报道中就亲切地称他为“伏老”;至于文学家,孩子们通常会把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混在一起,互相借书时,问是哪国的,回答一并是“苏联的”,不管是托尔斯泰还是高尔基。上学时,我和好友老刘同住一个宿舍,闲来他就朗诵普希金的散文《射击》《驿站长》。他忘情地朗诵,我躺在床上听的着迷,感觉温暖而激动,还生怕走廊上有人偷听。他是个苏俄文学迷,把果戈理的《外套》、契诃夫的《渴睡》介绍给我。我已经很多年不读小说了,但《外套》里那个可怜的小公务员和《渴睡》里那个劳困过度的小女孩,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1972年,上海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包括《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人世间》等。我还记得那是由“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读着那些“苏联味”十足的小说,里面的内容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那已经不是自己最熟悉的战争小说,已经没有了德国鬼子。那批小说我是一口气读完。那时的记性就已经不如童年好了,这一堆书里我只记住了两个情节,还忘了是出自哪本书的。一个情节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你的屁股真漂亮。”当时正值青春期,又没人引导,这种描写让我大为惊异:屁股还有漂亮的?什么样的屁股才算漂亮?我自己问自己。还有一个情节很富于哲理,书中一个人说:“如果你进了电影院,发现只有一个座位,你会很安心很舒适地坐下,如果有很多空位子,你会觉得哪个也不舒服,总想挪动。”

  而当我读到与那些小说前后脚出版的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看到扉面上朱可夫满胸勋章、勋表,坚毅的眼神和嘴角时,充满心间的只有景仰。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我们的祖国》。中苏友谊是当时宣传画的常见主题之一,画面的内容也大同小异,即在“老大哥”的引导下,中苏两国人民携手,或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奋斗,或是向着美好明天迈进。但随着50年代末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形象渐渐从画面中消失。

  一种文化一旦沁入了孩子的精神,就会像他从小在国外学了那国的语言,是无法用命令删除的,他混杂着童年的生活和记忆,囫囵吞枣地吃进肚里,糊里糊涂地被消化吸收,融入血液中,变成了一种像是记忆又高于记忆的东西,伴随着你,直到永远。就像那首那代人谁都知道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你说它有多好听,并不见得,但它成了一种符号,潜在身上,只要一听到就会捎带出很多别的什么东西。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宣传画:中苏友好万岁。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https://tieba.baidu.com/p/2499088078?red_tag=0048001355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06:16:00
  14、50年代国人穿衣记忆 风靡一时的“布拉吉”

  核心提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中国向“苏联老大哥”的学习涉及方方面面,服饰也不例外。从列宁装、工装裤到“布拉吉”,不同着装代表了国人当时不同的思想状态和民族精神。

  凤凰卫视9月27日《腾飞中国》,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中国向“苏联老大哥”的学习涉及方方面面,服饰也不例外。五十年代,中国人把服饰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西装和旗袍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象征,倍受大众的唾弃。相比之下,带有革命色彩的中山装和列宁装则颇受青睐,从苏联传来的列宁装,原本是一款男装的上衣但是到了中国,却演变成了有着大翻燕子领,双排扣和略微收腰的设计的女装。据说,这些设计能够帮助当时的女性,展现妩媚的气质。有意思的是,苏联的列宁装用的是毛呢面料,但在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列宁装则只能用蓝、灰、黑色的布料来制作。那时候,穿上列宁装再剪个短发,就会显得思想进步朴素干练,因此,这种打扮颇受政府机关的女干部,和知识妇女的偏爱。196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老电影《铁道卫士》中的“女特务”王曼丽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和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都曾经穿过这种列宁装。除了列宁装,工装裤在当时也颇受欢迎。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工人阶级的地位大为提高,为了彰显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年轻男女们一时间纷纷穿起了藏蓝色的工装裤,显得勤劳又朴素。说到那时候最时髦的扮装恐怕还是布拉吉,布拉吉是一种用大花布制成的连衣裙,也是从苏联传来的。1941年,苏联女英雄卓娅穿着布拉吉英勇就义,使得这款服装成了革命和进步的象征。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国崇尚艰苦朴素,妇女们只能在苏联的画报、期刊和电影中看到布拉吉,没有机会来穿上身。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完成后,人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提高,中央号召“人人穿花衣”,以便体现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上海的《青年报》曾经多次呼吁,姑娘们大胆地穿起花衣服吧,别老是穿的灰溜溜的,一时间布拉吉风靡了全国。做一件布拉吉大约要四元五角钱,可谓是价格不菲,人们为了做一件布拉吉,常常要省吃俭用。有意思的是,虽然那时候人们对于布拉吉是趋之若鹜,但是在那个国门尚处于紧闭状态的年代,不少女性穿着会露出半截小腿的布拉吉还是会感到有些害羞。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布拉吉逐渐又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艰苦朴素再次成为了着装的主流。

  《腾飞中国》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http://phtv.ifeng.com/a/20160928/44459653_0.s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11:09:47
  15、列宁装曾经是中国女性的标配

  塞北春秋
  百家号 01-22 14:11
  一部服饰变化的历史几乎也是一部国史,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女青年喜欢穿着列宁装和布拉吉。布拉吉是俄语连衣裙音译过来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女青年都有列宁装和布拉吉。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这些服饰先后消失。再然后军服流行了起来,以至于满大街都是军绿色。那么,当时列宁装为何会退出历史舞台呢?

  一、在建国的初期,列宁装曾经风靡一时
  列宁装的历史很早,1917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时经常穿这样的衣服。当时还只是标准的男装,但是进入中国以后,逐步演变出了女装。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列宁装开始出现。起初还只是军队中出现,在建国以后,逐渐在社会中流行。旗袍曾经是时尚女青年们最喜欢穿的一种衣服,但在当时却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穿列宁装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那式大街小巷很多人都穿列宁装。在50年代中期,中国和苏联正处于蜜月期,一些苏联文化的东西开始流入中国。这其中就包括连衣裙,连衣裙在俄语中被喊做布拉吉。中国采用了这种称呼,一般称连衣裙为布拉吉。至于连衣裙的说法,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列宁装和布拉吉是50年代最受欢迎的两种衣服,这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在工作过程中穿列宁装,休息期间穿布拉吉。当时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各种物资都实现配给制。想做一件布拉吉需要大量的布料,很多女孩为了能有自己的布拉吉,通常都是和别人来回换票,最终换到了数量足够而且颜色一样的布料。这样的情况在列宁装身上也差不多,都是需要反复折腾才能得到的。那时布票可能颜色不一样,很多人选择相互换票。除了布票,还有粮票、邮票等等,各种不同的配制票据。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80年代,也就是物质充足以后。但列宁装和布拉吉可没有撑到那个时候,列宁装在60年代就消失了,至于布拉吉曾经彻底消失过一段时间。在80年代又开始出现,一起出现的还有旗袍以及西方流入的牛仔裤等等。

  二、随着关系的恶化,列宁装逐步消失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步恶化。一切与苏联有关的东西都开始抵触,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人们逐渐把列宁装压在了箱子里。取代列宁装的是军服,当时已经废除了军衔制,进而出现了65式军服。60、70年代的青年们,无论男女都喜欢穿绿军装,以至于满大街看上去一片军绿。除了军绿色就是黑色和灰色,其他颜色是基本上看不到的。由于时代的原因,布拉吉、旗袍都不在出现。当时领导们也穿绿军装,在正式场合才换上中山装。在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开始进入中国。各种西方服饰也进入了市场,花格子衬衫、喇叭裤这些之前闻所未闻的服饰出现。不过列宁装没有再出现,这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557023274738399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16:59:33
  16、、遗传学贴上了“阶级标签”

  你妻子生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吗?判断的方法是作“亲子鉴定”,比对一下你和孩子的基因是否相同。“亲子鉴定”,就是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的一项应用。该理论告诉我们:生物(包括人类)的遗传密码就是DNA(基因)。
  孟德尔,1822年7月22日出生在奥地利,1856年开始长达8年的豌豆实验,发现了生物遗传基本规律,总结出“孟德尔第一定律”和“孟德尔第二定律”。后经摩尔根等数代科学家努力,使生物遗传机制建立在遗传物质DNA(基因)基础上。
  摩尔根,1866年生于美国,从1908年起,利用果蝇研究遗传学,确立了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发现位于同一染色体上的基因之间的链锁遗传特性,将多种突变基因定位在染色体上,制成染色体图谱--基因的连锁图,继承发展了孟德尔以豌豆杂交实验为基础的遗传理论,为生物学发展为实验科学奠定了基础,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实践已经证明: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是科学的遗传理论,生物学取得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个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为指导培育出来的。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理论,在苏联遭受到严厉批判和残酷打击。苏联生物学界的“学霸”李森科,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理论污蔑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贴上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的标签。许多相信孟德尔-摩尔根观点的苏联教授、学者,被撤掉了职务,所有以孟德尔-摩尔根为指导的科研项目被取消。代之出现的,是李森科“创建”的“新遗传学”——“米丘林遗传学”。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否认遗传基因的存在,逻辑混乱、错误百出,却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支持,因而被贴上了“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的标签,独霸苏联生物学界。苏联所有生物学研究工作者,都要表示对李森科效忠的态度;所有同生物学有关的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都被勒令归纳到“李森科新遗传学”的基础上。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理论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所有相信孟德尔-摩尔根遗传理论、怀疑李森科“新遗传学”的科学家,都遭到了严厉打击和残酷迫害。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瓦维洛夫因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的观点,批评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瘐死狱中。原定担任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席的著名苏联遗传学家瓦皮洛夫,被打成“资产阶级分子”而横遭迫害,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由于得到斯大林的青睐,李森科青云直上。只有大专学历的李森科,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并先后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和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0 06:16:49
  17、北农大事件

  新中国建立初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浪潮汹涌澎湃,贴着“阶级标签”的生物遗传学也传入中国大陆。于是,发生了“北农大事件”。
  1949年9月,北大、清华、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原北京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授,都支持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学术观点。华北大学农学院以乐天宇为首的遗传学和有关学科的教师,都持李森科学派的观点。三校合并后,乐天宇利用职权用粗暴的态度和方式,批评摩尔根遗传学理论观点,说它是“唯心的”、“反动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和“法西斯的”等等。在乐天宇主持下,决定开设李森科的“新遗传学”,停开讲授孟德尔-摩尔根基因遗传理论的“旧遗传学”,以及相关联的田间设计、生物统计三门课程,并诬陷主讲该三门课的李景均教授是亲美反苏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李景均教授是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早年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曾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1946 ─ 1949 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抢救大陆学人”时,他拒绝去台湾,毅然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军。北平解放初,他拒绝了美国某大学聘他去当教授的机会而留在国内。乐天宇这样一折腾,弄得李景均教授无课可教,且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李教授被迫辞掉系主任职务,于1950年初愤而离开北京农大到香港探亲,1951年从香港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李景均到香港时给美国友人写信,说明出走的原因。美国《遗传学杂志》以《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为题摘登了该信的内容,从而,摩尔根遗传学派在中国受到压制的消息传向世界各国,影响极坏。
  校内遗传学家李竞雄教授改行教栽培学;吴仲贤教授改教家畜饲养学。农大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以摩尔根“基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既能抗倒伏又能增产,却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准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更有甚者,还对蔡旭教授进行批判,令其检查,压得他痛哭流涕。
  李景均教授出走之后,乐天宇又在北京农业大学导演了“转系事件”——把该校农艺系、园艺系、森林系、畜牧系统统合并为“生产系”,又把该校农化系、植病系、昆虫系合并为“非生产系”。他亲自动员这“非生产系”的学生党团员带头转入“生产系”。大批学生转系,造成学校工作一度混乱。植物病理系的学生几乎转光,系主任气得到教育部告状。加上有些新开设的专业缺乏师资和设备等,使学校上下处于动荡不安的情绪之中,告状、请愿不断。1951年春节前夕,农业机械系的部分学生在宿舍门口贴了一副春联,上联是:“没有拖拉机,马拉也可以”,下联是:“教授请不到,助教来代替”,横联:“悲度春节”。{1}
  北京农大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1951年3月将乐天宇调离北京农大,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即后来的遗传研究所)任馆长。
  1952年4月,中国科学院党组织多次开会批评乐天宇,党组织认为,乐天宇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属于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学阀作风,决定给予乐天宇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5月31日,撤销了乐天宇的遗传选种馆馆长职务。随后,乐天宇离开中国科学院,去华南农垦局工作,以后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是该院一级研究员。
  1952年4月到6月,政务院科学卫生处同中科院就乐天宇问题连续召开三次“生物科学工作座谈会”,并通过了会议决议。决议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工作方法不对头,并没有撕掉遗传学的“阶级标签”,反而以官方的权力肯定并发展了乐天宇关于遗传学的错误观点,把“阶级标签”贴得更加牢固,进而大张旗鼓地讨伐、批判“摩尔根学派”,使我国的生物学界遭到一场浩劫。
  注释
  {1}《农大风波与青岛会议》作者:黄青禾
  http://www.laomu.cn/wxzp/ydzx/wenxueqikan/Bainianchao/banc2002/banc20020102.html

作者:土豆带泥 时间:2017-10-30 07:47:59
  形而下的视角!哪一场伟大的运动在执行层面没有过失过错错误甚至罪恶的?如同杨贵妃的狐臭西施脚臭、貂蝉口臭,并不能否认她们的美丽!同理,无盐一双好看的手、莫姆的凤眼依然不能让她们成为美女。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0 12:33:31
  18、生物学界一场浩劫
  政务院和中科院联合召开的第三次生物科学座谈会作出了结论,在此基础上,《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署名文章《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邱林方向而斗争》(以下简称《斗争》)。
  《斗争》只是批评了乐天宇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并没有批判乐天宇的遗传学观点,反而支持了乐天宇的观点。《斗争》指出,“摩尔根基因理论”仍然主导者生物科学界,李森科的“米丘林生物学”没有受到重视。生物科学的现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斗争》用了几乎五分之三的篇幅高度评价“米丘林生物学”,。例如:“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它把生物科学发展到了全新的、更高度的阶段”;“米丘林生物科学完全改变了生物科学的面貌。”“米丘林生物科学绝不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而是生物科学的根本变革。”{1}
  《斗争》为米丘林生物科学带上各种桂冠的同时,给“旧”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贴上了政治标签和哲学标签。它写道:“旧遗传学的思想是反动的”;“旧遗传学中所捏造的‘基因’,自然是一种臆造”;“我们不能批评旧生物学家‘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法西斯’便算了事。我们应该说清楚:生物科学上摩尔根主义和米丘林生物科学的斗争是两种世界观在科学上的表现,是不容调和的根本性质的论争。旧生物学某些部分已经证明是伪科学,旧遗传学的某些结论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某些旧的农学在实践中被证明‘差不多全是坏的’。”“所以它必须加以改造”,因此,“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批判摩尔根主义在生物科学上的影响对于我国生物学界是迫切的需要。”{2}
  《斗争》号召:“我国的生物学界应该发动一个广泛深入的学习运动,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根本,不是学习它的枝节。……要认清米丘林生物科学是生物科学中的根本革命,纠正‘米丘林生物科学仅是生物科学中的一个部门’的错误说法,介绍苏联科学界基于米丘林生物科学而发展的……成就,彻底改造生态学、细胞学、胚胎学、微生物学……等生物科学的各部门”;“要从批判旧生物学、旧遗传学的工作中来学习米丘林生物科学。大学生物学系,应把各种课程彻底地加以改革;要认真地把纯系理论加以彻底批判,生物统计、生态学等部门中的有害部分也要予以批判”。{3}
  1952年7月,北京农业大学米丘林遗传学教研组以《为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肃清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题,做了三年工作总结。总结写道:“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文章……深切地感到了目前存在于我国农学界和生物学界的问题,确实是十分严重的。……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的试验、研究工作,基本上还是老一套,还是为摩尔根主义的思想体系所控制着的。”“米丘林遗传学是科学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武器,而摩尔根遗传学则是虚伪无用的,它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发展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以这种虚伪的谬论去毒害青年,而应该与同学一起去学习先进的科学的米丘林遗学。”“有少数动机不纯或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对米丘林科学,不仅不虚心学习,反而抱着敌对态度。……例如,当讲到米丘林生物学的哲学基础时,他们就说‘苏联的遗传学带着政治色彩,不是纯科学’。”“在他们看来,米丘林遗传学与摩尔根主义之争,完全是无意义的,是苏联制造出来的。因此,在谈到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揭穿反动的生物学路线实质这一重大事件时,他们就说‘这是苏联的大错,以后的事实会证明的。’今天应该告诉他们,三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以后并将不断地证明着,错了的不是苏联,而正是摩尔根主义拥护者的主观愿望。”{4}
  《人民日报》发表这份总结时加了编者按,指出“这个总结说明了贯彻生物科学的米丘林路线,乃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党中央的机关报发表了《斗争》和这个总结,公开支持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把生物学术问题上升到严重的政治斗争,使中国大陆的生物科学遭到一场浩劫。
  一些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家被迫作了违心的公开检讨。他们检讨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留恋摩尔根遗传学,错误地对待“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戴松恩检讨说:“我曾说过一句话:‘米丘林生物科学是正确的,但是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一套’。今天检讨起来,仅仅这一句话已足够说明我还是留恋着摩尔根的老一套,认为老一套虽有问题,但已成为完整的一套。这明显地表示我起初对米丘林生物科学基本上是抵抗的。”“今天我认识到我为什么不能从基本上来接受全部米丘林生物科学,就是因为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对待无产阶级的新科学。今后我必须叛变我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才能从基本上接受新科学”。{5}
  在农业院校的苏联专家,是传播李森科“新遗传学”、打击摩尔根“旧遗传学”的骨干力量。他们除了上课外,还承担了指导中方用李森科“新遗传学”观点改造全部农业生物学的任务。他们完全否定了以摩尔根遗传学为指导进行的科研方向和具体课题。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系主任蔡旭教授,是著名的小麦育种家,他以摩尔根遗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种优良的小麦品种。苏联专家蔡教授的新品种是靠“碰运气”获得的,不能算科学。北农大李竞雄教授是杂交玉米权威,苏联专家把李先生在育种过程中用多次自交以获得纯种的方法批评为“摧残植物”。结果,他们的育种研究工作都被迫停丁下来。四川农科所鲍文奎先生的多倍体育种材料被毁,河南农学院吴绍揆院长的玉米杂交研究被停止,华南农学院林孔湘教授的柑桔黄龙病研究受批判。因为这些研究,都采用了摩尔根遗传学的方法。{6}
  1952年秋,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说,大学生物学课程全部改为讲授李森科的“米丘林生物学”。在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没有资格教遗传学;科研中有关摩尔根遗传学的课题全部停止;中学生物教材重新编写;学术刊物上只登李森科“新遗传学”观点的文章;农业科学研究工作部门还发生几起“毁掉育种材料的事件。”摩尔根遗传学说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我国生物科学遭到严重破坏。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06:35:54
  20、遗传学家谈家桢的遭遇
  谈家桢,1909年9月15日生,浙江宁波慈溪县人。世界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为中国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谈家桢1926年7月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苏州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他学习勤奋,三年半修满了四年的学分,于1930年夏毕业,并获得理学士学位。在四年级的时候,他一面读书一面在桃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他还主办了东吴大学1930年届年刊,自任社长,并兼任东吴大学青年会创办的惠寒小学校长,免费招收贫穷孩子入学。
  大学毕业后,1930年秋,经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胡经甫教授推荐,谈家桢进入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是摩尔根弟子、唯一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在导师指导下,谈家桢完成了一篇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硕士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谈家桢把论文的核心部分整理成一篇论文,直接寄往世界著名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审阅后,十分惊喜,立即接受谈家桢到自己的实验室来攻读博士学位。1934年,谈家桢来到美国,成了世界遗传学大师摩尔根的弟子。
  那时候正是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在导师摩尔根的指导下,谈家桢学习进步很快,他撰写了10余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家的科学刊物上发表。1936年,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通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导师邀请他留下,继续在美国从事遗传学研究。他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志向,接受了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邀请,于1937年到浙江大学任生物系教授。
  谈家桢到浙江大学任教不久,爆发了抗日战争,学校迁入西南偏僻小镇。在艰苦环境下,他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写出了不少篇高水平的论文,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遗传学研究人才。1945—1946年间,他应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赴美作客座教授。期间,他又取得了一项科研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遗传学说。
  1948年,谈家桢代表中国遗传学界赴瑞典出席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这时正是苏联打击、迫害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最厉害之时,原定担任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主席的著名苏联遗传学家瓦皮洛夫,被打成“资产阶级分子”而横遭迫害,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内战,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受苏联支持的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鉴此情况,美国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劝谈家桢定居美国,安心从事遗传学研究。还有一位美国科学家邀请他去日本工作,研究广岛原子弹射线遗传效应。此时的谈家桢思想斗争激烈:在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者已横遭迫害,那么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是否也会如此呢?他是摩尔根的嫡亲弟子,回国后会受到何种待遇?当时有朋友劝他到美国定居,安心从事遗传学研究。但是,他的事业在祖国,他早年就立下了发展祖国遗传学的大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事业心,促使他决心回国。
  离开瑞典后,谈家桢应各国同行的邀请,又在美国等一些国家进行了考察和讲学。美国遗传学界再次向他发出盛情邀请,罗氏基金会还为他作出了精心周密的安排,先让他到台湾,再由罗氏基金会负责将他的家属接到台湾,然后一起赴美定居。但是,谈家桢还是婉言谢绝了。与此同时,谈家桢收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先生的聘书,聘他为浙江大学生物系二级教授。为了发展祖国的遗传学事业,谈家桢告别了美国的导师和朋友,于1948年底,回到了黎明前的祖国。
  新中国诞生了,谈家桢欢欣鼓舞。1950年初,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强力推荐宣传李森科“学说”,前后共进行76次演讲,开28次座谈会,参加者达10万多人。努日金到上海后,指名要与“中国摩尔根”谈家桢“论战”。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在“苏联老大哥”面前,谈家桢丝毫没有却步,他专程从杭州赶来上海“应战”。努日金对谈家桢说,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来看问题。你一定要从反动的遗传圈子里跳出来。谈家桢当即回答:“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关系?”断然拒绝接受李森科“学说”。{1}
  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家桢洗了“热水澡”,在政治压力和积极分子的逼迫下,他被迫违心检讨说:“摩尔根遗传学是为帝国主义及一小撮资产阶级而服务。我过去受了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假科学理论的毒害极深,还夸耀自己是摩尔根的所谓‘入室弟子’,自以为很了不起……我是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新旧遗传学是根据两种不同哲学基础一条连线,不宜分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表现着两个不同世界侵略阵营和和平阵营的思想系。……今日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超政治’、‘超阶级’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反人民的立场,来看先进的米丘林生物科学,当然是不会正确的。……我是完全同意和坚决拥护《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的论点,并且有勇气和信心为这个科学革命而努力。……由于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愚昧无知,更因为我长期中了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毒害……追究思想根源,我还迷恋着‘基因理论’,紧紧不肯放弃自30年代来统治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生物学界的一套把戏……”{2}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谈家桢来到上海复旦大学,担任生物系主任。20世纪50年代初,处处都要学习“苏联老大哥”,苏联生物学界迫害摩尔根学派的做法也传到了中国。中国生物学界有人提出“消灭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口号,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新遗传学”理论,把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体系打成“伪科学”,戴上了“唯心的、反动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等帽子。
  1952年年初,全国各大学推行起李森科那套东西,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同年秋天起,各大学停止讲授授摩尔根遗传学,有关研究课题也被停止。谈家桢这位摩尔根嫡亲弟子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在政治上、学术上受到极大压力,身为生物系主任,却不能教遗传学。但他并不气馁,虽被禁止教摩尔根遗传学说,但也坚决不教李森科“学说”。这种局面,直到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以后,才开始有了转变。这是后话。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12:22:53
  【卷4】恢复国民经济
  内容简介:讲述共和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故事。
  1、国民党遗留的烂摊子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
  中国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中国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和主席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主席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16:47:49
  2、银元之战
  为了统一货币管理,树立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各地在解放后,立即由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颁布有关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宣布人民币为国家法定货币,任何人不得拒用;严禁以金银计价和在市场上流通买卖;黄金白银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购。
  但是,要用人民币把黄金白银挤出市场,绝不是一纸法令就可以办到的。尽管人民政府发布了有关货币管理的法令,但仍有不少商人拒用人民币,或者拿到人民币后赶快换回货物。常常是人民银行早上发出的人民币晚上又如数回到银行。少数金银投机分子更是公然蔑视和对抗人民政府的法令,依然我行我素。其金银投机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猖狂。
  北京刚解放不久,当时财 政收入很少,物资不足,主要靠货币发行。人民币开始发行(发行量按每人30 斤小米计算),黄金、美钞、银元一齐出笼,不法私商手持银元,自由买卖,扰乱市场。在北京特别是王府井、大栅栏一带,他们摆摊设站,招摇撞骗。宣传禁令不起作用,不法资本家化整为零,分散买卖。因此, 政府不得不采取行政办法予以取缔,公布黄金、美钞、银元不许自由买卖, 不许流通,用行政命令作了第一次打击。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银元贩子公开在大街上兜售和收购银元,敲打银元的叮铛声响成一片。他们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在他们的操纵和哄抬下,市场金银价格不断上涨,同时也带动了物价的上涨。上海从解放的那一天算起(5月17日),到6月9日短短的23天中,黄金的价格上涨2.1倍,银元的价格上涨1.9倍,市场物价指数上升了2 7倍。
  为了平息银元上涨风,稳定市场,上海市人民政府曾于6月5日向市场抛售银元10万枚,但立即被投机资本吞没,未能达到预期目的。随后,上海市市长陈毅,应广大市民要求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投机者遵守政府法令,赶快洗手不干,否则政府将采取断然措施。陈毅市长说,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了。
  然而,投机商人把人民政府的劝告视为软弱的表现。在多次劝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6月10日,在事先进行周密调查和准备的基础上,查封了上海市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依法逮捕和惩办了238名首要投机犯罪分子。
  其它城市也同时采取了行动,武汉市人民政府逮捕了银元投机贩子200余人,查封了两家专门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市人民政府查获和封闭了地下钱庄170家、梯刀门媚(街头银元兑换店)498档。
  在打击金银投机分子非法活动的同时,人民政府还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加强人民币的宣传和对城乡市场的占领。通过以上活动,基本上制止了猖獗一时的金银投机活动,基本上把金银挤出市场,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这对扭转建国初期市场的混乱状态和初步稳定物价起到了积极作用。上海在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即6月11日,每块银元的价格由2000元人币降为1200元人民币,大米价格下跌一成左右。第三天即6月12日,米价又下跌一成,食油价格下跌一成半。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06:25:18
  3、米棉之战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两白,指大米和棉花;一黑,指煤)。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上海从6月21日到7月21日,米价上涨4倍,纱价上涨1倍。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价上涨3倍,纱价上涨3 8倍,布价上涨3.5倍,煤油、火柴上涨2倍。其它城市物价上扬程度大体和上海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
  陈云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手是经济手段:用经济把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准备用经济实力压跨投机商。从11月15日至30日,人民政府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多万斤粮食入关,把陇海沿线的纱布调运至西安。天津市准备了粮食6000万斤、布疋35万疋、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疋、棉纱28000件,还有数千万斤粮食。汉口准备棉布30万疋、棉纱8000万件。西安集中棉布40万疋。在重庆,调用大量军车秘密把棉布、棉纱、粮食从四周各地集中到市内。
  第二手是政治手段,采取以下办法:一是收税,二是收公债,三是要资本家们发工人工资而不准关厂,四是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而且还规定税金不能迟交,迟交一天,就得罚税金额的 3%。
  11月中下旬,当市场物价在投机商人哄抬下已达到顶点之时,陈云立即“双管齐下:
  中财委连续发出指示,指导各地集中时间、集中物资统一向市场抛售。大量粮食、棉纱、棉布涌入市场,敞开抛售紧俏物资,投机资本措手不及,无法吞下。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从25日起,全国各地国营商业连续集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下跌30-40%。
  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
  在物价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囤积商品已无利可图,而且会越囤越亏损,于是投机资本把原来囤积的商品纷纷抛出。问题是各方都在向市场抛售,只能是越抛市场商品越多,商品越多价格愈是下降。很多投机商人的资本是用高息向私人银行、钱庄借来的,由于其所囤积的商品亏本,同时还要向银行钱庄付出高息,结果是两面挨耳光,不少投机商人因亏累过多而破产。许多私人银行、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而倒闭。
  到十二月十日,“米棉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10:45:28
  4、加强管理 统一财经
  为了控制市场,制止和打击投机商人的投机违法活动,人民政府还运用行政力量和法制手段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制定和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私营工商业和交易市场的管理条例和办法。如规定私营工商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未经审查批准者一律不许开业;建立市场管理机构,设立交易所,实行凭证入场交易制度;交易场内一律现金交易,禁止买空空和场内转帐;对市场价格实行核价议价制度,禁止哄抬物价;对大宗采购实行管理,无论公私均须登记;对违犯有关法令、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者严加惩处。
  人民政府以法办事,言出法随,北京市11月13日逮捕了16家粮食投机商,对“粮老虎”王振廷作了公开审判。上海市逮捕了庄丰等7家粮食投机商。严格的法制管理和对投机商人的依法严厉打击,对于建 国初期控制市场、平抑物价也起到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为保持稳定物价,陈云同志又采取了一些办法:
  (1)掌握足够数量的纱布,要求把掌握纱布的力量增加70%。;
  (2)在金融上,扩大流通范围,吸收定期存款;
  (3)增加和抓紧税收;
  (4)推迟军政费用发放的时间(包括职工工资)。
  打了三仗,又采取 财政、金融、税收及劳动工资紧缩的办法,陈云同志在当时估计,今后金融、 物价波动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了,估计只要再有一两个回合应付过去,物价 风波即可平息。而实际情况是不到一年时间就把物价稳定下来了。据国家统 计局计算,各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以 1950 年 3 月为 100,到 1950 年 12 月为 85.4,1951 年 12 月为 96.6,1952 年 12 月为 90.6。基本稳定下来,再没有上涨。
  随后,**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主席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
  主席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17:27:39
  5、新民主主义的根本大法

  新中国建国后,社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中央领导层一致认为:建设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中央构想的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是,首先用15到2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逐步建立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那时**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由五名书记组成,他们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主席是第一把手,任书记处主席。
  建国初期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纲领方针规定得明确而具体。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开放。
  《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政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内的施政方针和建设蓝图。它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1949年10月1日上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3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毛泽东主席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在制定《共同纲领》时,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郑重承诺: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刘少奇讲话说:“尽管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19:53:50
  6、“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四月十五日,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根据主席“四面八方”的经济方针,1950 年下半年,开始工商业的调整,谓之“两统一调”。前面实行了 “两统”,统得过头,还需要作一定的调整。调整工商业的实质,就是调整公私关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由国家给以适当的照顾和安排,使得 五种经济成份各得其所。也就是树立起国营经济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在国营 经济领导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当时为什么这样 做?主要是因为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可以增加生产,而且可以解决广大 职工的就业问题。
  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方面放松银根,由银行给 以贷款支持;一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品的办法,对私营商业,主要是调整经营范围和批零差价等,使其有利可图。当时私商有 275 万户,共有 2000 多万人。陈云同志在 1952 年 10 月讲过,“资本家并不可怕,到实行社会主义时,最后一二年就可以解决,现在不必着急”。
  在物价斗争中,由于资本家对物价波动估计过头,贪心太大,因而造成 负债过日子,厂商周转不灵,叫苦连天。对上海的大资本家我们采取借款的 办法收购商品,并用贷款的办法维持其资金周转,解救了上海工商界的危机。 天津的商人在物价风潮中经过四波三稳,不敢过分冒险,因而他们的损失不大。
  私营工商业困难解决了,还需要调整城乡关系,促进市场繁荣。在这一 段时期内,由于人民币下乡,逐步占领了阵地,并采取多种办法鼓励城乡交 流,重点把农村土产品收运出来,供应城市需要,同时积极组织出口,这对 活跃城乡经济起了很好的作用。陈云同志说,扩大农村上产品的购销不仅是 群众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运转 的结果,农村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 展,减少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 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
  到1950年下半年,随着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的实施,全国的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1951年1月,陈云曾在中财委的一次会议上总结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时指出:“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是加工订货,一是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的钱就可以买东西。到9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说:“1950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总的看成效是大的,特别是把收购农副产品作为主要措施,抓到点子上了。如果要讲那次调整的经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经验。”
  调整工商业的各项措施收效以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金融物价斗争即告一段落,从此新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正轨。陈云曾对中财委这一段工作进行过总结:“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薄一波也说:“统一财经管理和调整工商业,是建国初期所进行的两项重要工作。”
  “一统一调”这一战役打胜了,在建国初期,对于提前恢复经济,建立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06:16:26
  7、解决“两大难题”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国民党反动政府逃往台湾后,有900万公职人员遗留下来,其中包括原国民党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司法人员、旧军官以及生产机构、新闻出版、科教卫生机构的人员等。怎么办?出路何在?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主席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央和主席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主席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
  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主席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为落实主席的指示,政府制定了对国民党旧机构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法办、开除、改造、留用和教育后分配工作的政策。
  对原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中罪大恶极、贪污腐化、深为群众痛恨者,国民党司法机关负责人员中的首要反革命分子或劣迹昭著、为人民痛恨者,警察机关人员贪官污吏、有反革命行为者进行了逮捕、公审严惩。其他情节较轻的反动分子、无能的不可用人员、执达吏、法警、宪兵开除或遣散。
  对反动的、腐化的被俘军官和流散在城市中从事不正当职业或生活确实困难的旧军官,分别强迫改造、强迫就业和有计划训练和改造、帮助就业的政策。
  其余旧机构中的技术人员如卫生机关人员、消防、交通、户籍警察;检验吏、录事、书记官、法医;或有较高学识且有一定影响、政治上向党靠拢的被俘军官采取了尽量留用、甄别录用或适当教育后分配工作的做法。
  其他可用原国民党机关人员和被俘军官、警员,进行了集中训练或政治教育,分配工作。暂时用不了的人员,则等候任用,在侯差期间发给必需的生活费。
  关于留用后的旧职员的待遇,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而是和党工作人员一样实行供给制。但对有特殊技术人员,原有高薪又必须为我们任用者,给以高薪,继续任用。  
  对原国民党生产机构、企业组织的旧职员采取的政策。**中央指示:“其生产机构、企业组织在打倒旧主人换成新主人之后,则不应加以破坏,而应加以保持,然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步加以改良即可。”
  各地根据中央精神,对企业的旧职员,原封不动的接收。并在生产恢复、秩序安定之后,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在人事上,清除了那些坚决地反动分子、劣迹昭著为大多数群众反对的分子及没有能力、依仗亲朋势力在企业中领取干薪的分子;降低那些技术不高、工作能力不大,但因接近国民党负责人而占驻高级位置、领取高薪的人的位置和薪水。对所有的旧职员进行政治教育,“把那些应该洗刷的人员首先调离本企业,到训练班受训,然后根据训练后的情形或者开除或者分派另外工作;其余一般受训职员则仍回本企业工作。”
  对原国民党的图书、出版机关、新闻部门人员的处理。对被接收、没收或自动停止经营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及国民党各级反动政府、各反动党团、军队与特务机关主办的图书、出版机关的工作人员作了如下处理:反动者及部门主要负责人,如社长、总编辑、经理编辑、采访部主任,一律不用,予以遣散;进步分子与有学问的中间分子留用,但一般先任用于次要的工作和内勤工作,根据进步程度,逐步提升;一般的旧编辑、记者、广播员发薪后予以遣散,其中比较容易改造者,遣散后再开办训练班,改造思想,将来分配工作。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主席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主席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18:23:02

  8、解决“四月危机”(1)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主席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工厂原料严重缺乏,资金周转不灵,产品滞销,亏损严重;一些工厂关闭,一些商店关门;劳资纠纷增多,失业工人增加。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经济状况不佳,而国家税收任务又不轻,许多工商业主感到难堪重负。  
  一天,上海市长陈毅收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一封亲笔信,刘在信中表示要将刘氏企业全部交给国家,理由是“工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第二天,陈毅邀请刘鸿生到市政府面谈。  
  刘鸿生叫苦不迭:“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  
  陈毅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答应以政府贷款帮助他渡过难关,刘鸿生满意而去。  
  荣毅仁的公债款一时交不出,托胡子婴到市政府反映情况。后来,国家收购了荣氏仓库中久存无用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问题才解决。
  有些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就推脱说:“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店、分厂,甚至发生了游行请愿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势,陈毅深感忧虑,他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这时,全国统战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陈毅对前去开会的上海代表说:“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支要平衡,这是人民的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接着,从1950年3月12日至5月10日,陈毅向中央连续发出六封电报,和盘托出上海的困难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其中包括宽限税收、公债完成日期、调整公私关系等内容。这样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要冒被扣上“代表资产阶级说话”的帽子的风险。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主席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主席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主席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主席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主席秘书)立即送主席阅。主席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未完待续)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20:30:19

  8、解决“四月危机”(1)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主席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工厂原料严重缺乏,资金周转不灵,产品滞销,亏损严重;一些工厂关闭,一些商店关门;劳资纠纷增多,失业工人增加。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经济状况不佳,而国家税收任务又不轻,许多工商业主感到难堪重负。  
  一天,上海市长陈毅收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一封亲笔信,刘在信中表示要将刘氏企业全部交给国家,理由是“工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第二天,陈毅邀请刘鸿生到市政府面谈。  
  刘鸿生叫苦不迭:“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  
  陈毅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答应以政府贷款帮助他渡过难关,刘鸿生满意而去。  
  荣毅仁的公债款一时交不出,托胡子婴到市政府反映情况。后来,国家收购了荣氏仓库中久存无用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问题才解决。
  有些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就推脱说:“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店、分厂,甚至发生了游行请愿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势,陈毅深感忧虑,他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这时,全国统战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陈毅对前去开会的上海代表说:“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支要平衡,这是人民的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接着,从1950年3月12日至5月10日,陈毅向中央连续发出六封电报,和盘托出上海的困难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其中包括宽限税收、公债完成日期、调整公私关系等内容。这样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要冒被扣上“代表资产阶级说话”的帽子的风险。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主席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主席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主席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主席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主席秘书)立即送主席阅。主席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未完待续)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05:51:44
  9、解决“四月危机”(2)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主席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主席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主席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主席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主席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
  主席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其他中央领导人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主席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主席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四月十三日,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主席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主席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主席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
  主席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央和主席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主席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
  四月二十三日,主席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陈毅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中央和主席的重视和肯定。在接到陈毅4月4日的第三封电报后,4月5日,主席复电陈毅,明确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在4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席指出:“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调整工商业的原则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纠正干部中存在的想挤垮私营工商业的不正确思想和做法。
  5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上海等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并邀工商业资本家代表人物参加,会上工商业资本家纷 纷反映存货过多,希望准许出口外销,各地工商局长则反映农村土特产品没有销路,希望政府收购。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调整公私关系的有关政策和措施。要求各地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对于工厂存货过多而濒临停产的,国营商业部门大量收购他们的存货,帮助他们克服资金周转不灵的困难。供销合作社也大量收购粮、棉等农产品和其它土特产品,帮助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样, 不但农业生产(包括副业生产)迅速恢复,同时农民千里有了钱,纷纷购买 工业产品,一场工业品滞销停产的危机也迅速克服了。
  经过努力,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开始出现转机。5月10日,陈毅向**中央、主席发出第六封电报,汇报了上海3、4月份的情况和经验。他认为,上海稳定局势的经验和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
  5月14日,主席复电陈毅,称5月10日报告“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
  5月下旬,陈毅应主席之邀赴京,接着又参加了6月上旬举行的**七届三中全会。  
  在北京期间,陈毅邀请在京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陈毅鼓励他们要坚决跟党走。并反复告诉他们,党和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一定能够解决工商界的困难,上海工商业的困难状况很快就会好转,就会像李白的诗所说的那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上海市按照主席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从6月份起,上海工厂、商店复工开业数逐步增加。到下半年,经济恢复好转。
  上海,成功地摆脱了“四月危机”!
  主席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11:20:37
  10、边抗、边稳、边建
  正当我国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6月,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公然霸占了我国的台湾省。当年10月,美国侵略军占领朝鲜平壤,随后向中国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我国各民族、各阶层 人民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组织志愿军,于10月下旬渡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我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必须采取新的方针,即一切服从战争,首先应以财力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其次是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最后才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这在当时称为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上海的“四月危机”是渡过了,但经济困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各城市也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所以主席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主席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主席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
  他说:“巩固财经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必须巩固,决不能动摇。”
  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主席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主席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主席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七届三中全会以后,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全面展开,取得显著效果。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渡过了经济萧条的难关,而且获得较快的发展。一九五一年同一九五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生产总值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户增加百分之十一点九,零售商品总额增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一年,私营工商业者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舒畅。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从国家和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包销、收购中得到的利润,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他们开始接受中国党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初步消除对社会主义的畏惧心理,所谓党要挤垮私人资本主义,要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等等传言和思想疑虑,在渐渐消失。
  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一九五0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四。其中,工业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八。粮食增产百分之十六点九。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也有很大改善。从一九五一年起,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这在当时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正当国民经济开始逐步恢复的时刻,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并把侵略战争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
  当**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七届三中全会原来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要不要作出调整,如何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确定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对这个方针确定的过程,陈云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说过:“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主席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
  根据这个方针,今后几年的财经工作要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央估计,朝鲜战局的发展,有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中央的对策是,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这样,不但经济建设的环境要准备受到战争的威胁,而且要增加军费支出,减少其他方面的投入。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为什么必须把稳定市场放在第二位,而把经济、文化建设的支出放在再次的地位呢?这是因为,稳定市场物价不但关系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它是财政收支平衡、信贷进出平衡、物资供需平衡的结果和体现。而这三个方面的平衡,又是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按比例的一个基本内容。按比例才能取 得高速度。这个思想,陈云同志在以后曾多次强调,反复说明。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主席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坚定地执行了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不仅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和市场的平稳,而且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 和物资交流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力量。1952 年与 1949 年 相比: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70%;以工农业总产值计,增长了77.5%,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79%,农业增长 48.5%。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原来的17%上升为 26.7%。就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增加幅度很大:钢由 15.8 万吨增加到135 万吨,煤由 3200 万吨增加到 6600 万吨,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73亿度,粮食由2260亿斤增加到3280 亿斤,棉花由890万担增加到2600 万担, 油料由 5130 万担增加到 8390 万担。城乡人民的生活状况大为改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20:34:41
  11、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面积约三分之一的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争取财政条件好转,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造条件,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据此,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 即“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都占全国总数的2 /3 以上),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1950年1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领导土改运动的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分批实行土改的准备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地主分子,同样分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让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规定,把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便更好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土地改革运动在有三亿一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从1950 年冬季开始, 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广大新解放区广泛展开。
  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开始,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每期一般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财产、复查总结和动员生产等步骤。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领导土改运动。大批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报名参加土改工作队,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各地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随后,进行划阶级,开展对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揭露他们的罪恶,打垮他们的威风,并对其中罪大恶极的分子和破坏土改的分子实行镇压。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 ,由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在分配完成后进行复查,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整顿与加强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至1952 年底, 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90%以上。到1953年春,除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使全国3亿多农民无偿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而且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土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 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此被彻底消灭。
  中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尽管经历多次曲折,犯过各种错误,但主流终究是健康的,它毕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而极大地加速了历史的进步。土地改革运动,从经济基础上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同时也削弱了富农阶级。没收或征收的土地、财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和部分下中农,使农民所得到的土地占到总面积的95%,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又通过土改后期的复查运动,对错划成分的中农以及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偏向作了纠正,从而确立了政策界线,极大地孤立了地主阶级,争取和团结了中农。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得到土地的奋斗目标,使农民真正从经济上翻身作了主人,从而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还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巩固了工农联盟,为引导亿万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11:27:43
  12、土地改革取得了伟大胜利

  开国大土改运动,从1950年冬季开始,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实施。到1953年春为止,除了约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外,全部完成。
  华东地区,包括苏、皖、鲁、浙、闽、沪五省一市,农业人口约有1.1亿多,建国后尚有7000多万人口的地区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个地区,占农村人口4%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及公地达土地总数的38%左右,而占有人口50%左右的贫雇农,却只占有土地的18%。地租一般占农业产量的50%左右,高的竟达70%。1950年2月至1952年5月完成土改的乡数为43330个,占总乡数的99.85%。华东地区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
  中南地区,包括鄂、豫、湘、赣、粤、桂六省,农业人口约1.53亿。在封建制度下,广大农民缺少土地或没有土地。在不同地区,占人口5%左右的地主,占有土地少则30%,多则70%至80%;贫雇农占人口的50%至60%,占土地多则15%,少的只有4%;贫苦农民终年所得,有60%至80%无代价地转入地主手中。1950年9月,中南地区土地改革计划制定。
  据中南地区1954年3月的统计,全区在土地法公布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总乡数是64770个。为了彻底打倒地主阶级,使其再难复辟,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还进行了土地改革复查工作。经过土地改革,全区有151815000多亩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41%)从封建地主阶级转移到农民手中,此外,农民还得到了1700多万间房屋,160多万头耕畜,1700多万件农具等,农民对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得到基本上满足。
  西南地区,除西藏未计入外,包括川、滇、贵、西康四省。农业人口约8500多万,地主占农业人口的3.5%,占有耕地总面积的30%到50%;占农业人口90%的中农、贫农、雇农,只占有35%到50%左右的耕地。
  1951年初,全区土匪已经基本肃清,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群众的觉悟程度及组织程度业已提高,普遍要求提早分配土地。根据形势的发展,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凡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告一段落的地区,及时转到土地改革方面来。
  到1953年春,除暂不实行土地改革的600多万人口(占总人口的7.4%)的少数民族地区外,西南土地改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没收征收的土地81361922亩,占总土地数的49%,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已经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青、新五省,地区辽阔,交通不便,人口稀少,民族复杂,1949年9月各省基本解放,西北地区人口共2650万,各兄弟民族近700万人。
  在土地占有上,有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土地比较分散,地主约占耕地总量的8%,富农约占5%,其余土地为中农、贫农和其他阶级或社团所占有。有些地方几乎没有地主,但封建剥削很严重,地租和高利贷以及其他强横霸占、额外勒索等超经济剥削的总和,就夺去农民劳动所获的70%至80%。地租率占到30%至40%,甚至70%至80%。利息率达70%至80%,以至100%。因此,农民还是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和半封建剥削制度。
  1950年7月,土地改革工作计划制定。1952年春,西北地区关内四省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新疆于1952年秋后也开始了土改。
  在整个大土改中,共征收没收了约7亿亩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经济利益的农民约占农业人口的60%到70%。大土改前,农民为耕种这7亿亩土地,每年要向地主交纳3000吨以上粮食的地租,现在则不用再交了,农民不再需要为地主劳动。“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是农民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根据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在开国大土改中,还没收了地主阶级的耕畜296万余头,农具3944万余件,房屋3795万余间,粮食100多亿斤。这些都无偿地分给了3亿缺少这些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创造了良好条件。
  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共同纲领》中“耕者有其田”的基本目标,使旧中国的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一项功彪史册的伟大变革。
  1951年10月23日在北京召开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新中国土改作了精辟的评价。他认为,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农村已起了根本变化:
  第一,在广大农村,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群众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斗争,与镇压反革命运动相结合,依据各区惩治不法地主暂行条例和人民法庭的处理,就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使被压迫的农民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完全掌握了农村政权,巩固了农村中的人民民主专政。
  第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土改后农民生产热情十分高涨。农民把土地改革中所得土地以外的果实十之七、八投于生产,又得到各级人民政府的扶助,所以农村生产得到显著的恢复和部分的发展。1951年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比1950年增产5%左右。新区土地改革后农民购买力一般提高50%,城市工业品销路日畅,日用百货供不应求,说明土地改革为工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土地改革使得农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在“保卫翻身果实”的号召下,农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广大农民普遍订立爱国公约,自动报名参军,踊跃进行爱国增产捐献和缴纳爱国公粮,到处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表现了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由衷爱戴。
  第四,土地改革使得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农民协会会员约达8800万人,其中妇女约占30%左右。农民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大量涌现出来。四大行政区的民兵有750余万,加上其他地区,全国民兵发展到1280余万。这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保卫“翻身果实”的重要力量。
  第五,土地改革使得农村文化逐步开展。1950年冬,全国农民上冬学的增至2500万人以上,1951年上常年夜校的有1100万人。新的科学知识在开始传布,劳动光荣逐渐成为风气。
  周恩来总理从非常具体的层面上对土改作了客观准确的评价,这个评价是令人信服的。
  副总理薄一波在总结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时认为:“通过土改,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18:47:58
  13、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1)

  和谐的社会风气
  在农村,土地改革之后贫苦农民分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土地。很多无地农民几辈子当雇农,此时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动,生产积极性异常高涨。一些农民直到深夜了还在田中忙碌,干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头,流露出对土地的无限眷恋。当时还组织成立了一些互助组,起初都是自愿加入的,几个家庭结合在一起,互通有无、各扬所长;而不愿加入的,则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农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个时候,既没有吓人的政治气氛,没有人人自危的压力,也不搞“唯成份论”,经济状况一天天地改善,社会风气一天天好转。除了少数人确实对新政权怀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数人成天喜气洋洋。可以说,刚刚解放的头几年,确实让老百姓体会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而不像后来那么胡乱折腾的话,或许今天的中国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上都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改造农村“二流子”

  土改前的许多农村存在着一些因为没有土地,不从事生产而靠坑、骗、拐、崩、偷、吃、喝、嫖、赌、抽混日子的无业流民,即俗称的“懒汉”、“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党和政府对这种“二流子”平等对待,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产资料,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促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改造“二流子”积极从事生产劳动,是土改后广大农村的一种新景象。在1949年冬实行土改后的京郊14区,“地主、二流子、懒汉、和尚大部也参加了劳动”。改邪归正的高玉禄说:“以前我连个地渣儿也没有,不偷没办法;现在有了土地可得好好种。”农民高兴地说:“土地改革作的好,把闲人都变成了劳动人。”还有农民说:“不劳动,把地荒了,让人家说,比打脖子拐还难受。”
  湖南省岳阳筻口乡双枫村的贫农许光发和李光华过去专吃“松活饭”,农忙的时候还在外面打牌不归屋。土改之后,他们在农会的教育下每天天亮就起来,表示“咯下硬要争取作个好分子。再落后也不是人了。”
  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乡农民王长有的媳妇也被改造过来,1951年参加了互助组,锄麦地、纺纱、运粮都很积极。
  江苏省江阴县新民村土改前有十多个“二流子”,土改后经过该村青年团员的耐心说服教育,使他们看到了劳动的希望,改变了坏习惯,“赌的不赌了,吃的不吃了,种田也起劲了”。  
  土改后的农村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劳动光荣、懒汉可耻”成为新的道德标准。据新华社报道,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完成土地改革的乡村中,“游手好闲的懒汉也渐渐减少了”。皖南宣城县玉山村有名的懒汉陈启发,游荡了14年,孩子老婆终年不得温饱,土改分得八亩半田后,起早带晚出去卖短工,赚回的钱买种子和肥料,有五亩半地已下种。往年每到冬天农闲时,各村都有部分农民赌博、游荡,浙江省寿昌县卜家蓬乡十八村是历来出名的赌窟,外村人都来村中聚赌,土地改革后赌风基本绝迹。
  有个雇工叫周炳荣,过去拿到工资没出地主家门就已输光,现在自己种田已积余20多担谷;团结乡顶有名的懒汉黄金根,过去每天人家烧午饭他才起床,现在已能很早起来劳动了。
  为了教育和动员“二流子”参加劳动,农民宣传员编了一些顺口溜,如有一段是批评好吃懒做的杨振田的:“杨振田,真糟糕,劳动光荣你不要;铲地穿的破棉袄,不到晌午往家跑;你的地,全荒了,过年又该挨饿了。”这段顺口溜提醒了杨振田,他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到江沿去割草推到城里去卖,换回很多布匹;以后又学会了编笊篱,冬天全家六口都穿上了新棉衣,还添了两床新被子。这是从一个被人们鄙夷的“二流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代表。
  江苏省江阴县悟空乡调查资料显示:“懒汉二流子能参加劳动生产,一方面是过去的寄生生活,今天已不可能,客观上不容许他们再不劳动,另外,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分得了土地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不劳动的可耻,主观上的努力也是主要原因。”
  据该县杨舍区泗港乡调查,在土改前全乡有21个“二流子”不从事劳动,还有4个专靠赌博维持生活,现在已改造14个。
  苏南地区对土改后12个典型村的情况调查后指出:土改后农村风气也大为转变,都以劳动为光荣,如丁庄的孔先令年年钻稻草,从来没有被子盖,土改分得了土地后积极劳动,不但解决了生活困难,还做了一床新被,并留下了三斗麦种,他说:“共产党救了我戒了赌,买了被,再不钻狗窠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5 11:37:09
  14、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2)

  崇拜苏联老大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东北人对苏联红军进驻东北时强奸、抢劫的暴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私下场合里经常发泄出来,他们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
  许多学生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20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机关、学校、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经过号召和党团员带头,人们就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钱来买“爱国布”,一时间城镇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人们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那时的年轻人已经成了老爷子,他们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唱几首苏联歌曲。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机关、学校、部队纷纷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全国国旗降半旗,汽笛声响成一片,人们流着眼泪默哀,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许多人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5 18:04:01
  15、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3)

  崇拜苏联老大哥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时期,当时中苏关系火热得不得了,尊称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上下都不允许说“老大哥”的一句坏话,连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种种暴行也不许说。东北人对苏联红军进驻东北时强奸、抢劫的暴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私下场合里经常发泄出来,他们称苏联军队为“老毛子”,一张嘴就是:“老毛子可坏着哪,比小日本坏多了。”
  许多学生当时有一点特别不明白:为什么解放前老师说中国版图像一张秋海棠叶子,解放以后就变成雄鸡了呢?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蒙古不能在咱中国的版图内搞,非要独立呢?
  当时苏联曾给予中国很多援助,从资金、设备、技术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观地讲,苏联在五十年代援助给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都在当时的苏联来说也是最先进的。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大工程在中国胡乱折腾的20年间,起到了支撑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取得那样大的起色,与苏联的真诚援助也是分不开的;直到今天,苏联援助的一些项目,如一汽、武汉长江大桥等,仍然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出力。当时苏联的援助,甚至还包括供医学院解剖用的尸体。这些尸体都是苏联处决的政治犯。
  后来,市面上又来了一批苏联产的花布。这些布本来是苏联的滞销货,于是就倾销给中国。当时,机关、学校、部队号召人人买“老大哥”生产的花布,还称之为“爱国布”。可是这些花布实在不适合向来衣着保守的我国老百姓的口味,一时间在市场上滞销了。经过号召和党团员带头,人们就纷纷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多的钱来买“爱国布”,一时间城镇成了“花花世界”,到处都是花背心、花短裤、花衬衣、花裙子。
  当时,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人们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很大,直到今天,那时的年轻人已经成了老爷子,他们躺在病床上,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唱几首苏联歌曲。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机关、学校、部队纷纷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全国国旗降半旗,汽笛声响成一片,人们流着眼泪默哀,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许多人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当时许多真诚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心里,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06:29:57
  16、土改后的农村新气象(4)

  解放妇女——颁布《婚姻法》

  半个多世纪前,有80%以上的中国人大字不识一箩筐;年轻人结婚还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才仅仅40岁……
  在解放之初,童养媳,缠足,虐待妇女等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农村盛行早婚风俗。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河北行唐县四区的5个村子,1949年下半年即有64对男女不到结婚年龄而结了婚;山西猗氏县城关高全娃12岁就结了婚;山东省齐河县十一区桑园赵庄一村,从1950年夏季到1951年11月有17个不到15岁的孩子结了婚;山西省猗氏县城关高全娃年仅12岁就结了婚,结婚的那天,花轿已抬到门前,她还在街头和小孩们玩耍,终被父母强拉着哭哭啼啼地上了花轿;嘉祥县有俗语说:“女儿长到十七八,不嫁填房嫁穷家”。《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读者来信综述,反映早婚的情况,提请各地政府注意纠正。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的关键阶段。这一年的冬天,正在河北平县西柏坡村的刘少奇找到了在这里的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员们,向她们布置了一项重要的工作,起草婚姻法,为建国后颁布法律做准备。随后在邓颖超主持下,开始起草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婚姻法》获得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讨论通过,并经过毛主席签署,明令公布,于1950年5月1日起施行。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妇女解放运动。
  为了改变早婚陋俗,新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明确规定:“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各地政府婚姻登记部门严把婚龄关,禁止未成年人结婚。同时,大力宣传《婚姻法》,宣传早婚的危害:“早婚不但会影响男女双方的健康,而且对于子女和整个民族的健康都是有害的。因此,读者建议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经常地、全面地向群众进行婚姻法的宣传,禁止强迫包办婚姻,并使群众认识早婚的危害性,自觉地纠正这种不良的积习。”
  在各地众多的关于禁绝早婚及早婚危害的宣传中,《新湖南报》的《早婚害处多》一文很有典型意义。该文在严厉批评汉寿三区桥乡贫农钱兴基替13岁的儿子娶了个18岁的媳妇的早婚现象后,对农民的“早讨媳妇早养崽”观念进行了批评。该文耐心地解释说:“政府法律不准早婚是为了国民利益,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男子到20岁女子到18岁,身体才发育成熟,结婚以后夫妻生活才会美满和睦。第二、父母身体好,生下来的孩子也会健壮,不致多病和带不成器,有了健康的后一代,我们的国家将来就更会富强。第三、男女成年以后,自己有主张选择对象,也懂得怎样理家过日子,这样结成的夫妻,才能和睦团结,才能共同生产劳动,才能好好抚养子女,这不但对个人对家庭有好处,而且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对发展社会生产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翻身的农民,应该要替儿女的幸福,替社会国家的富强作长远打算。”
  地方各级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革除早婚陋俗。如湖南省浏阳县工作组到铁山乡后,动员与组织各种力量利用黑板报、大字报、标语等进行宣传,还由农村剧团排演了宣传婚姻法的戏。针对不同思想顾虑和各种误解,进行宣传解释。讲到禁止童养媳时,就从童养媳的痛苦谈起,引起婆婆们回忆过去自己做童养媳时所受的折磨,反响很好。
  在各级政府的耐心说服和教育下,土改后的广大农民了解了早婚早育的严重危害,一些地区的早婚现象开始减少,长期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陋俗得到了有效禁止,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也日渐减少。
  在土改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妇女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寡妇尤其受歧视,不仅生活困苦,还要被逼“守节”、“从一而终”。土改运动摧毁了封建宗法制度,《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寡妇再嫁的权利和自由,还特别规定了“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因此,在土改后的广大乡村出现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正当生活的寡妇再嫁新风。
  在湖南各地农村,许多寡妇脱离了苦海,自由自愿地和心爱的人结合。如岳阳粤东乡农民晏金成和寡妇晏江氏,在生产互助中产生了好感,但过去因受封建思想影响和恶霸地主的压迫,他们一直不敢公开结婚。解放以后,压迫他们的地主被打倒了,新婚姻法保障了他们幸福结合的权利,在乡干部的帮助下,他们正式结了婚。福建省惠安县素称“封建堡垒”,绝对禁止寡妇再嫁。1950年9月,该县九区涂坑乡刘厝村寡妇林西玲与同村刘阿礼恋爱,村民们把她关起来毒打,三天三夜不给吃的。后经县区党政负责同志亲自过问,从党内外干部到乡村干部和群众,展开了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批评了封建反动思想,终于使林西玲与刘阿礼正式结婚,摧毁了“封建堡垒”。在这一新风带动下,该村先后有22对男女自由登记结婚。
  皖南徽州是明清以来封建礼教非常盛行的地区。过去休宁县第六区藏溪村“寡妇要想改嫁是难事。就是有改嫁的,也不准带小孩,不准带田地,不准从大门出去(只能从后门或小洞出去),出嫁前三天还不准在家里住,只能到山地里守菜的小草棚里去露宿。”1951年10月,皖南人民法院的巡回审判小组到了该村,反复讲解《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指明寡妇婚姻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接着,巡回审判小组召开了婚姻案件宣判大会,再次揭发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说明新婚姻、新家庭的好处。全村已找到对象的寡妇程巧仙、卢桂花、汪桂香等,先后到区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10月29日下午,七对新人在该村农会礼堂举行了集体婚礼。证婚人农会主任汪有顺说:“今天婚姻法在我们村子里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我们还要更好地贯彻婚姻法,彻底打垮封建婚姻制度。”妇女会主任邵桃花说:“实行婚姻法,寡妇做新娘,现在我们妇女翻身了。我们应该多挑一担柴,卖了钱捐献飞机大炮,打败美国强盗,这样才对得起人民政府。”会后群众都反映:“看了这次集体结婚,可真正明白了婚姻法的好处了。”
  195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运动也风风火火开展起来。那些饱受封建婚姻制度之苦,却忍辱维持夫妻关系的妇女们,纷纷主动提出离婚,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
  1948年,江苏上虞县的姜桂芝才十几岁。然而有一天,父母突然告诉她,决定把她嫁给她的姐夫,而这只是为消去她姐夫命中的一个“灾星”。她哭闹,绝食,甚至以死来进行的抗争却显得那么的苍白和无力,在家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她终于还是嫁给了姐夫。和自己的亲生姐姐同侍一夫,她心中的苦不知该向谁去诉说,而纳妾,对那个年代的男人来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姜桂芝心里就十分别扭,她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个刚刚和她结婚的男人,因为他既是她的姐夫,又是她的丈夫。
  经受着多年痛苦婚姻折磨的姜桂芝,也在此时毅然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提出了离婚的请求……
  那年代,各村都办了夜校,进行扫盲。春节期间,农村都自排自演节目。结合宣传婚姻法,评剧《小女婿》、《刘巧儿》等剧目在东北、津、京、冀东一带风靡一时,不仅专业剧团演唱,各地农村也自排自演。
  “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我的爹在区上已经把亲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婉转动听的曲调带着人们对崭新的婚姻生活的向往传遍了中华大地。
  1956年,由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被拍成电影,成为那个时期的“样板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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