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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故事】把“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09:40:30 点击：8559 回复：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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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１１月２日　《人民日报》报道：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最后一批7.9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已顺利结束。至此，我国自建国以来对二千多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1、 “四类分子”（1）
　　“阶级、阶级矛盾、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这是主席分析解决问题常用的模式。
　　主席领导时期，每个人都要贴上两条“阶级标签”：家庭阶级出身和本人阶级成分。农村户口的人，其家庭出身就是土改时他的家庭被划的阶级成分，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等。如果你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或贫农），那么，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或贫农）。
　　家庭出身随着血缘而向下传递。土改时家庭被划为地主（或者贫农）的人，其子子孙孙只要在农村生活，其家庭成分也是“地主”（或“贫农”）。
　　本人成分没有什么严格标准，通常是这样理解：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当家人（参与剥削的成年人）本人成分就是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一般成员（没有参加剥削的子女）如果还在家当农民（农村户口），个人成分就是“地富子女”（后来把所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地富分子除外，一律叫“可教育好子女”）；
　　对于农民，个人成分和家庭成分相同，就是说，你的家庭成分是贫农，你的个人成分也是贫农。
　　这个“阶级成分”非常重要，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那时候填写任何表格（户口本、选民登记表、学籍登记表等），都有“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这两个栏目必须填写，不许隐瞒。如果隐瞒，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被查出后，将受到严厉处分。
　　农村中的 “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他们没有公民权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类似在监狱外服刑的罪犯。其家庭成员也遭受歧视。
　　严格说，只有戴帽“四类分子”才是敌人，属专政管制对象，但是一来运动，许多地方也就不管“戴帽”还是“摘帽”了，统统是敌人。在文革期间，这些人连同右派分子一起被称为“黑五类”，也被称作“牛鬼蛇神”。
　　“四类分子”中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份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富农。
　　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这些人本人成份比较复杂，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份。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亲属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属。
　　反革命分子有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之分。
　　所谓现行反革命，就是解放后犯有反革命罪行的人。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有：
　　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
　　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
　　间谍或资敌行为者；
　　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
　　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环、杀害行为；
　　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
　　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
　　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
　　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在解放前反对党革命的敌伪骨干分子。比如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蒋伪军政官吏（一般是县团级以上）。
　　坏分子的标准很笼统，通常认为，除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强奸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都称为坏分子。
　　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有“戴帽”和“摘帽”之分。
　　“戴帽”的，就是敌人，没有公民权，是专政对象。“摘帽”的，就是“被改造好了”，属于人民范畴，有了公民权，不再是敌人。
　　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戴帽”、“摘帽”大权，掌握在村里干部手中，虽然批准权在区（或县）政府。只要村里上报，一般都批准。
　　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阶级标签，所谓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四类分子”的帽子，是干部整人的法宝。如果想整你，就可以弄一顶帽子给你戴上，这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连家属都要受到株连。
　　由于坏分子的界定相当随意，因此成为基层干部管制、打击农民的最常用的一种法宝。
　　例如，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污，在一个乡引发了一场骚乱。
　　结果，把39名“闹事”群众定为“坏分子”，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其余被判处管制或监督劳动。
　　这些人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
　　对“四类分子”的专政形式除了蹲监狱外，主要就是管制和监督劳动。
　　管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的刑罚。
　　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决定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在法律上管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
　　但是实际上大多是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
　　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习队”，“专政队”，随意关押不服从领导的民众，强迫他们劳动。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
　　谁有权让人受到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在农村的“四类分子”中，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占绝大多数。
　　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农村中实行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

　　2、 “四类分子”（2）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例如，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把不愿意入社、不愿意把余粮卖给国家、闹退社等等，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应，都是“四类分子”在搞破坏，是上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反对社会主义。
　　作家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两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著，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图解。
　　根据阶级斗争的理论，很多干部，尤其是农村基层干部，在解决出现的问题时，就抓“四类分子”或者富裕中农作典型，狠斗狠批，杀一儆百。
　　有文章写道：
　　“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引起驻村区干部的愤怒。
　　“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这位区干部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
　　“第二天晚上，村里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台的一角接受批判。
　　“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了，就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批判。
　　“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当年农村是相当普遍的。
　　“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积极性，不出工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区干部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也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很深刻的印象。”
　　河北卢龙县某村，有一位教员吴老师，家为富农成分。1947年土改时，他家老院的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划为他家所有，当时颁发了房产证。
　　1951年村里暂借吴老师的3间厢房使用。1954年初吴老师因为孩子多，又长大了，住得太挤，就在1954年初向村里讨要这三间厢房。
　　村干部说：“办初级社了，这三间厢房要作为仓库。”
　　吴老师据理哀求，没人理睬。他就找到县里，请求解决。
　　不料，法院逮捕了他，判刑二年。“罪名”是：“反攻倒算，破坏合作化运动。”
　　在没有法制的时代，寻找一些替罪羊，通过惩罚他们来起到震摄广大民众服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四类分子就是最好的替罪羊。
　　1979年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还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
　　“四类分子”是农村最底层的“贱民”，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
　　有一乡村在土改刚结束后，制定了管制地主的10条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
　　1、扫街铺路；
　　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
　　3、捞甽沟污泥。
　　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
　　5、除劳动割柴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
　　7、走路时、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
　　8、不准提笔乱写。
　　9、不准亲戚来往；
　　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都是首当其冲的挨整，能够幸免的不多。
　　安徽省凤阳县1957年下半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89%的四类分子受到打击，16%的四类分子被逮捕；
　　1957年广西忻城县为了对付农民闹退社而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共斗争372人，其中四类分子353人，占94.89%。
　　斗争四类分子可以起到镇住闹事农民的效果。广西玉林县在1958年将四类分子5205人集中起来，建立247个改造队。被集中的四类分子大约占全部四类分子的半数。
　　作家浩然的巨著《金光大道》，反映了河北省东部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情况，他是按照阶级斗争模式来塑造人物和展开情节的，其中有好多场面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情况。
　　比如，在第四部“四十七 这就是专政”中，对“四类分子”专政的程序介绍的很真实。摘录片断如下，请读者欣赏。

　　办公室里正进行着一个最能显示政权威力的活动。周永振和秦方分别坐在办公桌的两边。两张被太阳晒得油黑的脸上，是一种少见的骄傲、自豪而又严厉的神气。
　　靠西墙蹲着一溜七个专政对象。冯少怀紧挨着地主歪嘴子，他们笔杆条直，垂着手，耷拉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
　　这种活动，是按照一贯的程序进行的：先由专政对象一个一个汇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都想了一些什么问题，有没有做破坏性的事、说破坏性的话，对自己的罪恶有没有新的认识。等等。
　　然后，由召集他们的治保小组的委员，对他们进行教育，指出其中的某个人，最近表现有进步，某个人表现没进步；在反复地交待党的政策，有针对性地给他们指出改造思想的具体任务。
　　接着，描写村长朱铁汉对漏划富农分子冯少怀的训话：
　　朱铁汉：“……再不老实，不是戴上帽子拉倒，大狱里有你一铺！”
　　“我可不敢。”
　　“你那贼胆子大啦！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我们倒也愿意跟你比试到底儿。”
　　“村长，别误会，我是老老实实的。”
　　“老实不老实，那得看行动。这回村政权给你个机会，从明天起，不许你再到外面跑运输！”
　　冯少怀这回可真慌了：“哎呀，村长，我没有用车搞投机倒把呀！”
　　朱铁汉说：“你应该搞农业劳动，改造思想！”
　　“我那地边子早刨啦。”
　　“拉沙子，改造地！”
　　“哎呀，村长，我人嚼马喂的，那可受不了哇……”
　　“这是命令！”

　　冯少怀是作家塑造的一个主要反面人物，他是上中农成分，土改后他积极响应党的“发家竞赛”的号召，买骡子栓车，搞运输，是村里“腰最粗”的富裕户，受到翻身户的忌恨。
　　因为他雇工赶车进行剥削，有余粮不卖给国家，破坏统购统销。最后被戴上了“漏划富农分子”的帽子，被人民专政。
　　从此，他成为“贱民”，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仅“四类分子”本人遭受磨难，他们的子女也遭受迫害和歧视。比如，上学、就业、参军、入党、入团等等都遭到歧视和限制。许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男青年娶不到媳妇，因为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去地主富农家里做媳妇。
　　到了文革年代，地主富农就更惨了。农村的造反派可以随意对地主富农抄家、抢东西；可以随意打骂地主富农分子，打死无论；更有甚者，在北京的大兴、湖南的道县、广西等地竟然发生了大规模集体屠杀“四类分子”事件，上至80岁的老人，小至几个月的婴儿，都没能幸免。
　　1978年12月底，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1979年1月11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扣在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头上的“铁帽子”终于摘掉了。从此。他们从“贱民”成了和别的人一样平等的公民。
　　当年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如同遇到特赦。他们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直起了腰，结束了被凌辱、被歧视的噩梦。
　　现在， “四类分子”、“家庭成分”等名词早已经消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共同生活在和谐的社会里，都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消灭了歧视，没有了贵贱之分。多么好的社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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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7 11:49:30
　　3、土改划定阶级成分

　　划阶级成分，确定地主富农，这是土改运动的重要内容。
　　划阶级成分简单地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
　　1947年老区土改，由于《土地法大纲》中没有规定划阶级成分的标准，所以各地就纷纷出台“土政策”，使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有时完全靠土改工作队随机掌握。落实到各村庄，情况就更加混乱，工作队在幕后指挥，贫农团说咋划就咋划。
　　华东局五莲县委就总结过：“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划的，有单按自地佃地划的，还有单按生活好差划的；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盗窃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业生活优裕的亦作为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就找小鬼”，把许多中农升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恶霸行为的，和干部关系坏的，阶级成分就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本身，阶级成分就下降；有的则挟私报复，有的查三代。
　　晋绥区的兴县木栏杆村很有代表性。这个村五十多户，村里有一千多亩地是属于另一个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几户，连富农都算不上，其余四十多户则靠租地耕种。当时晋绥分局的领导听到这样的情况，就启发工作队：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看他们的父亲、祖父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有了这个指示，工作队划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办法，无论现在怎样，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了一种划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发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工作队硬是让该村的地主富农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30％。村里挖浮财时，从张拖喜家挖出了200块大洋。这是张拖喜兄弟的血汗钱，为了积攒这点家底，两兄弟常年辛苦劳作，寒冬腊月还磨豆腐卖，根本谈不上剥削所得。他们对挖浮财挖走他们的血汗钱不满，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位“积极分子”。工作队便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八九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于是张氏兄弟被定为“恶霸地主”。分局领导得知，表扬了工作队，要他们扩大战果。斗争会上，村里农民了解两兄弟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个工作队干部站起来宣布：“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张氏兄弟当场被枪决。
　　苏南松江区的杨川根，单身汉，有自耕田6亩，出租田12亩，本人60多岁了，不能参加劳动，便因无劳动而被划为地主。扬中县八轿区将一个只有1.7亩田而没劳动力的老太婆评为地主。无锡县查桥乡蒲锡庆全家４人，仅有７亩田，因全部雇人耕种，被划为地主。很多地方还把生活作风、人际关系的好坏当作划阶级的主要标准。苏南武进县万塔乡就是这样，四村杨仲方一贯好嫖，五村黄耀太好骂人，六村王扶进不肯借东西给人家，七村戴祥林当过伪代表，八村蒋和尚好赌钱，这些人都被划成了地主。
　　太行区涉县更乐村，按照一些贫雇农的意见，搞了一个“八靠八不靠”的标准，划成分时可按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进行灵活衡量。贫雇农看见谁家的油水大，随便找一个理由，便能给他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户仅有两亩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划为了地主。这个村还对地主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人民法庭共判决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实际成分只相当中农，而群众认为真正该死的只有2人。杀人的办法没有一个是用枪毙的，多采取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残酷办法。
　　1947年，冀鲁豫区阳谷县三区，中农普遍被斗，有的扫地出门，其中仓上村被斗中农约占中农户的1／3，王楼占1／2。冀热察区，据昌顺、围场等县的统计，中农受打击户占总户数10％左右，占中农总户数30％以上，占打击户的50％左右。热南和冀东的迁西、青龙等地，原本没有地主富农的村庄，就把冒尖的中农当地主、富农来平分土地，挖掘浮财，有的把仅有的一二匹土布也当作浮财没收了。
　　临沭县，划分阶级成分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统一的标准。各个村“划成分”往往着重依据人们具体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在滨海区的一份文件里可以看到这种混乱：“一、不按剥削关系划成分，谁的地多就是地主。二、不论阶级成分一律平均分（三亩地以上的部分统统拿出来）。三、取消一切剥削，商人也是剥削，和能写会算的有文化的一起被定为‘化形地主’”。有的地方简单地以土地占有量多少来确定阶级成分。从一些老人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到“划成分”的混乱及权力的滥用：“‘划成分’就是‘瘸子里面挑将军’，谁的地多谁就是地主。还有的根据经历和表现划，凡是干过还乡团的，不管地多、地少就是地主。支前不积极的‘老顽固’也被划为地主。农会干部权力大着哩，他划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谁也不敢得罪他。”
　　那些当了贫农团头头和骨干的“勇敢分子”认为，地主富农的户数越多，他们分的果实就越多。于是，他们把许多中农硬划成地主富农，说工商业者是“化形地主”。晋绥地区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为地主富农的达124户，占总户数的22.46%。根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复查，竟多定了50多户。
　　划定阶级成分，就开始了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地主、富农分子就是阶级敌人，是“四类分子”，被贫下中农管制、专政。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就是“黑狗崽子”，在社会上遭受歧视。
　　1947年12月和1948年春，党中央集中力量对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进行了纠正。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中农被纠正过来，并象征性地进行了“退赔”，因此老百姓把这次纠“左”称为“恢复中农”。刘少奇曾多次沉痛地检讨：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对“左”的批评不够。
　　中农成分是恢复了，但是被抄没的粮食家具、衣服被褥却没法完璧归赵了，被冤死的好人也无法复生了。那些搞极左的人不仅没有被追究责任，有的反而青云直上。
作者：蜀海天使 时间：2017-10-27 22:02:44
　　品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11:26:34
　　4、流血斗争（1）

　　1947年冬的土改复查运动，乱打乱杀的现象非常严重。贫农团的几个头头就像文革时期“造反派”的头头一样，大权独揽，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有些“流氓无产者”、“勇敢分子”、“坏分子”混入贫农团，当上了头头和积极分子，乱打乱杀尤为猖獗，许多罪不致死和无辜的人被残酷的杀死，老百姓称土改复查运动为“流血斗争”。
　　著名作家王少棠在《我是王少棠》一书里写道：“1947年的土改运动，打、砸、抢、抄、抓、杀十分暴烈，我的家乡称当年的土改为‘流血斗争’。文革狂飙从天落，我的乡亲们说城里人也没有逃过‘流血斗争’这一劫。”“我们现有的描写当年土改运动的名著，为了当时的政治宣传和革命策略的需要，掩饰了土改运动中极‘左’的一面。许多参加或领导过1947～1948年土改运动的老同志，都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艺作品‘勿庸讳言’。”
　　搞“扫地出门”，把划为地主富农成分（有很多错划的中农）家庭的男女老少净身出户赶出大门，不准携带任何衣物。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季节，全村数十口地富男女老少挤在破庙或破屋里，坐在粳草或麦秸上。没有饭吃，只好沿街乞讨。许多老弱病残冻饿而死。
　　对地主富农进行批判斗争、游街示众，恣意侮辱、毒打或杀死地主富农。“勇敢分子”们杀人的方法非常野蛮残酷：乱棍打死，开膛破肚，砸核桃（石头砸死），塞冰窟（把人捆住手脚塞入冰窟），“冻豆腐”（把人脱光淋上水在雪地里冻死），活埋，吊死，“掌天灯”（在人身体上挖洞，放入油和灯芯点燃，把人慢慢的烧死），等等。他们官报私仇，把过去曾经得罪他们的人想方设法划入地主富农圈子，或安上其它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报复，直至整死。
　　挖地财，追逼地主富农埋藏的金银财宝，对地主富农施加种种野蛮的酷刑：吊打，压杠，夹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钢针，烧红的烙铁烙，等等。有的竟把妇女全身扒得精光，肆意侮辱，绑在街里示众。凡此种种，当年的日本汉奸、国民党特务也不得不叹服。
　　罪恶严重的恶霸地主，这是应该杀的。但是，被杀的绝大部分都是勤劳致富的人，其中有许多帮助过党的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还有许多被错划的中农。
　　我说几件当年野蛮残酷的杀人情况吧。
　　山东莒南大店区一位民兵回忆：地主家有很多官服，农救会长穿上官服坐堂，惊堂木一敲：“给我把耳朵割了！”就有人拿刀割掉地主的耳朵；他说用刺刀戳地主，就有民兵戳，戳死好多人；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把他们往鏊子上烙，刺手指。
　　莒南王家岭村的农救会长回忆过邻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当石匠，自己盖了房，全家40亩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里拔将军，就划他家为地主。他们不服，向贫农团争辩。结果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
　　陈沅森在《谈土改“杀地主”》的文章中说：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
　　纪程在《临沭县土改过程》文章中写道：
　　由于在批斗地主（富农）过程中下放了杀人权，在笔者所调查的地区，打、砸、杀地主（富农）的现象很普遍，甚至出现了“乱捕、乱打、乱杀”现象，有些中农也被错杀。据当地农民回忆：“那时候斗地主很吓人的，经常出人命。了不得！打死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革命不坚决!” “那时候地主（富农）可惨了，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老百姓要出气呀。那可砸死不少！滨海区杀死人有一万多人(12,000人余)，冤死多少还不了解”。
　　临沭县出现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现象与最初采用的纵容政策有很大关系。当时的文件规定：为迅速有力地发动群众，必须贯彻“放手大胆发动群众”的方针。提倡大刀阔斧的精神，反对缩手缩脚，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如怕犯错误、怕违纪、怕违犯政策。要明确认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封建势力，发动群众。因此我们既不能只满足于斗争，为斗争而斗争。更不能只重视经济上的剥削，而忽视了政治上的摧毁。不然，封建势力会向我们反扑的，群众不会发动起来的，团体是不会巩固的。在秘密文件中还有如下指示：“群众打人（地主、富农）是群众的革命的报复，我们应当支持，不能压抑。现在开斗地主的会，打是对的！但我们不能代替。”
　　一位教授依据史料著文说：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土地改革的加速进行，对地主阶级的打击政策更为激烈了。“五四指示”颁布后，冀中区的一些干部为了发动群众，就鼓动打人或带头打人。冀鲁豫区书记潘复生指出，中心区的土地改革，处理地主恶霸，“要经过群众，群众要放就放，要清算就清算，要镇压就镇压”。“群众要杀就一定杀，群众不要求杀，一定不杀；地主报复，一定还以革命的反报复。”冀东区十八地委更强调“群众说了算”，杀人用不着批准。乐亭县提出由群众投票处决地主。（未完待续）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11:27:08
　　5、流血斗争（2）

　　解放战争初期的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中，除了倒账大大超过地主的家产以外，打人、杀人现象明显增加。如冀东区，1945年10月反奸清算以来，最严重的是乱斗，不经政府，不通过手续，滥捕滥罚，分粮，吃大户，甚至抢夺、杀人。在太行区，潞城县张庄1946年1月底清算和追查地主，对村里的首富申金河，先是一股劲打，后来用铁火棍烧；对地主王来顺，用腰带和拳头痛打了一顿饭功夫，王晕倒在地，一家子被赶出了村庄。其他地主也是或被打死，或被扫地出门。
　　“五四”指示以后的土改运动，农民的复仇情绪达到高潮。晋绥边区临县，对“五四”指示只念了两遍就干了起来，结果逼死20多人。1947年初土改复查，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300余人。冀东区杀死7600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乐亭县处决、自杀100多人。l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颁布后，冀东第15地委专员常佩池在冀东土地会议上汇报：“这时农民对地主仇恨极了，每村都要搞死一个两个的。只要认为他是罪大恶极，就把他捆起来，到处是公审法庭……蓟县组织一个联村斗争是自上而下的十个庄公审，豪绅恶霸，一次即打死20多人。”据7个县统计，杀掉豪绅恶霸2321人，其中群众自行打死2122人，自杀66人。其中有一个村，斗地主的力度不断加大，冷向义回忆：“那时候打人，谁不打也不中。谁拿着轻细棍子打人也不中，非得拿着粗重棍子。我拿着个粗重)棍子出去了，把他们吊在当街里头，这个打那个打的……你不打他就给了(指底财)?把烙铁搁在火里烧红了，烙地主。你有啥说啥，你别不说。一烙就哎呀呀，就说了。在外头那个一听屋里直叫唤，不定哪天拾掇他，就说了。方式不一样，有的是真烙——我们庄是真烙啊。”尤其是有些积极分子、村干部，更是为所欲为，复仇情绪的宣泄达到极点。
　　一位老贫农回忆说：
　　1947年下半年，胶东区开始了一系列运动，首先是“搬石头”：把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清除掉，然后派出其他立场坚定的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开始了。当时许多村的批斗会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发杀人指标，杀不够数是没法交代的。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可能也属于“右倾”一类，土改时只是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被分掉土地财产的地主富农当然郁闷，家中男主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以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下老弱妇孺，倦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复查”开始后，工作组进村，首先组织了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指弹孔），就比主席小一点儿”。这帮人，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早就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乎，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婆们。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老婆们，在手持大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走向她们的不归路！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为都是被反绑双手。这时候，“五虎将”们就用手中的大刀一顿猛剁，水中绽开了一片红色的牡丹——她们终于不再打转了，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
　　一位参加过土改的老干部回忆说：
　　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现捆、绑、吊、打地主等乱斗乱打现象。以陕西为例。安康专区洵阳县土改初期一个全乡斗争会上斗四个地主和一个半地主式富农时，两个被打，三个顶了石头，其中一个嘴里咬一块石头，有的村让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组一个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动员群众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个地主，其中五个被吊打，群众称之为“六个地主打了两双半，留下一个打得眉眼烂”；蒲城个别乡斗地主时把地主吊在樑上，脚下还给垂石头，还有的用“凤凰单闪翅”、“猴吃桃”、“站炭渣”、“划白圈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30个乡中计有18个乡发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40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袁宝华曾在东北搞了三年土改，他回忆说：
　　一个地方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起来，主要还是要靠农村中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无所畏惧，胆大敢为，但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毛病，他们不同于老实巴交的农民。真正老实巴交的农民不敢率先起来造反。……
　　（农村）干部看到我来了，都对我说，我们战果辉煌，搜到多少金镏子，搜到多少银元，搜到多少什么东西。我到村公所一看，两个妇女上身被剥光了，用绳子捆绑着吊在梁上。她俩都是地主婆，农会非要她俩讲出金银财宝藏在哪里。我进去以后不好立即制止，出来后马上跟他们说：“赶快把她们放下来。”他们说：“她不交待。”我说：“她不交待，也不能把他吊着，你要吊出人命来怎么办？”他们说：“已经有一个地主上吊死了。”我不能马上给他们泼冷水，只能慢慢劝导。
　　一位在东北参加过土改的老干部回忆说：
　　有一件使我长期感到内疚的事，就是对一位小学教员的伤害。我有说话随便、好出洋相的毛病。一次斗争会批斗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他本人是地主，还是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斗争会上问到他的问题他就是不说。恰巧我经过此地，就顺口说了一句：你再不说就割了你的耳朵。说罢又到别处巡视去了。后来等我回来一看，窗台上果然有一只人的耳朵。我一追查，工作队员说是赵兴士干的。批评赵兴士，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说要割他的耳朵吗？我无话可说，但也懊悔至今，一直觉得对不起那位小学教员。
　　《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
　　“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1948年4月，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这样总结这场“流血斗争”：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8 19:31:31
　　6、打死地主刘象坤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晋绥地区黑峪口。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洪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七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斗争大会的会场设在镇中心的露天剧场，石砌的戏台搭个大席棚作为主席台。席棚正面悬着一副横幅，上面写着“斗争大恶霸大地主刘象坤大会”。席棚和墙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口号。戏台正面坐着一排威严的主席团成员——十几个贫农团的干部。戏台两侧站着十几个威武的持枪民兵。台上前面左侧站着十几个低头弯腰戴着纸糊高帽的地主，每个地主身后都站着两名彪形大汉，他俩各用一只手把地主的两只胳膊拧到身后，另一只手则按住地主的脖子。这些地主都是陪斗。被斗主角刘象坤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中间，两名彪形大汉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身后。他戴着纸糊的高高的尖顶帽，胸前挂着一块沉重的大木牌，牌上写着“大恶霸大地主刘象坤”。 刘象坤脸色煞白、瑟瑟发抖。
　　戏台下面人山人海。人们拥挤着、喧哗着，伸长了脖子争着看戏台上的主角。
　　控诉斗争的积极分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跑到台上控诉。他们怒目圆睁、义愤填膺、声嘶力竭，控诉到伤心处，有的痛哭呼号，对主角手撕嘴咬、拳打脚踢。这时，就有人领着高呼口号：“打倒大恶霸大地主刘象坤！”“彻底消灭封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主席万岁！”“党万岁！”“贫农团万岁！”“土改运动胜利万岁！”……，
　　斗争进入高潮，几个“勇敢分子”呐喊：“打死他！”就不顾顺序，蜂拥着跳到台上来打刘象坤。刘象坤就被几个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
　　王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王象坤的儿子王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王武雄突然跳上了主席台。大家吃了一惊。
　　王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了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王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跳上了主席台接住段云的话茬，慷慨激昂地说道：“大恶霸大地主刘象坤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我坚决支持贫农团的革命行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拿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刘象坤被打死那一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哪能经得住打？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象坤虽然没有出去，却让他儿子刘武雄在1932年参加了革命。他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他看病，也不收钱。他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被打死时，，刘家早已将全部土地以及一处四合院和上百棵树捐献了。剩的财产也不多，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工作团利用这来发动群众罢了。
　　王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06:10:56
　　7、斗争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

　　斗争刘象坤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刘老二，他的后台是刘老大，要求工作团把刘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刘少白当时任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设在蔡家崖的边区政府上班。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刘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刘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刘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
　　刚关进来的时候，刘少白老汉的表情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刘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向看守提出：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看守找工作团长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看守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对看守说：“你回去给他说，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看守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
　　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刘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看守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刘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
　　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刘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批斗会上，刘副议长低着头、弯着腰站在台子中央接受贫农团的批斗。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刘少白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刘家做仆人，负责刘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刘家大院里。刘家大院是刘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刘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刘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刘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刘家干活。就这么个人，第一跳上台来和王少白说理。
　　任奴儿控诉说：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刘少白当即辩解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任奴儿听了勃然大怒，上去就揪住刘少白，“砰、砰”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老狗日的还狡辩！”
　　第二个是刘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配给王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刘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刘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把老汉身子晃了两晃，差一点没有倒下。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刘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刘少白辩解说：“哪里有这回事？”。“二子”不由分说，揪住刘少白，就冲刘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刘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动手打刘少白。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
　　散会后，刘少白被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刘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刘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主席，把李政委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王少白总算是没事了。
　　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刘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王少白交上10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贫农团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刘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10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19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王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刘少白与贫农团之间说合，最后刘少白答应借十石小米给贫农团。这个结局显然让贫农团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刘少白的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刘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晋绥日报》于10月1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批斗刘少白的消息。文章的标题是《向刘少白进行说理斗争》。
　　文章说，刘少白除了包庇刘象坤之外，还有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献地，二是为大地主李韶荣辩护。
　　献地本来是主席的意思，但是在大会控诉时，有人说他表面上是“献地”，实际上是在“让地”，即把土地“‘让’给原来的佃户，没有经过农会就把地分给全村农民了。意思是说，刘少白利用献地耍花招，搞阴谋，对抗土改运动。
　　至于为大地主辩护的问题，报纸是这样说的：“今年春天，兴县李家湾大地主李韶荣，伪造军区首长私章，诈骗贸易总公司黄金案发生后，李之儿媳找到刘少白诉‘苦’，刘当即去信质问边区首长。自称‘人民代表’，并污蔑公安总局扣押李韶荣孙子是‘非法’行为，公然为李犯辩护。”这就是说，面对“爷爷‘犯法’、孙子连坐”的现实，作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刘少白不应该多管闲事，否则就是为地主辩护。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李家湾（行署所在地）的地主李韶荣因为交不出底财，被关押在县政府内。为了对他进一步施加压力，当局把他的儿子抓了起来，儿子说不知道，又把他十来岁的孙子也抓起来。李家媳妇走投无路，哭哭啼啼找到刘少白，说一人犯法，为什么要让儿孙顶罪？刘认为她说得有理，便直接上书晋绥分局书记李政委。没想到李见信后大发雷霆，将这封信交给边区公安局长，并在分局党校的讲演中大骂刘少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捐献土地是假开明，是想收买人心，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于是刘少白被武装人员从县城押送回黑峪口被批斗，并当场被撤消副议长职务。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11:06:42
　　8、杀你没商量

　　2004年1月22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山西文学》副主编鲁顺民利用回乡过年机会，采访了74岁的张六和（化名）老汉，并在当年的《山西文学》第4期发表了《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据鲁顺民说，一开始，张老汉听说他要了解土改情况，还有一丝不快，甚至有点生气，怀疑他不怀好意。但由于关系比较熟，双方很快就消除隔阂，畅谈起来。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1947年土改时，张老汉才十六、七岁。他母亲是在抗战开始时被日本人炸死的，死得很惨，找到尸体时，连脑袋都不知去向。下葬的时候，他父亲只好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像粘在脖子上。后来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油棺材、做纸扎谋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张老汉从小也学会做纸扎。但由于生意不好，生活非常困难
　　张老汉说，土改时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跟着闹土改，一开始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数落起他爹来：“你说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个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 你说你这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扎，做些下三滥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三叔告诉他爹：“总之，这一回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了！”
　　张老汉的父亲比较怕这位三弟，称他是“三阎王”。经他一说，也就同意了。这样一来，张老汉就参加了少先队。少先队员大多是十五六岁，比儿童团员大，却不够参加民兵的年龄。张老汉说：“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了，革命成功之后一并给。爹曾经问过，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破楔子话——万一不成功，也就不成功，没事儿啦！——你还得跟上受害，杀你个没商量。”
　　张老汉回忆说，那时他们家虽然住在河曲县县城里，但是“城里头这一摊也是一个村，村里头经常在街面上走的是民兵。那时候河对岸就是国民党区域，两国交兵，禁河禁渡，一到冻河的时候民兵们天天巡河放哨。每个人发一颗子弹，两颗手榴弹。手榴弹是保德造的，质量不好，一炸两半，扔过去之后，人家对岸的兵踢上一脚理都不理，知道不会伤着人。但民兵威风，背一杆枪，谁也不敢惹，全城都听他们指挥。白天一般上午都是处于警戒状态……，下午人们才敢上街摆摊子做一阵儿买卖。”
　　张老汉说，当时除了民兵组织外，还有农会，村委会。土改一到，过去的推倒重来。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成员一律叫秘书，头儿叫主任，土改开始后，先是划成份。为此，城里的临委会七八个人，还有贫农团成员，一家一家转，一家一家摸底。张老汉还记得，有一天，一个名叫吕品贤的人来到他家，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叔呀，不能活了，我现在是地主成份！”他父亲看到吕品贤那样子，忍不住笑着说：“你要是地主，我就是豪绅了。”
　　据张老汉说，这个吕品贤出身于富裕人家，祖上开过好几家商号，但是他游手好闲，抽大烟、吸料面，把一份好端端的家业败落了。到后来，他连老婆都卖了，成了个吹鼓手，“成天在死人摊子上混饭吃”。土改时要查三代，因此被划为地主。张老汉还记得，有一次他们跟着民兵在巡逻，碰见吕品贤在街上吃羊杂碎。民兵张全喜看见后，骂道：‘狗儿的，好活的吃杂碎呢。”一边骂，一边扑上去按倒就打。因此，吕品贤到他家的时候，身上红一道紫一道，鼻青脸肿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17:04:44
　　9、划成分、起浮财、挖底财
　　说起定成份，张老汉印象很深。他说，当时分得特别细，仅仅是地主，就有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之分。地主指的是有房有地有长工，平时不干活，秋后收租的人。化形地主指的是“装酸哭穷，小里八气，其实有家有资的人”。破产地主指的是吕品贤这一类人。此外，还有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还有最后一种叫恶霸，不管有地没有地，只要为人不好，就是恶霸。地主恶而霸，当然是恶霸地主；穷鬼恶而霸，叫做“穷恶霸”。
　　张老汉说，成份一定，就开始斗争了。当时“定下调调”叫做“起浮财、挖底财”。“起浮财”就是没收家里的粮食、家具、衣服一直到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隐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洋钱银两全部挖出来。冰冻三尺，也要把底财挖出来。“从那时候开始，城里头每天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听也听不下去，有时候半夜睡梦里就听见嚎叫，是地主让斗得戗不住劲了。刚开始我们少先队还不让参与，而且也不知道怎么个斗法，后来，民兵农会里人手不够，也将我们叫了去。”
　　张老汉说：“斗争的方法不外乎捆人打人。定下成份，民兵农会齐行动，按图索骥，那叫没一个跑。有的地主鬼精，听见风声不对，没等斗争就将银钱交出来，还有的早就跑得连鬼影子都没有了。跑哪儿了？踏冰跑黄河那边国民党区了。”所以民兵和少先队的任务，一是监视地主富农户的行动，防止他们外逃。规定他们不经同意不能外出，外人也不能跟这些人家打交道。二是协助民兵、贫农团进行斗争。
　　张老汉还说：“斗争前，要开会。开会的主要成员除了农会、贫农团的成员之外，还有定为贫雇农的人。大家在一起拿着名单一个一个过，谁家家底如何，估计有多少财产，看见的看不见的都一个一个过筛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在会上吵吵。其实，这些穷汉到底是没见过个钱，谁家有、究竟有多少，贵贱说不出个数数，最后就按谁家的‘铺摊摊’大，就从谁家开始，一户一户过，谁也不能空过。”
　　为了说明这种会议不允许贫雇农以外的人参加，张老汉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沙口贫农团正开会，过去的村警乔兰凑进来听，大家一见他进来，就不说话了。”但是乔兰却耍起村警的威风，说：“大家说哇，咋我一进来就不说了？”这时，贫农团的人厉声让他出去，他不但不走，还说“你们又不是开黑赌场，我在一会儿都不行？我就不走你倒咋呀你们？”贫农团的人说：“你不走？你不走你看我咋呀。”一边说，一边抓了一把早已经预备好生石灰，上前扑在乔兰的眼窝上。
　　乔兰一见这阵势，扭身就跑，还捂住脸呜哇乱叫。贫农团群情激愤地说：“正定下他个恶霸要斗争他，没想到他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大伙儿一拍大腿，决定追打。张老汉说，贫农团“一伙人都是二不溜青皮后生，一路追到乔兰家里，几个后生七手八脚将乔兰按倒在炕上，又往眼里揉了些石灰，揉得乔兰直是个乞讨，嚎叫得都不像人哭了。最后大家看见他实在搓不住劲才罢手。说：再让你看，□□□。”经过这么一折腾，乔兰的眼睛当下就瞎了。直到“文革前还瞎着个眼到处转。”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29 20:39:22
　　10、斗地主的几种方式

　　在谈到如何斗争地主时，张老汉说：“后来我参加过几次，主要斗争方式有几种。”
　　一种是“磨地”。地下铺上些棱角锐利的料炭，没有料炭就撒一些菠菜籽。菠菜籽六棱八瓣，有黄豆颗子大，铺在地上比木锉还锋利。有时候是将料炭和菠菜籽儿搅和在一起。然后将人一把推倒，两个人提住脚跟在上面来回拉。发展到后来，将被斗的那些地主富农上衣脱掉，光着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折磨得这些人妈妈老子直叫唤。张老汉说：“一般人根本经不起这么折腾，三下五除二就将埋洋钱的地方交待出来。也有骨头硬的，死活不说。”
　　比如“东门上的周二干干，这是他的外号，叫什么不知道，大家都叫他周二干干。有钱。他在药铺里有股份能没钱？但他平时装穷，两个儿子，大的在归绥做生意，冬天连只棉鞋都买不起，冬天回来脚指头冻掉两三个，老二在药铺里拉斗子司药。他就装穷惯了，实际上是小气，叫他个二干干一点也不亏。我给你说，他干到什么程度，每年大年初一天不亮就出来，背个驴毛黑口袋挨家挨户讨一回吃，说是吃上百家饭，福气自临门。一上午能讨得半口袋油糕。贫农团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知道他有两个钱呢。”
　　但他就是不说。不说，好，拉你一回磨。
　　对于当时的情景，张老汉几十年后仍然历历在目。他说：“记得斗争他的时候妇女会也参加了，二干干周掌柜当下被两三个妇女会唾了个风雨没漏，临了还是被脱光上衣磨了地。头朝后，脚朝前，两个贫农团手提脚后跟就拉着周二掌柜磨了一圈。拉得风快，地上的料炭菠菜籽还不过瘾，谁不知道给扔进两块青石蛋，听见周二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上嗑得嘣嘣响。拉一圈，乞告一回，说哪里哪里藏着洋钱呢。贫农团照那地方掏下去，起出二三百。不多，再拉，三回五回，妇女会张毛女实在愤恨得不得了，在周二的肚皮上放了一盘小石磨，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她放上小石磨之后，一屁股就坐在那扇小石磨上，像坐了一挂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
　　看女人都斗争这样坚决，后生们也不示弱，一下子就把周二拉出大门，拉出城门，绕城圈子转。最后周二掌柜脸白得像一张纸一样，在半路就承认下他把洋钱全部藏在园子地的蓝池底下。后来，底财果然起出不少，总共有24个木头盒子，白花花的有三千多块大洋。至于周二干干的下场，也可想而知。张老汉说“到后来，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才发现周二干干几辈子就咽了气，后脑勺子被磨塌，脑浆都拉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是一根，就像打场的链枷……”
　　还有一种方法是“坐圪针柜”。张老汉介绍说，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档板，活像个长方形棺材。然后在底子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到里头，盖上盖。柜子底上有一根檩子，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娃娃们耍翘翘板似的。于是人就在里面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晃两下后问一句，直至说出藏金银的地方为止。
　　张老汉说：“死鬼余务本，买卖开得有多大？当铺杂货铺，粮仓好几处。（日本人）大轰炸之后，子孙们陆陆续续都跑过河到归绥一带，生意也随之北移。全家就留下他一下七十多岁的老汉看门。耳朵有些背。有些看不起贫农团。问他，他连眼睛都不抬，不抬眼睛就抬你，将他抬进了圪针柜。摇来摇去反正是个不做声，不吭气，打开柜子一看，老东西死球了。”
　　还有一种叫做“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三丈来高。张老汉说：“对那些顽固不化死活不说的，或者斗争上了火的，将他拉上四方墩一推，直死无活。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的人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蛋子，开始还扔一两次不惮其烦，直到摔死，后来见扔下去不死，干脆用石头蛋子往脑袋上砸，一砸就没命了。”
　　谈到这种刑罚时，张老汉也有具体事例。他说：“有一回斗争韩聘卫的老婆，韩聘卫是个教书先生，人品也不错，但还是划成地主，对，是化形地主。贫农团见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炭，气不打一处来，捆起来就打，说你那么有钱还装穷，快快交出来。韩家师娘不怕谁，打死打活一句话：打死也没钱。贫农团最后将她推下四方墩，摔死了。死的时候已经受过百般刑罚，磨地圪针柜，火烫钳子夹，上身被剥光，往下推的时候，田××将她的裤带松开，揪往裤腰，上手将她推下去的时候，人和衣服轻易地分离开来。第二天，田××就将那打裤子卖在了估衣摊子上。田××也是个少先队员。”
　　张老汉还说，在五花八门的刑罚中，“我那妻姥娘死得最惨。一个寡妇人家守着一摊子家业，有磨房，当铺，百货生意，还养两支大船，经营着粮库，常年下雇工有三十多人。被磨了地，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我给你说……最后，最后在人民法庭上枪崩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0 06:12:14
　　11、尸暴荒野不许收

　　说到这里，张老汉颇有感触地说：“有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希罕的。控诉罢，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做：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
　　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我给你说。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对于后来的“纠偏”，张老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打死多少地主，没稽究，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反正挺乱，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在那压着阵，他们也玄。”
　　张老汉承认，他也参与过这些事。人们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时候起的。他还说，他曾经请教过早年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人，这人叫“三板汉”，是个塌鼻子，害杨梅大疮落下的病。三板汉教他一种方法，叫“小鬼搬砖”，就是电影里演过的“坐老虎橙”。后来他对三叔说了，三叔马上把这种法子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受害人脚下垫七块砖头，“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张老汉说，时至今日，土改的影响还在。有一次，他要给大儿子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里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给我传话，说是需要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成。张老汉说：“我给他有条×钱。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着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家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张老汉不理他，只是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过几天，盖房子的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哈哈大笑起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0 10:31:21
　　12、分地富家的女子做老婆

　　在土改中，除了分地、分房、分东西之外，还要分老婆。
　　鲁顺民采访白建华之后，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刘象坤被斗死后，就把刘象坤的50多岁的老婆分给了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分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这女人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这女人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
　　土改过后，这女人的丈夫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女人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懒。他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的闺女。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光春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王某，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三女儿名叫任某，土改那年是十七岁。
　　土改的时候任某母女俩被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任某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
　　闺女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这个军人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闺女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军人随军开赴东北，任某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有人问任某：“那军人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某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整整用了8年时间，终于还是离了婚。后来，任某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同学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她还哭了一鼻子。同学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0 12:30:44
　　13、东北土改流行“乱棍打死”
　　记者韶华参加过东北土地改革。他在回忆录《一个人和一个世界》里，回忆了他参加东北土改的过程。下面就是他回忆的东北土改故事。
　　第二天晚上，我到附近一个村子参加了一次农民会。参加的都是土改中表现积极的骨干分子。他们在研究明天要开的这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为了压压他们的威风，决定会上要打死六个地主恶霸分子，办法是当时流行的“乱棍打死”。他们拟定了要被乱棍打死的名单。我不知道这些人都有什么罪恶。但既然“贫下中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要打死他们，想必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我作为记者，只是听会。
　　第二天上午，全村群众集中在一个场院里开斗争大会。原来计划乱棍打死的六个地主恶霸分子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由农民会会长主持会议。
　　首先拉出一个罪犯，由一个贫农进行控诉。他不仅是地主，残酷剥削贫苦农民，还在伪满当过村长，伙同日伪抓“国兵”，要“出荷粮”，罪恶滔天。这个农民控诉后主持会议的会长问：“对他怎么办呀？”下面呼喊：“乱棍打死！”于是事先准备好的几个青年组成的棒子队，便把这个犯人拉到附近一个柳树林子里，一阵沉闷的
　　“卟通卟通”，那人就挺尸了。
　　接着又拉出来一个犯人，仍然是由一个贫苦农民控诉其滔天罪行，之后又是主持会议人问大家：“怎么办哪？”下面响应：“乱棍打死！”这人立即被拉到那柳树林子，又是一阵沉闷的“卟通卟通”的声音。
　　我当时虽然感到胆战心寒，但理智告诉我：“他们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分子，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千万不能怜悯他们！”我还到柳树林边去看那“乱棍打死”的现场。
　　农民控诉第一、二人罪行的时候，听起来还有些内容，轮到第三个人，控诉词就有点空洞无物了，好像有点“无限上纲”的意思。当主持会议人在控诉之后问：“怎么办哪？”回答：“乱棍打死”的人也不那么多，声音也不那么响亮了。
　　当事前准备好的第六个犯人被拉到场上的时候，我一看是个青年，顶多十八九岁。他战战栗栗地被拉到场上，脸色十分恐惧，我想：他多是个地主子弟，要犯罪行也还没有时间呀！会不会农民领导人中要“斩草除根”呢？我只是那么一闪念。此时一个农民进行控诉，我注意听着，含含乎乎没有听出什么实际内容。这时主持会议人问：“怎么办呀？”下面没有人回应。主持人又问：“怎么办呀？”还是没有人回应。连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回应。这时如果有三、五个人回答：
　　“乱棍打死！”这小伙子就没命了。在主持人问第四遍的时候，会场上死一般沉寂。我感到全会场的心都在紧缩，在战栗。人们想：如果说“乱棍打死！”良心会受到谴责，如果说：“他没犯乱棍打死的罪……”在那样的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人人都要当积极分子和主恶霸划清界限，谁有这个勇气呢？这时会场中间一个老农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又不忍心，于是用稀里胡涂地小声地像嘴里含块豆腐似地说：“我看他也没有什么，饶了他吧……”声音很小，似是说给他旁边的人听的。但是全会场的人都听到了。既然有人说了，于是会场上几乎是全体人一阵呼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比刚才回应：“乱棍打死！”要响亮多了。因此，这个青年就被释放了。直到现在，那场面、气氛还鲜活在我的眼前。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0 16:54:06
　　14、 “砍挖运动”和“扫堂子”
　　土改运动还在进一步发展，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走向深入：按照当时的理论：虽然把地主的土地分了，但地主阶级还有浮财：金银手饰、金银元宝，散碎“沙金”、贵重衣服等，对地主阶级还要狠斗，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灭他们的威风。所以掀起了一个叫做“砍大树，挖财宝”的运动，简称“砍挖运动”。在这一阶段，各村每天晚上都对地主进行批斗，要他们交出浮财，为了达到深挖目的，什么刑罚都用了。在政治运动中，你可以发现：中国在“整人”方面很有发明“天才”。除“传统”的各种刑罚，还有一个同志告诉我：“有人为了让地主分子交待出浮财藏放的地方，把一只猫装进地主婆子的裤裆里，拚命打猫，猫在裤裆中乱抓乱咬，逼迫老太太交待。”我问：“是谁发明的这种刑罚？”他笑着说：“是一个老太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砍挖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又掀起了一个“扫堂子”高潮。
　　当时，据土改工作队反映：如果只是本村的贫雇农，斗争本村的地主富农，本家、亲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要在本村共同生活，情面肯定会起作用，土改就不会彻底。所以开展了“扫堂子”运动。就是这村的基本群众，到别村去“扫”。凡是认为应该批斗的对象，本村没有批斗。外村去“扫”时，可以任意去分配他们家的任何东西。
　　我亲自去看过“扫”的过程：如果找不到可“扫”的东西，连坑席、铁锅都可以揭走。被扫者本人，自然不敢言语，因为这是上面下来的政策，即使扫错了对象，本村干部也只有瞪眼看着毫无办法。也有本村干部出来带领一部分群众出来干预，说：“这一家我村没划为斗争对象，你们不能扫！”引起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后来发生过这类情况：你在我村“扫”得狠；我到你村“扫”得更狠。于是连贫雇农家里也被“扫”了。这样，又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
　　（写到这里，我从“砍挖运动”、“扫堂子”这类诸多政治词语，联系“苏区”的“肃反”，肃清“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以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创造了许多“词语”，流行很广。现在这些“词语”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消亡，就是明白一些的，也没有人知道“词语”的来龙去脉。我常想∶如果编一本《历次政治运动语汇辞典》，把诸多当时流行的辞汇的内容、产生的来龙去脉加以注释，一定是一本很有历史价值的书。）
　　“扫堂子”从农村“扫”到了城镇。因为有些地主在城镇办有“工商企业”，也不过是铁匠炉、杂货店、照相馆之类。在“扫堂子”中，都难于逃脱。最严重的时期，连农民到铁匠炉钉个马掌，或者买把铁锹都找不到地方了。“扫”出来的物品，农民用得着的自己分掉了，农民用不着的上交到区、县政府。当时我也分到了“胜利果实”，因为作为记者的我，还没有照相机，讷河县政府就打开仓库，让我挑选。我从那些农民交上来的照相机中，选了一架日本照相机，一个三
　　角架，还有一些洗相纸和显相定影药，并从此对摄影发生了兴趣。

　　整个土地改革运动，我都在乡下转。到了1948年春节，大概那些“极左”做法，上边慢慢发现了。于是《东北日报》发表一篇纠正偏差的社论，题目叫《高潮与领导》。社论批评了上面所叙述的现象。紧接着传达了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批评了“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以
　　及“打击了工商业”等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纠正极左错误，一方面动员参军：保卫土改果实，并发动春耕生产运动。
　　我是1948年3 月底4 月初回到齐齐哈尔报社的。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报社领导要大家写出自己对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问社长孙泱：“去年11月我刚刚到了嫩江县，了解一些情况，曾经写过一份很长的秘码电报，报社收到没有？”孙泱（就是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同志说：“收到了，遵照你的意见转到了省委宣传部。”我又到省委宣传部问叶立平（他
　　原来是报社记者，此时已调省委）。他说：“你反映的是嫩江县的情况，我转给了正在这里开会的县委书记解云清了。”我又问：“他怎么表示？”叶立平说：“他看后笑了笑装在口袋中了，没有什么表示。”我想，当时省委正在布置土改，正要掀起高潮，他不可能有什么表示。但是我一直感谢他：如果他把我那封电报转给某一位搞极“左”的领导人手里，我当时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不久我又被派到“三肇”地区报道春耕生产。这年夏天，我在报社变换了工作岗位，让我做编辑，负责城市工作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06:33:17
　　15、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寇家屯乡土改见闻》（作者冯志轩）记载了下面几件事。

　　第四阶段开始了。运动中流行的口号是：“挖财宝，分土地”，“放手发动群众”，“土地还家”，“农民翻身得解放”.……
　　土地当然无法隐藏，财宝是可以隐藏的。不少地主家庭把金银首饰都藏匿起来。既然藏匿就得“挖”，于是开始了第四阶段的行动——挖财宝。怎么挖法？“先挖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毒打地主本人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其次是“挖地”，当然要掘地五尺。这次毒打也有创造：先把地主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就像在跳芭蕾舞，人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晃来晃去。对他们的子女则是扒光了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烈抽打。一片嚎叫声、呻吟声撕人心肺！此法果然有效，收获甚丰，绝大部分地主把财富的隐匿地点都招供出来。
　　我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时刻，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的成绩得到公认。于是，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他们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接着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招供。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农会的头儿说话了：
　　“行啦！别打了。他家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那帮打手停下了手中的粗绳头和皮带，不做戏了。
　　“今天晚上就到这，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按他们说的地点去拿东西。”头儿吩咐着。
　　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背着“套筒子”枪，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套筒子是一种最陈旧型号的步枪，俗名叫“烧火棍”）。通过这次聚敛财产，贫雇农积极分子（其中主要由地痞组成）拿到的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在农会的几个房间里，民兵看守着。当时，把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
　　我家净身出户在先，家中四口人栖身的小棚子，一进屋就是做饭的锅台，连着锅台是一个小炕——早就是家徒四壁了。无处隐匿任何物品，民兵自然是不来了。这个小棚子是金凤鸣家的，金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他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 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
　　民兵和农会在加紧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作者：雪黑雪白 时间：2017-10-31 12:09:33
　　忽如一夜西风来，枯木暖冬花又开。枯枝败叶节气乱，强上枝头乃祸灾。

  • 雪黑雪白： 举报  2017-11-04 13:24:39  评论

    评论 远看水连天：读点书，要不看点红色经典，看看毛在土改中他是如何反对和纠正左倾错误的。解放后土改被杀的地主资本家，都是罪大恶极的。误杀的极少。如果你爹是误杀的，请向政府伸冤，如果该杀，你的阶级仇恨应该放下。更不该归咎毛泽东头上。因为那是革命。
我要评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12:20:24
　　16、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和杀一只鸡一样

　　五、六天过去以后，就是第五阶段：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这才是夺人心魄血腥残忍的暴行，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的已成残疾人的父亲成了首选对象。
　　傍晚，天气阴下来。北风凄厉地刮着，旷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富农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
　　已经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轻轻地敲我家屋门，妈妈起来给她开了门。这时我睡意朦胧，但听见了她们的对话。她管我妈叫老姨。
　　她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她没头没脑又慌慌张张很害怕地小声说。
　　“定下什么啦？”看她的奇怪表情，又不明白她的话，我妈妈反问她。
　　“他们在我家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她带着伤感的语气依然用很小的声音说（寇当过原政权的村长）。
　　“啊？你说什么？他们要把你老姨夫打死？”妈妈犹如五雷轰顶，惊异得叫了起来，声音都变了。在这小村的夜静更深时刻，我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心脏因恐惧而发出的咚咚声！不，是我的心脏跳动声。妈妈是佛门弟子，在她有生之年没有经过血腥的场面。她显然想象不出来人被活活打死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父亲在响着鼾声。
　　“他们怎……么……说？”妈妈的声音颤抖着,问 姐，一边把她拽进屋里。
　　事情过了五十八年，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然而，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 姐的伤感语气相互交织着，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妈妈惊魂未定，我早已睡意全消。 姐说了下面的话：
　　“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他先说，说县里的什么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得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把……叫什么‘几几豆正的火’（阶级斗争的火）给点着。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他说这是…….什么‘名’……噢，叫‘个名’（革命）。他说，明天打死寇玉铭、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作者注：此人雇农成份，有点文化）插话，说了一句‘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啦，说这是‘个名’（革命），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说县里‘树吉’（书记）就这么定的。没有别的人再敢说什么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那时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燃的小棚子。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死寂，风在飕飕作响。那边名义上的贫雇农实则痞子们的杀人会还在开。
　　 姐没有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她自然听不懂也说不明白那些词汇，如书记（树吉）、革命（个名）、鼓动（鼓捣）、阶级斗争（几几豆正）的火等等，但是要活活打死人她听懂了！
　　刹那间，我脑子变成一片空白，我懵了。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这是一个幽暗恐怖的世界！棚子外面的风，似乎在哀嚎着。
　　“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我少年的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
　　父亲也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但脑力还健康。我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自己知道几小时后将要死于野蛮暴行的人，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作为他的亲人，我的精神已经支持不了，我木然的神经不会思考了。
　　“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自信地以反问的口气说。
　　“ 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机械地冒出来这一句。
　　“定了什么？”父亲问我。
　　“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
　　“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父亲这次以肯定的口气自信地说。
　　我年纪小，除文化知识外不懂什么。我相信了。我相信“党也得讲法律”，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心底的铅块，重量似乎轻一些了。父亲对法律熟悉一些，他们老一代人闲聊时，他常提到满洲国时县法院的陆承审如何公平办案，父亲也做过诉讼代理人。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怎么去认识几个月前的净身出户？
　　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东方天空挂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冬日的太阳惨白而又暗淡，景物也随着人的心绪在改变。
　　我站在村中的大道旁边往西望去，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去。不一会儿两个民兵已经进院了，他们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
　　“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说着，两个民兵把我父亲不由分说架上了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
　　寇家屯是“乡政府”所在地。把这一批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集中到一级政府去斗争，大概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革命的，斗争是严肃的！我木然地跟在车后边，猜测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麻木的大脑冒出八个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距离三华里的寇家屯转眼即到。就在村东头离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它血肉模糊，满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一样，露出殷红的肉，断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凄怆血腥的场面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远记忆！野兽并不可怕，“人兽”，即具备兽性的人才可怕！
　　两个民兵有说有笑地走着，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我预感到父亲将要被打死。净身出户使我怀疑父亲所说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尸旷野的事实将使我的预感成为真实事件。
　　当那位妇女和两个女孩的哭叫声听不见时，我们已经进了“乡政府”的大院。一进房门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地主的家属有十几个人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红，抽打时粘下来的人皮碎屑，把它们的纹络全给腻住了。
　　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但它又是一级政府！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事例：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烟草味儿。那些用此法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使自己成了一个简单的杀人工具。人们说，有一种被战争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战争歇斯底里，把他们此刻的状态叫“杀人歇斯底里”应该是最准确了。
　　进屋后我被推上了炕。这一次斗争会刚好和挖财宝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属给地主看，这次是打死地主给家属看。组织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费尽心机——原来这是用兽性在检验人性！
　　“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
　　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到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 撕人心肺。我的心随着每次抽打声在颤抖。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
　　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没有宣布原因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天空变得更加阴暗惨白了，似乎以此吊唁惨死的人们！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16:49:49

　　17、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

　　傍晚，当妈妈找一个破柜收尸时，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就这样，父亲被“革命”了，时年六十五岁。如果他在天有灵，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呢？！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有点土地就得搭上性命？为什么有点钱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广大地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兽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打死一个人，自杀一个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把这些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马拉车用的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不用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统治者把东北变成“稳固治安区”以前，关东地区土匪横行。听年纪大的人说，土匪得不到钱时，它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钱是不杀人的。既杀人又要钱，虽土匪亦不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能是千古之谜了（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专家估计：中国土地改革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照例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小铺子（卖日用杂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数十个烟蒂——他是多么地不愿意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但那时候这个开小店铺的人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小作坊的俗名），停办了。
　　我还要提一笔，至今令我伤心不已的是那场大规模疯狂暴行的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有受到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给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其中，凡叫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当然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流血斗争，刮骨斗争，多么名副其实啊！
　　记得当时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发表过文章，把松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准确地概括为“兽性复发”。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先生。这当然犯了“天条”，从此，萧先生其人其书同其他众多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一样，万劫不复！
　　“均田亩”是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从“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强”，直到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我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平分土地，这么个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前面已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由中农耕种的土地占绝大多数。平分土地后，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农户（中农）没有地种，分到土地的农户（贫、雇农）缺少耕作手段。中农的农具、畜力都无例外地被分掉，破坏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农利益”（见东北局东北地区土改总结）几乎是普遍的，这种耕作手段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直到数十年的粮票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一切应该是已有历史的结论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周岁的少年。对于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斗争，除了恐怖以外并无更多的看法。
　　父亲的死使我感到孤独无依，就这样，我和母亲成了孤儿寡母。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我此后的生命旅程里，诸多倒霉的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队伍”被另眼看待，被开除，成为肃反对象，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成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也。杀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错，反而以此为理由株连他们无辜的后代。是何逻辑！
作者：ty_126985827 时间：2017-10-31 17:06:17
　　毛並不懂马克思主义。按马理论有生产资料才有资格剝削他人，土地改革后地主地分给別人了，自己也靠劳动生存了，成自食其力劳动者了为何还叫地主分子？

  • lcg03291： 举报  2017-11-01 18:57:48  评论

    我单位有个工程师，他爹是地主土改被打死了，他的出身自然也是地主，他孩子出生后也得是出身地主，当时他就去找军管会，说我孩子也没见过他爷爷，也没享受到地主的待遇，怎么也得是出身地主，领导告诉他没办法改。
我要评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06:23:04
　　18、流血斗争的一个花样——“串联斗争”

　　就主流而言，在农村由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因素交织形成了人和人之间浓重的乡土之情，它不是一年半载用什么别的东西就能破坏得了的。尽管当时的政权宣传黄世仁如何坏，但一个个现实中的人（地主）毕竟没有逼死杨白劳，更没有强奸喜儿。在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变成仇敌（被利用的痞子当然除外）。
　　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种情形。
　　“土改运动”中进行流血斗争时，还有一个花样——“串联斗争”。所谓串联斗争就是在一个区的范围里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即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入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来的是农会干部钟义。
　　“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看着我母亲接着说：“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
　　“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
　　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田野静悄悄，凛冽的寒风呼叫着，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自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几个月来，我未得一点空闲。苦闷、彷徨、恐怖、时而夹杂一点满足感，占据了我整个心绪。今天借助这个逃难的时间，来到这静谧的空旷的雪原。
　　母亲常念的一句诗又浮现出来：“又得浮生半日闲”。然而，哪儿会有世外仙境去“寻得桃园好避秦”呢！
　　我仰望高耸的白杨树迎着寒风，树枝上挂满冰雪傲然而立，看着干枯的树枝依然在寒风中摇曳。它像是我此刻的处境吗？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我在远处看不清什么。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串联斗争的心理作用是养成为所欲为折磨人的优越感，情绪上鼓舞“斗志”（兽性）。除了这种精神的心理的满足感以外，到别的村串联斗争的贫雇农们得不到一点物质利益——本村的贫雇农对于浮财早已挖地五尺了。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借助于和农会的关系和乡土之情都躲了过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10:47:48
　　19、胡开明制止“乱打乱杀”

　　《党史资料》第46辑刊载了胡开明的一篇文章，题名《在晋察冀的日子里》，文中回忆了他参加土改的一段经历。我下面讲的故事，就是胡开明的那段经历。
　　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及各解放区城市，晋察冀日报社随机关撤出张家口市，转移到原来驻过的农村根据地平山、阜平一带。胡开明当时任报社副社长。
　　1947年5月上级任命胡开明为土改工作团团长，到阜平县最富庶的王快区，统一领导那里的“土改复查”工作。他率领全团20多人立即向王快镇进发，下午6点到达目的地。当时天还没黑，听说王快村外正开联村斗争会，他便放下背包去会场。还没到会场，见人们已开始往回走，会已散了。他见参加会的人个个面带惧色，尤其是妇女，问话也垂头不语。这是怎么回事呢？他逆着散会的人流，到会场上看个究竟。只见会场是一片坟地。坟旁树上绑着一个人，鲜血淋漓，腹部被剖开，再看地下，躺着几具尸体。
　　胡开明十分反感，土改复查这样搞，不搞成天下大乱了吗？他急忙回到王快镇，立即召集王快区委和复查工作团干部开会。恰巧，晋察冀中央局派往冀中的复查工作团路经此地，他也就请该工作团的团长参加。在会上，他讲：“我是中央局派的工作团，是为王快区的土改复查实行统一领导而来的。现在各村开斗争会，执行政策很乱，出现打死人的事情，这种局势要控制。今后，凡开斗争会、联村斗争会，必须请示工作团批准。明天，召集各村支部书记、村干部开会，我还要细讲。”
　　冀中工作团的团长听了，认为胡开明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便即席发言，大讲一番“要走群众路线”问题，特别强调了“按群众意见办，要让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全部发言都是和胡开明对着干！他发言之后，立即给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吴德打电话，反映胡开明的“右倾”问题。胡开明发觉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决定：明天开会，还是按照自己原来的看法讲，但讲话的语言要力求准确，要写成文字，并誊清一份，立即送请吴德审查，如有错误，请他及时指正。
　　第二天，胡开明在全区村干部大会上，照自己的讲稿发布了工作团的规定和纪律。一周后，农村清算地主杀人的事制止了，农民随便到外村斗地主的情况也基本停了下来。他等待吴德的批复，可是一直没有回音。不久，上级下达指示：“土改复查工作暂停，工作团撤回。”
　　有些干部，特别是分区农会的主要领导，曾要求区党委把胡开明从王快区调回来，说胡袒护了地主。这次奉命率工作团撤回，有些人猜测：胡开明犯了右倾错误。
　　胡开明回忆说：第一次土改，是从1946年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开始的。这一指示，内容共18条，头一条就是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实行“耕者有其田”。其他各条则规定要照顾一些人。此指示经晋察冀中央局、区党委讨论了，但是对第一条（满足贫雇农要求）未强调，对其他各条则强调了。因此，虽进行了土改，但并未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群众没有普遍发动起来。地主仍掌握多数土地。在政治上，有的地主富农仍掌握领导权，贫农没有政治地位。1947年5月以后，朱德、刘少奇到边区，了解到边区土改很不彻底，决定进行一次土改复查运动，进行第二次土改。
　　在这次土改复查中，又犯了左倾错误，发生了乱杀人的现象。有的村庄，地主富农被杀；有的村在本村不肯杀人，便搞联村斗争，到外村斗地主，杀人。如我在王快庄见到的那种恐怖场面。这种“左”的偏差出现后，转移了土地改革的大方向，广大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仍未彻底解决。所以，中央下达指示：“土改复查工作暂停，工作团撤回。”等候中央土地会议后，再作部署。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1 17:25:53
　　20、暴烈的冀东土改复查运动
　　冀东解放区是冀察热辽根据地的一部分，由于1947年3月30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由晋察冀中央局划出，归东北局领导。
　　土地会议后，冀东解放区检查了“右倾“问题，深入开展了土改复查运动，“极左”风暴迅速横扫冀东。
　　左的错误给冀东造成了严重危害，由于只抓土改，忽视生产，贻误了农时，荒芜一百多万亩农田，造成1948年春夏的灾荒；滥斗滥杀，侵犯私人工商业和中农的利益；错误地打击了一些自己的同志，使基层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影响了参战支前工作等等。
　　冀东土改极左泛滥的情形，列举数例如下：
　　（1）侵犯中农，打击面大，孤立了贫雇农。某村38户中农全部被侵犯，贫雇农完全处于孤立。
　　侵犯中农的结果使中农普遍不安，全家坐在炕上谈；“什么时候斗呀？”“斗了怎么办”说着说着就哭了。什么自动捐粮、自愿捐粮、捐款全是假的。农民一粒粮食掉在地上都要捡起来，屙泡屎还要用手去拾。
　　二流子还打算明年再吃斗争饭，不事生产，侵犯中农。
　　（2）杀人如麻，为什么杀那么多人呢？ 因为有追浮财和肉体消灭思想。认为“消灭封建包括脑袋在内”“杀了比跑了强”；用杀的方法来发动群众，北票县委宣传部长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他说：“地主、富农抓住就杀没错。”
　　见好院就搬，见东西就抢，乱打乱杀，弄的许多人逃亡，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无人区。
　　(3)贫农团中有一些流氓分子，他们敢说敢干，不怕地主，斗争开始时，往往作用很大；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对清算积极，对土地和生产却毫无兴趣。
　　群众开始发动时，什么积极分子都可利用，来者不拒，流氓和投机分子很容易混上台，他们做的坏事，群众不敢说，基本群众的积极分子也起不来。由于他们流氓本性，堕落腐化，挥霍土改经济果实。
　　（4）土改开始后，这些靠勤劳致富的人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个老太，一辈子起早摸黑织布，全家人过上了有吃有喝的温饱日子。划为富农，准备斗争他们家时，她儿子哭着说：“谁叫你那么起早摸黑的干，现在害了我们全家。”
　　王铁匠以打铁为生，年久手头有些积蓄，定成富裕中农，向农会坦白全部财产伪东北流通券20万元（相当于现在几百元），大洋19元。全部被没收。
　　王XX，6口人，60亩地，是劳苦起家的。由于勤劳节约，生活有些富裕，儿子娶个媳妇，过门时女家衣服给多些，群众说：“太着风咧”，因此被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
　　（5）大肆屠杀斗争对象子女，进行所谓斩草除根运动。
　　河西中农子女被关押在张家坟120多人，被乱石砸死96人，120多人当中没有一人是地主子女。莲花瓣村一名贫农团员，因为不同意砸死某一个人，因而自己也被石头砸死。河东六区被斗中农户全部被打，大龙门19户中农被斗17户。
　　红色恐怖笼罩在解放区，拷打杀人，惨不忍睹。
　　（6）农民认为土改就是共产共妻。
　　群众根本不懂什么是土改，都认为是共产发财机会到了。每个群众口头都嚷嚷着说是‘共产’咧。”区干部召集群众说：“谁没吃的，谁就来，来得算一份。”
　　二流子说：“我等了几十年，总算等上趟发财机会。”
　　密云有些地方硬把斗争对象家里姑娘或者是已经结过婚的娶来的媳妇，硬分给贫雇农的光棍，强迫他们结婚。
　　平谷强迫40多名斗争对象家寡妇、姑娘和有夫之妇给贫雇农配婚。有的村竟涉及一些军人家属，军人上前线，其老婆分配给村里光棍做老婆。
　　（7）察哈尔土改同样残酷，连出身不好的解放军中级干部家属也不放过。在延安抗大受过训的察北骑兵旅第一团团长陈怀初的家人，照样全家被杀，妻子、岳父母、内弟都被杀。
　　察哈尔土改，土改工作队在农村中先找好所谓好的对象，也就是那些无赖、流氓、地痞参加组织，利用这些人自私自利心理来担任清算斗争，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他们组织贫农团，没收全村土地，地主富农都要处死刑。而且刑法种类很多。导致农村土地荒芜，一部分人借机会发了大财。农民分得土地后，就要参军。他对你说；你们分了地，国军来了不答应，你们要参加作战，这样解放区15-45岁男子都送往前线。最近三查运动，凡作战不积极，不同意土地改革，同情地主的都列为清查分子。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06:14:34
　　21、残酷的“望蒋杆”
　　李新先生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老前辈。建国之初他已做到西南局秘书长这样的部级高官，但很快就自愿去人民大学从事教育工作，后又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翻读《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感觉就像是一个耿直而有趣的老人将那些刚刚逝去的往事向你娓娓道来。他以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记录了许多不为人知不为人道的史事。下面的叙述就是其中一例。
　　1947年，时任河北永年县委书记的李新，在参加完延安的全国土地会议后返回永年视察农村工作。刚到一个村子，一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就赶来哭哭啼啼哀求他：救救孩子，孩子烧了几天，没有医生，没有药！李新听罢皱着眉头向另外一个农民模样的村干部问道：医生呢？药铺呢？村干部无奈地回答：上次土改复查，说我们这里不彻底，于是大伙把药铺中的东西分了，连药都分了。没了药，医生只好走了！李新着急地追问：那能不能让村干部们把医生和药都找回来呢？对方低下头说道：整党中村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尽力而为吧！
　　原来，当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占领延安。党中央决定一分为二，以主席为首的部分人员继续留在陕甘宁根据地，以刘少奇为首的一部分中央领导人退往晋西北等安全地区。这时因战局吃紧，主席忙于全国范围内的军事指挥，无暇顾及“土地改革”，便由刘少奇负责“土改”。
　　很快刘少奇到达晋西北地区，经过一路走访并听取汇报，他发现晋绥地区土改比较温和，很多贫苦农民依然衣食无着；而冀晋鲁豫一些地区采取了激烈的土改行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赤贫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这些情况大大刺激了刘少奇，与此同时，他从当时晋绥分局领导人的汇报中得知，晋绥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由上而下都问题多多。熟读联共布党史纲要的刘少奇马上将其归因为党内不纯，并提出土改不彻底是因为干部自上而下阻挠所致，必须整党。
　　此后各地的土改、整党更趋激进，中国农民的“创造力”也得到惊人的展示。在冀晋鲁豫地区，农民发明了对付地主的“望蒋杆”。所谓“望蒋杆”，就是在场子中央竖一根十几米高的杆子，把绑着胳膊的被斗者滑上杆顶，下边的人问：“看没看见老蒋？”上边的人喊：“没看见——”下边的人就喊：“娘的，没看见就再升一回。”说着把绳子一松，杆上的人就“砰”地摔了下来。接着又把人拉上去，又问：“这回看没看见老蒋？”上边的人不敢回答没看见了，只好说：“看见了——”下边的人就喊：“还真盼着老蒋来哩！你下来迎他去吧！” 说着又一松绳子，上边的人又摔了下来。
　　早在1946年夏天李新刚到永年县任县委书记时，就曾遭遇类似事件。当时永年县群众召开处决曾任日本宪兵大队大队长宋品忍的斗争大会。一大娘因儿女双双被宋所害，故对宋仇恨甚大。大会刚一开始，她便走上前去掏出一把刀，将宋的右耳齐齐切下。
　　李新看到这里觉得不妥，去电话请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要求枪决宋品忍，不必施行肉刑。他刚刚得到薄一波的肯定答复，回到会场发现，宋品忍早已被挫骨扬灰。
　　全国土改会议之后这种情况更趋普遍，农村财主的土地被分掉了，人被打死了，商铺和药铺也被分掉了，很多村干部也都躺倒不干了。
　　幸运的是，由于陕北领导人习仲勋等人的报告，土改整党的种种过火情形，很快为主席获知。1948年2月，党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的工作指示》，决定纠正土改整党前此的种种错误。从此各地土改整党的过火现象开始慢慢得到遏制。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20:27:58
　　22、“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1947年7月之前，胶东区党委直接领导的莱东县龙门区土改复查试点工作，没有发生乱打乱杀的“左”的错误，同年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等人来胶东，召开各地委委员以上干部会议，批评胶东区党委在土改运动中存在的所谓“右倾”。此后胶东区的土改复查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有些地方提出“搬石头”，把所谓成份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搬掉；派出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分情况地斗“地主”、打“恶霸”。在“一切由贫雇农当家说了算”的影响下，打击面逐步扩大，乱打乱杀的现象较为普遍。 　　
　　我们在莱东县龙门区的土改复查试点工作到了7月下旬，周围地方的乱打乱杀现象日益严重。此时，梁其炜（建国后任党烟台市委宣传部部长、“文革”后任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我在西石河头村硬顶着不打不杀。
　　其炜同志1938年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思考问题，处理事情比较稳重，我俩没有跟着胡闹。后来某些人以群众意见为名，向我们施加压力。实在顶不住了，才与党支部研究，把一个在“七•七”事变前后曾充当过国民党时期的小乡乡长卢文尊抛出来挡一挡（该人不是地主分子，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因罪行一般，人民政府并没有处理他，在家种田当农民）。
　　在批斗会上，有些人动手就打，也有人主张打死他。几天后，工作组撤走了，村里又召开斗争大会，卢文尊被打得很厉害，回家不久就死了。后来又知道当时积极打卢文尊的一个人也被打死了。 　　 　　
　　1947年8月，区党委又组成土改复查工作队，由组织部副部长李研吾带领到西海专区平度、掖南搞土改复查。8月中旬，我们工作队从莱东县出发，路经莱阳（属南海专区管辖）、招远（属北海专区管辖）、掖南等县时，就看到有的批斗会的台子两边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的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等等。
　　当我们走到招远县境内的一个村庄，天近傍晚，见到村边有二三十个人，除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外，其他全是妇女（青壮年大多出去支援前线）围着一个被打倒在地的男人，那个站立的男子手持棍棒在打躺在地上的男人。工作队的人路过都看见了，谁也没敢吭声就走了过去。上述情况表明，不但不是“右倾”，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工作队于8月下旬到达掖南县夏邱堡，在集中学习期间，李研吾抽调出宋村雨（1949年4月任莱东县委书记时逝世）、孙士达和我组成工作小组到该县郭家店区调查土改复查运动中乱打乱杀的情况（后来西海地委书记苏继光派组织部部长田绰永、掖南县委书记刘歧云派组织部部长刘廷君参加）。
　　当我们一行到达该区时，乱打乱杀的情况基本结束，经初步了解，比李研吾说的还厉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该区分区委书记在土改复查开始时就放弃党的领导，放手叫农会掌握大权，并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宣布，这次土改复查的被斗对象，大家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不少村庄除少数地富外，有些被斗对象（包括某些一般群众和党员）仅仅是因个人成见和私仇而被打死。
　　宋村雨和我在郭家店镇调查，发现该镇一个党员（名字忘了），自己事先并不知道要批斗他，与往常一样去田里干农活，突然有人叫他回村，当他走到村头，就莫名其妙的被一伙人打死了。
　　如此极左错误，我们工作小组认为特别严重，及时地向李研吾作了汇报，并建议紧急报告上级党委，对乱打乱杀的问题即速进行纠正。 　　
　　这些严重的“左”倾错误，正如主席同志1948年3月6日致刘少奇同志电所指出的：“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 　　
　　1948年春，华东局在传达贯彻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时，虽然认识到胶东1947年夏季土改复查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性质和造成的严重危害，但是在纠正错误和落实政策方面是不彻底的。他们甚至还在进一步发展，在华东局召开的胶东土地会议和之后在整党时召开的华东局扩大会议上，黎玉（原任党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副政委、华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和胶东林浩等领导同志，仍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并形成了决议。 　　
　　世界上的事总是无巧不成书。我没有想到郭家店区的土改复查混乱的后遗症，几十年之后还影响到被无辜打死的下一代。1980年，我在北京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偶然遇到一位在中央文化单位工作的同志，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掖县郭家店人；我说1947年郭家店土改复查乱打乱杀严重；他说他当时在西海中学读书不在家，父亲就是那次被打死的，至今档案中还记载着他有“杀父之仇”和背着“被镇压家属”的包袱。我说你应向组织上说明，这种档案要清理。1983年，我接到该单位了解此事的信函，就将当时的情况作了说明，建议妥善解决。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05:53:44
　　23、把地主家的女人当做浮财分掉

　　对**的“共妻”之说，用时下的语言，其出发点绝对是为“抹黑”。但遵循唯物史观，在个别时期、一些地方，的确曾发生过。“土改复查”时，对地主的小老婆、大闺女，没几天，就由农会出面“介绍”给了“最穷最革命”的那些老光棍。不过，在许多老百姓的口里，还是用了那个最实在的字――“分”。对“分”到手的是地主的小老婆，还是大闺女，一些地方用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公平”――抓阄！对此，五
　　莲县委党史委在《五莲县的“土改复查”运动》中如此记述：
　　在1947年山东的“土改复查”中……有的农民……向地主提出苛刻的要求，或作出过激举动……甚至强行将地主的妻子、女儿当作浮
　　财分掉。
　　在《五莲县的“土改”、支前和华东局实验县工作》中，范凤学先
　　生直书：在“农民要辈辈不断香烟”的口号下，强分被斗户妻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后村镇小邵疃村“农会”的头唐陆保看上了郑培甲的媳妇，就分到自己名下。郑培甲是烈士郑培宣的亲弟弟，国民革命军57军的，在安徽抗战时被日军飞机炸死，留有一子一女。郑培甲的遗孀誓死不嫁唐陆保，自己到山西头村找了个主，嫁过去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在小邵疃讨饭长大。六十年后，日照一中校庆才知，郑培甲原是**派到57军的地下党员。
　　小邵疃的老人们说，唐陆甲就是个痞子，贪财好色，“土改复查”
　　时净往自己家里划拉，后被开除党籍，“闯东北”去了。
　　郑培宣，1994年版《日照市志》记：
　　郑培宣(1912－1933)，小后村乡小邵疃人。7岁入小学，13岁考入县中，品学兼优。192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第十七中学。高中毕业，又考入北平师大。求学时，目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忧虑。他和同乡好友郑光农等人接触了一些共产党人，参加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寒假回乡，他和郑野云在邵疃小学创办《曙光小报》，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参加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抗日爱国活动。1932年郑培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日照暴动失败……为尽快恢复日照党组织，郑培宣受命于危难之时，秘密回到家乡……在白色恐怖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寻找暴动失败时隐蔽下来的党员。他还用父亲卖地的80元钱，到上海买药品，给受伤的同志治病……正当县委计划在1933年2月22日秘密召开党组织代表会，酝酿发动二次暴动时，他于2月19日外出活动，在芳沟西岭被叛徒郑世果暗杀，年仅21岁。
　　1987年8月27日，李放春先生在陕北骥村实地放谈后，记下：
　　1948年初，陕北骥村“掏元宝”（即“搞地主底财”）斗争中冒出来的民兵连长王发就是此类人物的一个典型，这个地方“黑皮”（即流氓）在斗争当天用烧红的烙铁残酷拷打邻村一个地主，并成功迫使比他小近20岁的地主之女嫁给了他。王的同龄人常友回忆：“那就是搞地主，打得那（地主）止不定（即受不住），怕不过，人家这女子叫：“不要叫打，不要打地老子的（即父亲）”，那些王发就要人家这女子呢……那当个基干连长，那是全头儿，那想整端（即收拾谁）谁就整端谁，
　　那阵那还，这人家怕过，人家那个女子去了。
　　――1997年8月27日访谈，《骥村人》，
　　在《犁越芳冢》中，苗长水先生写道：
　　六月复查刚开始时，妇女们还不敢下手，只有在地主家当过丫头的，有仇有恨的才恨扇巴掌。不几天妇女识字班姑娘们的积极性都鼓动起来，手底下也就狠了，一边斗争一边用棍子石头砸，拿剪子戳。
　　不知谁出的主意，斗素盈（笔者注，丈夫王成是八路军，其父亲王西武是乡村绅士，**县大队长，与徐向前、郭洪涛、黎玉私交甚厚，“土改复查”时自杀，次子被杀，王成逃脱后投了“还乡团”），这天在会场上支起了六个摊煎饼的铁鏊子，都烧红了，喊了没几声：“打倒地主婆！”就有两个妇女上来架住她的胳膊，又有姑娘们上来脱她的鞋袜，不由她不走，大家齐心协力，她就上了这红鏊子，脚不着上也得着，头三只鏊子是走下来的，一时间鏊子上也冒着烟，她那两只嫩脚上也冒着烟……从鏊子上拖下来，她就瘫在地上，疼得两只小脚也站不起来，羞也没处藏，倒是也顾不上羞，只顾没命地磕头求饶：“翻身大姑奶奶！翻身大姑奶奶们！饶了我吧……”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20:32:27
　　24、麻女人说谁死谁就得死

　　1947年的“土改复查”，之所以野火燎原，一个直接原因：“无法
　　无天”！战争的紧迫，决定了“土改”的匆忙。
　　从时间上讲，当时北方解放区“土改”是在战争环境下仓促展开，只有一个目的，既没公正的法律，也没缜密的政策，自然就无具体实施办法。
　　从空间而言，中国土地问题历史太长，积累的麻烦很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制定一部可操作的法律性文件确非易事。
　　因此，1947年9月，在西柏坡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主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起草的也只能是《中国土地法大纲》。
　　既然只是“大纲”，它所规范的只能是方向。而且这个目标甚至简化到老少易懂的4个字――“平分土地”。
　　所以一年之后，在1948年中央九月会议上，主持北方“土改”的中央工委负责人刘少奇坦承：
　　在土地问题上，有土地法大纲，但没有具体办法。
　　那么，在此之前呢？各解放区的“土改”，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行话，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借用现代流行语，则是“跟着感觉走”！
　　在“土改复查”中，中央和华东局一再强调“群众路线”， 强调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1947年7月7日，华东局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对华东局1946年的《九•一指示》予以否定，指其犯了“原则上的错误”。重新规定土地，要求在实行新指示时，“大权必须交给百分之90%的农民”，明确指示：
　　应该根据90%的农民的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90%农民的要求不符合时，则应修改党的决定……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调查、分配复查、调整或重分，均需先经过贫农小组讨论，再经农会讨论通过，即可实行，不需再经任何机关核准。
　　结果，山东各地党组织都程度不同地放弃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尤其是取消原有司法机关，将杀人权由地委以上机关下放到县、区甚至是农民临时组成的“法庭”，造成局势严重混乱。
　　同年6月26日至7月16日，滨海地委召开莒县、莒南、日照、竹庭4县县委书记会议，会上提出：在“土改复查”中，要彻底摧垮封建势力，从政治、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并指出：
　　今后只要斗争目标不错，只要走群众路线，尽管放手，不必再多方限制和束缚。
　　对这一“放手”，老人说，除了“均分土地”，其它所有的，一乡一个样，一村一个法，谁该杀不该杀，该怎么杀，都在村干部嘴上，杀红了眼时，干脆大撒把。
　　后村镇那块赶上的是运动后期，今东、西邵疃当时是一个村――大邵疃，村里准备开批斗会，被斗的人就在台下跪着，“农会（贫农团）”的头去将帅沟的区公所开会，会上明确通知停止杀人。可开会的人还在回来的路上，村里一个“二流子” 郑淑厚拾起棍来，就砸死了4个。因在村里民愤太大，第二年春，村里把郑淑厚送到区公所，关了些日子，区长跟着回来，开了一晚上会，说是不准打了，让民兵当夜看好，第二天放他。可当夜民兵就把他吊在梁上吊死了。当然，是说他自己上吊的。
　　郑淑厚、郑绍信父子原在八路军山东二旅军械厂，不照调干，跑来了家。“四七年”赶上运动，一时兴风作浪。
　　韩晟昊（原名韩早先）先生，旅韩华侨，曾荣获大韩民国第一枚颁发给外国人的国民勋章，是韩国总统卢泰愚派往中国的中韩建交的秘密特使，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的爱国侨领，祖籍莒县，其祖父“闯关东”至吉林长白县，三代苦挣，牙缝里攒出一份家业，1947年在村里的公审大会上，他的“三叔、四叔、七叔都被村里的‘棍子队’活活砸死了……妻子郭淑珍和孩子，被村里当作地主财产分给了一个老光棍”。
　　当时，仅二十岁的韩晟昊刚从外地回家，在父亲和大哥一家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又被押上“审判”台――
　　几千人的眼睛里在喷发着怒火，几千人在挥动着拳头高呼、咒骂。许多人从口中迸出的唾沫溅在他的脸上。会台上，一帮身强力壮的人，手握木棍，眼里迸射着兴奋与期待的光芒。随着口号声，那木棍扬起的时候，在阳光的照射下，紫迹斑斑，大约是已干了的血吧。
　　他被押着向会台走来，人群中闪出一条狭窄的小路，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他第一次感到了人群的可怕。
　　被押上会台之后，加入了受审判的一群人中，惊恐不安的低着头站在那里。主持大会的是一个姓乔的中年女人，她的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麻子，让他想起蜂窝。此时，她正一脸得意、威风和兴奋。大约在她大半生中，从来没有这样荣耀和威风的时候，她此时就是指挥这几千人的统帅，她喊一声口号，会场的人就跟着喊起来。
　　公审大会开始了。在台下几千人的呼喊和指指点点之下，麻子女人兴奋的走近低头受审的人群，她来来回回的审视着，好像农妇在自己的菜园挑选萝卜一样，看中了一个，随意拔出来就是。但她这时拔出的不是萝卜，而是一个人。
　　被她拉出来的人颤栗着，刚被拉到台前，只听到乔大麻子说：“大伙说，这个恶霸地主，该死不该死呀？”
　　只听台下一片喊声“罪该万死！”，“打死他！打死他！”
　　“好，打死他！”她兴奋的喊，这喊声也是命令声。她的话音刚落，那些“棍子队”立即围上来，只见一阵棍棒起落，伴着台下几千人的口号声，咒骂声，那位被审的人发出几声凄惨的大叫，不一会就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具尸体。在这样的场合，一个人的生命显得这么脆弱！在这些往日老实本分的庄户人，此时把活活打死一个人当成一种享受，一种快乐，这场面，让韩早先感到恐怖与绝望。乔大麻子见第一个受审者已经死了，又回过头来，在一个个吓得半死的受审者面前拉出另一个。
　　有一次，韩早先分明看到乔大麻子向他走来，吓得魂飞天外，低下了头，不敢看乔大麻子的目光，但是，他感觉到乔大麻子正在审视他。此时，台下的呼喊声此起彼伏……韩早先觉得自己就要晕到，他定了定神，坚持站住了。乔大麻子就站在他面前，也许见他又瘦又矮，砸着不过瘾吧……在他面前迟疑了一会，转身拉出了靠近他的另一个。
　　站在台上受审的都是地主。不管他们是怎么富裕起来的，在这个年代，富裕就是罪过。老百姓都贫穷，有些人穷得饿死，家中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而此时站在台上受审的这少数人，他们却是富有的，他们的富裕让穷人们由嫉妒而产生恨。此时，这种怨恨的发泄受到政府保护，打死了人不但没有罪，而且还有功，有好处，于是，他们把怨恨向这些被公审的人身上尽情地发泄。
　　这次公审大会就是把一个个活人用乱棍子砸死的大会，决定生杀大权的，就是这位满脸麻子的中年妇女，她想要哪一个死，哪一个绝对活不了，她此时比过去的皇帝还有权威，过去的皇帝要给一个人判死刑，也要先给那人定罪，而这位妇女却痛快多了，她是真正的活阎王……台台上已堆满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与恶臭，火辣辣的阳光烤得人打不起精神，主持会议的乔大麻子大约也觉得玩腻了，过瘾了，宣布这一次大会结束。
　　以上文字，出自《韩晟昊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20－21页。
　　关于该书出版的前因后果，作者毛会迎先生在后记中这样介绍：
　　2004年上半年……山东省为宣传海外著名华人华侨对祖国及所在国取得的巨大成就，经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同意，由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侨办、山东省出版总社、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对外宣传办公室、山东画报出版社等部门联合行动，启动了“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编纂工程。编委会主任由原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苗枫林、王克玉担任……书稿……编委领导进行了认真审阅，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并邀请山东大学、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了审阅，多次召开作品座谈会……历经一年努力，山东省“齐鲁海外名人传记丛书”第一部《感动韩国的中国人――韩晟昊》于2005年11月出版。
　　而在已年过七旬的日照市政协原副主席赵全忠先生朦朦胧胧的记忆里，1947年日照“打地主”所使的“把棍子”是“红黑棍”，一道红、一道黑――红得瘆人，黑得悚然。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06:40:49
　　25、新区土改斗地主
　　建国后，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为了彻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风，斗地主的操作一般有两个主要环节：其一是开斗争会，其二是没收地主财产。
　　开斗争会是打垮地主威风的重要手段，新区土改中各地几乎对每个地主都开过斗争会。会议的规模有大有小，有以村为单位的，也有以乡为单位的。为了把斗争会开得轰轰烈烈，这类会议一般都与诉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养好的苦主逐个登台，历数斗争对象的种种罪恶，激起与会者的愤怒情绪，然后在群众的斗争下由地主交待认罪。衡量一次斗争会是否开得成功，不仅要看群众对地主的斗争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众的斗争下表现得伏伏贴贴。
　　以广西柳州柳城县山脚乡1952年2月的两次斗争会为例。
　　（1）24日晚上斗争地主杨福相：
　　斗争一开始，他（笔者按：指杨福相）就自己承认他的罪恶，痛骂了一顿自己，并且大哭着，自己跪了下去，请求群众宽大他，给他一个劳动改造的机会。这么一来，群众都软了，泰安（笔者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到后边，荣福（笔者按：根子之一）甚至用手去把他牵了起来，有的人更表现出怜悯他的样子，把头都掉了开去。当然也就没有人肯面对面地斗下去了。
　　（2）26日中午斗争地主杨富相：
　　斗争大会开始，当杨富相拉到会场来的时候，群众一齐盯着他，忽然静下来了。首先跳上去斗他的是南村的杨火贵。火贵控诉他，解放前强迫各村的人为匪，不去，他就威胁各村的农民说：“不去，我把你们全村的人杀绝！”当火贵说到这里，大家都一齐愤吼起来了：“跪下！”那傢伙只好软软地跪下了。接着跳上去控诉的，有杨安泰、杨定坤、龙伯妈、杨五金的老婆，先先后后跳起来斗争他的，就有十几个之多。斗争表现得很激烈！可这傢伙却甚么都不承认，……总之，你要他交待甚么，他就抵赖甚么。
　　这两次斗争会都被认为是失败的，对杨福相的斗争会缺乏激烈的群众斗争，对杨富相的斗争会缺乏地主的认罪。如果对哪个地主的斗争会不成功，土改干部就会指导群众总结经验，反复斗争，直到把该地主斗倒斗垮为止。

　　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现捆、绑、吊、打地主等乱斗乱打现象，多数土改干部或鼓励，或听之任之，或身体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斗争会上，经过诉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愤，难免冲上去泄私愤，对地主又打又骂；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土改干部认为只说理不足以彻底打掉地主的威风，体罚地主不仅能长群众的士气，而且能较快地使地主变得伏伏贴贴。
　　以陕西为例。安康专区洵阳县土改初期一个全乡斗争会上斗四个地主和一个半地主式富农时，两个被打，三个顶了石头，其中一个嘴里咬一块石头，有的村让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组一个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动员群众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个地主，其中五个被吊打，群众称之为“六个地主打了两双半，留下一个打得眉眼烂”；蒲城个别乡斗地主时把地主吊在樑上，脚下还给垂石头，还有的用“凤凰单闪翅”、“猴吃桃”、“站炭渣”、“划白圈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30个乡中计有18个乡发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40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应该注意到，即使经过了土改初期的阶级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区群众都完全接受了阶级观点，在斗争会上对地主充满仇恨；或者说，阶级观点并没有能够彻底地消解群众原有的价值观念。前述谭其骧所记安徽五河县乔集村1951年11月20日斗地主张学申时，“群众皆发笑”，因为群众知道张学申不过是代替其父挨斗而已：“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广西土改中，1952年3月16日柳城县六休屯的几个农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斗地主杨成的会上打瞌睡、吃红薯、发笑、叽叽喳喳等；就连在斗争被土改干部认为是最“顽固狡赖的老滑地主”杨朝达时，也有群众在发笑，还有叫“朝达哥”的。陕西省南郑县土改斗地主时，发言的主要限於积极分子范围，大多数群众不是理直气壮，说话时藏在人后边把头低下去说。
　　如果说开斗争会是要从精神上打垮地主的气焰，那么没收财产则是从经济上打击地主。有的地方在成功地对地主开过斗争会之后，紧接着开展没收地主财产的活动，有的是两项活动交叉进行，即开过斗争地主会之后去没收其财产，在没收过程中再以斗争会相配合，以保证彻底地没收“浮财”。没收活动一般由土改干部、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以及部分或全部群众参加。
　　根据1950年6月30日颁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没收地主的财产指的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事实上，各地在对地主财产的没收中，不仅没收了土地改革法所许可的五大件，而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财上，即所有被认为是地主用于过浮华奢侈生活的物品，如四季衣物、梳妆用品、首饰、钱财等，有的甚至连地主家属的财产也没收掉了。有亲历者这样记述：没收“全部土地，及多余的房屋，财产，家里所有东西，都可以叫做浮财，都要拿出来，好像旧时代犯了法的人家被抄家一样，家里任何东西，都可以由工作队来搬走的，只要他认为这些物事是多余的，地主家里所不必要的，大量的四季衣服和傢俱杂什，都可以被搬走一空”。
　　列宁把革命称作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在新区土改中，没收地主财产可谓此类盛大节日之一种：群众的情绪是高昂的，因为没收的地主财产将以“土改胜利果实”的名义分给群众。我们还是看一下广西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生动场景：
　　没收地主杨朝达家财产的工作今天开始。中午六休农民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之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荡荡地一齐向杨家进发了。六休农协代表主任邓旺把杨朝达叫了过来，要他首先交出红契。……红契点交完毕，群众要杨朝达自报他家的财产。自报不实，大家就起来斗他，要他把分散的财产交出来。没收委员会的人却一涌而进，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锅盏、犁耙锄头、碗瓶缸罐，一切大小杂物通通都搬出来了。杨朝达的老婆被捆绑着。……他女和两个孙女便把群众带到左边的楼上去，大家一搜，便发现了夹墙，从夹墙里搜出了一堆烟叶，再一搜便从一处楼角边的小夹壁内搜出一大堆左轮和卡宾枪的子弹来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弹，怒火都燃烧起来了，……这老傢伙看见自己的秘密被发觉了，吓得面无人色，最后只好承认他知道杨澄（笔者按：杨朝达的儿子）还有枪支和子弹埋在白洋岭，他愿意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来！……入晚，当白洋岭又挖出五六百发子弹的消息传出后，全屯的人都沸沸扬扬地闹开了。因此到晚上再斗杨朝达和杨澄的消息传出后，有几个从来就不大参加会的老头子也很早地就到会场上来了。
　　对地主的斗争除了开斗争会和没收财产之外，还有一些辅助的形式，如公审会的威慑、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对地主不断训话和传讯等。人民法庭开公审会就地镇压甚至枪毙几个声威比较大的地主，对其他的地主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很容易使他们变得顺从；通过标语、口号、民间歌谣等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并不断地对地主传讯和训话，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认为土改作为“运动”不过是一阵风，刮过就风平浪静，因而想“拖”过关的思想。

　　（摘编自李巧宁：《新区土改中的“斗地主”》）
　　李巧宁（1971-），女，汉族，陕西眉县人，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作者：学与思9 时间：2017-11-04 10:03:53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千年里，阶级差别、阶级压迫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在那几千年里农民是不是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不是应当给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一个平等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人类文明是不是应当消灭一切阶级压迫与剥削？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阶级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阶级压迫与剥削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谁能否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这些就是当今的“卫道士”们要维护的“道”吗？
　　人类文明的脚步解放了奴隶的同时也解放了地主，原先的奴隶变成雇农，生存条件改善是真实的。然而雇农还要看“老天”和地主的“眼色”吃饭，吃糠咽菜，逃荒要饭是“常态”，“路有冻死骨”也不是会落到他们的头上。——当今的“卫道士”们同情过他们吗？
　　共产党人站在农民与其他被压迫，吧剥削的劳动者的立场上要“造反”，要推翻并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让全天下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劳动者。这里就包括“土地革命”与“改造四类分子”。
　　土地革命首先要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这当然要首先剥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地位。让农民在地主面前可以扬眉吐气地说话。而要让几亿农民从畏惧地主到在地主面前扬眉吐气，这种转变需要给世世代代匍匐在地主脚下的农民拿出怎样的勇气？
　　以大会的形式控诉地主的压迫，激发农民的愤怒是“土地革命”必定要采用的手段。而一旦亿万农民被激发起来，那集聚了几代人的仇恨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包括组织“土改”的那些干部，他们有些人也是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会老老实实地按照党的指示办事吗？疯狂的复仇、报复是无法杜绝的。就像攻打一座城市，必定会伤及许多无辜的市民；就像切除一个肿瘤，必定会对身体的某些部分造成损伤。革命必须承受的代价之中，“四类分子”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损失与革命人民的革命战争中和反革命的镇压中遭受的损失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很小很小的！
　　从“四一二大屠杀”到解放战争的结束，上千万革命者及其家属被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杀害了；地主阶级的“还乡团”是最残忍的！——当今的“卫道士”们同情过被反革命阶级杀害的那上千万人吗？
　　“一个阶级失败了，一个阶级胜利了”，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脚步的“常态”！尽管历史从来没有“直线运动”，但是其总方向是坚定不移地走向平等的。一切反动派都无法阻挡人类文明的脚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11:25:53
　　26、土改中的过度暴力现象（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正如陶某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区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表现就是：土地改革中的过度暴力现象。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地看管起来。”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
　　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
　　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自杀。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地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
　　有关土改运动中是否发生严重暴力现象，在今天存在不少争议。曾亲任土改工作队队员的喻权域就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辩称任何关于建国后土改运动存在过度暴力现象的说法都是不真实的。他并举例说，他所知道的四川荣昌县土改中地主就“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
　　但这类说法其实很值得怀疑。仅据荣昌县部分土改文件即可以了解到，喻权域的说法完全不实。以荣昌县七区的一份资料统计为例，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
　　仅5-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农成分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未完待续）

作者：学与思9 时间：2017-11-04 13:41:49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千年里，阶级差别、阶级压迫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在那几千年里农民是不是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不是应当给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一个平等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人类文明是不是应当消灭一切阶级压迫与剥削？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阶级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阶级压迫与剥削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谁能否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这些就是当今的“卫道士”们要维护的“道”吗？
　　人类文明的脚步解放了奴隶的同时也解放了地主，原先的奴隶变成雇农，生存条件改善是真实的。然而雇农还要看“老天”和地主的“眼色”吃饭，吃糠咽菜，逃荒要饭是“常态”，“路有冻死骨”也不是会落到他们的头上。——当今的“卫道士”们同情过他们吗？
　　共产党人站在农民与其他被压迫，吧剥削的劳动者的立场上要“造反”，要推翻并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让全天下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劳动者。这里就包括“土地革命”与“改造四类分子”。
　　土地革命首先要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这当然要首先剥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地位。让农民在地主面前可以扬眉吐气地说话。而要让几亿农民从畏惧地主到在地主面前扬眉吐气，这种转变需要给世世代代匍匐在地主脚下的农民拿出怎样的勇气？
　　以大会的形式控诉地主的压迫，激发农民的愤怒是“土地革命”必定要采用的手段。而一旦亿万农民被激发起来，那集聚了几代人的仇恨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包括组织“土改”的那些干部，他们有些人也是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会老老实实地按照党的指示办事吗？疯狂的复仇、报复是无法杜绝的。就像攻打一座城市，必定会伤及许多无辜的市民；就像切除一个肿瘤，必定会对身体的某些部分造成损伤。革命必须承受的代价之中，“四类分子”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损失与革命人民的革命战争中和反革命的镇压中遭受的损失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很小很小的！
　　从“四一二大屠杀”到解放战争的结束，上千万革命者及其家属被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杀害了；地主阶级的“还乡团”是最残忍的！——当今的“卫道士”们同情过被反革命阶级杀害的那上千万人吗？
　　“一个阶级失败了，一个阶级胜利了”，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脚步的“常态”！尽管历史从来没有“直线运动”，但是其总方向是坚定不移地走向平等的。一切反动派都无法阻挡人类文明的脚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18:50:27
　　27、土改中的过度暴力现象（2）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某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抓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分。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
　　各地实际工作部门对中央决策的影响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分和伤害富农等做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
　　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做法多不赞成。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
　　毛泽东后来甚至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限划不清会很危险。
　　（摘编自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本文收入杨奎松教授即将推出的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杨奎松，历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及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作者：学与思9 时间：2017-11-04 20:33:44
　　首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千年里，阶级差别、阶级压迫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在那几千年里农民是不是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不是应当给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一个平等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人类文明是不是应当消灭一切阶级压迫与剥削？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阶级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阶级压迫与剥削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农民和其他体力劳动者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谁能否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存在？——这些就是当今的“卫道士”们要维护的“道”吗？
　　人类文明的脚步解放了奴隶的同时也解放了地主，原先的奴隶变成雇农，生存条件的改善是真实的。然而雇农还是要看“老天”和地主的“眼色”吃饭，吃糠咽菜，逃荒要饭是“常态”，“路有冻死骨”也不时会落到他们的头上。——当今的“卫道士”们同情过他们吗？
　　共产党人站在农民与其他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的立场上要“造反”，要推翻并消灭一切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制度，让全天下的人都成为平等的劳动者；这里就包括“土地革命”与“改造四类分子”。
　　土地革命首先要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这当然要首先剥夺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地位。让农民在地主面前可以扬眉吐气地说话。而要让几亿农民从畏惧地主到在地主面前扬眉吐气，这种转变需要让世世代代匍匐在地主脚下的农民拿出怎样的勇气？
　　以大会的形式控诉地主的压迫，激发农民的愤怒是“土地革命”必定要采用的手段。而一旦亿万农民被激发起来，那集聚了几代人的仇恨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领导、组织“土改”工作的那些干部，他们有些人也是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会原原本本地按照党的指示办事吗？疯狂的复仇、报复是无法杜绝的。就像攻打一座城市，必定会伤及许多无辜的市民；就像切除一个肿瘤，必定会对身体的某些部分造成损伤。革命必须承受的代价之中，“四类分子”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损失与革命人民的革命战争中和反革命的镇压中遭受的损失相比，可以说是很小很小的！
　　从“四一二大屠杀”到解放战争的结束，上千万革命者及其家属被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反动阶级杀害了；其中，地主阶级的“还乡团”是最残忍的！——当今的“卫道士”们同情过被反革命阶级杀害的那上千万人吗？
　　“一个阶级失败了，一个阶级胜利了”，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脚步的“常态”！尽管历史从来没有“直线运动”，但是其总方向是坚定不移地走向平等的。反动派的哭泣与咒骂不能抹杀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不能否定革命的正义性。一切反动派都无法阻挡人类文明的脚步。

  • 学与思9： 举报  2017-11-05 09:40:41  评论

    评论 远看水连天：你看问题只能看眼前，阶级斗争学说是看人类文明进程发现的社会事实。 地主无所谓好坏，是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消灭私有制经济，铲除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的社会基础，所以必须剥夺地主的土地，剥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必须压制、改造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 学与思9： 举报  2017-11-05 19:29:05  评论

    评论 远看水连天：知道“四一二大屠杀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吗””？首开杀戮的是你们，人民革命运动中个别的杀戮与反动派大规模杀戮革命者及其家属相比哪个真正不可容忍？你们在二十多年里杀戮的革命者及其家属数以百万计，土改中错杀的地主充其量不过数千；一千比一，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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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禅境吾心 时间：2017-11-05 07:56:21
　　对战犯放下武器还能特赦，对地主富农已剥夺了其财产，为何还要株连其几代家人成为贱民或被专政。毛制造的四类分子阶层已成为历史，但是制造这一阶层的文化还在延续，这正是我们要反思的地方。

  • 学与思9： 举报  2017-11-05 08:44:21  评论

    毛泽东时代改造“四类分子”的工作确实普遍有些过分，这种情况与政治上经常有忽左忽右有关，根本上说还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解与掌控明显不到位所致。对“四类分子”的改造已经过去了，而“改造”还远没有结束！新生的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四类分子”的子孙仍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对分子。

  • 学与思9： 举报  2017-11-05 08:49:02  评论

    要重建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共产主义迈进，不仅新生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必须彻底改造的，就是如今的工农大众也还远远达不到共产主义的要求，都必须彻底进行改造。这个改造的工作不是哪个党可以完成的，这个改造只能随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完善的进程，潜移默化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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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5 11:44:40
　　28、新区土改见闻

　　“你家这么大的地主，不枪毙你枪毙谁？”

　　湖南湘潭县史家兄弟五人，祖上留下良田近千亩，有房30余间的四合院一个，抗日战争中参加了蒋介石在南岳主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回家后拉起了一支有数十人枪的抗日队伍，共击毙日本人十一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得到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嘉奖。由于老大老三老四均在抗战中牺牲，土改时家中只剩下史老二，史老五时年二十岁，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史老五品学兼优，而且参加了当时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属于思想上真心盼望解放军来的那一类。
　　土改时，史老二逃往新疆参了军。后来，文革中以隐瞒阶级成份罪判刑，文革结束后回乡，已是耄耋之人了。
　　史老二逃走后，农会抓不到人，于是将年仅二十岁的史老五从长沙骗回来，没几天就以恶霸地主的替死鬼枪毙了。史老五死时大呼冤枉，农会会长说：“冤什么冤？你家这么大的地主，不枪毙你枪毙谁？”

　　乱划地主凑指标

　　土改中划成份是有名额分配的，地主富农多少，贫下中农多少都有硬性规定，要枪毙多少也有规定。湘潭不是个富裕的地方，土地大多在大地主手中，要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有一定的难度，于是就千方百计寻找家境好点的农民，让他们挨刀。
　　欧阳望的父亲留下有水田四亩，欧阳望读完小学后在长沙一公司当会计管账目，家里的田地雇一人耕种，不收租，打下的谷子全部归耕种者。农会完成不了划阶级的任务，开会时一农会干部提议是否可将他划作富农，有一干部说地主不够怎么办，还是划作地主吧！于是全体同意，可怜这个除了四亩土地外一无所有的地主，到死也没有翻得了身。
　　土改队员冯某家里一无所有，但多年前他们家是有点田地的。于是土改队长就做冯某的工作：“咱这地方穷，几千亩田都是盐埠韩六家的，富农倒好划，但地主就难划了，没几家有田土，按上级的指示精神，没请过长工或者没收过租子的不能算地主，咋办？”
　　“你说咋办？”
　　“你家抗日战争前有田，还请过长工。”
　　冯某一听大惊，连忙辩解道：“我们家的那点儿田不是早就卖掉了吗？再说也不符合解放前三年的标准呀？我们家吃糠咽菜这么些年，划个地主就太冤了！”
　　“你是土改队员，积极分子，应该站在党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不就是个名吗？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地主成份就差一个了，怎么向上级交差？乡政府的困难就是党的困难，为党解决困难是土改队员义不容辞的。再说过两年阶级就取消了，什么地主富农贫下中农成份通通都没有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这样吧！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再把你上调到县里去管文化（那时大家都说的是文化工作而文教工作这名词儿还没发明出来）工作！”
　　“要划也只能划个劳动地主。”冯悻悻地。
　　“好！就在地主前面加劳动二字，以后没有你什么事的，你有好工作怕啥？又不叫你在这当地呆。这事就这么定了！”队长斩钉截铁地说。
　　1967年文革中，地主分子冯某被清理回乡，他愤愤地说：“要是早知道地主要受批判斗争，还要砸了饭碗，打死我也不干啊！”
　　一个农会会员叫周少红，解放前参加了地下党，因为读了几年私塾，土改时便当了农民协会的秘书长。解放前自己没有土地，租种了地主的水田十亩，土改时分得地主的牛一头。不料这牛不争气，牵回家没几天牛便死了。在剖开牛肚子时发现牛胃里有铁钉一枚，于是，平时嫉妒他有文化的农会“阶级兄弟”立马翻脸，说周破坏春耕生产，故意将牛害死，会长大怒。将周的成份改成了富农，将周枪毙了。

　　进城斗争地主
　　1951年2月云南毕节开始“土改”。城内居住的一批不在乡地主，也没有逃过清算，他们的家产被扛着梭镖、背着大刀的“农协会”，作为“胜利果实”查收。我们院里就有两家——吴幺奶家和黎大爷家。尽管两家都有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门上还挂着“光荣军属”的牌子，农民照样不客气，好一点的被子、衣裳、家具等财物搬得精光。
　　吴幺奶家大女儿，革命干校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嫁给长征干部。他们动员吴幺奶主动减退。吴幺奶却在夜里把家中好的被子、衣裳和一些值钱的细软藏到我家。外婆姓吴，母亲和吴幺奶家攀了亲戚，刚刚解放，“觉悟”不高，也就帮了她的忙。她家因为有一个长征干部的姑爷，主事的男人在解放前已经去世了，分了土地查收了财物，也就无事了。
　　黎大爷家大儿子组织“反共救国军”，被围困后自杀。黎大爷在“土改”中可就惨了。他被“农协会”的干部们用绳子捆着、押着前来查收财物。“农协会”的人出出进进，背走财物。绳捆索绑的黎大爷，坐在桌子边，黎大娘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饭给他吃。黎大爷胡子巴茬，满脸憔悴，鼻涕沿着胡子淌得满嘴都是。黎大娘流着泪，一边喂，一边给他擦鼻涕。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黎大爷，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不久就听说他死在“农协会”关押他的“牢”里。
　　深夜，母亲悄悄地去他家探望，回来对父亲说：“要不是你把土地送了人，现在我们家就惨了”。
　　外婆于1951年去世。1949年，她给我表哥娶了媳妇——她的长孙媳妇。她长孙媳妇的家就住在东安大坝，是一户殷实农家，有佃户，有租收，自己也耕种。土改运动中被定为地主，土地家财被分光，还常常被斗。云南镇雄那边又传来消息，我的二姨父、三姨父两家，分别成了富农和地主。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地主”、“富农”被斗得死去活来，有的还被枪毙了，外婆怎么也想不通。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挣下的家业，怎么就成了罪过？她老人家着急。她老人家无奈。就连她供奉的观音菩萨也无法对她解释。她每天还是在神龛前点烛敬香，击罄敲木鱼，只是口中的经文念得越来越模糊。那一天，击打木鱼的声音越来越慢……木鱼和棒槌落到了地上，两手一松，她老人家圆寂了。
　　这些地主富农的生活，无非是有一“四立三间”的茅草房，能杀一头年猪而已。和今天的富翁们相比，他们算什么地主？不过是“大贫”中的“小贫”罢了。
　　孙中山先生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反对阶级斗争和使用暴力进行社会改革。他说：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先生对中国的国情，认识得太深刻了！
　　中国的地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官僚地主，一类是封建地主，如西南地区的“土司”“土目”。这两类地主，占地面积多，人数太少太少。这两类地主，解放前夕，有的流亡台湾，有的流亡海外，没有逃亡的，大部分成了“开明地主”、“统战对象”，虽然土地被分了，人却没吃什么亏。
　　还有一类地主，本身就是农民，靠勤俭发家，占地面积不大，自己劳动，也雇工，也租佃一部分土地出去。这种地主是农村的主流，是农村生产力的代表。这类地主，自己经营管理，和雇工佃户直接来往，积怨很深。解放后，土改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最大，吃的苦头也最大。
作者：赏心乐园 时间：2017-11-05 17:36:39
　　按当时划分条件，有一辆牛车、有一头牛、有几亩地就成地主了。若是现在，要有一半以上的农民是地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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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赏心乐园 时间：2017-11-05 17:40:30
　　奇怪的是，当今的人们都不想当地主了，有地都想处理掉，想当流民，打工挣钱来养活自己，地多的反而是贫民了。

  • 学与思9： 举报  2017-11-05 19:33:43  评论

    你眼力太差！官僚、买办资本正在大力抢购土地，新的大地主阶级已经露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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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5 18:02:16
　　29、斗争地主婆

　　花桥附近一个村里，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40岁左右，叫李善厚，解放前在Z县女子中学任音乐教师。其夫叫沈仲元，其女沈学朴是花桥小学的教师。群众天天把李善厚拉出去斗争，而且是扒下衣服，赤着身子跪在寒风中挨斗。她的衣服经过反复撕扯，已经破烂不堪，后来她索性就只穿一件单衣来接受斗争。
　　这一天，她又被拉出来跪着挨斗。农民们涌上去一把将那件破烂单衣扯了下来，李善厚一身白皙的皮肤和两个乳房就呈现在众人面前。她早已顾不得羞耻了。此时是数九寒冬，农民们大多提着取暖的烘笼。李善厚本是漂亮、娇气的音乐教师，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严寒！可是他们却惟恐她冷得不够，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转身提来事先准备好的从水田里捞起的冰冷的稀泥，七手八脚抹到李善厚赤裸的身上。这还不够，另有人抬来一架风车，对准李善厚，抓住手柄一阵狂摇。风呼呼吹向赤身糊满稀泥的李善厚。这还不够，还有几个人手执大斗笠前来助战，将李团团围住，一起舞动大斗笠向她扇风。
　　这时口号响起来了，整个院子里的人都一起狂呼：“打倒顽固地主李善厚！”村长也上前怒喝：“快把金银交出来，不交是过不了关的！”说也奇怪，这样反复斗争了很多天，李善厚虽然每次都冻得脸青面黑全身哆嗦却竟然没有病倒。
　　积极分子们见李善厚一直不交金银，又心生一计，把她在花桥小学当老师的女儿沈学朴通知过来，让沈学朴打通她的思想。那时地主子女都必须和父母划清界限，否则就会遭殃。沈学朴带着一口箱子（她惟一的财产）回来了。此时院坝里已坐满了群众，斗争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代表工作组和沈学朴谈话，问她母亲究竟有没有金银。想不到她竟很爽快地一口回答：“有金银！”我们就要她动员李善厚交出金银。我这里正在慢慢给她谈话，外边的群众却大声怒吼起来：“把李善厚拖出来！不听沈学朴的花言巧语！”随即李善厚就被拖出去跪在地坝里。
　　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沈学朴怒目圆睁走出去，指着跪在地下的母亲大声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农民养大的！”李善厚大惊，仰起头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趁母亲抬头，沈学朴挥手居高临下啪啪啪连甩母亲几个耳光，然后用脚一阵猛踢。李善厚发出声声惨叫，泪水滚滚而下。
　　沈学朴态度非常坚决地质问母亲说：“你的金子为什么还舍不得拿出来？”李善厚哭着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哪来的金子啊？我以前也是教书的。儿啊，要有良心，不要只图你自己梭得脱就乱说！”说着瘫倒在地大哭起来。
　　沈学朴见母亲在地上哭得滚来滚去，扭头走了。
　　一会儿，几个积极分子把李善厚从地上拉起来，扒去衣服，又开始了抹稀泥、扇风车的斗争。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开罢大会，积极分子们留下来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已凌晨二三点了，忽然有人报告李善厚跑了。积极分子们急了，李善厚的金银还没挖出来，让她跑了岂不是重大损失。于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全村民兵和积极分子火速出动，开展大搜捕。
　　四野一片漆黑，李善厚能往哪里跑呢？人们有的打起灯笼火把，有的拿着电筒油灯，铺天盖地大搜索。山洞里摸，河沟里捞，到处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
　　有人在李善厚的后妈的门前高叫：“找到李善厚的衣服了！”大家闻讯跑过去。不用说，肯定是后妈给李善厚换了衣服掩护她跑了。不由分说，后妈被押到办公室拷问。后妈什么也不说。由于她是贫农，也不能把她怎么样。约一小时后，她说家里蒸有一笼米包子，准备明天赶场去花桥卖，时间长了怕锅里水烧干，要回去看看。经同意后，她回家去了。
　　约半小时后，又有人大喊李善厚的后妈吊死了。大家赶去一看，果然已经悬梁自尽。这时天快亮了，随后叫来几个地主，草草埋了。她锅里果然蒸着一笼米包子，还是热的，数一数，有33个，分给几个抬尸的地主吃了。
　　李善厚到底是怎么跑的，两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李善厚见形势严峻气氛恐怖，总有一天要被凌辱致死。与其如此，不如铤而走险，就和女儿沈学朴暗中策划逃往重庆。沈学朴的弟弟那时在重庆公安局工作，到那里去躲一躲。
　　女儿哪有不心痛母亲的，沈学朴暗地里早为母亲流干了眼泪。为了成功出逃，沈学朴为母亲准备了衣服和路费，又偷偷仿刻了村长的私章，伪造了一张路条。后妈冒着极大的风险，一口答应帮助她们。她是个贫农，不受任何人监督，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
　　出逃之夜，李善厚母女二人在后妈家换了衣服，抄小路赶往附近的精华乡。夜幕沉沉，没有人发现她们的行踪。惟一的疏忽是仓促之际将破衣服掉在了后妈门前。二人如同惊弓之鸟，一路扶携，在夜色中穿越崇山峻岭，天亮时已经走出几十里路。沿途完全是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她们历尽艰险，徒步走了600里到达重庆。
　　沈学朴在会上当众痛骂踢打李善厚，只不过是母女二人为了掩人耳目上演的一场苦肉计。

作者：拍岸aa 时间：2017-11-05 19:17:50
　　难道又解冻了？
作者：精神病科赵医生1 时间：2017-11-05 21:53:08
　　邪恶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06:33:50
　　30、土改复查遭惨祸（1）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国大陆一个山乡读小学。我县是个盆地，周围是山，中间是偶有丘陵的平原。我村就在平原中部，300 多户人家。那里气候温和，一年四季树木长绿，溪水长流，百花盛开，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风景十分秀丽。一年稻麦三季收成，人们忙碌勤劳，吃的虽不算好，甚至有时吃不饱，但十分康乐。我从小就会喂猪、养鸡、放牛、割草、养鱼，稍大一点就下地干活，拔秧、插秧、耕田、割稻全都干。虽然很累，却也十分乐意去做。
　　贫富差异是存在的。我村最富的那一家，有土地几百亩，房屋几百间，还有池塘、草地、竹林，还有人在政府当官，也有人经营工商业。1945年左右，他家就有小汽车。不仅在我村，在全县也是出名的富家。尽管他家家财万贯，但很少人妒忌他，更没有人说要去偷他抢他。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人勤快，有文化，会经营，财富是清白做人代代积累的。他们家有钱但不乱花，当官但不腐败，还出钱在村里办很漂亮的小学和毡靴厂，嘉惠一方。我村的孩子上小学、中学均免收学费甚至杂费。所以村人，甚或外村人，一提他们家，都是十分敬仰的。老人教小孩时也都以他家为榜样。
　　村里的贫穷人家，也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一点田地。每个人能力不同，性格旨趣不同，命运经历不同（比如遭遇疾病、事故之类），导致贫富也有差异。全村300多户人家，分住在几个小区域。我家居住的那一块儿，共15户人家，15户人家又分前村后庄。家家地亩数和经营方式各不相同。
　　有一户是典型的农业户。户主和妻子十分能干，使牛、种田、挑担什么都能干，一天忙到晚，有时还挑灯夜战。不过，他们一家都没文化、不识字，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种田，偶尔做点生意，虽辛苦，但很少偷摸。让他们干别的也不会，就这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还有一户是专门做棺材生意，开小店，不种田。虽然有钱，人们也不愿学他，看见他怪腻歪的。还有一户，做中人，为买牛卖牛者做中间牵线人，也能赚点儿钱。他家大儿子还会医术，在本村一家私人医院工作，也有钱。但是做中人、行医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每只鸡都带俩爪，各刨各的食，各找各的前程。外村还有做豆腐、宰猪、卖肉的专业户，还有土建专业村、将军世家等等。
　　总之那时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和睦和谐的。虽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绝不像宣传的那样充满阶级斗争，充满仇恨，而且是你死我活。
　　我们那15 户人家，多数人勤勤恳恳、辛辛苦苦、早出晚归，凭力气和本事吃饭。也有两户人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被人称作二流子。其中一家兄弟俩，年轻时在外经商。老大忠厚肯干，事业有成；老二吃喝嫖赌，一事无成，未到中年就病死了。老二有二子，文化不高，仅小学或初中毕业。其中一子小名野仔古，奇懒无比，且诡计多端，为人十分奸诈。野仔古之弟火仔性暴狠毒，野蛮刁悍，敢把人活活打死。解放前夕，这一家由外地返回老家，因无文化，也无财产，又好吃懒做，没个正经，故生活无着。野仔古、火仔两兄弟经常打人、坑人、蒙人，或耍流氓痞子手段借人东西不还。哥俩也经常互打。1949年以前，这兄弟俩就对我家的东西十分垂涎，迫于国法，也不敢过份造次，只是暗中偷偷摸摸罢了。
　　另一家有个儿子叫更夫仔。其父没文化，靠种田为生，娶有一妻，多年不育。其时我曾祖父自学成才，考取秀才，被委任为我县县长。〖按：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作者的曾祖父，应该是在清代或至少是民国初年。按当时国家规定，本地人是不能在本地当县长的。〗更夫子之父因不想种田，就求我曾祖父给他在县里谋点儿差事。我曾祖父为人甚好，就把他留在县衙做报信看门之类的事，晚上兼任更夫。后因生活好转，又娶一妻，生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更夫仔。这更夫仔长到10来岁时，其父死。他读完小学也就不读了。更夫仔既怕吃苦，又没别的本事，除了应付着种点地之外，每天摸鱼捉虾、挖笋伐树，懒懒松松稀里糊涂过日子，是一个十足的二流子。
　　我家原是贫寒人家。曾祖父早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其父给人当长工。可是曾祖父努力读书，自强不息，考中秀才，官至县长。又与乡人集资办学，亲自授课，成绩斐然。他还精通医术，常免费为乡人治病。他为官清廉，乡人许之。曾祖父生有五子，除让一子外出求学深造外，其余各子均在家务农或经商。通过艰辛劳苦，盖了房子，还买了十余亩土地。
　　由于操劳过度，除我祖父、五叔公活过60岁之外，曾祖父的其他三个儿子均英年早逝。我记事时，我祖父成天放牛、割草、养塘鱼、养猪，我祖母、我妈、大妈和几个叔叔天一亮就下地干活，挑粪、插秧或车水灌田，没闲过一时一刻。我也帮他们干活，种花生大豆时，我妈翻地我放种子。晚上祖母、母亲、叔叔们还要纺纱织布，常常累得倒头就睡。
　　曾祖父当过四任县长，死后政府和百姓还为他树碑立传。我上小学每天都从他碑旁经过，心中常有一种荣誉感。我叔公（祖父的弟弟）靠着我祖父在家从事农副业劳动支持他念书，最后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历史科。解放前当历史、文学教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并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省府委员。
　　我祖父临近解放时当过近一年的粮食仓库保管员。我伯父当过中学教员，解放后又考上研究生，当了大学讲师。我父亲解放后参军当过部队文化教员。三叔参军去过朝鲜，其余两个叔叔解放后上中学，后来失去联系，几十年后才知道他们最后当上工程师和大学副教授。
　　我们是耕读之家。即使当学生或教师，平时寒暑假只要有空或没空也要挤时间参加劳动。我的几个叔叔，一放学就先去地里收稻子或挑担子、打场，很忙很累，但农活再累也要念书。中午干完活很累了，我爸把门板卸下，放在地上躺着睡觉。我们躺下时，即使再困也要先看看英汉字典，学几个单词再午睡。
　　环顾周围各家，没有一家像我们家那样努力、那样上进。我们家在十多户人家中真的如鹤立鸡群，文化高、作风正派、道德高尚。
　　解放前那三五年，我母亲、我大伯母、我奶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还有一个叫外乡仔的青年也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每天在农田干10多个小时，农忙时也有请人或换工的。我祖父、几个叔叔和姑姑，也都参加劳动，不仅种田，还养猪、养牛、养鸡、织布，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之家。因有在外做事、教书的，家里有点活钱，生活比一般邻居略好一些。（未完待续）

作者：xuesen168 时间：2017-11-06 10:24:03
　　这样的说法不太全面；就1950年至1952年之中南地区六个省的土地改革和复查来看，就很少听说过你们上叙那些问题。那时主持中南局工作的是邓子恢同志，直接抓土改工作的是杜润生，对待地主富农，除了少数罪大恶极的恶霸份子受到镇压以外，其他大部份只是没收土地和财产以及有关生产资料等，在批判时只是诉苦，不能把对待少数恶霸的镇压来对待一般地主富农，这是当时六个省大规模土改政策，请楼上的先生们不要以偏既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12:54:37
　　邓子恢、杜润生是清官，坚持按土改政策办事。但是，有些地方是“左派”当政，这些地方就发生“暴力斗争”。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18:00:42
　　31、土改复查遭惨祸（2）
　　土改那年，来了工作队。他们摸底调查，扎根串联，也到我家吃派饭，认为我家是团结对象，还把我妈借到土改工作组，帮助成立农会搞妇女工作，计算成分等，常常深夜开完会才回家。最后，我家被定为中农，村里那位首户被划为地主，房子、土地被分，还有几户被定为富农。与此同时，学校、地方剧团大演白毛女。村民对地主黄世仁都很痛恨，但并不往本村联想。他们认为黄世仁是外地的，外地地主坏，本村地主好。我在学校也很积极，入了少先队，帮助宣传这宣传那。
　　土改结束了，过了差不多半年没有什么事。可是突然从传来消息，要搞土改复查。我们家人想，复查就复查，还能咋的？但是形势越来越紧张。派来的工作队员也不到我家吃派饭了，更不找我妈开会了。原来邻居见面都有说有笑的，现在见了，立即收住笑容，把脸一扭就走了。一些要好的邻居偷偷给我们送信，说工作组要搞我们家。我们一听都大惊失色，如雷击顶。
　　后来得知，我县土改工作结束后，请来专区、省的检查团验收。他们均认为可以通过了，就呈报上级，结束土改。谁知上级竟批示不通过，说这是和平土改，要推倒重来。原来有个百分比，每个地区地主户数不能少于这个百分比，否则就要重来。中央抽调大批外省的土改队员，直下到我县我村，重新摸底，主要是要增加地主户数。
　　我家已被他们圈定了！听说要定我家地主，我们的二流子、地痞、懒蛋、投机分子邻居们可高兴坏了！第一次土改时，他们知道我家有三个劳动力，定不上地主，他们也就分不到东西，就懒得动弹，不开会不学习。看到临近小区域的穷人又分田地又分房，还大把大把东西往家拿，都眼红得不得了。现在听说来了新的工作队，要定我家地主，他们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个个都来精神了，摩拳擦掌，恨不得把我家一口吞了。
　　他们经常在我家周围东张西望，有时还用脚步丈量什么。看见我们家人，他们眼中喷射出异样贪婪的目光，像是恶狼见了羔羊，随时准备扑上去撕咬。他们常常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地开会串通、挑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使我们十分害怕。特别是我爷爷奶奶，原本十分积极乐观，突然变得眼光凝滞、唉声叹气，常常抚着我们的头说什么时候你们能长大一点呀！我和爷爷奶奶睡一个屋，几乎每夜醒来都看见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相对长叹，有时还掉泪。
　　灾祸终于降临了。一天，我家突然闯进十来个人，还有四个民兵，用枪口指着我爷爷奶奶和我妈。几个人上来就把他们按倒，用绳子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背后插上竹签，拖着就走，我七八岁的妹妹也被拉走（其他家庭成员不在家），最后被推到早已准备好的斗争会场。
　　几个民兵上前一踢就把他们按跪在地。这时台下一片呐喊，口号声、锣鼓声乱成一片。接着就让他们事先教唆好的人一个一个上来控诉斗争我们。但是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最后就把更夫仔父亲的前妻，90多岁的老太太，扶上来控诉我们。老太太说我祖父乘她房子着火之际，迫她卖房欺压她，还动手要打我爷爷。实际是，更夫仔父亲过世后，他的两个老婆就分开单过。有一年，大婆住的房子（只一间）失火烧光，十分困难，缺吃少穿无房住，大家就想办法，安排她住进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她想把房子烧后的地基卖掉，就找到我爷爷奶奶。当时我家没钱，也无此需要，且她的房基地与我家房子也连不起来。可她三天两头来说此事，死乞白懒要我爷爷奶奶买下。我奶奶心肠软，被她缠得没办法，就从我们口粮中扣出两斗米，说是买房，实际是送她两斗米才算了事。此后地基就放在那里，谁也没动。这个老妇，平时我们对她不错，她还乘机讹诈我们。现在在工作队教唆下，她非但不感谢我家，反而恩将仇报，欲把我们至于死地。真是人性何在，良心何在！
　　最后工作队宣布，从即日起，我家的成分被定为官僚地主！我爷爷本人是官僚地主分子，祖母和我母亲均为地主分子，监督改造。我母亲、祖母是全村公认的好劳力，天天参加体力劳动，还要你监督改造吗？说我爷爷是官僚地主分子，他当过什么官？不就当过几天粮仓保管员吗？说我们家从粮仓挑了粮食回家。是挑了，可是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挑回来的。当时发不出现金工资，是以粮代薪发给我爷爷的。
　　更为可笑的是说我们家雇了长工，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们说那个外乡仔就是我家的长工。那么那个外乡仔是怎么回事呢？那年我叔公外出回家，路经灾区，看见不少少妇把孩子丢在路旁。有个三四岁的弃婴，哇哇哭着向他扑来。他不忍心离去，就把他带回家。家人也都十分喜欢他，就当自家的孩子养着。因他来自外乡，小名就叫外乡仔。大了送他上学，一直养到十五六岁，读到小学毕业。因他生性好动，天资又不是很高，小学毕业后（当时文化已不算低了）不愿再读书了，就与我家的人一齐干活，一样吃穿。身体长得十分健壮，20岁左右，仪表堂堂，肤色红中带黑。我爷爷为了让他日后成家立业，费心机托朋友特意在一个工厂找到一份他十分胜任又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很高兴，和我们家人关系也很密切。
　　工作队搞土改复查欲置我家于地主成分，可是很明显，我家主要劳动力十分充足，达不到定地主的条件。于是，奸刁狡猾又无耻的土改工作队就和铁蛋、更夫仔以及诡计多端的野仔古等人串通一气，想把外乡仔作为突破口。他们用尽心机，极力挑唆外乡仔，并许诺他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以后好处大大的，还可以分到好房子好地。可怜又可恨的外乡仔，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对我家恩将仇报。在一次斗争会上竟说他是我家的长工，我们家人如何虐待他、迫害他，不给他饭吃。我家就这样有了长工，就这样被硬定为地主。
　　定了地主之后，全家可就惨了！我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被以地主家庭出身不宜在部队工作为由遣送回家。起初还能教书，或给人补习，随后越来越恶化，至1957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7 06:19:19
　　32、土改复查遭惨祸（3）
　　我们这些地主家的狗崽子也遭殃了。我在学校念书，尽管每天要做苦工，但成绩十分优异。我经常没钱交学费买书，老师主动给我垫钱。即使这样，还不让我念下去，说我是专政对象。我含泪离开了学校，每天修路、挑石头、挑沙子。我一个叔父，高中毕业，考的成绩很好，但学校拒收地富子弟。他悲愤交加，一天背着家人，拿了一盒火柴跑到后山坡，坐在老祖宗的坟上大哭一场之后，把整盒的火柴往肚里吞，想以此了却一生。幸而被一位放牛的老汉发现，经灌肠才捡回一条性命。另一个叔叔，解放初参军，在部队搞医疗卫生工作。家里被定为地主后，很快也被送回家。仅有的一点就业费，也被村里那些流氓无赖骗走。他生活无着，精神失常，疯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惨的是我爷爷奶奶！田被分了，房子也被分了，想祖先吃了多么苦，我们也辛苦了大半辈子，竟落到如此凄惨境地！可是那些二流子，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流氓、地痞，却一个个入党升官，当了什么农会主席、民兵干部，个个趾高气昂！他们实在真比土匪强盗卑鄙千倍万倍。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也就罢了，可是这帮土匪强盗明明自己是土匪强盗，却说自己是最革命、最光荣。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还放人家一条生路，他们却要害你一辈子，压榨你到死为止。
　　他们就住在我家最好的房子里，每天天一亮就像吆喝牲畜一样把我爷爷奶奶叫醒，稍晚一点就咚咚乱踢门。爷爷奶奶出来后，就被他们押着出去做苦工，一连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非但累如牛马，还分文不给。想问个究竟，他们把脸一沉，露出可怕又狰狞的面目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监督改造，还想要工钱！”
　　种田吧，留下一点田，非但土质不好，不易灌溉，而且季节已过，又无钱买肥料，只好种点杂粮什么的。这帮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东西，非但不给我爷爷奶奶种田的时间，还把统购统销分下来应由他们向国家交售粮食的指标压给别家，而别人的购粮指标却被他们贪占，害得人家没饭吃。本来我家有几个学生，可以向国家买粮，可他们就是不开证明。他们有购粮指标，又坑蒙拐骗弄来钱；有了粮，又有钱，就大吃二喝。吃饱喝足了就干坏事，就大生孩子。那个敢把人活活打死的火仔一连生下七个孩子，前六个都是女孩，最后生下一个男孩。高兴得昏了头，大摆宴席庆贺，共有六七十桌，气派热闹的样子简直难以形容，不知道比过去所谓的地主阔气多少倍。过去他们好吃懒做败光了家业，一旦有机会，他们铺张浪费起来比真正的地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毛泽东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的主力军，其实他们最想发财，连做梦都在想怎样抢人家的东西发财，这帮无聊无耻的东西！
　　我爷爷既无粮又无钱，还要做苦工，饿昏了，实在没有办法，就到人家喂猪的泔水缸里去偷捡又臭又烂的白菜叶子充饥。一次被我看见了，我眼一黑，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我抱头大哭！“奶奶，你把我们拉扯大，辛苦一辈子，过去再苦再累你都不怕，怎么今天竟惨到这等地步啊！当晚辈的不能报答你养育之恩，真是罪该万死啊！”奶奶只是掉泪，毫无办法。
　　爷爷奶奶连累带饿，还遭那些猪狗不如、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歹徒们管制，实在抗不住了。一天早晨，爷爷走出家门，跳水塘自杀。等到找到他的尸体时，已被水泡烂了。我奶奶一看，什么也没说，过几天上吊自杀了。家人为她收尸时，眼睛怎么都合不上，真是死不瞑目啊！
　　在外工作的三伯父一直音讯全无。我们明知凶多吉少，但还是忍悲含泪，竭力不去想他。终于传来的噩耗是：家庭被定为地主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厂劳动，文革挨游斗，惨不忍睹。在一次批斗会上，他头戴高帽，双手被绑。但他突然挣脱绑绳，推开旁人，越过栏杆，从四楼跳下，脑浆崩裂。
　　三伯父死后，他们不许我嫂子哭，要批斗她。人性、天理、良心在他们的字典里早已是罪恶的东西了。嫂子怕我们伤心，迟迟不肯、不敢把消息告诉我们。最终我一听到这个信息，当即晕了过去。
　　我父亲早已不想活了，只是忍辱含垢，再挣扎几年，把孩子养大一点。但是这环境、这形势，我们这号好人还能活吗？全身灌满邪魔的二流子们早已成仙成妖了，他们大办人民公社，多吃多占，大办食堂，顿顿鸡鸭鱼肉，大刮共产风，吃吃喝喝，他们除了吃喝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奸狡诡诈的二流子野仔古，白吃白占成了瘾，自己不养鸡，竟到公社去诬告我爸偷他的鸡。我爸我妈没有办法，含着眼泪把唯一能下蛋的母鸡给了他。
　　我爸万般无奈，满腹经纶的大学生为了拉扯几个孩子，最后只好去学理发。可是那些狗东西连理发也不让我爸干，说我爸利用理发宣传封资修，砸了他的理发挑子。已经活到头了，我爸心一横，把几个小的孩子托人送到江西，给了人家。那几天，他好像心情好了，有说有笑的，谁知那是在最后安慰我们！那几天，他收工后总说去挖点野菜，然后就独自一人背着锄头走了。有一天，再也不见爸爸回来，我妈、我和大弟弟都着急了，四处叫喊，不见人。我们连哭带跪，求人帮忙寻找，黄昏时分才在对面山坡上发现了他。只见他躺在一个墓坑中，旁边还有一个装敌敌畏的大瓶子。我一看明白了，原来那几天他一人背着锄头出来是给自己挖坟墓的呀！墓坑挖好，喝下敌敌畏躺下，永远离开我们去了。我一时急火攻心，哇的吐了一大口血，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我妈一看也一头栽倒，但很快就爬起来，朝旁边的池塘一头栽去，幸被人死死拽出才幸免一死。
　　我们把父亲的尸体收拾好，火化后，我用一个小塑料袋装了一小撮父亲的骨粉藏在身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掏出装着父亲骨粉的小塑料袋，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退了两步，趴在地上向它磕头。我说：“爸爸呀爸，孩儿不孝无能，未能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之万一。今晚望你在天之灵再助孩儿一臂之力，助我逃出魔窟。”说完，泪水雨下，我把父亲骨粉重又藏好，然后紧闭眼睛，纵身跳入波涛翻滚的大海中，游向茫茫的对岸。我大声喊：“老天哪，你开开眼吧！真理何在，天理何在？”

　　（来源：括苍山人博客 作者：吕政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7 19:46:20
　　？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8 11:57:43
　　33、地主袁力锋之死
　　家乡土改中揪斗不少地主，有的还遭到镇压，其中包括袁力锋。
　　袁个头不高，身材瘦削，因煮盐为业，略有家财，土改中定成地主。那时政治上上纲上线，斗争起来残酷无情，人性扭曲，亲戚反目，骨肉相残，妻子批斗丈夫，儿子告发老子。袁力锋运气太坏，儿子告发老子之类的事也降临到他身上了。告发他的是他的一个侄儿，说他私藏武器，有一背篼手榴弹，悄悄倒到了水塘里，而且是在他授意下，由侄儿亲自背出去倒了的。
　　土改工作组马上把袁力锋抓了起来，由侄儿带路指认现场。一起到现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地主。大冬天，几个地主下水打捞了半天，连个手榴弹的影子也没有。接下来，很自然，他受到拷打。一天，有人报告，说他畏罪投水了。工作组带人赶到事发现场一看，发现他投水是实，但人却还没有淹死。原来他身材瘦小，又穿了件大棉袄，跳到水塘后怎么也沉不下去。工作组的人把他打捞上来后，捆到街上的柱头上示众，连湿衣服也没有让他换一换。他脸冻得铁青，身起鸡皮疙瘩，在柱头上颤栗。
　　袁力锋平时为人谨慎，待人和气，给人留下的印象总的还是挺不错的。在他遭捆绑在街柱饥寒交迫、浑身哆嗦的时候，有一些人心里对他很同情。我父母亲就很想给他端碗饭去，但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终于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在未获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给他端半碗饭吃。
　　袁力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已经快不行了。工作组一合计，认为让他就这样死了，会没名没份，不如把他趁早打死（枪毙），还可以教育群众。到了打他那一天，工作组派人去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想吃碗鸡蛋面，马上遭到一顿臭骂：“狗日的！剥削农民还不嫌不够，还想吃面！”端到他面前的还是天天端给他的煮红苕。
　　袁力锋是同其他十多个地主一起镇压的。那天，全两河区几个乡的群众都集中到两河宽宽的河滩上。河滩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台子，安放了喇叭，工作组的人就坐在上面。下面是群众，一把草加一墩石头，就算是座位。程序是先揭发批斗，然后高呼口号，最后是执行枪决。打袁力锋那天，他的亲戚也是在场的。
　　1950年代，家乡农民每家每户都养狗，无论贫贱富贵，都是这样。区别在于，富贵人家的狗大一些，贫贱人家的狗小一些。大狗小狗，跑得到处都是。那时的狗是用来看家的，十分凶狠，跟现在城市居民养的宠物狗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土改时，凡是遭到镇压的地主都是人民的敌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因而，一般来说当天是不敢有人去收尸的。袁力锋也不例外。那天晚上，一大群狗在河滩争夺食物，厮打之声远近可闻，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
　　袁力锋的一个成年的兄弟和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去收尸的时候，尸体已经所剩无几了。两个人走了十多里路，用绳索捆住残骸，从两河抬了回来。等到把残骸抬到坟山的时候，两人又饿又累，连挖坑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就草草把残骸放到一个古墓洞穴里，捡些石头封住洞口了事。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生产队大规模开挖坟墓，扩大耕地面积。大人开挖坟山，小娃在附近玩耍。阳光灼灼，眼孔、鼻孔、嘴孔，三个圆溜溜的孔洞，一个完整的头骨就在田地间的小路上。一个肩扛锄头的农民路过这里，一锄头下去，只一下，顿时把完整的头骨敲打成了碎片。
　　由于生产队大规模开挖坟墓，袁力锋的骨骸早已无踪无影，现在他的后人要去祭奠都找不到地方了。
　　揭发袁力锋的那个侄儿，土改后不久生个男娃娃，样儿倒长得很乖，也肯吃喝，喜欢笑，但是有问题。吃喝以后总是要呕吐，还要放声大哭，哭得脸青面黑的——原来他生来没长屁眼儿。没屁眼儿就屙不出屎来，实在憋慌了，屎就从小鸡鸡儿处渗透出来了。当时县城的医疗条件很差，这样的病没法医治，于是带到绵阳进行手术。绵阳的医生在小儿屁沟里开个口子，口子外安个塑料小漏斗。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娃娃还是呕吐，还是放声大哭，还是哭得脸青面黑。有时一哭闹，一挣扎，噗地一声，塑料小漏斗从屁股上喷出，屎照样屙不出来。把小漏斗找回来，重新安放在人工屁眼儿上，一哭闹，一挣扎，又噗地一声从屁沟里喷出来了。这样折腾了几个月，最后娃娃还是在痛苦中夭折了。
　　袁力锋有个儿子，那时正在上学。在老子挨整的时候，公开同父亲决裂，划清界限，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不过，有人听这个儿子私下讲，其实对土改中揭发、批判、镇压他老子的人，心头还是非常仇恨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8 11:58:23
　　34、土改肉刑见闻录
　　陶渭熊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土改肉刑见闻录》，描述
　　了新区土改运动中对地主施加的残酷肉刑。摘录如下：
　　中国的暴力土改已过去50多年了。土改中对地主的残暴与无道，远远超出了人性的底线，决非教科书上的粉饰之言。土改中受迫害的地主和参与迫害地主的当事人，也纷纷离世，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留下一页历史真实，谨记录于后以备遗忘。
　　下面我谈的是当年的贱民——地主们在土改中所受的折磨。这虽不是我的亲历——因为我那时还是一个13岁的“狗崽子”，还不够享受那份特殊待遇的资格——但却是我亲眼所见，或受刑人亲口所讲；而其中大多数又是我父亲所惨遭的荼毒。
　　扎（捆扎）
　　这是最普通的刑罚，土改中100%的男地主，1/3的女地主都被捆扎过。从1950年冬清匪反霸到1952年夏土改结束，不管城镇街道还是乡间小路，随时都可看见一串串被捆绑着的地主被押赴刑场、押送劳改、押解游斗。
　　湖南嘉禾县土改斗地主之一景先是小扎，用箩索（即棕绳）把地主手腕捆在背后，这是最文明的。很快改为大扎，用箩索捆住上臂，使力一拉将两臂在背后捆紧，那被捆者的上臂和胸骨就撕裂折断般疼痛难忍。后来又升级为五花大扎，通常是把地主摁倒在地，一只脚踩在背上，用箩索把双臂螺旋捆扎后反卷在背心里，此时的地主，弯不得，伸不得，昂首不得，低头不得，挺胸不得，鸵背不得；两臂因箩索勒紧血脉不通而肿胀，而乌黑，而疼痛，而麻木，捆扎久了，即使解开绳子，两臂也不能自由活动，甚至肩关节脱臼。更有胜者，主力军（农民）们用新箩索五花大扎之后，再在箩索上浇水，使箩索吸水膨胀，往被捆者肉里钻，勒出一道道血痕……
　　1952年初夏土改过后我们首次回家，看见九死一生的父亲双臂上螺旋形的伤痕，有的血肉模糊继续溃烂，有的结成痂块，有的痂块刚脱露出白生生的嫩肉，与那污黑色的皮肤形成血腥的对照，这是无数次五花大扎的血证！父亲，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仅仅因为是末代地主，就受此奇耻大辱，齐天大难！
　　吊
　　把地主捆扎后悬于横梁上，双脚离地，让被吊者自身的体重来折磨自己。又分为大扎吊，小扎吊，背石吊等方式。
　　1951年春，我给被关押的父亲送饭，看见乡公所横梁上悬吊着一个据说是藏枪不交的地主，那人受小扎吊不知多久了，双脚已经肿胀，头已下垂，嘴角流着涎水，显然吃不消了，就乱咬，说枪交给了我父亲。于是马上押来我父亲对质，结果证明不实，父亲免受刑罚，那人的背上马上加了一个七八十斤重的磨墩，只听得“啊呀”一声惨叫，那人的肩关节脱臼了。
　　也是这年早春，一位邻村的刘姓17岁小孩押来我村斗争，因为他父亲早死母亲病重，受罪的事就由他继承。主军把他吊起来要金银财宝时，他受不住了，哭着说“放我下来，我说”。放下来后他说没有，又要吊他，他急忙说“有”，“有多少？”他大叫一声“五百万！”主力军们先是一楞，然后哄堂大笑，知道那孩子说谎，大叫“吊起来！”又将那孩子悬于空中，并荡来荡去，叫做“打秋迁”；还把他掀去撞墙壁，叫“撞油”，经过一夜折磨，那小孩走路都没法了。
　　跪
　　一般是对女地主的“优待”，我们村的全部女地主几乎无一幸免。
　　把裤脚卷起来裸露膝盖跪在石板上，这是最“优惠”的了；跪有战子印的石头，就升了一级；跪瓦碴，更升一级。1951年冬土改工作队在用酷刑捆吊父亲之后，连60岁的老祖母也没放过，拉她去跪瓦碴。祖母的膝盖跪破了，鲜血长流，一个多月没有痊愈。
　　打
　　开初无人出手打人，后来工作队诱导个别无赖示范，再后来随着斗争不断升级，打人形成了一种风气，出现了许多以打人为乐的凶手，凡斗争会必打人，打人越狠，声势越大，成绩越好。打人的刑具也由竹枝到竹棍、木棒、扁担、柴块。打击的部位也由臀部到四肢、背腰、全身乃至头部。此时的斗争会已演变成一种人性残忍的大展示，原先那些添油加醋的诉苦，无中生有的伸冤，都已无关紧要，惟有棍棒挥舞的呼呼声，打在地主身上的噼啪声和地主的哀叫声，演奏成土改的野蛮大合唱。
　　有两种打人方式值得一提。一种叫夹道打，出现于土改后期地主交地契的特殊仪式上。此时工作队长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下面主力军排成夹道，都手持竹棍、木棒等打人刑具，夹道尽头是战战兢兢等待挨打的地主。工作队长猛击桌子大叫一声：“XX地主交地契！”被点了名的地主就低着头弯着腰，双手儆着地契从夹道中通过，竹棍木棒就雨点般打在背上，但此时不打头部以免打坏地契；地主把地契交主席台后，工作队长又猛击桌子，大吼一声；“滚下去，给我打！”这时主力军们就棍棒齐舞，从头到脚一轰猛打，经过打进打出两道“工序”，地主们无不头破血流，皮开肉绽！
　　轮到父亲交地契时，送饭的四弟刚好赶到，看见夹道中滚出一个头被打破的血人来，那正是父亲！父亲抱着头一边逃跑一边哀求“不要打了！快打死了！”但打红了眼的暴徒那肯罢休……四弟上前搀扶父亲时，这个十岁的小孩也遭棍棒乱打。
　　另一种方式叫交叉打。工作队认为本村农民斗本村地主打不破情面，斗争会没有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于是就把本村地主与外村地主交换进行斗争，农民不认识被斗的地主，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就只有一阵乱打。几十年后，乡邻杨明清老人告诉我们：“有一次工作队叫我把你们父亲押到江田村去斗争，那里的人不认识你们的父亲，就一阵乱打，把你们父亲打扒在地上，几乎垮了架。我看不对头，要出人命，就说我交给你们的是好人，如果打死了，你们谁负责？他们才停止了打人。”父亲被人架回家后躺在床上十多天不能行动，衣服和血块粘在此一起都不能脱下来。
　　背石头
　　这是一种专施于那些年老体弱，为人迂腐又好欺凌的孔乙己式的地主。是一种折磨兼戏弄的肉刑。因其“娱乐”群众的效果很好，故深受主力军欢迎。方法是把石头捆在地主背上，强近他终日背着，那怕吃饭、做事、走路、解便也不准放下；否则就一顿猛打。那背着石头的老年地主走起路来蹒跚晃惚狼狈可笑，主力军们则大饱眼福，人人拍手。
　　祖母后家有个兄弟我们叫五舅公，是个破落地主兼鸦片烟鬼。此人身体羸弱，走路飘忽，又兼结巴郎（口吃）和瓮鼻子（鼻音重）两大特点，自然成为戏辱的对象。主力军们在他背上捆一个四十来斤重的磨墩，后面跟着一群小孩用棍棒吆喝他，逗他发出结结巴巴瓮声瓮气的哀叫声，围观者无不捧腹大笑，比看“心连心”节目还热闹，但不久这个可怜的老头就被折磨死了。
　　背火背篼
　　又叫背卫生背篼、背消毒背篼。方法是把地主的衣服剥光，把煤油铁桶捆在他背上，再把烧红的杠炭放在铁桶里，顷刻之间地主背上就吱吱冒烟，便撕心裂肺地嚎叫呼喊，狂奔乱跳，数九寒天“自觉自愿”地往水塘里跳……
　　关于此事我没亲见，是听同事蒋君所谈，有名有姓，十分具体，后又在另一地方听樊君谈过类似故事，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可以排除“攻击诬蔑”。
　　吹土电扇
　　数九寒冬，把地主捉来，男的剥光衣服，女的只留内衣，然后把他们捆在树上，再把风车的出风口对准他们，命壮汉拼命摇动风车把手，风车发出七八级大风，将那裸身的地主一阵猛吹，主力军把这种刑法叫“吹土电扇”。那被吹的地主冻得全身颤抖，嘴唇发乌，面无血色，最后当场昏厥。
　　妻子五岁时戴过一只金手镯，后来打成了戒指，减租退押时已上交，但一位主力军一口咬定金手镯没交出来，于是寒冬腊月将岳母捉去吹土电扇，被解救时已经冻昏。
　　淋雨雪
　　下冻雨飞雪花的时候，主力军们都躲在屋子里烤火取暖不愿出门，但是却把地主们集合起来，站队肃立，府首躬身，头淋雨雪脚踩稀泥，任凭风雪吹打，静听躲在避风处的工作队辱骂训斥。更有胜者，将地主捆绑后吊在露天，使其经受雨淋雪冻，此事我在《斗父记》中已有叙述。此时的地主，经过无数次没收洗劫，早已一贫如洗，身上穿的是大匡小洞衣不蔽体的破棉袄，又被雨水淋湿，又被霜风穿透，又没有鞋穿打着赤脚站在泥水里，一个个冷得发抖冻得发僵。
　　晒太阳、烙屁股
　　三伏天，气温38、9度的时候，四川盆地有如火炉，石板晒得滚烫，赤脚踏上去就像踩在热锅里的时候，强迫地主只穿内裤坐在石板上，使其头顶烈日臀如火烧。这是我们村的女地主曹二嫂、曹三嫂和未出嫁的曹三姑所受的酷刑。她们的丈夫和父亲三个男人同一天被枪毙后，被关押受毒刑就由她们来承担。此事发生在土改前的1951年7、8月，地点是当时的乡公所石坝上，三个女地主的屁股都洛烂了，长满了坐板疮，化脓溃烂。
　　撬肋巴
　　把地主双臂捆扎之后，用两根扁担分别插在手臂与躯干之间的缝隙里，再将扁担用力向外掰，使肋巴骨受向内的压力，双臂受向外的张力；用力稍猛，受刑人的肋骨就被撬断。二姑的婆母，一个年近70的小脚老妇人，为了逼迫她交出金银财宝，就在她上身上实施了这种酷刑。

　　十指点灯
　　1953年底，我作为文书，参加了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的一个土改工作组。那时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一些最穷的人做依靠对象。
　　我们看哪家衣裳最破，穿得最烂，就进哪家访贫问苦扎根子。就像上级点拨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就是我们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我们就要依靠他了。实际上这些人很多都是二流子，好吃懒做、偷鸡摸狗。
　　大多数穷人都有仇富心理。最穷的找出来了，最富的也就找出来了，最富的就是打击对象了。先轰开局面，就是杀人啦，确定这个村第一批杀20个、30个，拉出去啪啪啪一干掉了这些人，农民胆子就大了，就不用怕了。
　　贫雇农高呼的口号是斩草除根，因此杀地主的手段惨绝人寰，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甚至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将婴儿取出活活摔死。有的把碗敲碎了，放在你的膝盖头，跪下来，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这个是最起码的了。还有十指点灯。如果有些地主现在还活着，十个指头都是光光的，不用问，是土改时被烧掉了。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把它点燃，叫十指点灯。
　　作者：张家正
　　来源：括苍山人博客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9 06:22:11

　　35、从新华社“内参”看土改运动

　　从表面上看，1950年在新区开展的土改运动是比较温和的，但实际仍然是苏区土地革命和老区土地改革的继续。这方面的情况，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有所透露。
　　《内部参考》创刊于1949年9月，每天一期，以刊登国内外时政新闻和新华社记者的“情况汇报”为主，是专门为中共高级领导人提供信息的一份秘密刊物。作为最高领导人的耳目，这些奉旨行事的记者们虽然不能如实报道各地情况，但是从他们所写的这些“内参”中，也可以看到土改运动的一些真实情况。
　　1950年6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新华社特派记者穆青的报道：河南在“一个多月时间中，仅打死、逼死人命案件即达三十余起，且其中大部为中农以下成份。如兰封县瓜营区在二十天内即接连逼死七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区干部手枪打死农会主任的母亲。”为了追、挖地主的财产，当地还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和“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等形形色色的斗争方法。（同上，第27页）当时穆青是著名记者，后来担任过新华社社长，他的这一报道是比较可信的。
　　1951年1月13日，《内部参考》刊登《江西省目前土地改革中“和平土改”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问题》尚未解决》的通讯，其中提到“如有的县布置土改时，提出要地主的一切财产（可以动浮财挖底产），又如有一县委委员对农民干部讲：土改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把恶霸、大中小地主一律扣押了，甚至有的扣押了富农，斗争中农。”
　　2月2日，《内部参考》在《湘、赣土地运动中“大轰大擂”的现象正在发展》的通讯中指出：“目前运动中最大的危险是‘大轰大擂’。这种偏向在各地已由萌芽而开始发展。不少干部单纯地强调经济斗争，挖底财，乱打乱扣的现象相当普遍，不少干部认为‘吊、打、捆是斗争地主唯一的好方法’，‘三说不如一打，不吊就拿不出东西来’。江西许多地方全部地主都被抓起来，一个个审问，一个个追挖。……据湖南七百多乡的统计，有六百多个乡发生吊、打地主情事”。
　　2月10日，《内部参考》在《中南区一月份基本情况》中，承认土改运动中吊打和追逼浮财的现象非常严重。其中“江西在土改运动以后地主自杀者已达百人以上，湖南七百个重点乡中有七分之六打过人，地主自杀者近千人。少数富农、中农、贫农亦有因划错成份、追逼地主分散财产而自杀者。湖南湘阴新民乡用简单表决的办法划阶级，一中农被划为地主便自缢了。宁远八区农民代表郑连成（贫农）替地主藏了两石谷，被扣押斗争罚跪脱衣便自杀了。广西兴安县土改区大小斗争会上没有不打的，该县道冠区九甲村一次捆斗十二个地主，打了九人，最后三个因为没有人诉苦才没有打。”
　　2月14日，该刊在《华东区及上海市的最近情况》中披露，“江浙地区斗争时，打地主现象相当普遍。在生浙、鲁、苏北、苏南、皖南、皖北共打死一百十余人，浙江畏罪自杀地主百余。……个别乡，发生侵犯中农和富农自耕土地现象”。
　　3月3日的《内部参考》在《中南区二月份情况概要》中说：“这次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是宏大的。这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的时速宣传三面锣鼓一起打，三个高跷一起扭的结果。在运动中全区共逮捕了十万至二十万的地主，现在三十万在押人犯中可能有一半是地主。”此外，在运动中还有“吊打肉刑等”现象。
　　3月27日，《内部参考》在《华东区土地改革情况》中提到，去年“冬季以来，各地逮捕恶霸、不法地主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总计八万人，已处决二万二千人，给土地改革支持极大。”
　　在土改运动中，干部的情况以及对干部的评价也非常混乱。《内部参考》在1950年8月12日转载《苏南日报》的通讯说：“苏南某些地区发生乡、村干部假借土地改革名义威胁群众，强占土地，乱分家俱的现象。”1951年7月20日又转载《长江日报》通讯说：湖北省“汉阳县有些村的基层组织在这次复查中，发现严重不纯。如二区十四村土匪当了农会主席，副主席是个女流氓。八村是县委与区委亲自掌握的重点村，但两个农会副主席，一个是一贯道，一个是‘八魔‘之一，副乡长是恶霸的儿子，生产委员是四虎阎王之一。目前这些村的群众情绪很低，地主气焰高涨，地主普遍向农民反攻，打人、逼租、威胁、暗中倒算等破坏活动很厉害。其他各地亦有类此现象。”
　　为什么会在夺取政权以后还会在土改中出现这种情况呢？旅美学者辛灏年认为，当时开展的土改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意在夺地和劫财，二是要在农村建立 统治。“中共中央及各级各地党委，虽然在土改运动中曾发出过种种文件，诸如‘劝说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等，制止‘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将中农、小土地出租者错划为地主’的现象，然而，根据中共中央‘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至少有三千万农民遭到批判、斗争的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地主遭到镇压并被剥夺所有财产。特别是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接踵而至时，中共在农村对地主大开杀戒而建立专制新秩序的愿望遂迅速得以实现。”（《共产中国五十年》第20-21页）
作者：雪黑雪白 时间：2017-11-09 07:38:49
　　@碧薇萍 2017-10-31 12:20:24
　　16、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和杀一只鸡一样
　　五、六天过去以后，就是第五阶段：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这才是夺人心魄血腥残忍的暴行，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的已成残疾人的父亲成了首选对象。
　　傍晚，天气阴下来。北风凄厉地刮着，旷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富农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
　　已经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轻轻地敲我家屋门，妈妈起来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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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富反坏右应该用大历史观看阶级及阶级斗争。中国革命非封建中国的改朝换代，他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标志及开端。只有解放后，才有地富反坏右这个现代称谓，等同于封建社会的前朝余孽，在封建社会意味着不是被诛九族就是被流放。再看社会主义国家对地富反坏右的态度，除了极少数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受到应得的惩罚，对大多数地富反坏右分子是用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的方法使其成为新人，就是说是为他们与新社会融为一体创造条件，这是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高度契合。对国家个人都是好事。比之封建社会，他是仁政，是人道的体现。你们不应该脑子继续留在封建社会的旧巢里，更不应该还保留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不是你们的进步，而是落后。
　　毛时代，对地富反坏右的划分及限制，是任何一个新生政权初期为巩固政权都要做的事。凭心而论，那时你们对失去的优越地位甘心吗？不想卷土重来吗？冷战时代复杂尖锐的国际形势就不用说了。
　　如果你们不是从一已私心出发，而是从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站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立场，毛那样做不是符合国家利益与时代潮流的吗？现代中国是符合包括你们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最大利益的吗？有了这样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认知，你们也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毛今天还在，他照样会做解放地富反坏右这件事，或者说，84年解放地富反坏右是毛政策的延续与结果。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什么某人的恩德！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0 06:27:18
　　36、土改见闻札记

　　1951年春节过后，我们村的土改运动开始了，第一个被镇压的就是地主钟文学。钟文学是金山村氺冲屯人，当时号称本村最大的地主，其实在当时来说也只是多些田地和财产，比一般人生活得好些而已，那也是靠勤奋和棈打细祘得来的。我父亲和他是较熟悉的，因为钟文学的家在公路边，而我们家离公路尚有四华里的山路，故父亲的自行车长期存放在钟文学家里，以方便上县城或是去赶集之用。
　　我也曾在一次酒宴上近距离的接触过钟文学本人，个头较髙，身体偏瘦，说话细声，对人态度和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说在枪杀他之前把他五花大绑吊在树上，逼他交代私藏的金银财宝，他被迫又交代了埋在地下的金银〔此前已把他家的财产全部没收了〕，等把这些埋在地下的金锒挖出来后照样把他枪杀了。
　　一个从未做过什么坏亊的人，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共活动，只是在农村中富裕一些，也成了一种罪过，被谋财又害命，其后全家被扫地出门，过着非人的生活，长期受到凌褥打压，是使人无法理解旳。
　　水源村离我们家约5公里，一天，农会通知去参加斗争会，大人们去，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去。到达会场时，只见台上跪着四个人，五花大绑，民兵荷枪实弹地看押着，周围站了不少拿枪的军人和民兵，气氛十分紧张。只见一些人轮流上台去斗。被斗的四个人听说全是反共头子曹志刚的部下，一个姓唐，小名叫麻子连，其他三人记不起名字了。麻子连开始是农会干部，反共势力倡狂时，他反水投入其中，因而这次斗争会所有的人都向他开火，用棍子把他打得半死。会后把这四人推到田边空地上枪杀。之后，我看到粉岩村的老徐（一个当时较有名的剿匪积极分子、县大队队员） 用刺刀逐个去捅这些已死去的人，边捅嘴上还边骂个不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恨。人被打死了还要这样用刺刀去桶，我觉得太残忍了。

　　1951年5月，为了推动土改斗地主运动的开展，区里组织斗争大会，以给各村树立榜样。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参加斗争大会，各村的地主也被拉去陪斗，许多老百姓都去受教育。会场设在县城对河的南福村，这天斗的就是该村的地主李巧初，一个年约40多岁的女人，细小的身材，跪在台上给贫下中农轮番上台批斗。全区的斗争大会，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场面。会后，即把李巧初推到路边的土坡上枪杀，是用沙枪来打的，多枪才能打死。最后区政府的领导人讲话，号召各村农民积极投入土改和斗地主运动，求得翻身和解放，同时警告各村的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和自己的财产，配合土改，否则李巧初就是榜样。

　　蒋如荃生于1888年，平乐县桥亭桃林村人，生于书香富裕之家。幼年好学，且爱体育，1906年入桂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武昌起义爆发，曾参加革命军与清军作战。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1916年毕业分配在桂军任营长，1927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团团长，后历任南宁、玉林、梧州、平乐等地区民团指挥官。1947年11月升中将，1949年10月接受白崇禧的命令成立“反共救国军”从事反共。
　　1951年9月17日，平乐县政府在二塘九龙村召开公审蒋如荃大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师生参加。我们离得远，只隐隐约约看到蒋如荃跪在台上，当时尚没有扩音器，上台去斗的人讲话，都是工作人员用喇叭筒重复。斗争会后，会议负责人宣读了他的反共罪状，之后推出去枪杀了。那天还斗争了另一名二塘石板桥村姓张的地主，斗争会后也将他枪杀了。
　　资料显示的全国只杀了71万土匪，这一数字是否准确是值得怀疑的。就以我们一个村来说，有12个自然屯，约2000人口，被杀掉的恶霸和土匪就有近20人，杀掉的地主也有数人，可以估计，全国杀掉的可能远不只71万人。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胜利者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对那些为维护旧政权而动刀动枪、杀人放火而又拒不投降的顽固分子实行镇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历代社会变革大多也是如此进行的。但共产党剿匪、反霸运动，所杀的人就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许多不应杀的人也杀掉了，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以笔者的家乡平乐县为例，在剿匪反霸中，所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之土匪）的大小头目，不论是俘虏的还是投诚的，大多被杀了。他们中有个别人参加过反清的武昌起义，有的参加过北伐战争，这些人在历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不信仰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了，就一定罪该当诛吗？笔者认为起码多数人是不该杀的。敌对势力的一方，只要他放下了武器，不管是被俘还是投降，他的人 权（特别是生命权）就应当得到保护，这是最码的人性和人道。
　　至如枪杀恶霸，像尹承纪的二夫人，一个女流之辈，她算哪门子恶霸？我们村上的潘大力，一个已经60岁的老人，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并无为非作歹之事，也成了恶霸，岂不令人好笑吗？我们村上被枪毙的潘孝发，也只是当过村长而已，并无劣迹；其他的如潘石生、余阿七、陶桂有、王阿三……等多人，也只是一般的土匪成员，都被枪杀了，这些人真的该杀吗？
　　就我们村而言，剿匪反霸中枪杀了二十多人，我看除了一两个杀害农会干部有血债该杀的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不该杀的。
　　在土改中，我们村被枪杀的地主有钟文学、郭文波、钟木保、郭老炮、富农钟金水等多人，还有地主郭老九，钟务生以及林昌明的妻子等人则是在士改斗争地主的时候被活活斗死的，全都是一些冤死的人。
　　剿匪、反霸和士改错杀了许多人，这是客观事实。此事已经过去近60年了，死者长已矣。但回顾那一段动荡的岁月，认识历史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后人不至重犯类似错误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土攺中把地主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如果是用和平的方法土改，政府给地主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本来也无可非议，台湾地区和某些国家的土妀就是这么做的；但用暴力土改，不但谋财，把他们私人的财产也拿来共产分掉，而且还要人家的命，这就于法于理不容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0 06:28:06
　　37、常宁县土改中的冤案
　　据常宁县志记载，1952年土改革结束的统计：地主有5114户，23470人，占该县总人口5.8%，地主有土地212548亩，占总土地面积的32%，户平约40亩。与全国比例差不多。从常宁角度看，民国时期上千亩土地的只有易、欧阳、尹三户。绝大多数是20、50亩的小地主，有的只有10来亩也被划成了地主。划法有些拔高，小地主其生活还不如中农的稳定。
　　1949年11月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部分地主已参在里面被镇压。后来部分平反证明错杀了。1950年3月至51年4月，开始减租反霸运动，部分乡共清算斗争地主1769人。1952年5月结束土改运动，全县地主5114户，其家庭人口23,470人，斗争3708户，4750人，占当时全县总地主户数的74%，逃亡262户，自杀443人（其中96人是地主的亲属或狗腿子），镇压323人，判刑507人，获胜利果实折谷419.285万公斤，其中粮食76723公斤，黄金607.3两，银圆22247元，碎银1072.15公斤。没收地主富农及各类公产田311245亩，旱土9942亩，山林716.3万亩，耕牛1757头，农具23310件，房屋42783间，家具、衣被168565万件，250430农民无偿分得了土地32万余亩。人平1.26亩。
　　其中罪大恶极者，固属可杀，但是否真有这么多该斗、管、杀的呢？从1979年平反情况来看，就证明不少错搞了。这里且举数例：
　　大革命时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后补委员萧石月烈士遗孀，常宁农运领导人之一的萧礼樽烈士遗孀，家破人亡、死无葬身、断子绝后。两位守节半生，土改后，被生活无着，各自改嫁贫农老头以了残身。思之心寒。
　　地主分子或者出身地主家庭的国民党时的文武官员，除了外逃者几乎都被镇压。
　　解放前回乡的民国县长唐伯钧，起义时的迎解联主席，土改时被杀。
　　周本仁，1949年由云南地方法院院长任内绕道至香港，动员在中国航空公司的两个儿子参加“两航起义”。随子回大陆返乡后，竟被枪杀了。
　　回乡的民国团长48岁的欧阳耆，1949年8月才当两个多月县长，同情起义，整理档案，清理钱粮，整齐衣冠，出城迎接中共南下干部。办了移交后即被关押，1951年被镇压。临死时双滕跪倒在公安局长前哭诉说：我是真心诚意地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投降不杀的呀！
　　像以上起义投诚的在乡文武官员，也几乎都被镇压了。
　　年过花甲，身高体大的名老教师廖安世，土改时被民兵毒打后悬挂屋梁掉下地来活活惨死。县立初级中学、简师校长、教师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在乡的只剩下两位，到反右时仍难逃一劫。以至后来长期师资缺乏，中学生教中学，小学生教小学，文盲或半文盲任校长、教育局长和管教育的县长。今日教育质量之差，非三代不能赶上，百年树人啦！
　　一位烈属、开明士绅、66岁的名老中医，从1949年常宁第一次各界代表会上的第一位代表，也是终身人大代表，1951年还任常宁公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为了打退地主阶级在民众中的威望，还是坐了十几天牢房，再押回乡里接受斗争。拉来两农民硬给他打了两个耳光才罢！以后以中医为业，独享挂名代表。“文化大革命”一来，高龄80，虽然没挨批斗，但只月发10块钱，说不清是退休金还是生活费。这位唯一一位统战人士，终因夫妇生活无着，在饥饿贫病交加中惨离人间。
　　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土改时被迫挨了整，虽然也算过了关，但是拖了这个地主出身的阴影，在土改后的接连不断的整党、审干、肃反、反右、反右倾、文革等各种运动中，总是拿他们开头刀。搞得九死一生。待到改革开放才来平反，有的死了，有的头顶飞霜。黄金青春成了浪里白条。如大革命时的老红军白区工作者，到建国后，幸存萧韶、曹亮、崔农山三位，在肃反运动中遭到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九死一生，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纠正。已经风烛残年。追求真理之路，是多么荆棘丛生、艰难险恶！
　　萧韶留有诗曰：煮豆燃箕千古恨 窦娥无辜奈何天 碧玉蒙尘十年劫 艳阳再照两鬓斑
　　崔农山留有诗句曰：有字饥难煮麦饭 无钱鬼亦愁荒山 天旋地转今犹昔 虎食狼餐世代传
　　一些毕生追求理想者，从少年到老年还在不断地探索，也留给后人继续探索。
　　地主出身的地下党员，原来所凭反蒋独裁的革命法宝——争民主、争自由，岂知一夜之间就都变成革命的对立面，建国前，对知识分子政策还是“教育、团结、改造”六字方针，建国后，一下子就只剩下“改造”两个字了。
　　至于一般地主，按土改法五年就可根据表现摘掉地主帽子，但是这只是供人看的，到期根本上没有几个摘帽的。逢年过节，必先整顿，民兵监督，初一十五，就要到大队或公社汇报思想、听训话。社会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抓住这些四类分子作首选活把子，用大批判开路，除批、斗、吊，关、管、杀外，有的还要地主子女也参加四类分子听训话，让他们小小心灵受到沉痛的创伤。地主子女到处受到岐视。被剥夺了他们的教育权，招工权。
　　地主和他们的子女不仅土改一时，而且以后长期受害。每遇各种运动，总是胆战心惊。人命危贱，朝不保夕。所受岐视，难以形容。只要是地主，在四类分子里也还要低一级。对不是地主、富农的反革命和坏分子犹能允许入社，地主则不行。在蹲监狱时，看狱员问到你是地主出身的任何人，都要严管一层。凡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即使过了土地改革关，以后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改造就没个完。入党入团比登天还难，入进去了，还得看别人眼色，不敢乱说乱动。
　　1957年反右派：全县共批判斗争1732人，其中被判刑166人，拘留147人，1982年后全部平反。全县共划出“右派分子”317名，其中干部59名，医生5名，工人2名，右派分子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105名，（其中判刑33名），余皆遣送回原籍或集中劳动改造。至1979年才全部改正。从数字里虽然没分清是什么出身，但是可以肯定大多数是地主出身的。
　　1959年9月21日反右倾，82人受到重点批判斗争，其中13人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69人被定为有严重反党错误。开除党籍的3人。直至1978年全部平反。这里地主出身的就要少得多了。因为他们整的对象都是共产党员。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9月以后，全县有80多名无辜者惨遭杀害。接着“三查一清”（查敌情、查社会关系、查海外关系、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共清出“阶级敌人”745人，逮捕和拘留24人，批斗2568人，群众专政1233人，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运动，这里出身地富家庭的就是大多数了。即使没有发现问题的，运动完了，就来个下放乡村。
　　定人的思想罪、文字罪，1968-1971年共发生所谓“反革命案件”313起，拘留、逮捕、戴帽219人，到1979-1986年全部平反。
　　（摘编自胡喜盈：《土改：“地主婆”被五花大绑着沉入河底》）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0 12:52:03
　　赶快收藏，不然就再也看不到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0 18:22:59
　　38、苏南土改中的血腥斗争 （1）
　　《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总第95期）登载了莫宏伟（湛江市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一篇论文，题名《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 》，摘编如下：
　　斗争是中共在土地改革过程使用的一种“仪式”和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打垮地主的威风，提高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心和政治觉悟。本文探讨的是苏南土地改革时期乱斗、乱打情况的表现、特点、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一、苏南地区土改中批斗地主的斗争会
　　中共军队1949年春渡过长江后，将原江苏省以长江为界分为苏北和苏南两个行政区。苏南地区长期以来由地主控制着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农民处在地主的威权之下，对地主或者仇恨不深，或者怀着畏惧心理。
　　1950年到1951年间，中共在苏南发动了土地改革。土改开始前，农民有种种顾虑。例如，溧阳县竹簧区农民有以下想法：一 是对土改高兴，但有顾虑，认为美国的飞机大炮厉害，担心打不过美国，害怕变天；二是怕特务暗害，如西沈乡一个 群众说：“就怕白天我给他提了意见，晚上被他的狗腿子杀害了”；三是有宗族观念，迷信思想，感觉斗争地主难为情，不愿斗争，如西沈乡农民刘贵荣过去被地主刘金香剥削得倾家荡产，在斗争前，他却说：“我不好意思斗他， 我们是一笔写不出两个刘来的本家。按他恶贯满盈，我应该斗他，但好坏天定”；四是土改不要斗争，政府下了命令分地就好了，如许庄乡一个农民说：“政府赶快下命令，把田分把我就行了，要斗争，我也不会说话”。吴江县群众怕斗争后地主报复，还怕出头做冤家以及斗争时不会说话。
　　当时中共意识到，要在农村建立稳固的政权，就必须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权威及其对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统治，消除农民对地主阶级的畏惧心理，使农民从长期的麻木冷漠、胆小怕事的状态中清醒，焕发出农民参与土地改革的激情和热情。为此，组织大大小小、轰轰烈烈的斗争会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从昆山县的数据可了解当时斗争会的规模。该县共组织1，352次斗争会，每次批斗五到六个地主，参加斗争的群众为856，000人（一般每个农民参加过3至4次）。该县在乡地主1，751户（城内655户未计算在内），每户平均经过3 至4次斗争会。据统计，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其中全乡性11，274次、数乡联合1，709次、全区性609次、全县性17次，被斗争人数28，234人。
　　二、苏南土地改革时期的乱斗乱打现象
　　苏南从1950年7月开始土改的典型试验，9月在局部地区展开。在这两个时期，采取的是“谨慎小心、稳步前进”的方针，干部群众的态度和行为较为温和。斗争地主时一般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虽然也有打人的情形，但并不普遍。乱斗乱打现象主要发生在苏南土改全面展开的初期，即1950年12月至1950年1月间，约20天左右，这不是局部的个别现象，而是发生在苏南的很多乡村。在全苏南的2，741个乡中，普遍乱斗乱打的乡就达200个以上。
　　苏南土地改革时期的乱斗乱打现象主要有如下表现和特点。
　　首先，斗争会不是说理而是斗力斗蛮，斗打的花样繁多，血腥味甚浓。主要有吊、跪、绑、坐老虎凳、蹲水缸、剥衣服、浇冷水、爬、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烧阴毛、戳乳房、吃雪等。
　　据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土地改革检查队（以下简称“检查队”）的统计：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起来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丹徒县炭诸乡等3个乡斗争的40人中，有26人一上台就跪，被剥掉衣服，有10人被剥光了衣服；太仓县浮北乡斗争时按照跪、剥衣服、浇冷水、蹲水缸、上老虎凳的套路，连2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也被迫蹲水缸。 武进县在斗争过程中乱抓乱打的现象较普遍，不说理，而是上老虎凳、浇凉水、跪石子。武进县百大区斗一个妇女时烧阴毛，潢里区斗一个妇女时逼她脱光衣服在台上爬。据《苏南土改通报》记载，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江阴县斗争狗腿子时，要求狗腿子学狗叫、学狗爬、学狗啃骨头；嘉定县马陆区7个乡斗争36人，其中31人被打，10人被剥光衣服浇冷水，30人跪下；上海县的塘湾乡斗争4人，全坐老虎凳；常熟县还发生了割妇女乳头的事。有的地方还把石头放在斗争对象头上，把雪放在斗争对象身上或要求斗争对象吃雪。无锡县各地的斗争方式除了绑、打、剥、跪、爬较普遍外，还有戴石臼、吃牛屎、学狗叫、吃雪等。1951年9月江阴县委在总结时说，上面放手，下面变成了撒手，普遍产生有斗必打，有斗必跪，脱衣服、浇冷水、吊等等。
　　其次，将斗争打击的对象扩大到农村各阶层。高淳县龙井乡斗争的40人中，有地主19人、富农9人、中农8人、贫农4人。[13]1951年1月28日的《苏南土改情况》报导，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中农赵仲生因秋征时拖欠公粮，民兵将其母子绑起来，吊了一夜；游子乡赵公庙抓了2个贫农到人民法庭去，说他俩是“恶霸”，要求关到土改结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儿去吃了酒；沛桥、双山、固城等乡都有斗妇女“腐化”的。此外，很多小偷、狗腿子都被斗，有的被送到人民法庭关了起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1 06:15:35
　　39、苏南土改中的血腥斗争 （2）
　　据“检查队”调查，高淳县游山、北达、漆桥3个乡斗了地主74人、富农11人、小土地出租者5人、中农4人、狗腿子4人、立场不稳的干部10人、游民10人，其中被打的人包括地主61人、富农11人、小土地出租者3人、干部2人、游民8人；东埃乡的斗争会上2名手工业者、3名中农、1名贫农被打。丹徒县葛角乡、均益乡斗争地主22人、中农17人、贫农3人、工商业者4人。武进县一个乡所斗的32人中只有9人是地主，其余为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和工商业者。常熟县斗了18个伪保长，大部分是中农。个别地方还斗学生，比如，太仓县浮北乡地主子弟曹念春不到17岁，读初中三年级，也被抓回斗争。溧阳县南渡区7个乡联合斗争蒋廷监、蒋梅方，2人均非地主，蒋廷监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材料不实，主要罪行均属推测，蒋梅方是叛徒，与土改无关，本无必要组织斗争；狄贞元按其情形是不应杀的，但干部及群众要求杀他，结果在斗争会上一口一个杀字。群众也不是仇恨到如此程度，而是随便妄动地呼口号。无锡县斗错了182人。
　　再次，遭斗争的人数众多，其中部分人被打死。例如，仅镇江专区被斗争者即达7，563人，其中有6，772人被打，被打者占斗争对象的89.54％。据“检查队”的不完全统计，松江专区奉贤县5个乡斗争245人，打了其中的218人；嘉定县马陆区被斗36人，其中被打者31人；江阴县沈舍乡在26次斗争中被打死的3人，打得半死的4人，被小打的169人；宜兴县寺前乡斗72人；武进县遥观乡斗了4人，打3人。无锡县遭到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在1950年11月1日至3日就打死17人。据苏南农民协会不完全统计，苏南在斗争中一共打死60人，其中镇江专区4人、常州专区6人、松江专区50人。实际上，被打死的不止此数。据“检查队”调查，仅常州专区江阴县长泾乡就打死18人，金坛县打死2人。
　　第四，有些地方借斗争敲诈勒索。例如，句容县戴亭乡三村村干部与部分群众找一些稍有剥削的人家及过去放高利贷者（多是富农、中农及顽伪人员）斗争清算。他们带着敲竹杠的口气说：“过去你放高利贷剥削人家，现在要你们将这些剥削的粮食退出来，不退就要斗你们，捆你们起来。”段凤生（伪乡长）、田慎元（中农）怕遭到斗争，首先拿出稻子来，其他5户受此影响也仿效，计有富农贾海拿出600斤（被要2，000斤）、中农段元才400斤（被要800斤）、段凤生1，200斤、田慎元1，312斤，7户共拿出8，198斤。该村干部又将过去曾放高利贷者，不论富农、中农共 10余户的田契都收走。太仓县双凤区在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下，普遍以剥衣、跪、在身上放冰块、打等野蛮办法强迫地主承诺多交粮食，不承认斗争会就不结束。太仓县太平乡地主刘吕生被吊后自认140担，顾清道被剥衣后承认52.6担。太仓县一些地方选择斗争对象时主要看谁家富裕，能拿出粮食来。
　　据苏南农民协会统计，在斗争期间苏南共有293人自杀，其中镇江专区97人、苏州专区81人、常州专区59人、松江专区22人、无锡县24人。这些自杀者中，有些地主可能是畏罪自杀；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财产被没收了，生活没有出路了；但更多的自杀者是被乱斗乱打的气氛所吓倒，害怕在斗争中被折磨而自杀。比如，江阴县有2个女地主因怕斗争而上吊自杀。武进县在斗争中吓死及与斗争有关而自杀的有20人。宜兴县在斗争中造成地主23人自杀。溧阳县在土改中有26人自杀，其中地主14人、小土地出租者2人、富农1人、中农3人、贫农5人、其他成分1人。溧水县在土改期间有27人自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地主，不少是因为害怕斗争或在斗争被清算而自杀。
　　三、干部在乱斗乱打过程中的作用
　　斗争会上的打人者既有干部也有群众，往往是干部指示打、默认打，甚至带头打，有的地区还进行斗争和打人比赛。许多干部指示并动员农民打人，认为不打就是缺陷。武进县一个区提出，“干部不能打，群众可打”。武进县一个区委副书记在农代会上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有苦诉苦，有冤诉冤。”嘉定县一个区的审判会上，有个干部吹着口哨要求诉苦人打人，最后喊道，“不打就是包庇”。主持这次会的区委书记对向他提意见的“检查队”的干部说：“要群众斗争规规矩矩是不可能的。”嘉定县合村乡乡长在斗争会上喊：“地主老实不老实？”群众答：“不！”乡长又喊：“怎么办？”群众说：“打！”这样就打起来了。嘉定县北营乡开庭审判时一个村干部在群众 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众答：“要！”他又喊：“打几个？”群众答：“打两个！”他喊：“要谁打？”群众答：“要诉苦人打！”台上的干部对诉苦人说：“群众要你打，你就打！“诉苦人说：“我从未打过人，我不打。”干部继续喊打，诉苦人才打了地主两个嘴巴。干部要求继续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高淳县下坝乡一干部在斗争时号召：“欢迎某某上来斗争！欢迎某某上来打！”无锡县一个区干部指示群众把伪保长15岁的儿子及老婆吊打，脚上挂石头，弄得他们死去活来。昆山县农会主任在斗争前布置：我一翻眼，你们就准备；我一合眼，你们就绑；我再一翻眼，你们就动手打；我手一摆，你们就停止。江阴县有一个区的区长拿棍子在万人大会动员群众打，要求每个诉苦人都要打，造成群众不敢上台诉苦。还有些干部甚至强迫群众斗争地主。丹徒县高桥区三洲乡干部竟提出，“斗争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斗争地主，一条同情地主”，以此要挟群众去斗争地主。不少地方甚至用“不斗争是包庇”、“不斗争要吃官司”来强迫群众斗争地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1 11:24:12
　　40、苏南土改中的血腥斗争 （3）

　　干部们比较保守的做法是暗示群众去打人，或默许打人的作法。江宁县第四区的干部奚若有对群众说：“我们在这里不要打，走后再打。”
　　无锡县一些干部对群众说：“你们打我不管，只要你们不要说我叫打就行。”
　　甚至有的干部在群众会上说：“我不能布置你们打，你们自发地打，我也不制止。”嘉定县一次斗争会打死2人，县委认为“打得好”。
　　青浦县群众对干部说：“我要打死某某。”干部认为“不打”是不放手，说“打”又怕犯错误，因此，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这实际上就等于默认。
　　无锡县八士区斗争地主徐金龙的媳妇时，派出所干部暗示地方干部凶打，结果把一根青竹棍打成了竹丝，被打者痛得昏死过去。昆山县茜墩区新塘乡干部想让群众打人，又怕追究责任，就暗示群众打，并规定了打的暗号。
　　上海县闵行区群众打死2人，区委书记打报告要求处分，县委则强调“打得好”，于是区委书记意识到打死人无所谓。
　　各级干部（主要是区、乡、村干部）当中，还有不少人亲自上阵，身先士卒，带头打人。上海、嘉定等县的区、乡、村干部逢斗便打。嘉定县新建乡斗争一个地主，区委宣传科长首先上台打，然后是县委工作队、区干部、村干部、民兵轮流上台打。
　　总结这次斗争会时，区委宣传科长说：“打人是对的，会议是胜利的。”乡长说：“我们代表农民，我们打就是农民打。”个别干部竟然认为，在斗争会上打人打得太轻是一种遗憾。
　　比如，嘉定县南翔区一次斗争会后区委书记总结时很不满意，他认为，斗争会“最大的缺点就是打得轻，打得不漂亮”。江宁县第四区土改工作队干部张道福连打7个地主。
　　嘉定县马陆区动手打人者150人中，有区干部2人、乡干部6人、村干部29人、民兵12人、群众109人。[48]无锡县开源区还出现了斗争比赛，看谁斗得凶。
　　需要指出的是，在曾经遍及苏南乡村的乱斗乱打乱杀行为中，大部分群众并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县下埃乡小河村地主跪在那里被冻打，个别农民掉泪。
　　墙图村台上干部打，下面贫农刘小化、陈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冻地主吃不消了。”高淳县东埃乡一个老太婆已准备好了控诉的内容，但到会场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而跑回去了。
　　丹阳县朝阳乡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认转移过粮食，工作队顾某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数百群众齐声叫道：“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队干部为追交粮食，将地主韦张氏绑在柱子上不闻不问，韦张氏被绑得大哭大叫，惊动了周围的群众，绝大部分群众觉得她可怜。
　　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当场有一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跪在石头上，就流泪，有的拔腿就跑。
　　奉贤县张翁庙斗争会上打死地主卫春陶，小学教师反映说：“罪应该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该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
　　嘉定县马陆区新建乡群众说：“斗争地主是好的，但为什么要打呢？”嘉定县南周乡干部打斗争对象后，群众很反感，区委书记去该乡时三百多群众围住他问：“为什么要打？”
　　嘉定县长浜乡斗争中打徐嘉如、徐衡人时，大部分民兵将民兵符号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们动手打，妇女小孩都离开了会场。江阴县长泾区沈舍乡一次斗争4个地主，打死2个，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不知为什么要打死，反映说：“有罪应由政府判决，为啥要打死呢？”
　　高淳县双桥乡斗争地主时，乡干部用皮带抽打，致使一些群众同情地主，“哎呀，还光着身子，打不痛？”
　　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当对她灌凉水时，80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0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当汤万金外出讨饭时，群众给得特别多，反而同情他。
　　江宁县水晶乡斗争地主袁慕鑫时，民兵队长周大好亲自跳到台上打，农民说：“把他打晕，怎么和他说理。”
　　四、乱斗乱打的情形为何发生？
　　乱斗乱打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1951年11月华东第二次土地改革典型试验会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的方针，干部们普遍将此方针理解为中共政策的改变，是纠正过去“和平土改”的偏向。
　　苏州市有的干部认为，“放手是不要领导，这样可痛快了，过去领导抓得太紧，所以只好和平土改”；太仓县一些干部认为，“过去上级约束太严，处处受到限制，现在有办法了”。
　　一些区允许斗争会任由少数农民、村干部甚至二流子摆布，土改工作队干部默不作声。无锡县南泉区有些群众反映：“现在政策大变，可打可杀，工作同志变成木头人了。 ”
　　部分干部认为：“发动群众就是开斗争会，而斗争就是打，只有打过，才是斗争过。打得狠就是狠狠地打一顿。群众发动就是轰轰烈烈的热闹。”
　　无锡县一些干部认为，放手发动群众非乱打乱杀不可：“既要放手，为什么又要遵守八项纪律呢”，“要去掉打、剥、跪、爬，发动群众是困难的”；有些干部甚至表示，“不许我们干部打人，就情绪不高”。
　　无锡县荡口区坊桥乡干部还认为：“使农民能打骂，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收获。”土改初期，有些干部有所顾虑，怕承担责任，不敢乱来；当乱斗乱打的空气弥漫苏南农村时，他们很快就抛弃了顾虑、恐惧和胆怯，如脱缰的野马，在斗人打人中大显身手了。
　　其次，在土改干部的宣传、鼓动和引导下，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随着土改诉苦的展开而加深，加上干部的怂恿煽动，于是一些农民便一哄而起。
　　另外，北方来的老干部把在江北土改时乱打乱杀的经验带到江南新区，导致了弥漫苏南的乱斗乱打。而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中也有些人本来是流氓，他们借斗争地主公报私仇。
　　黄炎培视察苏南土改情况回北京后写道：“群众的心里是容易冲动的，个人振臂一呼，大众跟着跳起来，只要呼者言之成理，就会接受，至于呼者话有没有别情，这不是在纷扰中间所能精心辨别出来的，且群众的行动，很可能过火，竟可以说往往过火。”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论及中国的土改运动时指出：“毫无疑问，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释放出来的农村社会冲突的内在动力中，有一种巨大的暴力和恐怖的可能性。”
　　再次，先发动群众性批斗打人，后建立法庭，斗争会代替了司法，干部指导下的群众代替了执法机构。
　　苏南行署土改委员会主任欧阳惠林的看法是，发生乱打乱杀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人民法庭组织迟了一步（中央在1950年7月才公布人民法庭组织通则），无法运用人民法庭惩治不法地主。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
　　事实上，人民法庭普遍建立之后，苏南土地分配结束了，但乱斗乱打仍时有发生。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2 12:37:24
　　41、邵阳土改的极“左”思潮

　　中央领导人虽然想避免土改中发生乱打乱杀的“流血斗争”，并用《土地改革法》给以约束。但是，“宁‘左’勿右”已经是痼疾，法律如何能约束得住？当年的土改干部何之光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土地改革法的夭折》，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8期。该文叙述了新区土改时极“左”思潮沉渣泛起、《土地改革法》夭折的情况。摘编如下：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刘少奇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政务院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由于“依法土改”，贯彻执行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地主分子陷入农民的汪洋大海，极其孤立和惶恐。在这种有声有势、合理合法的斗争形势下，即使是顽固地主也不能不看到，只有下决心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从而也可看到，土地是回农民老家，而不是哪一个“恩赐”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对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可以说，这是党领导土地革命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于是，1747年土改时的极“左”沉渣泛起，中央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等土改法律夭折，一场“流血斗争”再一次横扫中国大陆。
　　首先，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60个重点乡减少为46个。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1952年4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人生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13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2 19:35:16
　　42、对“四类分子”政治上的打击（1）
　　（刘小京 ：《刘家湾往事——关于1950—1970年代农村阶级斗争问题的案例剖析》摘录）
　　对于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来说，熬过大饥荒已属万幸，但阶级斗争的巨潮又铺天盖地而来。如前所述，从四清运动开始，推广广东花县管制和改造四 类 分子的经验，提出“政治上的打击，经济上的削弱，行动上的限制”的一整套措施下面，就看看这一套措施贯彻以后，对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意味着什么。
　　（1）“政治上的打击”
　　【1】在政治打击方面，很多人都谈到了那种让人心惊胆战
　　的批判会、斗争会。
　　“历史反革命”刘戊全。据蒋书记、刘丁泉的回忆，每回开斗争会，刘戊全都要在场。开会就骂他，骂就骂得要死。老何的父亲是“历史不清的反革命”.老何回忆说，开斗争会也斗过我爸爸，说：你在社会上是一个历史不清的反革命分子；反正你历史不清。蒋书记说，那时，把地主富农喊做“活靶子”、“死老虎”，每天都要斗“活靶子”，扎个草菩萨，用纸糊上，每天去斗那个东西，上面规定要搞，只分配任务，说是要斗几次，硬要斗。这种会地主也不参加，是指桑骂槐的。
　　文 革中“升格”为西山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县干部老黄，回忆了当年自己在西山镇被斗的一次批 斗大会：1968年6月8日，西山公社召开反击“二月逆流”的“万人大会”。由于那天天气很热，虽说是万人大会，到会的实际上只有400多人，还包括湘中二中的200多名师生。会上，每个大队都送了几个“反动”典型供集体批判，斗争台上站着20多个五花大绑、头戴高帽、肩挂纸牌的批判对象。大会着重批判的是某大队一个姓黄的知识分子和湘中二中的饶校长。批判发言强调：姓黄的知识分子写文章歌颂“黑三线”人物汤老先生和美化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阶级调和论；说湘中二中的饶校长是混进革命队伍内的阶
　　级异己分子，压制革命师生停课闹革命。
　　县干部老黄还专门比较了当时公社批 斗会和大队批 斗会的差别：到公社还文明一点，公社干部比大队干部觉悟高一些，他是国家干部，大队就是打人，挂牌子。
　　【2】开斗争会之外，还有办“学习班”、“劳改队”。
　　在回忆录和访问中，县干部老黄讲述了自己进“班”的经历：1968年9月某日，西山镇地区举行了一次最具规模的批判大会。这是西山地区首次召开的统一批判大会。大会分别从6个公社共绑来50多名首要分子陪斗——第一天集中，第二天批 斗，第三天游路.游路队伍前边是“走 资 派”，中间是“阶级敌人”，后边是革命群众。批判大会刚结束，立即进行了大抓“坏人”的群众专政运动，说是落实“林副统帅”的指示。那时“坏人”的概念就是“地富反坏右”、“二十—种人”、“走 资 派”、“外流分子”等等。西山镇仅两天时间，就抓了130多人，集中关在两间大屋里——男的一间，女的一间。每个大队都送来了所谓“坏人”，少则三五个，多则七八个人。每天，被抓人员早上吹哨子起来以后，洗漱完王，就整队向毛 泽 东像三鞠躬，祝福他万寿无疆，然后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还背毛主 ，搞早请示；最后静默三分钟“反省”自己的“罪恶”。接下来看守就训话，今天做什么事情。吃了早饭，就去搞劳动，做苦工——青壮年男子挖河沙、修路，推车子，中年妇女在菜土里扯草，老年人、地主分子老婆就到食堂去洗碗筷、拣菜。从某某学校至陶家湾一段公路，原本坑坑洼洼，经被抓人员数月劳动，修整得又平又宽。劳动和生产队差不多，但是有看守，不自由。譬如说，那些人去劳动，旁边就有一个戴红袖章的看守，你们在河里挖沙，他就坐在河边看着你；到了两个钟头，大概上午10点钟，就可以喝点水，休息一会儿，休息20分钟，11点钟又去搞一个多钟头，然后就去吃中饭，工具就放在河里面，下午继续搞半天，5点多钟又整队回来。洗澡都是凉水，没有热水。晚上吃晚饭后，唱革命歌曲《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背诵语录，主要背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背诵完后，就攻读“毛选”四卷，主要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那篇文章，因为那时很多人都不认识字，就让我念，而且要反复读第一段。这我记得清楚，主要是两句话，——“两条路摆在南京国 民 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面前：一条是向蒋 介 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 介 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 介 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以此寓意被抓人员只有老实改造，才是出路。这次集中看管共搞了3个月，至1969年元月结束。
　　老黄在回忆录和访问中说：1969年秋，西山镇地区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贫下中农宣传队和运动工作组。工作组借两个出身地富家庭的青年，在正月间相会聊了一阵天为由，硬说他们在商谈组织反革命行动，要谋杀革命人民和共 产 党员。如是在全公社范围内大肆捕人，共关了20多人，分别关在各个大队部。工作组对这些被关人员，吊在楼梁上严刑拷打，凶器有木棍、扁担、土砖、棕绳等，有的被打破头，有的被吊断手指，有的被打断肋骨。共运动了个把月，还是未挖出反革命组织。最后是，某大队的谭某禁不住吊打，自杀身亡；张某、贺某送县公安机关关押；黄某、成某破狱而出，流亡江西、湖北多时而后归。时至1970年初，工作组搞运动搞累了，加上春耕在即，更重要的是上面来了新的指示精神：“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被关人员一一释放回家。临走时再一次学习最高指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等。
　　黄卯曾讲述了自己一段痛苦不堪的经历：那天，一夜之间，我们家八个人，除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其余的都关起来了。就说我们家是地主，要造反。关在里面，专打四 类 分子，地主子弟也有被打得狠的。那就打得狠。打得死去活来。比土匪还打得厉害。当时我跟刘戊林、刘戊蔗兄弟都关在一间屋里面。刘戊林、刘戊蔗就都被打得要死。还游街。是地主分子，就带着高帽游行；是地主子弟，就一个个挂牌子，上面写着“地主子弟谁谁谁”。怎么得了！那就是实在过不下去了。也没有地方跑。往哪里跑呀？一听到说你逃跑，就要把你抓回来。刘戊蔗就是跑了被抓回来的。被打了一顿，然后发给他一面锣，自己敲，自己喊：“我是地主崽子，我不老实！”后来，老实的，关了十几天就放了；不老实的，关了好几个月才放。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3 07:09:31
　　43、对“四类分子”政治上的打击（2）
　　【3】其他的名堂也不少。
　　例如：“谢罪”。刘塘的刘丁禹和刘戊寰，都曾谈到尊堂大屋刘丁谅的“谢罪”。据他们介绍：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遣送回籍后，就说他家是大地主，过去怎样压迫人民，现在要给人民谢罪。就要刘丁谅在桥上下跪，有人过桥，就给人磕个头，把他也搞怕了，他就没有胆了。
　　“抄家”。黄卯回忆了文 革期间自己所经历过的“抄家”：经常突然抄家，半夜跑到你屋里头，搜一顿。其实，我婆家屋里已经找不到什么东西了，我丈夫的爸爸是医生，家里就有一点书，全抄了。一个给死人用的明钱都要抄走，讲那是四旧的东西。
　　甚至连早已为人民政府没收了地主大屋，也成了打击的对象。这一次的名分是“破四旧”。蒋书记回忆了文 革期间的“清大屋”：把刘家湾的朴堂大屋屋顶上原来有些瓶子、葫芦，那些东西都打掉了，叫扫除毒草。再有就是一些老书、一些神主牌子，就是烧呀。
　　还有一种羞辱令人刻骨铭心。据曾亲历苦难的县干部老黄还介绍说：文化革命期间，地主、四 类 分子每人要佩带一个纸的符号，你是反革命分子，上面就写着反革命分子某某；你是地主分子，就写地主分子某某。符号上有一个小夹子，用别针夹子夹着。地主、四 类 分子开会整队和学习的时候，必须挂在胸前。平常干活的时候，怕把符号搞烂了，可以暂时放在口袋里。符号坏了以后，还要再换新的。
　　凡是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每时每刻都可能因为一些莫须
　　有的事情，遭到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警惕性的人们的贬斥。
　　据当时的报道：湖南安乡县有一个雷锋式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叫李某某。他经常教育干部坚持贯彻阶级路线。1963年3月，他检查耕牛养护工作，发现某生产队安排地主卜某喂牛。队长黄某向李某某解释说：卜某手有点不方便，照顾他一下。这位大队书记李某某马上提出严格批评：贫农、下中农里的困难户，你不照顾，为什么偏偏照顾他？当晚，就不要卜某看牛了。李某某还耐心地教育干部：阶级敌人一刻也没有睡觉。我们要紧紧握住“印把子”，决不能让阶级敌人
　　钻空子。
　　他们甚至动辄得咎。黄卯曾深有感触地说，总之，是地主，是地主子弟，就要小心一点，就算看着你笑，人家还说你嘻皮笑脸；要不笑，就说你仇视贫下中农。真是一句话没讲好，就被……。青山镇戴寿莲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文 革中，我家被抄了；后来开会时，大队治安主任将丈夫给我的信件全部退还给我。我就对丈夫说，大队治保主任是党员，表现还不错。结果，这件事被大队知道了，就成了“诬陷我们的好同志、好党员”的罪行。为此，民兵营长把我反扣着手，捆绑起来，关到保管室，还将绳头结在门窗木枋上。出堂受审时，屋里有黑压压的一群人，民兵营长要我跪在地上，他一个耳光打来，我头一偏，没有打着。还威胁说，你这不老实的东西，犯了什么罪，今晚要在这里老实交代，否则要你死路一条！我活像一个会说话的动物，也颇像中世纪的奴隶，由他们施为。（戴寿莲，第166—167页）
　　另外，从当时的上报材料中，还读到这样的材料：“四清”运动中，益阳县某某公社官僚地主匡某某，仅因为劳动中不服从生产队长的安排，并在相互口角中，讲到要烧队长家的屋——搞得好，给你剩一把草；搞得不好，给你剩一把灰——就被定义为该公社“一股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的反革命逆流”中的典型案例之一，属于“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趁机兴风作浪，进行破坏活动”。（《内部参考》，1964年9月4日）当时的另一份上报材料，也披露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1964年，湖南桃源县某公社富农何某娶媳妇，杀猪宰羊，大办筵席，准备请附近100多社员吃喜酒。但是，刚在省里开完全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的贫农、下中农代表罗某，由于通过代表会“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敌我”；因此，当即戳穿了富农分子企图笼络人心，妨害春耕，剥削群众的花招，及时召开了社员大会，大讲阶级斗争，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结果，通过这场教育，富农的“喜酒”便无人问津了。（《内部参考》，1964年6月5日）
　　另据《湘西北县志》载：文 革期间，合水公社地主分子詹元秀，在社员曹伏元家借到鞋样子，为外白做周岁鞋，后在詹秀元家搜查，发现鞋样子是用毛 泽 东主席像剪的，曹怕挨批 斗，拒不承认，反骂詹诬蔑自己，因为鞋样子是从詹家搜出来的，詹被批 斗作了交待，令其写检查，詹是文盲，代笔人上纲上线写交待，把作案动机写得很恶毒，1968年12月，詹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3年。（《湘西北县志》第124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3 18:06:48
　　44、对“四类分子”经济上的削弱
　　（2）“经济上的削弱”。
　　【1】这首先就是出“义务工”。
　　据县干部老刘回忆，要求四 类 分子尽义务工，县里有个原则规定，公社和大队都有明文制度，规定一年必须要多尽好多义务工。这是社教以后规定下来的，执行到70年代中期。这个义务工的制度还规定，四 类 分子的义务工由大队上执行，以搞公益事务为主，修桥，修路，学校啦，由治安主任带队；公社也可以直接调用，调用时，由每个大队的治安主任带着本大队的四 类 分子来尽义务。但是，四 类 分子不比普通劳动者，那搞义务工时，凡是没有摘帽的四 类 分子都要来，连那些不能劳动的婆婆姥姥也得来。做不了事你站都要站在那里。那个还是很厉害的。在访谈中，老何和黄卯也都提到了地主、四 类 分子出义务工的问题。他们介绍说，每个月至少要出四、五个义务工。凡是修路什么的事，往往就要地主分子出义务工去做。在最极端的时期里，这种义务工甚至还出到了地主、四 类 分子子女的头上。那大约是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据黄卯的回忆，是只搞了一年义务工。黄卯还说，大约是在68—70年间，我们这些是地主子弟的，一年要多出两百工分的义务工。算工不算钱。县干部老黄也说：地主分子、四 类 分子要出义务工。我都出过，修路呀，修桥呀，那是没有工分的。蒋书记也承认，按照规定，凡是划了分子的，每年都有好多义务劳动。比如讲公社植树，规定他们搞两个工，叫无偿工，没有报酬得的，组织这些分子，叫他们去搞两天。
　　【2】其次是在评工分时压低底分。
　　县干部老刘介绍说，这就是把四 类 分子的底分降低些，应该定十分的，给定九分，应该定九分的，给他定八分。这一般是生产队自己做的。我在办点的时候，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事：评工分时，我看四 类 分子做工也老实，也出力，觉得应该差不多。贫下中农就不答应。他说：那不呀。当时的观点就是贫下中农就应该比地主要高一点。按照当时农民的口号就是：打四 类 分子不犯法。所以，在工分上的克扣也就是家常便饭了。官僚地主出身的县干部老黄，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人民公社时期，男的全劳力是十分，半劳力是八分；女的全劳力是六分。而地主分子一般是八分、六分。当时我就是八分。还有一种情况，据县干部老黄介绍，集体分配时，你做了的工分还要再减。比如说你做了二千工分，那就减去你四百分或者五百分，你只有一千五百分参加分配。老黄还说，这样算下来，地主、四 类 分子的工分比起同等劳力来说，要少差不多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当时我那种情况，不可能结婚；但我一个人一年做下来，只能得到二千分，还不能够养活自己。
　　【3】人民公社时期，自留地、饲料土是农民的“命根子”。但在自留地、饲料土的分配上，地主、四 类 分子家庭往往要吃些或明或暗的亏。这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别人超标多分，而对地主、四 类 分子家庭按标准分。刘戊林所在的生产队就是这样干的。他介绍说，阶级出身不同，分到自留土和饲料土的数量当然就不同了。当时我家里是三口人，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因为我们是地主子弟，别人可以在分自留土和饲料土时，多分出一些，可我们却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实数。我家的土每个人真的只有五厘，而且是不好的土；可人家贫农家的土可能是最肥的土，而且是每人一分，可以比我们的多出一倍。分山也是一样，他们的山也多分一点。
　　另一种是数量一样，但土的质量有差别。黄卯和元堂大屋的刘戊寰所在的生产队，就属于这种情况。黄卯介绍说，家里分的自留土和饲料土，尽管在数量上和贫农家里分的一样，但却是没有好土。刘戊寰也介绍说，在分自留土的时候，大家都站在那里看。地富出身的都是不做声，但是都会计算，心里清楚。因此，分的数量还是会给足实数。但肯定是要次一些。
　　黄卯认为，当时地主家能有什么样的待遇，就看生产队里的人了。生产队的人要是好一点，你还可能和别人一样的分东西；如果生产队的人恶一点，那就分得不同。有的队里地主粗粮都没有给分；生产队一年到最后往往也还有一点谷子分，那地主家就可能没有。
　　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上的削弱”还可以演化为对私人财产的无偿征用。当时湖南衡山县的一份上报材料中披露：某生产队雇农谷某某，到“四清”时，全部家产除了政府救济他的一床棉被外，只有一个木柜，一口破锅，两个碗，三双筷子。于是，在县委工作组的参与下，经过支部研究，公社审查并报县人委批准，征收同队富农康某某房屋两间给谷某某居住。（《内部参考》，1964年7月24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4 06:45:10
　　45、对“四类分子”行动上的限制
　　（3）“行动上的限制”。
　　老何说，我爸爸是历史反革命，搞我爸爸那比搞那些地主更加搞得凶，更加管得严。他三至五天就要跑到公社写检讨。他总是要你交代你的历史不清。你在国 民 党手里干什么事，要把干过的事都要交代。刘戊林也说，我所在的生产队离公社只有几里地。反正我们“分子”一开会，就是到公社去。县干部老黄也介绍说：地主分子每个月要到大队去“学习”一至两次。而所谓学习，就是交待问题，接受训话[44].青山镇戴寿莲也回忆说，自己被划为地主分子后，每个月农历的初一、十五的早晨，都要去大队治安主任家里开会，将半个月的思想行动书面汇报，然后由治安主任训话一通。（戴寿莲，第159页）黄卯也回忆说，那个时候，地主子弟不准出门打工，就算你本来是木工，也不准出去做工。
　　文化革命中劳改释放回原籍新化县农村的武大希，也曾在回忆录中写到：1969年2月18日，戊申除夕，我回到了一别二十年的故乡新化油溪。下午，生产队长就来到我家门口，正颜厉色地吩咐一声：“不要出去！”春节刚过，遵照公安部门的指示，我去大队部报到。大队支部书记不让我进他的门，叫我站在离他三尺远的坪里，在寒风凛冽中，王恭王敬地听候他的训示。他总结我四大集于一身：大知识分子、大干部、大右 派、大反革命。对我宣布约法三章：其中第一条，就是彻底孤立，不许与任何人来往，也不许任何人进我的家门，包括我的亲戚本家在内。这个约法三章到生产队来执行，就更变本加厉了。我完全被生产队的队长软禁起来，哪里都不能去。早晚都要受到他的清查和监视。在工地劳作时，男女社员在一边劳动，把我一个人单独安排到另一边劳动。不许他们同我讲话，连看都不许看我，好像我患了大麻风似的。（武大希，第183—184页，第186页）
　　甚至于读书看报都可能在被禁止之列。新化县的武大希回原籍后，在大队书记的“约法三章”中，就有“不准许看书刊报”。——大队书记说，你们右 派分子就是读书读多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书本全部没收，包括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在内。反革命没有资格读这些书。武大希回忆说：他们没收了我的书不要紧，古典文学、马列经典，我还能背一些，于是我就用悄悄的背诵、温习来与愚昧抗争，从中也可得到一些安慰和启示。当他们烧我的书时，我就在心里咬牙切齿地说：“好，你烧得了我的书，却烧不掉我脑子里的东西。”惟有不准看报才难过。一个办报出身的人，怎么能不看报纸呢？于是只好偷偷地跑到几里路远的卫生院和供销社借报纸看。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和供销社的营业员都有文化，他们都同情我，乐于借报纸给我看。看到干部来了，我就丢掉报纸赶快跑。偶然被他们发现了，晚上就开会质问我：你是怀着什么动机、什么目的看报纸的？他认为你看报纸是别有用心，窥测方向。（武大希，第186—187页）
　　1966年底下放桑植县农村落户的“右 派”分子蓝岗回忆说：下放一年多之后，我被宣布为“管制分子”，让我自带苞谷，到公社武装部参加“黑五类”集训，集训期为半年。（朱正，第240页）
　　这种对地主、四 类 分子的行动限制，是由来已久的事。它有时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领袖与亲友的正常往来。毛 泽 东与毛碧珠[46]的关系就是实例之一。韶山与湘中县相毗邻。1959年，毛 泽 东回韶山，设宴招待父老乡亲；由毛 泽 东亲自向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提名，总共有40多人。其中就有毛碧珠。但因为毛碧珠被划了富农成分，公社干部就把毛碧珠的名字从邀请名单中除掉了。毛碧珠在得知毛 泽 东回乡的消息后，前往求见，也被有关人士拒绝。尽管在一天之内，毛 泽 东本人曾连续三次问道“毛碧珠怎么没来”。但公社干部仍“感到不好回答，没有人做声”；村干部只好答称：“碧珠划了富农了”。毛 泽 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毛 泽 东叮嘱道：“一定要把他找来！”有了这样一番较量之后，毛 泽 东才得以于次日接见毛碧珠。期间，毛 泽 东对毛碧珠说：“你这富农可划可不划。”“你老了，身体也不大好，不要去劳动了。告诉你的后人，听党的话，好好工作。”毛碧珠还同其他乡亲一道，与毛 泽 东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赵志超，第205—206页，第496—497页；谢柳青，第239—241页）
　　毛 泽 东与李梓阁的关系也大致如此。1952年，毛 泽 东的老师李漱清与好友邹普勋，应毛 泽 东之邀去北京。在与毛 泽 东的闲谈中，毛 泽 东询问了李梓阁的情况。问道：“井湾里梓阁先生还在吗？”李漱清回答道：“还在。只是家里搞绿了。”“他怎么搞绿了？”“划了地主。”“他为什么不一起来呀？”李漱清反问道：“他是管制的对象，还能来吗？”毛 泽 东解释说：“家里绿，这是必然的，因为他过去富裕。”停了停，又说：“李梓阁是个好人。”（赵志超，第350—351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4 17:43:59
　　46、“四类分子”的儿子娶媳妇极难
　　（4）日常生活屈辱艰难
　　首先要介绍的是，在承受着太多屈辱与不幸的过程中，日常生活里的地主、四 类 分子，被迫表现为非常肮脏、猥琐、谦卑的形象。
　　文化革命前到湖南千山红农场插队的复耶，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所见的地主：四十来岁，穿件稀烂的棉袄，腰间系根粗绳，还经常
　　流清鼻涕。（韩少功等，第87页）在古华所描写的芙蓉镇里，五类分子那些人渣、垃圾，也是一身穿的邋里邋遢，脸块黑得像鬼。（《芙蓉镇》，第94页）这样的形象，既有艰苦生活所刻下的印记，也有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不得以为之的“伪装”。
　　接下来，要说明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也是吃尽了苦头。
　　历经磨难的青山镇戴寿莲，曾这样概括自己1950—1970年代的日常生活：在那个年代，我除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人身侮辱、精神折磨，还要在衣食住行上加给我种种磨难，使我不得安居。上学要分阶级，干活、日常生活都得讲阶级，讲阶级斗争。（戴寿莲，第170页，第186页）黄卯也回忆说，那就是分了这块土给你做自留土、饲料土，你就只许在这块土里面搞，再不许在别的地方搞。你要是在你屋后面挖块土，种红薯，种点什么菜；你要是喂了头猪，挣了点钱，喂了只鸡，生了个蛋，你家里就是搞资本主义。那时候是越穷越光荣。你总得想如何才能穷。但那时候讲阶级还不是像后来那么厉害。就是一个穷。平常派工的时候，好活、轻松一点的活，比如说做一块田，可能干个大半天甚至半天就干完、却包30个分的活，这样的事地主子弟想都不要想，你干不了。只要是重活，就要地主子弟做。县干部老彭说：土改以后，在农村里面地主富农子弟就没有出头之日，真正讲可怜，也就是地主富农的子女更可怜。那个时候，对地主富农子弟，就是——你干不干坏事都整你。大队干部刘丁泉说，搞到后来，连上厕所都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如果上的是好厕所，那就说你是搞资本主义。
　　下面，再撮合手头资料，对1950—1970年代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家属的日常生活作一些描述。
　　【1】首先是婚姻问题。
　　1950—1970年代的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婚姻问题，大
　　致涉及两类情况。
　　一是地主、四 类 分子配偶或因政治压力、或因生活所迫而再婚、改嫁。如敏公大屋的刘戊林就属于这类情况。四清运动中，地主出身的刘戊林又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妻子迫于政治压力，带着孩子改嫁他人。曾在国 民 党军队中当过营长的邓先生，随国 民 党军队逃到台湾后，妻子亦因带着几个孩子无法生活，只得改嫁他人。青山镇戴寿莲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样的实例：戴寿莲的金秋兄，原是国 民 党军队的团籍干部，1949年随部队起义；后他被判了徒刑，在一家监狱工厂劳动，妻子因生活无着，政治上受歧视，被迫改嫁他人。以后，金秋兄又遇到特赦，接着又得到平反。金秋兄又成了新家。两人见面，每次都是含着眼泪送走了她。（戴寿莲，第197—198页）在1950—1970年代的湘中县，此类情况多到不胜枚举，这种妻离子散的惨剧，局外人很难感受其创伤之深。另有一些已婚妇女，是在丈夫病故或被镇压后，或因政治压力、或因生活所迫而再婚、改嫁的。湘中县籍辛亥革命元老幼蝉先生的后妻西山婆婆就属于这种情况。据了解内情的人士介绍，幼蝉先生抗战中逝世时，西山婆婆的孩子还不到一周岁；土地改革后，西山婆婆没有生活来源，不会种地，又不能做什么其他工作，只好于1953年改嫁给贫农某某。改嫁以后，因为她是地主出身，后夫及家人也看不来。夫妻生活毫无幸福可言，境遇也不好。没几年就死去了。去世时也只有40来岁。
　　二是地主、四 类 分子的子女的婚姻问题。在1950—1970年代，地主、四 类 分子的女儿嫁给基层干部或积极分子，往往被称为施“美人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往往成为一项罪行。例如，在四清运动中，仅名花公社一个公社，就查出被敌人用“美人计”而拉下水来的干部21人。这包括：某某大队副大队长吴某某被富农分子黄某某拉过去，讨个富农女；吴某某介绍黄某某当了石灰矿的会计；某某大队富农分子欧婆，把自己的女儿许给队会计欧某某；等等。（《伟大的革命运动》，第125页）正因为此，在访谈中，蒋书记回忆说，那时喊阶级斗争。地主家的儿子找老婆，贫雇农不准，积极分子更是不准。蒋书记还说，地主家女儿对一般贫雇农的，70年代以前没得，70年代以后就可以。如果说，地主、四 类 分子家的女儿还有可能施“美人计”，地主、四 类 分子家的男孩的情况可就糟糕透了。县干部老彭说，地主富农家的男孩子，绝大部分都找不到对象，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结婚；女孩子要好一些。黄卯也介绍说，我们这里，地主出身的男孩，好多都是单身。地主家男孩找贫农女孩的也有，但有些是不肯呀，屋里的父母不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尽管在政策也没有说不允许地主家的男孩找贫农家的女孩，但总归是阶级不好就什么都不对。老何，到1988年才结上婚，而且堂客还是从相对贫穷的石门县花钱“买”的。老何还说，我大哥大我一两岁，他结婚也结得迟。对此，老何的解释很简单：我们兄弟之所以结婚晚，当然同家里的“历史问题”有关系。[51]青山镇戴寿莲在回忆录中也写道：按当时农村习俗，我有几个儿子已到了谈婚择偶的年龄，但我的成份地主，农村在年年月月日日讲阶级斗争，姑娘们望而生畏，怎敢与这样家庭的小伙子谈婚论嫁。（戴寿莲，第190页）
　　最后，有必要强调的是：所谓地主、四 类 分子家女儿的婚姻问题“要好一些”，也多与一系列心酸的往事纠缠在一起。刘丁泉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土改以后，我们乡上的一个民兵营长，看上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孩，一要定了她，就强迫她和自己结婚。那个女孩其实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因为她家是地主。结婚那天，也是请了厨师，肉也搞了一堆。为了防止女孩跑掉了，他还让乡里面的民兵去堵。但还是没有成功。后来这女孩不得不嫁到外县去了，离这里有一百多、两百里路。黄卯也介绍说，1963年，我出嫁了，丈夫家也是地主出身。我们的大队书记就说，你是“鸡窝里跳到鸭窝里”。自己是一个地主，为什么还要嫁到地主家？
　　有时，这种成份问题还可能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不平等地位合理化的后果。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中农王菊生妻子，娘家是地主成份，而王某人平素对人，讲究权术。他的这位内助的聪明和才力，其实并不弱于他。为了控制她，压服她，尽管妻子已过门十年，他仍然是首先抓住她娘家是地主成份这个小辫子。他继母娘家也是地主成份，但继母十五过门，只如今整整有45年了，就因为有这个把柄抓在王某人手里，也把她管住了。（《山乡巨变》，第66页，第170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5 06:23:46
　　47、“四类分子”子女上学受限制

　　【2】其次是子女的升学和进步。
　　地主、四 类 分子的子女，曾经被以“可教育好的子女”[54]的称谓归为另类。早在1952年，X 公就曾在写给在家乡教育界工作的儿子子谷先生的信中，明确提出：现在，中学助学金不多，应该发给贫苦的工农子弟。地主子弟他们目前需要的是从劳动中改造他们的阶级意识，达到作为新人，改变其成份，而不是急于认的几个字，失学对他们并不是坏事。
　　这样的路线贯彻下来，对于地主、四 类 分子家庭的影响不言而喻：黄卯曾痛苦地回忆道，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都讲地主成分和出身。到了74年的时候，也就是我家大妹子读书的时候，还有人喊她地主崽子。青山镇的戴寿莲也在回忆录中痛心地说，我的几个孩子，读书成绩都好，但因受上辈和我的牵连，只得中途停学。1967年秋天，我的平儿小学王业，尽管成绩优异，也因为出身不好，不准再升入初中。而且说不准就不准，没有讲理的地方。他渴望读书，渴望升学，他偷偷地哭，哭也无济于事。自此以后，他被作为半个劳动力，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一个整天，评工六分。我的坚儿、清儿也早已高小王业，也不准上初中。大概那是培养接班人的地方，得强调阶级路线，怎么能培养一个地主子弟呢。县干部老黄也说：1961—1962年，我读高二，就贯彻阶级路线了，就开始受歧视了。同学们开会，就是贫下中农子弟去开会，地主富农子弟就不要去参加。当时我们班上有三十五、六个人，有六个地主富农的子弟没有参加会。这我清楚记得。当时的通知是教导主任龙某某发的，他说：黄某某，你就别去参加这个会议了。一个老师还告诉我，高中王业考大学，学校里有两个鉴定，一个是交给学生本人的，你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都可以看到，但那个没用。内部还有个鉴定，这是放到档案里面、真正起作用的，上面写着此生宜取录或不宜取录。送到高校说此生不宜取录的鉴定，大部分都是地富子弟。你成绩再好，也是写不宜取录。我们班上六个地富子弟中，只有一个是上了大学的。那个同学是非常积极的，在学校表现是最好的，最背叛家庭的——父母来学校看望，都不理睬，家庭划清了界限。所以，尽管表面上是说：“家庭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实际上根本不能选择。（戴寿莲，第169—170页）
　　升学不行，想靠自己的努力来谋求发展和进步也难。黄卯回忆说，打队、生产队里的电工、管水员、广播员，还有赤脚医生，这些好事都不可能有你的份。县干部老彭曾回忆说：我是55年上半年读高小的时候入的团，当时我是少先队大队长；我有个同班同学，是少先队副大队长，他家是地主出身，他表现很好，始终争取入团，但一直到55年下半年我们入初中，我这个同学就是入不上团。上初中以后，我又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当时班上团员只有几个，我们班上有一个姓谢的同学，表现格外好，我每次介绍他入团，就是介绍不上，每次证书都填了，到县里就打回来，后来这个姓谢的同学升学都没升成。后来我想，大概是老师不好公开告诉我他是地富子弟，就内部掌握了，反正不批就是了。大约就是从55年下半年到56年起，县团委批团员就掌握了，出身不好的就不行了。洪卯也在回忆录中写道：文 革后期，我的强儿也长大了，这孩子从小歌唱得好，身段不错，又能吹一手动听的笛子，很招认喜欢。他极想考入县剧团，可就是因为已经去世的父亲的所谓问题，两次都未通过政审。另外，一些在长沙等城镇定居的湘中籍青年，也因出身问题，升学就业无着，不得不“响应”党的号召，回老家农村插队落户。《湘中县志》载：1964年，根据中 共中央“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锻炼”的指示精神，首批下放城镇知青178名，组成“知青”小组，到双江、回龙等4个人民公社的13个大队插队落户。朴堂大屋的姻亲廖卯就是这批城镇知青中的一分子，她属于“去台人员子女”（洪卯《我的人生之路》；《湘中县志》，第216页）
　　就连“后十条”（草案）中也不得不承认：现在有一种偏向，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等同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多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后十条”还承认：有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对于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青年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则被认为是丧失立场，甚至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国史通鉴》第2卷，第549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5 19:35:36
　　48、“四类分子”住房很差
　　【3】还有居住问题。
　　1957年，湘中县农村有住房70多万间。大 跃 进时，为解决所谓“大水大肥”问题，县内曾先后数次掀起大规模的拆屋、搬家风潮，总共拆掉农民住房15万间，还有5—7%的农民住房被公社、大队、企事业单位无偿占用。此后，尽管湘中县委曾发出过解决社员住房问题的文件，而且到1969年，已帮助农民新建房屋15万多间。（《湘中县志》，第358页）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事实是不言而喻的。即地主、四 类 分子家的住房被拆、被占后，未必都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从而使地主、四类分子家原来就很不堪的居住条件，更加不堪。
　　田野调查的情况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黄卯回忆说，我爸爸老家也在刘家湾，我家原来的房子土改的时候被没收了，就安排我们住一间烂茅屋子住。到搞人民公社，又把我家的烂茅房子拆了做肥料了。当时，人都被搞到一块地方住着。62年下食堂，我家就没有地方住了。借这家住一下，借那家住一下，就那样子。我们过年的时候都没有屋住。
　　县干部老黄说：我家里房子大炼钢铁时给拆了，过去我上学时，就长期在学校里住，高中王业后，我回到老家，我当时没有结婚，只有一个人，先是在学校里代临时课，代一个月或十几天，就借宿在那里。总共代了七八个月的课。后来到正式开始四清，我就不能代课了，那就只有回到老家，跟当地的一个书记借了一间半屋住下来。其中，有半间是瓦的，就做住房；那间草屋就做厨房。后来林场里要人，都不愿意去，因为在家里可以搞些小自由，也算是有点收入，要在林场住，就不能回来搞小自由了。我反正没家，就搞了我去了。我就住在林场里。在那里种点小菜，种点树。
　　青山镇戴寿莲也回忆说：土改以后，祖母、婆婆被赶到三间茅草房里去住。1957年我下放回乡后，社里安排我家住到某某滩的下屋场，租住别人的三间小屋。从此，就三代人挤住在一起，婆婆也在这里离开人世。文 革初期，屋主自己要搬回来，生产队又要我们搬到祖母、婆婆原住的三间茅草房去。我当然不敢违抗，只能遵命照搬。这茅草屋早已被长年累月的烟火熏得黑乎乎的，一堵墙还裂开了，不仅破旧不堪，还摇摇欲坠。但五口之家，总得有个栖身之处，只好和孩子们一起修修补补，将就住下。但是，到了1972年的春天，生产队大搞积肥运动，决定要把我们的三间住房拆掉，用那些陈砖土做肥料。这对于我来说，是不敢提出任何异议的。于是，只得连夜将几件破旧家具搬到队上为我家安排的一间潮湿小屋里栖身。拆房之前，生产队说，建新房由公家负责；可等到屋拆了，砖送到了田里做肥料，就把帮助建房的事搁置一边，无人过问了。我估计了一下，三间破屋剩下来能够用作建造新房的木材没有几根，而重建三间住房，至少要30根木材，一无资金，二无劳力，要买回30根木材，谈何容易！后来，好多经过努力，终于可以建房了，可由生产队指定的地址，又是我房兄戴某某家的猪牛栏原址，土地改革后一直荒着没用，杂草丛生，一片荒芜。因为谁也不愿在猪牛栏原址上盖住房，怕住了惹晦气。但生产队长却说，盖房只能利用荒地，我虽明知就里，但也只能同意了。（戴寿莲，第186—188页，第189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6 06:22:06
　　49、“四类分子”的社会关系也带上“污点”
　　【4】甚至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成了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
　　中国社会原本是一个强调“关系”的社会。然而，在1950—1970年代，特别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所谓“社会关系”问题也曾经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对此，县干部老黄介绍了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个口号：横看三代，竖看三代。蒋书记也说，社会关系就是你在台湾有人，美国有人，这些人在那时也受管制。无庸讳言，这“管制”两个字代表了无尽的苦难。
　　湘中县籍的萧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随军入台”。据萧颐1980年代在台湾撰写的回忆录称：我们兄弟四人，除满弟1938年高师王业前去延安外；大哥土改时被划为地主，不久因“折磨饥饿死亡”；二哥于50年代初被死刑，时年仅50岁；大饥荒时期，母亲成太夫人也在家乡去世，满弟媳妇携丈夫的遗腹子投奔在青海工作的萧益长女，后因病死在西北。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地方政府已承认：当年将大哥划为地主属于错划，应改正为中农；二哥之死也属“错杀”。（萧颐，1987年，1989年）
　　客居台湾的萧贵也撰文称：余只身来台，陷老母妻孥于匪窟，音讯杳然，至去冬始得侄儿萧乾自港转来家报，具悉妻儿等自我离家后，即亦扫地出门，流落他方。妻及三男三女分窜新疆、甘肃、河北各省；大兄、满弟先后被斗争清算而亡，老母依侄儿萧乾居，生活甚苦，即伤大兄、满弟之惨死，又以我远离，生死莫卜，伶仃孤苦，终日以泪洗面，双目竟至失明，痛于民国五三年冬去世。（萧贵，1983年，1984年，1988年）
　　客居台湾的贺群也撰文称：我兄弟有四，至抗战末期有三兄弟都在军中：我服务于军委会外事局，长兄服务于廿四兵团军总部，幺弟亦加入青年军，仅次弟在乡侍奉二老。大苟撤退，仅只我在海军随政府来台。像我那样平凡的家庭，他们原想没有关系；可是却都成了黑五类，不仅在我家人居住的村庄，设立监视哨，长兄被放逐到新疆，至今生死不卜，次弟于60年被逼服毒自尽，幺弟亦经坐牢及劳改，于平反后始获余生。可怜年老双亲扫地出门，吃树根草皮先后饿死。晚辈还不能与常人受同样的教育。（贺一群，1990年）
　　被杀、被关押、被管制人员的亲属，也属于社会关系复杂之列，也要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例如，刘己频，贫农出身，年轻时当兵、升学都无可能。据自己介绍：父亲解放前没有讨过堂客。土改的时候，还分了两间房子给我父亲。我母亲原来的丈夫家是富农，曾经在国 民 党军队里当过兵，后来去世了。解放后，我母亲因不会干农活儿，没法活，就嫁给我父亲了。母亲嫁过来以后，成分就不是原来那个成分了。但是，到了71、72年，我18岁、20岁时，想出去当兵，搞政审时说不行，说你母亲成分不好，你的社会关系不好，是富农阶级，不行。当时的大队干部刘丁泉也介绍说，巳频妈妈姓周，原来嫁在何家。她在何家的丈夫土改以前就死了。巳频舅舅家是地主，主要是有历史问题，是历史反革命，后来判刑都判了6年。所以他的社会关系不好。
　　此外，青山镇戴寿莲还回忆了她二哥的一段十分蹊跷的经历。戴家二哥，地主出身，中 共地下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是在湖南省政府某厅工作，不久被分配去湘潭纺织厂，几年后下放到湘中县当小学老师。1960年10月，湘中县文教科又把戴家二哥下放到外县一个生产队，说是下放劳动锻炼，工资按月照寄。可下放到农村以后，就没有了工资。戴家二哥跑回湘中县文教科去查问，才知自己已被除名，只领到5块钱作路费。（戴寿莲，第178页）
　　戴寿莲还回忆说：大饥荒时，一天晚上，正值春寒料峭，我被安排去附近的某某队下田扯秧。临走时，为了安抚几个幼小的孩子，我用一只小砂罐熬了点稀粥，要七岁的清儿带着两个弟弟平子、华子在家，等粥煮好了，带着弟弟吃。三个孩子听说晚上有粥吃，都高兴极了，三双小眼睛，望着这小砂罐，听着罐里的水声。看着看着，粥熬好了，外面却响起了一阵紧促的敲门声，孩子们畏缩地打开了门，原来是大队的大队长来了。清儿恭恭敬敬叫了一声“大队长”，他没有应声，双眼死盯着那个小砂罐，还没等孩子们醒悟过来，这位大队长连罐子一起抢走了，孩子们没有胆量去和他争夺，眼睁望着他提着罐子出了门，消失在黑夜里，孩子们抱成一团，吞声饮泣。深夜，我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见孩子们哭成一团，知道是一罐粥被不由分说地抢去了，我也哭了一夜。（戴寿莲，第136页）
　　1958年下放到衡山县的“右 派分子”李茵也回忆说：下放以后，我住在生产队长的家里。我的东西，他们可以随便翻，随便看，他们想要的东西可以随便拿走。中秋节，家里寄来几个月饼，被他们的小孩全部搜走。（朱正，第259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6 19:50:34
　　50、“四类分子”的主观感受（1）

　　（5）“四 类 分子”的主观感受
　　在解析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家人在1950—1970年代的主观感
　　受前，有必要先品味一下旁观者的评论。
　　蒋书记说：总的来说，在那些年里，地主富农最倒霉的是土改。但现在讲起来，倒过霉的，也不只是地主富农，从解放起，什么人都要在共 产 党里过一趟关。土改是地主富农，土改复查时清理阶级队伍就搞了南下干部，反右 派就搞了知识分子，人民公社就磨了贫下中农，磨了穷人，社教运动就搞了基层干部，文 化 大 革 命就搞了高级干部。哪些人也搞了一下，没有几个人逃过去了。那个时候村干部也不好当，每年有个运动呀。还要整党整风，喊作风不正。蒋书记还特别强调说：土改后，地主、富农家的苦日子是过尽了。
　　人们对1950—1970年代个人及家庭遭遇的总体评价主要有：
　　刘戊寰说，那个时候，斗争的残酷性是没名堂的。
　　黄卯说，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也不对子女说。这一代还不能
　　说出来，要到下一代才能说出来。
　　刘戊林说，凡事都讲个阶级，这在湘中县特别厉害。
　　县干部老黄说，那时是文字狱，语言狱。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在一起，中间有一个是地主、四 类 分子或者地主、四 类 分子的子女，大家说一些对现实不满的话，尽管你可能是最后一个讲的，可这件事一但被揭发出来，很可能就成为你在煽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不满。老黄还说，最怕就是运动。来运动反正是有份，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反正就是你，反正要搞了你去。再就是看见外面来了干部就紧张，就怕是抓自己的。
　　回龙镇的王卯远，1996年在自己80岁生日时，曾撰有《自省歌》，其中仍心有余悸地写到：阶级斗争谁替得，涩酸苦辣自承当。（《王大理公家世录》，第102页）
　　青山镇的戴寿莲说：我下放农村的17年，是辛酸苦难的17年。人的价值和尊严，乃至人的基本权利都被践踏，而这些年正是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人生的美好年华，却被荒唐的年代所葬送。在那个时代里，一顶政治帽子就如顶上一个火缸，像我这样一个弱女人，更觉如泰山压顶。她还感慨地写道：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意思是说，在负罪受辱的情况下不易安身，地位低贱的人容易受到诽谤议论。在那年月里，我对这两句话算是体会最深了。时间过去了两千年，想不到还要不负罪而受辱，不但是你自己，而且祸延后代，动辄得咎，使你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灾难还不知要延续到哪年哪月。（戴寿莲，第133，第160页，第170—171页）湘中县籍的洪成，晚年终得与客居台湾的长兄洪遒团聚，据客居台湾的夏铁曾撰文称：种种往事，弟弟不愿多讲，哥哥也没有多问。只说浩劫如斯，受迫害者何止千万？翘首苍天，又有什么话好说。（夏铁，1993年）
　　客居台湾的贺群，也回忆了自己回乡探亲时的经历：在告别湖南之前，三嫂在长沙为我饯行。餐后谈被迫害往事，伤心事一再痛哭失声！还活在的人，互庆命大；谁料到能活到今天！（贺群，1990年）　　
　　另外，在县档案馆里，也曾查到一些当年地主、四 类 分子写的“反动诗词”，其中有些反映了当时的个人遭遇和主观感受。例如：“人到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来日时机转，东山再出头。”“蛟龙困卧大沙滩，并未长眠待时间，春潮等待长沙浪，摇头摆尾赴深潭。”“家凫相见比低头，义犬相逢尾也摇，令人不如禽和兽，枉在世间走一遭。”“且看抱鸡婆，恩情本不多，心贪巢中卧，霸占现成窝”。“肉携板上随他砍，鱼到锅中听你尝，胆敢切肉遭刀砍，梦想尝鱼刺卡喉。”“无缘无故，无过无事，碰些阴毒鬼；有光有眼，有天有理，偏鬼来磨。”“上台易，下台难，时局正纠纷，莫轻出脚；开口祸，闭口福，保身要明哲，暂且停腔。”“抗美援朝气焰高，我们全不问分毫，落后分子同我样，积极分子把命抛。”“采蕨可充饥，一曲高歌，孽子孤臣为饿殍；望梅难止渴，千秋长叹，酒囊饭袋是英雄。”“久卧床中瘦，身衰体难行，如逢身壮日，白刃不留情。”（《反动诗词选》）
　　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经历的个人，特别是不同时期沦为政治贱民的个人，都可能因其被迫适应底层社会生活的具体过程各不相同，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主观感受有所相同。例如：
　　刘戊寰曾概括说：50年代初期，家庭出身的压力还不是太大，可以说没什么感觉，那就是你有本事就不会丢掉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阶级斗争就已经露头了，但还不是很厉害。厉害的是从56、57年以后。文 化 大 革 命时，前一段还没有什么影响；从68年开始就清理阶级队伍。那就厉害了。75—78年搞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是唱得厉害，实际上对地富危害性不大。那时候对于地主阶级实际上已经没什么损害了，反正你还是种田吃饭。
　　刘塘的一个刘姓老者，曾这样描述自己在1950年代的感受：51年土改后，当时尽管也说：分地时，地主和农民一样，人家一个人分一亩，你也是一亩。可农民大部分本来就有余粮，国家还掌握了一定的余粮，苟续分给他；地主大部分还不能劳动，不会劳动，粮食又没有了，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国家分粮食又没有分，虽然有一块块土地，他拿了也无可奈何，没有生存能力，他当然不能生活。作为地主来说，这个时候比三年困难时期还要糟糕。蒋书记也承认：那时地主也挺可怜的。第一次是借征购限，第二次是土改复查，这两趟过后，地主就穷了，没粮食了。初级社、高级社时按劳取酬，又好一点了。除了在言论上，某些行动上，再加上有的公报私仇的，对个别人有点影响以外，大多数都还是可以。
　　而作为1958年才沦为阶级异己分子家属的洪卯来说，对于土地改革和1958年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感受，就不是特别深刻。洪卯曾这样回忆自己痛苦的开端：那天，已读初二的大女儿非常惶恐地从学校跑回来，哭着告诉我这个极坏的消息。我听了以后，好似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惊呆了，全身透凉。老莫回来后，也是一脸萎靡愁苦。我悲怨地问他到底还隐瞒了什么，他说：该交待的都交待了，解放这么多年了，深知隐瞒历史问题的后果，自己决不会害家人，现在硬说我不清，还要交待什么呢？我是百口莫辩啊！第二天，大女儿不敢再去学校。（洪卯《我的人生之路》）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6 19:51:07
　　51、“四类分子”的主观感受（2）
　　同样是右 派下放，个人的主观感受因略有不同。刘戊寰说，在我们那一批被下放回来的右 派中间，我们几个下放到本县外籍的，当时的境况都还算好；下放回原籍的，就都不好。因为，下放外籍的，地方上对于你的过去不熟悉，而有关你的文件也是只下发到公社一级，下面并不清楚你是干什么的，家庭情况如何，所以，你去的时候都还对你很客气，房子给你安置，缺少的生产工具给你送来，后来的关系也好处一些。而1958年下放到衡山县的“右 派分子”李茵则回忆说：我刚一下放就被拉到街上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一起亮相游街。有了这一次下马威，以后我们一上街，人家就指指点点。我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如果想尽快摘掉帽子，只有拼命的劳动。我当时所作的事，是农村里很多妇女都不做的事。比如说送粮谷，在田里撒粪，车水，等等。我是拚了命在干。觉得累死就算了，也就解脱了，但要是自杀就实在不甘心，心想总有一天，我的冤枉会要搞清的。（朱正，第259页）
　　大饥荒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一段最可怕的经历。刘戊全回忆说：这些事，一般也就是上了年纪的人才晓得一点，三十几、四十岁的人就不晓得。我的儿子就说，有的是谷，由着你吃，你吃饱呀。我说，我们没有的吃。哪个想得到啊？哪个相信呀？我跟我儿子说，“五风”的时候我们吃的是草。他说，有没有谷？我说，有谷啊，大队里这里堆一屋、那里堆一屋，有谷。他说，你应该去要谷啊，你为什么不吃稻谷呢？我说，我敢吗？我哪里敢呀！我就因为是地主的关系，吃苦头啊！刚刚被下放到农村，正在苦苦挣扎中不知所措的洪卯说：人落到这步田地，只得听天由命吧。后来，在接连遭到爱子和丈夫相继去世的惨重打击之后，她又曾发问：上苍！你为什么要如此残酷狠命地、穷追不舍地打杀一个善良本分的弱女子呢？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造了什么孽啊？为什么不到一个月，我接连失去儿子和丈夫？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洪卯《我的人生之路》）回龙镇的谢日萍也说：1962年，父亲被解除劳教，回到长沙，一家五口终于团聚。我们家从此逐步走出贫苦的低谷。（《湘中回龙镇公婆塘谢氏家志》，第22—24页）
　　对于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的主观感受则因人而异。对于已经在大饥荒时期失去儿子和丈夫的洪卯来说，已经是太大的“坎”了。洪卯回忆说，受些歧视是难免的，倒也未受什么难忍的冲击。我也无所谓了。甚至看到一些残酷斗争的场面，我一边恐惧，一边有一种奇怪的庆幸心态：好在老莫死得早，否则活罪难逃。（洪卯《我的人生之路》）而相对年轻一些的黄卯，最痛苦的回忆几乎全集中在四清运动以后。黄卯说：1963年，我刚嫁过来的时候，日子还好过一点。到1964年“四清”，就开始厉害了。搞得最厉害的，是68、69、70、71年这几年；那是最受欺压的时候，那厉害得很。黄卯的这个回忆，可以拿蒋书记的回忆作为佐证。蒋书记说，在我所经历的运动中，要说整地主整得最厉害的，那还是土改。除了土改，整地主厉害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也搞得厉害。
　　还有一种主观经历有必要特别指出，那就是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因政策变化而形成的希望从萌生到破灭、再萌生、再破灭的心路历程。
　　政策多变是1950—1970年代间的一个基本规律。[77]但对于深陷屈辱与不幸之中的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来说，政策的每一点松动，都有如久旱之甘霖。无庸讳言，在1950—1970年间，对于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来说，所有的政策“甘霖”都仅能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发挥作用，一旦新的政治运动发动，更多的屈辱与不幸就会像倾盆大雨一样降落下来。
　　“后十条”（草案）把地富子女描述成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人们，并指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团结95%以上的群众，应当包括地主、富农子女中的大部分人。据当时的上报资料称：文件在湘潭、长沙、益阳3个县的3个公社“试读”后，富农女儿彭某某，又跳又笑，她说：文件上分析我们站在十字路口，讲到我的心上了，1958年我在猪场工作，劲头十足，只想入团，后来说入不得，也不让参加群众会，就灰心了；现在文件有了规定，我保证背叛自己的家庭，靠拢贫下中农，争取作个五好青年。长沙县某大队8个地富子女，学习以后订了进步计划。（《国史通鉴》第2卷，第549页；《内部参考》，1963年12月19日）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切，已无须赘述，他们即使有幸逃过四清运动，在接下来的文化革命中也是在劫难逃。
　　另外，文 革前到湘南江永县插队的知青陈广生，在回忆录中记录也值得品味：在生产队我有一个老庚，他父亲曾用20担谷捐了个保长，还干过乡丁甲，保丁乙。有次在山上砍柴，他在这边砍，我在那边砍。只听到他在骂骂咧咧，声音很大，很粗暴，我不知法声了什么事，赶紧跑来，只听见他怒吼道：“日你老母亲，人人都欺负我，你们这些鸟毛刺也欺负我，我让你挂、让你刺，看你蠢些还是我蠢些，在山上，老子骂是要骂的。”原来，是那些金刚刺，糖罐刺挂住了他。（陈广生，第55—第57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7 06:20:40
　　52、“四类分子”是阶级斗争的“靶子”
　　（6）斗出来的问题
　　大搞穷过渡，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批靠吃阶级斗争饭过日子的农村干部，他们对阶级斗争乐之不疲。
　　据“四清”运动中的一份上报资料披露：1963年11月，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在毗邻湘中县的3个公社内向一部分大队和生产队的党员、干部、社员群众和四 类 分子“试读”。结果，在一个大队中，有半数干部认为，两个文件中对待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的处理太宽大了；另一个公社的干部和某大队工作队[79]干部中，也有20%左右的人有这样的看法。某公社的一个工作队干部，因有顾虑，在宣传十条规定时，把对于地、富、反、坏分子的处理一条丢掉不念。另一个公社某工作队干部，在解释对待有破坏活动的四 类 分子的方针时说，“老实的不杀，不老实的就杀”。甚至于贫下中农也有顾虑，怕宣传两个文件以后，四 类 分子更不老实。某公社一个下中农说：这个政策一千个好，一万个好，就是不能给四 类 分子讲，讲了以后，他们知道我们的底细，就会不老实了。（《内部参考》，1963年12月19日）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成天成月地乱斗，一旦起码的法制约束也宣告实效，就随时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社会遭难。文 革期间的湖南道县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包括湘中县在内的湘中南地区，尽管当时没有发生大规模惨案，但有关道县事件的传言，已经在当地引起了相当大的社会恐慌。县干部老彭回忆说，我们这里也传了道县的消息，有些地区很恐慌。我有个熟人，他在中学教书，出身是地主；他听了道县的消息，吓坏了，一下就跑到江西了。
　　何况，还有关于“黑杀队”的传言。据说，“黑杀队”主要由地富出身的人和其他对无产阶级专政心怀不满的人组成，他们专门在夜里杀人。据洪卯的回忆：该传言一起，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民兵组织如临大敌，日夜放哨。
　　随着传言的播散，传言的重心也发生转移。于是，有关“黑杀队”杀人的传言，很快被打击和镇压“黑杀队”的传言所取代。这类传言更让那些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亲属惶恐不安。洪卯至今仍记得那些传言——一个解放初期即参军、家庭出身富农的现役营籍军官，阔别故乡多年回来探亲，第三天即莫名其妙被当作黑杀队抓起来吊打，未断气就活埋了；一位出身地主的教师，开学归校刚下车即被乱棍打得断气；……。
　　再后来，随着传言在人群中的传播，有关打击面和打击对象不断扩大的传言也出来了。洪卯回忆说：外地来探亲的生人，久别故土回乡的人，都被怀疑是黑杀队；有时抓到行人也疑为黑杀队；到后来，相互之间有意见隔阂的、或上一辈有仇的，也纷纷成了“黑杀队”。而且，凡被认为是可疑的人，必须至少交待出一个同伙才能解脱。
　　这样一来，有关“黑杀队”的传言更多，更丰富，也更毛骨悚然。仍据洪卯的回忆，当时的传言有——有个大队的民兵营长，曾因贪恋人家老婆姿色被其丈夫怒斥，于是借此机会指鹿为马，将这个男人指为黑杀队而打成残废；一个30多岁的汉子因不忍乱咬别人，同时也不堪拷打，借口出来小便而投塘自尽，他的母亲闻噩耗后当晚自杀；有位30岁左右的女子从青海回来探亲，有人招供她也是黑杀队，受尽屈辱才放出来，临走时发誓永不回故乡；有些被冤枉的人不堪拷打，就招供在现场的一个最狠的打手其实也是黑杀队，于是那位凶狠的打手立即被吊打逼供；……。
　　大搞穷过渡，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还使得农村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态发生了严重扭曲：
　　据1962年的一份简报披露：当年2月，全省召开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据对湘潭地区参加农业劳模代表会的237个代表排队，怕发财的占94%.有的与会代表反映，合作化以来，几次划阶级，把富裕的看成是新地主或是新富农，把生活好一点的看成是上中农。干部家里生活好了，就是思想不纯分子；群众家里生活好了，就是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上中农就入不了党，当不了主要干部，谁个不怕。怕富的突出表现是：粮多不敢说，钱多不敢存，没屋不敢盖，乱花钱，少出工。（《内部参考》，1962年3月9日）
　　该简报还披露：临湘县10个生产队203户中，怕发家的也占83%.不少干部反映，干部富裕了，就千万不要犯错误，一犯错误就要查成份，富裕家庭出身的，处分就要加三分。群众也怕，怕戴资本主义分子帽子，提升成份，挨辩论斗争，受歧视；怕刮共产风。（《内部参考》，1962年3月9日）
　　该简报还披露了可能是当时盛传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奇怪逻辑：贫穷自在，富贵多忧，戴一顶穷帽子光荣。（《内部参考》，1962年3月9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8 06:24:19
　　53、《刘家湾往事》【注释】（1）
　　①]前揭《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凡历史上有罪恶，解放后既无悔改表现或悔改证明，又无现行的反革命活动，虽须给以一定的惩罚，但其罪恶程度尚不须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要在政府管制与群众监督下，给以一定的惩罚和思想教育，使其获得改造成为新人。对被管制分子，剥夺政治权利；任何人均有监督及检举其不法活动之权。被管制分子必须遵守政府管制规定；从事正当职业，积极劳动生产；如发现他人有反革命活动，须立即报告。——《国史通鉴》第1卷，第651—652页
　　[②]据古华介绍：五类分子历来归大队治保主任监督改造。1962年夏天，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上级规定大队治保主任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兼任。——《芙蓉镇》，第34页
　　[③]即总路线、大 跃 进、人民公社。其中，总路线指1958年中国共 产 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④]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对生产瞎指挥风。
　　[⑤]当时，刘丁泉所在的生产队有40多户、130—140口人。
　　[⑥]也就说，在被打得最厉害的人中，四 类 分子占了1/3.
　　[⑦]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他是地主、四 类 分子，你打了也就打了。
　　[⑧]顺便说一句，当时认为打四 类 分子连打人都不算的，不仅仅是农民。在当时的一些上报材料中，也有类似的认识。例如，一份有关湘东县的上报材料称：据对该县4个生产队74户的调查，1957—1960年，有25户的当家人上台挨过斗争，基本斗错了的占38%，斗错了的占36%.这份调查在统计数字时，还特别强调，地、富、反未算在内。（《内部参考》，第1961年7月24日）也就是说，地、富、反怎么斗，都是对的。
　　[⑨]在当时湖南省的一份上报材料中，披露了有助于理解当时所谓斗争残酷程度的内容——整风整社中，对省内部分试点的不完全统计，被斗争对象中有11人挨打，3人被捆，21人罚跪，1人被吐痰，死11人（包括自杀）。——《内部参考》，1961年1月6日
　　[⑩]这个王某某的所作所为，也被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地同阶级斗争挂起钩来。该报告称：王某某虽出身贫农，但在国 民 党部队当过伪兵，一贯勾结小学教师周某某（地主、国 民 党员），经常与其划船吃酒，互相吹嘘。大队总支秘书秋某，也被揭露出属于小土地出租出身。在当时，尽可能将违法乱纪的干部同阶级斗争挂上钩，应属通则一类。例如，在某某水库工地，为首打人的总支书记汤某某、蔡某某，也分别被整成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唐镇公社四清运动材料中，也有类似记载：某某大队支书刘某某，母亲是地主，土改时被群众斗争而死；1959年11月，尹家生产队下中农李某的母亲，因拿了一调匙茶油梳头发，恰被刘某某父亲看见了，当即告诉了刘某某；就在这天晚上，以刘某某为首，邀合了几个干部，组织了一些人，对李母进行了斗争。斗争会上，要李母跪碎石，交思想。狠毒的刘某某不分青红皂白，揪了李母的耳朵，就是拳打脚踢，打得死去活来。李母被打后，感到含冤受屈，第二天一清早，悬梁自缢。——“某某水库的情况”；《介绍一批触目惊心的材料》
　　[11]这些“不应劳改的”包括：“属于工作不积极的9名，手脚不干净的6名，外流的4名”。顺便说一句，这里划分“应该劳改”和“不应劳改”的内在逻辑，与前面县干部老刘回忆的当年口号——“打四 类 分子不犯法”，“打农民还说是打人，打四 类 分子连打人都不算”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12]在县档案馆中，此类记载还很多。例如，“开除魏某某的通报”披露，从1959年1月到1960年8月，在湘中县某某水库工作的魏某某，以打、跪、摇雷钵、扣饭、游堤、喂草、喂土等方式残害的群众共有75名，其中中农、贫农占62名。由此算来，残害的地主、富农也应在10名以上。“某某水库的情况”也披露：1960年时，某某水库工地共设了14个劳改队和8个监牢，劳改的人员达712个，其中好人就占了318个。言外之意，在劳改的人员中，坏人即地主、富农分子或地主、富农子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该材料还说，这些人绝大部分都被打了。
　　[13]粮库公社毗邻刘家湾。据当时的县委文件载：粮库公社大龙大队恶霸地主王某某，1960年11月16日早餐后，将食堂102个饭钵子的残余饭削，当着群众洗了一口吃掉。（“粮库公社的报告”，1960年）显然，如果不是因为饥饿，谁也不会这样干。
　　[14]刘戊寰也说，三年困难时期，贫农和地主富农有一点不一样，那就是贫农饿了能偷，地主富农不能偷。
　　[15]被罚饭的应不只是地主富农。据湘中县监委副书记何某某率工作组对白马公社某某大队进行的调查，当时，该大队有491户，1715人，47个食堂。1960年2月至11月间，大队党总支以停餐、扣饭、罚饭以及罚粮、罚款等方式惩罚农民：10个月中，被集体停餐的食堂21个，其中停1餐的1个，停1—2餐的10个，停2—3天的3个，停3天以上的1个，全队被扣饭停餐的达231户，761人，占总人口的44.9%，最多的停餐达21餐。（“某某大队的情况”，1960年）但毋庸置疑的是，地主、四 类 分子的被罚饭，是大量、普遍的事。
　　[16]老何家共有兄弟姐妹8人。
　　[17]顺便说一点，当时，受苦的、饿死人的，不仅只有地主、四 类 分子家庭。刘丁泉介绍说，当时，一个大人也只有三两米一餐，还是十六两的秤。我这个大队饿死人最多的一个食堂，一百三四十个人里，饿死二十多个人。饿死的人中，老人比较多，身体不好，又吃得多，没吃的。蒋书记也曾介绍说，那时候就没什么最穷的人，一般都差不多，都是没有饭吃。只是有些肚子大一些，有些肚子小一些，肚子大的就死了，肚子小的就没饿死。三年困难时候，我老兄就死了两个。我哥一餐要吃升把米的，他饿得出不了工，只能吃二两米，根本受不了，就饿死了。死掉的两个哥哥，一个就在我这个生产小队，还有一个住在热泉镇那边。他还说，一般农民也是到78年以后才好过。以前一直是受限制，农民都很痛苦。早在56、57、58年的时候，农民外出就受限制：你今天有什么事，要去走人家，你不请假就不让你走，不然在路上就被抓了。我自己就经历过，那次，我女儿生小孩，做三周，我提点东西去，在路上就被堵住了，不准你去。56年建高级社的时候，正是扮禾的时候，群众没饭吃，剪了禾苗上面那个尖子，那都要批判。那时候，真是农民家里出烟都出不得，红薯都吃不得。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8 06:25:00
　　54、《刘家湾往事》【注释】（2）
　　[18]谢绪恍，据谢氏族谱载：他1905年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早年读过一年半私塾，后迫于生计辍学，从事打柴种草、挑脚、养猪、帮制酒曲等工作。在其父的协力主持下，搞农工商多种经营，历20多年功夫，置田产60余亩。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地主分子。——《湘中回龙镇公婆塘谢氏家志》，第12—15页，第16页，第18页
　　[19]这一点，黄卯的回忆有所不同。黄卯说，在办食堂的时候，地主家里要是有人病了，还能够和贫农家一样给治。
　　[20]《伟大的革命运动》，第129—130页。
　　[21]老何的父亲已于1995年去世。
　　[22]对于这一点，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记忆。与老何同一个大队的大队干部刘丁泉说，在我这个大队里，没有把地富弄出来斗的，文 化 大 革 命没有搞。而同大队富裕中农出身的刘己强当时就插话说，咱们大队地主富农挨批 斗的也有，挨打的也有，但不严重。县干部老刘的解释，或许有助于揭开其中的迷底：现在，那些事情，至连曾经参与过其中的农村基层干部都不愿意承认、也不敢承认了。
　　[23]教育家，老地下党员，曾任湖南省政协委员。
　　[24]这是当时对刘 少 奇的一种称谓。
　　[25]既“游街”。
　　[26]马旌善称：农民外出打工，……一经发现即以外流分子论处，如果被知道了打工地点，就有被抓回的危险，轻则罚款，重则抄家、挨斗。
　　[27]在访问中，老黄曾反复提到，自己是被关了8个月，其间的差异，不详。
　　[28]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
　　[29]即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
　　[30]据县干部老黄介绍，1971年5月，西山公社又召集这20多个受到严刑的无辜青年开会，推倒不实之词，为他们平反。当时被送县公安机关关押的张某、贺某，平反后，安排就业，吃商品粮。
　　[31]即9月22日。另据《湘中县志》载：1968年9月，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执行中央文 革小组的部署，在全县挖所谓黑线人物和大刮“红色台风”，有20余名县、科级干部和一批一般干部被诬为“黑线人物”和“现行反革命”被关押，还关押了一批“打砸抢分子”和群众组织头头。《湘东县志》载：9月14日，全县统一行动，错误地将部分教师及“二十一种人”拘留游街，进行批 斗。《湘北县志》载：9月，全县大刮“红色台风”，6天时间，分3批非法逮捕干部、教师和一般群众1800多人；还有一部分人遭到游斗或被抄家。《湘东南县志》载，在“红色台风”中，全县有7277人被关押、审讯、批 斗。——《湘中县志》，第26页；《湘东县志》，第45页；《湘北县志》，第47页；《湘东南县志》，第138页
　　[32]据了解其历史的刘姓族人介绍，刘丁谅一家湖南和平解放后逃到上海，文 化 大 革 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刘丁谅的嫂嫂被斗争得受不住了，把所有的“问题”都供出来。结果，刘丁谅被弄回湘中县农村，老婆在上海自杀了；嫂嫂在供出这些情况以后，觉得自己对不起家人，也自杀了。就这样，从68年一直到78年，刘丁谅在乡下一住就是10年，直到落实政策，平反摘帽才回上海，但一年以后就死了。死时还只有62岁。
　　[33]在湖南某县知青罗丹的回忆中，这类符号与一个凄凉的故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村的吉儿，是一个模样非常清秀的女孩，队长称其为“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子弟”。吉儿同外乡来队上做篾席的小篾匠相爱，但却遭到吉儿父亲的阻拦。吉儿父亲为她定下的是个一拐一拐的男人，但好歹是个贫农；而小篾匠是个流浪汉，成份不明。队上的知青都支持吉儿退婚。但是，当我们到吉儿家时，老远就看见吉儿爹坐在门槛上，胸前挂着一块比门还宽的木板，将门拦得严严实实。木板上面写着几个大黑字：我是地主分子某某某。他的眼睛是紧闭着的。后来，吉儿出嫁了。小篾匠也被村里人赶走了。她爹那天没有挂牌，只是不准去参加婚礼。古华也谈到：1967年，在地处湘粤桂交界的芙蓉镇里，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风，五类分子的家门口，都必须用泥巴塑一尊狗像，以示跟一般革命群众之家相区别，便于群众专政。于是，全大队22户五类分子家门口，就塑起了22尊泥像。而且，每尊泥像下边还标出每个黑鬼的名号职称。——韩少功等，第174—175页；《芙蓉镇》，第142页
　　[34]顺便说一句，这种现象在四清运动前就已经存在。例如，大饥荒时，其他农民因饥饿而起的偷盗行为，就可能秧及地主、四 类 分子家庭。青山镇的戴寿莲曾回忆说：1961年红薯下种的时候，生产队按人口发给了社员自留土的红薯种，我家一齐动手，迅速下种，只等下雨就要剪苗栽秧了。可在下过一晚春雨以后，我家的红薯秧被割成光秃秃的一片。本来有几家的红薯秧种在一起，别家的没有动一蔸，唯独偷了我家的，显然这做贼的人心里明白，偷了别家的会有是非，弄不好还会挨批挨斗，偷我家的，有泪有恨只能往肚里吞。为了赶上季节，我只得又去向别家买薯秧。在当时，几竹篓红薯藤，就是几个月的救命粮。——戴寿莲，第139—140页
　　[35]在前揭1964年1月17日的《新湖南报》社论中，曾为地主、四 类 分子及其子女种种动辄得咎的现象，给出了强有力的理论阐述：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阶段。其所以错综复杂，是因为目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它们往往互相交织在一起，广泛地存在于政治、经济、思想领域中。由于阶级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地位被摧垮了，他们就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散布他们的思想影响，企图利用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利用某些人缺乏阶级斗争知识和经验的弱点，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腐蚀我们的阶级队伍，模糊我们的阶级观念，妄想实现他们的复辟阴谋。社论还称：阶级敌人知道，在巩固的人民政权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活动是往往行不通的，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于是，他们经常改变方式，玩弄各种阴谋诡计，明的不行，就来暗的，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辣的不行，就来甜的。敌人这种花样百出的隐蔽活动更加阴险，更加毒辣，更要百倍地提高警惕。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8 12:40:53
　　55、《刘家湾往事》【注释】（3）
　　[36]“后十条”（草案）曾规定，今后，在经济上，除了严格禁止地主、富农进行任何非法活动以外，还应当规定他们必须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必须完成的民工建勤任务。由于他们的子弟不参军、不参加民兵训练，他们本人又很少参加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所以，应当让他们的家庭合理地多负担一些义务劳动。——《国史通鉴》第2
　　卷，第549页
　　[37]即四清运动。
　　[38]关于这一点，蒋书记的介绍同其他人的回忆有差，蒋书记说：出义务工，规定是规定了，可是没实行。
　　[39]顺便说一句，所谓地主、四 类 分子的无偿劳动问题由来已久。据《湘西南县志》载，早在1950年代前期，该县即已发生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无边限制”、“无偿劳动”的问题。1950年代末下放南县的“右 派”分子李均的回忆中也提到：那时农村生产队没有电话，大队中队开会，均由五类分子送通知。李均还说，我劳累一天之后，晚上还得摸黑去送通知。我眼力不好，几次雨夜送通知摔倒在田里。《湘西南县志》，第207页；朱正，第208页
　　[40]关于这一点，有些不同的记忆。老何说，我爸爸他人本来能干，每天做工是十分。蒋书记也说，地主、四 类 分子在生产队出工，也是一样的，那都是同工同酬。无产阶级专政不在经济上搞。没扣过他们工，有些生产队没扣。
　　[41]县干部老黄1960—1970年代在西山镇农村务农，文化革命中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42]新化县的武大希，也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他说：一般男劳力是十分工一天，女劳力是七分工一天，而我只给五分工一天。至于我三个不成年的子女则只有三到四分工。一般社员工分可以评，而我们家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就是“四 类 分子不老实”。因为劳改就是赎罪，是无偿劳动，给我几分就算是够宽大的了。武大希还说：由于同工不能同酬，以我五口之家，没有一个全劳力，收入之薄，可向而知；再加上新化山多田少，我所在的乡更是山区的山区，农民都把红薯斩碎晒干当主粮。因此，在新化下放时，最难忍受的是饥饿。——武大希，第186页，第187页，第190页
　　[43]对于这一点，也有不同的记忆。县干部老刘说，地主分自留地时，比一般社员分得少的事，还不普遍。一般的还是好的、差的要搭配好，不可能说地主分差的，贫农分好的。刘戊林妻子小陈是湘中县流沙镇人，她证实说，地主富农家少分自留土饲料土的事，当然有。我们那里也有。我姐姐过去一直在大队里当会计，她现在已经有60多岁了，不信你们可以找去调查她。
　　[44]顺便说一句，这种定期训话的制度，似乎也由来已久。例如，在第四章中已经提到过的，1957年7月，湘中县委下发的有关秋收工作文件中就曾指出：目前，早稻即将收割，中稻收割亦为期不远。必须对地、富、反革命分子普遍的召开一次训话会，教育他们老实守法，不可白言妄动。另据1950年代末下放南县的“右 派”分子李均回忆，大 跃 进时，公社就定期集训五类分子，大队经常找五类分子训话。李均还说，我每次必须去，每次均得老老实实认罪。古华曾这样描写训话活动的细节：1962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大队支书定期召开五类分子训话会。训话一般在晚饭后进行。大队支书在五类分子中指定了一个头目，负责喊人、排队、宝书，以毒攻毒。每逢大队要召集五类分子汇报、训话，就由这个指定的头目准时把五类分子们集合到大队部门口的禾坪上，排好队，点好名，报了数，一律低下脑壳，才请大队领导查点、过目。“后十条”中也强调：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大队为单位召开地、富、反、坏分子训话会，交待政策，只许他们守法，不准破坏。——“加强秋收保卫工作”，1957年；朱正，第208—209页；《芙蓉镇》，第34—35页；《国史通鉴》第2卷，第543页
　　[45]与武大希一同从劳改农场回到自己家乡的，是三代五口人，即武大希老母、武大希本人及三个子女。
　　[46]毛碧珠，1895年生。毛 泽 东远房堂弟，童年伙伴，私塾同学；毛碧珠的嫡亲长兄毛宇居是毛 泽 东的私塾老师。大革命时期，毛碧珠曾追随毛 泽 东，参加农会。1927年“马日事变”后，毛碧珠被迫自首，在家靠作田谋生。毛碧珠为人精明，经营有方，与当地上层人士也有一些往来；在土改运动中被划成富农，他的8亩水田也因之被分给了穷人。1952年，毛碧珠长兄毛宇居进京，毛 泽 东接见他时，曾详细地询问了毛碧珠的情况，并请毛宇居捎衣料四丈作为礼物送给毛碧珠。1956年，毛 泽 东又托远房堂弟毛纯珠带信给毛碧珠，称：得知“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赵志超，第203—205页；谢柳青，第237—240页
　　[47]李梓阁，1989年生。毛 泽 东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李梓阁、李梓材兄弟与之过从甚密。大革命时期，李氏兄弟又曾追随毛 泽 东从事农民运动。他继承父亲李石桥的事业和遗产，经营“福寿全”南货店；经营有方略又积蓄，便买了些田产，解放后因而被划为地主。从50年代初到1965年李梓阁去世，毛 泽 东起码给他寄过4次钱。1953年200元；1958年200元；1960年代初200元；1965年300元。其中，第一次寄钱毛 泽 东还写了亲笔信，后几次则是由中 共中央办公厅代寄的。1959年，毛 泽 东回韶山的当天，曾嘱咐当地负责人请乡亲们到松山宾馆赴宴叙旧；当时，毛又曾特地点了李梓阁的名。——赵志超，第350—352页
　　[48]按照“后十条”（草案）的规定，同地主分子或者富农分子结婚的人，一般地不要让他们做党员或者当干部。——《国史通鉴》第2卷，第547页
　　[49]另外，前面提到的刘丁龙妻子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刘巳频母亲，也都属于这一种情况。
　　[50]按照“后十条”（草案）的规定，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做党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本人的表现，不能单纯拿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这一条，作为处理这个问题的依据。对这一部分党员、干部，要抓紧教育，使他们提高觉悟，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教育对方，并且不受对方的坏影响。如再往前追溯，则在古华所描写的芙蓉镇里，195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故事：当时，不晓得根据哪一号文件的规定，凡是共 产 党员，甚至党外积极分子谈恋爱，都必须预先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情况，并经组织同意后，方可继续发展感情，以保障党员阶级成份、社会关系的纯洁性、可靠性。一个乡民政干事的女朋友是客栈老板的女儿，因此，他面临的选择是——根据婚姻法，搞对象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党组织也有党组织的规矩。你可以选择：要么保住党籍，要么去讨客栈老板的小姐做老婆！——《国史通鉴》第2卷，第547页；《芙蓉镇》，第17—18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8 19:20:15
　　56、《刘家湾往事》【注释】（4）
　　[51]关于这一点，蒋书记的说法略有差别：当时，地主的儿子有的讨得到老婆，有的讨不到。但总的看，还是讨得到的多。那也是龙配龙，凤配凤，地主对地主。但他也承认，当时，地主儿子不能找贫农女儿，地主女儿嫁出来的就有。而文 革前到湘南江永县插队的知青陈广生，在回忆文章中记录的故事则颇为辛酸：在生产队我有一个老庚，即同龄人，他父亲是个保长。由于出身不好，终日里提心吊胆的压抑谨慎。他知道自己又穷又丑，谁要是逗他给他找对象，他马上会沉着脸说，女人家我养不起，老子会玩“手把戏”。众人问他手把戏是什么，他便大声说，回去问你爹去。令众人捧腹大笑。大家更觉得他蠢的可爱，常把他当作取乐对象。湘北岳阳县的知青刘小莽，曾在回忆文章中讲述了说：插队青年小立生得威猛，骁勇过人，性格爽快。他的父亲据说是随部队起义后又害怕，偷偷潜回老家，藏了几个月被发现，就地被镇压的；因此，在杀关管逃中，他老子属第一类，那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而小黄是邻社的回乡知青，区高中王业，父亲是区里干部。大约在1971年间，小立和小黄两人从相识到相爱，并很快发展到如胶似漆、宠辱皆忘的地步。但是，情爱与现实相比，终有冷却的时候，而现实又逼得你不得不恢复些理智。刘小莽说：你再有天大的情胆，敢戴着“黑五类”的帽子，顶一顶“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罪名，被捆到大队、公社去游斗吗？——陈广生，第55—第57页；韩少功等，第145—147页
　　[52]刘丁泉讲完这个故事后，还很不满地评论道：你自己是一个贫农，她是地主，你和地主搞到一起。
　　[53]新化县的武大希在回忆录中也曾谈到：我女儿移民去了常德地区的西湖农场。在那里，同当地驻军的一个浏阳籍战士建立了恋爱关系。在他们恋爱过程中，部队首长对他提出警告：“如果你要和四 类 分子的女儿谈爱，我们就要开除你的党籍、军籍。”但他们并没有屈服，终于结了婚。（武大希，第239页）
　　[54]这一提法源自毛 泽 东1968年12月的一段批语：“即使是反革命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 资 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1969年1月，经毛 泽 东批示转发的清华大学宣传队政策报告《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中，以及《红旗》1969年第3—4期合刊发表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新课题——做好“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工作》中，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在‘可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问题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争夺战，存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不重视，敌人却很重视；我们不拉，敌人拉。”此前，“后十条”（草案）中即已经强调指出：地主、富农子女，生长在剥削阶级家庭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剥削阶级的影响，同劳动人民的子女，特别是贫下中农的子女，是有区别的。目前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况，总的来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亲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进行阶级报复，参与封建复辟和反革命活动。少数人受家庭影响较少，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多数人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政治上表现一般，这些人正站在十字路口，是敌对阶级同我们争取青年的一部分对象。——《建国以来毛 泽 东文稿》第十二册第617—618页；《学习文件》第一集，第40—41页，第二集，第85页；《国史通鉴》第2卷，第549页
　　[55]《湘南县志》载，湘南县人钱宗仁，1962年高考，总分名列全省前十名，清华大学招生小组拟取，因政审结论中有“追求资产阶级享受”作罢。1963年通过高考取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四清”运动中，公社书记认为：富农子弟上大学，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要求学校退回；哈工大专人来公社协商，公社坚持不允；12月，退学回乡；往江西靖安伐木。1964年高考前，9次申请报名都被拒绝；8越远走新疆，在阿克苏地区开荒种树。另据文 革前到湘南江永县插队的知青刘蒲生回忆：1963年，读完高中要考大学的莘莘学子们，在学校都要经过“政治审查”关了。所谓“政审”，就是组织调阅档案材料，依据个人的家庭出身，甄别分类。家庭出身好的，录取重点专业；家庭出身一般的，录取一般专业；家庭出身差的，不予录取。初中升高中，也要经过类似审查。1964年，“政审”发展到极致；上溯父亲、祖父、曾祖父，旁及重要亲属，出身稍有问题，都“不予录取”。当时，凡出身不好的，出考场只有一条路可走：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学校、街道、单位各级组织和全部社会舆论，都异口同声告诉他们，上山下乡当知青光荣。我有一位朋友，连续三届高考作文全省第一，1963年他的作文《当唱“国际歌”想起的》，老师一致评给98分，可就是没有一个学校敢于录取他。“政审”不合格，奈何？1964年9月，他到湖南边陲江永县插队落户当了知青。与他同行同命运的，有6000多长沙知青。这批知青，是长沙市1968年大下放的知青的先驱。据查实，出身不好占总数84%.大多数出身于地主、资本家、伪军官家庭。——《湘南县志》，第1023页；韩少功等，第282—283页，第288页
　　[56]按照“后十条”（草案）的规定，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于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另据1963年的一份内部报告称：当时，湖北省委在全省三级干部会上对树立阶级优势问题强调：集体副业中的四 类 分子，要坚决清洗。今后，既要将领导权和经济大权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也要将先进技术掌握在他们手里。而在1961年3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还仅仅是规定了：凡是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即使已经改变成分，在一定的时期内，都不能当人民公社各级组织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国史通鉴》第2卷，第547页；《内部参考》，1963年6月28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465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9 06:17:21
　　57、《刘家湾往事》【注释】（5）
　　[57]其他类似的实例如：湘东攸县插队知青陈乃广，曾随攸县某公社知青文艺宣传队参加湘东铁路建设；任务完成后，出身好的知青被招工，出身不好得仍回乡务农。在陈乃广1972年9月10日的日记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如下：回忆两年中，各级领导都是用“不为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鼓励我们，每当这句口号在耳边响起，我们就像一群受宠若惊的孩子，拚着命去干。担土时两担叠着挑起飞跑；打夯时穿件汗衫在凛冽的北风中一干就是几个钟头；抬石头时碗粗的木杠压成腰肌劳损；高烧时仍坚持不下火线。前天，传说宣传队要解散了，为了安定人心，县指挥部柳主任前来组织大家开会，要我们相信组织相信党，一切都会有安排，然而昨天他又来了，突然宣布部分家庭出身好的留下来等待湘东铁矿招工，其他的明天早上转战回乡学大寨。真是晴天霹雳！一条家庭出身的鸿沟将这个朝夕战斗在一起的知青团体一劈两半，一颗颗虔诚的心又一次被捉弄。我们十几位知青盼望招工的希望化为泡影、内心充满失望和痛苦；平时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时都成了泪人。——韩少功等，第392—393页
　　[58]据戴寿莲介绍，这间小屋不足十五平方米，五口之家，要开两个铺，还要兼做厨房生火做饭，摆放几件破旧家具，挤得密不通风，床上桌上，到处是烟灰尘土。当时正值酷暑天气，人一进屋，就浑身冒汗，闷得透不过气来。到了晚上，浑身燥热，蚊虫叮咬，常常整夜不得安眠。
　　[59]浏阳县插队知青朱赫也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68年，我和妻子转点到了浏阳县跃龙公社跃龙大队新屋生产队插队落户。由于我们属于“黑七类”子女之列，好些社员不敢收留我们，因此只能东家住几天，西家住几日，像打游击。后来又不得不暂时借住在一间茅舍里。我便萌生了自己起房子的念头。当时木材属于国家计划物资，我便给县知青办写了份报告，没多久，县知青办批复我已给我批了一个半立方的木材，叫我去公社领取。我高兴地跑去公社，一位公社负责人却一脸严肃地说：“没有，这是批给公社的，哪里会批给你一个人呢？”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的木材是公社干部分给了他们的亲属、子女。当时，刚发表毛 泽 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我心里怎么也想不通。不是说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下乡来的么？不是说各级政府要关心下乡知识青年么？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便大着胆子把这个想法给中央知青办写了一封信，请求上级领导解决。谁知，这信竟又转到了公社。一日，公社一个负责知青工作的团委书记竟然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呵斥我不要太嚣张了，说我一个黑七类，竟敢无法无天。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得又求助于县知青办，没多久县知青办回信，告诉我又给批了一个半立方的木材，是专门给我的。这次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找到公社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给我划了一个立方的条子，还有半个立方，我自是不敢再要了。仅一个立方的木材当然还不能做屋，大队副书记便又亲自带我上公社，请求公社网开一面，又给我批了十根楠竹。那年秋后，队上安排给我做砖。头一天，安排了8个劳力，谁知，正碰上公社干部下队检查，当即便批评队上丧失阶级立场，居然派劳力帮助一个“黑七类”子女。第二天人就是少了一半。——韩少功等，第248—249页
　　[60]青山镇戴寿莲的一句话，从另外的角度印证了县干部老黄所提到的口号：在我们这一家处于重重苦难之中时，一些朋友亲戚也在灾难中挣扎，真可谓六亲同运。
　　[61]萧颐，本人是国 民 党军官；父亲、二哥曾先后出任国 民 党县党部要职。
　　[6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任湘中县某乡乡长，县参议员。
　　[63]当指1982年。
　　[64]萧贵的撰述与大苟相关人员的回忆有差，马旌善在回忆录中称：1968年6月，肖贵的娭婆曾同他一起，被关押。
　　[65]贺群称：次弟有两男两女，于次弟平反后住湖南某县。
　　[66]当时简称为“杀关管”，或“杀关管逃”，即在加上逃亡一类。
　　[67]刘巳频还说，就我的感觉来说，我父母亲的感情很一般。
　　[68]据《湘中县志》载：1958年3月，根据中 共中央“精简上层，充实基层，下放劳动锻炼”的指示精神，下放干部1230人，其中到乡工作的695人，参加劳动锻炼的535人；1960年8月，根据中 共中央“压缩城镇劳动力，精简下放工人的决定”，将1958年1月从农村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临时工、合同工和职工家属，分三批共下放7833人；1961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部分教师专业或下放；精简机构，全县行政干部减少至1695人。（《湘中县志》，第206页，第216页，第448页）戴家二哥的下放，究竟被计入其中哪一次，不详。
　　[69]洪成，北平民国大学王业，长沙某中学退休教师。父洪某某（1989—1938），国 民 党少将；母（1989—1967）土改时划为地主分子，并曾被冠以“善霸”之名；长兄洪遒，随国 民 党撤退台湾，后为国 民 党军上校。
　　[70]另据文 革前到零陵地区插队的知青陶湘宁回忆：插队以后，我们几乎晚晚都要学习、讨论，深挖资本主义思想，要和剥削阶级、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天天是无穷无尽的忏悔、反省，个个都觉得自己是先天的罪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氛围下，谁还敢乱说乱动？——韩少功等，第136页
　　[71]有必要说明的是，其中未必都是地主、四 类 分子所写，我和我的访谈伙伴们曾就此请教过当年的县乡干部，他们也已经难辨真伪，因为，在捕风捉影、刑讯逼求的非常年代里，什么事都可
　　能发生。
　　[72]此节注明1957年写。
　　[73]写于1961年。
　　[74]这一现象在X 公与家人的通信中，也有反映：1951年2月，X 公给儿子子谷先生的信中说：现在，地主穷得讨米的多。讨米的换了班。——X 公书信选，第102页
　　[75]大女儿同父亲莫某在一个学校。
　　[76]关于这一点，县干部老刘的看法是，就湘中县来说，地主最倒霉的时候是社教，文 化 大 革 命还没这么厉害。
　　[77]关于这一点，1962年2月，采访湖南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记者就曾在上报材料中深有感慨地说：过去变得多，眼前还在变，变是规律，横竖要变，上面不变下面变。很多劳模代表问：解放12年来，哪一项政策是3年不变的？互助组两年变初级社，初级社两年变高级社，公社大队也只两年就变了规模。自留地在1960年一年内是三收三放。粮食征购原说三年不变，结果一年一变，一年几变，甚至三天就变了。——《内部参考》，1962年3月9日
　　[78]据陈广生介绍，江永的男子，有结交老庚的习俗。男孩出生不久，父母便在亲戚及社交圈中为他寻觅老庚。老庚即同龄人。（陈广生，第55页）
　　[79]应该是四清工作队。
　　[80]道县事件，文 革期间著名的血腥杀人事件。道县属湖南省零陵地区，1967年全县总人口近40万。据零陵地区“处理文 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材料和《道县志》记载：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全县12个区（镇）中、37个公社、689个大队、5190个生产队中，有11个区（镇）、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共涉及2778户，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 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有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四类份子3576人，四类份子子女4057人。被杀的人中，有未成年人826人，其中最小的仅出生10天；年纪最大的78岁。——章成《湖南道县农村大屠 杀》；《道县志》，第49页，第109页，第156—158页
　　（2008，6，19，10:50）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9 11:33:01
　　58、“四类分子”的悲惨处境（1）

　　在毛 泽 东时代，四 类 分子的处境是非常悲惨的，列举几点如下：。

　　歧视与改造
　　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 类 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有一乡村在土改时制定管制地主有10条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1、扫街铺路；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3、捞甽沟污泥。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5、除劳动割柴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7、走路时、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8、不准提笔乱写。 9、不准亲戚来往；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31在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甚至于出现强迫将地富家的妇女给贫雇农配婚的情况。32
　　给四 类 分子侮辱性标志，是一种常见的歧视，并且由来已久。吉林省乾安县在土改扫荡期间，贫雇中农胸前挂红条，富农挂黄条，地主挂白条，狗腿子挂狗皮条。33大 跃 进时有的地方社员要进行评比，劳动表现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标志佩在胸前，表现一般的则佩“中游”标志。四 类 分子无论表现好坏，一律佩带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标志。34
　　1965年规定对企业中，没有摘掉帽子的四 类 分子，都不得享受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和退休待遇。右 派分子，与一般职工同样享受医疗待遇。但在他们末摘帽以前，不得享受退休待遇。35在农村中，四 类 分子未必能够与别人同工同酬，有的地方规定四 类 分子要他们实做工分中扣出3％工分上缴大队。36
　　1957年，闽东(福安专区)发生一起大冤案，1000多名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干部，一夜之间被戴上“不纯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干部队伍。这批人被开除团籍、党籍，造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之后的第六类即“不纯”分子，只准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不准从事其他职业，连外出打工也不行。有人因卖字、画谋生，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当时因所谓“不务正业”、“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劳动教养的有300余人。37
　　一般情况下，四 类 分子要做公益的无偿劳动，如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指派强制监督扫街，进行劳动改造。381964年农业银行总行规定，信用社发放贷款，应当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信用社对四 类 分子，原则上不予贷款。39北京市对困难救济户中的四 类 分子家属在救济标准上，贯彻了阶级路线。对孤老户，城区一般为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区、镇为6-9元；对“五类分子”家属，城区一般为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区、镇每人为4元-5元。40
　　四 类 分子稍有言谈举止的不慎就可能灾难降临。1976年1月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别人的奚落，加之喝了点酒，就对取笑者说：“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两个”。由此引发出把这位地主子弟吊打逼供，最后发展成为一大冤案。共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反革命成员”1359人，涉及两个省的5个县，仅仅个把月时间，就枪杀、打死、摔死、逼死32人，预谋杀害未遂的18人。
　　1963年9月中央文件中出现了对地主、富农子女歧视性条文。如“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 但是随着文 化 大 革 命到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结束了，四 类 分子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一直到1979年后才摆脱了灾难。
　　保守的估计，在70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多为四 类 分子子女）超过知青总数的10%。有的农村社队，对“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却少记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对“可教子女”长期和普遍的歧视，并且使在乡知青的成分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10%上，以后逐年上升。1979年对贵州省18个县的调查表明，上海插队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19.1%，台江县由原来的27%上升到43% 。延吉县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约占31%。
　　文 革后的落实政策，对运动中自杀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杀”的结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9 18:59:25
　　59、四类分子的悲惨处境（2）

　　驱逐
　　在土改时就有驱逐地主富农，所谓的“扫地出门”的现象，在文 革前在局部地区也有把四 类 分子及其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从边境地区强迫迁移的情况，文 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为全国普遍的行为。 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 ，上海把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造成不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1958年10月，汕头市一批四 类 分子共1789人被迁居于粤北部山区。45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1960年11月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苟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年仍在那里的131户人家中，平均每户死一人。有142户、810多人在那里生活不下去，先后转迁到其他地方。有的过乞讨、流浪生活，有的甚至卖儿卖女。461963年新疆就发生将五类分子和逃苏未遂人员内迁的情况。47
　　文 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 类 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 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48天津市1969年7月统计全市有4.2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1.6万人，随遣家属2.6万人， 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 类 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肉体上的消灭
　　在早期的土地改革过程中，东北、华北和华东（主要是山东）的一些地区均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甚至于是杀死中农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被从肉体上消灭。吉林省乾安县在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中，各种原因致死的348人中地主247人、富农死亡42人。50黑龙江省依兰县土改前有7337户，其中地主富农424户，土改后有8214户，其中地主富农272户。土改前后地主富农减少了152户，相当于土改前的35.85%。为何地主富农户数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笔者没有见到文字资料说明。依兰县在土改中被枪杀、打死和自杀的地方富农多达103人51，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农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就是在1949年后比较温和的土改过程中，也发生过大批四 类 分子死亡的事件。广东省恩平县土改中自杀的有950人，其中地主570人(有全家7口人全部自杀)，富农108人。52
　　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是在文 革当中不少四 类 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遭到屠 杀，这种屠 杀除了发生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如湖南 、广西 、广东 云南 、江西 、陕西 ）之外，甚至发生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市 。根据笔者见到的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统计，被残杀的人数超过万人。在屠 杀的过程中，也有个别面临死亡威胁的四 类 分子铤而走险，反过来杀了其他人，因而激发了更加残酷的杀戮。 有的四 类 分子被残杀后，尸体都不被放过，还要对尸体开批 斗会。
　　湖南道县是文 革中发生最血腥屠 杀的地区之一，在“文 革”期间，道县所在地零陵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在死亡人员中，四 类 分子3576人，占39．33％；四 类 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份者411人，占24．20％。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10天。63杀人的手段极其惨无人道。
　　有的杀人者害怕将来被害者子女会报复，因此在一些屠 杀中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株连，甚至于儿童也不放过。株连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内战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北京市大兴县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对四 类 分子的屠 杀和株连64，其实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在1948年的密云县的镇压反革命中，也发生过把地主富农全家被杀死的事情。 　　
　　（摘编自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 类 分子阶层初步研究 》）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0 06:10:33
　　60、“四类分子”是替罪羊
　　在没有法制的时代，寻找一些替罪羊，通过惩罚他们来起到震摄广大民众服从，是一种行之有效管制方法，四 类 分子就是最好的替罪羊。1979年四 类 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 这表明了四 类 分子的一个功能是被农村干部作为杀鸡吓猴的那只鸡，这与本文开头笔者在农村插队所见的批 斗老地主是一致的。笔者称这种现象为替罪羊效用。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四 类 分子往往首当其冲，能够幸免的不多。安徽省凤阳县1957-1958年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89%的四 类 分子受到打击，16%的四 类 分子被逮捕。 同一个县，1964年四清运动中，39%的四 类 分子被认为有各种破坏活动的四 类 分子，各地报批 斗争的占全县四 类 分子总数的5.1%，经县委审查批准斗争的占全县四 类 分子总数的2.9%。 　　
　　1957年广西忻城县为了对付农民闹退社而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中，共斗争372人，其中四 类 分子353人，占94.89%，112斗争四 类 分子可以起镇住了闹事农民的效果。广西玉林县在1958年将四 类 分子5205人集中起来，建立247个改造队。被集中的四 类 分子大约占全部四 类 分子的半数。 　　
　　一位基层干部认为，地富份子死了，子女接班改造，公社、大队开会时煮饭、取暖的烧柴全靠这些人无偿贡献，老子死了，儿子接班背。反而让地富子女成为生产的主力军，离开这些子女，整个生产就无法运转。114在一些偏远地区，马帮运输的驿道维修驿道主要靠四 类 分子，1979年后因四 类 分子的摘帽，维修无人负责，道路质量越来越差。多次发生摔死摔伤驮马的事故。
　　（摘编自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 类 分子阶层初步研究 》）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0 12:43:09
　　61、引洮工地上的“五类分子”（1）
　　“大跃进”期间，甘肃省委为解决定西、平凉、天水等地区干旱少雨、苦瘠异常的生存问题而仓促上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是为引洮工程。1958年6月开工之初，该工程即被定位为“共产主义的工程，英雄人民的创举”，是甘肃省乃至全国的样板。在工地上劳动的十几万民工中，其中就有不少“四类分子”和右派分子。
　　“大跃进”时期，反右派运动刚刚结束，右派分子正是重点专政对象，因此这一时期事实上常将右派与“四类分子”合在一起称为“五类分子”。
　　替罪羊：工地上的普通“五类分子”等之“改造”

　　相较于规模庞大的总人数，各工区“五类分子”等并不多。据1958年8月统计，八个工区“有历史特务13、土匪2、反动党团骨干20、反动会道门道首234、一般反革命分子263、现行反革命分子3、地主825，富农526，坏分子151，右派分子58，刑满释放犯60，未分类者801（其中包括一部分伪军、政、宪），共计2，962名，占民工总数的2.65％。”33可见除了“五类分子”之外，其他如反动会道门道徒、伪保长、历史特务、土匪等在中共看来历史不清的人，也在统计之列，都是不为中共所信任的阶层。表3具体地列出了各工区的“五类分子”等成员统计情况。由于统计时间并不一致，“五类分子”的统计结果也不一样。

　　总的来看，“五类分子”占民工总数的比例基本上在4％左右。各个时期民工总人数不同，“五类分子”的人数也有起伏。如1959年7月上级对民工进行了第一次精减，其中也减去了不少“五类分子”，陇西工区精减后实有民工8520人，“其中五类分子119名”，后者占前者的1.4％。34

　　“五类分子”等在工地上的活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活动，即与普通民工基本无异的劳动，劳动性质虽然区别不大，但日常歧视无时不在；第二类是集中“改造”与公开评审，时间大致为一周到几周不等，以各工区的大队为单位将“五类分子”集中起来“改造”，并在普通民工面前公开评审。

　　一般来说，“五类分子”等既被当作敌对势力，在共产主义的引洮工程建设工地上自然要防止其破坏，于是各个工区根据“以中队为单位建立治保会，以小队建立小组”的要求，设立了相应的治保组织。治保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监督、改造“五类分子”，处理工地上一般的偷盗、打闹等案件。治保成员一般都为上级所信任，最好有党团员身份，主任则一般由党支部书记兼任。如武山工区共有8个大队，“共有治保人员4785（应为4875——引者注）名（党员2680名，团员1092名，积极分子1103名）。”35在大约两万人的民工总人数中产生将近五千人的治安员，其比例之高足见对“五类分子”及其他异己势力监督之严。

　　每个工区都有相应的重点工程，由于“五类分子”本身不被信任，因此不会被安排在这些重点工程或领导职位上。如古城水库是引洮工程的龙头项目，施工任务由陇西工区承担。施工中，工区党委要求保卫部门“要分期的确定重点深入工地，同时应和工程技术人员密切联系，作出古城水库的保卫计划和各项重点工程的保卫计划，及时的把五类分子从要害施工地点清除，并建立检查员，负责检查材料质量，施工质量。”36对“五类分子”如此的戒备和管制，在其他工区也随处可见，政治上的不信任使他们在施工中也被边缘化。而个别“五类分子”因有特殊技术，不得不被安排参与工程建设技术方面的施工，一般“对参与施工的一部分五类分子采用了红夹黑的办法进行控制，监督劳动，并召开了会议，进行了思想教育”。37还有诸如通渭工区所言的对特殊需要的“五类分子”要“布置秘密力量严加控制使用”38等。

　　在“政治上分清界限，经济上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五类分子”的经济待遇与普通民工差别不大。但在“劳动改造”的名义下，往往被分派劳动强度更大的工作。至于小商店、伙食、采购、编织、缝纫这类轻劳动且有利可图的活，则更鲜见他们的身影。

　　相反，当工地上有不利于工程建设的“右倾”言论流传或者煽动民工逃跑的谣言四起时，最先找责任的是“五类分子”。工地上条件艰苦，民工们有时因各种原因逃跑。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五类分子”在工地上更为谨小慎微，历次政治运动不免被批判的惯性使得他们不到逼不得已绝不会铤而走险。一位成分为地主的老汉说：“成分大的人哪里还敢跑哩！你不老老实实干活，你还想干啥呢！抓回去还不斗死了！不敢跑。也有胆大的，成分好的，实在放心不下家里，跑回去的，但是是少数，特别少。”39据1958年6月统计，陇西、定西工区逃跑的四百多人中没有一个地富，40陇西工区有434名“五类分子”，其中1958年年度只有3人逃跑，41都印证了上述口述材料。不过这种状况在上级眼里，却被认为是“有些地主、富农自己不敢跑，煽动别人跑”，也从阶级成分上找原因。或者将“五类分子”“煽动”他人逃跑的行为放大，如陇西工区在开工之初口粮紧张，反革命分子王某的一句话“现在该明跑的了，还暗跑啥哩”，很难想像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就能够起到煽动民工逃跑的作用，但他是“反革命分子”，自然更易被冠之以煽动民工逃跑的罪名，结果遭到逮捕法办。42

　　即便有的错误行为最终落实到个人，并不是“五类分子”所为，当局也会寻找历史根据，大多会被冠之以名目各式的“坏分子”名号，认为其是混进人民队伍的阶级敌人。武山工区一中队长刘某被上级查出有煽动民工逃跑的罪名，他说“去新疆不要钱，不要粮食关系也行，一月六、七十元的工资比引洮好的多。”于是，他原本的贫农阶级成分和中队长的干部身份不重要了，查来查去他曾是土匪，于是被认作是“混进我职工内部骗取中队长之职的土匪借机拉拢组织民工不安心引洮去新疆当工人”。43总之还是要将其与“五类分子”挂上钩。

　　根正苗红的干部出问题也同样如此。干部们出现一些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同样被认为是“领导核心不纯、被坏分子把持领导权”。如秦安工区“二大队八中队支部领导核心不纯，支部的绝对领导没有树立起来，党的决议、指示，不能很好的贯彻到群众中去，形成民工思想混乱，不断逃跑；工效出勤节节下降。”44出现问题就拿“五类分子”是问，或将责任人冠之以“五类分子”名号，成为那个年代的特殊逻辑。

　　工地上对“五类分子”的歧视，不仅仅表现在上述只要工地出问题就从“出身”及“成分”上找原因方面，还有一些日常行为的歧视。如有的大队将“五类分子”集中起来，名曰“学好队”，或建立“功过事记簿”，或为他们专门划归更苦更累的劳动任务，甚至有时来往劳动场所用枪跟着；45还有些干部对“五类分子”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直接控制，如陇西工区“一大队治安员王同志亲自对反革命分子张某进行控制，张不睡他不睡，张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46这种带有强烈歧视的做法，将“五类分子”在家乡所受的身心创伤延续至工地上，同样被看作异类分子，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上级的改造和群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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