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事(1)】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2 09:03:28 点击:18857 回复: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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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红卫兵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专院校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接着,红卫兵蔓延到全国机关、厂矿和农村。这些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抓,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就像当年受到慈禧太后支持的义和团那样,中了邪魔,超级疯狂。红卫兵的标准形象是:左臂套着红布袖章,上面印着黄色毛体“红卫兵”三个大字,上面还有一行黄色印刷体小字,是其所在“革命组织”的名字,比如“卫东彪战斗队”、“全无敌造反兵团”等等;身穿绿布军装样式的衣服,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头戴绿色军帽(无帽徽),腰系皮带,肩背绿布书包,书包上用红丝线绣着毛体字“为人民服务”,脚穿绿色解放胶鞋;一律短发,女孩子有的梳着两只短发辫;手持“红宝书”(毛泽东语录),狂热地口喊革命口号、唱着“语录歌”。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喊着“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横眉立目、一脸杀气,一群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就变成了这幅邪教徒模样。
  红卫兵首先出现于清华附中。
  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预科65级一班”(预65(1)班)的部分学生与校方产生分歧,严重对立。在五•一六通知的鼓舞下,他们贴出了大字报《最积极、最自觉地参加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受到校方的阻止。
  1966年5月29日(星期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十来个高年级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一致决定使用张承志曾用过的的笔名“红卫兵”来署名大字报,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这十来个学生的小团体,就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6月2日,他们贴出100多人签字的“红卫兵”大字报《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以相应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引来北京众多中学的观看和“红卫兵”署名支持。
  在6月24日、7月4日、7月27日,清华附中先后贴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篇大字报。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宜誓:“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其中7月4日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于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三篇大字报8月被《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11期全文刊出,迅速成为全国文革群众运动的冲锋号。
  前两篇大字报于7月28日前后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首日亲笔回复,对清华附中红卫兵运动表示坚决的支持。红卫兵运动于8月份从校园杀向了全社会。
  十一中全会8月8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中明确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宋伯林、韩平最早于天安门城楼上休息室中碰见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我坚决支持你们!”。师大女附中一名女红卫兵(宋彬彬)上前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并照相,在场红卫兵们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
  9月起,当“文革”的风暴开始冲击到这些中学生红卫兵(他们号称是“红五类”子女,但骨干更是领导干部子女)的父辈们,他们开始有所保留。这些老红卫兵成为“保皇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引导下,大学生和社会群众成为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即“新红卫兵”——革命造反派。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转由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为主力军。其它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也都分裂成两派——“保皇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成了文革初期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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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2 09:22:44
  2、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1)

  骆小海先生当年在清华附中读书,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员,他回忆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及清华红卫兵演化过程,摘录如下:
  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1964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3〕。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4〕,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O一中〔5〕,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著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毛泽东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 交换节目。 给中国话剧 《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 唱剧〔6〕《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1963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1965年10月24日星期天,我和预科652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651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毛泽东几次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1966年5月1日-3日,我们预科651班的11位男女同学借著学校放4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651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 老头吾吾: 举报  2018-01-09 20:11:09  评论

    这是从大人物的角度看历史,离小人物的生活太远,屌厮看得不爽,屌厮不能理解大人物的游戏。如果用红卫兵的角度去看历史,去融入历史,回顾当年的峥嵘岁月,那样就有趣多了,真实多了…
  • 苏州五针松: 举报  2018-01-20 13:24:15  评论

    那是试水"大众民主",但毕竟有局限
我要评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2 11:40:20
  3、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2)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5月10日,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651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651观点”。预651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651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651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651观点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651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5月20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1966年5月28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642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7〕。次日,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5月29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5月30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8〕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6月2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6月8日,外校学生300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10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6月8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9〕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6月23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6月24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纷纷。

作者:ty_126985827 时间:2017-10-12 19:40:21
  我1967年去东北途经山海关车站,看到站台跪着二十多个“分子",胸前掛着木牌子写着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等,让他们丢脸丢人,山海关是大站,客车停时间较长。我当时心里想太污辱人了,真无法无天,所谓群众专政。这就是文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3 06:32:06
  4、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3)

  6月25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7月4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6月9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评论披露,
  注意的人不多,而红卫兵却记下了,不过在写前一篇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中没有提,就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后,毛泽东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7月1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即受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邀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绿军装,耀武扬威,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提倡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我们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在晚会上,他们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方知他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这个晚会的一大功绩是首次唱出日后红卫兵运动的战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原是“干部子弟举红旗”,我建议改为“革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7月中旬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去军训。我等留在学校的人不觉十分郁闷。却不知形势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开始找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问题。7月26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定全线出击,于7月27日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我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著红卫兵”的大标语。
  7月28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毛泽东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毛泽东真地看到了,而且于7月31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清华附中的人当时并不知情。8月2日,我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用电话逐字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文。我们将信将疑。8月3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这时,北京的中学几乎都有了类似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一般有两派。总有一派叫“红卫兵”,另一派就叫个别的的名字,以“红旗”较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赤飙”“红红红”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来说,并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师大女附中“红旗”,石油附中“赤飙” 关系好;北大附中“红旗”却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关系好。清华附中倒只有一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8月13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据说是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四十七中红红红和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最后王任重出来打圆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处理团中央负责人。所谓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押到有十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李富春也如约宣布胡耀邦等三位胡姓书记停职反省。
  军装袖章在这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气是北大附中红旗带起来的。七一晚会时,只有军装尚无袖章。到了8月,红袖章出现在北大附中红旗的胳膊上。确实好看神气。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对北大附中红旗的美学意识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平民著装的传统,只有在接见外宾场合才临时换装。袖章则长期阙如,直到后期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个人才自制了一些袖章。
  1966年7、8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强大影响,身不由己而跟随;另一方面,也挣扎著与主流抗衡,企图纠正那些偏差。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3 12:16:56
  5、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4)

  阶级路线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体现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著名对联上。这副对联似乎是从外语学校传出来的。清华附中不同政见的学生,主体是干部子女。虽然预651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所提出的纲领也未涉及阶级路线,但预651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也不免要讲阶级路线。当对联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多数人赞成,少数人有所保留。当时红卫兵领导层的看法是:符合当时运动的需要,但不是党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参与了推动对联的外校辩论。但对红卫兵骨干成员以“齐向东”名义发表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了修改,并对该成员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分。修改稿当然还是鼓吹阶级路线的,不过锋芒减弱了很多。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发,禁美丽服饰等,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这些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8月6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说是符合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不过信息不大灵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并不知晓,于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再次散发《呼吁书》。据说北京四中学生组织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在八一三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8月下旬,北京已进入红色恐怖高潮。对此深感不安的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8月26日,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张晓宾。王任重说内容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委的政令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象义和团进京。例如,取缔民主党派,就是中学红卫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党中央请示。
  我们一共写了十条意见,除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意见的总标题是卜大华定的:《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第二天,8月27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到北京市内的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 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8月25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著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天安门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著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3 17:01:42
  6、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5)
  我是9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救信,上面写著:“主席,救我一命。” 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 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毛泽东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顶撞毛泽东,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著面子,硬著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10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6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旯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
  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周恩来于8月4日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周恩来,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 周恩来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问题。可是中学生们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共产党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8月6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8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周恩来。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8月24日十二校红卫兵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4 06:14:58
  7、全国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6)

  1966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8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也着实作了努力, 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 红卫兵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定于12月26日即毛泽东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观众跟著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1967年1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大华在1967年1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钢在1967年4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1967年4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毛泽东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帅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4月22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样过著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夥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学校强。
  我虽然在1966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泽东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66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1967年2月,北京一0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胡宝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毛泽东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吉拉斯)的《新阶级》。
  1967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著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著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是正确的。那么毛泽东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 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2006年2月28日 草 4月19日改定

  〔1〕 该书首先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小海注
  〔2〕 该书为批判蒋介石的传记作品。但内容多不可靠。继《侍卫官杂记》之后,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唐人,实为香港新晚报报人严庆澍。--小海注
  〔3〕 古巴革命领袖,大胡子。海外译为“卡斯楚”。现仍在位。喜作长篇讲演,惹人生厌。--小海注
  〔4〕 体育训练口号: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小海注
  〔5〕 北京一O一中学当时是北京顶尖级的学校,在中学运动会上一直是龙头老大。--小海注
  〔6〕  唱剧:20世纪初从 清唱(乐师配单人演唱)发展起来的民族戏剧。--小海注
  〔7〕 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张承志小组原名是“红卫士”,在决定统一署名时则定为“红卫兵”。不过,张承志和卜大华均记得张的墙报笔名从来就叫“红卫兵”,与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记明确记载为“红卫士”,似说明我的记忆并非空穴来风。--小海注
  〔8〕 这段话现在无法证实是毛泽东的。--小海注
  〔9〕 当时工作组一般汇报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处。有时也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工作组时期,我们听到的中央领导人指示,往往来自刘少奇。--小海注。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56-3.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4 13:13:52
  8、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1)
  1966年8月初,工作组撤走了。
  工作组进校时,曾宣布代行校党委职权,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信息,告诉人们工作组要在学校较长时间地待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关键时刻,工作组突然走了,出乎人们意料。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人拥护工作组,也有人反对工作组,有人要挽留工作组,也有人要赶走工作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马路上有人在辩论,集会上有人在演说,谈论的焦点都是工作组问题。
  从大字报上得知,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各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同志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讲话的大意是: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现在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还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们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这个信息既使我对工作组撤走的原因心中有了底,又使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成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晓得文化大革命怎样革呢?据大字报披露:毛主席说工作组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由师生中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对于他讲的这个办法,觉得有道理,我赞成但又担心:学校党组织瘫痪了,工作组撤走了,谁来领导?只靠群众自己能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吗?这使我想起了1948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崇拜群众自发性,"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出现那种倾向,重复那种错误呢?在我思想上一直挂着这个问号。
  学校几千名党员照交党费,支部、总支机构都在,但没有工作也没有组织生活,实际上党组织已经瘫痪。学校由工作组在时成立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负责领导,这些机构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缺乏经验,没有威信,不起什么作用,学校里实际上已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起为标志,大学里也纷纷建立这类组织。清华附中的学生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也是全国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6月24日,他们贴出了类似宣言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称:"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7月4日、7月27日,又贴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重申和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造反"理论,并且表示他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看到了这三篇大字报,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毛主席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毛主席的信张贴在中学和大学校园里。主席的支持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刹那间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在清华园像雨后春笋般成批成群地冒了出来。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市各个中等、高等学校,而后再到各省、市、区,红卫兵运动迅猛地在全国范围发展起来。
  在清华园里众多的红卫兵中,蒯大富的战斗队虽是少数派,但却是"佼佼"者,因为他是反工作组的,是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平了反的"英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学校大多数师生员工曾是拥护工作组的,他们虽是多数派,并且很多人也是红卫兵,但却灰溜溜的。在无领导的情况下,我们几位副书记和副校长分别接受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文化革命筹备组"的监督和管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把我们交给系里,由同学管理,我被分到电机系。在系里,停止了我们的学习,由同学带领全天参加劳动,这是近两个月来最为平静的一段生活。平静当中似乎蕴藏着不平静,我总觉得还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就是劳动,心情也常常处于沉重和不安之中。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4 17:47:20
  9、红卫兵的诞生和红卫兵运动(2)
  8月9日,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任务、方法、政策以及相关的问题都作了规定。文件一发表,到处欢呼庆祝,接着是组织学习。文件我读了好几遍,主观上也想按照文件去做,但总觉得和我距离太远,再努力也接近不了。文件中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就肯定了大、中学生斗党委、斗校长、斗老师、斗工作组,不但正确,而且始终正确;不但从头到尾正确,并且整个文化大革命都将沿着这个方向前进。这就把一些青少年捧上了天。在那些年月里,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文件中把学校的领导分为四类:一类是"敢"字当头;二类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类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怕"字当头的;四类是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文件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是这个分类是主观臆想的,还是来自实际的?在我看来,完全是臆造的。比如把清华、北大划入了第四类,这符合实际吗?既然上面把我们划入第四类,你"敢"字当头有什么用呢?基层的领导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归根结底决定于中央和新市委。如果领导先定了调子,说某个学校的领导是第四类,而实际上即使你是第一类,也"敢"不起来。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文件中说,让群众自己在运动中教育自己,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文件接着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就等于是号召群众用土地革命时期对待地主阶级的办法来对待党的各级干部。文件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横扫党的各级领导层。文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保护少数,说得都很对,仔细一想,是谁不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首先是从中央到新市委就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蒋南翔、陆平、匡亚明、李达、彭康、江隆基是谁给他们定为"黑帮"的呢?把这些为党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教育界知名的老同志当做敌人对待,总不能说是正确的吧?但当时,我只能在自己心里这么想想而已!
  8月10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毛主席当天7时15分独自一人到中南海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群众的消息,详细报道了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情景。这是继7月16日主席在武汉和群众一起畅游长江后,在北京又一次和群众在一起。这则消息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认为这是党的领袖用行动来教育全党,要支持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我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响应主席的号召到群众中去,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我已经被罢了官,被当做"黑帮",是革命的对象,如何参加呢?想革命,却不得其门而入,便又心冷意灰了。
  大约是8月15日,清华科学馆的墙壁上出现了传抄的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中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传抄者注明是毛主席8月5日写的贴在中南海的大字报。毛主席亲自写出大字报,问题提得如此严重,语言如此尖锐,实是震撼人心。
  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指的是谁呢?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指的又是谁呢?起初我猜可能指的是邓子恢和各有关的同志,但仔细一想现在这样大的动作,又觉得不像。那是谁呢?1962年少奇和小平同志曾经支持和赞成实行包产到户,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二十三条"时,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少奇同志同主席有过争论,那时主席就曾经有所批评,有可能指的是他们两位。如果真是,这就太严重了,中央主席怎么能给中央副主席、中央总书记贴大字报呢?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意见或者批评,而要捅到社会上呢?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要触动党中央的最高层──中央常委呢?显然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越想觉得越严重,我有点害怕了,担心这样下去国家会出大乱子,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派会不会乘虚而入,钻我们的空子。
  8月13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人们最关心的中央人事问题,没有透露。8月18日,党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出人意料的是毛主席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毛主席是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呢?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站在毛主席身边,排到周恩来之前,名列第二,刘少奇排到了第八位,邓小平排在陈伯达之后。报道中只有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就是林彪。这等于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人事变动。这时,我对于毛主席大字报的矛头所向已完全清楚了。
  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仍然站在高层领导行列之中,我为之庆幸,但愿今后太平。长期"患病"既怕"风雨"又怕"阳光"的林彪,一反常态,精神抖擞,以他特有的怪腔怪调在大会上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林彪这个打倒一切、大破一切、改革一切、扫除一切、搬掉一切的讲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下去,还有更大的风暴在后头。
  摘编自《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作者:刘冰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5 10:22:43

  10、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形成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之所以支持红卫兵运动,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也有防止和平演变的考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造反的学生,正是杜勒斯[1]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并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8 月18 日,在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文化大革命”的集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向手持《毛主 》[2]、高唱“造反有理”等歌曲的红卫兵挥手致意,表明他对红卫兵的支持。此后,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和各地普遍建立。
  8 月中下旬,北京的红卫兵率先冲出学校,走上街头,破除“四旧”[3]。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以激昂的热情投入到造反的行列中。这些青少年幼稚而狂热,单纯又盲从,没受过基本的法制教育,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不受任何法制的约束。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以简单、粗暴、蛮横的行动打击他们认定的“牛鬼蛇神”,使“打碎”、“火烧”、“砸烂”等口号和行为风行一时。城市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等地方许多有影响的老名称、老字号招牌被当作所谓“封、资、修”货色,统统取消或砸掉,
  换上含有“兴无灭资”等内容的新招牌、新字号。例如:北京长安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名为“反修路”,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名为“工农兵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亨得利钟表店改名为“首都钟表店”,等等。许多城市的主要街道被涂满造反标语和毛主 ,形成所谓的“红海洋”。
  一些红卫兵以“血统论”相号召,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迫害被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青年。街头巷尾到处发生抄家、打人、砸文物、烧“坏书”、剪长发、剪烫发等严重违法行为。这些由破“四旧”引发的行动,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赞赏。他们称颂红卫兵的做法“好得很”[4]。
  红卫兵运动迅速蔓延到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直至全国各地,打人、砸物、抄家之风愈演愈烈。各地红卫兵还将一些遗存千百年的珍贵文物、古迹,或捣毁、或焚烧,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一些
  红卫兵组织还肆意冲击、抄掠许多享有很高名望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民族宗教界人士的住所,甚至向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下达无条件“解散”的“最后通牒”。
  1966 年9 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北京红卫兵也分赴各地“点火”,号称“大串连”。从8 月18 日到11 月下旬,毛泽东共计8 次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达1100 万。至此,“大串连”遍及全国城乡,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大串连”不仅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严重混乱,使工农业生产受到直接影响,而且使个人崇拜、“怀疑一切”、“炮打一切”的极左思潮在全国迅速扩散开来。
  在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大串连”遍及全国时,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仍努力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不搞武斗,不要影响生产。毛泽东在8 月29 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一开始便强调:“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为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1966 年9 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下,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就维护工农业生产问题连续发出通知,明确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守岗位,完成好生产任务,红卫兵不要到工厂农村进行串连,不搞群众直接“罢官”,等等。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5 14:59:20
  11、我经历的红卫兵运动
  博主题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活动。此文主要以我个人的经历,真实记录我的红卫兵生涯。
  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4日,但红卫兵的酝酿则早在此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6月份,北京个别学校已经有一批干部子弟组织了起来,清华附中、四中的组织叫红卫兵,北大附中的名称是“红旗”。一天,我去同学家见到他姐姐。他姐姐对我说:干部子弟要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为干部子弟家庭影响好,中央指示知道的早,领会中央精神快,革命意志坚定,所以要把领导掌握在真左派手里,干部子弟应该是骨干,是领导,还要依靠和团结其他出身的广大学生一起革命。她说清华附中、四中的主要领导都是干部子弟,还说育英学校干部子弟平时在学校很淘气,也娇气,但运动中表现非常坚决。我当时也觉得干部子弟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积极参加和领导运动,否则阶级敌人卷土重来,干部子弟首先就人头落地。我们这一代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和继续革命的关键。
  同学姐姐的话对我启发很大,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坚定了领导我班文革运动的信心。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好像是两个班的文革小组),与另外两个人秘密组成了一个核心,准备实际领导我班的运动,同时串联其他班。为了划清出身,我们搞了一份班上40个同学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家庭出身情况。我们开始秘密发展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秘密活动不久就被班上的其他人发现了,有人说我们搞小团体,搞秘密活动,甚至还知道了我们手中有一份神秘的名单。
  7月中旬,我校有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我校不贯彻阶级路线”,明确提出了革命左派应该是五类人(红五类):1、工人子弟,2、贫下中农子弟,3、革命干部子弟,4、革命军人子弟,5、革命烈士子弟。
  正当我们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学校接到通知,7月18日开始放暑假,全校哗然。虽然说放假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家,即使回家了也常来学校。我们班的小团体就定时回校开会,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8月1日,初三九个同学,联名贴出一份《八一宣言》,署名“红向东”,是我校跨班级的红卫兵最初组织。高三俄语班的钟德鲁等几个人和他们商量,说有更多同学也在酝酿准备成立红卫兵,应该大家一起干。于是在8月4日晚上开会,正式宣布成立外语附中红卫兵。当时为取名字还有过分歧,有人提出取名红向东,后来觉得其他学校称红卫兵的居多,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各校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其中军队干部子弟特别多,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就都穿上军装。
  我的一位同学对文革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也是最早的红卫兵,他在分析为什么成立红卫兵时说:
  “在我印象里,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一是知道清华附中有了红卫兵,而且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三论(至少是前两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二是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支持。三是当时跨班级的串连已经展开,围绕着反还是保校党委,此前两个月已经在学生里分成了不同观点。四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北京市委已经宣布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除了这四点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出现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校园出现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各校红卫兵都积极拥护对联,围绕着对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 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
  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出身学生组成,实际上的领导权是落在一批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手中,感觉领导文化革命非我莫属,当仁不让。这个对联立刻在全北京风靡,为各校成立红卫兵组织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时很多班里都有类似我们班这样秘密组织,成立红卫兵只是振臂一呼的事了。
  我校红卫兵成立后,首先就是为支持、拥护这幅对联组织了好几天的大辩论。
  8月3日,我校红卫兵全体出动,首先去外语学院参加辩论会。主持会议的是京工附中和十九中的红卫兵。红卫兵以压倒的声势获得很大成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学校红卫兵学会了唱“造反歌”。
  那天下着大雨,红卫兵在外语学院校园里冒雨游行,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上,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
  歌声嘹亮,队伍雄壮。
  8月4日,我们又去了音乐学院参加大辩论,红卫兵有几千人,坐在会场南面,对方坐北面。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音乐学院反对联派头头和师大二附中一个红卫兵头头,会上气氛一直对我方不利,后来十九中红卫兵增援赶到,立刻夺过会场主动权,在那次会上,红卫兵宣读了毛主席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回信,信中毛主席完全赞成红卫兵的行动,明确表示了支持。会场群情激奋,红卫兵又获得辩论胜利。
  连续几天一直忙着参加辩论大会,5日我们还去了中央芭蕾舞学院参加大辩论。7日,女四中、男八中和100中的红卫兵来我校求援,要求我们去良乡100中参加对联的大辩论。我奉命和几个人作为先遣队半夜出发赶往100中。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的路不好走,我们骑了好几个小时,天快亮了才到。上午就集合队伍到电气技工学校进行大辩论,因为对方百般阻挠我们开会,双方动手打了起来,由于我们人多势众,虽没开成会,但仍然是胜利而归。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5 15:00:23
  11、我经历的红卫兵运动
  博主题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我亲身经历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直接参加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活动。此文主要以我个人的经历,真实记录我的红卫兵生涯。
  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4日,但红卫兵的酝酿则早在此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6月份,北京个别学校已经有一批干部子弟组织了起来,清华附中、四中的组织叫红卫兵,北大附中的名称是“红旗”。一天,我去同学家见到他姐姐。他姐姐对我说:干部子弟要在文化革命中起到先锋作用,因为干部子弟家庭影响好,中央指示知道的早,领会中央精神快,革命意志坚定,所以要把领导掌握在真左派手里,干部子弟应该是骨干,是领导,还要依靠和团结其他出身的广大学生一起革命。她说清华附中、四中的主要领导都是干部子弟,还说育英学校干部子弟平时在学校很淘气,也娇气,但运动中表现非常坚决。我当时也觉得干部子弟一定要大胆地站出来,积极参加和领导运动,否则阶级敌人卷土重来,干部子弟首先就人头落地。我们这一代是传承毛泽东思想和继续革命的关键。
  同学姐姐的话对我启发很大,可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使我坚定了领导我班文革运动的信心。当时我是团支部书记,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好像是两个班的文革小组),与另外两个人秘密组成了一个核心,准备实际领导我班的运动,同时串联其他班。为了划清出身,我们搞了一份班上40个同学的名单,上面记录了家庭出身情况。我们开始秘密发展我们的组织。
  我们的秘密活动不久就被班上的其他人发现了,有人说我们搞小团体,搞秘密活动,甚至还知道了我们手中有一份神秘的名单。
  7月中旬,我校有人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我校不贯彻阶级路线”,明确提出了革命左派应该是五类人(红五类):1、工人子弟,2、贫下中农子弟,3、革命干部子弟,4、革命军人子弟,5、革命烈士子弟。
  正当我们决心大干一场的时候,学校接到通知,7月18日开始放暑假,全校哗然。虽然说放假了,但很多人并没有回家,即使回家了也常来学校。我们班的小团体就定时回校开会,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8月1日,初三九个同学,联名贴出一份《八一宣言》,署名“红向东”,是我校跨班级的红卫兵最初组织。高三俄语班的钟德鲁等几个人和他们商量,说有更多同学也在酝酿准备成立红卫兵,应该大家一起干。于是在8月4日晚上开会,正式宣布成立外语附中红卫兵。当时为取名字还有过分歧,有人提出取名红向东,后来觉得其他学校称红卫兵的居多,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各校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其中军队干部子弟特别多,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就都穿上军装。
  我的一位同学对文革历史有很深的研究,也是最早的红卫兵,他在分析为什么成立红卫兵时说:
  “在我印象里,具体原因大概有四:一是知道清华附中有了红卫兵,而且好像已经看到了他们的三论(至少是前两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二是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支持。三是当时跨班级的串连已经展开,围绕着反还是保校党委,此前两个月已经在学生里分成了不同观点。四是7月29日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北京市委已经宣布工作组从学校撤出。”
  除了这四点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出现了鼓吹血统论的“对联”。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校园出现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各校红卫兵都积极拥护对联,围绕着对联展开了大规模的辩论。
  8月1日晚,对联被贴到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 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代表时,指出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是:理应如此”。
  2日下午,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校内游行,以对联为主要口号。红卫兵是以“红五类”出身学生组成,实际上的领导权是落在一批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手中,感觉领导文化革命非我莫属,当仁不让。这个对联立刻在全北京风靡,为各校成立红卫兵组织绝对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当时很多班里都有类似我们班这样秘密组织,成立红卫兵只是振臂一呼的事了。
  我校红卫兵成立后,首先就是为支持、拥护这幅对联组织了好几天的大辩论。
  8月3日,我校红卫兵全体出动,首先去外语学院参加辩论会。主持会议的是京工附中和十九中的红卫兵。红卫兵以压倒的声势获得很大成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学校红卫兵学会了唱“造反歌”。
  那天下着大雨,红卫兵在外语学院校园里冒雨游行,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
  刀山火海我敢上,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
  歌声嘹亮,队伍雄壮。
  8月4日,我们又去了音乐学院参加大辩论,红卫兵有几千人,坐在会场南面,对方坐北面。主持会议的一个是音乐学院反对联派头头和师大二附中一个红卫兵头头,会上气氛一直对我方不利,后来十九中红卫兵增援赶到,立刻夺过会场主动权,在那次会上,红卫兵宣读了毛主席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回信,信中毛主席完全赞成红卫兵的行动,明确表示了支持。会场群情激奋,红卫兵又获得辩论胜利。
  连续几天一直忙着参加辩论大会,5日我们还去了中央芭蕾舞学院参加大辩论。7日,女四中、男八中和100中的红卫兵来我校求援,要求我们去良乡100中参加对联的大辩论。我奉命和几个人作为先遣队半夜出发赶往100中。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那时的路不好走,我们骑了好几个小时,天快亮了才到。上午就集合队伍到电气技工学校进行大辩论,因为对方百般阻挠我们开会,双方动手打了起来,由于我们人多势众,虽没开成会,但仍然是胜利而归。

作者:发丝飞雪1 时间:2017-10-17 01:20:19
  优秀文章,可以继续复制历史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17 06:01:51
  12、关于“血统论”的回忆(1)
  文革中颇多怪论,都很伤人。著名的“血统论”恶极一时,害了很多人。它曾广泛左右着人们的立场和观点,空前加深了各阶层人民的“阶级对立”。没受影响的人不觉得什么,受影响的人严重影响其一生,令人痛不欲生,有的甚至造成家破人亡。
  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联的意思很明了:他的父亲是高干,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
  这副对联一贴出来,就立即产生“轰动效应”,迅速传遍了全市,乃至全国。文革前在农村已有的按阶级划分的等级观念,这时候就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界。“革命小将”立刻被分为三六九等。只有出身“红五类”(定义)的青年才可以参加红卫兵;一般出身的人只能参加“红外围”;出身“黑七类”(地富反坏右黑资)的人则只能“靠边站”。
  “阶级队伍”并非一成不变的,否则怎么能符合辩证法呢!随着运动不断深入,各支队伍都在不断地“大分化,大改组”。例如:“红五类”中的“革命干部”,不断被揪了出来,成为了人见人批的“走资派”,“黑帮”,他家昨日还趾高气扬的子女立即灰溜溜地交出红卫兵袖章,也成为了“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
  有的人原来自诩为出身“赤贫”,当年逃荒“挎小篮”出来的,现在被对立一方的造反派组织查出,原来是逃亡地主!当然是“挎小篮”出来的。
  一时间,中国大地被“血统论”折腾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人们互相残杀,争斗打伐,六亲不认,人人自危,争着向领袖表忠心,唯恐站错了队。
  这中间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比如,父亲是革命干部(未被打倒的),爷爷是地主成分,你说孙辈该是什么出身?笔者的姑父就是背叛地主阶级家庭,38年参加革命的老军人。其父在原籍缺衣少食,混不下去了,找到他当政委的军分区,他拒而不见,还是部下看不过,给了老人300元钱打发走了。
  破四旧时,北京一位luo姓红卫兵女将,虽然父亲是高干,但姥姥却是地主成分。豆蔻年华的女孩居然把姥姥被她用皮带暴打时的惨叫声录了音,与革命战友共同欣赏!以此来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人性,何以被吞噬如是哉?
  1966年8月1日,这副“血统论”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高等学校贴出,像核爆炸的链式反应一样迅速引起轰动。由此在群众组织中展开了残忍的“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六类”的对阵!斗争迅速引向全国,恶劣影响渗透到共和国的每一个犄角旮旯,并且顽强地延续了许多年。我们地处山沟的三线汽车厂也不例外。
  在北京八中读初三时,我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和WJ,WFM很说得来,还曾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我出身职员;WJ父亲是五机部的正处级老干部,靠边站了,但没有被打成黑帮;WFM出身中国书店的资本家。67年底中学生开始分配工作后,我们一起去西城区委参加动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会,目的地是黑龙江虎林。我们都跃跃欲试,好想来到这“反修”前线。可惜正因为地处边境,所以只批准了我和WJ。
  三缺一?这可不行!我们两个也不去了。
  68年2月,又有了陕汽的招工指标,我们三兄弟又一同报了名。结果因为是军工企业,仍然没有批准WFM,(我不明白其他出身不好的师兄弟是怎么入厂的)。
  这次我和WJ不敢再耗下去了,WFM也很悲观,极力赞成分手。我们去陕汽后不久,他终于去了遥远的青海铸造厂。后来政治形势松动后,他以在国外出生的有利条件去了美国,读了双学历,拿了绿卡。然后回国进入外企。“出口转内销”了。八十年代,我收入150元人民币时,可恨他竟然收入1500美元来气我!
  陕汽的师兄弟WYR,相貌堂堂,是个标准的美男子。为人友善,助人为乐,工作积极努力,为人随和,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按说这样的人品一定是党员,还会很早就被提干。但他不爱说话,给我的印象始终是郁郁寡欢。一般人很难走进他的内心。后来我知道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2 11:25:26
  13、关于“血统论”的回忆(2)
  有一天,大概是周末,人们都出去玩了。不知为何事我来到他宿舍,好像有个军人到他宿舍访友。我突然闯入他们所住的席棚,意外发现他一个人在聚精会神地照镜子。不知把谁的军帽戴上了,上边有鲜红的五角星。他神采奕奕,镜内镜外一对英俊威武的军人。我终于偷窥到了他的内心。我被震撼了,我被感动了,我为他深深地惋惜,他如果在部队,一定是个“好样的”!谁没有爱美之心?谁不想积极上进?这个“血统论”,唉!
  出身好的可以参军,不参军在厂里也有资格当基干民兵。我的出身是职员,不好不坏,在北汽时,那年厂里发布了征兵的通知,那个年月可是非常光荣的事,青工们都踊跃报名。在下也非常想去,晚上在家里写决心书,听说写血书可以明志,但是拿着缝衣针对着手指迟迟下不了手,用牙咬或用针扎都很疼。最终还是用针扎破了手指,用蘸水钢笔蘸着挤出来的一点血写了“我要参军”几个字,算是血书。交上去后,虽然受到了表扬,但是终究没有当上兵,大约还是血挤得太少,心不诚的原因。反正那批入伍的青工全部出身“红五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2 11:26:34
  张玉浦,西安交大毕业的高材生,与我们几乎同时进厂,也在大修工段,与大军是同一个师傅。后来我们都到了陕汽,仍然同在机修车间。老张非常能干,我们一起在大型设备安装中摸爬滚打,车身车间重型跨遍布我们的足迹,那时是分不出技术员和工人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2 11:28:57
  在陕汽入党也要按出身排队。车间党支部书记,此君中“血统论”流毒颇深,虽然是他发展我入党的,虽然他是我师傅,虽然我们是朋友,但在回顾历史时,我无法“为师傅讳”。我们一次次向他进言,老张早就应该发展入党,但他就是固执己见,“严把质量关”。甚至在大厂提拔老张为我们设备科负责人后,他仍不松口,而且反问我们,“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总帮他说话”。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2 15:14:36
  遇罗克写《出身论》指出血统论荒谬 1970年被枪杀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菁
  核心提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出身论》(节选)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殉道者遇罗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2 20:18:15
  14、遇罗克痛批“血统论”被枪决(1)

  遇罗克简历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男,中国北京人。1959年从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学毕业。曾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后做过代课教师等多种临时工。
  遇罗克为资本家出身,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他从小学到高三毕业,学习成绩和品行一直优异,因出身属于“黑五类”,他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准许进入大学。
  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家庭:
  曾写《出身论》等一系列围绕“出身”问题的文章。他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写了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及其他文章,最著名的是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的《出身论》一文,发表在《中学文革报》。遇罗克批判中国共产党当权以来一直用于引导社会主导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列举事实反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共产党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巨大。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
  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时年27岁。其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3]
  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808.htm?fr=aladdin

  遇罗克写《出身论》指出血统论荒谬 1970年被枪杀
  2012年08月02日 14:22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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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人参与0 10条评论0 打印 转发
  核心提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出身论》(节选)
  工作队当政时期,又以极“左”的面目抹杀了阶级路线。在对待出身问题上,与修正主义集团可以称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将矛盾扩大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以及殴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破坏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种种手段,剥夺他们政治权利的种种措施,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很见不得人。他们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运动。想革命而又没有革命的本钱,想造反而又没有造反的条件,窒杀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热情!革命队伍缩小了,这正中了反动路线的下怀。客观上起到了包庇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作用。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在反动势力当政时期,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最坚决。在批判他们的时候,你们最有发言权。那些冒牌受害实际上得宠的谭式人物没有发言权。依靠他们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们决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而革命者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你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阶级路线。既不容许修正主义集团从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许反动路线从“左”面攻击它。你们应该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光荣任务!你们也不应该排斥那些没有受压抑也没有偏见的青年。你们可以团结他们,共同战斗,共同提高。同志们,我们要相信党,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胜利必将属于你们!
  一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殉道者遇罗克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儿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06:38:41
  15、遇罗克痛批“血统论”被枪决(2)

  殉道者
  1968年1月5日,《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离家出门的那个清晨,除了冷之外,实在太过平常,以至于不管遇罗文还是遇罗勉,无论怎么面对本刊记者努力回忆,也找不出有任何预示意味的特别之处。“大哥带了一饭盒大米饭、炒白菜和一本书,骑上自行车走了。”现在59岁的遇罗勉说。在上班的路上,遇罗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后来才意识到,那是一个诀别。离家那天,遇罗克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刚刚写完的《工资论》。
  其实很早就有苗头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此后,“我家附近已经有人在盯梢”,在美国接受越洋电话采访的遇罗文回忆。若干年后遇罗勉则奇怪,那时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但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个系统仍在运作,“我虽然还很小,但都知道谁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则照例叮嘱大儿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多少办法。
  仍旧每天继续读书、写文章的遇罗克发现,每当他外出时,总是有人在跟踪。他预感到他将要遭受到最残酷的迫害。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进行检查了。”
  1月6日,遇罗克被一辆囚车带进了牢房。遇罗文说,遇罗克一共被提审80多次,有时搞疲劳战术,日日夜夜轮番审问。“但他从来没有检举过别人,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没有说过违背良心的话。”当得知弟弟遇罗文也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且对预审员说:“是我牵连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来尽可能地使遇罗文得到解脱。
  遇罗文说,难友中一位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他问遇罗克:“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罗克很镇静地回答:“值得。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终日在高干子弟中间,这所大学上腻了,看不上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你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许结果不堪设想,但为出身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临刑前,遇罗克把自己平时换洗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其中有一件崭新的白背心,他没有穿过。遇罗文说,自从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后,父亲被劳动教养,没有工资收入,母亲被撤了职,只有70多块钱的工资。一家7口,就靠这70多块钱生活。从那以后,遇罗克从来没有穿过好衣裳。他参加工作以后,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帮着养家,自己只留3块钱,而这3块常常被用来买书。“他在狱中穿的旧背心实在太破了,就写纸条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等母亲把新背心送来时,他已被判处死刑。他觉得,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吧……”遇罗克就这样穿了一身破旧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遇罗文说,遇罗克临刑前写了几首诗,托付给难友,请他们有幸出狱时,交给家人。其中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清明未必生壮鬼,乾坤持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大哥最后死在哪里,我们现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罗克从小是个很优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们崇拜的对象。“他自己会编木偶戏、皮影戏,或者照小人书编个小话剧,然后让我们仨来演。”遇罗文回忆,有时遇罗克还用一张16开的白纸,用钢笔和铅笔又写又画,给他们编小报。遇罗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获得1956年北京少年组亚军,甚至后来还有不看棋盘同时下两盘棋的本领。遇罗文、遇罗勉至今提起哥哥还是钦佩不已的口吻:“因为他聪明好学,一直很受宠,从小学到中学都属于响应号召,积极向上的好孩子。”
  父亲遇崇基是东北人,后来以“满洲国”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用“罗茜”的笔名写了一本《日文报纸译读法》,很受欢迎。他给几个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罗”字,而不是家谱上规定的广字。“我有一次问过他,他说‘羅’拆开是‘四’、‘维’两字,礼义廉耻是国之‘四维’。”遇罗勉说。母亲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后来,父亲遇崇基开办了“大业营造厂”,母亲王秋琳和同伴合开了一个“理研铁工厂”。
  对遇家人来说,1952年是后来一连串动荡乃至劫难的开始。那一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遇崇基因为被怀疑偷漏税几十亿元而被逮捕。“几个月后,事情不了了之,父亲被放回来了,但是他的厂子受到很大影响。”为了躲避伤心地,遇家花3000元买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举家迁到那里。遇罗克后来在《我的童年》作文里,详细写了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写到临别时,他抱着一棵枣树哭了。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范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罗文的记忆中,“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里承认自己哭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落泪”。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遇崇基因为一句“人与人,冷冰冰”,被打成“极右”的“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因为父亲有自己的想法,显得不随和,所以每次运动都躲不过去。”遇罗文回忆,“大哥非常尊敬父亲,父亲的遭遇对他触动很大。”不仅如此,“母亲仅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
  虽然“出身论”的荒谬在“文革”时达到极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经是盛行的一个政治标准。“同学们因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属于最底层的。”遇罗勉说,“家里出一个‘右派’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何况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其中一个还被劳教。”那时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是:出身不好的人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心灵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罗勉如今回忆起来,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罗克从北京65中毕业。虽然高考成绩优秀,但还是没有大学接收他,就连要求分数不高的地质专业学校,也不允许他进入。遇罗勉解释说,那时上大学除了看出身,还要看“操行评定”——学校的操行评定分成“优良中差劣”五等,被评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学的,“差”者基本上要被开除。自父母双双成了“右派”后,遇罗克的评定也由“优”变成了“中”。遇罗克不解,老师回答:“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遇罗克抱着一线希望,在家又复习一年,还是与上大学无缘。“两次进不了大学,让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个别现象,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遇罗克显然认为是命运的新转机,“他接到通知就高兴地去迁户口,连春节供应的那些副食都放弃了,姥姥气得直叹气”。遇罗文说。
  那时候,已经开始号召学生到农村去,但尚未像后来知识青年下乡那么大规模,“他也感到很新鲜”,遇罗文说。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一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又把他们推到与人民相对立的另一个阵营里。但在农村,“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残酷。“他回来跟我们提过,在农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他们用很形象的语言,称之为‘连根拔’。”遇罗文说,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开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回到北京后,我们也长大了,说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两个弟弟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哥的读书,“爱看书,什么书都看”。遇罗勉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间里的灯总是亮着,“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唠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电费是全院平摊的”。
  遇罗克喜欢跟弟弟们分享他阅读的体验,黑格尔、亚里士多德的名字,还有诸如“诡辩”一类的名词,“都是我从大哥那里听到的”。《流浪者》里的台词:“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还是贼。”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基础》里的:“法学家既郑重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这些经典之语,都是遇罗克在和弟弟们讨论社会流行的“出身论”时提及的。
  • WW129129: 举报  2018-02-17 08:17:09  评论

    评论 碧薇萍:我今年67岁,我经历了那个年代。我的长辈曾经深受其害。但我却不愿意再回忆这些历史了。也没必要说谁对谁错。现在我觉得就是高层斗争的外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是殃及的太多了。面太大了无法刹车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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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12:27:52
  16、遇罗克痛批“血统论”被枪决(3)
  政治风暴中的“出身论”
  “出身论”的命运,也涉及红卫兵的一段复杂历史。遇罗文解释:最早的“红卫兵”是由清华附中一些干部子弟发起的,此后,北大附中也出现“红旗”战斗队,以后各地方纷纷成立这种组织。“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出身的要求非常严格,有的只许干部子弟,有的也允许一部分工农子女参加。”遇罗文说,后来通常用“老红卫兵”来划分这些最早出现的红卫兵。
  “老红卫兵”因为有出身的优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最忠实的信奉者。他们将社会阶级分成几类: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黑帮(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学术权威)及其子女(被统称为“狗崽子”)。而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则是红五类。“总之家庭出身高于一切,也决定一切。”“‘文革’一爆发,‘出身论’更发展到了极致,‘文革’以前,还说出身不好的还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开始,我们就变成‘混蛋’了。”遇罗勉说。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12:32:52
  不久,红卫兵开始全国大串联,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这时,遇罗文和弟弟遇罗勉也属于滚滚洪流中的两位。他们到广东串联,发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小报或印刷品,油印条件非常方便,于是他们试着写了几份反“出身论”的传单,又根据对哥哥《出身论》的回忆,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论出身》,印了几百份,贴在广州街头。落款是“北京呐喊战斗队”,没有写真名。
  “我们住在一所小学里,很多串联的学生帮我们印、帮我们贴,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写‘大毒草’,批注特别多。还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报贴出来,反响特别强烈。我们觉得时机到了,广州毕竟远离政治中心,也应该在北京宣传。”遇罗勉回忆。
  两个弟弟把油印的传单寄给在北京的哥哥,同时也告诉他这种简单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罗克《出身论》的定稿寄了过来,让他们在广州油印。同时,遇罗克和遇罗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贴到北京市委、国务院、清华、北大、地质学院等地。因为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
  “文革”运动的发展开始迅速波及老干部,早期对出身有天然优越感的“老红卫兵”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它的成员必须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这也是唯一的条件,他们公开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
  当“中央文革”发现这部分红卫兵已经成运动阻力时,“联动”及其“血统论”也开始受打压。“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对血统论,打击老红卫兵,收买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长期受压抑的青年人,一下子开始活跃起来,也对‘中央文革’感恩戴德。”遇罗勉说。
  这时,红卫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权,“其范围已扩大到普通学生,都自称是红卫兵”,遇罗文称之为“新红卫兵”。当“联动”遭打压时,“新红卫兵”们也开始看到批判“血统论”的时机。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复和牟志京找到遇罗文,说他们看到贴在四中的《出身论》后深受感动,来商量怎么能扩大宣传。3个年轻人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办一份铅印小报。几天之后,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和占3版篇幅的铅印《出身论》终于问世了。
  “当时中学生办报的人并不多,民办的报纸几乎没有。”遇罗勉说。所以尽管《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只印了3万份,但立刻轰动了北京城。遇罗文说,有时在街上就能听到有人议论:“这是反右以来最敢说话的文章了。”
  “我们接到好多人来信,很多被出身影响的年轻人,觉得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的心声。”遇罗勉说。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对失控的几个月里,遇罗克终于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连续写了《出身论》、《谈纯》等一系列具有理论深度的文章,抨击反动的血统论思想。这些文章就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我们一直坚持办了7期,直到《出身论》被宣布为‘大毒草’。”遇罗文说。在这7期报纸中,遇罗克一个人写的文字占总数的将近3/4。
  其实当时知道“遇罗克”名字的人并不多,因为发表时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慢慢的,我们这些办报的人都知道他了。”对于当年的举动,遇罗文坦率地说:“有的人认为我们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红。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明白,这个风险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经几十年了,怎么会因为我们的一份报纸而改变呢?”遇罗文说,“母亲当时就说:你们太冒险了。”事实果然被母亲言中。
  永远的怀念
  因为父亲是学工科出身的,“对问题从来不含糊,爱深究”,在思维方式上,遇罗文和遇罗勉都认为,大哥像极了父亲,“逻辑性强,严谨”。而在性格上,“遇罗克和遇罗锦的性格像母亲,他们小时候就很爱表达”,遇罗勉评价。他说喜欢《牛虻》一类作品的大哥,有种英雄主义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的牺牲是不足惜的”。
  遇罗克的母亲出身富裕人家,爱美,姥姥告诉遇罗勉,当年日本人轰炸济南时,别人都裹着细软逃命,母亲却带了几本相册跑。那些曾记录了一个家境优越的少女无忧青春的相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家里6个人,有4个被关进监狱。而原来娇生惯养的母亲却坚强地承担起一个家的责任,而且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敢与坚韧。1978年冬,王秋琳带着儿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为遇罗克的平反问题而奔走。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勉说,哥哥去世后,家里再也没人正式提起过他,无论是他的生日还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回避,“毕竟是一个太大的伤口”。不过,遇罗文说,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大家不满意的事情,一句“这样做太对不起大哥”,就意味着最严厉的指责了。母亲也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及大哥,她内心的痛苦是她死后孩子才从她的日记里知道的。“母亲每天上下班经过‘工体’,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因为哥哥是在那里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记就写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罗克的生日。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036期,作者:李菁,原题:1970年遇罗克因《出身论》被判处死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8/02/16502252_3.s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15:09:25
  第十八章北京师范学院的肃反运动(1)

  想不到,我的青年的第一课,就是全国范围内的肃反!
  1955年,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正面临毕业分配。这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批判红学家俞平伯事件。大学生们都轰动了,纷纷议论。
  好像是当时还批判冯雪峰,冯雪峰是《文艺报》的主编,说是《文艺报》也压制了“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哦,对了,是这样的,当时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矛头直指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说俞平伯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否认《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文章写出后,北京不给发表,压制了“小人物”,说,后来还是“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刊物《文史哲》给发表了”。不想毛 主 席对这篇文章,很重视,立即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展开了对资产阶级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俞平伯的根子是胡适,所以也是对“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其实,解放以来一直就在批胡适的,这回更有了新的内容。
  李希凡一下子登峰造极,红“透”了,为大学生们普遍倾慕。这时李希凡有一个什么报告,让各班派代表去听。我班的代表易道寒,听了李希凡报告回到班上,给我们传达时,她好激动。李希凡没有感动我,倒是易道寒感动了我!她传达的内容我没有印象,但她站在讲台边,那激动的神情,我至今还很清晰。她说:“李希凡和我握手了,李希凡握过毛 主 席的手,就等于我也握过毛 主 席的手!”这,就是当时大学生对毛 主 席的崇拜!
  同学们都仔细阅读了李希凡和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也读了毛 主 席的指示。记得当时也正在批判朱光潜的唯心主义。批朱光潜没有形成运动,而是一直在批。朱光潜就是反面教材,“文学概论”课一讲反面的,就是朱光潜。其实,当时我们读朱光潜,俞平伯并不多,只是怎么批怎么是。批的人总是正面的、正确的、唯物的,被批的人当然是反面的、错误的、唯心的。要么就是“斯大林说”、“毛 主 席说”。讲授文艺理论,没有老师的观点,大小结论都是“斯大林说”、“毛 主 席说”。这,就是当时大学生受的课堂教育!
  可是还没有过几天,就批起胡风来,不,先是青年作家路翎,从 前线回来发表了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我读了,感觉不错,还能读下去。(当时的小说,我大都是读不下去的呀!只爱读外国作品,也就迷上了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也就是“封资修”)有人问我,路翎怎么样?我说不错嘛!班上就有人说:你怎么这么落后,专爱读这些人的书?班上有一位叫皮猷智的同学,偏偏她也喜欢路翎。说路翎有人情味儿,不是那么公式化概念化。
  《洼地上的战役》当时志愿军组织讨论,都异口同声地说,路翎是丑化污篾歪曲志愿军形象。说,打起仗来是不可能有恋爱之情的,这种思想也不会有。恋爱之情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情调……印象当中,好像路翎还写过三万言(记不清楚了,不太确切)的文章来反批评。
  我班皮猷智,湖南人,在重庆呆过八年,她会说湖南话、会说四川话,北京话也比我们讲得好。她和我志趣相投,我喜欢她。她当年十九岁,比我们大几岁,爱说话,爱讲她的个人经历。她说她来北京之前生了一个小孩,死了。她天天给我们讲这一段故事。她说她是未婚生小孩的。男的是重庆糖果店的一位先生,叫狄鸿达。她把狄鸿达描绘得很高雅,很有风度,给我的印象很深。她津津有味地讲她生小孩的全过程,讲狄鸿达对她的照顾和爱情。对于比她小的同学们,没有不爱听她讲的。每天晚自习后,回到寝室,同学们都围在她的床前,听她讲述她的恋爱,她的生小孩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她说子宫有高度的营养价值,她说她爱人狄鸿达为她炖子宫吃。她说:“子宫就像牛肉!”
  是的,我喜欢她,同学们都喜欢她,爱听她讲话,爱看她写的字,爱看她走路……哦,对了,她的长相并不是很漂亮,但她讲究穿着打扮。她清瘦的面孔,细挑的身材,很活泼,兴趣广泛。
  她会跳舞,会滑冰——花样滑冰,这,在当年师范学院是少有的,冰场上很少有比她滑得更好的。几位体育老师都夸赞她,并和她一起在冰场上转圈,飞舞。我穿上冰鞋脚就疼,在冰上站都站不稳。她教给我,拉着我的手,带着我在冰上飞跑,自在极了!
  她还教我荡秋千,她和我面对面地踩在踏板上,她一弯腿,一用力,秋千就荡上去了!,呀,秋千都荡平了,吓死我了,尖叫起来!她赶紧把我放下来,说:“看把你吓的,脸都吓白了。”
  我爱吃蚕豆,她总要为我买一小包,看着我吃,我说:“你不吃?”她说:“我不吃,我喜欢看你吃。”
  有一次我在东四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小照,都说照得很好!皮猷智立刻也去照了一张,她当然就照得更好。并且照相馆,征求她的意见,要把她的照片放大挂出来。她问我,“好不好?”我说:“拿你做宣传呀!我不喜欢。”她说:“那就不放大,摆出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吧?”于是东四照相馆,就在镜框里摆上了皮猷智的照片。招惹得不少同学跑到东四去看。
  
  第十九章北京师范学院的肃反运动(2)


   就这样,我和她形隐不离,上自习在一起,上图书馆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她像大姐姐一样照顾着我。
  班上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团员,只有几个人不是。我不是,皮猷智不是。团员一开会,我们几个非团员自然便要在一起。皮猷智说,她入过团后来退团了。为什么退团?她说她没有父亲,母亲孤身一人带着她和妹妹,没有工作,生活无来源。她说,她母亲的亲妹妹在美国是化学工程师,说是给她们寄钱不方便,不如迁居香港,这样她就退团了。但不知怎么又没有去香港,而是辗转到了北京。
   后来有一天,在教室旁边的走廊上,我翻阅报纸,看见了舒芜揭发胡风的反 党材料——都是信件,还有编者按(以后很久才知道编者按是毛 泽 东写的),处处都是编者按。最让人震惊的话语是编者按说:“一个暗蕨在革命队伍里的反 革 命派别”。“接着就是大礼堂听报告。第一个报告人是师范学院仓孝和仓教务长,我记得很清楚,他开头的几句话。他说:“胡风,又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
  我听见中文系的一位讲师刘体仁老师,吃惊地说,“胡风可是《人民文学》的编委!”,他的吃惊的样子,我至今记得。于是我找来一本《人民文学》翻看,见到了胡风的照片,高高的个子穿着长衫。
  胡风给中央写了《三十万言书》,于是展开批判。说《三十万言书》是向党进攻的宣言,说他“反对周扬就是反对毛 主 席”。“反胡风运动”,就这样开始了。走廊上的报纸刊载着,原本和胡风要好的舒芜连续的揭发:第一批材料,第二批材料,第三批材料。而正是按照这三批材料,展开对胡风的批判。接着就是揪出大批的胡风分子,说他们都是国 民 党特务,反 革 命。
  形势真是急转直下,原本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压抑“小人物”,是学术上唯心唯物的争论,尽管是粗暴了些,但还不不至于说俞平伯是反 革 命。而胡风却是反 革 命,是要抓起来判刑,一判就是几十年,是终身!
  形势叫我这个不谙事务的大学生,真正是惊住了。无事,我就独自坐在走廊上翻阅报纸。眼看着舒芜的捡举揭发,心中就在想,这不是私人通信吗?又心想,这个舒芜,太可恨,太小人了。
  天天都是开会学习讨论,开会学习讨论。
  但是没有多久,大概是我们刚结束毕业考试,“肃反”开始了。如果说反胡风只是那些当年国统区的党外作家,而肃反,就要从大学生当中寻找斗争对象了,也就是说范围更阔大了。
  恰正这时,师范学院的院长林莎女士来校上任,此前师范学院没有院长。林莎院长多次对全体师生讲话,还亲临我们班来听课。她的态度很随和,也很负责。林莎院长走前走后都有一个办公室主任跟随。肃反来了,林莎立即接手领导全校的“肃反运动”。于是又做报告,她的神情变得冷峻严肃,脸上没有了笑容。
  全校进入了非常时期。我们这一批大学生,是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有一种莫名的惶惶然。当时我刚年满十七岁,算是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了!想不到,我的青年的第一课,就是全国范围内的肃反!
  我们班的肃反对象,是谁?皮猷智!这,怎能不叫我惊吓?
  皮猷智被“看”起来了,一切行动,走路上厕所,都轮流由两个同学监督着,看管着。小会批大会斗。要她交待,为什么退团?为什么接受来自美国的经济帮助?为什么东四照相馆要摆出她的照片……交待反 革 命罪行?拍着桌子地向她喝斥,问她:“你是不是反 革 命?”发言者都是声色俱厉,不时还喊口号。我们的黄班长,高高的个子,走过去,戳着她的额头,咬牙切齿地痛骂!
  皮猷智满面是汗,头发都湿透了,粘在脸上,脸色刷白,眼睛瞪得大大的,嘴一张一合,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
  我坐在一旁惊呆了,我简直不能想象,胡风、路翎好像距离我很遥远,皮猷智可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是和我天天一块儿学习游玩的好朋友,怎么和反 革 命联系得上呢?看着大家“斗”她,我就够害怕的了,我怎敢发言?全班都积极表态发言,就我不发言,于是班干部就来动员我,找我个别谈话,要我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要我发言,也就是表态。
  听说生物科斗争时,一个像貌藜黑,绰号铁人的女生。斗争会时,她竟“勇敢”地跑上前去,打被斗者的耳光。这一过急行为立时传遍全校。铁人的样子,我至今记得,精精瘦瘦,个子不高,皮肤黎黑,一副极丑陋的尊容。
  我们班的对面教室是美术科,美术科斗争对象叫果秀兰。肃反前,她是优秀生。她是天主教徒,那是绝对的唯心。斗争她,就比斗皮猷智来得更凶猛——林莎院长亲自主持斗争会,在阅览室大范围地全校批 斗。人山人海,我站在最外层,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只能跟着呼口号!
  一时间,师范学院楼上楼下,到处都硝烟弥漫,杀气腾腾!
  尽管是两年以后,师范学院政治辅导处主任赵国梦,亲自到北京市各中学挨门挨户地对被斗过的同学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算是平反了,但那创疼那伤疤,至今要揭开,还会是血淋淋的。
  两年以后的“反右”,面积就更大了,时间就更长了,比无期还无期。

  第二十章 江苏师范学院的肃反运动

  1955年夏天的江苏师范学院,气氛非常压抑。因为肃反运动开始了,社会上已经抓了不少人。记得一天夜里,苏州市全市戒严实行大逮捕,人心惶动。不过,学校里的肃反运动却几乎没有抓人。  
  那时候,正好放暑假。学院的气氛突然严肃凝重起来。钟楼北面的路两边,原来搞宣传的两排黑板报,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密麻麻写满了很多所谓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的名字,许多教授都在其中,父亲也不例外,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学校里越发天天开起会来,时不时会听到对有历史问题的人的大声呵斥,其声音之大和尖利,整个院子都能听见。这个暑假的气氛太低沉了,连我们这些孩子都受了影响。家里的大人们出来进去一脸严肃不说,还对我们少了几分耐性,以致我们玩什么都因为不敢高声嬉笑吵闹乱说话而少了很多乐趣。  
  这次斗争被波及的不仅仅是教授们,甚至还涉及到了一部分学生。记得有个叫江岛的学生,因为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而被定性为国 民 党的特务,他非常冤屈愤懑,始终抗拒运动,没过多久,就被逮捕了。  
  这次肃反也搞清楚了我爸爸的历史问题。当时还小的我懵懵懂懂。后来懂事了,才从爸爸的讲述里明白了他的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第一,是1926年他曾在徐州参加共 产 党,1927年却因四一二政变而逃出徐州回到老家,后又经人介绍集体参加过国 民 党,但我父亲最终并不是国 民 党,组织上考察他四一二之后是不是有变节行为?第二,是1940年左右,蒋介石在四川召见郭有守先生,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对国际上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交代,以显示国民政府在战时的教育发展情况。这时有人便推荐父亲,使父亲重新回到教育厅工作,职务是编审秘书,并由父亲草拟《国民教育计划》。爸爸因为爱国和关心焦虑国家战时的教育,而在在四川教育厅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战时教育计划并著有大量文稿。抗战初期,西安有一些知识分子要奔赴延安,爸爸得知后,便慷慨解囊为这些朋友出资,因此而被国民政府视为共嫌,并随后被革除了甘肃教师服务团主任的职务。  
  1955年秋季时,肃反结束了,因为上级部门和学院的安排,爸爸不再担任教育系主任,童润之先生也不再担任江苏师范学院副院长了。不久童润之先生就搬去了南京。多年后,我直到童润之先生逝世后读过先生的回忆录才知道,肃反后江苏省教育厅本来是有意调童润之先生去徐州办徐州师范学院的,但由于当时他在南京江苏教育学院的训练班还有一些课程,因此就没能到徐州。后来,童润之先生就在江苏教育学院外语系任教。  
  童润之先生是我国的教育家,1919年进入金陵大学农科学习。他在自己的自述中写道:“原因一是我是农家出身,习惯于农业活动;二是目击农村疾苦,要振兴中华,首先要改革落后的农业;三是金大农科比较有名。”1926年赴美留学弃农从教育,“因为以人为工作对象,较之天天与物打交道更有价值。”童润之先生被江苏教育学院老校友称为受人尊敬的老院长。爸爸在《乡村教育实施记》一书中,总结中国三十年代乡村教育发展成乡村运动,一共有七种不同形式,其中提到的:“是要纯粹以教育的力量,做些乡村改进的工作。并不要行政力量来协助。如这种乡村运动可以中华教育研究社及无锡省立教育学院做代表。”就是童润之先生所倡导的乡村运动实践。  
  肃反运动最终给爸爸的历史问题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由苏州市肃反五人小组做出的,不再以历史反 革 命论处。随后爸爸在苏州就加入了中国民 主同盟。  
  1956年暑假,原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时为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吴辛石先生在南京召见爸爸,让爸爸回到无锡,办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国务院没有批准之前暂定为:江苏省中学师资训练班。 于是,我就随父亲又准备再搬回无锡了。



作者:雪黑雪白 时间:2017-10-24 16:37:42
  地摊历史的逻辑-----无非是八分钱匿名信,到处告黑状,以低廉成本,赚取高效快速的影响。对于此类制贩假黑货扰乱社会者,强烈呼吁人大立法,公权介入,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审判。仅一条谁主张谁举证,就会罚的他们倾家荡产,失去告刁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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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4 18:53:47
  贴错了内容。向读者道歉。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5 06:24:14

  17、红卫兵疯狂“破四旧”

  “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文革《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由于当时对于“新”和“旧”的概念没有科学的标准和正确的态度,加之红卫兵的盲目和无知,破“四旧”变成了砸文物、烧古籍、打人、抄家等暴恐行动的同义词。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他们把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本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社论说:“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充分肯定了红卫兵的破坏行为。
  红卫兵破“四旧”,又把目光转向了民居和文物古迹目标。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11万四千多户被抄了家。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308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7500件,毁坏书籍无数。
  这股潮流迅涌速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包括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海瑞墓、龙门石窟佛头、善本图书),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连老人的胡子都当成四旧来革除),破四旧成了践踏法律、恣意妄为的绝对律令、通行证件、神符魔咒。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但它们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红卫兵却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这些活动在一些地方引起了工人、农民、军人的不满,与红卫兵发生了 冲突。中共中央批准、转发公安部给***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7年10月16日 佛山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了“破四旧”办公室《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搜查财物的处理报告》。它规定:凡枪械、凶器“四旧”物资等一律没收,其他物品酌情予以清退。但是被查抄的文物,多数被当时的外贸部门作为工艺品“收购”,用于出口换取外汇。以后香港、日本、东南亚等地收藏家,其不少藏品都来自于当时的大陆外贸出口。还有不少珍贵的文物,或被毁坏,或在混乱中丢失。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 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 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
  激烈的破四旧运动对于当时以农村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影响最大。
  破四旧给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和面貌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其毁灭性的打击,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庆典和流传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了空前的质疑和破坏,至今无法恢复,对国人精神面貌和民族信仰的摧残更是延续的几代人的时间,至今都无法估量其破坏程度和波及后果。
  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家谱体系几近完全摧毁,至今无法恢复。端午,春节,重阳等本应耳熟能详的传统节日被批判,文化艺术遭受空前浩劫。更严重的是对民族文化的摧残和误读,时至今日,在某些“文化精英”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孔子,理学等)时,都是完全继承,发展的破四旧,及批林批孔时的论调和观点,而且大有市场,至今很多人都对“文革论调”深信不疑,甚至疯狂崇拜!足以见得此运动对中国文化摧残至深。中国各地一些文物得不到相关部门重视,甚至依然遭到以开发为名义的破坏,这应该让今天的我们好好反思。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6 06:49:37
  18、北京红卫兵“扫四旧”城乡一片混乱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召开。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和游行示威。从是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前后共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连的红卫兵1000多万人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
  就在“八•一八”的庆祝大会上,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林彪及其一伙利用青年单纯、无知、好奇、冲动等特点,台上煽动,幕后指挥,从八月十九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这场运动迅速传遍全中国。
  最初,北京有的中学红卫兵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张贴传单、标语、大字报、通牒、勒令,声称“向旧世界宣战”,要“砸烂四旧”和“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统统都不例外”。紧接着,有更多的红卫兵唱着“拿起笔作刀枪”的《革命造反歌》,纷纷走上街头,集会、演讲和宣传,并把交通站牌和一些街道涂改为“东方红”、“工农兵”等“革命化”新名。霎时间,所有街道、胡同、医院、商店、学校、工厂,以及许多日用品中被认为是“四旧”的牌号或名称,一律被红卫兵或单位自动改成“革命”、“造反”的新名。社会生活秩序出现了混乱现象,红卫兵却以为,这是打碎了一个“旧世界”,建成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大破“四旧”的行动向全国广播。第二天,全国主要报纸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报》在同一版面刊登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这样一来,不仅把“破四旧”运动推向全国,而且使北京的“破四旧”继续升级和进入新的狂潮。
  八月下旬,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这个讲话在公安系统传达以后,北京城乡迅即掀起一个以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为名的打人、抄家的浪潮。
  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北京的红卫兵在国子监孔庙大院开始烧毁市文化局收存的戏曲道具和戏装,并把北京文化界知名的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押到焚烧现场批斗。谩骂、打人和侮辱人格的各种手段都使出来了。人民艺术家老舍,就是在这次批斗会上惨遭毒打,头破血流,在无法忍受的侮辱和迫害下,于第二天深夜含冤舍身太平湖中。
  与此同时,在北京市区和郊区各县,也曾发生恶性打杀“五类分子”的事件。在北京的不少中学和一些大学里,不断发生以群众集会形式,由红卫兵主持批判、殴打学校内或附近居民中“五类分子”的事情。一时间,北京城内各大剧场和许多单位的礼堂都排满了各种批斗会,大街上也出现用载重汽车押着批斗对象到处示众的行列。国家宪法被公开践踏,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打、砸、抢、抄、抓在北京横行。
  自“八•一八”大会游行示威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全市即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或被迫或闻风自动交出了各种财物。全市查抄了大量金银和金银制品,以及现金、存款、公债、外币4478万元,图书235万册。由有关部门收购、收存的文物、字画、硬木家具等实物330.51万多件。各区、县收存的财物变价即达1867万元。仅西城区福绥境一个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图书字画等被焚烧了八天八夜,大量文物被毁。打杀“五类分子”之风,由城内迅速蔓延到郊区农村,仅在大兴县的13个公社的48个大队中,先后打杀325人,有的户被杀绝。八月下旬至九月底的四十天内,全市即有1700多人被打死,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社会生活陷入极度动荡之中,全城内外一片混乱。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07:12:14
  19、改名风潮席卷全国
  八月十八日***接见百万红卫兵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卫兵代表——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把红卫兵袖章给***戴在了左胳膊上。***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 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立新”、“红兵”、“卫东”等是当时的热门名字。不少红卫兵还仿效老革命,起了“化名”。例如,河北省昌黎师范学校“尖刀战斗队”的头头崔玉玲,起化名叫冬雷,其他几个头头分别叫“东风”、“东风利”、“冲锋”。
  江青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人名、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等,凡沾上“封资修”或“不革命化”的,都要改名。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在这一运动中,红卫兵更改了大批所谓反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店铺字号、街名路名、学校名、影剧院名、医院名、公园名、机关名、报纸名等等,比较典型的有:将外国驻华大使馆比较集中的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越南大使馆所在的光华路改为援越路、海淀路改为文革路、安内大街改为大跃进路、府右街改为韶山路、东环北路改为大寨路、学院路文体用品商店改为抗大商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被改成工农兵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28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景山公园改为红卫兵公园、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东四剧场改为井冈山影剧院、红楼影院改为大革命影院、儿童影院改为红色接班人影院、新声影院改为遵义影院、大华影院改为工农兵影院。
  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几米高的牌匾被拉了下来换上东方红剧场的牌子、天津莫斯科影院改为向阳影院、天津劝业场牌子被砸碎换上人民商场的牌子、天津和平区改为战斗区、南昌黄庆仁药栈改为灭资药店、福州下杭路改为兴无路、武汉海关大楼改为反帝大楼、广州《羊城晚报》改为《红卫报》、拉萨药王山改为胜利峰、南京女一中改为东方红中学、因东林书院而得名的无锡东林小学改为红卫兵小学、开封包府坑小学改为要武小学、郑州11中改为抗大1附中、乌鲁木齐八家户村改为工农兵新村、银川靖宁巷改为革命巷、宁夏财经学校改为红管家学,等等。
  “仁、义、礼、智、信”是孔老二(孔夫子当时的称谓)所倡导、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红卫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
  在破“四旧”运动中,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月19日晚,上千名红卫兵闯进了全聚德烤鸭店,将挂在店门口已经70余年的“全聚德”的招牌砸烂,换上了由红卫兵事先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牌子。红卫兵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画全部撕毁,换上了毛主席画像,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当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思想宣传员”,长驻店铺。8月20日,经过红卫兵小将“革命”的新型烤鸭店诞生了。前门贴着一张醒目的标语:“欢迎工农兵进餐”。
  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以外的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
  苏州采芝斋糖果店改为红旗商店,杭州张小泉剪刀铺改为杭州剪刀店,在四川有名的麻婆豆腐也被改为麻辣豆腐、陈麻婆豆腐饭店改为文胜饭店。
  造反派把改名浪潮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经过红卫兵改名后,到处是“革命”的词句,仿佛真的创造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12:02:35

  20、革掉“旧风俗习惯”
  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中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祗得忍痛割爱。
  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
  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被剪去一刀。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北京和上海等地公开贴出告示,规定妇女一律要留三八式齐耳“革命”头,否则立即被红卫兵在大街上当场剪掉满头秀发,就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受到红卫兵警告,要求她进行“发式革命”。所幸得到周恩来同志保护,孙夫人又迫使自己长期呆在家中,这才保住秀发。
  理发店里则撤消了香水、头油等化妆洗发用品,各种发型一律取消,仅理“革命头”。上海的理发店取消了剪指甲、美容等服务项目,医院口腔科取消了洁齿业务。北京服装业流行着这样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批“兴无灭资”。高跟鞋会被勒令当场扭掉鞋跟。牛仔裤会被当场剪开裤管。凡是有私产房的房主,则被勒令上交房契。天津海关被迫将大檐帽、关徽、臂章、铜纽扣都视为封资修,而一律废除。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06:45:41
  21、超过八国联军和日寇的洗劫
  超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 “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
  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颐和园的人物画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焚烧书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06:45:27
  21、超过八国联军和日寇的洗劫
  超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但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时,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无一幸免。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 “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
  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后,颐和园的人物画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焚烧书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11:15:56
  22、孔庙被砸 孔坟遭掘
  1966年11月12日,“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随后,北京学生谭厚兰带领红卫兵们捣毁了孔子家乡山东曲阜占地327亩的孔庙、24亩的孔府和300余亩的孔林(孔氏墓园),将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球一般地踢来踢去,对孔子后人曝尸批判。他们在孔庙、孔府和孔林“共毁坏文物6千余件,烧毁古书2700百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安徽霍邱县孔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像、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艺术品。房饰、浮雕在文革中统统被砸毁。吉林市孔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5年方修复。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曲阜共有6600余件文物被毁,古书2700余册被烧,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王阳明(公元1472—1528)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1966年被当局平毁无遗。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县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 “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作者:晓国军 时间:2017-10-28 14:12:42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19:49:12
  23、砸毁庙宇宝塔佛像
  宗教庙宇宝塔佛像属于“封建主义”范畴,也是“四旧”。红卫兵冲进北京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赶走了所谓“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8名罗马修女;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塑像被砸碎;丰台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拉倒,佛身断为三截;戒台寺数千大小佛像全部被砸碎;上海的教堂几乎全部被砸,作为龙华三宝之一的高达7米、莲花座下雕有上千尊小佛像的范金毗卢佛像被红卫兵砸成碎片,作为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头颅;建于清代的天津大悲院中的佛像被抢,院中的明代木雕观音和瓷佛均被砸毁;洛阳龙门石窟被砸掉无数珍贵小佛头像;合肥万福庵的神像等佛物全部被烧毁;湖南的15座寺庙中的497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54部藏经书等大量宗教设施则全部被毁;红卫兵冲进伊斯兰教清真寺,放火焚烧《古兰经》,引起伊斯兰教徒与红卫兵的冲突等等。
  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祗保留十几处,其余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塔身总高约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毁没。” 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当地《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被指为“四旧”而拆毁。
  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湖南武冈县也有个斜塔。该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古《武冈州志》记载:“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建。”算来已有九百年历史。该塔不仅历史比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如今人们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炸倒了它。从此再也没人为武冈斜塔为什么斜而不倒而费脑筋。
  相传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马驮梵文佛经。现存白马寺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 “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
  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始建于唐、元代重修的太阴寺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
  湖北新洲县始建于唐代初年的报恩寺,规模宏大,占地百亩,毁于“破四旧”。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后,日本佛教史迹参观团欲前往访问,湖南省政府赶紧斥资维修,方为中国挽回了一点颜面。
  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一九六六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国现有的最大的古钟之一。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讲经,并嘱咐该寺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九百多年来,因天灾、兵祸,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这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实证,其制作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欲打倒这尊铁观音,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都不成功,小将们祗好作罢。事后,几位工人将它藏进煤堆,度过这场浩劫。不幸八年后“批孔”,一个六六年时的小学生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后装上去的。那个愚昧的青年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那铁观音就从此成了无臂残废。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红卫兵一一砸去,堪称雕塑精品的五百罗汉全变成了无头佛。
  新津县在成都去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将川西名胜”纯阳观“的所有塑像捣毁。全县……绝大多数庙宇的塑像、壁画被捣毁。”什邡县始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一九五一年..为修铁路征集枕木时,已将道旁古柏悉数砍去。如今“破四旧”,目标只在寺内。“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军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会合处构筑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十万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军,坚守了三十余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中矢死于钓鱼城下。钓鱼城遂成一历史名城。七百年来,积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红八月” 中全部被毁。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
  1966年9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老尼姑白银珍(蒙族)已九十六岁,被赶出五台山后,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二十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宁县的齐云山的众多庙宇被本县学生捣毁神像两千余尊。九月初,由屯溪县开来数百红卫兵,将剩下的神像捣毁殆尽。佛教圣地皖南九华山,僧、尼全被勒令还俗,成为当地公社佛教大队的社员。香火既绝,谋生不易,政府补助还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费。一些僧、尼则配对成了家。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学家李耳)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这道教圣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宫观。两千年来,道家一直尊老子为“太上老君”。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 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后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八十年代按原设计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后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一九八八年海外华人佛教徒捐巨款修复该寺)
  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极乐寺塔本是哈尔滨一景,被“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该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同样的俄国东正教大教堂之一,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位于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相传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在“破四旧”中,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砸了辽代的泥塑18罗汉和稀世之宝玉马,焚烧了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湖南衡山县长得知红卫兵要去南岳衡山“破四旧”,抢先赶到并跪在山下,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100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

  四川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会合处千佛岩上有2700多尊三寸高的佛像,在文革中全部被毁。高近七十米的四川乐山大佛,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后乌尤寺的五百罗汉却是泥塑的,堪称雕塑精品的500罗汉全被红卫兵砸成了无头佛。四川甚邡县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甚邡县慧剑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500罗汉像。这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1934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12000多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湖北新洲县建于唐朝初年占地百亩的报恩寺被毁。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1966年。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06:18:34
  24、破坏文物古迹古建筑
  破坏文物古迹
  文物古迹损毁非常严重。在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演出时所用的戏装、道具被当作封资修全部放火焚毁;海淀区朱房村的汉代遗址珍贵遗迹被破坏;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被拆毁54公里。根据有关统计,北京共有4922处文物古迹被毁坏。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墓中包括宋庆龄父母在内的许多名人墓穴被砸毁;建于三国时代的龙华寺、静安寺都被严重破坏。在天津,作为传统艺术瑰宝之一的传统曲艺相声被认为是低级趣味被勒令停止演出;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原租界建筑群,在建筑文化方面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许多建筑物上面的标志和装饰物大都被砸毁;各种宣传文化的机构如文化馆、文化宫等都被挤占,而被迫停止工作。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红卫兵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从而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另外,杭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苏小小墓被毁、岳王坟的岳飞像不翼而飞;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顶的自由神像被红卫兵用铁锤砸毁;海口海瑞墓被砸毁;山东武训墓被毁,武训尸体被挖出并抬尸游街示众,然后尸骨还被砸烂焚烧;吴承恩、吴敬梓等人的故居都被毁坏,蒲松龄甚至被掘墓鞭尸。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俄、英、德国等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他们是强盗,重的是一个“钱”字。那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重大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所以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来不废修缮,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书屋主人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除做过一阵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后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后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 哪个公社的?“
  安徽滁县琅琊山脚有个醉翁亭。“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 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
  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

  古建筑惨遭扒拆
  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后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后依旧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浙江临海县,县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山东肥城县,“破四旧” 中“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
  任何一个大城小镇都有贩夫走卒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头惨,过往君子听我言 ……”京剧《玉堂春》流传百年,“苏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关押苏三的监狱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监狱。苏三案情的档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来的说法,“解放洪洞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 国务院曾将关押苏三的监狱定为应当保护的文物。但根据“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洪洞县政府大门向南开,属“封”,必须向西开。西墙外正是当年关押苏三的那座明代监狱。“一个婊子有什么可纪念的?拆!”保护文物和保护自己不能两全,洪洞县政府的书记大人祗好保护自己,拆掉苏三监狱,将县政府大门改向了西。虽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复,却已不是明代建筑。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11:11:45
  25、被破坏的著名建筑物
  1.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2.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3.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
  4.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5.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6.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7. 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物与骨骇示众后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
  8. 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9.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10.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11.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
  12.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
  13. 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4.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5.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16.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17.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8.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参看包拯条目)。
  19.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20.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总理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圡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21.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2.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23.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圡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24. 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着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25.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再植新株。
  26.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圡街示众。
  27.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8.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29.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30.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31. 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32. 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33.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圡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4.张之洞坟刨开。张之洞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35.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36.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7.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8.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9.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40.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行街示众。革圡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圡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行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41.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42.南漳县为抗圡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43. 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使国民党政圡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于大后方扩展势力,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4.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5.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6.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圡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7.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襃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8.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9.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圡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50.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
  51.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52.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53. 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圡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圡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54. 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也受到了破坏,一段时间还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16:58:14
  26、扫荡龙凤狮子花草和少数民族服饰

  扫荡龙凤狮子和花草
  文革期间,龙凤被认为是封建皇朝的象征,当属“四旧”之列。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
  当年十月,***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选集 ……”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了个一乾二净。
  焚烧戏装道具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 “绝大部份被毁。”连僻远的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文化馆的戏装也中学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烧了事。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在文革“破四旧”中,周恩来也只好“舍车保帅”了,他派军队保护了故宫,但却没有保护狮子。他对北京“革命师生”说:“对狮子下最后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这一来,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这对狮子也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当夜,省城太原发去电报,说是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保护文物古迹。但是太迟了,残破的狮子已被拉走,扔进了臭水坑。
  ***早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
  长春不少人养植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植能手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个楼的南区,花草还得为这些无产阶级新贵服务。而北区的花草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被革了命。两年后北区要重新接待外宾时,两座楼前的花圃里却分别是无产阶级的菠菜和玉米。紧急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一一铲掉,然后再到处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无一处能找得到花。幸亏天坛公园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资产阶级,树木也不够革命。杭州郊区望江山疗养院院长热心种树,全院都是浓密的树荫。他不爱革命,就爱种树,被指为“种树院长”,关押批斗。不久尸体从富春江里捞起,无人知道他被打死还是自杀。
  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 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 “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
  2014年5月21日星期三







作者:中国杨神经 时间:2017-10-29 20:17:07
  谢谢楼主用心血写出来的文革起因,不过我认为只是部分原因,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应该是文革中真正原因。
  我也是当年的红卫兵,大串联下手太晚了,走到安阳就被拦截了。
  我坚信,一百年后,世界人民到处都在树立毛主席塑像,老百姓最崇拜的核心还是他发动了文革。
  毛主席打江山,不比秦始皇、刘邦、朱元璋等皇帝艰难,那是鼓动百姓在物质分配方面的革命。文革是在精神领域中的革命,反对统治阶级愚弄百姓,让下层百姓在思想领域中实现平等的一次政治活动,是中外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革命,毛主席伟大就伟大在文革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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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0 06:19:48
  27、焚烧家族宗谱“横扫”民间文学
  焚烧家族宗谱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
  浙江绍兴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在眼看家族宗谱要被烧毁的时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他是..中央候补委员,或许他那里是安全的。他们将一套《范氏宗谱》邮寄到北京范文澜处,他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这套《范氏宗谱》总算保存了下来。
  “横扫”民间文学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后,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汉译本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
  民间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

作者:土豆带泥 时间:2017-10-30 07:46:46
  形而下的视角!那一场伟大的运动在执行层面没有过失过错错误甚至罪恶的?如同杨贵妃的狐臭西施脚臭、貂蝉口臭,并不能否认她们的美丽!同理,无盐一双好看的手、莫姆的凤眼依然不能让她们成为美女。
作者:zhengsw68 时间:2017-10-30 08:47:02
  历史从来都经不起细细的推敲,一个人的屁股往往左右着他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和立场,这也是最真实的人性体现!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0 12:36:32
  28、文稿史料遭劫
  “文化专政”甚至还使文人遗迹蒙难。东晋书圣王羲之曾作《兰亭集序》,1600年间去浙江绍兴瞻仰兰亭的人从未间断。文革中王羲之墓地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毁坏。宋代文豪欧阳修,在安徽滁县的醉翁亭写了名篇《醉翁亭记》,由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不仅将碑砸倒,还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山东人挖了《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墓。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

  文革中,全国共有约1千万户人家被抄,其中北京市有11万4千多户。多数被抄家的藏书、字画、工艺品销毁殆尽。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喜欢藏书, 1966年,一个中学征用他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近万册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北京知名学者梁漱溟文革后回忆:“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

  红学家俞平伯自1950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搜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红楼梦》的研究资料。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接着,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几书架的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烧成了灰。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可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字画,文革中统统被付之一炬。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
  广东高州帅堂中学在焚烧“封资修”书籍等
  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 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后,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批示同意后,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后再也无处寻觅。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后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
  中山大学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共产党.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后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共产党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着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祗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后,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堙没了。

作者:中将杨力仁 时间:2017-10-30 14:53:41
  @土豆带泥 2017-10-30 07:46:46
  形而下的视角!那一场伟大的运动在执行层面没有过失过错错误甚至罪恶的?如同杨贵妃的狐臭西施脚臭、貂蝉口臭,并不能否认她们的美丽!同理,无盐一双好看的手、莫姆的凤眼依然不能让她们成为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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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友?多日不见,我回来了,大家都好吧?同志们好!
  • 土豆带泥: 举报  2017-10-30 17:11:54  评论

    多日不见十分想念。中将何处挂单云游?还是尘缘未了,重返俗世?
  • 中将杨力仁: 举报  2017-10-31 04:20:38  评论

    评论 土豆带泥:还是想念你们哦,你,曲池,狗天蝎,落伍等,都挺好吧?别来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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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06:38:05
  欢迎土豆先生评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12:24:12


  29、自己关门焚毁“四旧”
  因怕惹祸而自己关门烧掉、毁弃的珍贵物品不知凡几。画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齐白石所赠的画,上有齐题的几个字:“可染弟子书画可以横行天下。”李氏无处藏画,又怕“横行天下”惹祸,只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这几个字。
  同任何外国人联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到过外国的学者无不胆颤心惊。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是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同学、老朋友。几年前,他曾收到杨辗转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杨振宁在扉页上题了词:“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失。“现在,黄昆舍不得毁掉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杨的名字惹来横祸,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毁掉了杨振宁题字的那一页。
  曾经是名记者的萧乾,四十年代为研究英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 ,曾同福斯特频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给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从没复制过。在“红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洁若被扣上一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机关大院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示众。萧乾身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让红卫兵抄出那些“外国人”的信,他们断无生路。他无计可施,当晚看着姐姐将爱•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进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已八十五岁,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会从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于是将马的书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写的《农业经济学》手稿,全部连夜烧毁。而由于周恩来指示过保护马氏,他的家后来并没有被抄。
  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担任***专职医生的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为毛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十几本日记。因恐惧红卫兵抄家,他在一个晚上将日记全部付之一炬。
  沈从文保存了四十年的书信存放在他大哥处,全部被烧;几十年间康濯给孙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书橱中,如今也交给了一把火。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给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几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对象,“不得不偷偷地烧掉”了。
  上海女昆曲演员岳美缇保存有上海戏剧学校校长、恩师俞振飞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开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说:“xx已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 岳不得不从俞的信中挑出十余封不会给俞惹出麻烦的信上交,将其余的信烧掉。她记述道:“我一个人躲在二楼晒台的角落里,划着一根火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那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扔进火苗中……”
  曾经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政府里作过官。一九四九年底,他从澳门回到北京。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职位。他与共产党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号仲甫)关系密切,他出席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陈指定的。他收存有陈独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后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保存。后又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写了前言,题以《陈仲甫先生遗墨》,以图永久收藏。可是“红八月”的抄家风刮来,他挨了一顿棍棒后,吓朦了,竟让子女将那一百多封信全送进了火堆!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将全部“四旧”交到机关后,默默地把他多年来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炉子旁,然后点着火炉,任儿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默默地将木刻版一块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后,于一九六二年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文革一来,他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斗。他在十二月间自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历史文物全部烧掉。他一边烧,一边放声大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16:46:08
  30、想尽方法扔掉金银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着。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谈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一切不显眼的方法扔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后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着问问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后,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是仗着老子是高干的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个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
  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指示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着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
  一位教师回忆文革的文章说:
  从陈官屯回来,我又想到了昌黎师范学校我的宿舍。我原以为我的宿舍很安全,因为和我同住一间宿舍的佟明恩老师(昌黎人,长我一岁,1964年夏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到我校)是中农成分,新入党的共产党员,响当当的“革命教师”。他性情耿直、乐于助人,来校后一直和我住同一宿舍,我们相处得很好。有这把“红色保护伞”,红卫兵小将绝不会抄我们的宿舍。但是,现在我也感到我的宿舍也不安全了,在这疯狂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借故请假回校,想处理掉我宿舍内的“四旧”。
  我回到宿舍,佟老师没在屋。我急忙把锁在箱里和办公桌抽屉里的日记本、读书笔记、杂记和两只小孩戴的锁搜出来,裹在几件衣服里装入提包。这两只锁,一只是麒麟镀金锁,一只是荷花鲤鱼银锁,图案精美,做工精细,是母亲送给孙女飞霞和丹霞的。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年月,我没敢让女儿戴,一直藏在我的箱子里。现在,这两只锁成了典型的“四旧”,是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黑货”,一旦被红卫兵查获,“物即没收、人即批斗”。我的心咚咚地狂跳着,又慌又怕。自己拿自己的东西,却像一个小偷橇门入室偷走别人东西似的,恐怕被别人看见。
  我刚慌急地收拾完,就有人敲门。我开了门,原来是佟老师。他见了我,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回来啦?”我说是来取衣服。他急忙小声说:“拿好衣服快走吧!学校正乱着呢,没事你少回来!”他简要地告诉我:学校的红卫兵早就把一些有历史问题或出身地富资家庭的教师的家或宿舍抄了,现在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不少教师已被揪出关进“牛棚”。他还告诉我,邓宓姝(我校教教育学的女教师,资本家出身)给我贴了大字报,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申恩瑞(当时已关进“牛棚”)的忠实信徒”、“修正主义苗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呼吁把我从“四清”前线揪回来。虽然我长期离校搞“四清”,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认识我,但也有几个红卫兵小将看了她的大字报,找佟老师问过我的情况。
  我胆战心惊地急忙离开学校。一路上盘算着怎样处理掉我从学校拿来的“赃物”。日记和杂记等好处理,回工作队烧没用的文件、材料时,可以混在一起烧掉。两件小孩锁怎样处理掉却让我大伤脑筋。这锁是我姥姥送给二姐和我的,母亲视为“命根子”、“传家宝”。日本鬼子讨伐翻箱倒柜,土匪抢劫橇门拧锁,土改抄家“尽身出户”,这两把锁却没有丢失。而现在,我却想不出任何办法来保全这两把锁。藏在亲戚家?亲戚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不是藏锁的地方;埋起来?时间地点都不好找,容易被人看见。我身藏着这两件精美珍贵的艺术品,犹如芒刺在背。不,比芒刺更厉害,它如今已成为我身上的“毒瘤”,成为我有罪的“罪证”。如果我不把这个“毒瘤”割掉,不把这个“罪证”销毁,一旦被红卫兵查获,后果将不堪设想。怎么处理掉呢?扔在野地里?让别人拣去我实在不甘心……。啊,有了!何不扔在河里。这种处理方法干净利落,别人也休想拣去。
  我的自行车向左一拐,很快就来到了饮马河大桥上。我战战兢兢地睃巡着四周,趁着四顾无人之际,飞速地下车、掏锁、抛掷,金光灿烂、银光闪闪的两件精美艺术品立即沉入河底。眼看着我的“传家宝”永远地消逝了,我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里无比地轻松、痛快。啊,感谢老天爷保佑,你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割掉了“毒瘤”,销毁了“罪证”。我真想高呼:“我再也不怕抄家啦!”
  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英、法侵略军焚毁圆明园是为了洗灭其抢劫中华国宝的罪证。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 “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作者:棘阳的早晨 时间:2017-10-31 17:25:50
  现在的90、oo后、甚至80后有几个了解文革的
作者:中国杨神经 时间:2017-10-31 18:42:33
  文革万岁!毛主席万岁!红卫兵万岁!
我要评论
作者:夜静的荒凉 时间:2017-10-31 19:54:54
  我们的历史,对于外人来说是何其荒诞。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10:51:23
  31、残害伊斯兰教和喇嘛教
  宗教界的“破四旧”,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到处拆庙庵、赶僧尼。譬如,浙江建德县“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建国初期,寺庵大部份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 辽宁台安县,“各寺庙在解放后均被征用或分给群众用,现庙宇已无存。”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古刹钟声》,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一座古刹里伺机搞破坏。四川丹棱县委书记看了电影,连想到该县有个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时诗僧可朋在此住过,又称可朋祠),怀疑它会成为特务潜伏的据点,下令拆除,并强迫寺僧全体还俗。那个千年古寺由是平毁无遗。
  到文革前夕,全国的宗教场所已残存无几。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
  可幸的是,宁夏最大的清真寺一九三六年曾被红军征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着“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文革中,硬指回族不吃猪肉是 “四旧”。青海省革委会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上交。
  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
  新疆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上千佛洞内的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20世纪初俄、英、德国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珍藏在博物馆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存心让壁画成为废物:将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用黄泥水把壁画涂死。
  1966年8月,宁夏自治区奉命大拆清真寺,海原县仅4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67座、庙宇17座。回族不吃猪肉的传统被指为“四旧”,为了迫使回民养成吃猪肉的习惯,青海省命令回民和清真寺养猪,还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清真寺也有交购指标。
  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1966年8月,“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45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68万部(件)……”。8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万人大会斗班禅,会中强迫他吃屎。八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文革后,西藏自治区拟折价五十万元赔偿他在日喀则的家被抄的损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学院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因为据说有人曾用班禅的粪便做成药丸,给人治病。
  西藏觉拉寺有个藏王松赞干布(公元617 ~650 )死后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的他们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好守护。但现在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都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17:28:51
  32、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

  林彪听了“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就指示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这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吗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这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06:19:52
  我现在还记得好像在70年左右,就在我们北空司令部机关大院西边两站地的国家体委的露天体育场,曾经办过“文革”抄家物资的买卖大会,形式和现在潘家园的地摊差不多,我每天去(北京体育馆路小学)上下学的路都从体育场的西墙外经过,当时看见不少人买了些日用品之类,我姥姥也买了一个小樟木箱子。其实抄家物资绝不止这些卖给老百姓的生活用品之类,当时在部队的丁大华曾著文回忆称,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红卫兵抄家时,还私自批斗、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他是这样回忆那次堪称世所罕见的“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林办”指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在文革初始阶段,由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立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谓“破四旧”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大字报把“四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支持和拥护“破四旧”运动。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22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

  破除“四旧”首先是从道路、街道、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继改名之后,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也横加指责,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饰、装饰等发起攻击。“破四旧”发展到极致是“抄家”狂风的刮起和肆虐。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06:20:35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但既然“一天三变”,又有谁能“吃透和准确把握”?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有如暴风骤雨,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本来就心惊胆战,人人自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手持毛主 ,随时准备高呼“高举”,“三忠于、四无限”和“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口号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虽然作出一定要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原则指示,在经费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破例“保证供给”外,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要相信红卫兵”会“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带框框”、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要让红卫兵抄家展览会震动全世界”等官话、空话、套话,根本拿不出具体意见。

  听到这些空洞无物、“指南针朝上”的豪言壮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参展红卫兵小将们竟然盲目乐观,忘乎所以,无不欢呼雀跃,感激涕零,盛赞“党中央、中央文革、林办”对红卫兵“无限关怀”、“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转瞬之间便可办出个“震动全世界的抄家展览”,就如同“打砸抢”一样,只要一窝蜂地上,弹指一挥间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但实际担任展览会具体筹备任务的北京军区、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数人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较为丰富的阅历,对此心知肚明。“上面”调子唱得越高,大家心里越扑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压力也愈来愈大,大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感。不少参展工作人员甚至私底下叹息:这哪里是办展览、干革命工作。分明掉进“迷宫”,在使劲猜“政治谜语”。此外,大家更为担心的是参加筹备工作的红卫兵小将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风大浪”中都是冲锋陷阵的“头头”,不但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比一个“政治敏感”强,还都是属炮仗的,点火就着,搞不好哪天就会“窝里反”。不用问,只要一打起“内战”,其矛头首先对准我们,非把我们整个死去活来不可。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赊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就连我这个平时被红卫兵称道“群众观念好”的“展览通”,也因“莫须有”的吃饭中的民族习惯问题,突然遭到红卫兵围攻。虽然由于我平时群众关系好,围攻只是一场似是而非的闹剧,但几个红卫兵有的突然翻脸,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阵势着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政治风向说变就变,派性作怪,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内战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猜测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战战惊惊,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多数情况下是揣测)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刚刚“靠边站”了,哪个又“悬大乎”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是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们还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览馆出现的武斗和各种不测事件。如由战友文工团等单位“造反派”参加的、轰动一时的“北展剧场武斗”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展览会展出期间。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06:21:10
  大饱“眼福”

  为加深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理解,特别是抄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由于头戴“林办”“光环”,身穿解放军军装,有红卫兵保驾,又配有部队汽车,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出入各抄家仓库,如入无人之境。随意观看抄家实物,毫无顾忌地了解抄家情况,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资料和展品。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带有所谓“封资修”性质的私人用品;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在文联看到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2004年,著名青年画家荣宏君先生在一次偶然中得到了一批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的信札和在文革期间的全部抄家档案资料。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出于对他的敬仰,荣宏君先生花了一年多的心血编写了这本书,以纪其逝世一周年。
  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州闽侯,号畅庵,堂号俪松居。著名学者、收藏大家、文物鉴定家、明式家具研究界泰斗。曾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了。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会“造反派”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听说院内一户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现正被群众揪斗。就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造反派”连他当狱警的具体时间职务都没有搞清楚,所谓参加杀害李大钊的罪行,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还有个“造反派”揭发的绰号“小台湾”的“反革命”大院,据说里面还曾有国民党“党支部”和特务活动。结果一了解,“造反派”只听说这院一户人家有本解放前的旧画册,其中有光复台湾的画页而已。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筹备工作中的一大收获是观看了大量“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原始记录片。记得前后大约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都连续观看好几个小时,由于画面内容千篇一律,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一天下来,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记录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查抄位于东城区的原“圣玛丽娅•方济格修女院”的全过程。这座修道院是当时外国人在华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实际上是供驻华大使馆子女上学的一座教会学校。因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语课文中有有损我国国家政治声誉的文字,并查出“间谍”证据,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国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斗。后经有关部门确认,以“间谍”罪行驱逐出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在审查这一展览内容时,明确地告知我们:对像这种涉及“间谍”行为的人,在掌握了真凭实据之后驱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有关国家及其驻华使馆也未提出任何抗议。只是请求我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这些人予以适当照顾。当时的外国报纸也公开承认,“红卫兵对她们没有过激行为”。

  “耀眼”的历史缩影

  “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馆和第二馆分别展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破四旧”运动的“辉煌成绩”。在展厅的显著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等材料,并展出了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对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极力美化。但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

  如该馆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馆”的照片和部分文物,这家博物馆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当高的一家私人博物馆。据该馆主人称,其馆内曾收藏各类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当于国宝级的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50余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较高收藏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级大户”。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嘛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总理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06:22:17
  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意外会面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仍然难以定论。况且。这个触动文革政治神经的大型展览,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将要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

  那天下午,我们按要求提前吃过晚饭就在展览大厅整齐列队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点多钟,终于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等来了,只见陈伯达带队。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齐走进会客大厅。与此同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一批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也一齐到达,等待接见。

  但当时领导宣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只能在此逗留一个小时,并宣布规定:首长只在会客厅内直接接见展览会主要领导成员(各馆只能有两名“馆长”参加)和上述几个红卫兵“头头”,其他人员一律在大厅原地“迎候首长检阅”。在我认为无权进入主会客厅的时候,馆领导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做好直接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见面的准备。这使我颇感意外,我连忙挤到前列,进入了警卫森严的会客大厅。

  原来,我所在的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馆,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问题最多的一个馆,而且许多问题都涉及到我党与兄弟党之间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这在当时许多重要领导都“靠边站”、很难找到主要领导敢于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极强的情况下。是极难得的一次“请示”机会。恰巧那天晚上,我们第四馆主管业务的红卫兵小将因从未接触过如此重大场面,高度紧张,转瞬之间竟把该问的问题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急得直跺脚,还掉下了眼泪,这才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见面“机会”。

  进入会客大厅,只见一片灯火辉煌,在新闻电影制片人员耀眼的强光灯照耀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与到场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馆领导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长们”保健极为出色,个个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神采奕奕,除康生之外,几乎每位“首长”脸上连一条皱纹都见不到。即使是康生也是一副“童颜鹤发”的神态。特别是最后进来的江青,时年已近60岁,但红光满面,脸上找不到一条皱纹。为验证我的视力,我当时特地把到场的、血气方刚的、经常游泳的红卫兵小将与“首长”面色作了近距离对比,可以说没有一个红卫兵的脸色能与“首长们”相比的。

  我赶紧主动向江青提出有关展览中十分敏感的涉外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兄弟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问题。据有关方面提供的“内部消息”,当时在报纸宣传与我党关系亲密无间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就对文革始终不公开表态。如果展览一点不反映。与报纸宣传反差太大,担心观众会引起疑问;其次是当时《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少数“红卫兵”,他们也手拿“小红书”,戴着与我们相同的红色臂章,有的还声称要“造反”。对这方面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江青虽然身居高位,但显然也不敢对此随意表态,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几句牛,说:“是啊,我们的红卫兵运动是了不起啊,各国反动派都害怕呀……”并说了些文不对题的原则话,最后见实在推脱不了,只好推说:“你们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这方面的专家。”康生也没有当场回答我的具体问题,只原则地说:“你们可以找中联部的同志嘛,请他们帮助解答。他们有责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尽管有关随行人员一再催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接见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大大超出了原来的安排。

  深夜,当我们将上述情况和康生的“指示”电话通知中联部有关同志后,他们立即回电话,让我们立即再次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指示逐字逐句转达给他们,并立即召开了部长联席会议。一再嘱咐我们,第二天一早一定带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接见时的所作指示的原始记录文字材料去中联部,共同研究如何落实首长指示。我只好又熬了好几个小时,整理记录文字。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我是从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18:25:15
  33、周恩来和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周恩来保护了故宫、雍和宫等一批文物古迹。
  杭州灵隐寺是中国一大国宝。当中学红卫兵要去革命前,浙江大学学生急电周恩来要求保护。周紧急指示杭州驻军与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合作,围住灵隐寺,使之安然渡过“破四旧”狂潮。不过,周恩来派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的部队晚了一步。队伍开到时,从宁波去的中学生已经用炸药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蒋母墓地被炸平不说,早年蒋介石常去游玩的古刹也被平毁,庙里的和尚则都被勒令还俗去种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四库全书”,其中一库即杭州文澜阁。抗战期间,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库书曾先后抢运至浙南、贵阳、重庆,胜利后才运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晒并重点整修。“破四旧”风一起,杭州大学教授宋云彬、王驾吾等与校长陈建功联名电请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周即刻命令封闭文澜阁,全部库书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后开封时,库内霉气扑鼻,许多藏书结成了饼块。全杭州的装裱工人加以抢救,协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复旧观。  
  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文物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 “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那位县长因而活活气死。
  文革时,也出现了许多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红卫兵“破四旧”时,普通中国人不敢公开反对,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端视当事人聪明与否。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一个皇帝赐给的全部经文用金水写成的经书,五百年来为寺内的传世之宝。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闪金光”的时代,如被抄出,绝无可能幸免。因当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书安然度过劫波。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也属中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三十年后,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江西铜鼓县,有一铜鼓石,“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宛如剑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题词多幅,该县亦以此命名。红卫兵开到前,有心人将晋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细用水泥涂盖,文革后铲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 ”。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的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甘肃治郡已两千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 “毛主 ”,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
  陕西扶风县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着印度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后,将佛骨连同上千件各种稀世珍宝深埋塔下地宫石室。明万历年间修塔时曾开启地宫,善男信女恭览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笃信佛教的国民党退休将军朱子桥集资修缮法门寺宝塔时曾发现地宫的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后将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手中,便对人谎称内里青蛇盘绕,不可闯入。他将甬道封土复原,此后地宫宝藏果然无恙。六六年九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后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美蒋特务”的 “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才罢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一千一百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


作者:xinfu1232016 时间:2017-11-03 00:24:20
  立足于对事实事件的解析,对文革的怪胎之一学生“红卫兵”进行抽筋剥皮!也等于是让还殘留的文革余孽(小雪子之类),情不自禁自绑示众,不打自招自虐自贱!收藏保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06:01:17

  34、“文物大盗”康生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后,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后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书刊报》刊文称,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傅惜华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中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文革中,抄家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书库,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破捆挑书。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又流入康生之手。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门。试举几种:
  一曰借条占有
  这是文革前康生窃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这三件名砚都是无价之宝,被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由于久“借”不还,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二曰无偿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将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又假意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
  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
  三曰廉价占有
  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当时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当时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
  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四曰掠夺占有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输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文革结束后,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后,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书房,副总理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抄家风一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这样,阿英的藏书未被毁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后,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
  文革后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20:36:59
  35、“破四旧”简记(1)
  作者:丁抒

  ◇***发明“文化专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 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祗保留十几处,其余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1)


  ◇中学生发起“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后,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2)广为流传。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以“革命接班人”自居的中共干部子弟们,从小喝党的奶水长大,不曾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自一九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老师打腻了,便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更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3)

  次日,***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11:29:23
  36、“破四旧”简记(2)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余年在全国搜购,曾征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4)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5)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后,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16)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17)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后,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18)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

  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后,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19)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于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20)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21)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2)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后:“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3)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烧掉。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份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4)

作者:中将杨力仁 时间:2017-11-04 16:23:19
  @雪黑雪白 2017-10-24 16:37:42
  地摊历史的逻辑-----无非是八分钱匿名信,到处告黑状,以低廉成本,赚取高效快速的影响。对于此类制贩假黑货扰乱社会者,强烈呼吁人大立法,公权介入,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审判。仅一条谁主张谁举证,就会罚的他们倾家荡产,失去告刁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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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地摊历史的逻辑?呵呵,真是无赖至极的表现!
我要评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18:46:17
  37、“破四旧”简记(3)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 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后,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

  卸下门匾,送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25)

  八月十八日***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后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

  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后,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所以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 “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26)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后,自戕而死。(27)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把它变成了 “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那个“毛”字联想到夫家***,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 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 “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28)


  ◇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余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祗得忍痛割爱。

  女人的长辫也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29)

  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后代应当高兴”。(30)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31)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32)尖头皮鞋并不多见,于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33)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见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 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34)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5 11:46:01

  38、“破四旧”简记(4)

  ◇龙、凤皆属“四旧”

  共产党是马克思的传人,自从共产党上台,“龙的传人”的说法就在中国消声匿迹。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的九龙壁,被砸成了一堵颓壁。(35)

  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

  当年十月,***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选集 ……”(36)

  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把舞台上牛鬼蛇神穿的龙袍戏衣、凤冠、玉带、朝靴等戏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了个一乾二净。

  焚烧戏装道具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份被毁。”(37)连僻远的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文化馆的戏装也中学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烧了事。


  ◇全国的狮子都遭殃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如今周恩来却也赶起革命时髦来。他对北京“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38)

  这一来,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份被毁。”(39)江西安远县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40)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母狮身上还有五只幼狮,是一件艺术珍品。如今,那对狮子成了周恩来所说的“封建产物”,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当夜,省城太原发去电报,说是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保护文物古迹。但是太迟了,残破的狮子已被拉走,扔进了臭水坑。(41)


  ◇“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42)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后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中共打天下时的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43)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44)

  长春不少人养植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植能手将君子兰藏于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个楼的南区,花草还得为这些无产阶级新贵服务。而北区的花草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被革了命。两年后北区要重新接待外宾时,两座楼前的花圃里却分别是无产阶级的菠菜和玉米。紧急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一一铲掉,然后再到处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无一处能找得到花。幸亏天坛公园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资产阶级,树木也不够革命。杭州郊区望江山疗养院院长热心种树,全院都是浓密的树荫。他不爱革命,就爱种树,被指为“种树院长”,关押批斗。不久尸体从富春江里捞起,无人知道他被打死还是自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5 18:00:51
  39、“破四旧”简记(5)

  ◇各地孔庙无不遭殃

  还在文革之前,“四旧”已属被破之列。王阳明(公元1472—1528)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45)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46)山东莱阳县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47)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大小宝塔被炸毁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48)

  浙江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49)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塔身总高约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毁没。”(50)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当地《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被指为“四旧”而拆毁。(51)

  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湖南武冈县也有个斜塔。该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古《武冈州志》记载:“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建。”算来已有九百年历史。该塔不仅历史比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如今人们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轰倒了它。从此再也没人为武冈斜塔为什么斜而不倒而费脑筋。(52)


  ◇被毁的文物古迹数不清

  全国人民一起来革命,毁坏的古迹多得如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来不废修缮,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书屋主人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除做过一阵浙闽总督的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后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

  …“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5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54)后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安徽滁县琅琊山脚有个醉翁亭。“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

  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白忙了一场。(55)


  ◇古建筑惨遭扒拆

  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后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后依旧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56)浙江临海县,县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57)山东肥城县,“破四旧”中“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58)

  任何一个大城小镇都有贩夫走卒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头惨,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玉堂春》流传百年,“苏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关押苏三的监狱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监狱。苏三案情的档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来的说法,“解放洪洞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59)国务院曾将关押苏三的监狱定为应当保护的文物。但根据“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洪洞县政府大门向南开,属“封”,必须向西开。西墙外正是当年关押苏三的那座明代监狱。“一个婊子有什么可纪念的?拆!”保护文物和保护自己不能两全,洪洞县政府的书记大人祗好保护自己,拆掉苏三监狱,将县政府大门改向了西。虽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复,却已不是明代建筑。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06:35:17
  40、“破四旧”简记(6)

  ◇焚烧家族宗谱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60)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61)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62)

  浙江绍兴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裔。在眼看家族宗谱要被烧毁的时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或许他那里是安全的。他们将一套《范氏宗谱》邮寄到北京范文澜处,他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这套《范氏宗谱》总算保存了下来。(63)


  ◇“横扫”民间文学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后,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64)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份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65)「汉译本于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66)

  民间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67)

  ◇文稿史料大灾劫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68)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后,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69)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批示同意后,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后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后再也无处寻觅。(70)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后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71)

  中山大学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72)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为中共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后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着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祗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后,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堙没了。(73)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18:03:49
  41、“破四旧”简记(7)

  ◇自己关门焚毁资料

  因怕惹祸而自己关门烧掉、毁弃的珍贵物品不知凡几。画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齐白石所赠的画,上有齐题的几个字:“可染弟子书画可以横行天下。”李氏无处藏画,又怕“横行天下”惹祸,只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这几个字。

  同任何外国人联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到过外国的学者无不胆颤心惊。

  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是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同学、老朋友。

  几年前,他曾收到杨辗转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杨振宁在扉页上题了词:“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

  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失。“现在,黄昆舍不得毁掉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杨的名字惹来横祸,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毁掉了杨振宁题字的那一页。(74)

  曾经是名记者的萧乾,四十年代为研究英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频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给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从没复制过。在“红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洁若被扣上一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机关大院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示众。萧乾身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让红卫兵抄出那些“外国人”的信,他们断无生路。他无计可施,当晚看着姐姐将爱•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进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75)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已八十五岁,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会从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于是将马的书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写的《农业经济学》手稿,全部连夜烧毁。而由于周恩来指示过保护马氏,他的家后来并没有被抄。

  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担任***专职医生的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为毛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十几本日记。因恐惧红卫兵抄家,他在一个晚上将日记全部付之一炬。(76)

  沈从文保存了四十年的书信存放在他大哥处,全部被烧;几十年间康濯给孙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书橱中,如今也交给了一把火。(77)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给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几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对象, “不得不偷偷地烧掉”了。(78)

  上海女昆曲演员岳美缇保存有上海戏剧学校校长、恩师俞振飞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开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说:“ΧΧ已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岳不得不从俞的信中挑出十余封不会给俞惹出麻烦的信上交,将其余的信烧掉。她记述道:“我一个人躲在二楼晒台的角落里,划着一根火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那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扔进火苗中……”(79)

  曾经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政府里作过官。一九四九年底,他从澳门到北京,重回中共怀抱。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职位。他与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号仲甫)关系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陈指定的。他收存有陈独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后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保存。后又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写了前言,题以《陈仲甫先生遗墨》,以图永久收藏。可是“红八月”的抄家风刮来,他挨了一顿棍棒后,吓朦了,竟让子女将那一百多封信全送进了火堆!(80)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将全部“四旧”交到机关后,默默地把他多年来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炉子旁,然后点着火炉,任儿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默默地将木刻版一块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后,于一九六二年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文革一来,他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斗。他在十二月间自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历史文物全部烧掉。他一边烧,一边放声大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81)


  ◇想尽方法丢掉金子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82)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着。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后,她在狱中悬梁自尽。(83)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闻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一切不显眼的方法丢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后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着问问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后,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是仗着老子是高干的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个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

  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指示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84)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着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后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85)当时他们祗是贪点小便宜,并没有想借此发财。十几年后中共对外开放,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收购文物,他们才发现国宝级文物可以使他们终生享用不尽。中国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祸始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抄家运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7 19: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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